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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8月底香港正式关闭首批虚拟银行牌照申请，一场金融科技巨头之间的牌照申请战悄然开启。

首批申请香港虚拟银行牌照的机构不乏知名金融科技机构，包括腾讯、蚂蚁金服、京东金融、众安保险、小米金融、中国平安、汇丰香港、渣打银行（香港）等29家大型金融科技或银行机构，他们将以独资或设立合资公司等形式参与申请。不过，市场普遍预期香港最快会在年底或明年一季度发放8-9张牌照，这意味着首批申请者通过率仅有1/3。

“要获得香港虚拟银行牌照，绝非易事。”一家国内互联网金融机构创始人透露。这场虚拟银行牌照之争，正演变为大型金融科技平台与传统银行之间的鏖战。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顺利拿到首批牌照，多家大型金融科技平台与传统银行选择抱团取暖。

比如市场传闻中银香港将联合京东金融、腾讯组建合资公司；众安在线则与百仕达、中信银行（国际）组成合资公司；跨境支付公司Airwallex则可能与东亚银行联手申请牌照。

“这既能满足香港金管局希望虚拟银行控股方（持股超过50%）是银行等受认可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又能让传统银行的风险管理经验与大型金融科技平台的技术优势实现充分融合，发挥1+1大于2的效应。”一家香港金融机构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更重要的是，一旦拿到首批香港虚拟银行牌照，有助于金融科技平台在东南亚地区获得业务布局“新通行证”。

巨头的牌照争夺战

“所谓虚拟银行，主要指通过互联网或其他电子渠道，而非实体分行提供低成本、更好体验的零售银行服务的金融机构。不过，香港金管局更倾向通过设立虚拟银行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比如不设用户最低账户结余与不收取用户最低结余费用等。”一位熟悉香港虚拟银行牌照审核进展的知情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这一度吸引多家境内互联网金融机构跃跃欲试。

“一旦拥有虚拟银行牌照，等于自身业务模式得到香港金管局认可，有可能对我们赴港上市是加分项。”上述互联网金融平台创始人直言。

不过，他很快就打了退堂鼓，主要原因是平台无法满足资本充足率、风险管理、日常现场检查等监管要求。

“更让我为难的是，香港金管局要求虚拟银行发起方需做好退出策略，即一旦经营不继，申请人需要提供完整的退出计划，确保有序结束业务，不至造成恐慌和市场波动。”他还指出。这意味着随着虚拟银行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相应的风险兑付准备金也将水涨船高，但平台股东方难以承受持续的增资压力。

在他看来，这意味着香港虚拟银行牌照之争，正演变为大型金融科技平台与传统银行的鏖战。毕竟，金融科技平台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在资本充足，风险管理及其他指标（包括资本充足率、风险管理与财务资料等）能达到金管局要求。

为了获得首批虚拟银行牌照，不少境内金融科技巨头摩拳擦掌，比如小米金融在香港设立洞见金融科技（Insight Fintech HK）申请虚拟银行牌照同时，邀请汇丰原亚太区主席郑海泉与香港理工大学校长唐伟章加盟，以此增强团队的合规操作与监管政策协调能力。

在上述知情人士看来，不排除香港金管局会倾向将首批虚拟银行牌照发给传统银行机构或其主导的合资公司，原因是他们更熟悉香港银行监管法规体系，很大程度能减少监管沟通“成本”。

打开东南亚市场的敲门砖？

在多位互金业内人士看来，境内大型金融科技平台之所以积极竞争香港首批虚拟银行牌照，一个重要原因是以此拓宽在东南亚等国际市场拓展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空间。

“毕竟，在整个东南亚地区，香港的金融监管法规体系相对严格全面，一旦他们能获得首批虚拟银行牌照，对拓展东南亚其他国家地区互联网及金融业务绝对是加分项。”一家正在东南亚开展互联网消费信贷业务的互金平台海外业务总监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

但他认为，尽管虚拟银行牌照属于“加分项”，但境内大型金融科技平台能否适应当地市场环境，又是一大全新的挑战。以印尼为例，其2.6亿人口里仅有6%人口拥有信用卡，表面而言这将是巨大的蓝海市场，但事实上多数印尼人在支付电信费用同时会开设一个电子账户，很多生活类消费付款（包括一定额度的贷款）都通过这个电子账户完成，因此印尼当地电信服务商掌握大量用户资源与消费信贷数据，才是互联网消费信贷与普惠金融的“主要参与者”。

“对境内大型金融科技平台而言，当地电信服务商将是巨大的竞争对手，是采取合作方式共同赚钱，还是想办法后来居上，决定着他们在当地拓展业务的成败。”他强调说。

此外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OJK）规定，境外互联网金融企业不可从印尼当地百姓手中融资，只能作为出借方。这与香港虚拟银行业务牌照截然不同，因此境内金融科技平台如何解决资金问题，又是一项急需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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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融资占比较低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作为市场上最优质的一批公司群体，从A股上市公司的融资情况可窥一斑。

近日，A股上市公司中报披露完毕。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Wind数据统计，剔除金融业、影视、互联网、体育等行业，属于实体企业的3338家上市公司今年上半年筹资活动现金流入总计7.3万亿元，其中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合计占比15%，直接融资金额仍然偏小。

市场人士指出，直接融资虽然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如果想迎来下一阶段的提升的话，仍有赖于资本市场的深化改革，尤其需要在市场化、法治化层面实质性推进改革。

直接融资占比偏小
“实体企业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均保持增长，但融资结构有待优化”。9月2日，上交所发布的《沪市公司半年报揭晓：实体企业实现业绩较快增长》（下称《报告》）指出。

《报告》数据显示，上半年，报表反映，沪市实体企业整体融资约4.5万亿元，同比增加9%。其中，直接融资金额合计5282亿元，同比增加12%。直接融资中，发行股票融资2597亿元，占比49%，发行债券融资为2685亿元，占比51%。

《报告》称，从融资结构看，上市公司直接融资占比仍然较小，需要创造条件，继续大力发展上市公司直接融资，持续优化其融资结构。

而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剔除金融业、影视、互联网、体育等行业，沪深两市中大致属于实体企业的3338家上市公司今年上半年筹资活动现金流入总计7.3万亿元。而在直接融资中，上述企业股权融资合计5122亿元、发行企业债融资合计5686亿元。

简单计算可知，上述3338家上市公司股权和债权融资合计1.1万亿元，占总筹资金额的约15%。其中，股权融资占比仅为7%。

“直接融资占比较小是老问题，从全世界来看，只有美国和英国直接融资比重大一些，像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和中国也类似。”9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尹中立指出。

“我国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型，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支撑整个融资体系，因此企业融资以银行信贷为主的局面暂时难以改变。”9月4日，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表示，“不过，目前融资结构已在变化，银行信贷融资规模占比已经从早期的90%多下降到50%多。”

记者统计发现，今年上半年，筹资活动现金流入金额最大为中国石油（601857.SH）、中国石化（600028.SH）、中国建筑（601668.SH），分别为4061.5亿元、3183亿元和1535亿元。另外，筹资活动现金流入金额较大的上市公司集中在房地产、建筑、电力热力、汽车制造业等行业。

以房地产为例，目前上市房企的增发、发债等均受限，不过对资金大规模需求的房企，仍想尽办法补充“弹药”。“除了在国内发债融资外，其实大头还是开发贷，另外还发了不少海外债。”9月4日，南方某大型上市房企相关人士透露。

IPO、增发融资减少
直接融资中，IPO、增发融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过近两年融资规模在不断收窄。

Wind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IPO融资规模合计923亿元，较去年上半年下降26%；与此同时，严监管下的增发融资规模也在大幅减小，实体企业增发规模合计3397亿元，较去年下半年下降45.4%。

不过，另一厢，优先股、可转债、可交换债等其他股权融资方式在大幅增加。今年上半年，优先股、可转债、可交换债分别募资金额为1200亿元、639亿元和516亿元。

在业内人士看来，我国的直接融资比重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过这有赖于资本市场的完善。

董登新指出，“直接融资的比重提升，很大程度取决于资本市场的完善度。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尤其是投资收益不稳定以及市场风险过大都是导致直接融资难以有效扩张的重要原因。”

“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紧密相关，二级市场不景气，IPO融资必然不好。”尹中立则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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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A股中报收官，作为经济风向标的上市公司负债率变化趋势也浮出水面。

近日，上交所和深交所双双发布沪市、深市上市公司半年报盘点，对多个行业的业绩增速、投资端、融资端、负债端以及经营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

在目前去杠杆的背景下，A股的负债端情况尤为引人关注。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Wind数据梳理，剔除银行、保险、券商等金融企业、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以及未披露中报的ST长生（002680.SZ），两市3452家上市公司整体负债率为61.9%，相较2015年-2017年虽然微升，但整体平稳。

在目前的环境下，很多企业都在想方设法降低负债，裁员、收缩、降薪、剥离资产、重组等事件层出不穷。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在所有的措施中，并购重组成为降低负债率最有效、最快速、最彻底的手段之一，尤其是剥离原有亏损业务、注入优质资产能给公司带来质的提升。

负债率三年半保持平稳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通过WIND数据统计发现，借助于上市公司数量扩容以及企业规模的增长，2018年上半年3452家上市公司总资产为53.55亿元，较2017年末增6%，较2015年末增45%。

但负债规模也几乎同比例上升。2018年上半年，上述上市公司总负债为33.15亿元，较2017年末增7%，较2015年末增45.7%。

简单计算可知，上述企业2018年上半年、2017年-2015年的负债率分别为61.9%、61.35%、61.28%和61.62%，近三年半A股整体负债率维持在61%-62%之间，基本保持平稳。

“实体上市公司负债率在30%-60%属于正常范围；超过70%就会有问题，超过80%问题比较严重，超过90%经营就有可能出现重大问题。”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认为。

而从个体上市公司看，上半年有19家上市公司负债率突破100%，其中问题缠身的ST板块是重灾区。

负债率最高的是造假股*ST保千（600074.SH），高达282.88%；其次是问题股*ST华泽（000693.SZ）、*ST皇台（000995.SZ），负债率分别高达1919.19%、172.65%，另外*ST东电（000585.SZ）、*ST德奥（002260.SZ）、*ST众和（002070.SZ）等均已资不抵债。

另外，负债率超70%的上市公司多达326家，所属行业集中在房地产、建筑、汽车制造业、计算机、电力热力生产、钢铁、专用设备等。

房地产企业负债率也处于高位。今年上半年，上市房企整体负债率不降反升。A股上市房企上半年末总资产为9.31万亿元，负债率高达80%，较2017年末的79%略升。

“排名前五十的大中型房企仍处于快速扩张的规模化阶段，尤其在上半年扩规模的增速和意愿并没有减弱，因此中报负债率还在增加。但从7月份之后，市场出现变化，很多房企进行裁员、收缩、降杠杆、加速回款等，看下半年财报或者2018年年报的话，房地产行业的负债率应该有所降低。”9月4日，同策咨询研究总监张宏伟指出。

