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集集团（000039、200039）——相关资料 长期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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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吃螃蟹”备受争议

除了“数字”的政绩，袁庚给深圳甚至国内商界带来的理念性的革新。在那个闻利色变，谈富色变，谈钱脸红的年代，袁庚用一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让商业的利益变得正当起来。1984年，这个在蛇口工地上耸立起来的标牌像商界的一声“春雷”，之后还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国庆的巡游队伍中。而在此期间，也因为他用4分钱的奖金买效率的故事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虽然在今天奖金已成了人人热衷拿的报酬，但在当年，袁庚却因此被冠上了“要钱要命的资本家”的恶名。

这个在时光隧道里曾以急先锋的形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舞台上狂奔了14年的老人，一路挟裹在卖国、拜金、挑战国家体制的骂名之下。

而为了让经济的身形上不要承载过多的负担，这个“不听话”的坏孩子以“公开招聘”，开了新中国人事制度改革史上的先河。之后三年，又凭着胡耀邦授予的“尚方宝剑”，在蛇口开展了一场引起国内外关注的群众投票直选干部的民主试验。这个“早熟的民主”，冲破了中国几十年的“人事禁区”，解决了干部终身制的问题。

袁庚这个不少人眼中“不听话的坏孩子”在10年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一直认为，在中国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所有经济问题的背后，必然都是政治问题。要使市场经济成熟、规范，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而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看来，一系列的“改革试管”说明中国过去以刑法做张本，以文士管制亿万农民的方式，终于被注重民法，以商业习惯、以律师、会计师、工程师为前导的管理方式所代替，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为了这个结果，中国上至国家首脑，下至黎民百姓，在思想观念上的激烈交锋持续了100年，显示着整体社会重新构造过程的艰辛。或者袁庚就是这样一个启蒙大师。

简历

1917年4月，生于广东省宝安县；

1936年，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燕塘分校；

1939年3月，加入中国***；

1944年，担任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

1945年，担任东纵驻港办事处第一任主任。

1946年，随部队编入三野，参加了济南战役和淮海大战；

1950年，赴越南，任胡志明的情报和炮兵顾问；

1953年，任中国驻印尼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

1968年，经康生批准，袁庚被捕入狱；

1973年，在周恩来等人的过问下，获释；

1978年，就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同年向中央建议兴办蛇口工业区；

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正式运作；

1992年，75岁离休

2003、7香港特区政府授予金紫荆勋章。是唯一来自内地的受勋者。10月，被上海授予“中国改革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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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庚：千万别说没有袁庚就没有蛇口
2008年07月21日 11:29南方日报【大 中 小】 【打印】

说起深圳就不能不提到蛇口，而谈蛇口就不能不提袁庚，这位88岁的老人。从某个角度上说，没有袁庚的推动，就不会有蛇口工业区的发展；书写蛇口的历史，袁庚的名字毋庸置疑是不能抹去的。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出自当年蛇口管委会主任袁庚之口。

邓小平曾对袁庚在蛇口的作为作出高度评价。

今天，我们再次走近袁庚，走近这位有“改革开放第一人”之称的老人，听他讲述在蛇口的点点滴滴。

从小孩开始就知道潇洒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今年高寿？

袁庚（以下简称袁）：88岁，快90岁的人啦，你看，我像得老年痴呆症了。（说完就笑）

记：您现在平常都有些什么休闲活动？

袁：打麻将，能锻炼组织能力。

记：您记牌吗？打得很精吗？

袁：老手了，手上长胡子，这就是老手。你没有看到我手上长的胡子吗？（笑着向记者扬起了手）

记：平常还会到户外走走吗？打不打高尔夫？

袁：不打了，退出江湖了。以前经常打，但技术不算好，就是图个潇洒。

记：您好像一生都特别喜欢“潇洒”这个词。

袁：任何人都这样，从小孩开始就知道潇洒了。

记：到88岁高龄了，您能说自己一生都在挥洒人生吗？

袁：也不能这样说，也有很多痛苦的事情。因为我坐牢坐了5年半，在秦城。

记：现在就是笑看风云了吧！

袁：这个当然，现在退下来了，也可以潇洒了。

15年资产扩张二百倍

记：您现在大部分时间住在哪里？

袁：住蛇口。

记：对您来说，蛇口应该是一生中最难忘的地方吧？

袁：我曾经讲过，要把蛇口建成最适合居住的地方，现成实现了。不信你到街上去走一走，从任何一个门口出来都有树木，大部分是25年前种的，是与当时建造房子同步进行的。25年前还立下了一些规矩，不准砍任何一棵树——如果要砍必须大家通过。现在南山山上的一些树是后来种上去的。

