竞争优势无处不在，摁下葫芦起了瓢
美国支持继续对中国的非冷冻浓缩苹果汁征收反倾销税http://www.easipass.com 09/15 09:30 亿通网
美国苹果联合会透露，2005年9月8日，美国商务部对原产于中国的非冷冻浓缩苹果汁的反倾销快速日落复审得出结论。美国商务部认为，如果不对原产于中国的浓缩苹果汁的反倾销税进行调整，中国的浓缩苹果汁出口商将会继续以不公平的价格在美国市场上出售其产品。
美国苹果联合会指出，尽管美国商务部的最终裁定还没有作为正式的文件颁布，但是美国商务部的决定仍然受到了美国的苹果种植者的欢迎，因为美国的苹果种植者正在面临来自中国同类产品的低廉的价格的冲击和日益加剧的竞争。
自2001年11月，美国有6家浓缩苹果汁公司已经退出了该产品的市场竞争，仅有2家浓缩苹果汁生产企业仍然存在。目前，两家企业的涉案产品产量占美国同类产品总产量的90%。此次对原产于中国的非冷冻浓缩苹果汁继续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对于美国的苹果产业来说意味着可以继续生存。如果美国国内的浓缩苹果汁的生产者由于受到原产于中国的同类产品倾销的影响，逐渐退出竞争市场，那么，美国国内的苹果种植者也将会因为失去下游用户而无法继续维持种植和生产。据美国苹果联合会统计，美国几乎所有生产浓缩苹果汁所需要的新鲜的苹果都是由美国国内的苹果种植者提供的，其中约有50%的产量来自华盛顿，苹果是华盛顿最大的农作物，2003年产值达11.6亿美元。
据美国苹果联合会的统计，1999～2004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非冷冻浓缩苹果汁从2400万美元增至1.55亿美元。目前，中国被评估的55家食品工厂中约有35家企业生产浓缩产品。中国的非冷冻浓缩苹果汁的产能日益增长，但是，由于中国国内对该产品的消费能力仍然很低，可能导致更多的浓缩苹果汁出口到美国市场，从而加剧了中国浓缩苹果汁在美国遭遇反倾销的风险。
目前，美国是继中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苹果生产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苹果产量大幅度增长，并超过美国。1999年7月6日，应美国国内苹果生产者的请求，美国商务部对原产于中国的非冷冻浓缩苹果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2000年4月3日，美国商务部对原产于中国的非冷冻浓缩苹果汁作出终裁，对所有中国公司征收0～51.74%的反倾销税。涉案产品海关编码为35121400。
2005年，对原产于中国的非冷冻浓缩苹果汁的反倾销措施已经到期。应美国苹果联合会的申请，2005年5月2日，美国商务部对原产于中国的非冷冻浓缩苹果汁进行反倾销日落复审。2005年8月5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非冷冻浓缩苹果汁进行反倾销快速日落复审。
据悉，其他国家也对原产于中国的非冷冻浓缩苹果汁征收反倾销税。欧盟的征税幅度为25.5%，加拿大为8.5%。
通过掠夺富起来的欧美列强，正在经受勤劳的中国人民一轮轮的冲击
输欧7类纺织品配额告罄 第四季度出口量将骤降http://www.easipass.com 09/15 09:30 亿通网
根据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的最新纺织品出口监测报告，截至2005年9月9日，中国输欧10类设限纺织品中的7类已超过清关率，2类纺织品紧临清关率，仅梭织棉布清关率较低，占配额量的42.58%。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9类纺织品超出或紧逼出口清关率，第四季度，中国输欧10类设限纺织品出口数量将骤降。
监测报告显示，中国出口欧盟10类设限纺织品中的毛衫、梭织裤子、女式衬衫、T恤衫、胸衣、连衣裙、亚麻或苎麻纱等7类纺织品在欧盟海关的清关率都已超过100%，其中毛衫、梭织裤子两类清关率分别为198.83%和108.68%。此外，床单93.70%，桌布85.57%也临近清关率，加上在途部分，也紧逼清关。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这意味着在2005年四季度将不再有新的出口配额可用，也必将导致我对欧出口量骤降。输欧设限纺织品即将全面面临清关，将导致一部分企业将产品的生产地向其他国家转移，也将导致更多的转港出口现象，对我国整个出口结构将产生一定程度影响。 新京报
产业转移是美对华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
(作者 杨正位 商务部政研室) 08/10根据原产地规则统计出的逆差，无法反映国际投资改变国际贸易流向的现实
根据现有的原产地规则统计方法，美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从1993年起美方首次出现逆差，且逆差额由当年的63亿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803亿美元。同期美方统计的逆差由228亿美元增加到1620亿美元，逆差统计的差距也由165亿美元增加到817亿美元。尽管有统计差异，双方的统计都表明美对华逆差额是巨大的。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投资与贸易的联系更加紧密，国际产业转移使公司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迅速增加，产业转移引发贸易逆差转移。因此，分析美对华逆差问题，应从国际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入手。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海外销售和跨国公司子公司出口迅猛增长。近20多年来，国际直接投资增加是此次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世界直接投资存量，从1980年的5600亿美元猛增到2003年的8.2万亿美元,增长了14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3%。由于跨国公司全球化生产经营，海外子公司当地销售增加，远远大于世界出口额。与此同时，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由1982年的34%提高到1999年的58%，2002、2003年虽有所回落，但仍保持在42%左右。
由于跨国公司的海外销售改变了贸易流向，打破了过去的原产地规则的界限，从而也改变了贸易逆差的内涵和经济意义，以国界划分的贸易逆差或顺差不能反映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真实经济与贸易平衡情况。一国即使拥有巨大逆差，也可能拥有巨大利益。
美国跨国公司子公司在海外大量销售，贸易逆差不再是衡量竞争力的合适尺度
美国是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比在1980年曾高达38.5%，后来有所下降，2000年降到21.6%，近年又开始回升，2004年底，美国对外投资存量高达2.3万亿美元。美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断扩张，实行跨国经营的企业占全美企业总数的比重，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20%提高到2000年后的60%以上。与此同时，美国又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最多的国家之一。到2004年，流入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高达1.66万亿美元，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的18.8%，2004年其流入量高达1070亿美元。
由于有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单纯根据原产地规则统计出的美国贸易逆差，不再是衡量美国全球销售和企业竞争力的合适尺度。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贸易逆差出现新特点，与信息化、全球化紧密关联。这一时期信息产业大发展并全球布局，出现所谓的WINTEL生产方式，就是由美国大公司控制高端生产，如微处理器、应用软件和关键网络设备，而把边缘产品按照比较优势分散到劳工成本低的世界各地制造，然后返销美国，由美国大公司加以组装，销往美国本土和世界各地。这种产业链的内部分工和全球布局，注定要使美国进口产品大量增加。许多其他产业，如汽车、运动鞋、玩具等也具有设计营销在美国、加工制造在国外的类似特点。全球化还使美国大公司把触角伸展到世界各地，但其子公司的生产并没有计算在美国的出口之内。据统计，1998年美国子公司在国外的生产高达2.4万亿美元，而在美国本土，企业的出口只有9330亿美元，不足国外子公司销售额的40%。从跨国公司角度看，由产业内和产品内国际分工而产生的贸易逆差能够发挥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不仅可以提高公司的盈利率，也使东道国受益，是一种双赢。所以一些美国学者也承认，在全球化时代，贸易逆差已不再是一个衡量美国全球销售额和企业竞争力的合适尺度。
剔除公司内贸易或跨国公司关联贸易，美国逆差将大大缩小
在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越来越重要。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估计，目前公司内贸易大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1/3；根据OECD统计，其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有近一半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美国跨国公司母子公司之间的产品转移占了美国总进出口额的1/3以上。从理论上讲，产品周期理论的最后阶段，跨国经营形成大量的公司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在原产地规则统计体系中容易造成贸易逆差。按照传统的原产地统计，一国的外贸顺差可能来自外国子公司对本国的大量出口，外贸逆差可能来自海外子公司的返销。可见，美国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和产品内分工，一方面赚取大量利润流回美国，增加了国民财富，因为美国对外投资或把产品放到发展中国家加工，然后返销到美国，加工国只收取了一些微薄的加工费，而美国的批发商和零售商则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另一方面，子公司的返销形成逆差，让东道国“背黑锅”。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加工装配贸易，一旦出口到美国，也被统计为美方进口。显然，原产地规则计算的贸易逆差已无法真实反映美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无法准确衡量其利益得失。
美国的逆差对象从东亚其他地区转到中国，正是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
美国是个逆差大国，过去20～30年与东亚的贸易逆差总额基本没有改变过。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对亚洲其他国家的逆差转变为对中国的逆差，这主要是由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加速战略调整，加大对中国的投资。中国外资企业绝大部分进口来自亚洲地区，然后出口到欧美。这样，就出现了美国对“四小龙”等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逆差比重下降，而对中国逆差比重上升的现象。1997～2004年美国从东亚的进口总量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从36.9%下降到34.2%左右，且2000～2004年十分稳定，维持在34%的水平。同期，从中国进口的份额由7.2%提高到13.4%，增加了6.2个百分点，“四小龙”、“五小虎”的份额下降了3.7个百分点，日本的份额下降了5.1个百分点。
从中国自身来看，正好出现了对东亚逆差增加和对美国顺差增加的局面。2004年与1997年相比，中国对东亚的日本、韩国、东盟和中国台湾地区的逆差从163.2亿美元增加到1266亿美元，增长了6.8倍；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的顺差从164.9亿美元增加到802.7亿美元，增长了3.9倍。如果把欧盟也考虑在内，中国对欧美的顺差增加了962亿美元，比中国对东亚的逆差增加额只少140亿美元。这充分体现了美国对东亚国家的逆差转化成为对中国的逆差。
扣除中国的加工贸易或外资企业影响，美方逆差很小