“上半年泰禾加快去化及回款，在土地市场也更为谨慎，大幅降低土地成本。2016年在房企纷纷高价抢地时，泰禾及时踩刹车，2016-2017年间，泰禾改变拿地方式——通过收并购进行。”9月4日，泰禾集团相关人士表示，“随着前期低价储备的土地持续变现，即将实现经营性现金流转正。与此同时，优化债务结构，泰禾短期债务与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仅占全部有息负债的37.84%，债务融资期间结构安排比较合理。”

与高负债行业相比，一些行业则处于整体负债率之下的相对安全区。数据显示，负债率低于30%的上市公司多达1148家，所属行业集中在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纺织服装、互联网、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

其中，两市负债率最低的上市公司为群兴玩具（002575.SZ），低至0.9%；其次是梅雁吉祥（600868.SH）、兆日科技（300333.SZ），负债率分别为2.33%、2.63%；另外，国新健康（000503.SZ）、江南高纤（600527.SH）等134家上市公司的负债率不超过10%。

并购重组有力降低负债率
今年以来，大股东爆仓、P2P危情、资金断裂等戏码不断上演，很多上市公司都在想方设法降低负债率，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今年上半年，共有215家上市公司的负债率较2017年末降幅超20%。其中，负债率降幅最大的是三爱富（600636.SH），降幅高达76.6%；其次是亿嘉和（603666.SH）、沃格光电（603773.SH），降幅分别为69.9%和69%；另外，万兴科技（300624.SZ）、淳中科技（603516.SH）、广东甘化（000576.SZ）等负债率降幅均超60%。

“公司负债率大幅降低是因为剥离了子公司德力光电，以往的债务、亏损大多由该公司导致，剥离之后公司的负债率进一步降低；另外，因此获得的资金将为公司业务并购重组的转型提供资金支持。”9月4日，广东甘化证券事务人士表示。

广东甘化并非个例。因并购重组、亏损资产剥离等方式大幅降低负债率的上市公司不在少数。

比如负债率降幅最大的三爱富，也是因为重大资产重组改观。其新股东央企中国文发集团入主后，先是收购奥威亚100%股权以及成都东方闻道51%股权，介入文化教育行业；其次将三爱富索尔维（常熟）高性能聚合物有限公司90%股权等与氟化工有关的多家子公司股权出售。三爱富由此转型成“文化教育+氟化工”双主业，债务结构得到很大改善，去年末其负债率为56.2%，今年上半年则大幅降为13.5%。

除了并购重组，一些行业则得益于政策，因此净利润大幅提升从而弥补负债降低负债率。受益于供给侧改革，两市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等行业整体负债率降幅较为明显。其中，A股钢铁行业整体负债率由2017年末的62%降为60.7%，煤炭行业由61.9%降为60.7%。

“今年煤炭前七个月去产能8000万吨，完成全年任务1.5亿吨的50%以上。煤炭产能利用率明显提升，供求关系良好。煤炭价格也处于高位，煤企盈利能力增强，上半年煤企利润增长18.4%，利润主要用于弥补负债、补发工资，这也是导致其负债率下降的原因。”9月4日，金联创煤炭分析师毕方静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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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来投行展业形势持续严峻，各类传统投行业务均进入低迷期，受监管趋严、二级市场估值中枢下移等因素影响，并购市场交易热度有所降低，并购重组业务数量及通过率连续两年下滑。

因此，作为财务顾问的券商投行损失惨重。根据记者统计，在可比较的28家上市券商中，上半年并购重组财务顾问净收入同比出现33.73%的下滑，50%的上市券商并购重组净收入出现下滑。

9月4日，上海一家投行人士向记者分析，A股市场环境的不佳、频频爆发的并购后遗症等都导致了并购重组业务的萎缩。“并购难”已成为共识，而这种状况恐将还要延续。

50%上市券商下滑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半年报统计，在可比较的28家A股上市券商中，2018年上半年并购重组财务顾问净收入6.13亿元，去年同期是9.25亿元，同比下滑33.73%。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净收入包括境内上市公司和其他两部分。

其中，2018年上半年并购重组财务顾问净收入中的境内上市公司部分总额是5.35亿元，去年同期是7.47亿元，同比下滑28.38%。

根据记者统计，在可比的28家上市券商中，有13家并购重组财务顾问净收入出现了增长，占比46.43%。其中，境内上市公司部分同比出现增长的有14家，占比50%。

所有上市券商中最悲催的莫过于华安证券，2018年上半年和2017年上半年均是颗粒无收，也是上市券商中仅有的一家。国海证券、西部证券、太平洋、财通证券、中原证券去年上半年也是无收入，但今年上半年已经有所斩获。

上半年，并购重组财务顾问境内上市公司收入部分增幅最大的为海通证券。去年上半年，海通证券境内上市公司财务收入仅为0.67万元，今年上半年这一收入是6523.3万元。

而一些中小券商也表现不错。山西证券、东北证券、南京证券、东兴证券等多家券商在并购重组财务顾问净收入上均同比出现了增加。

有14家券商的并购净收入同比出现了下滑。下滑幅度最大的是国元证券，去年上半年并购财务顾问净收入是1386.79万元，今年上半年尚无收获。

此外，曾经以并购重组见长的西南证券，在上半年，并购重组财务顾问净收入也下滑了73.85%。尤其是在境内上市公司部分，净收入同比下滑97.77%。今年上半年实现的收入是137.43万元，去年同期是6171.07万元。浙商证券、国金证券、兴业证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净收入也均出现下滑。

大券商受重挫

在并购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的华泰证券优势继续。报告期内，经证监会核准的并购重组交易家数8家，交易金额704.54亿元，均排名行业第一。而中信建投在上半年也完成了8家企业的资产重组，与华泰证券并列第一。国泰君安并购重组业务通过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并购重组项目5家，排名行业第2位。

中信建投目前并购项目储备较多。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中信建投在会审核项目6个，位居行业第一名。招商证券也表示，目前有多个大型并购重组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

作为行业龙头的中信证券，上半年完成A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金额224亿元，市场份额8.16%，排名行业第三。

通过对这些一梯队券商分析可以发现，在并购重组业务方面，它们不仅保持国内优势，同时也在积极拓展境外市场。例如，在上半年，全球宣布的涉及中国企业参与的并购交易中，中信证券参与的交易金额位列中资券商第二名，其通过积极推动境内公司通过跨境并购实现快速积累和增长。

中信证券表示，一方面将继续挖掘境内并购业务机会，另一方面，继续推进境外并购业务发展，重点关注全球范围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产业并购业务机会；华泰证券也表示，持续推进跨境并购发展，业务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在绝对数字上，大券商们在并购重组领域保持着领先优势。但若从增长率相对数来看，今年上半年一梯队券商大多数表现并不佳。

以华泰证券为例，上半年尽管在并购财务顾问数量上以及净收入上居首，但在净收入方面出现大幅下滑。半年报披露，上半年，华泰证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净收入为9004.66万元，较去年同期下滑了59.95%。境内上市公司部分下滑幅度更是达到了60.53%。下滑幅度倒数第五。

广发证券实现并购重组财务顾问净收入0.80亿元，同比减少48.05%，位列倒数第八；国泰君安实现并购财务净收入2285万元，同比减少33.47%，位列倒数11。相比之下，海通证券上半年在并购财务顾问净收入出现了60.29%的增长。（中信证券未披露该单项数据，固未统计在内。）

这些头部券商的下滑幅度甚至远大于中小券商，对此，南方一家投行保代认为，还是基于大环境的不利因素。“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大环境的不佳，这些大券商是最大的市场占有者，如果市场出现大幅萎缩，大券商肯定受到影响。小券商无论在什么环境下基本上也会维持一两个项目。”9月4日，该投行保代向记者表示。

8月上会仅4单

Wind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并购市场已完成并购涉及交易金额6256.89亿元，同比下滑28.34%。而这种并购重组萎缩的趋势或仍将持续。

根据中国证监会数据，8月份并购重组委仅审核了4家企业，幸运的是，4家企业全部顺利过会。但是，从单月上会数量上看，月审4家也成为了今年单月上会数量最低值。若与去年同期相比，上会数量下降幅度达到了69.23%。

“前段时间六大会计师事务所暂停接手材料，有些项目的并购可能会被拖延。另一方面，证监会也加强监管，对并购重组方的标的要求严格，防止造假，导致券商十分谨慎。”上述投行保代向记者表示。

根据记者统计，今年前8个月并购重组的通过率是90.27%，较上半年有所提高。但仍低于2017年91.43%的过会率。数据显示，并购重组的业务数量及通过率已经连续两年下滑。

业内人士指出，并购重组受政策影响较小，但是对停牌的规范性要求越来越高，如沪深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停牌进行严格控制。市场持续低迷加上严监管之下，并购重组的逻辑已经发生改变。套利减少，风险加大，导致了并购重组业务的整体下滑。

实际上，监管层对并购重组一直采取大力支持的态度。天风证券研究员刘晨明认为，在IPO审核持续趋严背景下，并购重组市场或将持续活跃。不过，有投行人士却认为，接下来并购重组的数量或难出现大幅增加。

“并购重组最看重标的，而市场上好的并购标的并不多了，其实有很多标的都是造假的。并购后遗症开始持续爆雷，不排除证监会可能会对这些并购重组项目采取大核查的运动。”9月4日，一家中小券商投行保代向记者表示。实际上，不少并购人士感叹“并购重组难做，标的难找，撮合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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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5月抗癌药“零关税”政策落地生效后，因癌症牵系千家万户的生命健康，抗癌药价格及进口药引入等问题再次引发关注。

近日，国内首个PD-1免疫治疗药物“O药”正式在50多个城市开售，药企公布的国内建议零售价为：40mg/4ml(小瓶)4591元、100mg/10ml(大瓶)9260元，相比此前从国外代购原版单支费用高达2万元，国内药价下降近一半。

O药是对PD-1免疫抑制剂Opdivo(欧狄沃)的简称，药品名纳武利尤单抗。它是一种作用于人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的阻断抗体，通过重新激活患者自身免疫细胞来杀死肿瘤，是一种全新的抗肿瘤药物。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6月15日批准欧狄沃进口注册申请，从提交上市申请到获批上市仅用了7个月。随后的7月20日，曾因治好美国前总统卡特的黑色素瘤而闻名的另一种免疫治疗药物K药（可瑞达）进口注册申请也被批准。

