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andar 于 2014-1-22 18:16 编辑
{楼主: 瑞州青林[大盘交流]凤凰涅磐归来，开新贴解读未来大盘方向}
andar发表于 2014-1-22 14:35|只看该作者瑞州青林 发表于 2014-1-22 10:56 http://bbs.macd.cn/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最近的利率变化，和央行的动作有关。
一是央行通过SFL，向试点地区中小金融机构提供了短期流动性，而以 ...
谈到经济增长，使用季度模型，更为细化些。
简单说，2013年中国经济四个季度增长的图景并非统计局公布的那样稳态分布：7.7%、7.5%、7.8%、7.7%，恰恰相反，波动极大，我估计，去年四个季度真实的增长图景是：3.2%、5.4%、9.8%、7.8%，上半年增长仅4.3%，下半年跃上8.8%的快车道。但全年增长仅6.7%左右，没有完成计划目标。
依据我的估计，可以看出，在抑制三公政策愈加严厉的去年下半年，经济增速却由上半年的4.3%跳升到8.8%左右的快速增长水平，说明扩展的财政政策、经济的内生力量以及外部环境好转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合力显著加大。
2014年，随着改革短期正红利显现、外需环境明显改善，去年下半年的较快增长态势将会得以延续，预计全年经济增长速度8.3%左右，比2013年提高1.6个百分点，迈上一个大台阶。因基数原因，2014全年增长呈现前高后低格局：其中，上半年增长9.0%，下半年增长7.8%。此外，如无重大天灾，2014年通胀率将维持在3%左右。
若如你所料人民币贬值，那么今年中国经济增长数据会更为好看。去年的日本就是最好的例子。
例如，据我测算，如果人民币贬值10%，那么，2014年全年经济增长将轻松突破9%，代价是，不仅全年通胀率将突破4%关口，预期通胀率更将突破6%，成为来年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障碍。
来踩踩！:WX:
本帖最后由 andar 于 2014-1-23 08:10 编辑
截至目前，中国的产出法季度GDP统计决定了季度计量经济模型存在先天缺陷。没有支出法季度GDP统计序列的现实导致现有生产法计量模型无法实现理论上要求的闭合：即通过潜在GDP（供给）与现实GDP（需求）的“缺口”来作为决定价格的重要变量，从而闭合（close）整个模型。这是统计现状导致的模型缺陷，无法回避。至于具体到一二三产业的预测，那是应有尽有的。
说到人民币汇率问题，本人在97年国际金融大鳄打着人民币贬值的旗号狙击港币之时，曾高调反击人民币贬值的奇谈怪论，并指出人民币将走上长期稳步升值之路。自那之后，鲜有谈及汇率。andar认同格林斯潘的观点，汇率问题是宏观经济中最复杂最难预测的问题，那要远比中国的房地产复杂得多得多，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谈清楚的。对此，我依然秉持边走边看的态度。
至于货币政策，就简单多了，中国的官方利率这么高，存款准备金率这么高，恰恰说明中国央行手中的炮弹要远比美联储、ECB【欧洲央行】、日本央行、英格兰银行多得多！剩下的，对中国央行而言，不过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技术活罢了，怕个啥？！
奇怪的是，美欧日英央行几乎把所有的炮弹都打光了，却依然骗得大家对其信心满满，中国央行弹药充足还没怎么用哪，怎么就轻易可以对它失去了信心了哪？
事实上，这种匪夷所思的悲观情绪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并非理性分析的范畴。
今天创业板创新高了呢？本来觉得你说的经济层面还有点意思，原来也是瞎猜呀，这不怪你，其实很多数据是假的，真的知道的不多。
2014年 01月 22日 07:57
IMF上调2014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
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周二上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理由是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经济走强，但IMF也表示通货紧缩和金融业风险仍然可能破坏全球经济的完全复苏。
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在为IMF最新《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报告准备的讲话中称，经济复苏势头正在增强。
IMF将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去年10月的3.6%上调至3.7%。
布兰查德称全球预算紧缩造成的拖累正在减弱，金融体系正在慢慢愈合，投资者的不确定感正在降低。
但布兰查德称经济复苏仍然脆弱且不均衡。
但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几年情况不同的是，发达经济体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大多放缓。
目前美国引领全球经济复苏。IMF将美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2.8%。但将2015年美国经济增速预期下调0.4个百分点，至3%，主要因为美国国会在联邦资产规模以及支出问题上僵持不下。
考虑到经济复苏速度缓慢，且借款利率上升可能对新兴市场经济体造成冲击，IMF呼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简称：美联储)就退出宽松货币政策与外界谨慎沟通。上周IMF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暗示美联储目前的退出策略基本适当。IMF预计美联储将在2015年开始上调利率。
IMF对欧洲经济的乐观程度下降，官员警告称价格下降的风险不断上升，可能令欧洲疲软的经济复苏陷入停滞。虽然IMF上调了对英国、德国和西班牙的经济增速预期，但布兰查德称南欧仍是全球经济中较为令人担忧的一个地区。
尽管欧元区南部国家出口强劲，但需求萎靡不振，银行、企业和生产力水平都较为疲软，而且需要进一步紧缩预算。
IMF表示，在避免通货紧缩的问题上，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还能采取更多经济刺激措施。IMF称，欧元区最重要的短期任务可能是欧洲央行的银行资产评估。
