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 01月 24日 17:51
安倍考虑下调公司税税率来提振日经济
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再次考虑下调日本国内公司税税率的可能性，这是他主张的经济复兴计划的一部分，然而来自政府内部的反对声音仍然存在。
安倍认为，下调目前高达38%的公司税税率将为推动日本经济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注入强劲动力。帮助日本经济摆脱通货紧缩泥潭是安倍的政策纲领，即安倍经济学的首要任务，但要在日本财政状况如此糟糕的情况下减少税收，安倍也面临着来自内阁的反对。
本周早些时候安倍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强化了他对下调公司税税率的承诺。
他在会议主题演讲中称，今年将进一步推动公司税改革，应使得日本的公司税制度在全球都具有竞争力。
日本的企业税税率已经定于4月份下调至35%，届时一项为日本东北部受灾地区重建计划融资的临时计划提前一年到期。但即便是下调之后日本仍然是发达国家中除美国外公司税税率最高的国家。
安倍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私营领域委员称公司税税率需要降至25%。
尽管围绕公司税税率应分步骤还是一次性降至这一水平仍存在分歧，但25%似乎成了安倍内阁内部下调公司税支持者的目标。接近安倍的政府官员及执政党议员们也赞成将25%作为公司税税率目标的观点。日本的商界游说组织也要求公司税下调至25%。
日本经济大臣、上述经济顾问委员会负责人甘利明(Akira Amari)也支持下调公司税税率。他说，日本无意将税率降至全球最低水平，即与新加坡的17%或是香港的16.5%相当。但他一再表示，公司税税率水平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更具吸引力。
但日本财务省依然持谨慎态度。财务省官员对日本财政状况的困境感到担忧，他们警告称，下调公司税税率将阻碍日本的财政修复计划，可能导致政府债券收益率飙升。
目前日本的债务负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经超过200%，高于全球其他经济发达国家，日本政府承诺到2020年4月开始的财政年度使核心预算恢复到健康水平。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安倍政府将从4月份起将消费税税率从5%提高至8%，并计划明年再上调至10%来增加税收收入。
来自官方的估测显示，将公司税税率下调10个百分点将使得整体税收收入减少10%。
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Taro Aso)多次对下调公司税的成本效益提出质疑。他表示，目前只有30%的公司在缴纳企业税，因为其他的公司一直在亏损。
安倍所在执政党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ic Party)的一个税务小组也非常谨慎，这个小组在日本税收政策的制定上拥有很大话语权。在去年12月份公布的年度税收政策指导原则上，这个小组总结道，只有在确保纳税基础扩大并且其他的税收收入来源增加的情况下才会考虑下调公司税税率。
许多在公司税问题上持谨慎态度的人表示，日本应考虑结束针对特定经济部门的特别税收优惠政策，来帮助抵消下调总体公司税税率带来的预期收入的减少。
不过安倍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在最初阶段整个税收改革计划对于收入的影响不一定要是中性的，不过最终将有助于提高未来的税收收入，进而提振整体经济增长。
Takashi Mochizuki
本帖最后由 andar 于 2014-1-26 10:32 编辑
评论
今年4月，日本将把38%的公司税率调减到35%【长期目标调减到25%】，同时，消费税率由5%调高到8%，明年调高到10%。
税率这一升一降，要有些勇气和学问。安倍的算盘是，在确保短期政府收入不减的情况下，实现税收结构的调整，以期彻底激活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公司，推动日本经济基础牢固的稳定增长，最终取得日本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为解决日本赤字与债务问题大侠基础。
公司税率下调，一方面将提高企业盈利水平，刺激企业规模扩张，另一方面有助于税基扩大。从短期看，它会部分弥补因税率下调带来的公司税减少，长期看，盈利公司增多带来税基扩大，与盈利公司规模扩张一起会促进公司税税收的增长。此外，公司盈利水平增加会直接刺激工资上涨和家庭收入增加，以抵消家庭因消费税率提高带来的支出增加。
像日本这样的经济大国进行这样大的税收结构调整，给有兴趣的人们一个评价效果---期待值的难得机会。
评论
大西洋联盟和太平洋联盟搞社会主义竞赛啊，好得很。我们倒要看看，结果是“巴西在变成阿根廷，阿根廷在变成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在变成津巴布韦”？还是别的？
中国人社部：人口平均寿命延长 延迟退休年龄是必然选择
于泽远2014年01月25日
[*] http://www.zaobao.com/sites/default/files/styles/large/public/images/201401/20140125/zg_table2501.pdf.jpg
中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老年人口的数量预料将以年均800万以上的规模激增，并于2050年达到4.83亿。中国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就表示，延迟退休年龄将有助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抚养压力，是适应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的需要。据统计，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中国养老基金就可减支160亿元人民币。
于泽远 北京报道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昨天在记者会上说，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02亿人，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55亿，2033年突破4亿，2050年达到4.83亿。延迟退休年龄是适应人口预期寿命增长的需要，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
延迟退休问题近年来在中国引发诸多争议。从事体力劳动的企业职工一般希望早些退休拿退休金，而许多官员和知识分子则希望延迟退休，延续较好的福利待遇。一些学者质疑官方延迟退休年龄主要是为了应付巨大的养老金缺口。
数据统计显示，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中国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人民币，下同，约8亿新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约200亿元。
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5岁
李忠昨天解释说，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人口预期寿命显著增加，现在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5岁，而中国现行的退休年龄政策是上世纪50年代根据当时的人口年龄结构来确定的。当时规定的职工退休年龄男60周岁，女50周岁，女干部的退休年龄为55周岁，这一法定退休年龄延用至今。中国需要通过改革退休年龄来适应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
同时，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老年人口的数量将以年均800万以上的规模激增。“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到时候社会总抚养比将大大提升。我们也许现在是两个多一点的人养一个人，将来也许会到一个人养一个人。”李忠说，延迟退休年龄，客观上有助于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抚养的压力。
部分行业招工难
另外，虽然中国也存在就业压力的问题，但是局部的劳动力不足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从2012年开始，中国劳动力资源总量开始出现下降，这也预示着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将要结束。李忠说：“许多专业技术岗位，50岁、60岁也正是经验丰富、技艺纯熟的阶段，这种高端人力资源替代弹性是比较低，如果这部分人过早退休，是对人力资本的巨大浪费。”
李忠指出，这几年，一方面部分劳动者存在就业难，另外一方面又存在一些企业招工难的问题，目前这种“两难”的现象正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蔓延，并且出现了技能人才和一线普工的双短缺现象。这种现象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传统制造类和一些服务类的企业里。同时，从时间上看，缺工问题基本覆盖了全年，元旦、春节这种时候更加突出。
对于外界质疑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人员之间的养老保险“双轨制”，李忠说，今年官方将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大力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多层次养老保险，实施职工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接续政策。同时，继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实施以养老、医疗保险为重点的全民参保登记计划，扩大各项社会保险覆盖面。
