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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营业部调研实录
股票投资的无力感再度出现。

沪指两个月内从3000点连续下破三大关口，创业板指频创新低，两市成交量低于3000亿，30亿以下小市值公司大幅增加。



投资情绪落入低点，悲观弥漫，散户如惊弓之鸟，高净值人群被杠杆重伤。

散户撤离，“两融”离场，股市的低迷在“看天吃饭”的券商营业部表现得尤为显著。

近日，本报记者走访多家券商营业部，试图还原近三个月以来投资者生态。

小散闻“股”色变
阿飞（化名）没想到年中的一次跳槽，随即迎来A股掉头向下，这让他感到压力不小。

何时是底被反复争论，但“熊市”的来临早已成为券商人士的共识。“特别是经纪业务，受熊市的影响很大。”9月4日阿飞作为华南地区大型券商营业部客户经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一次跳槽让他在营业部新负责零售业务，即面向小散；而6-7月A股大幅回撤，让其感到试用期考核任务充满挑战。

这主要源于股市跌跌不休之下，个人投资者的投资热情降温不少；开拓新的小散资源，在目前环境下比较困难。

年初至9月5日收盘，上证综指已下跌达18.23%。熊市之下，A股的流动性也在缩紧，地量屡现。年初至9月5日，已有31只个股日均成交额不超过1000万。

“我们营业部要求每个员工每月要有6个有效户的指标，有效是指账户内至少要有一万资产；最低需要完成3个，达不到的话则要扣钱。我刚过来没多久，还可以发展一些亲朋好友，或者是之前的客户。但据我所知，一些干了十余年的老同事，发展新的客户就会很难。”阿飞告诉记者。

他谈到，面对A股，散户的态度避之不及。“现在你去跟人家说开户炒股票，人家会摆摆手说，你别坑我啊。”

事实上，自2015年以后，要想在A股挣钱逐渐成为难事。日前上交所发布的报告显示，近2亿股民中八成是小散，交易量占八成，但盈利仅占一成。截至2017年末，沪市自然人投资者持股账户数为3934.31万户，持股市值共计59445亿元，占比21.17%，较2016年末下降2.53个百分点，这已是散户持股比例连续第二年出现下降。在熊市来袭的2018年，散户或已加速离场。

对阿飞来说，这与往年牛市开户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无比怀念十年前（2005-2007年）那轮波澜壮阔的大牛市，“那时候人们排着队开户，基金认购要摇号。很多人是生怕晚进来一天就少赚钱。那时候有股票账户的人并不多，新客户很好发展，或许只要你扫楼就能开很多户。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该开户的已经开了，另一方面当下这种行情，大家没有热情炒股。”

另一个侧面也能反映出营业部开户困难。据了解，由于银行资源丰富，不少券商选择和银行合作开户，但基本为空户。“我们合作的银行，一年开了200多个户，但实际转换率很低，大概百分之三，很多都是空户。要有1万以上实际成交额才算是有效账户。我们也分析过在银行开户的投资者结构，发现不少是羊毛党，他们为了几十块的礼品开户，这类投资者即使开户也不会交易。”阿飞表示。

在弱市环境下，开户难已然成为共识，营业部策略如今转为销售基金和挖抢存量客户。

阿飞向记者表示，目前已是低佣金争夺存量客户的时代。“留住客户，一方面靠相对低的佣金，另一方面靠专业细致的服务。面对更低的佣金以及更到位的服务，其他营业部的存量客户为什么不选择我们？”

“现在我不敢给别人推荐股票，因为风险太大，客户容易被套牢，他们就懒得交易，这样一来，我们就没有佣金收入。”阿飞告诉记者，对于最近刚开户的投资者，一般会向他们推荐定投基金、固收类产品。“先保住客户的本金，等行情好了，就还有交易的机会。”

从销售结果来看，目前固收类产品颇受欢迎，股票型基金则鲜有成交。“客户亏怕了。”阿飞说。

深圳一家券商分公司负责人8月底也向记者表达相似的观点，但他同时也指出在弱市销售基金并不容易。主要选取债券类基金；对于股票型的，选取尚未建仓或者轻仓的基金进行销售。

大户“折戟”两融
开户与卖基金还不算最难堪，今年令多家营业部倍感揪心的是，高净值人群在这轮A股下跌中损失惨重。多名营业部人士表示，今年以来为存量资金博弈，不少大户的资产被消灭。

“今年是资产被消灭最快的一年。与2015年不同的是，股灾前期大家都有浮赢，并且后期仍有小白投资者进场，所以亏损不会太多。但现在是存量资金博弈，都是一批有经验、有投资基础的投资者，多杀多下，大户今年基本都亏钱。”一家上市券商分公司人士刘宁（化名）3日向记者总结称。

首先是大户的投资经验失效。据了解，与过去投资逻辑不同的是，今年以来“去杠杆”、资管新规、中美摩擦等成为制约A股上行的主要因素；尽管估值底部是启动牛市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但上述利空消息不解除，A股难言有大行情。

“随着股市下行，大户在低位持续补仓抄底，直至仓位越来越重，而指数今年多次创新低，成交量低迷，最后大户被深度套牢。”北京一家大型券商分公司人士李星（化名）4日解释。

更为惨烈的是两融投资客，有人损失比2015年股市回调还要严重。

刘宁指出，如果今年在不恰当的时候加杠杆，就会损失很大。“具体是指5-7月间用两融炒股；但凡在二季度前退出两融，情况也要好很多。”

据了解，两融强平在年中频频出现。

“我们分公司风控一直较为谨慎，自2015年以来股市多次大幅回调也未见爆仓。但今年出现强平的就有很多，有客户损失甚至达到好几千万，”刘宁回忆称，“我们看着客户在这一轮下跌中不停地补仓，他们也很无奈。但是市场继续下跌，估值持续走低，最后客户索性不补了，直接让券商强平。”

这种绝望的补仓过程并不罕见。

“我们有客户加杠杆很激进，2015年股灾之前还有2000万资产，这两年一折腾，到现在只剩下50万了。”阿飞告诉记者。

根据两融数据显示，两融规模持续走低。6-7月规模分别为9200亿、8900亿；截至9月3日已经为8572亿。

在弱市环境下仍然启用杠杆炒股的原因，在于两融投资客对杠杆的倚赖较高。

“我们不是没有劝过对方，我们给过建议，但毕竟客户用两融已经用成习惯。同时他们对自己的投资观念比较执着，所以没有办法。”刘宁谈到。

由于两融爆仓情况较多，多家券商营业部持续收紧风控。

“两融业务整体很不乐观，现在如果有客户通过两融加杠杆，在我们分公司都会变得很敏感。”刘宁表示。

前述深圳券商分公司总经理告诉记者，近期两融开户业务基本停滞。“不是客户不来，是我们不敢轻易开。主要因为今年我们强平了很多。现在我们对两融审核的要求非常高，比2015年股灾后还要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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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设股份（872665.OC）是新三板的一个奇葩特例，首日挂牌新三板就开始停牌，迄今已连续停牌174天，悔不当初地甚至一度公告拟摘牌。

然而，对于新三板来说，奇葩现象并非个别，新三板出现大量停牌乱象，优秀企业的出走案例。尴尬现象频现的新三板，制度将何去何从？

首日挂牌即停牌

交设股份登陆新三板后的表现让市场摸不着头脑。

2018年3月15日，交设股份挂牌新三板。其主营业务是勘察设计咨询、工程施工、工程监理、试验检测、技术服务。

出人意料的是，交设股份首日挂牌即停牌。其公告显示，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为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经公司向股转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3月15日起停牌，预计股票恢复转让的最晚时间点为2018年6月14日。

登陆新三板仅两个月后，交设股份开始计划摘牌。2018年5月24日，交设股份称，按照我省国企统一改革的要求，经慎重考虑，公司拟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申请股票终止挂牌。

不过，摘牌的计划没有获得股东大会通过。6月15日，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否决了交设股份拟从新三板摘牌的相关议案。

值得一提的是，出席交设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47名，持有表决权的股份14848.0175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8.99%。其中反对股数9065.8661万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06%。

交设股份表示，参会股东商议后为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经过慎重研究，审议否决了该项议案。

此后，交设股份以“正在筹划重大事项”为由一直停牌至今。8月31日，交设股份的最新《股票暂停转让进展公告》称，鉴于该重大事项未完成，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批准，公司于2018年6月15日披露了《关于股票延期恢复转让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6），公司暂定恢复转让的最晚时间为2018年9月13日。

交设股份挂牌首日就停牌，并且挂牌以来近半年，一直停牌，并一度谋划摘牌。这种奇怪的表现让市场人士表示非常不解：它为什么要登陆新三板？花钱花精力打了水漂？

事实上，登陆新三板需要一定费用，有机构人士告诉记者，国内新三板挂牌大概200万，维持新三板挂牌的成本大概一年100万左右。

对于交设股份长期停牌给出的原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一位业内人士不以为然，“很多停牌理由都是‘筹划重大事项’。但最终大多没什么事。”

停牌泛滥

而在新三板，长期停牌交设股份并非特例，比交设股份停牌时间长的大有企业在。

据东方财富Choice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9月5日，共有711家挂牌公司停牌，停牌占挂牌总数10997家的6.47%。

其中55家挂牌公司连续停牌时长超过400个交易日；23家挂牌企业停牌累计在300-400个自然日；66家挂牌企业停牌累计在200-300个自然日；114家挂牌企业停牌累计在100-200个自然日；453家挂牌企业停牌累计在1-100个自然日。

新三板停牌时间最久的前3家挂牌企业阿波罗（832568.OC）、龙磁科技（832388.OC）、指南针（430011.OC），分别累计停牌自然日895天、889天、834天，迄今都有两年多。

711家挂牌公司停牌原因五花八门，刊登重要公告（203家）、拟终止挂牌（170家）、未如期刊登定期报告（118家）、IPO受理（69家）、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63家）、重要公告未公告（4家）。

其中，原因为“刊登重要公告”最长停牌的时间是银都传媒（430230.OC），连续停牌自然日累计672天；原因为“拟终止挂牌”最长停牌时间是科菲特（837367.OC），连续停牌自然日累计366天；原因为“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最长停牌时间是睿博光电（833810.OC），累计停牌自然日752天；原因为“IPO受理”最长停牌时间是阿波罗，连续停牌自然日累计895天；原因为“未如期刊登定期报告”最长停牌时间是亨达股份（831687.OC），连续停牌自然日累计601天；“重要公告未公告”的4家挂牌企业连续停牌自然日在56天-57天。

对于停牌乱象，一位机构人士表示：“股转对停牌复牌的政策还没有规范，基本是想停就停，想复就复。有时觉得股转没有履行好监管的职责。”

不过对于停牌，监管的态度也开始转变，一位负责新三板的券商人士表示，“监管层对整个停牌都持‘不支持’态度，比如‘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不停牌’可看出，反映监管态度。”