IMF将2014年日本经济增速预期上调0.4个百分点，至1.7%。IMF表示，日本需要在不影响经济复苏的情况下削减预算、安抚投资者，这仍是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
IMF将中国经济增速预期上调0.3个百分点，至7.5%。不过Blanchard表示，新兴市场就总体而言，其主要挑战是中国需要遏制日益扩大的金融风险，同时还要保证经济增速不过度放缓。
IMF下调了其他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预期。IMF将俄罗斯2014年经济增速预期下调1个百分点，至2%；将巴西增速预期下调0.2个百分点，至2.3%。
IMF表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加强应能提振新兴市场出口，这足以抵消美联储今年缩减购债引发的借款成本上升预期的消极影响。
不过Blanchard称，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考虑了利率上升因素，IMF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各国间将出现复杂的资本流动。
他表示，经济政策不力的新兴市场国家受到的影响可能最大。
Ian Talley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评论：IMF信心回升，是建立在全球政府企业家庭三大部门信心回升的基础上的，尽管有些保守。
2014年 01月 22日 07:18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福是祸？
http://cn.wsj.com/photo/BF-AG628_MKTLED_G_20140117165703.jpgLi Zhongxian/Imaginechina
山东省枣庄市，一名工人在电线杆上操作。
去
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这不仅显示出第三季度经济增速的回升失去后劲，还表明决策者可能愿意为结构性改革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
那么增速放缓是好事还是坏事？经济数据所体现的是政治上的成功还是仅仅是经济的日益疲弱？中国领导人是该因此受到赞扬，还是该从中领会到问题所在？答案是，这要看情况而定。
中国的决策者说，他们希望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更多地依靠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进而实现经济再平衡。再平衡还意味着将有更少的资源用于已存在产生过剩的经济领域，比如钢铁和水泥，而让服务业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再平衡也是一项长期任务，短期内可能造成紊乱和经济增长放缓。
随着2013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放缓，决策者推出一个小型刺激计划来防止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这个计划既有对地铁和铁路的投资，也有对企业的减免税。该计划使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小幅回升，但之后三个月经济增长势头消退（或者说是决策者任由增长势头消退）。
第四季度经济增速为7.7%，低于第三季度的7.8%。这意味着2013年全年GDP增速为7.7%，仍高于政府设定的7.5%的目标，但基本延续了2010年增速达到10.4%以来的放缓趋势。
经济学家樊纲周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过去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不是正常的增长。7.5%至8%的增长是非常好的消息。政府能够更多地专注于结构性问题。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结构性调整已经开始取得实效。
里昂证券(CLSA)的罗福万(Andy Rothman)在写给客户的报告中说，中国正在许多方面如火如荼地推进经济再平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最重要的“再平衡”就是把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转变为民营企业驱动的经济。他指出，民营企业提供了中国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在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中利润占比最高，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达到三分之二。
罗福万还举出了其他证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三产业（包括服务、零售和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已达到46%，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的44%。罗福万说，2003年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为41%，1993年为34%。
中国领导人很可能对当前经济增速感到满意。中国总理李克强去年年底曾表示，尽管经济增长目标定在7.5%，但低一点也可以接受。真正的底线应该在7.2%，只有这样才能保证1,000万的新增就业和4%左右的城镇失业率。
这就说明，今年的经济结构调整有较大的空间，至少目前来看形势不错。
摩根大通(J.P. Morgan)经济学家诸海滨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整体有所放缓，但仍属适当，而推进改革的有利条件也已具备。
但在经济再平衡的条件如此成熟之际，是否存在公众预期过高而导致改革失败的风险？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Conference Board)经济学家卜安德(Andrew Polk)表示，过多地讨论再平衡，这本身也存在风险。
他说，官方过多地讨论再平衡是有风险的。再平衡是个缓慢和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也就不宜过分关注。