人社部昨天也公布了2013年中国城镇就业统计数据。
本帖最后由 andar 于 2014-1-26 09:10 编辑
评论
人社部只看到了自己的条条。其实，推迟退休年龄主要是为了应对自2012年以来中国劳动人口的持续减少。
创业板的多头趋势一直没坏。
从最近几天的走势看，上证、深综指、中小板也不是简单的几天的年底红包行情，更像一波2014年的吃饭行情，至少也应是次中级行情。
两省将全面试点推进土地确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或可抵押融资2014年01月25日 09:24
来源：经济参考报
近日，农业部发布《关于切实做好2014年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意见》，对今年农村经济工作开展做出具体安排。《意见》提出，选择2个省开展整省试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其他省份至少选择1个整县开展试点。专家表示，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逐渐稳定和完善，使承包经营权用以抵押融资成为了可能。下一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融资试点或将在农村改革实验区推进，四川、浙江、重庆等地都可能成为试点地区。
确权选两省整省试点颁证工作《意见》提出，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抓紧研究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具体实现形式，进一步明确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之间的关系；抓紧抓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选择2个省开展整省试点，其他省份至少选择1个整县开展试点。记者了解到，四川省已经确定为全国两个全面试点确权颁证的省之一。目前成都市已经全部实现了确权。除成都外，截至2013年年底，四川还有112个县全面开始了确权颁证工作。另外，其他各省也于日前相继作出了具体安排。作为农业大省的吉林将进一步扩大确权登记试点范围，重点抓梅河口市、公主岭市两个整县推进试点，吉林省其他县(市、区)自行选择有代表性的1个乡或2个村开展试点。对于农民来说，土地确权登记是增加财产性收入的制度保障，也是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迫切需要。吉林省双辽市东明镇庆祥村农民于占堂就表示“有了这个确权后的集体土地所有证，咱们农民心里可有底了，以后要是有土地纠纷、流转、占地啥的，拿着它说话就好使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中国农业 科 学 院 农 经 所 所 长 秦 富 在 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只有通过确权颁证，才能确定土地对应的权属关系，才能随即展开其他各项改革工作。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2013年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曾表示，力争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记者了解到，截至2012年底，全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率已达到94.7%，累计发证约620万宗，部分地区已全部完成。有业内人士表示，虽然已经有了具体时间表，确权颁证工作到目前为止也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该项工作是否能按时完成尚不能确定。北京农村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合作发展部高级经理赵忠煦表示，目前北京市的承包经营权证已经全部制作结束，但是因为确权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并未下发。他表示，土地确权的工作量相当大，挨户访问、土地丈量等具体工作颇费时间，而且这其中还涉及很多动态数据的变化问题。流转承包经营权可抵押融资农村土地确权颁证之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就有了保障，而农民将因此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多位专家表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农村改革，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首次提出，在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专家认为“三权分离”“允许抵押担保”等举措是深化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创新。赵忠煦称，从颁证方面来看，目前我国颁发的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两种。前者颁给村集体，确认相关土地的所有权归属。后者颁给农民，确认其对土地拥有的承包经营权。“也就是说，从颁发证书的层面上来看，承包权和经营权目前仍然是一体的。”赵忠煦说，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这种形式还不会做出调整。但是，经营权作为独立的权利进行流转是势在必行的，它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有很多现实意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有望为解锁农地抵押困局创造最为关键的制度基础。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说，承包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之后，原承包者拥有长期稳定的承包权，能够稳定获得承包权的财产收益，并以此获得基本生活保障。而经营者则可以用自身持有的、相对独立化的经营权为客体来设定抵押。张红宇表示，经营权抵押给金融机构或其他债权人，并不影响承包农户和集体的土地承包关系。经营者到期不能偿还抵押债务，金融机构或其他债权人也不能取得承包方的地位，只能是以土地经营获得的农产品收入或地租收入优先受偿。赵忠煦表示，实际上，金融机构出于风险和成本等因素的考虑，不大愿意接受农民的抵押。但是，如果经营权流转到了农业企业等经济体量更大的主体手中时，获得金融机构青睐的机会就大了很多。他还说，目前来看，这种形式的农业融资方式暂时还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一是由政府设立农业担保公司，为农民的抵押行为作担保；二是由政府成立专项风险基金。现在包括湖北、吉林、云南等省都已经在省内开始推进农地抵押贷款的相关工作。尤其是云南，该省农民用土地抵押贷款的额度高、规模大。有关专家预测，下一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融资试点可能会在农村改革实验区推进，包括四川省、浙江省、重庆市等地都可能在试点范围以内。不过，现在我国还没有设立农地抵押登记机构，为预防风险，应该尽早将此事提上议程。修法多项法律法规有待修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上，多次提出“推动修订相关法律法规”。专家表示，在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方面，如果希望按照中央的要求推进工作，那么意味着包括《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担保法》等法律都将面临修改。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进入市场，和国有土地享受同等权利和同等价格。1995年实行的《担保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但是，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则提出，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但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主任、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日前表示，如果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进入市场，同时这部分土地是在城市规划区范围之内，那么今后中国的城市土地就不完全是国家所有，也会有集体所有。所以，就要修改“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条款。陈锡文还指出，在推进“三权分离”的改革时，因为承包权是基于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成员权不可抵押，但是承包农地的经营权可以抵押。农户自己经营这片土地，他可以拿农地经营权去抵押；如果他把经营权流转给了别人，别人在得到其同意的前提下，经营权也可抵押，这就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法律的修改和调整。另外，中国农业大学农业与农村法制研究中心主任任大鹏表示，现有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流转进行了限制。由于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农民外出打工者少，农民基本以土地耕种作为谋生的基本手段。基于保护农民的生存权考虑，《土地承包法》要求在抵押之前首先要确定农民的土地抵押资金用于生活还是生产，如果用于一般消费，一旦不能偿还则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 http://img.ifeng.com/page/Logo.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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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17日06:59AM货币错配：新一轮危机的根源？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file:///M:\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1.jpg