当今世界，跨国公司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主导力量。外资企业或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中的比重高达55%左右，超过了一半，在中美贸易中也占很大比重，其中不少是美资企业的出口或为美国企业贴牌的加工贸易出口。正如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所言，“10多年来造成中国出口显著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西方跨国公司有意采取的外购战略。”1994～2004年，中国出口额增长了3.9倍，但其中65%都是外资企业贡献的。特别是在出口增长快的机电产品、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外资企业比重很高。2004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外资企业占87.3%，出口增量中占97%。
同时，中方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加工贸易，2003、2004年加工贸易顺差分别达790亿和1063亿美元，是全部顺差总额的3倍以上。出口也主要来自外资企业，中国并不掌握核心技术和营销渠道，通过贸易获得的实际利益有限。尤其是在一些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往往是日本制造最核心的技术，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负责加工包装，最后把用人工最多的一道程序在中国完成，然后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出口美国。
中美双边的贸易也是如此，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扮演了重要角色。2001～2004年，外资企业对美出口的平均增速高达30%，从2001年的299亿美元提高到2004年的823亿美元；占中国对美出口的比重也迅速上升，从55.3%提高到65.8%。与此同时，外资企业的顺差从183亿美元提高到589亿美元，占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比重从65%提高到73.4%。2004年，加工贸易出口占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的67%，加工贸易高新技术产品占对美总出口的比例更是高达89.7%。加工贸易对美顺差高达727亿美元，占对美总顺差的91%。
而且，这些对美国的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美国跨国公司子公司的贸易。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美国是中国第二大投资来源地，累计设立美资企业4.5万个(约2万多个仍在运营)，美国实际对中国投资480亿美元，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8.5%,成为仅次于香港的中国第二大外资来源地。由于在中国的美资企业返销美国总体上比一般外资企业对美国出口更多，以美资企业返销占中国外资企业出口8.5%以上计算，估计2004年在华美资企业对美的出口在100亿美元左右。
美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现大量逆差，充分反映了产品内贸易的特点，是新型的国际垂直分工
国际产业转移也改变了各国贸易结构，这在高技术产品贸易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世界上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高、顺差大的国家，往往不是技术实力强的国家。美国技术水平世界第一，但高技术产品出口却转为逆差。2001年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还有44亿美元顺差，由于产业转移及技术出口管制等影响，2002年出现166亿美元的逆差，2003、2004年其逆差又分别扩大到268亿美元和369亿美元。中国技术水平不高，2004年却首次出现高技术产品顺差41亿美元，预计顺差额还会继续扩大。
从两国贸易的产品结构来看，中国的高技术产品也跃升为主要出口品种，并出现大量顺差，这反映出当前国际分工中产品内分工的现实。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9年美国从中国进口最多的五种商品依次是：玩具、游戏和运动器械、鞋类、通讯设备、计算机和自动数据处理机；美国对中国出口最多的依次是航天和航空设备、肥料、通讯设备、计算机和计算机设备、半导体类。可见，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前两类产品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而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前两类产品都是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到2004年，进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从中国进口最多的五种商品依次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婴儿推车、玩具和运动器械，电信设备及部件，鞋类，家具及室内用品；美国对中国出口最多的依次是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大豆及油类作物、航天和航空设备、棉花及织物、计量检测器具。可见，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大豆、棉花等土地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增加，从中国进口的高科技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和电信设备增加。2004年美国对中国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电信设备、电力机械的逆差分别达23亿、112亿和22亿美元，而这些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核心技术却不在中国。美方的数据显示，2003年美国科技及服务业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200亿美元；中国的数据还显示，2004年中国对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达402亿美元，占对美出口产品的1/3，美国逆差高达256亿美元，占美对华总逆差的1/3。
中国海关的统计也显示，中国在对美高技术产品贸易上有大量顺差。2004年中国对美高新技术产品顺差达256亿美元，而中国高新技术产品总顺差才41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对世界其余地区的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是逆差215亿美元。分商品品种看，2004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前五名产品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服装及衣着附件、鞋类、家具及其零件、手持或车载无线电话机，这五类产品占中国出口总额的33.5%；2004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前五名产品是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大豆、计量检测分析自控仪器及器具、飞机、棉花，这五类产品占中国进口总额的28.8%。其中，中国对美国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零件的顺差就达213亿美元。
中国对美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上升，并出现对美高技术产品顺差，表明中美贸易结构的互补性的内涵已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地位不断削弱，而高新技术产品对美出口迅速上升，并将占据主导地位，中美贸易正在从传统的产业间贸易转向产品内贸易。
可见，两国产品内贸易是优势互补的分工合作，即使在高技术领域，中国出口日益上升且出现大量顺差，但中美之间根本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的竞争关系，而是优势互补的关系，是双赢而不是零和。这种互补性在相当长时间内还将继续存在，决定了两国逆差的长期性。
四点结论
国际产业转移成为美对华逆差的决定性因素。现有的以原产地规则为主的统计方法，无法反映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现实。如果改变统计方法，将跨国公司的海外净销售和出口予以扣除，美国的逆差就可能大大缩小或出现贸易顺差：扣除美国跨国公司在华销售，美对华逆差将降到只有60亿美元左右(中方统计)；扣除跨国公司关联贸易，美国的贸易逆差将下降2/3，对华逆差将下降30%；扣除中国的加工贸易或外资企业的顺差，中国对美国顺差将分别减少91%、73%。美对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逆差转为对华逆差、对华高技术产品逆差，都是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
美国在拥有巨额逆差的同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经济活动的本身是为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逆差只是经济活动的表象，它并没有给美国带来根本危害，无论是美国的进口、出口还是对外投资，美国都获得了巨大利益，否则，美国早就断然采取措施减少其6000多亿美元的逆差了。美国在中国投资也获得了巨大利益，据中国美国商会2003年调查，75%的企业认为在华盈利极佳或有盈利，71%的企业认为其在华利润率高于全球平均利润率或与之持平。
美国逆差的大小不是其经济是否健康的标志。不少学者根据国际对比分析得出结论，逆差与顺差并不是衡量经济健康的标志。20世纪90年代，美国累计大量逆差，却维持了10年繁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年均顺差上千亿美元，但其经济长期不振，年均增长速度不到1%，其中有几年经济还是下滑的。尽管美国对华逆差，但质优价廉的中国产品降低了美国物价，使其较长时期保持较低通胀率，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美元是储备货币，可以说不存在外汇储备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饱受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外汇储备不足之苦，如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都与外汇储备不足相关。但美国可以直接发行货币作国际支付，弥补贸易赤字。显然，如果不是拥有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支撑连续30多年的逆差。
美国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互补性决定了美对华逆差将是一个长期问题。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中美经贸互补、互惠的特点更加明显。中美经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已成为现实。在考虑中美经贸关系时，任何时候也不可能离开这样一个基本视角：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互补性是两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石，中美很可能在新世纪里互为最大经贸伙伴之一。今后，两国参与全球化和产品内分工的程度会继续加深，美国贸易逆差和中国顺差的扩大有可能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精彩!
Originally posted by 股市潜规则 at 2005-9-14 22:18“30年河东30年河西”确实不错，这个周期大约就是制造业转移所需要的时间，现在刚刚转移到我们这里，所以不怕。
刚刚解决了温饱不久的中国人，对于部分达到小康的中国人来说生活中还充满了巨大的压力，对于 ...
精彩!