记：您是什么时候到招商局工作的？

袁：1978年，是从李鸿章在1872年成立招商局106年之后。

记：您可以说是招商局的第29任掌门人了。

袁：对，你记得很清楚。报纸上也经常讲我是“29代掌门人”。

记：您是怎么想起来要搞蛇口工业区的呢？

袁：在我接手香港招商局的时候，全部的资产加起来只有1个亿，2个修船厂加上一个不到13层的很旧的楼。等到我离开的时候，财政部派人去查了招商局的账，那个时候叫招商集团。我在那工作了15年，离开时已有200多亿元资产。

记：蛇口工业区创立的主要想法是什么？

袁：我当时想，如果要发展这个企业，就必须要有制造业，要有工厂。

但是香港是寸土寸金，而且劳工工资特别高，一个菲律宾佣人的工资就要37 50港币。所以，在那个地方要搞一个工厂很难！因为没有本钱，国内财政不可能拨款。所以当时我就想，在离香港很近地方，在内地的土地上发展（那时香港还没回归）。这样，土地可以不用钱，即使政府要钱的话也要得非常少。

有了想法之后，我又和招商局的同事商量，得到了他们的支持。随后就派出一个调查组，从南头半岛一直走到大鹏半岛。我的老家在大鹏，按道理来讲，我也喜欢我的老家，但大鹏风浪大，交通没有那么便利。而南头的水深合适，在珠江口西岸，没有淤泥沉积，那里离香港招商局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所以大家一致选定了这里。
记：你的那句名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怎么来的？

袁：我讲个故事给你听，你甚至会创造出比我的更厉害的口号。我到香港的第一课就是买了一座大楼，非常便宜，只花了6180万港币。第一次交订金时，支票2000万。那天是星期五，当时讲好下午两点钟在一个律师楼里，大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们开了 2000万的支票到律师楼去了，卖楼方也有好多人来。楼下几部汽车停在那里，汽车发动机都没有停。上去之后，大家一手交货，一手交钱，签字。签完字，对方拿着支票，两个人夹住，下去了。剩下一个老板和我们谈善后的事，那个支票用车以最快的速度，马上存到银行里去了。因为第二天是礼拜六了，银行要关门，礼拜天也关门，假如礼拜五下午3点钟之前不到银行去交那个支票的话，他要损失3天的利钱，所以他要求按时把支票交给他，我们的财务去了，他回来向我们报告说，当时那个场面的紧张是很动人的。当然，我们闭着眼睛也能想到，资本家对2000万在银行3天的利息为什么那么重视，当时浮动利息是14厘，3天就是几万元的利息。如果是我们内地的同志，那就无所谓，这个支票就放到家里去了，因为他没有这个观念！

这就是第一课。我也不怕自惭形秽，一窍不通，我接触经济工作，仅仅是在五年多前开始的。但一开始我就发现我们的经济工作毛病之多，简直令人发指！检查一下招商局的子公司，常可发现支票在家里过夜大家根本不当一回事，这就是内地的理财办法……

记：您当时到香港工作时感受特别强烈？

袁：这一课对我是个很大的教育，原来钱是这么重要，如果不能及时进入银行，就浪费了3天的利息，对一个赚钱的人来讲是多痛心的事啊！

记：“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句是怎么来的呢？

袁：这个东西更厉害了。我们有两个修船厂。别人同样的修船厂，船一来，需要多少钢铁马上计算好，什么东西好像两下子就搞好，一拍手好像就能收到钱。而我们的修船厂好像无所谓，反正你来了，他也认得你，上去敲敲打打，至于什么时候修好就不清楚了，总之，给你修好就行了。一条船十天修好和二十天修好，对顾客来讲是大不相同的。所以我们的两个修船厂当时的生意不是很好，甚至有时船进来了也可能被放在那里。这种效率怎么和人家比？这也说明当时的国企职工，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效率观念。