比如近期交易所正严格控制并购重组停牌，这意味着上市公司因并购重组动辄几个月的长时间停牌，将成为过去式。

资本市场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交设股份交出了一份不错的半年报成绩单。

8月23日，交设股份发布了2018半年报，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2.90亿元，同比下降13.16%；归母净利8672.13万元，同比增长43.46%。

而挂牌时，交设股份给出的成绩单是2015-2017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是7亿、7.66亿、3.34亿；净利润分别是9029万元、1.28亿、5723万元。

交设股份刚登陆新三板就后悔想摘牌的行径，多少被认为有“朝三暮四”之嫌。

不过，像交设股份这样，出走或计划出走的在新三板企业并非个别现象。根据Choice数据统计显示，截至9月5日新三板已有1878家挂牌企业摘牌。其中2018年摘牌企业达1076家，占比57%；2017年摘牌企业达709家，占比38%。近两年大量挂牌公司主动申请终止挂牌。

那么，企业在资本市场应该如何选择？

一位投行人士表示，“企业和资本市场的结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交易这一块是一个可以量化评估的过程，有的企业带着一个‘开放’策略就来了，没有仔细评估过可能面临的问题。所以不是这类企业做什么选择的问题，而是做什么选择也应该想清楚点儿的问题。“

一位PE人士认为，在资本市场，企业首选A股，其次港股，最后才是新三板。

事实上，由于这两年新三板的流动性较差，估值较低，多家新三板摘牌企业的董秘告诉记者，离开新三板最大原因是新三板没法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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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富裕人群的财富增长，吸引越来越多的中资银行布局私人银行业务。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19家涉足私人银行业务的银行半年报发现，招商银行私行以20340.20亿元的管理资产规模问鼎冠军。

在2015年成为首家跨入“万亿俱乐部”的私行后，招商银行又成为首家管理资产突破2万亿的私行。其后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以及中国银行也全部晋级“万亿俱乐部”，而股份行私行资产规模多在3000多亿元。

户均资产规模则是另一个反映私行客户信赖度以及贡献度的指标，这一指标上，股份制银行表现相对更为靠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几家披露相关数据的银行发现，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以及民生银行在私行户均资产中排名前三。

“包邮区”私行异军突起

被誉为“零售之王”的招商银行同样也成为了“私行之王”。即便在月、日均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高门槛下，招行仍然拥有7万名高净值客户。

国有大行在管理资产规模上均突破万亿。建行以及农行在客户数上领先，均超过10万人。而工行的户均管理资产规模达到1740.17万元，在大行中领先。

相较于国有大行以及股份制银行在网点渠道、业务综合性方面的优势，中小银行布局私行业务与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股份制银行浙商银行在2016年3月成立私人银行中心，中报显示其私行客户数达5903户，较年初增长24.09%。此外江苏银行、南京银行、上海银行、常熟银行等城商行乃至农商行均设立了私人银行业务中心。在大行以及股份行已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的情况下，依然占得一席之地。

据招行与贝恩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高净值人数超过5万的省市中，被誉为“包邮区”的江浙沪三地就占据了前五名的三席。

不过，随着业务的开展，私行客户的进一步挖掘已经有些增长乏力。相较前两年动辄翻番甚至两位数的增长，目前银行私行业务增速几乎都在个位数，甚至个别前期增长过快的银行出现了些许回调。

财富效应的集中，使得私人银行在零售银行业务板块中的贡献度不断提升。以中信银行为例，其目前零售客户总数8000万人，管理资产1.7万亿。而私行客户数在零售客户中占比不到万分之四，但资产规模占比却达到26.01%。私行客户多是企业主，民生银行甚至提出“聚焦超高端客户，以私带公、板块联动”。

长三角一银行的零售银行部总经理认为对私行业务的重视与人口收入状况相关。随着我国居民富裕程度提高，尤其在高净值、超高净值客户的数量、增速，以及他们资产规模的增长，让各家银行看到了发展机会。其相对回报较高，也有望成为银行新的营收、利润来源。

中资私行进驻香港布局全球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尽管传承、全球资产配置以及财富管理是私行业务的“老三样”，但上半年家族信托业务出现的频率尤其高，且多家银行实现业务落地。

建设银行2018年度半年报披露，截至6月末，家族信托累计签约委托金额150亿元、管理规模195亿元。民生银行也称，家族信托业务全面爆发，家族客户资产管理规模增长迅速。兴业银行披露，截至6月末，家族信托、全权委托服务累计成立超过180单, 规模超过20亿元以上。

此外，科技一词罕见地出现在多家私行业务的发展方向中。中国银行提到，该行加大金融科技应用力度推出 “中银慧投”智能投顾产品，截至6月末,“中银慧投”销售额达到40亿元。

此前，私行服务讲究高端、私密，且操作复杂，线上化程度普遍不高。农业银行私行部总裁孙宁此前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就指出，“对于繁忙的商务人士来说，便利性同样非常重要，不能为了某种服务就要专门来银行一趟。”由此，农行在手机掌银上就会设置私人银行专区。

全球资产配置热度不减，香港亦成为跨境布局的重要一环。汇丰银行称，其上半年私行业务的增长就主要来自香港，原因是息差扩张支持存款收入增长，以及客户交易量增加带动投资。

这其中大量客户来自内地，香港的私行格局将被中资行扰动。上半年，招行开发了香港分行和招银国际私人银行境外业务平台，而且，目前已有私行中心在7个境外城市落地。

比如交通银行在香港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交银香港，将香港分行的零售银行业务和私行业务移交。兴业银行则表示，目前基本完成香港分行私人银行业务开业前各项准备。

浙商银行零售银行部私人银行中心总经理杨昆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香港分行尚未开展零售和个人业务，但这是该行积极布局的方向，对高净值客户的境外投资需求进行布局。

4月27日，资管新规正式发布，资管新规要求打破刚兑，实现净值化管理，对私行产品亦是挑战。工行表示，将按照资管新规要求,加快优化资产结构，完善资产配置,提升投资研究能力,推动产品净值化转型,稳定产品规模。兴业表示调整了产品代销策略，并联合总行投资银行部引入股权类产品，落地了公司第一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天图大消费基金。

一位股份行私行业务负责人表示，尽管打破刚兑的要求对于投资者来说需要一定时间接受。但私行客户相对而言属于合格投资者，他们有较丰富的投资经验，对产品的实际风险有较高的知晓度和接受度。该行此前针对私行客户推出了净值型私募权益类和固收类产品，募资顺利且认购额较高。“尽管要打破刚兑，但相对而言，银行在产品设计上也仍然比较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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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导流实业浙江调研： 钱去哪儿了？③

一个月以来，记者深入浙江一些制造业集聚比较密集的市和县，通过采访企业、银行、监管等，对国企、民企展开层级化调研，多维度了解宏观政策下的实体领域产融变化。

这是调研稿件的第三篇，数据解读浙江经济生态及信贷资金流向，呈现有代表性意义的区域样本。毕竟，浙江经济发展趋势通常领先于全国数年，具有一定风向标意义。

上半年，浙江地区信贷新增7561亿元，同比多增2862亿元，增量为历年同期最高。

今年上半年，浙江全省信贷余额为9.8万亿元，同比增长13.1%，增速同比上升4.8个百分点。对比全国的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全国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134.8万亿元，同比增长12.1%，增速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

令人奇怪的是，在今年上半年信贷增量为历年同期最高的数据面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走访了十多家浙江企业，无论国企民企，普遍反映今年信贷偏紧。

史上最高的新增信贷到底去了哪里？

把观察的维度拉长到20年前，浙江用了数年时间正在努力回到十年前的“黄金时代”。

进入2000年之后，由于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各大银行都对浙江进行资金规模和政策倾斜，导致信贷总量长期位居全国前列。

浙江区域杠杆率也一路攀升，到2012年达到1.71，远高于同期发达省份比如江苏的1.06和广东的1.18。到2017年浙江省宏观杠杆率则已经增加到了2.35。

从2012年开始，浙江的金融风险开始逐渐暴露，不良连续四年双升。

从2001年到2008年的8年里，浙江区域内的融资量增长了8倍多。2001年浙江省融资量为1103亿，2008年暴涨到超过一万亿（10357亿）。当然2008年的暴涨主要还是全国性宏观因素的原因。2009年开始逐年回落。

相对应，浙江省GDP增速从2001年10.6%增长到2007年14.7%，达到阶段性顶峰，从2008年开始逐年回落，2008年到2017年从10.1%逐渐回落到7.8%。

去杠杆的“阵痛”

好的信贷政策可以促进实体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根据浙江金融监管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浙江的信贷投向，浙江省制造业贷款上半年新增563亿元，同比多增512亿元，回升明显。小微企业贷款新增924亿元，同比多增314亿元。涉农贷款余额同比增7.7%，增速同比提高1.7个百分点。科技类贷款新增482亿元，同比多增343亿元。

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增量占比大幅下降。上半年全省个人住房贷款增量占全部增量的24.1%，同比大降13.8个百分点。

即便如此，在去杠杆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失衡现象更值得注意。

2017年浙江省的宏观杠杆率为235.6%，较2016年上升了6个百分点，当前浙江经济仍面临结构性矛盾和杠杆率较高的问题。

2018年以来，虽然国企、住户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杠杆率仍然在上升，但民营企业的杠杆率则已经下降了6个百分点。

房地产、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贷款较快增长对制造业和小微企业融资形成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截至今年6月末，浙江全省基础设施类贷款、房地产贷款、国有企业贷款增速分别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的3.5个、15.3个和10.1个百分点，而制造业贷款增速则低于全部贷款增速的12.6个百分点。

由此可推断，新增信贷主要流向，还是政府平台和棚改项目。

从价格看，上半年浙江省贷款平均利率为6.22%，同比上升0.43个百分点，其中六月份贷款利率已经出现环比0.02%的小幅下降。

从不良率指标来看，上半年浙江省不良贷款余额为1345亿元，比年初下降133亿元，不良贷款率1.38%，比年初下降0.26个百分点，其中企业不良贷款率为1.86%，比年初下降0.28个百分点。多位金融机构人士表示，下半年不良贷款有反弹的风险和压力，原因在于，在去杠杆背景下，政府平台、企业以及个人的合规性、流动性及债务风险等相互交织且已有所显现。

浙江6月份债务融资

同比锐减56%

债券违约风险指标来看，虽然出现了盾安集团的流动性风险案例，但在政府的积极介入和金融机构信贷政策扶持下，已得到有效处置。

总体来看，上半年浙江全省存续债务融资工具总体稳健，违约率为0.03%，低于全国0.2%的平均水平。全省共发行债务融资工具1496亿元，同比多增550亿元，占全部企业债券发行额的74%，发行量同比增长58%，高于全国增速10个百分点。