2005年9月全球资本市场月报 A股市场，资金还是业绩？-中信证券-0915
...[ Last edited by queenie000039 on 2005-9-15 at 19:15 ] 深圳港大铲湾港区一期工程正式开工
9月13日，总投资约71亿元的深圳港大铲湾港区装箱码头一期工程举行隆重开工礼，意味著深圳为解决港口货物量剧增的压力迈出实质一步，同时也标志著深圳市港口物流产业可持续发展重点工程迈出第一步。
深圳市副市长张思平、副秘书长陈玉堂，相关市局和宝安区政府的主要领导和香港九龙仓中国有限公司主席李唯仁及深圳大铲湾现代港口发展有限公司筹建处领导等共计约150人出席奠基礼。
深圳市将建设大铲湾港区装箱码头视作缓解深圳港集装箱泊位吞吐能力不足、保证港口物流产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工程。大铲湾港区集装箱码头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西部，整个工程包括4期工程，将建集装箱深水泊位15个、内河集装箱泊位5个。建成后将扩大深圳集装箱码头的版图，新增集装箱处理能力1000万标箱，不啻为深圳港“扩容”的大动作。
据介绍，大铲湾港区集装箱码头一期工程由深圳市大铲湾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香港现代货箱码头属下现代大铲湾投资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深圳大铲湾现代港口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和经营。双方合资建设经营期限为50年。一期工程码头陆域总面积约112万平方米，码头岸线长1830米，纵深600米，将建3个10万吨级和2个7万吨级集装箱泊位，设计年吞吐能力250万标准箱。 距莞城车程45分钟 公交专线直达各镇 城区建立值机柜台
——让深圳机场成为东莞的城市机场
[本报讯]（深圳商报记者 鲁军 陈妹 通讯员 郑伟）“我们希望能加强与东莞的全面合作，把深圳机场建成东莞的城市机场。”昨天，深圳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进军率领该集团及下属公司高层领导访问东莞时这样表示。深圳机场的高层领导向东莞推介了深圳机场服务，并表达了加强合作的愿望。东莞市长刘志庚表示，将积极支持深圳机场在东莞建立航空服务平台。
据悉，把深圳机场建设成东莞的城市机场是此次深圳机场东莞服务平台的主要内容。具体措施包括建立深圳机场至东莞的完善公共交通运输网络，在目前已有两条专线基础上，开通深圳机场直达东莞各镇的专线；建立东莞各大产业园与深圳机场物流园的高效联动，将深圳机场的航空客、货服务延伸至东莞地区；在东莞城区内建立城市值机柜台等。
据介绍，深圳机场毗邻东莞，距东莞城区仅55公里，车程45分钟。长期以来，深圳机场一直是东莞旅客出行和货主、货运代理人办理货物运输的一个重要途径，2004年，有超过170万东莞旅客使用深圳机场，占深圳机场客运总量的12%，是除深圳本地旅客之外，旅客数量最多的一个地区。深圳机场表示，将在不断完善硬件设施的同时，不断提升其管理与服务水平，努力打造有效支撑东莞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高级化、人性化、市场化的地区航空服务平台。
刘志庚表示，东莞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城市航空运输需求，同时，航空运输业对东莞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东莞将全力配合深圳机场在东莞开展客货运输服务，搞好协调与服务工作，并把这项合作当作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举措来抓，以达到强强联合、双赢发展的局面。
格林柯尔悲剧背后的内外部治理(转贴)
格林柯尔、德隆等企业的结局，是他们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缺憾。顾雏军可分为两个阶段来看，一是，收购科龙等上市公司股份是否合法，是否存在侵吞国有资产，二是，在收购后的经营过程中是否违法。格林柯尔系从收购科龙开始就充满了争议，其问题也有两方面，一是否导致国资流失，二是，是否具有收购和整合能力。
顾雏军已被采取刑事措施，顾雏军的功过自有历史去评说，在顾雏军、唐万新产业整合的血泊背后，我们怎样才能不步其后尘？他们的悲剧是缘于法律缺位还是法律失灵？是他们胆大妄为还是监管不到位？当我们从个人的角度去考察他们作为企业领袖的时候，他们的勤奋、俭朴、敬业精神不都是我们民族一直在提倡并引以自豪的吗？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人民的对立面的？是什么把他们推到这一步的？
国退民进与国资流失
国退民进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有人将其原因归结为法律缺位。其实在任何代理行为中都存在委托管理资产流失的可能，国有资产存在，非公企业资产也存在。要防止资产流失就必须要完善公司治理，要从法治层面加强对市场和国有资产的监管。除了法治问题以外，国资流失与国资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和廉政也密切相关。如果国有企业是企业，并且进入市场参与交易，应当使用统一规则。国有资产的管理规则只适用于管理国有企业而不适用于其他企业。不能国企和民企之间存在交易便说国有资产流失。交易中如果不存在违法或者恶意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交易就是有效的，交易有效而存在交易价格的高低是委托人选择的代理人能力的表现。代理人不尽代理职责和资产流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顾雏军今日今时的失败，与顾收购之初的行为和对企业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整合和提升无关。有人基于上市公司信息真实的前置判断，对格林柯尔入主科龙后给科龙带来的客观变化作出积极的评价，并不因为顾雏军的个人犯罪行为而被否定。顾涉嫌的罪名，在资本市场并非个案，而是市场公开的秘密。顾入狱既不代表顾过去对科龙和社会的贡献就因此带上了颜色，更不代表国企改革的是非对错。就如某人连续多年被评为市级劳模后发现，他在校和在工作期间均犯有盗窃行为而被判入狱，我们不能因此而指责、更不应当迁怒于曾经为他评奖的各级机构。
太后眼里长不大的儿皇帝：中国企业
顾雏军被依照法律程序采取了强制措施，由于企业的外部性以及涉及到就业问题，地方政府旋即操刀重组格林柯尔系收购的企业，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顾雏军被依照法律程序免去了董事长之职。维护社会公众利益，成了地方政府出手的虽无法律依据却言之凿凿的理由。
企业在地方政府的面前似乎是太后眼里永远长不大的儿皇帝。企业上市、并购重组、企业战略的确定、企业正常的经营，始终有政府的影子在闪现。企业出现危机，政府更是出手更换儿皇帝，不论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只要这个企业在我的治下，只要这个江山是我交给你的。企业、市场、政府，对此似乎都已习以为常。更是直接召集上市公司董事会，对拟不参会的董事更是扬言如不出席，后果自负。
格林柯尔系不仅是顾雏军的也是社会的，廉洁高效的政府自当为社会公众和企业服务，而不必在乎是什么所有制性质。当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利益难分难舍的时候，地方政府用什么样的原则处理这种利益冲突是关键。我们曾经推崇不找市长找市场之后，市场不灵就自然成了市长管市场的理由。政府当然应当管市场，尤其是转型时期的市场。但问题是政府什么时候该管市场，管什么、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
在市场经济里，政府干预经济的唯一理由是市场失灵，但是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应当是制度层面的、宏观的，而不是介入微观的个案操作；市场中成功失败的案例都属正常，一个个案的问题并不能显示出市场失灵。德隆、健力宝、到格林柯尔，政府的介入越来越具体。在法律工具论理论的支持下，地方政府打着法治的旗号，法律和法律的执行机构变成了地方政府的工具，可以按地方政府的意志随时出击。顺德政府这只闲不住的手，或许受健力宝事件的启发，转而变成了一只看不见但却能感觉得到的手。
然而，格林柯尔对科龙等上市公司的股权，在没有被法律程序撤销前，其所有权属于格林柯尔，顾雏军是不是有罪要等待法院最后的裁决，即便是裁决其罪名成立，其财产权以及依附于财产权的处置、表决等权力非经法律程序的剥夺，任何人不得侵犯。如果以公众利益的名义可以随意侵犯企业和公民的财产权利，我们的社会除了人人可危以外还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还能奢谈改进投资环境吗？
地方政府用越界行为干预企业的越界行为，无疑是对法治的破坏，是对政府信用的破坏。如果政府对私人财产的权利尊重可以缘于一个主观判断标准，可以源于公众利益的借口而不尊重法律，那么我们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在那里？突破制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视制度为无物。政府这种突破法律寻求个案公平的做法，只会导致法律权威性的丧失，导致更多的人利用法律失灵而突破制度。