此外，预计本月底国家医保局将完成18种抗癌药的医保谈判，其中包括16个进口药和2个国产创新药，自此患者可陆续买到因为关税调整而降价的抗癌药。

“零关税落地叠加抗癌创新药审评审批提速，一方面将传导到医院等终端，使更多药物引入国内，进一步纳入医保目录；另一方面也使得此前较为昂贵的抗癌药能被更多患者使用，市场的潜力被挖掘将激发原研药企的研发信心。”某省肿瘤医院药剂科张群教授（化名）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纳入医保药物降幅明显

相较于零关税政策对抗癌药价格的影响，早一步实施的药品零加成改革使包括抗癌药在内的大多数药价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多位医院专家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医院基本所有的药品价格都在下调，程度不同，多的到30%，个别甚至到50%。

“自降税政策发布后，除进入医保目录的抗癌药外，抗癌药药价变化并不明显。”9月2日，知名经济学者、财经评论家郭凡礼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5月1日前，国内市场中已经库存了一定量的进口抗癌药品，这部分药品并没有受到降税政策的影响，相较之下，去年进入医保目录的抗癌药药价出现了大幅下降。

郭凡礼举例称，“对乳腺癌治疗的赫赛汀降价明显，曾经一支赫赛汀价格高达2.2万元，一个疗程下来大概花费33万元。而在进入医保之后，一支赫赛汀的价格是7600元，每个疗程支付费用约3.5万元。被誉为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最好选择’的易瑞沙降价幅度也很高，在进医保前，使用易瑞沙治疗每个月的治疗费用需要1.5万元，进入医保后治疗费用降为7074元，按照乙类目录50%-80%的报销比例推算，病患每月只需支付1415-3537元。而在部分地区贝伐珠单抗等临床使用的主要进口抗癌药价格未下降。”

北京康爱生物投资总监李君阳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抗癌药品价格下降，受零关税政策影响有限，目前主要还是受医药分家影响。零关税政策有配额，还要看落地和执行，最终的受益范围及影响程度有待观望。”

在李君阳看来，零关税政策目前对于癌症治疗的临床手段影响并不大。“因为现在医生多为专科医生，不是全科医生。例如肿瘤，往往是多学科联合治疗。加上二甲或者小医院，医生能力有限，这个更看重医生的临床经验。”

张群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肿瘤治疗靠预防，零关税政策降低了药价，但是肿瘤治疗还是很昂贵的，我们在治疗的同时，也需要在预防上多下功夫。很多药物都是存在副作用，对人体皮肤、黏膜造成损害，甚至是内脏损伤。疗效也是有限的，例如可以延长生命几个月，对于国内需求，这个时间太短。”

抑制剂免疫疗法革命

在上述以O药及K药为代表的PD-1/PD-L1免疫抑制剂领域，除了加大了进口药的引进外，国产原研药也在奋起直追。

据郭凡礼介绍，中国制药公司在PD-1/PD-L1产品研发试验的进程正在加强,6款药物处于I期试验,3款药物即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还有9款药物正在新药研发阶段。

PD-1/PD-L1是近几年在抗癌领域兴起的免疫疗法中所调节的其中一个靶点，通过调节CTLA4、PD1/PDL1、4-1BB、OX40、CD27等免疫检查点可以激活T细胞免疫应答。除此之外，大量的分子靶向药物进入临床研究、走上市场，针对受体酪氨酸激酶靶点如Bcr-Abl、VEGF/VEGFRs、ALk已有多个药物上市，涉及细胞周期调控的靶点如Aurora激酶、CDK、ChK也有不少新药在研，其中CDK4/6抑制剂已经有三个分子推进到后期开发。

根据最新的临床情况，目前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抑制剂抗体基本上覆盖了不同癌变器官的多个靶点。

对于肺癌，被称为“国产版9291”的第三代EGFR抑制剂艾氟替尼对易瑞沙、特罗凯、凯美纳耐药后T790M突变的肺癌患者疗效优越，目前正在进行临床招募；对于存在SKY特定突变的淋巴瘤患者，也已有对应靶点的药物进入临床，用于治疗复发或难以治愈的成熟B细胞肿瘤；作为广谱抗癌药，PD-1/PD-L1抑制剂则对食管癌、胃癌、肝癌等均具有优越的疗效，除了K药及O药外，包括嘉和生物研发的PD-L1在内的多项抑制剂抗体均进入了临床招募，患者可根据入组条件，选择不同的PD-1抑制剂实验组进行免疫治疗。

“PD-1/PD-L1目前技术较为成熟，获得欧美认可。可能更改肺癌治疗理念，取代传统放化疗，使临床手段更加丰富、充实。但是药物治疗只是肿瘤治疗的一部分，传统治疗手段也不能摒弃。例如肿瘤早期，可能只需要局部治疗的时候，就可以手术、放化疗，而不需要那些药物。”对于新兴诊疗手段对癌症临床治疗的促进，张群如是说。

诊疗手段百花齐放

除PD-1/PD-L1免疫抑制剂外，目前对癌症治疗的手段还有CAR-T、肿瘤囊泡以及DC-CIK疗法等。

以CAR-T为例，诺华公司的Kymriah和吉利德公司的Yescarta，都获得了欧盟委员会的批准，成为欧盟首批通过的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疗法，这也是全球为数不多的两个CAR-T产品。国内方面，2018年3月我国首个CAR-T疗法临床申请获批，同时也有安科生物、恒瑞医药、银河生物、复星医药等相关公司申报CAR-T细胞治疗临床，其发展有望进入快车道。

“从原理上来讲，CAR-T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均属于免疫疗法，前者是把肿瘤细胞的特征传递给免疫细胞，让免疫系统识别、杀伤它们，后者则是阻止肿瘤细胞破坏免疫系统，解除它们的抑制功能。”张群介绍道。

郭凡礼进一步解释称：“中国的CAR-T临床研究数量已然与美国并驾齐驱，成为世界第一梯队，多家企业着手研究CAR-T，有大量临床试验成功案例，但目前还没有一款CAR-T药物正式上市。肿瘤囊泡介导化疗技术已完成基础研究部分，正在进行临床试验。而DC-CIK细胞免疫疗法这一技术的临床应用在国外基本没有开展起来，我国也尚无严谨的临床研究来支撑。”

2013年，因发现囊泡转运机制，詹姆斯·罗斯曼、兰迪·谢克曼和托马斯·聚德霍夫3位科学家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肿瘤囊泡介导化疗技术囊泡运转机制的细分领域被湖北新三板公司盛齐安应用到治疗癌性胸水：以肿瘤细胞来源的囊泡为载体，包裹化疗药物，靶向杀灭肿瘤细胞，并调节患者免疫微环境，恢复胸腔与血管间的液态循环。

今年5月2日，盛齐安宣布由其主导的“载药囊泡胸腔灌注联合全身治疗方案治疗乳腺癌、肺癌、卵巢癌恶性胸腔积液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收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出具的临床试验批件，将开始临床研究。

而因魏则西事件闻名的DC—CIK疗法，则仅是早期免疫疗法的一种，因为临床试验的效果不够好，在国外并没有大规模推广。

对于以这些新兴诊疗手段为依托的肿瘤原研药上市还存在哪些阻碍，郭凡礼称:“我国从事癌症原研药研发的企业虽然有一批自主研发的创新药通过“绿色通道”上市或进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但仍旧面临着现行医保准入、价格形成机制、招投标机制和医保报销体系等市场准入不配套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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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对外依存度高，高端核心芯片依赖进口,包括高端的CPU，还有存储器芯片，高端通信、视频芯片等。”刚结束的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半导体产业高端论坛”上，基金国家集成电路投资基金的总裁丁文武坦言，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工业互联网、5G、AI等巨大机会面前，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一方面要弥补自身的不足，另一方面要增强产业竞争力。大基金今后的投资发展思路将是“补短板”、“增长板”。

面对国际企业利用知识产权制造竞争壁垒，以紫光集团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自我创新和国际并购方面试图弥补“短板”，行业联盟也在高价值专利培育和核心专利挖掘上助力，并通过知识产权的运营转让以缓解高端芯片困境，提高产业竞争水平。

专利不足

北京纲正知识产权中心有限公司发布的《集成电路专利态势报告(2018版)》（下称专利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底，集成电路领域全球公开专利申请209.7万件，授权144.5万件。中国大陆申请46.4万件，授权27.8万件，排位已紧随美国、日本之后。

专利报告对国内集成电路相关专利总体分析后发现，专利偏重于应用端技术、通信或信息计算方法等，高端、通用芯片设计、制造等相关专利申请较少，说明我国芯片设计和制造的创新研发能力较弱。

专利报告显示，在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领域，全球公开的专利申请达14万余件，日本、美国、韩国申请量位居全球前列，占比达76%。中国的DRAM相关专利申请量很少，占比仅为4%。该领域排在前十的专利申请人均为外企，中国企业未进入排名。

中国集成电路知识产权联盟秘书长、北京纲正知识产权中心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杨晓丽曾表示，国内DRAM的专利布局掌握在韩国海力士、三星、NEC、IBM等外资厂商手中。我国DRAM领域的专利基础及布局相对薄弱，相关企业面临着较高的知识产权风险。

正是由于高端芯片专利受制于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对外依存度巨大。据海关统计，去年，中国进口集成电路3770亿块，进口金额2601亿美元。同期，我国出口集成电路2043.5亿块，出口金额仅668.8亿美元。其中，我国需要的存储器芯片有九成以上需要进口。

丁文武表示，国内外集成电路产业规模的差距非常大。我国在集成电路制造领域第一名的企业和国际上的第一名相比，规模相差10倍，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规模相差3.3倍，封装企业规模相差1.6倍。

8月31日，紫光集团联席总裁、紫光国微董事长刁石京出席在厦门举行的第二届集微半导体峰会时表示，不管是从未来大数据与应用市场领域，还是技术角度来看，“存储是半导体产业必须发展的领域。”

创新和并购

和华为更多强调自主创新不同，紫光集团选择了两条腿走路。

“知识产权这条道路是马拉松。别人已经跑了20公里了，我找辆汽车开20公里路，再下来和他一起跑。”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在紫光西部数据正式成立之时表示，虽在战术层面不能取巧，紫光集团可以在战略层面寻找“出奇”机会，包括通过大手笔并购，在相关领域建立知识产权积累、通过资本获得入场券等。

智博会上，紫光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紫光存储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工程师鲍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紫光集团多以并购企业的优势来弥补短板。”。