但盾安集团的债务风险事件仍带来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比如说，从5月份盾安事件之后，全省的债务融资工具发行5-6月份全省同比减少7%，低于全国的平均增速。其中民营企业发行量仅为去年同期的一半，且发行量少于到期兑付，导致净融资额为-51亿元，6月份全省全部债务融资工具发行量同比减少56%。

一位银行投行部门负责人表示，由于违约事件频现，债券风险偏好不断下调，市场资金涌向AAA高评级客户，其发行利率不断下行，而民营企业发债就更艰难了。因为债券投资人对信用债融资主体的资质要求较高，多数实体企业要达AA或AA+以上外部信用评级非常困难。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省下半年债券集中兑付压力较大，因为目前全省债务融资工具的3732亿存量中，约有四分之一约933亿都集中在下半年到期。

从调研情况来看，今年浙江实体领域的部分企业出现的资金链紧张现象，更多是流动性管理出现问题。

浙江一位大型国企的财务负责人表示，下半年之后，货币政策的宽松在银行信贷方面还没动静，但在债券上已有体现。该国企在7月发行了数亿元3年期债，票面利率仅4.6%左右，他们本来预计在5.5%-5.8%之间。

但这种松动更多是倾向于国企。

可以用作对比的是，今年上半年另一家浙江的民营企业发行的一笔中期债利率高达7%。

债券的利率上浮并不是个例。从温州人行统计的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温州全市企业债券融资新增44.2亿元，其中非金融企业债券新增31.3亿元。以非金融企业直接债务融资工具平均利率来看，2018年平均利率为6.15%，比上年同期上升近1.3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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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迅速崛起的富裕阶层已成为香港和外资私人银行争相抢夺的目标。

茂宸集团（股份代码：273.HK）执行董事、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高宝明近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金融+大健康”两大板块已进入策略性联动发展阶段。

2018年半年报显示，茂宸集团净利润同比大幅飙升超过18倍至1.7218亿港元，营收同比大幅上升45.27%至18.4132亿港元。

香港金融机构的产融结合怎么做？

茂宸集团金融板块包括证券期货交易、投资银行及企业融资、资产财富管理，保险及私人银行等业务。除金融业务之外，茂宸还拥有高端医疗、母婴童消费零售平台板块。

金融配合实业、实业带动金融。茂宸集团执行董事及首席营运总监郑达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集团医疗业务可以提供稳定的资金和客户资源。大健康板块在中国未来发展会较快，高端基因检测、癌症早期筛查、试管婴儿，冷冻卵子的客户群体跟私行客户有很大重叠。

上半年茂宸金融服务平台经营收入约1.4793亿港元，同比增长约60.64%。截至2018年6月30日，茂宸集团总资产管理规模超过90.64亿港元。茂宸集团最大单一股东是世茂集团实际控制人许荣茂，茂宸的实际控制人是包括高宝明和郑达祖在内的高管团队。

收购欧盟私行，产品重设

郑达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茂宸集团今年5月收购了列支敦士登私人银行RaiffeisenPrivatbank Liechtenstein AG（“RPL”）及香港本土财富管理公司晋裕集团。“集团还在寻求合适并购机会，包括韩国、新加坡等亚太地区资管公司，扩大全球化布局。”

为什么要收购列支敦士登私人银行“RPL”？

郑达祖称，列支敦士登邻近瑞士，享有欧盟待遇。茂宸斥资4.68亿港元收购的“RPL”资产总规模近3.9亿瑞士法郎，管理超过10亿瑞士法郎客户资产。收购后茂宸可以通过该私行平台提供家族信托等高端服务。

和传统大型私人银行动辄上千万美元的门槛不同，茂宸拟大幅降低准入门槛。

“我们把RPL收过来才刚两个月，主攻是家族信托，我们家族信托的门槛最低只有50万美元，主要是内地市场此类需求非常大。”郑达祖表示，目标群体是内地大众富裕人群，这部分群体一是数量多，二是增速非常迅猛。

收购香港理财顾问机构晋裕集团则主要是看中晋裕在保险经纪业务的优势，其财务顾问网络也可迅速扩充茂宸客户基础。

晋裕集团已有20年历史，在亚太区有14000名客户。总部在香港，服务客户群遍布整个北亚，包括韩国、日本和中国大陆，总体来看内地客户占比约达七成。

郑达祖称，“跟内地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公司相比，我们在平台建设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他们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不把他们看做是竞争对手。”

如何解决内地客户的“保本”情结？郑达祖表示，全球都没有无风险而大赚钱的方案。可以设计有优先回报，告诉客户风险点在哪里，产品性质和架构，同时产品也要符合亚洲人口味，每年分红的固定收益类是亚洲人青睐的主流产品。

茂宸拥有类似于内地券商的证券业务牌照，对于今年A股和港股的市场，郑达祖表示今年全球经济环境比较复杂，除美国之外的主要股票市场都受到了影响，如果是传统经纪业务会有影响，但现在经纪业务已成为附加服务。

“我当年入行的时候证券经纪的佣金是2%，现在基本是免佣金，不靠这个赚钱，就是一个附加值服务。” 郑达祖表示，投行业务和并购贷款业务需求还是很强劲，很多内地企业都想来香港IPO。茂宸更希望发展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业务，每年收取稳定管理收入。

图谋人口老龄化和二孩政策的投资机遇

茂宸医疗包含宝德医务和新亚控股两大板块。共有3间试管婴儿诊所、4间实验室及化验所，以及逾100名专科医生及生物科学专家。今年上半年医疗板块盈利约1.57亿港元，同比大增745.93%。其中包括出售宝德医务股份给腾讯旗下微医控股的收益约1.4亿港元。

宝德医务提供辅助生殖医疗服务，包括宫腔内人工授精、体外受精／试管婴儿、冻融胚胎移植及冷冻卵子服务等，占香港辅助生殖医疗市场约30%份额。新亚控股主要提供包括女性健康筛查、产前检测及癌症早期筛查等检测服务。

今年5月，腾讯旗下的微医控股还成为宝德医务战略股东，为茂宸进军中国大陆打下了基础。

二孩政策放开之后，越来越多35岁以上高净值人群都有辅助生育需求，中国大陆只有400多家医院提供该类服务，供不应求。做一次试管婴儿在香港需要平均12万-15万港币，还平均要两次半才能成功，这是个超过百亿的大市场。

“由于生育在内地还是比较私密的事情，希望通过微医可以传达给客户一些观念，比如香港医疗系统服务和技术都较好，选择旅游医疗香港是更合适的目的地，毕竟是中文环境。医疗和金融业务都可以跟微医合作。”郑达祖称。

医疗之外，茂宸还搭建一个涵盖上下游的母婴童产业生态链，包含母婴及儿童产品业务特许运营商爱婴岛及澳大利亚婴儿配方奶粉及营养产品制造商Blend & Pack。

截至2018年6月30日，爱婴岛拥有1148间直营及特许经营零售店，以及5929间伙伴店。上半年母婴童消费平台为集团带来约16.1亿港元经营收入，同比增46.65%；盈利约7194万港元，同比增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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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制药企业Mylan（迈蓝）（NASDAQ: MYL）正式对外宣布，公司已进入中国健康消费及OTC市场。

Mylan于1961年在美国成立，为全球超过165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超过7,500多种产品，包括仿制药、原研药、品牌仿制药和健康消费及OTC产品，例如，为全球40%的正在接受治疗的HIV/AIDs患者提供药物。

在看好中国消费升级趋势下，通过大量调研，今年初，Mylan海外旗舰店进驻天猫国际，销售其三大旗舰品牌——CB12™（口腔护理）、赛吉儿®（女性私处护理）和宝贝吉儿®（婴儿肌肤护理）。

Mylan中国区总经理丁淦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Mylan将中国视为公司长期业务增长的重点市场，而且消费升级也将为Mylan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提供更多机会。

“例如，据了解，中国网购群体正从最初的在线上淘便宜货转变为在线上购买高端产品和小众品牌，从追求性价比转变为追求品质。通过Mylan海外旗舰店，Mylan充分验证了漱口水、女性私处护理、母婴品类高端细分市场的需求。” 丁淦指出。

《2018年度非处方药白皮书》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健康消费及OTC市场，年均增长率达到6%。而且，伴随着消费升级，中国消费者希望进一步提升健康水平，改善生活方式，因而在高端产品上的花费日益增加，尤其是医疗健康产品、高端护肤产品、母婴用品等，这些高端细分市场正超越行业平均增速引领行业增长。

基于对消费升级带来的品类增长潜力的判断，Mylan中国区健康消费及OTC业务负责人齐文韬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Mylan从全球产品组合中精选了上述三大品牌，以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高端消费需求。

随着中国消费者对健康及个人形象的日益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口腔卫生。《2018中国购物者报告：消费升级，市场增长反弹》显示，2017年漱口水的增长率高达48.6%，成为增速最快的消费品类之一。基于此，Mylan瞄准中国高端漱口水品类空白，引进CB12™专利配方漱口水，通过其独特的差异化优势，快速占领高端细分市场。

与此同时，Mylan也密切关注中国女性私处护理健康。

近年来，中国女性越来越重视越重视私处健康，2017《中国女性生理健康白皮书》显示，中国女性私处卫生用品的网络成交量连续两年增幅超过30%（其中，2015年同比2014年增长49.2%，2016年同比增幅为34.6%）。女性私处护理液销售量在2015年同比增长138%，2016年同比增长38%。

而且，中国女性消费者开始选择更高端、更舒适的护理品牌：据京东大数据显示，今年6·18期间高端私处护理液同期增长高达10倍，高端卫生巾销量同比增长4倍。

Mylan进军中国健康消费及OTC的产品还有婴儿护理产品，这也是Mylan看到了母婴行业发展的两大特点，即二胎政策的全面推行和消费升级。未来五年内，我国的母婴消费市场将以每年不低于16%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整体母婴市场规模将超过4万亿。

丁淦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除了上述三大品牌外，未来Mylan希望引进更多的品牌品类，健康消费及OTC是Mylan全球的核心业务之一。对Mylan而言，中国健康消费及OTC市场极其重要且蕴含着巨大的增长机会。中国是全球第二大中国健康消费及OTC市场。随着中国大健康市场扩容，OTC市场规模将从目前的3000亿元左右扩大到未来的6000亿-8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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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9月5日，趣头条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递交了更新后的招股书。据更新后的招股书显示，趣头条预计在美国IPO发行1600万份ADS，发行价7.00-9.00美元/ADS。该公司表示，其在美发行的1600万ADS大约等于400万该公司A类普通股。

公司预计9月14日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其招股书还显示，趣头条获得了来自京东集团4000万美元的认购意向。

此前，趣头条计划最大筹资额为3亿美元。不过，其最新定价表明，募资额较原计划已大幅缩水。若按9美元最高发行价计算，趣头条将通过IPO募集1.44亿美元资金。较原计划最高募资相比已遭“腰斩”。