全球金融危机最令人警醒的教训是，本以为能强化金融体系的发明——在此次危机中是“放款加转销”(originateanddistribute)的金融模式——结果却弱化了金融体系。类似的风险现在还会危及稳定吗？答案是肯定的。下一轮全球流动性不足，可能源自新兴经济体非金融类公司发行的外币债券。届时主角不是银行，而是资产管理公司。今年夏天的“削减恐慌”(tapertantrum)便是一个征兆。美联储(Fed)暗示正在考虑放缓扩充资产负债表的速度，这极大地影响了新兴经济体。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0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EconomicOutlook)中提到的那样：“美国货币政策提前收紧的预期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放缓，在2013年6月导致新兴市场资本大量外流。”结果是风险差价升高，股市下跌，新兴市场货币兑美元汇率受到重挫。为何美联储货币政策只是流露出收紧的倾向就导致了市场动荡？在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ReserveBankofSanFrancisco)举行的一场以亚洲为主题的会议上，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University)教授申铉松(HyunSongShin)等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经济学家给出了答案：新兴经济体私人部门债券的需求增长。在繁荣期间，市场资金泛滥，推动了过度行为；在萧条期间，资金枯竭，导致市场暴跌。我们用“全球流动性”这个不太精确的词汇描述这种现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银行是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2010年以来，新兴市场非金融类企业的债券融资成为了流动性的大本营。贝莱德(BlackRock)、先锋(Vanguard)、富达(Fidelity)、道富(StateStreet)和太平洋(Pimco)等资产管理公司推动了资金的流动。因此，这是“全球流动性的第二阶段”。也正因此，原本流向新兴经济体的投资组合资金在今年夏天发生逆转。新兴经济体的外部融资发生了两种变化：相对银行而言，非银行部门借入了更多资金；债券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贷款。大量借款源自国外。一个例证是，一国国内的海内外企业借债规模与一国企业在海内外借债规模的差距正在拉大：例如，中国公司在香港而非内地发行外币债券（见表）。00041157_piclink.jpg]file:///M:\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00041157_piclink.jpg]请点击放大 为了在低收益率的世界里追逐高收益，债券买家借出期限更长、风险更高的资金。借款者则受益于外币债券的较低成本。但在此过程中，他们承担了货币错配的风险：外币债务搭配本币资产。这些借款者是在拿本币投机。研究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人将会不安地发现，这种现象再熟悉不过。非金融类公司进行“息差交易”，用成本似乎低廉的美元为本地资产融资。但在融资环境发生变化时，此类交易可能是致命的。随着美联储预期收紧货币，美元将会升值，美元债券价格将会下降，美元融资将会逆转。由于借款者发行的债券贬值，它们被迫提供更多的本币抵押品。这将挤压它们的现金流，促使它们削减企业支出。汇率下降将使它们承受的压力进一步加剧。高负债的非金融企业甚至可能破产，将包括银行在内的本国债权人置于危险境地。这种模式的货币和风险错配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今年夏天的市场动荡。虽然现在压力有所缓解，但美联储总有一天会收紧货币政策。因此厄运循环定将卷土重来：随着美联储无情地收紧货币政策，企业将会出现危机乃至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因此，连资产管理公司也可能成为周期性不稳定的源头——如果它们的行为与杠杆化的放贷者一样是顺周期的话。这里的两个根本问题是，缺乏长期债券持有人和借款者内部的货币错配。事实上，非金融类企业的表现更像银行，金融资产（以本币计）和负债（以外币计）均在增加。它们更像是金融中介机构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司。这使得它们经不起银行类风险的冲击。我们似乎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种新的融资形式的发展可能是企业脆弱和市场动荡的源头。此事突显出新兴经济体在先前危机中揭示出的教训：国家资产负债表至关重要。只要借款者发现借入似乎较为廉价的外币具有吸引力，便会出现货币错配的情况。事实已经多次证明，货币错配对新兴经济体造成了破坏，不论它出现在政府部门、银行业还是非金融类企业领域。但这里没有更全面的数据，因此我们很难明白此类风险有多严重。密切关注错配的累积，是优化金融管理的重要部分。然而，仅仅关注金融业的杠杆和错配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追踪国内金融和非金融企业在海内外发债的情况，以及非金融类企业本币存款的累积。申铉松认为，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对应着外币借款。新兴经济体非金融类企业存款的美元价值向来波动强烈（部分原因是汇率的剧烈变化），但同时也在迅速上升（见表）。最后，众所周知的是，目前各国央行的超激进手段和私人部门对收益率的追逐将注定带来危险，但除此之外货币错配对政策还有什么影响？第一，如果公司能在海外借款，那么资本流入管制几乎没用。第二，汇率调整虽然对管束这个动荡的世界至关重要，但会出现此类错配问题。总之，我们很难在不引起进一步的大规模动荡的情况下让货币状况恢复正常。新兴经济体必须认识到此类风险。负责帮助它们的机构也必须如此。译者/徐天辰
2013年12月10日 07:15 AM“气候赌场”需要谨慎“驾驶”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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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轮到华沙举办一届令人失望的气候变化大会了。过去的二十年，很多其他城市也“有幸”举办过这样的会议。此次大会，195个国家勉为其难地同意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而不是做出更加强有力的“承诺”。目标仍然是在2015年巴黎会议上达成一项有力的协议。成功的几率几乎可以忽略。这是经验之谈。这之所以令人沮丧，是因为如果能够快速、有效而又一致地行动，世界或许可以以有限的代价，消除灾难性后果的风险。耶鲁大学(Yale)老牌气候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在其新书《气候赌场》(The Climate Casino)中指出，如果采取正确的行动，将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2摄氏度内的成本将是全球总产值的1.5%。这只是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量。但如果排放量占一半的国家不参与，缓解气候变暖的成本就会高得多：将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2摄氏度内甚至是不可能的（参见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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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豪斯教授在这场争论中只发出了温和的声音，他解释了为什么世界应该接受采取行动的成本。温室效应是一门基础学问。排放一直在快速增加。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目前已经超过400ppm，比工业革命之前高50%，也远高于过去100万年的水平。过去的150年，全球气温一直在上升。近年来的高温状态并不罕见。除了人类活动之外，气候科学家无法为气温上升找到别的解释。
怀疑论者似乎是在说，不确定性意味着正确的做法就是什么都不做。在雾天的道路上，有多少别的车在行驶、它们的速度多快都非常不确定。但就是这种“不知情”让谨慎驾驶变得非常重要。气候问题也是同样的道理。考虑到气候系统的不确定性，最明智的做法当然就是谨慎“驾驶”。
关于这种不确定性，有一点特别重要：临界点。我们都知道，过去地球气候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种可能、甚至是很可能的情况是，某种我们没有充分理解的过程可能将这个世界带到另一个或许不可逆转的状态：大冰原的坍塌就是这样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是海洋环流的巨大变化；还有一种可能是气候变暖的正反馈过程。此外，虽然人类可能希望控制这类事件的经济影响，但它们对于海洋或者是大规模灭绝的影响，人类却没打算控制。
如果不对最糟糕的结果加以防范，在“气候赌场”中玩就是不明智的。一些人对地质工程提供的可能性感到激动，但这又增加了一场赌局。更加明智的做法显然是限制温室气体的过度积累，前提是这样做的成本不会高到离谱。
碳排放是一种消极的全球外部效应。我们不清楚这种外部效应的成本是多少，但我们非常确信一定大于零。外部效应不会自我解决。在没有有效的个人财产权的情况下，它们需要政府行动，在气候问题上也就是将近200个国家政府的行动。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所有国家就碳排放价格达成协议。然后每一个国家都会征税：诺德豪斯教授建议价格应该是每吨碳25美元。征得的税收由本国保留。协商只能是围绕价格。与此同时，高收入国家将专注于相关新技术的研发，并确保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能够以低成本获得最佳的技术。他们为什么应该这么做呢？答案是：低碳的大气环境符合全球公共利益。