在集成电路封装测试领域，紫光集团刚收一员大将。8月,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封装测试巨头日月光投控发布声明，子公司J&R Holding Limited将苏州日月新半导体30%的股权出售给紫光集团，交易金额约9533.47万美元。公告称，此次交易是“以策略结盟方式拓展市场”。刁石京在集微半导体峰会上说，中国半导体产业作为后发者，想要完全自主是不可能的，需要借鉴行业先进，再探讨下一步的创新之路。

联盟自救

在专利壁垒下，以知识产权联盟协同发展，成为行业自救的另外一条路。

8月下旬，重庆市知识产权局官网公布了《2018年度大数据智能化产业知识产权联盟建设项目立项名单的公示》。其中，由纲正（重庆）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申报的“中国集成电路知识产权联盟西部分联盟建设”立项。

重庆是国内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最早的城市之一，我国第一块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就出自这里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24研究所。2010年，重庆成立了国际半导体学院和重庆集成电路产业联盟，并于今年8月发布的大数据智能化战略中，将集成电路作为智能化发展的12个重点产业之一。

据重庆市经信委副主任李斌介绍，重庆在集成电路领域已基本构建了从芯片设计到制造、封闭测试及原材料配套等全产业链条，

8月31日，重庆市知识产权专利管理处雷飞宇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重庆市政府要求在大数据智能框架下，对知识产权有所推动，如建立专利池供成员之间许可使用或联合对外使用，这需要通过联盟的方式才能体现。

9月4日，纲正知识产权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集成电路知识产权联盟将对会员企业的知识产权进行运营和收储，形成专利许可交易平台，即专利池。联盟内部可以通过许可、运营、买卖等手段实现专利从“知产”到“资产”的转变，加快专利许可，促进技术应用。各联盟成员优先享有交换和买卖内部专利的优势。

“在一个联盟里，从原来的单个主体零散作战，到抱团取暖，这对于集成电路产业创新型的研发有很强的助推作用。”该联盟秘书处有关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她表示，集成电路知识产权联盟一方面要解决核心专利缺失，如许可谈判、高价值核心专利的培育等，另一方面对核心专利的挖掘形成内部可交叉许可利用的专利生态链，从而提高集成电路产业的核心竞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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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非农业合作面临难得的机遇和广阔的前景。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支持非洲在2030年前基本实现粮食安全，将同非洲一道制定并实施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规划和行动计划。为此中方将实施50个农业援助项目，向非洲受灾国家提供10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粮食援助，向非洲派遣500名高级农业专家，培养青年农业科研领军人才和农民致富带头人。

9月4日，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许镜湖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要帮非洲在2030年前基本实现粮食安全的目标非常明确，但任务也确实不轻。“通过中非双方的共同努力，用十几年时间，帮助非洲12亿人口解决吃饭问题，是一项造福非洲、造福人类的义举。”

“全球饥饿人口数量在下降，但非洲饥饿人口的绝对数量相对在增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武晋指出，“非洲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粮食进口依赖程度高，一些国家达到30%-40%，饥饿人口占比达20%至25%。全球一半以上的粮食援助流向非洲。”

在中非合作框架下，中国一直在用自己的发展经验帮助非洲提高粮食自主生产能力和农业技术水平。据统计，中国已与16个非洲国家签署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或议定书，在19个非洲国家援建20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向37个非洲国家派遣71个援外专家组，共计724人次，累计在非洲各国试种作物品种300多个，传授实用技术500多项，约100万小农从中获益。

中国教会非洲精耕细作

武晋说，与中国相比， 其实非洲农业资源十分充裕。麦肯锡2012年数据统计显示，世界未开发利用耕地有60%集中于非洲地区。但因诸多原因，如农业基础设施不足、化肥生产及使用量低、缺乏育种能力、农业机械化水平差、政府财政支农能力弱，非洲农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举例来说，非洲灌溉成本可高达每公顷18300美元，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CAADP）要求各国至少拿出10%的财政投入到农业，但大部分国家只能达到2%-3%的水平。

中非农业合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一直尝试为非洲粮食安全问题和贫困问题贡献解决方案。2015年，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计划纳入中非“十大合作计划”。

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院长、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李小云说，中国对外农业援助一直是建立在平行经验的直接分享上，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点：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以建立农业试验站和农场为主，80年代以后将承包责任制的做法应用到对非农业援助项目中，近10年来则将市场驱动型的农业技术转移模式应用到新时期的对外农业援助工作中。

在他看来，对非洲而言，中国农业援助基础体系有很大的参考性。特别是非洲资本严重缺乏，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技术体系更容易得到认可。2011年他的团队协助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在坦桑尼亚启动中国农业技术的试验示范项目，引入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农业发展实际经验，让当地玉米亩产提高了2-3倍。“中国农业发展的核心经验其实不是补贴，也不是大规模使用化肥，而是精耕细作，通过增加劳动力投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用劳动力弥补资本不足。”他说，“这一发展模式独立于外债，其产出就是纯的剩余，不需要还账。”

“非洲农业潜力巨大，非洲可以养活世界。”李小云指出，非洲拥有丰富的土地、气候资源和水资源，需要做的是改善生产方式，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入。

中非相互需要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兼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办公室主任陈志钢则表示，面对严峻的粮食问题，非洲非常渴望从其他新兴国家取经，尤其对中国的经验感兴趣。但他也强调，在帮助非洲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应由非洲自主选择自己的农业政策，让他们充分发挥主动性去解决遇到的问题。

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承诺为非洲国家建立10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2009年又宣布示范中心数量增至20个，2016年底已在非洲24个国家援建了25个示范中心（农场），将高产优质品种及先进实用的育苗、耕作、植保、施肥、灌溉、收获等配套技术推广到示范中心周边和东道国各重点农区。

“非洲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非洲。就像谈恋爱一样，不能一头热，两头都热才有机会。”北京德邦大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境外农业开发产业联盟秘书长刘汉武认为，在农业合作方面，非洲也能够给中国提供很多机会。比如，中国的灌机、农机就可以转往非洲市场。

作为一家从事现代农业生产全过程的系统集成商，2010年德邦大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北大荒集团一起，筹建了援津巴布韦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在大豆、玉米、小麦、马铃薯、蔬菜等作物高产栽培技术和农机、灌溉应用技术方面对当地农户进行培训和推广，中国专家指导下的农作物产量普遍比当地单产高出3倍。

刘汉武认为，下一步中非农业合作应重点在科技、市场、政策、资金和产业5方面下功夫。具体来说，就是把中国先进的农业技术引入非洲，帮助非洲优质农产品打开国际市场，“两优”贷款多向农业项目倾斜，多方合作，解决非洲资金难问题，同时延伸非洲农业产业链条，增加产品出口附加值。

多个项目

受中非发展基金支持

近年来， 随着非洲基础设施环境不断改善，中非农业投资和农产品贸易快速增长。2017年中国与非洲农产品贸易总额突破60亿美元大关，较2006年增长185.3%。截至2017年底，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农业项目117个，遍及2/3以上的非洲国家，投资存量148.3亿元人民币，涵盖种植业、农产品加工、渔业等领域。

许多企业相继到非洲国家投资建园、经营农场，其中多个项目得到中非发展基金的支持。2009年，中非发展基金与青岛瑞昌棉业有限公司、青岛汇富纺织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中非棉业发展有限公司，从马拉维起步，逐步拓展到莫桑比克、赞比亚等国家。项目采用国内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开展棉花育种、种植收购、轧花、榨油和销售等业务，逐步构建起完整的棉纺产业链。

2011年底，中非发展基金同中国湖北万宝粮油有限公司共同设立万宝公司，在莫桑比克加扎省启动水稻种植项目。项目计划投资近3亿美元，滚动开发2万公顷土地，规划建设成集种植、养殖、食品加工、贸易、物流为一体的综合性农业现代化产业园。后来，万宝公司退出，中铁二十局带资接管。今年这个农业园项目完成水稻种植3.2万亩，总产量1.357吨，是项目实施以来种植面积最大和单产量最高的一年。受益农户达450户，农户增收最高达3000美元，远远高于当地人均年收入的480美元。目前该项目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粮食类投资项目，莫桑比克总统曾多次赴现场考察，并亲自为项目大米品牌取名“好味道”。

9月2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前夕，中非发展基金与中非产能基金、中国山东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苏丹拉赫德农业公司签署了在苏丹开展农业合作的框架协议，各方决定推动实施中国-苏丹农业合作开发区等一揽子农业项目，拓展苏丹农业领域中农机、育种、纺织、印染等上下游产业，打造出从良种繁育、种养殖基地到农产品加工、物流、贸易的全产业链运营平台。

govyvy

高质量发展探新路
而正是在2017年广东“大国资”战略下重组的国资国企，创造了如今超过20.4%的同比增长和1381.29亿元的利润。

作为国资大省，广东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

“广东省属企业中涌现出中国500强企业6家，资产过千亿企业5家，以及粤高速、粤电力、省广股份、宏大爆破、中金岭南、广物汽贸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在8月31日召开的十二届广东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广东省国资委负责人说。

如此成绩是如何创造的？受访专家表示，在推动广东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国企改革功不可没。“广东国企改革比较有特色，首先是通过战略性重组实现了国资结构的优化，再因类施策稳步推进混改，还注重突出管资本的职能。”

而针对下一步国企改革，广东在今年8月份出台的《广东省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下称《方案》）中提出，广东要力争2020年底前打造一批核心竞争力强、资产超千亿元的大型行业龙头企业，积极推动经营性国有资产证券化。

前7月创近年来最好水平
据广东国资委公布的数据显示，1-7月份，广东21个地市国资监管企业和18户省属企业资产总额101572.76亿元，同比增长13.9%；净资产34569.76亿元，同比增长12.2%；实现营业收入10,892.73亿元，同比增长14.8%；实现利润总额1381.29亿元，同比增长20.4%。

业内人士认为，上述主要经济指标创造了广东近年来的最好水平，尤其是在利润方面。“至少在6年前，广东国资系统还受累于‘小、散、弱’产业格局，无法发展壮大。”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教授林江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广东国资的资产规模历年都在持续扩大，但很多国资国企都规模较小，且产业类型都重复性分布，在集团层面上一直以来都没有几家实现整体上市。

他拿广东的港口举例，广东范围内不但有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型港口，也有东莞、惠州、珠海、汕头、佛山等中小型港口，除招商局港口为央企下属上市企业、中山港航集团为民企外，其他集团均为省、市国企。

“很多时候，集团内部、集团之间都是在做无效低效的重复性内耗竞争。”在他看来，如果把同属性的国有资产通过战略性重组，既可以实现打造一批千亿元的龙头企业，产生更好产业集聚效应，又可以避免内耗竞争。