最终，如果承销商执行240万股美国存托凭证的超额配售权，趣头条将最高募集资金1.66亿美元。

如今，继拼多多之后，腾讯系旗下趣头条冲刺在美上市仅剩临门一脚。

然而，趣头条因为获客与此前备受争议的拼多多一样，主要依托于微信红利并定位于三四线下沉市场受众，而被业界指为是“资讯界的拼多多”，根据趣头条第三方广告平台的数据显示，趣头条用户与今日头条的重叠度只有20%，但与拼多多的重叠度高达60%。

中期亏损逾5亿元
据趣头条招股说明书披露，截至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规模达7.18亿元，相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了5.7倍。与此同时，公司亏损额也激增至5.14亿元，而2017年底公司仅亏损0.95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飙升至1.46亿元，相较去年中期增长了近14倍。其中，内容获取成本达0.57亿元，相较去年上半年激增了约24倍，占营业成本比高达39%。可见，内容获取成本占比不断上升，已成为公司最主要的营业成本构成。

其中，今年上半年，公司计提股权激励费用1.85亿元，其于两位创始人锁定个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带来的激励成本约为1.59亿元（剩余为非现金型期权激励），调整后净亏损为3.29亿元。

对此，长江证券分析师王傲野分析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互联网公司通常在早期投入大量获客成本，且这些成本均计入当期，但获得的用户价值并未能完全体现在当期，而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变现，收入成本确认的时间差就导致，在早期，大部分互联网公司增长越快却亏损越多。但伴随用户规模效应显现，公司将会经历营收增长、亏损收窄、实现盈利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自上线以来，为吸引用户，趣头条营业费用投入巨大且快速增长，其中主要为市场营销费用和研发费用。

此前，趣头条于2017年4月公司开始商业化，变现方式主要为广告收入。除了在趣头条APP的推荐页、热点页和内容页等发布广告，公司还在广告客户和第三方广告平台之间提供代理和平台服务来创造收入。截至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广告收入约6.70亿元，占总营收比达93.3%。

为了提高平台的变现能力，公司于2018年2月收购了经营程序化广告系统的广告代理商，利用其程序化广告系统来推动公司的广告解决方案；同时公司也将开始出售广告解决方案给广告代理商或直接出售给广告客户。

此外，公司还计划通过继续扩展现有内容形式和引入新的内容形式来获取更多变现机会，包括付费内容（如文学、休闲游戏、动漫）以及内容驱动的电商和直播产品等，构建一个全面的娱乐内容生态系统。

2018年4月，公司收购一个音频视频内容平台100%的股权，总现金价值为7000万元，该项交易预计于2018年年底完成。

聚焦下沉流量野蛮生长
不过，正与拼多多一样，趣头条聚焦下沉流量带来的野蛮生长同样引发外界质疑。

“我们认为，趣头条与拼多多类似，通过社交裂变模式下，未来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仍然较多，比如关于平台内容低俗的批评，内容审核和版权问题仍然是公司无法绕过的一关。”9月5日，王傲野表示。

当天，基岩资本副总裁黄明麒也称，趣头条和拼多多的共同点主要在下沉三四线市场的定位、发展依托微信红利、“病毒式”营销手法上。

“趣头条通过现金激励的打法成功实现了用户增长，其中获客手段点对点收徒和拼多多的拼团获客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借助于熟人圈子实现的爆发性增长。”黄明麒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其背后的逻辑都是三四线城市居民时间上比较空闲，对于微小得利也比较在意，愿意为之花费时间。”

广发证券一份研报指出，当前，移动互联网加速向低线城市渗透已成事实，三四五线城市正成为新的增长热土。趣头条内容正好符合三四线人群口味与兴趣。主要是三四线城市的民众刚开始“触网”，与一二线城市用户对内容的需求有着较大的不同。而趣头条内容正是符合其内容需求，能够与其产生共鸣。

值得注意的是，趣头条任务系统中的“师徒系统”就是其主要的获客手段。在旧版的趣头条明确了“师徒”这一关系，曾一度被认为涉嫌“传销”。然而，在最新版中，将描述改为“好友”，从“收徒”变成了“邀请好友”，弱化了上下层级关系，以避免上述嫌疑。

“对于互联网公司而言，下沉三四线城市意味着原本很多在一线城市做过的事情需要重新、有差异性的再做一遍。但是，他们的需求需要被专门挖掘，很多在一线城市成功的经验也未必适用于他们。”黄明麒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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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美国国内众多国会议员、商业团体和劳工领袖都坚称，新版的NAFTA协议必须包含加拿大。墨西哥方面也倾向于加拿大留在NAFTA。而且，考虑到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外界对加拿大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最终“入伙”仍保持谨慎乐观。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Kevin Hassett就表示，“我们对于谈判在本周顺利进行非常有信心，而且我们很快就将迎来加拿大的加入。”

在北美地区三国的自由贸易协定（NAFTA）更新谈判上，美国使出“各个击破”的战术。继与墨西哥率先达成一致后，美国上周五与加拿大重新展开“拉锯战”，却无果而终。

当地时间本周三，美国和加拿大将再次投入谈判，致力于解决两国的重大分歧。而就在加拿大外交部长弗里兰奔赴华盛顿、会见“老对手”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前夕，两国领导人先后发表强硬讲话，为新一轮谈判增添了紧张气氛。

“目前两国谈判处于胶着状态，最后双方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出妥协，主要看达成协议的意愿如何。在这个贸易谈判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利益博弈和政治因素的影响。”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所博士潘晓明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而据记者梳理，在这一轮谈判中，两国的博弈焦点主要集中在争端解决机制、加拿大文化产业和乳制品产业保护等议题上。尽管美方多次在公开场合施压，但加拿大仍在争取避免较大让步。

月底或迎谈判大限

在刚刚过去的美国劳工节假期期间，特朗普总统表示，如果美国和加拿大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政府可以推进一项不包括加拿大的协议，他还警告，美国国会不要干涉贸易谈判。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一则在温哥华郊区的一个活动中表示，他的谈判队伍已准备好就一项有利于各方的协议开展工作，但他强调，“在重新谈判的NAFTA中，有许多条款是必须存在的。对于加拿大来说，一份糟糕的NAFTA协议不如没有协议。”

“美国和加拿大能在多大程度上妥协目前来看仍是未知之数。从美国角度来看，商界和国会议员普遍希望加拿大能够留在NAFTA，有加拿大的NAFTA更有意义，三方的协议在美国国会审议时也更容易获得通过。从加拿大角度来看，争端解决机制等核心问题分歧还很大。”潘晓明说。

据记者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官网了解，目前美国白宫已正式通知美国国会，有意在今年秋天与墨西哥签署新版NAFTA，并称“如果愿意的话”加拿大可以自由加入。外界预期，美国政府将在为国会批准新协议做准备的同时，开始退出以前的旧协议。

根据外媒综合美国法律程序和墨西哥政府换届时间表来看，上周五未能达成协议后，美加两国新的谈判截止日期可能将在9月30日，在这期间，白宫将向国会正式提交协议文本，届时它需要解决与加拿大的所有分歧。此后，美国国会将有60天时间审查协议内容（无论加拿大是否加入），然后在11月30日前进行表决并提交特朗普签署。而墨西哥总统涅托也将在11月30日结束任期，这意味着墨西哥方面也能在11月30日涅托离任前签署协议。

一些美国贸易专家和国会议员指出，如果新的协议只是一份美墨双边协议，有可能无法提交国会表决，因为指导NAFTA重新谈判的贸易促进授权（即所谓的“快速通道”谈判授权，TPA）要求的是三方协议而非双边协议。

这意味着，美国国会对特朗普政府提交的文本是否符合贸易促进授权的要求做出的判断，也可能给新一轮谈判蒙上一层法律不确定性阴影。对此，白宫高级官员则已通过媒体放风称，政府认为不论是双边还是三边协议，都能满足贸易促进授权的要求。

总体而言，美国国内众多国会议员、商业团体和劳工领袖都坚称，新版的NAFTA协议必须包含加拿大。墨西哥方面也倾向于加拿大留在NAFTA。而且，考虑到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外界对加拿大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最终“入伙”仍保持谨慎乐观。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Kevin Hassett就表示，“我们对于谈判在本周顺利进行非常有信心，而且我们很快就将迎来加拿大的加入。”

美加争议仍较大

在此前美墨双边谈判中，墨西哥在汽车行业领域的妥协，换来了美国在“日落条款”中的让步，即美国不再坚持NAFTA协议包含自动终止条款。根据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表态，目前的情况是，美墨两国同意NAFTA协议期限为16年，每6年评估一次，而在评估过程中不会导致协议自动失效。此前，加拿大与墨西哥均拒绝“日落条款”，认为会带来太多不确定性，不利于企业的长期投资。

对于美国在日落条款上的最新让步，加拿大方面是否全然接受尚未可知，但从近期各方表态来看，似乎这已经不是最大的分歧点。目前，加拿大坚持保留NAFTA协议中的第19章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成为一大博弈焦点。

据了解，上述机制允许成员国挑战其他国家根据国内法实施的贸易救济措施。坚持“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认为，这一机制损害了美国的主权并令其受制于他国。特朗普政府还曾抱怨，负责裁决贸易争端的独立小组主要用于推翻美国商务部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产品征收的关税。因此，莱特希泽建议删除包含在第19章中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潘晓明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指出，美国以往在争端解决机制中有过一些败诉经历，特朗普政府认为，国际司法裁判并不完全有利于美国，所以想借新协定谈判取消这个机制，未来可以通过国内的司法体系来解决贸易争端，实际上是强调美国在国内法制方面的优势，吸引一些美国的投资者回流。对此，加拿大是反对的，主要是认为国家间的争端解决机制更合适，有助保障其在美国和墨西哥的投资利益。

目前，美国取消争端解决机制的要求已经获得墨西哥的同意，但加拿大仍不愿意放弃。“确保每一方在NAFTA协议中公平竞争是我们都能理解的重要事项。”特鲁多此前表示，“我们需要像第19章那样的争端解决机制，我们将坚持这一点。”

而在其他有争议的问题上，美国和加拿大的谈判立场仍然相距甚远。其中一项争议，涉及加拿大对于本国音乐、电视和电影等文化产业的保护。现有的NAFTA包含针对加拿大文化产业的豁免条款，以确保加拿大文化产品在本国市场的份额。由于美国一直希望削弱这一豁免条款，导致加拿大担心本国市场将被美国的音乐、电视和电影产品淹没。

需要指出的是，原有的文化产业豁免条款对加拿大魁北克省至关重要，该省通行法语，急切希望保护自己的文化特征，同时也是一大选举票仓。与此同时，执政的加拿大自由党更希望国内媒体能保持独立性。