法律缺位、法律缺漏抑或法律失灵
在格林柯尔系的讨论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现行法律的缺位。缺位似乎是时下流行的词语，任何社会问题的原因都可以归咎于此。地方政府介入格林柯尔系的一个主要理由也是法律缺位。既然法律缺位时不时地成为我们寻找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政府出手干预重组的理由之一，所以不得不从法律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
笔者从事法律实践工作已有数年，亲历了中国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国法制实质性的建设和改革基本同步，成文法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特性，决定了法治的需求与现实的滞后之间的矛盾关系。法律已经从早期少部分法学家的呐喊终于在今天走进了市场、政府文件、企业的经营活动，尤为重要的是，更多的地方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媒体，在分析和处理问题时强调法律的价值和作用。于是我们能够在形形色色的经济问题中看到，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的更多的力量，经济学家群体和官员群体、媒体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法治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既然法治于社会和市场所凸现的作用，一如各个群体所表达的那样的话，为什么非社会正义和公平问题又那么泛滥呢？当把市场里出现的大大小小，不公平或者不符合社会正义的问题不假思索地归结为法律缺位的时候，是否应当冷静地反思一下，在那些具体的环节上法律缺位？国退民进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法律在具体的那个问题上是缺位的？因为法律的缺位政府就可以像太后那般始终垂帘听政甚而出手吗？
法律缺位是指法律地位、监管、法律保护系统缺失。有法律而滞后或者不完善是法律缺漏。中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基本确立并日臻完善，所以在所有的领域都不存在法律缺位的问题，但是不同程度存在法律缺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系统性问题。但是现有的法律，不缺发现问题和调查问题以及处理问题的程序和依据，而是缺乏依法办事的社会文化和政府带头真心遵守法律的内部和外部约束机制。德隆、格林柯尔和倒下的民营或者国有企业领袖以及腐败官员，哪一个不是依法查处的呢？如果法律是缺位的，那么对他们的查处岂不是没有了依据？被推崇的审计风暴，是依照法律程序进行的，是社会和法律赋予审计署的职责，是审计署早就应当并且持续进行的日常工作，当给予这种审计风暴及其成果至高无上的社会荣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问问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呢？令我们悲痛的是，如果没有了各种各样的运动式的执法又将会如何？如果所有的具有监管职能的机构都能认真地履行职责，而不是心血来潮的搞风暴，守法者将不会因为多支付了守法成本而感到不公，违法者对于自己的行为也就不会侥幸。
渐进式改革的特性，法律缺漏甚至缺位在所难免，但是，当前市场最大的问题不是法律缺漏，而是法律失灵。法律失灵就是有法律，但是法律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和执行。交通规则没有规定行人闯红灯应当受到什么处罚是法律缺漏，不是缺位。闯红灯而警察熟视无睹或者放纵违规者，是法律失灵，不是法律缺位。道路交通安全法是法律，法律授权行政部门或者地方政府发布实施办法或者细则，办法和细则都构成法律而应当被遵守。当前市场突出的法治问题，是法律失灵的问题，表现为监管错位、监管不到位、执法不作为、违法不究、弱化司法救济。
法律缺漏既可以通过立法机构补漏，也可以通过司法解释补漏。法律缺位的滥用混淆了法律缺漏与缺位之间的区别。这种混淆误导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和重点，是我们把所有法律缺漏问题当成缺位问题，并归结和期待立法机构来完善的罪魁祸首。如果辨清问题在缺漏，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多的通过司法解释来及时补漏呢？
德隆、格林柯尔之所以演变到最后的严重局面，是由于法律失灵所导致，而不是法律缺位导致的。在这两个个案中都有一个事实，就是监管部门事先既不是不知情，也不是没有能力监管，而是监管不到位。从其历史上看，或者调查后被企业的公关协调能力所左右，或者视而不见。似乎是不等毒瘤长熟就不能动，动不了。处理个案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办理，如果确实没有成文法的规定，政府推动最高司法机构违法搞“三不”的智慧和精力，是不是可以用在通过司法解释补漏上呢？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救济程序，为何就被置于可有可无的位置，甚至在被要求救济时选择了所谓的行政前置程序？
有报道称，顾如果补上最后的款项就可免牢狱之灾、顾氏主要是没有和政府、银行协调好关系，这样的判断令人不禁要问，我们社会的商业伦理和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呢？法治的未来，能给我们什么样的期待？显然，在社会公关协调能力和随意性执法的双重挤压下，法律已经被曲解为可以肆意滥用的工具，法律在社会深度层面上根深蒂固的打上了法律工具论的痕迹。执法的不作为、司法弱化也就成了自然的产物。这些是不是助长狂妄自信的扩张者视法律为无物，甚至纵容个别企业领袖偏离法律轨迹狂奔，并最终被自己参与玩弄的法律掩埋的必然结局？
公司的外部治理
顾雏军被捕了，格林科尔系就开始分崩解析，唐万里“进去”了，德隆系轰然坍塌，导致这种局面出现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家长（族）式管理文化下，公司没有完成必要的内部治理结构。公司的核心资产和管理都掌控在企业领袖以及虽然能力有限但可信赖的内部人手里，当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企业便失去支撑。这也是民企和国企宿命的差异所在吧。
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乃至消费的混淆，使得众多的企业领袖忽略了侵占挪用资金的法律后果，当上市公司近千亿资金被侵占挪用而无人查处的局面在持续的时候，企业领袖们被法不责众的原则蒙骗，殊不知最终被查处的企业哪一个又不是栽在被忽视的法律规则上呢？
但是，上市公司增强了公司内部治理，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之后，挪用上市公司资金依然频繁发生、违规的关联交易仍然屡禁不止，信息披露虚假不断涌现时，显然，需要检视的已经不仅仅是公司内部治理问题了。
公司治理不仅包括内部治理，还包括外部治理。外部治理的关键是监管的有效性和法治的完善。法治完善的要义之一是，在立法时法律所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有平等的参与权利，法律得到公平的有效的执行。
如果有法而不依，有责任进行监管的机关不尽监管职责，我们所建立的任何公司治理和监管制度，我们所提倡的任何企业的社会责任都可能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保障。当利益成了市场发展最主要的驱动力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理由指责市场里的任何主体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市场主体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而与制度博弈属于正常现象，而法律制度就是为了约束和防范这种尝试突破制度的行为而设置的。当过程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这种对法律制度的突破将变本加厉。换而言之，外部治理如果不解决好，仅仅依赖于企业内部的治理无法完成中国公司治理的再造。如果将问题停留在仅仅解决谁是监管者，监管谁，却没有解决监管者怎么监管，谁来监管监管者的问题，不建立完善的监管者问责机制，公司治理只能成为奢谈。有观点认为，最大的问题是要增加违法成本，可是再大的违法成本增加而不查处，规定的修改有何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增加执法和司法的投入是不是比增加违法成本，强调法律缺位更重要更迫切？周小川2001年时任证券会主席时，将公司治理作为当年的重点工作推进，其结果如何有目共睹。