William Kazer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评论：
我估计，去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速为7.8%左右，比第三季度回落两个百分点，但依然比上半年回升3.5个百分点，并不慢。有理由对2014年中国取得更快增长充满信心。
本帖最后由 andar 于 2014-1-22 21:23 编辑
美媒：中国商人爱内斗缺诚信 点名批马云、陈光标、王健林
2014-1-22 8:48:00 彭博商业周刊
撰文/Cay Adkins（美国大学教授）
据报道，这段时间，在美国媒体和社交网络中，罗德曼和陈光标绝对处在各种非议的中心。前者面对媒体采访，信口开河谈论他与北朝鲜的各种瓜葛，甚至当众暴怒;后者高调宣布收购《纽约时报》，却连股东的影都没见到，还继续宣称要买《华尔街日报》或CNN等美国媒体，让见怪不怪的美国人都几乎惊掉下巴。
在美国人眼里，中国商人常是冒险有余但务实不足，陈光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美国的所作所为，让所有人都无法把他当成一个严肃的商人。采访过陈光标的美国网站《商业内幕》的记者甚至开玩笑说，他只要把发型稍改一下，就可以冒充美国的马戏团杂耍派商人DonaldTrump了。
几个星期前绝大多数美国人还不知道陈光标是谁，但他借收购《纽约时报》的噱头，成功上位，在美国得到了一定的知名度，哪怕是负面的。这位试图抢滩美国市场的中国商人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结构极其缺乏了解。姑且不说那身不合场面的绿色西装、极尽夸大之词的名片，只说他以为购买《纽约时报》就能重塑其“真实性和影响力”的想法，就显得太不了解美国媒体。媒体大亨默多克在收购《华尔街日报》时，曾被董事会要求做出不干涉新闻操作的允诺，他可以对报纸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但具体的操作还需依靠董事会和市场的反应。
另一个让美国人跌眼球的是中国商人的特权心理和由此引发的对法律的不尊重。马云企图以合伙人制度控制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就是一个例子。如果陈光标因自身背景，缺乏对美国文化的了解，还情有可原，学英语出身，和美国打交道多年的马云就没有这个借口了。
2005年，马云为缓解阿里巴巴的资金困境，让雅虎以10亿美元加上雅虎中国的资产获得了阿里巴巴39%的股份，但不久马云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很可能因此失去公司控制权。于是，马云采取了各种不寻常的方式试图“赎身”。如2011年曾绕开董事会，擅自将支付宝从阿里巴巴集团剥离，这让他一度遭遇在美国被起诉的困境。为了成功地以他设计的合伙人制度控制公司并在香港或美国上市，他不惜隔空喊话，完全不顾这种合伙人制度不过是设立在阿里巴巴的注册地开曼群岛的一种特殊管理条款，算不上法律意义上的合伙制，更不说淘宝假货和水货泛滥，根本经不起美国证监会的细查。马云所设想的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的方式，不过是对美国法律的一种无视。
崇尚内斗、缺乏诚信是美国人对中国商人的另一个评价。当陈光标被记者问及他的慈善动机是否是中国很多人所说的“做秀”时，他马上解释这是他的一种策略，借以逼迫其他的中国富商捐献财富。陈光标还不忘揭其他人之短：“我和其他中国富人不一样，我不喝酒不抽烟不赌博，由于我的成功和高调，近些年中国的政府官员和富人不喜欢我。”
另一个例子是王健林。在高调收购美国第二大院线AMC以后，王健林在美国的影视产业有了“发言权”，他频频在媒体上曝光，打的字眼是“新一代中国首富”。据《商业周刊/中文版》文章，王健林曾通过美国梦工厂的创始人卡森伯格牵线，要约妮可·基德曼和汤姆·克鲁斯见一见，可是王健林自己却迟到了将近一小时。中间人卡森伯格的脸上挂不住，问王健林原因，王的回答是，“我的私人飞机(privatejet)停得太远!”大概是将私人飞机强调得太过，让人家卡森伯格不动声色地来了一句，“是么?我的私人飞机们(privatejets)也没有停得很近。”言下之意，私人飞机有那么了不起吗，很不幸，王健林炫富失败。
在美国人眼中，浮华、厚黑和严重的投机心理是中国商人身上存在的普遍问题，从当年进口到美国的低劣汽车轮胎、有毒油漆，到不久前美国证监会调查的中国审计公司作假等，中国商人的信誉一直是一个软肋。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陈光标近年来一直在不断炮制各种令公众哗然的新闻，浮华的公益事业如是，这次收购《纽约时报》的炒作亦如是，而他的每一次炒作都有着很严重的投机性。
美国人并不傻，知道陈光标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赚眼球和打知名度，目标是为承揽旧金山大桥的拆除业务造势。他在宣传自己能用绿色方式拆旧金山大桥时，也没忘记一贯的做派，声称会把所获利润全部捐赠慈善机构，其中60%将是在美国国内的慈善团体。
其实中国商人身上的很多优点被美国人欣赏，比如陈光标的敢于推销自己、马云的坚持、王健林的实干和他们共同的吃苦精神等。但处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商人也是非常尴尬的，纵向上看，五千年“重农抑商”的传统没给他们留下精神世界的根;从横向上看，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让他们一夜崛起，但涉及到管理思想和企业文化却无先迹可循。这让中国商人在踏入美国后常常会无所适从，做出短期行为，让自己的行动和决策显得稚嫩而缺乏安身立命之本。当然要改变这种现象也不是一两天的事，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开始拥有西方教育、工作的背景，这是很好的起点，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学贯中西的优秀中国商人崛起，到那个时候美国人对中国商人的印象一定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本帖最后由 andar 于 2014-1-22 20:46 编辑
评论：
一夜暴富后，
教养跟不上。
无耻你赛我，
诚信去他娘。
andar 发表于 2014-1-16 09:16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国务院新规难破影子银行监管迷雾
徐高（本文作者徐高是光大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北京大学经济学 ...