“必须确保豁免文化产业。”特鲁多称，“（否则）等于放弃了我们的主权和身份认同。”

另一项争议，涉及加拿大受到高度保护的乳制品行业。特朗普政府一直想为美国农民打开加拿大乳制品市场，而此举无疑会威胁到加拿大奶农的利益。行业游说团体——加拿大奶农协会（DFC）已经表态，称其成员不希望松动旨在抵御外国竞争的生产配额和关税措施。该协会称，由于加拿大为确保与欧盟和环太平洋国家达成贸易协议对乳制品行业做出的让步，该行业的销售额损失将会接近2.5亿加元。

据报道，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前联邦政府贸易官员William Reinsch说：“加拿大人不会轻易妥协，这些都是加拿大的重大政治问题，特别是在乳制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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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相关工作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表示，《关于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目录调整工作已于8月30日国务院第22次常务会议上原则审议通过，近期将印发实施。



而基本药物目录作为基本药物制度的龙头，目前的版本发布于2012年，至今已经6年，亟待调整优化。

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仍存在不完全适应临床基本用药需求、缺乏使用激励机制、仿制品种与原研品种质量疗效存在差距、保障供应机制还不健全等问题，亟需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制度措施。

据曾益新介绍，《意见》强化基本药物“突出基本、防治必需、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主要从5个方面进行了调整完善；而目录调整则坚持调入调出并重，新增品种包括了抗肿瘤用药12种和临床急需儿童用药22种。

重点聚焦癌症、儿童、慢性病等病种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国家卫生计生委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委员肖永红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基本药物由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希望每一个国家为公民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障。由于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其基本药物目录也有所差别。

肖永红表示，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很早以前就制定了基本药物目录，而随着医改的推进，目录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希望每个医院均使用基本药物，并有一些对药品生产、供给、价格方面的配套政策。而基本药物主要针对的是常见病及多发病。

曾益新在上述吹风会上介绍，此次的目录调整，坚持调入调出并重和中西药并重，共调入药品187种，调出22种，目录总品种数量由原来的520种增加到685种，其中西药417种、中成药268种。

在覆盖主要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重点聚焦癌症、儿童、慢性病等病种，新增品种包括了抗肿瘤用药12种、临床急需儿童用药22种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全球首个也是国内唯一一个全口服、泛基因型、单一片剂的丙肝治疗新药。

至于新增12种抗肿瘤药物的具体品种，官方并未透露。不过，国家卫健委药政司副司长张锋透露，有很多都是肿瘤靶向药，已进入医保目录的较多。基本药物选择的取向是临床价值，因此首要考虑的是能够治愈疾病和长期明显提升患者生存质量、临床效果好的药物。

肖永红认为，抗肿瘤用药的加入，体现了国家保障水平的提高，在一些欠发达地区，能保障的药物可能只有感冒类药品；另外，长期以来我国儿童药品较为缺乏，因此此次也加入了22种临床急需儿童用药。

为何要把丙肝药物列入目录？曾益新表示，药物价格虽然较贵，但我国有约760万丙型病毒感染者，丙肝极易引起肝硬化和肝癌，威胁人民群众健康。且丙型肝炎可用该药治愈，确实是医学上的重大突破。因此能为百姓带来确切、较好的疗效，就一定要在基本药品目录里体现出来。

而调出目录的药品，曾益新解释道，主要是临床已有可替代的药品，或者不良反应多、疗效不确切、临床已被逐步淘汰等原因。

未通过一致性评价药品将调出目录

记者了解到，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调整和完善，主要涉及5个方面：一是更加注重临床需要，突出药品临床价值，目录实行动态调整，对新审批上市、疗效有显著改善且价格合理的药品，可适时启动调入程序；二是更加注重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方面作用，强调对市场供应易短缺的基本药物，通过市场撮合、定点生产、纳入储备等措施保证供应。

三是更加注重做好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调各级医疗机构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助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四是更加注重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联动，强调按程序将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优先纳入基本药物目录，逐步将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基本药物仿制药品种调出目录；五是更加注重与医保支付报销政策做好衔接，医保部门按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基本药物优先纳入医保目录范围或调整甲乙分类，逐步提高实际保障水平。

其中，通过一致性评价药品优先纳入基药目录，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基药品种调出目录的做法，较为市场所关注。

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系主任、教授史录文表示，这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及药企均有鼓励作用。经过严格程序，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往往质量更好，临床价值更能保证。但是，药品质量再好，若临床上不鼓励采用，也是一大问题，因此纳入基药目录，体现了制度的互相衔接及配套政策的跟进；对于药企来讲，也能减少其低水平重复，不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对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品种，要优先纳入基本药物目录，并鼓励医疗机构优先采购和使用，同时实施基本药物全品种覆盖抽检，加强生产环节监督检查等措施，进一步强化基本药物是安全药、放心药。”曾益新说。

那么，新纳入药物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共有多少种？张锋表示，非基药通过一致性评价药品的大部分，这次也进了基本药物目录，进的品种量已超过通过评价品种的一半以上，因为考虑到费效比和已有的目录内药品之间的关系，不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都能进。

而在与医保支付报销政策的衔接方面，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处长黄心宇透露，此次基本药物制度定位和调整与2009年、2012年均有区别。以往的基本药物均在医保目录范围中，且绝大部分治疗性的都是医保目录的甲类部分。

他表示，国家医保局目前正在完善医保目录的动态调整机制，并将通盘考虑与基本药物的衔接问题，把目录外的治疗性基本药物按程序优先纳入到医保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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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我是坐城际直通车从香港红磡站到广州东站的，用了两个小时。还有18天，广深港高铁就要开通，到时从香港西九龙站到广州南站将只要47分钟，欢迎大家多到香港走走看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本届泛珠大会致辞前发出上述邀请。

9月5日，第十二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简称“泛珠大会”）在广州召开，主题为“共享湾区机遇，开放创新发展”。

泛珠合作多年，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的方向指引。随着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互联互通不断加强和机制体制障碍逐渐松动，使得诸多泛珠省份对接大湾区借此增强与港澳合作。从多位与会泛珠省份领导的表态看，不少地方对此热情颇高，有的已有初步谋划。

受访专家分析，粤港澳之外的泛珠省份的参与融合，利于增强大湾区这个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并且创新需要集聚也需要扩散；大湾区及泛珠地区信息基础设施较好，经济发达，需求也大，相对而言更具探索突破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经济的优势和条件。

多地加速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涵盖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9个省（区），以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通常被称为“9+2”格局。

一直以来，各方与粤港澳合作相当广泛紧密。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陈武说，广西是粤港澳原材料农产品输出地、劳务输出地，同时也是产业转移承接地。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更成为各方谋划区域合作的重要方向。

陈武表示，广西会更加积极地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只广西，多个泛珠省份的领导均表示，下一步要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对接与融合。

江西省代省长易炼红表示，对大湾区外其它泛珠省份而言，这是分享大湾区建设红利，更好接受我国综合实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粤港澳辐射带动的重大机遇，必须牢牢把握这一历史机遇，共同推动泛珠区域合作向纵深发展。

“湖南将全力抓三件事，融入大湾区就是其中之一。”湖南省省长许达哲说，湖南和大湾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未来既要充分融入，也要更好服务大湾区建设。

各地看中对接后带来的大湾区科技创新、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以及先进管理理念、机制体制探索经验、对外开放通道等方面的辐射带动。其中，多个省份重点提及产业的承接和协同发展。许达哲表示，湖南将重点在科技创新、服务贸易、产业发展方面更好地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易炼红也表示，江西将依托自身产业基础，强化与大湾区产业分工协作，推动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合作，着力培育更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江西将致力成为粤港澳发展重要腹地，主动承接产业转移，努力实现互补性、差异性、高质量发展。

四川省省长尹力提出，借大湾区金融、航运、贸易等优势，积极承接大湾区产业转移，着力发展电子信息、智能制造和数字经济，构建现代经济体系。

尹力表示，四川还将在精准对接强化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协同推进贸易投资的便利化、国际化，加快建设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方面发力。

长平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王长勇表示，粤港澳外泛珠省份融入和共享大湾区机遇，要素自由流动将是关键，这既需要立足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更需要在制度供给层面做工作。

在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朱恒源来看，这对大湾区自身亦有诸多好处，创新具有极强的经济规模性，要聚集也要扩散，这能依托泛珠实现。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这一经济生态系统而言，多方参与有利于增强其要素多样性。

打造数字示范湾区

这次泛珠大会释放了另一信号，随着“数字泛珠行动”行动的启动，数字技术运用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探索，有望成为泛珠各方未来重点发力的领域。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这项行动旨在贯彻落实“数字中国”发展战略，打造“数字中国”建设先行区。

具体内容包括推动数字政府建设、提升数字双创水平、发展数字经济产业、推进数字社会建设、实施数字民生工程、推广数字文化合作、强化数字生态监管、探索数字精准扶贫、加强数字人才培养、打造数字示范湾区。

事实上，泛珠区域内诸多省份对此早有探索。福建省省长唐登杰说，该省一直在推动“数字福建”建设，2017年数字经济总量突破了万亿。贵州近年在大数据产业发展上势头很猛，该省省长谌贻琴介绍，2015-2017年贵州数字经济增速连续三年排在全国第一，同时也培育出一大批大数据领域的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

作为本届泛珠大会东道主的广东，亦有不俗表现，尤其是“数字政府”建设，探索推出“粤省事”小程序，集成200多项审批事项和便民政务服务，实现一站式办理，成为全国创新政府管理和优化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的地方样本。

按照工信部赛迪研究院赛迪顾问发布的《2018中国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2017年广东省数字经济指数以79.63的成绩排名全国第一，大幅领先其他各省。

腾讯也是“数字泛珠行动”的联合发起方之一，是近年国内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泛珠区域内多个积极探索数字经济发展的省份中，如贵州、广东，都有腾讯的身影。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说，通过“数字变革”穿针引线，可以把泛珠9+2省区这十一颗明珠串起来，集结成“数字泛珠”，真正发挥产业集群和协同创新的效应。国家明确要打造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而科技湾区、数字泛珠和数字中国正成我国战略版图中的三个同心圆，需要推动“三圆协同，一体发展”。

朱恒源分析，泛珠地区尤其是大湾区，信息基础设施较好，经济发达，产业升级迫切且需求大，具备借助数字技术率先探索新经济发展模式的较好条件。但是，目前各省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能力分配不平，容易造成好的越好、落后的越落后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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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港股科技股领跌并拖累恒指后，美股科技股也于当地时间9月5日开盘后开启下跌模式。截至记者发稿，主要科技股中Facebook跌1.61%，苹果跌0.85%，奈飞跌5.07%，谷歌跌2.2%，微软跌2.88%。科技股权重较大的纳指跌幅亦达1.47%。