不完善公司的外部治理，就无法保证公司内部治理的有效性，要约束和保障公司内外部治理的实现，就必须落实监管的有效性，树立和巩固司法的权威性。只有这样才能为内部治理措施的实施提供保证，为违反治理规则、对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造成损害提供有效的救济措施，最终使公司问题通过监管而得到发现、制止和惩戒。权利被损害人得到良好和适当的救济。而决不是在公司问题积重难返时，通过行政手段在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人之间进行协调、斡旋，甚至直接越过产权人进行资产的处理。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意味着拒绝承认不作为监管的弊处，拒绝公司其他利益相关人通过市场手段摆脱公司困境的自然权利，拒绝权利人通过司法救济权利寻求公平结果的正当诉求。
法律的另一个最明显特征之一就是，给予市场参与主体明确并连贯一致的预期，这种预期是主体能够判断自己行为正确与否的基础。这就必然要求，调节社会的规则、条例、法律和政策能够给予市场判断的条件，并且这些规则、条例、法律和政策的应用公平公正，连贯一致。但是，当我们在法律失灵的机制下，从事经营的时候我们难免被误导，因为市场已经很难区分孰是孰非之间的距离。当市场公开地知悉，上市公司1000亿的资金被大股东违法侵占或挪用并且并不受法律追究的时候，市场对于法律的预期边界被模糊了，对于违规、违法、甚至犯罪之间的界限，市场主体便在这种监管不作为中逐步失去了确定的判断。
因袭皇权文化在制度制定中积淀的制度制定特权，少了对制度执行者不作为甚至违反制度的安排。当制度制定成为执法者的专属权的时候，制度必然缺少了市场主体自觉遵守的社会基础。奢望执行者为自己执行而制定的制度，能够充分考虑对自身的约束，这种安排，由于缺少了对执行者的问责机制，缺少了对执行者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和监督，法律失灵也就成了我们法治最大的问题所在。
“企业的身外事”安排
尽管顾雏军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但是依据现有的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该公司仍然存在合法的继续经营资格和能力，公司的董事会应该能够发挥重组的牵头和组织工作，无论是自己进行还是委托中介进行，或者由行业组织出面，公司重组都是企业的自主市场行为。离开了格林柯尔或者顾雏军的授权，任何处理都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如果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宪法原则被开启先例，那么社会危害不堪设想。
企业在市场的周期变化中遭遇困难在所难免，任何企业都有外部性、社会性，都会涉及就业问题，如果把政府出手干预企业的标准，设定为是否本级政府辖区内影响就业和具有外部性的企业，必然后患无穷。
从德隆到格林柯尔等坍塌的民营企业，反映的另一个共性问题是，民营企业除了企业领袖以外，并没有更高层级的合法或者核心的管理人。所以，当这些民营企业遇到外部冲击的时候，一旦企业领袖遇到危机，企业自然解体或者难以为继。在目前的市场和法治环境渐进的大背景下，企业和企业领袖出现危机不可避免，如果企业领袖对企业的影响处于绝对控制局面，或者企业实质上是家族或者类家族式管理，企业应当制定一个企业领袖突然失去自由或者不能履行企业领袖职责的财产托管机制，当危机出现时，这个机制能够自动启动财产信托管理程序，这个程序应当足以有权为了最大化委托人的利益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而不至于在危机突然出现时，无人享有代表资格和权利，也不至于无人有权对企业的财产进行处置和安排。
中集：在跨国巨头的竞合中成长
[南方周末]2005年9月15日 记者：黄河
一家25年前还寂寂无名的集装箱企业，从最基础的干货集装箱起步，一步步夺取干货、冷藏、罐式等集装箱领域的世界头号生产商交椅，成为全球集装箱领域的双寡头之一。它的成功秘诀就在于：“与狼共舞”，借力打力，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合作中成长
挽住住友的手
1990年1月，日本住友商社的柳田接到了一个“奇怪”的任务：到中国寻找集装箱生产的合作伙伴。
这一任务之所以显得奇怪，是因为自70年代以来，日本就是全球集装箱制造中心，80年代开始制造基地向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转移后，韩国企业成为日本企业的重要合作伙伴。柳田接到任务的时候，住友商社和当时称霸全球的现代和进道两家韩国集装箱企业还有着紧密的业务往来。
但在密切关注全球制造业转移态势的住友商社高层眼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由于其低廉的人力成本，在集装箱制造领域取代韩国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基于此判断，有中文进修经历的柳田开始了在中国选择新伙伴的公务之旅。
经过几个月的奔波与寻找后，柳田对当时全属国企的中国集装箱制造商深感失望，怀着沮丧的心情得出“中国没有可以信赖的、合适的候补企业”的结论，准备结束调查。
就在这时，他听说深圳有家小型集装箱制造商，出于尽职的想法，柳田于1990年7月“不抱任何希望”地访问了当时在业界还是“无名小卒”的CIMC。
也许有了鲜明对比，有着国际市场经历的总经理麦伯良从一开始就紧紧地吸引住了柳田。
回国后柳田迅速提交出差报告，报告大意是终于找到深圳CIMC作为最佳候补者，CIMC虽然规模小、设备不足，但考虑到人才充足和公司高层的本性，可以建立信赖关系。
同样是在90年代初，刚刚担任总经理不久的麦伯良也开始研究国际集装箱产业转移的趋势，并得出了与住友商社同样的结论。与此同时，这位视野开阔的中集“少帅”也意识到了当时中国企业在集装箱制造领域内存在着两条可能的发展路径：一是成为外资企业的“中国工厂”，获取加工利润；另一条则是通过企业的独立发展，争夺未来世界市场的行业主导权。
与赚取稳定利润的第一条道路相比，第二条路不仅面临着诸多创业初期共同的难题，而且必须面对当时已经在中国国内“攻城略地”韩国企业直接挑战。对于当时尚显弱小的中集集团而言，能否跟已经久踞世界霸主之位的韩国企业对决，包括公司内部也心存疑虑。
而对于已经下定决心走独立发展之路的麦伯良来说，住友的到来无疑意味着一个强大盟友的出现：日本企业虽然已经逐渐退出集装箱制造领域，但其强大的技术力量和资本规模依然是一支不可忽略的竞争力量，更加重要的是，作为国际市场质量“标杆”的日本市场本身，就是树立企业品牌最好的“战场”。
在住友商社的帮助下，中集集团迅速拿到了日本的第一宗订单，并引起了业界瞩目。与此同时，与韩国企业在中国内地的“对决”也正式展开。
1992年底，中集集团向住友商社提出了合资收购国内工厂的方案。在柳田的信赖与帮助下，住友商社最终放弃了关系紧密的进道，从1993年到1996年期间，与中集通过合资收购、新建等方式成立了大连、南通、上海三大集装箱工厂，成为中集早期发展的中坚力量。
就在中集挽住住友的手，加紧“攻城略地”的时候，韩国企业的市场势力却逐渐衰微，一个重要原因是韩国企业忽视了产业转移的大趋势。
1993年韩国现代进入中国市场时，只在上海开设了一个代表处。而1996年开始，中集就在干货集装箱产量上第一次超过韩国现代和韩国进道，以20万标准箱、20％的全球市场份额登上了集装箱行业“世界第一”的宝座。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现代直到2003年，才将上海代表处升格为地区本部。而就在这十年间，韩国从占世界集装箱制造业50％的份额下降到15％，下降部分几乎全部被中集收购。
选择日本伙伴还是德国伙伴
1996年，中集在干货集装箱领域取得令人赞叹的业绩以后，很快遇到新的难题。
干货集装箱世界第一市场份额的获得，有两方面的基本原因：一方面由于中国内地集装箱生产成本比韩国和台湾低，有着较大的价格优势；另一方面则是随着中国出口贸易的迅速崛起，国际远洋运输公司（俗称“箱东”）从中国采购集装箱可以大大降低物流成本，中国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最大的集装箱生产地。
不过中集这种相对韩国和台湾企业的价格优势与国内的其他竞争者相比，却几乎不存在。
就像当初家电业的“一哄而上”，在不到10年时间里，中国集装箱的生产迅速转入供过于求的局面。
中集集团市场事业部副总经理李贵平回忆说：“自1998年4月开始，工厂之间同质化的竞争导致集装箱产品的价格一路下滑，到最低点，价格下调幅度已达50％，单箱利润率也从30％跌至不到3％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中集必须寻找新的道路，从1996年开始，中集在两个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一是从进入冷藏箱业务开始，从“成本领先”进入“技术和管理领先”的战略阶段；二是继续优化在中国沿海的生产布局，相继收购了一系列工厂，初步形成在国内黄金海岸的战略布局雏形。
2005年7月底接受沃顿商学院采访时，麦伯良深有感触地表示，作为一个企业家，“当很多人和你判断一致的时候，要做出决策并不难。当你面对很多不同意见很多反对声音的时候，要做出决断才是最有挑战的。”
在1995年进入冷藏箱业务时，麦伯良就做出了这么一个富于挑战的决策。
当时世界上95％以上的冷藏箱产品都是铝的，“在这个领域最先进的两个国家是德国和日本。日本人说用铝，而德国人告诉我未来是不锈钢的。”经过仔细的分析研究，麦伯良最终认定不锈钢制冷箱才是未来的方向，并在重重反对意见之下决定使用不锈钢技术。
一个看似并不复杂的决定，最终改变了整个行业的生态，也改变了中集未来的命运。
中集声称自己是“出于复杂但纯粹是生意上的考虑”加入德国钢质箱阵营的，但是这个具体的考虑是什么却一直没有透露。