2014年中国经济变数何在
徐高
2014/01/2107:15:13
去年这个时候，笔者曾撰文预估了2013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六大变数。事后来看，文中所罗列的国内政策放松力度、房地产调控、影子银行监管、国内稳增长政策退出压力、美国QE的退出、日本的“安倍经济学”确实是去年宏观经济最大不确定性所在。
新一年中，中国经济变数仍在，但已与去年有所不同。一方面，经过2013年的实践，新一届领导的宏观政策思路变得更加实际而稳健，政策表述也更加清晰，令2014年国内宏观政策的整体不确定性较去年下降。同时，发达经济体的持续复苏也为中国营造了一个更加平稳的外需环境。
但一方面，在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快速推进（甚至可以说是过快推进）的过程中，金融监管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猫鼠博弈进一步升级。金融创新让监管者对金融市场运行的行政掌控力下降，反过来又促使监管者出台更加严厉的措施来控制金融活动，从而令金融市场乱象纷呈。这一局面在2014年仍将延续，将会给金融体系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带来巨大风险。在笔者所预估的2014年几大变数之中，前三个均与之相关。
接下来，笔者将按照自己的认知和偏好，从2014年中国经济的种种不确定性所在中挑出四大四小共八个变数。它们都正在或将会给资本市场带来明显影响。
变数之一：信用事件
所谓信用事件，就是金融合约的某相关方无法按照合约规定完成向其他方的支付。简单来说，就是某人赖账了。就算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中，信用事件也无法避免。事实上，信用事件的存在反过来会促使市场参与者注重风险，客观上起到了强化市场纪律的作用。
但中国金融市场在过去几年的快速发展中，却没有发生一例真正意义上的信用事件。从2006年的福禧事件，到2011年的云城投，再到2012年的山东海龙、2013年的超日债，虽然信用风波不断，但最后都在政府的帮助下实现了兑付。这并不代表中国金融体系运行稳健。恰恰相反，它反映的是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与扭曲。实体经济中相当部分的资金需求方（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微观回报率很差，所以政府不得不显性或隐性地介入，避免它们发生信用事件，以免打击投资者的信心，进而让这些需求方资金来源枯竭。这虽然避免了信用事件的发生，但同时也让投资者形成了金融资产“刚性兑付”的预期，弱化了各方控制风险的动机。
面对这种局面，有人认为政府要放任局部性的信用事件发生，从而重塑市场纪律。这种思路看似有些道理，但恰恰是2014年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所在。目前，建立在“刚性兑付”预期之上的资产已经种类繁多、规模庞大──银行理财、信托、城投债均包含在内，总规模早已超过10万亿元。如果没有“刚性兑付”的信念，仅凭这些资产所对应的投资项目的微薄回报，将不会对投资者产生什么吸引力。换言之，没有了“刚性兑付”的信念，这些资产都将是投资者抛弃的对象。而要证伪“刚性兑付”，一个反例就足够了。所以，中国一旦有信用事件发生，动摇的将是数量庞大的金融资产的根基，其影响绝对不会仅仅局限于局部。支撑整个金融市场的潜在信念被证伪，必然带来金融体系的整体崩塌，重现雷曼倒闭后美国金融市场的危机状况。
当然，目前的状况也绝非最优。“刚性兑付”信念的存在，会继续导致道德风险在市场中蔓延。但鉴于摧毁这种信念将带来严重后果，政府在处理时也会投鼠忌器，力求找到一个艰难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决策者是否会低估信用事件爆发的后果，像雷曼倒闭之前的美联储那样误判形势，最终导致危机的爆发，是2014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变数。
变数之二：资金价格
过去几年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快速推进给中国货币当局自身带来了不小麻烦。资金价格的上扬和波动就是一个表现。在2014年，资金价格将像去年下半年那样，继续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两处：一是资金价格自身的走势；二是资金价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利率市场化改革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监管者通过传统行政手段调控货币投放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实体经济资金需求主体又并未建立起对资金价格的敏感性，导致央行仅凭利率手段无法控制住货币总量。因此，从2013年6月开始，央行又重回数量调控的老路。只不过这个数量控制更多作用于银行间市场这一流动性源头之上。于是，银行间市场就从“钱荒”之前的利率稳定变成了之后的数量受限、利率波动。可以预期，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的这种紧平衡在2014年还会延续。而在流动性偏紧的预期之下，在节前、季末这些关键时点，金融机构之间资金拆借意愿将会下降，导致资金面内生性收紧，进而引发资金价格的大幅攀升。尽管笔者相信如去年“钱荒”那样极端的情况不会再次发生，但资金价格的不确定性应该持续处于高位。