在前一个交易日曾一度成为继苹果之后第二家突破万亿市值的美国公司的亚马逊跌幅则为1.82%。9月4日，亚马逊开于2026.50美元，盘中一度涨至2050.50美元，成功突破市值达1万亿美元所需的每股2050.27美元。

2018年以来，亚马逊股价累计上涨已超70%，过去12个月股价已翻倍还多，从市值突破6000亿美元到突破1万亿美元，亚马逊仅用时165个交易日。不过，亚马逊股价9月4日当日收于2039.51美元，市值降至9948亿美元。

近一段时间，美股指数连创新高，科技股涨势不减。除亚马逊、苹果之外，AMD、英伟达和微软等明星科技股公司股价也纷纷创出新高。

但与此同时，唱空亚马逊、苹果的声音并不少见，关于科技股“泡沫”的警告亦是不绝于耳。美股大部分涨幅都是由少数几只科技股贡献，这成为了许多投资者所担忧的风险，对美股尤其是科技股走势的判断亦出现了分化。

科技股“狂欢”

美银美林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2018年上半年科技股对标普500指数涨幅的贡献率高达98%；高盛则指出，仅亚马逊、微软、苹果和奈飞四家公司对标普500指数的贡献就达到了84%。

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策略师洪灏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此种集中对于市场结构来说无疑是一个风险。

“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风险，但要让美股‘崩溃’却还是需要其他的因素去推动，上涨的点位的集中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跌。”他表示，“这是一个风险，但不是催化剂。它会放大其他风险要素。一旦出现波动时，下行的风险就会被放大。”

渣打中国财富管理投资策略总监王昕杰则在采访中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尽管科技股短线涨幅偏大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但若从行业基本面的角度衡量，科技股并不值得特别担心。“美国股票的行业当中科技还是我们看好的项目之一。”他说。

王昕杰认为，美国年初以来的税改有机会导致科技公司手上现金充足，支撑其去做并购、股票回购或是股息支付，这都在财务上有利于股价。

“我们看到2018年目前预期的盈利是17%的增长，与长期的平均值11%相比已是一个较好的表现。”他说，“盈利的增速高于长期均值，短线上的市盈率比长期值偏高或是比大盘高，也是可以接受的。”据称，美国科技公司营业的利润率也在提高，盈利能力较过去表现更好，也对其股价有所支撑。

此外，美元未来的走势或也利于科技股。王昕杰指出，虽然今年以来美元的走强对科技公司有负面影响，但美元预期会在未来呈现小幅走弱的趋势。“大的科技公司多为跨国性公司，纳斯达克成分股中58%的营收来自海外。”他表示，“（美元）小幅走弱对于海外盈利汇回美元或是计算回美国，其实都是较好的支撑。”

富途证券CEO邬必伟同样认为，目前美股所面临的风险并不是很大。“美国这一轮科技公司的业绩都非常好，苹果和亚马逊市值破万亿实属正常，他们的整体业绩和增速都非常好。”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这一轮科技股的上涨和2000年的科技股泡沫有着根本性的区别，风险并没有那么大。”

王昕杰也指出，MSCI美国股票中科技行业指数个股的平均市盈率为21倍，而标普500的平均市盈率为18倍。“说偏高是没错，但因为整体盈利和增长率也较往期大幅度走高，市盈率相对较高也是合理的。”他说，“而且这和大家担心的过去的科技股泡沫时四五十倍的市盈率相比，并不是特别值得担忧。” “个别的股票市盈率可能达到了80到100倍，这会是市场上担心的一个点，但若从整体行业来看，并没有这么极端的情况。”他补充说。

值得注意的是，科技股权重较高是值得关注的风险因素。“目前一只美股大盘的指数型基金中，科技股大概占26%，这是超过历史均值非常多的。”王昕杰表示，“尽管我们不认为现在处于泡沫，但如果市场上有一定程度的（科技股）抛售，实际上会整体拖累美国股市，出现超跌的情况。”

此外，尽管二季度财报来看，科技企业盈利情况良好，增速也在持续增长，但如果因通胀、贸易摩擦等情况导致企业出现增速不如预期或是盈利前景恶化，也可能导致投资情绪出现反转。邬必伟认为，目前对科技股最需关注的是企业的业绩和增长速度，只要增速不放缓，泡沫就不是问题。“目前我们没有看到增速放缓或是大幅放缓的迹象。”

美股牛市能否延续？

近日亦有观点指出，从历史数据来看9月对于美股而言似乎是个“魔咒”，在中期选举年尤甚，此外美联储加息预期和美国房市数据不佳等潜在风险也可能导致美股动荡。

邬必伟认为，从历史数据来看，往年的9月份确实都会“不太安定”，但目前来看9月最大的风险还是在于新兴市场货币的情况。“这些风险有可能反过来影响到美国，使得美股做出一定调整。”

洪灏则表示，所谓季节性非常不靠谱，“美联储的决定市场早已知道，9月份基本百分之百加息，年底也大概率还有一次加息。”他指出，不能将影响美股的因素切割来看，“市场可能部分消化了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但这个预期也产生了强美元，整个看下来流动性还是偏紧的。”

洪灏认为，从“周期”的角度来看，美股的未来或会“非常动荡”。“现在看上去美国经济好像很强势，但这是因为它在后周期时采取了减税等刺激政策。现在的问题是，美股冲得那么高，所有的人也都特别看涨，这是需要警惕的。”他说，“未来几个月，美股波动会非常大，而且这是很多人没有准备好的。”

王昕杰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其基础观点依然是看好美国股票。“我们预期它在未来12个月有机会跑赢MSCI环球股票指数。”他说，“但是短线来看，也有一定程度的风险。”

王昕杰认为，从宏观角度看，美股目前确实处于经济周期末端，但这并不代表股票牛市会立刻结束。在他看来，或许2019年会是美联储加息的“决断点”，如果在2020年开始停止加息，并在此后考虑减息，整个经济也就开始触顶。

“我们认为，在未来一年之内，股票应该还是有一个较好的向上空间。”他表示，在经济周期可能即将结束的情况下，“可能在2019年之后我们会转向变得比较谨慎。”

短线的风险则主要在于美联储货币政策以及贸易摩擦的影响。“如果今年再加息两次利率就触及3%，明年的每一次加息都在中性利率之上，这实际上意味着市场上资金的收紧。如果加息速度超出预期，也会有较大的影响。”他表示，“贸易摩擦方面，如果美国扩大进口关税，对于通胀也好，对美国的进口相关行业的企业盈利也会有直接的冲击。”

此外，对于中概股，洪灏认为，由于中国的下行和美国冲顶下行两个周期的交汇产生的巨大力量，中概股的跌势或将持续。王昕杰则认为，MSCI中国依然有机会跑赢MSCI亚洲。“这主要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去看。虽然今年MSCI中国表现偏弱。”他说，“这可能和投资情绪有关，另外也有一部分是过去涨幅偏大带动的部分抛售导致的价格下跌。”

当地时间9月5日，美股主要中概股亦呈现跌势，截至记者发稿，阿里巴巴、京东、百度和网易跌幅分别为2.99%、8.15%、2.17%和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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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东莞经常是各类“招工难”新闻的主角。

在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世界工厂”东莞正探寻新的破解路径。

9月3日，东莞对外发布《关于实施百万劳动力素质提升工程打造“技能人才之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力争到2020年培养1万名国际化技能人才，引进培养1万名急需紧缺“工匠精英”，推动100万人提升学历技能素质等目标，并配套诸多创新举措，初步构建出一个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过去东莞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兴旺，吸聚了大量的外来劳动力，近年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逝，加之自身产业转型升级提速，最突出的挑战是技能人才紧缺。

“东莞已经走到一个关口，需加快推动人才、城市和产业同步升级。”东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力资源局局长司琪说，东莞提出的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业中心等定位，确确实实需要一批技能人才支撑，这对东莞来说是一项长远人才战略工程，更是一个城市战略，关乎未来发展。

技工比例要达五分之一

东莞，这座因改革开放而腾飞的制造业城市，曾是数百万进城务工人员向往的目的地。东莞因人而兴，但在面对人口红利消逝和产业转型升级双重变革时，人也成为一个挑战，如今东莞谋求发展，着力点最终也回归到人身上。

东莞缺人，首先表现在整体的量上。2017年东莞常住人口增加8.11万人，这已是近年最好水平，但并不突出，当年新增市场主体就已近20万、企业近10万。同时，这也不及省内另一制造业城市佛山19.4万人的增量。

这还不是关键。东莞市人力资源局副局长赵毅指出，虽然在总量上也有不足，但深层次的结构性短缺才是当前东莞最突出劳动力问题。

司琪表示，从近年人才争夺战也可以看到，除高层次人才不足，东莞最缺的其实是技能人才，这个需求非常巨大。

这种短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东莞产业工人技能素质普遍偏低。目前，东莞约834万的常住人口，产业工人约占500余万。东莞市教育局职教高教与终身教育科科长林勤补充道：“这500万产业工人大军中很多人只有初中学历。”

这也使得此番东莞从素质提升、培养的角度切入，以解决技能人才不足的问题。按《意见》，东莞将推动实施全民技能素质三年提升工程，寻求在存量上全面提升劳动力技能素质，并在增量上扩大高层次人才规模。

具体目标包括，力争到2020年全市技术工人比例提升10%以上，培养1万名国际化技能人才，引进培养1万名急需紧缺“工匠精英”，推动100万人提升学历技能素质等，建成技能人才集聚中心、培养中心和辐射中心。

尽管东莞在政策上存量与增量并提，但从任务细分来看，更多来自于对存量的优化。这包括，到2020年将推动3万名劳动力实现技能晋升；推动全市5万人参加自主培训；通过“一镇一品”人才培训45万人次；推动另外45万人次参与各类素质提升等。增量则指向高层次、高技能人才，旨在借此促进全市整体人力资源结构持续优化。由此，也形成了一定的人才层次布局。

司琪表示，目前东莞技术工人比例仅约12%，前述目标实现后，将增至约五分之一，“但与比例高达50%左右的德国、日本相比仍有差距。”

这样的提升对东莞而言尤为迫切。近年随着转型升级加速，东莞制造业虽然减少了一些普工需求，但也激发对技能人才的大量需求。司琪也说，当前东莞在智能制造方面，如工业机器人工程师、维修工等需求很大。同时，当前东莞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业中心、打造广深科创走廊重要节点、迈向创新型一线城市等目标，亦要求加快提升人口素质、增加技能人才供给作为支撑。

“东莞必须要有好的技能人才，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赵毅认为，东莞希望成为先进制造业中心，一大关键是技能人才要能与先进产业相匹配。

《意见》也明确，东莞要立足产业基础优势，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大军，推动人口红利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打破政府单一评价模式