据管理专家事后分析，作为当时全球最大的集装箱制造厂，中集在冷藏箱制造的核心技术方面当时还必须依赖技术引进。日本的铝制集装箱技术虽然是当时市场中的主流，但是由于日本企业当时还具备强大的制造能力，其核心专利不可能轻易转让给中国企业。
这一点已经在家电业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国家电企业虽然凭借渠道优势迅速崛起，但在高端技术和核心专利方面却不得不长期“仰人鼻息”。核心技术的缺失，使得中国家电企业一方面难以通过技术创新走出“价格战”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高额的专利费用又使得许多厂家沦为专利拥有者的“高级打工者”。
在集装箱市场，同样存在着相似的“专利瓶颈”，深悉中国集装箱制造现状的日本制造企业一方面要维系自身在行业内的“技术壁垒”；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其克隆家电领域内的“日本模式”，将中国企业控制在低端恶性竞争的局面，自己独享“渔翁之利”。
而作为掌握钢制集装箱技术的德国企业，本身并非业内知名的制造商，只能通过规模化生产才能显现效益的技术专利如何推广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集引入德国企业这样的弱势合作伙伴，一方面在“把引进技术变成自己的技术”这个路径上扫清了障碍；另一方面更利用自己在全球份额上的优势，对已经相对定型的世界集装箱市场“重新洗牌”，通过行业标准的改变迅速占据了国际市场的绝对优势。
1995年3月，中集投资5000万美元在成立上海中集冷藏箱有限公司，德国Graaff公司参股2％，并向中集出售关键设备，授权上海中集使用其12项关键专利。
在获得专利授权的同时，中集迅速开始了一系列自主创新。据中集集团技术管理部副总经理刘春峰介绍，一系列的自主创新，不仅使得冷藏箱品质大大提高，而且为公司带来了更加明显的成本优势。
核心技术的掌握同时成为中集新一轮扩张过程中的“王牌”，在收购韩国现代的青岛工厂时，中集在谈判中表明，不需要现代任何技术，也不需要现代的品牌使用权。结果现代的工厂被中集从1.8亿美元的报价一直压低到1920.66万美元后成交，成交价格还不到工厂实际价值的一半。
与此同时，在技术上日益强大的中集又成为了拥有核心专利的德国企业眼中的一块“鸡肋”。1999年，作为冷藏箱专利技术的托管人，德国Waggonbau公司将大部分冷藏技术继续独家授权给中集使用。但是很快，Waggonbau公司发现靠这些专利获得收益，是“投入与收益不成正比”的买卖，因为一旦当时已经成为集装箱行业巨头的中集发现有人侵权，Waggonbau就必须为中集去“讨公道”，否则什么钱都收不到。
在经历了一系列专利纠纷之后，兴味索然的Waggonbau公司最终决定以不高的价格将一揽子冷箱专利全部转让给中集，彻底“解脱”了事。2005年5月，双方签署了最终转让协议，据吴发沛介绍说，这次转让使中集获得了除自主开发的11项专利之外的77项冷箱专利，自此中集彻底掌控了冷箱的全部技术体系。
“与狼共舞”在继续
在尝到了新技术的甜头后，已经成为冷藏箱巨人的中集几乎马不停蹄地进入了更高端的罐式集装箱、折叠式集装箱以及其他特种集装箱领域，在这些领域，类似的“合作、改进、颠覆”的故事也不断上演。
比如中集与英国UBHI公司签定“技术转让协议”，获得UBHI的“Light
Weight Beam Tank”罐箱生产技术后，罐箱领域的市场份额急剧攀升，有望很快超过原来的市场领先者。在折叠式集装箱领域，中集研发了自主专利的折叠箱技术，并以此为谈判筹码收购了世界折叠式集装箱主流技术持有者英国Clive－Smith Cowley公司60％的股权，奠定了自己在这个领域的霸主地位。
中集通过与跨国巨头的合作来借力打力，事半功倍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在集装箱安全领域与通用电气的合作等等。
时至2004年，中集已经成为全球惟一全系列集装箱的制造商和供应商，占有世界集装箱市场超过50％的市场份额，并在全球集装箱行业的核心专利技术方面拥有600多项自主专利。
对此，前国家经贸委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写道：“在相当多的领域，国外大公司把制造基地转移到中国，行业主导权不在中国企业手中、产品技术发展的主导权不在中国企业手中、利润的主要部分也不在中国企业手中……中集在国际竞争中发展壮大的经验，能够为我国其他大企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集在车辆领域内的合作伙伴、沃尔沃卡车集团亚洲区副总裁吴瑜章认为，未来将是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与竞争格局。中国本土企业有自己的优势，但是要跟跨国公司优势互补，在全球市场上进行竞争。
“将来的局势一定是外国公司的中国化，同时中国公司也跨国化，这个进程肯定会越来越快。”吴瑜章说。 持有，并等待中集进入世界500强
市场形式基本稳定，综合指数走势平稳
中国出口集装箱运输市场评述(2005.09.16.)本周中国出口集装箱运输市场继续平稳运行，欧洲、北美和日本三大航线的市场走势均基本保持平稳，9月16日，上海航运交易所发布的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报1143.35点，与上周基本持平。
欧洲航线货量充足，运输需求仍然较为旺盛，部分船公司出现爆舱现象，业内人士认为良好的市场将会保持到国庆节。目前船公司对“黄金周”以后的市场形势不太看好，不少船公司价格出现松动，有的甚至有较大幅度的调整，但仍有船公司认为市场形势并不明朗，继续处于观望之中。9月16日，上海航运交易所发布的欧洲航线运价指数报1543.37点。
北美航线运输需求依旧平淡。9月16日，上海航运交易所发布的美西航线运价指数报1339.85点，与上周基本持平。泛太平洋稳定协议(TSA)组织近日宣布，从10月1日起在美国使用小陆桥和内陆点多式联运的集装箱运输，将征收每标箱158美元的燃油附加费，提高15％；在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及华盛顿内俗称“第四区”行走的货车，以及在东岸地区内为批发商运货的货车，每个集装箱燃油附加费由40美元提高到46美元。另据媒体报道，泛太平洋稳定协议(TSA)与加拿大泛太协议（CTSA）宣布10月1日起将美国线和加拿大航线燃油附加费调整为345美元/TEU，455美元/FEU。
本周日本航线涨跌互现，上海港日本航线运价回升至100美元/TEU左右，而北方的青岛、大连港日本航线重新下滑至“负运价”。尽管日本航线的传统旺季已经到来，但市场行情并没有出现较大起色，业内人士认为主要是目前市场运力存量较多，船公司相互杀价，导致运价回升困难。9月16日，上海航运交易所发布的日本航线运价指数报666.36点，与上周持平。
近期，澳洲航线的强劲走势成为航运市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沿海各大港口相继传出爆舱消息。据媒体报道，亚澳运协（AADA）近日宣布，鉴于油价上涨，从9月23日起，将提高从中国到澳大利亚的燃油附加费，费率将为225美元/TEU。
上海航运交易所信息部 Originally posted by 股市潜规则 at 2005-9-15 09:02
【 · 原创:大帆 2005-09-13 15:54 】
我认为，每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个制高点，是抢占还是绕过，要看时机、环境、对手和自身的发展阶段。有时欲速则不达，有时却失之交臂。试想，如果当年苏宁没拿下新街口呢？拿下新街口，绝对是一个战略转折点，虽然全体反对，但张近东说出宁可四年不赚钱，也要干。2000年苏宁走向全国，现在看，丧失3－4年机遇，现在还能走出来吗？企业的战略问题是要辅以数据，但有时不是量变，是质的跨越，可能赢，也可能失败。这是数据的局限了。我为什么对北京的格局这样揪心呢？我几乎将业余时间都放在考察北京的连锁竞争上去了。为此还交了几个苏宁的朋友。我感到苏宁的格局不乐观。自从国美安贞开了之后，苏宁安贞立刻被边缘化了。因此北三环周围只剩联想桥店孤军奋战，他只能压过国美联想桥店。但国美北太店、马甸店、太平桥店和安贞店已经无法节制，几乎将苏宁全部围死。其实国美这一招很蠢，因为在寸土寸金的北三环上密布了五家大店，苏宁只在角上有一家，苏宁只要在马甸打下一个战略的棋子，虽然单店成本高了，但国美的密集队形将全部被牵制住，成为战略废棋。苏宁一家打价格战，国美五家要跟进，彻底将国美的几大主力拖死在北三环。用兵最忌讳将几大主力围攻在一个山头上打成消耗和持久战。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有一个前提，一定要机动。国美就是一窝风扎在小口袋里，斯大林格勒胜利就是用市内的小部分部队牵制了德军南方集群德主力，而且越打越大，虽然代价高昂，但成功缓解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德压力，为大反攻创造条件。我认为，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拼消耗，攀成本，不能处处开花，但该打攻坚战时一定不能含糊，因为不仅要考虑自身的成本，还要看对手更大的成本消耗，从竞争格局中演绎实力的消长。如果北京市场被边缘化，这个代价将不是十个三级市场能弥补的。因为对手更强大了。我仔细研究了沃尔玛的成长，老沃顿花一分钱都要省，但在与凯马特打价格战的最后关头几乎将全场东西白送，坚决占领城市制高点。有些事情在发展上是无法回避的。谨发表我个人的观点。
我认为这段话讲得非常好，讲这段话的人水平非常高！ 学习中