诚如林江所言，广东已经在港口方面有了重组思路。在已形成的《广东省港口资源整合方案》中，广东提出以广州港集团、深圳港口集团(深圳市内部整合组建)为两大主体，分区域整合沿海14市及佛山市范围内的省属、市属国有港口资产。

而正是在2017年广东“大国资”战略下重组的国资国企，创造了如今超过20.4%的同比增长和1381.29亿元的利润。

在广东省社科院国资研究中心主任梁军看来，上述成绩还离不开广东在混改方面重点突出管资本职能的因素。

他发现自十九大后，政府工作报告对于国资的表述有了变化。“从过去强调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到现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提法出现了转变。”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如此更好地体现出国家要求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不再一味强调规模”。

“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变，尤为重要。”梁军认为，以往管资产，国企总带有政府意图和人治因素，以致缺乏市场因素而总是管不好。

林江也认为，国资国企在混改过程中不一定要占控股地位，想着去介入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中。“国企未必会比民营企业更具有优势。”他坦言，“如果只是管资本的话，国企可以有更多精力放在产业链提升上，提高市场资源的配置能力，这对产业升级和整个行业都会起到重要引导作用。”

以国企改革的深圳样本为例，深圳地铁入股万科就属于国企管资本的模式。“深圳地铁在入股万科集团过程中，并未像此前一样选择占控股地位，而是成为大股东。这样既实现了国资对优质资产的控制，又保留了万科民营的市场运作机制。”林江说。

推动经营性国有资产证券化
尽管广东国企改革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李成在公开场合依然表示，广东仍需要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成果。

从今年8月份出台的《方案》中可以发现，广东下一步要聚焦实体经济，重点发展基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力争2020年底前打造一批核心竞争力强、资产超千亿元的大型行业龙头企业；以提高国有资本流动性为目标，积极推动经营性国有资产证券化。

而在此次会议上，路线图变得更加具体。广东国资委提出要重点投资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智能装备与机器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与健康、新材料与高端制造、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金融、现代物流、工业互联网、国际航运、文化创意及设计、检验检测、人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鼓励国有资本进入旅游、体育、养老、食品、文化等产业。

在林江看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基础产业”就属于广东国资委下一步突破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战略性新兴产业投入高、风险大，而类似体育、养老、文化等基础产业则投资周期长、收效慢。因此对于民企而言，对于上述产业的投资比较谨慎。

“国资国企在承担风险上的韧性较好，尤其是在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作为国资国企首先考虑的不是风险，而是责任和表率作用。”林江说。

而“推动经营性国有资产证券化”则是广东国资委针对下一步深化国企改革而提出的一项重要举措。

实际上，证券化是一种盘活资产的重要方式，等于把固定资产变成流动资金。

在粤海投资出现危机时，证券化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广东曾把东江水业务资产注入粤海投资，增加粤海投资的融资能力。”林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东江水供港业务每年的收入稳定，广东省国资委提前将这部分固定资产通过证券化方式变为流动的资金，从而实现了良性循环。

他认为，广东有很多优质国资国企资源，实际上可以通过证券化，再将融资投向新的领域，实现多赢。

在梁军看来，对国有资产证券化实际上也是实现对国资市场化监管的重要方式。

“通过上市的途径实现国有资产证券化，是一个非常市场化且有效的渠道，因为上市公司所有东西都要公开透明、受证券市场监管，对于提升国资的监管、市场化水平也有帮助。”他说。

govyvy

govyvy

丁字裤

琛哲_J

govyvy 发表于 2018-9-5 16:20
多琢磨琢磨作品，少绞尽脑汁避税。

无论是出道不久的年轻艺人，还是如日中天的影视巨星，都喜欢开工作室 ...

逃睡的办法一大堆，，只是在拆哪国相对实施手段少些，，
唉，，我们diss少操这种地命海心事情的心啊！
关心明天是否破2638更有意思。。。。。

快乐的加菲猫

我去，阳刚男居然穿了条豹纹，下半身立马就娘炮了

tree_yi

govyvy

周三沪指跌幅1.68%，再次考验2700点关口。虽然近期的市场依旧震荡较大，但是记者了解到，现在有几家百亿私募已经选择加仓，也有逆向投资的“公奔私”基金经理加仓了，他们认为目前市场估值反映了悲观预期，到了可以战略性乐观做多的时机。但也有一些私募则觉得现在形势不明确，关注贸易摩擦等情况，仍然不敢加仓，保持谨慎态度。

　　部分私募积极逢低加仓
　　战略性看好市场机会
　　尽管近期A股市场震荡起伏，市场情绪难言乐观，但记者了解到，部分价值派、偏逆向投资的私募选择逢低加仓，进行布局，尤其是一些百亿私募机构。

　　8月底，北京某新锐百亿私募适当增加了权益比例，记者了解到，他们认为现在市场估值已给出了较为悲观的预期。近期，上海某百亿私募也将仓位从六成加至八成，战略上看多，但战术上仍很谨慎。

　　重阳投资正在增持金融股、电力股、非必需消费品公司及机械设备制造商等。重阳投资认为，作为逆向交易的长期投资者，这个市场有更多机会而不是风险。“长期投资仍然适用于这些股票，估值已变得便宜很多。”

　　另一家资管规模超过500亿的私募则在市场下跌中增持优质成长标的，“我们目前仓位比二季度高一点。如果我们对企业判断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现在就是很好的投资时机。因为阶段性来看，贸易摩擦、去杠杆的不确定性在降低，大家明显感受到相关政策在节奏上的变化，而且从市场反应来看，影响也越来越钝化，已经充分消化。”该私募说。

　　关于加仓方向，该私募表示，关注未来三年有盈利增长空间的公司，比如一些周期行业，受益于环保、供给侧改革，导致头部企业的竞争优势在这种大环境下体现更明显，还有一些新兴公司更值得关注，包括5G、汽车智能化、工业信息化等细分行业。

　　前不久，仁桥资产总经理夏俊杰表示，“2018年在保持了七个多月低仓位运行后，我们首次对年内行情展望乐观。在控制好波动的前提下，积极准备，伺机而上。”他认为，制约市场的三个中长期因素，包括中美贸易摩擦、经济下行预期、金融去杠杆，已经发生了边际改善，市场估值也很低，这个时候应该做逆向，别人悲观的时候一定要乐观。

　　另一位北京“公募派”私募投资总监坦言，现阶段可能是今年唯一的一次投资机会，“市场将反弹到3000点左右，权重股有表现，而且今年市场反弹以后明年挖个坑可能再涨起来。现在主要关注交通运输、汽车零部件、农业种子、远洋油运等细分行业，以选个股为主布局，比如远洋油运行业这几年供需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形成了大底。”

　　私募关注贸易摩擦进展
　　短期形势不明仍谨慎操作
　　但记者也了解到，不少私募觉得虽然现在市场估值比较低，但由于形势不明确，仍然不敢加仓太多，保持谨慎态度。

　　北京某中型私募合伙人表示，目前市场虽然看着没有太多利空因素，但情绪仍然处于修复状态，市场没有主动买盘。“我们擅长右侧加仓，仓位比较灵活。在整体前景不明情况下，我们不敢加仓，关注贸易摩擦的最新进展。”

　　北京某大型私募市场总监称，从去年底一直在降仓位，目前仓位仍然不高，只有四成，“投资不是简单看好点位低就投资。我们认为尽管市场接近底部区域，但不能随便乱做，而且要关注客户预期、风险偏好。虽然站在将来两三年的维度，现在市场比较便宜，但市场还没有找好新的锚在哪里，投资者情绪还不稳定，没有形成相对一致预期去评估市场。所以目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我们的做法是先回避。”
　　北京另一家规模接近百亿的私募也坦言，目前仓位不到四成，属于历史上较低的仓位，因为受到资方限制，追求绝对收益，控制回撤，所以目前并不考虑加仓。“从投资角度我们现在要去布局，但是也有风险因素，即使加仓，我们也不会加很多，四季度可能考虑加仓。我们认为，市场机会在真正的、成长性特别好的公司，关注内生性增长比较强的公司。我们不是很悲观但也不是很乐观”。
　　清和泉资本表示，对接下来的市场持中性偏谨慎的态度，一方面市场已处于估值底，此为乐观因素，另一方面压制市场的内外部核心因素还没有缓解的迹象，后续将重点跟踪社融、投资和消费数据。从外部因素看，贸易摩擦11月份左右会更为明朗，目前估值反映的是最悲观的情况，只要稍微好于当前判断，将会出现边际改善。从时间因素看，估值切换进入倒计时，优质公司本就增长较为稳定，看明年将更具吸引力，且历史来看好企业可以穿越牛熊。“在内外交困的市场环境下，我们应规避受影响较大的板块，追求确定性和大概率的事情，从内需型和刚需性的行业中去挖掘优质公司。比如从必选消费中去寻找机会，包括医药、食品、社会服务等。还有会根据中报情况，对一些超跌个股进行增配，若后续经济数据有所改善，会进行适当加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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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税务征收有利统筹，降税降费是未来方向
　　原标题：社保税务征收有利统筹，降税降费是未来方向
　　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社保费本来只是一场征收主体的变革，却引发了众多企业主的深深忧虑，他们开始思考如何用接下来的这四个月制定一个方案来合规减负。

　　似曾相识的一幕发生在11年前《劳动合同法》通过之后。《劳动合同法》于2007年6月29日修订通过，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在通过到正式实施的半年内，企业纷纷制定了新的规章制度和劳动合同以规避风险，劳务派遣、外包等更加灵活的用工方式开始大行其道。

　　专业人力资源咨询公司为企业提供的方案也是类似，小型合伙人制度、非全日制用工、劳务派遣、外包等等，核心就是将企业直接雇用劳动者的方式变为间接雇用，从而减少社保基数上调带来的负担。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盈华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改革将对私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产生影响，明年提高缴费基数和可能到来的补缴社会保险费，是企业焦虑的两大问题。

　　“用工方式的改变是企业现在能够保护自己利益的理性选择，企业把钱补偿给个人并由个人参保，只要雇主和雇员能够达成协议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但最终‘受伤’的是社保制度。”张盈华说。

　　社保费税务征收终结征收乱象
　　自1999年来，我国的社保费就是双主体征收，社保部门和税务部门各管一方。不仅各个省份之间征收主体不同，就在同一个省份之中，不同险种的征收主体也不相同。

　　来自人社部的一份统计称，目前31个省份和新疆建设兵团中有13个省份各项社会保险费(含居民)全部由社保经办机构征收；仅有河南1 个省各项社会保险费全部由税务部门征收;其余18个省份依险种或市县的不同，社保经办机构征收和税务征收并存。