香港富豪想参股 我耍了个滑头

记：最早招商局在蛇口工业区的投资有多少？

袁：当时的投资是非常少的，汇丰银行也贷了一些款给我们。

记：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一些阻力？

袁：阻力当然是有的，比如说过关的时候，有些部门就要找点茬，你就要打发他一下啦。

记：谷牧后来负责经济开发区建设的时候请您给他当顾问，是这样的吗？

袁：是这样的。他很客气讲这样的话：“我非要请袁庚当顾问不可，因为他对改革开放有经验，在外面工作嘛，懂得比较多。”但是整个蛇口的开发建设，如果没有谷牧同志支持，根本没有办法进行。

后来蛇口的发展非常快。1981年，李嘉诚等13位香港富豪来深圳的时候也说：“老袁，你这个地方我们也一起参股进来，我们共同把它开发起来。”

我说：“谢谢诸公，我投放资金下去，还担心收不回来。不敢连累各位。”

当时我耍了个滑头，他们现在都知道，还有些人骂我“袁庚这个家伙挺坏的，不要我们进来。”

记：那您当时为什么不让他们进来？

袁：这13个都是香港最大的财团。整个招商局的家底只有1亿，他们都有几百上千个亿，比起来算什么呢，他们进来成了股份制公司的大股东，我们就成了小股东，一下就被他们吃了。

记：您怕一增资扩股就没了？

袁：他们想的东西比我想的还深。以前我没有做过生意搞过商业，对这些东西傻乎乎的。我的历史说得不好听就是“特务”，从东江纵队开始一直做情报工作，后来我为什么在秦城监狱坐了5年半牢呢？就是因为是“特务”嘛，康生就这样讲我的。

邓小平说：“很好，很对”

记：小平同志第一次到蛇口是什么时候？

袁：1984年1月26号。

记：他在街上看到您的这两句话印象很深刻。他是怎么说的？

袁：他说“很好”。他的女儿也讲，我们在来路上看到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另外一个就是他站在码头边上看，我说“这个码头会通到香港，可以走4000吨的船。”邓小平讲“很对”。一个“很好”、一个“很对”，就两句话。一个对口号的肯定，一个对蛇口码头通往香港的肯定。

记：他那天到蛇口都看了哪些地方？

袁：他到了铝材厂，他说我要去看一下。看的时候，用手去摸了摸产品，说：“挺滑的。”我说：“这个东西是出口到美国去的。”他就到已经包装好、打上英文字的产品前，蹲下去看那个英文字，说：“哦，这个是到美国旧金山去的。”

记：您一共接触过小平同志几次？

袁：两次。一次是他到这里来，一次是1984年4月我在怀仁堂参加人大常委会时。我在会上有个发言。这个报告我事前没有准备，不是拿着稿件念，而是空手上去讲，后来反映还不错。谷牧把我的发言打印出来印发全国了。

记：有人说“没有小平就没有深圳，没有袁庚就没有蛇口”，你怎么看？

袁：蛇口的发展不完全是我的作用，千万不要把个人作用扩大，不能说没有袁庚就没有蛇口。如果不是碰到这样特定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出什么事来。

记：现在蛇口工业区被取消了，您怎么看呢？

袁：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很自然的事情，发展一定阶段就要由政府来管理，纳入一定的政府管理体系。
谷牧说：“袁庚，这个都给你”

记：我听到一份资料说当时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不要中央投一分钱，只要给你划块地就可以了。那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袁：当时我把这个想法向李先念同志报告，我把所有的地图都带去了，说了招商局成立106年到现在几乎什么都没有，现在我希望国家能给我一块地方。我把深圳的地图给李先念同志一看，他说你是想在这个半岛上吗？我说是啊，他就用笔在地图上一画，就把包括现在的宝安区到华侨城的七八十平方公里的地方都划了进去，说：“袁庚，这个都给你。”当时我怎么敢要这么多。我就跟李先念同志讲，我就要这2.14平方公里的蛇口。