经合组织预计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
(2005-09-19 08:01:23)□记者 马建国 伦敦报道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预计，中国在2010年前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经合组织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达到9％，明年增幅将提高到9.2％。去年，中国已成为仅次于德国和美国的全球第三大商品出口国。
经合组织指出，中国要保持过去20多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奇迹，还必须进行一些关键性的改革，该报告赞扬了中国银行业最近进行的改革。
海通重点上市公司预测与评级9月
................中国制造业的真实情况－－和讯博客
我哭中国最可怕,最致命的薄弱环节,醒醒吧!!![评论更精彩] [转贴 2005-09-18 12:22:17 | 发表者: 乔瓦尼]首先我要说，中国的制造业不发达。我是学机械制造的，谈一些我的体会。
当我和厂里的师傅们在为了使数控机床提高一级精度而不分白夜进行调试、翻译德文资料时，当我费尽千辛万苦又没有假期和加班费、满身污垢，满手是伤，操作失败了无数次但最终第一次加工制造出精度达到预计的0.0001毫米要求的样品时，我兴奋了一阵子，但紧接着又有了失落感，因为那台加工中心的数控机床是德国造的，数控计算机部分是德国造的，加工软件还是是德国造的，就连一把车刀，一个钻头，都是日本造的！除了厂房，没有一样工具是中国制造！就连厂房也是借鉴了外国的经验。
同胞们，你们不是搞这个的也许没有深刻的体会，我要加工一件精度为0.0001毫米的零件，所需的工具，就是上述外国制造的东西，这些工具的精度要比产品的精度高好几倍甚至几十倍几百倍！一把用于高精度加工的小小的钻头，咱们就是做不到啊！买日本的要好几千啊！没法子啊。不要以为会一些photoshop之类的时尚软件就沾沾自喜，一整套PRO/E正版软件要将近8000万元啊！给你你连安装都不会装，别说使用了，什么是差距？
前几年上大学时我们学校的大厅里看新闻，个个系的都有，当电视播放日本大学生制造了一个机器人拿到德国与德国大学生的机器人比试时，我们机械系的学生都傻了眼，那个机器人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可以双脚保持平衡自我行走的那种，不过没有外壳，学这行的我们一眼就看出它身上布满的控制器、马达、线路，镜头一闪而过，更多的是机器人不靠任何帮助自行双手翻跟头，90度鞠躬，双脚蹦跳前进，别的系的同学和老师都露出笑容“真好玩，太可爱了”，而我们系人除了惊讶，还有发自内心的．．．害怕！真正的害怕，这个差距太大了，这就是制造业，自动控制，材料学，的成就，我恨日本，所以我才害怕。
外行人不懂这个差距有多大，我这样说，如果战事爆发，中国的制造业还与外国有如此差距，你，还有我，就只有小米加步枪跟人家打了，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虽然可以逆向制造，但就像台湾买武器和大陆自己生产武器的形式差不多，没有用的。
现在社会好像越来越偏重对国计民生不起关键作用的产业了，什么房地产开发，计算机，软件，商业，搞得好也行，少数人把房子炒得越来越贵，这种发财之道没什么值得骄傲的我跟你说！说白了就是缺德！计算机普及了，核心制造技术我们又会多少？软件更甭提，黑客不少，可人家软件又好又便宜，你怎么竞争？搞电脑的人太多了！不要以为科幻片都是真的，实际中电脑不会打仗，真正接触的是机器！电脑差距还不是很大，打起仗来，当导弹不准，子弹卡壳，坦克熄火的时候，你还有我还有大家，就真得拿着大刀往前冲了，我不想这样，你呢？
不要看到靓车就发晕，先不谈２０出头的女孩为国家创造了什么生产价值才能换来改装悍马越野车，要是查老底，中国有钱人有几个原始积累阶段不是靠违反规则的手段来的，敢说不违背良心的又有几个？
越有钱和能力就越有责任为国家为人民出力，你再看中国现状，有多少有钱宁可买日本十年前的技术生产的轿车在同胞面前炫耀也不把钱投入社会，来之于民归之于民？外国闹水灾就一个劲儿表现善心？他们有他们的道理，这一点他们不跟外国人比素质，反过来还嫌国人素质低。每当我看到外国车是，我的心里是愧疚，对不起大家的感觉，因为我是搞制造的，可我知道咱们祖国连汽车外壳的曲面精加工都困难更甭提发动机了。快点懂事吧，醒醒吧，别再沉迷于ＧＤＰ又增长了，你看看咱们制造的产品的质量，心痛啊！别再像不懂事的孩子似的围着跑车看个不停，拿着超薄随身听等外国造的数码产品到处炫耀了，那是人家淘汰的技术，一个国家的支柱，脊梁，是制造业！
过去２００年，未来我不知道，反正这个现状是不会变的，别以为能赚钱就是本事，就值得骄傲，当有人炫耀知道见过多少名车，卖出多少房产，设计多少网页，得到谁谁谁的签名的时候，我承认那是你的劳动成果，但我会不屑一顾，我衡量人的能力只看它是不是真的为社会为国家创造出实际的价值，是不是真的提高了生产力，虽然我整天和冰冷的机器打交道，操作复杂的零件三维设计软件熬夜画图，而每个月的工资只有１５００元，穿着老土，跟不上流行，不知道现在谁最火爆，上班挤公交，但面对别人询问我的情况时，我会毫不犹豫的全盘托出，才不管他怎么瞧不起我，因为我是搞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的，作为一个劳动者，一个制造业工作者，一个为将来导弹打得准，子弹颗颗精良，坦克发动机无与伦比而努力的人，我充满着自豪，虽然我只挣１５００。 谢谢提供。 据英国伦敦“国际集装箱化国际”媒体８月报道，２００５年上半年总共交付使用的新造集装箱船舶１１４艘，其运力总和达到３９．１万标准箱，其中单船运力超过５５００标准箱的新造集装箱船舶３５艘；２００５年下半年交付使用的新造集装箱船舶１９０艘，其运力总和为５７．４万标准箱，其中单船运力超过５５００标准箱的集装箱船舶达到４０艘；２００５年国际集装箱船队总运力将扩大７％。截止于７月１日，全球全箱格式集装箱船队运力为７５５万标准箱，与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同比增长率为１０．８％。假设订造集装箱船舶全部如期交付使用，扣除数量并不高的报废拆卸集装箱船舶，到２００５年底全球净箱格式集装箱船队的运力将继续再次上涨７％。
业内专家预测，２００６年国际集装箱船队总运力将以更大的幅度增长，交付使用和投入国际贸易航线的新造集装箱船舶将达到３７０艘，其运力总和为１３０万标准箱，国际集装箱船队总运力增幅达到１６％，其中不包括预计被送往拆船厂的淘汰船运力。
目前，东西向贸易航线集装箱运力继续呈两位数增长，集装箱船舶运力供应量看来还是十分充足，当然在２００７年７月初之前还是无法真正看清和确定泛太平洋高峰航线集装箱运量具体增幅的。至于亚洲／美国东海岸贸易服务航线的集装箱船舶运力需求量，现在已经出现紧张状态，不少远洋承运人已经无法腾出足够多的集装箱班轮运力增加新航线，这正是目前国际集装箱运输市场专家越来越关切和注视的问题。此外人们还在拭目以待观察美国西海岸港口拥堵将会发展到何等严重的地步。
有一种说法是：在２０１０年之前国际集装箱运输市场不可能出现运力过剩，国际集装箱船队运力在今后几年不会供过于求。但是绝大多数国际集装箱运输市场分析家和咨询中心专家认为，集装箱班轮公司去年的巨大收益不等于今年会继续，明年会更好，谁也无法保证以前曾经发生过的集装箱班轮公司巨大经济损失事件不会再次发生。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大批新增集装箱船舶包括超８０００箱位的超大型集装箱船舶交付使用，国际集装箱航线上将出现运力超过需求的现象，如果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率达不到预期效果，国际集装箱船队运力必将严重失衡，导致相当一部分国际贸易航线上的集装箱运费不升反降，遭受打击最大的就是那些运输成本一向居高不下的国际集装箱班轮公司，为此，英国伦敦国际集装箱媒体８月的一篇航运金融报道中预计，这样的远洋承运人及其经营的集装箱班轮公司２００６年纯利润下跌幅度必将不少于８％。
２００６年国际集装箱运输供求均衡线是否会遭到相当程度的干扰？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的经济学家正在共同争论一个问题：全球贸易经济是否会在２００６年出现严重下滑，从而影响到国际集装箱运输全局性的循环型衰退。如果不幸遭遇国际贸易经济严重下滑，那么将净增１６％的２００６年国际集装箱船队运力会造成一个无法回避的恶果，即集装箱运费出现大幅度下跌，那些资不抵债，入不敷出，困难重重的国际集装箱班轮公司将难以过关。
英国伦敦国际集装箱信息中心８月提供的数据表明，２００６年内交付使用的单船运力超６０００标准箱的新造集装箱船舶就有７７艘，２００７年交付使用的又将有另外７３艘超大型集装箱船舶，还不包括其它类型的集装箱船舶，为此，国际集装箱船队运力将增加１３０万标准箱，２００８年又要增加集装箱船队运力１１０万－１３０万标准箱。这就是说，今后３年新增集装箱船舶交付使用后增加的运力相当于２０００年国际集装箱船队全年的总运力。
不少国际集装箱运输市场观察家认为，要保证国际集装箱运力的供需适当，除非今后３年全球贸易经济仍然保持２００４年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然而２００５年仅仅１１－１２％的经济增长比率已经低于２００４年，如果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国际贸易经济得不到相应大幅度增长，甚至呈现跌落趋势，那么被投放到国际贸易航线上的这么多新造大型集装箱船舶必然造成全球集装箱船队运力利用率大幅度下降。