　　分险种来看，社保征收与税务征收的省份分别为:企业养老保险为14个和18个;机关事业养老保险为24个和8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为30个和2个; 职工医保、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均为18个和14个;失业保险为14个和18个;居民医保为27个和5 个。在一些税务征收地区，企业养老保险中的灵活就业人员也由社保机构负责征收。

　　从这一数据可以明显看出我国社保征收主体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导致的最突出是部门间执法尺度不一，如税务部门和经办机构之间以及不同经办机构之间对同一企业核定的缴费工资基数都不统一，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费源流失。此外，多主体征收也增加了征收成本，降低了工作效率，并给企业和个人缴费带来不便。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汪德华认为，税务全责征收将大幅提高社保费的征管效率，减少社会保险费源流失，这是中央将社保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的重要考虑。

　　张盈华认为，社保费税务征收是在为养老金全国统筹打基础，我国已经决定2020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省级统筹，省级统筹之后的下一步就是全国统筹。全国统筹需要统一全国的费率，而做实社保基数是统一费率的前提。只有掌握企业员工人数、工资基数的税务部门才能完成这一任务，社保部门很难做到。

　　不同企业影响程度不同
　　中金公司最新的一项研究报告称，按规定基数上缴社保费影响范围大，会使参保企业整体的社保费成本提高14%。缴费基数规范化会增加社保征缴收入约7000亿，调整至工业企业口径将拖累利润总额下滑3%；个人的税后工资降低1.3%。

　　第一财经采访的专家和企业主均认为，不同企业和员工受此次社保征管主体改革影响程度不同。在降低社保费率的预期之下，以往规范缴费的大型国企、机关事业单位可能还会受益。而大量不足额缴费的私营企业、小型企业将会受到较大影响。

　　张盈华表示，社保征收改革对企业的影响是分层次的。如果因为税务征收社保费后导致成本上升，企业肯定会减少雇用。尤其是一些创新型企业，他们事业刚起步、盈利能力弱、雇员都是技术型或创新人才工资较高，企业需要承受较高的社保负担，如果社保改革妨碍了这些企业的成长发展，对经济会有很大的伤害。

　　此次影响较大的还有劳动密集型行业，快递、餐饮、物流以及传统的制造业等，虽然这这些行业工资水平不高，但人数较多，企业的参保负担比较重，当前的参保率也不高。如果社保费税务征收之后，这些企业若全员足额缴纳社保费，它们是否能够承受是一个问题。

　　面对企业可能担忧出现的社保费用大幅上升，一些专业的人力资源咨询机构也出了“合规减负”的办法，其中包括与员工建立劳务关系、劳务众包、非全日制用工、外包等灵活就业的方式。

　　张盈华认为，企业的这些做法规避了为员工缴纳社保的义务，有些企业会给员工多发工资让他们自己参加社保，由于企业参保和个人参保之间有10个点的差距，企业既省了钱，员工的权益还不受损，但这种“钻漏洞”的做法伤害了社保制度。

　　“降税降费”应降在明处
　　做实费基、降低费率是我国未来社保改革的方向。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8月20日在北京举行的5部委会议中，提到这一改革将有利于为提高社会保险费统筹层次奠定良好基础，有利于为研究推进适时完善缴费比率和推进非税收入法治化进程奠定良好基础。

　　中金公司的报告称，高的社保缴存比例增加了企业的负担，不利于企业经营和投资，降低了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不利于消费，在当前的宏观背景下负面影响更加突出，降低缴存比例已是当务之急。“下调6~8个点或能降低从严征收对企业的影响。”报告称。

　　虽然这几年我国也启动了社保降费，但幅度并不大，企业难以有明显的感受，过去几年征缴力度的提升某种程度上抵消了降费给企业减负的影响，张盈华认为，做实费基和降低费率应该并行，给企业更多正面的信号。

　　社会保险费是降费的重要领域。如果能够提高社会保险费的征收率，就可以在降低名义费率的同时，保证社会保险费征缴规模稳定。这不仅能保证社保基金可持续， 还能将“减税降费”降在明处，规避逃避税费行为， 保证企业间税费负担的公平性。

　　汪德华也表示，我国具备改变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法定费率等政策的条件。中央层面应当尽快发布推进相关改革的信息，稳定企业关于社保缴费负担的预期，避免企业错误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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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MSCI历次闯关受到国内市场高度关注，A股尝试富时罗素指数之路相对低调许多，今年以来直到8月8日证监会在“坚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一文中才首次提到要积极支持A股纳入富时罗素国际指数。

有了闯关MSCI指数的经验，加之纳入后得到国际投资者认可，A股纳入富时罗素指数的推进也远超预期，富时罗素公司方面也迅速表态称将在本月讨论是否将A股纳入的问题。

若A股年内纳入富时罗素指数意味着A股国际化将再进一步，与此同时本月另一项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政策沪伦通也加速落地，这又给境外投资者提供了进入境内资本市场的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A股纳入富时罗素指数和建立沪伦通制度一道被认为是中英两国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概率将被纳入
富时罗素是英国伦敦交易所旗下全资公司，富时罗素国际指数是英国富时指数公司旗下专门跟踪全球新兴市场指标的股指，其指数产品目前已经吸引了全球超1.5万亿美元的资金。

虽然市场关注度较低，但富时罗素方面2015年便开始讨论是否将A股纳入国际指数，这与MSCI考察A股周期相同。

尽管公司高层在多个场合否认富时罗素是否纳入A股的决定同MSCI方面决定无关，但在MSCI此前数年将A股拒之门外之时，富时罗素方面也并没有做出将A股纳入的决定。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与MSCI一样，富时罗素方面也对当时A股市场存在的企业停复牌及资本项流动有限制等问题存有担忧。

2017年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富时罗素公司CEO Mark Makepeace透露，公司当时就是否纳入A股向客户征求意见，但客户要求纳入的呼声不高，另外如果纳入，中国向国际投资人开放市场的义务必须明确。如果没有客户的支持，我们做什么都没有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没有将A股正式纳入主要指数范畴，富时罗素仍十分关心A股，并且在2015年推出了两个过渡性指数，均涵盖了中国A股，另外还在2017年推出了一个追踪可在沪港通和深港通交易的股票的指数。

随着和MSCI一次又一次的博弈，监管层积极改善了此前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完善了停复牌制度，加大了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等。

因此在2017年A股闯关MSCI成功后，又在今年进一步调整纳入因子比例的情况下，富时罗素方面也积极做出响应。而证监会在8月数次提到要支持A股纳入富时罗素国际指数也被市场认为是正面回应富时罗素方面的积极信号。

近期富时罗素相关方面也表示将在本月正式评估将A股纳入罗素全球指数体系一事。另外，富时罗素CEO Mark Makepeace在今年8月表示其给予A股的权重可能比MSCI会更大。但其同时表示，只有在得到投资者支持的情况下才会这么做。公司依然在咨询相关的投资者。

深圳一家中型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就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本月A股被纳入富时指数的概率很大，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MSCI已经通过了A股纳入的评估，并且在8月再次将纳入因子比例提高至5%，也就说，国际投资者此前担心的诸多问题双方已经顺利解决，这也为A股纳入富时指数扫清了诸多障碍。另外，我认为和今年年内要落地沪伦通有很大关系，这意味着A股市场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

外资配置权重再提高
正如上述基金经理所言，近期证监会加速推进沪伦通筹备和A股纳入富时罗素指数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两个事项互相都有正向影响，例如沪伦通有实质性推进给海外投资者在沪深港通外又创造了一条投资路径，而和富时罗素公司的合作也会加深中英资本市场的交流。”前述基金经理表示。

两项制度在今年内落地也将为A股市场贡献不小的新增资金，这也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市场在外资投资者资产配置中的比重。

根据太平洋证券总裁助理、研究院院长魏涛测算，如A股被纳入富时罗素指数，预计初始权重为5%，后续将增至32%，根据目前该指数约1.5万亿美元的规模，长期来看理论上有望给A股带来5000亿美元以上增量资金。

而沪伦通方面，根据申万宏源测算，假设上证180成分股全部在伦交所实现GDR的发行，5年总体融资规模为8900亿左右，年均融资规模为1780亿左右。因为此次沪伦通设置了DR和基础证券的转换，也就是说融资的金额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转换至境内市场。

一位接近证监会的知情人士近期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当前国际机构投资者普遍低配中国资产。随着中国经济地位和人民币国际重要性的不断上升，今后一个时期，外资资产配置流入增加将是一个常态，这种背景下监管层将继续积极建立对外开放的投资渠道。

与此同时，也有市场观点认为沪伦通和A股“入富”是中英两国资本市场互通重要的组成部分。

“富时是伦交所旗下的指数公司，沪伦通前期很大程度上也将富时100的公司作为标的，一来一往之下，境内和英国资本市场的联系将会越来越多。作为欧洲重要的金融中心，这也是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最好的出海口之一。”杭州泽浩投资投资总监曹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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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以化解和处置银行业不良资产为主业的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业绩却表现不佳。

2018年中报显示，其中净利润降幅最大的是华融，上半年净利润仅6.84亿元，较去年同比下降94.9%。降幅最小的为信达，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86.2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2.62亿元，降幅2.9%。

另外两家未上市的东方和长城，上半年利润均出现下滑。东方上半年实现归属股东净利润41.12亿元，去年同期为50.43亿元，降幅18.47%。长城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99亿元，去年同期为35.63亿元，降幅为18.63%。

作为逆周期行业，四大AMC的业绩却为何率先出现下滑？

华融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主要是在当前去杠杆的宏观大背景下，突发事件及市场因素同频共振的结果。”华融还有其特殊性，主要是受前董事长赖小民违法违纪事件影响。该公司负责人称：“赖小民涉案问题是个人问题，但短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不可避免。”

一位四大AMC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现在业务确实很难做，不良资产行业有其特点，就是经济下行期多收储资产，等待经济上行变现获益。近两年来，AMC均不同程度地加大了不良资产的收购力度。”

利润增速均下降

华融上半年净利润下降较为特殊，主要受该公司前董事长赖小民案件的影响。

华融有关负责人在9月4日的答记者问时表示：“之前媒体报道了公司一些客户的风险情况，对于相关项目的风险，公司组织进行了彻底排查，并制定了工作方案，正在稳妥处置。今年上半年，公司新增计提129亿拨备，并计提了相应的坏账准备，完全有能力抵御未来可能的损失。”

大幅计提拨备，是造成该公司利润大幅下滑的主要因素。从收入上看，华融上半年的收入总额564.47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7.2%。该公司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不良资产经营、金融服务以及资产管理和投资。