较高的资金价格对实体经济会有一定的紧缩效应，对民营经济尤其如此。较高的资金价格一方面会增加民营企业的财务成本，恶化其经营效益，另一方面又会抑制其资金需求，进而削弱其活力。而与政府相关的资金需求方（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政策性银行）则在高利率环境下仍然能保持较为旺盛的资金需求。这样就事实上形成了国有资金需求对民间资金需求的挤出，令本应是利率市场化受益者的民间经济反受其害。同时，经济增长则更加依赖国有经济，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增长的势头也更加依赖政策推动，从而呈现出更加波动的局面。而民营经济在高利率重压之下还能维持多久，也存在较大变数。
变数之三：地方政府债务处理
地方政府债务是近年来各界一直高度关注的问题。2014年，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引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不恰当的地方债处理方式则有可能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去年年末，审计署公布了最新的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占GDP比重不到40%。就算加上或有债务，地方政府的总债务也只有17.9万亿。这虽然大大高于2010年审计出来的10.7万亿，但总体风险仍然可控。
地方政府债务真正的问题在于不恰当的融资方式所造成的资金来源和投资项目性质之间的错配，以及随之而来的收益率倒挂。根据审计署的数据，地方政府债务资金中有72%投向市政、交通、环保、科教文卫等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具有公益性，虽然社会效益可观，但其微观回报率却并不高。这些投资项目本该由中央财政资金负担，但最终却被推给了财政收入本就不足的地方政府。为此，地方政府只好通过设立企业（融资平台公司）的形式从金融市场来为期获取融资。这样，形成了民间资金修基建项目的格局。前者看重的是微观回报率，而后者着眼社会效益。资金来源和投资项目在性质上的错配导致了微观层面收益率的倒挂──项目投资回报率甚至覆盖不了资金所需回报。这让地方政府债务显得不可持续。
所以地方政府债务真正的问题所在，不是政府不应借债来做投资项目，也不是政府做的这些投资项目不好，而是政府目前所采用的融资方式不恰当。如果用中央财政发国债的方式来为基建融资，那么一来融资成本会大为下降（国债利率要大大低于地方政府债的利率），二来资金和项目在性质上的错配也可消除──政府的收入来自整个社会，基建项目的社会效应也包含在内。这样，站在政府层面算大账，基建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将足以覆盖资金成本，收益率倒挂将不复存在，债务可持续性就更加不会有问题。
不过，决策者的思路似乎还没有转过来，应对地方债的主要思路还是堵──用各种方式限制地方政府发债。但基建投资在短期稳增长、长期增强经济增长潜力方面的功劳不能抹杀，基建投资合理的融资需求也需要满足。在这样的背景下，仅仅采取堵的办法，要么将迫使地方政府采用成本或风险更高的方式来寻求融资，要么会导致基建投资因为资金来源枯竭而滑坡，进而引发经济增长“硬着陆”。无论哪种后果，都会比目前更差，在经济层面产生更大不确定性。
变数之四：美国QE退出
2014年全球经济预计会在美国的引领下温和走强，表现出比去年更稳定的局面。在这个大环境中，美联储QE3的退出过程将是全球经济最大变数所在。
在2013年12月17日召开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决定在2014年1月缩减100亿美元的购债规模，从而开启了QE3的退出进程。市场普遍相信，联储会在之后的每次议息会议上都削减100亿的购债规模。这样算起来，大概在今年年内QE3就会完全结束。在去年，QE3的退出预期就曾大幅搅动全球金融市场。今年QE3的实际退出过程也应该会伴随不小变数。
QE3退出会在两方面带来不确定性。其一是美国经济的增长动能。从去年至今，美国经济表现出了持续复苏的态势。目前市场主流预期2014年美国GDP增速会加快到2.6%，比2013年整整高出一个百分点。在美国的此轮复苏之中，房地产和居民消费是两大引擎。但这两大引擎又都与QE3直接相关。这二者的复苏力量中有多少属于其内生的动能，又有多少要归功于QE3的外在推动，就连联储自己也无法精确判断。如果复苏势头大部分建立在QE3之上，那么QE3退出自然会釜底抽薪地让美国经济冷却。
我们不应忘记，在2011年初QE2尚在进行之时，美国也曾表现出明显的复苏态势。但随着QE2在当年6月结束，美国经济急转直下，预期之中的“复苏之夏”最终变成了“二次探底”。QE3是否会重蹈QE2的覆辙，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如果美国这个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QE3退出的过程中熄火，那么中国经济的前景就会暗淡不少。