再者，由于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吃水太大，无法抵靠不少集装箱港口码头，只能选择抵靠为数不多且分布并不均匀的深水港作为其装卸港，于是必然出现的另一幕就是：运力低于３０００标准箱，能穿梭于深水港和浅水港之间贸易服务支线上的小型集装箱船舶运力十分紧张，这种所谓小型集装箱船舶十分吃香的氛围可以在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港口可以看到，而目前这类小型集装箱船舶订造数量明显不足。
租赁市场
经过连续一年半蓬勃发展的集装箱船舶租赁市场，在２００５年第二季度出现值得注意的稍微跌落。２００４年４月初，霍维罗滨逊（Ｈｏｗｉ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集装箱租赁指数达到２０４２点，到今年５月中旬又回到２０９２点，但是到６月底又跌落到２０６７点。
尽管预言当前国际集装箱船舶租赁市场出现泡沫现象还为时过早，但是随着全球贸易经济跌宕的加剧，尤其是大量新造集装箱船舶交付使用后越来越多地被投入国际航线，今后国际集装箱船舶租赁市场的需求量可能难以出现人们所期望的那种强劲势态，这种情况可以从某些国际贸易航线上的集装箱运价不升反降的动荡中看出，但是从国际集装箱船舶租赁市场总体走势来看，短期租赁合同市场在２００６年仍然看好，至于长期集装箱船舶租赁合同市场，则相对来说爬坡难度较大，例如以集装箱船舶租赁为业的德国ＫＧ船公司就准备在合同到期的２００６年，把大部分集装箱船舶租赁转为短期合同。
设备市场
在关注国际集装箱运输市场的时候，新集装箱设备价格是不可回避的项目，由于钢材等原材料价格上扬，集装箱用钢板２００５年第二季度的价格每吨涨到７００美元，纤维板每立方米则为大约６００美元，因此干货集装箱设备价格涨势坚挺，与２００４年同比上涨１５％，在中国华北和华南，集装箱设备平均出厂价每只２０英尺集装箱２３５０美元，每只４０英尺集装箱出厂价为４０００美元，中国华东地区上海的集装箱设备出厂价格稍微低一些。由于钢材和木材等原材料价格的下落，预计２００５年下半年集装箱出厂价将下滑７％。干散货集装箱设备销售量开始回落到过去１年的最低点，全球集装箱设备制造厂目前拥有待售存货总量８０万标准箱。
而冷藏集装箱的制造成本在２００５年上半年一直保持稳定，不再出现类似２００４年的涨势，冷藏箱机械设备价格则低于全年，但是不锈钢集装箱和绝热集装箱价格有所上涨。２００５年第二季度冷藏集装箱设备出厂价格是每只４０英尺集装箱１．８５万美元。
但是，２００５年第二季度集装箱设备租赁费率在与２００４年同比上涨７５％，在５年期合同项下平均每天每只２０英尺集装箱租金达到１美元，４０英尺集装箱则为１．６５美元，但是如此高的集装箱设备租赁费率到２００５年第二季度底很快下滑，与２００４年同比仅仅上涨１５％，有不少集装箱设备公司提供的集装箱设备平均每日租赁费率更低，估计到２００５年第四季度，每只２０英尺集装箱平均每天租金不会超过０．９０美元，而４０英尺冷藏箱的平均每日租金不会超过８美元。
尽管现在集装箱设备出厂价不涨反降，大部分集装箱设备租赁公司并不大算增加集装箱设备的增量投资，其２００５年集装箱设备采购量大约是１２０万标准箱，低于２００４年的１３０万标准箱的采购量，此举当然是为了保持其集装箱设备出租率高于９５％的水平。但是远洋承运人在２００５年自购集装箱设备１６０万标准箱，略高于２００４年远洋承运人集装箱设备１５０万标准箱的自购量。
中国：正在崛起的全球采购中心
2005-9-18 9:16:06 阅读97次行业资讯第14届国际采购与供应管理联盟世界大会隆重召开
由国际采购联盟主办、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承办的第十四届国际采购与供应管理联盟世界大会于9月17日在北京的中国大饭店隆重开幕。大会的主题是“经济全球化：采购聚焦中国”，大会为期两天。
国际采购与供应管理联盟世界大会每两年在不同的国家召开一次，是全球采购与供应管理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会议。大会旨在交流全球采购与供应管理领域的新理念、新方法，推动采购与供应管理领域技术创新，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本次大会是首次在中国召开， 500多名国内代表，200多名国外代表和数十名演讲嘉宾参加了本届大会。
本届大会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商务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市政府、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等部门作为支持单位参加本届大会。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欧新黔、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北京市副市长陆昊、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等出席开幕式。
在大会开幕式上，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对大会给予高度评价。她认为，本次大会不仅有助于国外朋友们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开放政策，也有助于中国企业家了解国际市场的需求，熟悉并掌握国际市场标准，推动跨国采购在中国的发展，进一步促进采购与供应链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这届大会为中外企业家交流与合作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国际采购与供应管理联盟主席格瑞姆先生致开幕辞表示，中国是全球供应链中最重要的贡献者之一，北京是关注中国采购环境最理想的地方。本届大会在北京召开，有利于供应链管理的理念在中国的传播，达到促进中国乃至世界国际采购与供应管理发展的目的。
本届世界大会吸引了国内外许多著名企业参加。壳牌、荷兰天地、巴斯夫、戴尔、西门子、家乐福、甲骨文、讯宝、中国建材集团、中国诚通集团、宝供物流企业集团、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等企业均参加大会，这些企业的总裁或全球行业资深经理人针对不同的议题发表演讲。
来自40多个国家经济和采购与供应管理领域的专业协会参加这届世界大会，包括国际采购与供应管理联盟、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贸促会、中国电子商务协会、香港物资与供销协会、美国供应管理协会、瑞士采购与物流管理协会、英国皇家采购与供应学会、荷兰采购管理协会、墨西哥采购协会、加拿大采购管理协会等。
本次会议包括两次全体大会（上午）、四个专题分会（下午）和一个主题午餐会（17日中午）。全体大会的四个议题分别是：“中国：正在崛起的全球采购中心”，“全球采购：贸易自由化及便利化”，“协作与共享：供应链管理的发展趋势”，“从成本中心到利润中心:采购职能的转变”。主题午餐会的主题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贸易发展”，四个分会的主题分别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采购’”，“公共采购的变革”，“采购与供应链管理实践”，“物流、信息流与资金流的一体化发展”。
经济持续的高速发展，使中国成为全球瞩目的最具潜力的采购市场和世界供应链的关键环节。2005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四年，根据承诺，中国要更加全面地开放市场，不仅是产品市场，还包括服务贸易市场。与此同时，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采购管理也正向现代化的供应链管理转变，相应的管理制度、商业模式和技术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为此我国的产品结构、企业管理和体制制度建设等各方面均要适应这一发展的要求。本次会议将促进中外同行开展全方位的交流，并对我国的采购与供应链管理的现代化发挥积极的推进作用。
经济全球化：采购聚焦中国
2005-9-19 8:45:40 阅读96次 中华工商时报 行业资讯国际采购与供应管理联盟世界大会圆满结束
第14届国际采购与供应管理联盟世界大会于2005年9月17日－18日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本次世界大会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CFLP）主办，大会主题为“经济全球化：采购聚焦中国?。
国际采购与供应管理联盟（IFPSM ）世界大会是在全球每两年召开一次的国际会议，也是采购与供应管理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会议。
本次世界大会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聚集了英国皇家采购与供应学会、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加拿大采购管理学会、荷兰采购管理协会、瑞士采购与物资管理协会等行业内最权威的机构，许多全球采购与供应链管理专家应邀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