现在来看，根本无法以乐观的态度去期待这样的事会发生。部分原因是，这必须签署长期的全球性协议。这又进一步提出了代内和代际平等的难题。但相关努力可能失败还因为，怀疑论者（成功）在知识界搅局，以及相关利益集团做出可以理解的抵抗。一些行业，包括电力行业和能源密集行业，将发出抱怨。但这些抱怨必须放在大局中来看。十年来，政治力量强大的美国煤炭业失去的就业岗位可能达到4万个。但与2008年来美国就业市场的情况相比，这个数字很小。
除此之外，普通民众担忧，如果不能免费向大气中排放碳，他们的境况就会更差，这点是可以理解的。同样清楚的事实是，低碳能源供应依然比较昂贵，一些技术还没有在有意义的规模上得到证实。此外，如果采取大的举措就必须提高脱碳率。这不会是自发的，它需要推动。
提高碳排放价格，加上支持基础研究，应该能够产生这样的推动力。幸运的是，证据表明目前家庭和公司还没有做到优化能源使用，要么是因为无知，要么是因为惰性。因此，碳排放价格的提高和严格的监管，甚至可能带来一些可口的免费午餐：碳排放降低而不损失经济产出。
假设，不论怎样陈述利害，都不可能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全球协议。那么任何国家或者国家群体自己采取果断行动有意义吗？如果目标是应对气候变化，答案是：除非采取行动的是中国或者美国，否则绝对没有意义。实际上，即使是中国和美国也不够，因为它们加起来也只占全球排放的五分之二多一点。但或许，一个国家可以对以下观点做出验证：降低排放的同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确实是可能的。一些人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做到这一点的国家甚至可能在一些相关的新领域成为重要“领头羊”。
不管怎么说，一些国家必须去尝试，否则每个国家都退缩，达成有效协议的努力就会失败。那样的话我们就只能赌：不会出现任何坏的和不可逆的后果。或许我们能走运。万一不，我们的后代会怎么想呢？
译者/王慧玲
2013年12月05日 发布
http://s.ftimg.net/img/logoHD.gif 马丁·沃尔夫
2013年12月05日 07:26 AM
算算东海冲突的经济账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http://i.ftimg.net/picture/6/000040886_piclink.jpg
我们能否一方面维持开放的全球经济，另一面处理好一个崛起中的威权国家与多个处于经济相对衰落的民主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19世纪末德意志帝国崛起为欧洲领先的经济与军事强国时，抛给世人的问题。这也是当今伟大的中国崛起构成的问题。和当年一样，如今各方不信任程度很高，而且还在上升。同样和当年一样，崛起中的强国所采取的行动加大了冲突风险。我们知道当年的故事是如何在1914年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世纪后，当今的故事又将如何收尾？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将一些目前由日本实际管辖的无人居住岛屿（日本称为“尖阁诸岛”(Senkaku)，中国称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划入，这显然是挑衅性的：中日两国的防空识别区因此部分重叠。对于中国似乎准备守卫的新识别区，日本和韩国都不承认。美国也不承认这个识别区，而且负有在发生冲突时依据条约支持日本的义务。然而美国国务院也表示，“期望”美国商用飞机遵守中国的要求，以避免让无辜的生命面临危险。
也就是说，美国发出了不同的信号——在此类情况下通常会这样。但是，正如曾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United States Pacific Command, USPACOM)司令的威廉•法伦(William Fallon)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设立的识别区增加了发生意外冲突的可能性。如果中日军机之间发生交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中国军机向一架民用飞机开火或者将其迫降，又会发生什么？美国发出的不同信号甚至可能加大冲突风险。
我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认识到，看似轻微的小事可能迅速升级，导致灾难性后果。欧洲始终没能从那场战争及其埋下种子、在25年后引爆的更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恢复过来。如今，鉴于中国领导人***是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而日本领导人安倍晋三(Shinzo Abe)是同样强硬的民族主义者，两国间发生毁灭性冲突的风险是存在的。这种冲突远非不可避免。它甚至是不太可能的。但它不是不可能，而且可能性大于1个月前。
同样，目前局势与德国崛起时有许多相似之处。20世纪初，德国与英国展开了海军军备竞赛。1911年，德国向摩洛哥派遣了一艘炮舰，以回应法国对该国的干预。德国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试探法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结果是，此举夯实了英法联盟关系，同样，中国的行动很可能夯实日韩联盟和日美联盟。还有，正如当年的英国那样，当今的美国对于中国渴望确立其崛起中的地区强国地位所带来的挑战日益不安。
中国国家主席***为何做出这种挑衅动作？由于他在国内的权力似乎越来越稳固，想必他是有意识地做出这个决定的，或许还打算拿出后续动作。可是，在一个没有利害关系的旁观者看来，控制几个无人居住的岛屿所能带来的收益，远远没有给中国带来的风险大。已经深层次融入世界经济的中国，刚刚启动复杂的经济改革，距离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正是英国自由派人士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在其1909年的著作《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中提出的问题。与一些人所称的不同，安吉尔并没有提出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他没有那么愚蠢。他只是主张，战争是徒劳的，即使对于胜利者来说也是如此。吞并被征服的领土，除了可能让战胜国的民众及领导人沉醉于短暂的荣耀之外，不会造福于战胜国的民众。没有什么比这个预言更准确的了：后来发生的两场世界大战给所有主要交战国带来灾难性的破坏。
今天，人们同样在纳闷：中国领导层为什么认为，确立几个岛礁的主权是值得承受风险的？没错，中国这次、下次或者下下次可能捞到一些便宜。但每次赌博都会带来新的风险。什么样的收获能够证明可能的损失合理呢？
军事专家假设，如果发生全面冲突，中国将是输家。尽管中国经济已取得大幅增长，但它依然小于美国经济，更不用说美国和日本经济之和了。最重要的是，美国依然控制着海洋。如果发生全面冲突，美国可以切断世界与中国的贸易，也可以冻结中国相当大部分的流动海外资产。对世界来说，经济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后果给中国造成的破坏将大于美国及其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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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毕竟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大国，其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要高于美国和日本。由于资源匮乏，中国有很多关键原材料都依靠进口。虽然中国的技术技能在快速进步，但比起其他国家对中国技能的依赖，中国更加依赖外国的技术诀窍和外商直接投资。冲突可能迫使很多西方和日本公司撤资，转移到他们认为更安全的地方。相当于中国GDP 40%的外汇储备顾名思义在海外持有。因此，很多东西将面临风险。（见图表）
显然，正如安吉尔如果仍在世会告诉我们的，冒冲突的风险对中国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与夺取海上的小块领土相比，加大经贸往来所带来的共同收益要大几个数量级，而且想必更有说服力。同样，当年也没有什么收获能够给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理由。然而，历史也告诉我们，现状和企图改变现有秩序的强国之间的摩擦很可能导致冲突——无论后果有多么可怕。的确，伟大的古代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因为雅典人不断增大的力量让斯巴达人警觉。
民族主义抱负和对历史屈辱耿耿于怀是人性的自然表露。但这场游戏的风险实在太大了。为了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应该三思——并适可而止。
译者/何黎
本帖最后由 andar 于 2014-1-26 20:11 编辑
andar 发表于 2014-1-26 15:37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2013年12月05日 发布
马丁·沃尔夫
2013年12月05日 07:26 AM
安倍晋三(Shinzo Abe)可能看多了沃尔夫勋爵的文章，受到鼓舞，才到达沃斯论坛上胡说八道的。日本发觉上了勋爵的当后，赶紧再三再四灭火。
既然要中日两国精英们理性，那么狐假虎威式的恫吓与拉偏架都是要尽量要避免的，因为两者均与理性解决之道背道而驰。当中国还很弱小的时候，恫吓对于中国出兵朝鲜没有起任何作用。时至今日，当中国军事力量已经到达日本望尘莫及地步的时候，第三方无论英美还是他国，都要谨言慎行才是。
如何要中日两国避免战争，不仅中日两国精英们要三思，第三方精英们也要三思。因为，时代不同了，战端一开，后果绝非一战二战可比。因此，当我们奉劝中日两国要理性不要玩火的同时，也要提醒第三方精英们，切莫再怀有渔翁得利浑水摸鱼之心，切莫侥幸，切莫攻火、玩火。