QE3退出带来的第二点不确定性在于其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扰动。去年二季度，QE3退出预期的急剧升温导致了资金从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回撤美国。中国去年6月的钱荒就是被其所触发。而如印度、印尼这样有大量外部赤字的国家则在资本流出中碰到了危机，货币和股市暴跌。相比半年前，现在市场对QE3退出的准备已经更加充分，从去年年末至今，国际金融市场并未像去年年中那样发生急剧变化。但是随着QE3的逐步结束，市场对美联储收缩资产负债表和加息的预期应该会快速上升，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动荡。在这个过程中，联储那怕轻微的暗示都有可能在全球金融市场掀起轩然大波，进而冲击中国金融市场。
其他变数
以上列出了2014年中国经济存在的四大变数。当然，今年的不确定性不仅局限于此。其他一些变数可能不确定性没有前述四个那么高，又或者影响没有那么大，但同样值得关注。
其一，政府稳增长政策。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国内稳增长政策的收放是短期经济增长波动的主导因素。去年三季度经济增速的小幅回升就是建立在稳增长政策的又一次发力之上。过去半年，政府已经多次重申了稳增长的重要性。李克强总理也提出了“下限论”，并公开提出7.2%的GDP增速是就业市场保持稳定的必要条件。这让各方相信，政府心中是有增长底线的，而这个底线就是7.5%的GDP增速。当增速下滑到这个底线附近时，稳增长政策就会加码来托底经济增长。不过，政府会视经济增长的状况，相机决定稳增长政策的收放。这意味着相关政策推出和回撤的时点都存在不确定性。
其二，房地产调控。新一届领导似乎有意识地降低了地产调控的声调。在中央层面的会议和文件中，地产调控的笔墨明显少于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地产调控和房价上涨之间的拉锯战已经结束。房价一旦呈现加速上涨的态势，地产调控必然会再次收紧。从去年下半年至今，全国房价的月环比涨幅已经逐步收窄（尽管涨幅仍然是正的）。因此，未来几个月地产调控加码的可能性不大，甚至还存在调控政策小幅弱化的可能。不过，一旦房价上涨再次出现明显加速的迹象，地产调控的压力又会重新加大。
其三，财政政策。在2013年“积极财政”的基调之下，财政政策的实际运行结果却是一点也不积极。2013年全年财政收入增速已下滑到10%附近，创下了次贷危机之后的最低值。但同时财政存款却有超过20%的增长，为过去两年多来的最高（在上次财政存款录得如此高增速时，财政收入增长还处在40%的高位）。这反过来说明了2013年财政支出的紧缩。这不仅与“逆周期行事”的现代财政政策理念相差甚远，甚至连李克强总理最近一直所要求的“盘活存量”也算不上（因为财政存量正在快速增加）。在2014年，财政政策是继续维持这种紧缩的态势，还是走向事实上的“积极”，是一个不小的变数。
其四，新兴市场。曾经是全球投资者追捧对象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在褪去光环。中国经济减速降低了全球对大宗商品的需求，让资源输出型的新兴市场国家增长难以为继。此外，不少新兴市场经济体拥有大额外部和财政赤字，让其在全球经济的波动中显得愈加脆弱──去年QE退出预期所引发的资本流出就曾让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遭受重创。今年，美联储QE3正在逐步退出，再加上一些重要新兴市场经济体还面临大选，有政治方面的变数，这都让新兴市场成为了今年全球经济中又一个重要变数。
结语
次贷危机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危机令经济内生增长动能大受打击，也迫使全球各国政府出台大规模政策来稳定局面，从而越来越深地介入了经济活动之中。这样，经济增长与宏观政策之间形成了耦合──经济增长决定宏观政策，宏观政策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危机之前建立在经济内生动力之上的大趋势，为后危机时代宏观政策相机决策所带来的高频小波动所取代。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相比危机之前明显下降。
在这样的格局中，不变是相对的，变化才是绝对的。建立在宏观政策之上的经济局面会反过来改变宏观政策本身（比如，稳增长政策在推动经济向好的同时，也会降低稳增长政策存在的必要性）。换言之，经济趋势会内生出改变趋势的力量。因此，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没有大趋势，只有小波动。而且波动的频率还有逐步加快的迹象。
面对这样的局面，投资者不宜将短期趋势做线性外延。不要因为经济增长短期下行就过于悲观，因为经济下行也意味着稳增长政策出台的几率在增大。同样，也不要因为经济增长短期上扬就太过乐观──建立在政策之上的上行趋势注定是短暂的。在这样的市场中，未雨绸缪，预先把握可能会出现的变数并做好准备，比跟随短期趋势更为重要。（本文作者徐高是光大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瑞银证券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兼职经济学家及研究助理等职。他目前还是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习式反腐如何成为常态？文扬香港中国力研究中心副主任2014年01月22日 新加坡联合早报