上述目标如何实现？《意见》从深化技能人才机制体制改革，创新技能人才引进、培育、评价、使用、激励和保障机制等方面推出了诸多政策举措。

一些探索颇具亮点。比如，东莞将打破政府主导的单一评价模式，建立以企业、行业为主体的技能人才多元评价机制，支持企业、行业协会等结合东莞产业工种特点和生产实际开发技能人才培养规范，组织开展技能培训和等级认定，以此培养适应企业转型升级和智能制造等新业态发展需求的技能人才。

“换句话说，谁是技能人才，今后企业和行业协会都有发言权。”司琪说，这是此番东莞最大的政策创新，目的是实现人才培养、技能评价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目前，技能人才培养和评价普遍采用国家标准，但这些标准更新慢，跟不上企业和行业的发展步伐，也难以覆盖到一些新兴产业。

事实上，突出企业与行业主体作用的政策设计，几乎贯穿《意见》全文。比如强调要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机制，建立财政资金、社会资本多元结合的投入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技能培训、标准开发。同时，明确要依托高训中心、职业院校、企业和培训机构等，搭建更多元的培训平台等。

东莞提出，到2020年要开发认定100个技术培训规范标准、建设100个“技师工作站”，这均明确要以企业作为主体，激活社会积极性。

不少东莞企业在技能人才培养方面其实已有探索，尤其是在近年人才短缺的背景下。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珞珈介绍，该企业有内部的技术工人培养和评定，若能与政府搭建的体系相融合将更有效。

从政府的角度，赵毅说，不少重点企业的技能人才培养方法值得借鉴，完全可总结提炼为某个工种的职业发展路径，从而复制推广。

东莞希望，通过上述诸多创新政策、搭建平台以及评价激励等措施，能为劳动者提供终身学习培训的机会和服务，激励其提升技能素质。为此，东莞还将建立“学分银行”终身学习管理机制，对劳动者参加不同类型的学习成果给予相应学分，学分在银行里累计到一定分值可享受奖励资助优惠。

有观点提出，若技能人才培训提升后跳槽或到别的城市就业，会导致企业或东莞最终“白忙一场”，这应该如何避免？

作为首席技师的广东以诺通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唐亮认为，这种流失不可避免，企业要留人的关键在于内部要有匹配职业发展的完善机制，能够适应技能人才的进阶，匹配应有的薪酬和职业发展空间。

赵毅表示，东莞希望推动的并非只是劳动者某个技能的培养，而是终身教育，不断提升，由此创造的晋升通道和发展机会，将发挥留住和吸引更多技能人才的重要作用。同时，东莞也将从人口人才层面进一步增强公共服务等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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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领军企业大疆创新陷入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麻烦”。

据商务部网站9月4日消息，2018年8月30日，美国Autel Robotics公司向美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提出申请，指控大疆创新及其关联公司在美销售的无人机及其组件产品侵犯其专利权，请求ITC发起337调查并发布有限排除令和禁止令。

337调查得名于《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规定，主要是针对进口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开展调查。一旦被ITC认定侵犯了知识产权，涉事产品可能将无法再销往美国。

在大疆之前，我国已有多家企业遭遇过337调查，它们有些“胜诉”有些“败诉”，美国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这一调查保护了本国贸易。这次大疆的情况却颇为特殊。资料显示，申请人Autel Robotics并非美国公司，而是一家中资企业在美国的分公司。

Autel Robotics主营业务为拍摄无人机和四轴飞行器，官网链接到的中文信息显示，公司名称为“道通智能航空技术有限公司”（下称“道通”），总部位于深圳，自2014年创立至今，已经先后在美国和欧洲成立了分公司。

作为同业竞争者，大疆与道通的恩怨由来已久，自道通推出第一款产品时，双方就开始了关于知识产权的漫长诉讼，甚至将“战火”烧到了海外。目前，美国还有几起案件尚在审理，这次，道通又另辟蹊径地寻求起了美国的行政保护。

作为一家发迹于中国的企业，Autel Robotics能否得到ITC的“庇佑”尚不得而知。当前，ITC正在征求相关方及公众意见，以决定是否立案。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一旦立案审查，大疆在美国的业务短期内便会受到影响。

大疆多产品受波及
在此次的指控中，道通将矛头指向了大疆多个系列的产品。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阅到的信息显示，受到指控的包括DJI Mavic、DJI Spark、DJI Phantom、DJI Inspire等系列产品，均为大疆的在售甚至热卖产品。

道通在指控书中称，大疆侵犯了其三项专利权：7979174号（下称“174专利”）、9260184号（下称“184专利”）和10044013号（下称“013专利”）。

其中，174专利描述了无人机通过读取数据调整方向、速度的技术，184专利描述了无人机旋翼如何通过旋转保持机体稳定的技术，013专利则描述了无人机电池如何在机体中发挥作用的技术。

在业内人士看来，道通此次向美国ITC投诉，作为一家外国公司的分子公司，虽不常见，但也在情理之中。事实上，诸多重大国际知识产权争议中的一项或多项内容都在ITC调查，很多公司已经意识到ITC在效率、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将其作为法院诉讼的补充甚至替代。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建民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对于在美国获得专利权等工业产权的企业来说，维护专利权、保护其在美国的市场，申请337调查是一种比较省钱、比较迅速认定是否侵犯知识产权的方式。

另外，337本质上是一项行政机关主导的、对进口商品的审查，一旦进入审查阶段，相关产品在市场上的流通将会受到影响，一旦认定将永远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而法院进行案件审理，在没有最终做出审判结论前，很难迅速地禁止商品进口美国市场。

不过，道通此次能否得到ITC的支持尚难定论。一般来说，通常由美国的本土企业发起337调查，调查的对象针对的是进口美国的外国公司的产品，但根据337调查的视同范围可知，凡是在美国享有专利权的主体，无论国籍都可以发起对进口美国市场的337调查，所以，如果道通公司在美国获得了相应的专利权，理论上可以申请发起针对进口侵犯其在美国的知识产权的产品，但以前中国公司的美国公司发起调查的情况并不多见。

“ITC保护的是美国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的，一个中国企业在美国成立公司，它在美国的利益受到损害，当然也是可以行使发起调查的权利的，但这种情况很少而已。就好像是两家中国公司不在中国打官司，却跑到美国去打官司，看上去是有些奇怪的，但这也是企业保护权利和市场的一种做法吧。”陈建民对记者表示。

大疆纠纷往事
从这些专利的种类来看，此次纠纷的焦点已经不再停留于以往的外观设计层面，更涉及技术领域的“对决”。事实上，大疆与道通已经多次在外观专利与发明专利方面针锋相对，双方对簿公堂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公开资料显示，道通有一家股份制母公司，为同样设立在深圳的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道通科技”），其成立于2004年，主打汽车后市场的诊断设备和汽车电子的研发、生产及销售。2014年，道通独立出来，负责无人机业务。次年，大疆便将道通告上法庭。

大疆对道通的主要指控为“涉嫌产品外观设计专利侵害”，涉事产品为道通推出的X-Star无人机。大疆指出，X-Star与自己的phantom无人飞行机整体轮廓形状相同，在多方面一致，要求道通停止销售相关产品、销毁模具，并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人民币。

然而2015年12月16日出具的判决结果显示：大疆败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分析称，双方无人机产品的机身、机臂、机身与机臂形成的形状等方面有诸多不同，而且二者在机身与旋翼臂构成的整体造型上存在较大区别，既不相同也不近似。

大疆不服，再次上诉，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并未改判。

此后，大疆又分别于2016年8月、2017年5月将道通诉至美国特拉华联邦地区法院和华盛顿西区联邦地区法院，涉及3件美国发明专利和1件美国外观设计专利。

这些案件尚未审理结束，2018年4月，一直当被告的道通也做起了原告，以Autel Robotics之名，对大疆三家公司（DJI Technology Inc.、SZ DJI Technology Co. Ltd.和DJI Europe B.V.）提起诉讼，称大疆侵犯了其两件美国发明专利权。

专利纠纷激增
事实上，随着企业竞争加剧及专利意识增强，近年来我国的专利诉讼案件大幅上涨，尤其是制造业中与技术含量丰富的创新产品相关的专利争端开始激增。

以大疆为例，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其多次将零度智控、雷柏科技等同行告上法庭，缘由也多是侵害专利权。不过，这些案件最终多以庭外和解、撤诉收尾。

陈建民对记者表示，在中国的知识产权案件中，专利纠纷不算多，更多是版权、商标方面的争议，但近年来，涉及专利纠纷的案件明显增加，尤其是直接竞争的两家公司之间，如果业务相差不多，互相“借鉴”比较常见。

“这些公司的技术和专利，很容易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陈建民表示。

以百度和搜狗输入法的专利纠纷系列案件为例，双方都有一定数量的专利受到了法院认可，其中搜狗有7件专利被判有效，5件专利被判部分无效，百度则有4件被判有效，2件被判部分无效。

相较于与其他竞争对手的纠纷，大疆与道通的情况要复杂许多，不仅形成了跨国诉讼，而且专利领域也由外观深入至技术层面。此次道通向ITC投诉大疆，更像是一场“内讧”升级的“余波”，虽然所涉专利均在美国，但实质上还是中国企业的竞争较量。

不过，道通此次在国内舆论方面并未得到支持。主要原因在于，其专利并非由自己开发而来，而是收购而来。其中，174专利最初是由霍尼韦尔于2008年6月申请，直至2017年10月才转让至道通名下；184专利则是由加拿大渥太华一家无人机公司于2014年6月最初申请，2017年12月方转让于Autel Robotics。

“用收购专利并起诉来达到阻止竞争对手，似乎是权宜之计，但难以左右未来的格局。”垂直媒体“知产力”此前评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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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一个比空气污染更顽固、更难解决的问题，在近日迎来首部立法的规范。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8月31日表决通过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该法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这是我国首部土壤法，与1984年出台的《水污染防治法》、1987年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法》、1995年出台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共同构成了我国污染防治领域立法体系。

《土壤污染防治法》（下称《土壤法》）共七章九十九条，除总则、法律责任、附则外，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划、标准、普查和监测，预防和保护，风险管控和修复，保障和监督等内容作出规定。其中，风险管控和修复还区分了农用地和建设用地。

总的来说，该法确立了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等13类土壤污染责任主体及其责任范围，新增了土壤污染防治政府责任制度、污染人责任制度、环境信息共享机制、污染状况调查和监测制度、有毒有害物质的防控制度、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制度、污染防治基金制度等土壤污染风险管理制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程立峰表示，这一法律的颁布实施，将把净土保卫战纳入法治轨道，推动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土壤，防治土壤污染。同时，法律也填补了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空白，标志着以环境保护法为统领的各环境要素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已经建成。