刘明康：“银行利用垄断坐着收钱”是错误想法 2014年01月25日 10:12
来源：凤凰财经 作者：权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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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财经讯 1月22-25日冬季达沃斯在瑞士举行，前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接受了凤凰财经专访。在谈到民营资本设立银行话题上，刘明康称，现在银行已经不分国营、民营。目前金融机构的所有制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复杂的变化，早就没有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了。大部分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民营的股份已经占到了50%以上，有的甚至于更高。所以银行现在是这种混合的所有制结构。
一直以来，很多人认为银行通过利差和行政垄断，轻松赚了很多钱。刘明康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他称，银行的风险防控是非常复杂的，他们需要为这个做很多工作。此外，目前，银行利差发生很大的变化，客户要求也高了，对收益都很敏感，银行在资金来源方面的经营压力很大。
以下是访谈实录：
凤凰财经：刘主任您好，很荣幸在达沃斯把您请到了凤凰财经的演播室现场。这两天金融业的人士都在讨论的问题，前两天601398/]工商银行601398]资金 601398]研报]关于是不是要兑付中诚信托违约的事情，引起了各方的争论，您作为管理银行业的一个领导者，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刘明康：我对这个案子具体情况不太了解，也是到了达沃斯看到这个有报道，姜建清董事长有一个说法，今天好像又跟着一个报道，具体不清楚他和信托公司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安排，不过一般来讲，我们过去情况，那就是除了存款这个产品一定是刚性的，连本带息你必须给储蓄人以外，其他的产品应当算是都有风险的，有一定的风险，所以有关的安排，我就不太清楚他们是一个什么情况。
如果是个储蓄产品是一个问题，如果不是储蓄产品，是一个理财产品，应该讲还是有风险的，不应该去做刚性兑付的。
凤凰财经：其实您说到储蓄，大家现在也在讨论的一个趋势，就是利率的市场化，一旦利率市场化，到时候是不是存款都不存在百分之百的保险了？市场有些传言，可能到时候最高是赔付50万人民币，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刘明康：这和利率市场化没有关系，他主要就是说，在银行有一个存款的保险机制，如果银行因为经营不善，或者其他原因申请破产保护的时候，进入清算阶段，对储蓄的人来讲他的正当合法的本和息是应该按照一个存款保险机制的上限，可以赔付单个帐户，目前有关的规定还没有出来。
凤凰财经：您从专业性的角度来理解，五十万这个数字会不会太少了呢？
刘明康：我相信有关的部门会对这个数字是有过一个统计，比如说占到百分之多少，比如百分之九十以上或者九十五以上等等，他们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率的统计。
凤凰财经：利率市场化的之后，对整个601988/]中国银行601988]资金 601988]研报]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不同的银行会受到什么样影响？产生什么样的分化呢？
刘明康：利率市场化，当然他是一个市场的机制，就希望通过市场化，使得定价反应更加的敏感，也就是更加努力按照风险来定价，也按照成本来定价，资金的来源他的可得性和他的成本，以及贷款和要投资的领域风险是多大，期望回报是多少，以及符合相关的风险管理要求和监管要求，比如提取资本金，拨备，所有的成本核算。
这样定价就是由市场的机制决定，潜在的含义就是说，银行业也好，保险公司也好，所有经济资金的交易，金融机构，银行业的、非银行业的，都必须要更好的做好自己的资产管理和负债管理。
利率市场化后，风险是潜在的。不只是在贷款方面，存款方面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凤凰财经：您觉得不同类型的银行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会带来分化吗？
刘明康：当然，每个银行的风险口味，风险文化是不一样的，战略也不一样，因此利率市场化，银行对自身资产和负债都应该有个考量，根据自己的风险口味和自己内部的风险定价原则，具体取一个价格。银行要加强管理，这是价格方面的，静态的。
动态的来讲，就是我刚刚讲的还有一个可得性，可得性就是还要做一个流动性的管理，因为天天都在变化，而且甚至于每秒钟都会发生变化，所以这就需要掌握很强的管理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所以我觉得对银行是一个挑战，也是给了一个机遇，但这个机遇下面的挑战是巨大的。
凤凰财经：您觉得有多少银行能够成功的应对这样的挑战，甚至把他当成机遇呢？很多人也在讨论说，一旦利率市场化后，可能很多小的城商行，如果没有核心的竞争力，会面临破产，您觉得会出现吗？
刘明康：就是利率市场化刚刚讲的，对银行的经营管理所带来的挑战，并不是太可怕，因为国际上面已经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很多的模式模型来体现这一点，因为这里面需要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在国际上都是现成的，不是一个太困难的项目，只是说自己应当要有这支队伍，要有自己建模，自己要能够很好的拟定自己的战略，并且进行变化的管理。
至于说你刚刚讲的这件事情，中小银行或者某一部分银行会不会出现问题，是这样子的，这是两个概念，一个就是我们的利率市场化本身带来的影响，第二个是人们的心理作用，认为最后我破产，真的拿到五十万，我就把钱搬家，搬到信赖的银行去，未必就是一定是大银行。但是从这一点来讲，银行业和金融业都是一个不对称的行业，信息不对称的行业，作为一个储蓄人，他是很难挑选这个银行的，凭借这个年报，凭公布的这些信息，要能够做一个判断：哪个银行离破产是比较远，哪个比较近，这一般是不理智的，非力所能及的。
当然，我们就要注意市场上有这种情绪的蔓延，要通过今后更好的来做好客户的和谐和谐系工作，宣传工作，坦诚的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和透明度的建设，使得大家对这一家银行有信任度，也就是我们过去经常讲的，做银行一定要做一个大家所尊敬的银行，你就不怕他是大还是小，你不怕存款搬家。
凤凰财经：在这样的浪头当中，我们看到现在民营资本也是对银行业的市场蠢蠢欲动，监管层的态度也是鼓励民营资本来进入银行这个领域，现在各种类型的公司，无论是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互联网公司，还是像苏宁这样传统的物流公司，零售公司，他们都想去做民营银行，您对民营银行这个大的趋势的看法是什么？
刘明康：我觉得银行就跟小平同志讲的一样，就是你并不分什么民营，国营，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概念，现在我们的银行业有好几千家农村的金融机构，有150、160家大大小小的银行，还不考虑城镇银行，金融机构中所有制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已经没有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了，这早就没有了，在我们手上早就改造掉，改造充足完了以后出现了一个多元的一个结构情况。所以大部分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民营的股份已经占到了50%以上，有的甚至于更高有，全部民营的银行早就出现了，有几家也做挺好。所以银行现在是这种混合的所有制结构了。
关键还是办银行的规律，按照科学的规律去掌握四点，知识，技能，经验，第四个最最重要，就是承诺，你对这个世界有一种敬畏的心理，你要对客户有个长期的承诺，这个银行才会办的好。所以大家现在都想去办银行，但是真正理解办银行的辛酸苦辣可能还不是太简单的一件事情，事非经过不知难。再加上现在我们对于银行审慎性的监管要求也高了，资本结构，资本水平，充足率水平，包括拨备的要求，风险度量的要求，内部风险管理的要求，还有杠杆率，还有流动性管理的要求，这些都是会增加运营成本。我们还有反洗钱的要求，还有反恐融资的要求，这些未必是大家都能知道，所以我相信一方面政府在鼓励民营资本进入一些行业的时候，也应当加大对潜在投资人的引导和教育。
凤凰财经：您觉得他们是否充分地认识到了办银行的风险呢？因为可能很多潜在的投资人他们会看到过去，比如说看中国的上市公司，2000多家上市公司，除了银行之外，其他的加起来可能还不够银行的利润，大家会不会以前觉得办银行就是一个坐那收钱的事？
刘明康：我不能说他们没有风险的准备，我只能说，即使是今天的银行业的从业人员，是不是对自己的风险都能够准确地把握，充分地估量呢。
凤凰财经：关键是很多人不觉得现在办银行有多大的风险，因为金融机构某种程度上的利差和垄断，就坐那收钱就可以了。
刘明康：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凤凰财经：民营进入之后，金融业就不是一个看上去没有风险的行业。
刘明康：为什么我们所经历的十几年当中两次大的风险和危机都冠以金融？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爆发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风暴，这都和金融直接相关，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金融的风险应当要充分地理解，也要全力以赴的去预防。
凤凰财经：因为现在有利差存在，有垄断门槛存在，大家感觉银行的利润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刘明康：现在这个利差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客户要求也高了，对收益都很敏感，所以现在银行在资金的来源上面，也就是负债方面的经营压力会很大。
凤凰财经：过去这一两年当中，互联网金融越来越火，我先想请问您做一个宏观的判断，你觉得互联网是否可以颠覆掉现有的金融体系？