***上台后所展开的反腐行动，无论在气势和力度上，还是在规模和效果上，都为改革开放以来所未见。一年时间里，近两万名各级官员因违反党纪国法而受到惩处，如此“壮士断臂”，举世震惊。随着成群的“老虎”和“苍蝇”被打，连最苛刻的批评者，也不能认为这是在“装装样子”、“做做表面文章”了。很多评论者都承认，其成效已经“超出了社会预期”。但这一场习式反腐显然并不满足于一般的“给人民一个交代” 、“努力取得人民群众比较满意的进展和成效”，而是另有所图。新年刚过，社会预期又被调高，在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要 “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这就是说，一场更大的反腐风暴正在掀起，官员落马的规模和速度将更加惊人，果真如此的话，可以预计，2014年的反腐，将会以更快的速度接近更大的目标。那么，习式反腐行动更大的目标是什么呢？人们通常认为就是制度建设，通过体制改革，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批评中国政治体制的人们，通常将中国官场普遍的贪腐视为是制度性的痼疾：由于权大于法、政治高于法律，所以官员的权力不受制约，官员在个人经济理性的驱动下，将公权力滥用于谋私，滑向了贪腐。这一批评是对的，**产党自身也承认。***多次强调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坚持促进权力规范运行，强化监督”，也说过要加强民主与法治。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权力被用于腐败，权力也被用于反腐败；人治导致了腐败，人治也保障了反腐败。一年来轰轰烈烈的习式反腐恰恰说明，在当前的历史阶段，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要推动体制改革、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依靠最高权力、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手段自上而下的进行。可以说，若没 有来自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意志和勇气，没有一系列的人事安排和工作部署，没有党内一整套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短短一年时间取得如此大的反腐成效、一举摆脱多年来越反越腐的困境，不太可能。而这些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却都是政治，不是制度。众所周知，习式反腐所依仗的政治资源，甚至还包括了“红二代”出身这一血缘因素，正是这一因素赋予了反腐以更强的政治性——从贪腐份子们手中夺回“我们的”江山。古老的原则顽强有力地起着作用，不可替代。这是中国现阶段的现实：大的问题，必须由强有力的政治人物通过强有力的政治行动来解决。人们惊喜地看到，习式反腐正是一场政治强攻，在泰山压顶般的攻势下，大小***们多年营造起来的堡垒土崩瓦解。事情明摆着：仅仅依靠法治，做不到这个地步。然而，成也政治，败也政治。***个人的背景和风格、目前的地位和影响，决定了这场政治强攻的力度，但如果换了别人，没有了类似的背景和风格，将会怎样呢？中国的反腐就进行不下去了？***执掌最高权力最多十年，十年后的中国，一切都死灰复燃？如果承认习式反腐就是政治，不是制度，那么就要直面这个问题。***如何将目前这一场政治运动性质的反腐常态化为一种长效机制？如何在充分利用政治优势的同时，又让这种优势不因人而异、能够代代相承？我相信，这就是习式反腐的深远目标。他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与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在推动改革时面对的问题类似：邓推动改革也是靠强人政治，也缺乏制度保障，也担心其他人不能坚持下去。邓小平采取的方法，就是把改革推到不可逆的程度，到那时候如果谁要反对改革，人民就会起来反对他。这是邓小平为改革的持续推进所设置的最大保险。有理由相信，***的反腐也将是类似的做法：将反腐运动推到不可逆的程度，推到一旦停止反腐或反腐不力，人民就会起来反对的程度，这也将是***为反腐的常态化所设置的最大保险。这属于中国政治特有的创新。邓所启动的改革，在他去世后历经数届领导人几十年时间，直到今天仍在不断深化、全面深化，保障了中国社会连续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如今，在改革大业的基础上，***又开创了反腐大业，并使之成为不可逆转、不容停止、谁不反腐谁下台的常态化事业。对此，人们有理由保持乐观。
提要：一年来轰轰烈烈的习式反腐恰恰说明，在当前的历史阶段，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要推动体制改革、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依靠最高权力、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手段自上而下的进行。
评论：果如作者的期待？果如邓后新权威？果如经国先生乎？边走边看了
本帖最后由 andar 于 2014-1-23 08:51 编辑
andar 发表于 2014-1-22 18:57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截至目前，中国的产出法季度GDP统计决定了季度计量经济模型存在先天缺陷。没有支出法季度GDP统计序列 ...