中报显示，2018年上半年，华融不良资产经营的收入总额为346.79亿元，金融服务收入153.15亿元，这两方面基本保持稳定。对利润影响最大的是资产管理和投资，2018年上半年该部分收入100.29亿元，税前亏损39.23亿元。

上半年，华融信托、华融证券以及华融海外业务板块风险较大。为此，该公司负责人表示，将有序推进资产“瘦身”，加快风险隐患资产处置。

信达是四大AMC中表现最为稳健的。2018年上半年，信达收入总额547.71亿元，同比下降9.6%，主要因为已赚保费净收入和处置子公司、联营及合营公司净收益下降。

另外两家信息披露有限。从收入结构看，上半年长城的主营业务收入、中间业务净收入和投资收益均有所下降，其中上半年的利息支出从59.4亿元大幅提升至93.8亿元。东方上半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中间业务净收入和投资收益均略有增加。不过，同期该公司的其他业务成本从48.38亿元大幅增至76.73亿元。

一位不愿具名的银行业分析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由于监管政策缺失，四大AMC近些年业务较为激进，不受约束地多元化发展较快，迅速成长为金控集团，摊子铺得太开，银行不能做的很多事他们都可以做，现在增速下降是回归理性和正常。”

一位银行业人士表示，四大AMC的资金主要来自于金融同业、拆借和发债，上半年资金价格波动和融资环境趋紧，对其经营造成了一定影响，致使资金成本较大幅度上升，表现在报表上就是利息支出增加。

不良主业将迎劲敌？

也有AMC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强监管政策对四大AMC的短期利润带来负面影响。

根据监管部门“回归主业、聚焦不良”的要求，资产公司业务有所收缩。比如监管部门要求，严禁违规收购金融机构非不良资产、严禁帮助银行不良虚假出表，严禁规避不良资产收购政策相关限制变相为企业，特别是房地产企业融资等。这意味着，原来四大AMC的融资类业务、不良资产出表类业务都不能做了。此前这些业务，为资产公司提供了较稳定的收益来源。

此外，随着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资产公司不良资产“收购多、处置少”也进一步加大了盈利压力。以长城资产为例，今年前6个月，总计收购不良资产1006亿元，其中金融不良资产761亿元；总计处置不良资产362亿元，其中金融不良资产260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不良资产领域市场主体不断增加，竞争更加激烈。除四大国有AMC外，银行系五家债转股金融投资公司（AIC）已正式开展业务，地方AMC扩容至60家，并有大量民间资本正在进入。

一家AMC高管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地方AMC并非持牌金融机构，无论从资金体量还是处置方式上，和四大AMC都有很大差距。真正让四大AMC忌惮的是新成立的银行系资产公司，即AIC。

2018年6月29日，银保监会发布《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试行）》中明确，除了债转股业务，五大AIC可以对未能转股的债权资产进行重组、转让和处置。

和四大AMC一样，银行系AIC也是“衔着金钥匙”出生，成立之初注册资本就高达百亿。融资渠道上，也和四大并无二致，不仅可以发行金融债券、债券回购、同业拆借、同业借款等，还可运用私募资产管理产品向合格投资者募资。在不良资产收购方面，AIC的母行也是资产的主要供给方，比四大AMC信息方面的优势更明显。

前述AMC高管表示，这一两年五大AIC刚成立，很多业务还未真正开展，两三年后其威力就会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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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某大型房企位于上海远郊的新盘第一次开盘，首期推出320套房子，包括260多套公寓和50多套叠加别墅。但该盘并未出现去年以来的“日光盘”现象。

一直与父母住一起的上海人林紫欣（化名），一心想买套房搬出来住，但迟迟没出手。9月5日上午，她听上述楼盘的销售人员说，认筹人数少于推盘量，还有小户型没卖完，下午请假匆忙赶去售楼处。在售楼处，先是被保安询问有没有认筹，在得到否定答案后，保安告诉她此前认筹的客户已经在选房了，劝她下午晚点或明天再来。林紫欣不甘心地留在售楼处，她发现现场至少有三家以上中介代理公司人员。最后，林紫欣了解到该项目在当天上午下午各进行了一次选房，选房客群分别为大筹客户与小筹客户。

一名中介人员告诉林紫欣，大筹客户是按照开发商公示的认筹规则符合条件的客户，比如缴纳了60万定金、一定金额的存款保证金等；小筹客户则是交纳了5万定金、但暂时还不符合认筹规则的客户，“比如手头上多了一套房子已经卖掉，但还未过户，过户之后就可以购买新的了”。中介人员说，如果符合认筹规则的客户去化不足，还有多余的房子，那么小筹客户可以晚一点参与摇号选房。他还告诉林紫欣，各个楼盘都这么操作，这样的情况是从8月底开始的。难得的是，这个项目还推出了“开盘第一天认购可优惠10万元”。林紫欣最后留在售楼处等待剩余的房源放出来。

刚过去的中报季，房企上半年销售金额同比大涨，大部分房企完成全年销售目标的40%－50%，主要原因是将大部分货值放在了下半年。然而，7、8月份以来，不止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出现了销售速度放缓的迹象，环一线强二线周边的三四线城市经过过去一两年上涨，销售空间收缩，去化速度也在放慢。

上海中原卢文曦分析，7月以来楼市有一个趋势：远郊区域的认筹人数小于供应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虽然市中心有的楼盘还是维持几个客户抢一套的紧张状态，但比起上半年五六个客户抢一套房有所缓和。另外，有些楼盘虽然摇号的号码比较靠后，甚至超过房源数量，但也能买到，不一定摇到号就要买，不是自己喜欢的就放弃。

“下半年市场供应增多，选择余地更大。预计9、10月份的供求矛盾会进一步趋缓。”卢文曦认为，比如上海大华板块长期没有新盘推出来，市场改善需求又大，所以供求矛盾还是挺突出的，现在认筹人数多的楼盘大多是基于这种情况。

下半年去化压力
从中报可见，房企下半年的货值供应大幅上升。仅行业头部房企下半年可售货值就相当可观：碧桂园、恒大同为7000亿，万科3000亿，融创4900亿。

供应量的增加，对去化速度影响显而易见。以上海为例，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官网显示，7月有20个新盘入市，其中10个楼盘认筹人数少于推盘量，大多数集中于青浦、松江；8月推出的37个新盘中，有26个楼盘认筹数少于推盘数。这两个月去化放缓的项目主要是大房企、国企开发的，比如葛洲坝、碧桂园、中铁建、泛海国际、泰禾、华发、大名城等。

同策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宏伟认为，最近楼市审批价格高于市场预期，数量也在增加，导致客户接受程度发生变化。市场预期改变，在封闭信息情况下，客户来源受限，现在楼市严控，外来消费者比较少，去化容易出问题。

卢文曦也指出，从网签速度受限这个角度来看，开发高价盘多的房企压力会大一点。上海中原的数据显示，位于闵行区、上海中外环地段的金辉天萃苑，开盘以来只去化了大约33%，就是由于其6.9万元／平方米的均价对整体均价有影响而限签。

从趋势来看，卢文曦认为，市场供应会保持相对较快节奏，年底房企回款压力越来越大，放低姿态，政府批什么价格就卖什么价格；另一方面，限购限贷持续高压，消费力培养需要时间，短期消耗掉后，供大于求的格局会越来越明晰。现在市中心楼盘还是供小于求的，一旦多个楼盘开出来，这股力量消化完后，价格不跌到一定程度，很难再吸引买家入市。

网上房地产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上海宝山获取预售证的项目有7个，预售面积19.64万平方米，共1808套房子；嘉定获取2张预售证，预售面积5.3万平方米，共415套房子；青浦获取3张预售证，预售面积5万平方米，共398套房子。值得一提的是，去年8月，青浦零成交，而今年同期青浦成交了5.6万平方米。但青浦区、宝山区等远郊板块的潜在供应量比较大，区域成交状况自然不理想。张宏伟认为，如果市场真要调整的话，上述远郊板块首当其冲。

张宏伟同时指出，企业也作出策略调整，未来看平或者看低三四线城市。另外，一部分三四线城市也将会供应量偏大出现问题，比如河南、山东等地供应量也很大，三四线城市一般市场容量小，这样的情况下很快会出现销售压力，但这个压力仅限于一部分城市，中西部三四线城市还有机会。环一线及强二线城市周边的三四线城市相比之前降了很多，短期对房企销售业绩贡献会降低。

被锁紧的流动性
与上海类似，南京、杭州近期供应量也集中于郊区。据南京网上房地产的统计，2018年8月南京楼市新房成交4447套，环比7月下跌了47%。8月，南京房源供应量增加，领取销售许可证的楼盘多达40家，其中有29家楼盘开盘推出8001套房源，和7月相比上涨了76.4%。然而，在29家楼盘中，售罄仅4家，去化9成以上的5家，上市的29家楼盘中，只有4家楼盘开盘当日宣告售罄，有16次开盘开发商并没有提供数据。

卢文曦指出，连续去杠杆，消费力不济，外部环境上，大家似乎对经济发展的信心不足。买房意愿有所降低。有效购房人群的消费动力不足限制去化速度。另外，虽然限价背景下房价的确低于预期入市，但是这种对销售的刺激有钝化作用，所有楼盘都便宜了，性价比也就不突出了。“近期，恒大推出全国促销，这反而让买家有更多想象空间，期待更大让利，所以除非价格有更明显的让步。”

张宏伟透露，二线城市比如郑州、苏州在严查过程中还包括了历史已成交楼盘的房源。从个别城市的案例可以看出，6月底各部委发起的大检查对30个城市执行力度比较严格，尽管下半年不会有新的政策出台，但调控政策在执行力度上也是空前的，企业回款压力比较大。

上述业内人士指出，不排除下半年大部分房企采取打折促销来“抢跑”、获取现金回款。不久前在香港发布中报的中国金茂，据其管理层透露，公司在2016年下半年在南京获取的高价地项目，也将会在年底入市。然而，该项目楼板价3.7万元／平方米，政府对项目所在板块目前限价3.5万元／平方米，该公司表示，目前正与当地政府积极沟通，尽量协商好一个合理的价格。中国金茂管理层表示，目前公司有将近130个项目在建与在售，这样的高价地项目只有四五个，对整体业绩不会有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房企融资困难也令房企进入背腹受敌的境地。不少房企选择高息发债或者调高利率对到期的债券进行展期。比如，禹洲地产刚于9月初完成的一笔熊猫债展期，利率从5.3%调整为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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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很多富人都悄无声息地将自己的巨额资产转移到所谓的“避税天堂”，如巴哈马、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卢森堡……