迟来的“土壤法”
深圳新地环境土壤及地下水修复部门总监郑海龙，2000年就接触土壤研究，至今已18年，深感土壤作为食品安全最根本的环节，被忽视太久了。

“在不同人眼里，土壤是不同的角色。农民眼中的土壤是粮食生产的基础，地产商眼里的土壤是被开发的土地，旅游者眼里土壤是风景。而在我们土壤研究者眼里，土壤是一个巨大的生物库，是不可再生的资源。”郑海龙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土壤作为大部分污染物的主要消纳地，其环境质量受到显著影响。一些地方“大米镉超标”、“毒地开发”等土壤污染危害事件频发，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2014 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

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曾撰文指出，虽然《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涉及到土壤环境保护，《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等规定对防治土壤污染也做出了一些规定，但它们分散且不系统、缺乏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且明显滞后，难以满足土壤污染防治的要求。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环境资源法研究所副所长胡静向记者表示，从法律体系来看，在《土壤法》之前，水、大气等环境要素都有立法，而土壤作为重要环境要素却没有立法，这意味着没有把土壤作为独立环境要素来保护，是一大欠缺。

对此，郑海龙表示很高兴看到《土壤法》的出台。“这部法律的出台填补了空白，也是一个开始，让土壤环境保护有法可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强调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土壤法》从立法研究到出台，耗时12年。“《土壤法》的出台困难多，工作基础比较薄弱，起草难度比较大。”胡静表示，大气、水、固废等领域有比较长的工作实践，现有的经验总结、立法条文为其立法提供了许多参考，而土壤立法缺乏法律依循、人员保障等条件。

为弥补工作基础薄弱这一缺陷，地方被鼓励先行立法，从地方探索当中总结经验，为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所用。公开信息显示，湖北、湖南、黑龙江等地已出台地方性土壤污染防治法规。

加快出台配套政策
《土壤法》规定，土壤污染防治应当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分类管理、风险管控、污染担责、公众参与的原则。

胡静表示，该法比较好地体现了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原则，为此设立专章。

土壤法第三章预防和保护，对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国务院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及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等主体都做出了规定。

比如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卫生健康等主管部门公布重点控制的土壤有毒有害物质名录，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开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则需履行这些义务：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并按年度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排放情况；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保证持续有效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制定、实施自行监测方案，并将监测数据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而在风险管控和修复一章，除了一般规定外，针对农用地与建设用地两种不同类型土地进行了分别规定，二者将分别建立农用地分类管理制度、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制度。

在保障和监督一章中，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备受关注。基金包括中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和省级土壤污染防治基金，主要用于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和土壤污染责任人或者土地使用权人无法认定的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以及政府规定的其他事项。

对本法实施之前产生的，并且土壤污染责任人无法认定的污染地块，土地使用权人实际承担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的，可以申请土壤污染防治基金，集中用于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从中央来说，专项资金的说法更严谨。目前专项资金必须当年划拨使用，不能沉淀在基金里。”E20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此前，为推动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有关任务，中央财政从2016年起就安排专项用于土壤污染综合防治的资金。财政部今年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预算数为65亿元，与2017年执行数基本持平。

而为了推动《土壤法》有效实施，胡静建议要加快相关配套政策的出台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土壤法》规定，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应制定国家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土壤环境监测规范、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办法、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具体管理办法等政策。

利好监测和调查行业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在2016年出台后，我感觉国家越来越重视土壤保护，因此去年决定离开香港回到内地工作。”郑海龙说。

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的重视，也带动了相关环保细分领域的发展。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重金属污染防治与土壤修复专业委员会，据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中国采招网等公开途径统计，2017年我国公开招标的场地调查与评价类项目约3亿，场地修复类工程项目约50亿，农田类修复项目约10亿，矿山修复类项目（含废渣处置）约35亿。

郑海龙表示，《土壤法》的出台有利于环境修复企业的发展，使市场更加正规。“以前客户的需求多是出于某个规范或职能部门的要求，约束力较低。《土壤法》的出台让污染责任人没办法回避责任，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开展业务也会更顺畅。”郑海龙说。

《土壤法》还对从事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风险管控效果评估、修复效果评估活动的单位作出规定，出具虚假报告的单位，最高将禁止从事上述业务，并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若构成犯罪，终身禁止从事规定业务。

而对于部分券商称该法的出台将带来“万亿元市场空间”，受访的业内人员都向记者表示，《土壤法》重预防和管控，不强制执行修复，而万亿元的市场规模是根据污染土地全部修复来计算的，并不符合实际。

“与《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类似，《土壤法》的出台还是利好土壤污染调查和监测企业。”薛涛称，土壤修复耗时长且成本奇高，远高于预防成本，二者相差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院士赵其国曾撰文称，根据欧美发达国家经验，土壤保护成本、土地可持续管理成本、场地修复成本，基本上是1∶10∶100的关系。

而在《土壤法》出台之后，不少地方也加快了针对土壤污染的防治工作。据新华社报道，9月4日，广东省环保厅对外通报称，广东计划用三年时间通过摸清土壤污染状况底数、强化污染源头预防、严格建设用地准入管理等一系列举措，加快土壤污染防治步伐。到2020年，全省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87%左右，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不低于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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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两年前提出的“新零售”概念，现已成为阿里巴巴最重要的战略方向之一。阿里巴巴CEO张勇曾总结道，新零售是对零售行业人、货、场的数字化重构。

其中，“场”作为零售的发生载体，成为阿里布局的一大重点，从私有化银泰到入股百联、高新零售等，一系列运作的最终目标都指向线下零售场所。

如今，阿里的线下布局思路非常清晰：一步步深入到消费者的生活圈。比如盒马鲜生较传统的零售百货更接近消费者，可以满足3公里范围的购物需求。

但阿里并不满足于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阿里正通过“零售通”这一分销平台连接散落在各个社区、街道的零售小店，并希望借此打造出300米范围生活圈。

9月3日，阿里巴巴宣布，覆盖零售通的小店数量已突破100万家。阿里巴巴副总裁、零售通事业部总经理林小海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意味着全国每6家小店就有一家是零售通的用户，零售通已成为快消品B2B第一平台。

抢占2-6线城市
零售通的设想诞生于三年前，最初目的是改变传统的零售渠道。“我们当时已经意识到，中国正从消费互联网走向大规模的产业互联网。所以看到传统的零售门店可以因数字化变得不一样时，我们开始思考商业世界里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分销关系可以被重新定义。”阿里巴巴CEO张勇9月3日说。

传统的分销模式，往往通过至少三级批发商后，才能到达小店。这也使该模式存在层级众多、严重依赖人力等诸多痛点，从而导致销售数据流失、品牌成本持续上升、执行力下降，且覆盖店数持续减少的情况。

由于传统分销渠道线下业务远离消费者，通常2—3个月后根据咨询公司提供的样本数据做业务判断，反应缓慢且决策盲目。过往几年，很多品牌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期解决以上问题，但收效甚微。

阿里做零售通便是希望能够减少品牌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层层阻隔。在张勇看来，作为新零售的重要一环，零售通希望成为一个数据流转的平台，帮助品牌商、分销商更好地了解用户需求。

张勇还强调，零售通不是要做超级分销商，也不是成为横亘在品牌商和几百万小店当中的一堵柏林墙。除了帮助品牌商，阿里也要在了解几百万各种类型的小店店主需要什么服务与帮助之后，给小店数字和技术，从而带来更多生意。

林小海告诉记者，零售通目前的核心市场是2-6线城市。“无论对品牌商还是阿里巴巴，市场越下沉，和现有渠道用户的冲突就越小，价值也越大。但渠道分布和供应链搭建都需要自上而下，所以零售通60%的市场在2-4线城市。”

业内有观点认为，随着互联网人口红利消失，线上流量已进入瓶颈期，互联网平台若要继续保持高增长，必然要向线下发展。正因如此，不仅阿里，京东、苏宁等电商平台也都在积极布局线下小店。比如京东推出的新通路平台，与阿里零售通类似，也是一个面向小店的B2B订货平台，其目标是今年底覆盖100万家店。

纵观整个行业，无论是“新零售”，还是“无界零售”、“智慧零售”，虽然叫法各不相同，实际上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所以电商平台的未来之争，最激烈的战场是在2-6线城市，在那些互联网还没有触及到的社区和街道。

数字化小店
在谈及市场的未来格局时，林小海向记者表示，阿里零售通的目标是达到30%的市场占有率，而不是100%。“B2B零售的市场很大，我们需要更多同行来一起推动行业发展，所以未来大家更多是一起成长，相互学习和促进。”

有研究表明，随着消费者行为数字化、消费场景碎片化以及消费需求多样化等因素的共同推动，快消品B2B行业到2020年的市场容量将达3000亿元，比2017年翻3倍。同时，小店对B2B行业的渗透率、采购频次和进货份额也将翻倍。

对品牌商而言，打通数以百万的小店意味着开辟出一片新市场，三只松鼠创始人章燎原对此深有感触。今年6月1日，三只松鼠正式在零售通上线，这些小店展现出的带货能力，让章燎原颇为震惊。

“我们根据零售通提供的小店数据，在现有产品线上选择了50个SKU，上线当天，销售收入450万，动销店铺1.7玩家。”章燎原表示。

“此前，三只松鼠在线下市场做了两年，开了40家店，一个月总销售收入是1000多万元，而零售通从6月到8月的销售收入已经达到2000万元。”

阿里或京东打造的这些B2B零售平台，是帮助品牌商将原先分布零散、体量很小的小店汇聚起来，而这些小店依靠之前的经销体系很难触达，所以品牌商获得的更多是增量。与之对应的是，小店们也因为集群效应，可从品牌商处获得更多权益。

在谈及与其他平台的差异时，林小海表示，零售通的优势主要在于背靠阿里大数据体系，拥有庞大的数据量和较高的数据完整度；同时，阿里背后丰富的生态，可以给零售通植入很多服务，这个是其他平台不具备的。

9月3日，零售通针对小店店主推出了一款名为“如意”的智慧门店管家产品。“如意”实际上是一台POS机，但不同于传统POS机，它充分结合了阿里的大数据以及生态资源。

比如“如意”可以通过大数据，告诉小店店主周边的用户喜欢什么方便面品牌，或者告诉店主要淘汰哪些消费忠诚度不高的商品。它甚至可以帮助小店做库存预警，一键补货，且根据市场变化给出最合理的定价。

不仅如此，“如意”还能帮助小店打通阿里的线上渠道，比如小店可以一键开通饿了么外卖，把在零售通上采购的商品一键上架；小店还能在高德地图、淘宝搜索里被发现等。

林小海接受采访时反复强调，阿里做零售通目前还不考虑盈利，而是要拓展市场。之所以如此看重小店这一场景，因为它是一个天然的前置仓，可以承载的不仅仅是快消品，未来阿里的更多服务也可以通过这些小店，近距离触达消费者。

张勇表示，“今天的100万家小店只是一个起点，我们看的不仅仅是这个数量，我们看的是真正能够赋能这100万小店，让每一个小店都成为互联网和实体化学反应的智慧小店，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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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大同，存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