刘明康：我觉得互联网会对现有金融体系产生颠覆性的冲击，因为颠覆这个字用的比较多了国内国外都有这个词，但是这个词并不等于说可以把现有的银行业，或者金融业，包括证券，都打得稀巴烂，不是这个概念，就是颠覆了他的传统的理念，颠覆了他的传统的从业方式和方法，颠覆了整个的文化，这个都是可能的。至于说传统的银行业和金融业能不能跟上，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必须要改变自己。也就是是我也很高兴看到，现在有很多的银行、保险公司已经开始重视自己的网络建设。比如说网络银行的服务，把这些事情都做得更好，学习互联网金融的一些好的做法来改变自己的思路，改变自己的服务，改变自己的文化，这是对的。他们本身也应当很好的对自己从事的新的领域风险的建设，风险的管理有充分地理解和认识。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反洗钱的要求，比如说反恐融资的要求，比如说网络安全的要求，因为网络上面如果只是一般的信息，大家聊聊天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今天流动的是钱，那就是很大的问题，如果有黑客攻击，或者是恶意破坏，那丢掉的是客户的钱。从事金融业的人，不管他是互联网的还是银行，这个基本的逻辑就是，如果客户的钱放在你这里，那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如何要保护他的安全。所以在这方面，金融业都投入了大量地资金，可以这么说吧，一个中型以上的银行哪个没有投入100多个亿去进行自己的IT和网络的安全建设，所以这只是一个小的方面，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要求，我相信互联网金融的创业者以后也会慢慢的学到这些酸甜苦辣。
凤凰财经：您觉得现在监管层关于互联网金融还会不会出台新的监管政策？
刘明康：我觉得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东西出来，因为是新事物嘛，另外也应该能看到互联网金融的从业者现在也跟银行、保险、证券、基金公司联合和合作，这也是很好的趋势，发现自己的缺点，和别人的优势去结合，就变成了强强联合来适应现在社会，在新的技术影响下面的极大变化。这个是一直往前走的，因为只要有大数据，只要有云计算，有移动互联网，这三个的结合其实对所有行业的憧憬可以说都是颠覆性的。
凤凰财经：前两天我看到央行关于比特币的监管政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明康：比特币是一个投机和泡沫的炒作，比特币与货币还有很多的差距，央行采取这样的一个强硬的措施，特别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
谢国忠：2014年房价跌50% 房产泡沫破灭是大好事2014年01月26日 07:19
来源：BWCHINESE中文网
高利贷出问题房价更撑不住问：限购限贷下，目前房价出现了松动，如何看现在的房地产(行情专区)市场？谢国忠：当今的高房价是很多因素作用的结果，泡沫总有一天会破，现在已经开始破了。最后一波房地产泡沫是靠高利贷推起的，现在高利贷出了问题，房价也支撑不住了。问：你之前说中国的房价下跌50%很正常，什么时候会发生？谢国忠：我原来认为是在2012年，今年年初我改变了我的预测，当时认为今年下半年将开始下跌，但这个下跌不是一步到位的，先期先下跌20%-30%，之后可能会有反复，到2014年会出现房价下跌50%。房产泡沫破灭对中国是大好事问：你是说中间还会有反复？谢国忠：是的，就好比A股从6000点下跌，跌到5000点的时候就会有人进场，托一托。捞底的人总会有的。房价下跌20%-30%之后，急需买房的和一些投资客会进场，交易量会起来，这中间可能会有反复。现在工薪族的工资怎么买得起房子？像二线城市一万块钱一个平方米的，有多少人买得起？这个市场主要是投机需求，这个又主要是银行(行情专区)贷款来的。泡沫有多大？所以房地产进入了一个大幅度下降的时代是不可避免的。问：包括任志强在内的一些人认为，黄金地[简介 最新动态]段的房价不会跌，因为资源稀缺。谢国忠：不下降是不可能的，曼哈顿的房价也会跌。再过10年，中国人口开始下降，10年后房价不会涨起来了，只会掉不会涨。任何一个人口开始下降的国家房价只会掉，当时日本每年房价下调7%。人口 老化是一个巨大的力量，以后对中国影响非常大，人口老龄化后一个社会负担越来越重，人口老龄化以后不要谈楼市会不会涨，是不会涨的。 刚需是炒出来的概念问：你怎么看通过限购这样的行政手段调控房地产？谢国忠：由于出了这个政策抑制了房价，所以房价的高点没有我预想的那么高，就好像是股市5000点的时候一系列政策组合作用，没有让它涨到6000点再往下掉，而是从5000点往下掉。但结果是一样的，最终都是要掉到2000点。问：那银行提高首套房贷的利率呢？是不是也误伤了不少刚需？谢国忠：京沪80%都是外地人和多套房的人，不是刚需，刚需是炒出来的概念。至于首套房的利率，这是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通胀预期上升、信贷管控，资金价格高了。面粉贵了面包当然也得贵。记者：前阵子银监会说中国的银行业能承受房价下跌40%？真的跌40%中国银行(行情股吧买卖点)体系承受得了吗？谢国忠：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跟其他国家的不一样。现在是通过房地产转移到政府，股市的投资会有一系列的后果，银行出现一些坏账是不可避免的，钱是政府拿的，坏账也是政府的事。我觉得是一个口袋放到另一个口袋的事，没有那么严重。问：你建议投资者尽快卖掉手中空房，卖掉房之后买什么呢？谢国忠：先留着，现在人民币不会贬值，不管内部通胀有多少，不敢贬值，贬了的话所有的钱都会流出中国。不过现在卖的话肯定卖不掉，很多朋友卖房子都没人看，没办法只能熬。如果这时有人来看你的空房子，一定要卖了，这是个好机会。如果下一次房价掉的话要持续掉三四年。
泡沫崩溃时做什么都没用问：你对最近提出的微调有什么看法？谢国忠：在泡沫崩溃的时候做什么也不管用。其实在2008年就应该让它崩盘，但后来政府大量发行货币，又把它撑起来了。这次泡沫崩溃，救市的资金会比2008年的更多。
记者：那像2008年大规模救市的历史会重演吗？谢国忠：2008年、2009年十万亿钱砸进滋生泡沫现在可以吗？政府是不敢做的，政府是受限制的，在货币政策上是受限制的，它是不可能像2008年这样做的。
记者：这轮调控后，我国房地产市场会如何发展？谢国忠：房地产物归原主，地段好收入较高、租不出去的地方房价都会崩。目前中国有2万多家开发商，其实2000多家就差不多了，到时候政府会引导房地产行业的整合。 大幅度减税时就要买股票问：最近在财税改革上也有一些新动向，如何看最近的增值税改革？谢国忠：中国需要减税，就意味着政府要让利，就是政府要少收钱了。现在中国调整的核心是政府要减税，要让利给老百姓，现在做的营业税变成增值税是第一步。问：什么时候才会见成效？谢国忠：在经济很差的时候才有可能进行实质性的财税改革。政府大幅度减税的时候牛市来了，股市见底的时候是楼市崩盘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中国大幅度减税的话，你就去买股票，下一个阶段你就发了。
记者：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A股为何一直萎靡不振？谢国忠：高利贷20%的利息把资金吸收。现在开始在局部地区崩溃，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将在其他地区陆续崩溃。高利贷实质上是一个旁氏游戏，用新钱还老钱的模式不可持续。12个月你不断会看到这样的事。问：是说等12个月后，高利贷问题解决后资金流入股市，中国就能有一轮牛市吗？谢国忠：不是牛市，是个反弹，房地产价格降，量上去后，会有一定反弹，公司不赚钱哪里来的牛市啊？20年技术性的上上下下，中国股市的牛市必须是，政府进一步改革，转变成一个服务性的机构。
未来十年中国都面临通胀压力问：你觉得现在通货膨胀水平已经见顶了吗？谢国忠：现在工资这么涨，怎么可能通胀见顶了呢？通胀仍是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过去十年间，货币供应大幅增长，正在造成通胀的后果。现在的货币增长尚未低到可以消除通胀的水平。记者：这轮通胀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谢国忠：中国的通胀是一个长期问题，如果政府放钱，宽松货币政策，那么就会严重点，如果不放钱可能会好一点，未来10年中国都将会面临通胀的巨大压力。问：会一直处在6%这样的高通胀吗？谢国忠：劳动力和能源价格占整个成本的一半，这两个要素价格在快速上升，通胀会持续。记者：目前大家讨论比较热的，中国经济是否会硬着陆，你怎么看？谢国忠：目前来看中国经济只会是软着陆。软着陆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的信贷体制特性。在中国，借贷双方一般都是政府所有，所以贷款重置也是很自然的过 程，当借款无法偿还时，其资产通常不会被没收清算，只要货币相应保持增长，就会不断转化为需求，名义GDP的增长将会与M2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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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关于楼市，希望谢博士这次能够赌对。
关于通货膨胀率，我发现，留学回来的基本都不相信中国的通胀率统计。这是他们根本不了解国家统计局关于通胀率的统计。在虚心了解国家统计局通胀率统计体系设计及其执行过程后，相信他们就会闭嘴了。
中国的所谓经济学家多数是海龟，而海龟使用的是西方国家的评价标准和体系。中国的经济与西方经济最大的不同有两个方面，一是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大企业的经营行为是由国家控制的，西方国家是私有经济占主导地位，政府无权干涉企业的行为；二是西方国家19世纪末就完成了工业化的初始阶段，中国到1976年才完成工业化初始阶段，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使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根本无法评价中国的经济状况。所以，中国的那些所谓经济学家，所谓精英机械套用西方理论分析中国的问题必然错了又错。
中国副财长：四大不确定因素影响2014中国经济 2014-1-26 10:11
摘要: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25日在北京表示，2014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受国际社会四大不确定性影响，决策者对此应予以高度关注...