也是因为没有季度支出法GDP统计，目前在中国运行的季度中国计量经济模型均无法通过“储蓄～投资”缺口作为决定利率的核心变量，从而最终实现利用“潜在GDP或总供给～总需求”、“储蓄～投资”两大缺口分别决定通胀率、利率的理论要求，最后完整地闭合（close）模型。
换句话说吧，目前在大陆运行的所有产出法季度计量经济模型本质上就是多个独立单方程外推的杂烩、乱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计量经济模型。
这是在中国从事季度计量经济模型工作的人们特别需要注意的。
本帖最后由 andar 于 2014-1-23 11:41 编辑
令人担忧的是，不去及时修正季度甚至年度经济增长数据，也许会距离相关真相很远。
关于未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我只能说，它不仅与两国相对通胀率、两国经济增长、两国贸易-服务-投资差额密切相关，也与其他国家汇率、经济波动、资本流动关联，还与地缘政治、军事密息息关联，是复杂的多者经济政治军事博弈，而非简单两者经济博弈。边走边看吧。
关于热钱，线索的清理当然重要，也值得欣赏，但更为重要的是，须再进一步，沿着每条重要线索去尽量寻找数据支持，否则，只能疑论，终难定论。
关于热钱总量波动，我倒是一直有自己的模型，并长期跟踪。上个图，或可参考吧。参考吧。
EXCEL图太大，发不了，那就发些2010--2013的季度数据吧
时间 净热钱流入/流出 单位：亿美元
10q199.5
10q2(620.4)
10q31054.8
10q41045.1
11q11677.0
11q2757.6
11q3(844.0)
11q4(979.5)
12q1932.1
12q2(1634.2)
12q3(586.2)
12q4(850.5)
13q1576.4
13q2(437.5)
13q3778.0
13q4245.5
注：（）中红的数据表示净流出额
andar 发表于 2014-1-21 21:29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2014年 01月 21日 11:16
来自一名投资先驱的新警告
关于趋势的感觉也许是对的，也许还有别的可能性，如台湾的例子。
即便趋势判断无误，但问题的难点是时点，当心两者的区别很重要。大师说过，“在复杂的系统中，动力是可以预测的，而时机则不然，就好比在沙堆上一次添一粒沙子， 不知道沙堆何时会倒塌，只知道它最终肯定会倒塌。”
有人也许二十多年前、三十过年前甚至像波普尔、哈涅克那样的大师早在上个世纪中叶就把结果或趋势预测清楚了。剩下的关键在时机。因为，在大限到来前的相当长时间内，还是存在有诸多机会可以把握的。
再说了，如果出现台湾的可能，与波普尔、哈涅克上世纪中叶的预测也是相容的。
到底如何，还要边走边看。
关于货币市场波动，我看到的真相是，去年同业市场三次显著波动无一例外都是中央银行对影子银行及其背后的融资方主动实施的三次警告性测试的结果，而与国际资本流动或阴谋论关联不大。
面临来自地方政府十多年来不断通过不动产“黑洞”渐欲绑架金融业、家庭和国家未来的“滚雪球式”威胁与风险，央行对各攸关方出手进行警告性测试，是时候了。
2014年 01月 23日 12:20
汇丰PMI预览值显示中国制造业萎缩
http://cn.wsj.com/photo/BN-BF048_cecon0_G_20140122213334.jpgReuters
广东虎门一家制衣厂正在打哈欠的工人。
中
国经济今年开局走弱，衡量中国制造业活动水平的一项指标初值滑落至六个月低点。
汇丰(HSBC)中国1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预览值较去年12月下滑，这表明去年最后一个季度中国经济动能减弱的趋势或延续到新的一年。
根据汇丰控股有限公司(HSBC Holdings PLC, 简称：汇丰控股) 与金融数据提供商Markit周四公布的数据，中国1月份的PMI预览值降至49.6，去年12月为50.5。若该数据低于50，则意味着制造业活动较前月萎缩；若数据高于50，则意味着扩张。
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的经济学家姚炜表示，上述数据显示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已大幅放缓。尽管可能存在一些季节性因素的影响，但趋势是明显的。
中国去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速较上年同期增长7.7%，增速小幅放缓，同时也低于去年第三季度7.8%增速。
野村(Nomura)的经济学家Wendy Chen称，她预计经济增速将维持下行趋势。
她表示，上述数据基本符合野村的预期，即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野村预计，中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速将放慢至7.5%，第二季度的增速将进一步降至7.1%。
其他数据也显示出中国制造业增长放缓的状况。去年12月，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增幅从11月的10%放慢至9.7%，显示工业增速呈下行趋势。
不过中国的决策者们对经济增长的放缓并不是很担心，他们表示希望重点解决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即让经济摆脱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但决策者们也表示，必须确保有足够的新增就业，并将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中国政府去年重申了每年创造1,000万个就业岗位的目标。
这意味着，即便经济以较为温和的速度增长，决策者依然有把握实现更为长远的发展目标。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要保证新增就业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需要7.2%的经济增长。他表示，之所以要保增长，说到底就是为了保就业。
汇丰的数据显示该调查涉及的领域大多表现疲软，新订单、新出口订单和就业分类指数均出现下降。产出指数上升，但升幅不及前月。
一些经济学家表示，现在是政府推出更多投资项目并放松货币政策的时候了。
瑞穗证券(Mizuho Securities)的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需要看到政府所说的“积极财政政策”真正变得积极。
沈建光表示，中国银行间市场利率上升已开始对企业，尤其是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借贷成本产生影响。中国的银行业通过银行间市场的资金拆借来满足每日流动性需求。
他还表示，利率一直在上升，中小企业已感到受了影响。
汇丰的调查覆盖了很多中小企业，而定于2月1日公布的中国官方制造业活动指数则覆盖了更多大型国有企业。
汇丰制造业PMI预览指数是根据每月采购经理人问卷反馈总样本量的85%-90%为依据编制的，于PMI终值发布前一周左右公布。
William Kazer
（更新完成）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评论：那可不一定就意味着出现了短期下行趋势，春节“漂移”因素、季节因素常常导致年初两个月甚至前三月经济数据“异常”，还要二月份数据出来后再做结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