为吸引外国资本流入、繁荣本国（地区）经济，这些有“避税天堂”之称的国家（地区）有一些共同点：对前来注册登记设立公司只收极少的年度管理费；对公司股东信息、股权比例、收益状况等给予高度保密；不征税或税负极低；无外汇管制；监管宽松。同时，在这些国家（地区）设立的公司几乎被所有国际大银行承认，可在银行开立账号。

但是从目前已公布的承诺实施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相关协议条款（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以下简称CRS）国家（地区）名单看，共有100多个国家（地区）参与，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热门移民国家以及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百慕大、卢森堡、巴哈马等这些曾经的“避税天堂”赫然在列，而随着CRS+反避税条款在中国的实施，这些中国富人的“避税天堂”或将风光不再。

“避税天堂”多数沦陷

中国互联网公司中的三大巨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就在“避税天堂”之一的加勒比海地区的开曼群岛都注册有自己的离岸公司。之所以称为“避税天堂”，那是因为这些加勒比海离岸金融中心对各类国际商业公司、离岸公司的税负极为轻微，甚至完全免征税款，而且几乎所有加勒比海离岸金融中心都与主要经济大国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条约。

而离岸公司，是指在公司注册地以外经营，不能在注册地经营的公司。世界上离岸金融中心主要有，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百慕大群岛、塞舌尔群岛、萨摩亚群岛、马恩岛等，多数为岛国。它们的优势便是以法律手段制订并培育出一些特别宽松的经济区域，允许国际人士在其领土上成立一种国际业务公司，这些区域一般称为离岸管辖区或称为离岸司法管辖区。

同时，离岸公司作为一种商业组织形式，不仅限于公司（有限、无限、控股、免除、国际商业公司、股份、公众公司等），还包括信托基金和合伙企业等形式。离岸公司充当的角色更多是转口贸易及其银行账户收款。

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今年9月，中国政府陆续与其他CRS参与国完成首次信息交换。“CRS在中国的推进，代表着中国会收集非居民信息去跟非居民所在国分享，同样地，反过来，中国税收居民在海外的信息，将来也会被海外这些地区交换回中国税务总局。鉴于目前有100多个国家（地区）已经承诺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导的CRS体系，这些国家（地区）之间的涉税金融账户信息交换网络将逐步建立，不少中国富人的资产在这张大网里面将很难藏匿。”毕马威中国税务咨询萧文灿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不仅如此，中国实施CRS后，将以“税收居民”身份而非国籍信息来判定进行信息交换。举例来说，A是法国国籍，但是长居中国，并且在中国工作，那么A就是中国的税收居民，在海外的金融账户信息需要交换给中国税务部门，而非法国税务部门。一旦被查询到海外巨额收入，相关人员可能面临巨额的个税补缴，以及海外设立公司的25%企业所得税，此前中国公民通过简单买一本其他国家护照来规避CRS申报的时代将彻底结束。

而如果A在海外通过BVI（“避税天堂”维尔京群岛）空壳公司进行投资，而BVI公司持有香港银行账户，公司收益在BVI不用交税，之前在香港和中国内地也没有申报缴税，BVI公司的利润只要不分配到个人股东层面，在现行税法下，个人A无需缴税；而反避税条款下，中国税务部门可以以受控关联公司的名义将没有商业实质的BVI公司取得的利润视同个人直接取得而课税。

“由于这家BVI公司是消极非金融机构（大部分收入是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等消极经营活动收入），容易被当作跨境逃避税的工具，CRS规定，银行需穿透这家BVI公司，最后会识别出其背后的实际控制人A。之后香港银行和香港税务部门会将这家公司和A的相关信息报给英属维尔京群岛税务部门和中国税务部门。这样一来，A及其在BVI隐匿的收入，都将变得透明。之前大部分‘避税天堂’将因加入CRS而不复存在。”萧文灿分析。

转移至非CRS参与国非明智之选

会不会有中国富人为了逃避这种账户信息透明化而把资产转到那些尚未承诺实施CRS的国家（地区），如美国、柬埔寨等？

“目前CRS已覆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今后还会有更多国家和地区加入；投资时，税只是其中一个要考量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要考量资产收益和安全问题，因此把钱转到目前尚未承诺实施CRS国家的做法，在全球征税时代到来的今天并不明智。”萧文灿坦言。

“此举得不偿失。”一位熟悉CRS相关法律的资深律师也向记者直言。

一方面，美国虽然没有参与CRS，但美国有类似CRS的美国《海外账户纳税法案》（FATCA）， 主要目的就是防范美国公民和居民滥用海外“避税天堂”税收优惠政策转移财富进行避税。为了最大限度落实这项政策，美国财政部先后与近百个国家签署实施《海外账户纳税法案》的相关协议，这也驱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100多个国家推行CRS，共同防范本国居民利用不同国家税率高低差别，将财富流向税率更低的海外国家避税，给国家造成不小的税收流失压力。2014年6月中美两国已就该法案在中国的实施达成初步协议。不过，到目前两国仍未正式签署政府间协议（IGA），FATCA还没有正式在中国落地，但中美两国金融信息互换无疑已经提上了日程。

另一方面美国拥有严格的资产来源申报与缴税规定，贸然将海外财富转向美国，除了招致美国相关部门的反洗钱调查，还容易面临远高于中国的缴税负担。

上述熟悉CRS相关法律的资深律师向记者指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既有个人所得税（个人劳动劳务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又有资本利得税（通过各类投资获得的收益缴纳资本利得税），因此高净值客户需缴清上述两项税收，才能让海外财富存放美国，但这两项税收平均税率不比中国低，因此这种做法反而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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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31日，MSCI新兴市场指数首次开始以沪深港通为基础纳入A股。8月30日，MSCI新兴市场指数实施了纳入A股的第二阶段，把现有A股的纳入因子从2.5%提高至5%，并新增了10只股票。

“过去数年，外资一直都在流出A股，但近期的确出现了一个趋势性转变，尤其是一些长期投资者，包括主权基金、大型养老、保险基金等。”诺亚财富首席研究官夏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

同时，瑞银中国证券业务主管房东明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海外投资者对中国A股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今年年初，外资持股的流通市值在全部A股总市值的占比约为2%-3％，5月份达到5%-6％。加入MSCI之后占比上升至为6%-7%。MSCI纳A第二阶段，调仓日当天北向是创了8.6%的新高，上交所已经超过10%。海外投资者对中国A股的关注度和投入力度比较大。”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9月3日在网志中表示，为了消除海外机构投资者使用沪股通和深股通的顾虑，港交所推动了内地监管机构取消沪港通和深港通总额度，及上调每日额度，直接扫除了国际主要指数纳入A股的最大障碍，估计未来会有更多海外资金投资内地市场。同时推出了特别独立户口（SPSA）服务以及收盘集合竞价等，进一步提振了国际投资者对A股的兴趣。

“第一和第二阶段的纳入A股都运作非常顺利，据我们了解，MSCI正在考虑进一步提升A股的纳入比重，而并非增加纳入的股票数量。通常MSCI每个季度会进行评估。”荷宝亚太股票联席主管及中国首席投资总监谬子美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她认为，今年以来A股市场股票停牌的现象有所改善，但仍然是国际机构投资者尤其是ETF基金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对A股的投资策略是严格筛选，关注的因素包括中美贸易摩擦，货币及财政刺激政策的规模、效果等。主动型基金目前投资的主要是一些估值合理的大盘蓝筹股。”

特别独立户口大增

“对于一些全球大型基金而言，他们通常会采取长期战略配置，他们对美股的配置过高，而对中国市场配置比例则长期偏低，因此这些基金一般会进行动态调整，这种战略配置正是近期大量海外资金流入A股的重要因素之一。从估值水平来看，中国A股的估值已跌至2000年以来的新低。”夏春表示。

根据晨星基金资料显示，国际大型基金在A股的配置占比已有明显上升。目前持有A股比重达9％以上者有贝莱德中国基金、首域中国核心基金以及摩根JPM中国基金等，此外，持有A股超过8％的有瑞银中国精选基金、景顺中国基金、富达中国内需消费基金等。

房东明认为，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股票和资本市场，是不可或缺配置的市场，“我们看到MSCI加入之前，海外投资者在国内A股参与率大约2%-3%，目前从交易量以及市场总额的参与，基本上是翻了一倍到5%左右，未来两三年这个数据可能会增长至10%。”

同时，他透露，目前在加码投资A股市场的主要是三类国际机构投资者，分别为追踪指数的被动投资者、主动投资者以及量化投资者，被动投资者对于市场交易稳定性和交易规则很看重，主动投资者则更关注基本面和中长期趋势，量化投资者关注市场流动性以及是否有有效的对冲工具。

法国兴业银行亚太区现货股票及环球执行服务主管Stephane Loiseau指出：“MSCI实施纳入A股第二阶段预计将吸引9亿美元的资金流入中国股市，因此带来的资金流动性和交易机遇亦重新引起主动型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兴趣。我们留意到特别独立户口（SPSA）的数量从今年6月前的约4000个已增加到8月初接近6000个。”

抄底A股？

今年下半年以来，从沪港通、深港通借道北上抄底的资金正在加速流入，市场普遍认为外资在紧锣密鼓抄底A股。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策略分析师高挺在报告中指出，截至8月底的两周北向资金的日均净流入量达16.1亿元，相比之下7月日均净流入量15.3亿元，6月日均净流入量16.8亿元。

其中，食品饮料重回8月中以来的两周内海外投资者净买入量最大的板块，共获得27亿元的净流入。紧随其后的板块则是银行、耐用消费品、资本货物和房地产，分别获得了26亿元、18亿元、14亿元和12亿元的资金净流入。

然而，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策略师洪灏却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这些资金流向的数据往往是滞后并经常变化的，“通常我们看到资金大幅流入时，国际投资者已经开始部署撤退了。事实上，全球资金在流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

截至9月5日收盘，沪股通、深股通北上资金分别流出23.59亿元、6.59亿元，合计流出30.18亿元。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这是自8月27日以来连续7日流入后首次录得资金流出。过去15个交易日，共有2个交易日录得北上资金流出，另一日为8月24日，当日录得2720万元的流出。

南方东英相关人士亦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今年以来，离岸A股ETF表现相对平淡，并未录得持续资金流入，“我们认为资金流入A股将会是一个逐步的过程，目前流入的资金仍然比较波动，北上资金经常出现今日大量流入，明日即流出的情况。”

洪灏坦言，整体来看，外资机构比内地资金更看好A股，主要是由于A股市场估值较具吸引力，“但我认为现在并不是一个好的买入时机，目前A股投资策略应以风险控制为主。最大的风险因素在于美国和中国经济周期即将进入同时下行阶段交汇而产生的合力实难抗拒。中国由于周期较短而往往领先，而中国股市近期的大幅波动很可能已经为未来美国股市的走势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