朱光耀是在当日闭幕的第十二届中国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作出上述研判的。他所指的四种不确定性因素分别来自于美国、欧盟、新兴经济体及日本。
朱光耀指出，随着美国国内就业状况的好转及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其所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预计将逐渐得到调整。“这一举动的直接风险在银行，但外溢性却是全球性的。”朱光耀提醒。
除了充满不确定性的货币政策，朱光耀指出，美国的财政政策也面临很大风险。美国政府与国会必须在2月初确定新的债务上限标准，否则美国债务风险将“随时面临爆发可能”，这一风险对国际社会可能的影响不可小觑。
除了来自美国经济的风险，朱光耀指出，来自欧洲的不确定性亦值得高度关注。“关键是在欧元区，虽然欧元区的经济近期有所稳定，主要债务国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改善迹象，但根本性问题仍未得以解决。”
舆论普遍认为，欧洲主权债务风险尚未完全消除，未来危机仍可能以新的方式爆发出来。欧洲经济的未来走向，仍取决于以何种方式解决目前的债务存量问题。
“希望欧洲能够妥善处理存在的问题，避免危机再次发生和蔓延。”朱光耀说，“但客观情况仍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朱光耀指出的第三个不确定因素来自于新兴市场国家。他认为，新形势下，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表现出现明显分化，多个新兴经济体增长率出现下降。“这里面自然有美欧等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自身结构问题得以暴露。”
朱光耀特别指出，来自日本的不确定性值得国际社会关注。他说，“安倍经济学”尽管给日本经济带来温和复苏的形势，但“该国结构性问题已经积重难返”。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由于产业空心化、人口结构老龄化等长期结构性问题难以解决，随着日元贬值和股市上涨势头放缓，“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效用已开始减弱。
2014年4月，日本消费税将从目前的5%上调至8%，朱光耀认为，安倍政府此举将对经济带来较严重的影响。他同时指出，安倍政府在提高消费税的同时推出了5万亿日元的额外支出计划，此举无异于一场“冒险”和“赌博”
andar 发表于 2014-1-26 20:54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评论：
关于楼市，希望谢博士这次能够赌对。
当然，若全面评价，除了楼市和通胀率的分析可以略过不看外，谢博士经济分析的其他方面还是功底深厚，值得土鳖们好好学习的。
yoution2 发表于 2014-1-26 08:48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创业板的多头趋势一直没坏。
从最近几天的走势看，上证、深综指、中小板也不是简单的几天的年底红包行情， ...
创业板明显诱多，当心！
andar 发表于 2014-1-26 13:03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2013年12月17日06:59AM货币错配：新一轮危机的根源？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
全球金融危机最 ...
差不多每次都这样。
本帖最后由 andar 于 2014-1-27 12:44 编辑
世界经济的变化
（The World Economy’s Shifting Challenges）
乔治·索罗斯
2014年01月07日
[*] http://www.zaobao.com/sites/default/files/styles/large/public/images/201401/20140107/xin_55201070312367652096613.jpg
随着2013年进入尾声，重振世界影响力最大经济体（除了欧洲）的努力正在让全世界受益。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是政治性问题。
在经历了25年的停滞后，日本试图通过采取前所未有规模的量化宽松重新振兴其经济。这是一场高风险实验：更快的增长可能会推高利率，让债务维持成本变得不可持续。但首相安倍晋三宁可冒险也不愿日本缓缓走向死亡。而从公众热烈支持的角度看，日本普罗大众也是这个看法。
相反，欧盟正在迈向日本拼命想要摆脱的长期停滞。这是一场髙赌注赌局：民族国家可以经历失去的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而活下来；但作为民族国家的不完全联盟的欧盟很容易因此崩溃。
欧元的设计存在致命缺陷。它是在德国马克的模式基础上建立的。成立共同中央银行而不成立共同财政部意味着政府债务将由任何一个单一成员国所无法控制的货币计价，这就带来了违约风险。由于2008年大崩盘的影响，一些成员国处于过度负债状态，风险溢价导致欧元区永久分裂为债权国和债务国两个阵营。
这一缺陷原本可以通过用欧元债券取代个体国家债券来纠正。不幸的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排除了这一选项，这反映出德国人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发生了彻底改变。在重新统一之前，德国是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者；如今，不堪重新统一成本重负的德国纳税人决定不再充当欧洲债务人的摇钱树。
2008年大崩盘发生后，默克尔坚持每个国家都应该自己照看好自己的金融机构，政府债务必须十足偿付。德国在重复一战后法国所犯下的悲剧性错误而不自知。当时，法国总理白里安的坚持赔款导致了希特勒的崛起；如今，默克尔的政策在导致欧洲其他国家极端运动的崛起。
当前的欧元治理安排将继续维持，因为德国将永远贡献维持共同货币的最低限度努力，也因为市场和欧洲当局将惩罚挑战这一安排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尽管如此，金融危机的爆发阶段已经过去了。欧洲金融当局已经默认紧缩不利于生产，也不再采取进一步财政约束。这给了债务国一定的喘息空间，而尽管看不到增长前景，金融市场仍然稳定下来。
未来危机将发源于政治领域。事实上，这已经昭然若揭了，因为欧盟可谓两耳不闻盟外事，对于外部威胁根本无法充分响应，不管它来自叙利亚还是乌克兰。但前景也远远称不上毫无希望；俄罗斯威胁的复起可能会扭转当前欧洲走向分裂的趋势。
于是，危机将欧盟从激发人心的“梦幻目标”转变为与之截然不同的东西。理应是平等国家为了共同好处牺牲部分主权自愿结盟（堪称开放社会原则的楷模）的联盟如今已被欧元危机转变为债权国-债务国关系，既非自愿，也不平等。事实上，欧元可能把欧盟毁掉。
与欧洲形成对比的是，美国正在成为发展中世界最坚挺的经济体。页岩能源给美国带来了重要的制造业整体竞争优势，石化行业就更不用说了。银行和住房部门在去杠杆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量化宽松提振了资产价值。住房市场也有所改善，建设潮拉低了失业率。财政拖累也即将结束。
更令人惊喜的是，美国政治两极分化显示出扭转的信号。两党制度已经良好运转了两个世纪，因为两大党派都必须在大选中争取骑墙派。接着，共和党被宗教和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绑架，随后又被新保守主义所把持，这使该党走向了极右。民主党试图趁机赶超从而赢得骑墙派，而两党都在不公正地划分国会选区。结果，积极分子主导的党内预选获得重视程度超过了大选。
这构成了美国政治两极分化。最终，共和党中的茶党玩得过了火。在最近导致政府关门后，共和党其他部分开始反击，这应该会带来两党制度的复苏。
如今，世界所面临的主要不确定性不在于欧元，而在于中国的未来取向。其快速崛起背后的增长模式已经失去了动力。
这一模式依赖对家庭部门的金融抑制从而推动出口和投资的增长。结果是家庭部门占GDP比重下降至35%，家庭部门的被迫储蓄不再能够为当前的增长模式提供资金。这导致了各种债务融资手段的爆发式增长。
中国的金融环境与2008年大崩盘之前一年的美国存在一些诡异的相似之处。但也存在一个重大不同。在美国，是金融市场主导政治；在中国，国家拥有银行和大部分经济，且**控制着国有企业。
中国人民银行意识到了这一危险，从2012年开始着手治理债务增长；但当减速开始给经济带来实打实的痛苦时，伟大的接过了指挥棒。2013年7月，领导层要求钢铁行业炼钢炉全开，人民银行放松信贷。经济发生了迅速的变化。11月，**十八大三中全会公布了意义深远的改革方案。这些发展态势极大地改善了当前的全球前景。
中国领导层将经济发展置于结构改革之前是正确的，因为结构改革与财政紧缩相结合会让经济陷入通缩螺旋。但中国的当前政策有一个尚未解决的自我矛盾：重启炼钢炉也重新激活了债务猛增，而这一模式不可能再持续多年。
如何和何时解决这一矛盾将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深远影响。中国转型的成功不仅需要经济改革，也需要政治改革，而其失败则会破坏中国政治领导层目前仍享有的普遍信任，导致国内动乱和国外军事冲突。
另一个重大的未解决问题是合适的全球治理的缺位。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无法形成一致加剧了叙利亚等国的人道主义灾难，更不用说放任全球变暖过程不受约束地发展了。但是，与将在未来几年中见分晓的中国难题相反，全球治理缺失问题可能会永远存在。
英文原题：The World Economy’s Shifting Challenges
世界经济的变化
（The World Economy’s Shifting Challenges）
乔治·索罗斯 2014年01月07日
[*] http://www.zaobao.com/sites/default/files/styles/large/public/images/201401/20140107/xin_55201070312367652096613.jpg
As 2013 comes to a close, efforts to revive growth in 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es –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eurozone – are having a beneficial effect worldwide. All of the looming problems for the global economy are political in character.
After 25 years of stagnation, Japan is attempting to reinvigorate its economy by engaging in quantitative easing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 It is a risky experiment: faster growth could drive up interest rates, making debt-servicing costs unsustainable. But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would rather take that risk than condemn Japan to a slow death. And, judging from the public’s enthusiastic support, so would ordinary Japanese.
By contrast, the European Union is heading toward the type of long-lasting stagnation from which Japan is desperate to escape. The stakes are high: Nation-states can survive a lost decade or more; but the EU, an incomplete association of nation-states, could easily be destroyed by it.
The euro’s design – which was modeled on the Deutsche Mark – has a fatal flaw. Creating a common central bank without a common treasury means that government debts are denominated in a currency that no single member country controls, making them subject to the risk of default.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crash of 2008, several member countries became over indebted, and risk premia made the eurozone’s division into creditor and debtor countries permanent.
This defect could have been corrected by replacing individual countries’ bonds with Eurobonds. Unfortunately,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reflecting the radical change that Germans’ attitudes toward European integration have undergone, ruled that out. Prior to reunification, Germany was the main motor of integration; now, weighed down by reunification’s costs, German taxpayers are determined to avoid becoming European debtors’ deep pocket.
After the crash of 2008, Merkel insisted that each country should look after its ow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government debts should be paid in full. Without realizing it, Germany is repeating the tragic error of the French after World War I. Prime Minister Aristide Briand’s insistence on reparations led to the rise of Hitler; Angela Merkel’s policies are giving rise to extremist movements in the rest of Europe.
The current arrangements governing the euro are here to stay, because Germany will always do the bare minimum to preserve the common currency – and because the markets and the European authorities would punish any other country that challenged these arrangements. Nonetheless, the acute phas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s now over. The European financial authorities have tacitly recognized that austerity is counterproductive and have stopped imposing additional fiscal constraints. This has given the debtor countries some breathing room, and, even in the absence of any growth prospects, financial markets have stabilized.
Future crises will be political in origin. Indeed, this is already apparent, because the EU has become so inward-looking that it cannot adequately respond to external threats, be they in Syria or Ukraine. But the outlook is far from hopeless; the revival of a threat from Russia may reverse the prevailing trend toward European disintegration.
As a result, the crisis has transformed the EU from the “fantastic object” that inspired enthusiasm into something radically different. What was meant to be a voluntary association of equal states that sacrificed part of their sovereignty for the common good – the embodiment of the principles of an open society – has now been transformed by the euro crisis into a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ditor and debtor countries that is neither voluntary nor equal. Indeed, the euro could destroy the EU altogether.
In contrast to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is emerging as the developed world’s strongest economy. Shale energy has given the US an important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manufacturing in general and in petrochemicals in particular. The banking and household sectors have made some progress in deleveraging. Quantitative easing has boosted asset values. And the housing market has improved, with construction lowering unemployment. The fiscal drag exerted by sequestration is also about to expire.
More surprising, the polariz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shows signs of reversing. The two-party system worked reasonably well for two centuries, because both parties had to compete for the middle ground in general elections. Then the Republican Party was captured by a coalition of religious and market fundamentalists, later reinforced by neo-conservatives, that moved it to a far-right extreme. The Democrats tried to catch up in order to capture the middle ground, and both parties colluded in gerrymandering Congressional districts. As a consequence, activist-dominated party primaries took precedence over general elections.
That completed the polariz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Eventually, the Republican Party’s Tea Party wing overplayed its hand. After the recent debacle of the government shutdown, what remains of the Republican establishment has begun fighting back, and this should lead to a revival of the two-party system.
The major uncertainty facing the world today is not the euro but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China. The growth model responsible for its rapid rise has run out of steam.
That model depended on financial repression of the household sector, in order to drive the growth of exports and investments. As a result, the household sector has now shrunk to 35% of GDP, and its forced savings are no longer sufficient to finance the current growth model. This has led to an exponential rise in the use of various forms of debt financing.
There are some eerie resemblances with the financial conditions that prevailed in the US in the years preceding the crash of 2008. Bu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oo. In the US, financial markets tend to dominate politics; in China, the state owns the banks and the bulk of the econom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controls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ware of the dangers,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took steps starting in 2012 to curb the growth of debt; but when the slowdown started to cause real distress in the economy, the Party asserted its supremacy. In July 2013, the leadership ordered the steel industry to restart the furnaces and the PBOC to ease credit. The economy turned around on a dime. In November, the Third Plenum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announced far-reaching reforms. These developments are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the recent improvement in the global outlook.
The Chinese leadership was right to give precedence to economic growth over structural reforms, because structural reforms, when combined with fiscal austerity, push economies into a deflationary tailspin. But there is an unresolved self-contradiction in China’s current policies: restarting the furnaces also reignites exponential debt growth, which cannot be sustained for much longer than a couple of years.
How and when this contradiction will be resolved will have profound consequences for China and the world. A successful transition in China will most likely entail political as well as economic reforms, while failure would undermine still-widespread trust in the country’s political leadership, resulting in repression at home and military confrontation abroad.
The other great unresolved problem is the absence of proper global governance. The lack of agreement among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s five permanent members is exacerbating humanitarian catastrophes in countries like Syria – not to mention allowing global warming to proceed largely unhindered. But, in contrast to the Chinese conundrum, which will come to a head in the next few years, the absence of global governance may continue indefinitely.
(George Soros is Chairman of Soros Fund Management and Chairman of the 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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