记：为什么只要了那么一点？

袁：如果你要了几十平方公里土地，你怎么开发呢？我没有钱啊！所以我们只要了2.14平方公里，很有意思的数字，就这样傻乎乎地要了一点点。

记：您是哪一年开始在蛇口开发的？

袁：开始着手是1978年10月份，正式批准是1979年1月，1月31日正式进驻这个地方。当时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国家经济长期混乱，邓小平同志开始正式工作。谷牧同志是在中央党组负责进出口这一块的。当时他非常支持我代表招商局提出的想法，他说招商局要在内地开发，就要搞些工厂引进一些外资，打开这个框框。

新闻监督是人类文明的产物

记：您主政蛇口14年，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哪些重大举措？

袁：谈不上重大举措，只是进行了些探索，主要是两项：一是民主选举干部，打破干部终身制，让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变成现实；二是实行新闻监督，用舆论来监督蛇口的每一级干部，制约权力，反腐倡廉。

记：当时为什么这样干？您怎样想？上面支持吗？

袁：比如民主选举吧，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得到胡耀邦同志和当时许多中央领导的支持。1983年4月，我们正式在工业区实行民主选举和罢免干部的试验，打破干部的“铁椅子”。为了使民主选举法制化，1985年4月，我们还出台了一些条例、办法。

记：您认为现在的党报应该如何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呢？

袁：我认为新闻监督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所以，我在蛇口放开了舆论，只要你遵守宪法，不反对党的领导，不搞人身攻击、造谣惑众，不渲染色情暴力，你要登什么就登什么。我还特别对《蛇口通讯》的总编说：你们要充分发挥新闻监督的作用，要登批评文章，特别要登批评领导的文章。

记：《蛇口通讯》有没有登批评您的文章？

袁：登啦。从第二期开始就登了好几篇指名道姓批评我的文章，开始时他们很慎重，刊发前三次送给我审批，我三次明确表态照发，并写了“以后不要送审”的批示。

记：批评得对不对？你心里感觉怎样？

袁：总的来讲，批评是有根有据的，有的指责也许过分了点，我心里也有些不舒服，但我感到这是人民的权利，我无权干涉。我始终赞同并坚持这一个观点：“尽管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民主的精神不仅在于少数服从多数，更重要的还在于少数人的权利必须受到尊重。

记：你如何评价现在的舆论监督？

袁：老实说，现在的舆论监督效能还未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往往局限于对普通百姓的监督，对一般公务员的监督。舆论监督是监督和制约权力的锐利武器，威力是不小的，不少人“不怕上告，只怕见报”。在一些国家，许多腐败案件往往首先是由传媒揭露的，从上世纪70 年代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到前几年克林顿“拉链门事件”都是这样。
侧记：蚂蚁的故事

从抬头见到老人的第一面到开始，他都一直都面带微笑，不管是面对从他旁边走过的每一个人，熟悉的秘书，不熟悉的酒店服务员、路人，还是面对他桌前的那杯茶、那张纸巾，老人都是用笑去迎接，用笑去触摸。和蔼慈祥而又带着几分锐利的目光中，老人的笑诠释整个世界，融化整个人生的经历：快乐的、痛苦的、艰难的、幸福的，都在老人的笑中一一化解、升华。

而最令我难忘的是老人用微笑的口吻讲述一个关于蚂蚁的故事。

那是在1968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因为他在抗日时期作为部队对外联络处处长，根据上级的安排，他专门负责与美国军队的情报联络的工作，从而被定罪为里通外国。51岁的他在秦城监狱坐五年半的监。

老人讲，那时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放风的时候看蚂蚁。一个10多平方米的小空地，四面都被高高的围墙围着，围墙上站满荷枪实弹的士兵，注视着他在院子里的一举一动。接触不到外界信息，也找不到说话的人，无事可干的老人就开始研究地上的蚂蚁。

“开始的第一天，我仔细地在地上寻找着、观察着那些小生命不停来回奔走寻找食物。第二天，我就特意留下一点窝窝头屑，等着它们来吃。就在这时，我发现了感人的一幕：一只蚂蚁发现了食物，但只是用触角碰了碰，就立即返身跑回去通知同伴，然后，整队蚂蚁一起把那块窝窝头屑搬回家共享。最出乎我意料的是，当时没有一只蚂蚁有私心，自己去偷偷地咬一口，而是原封不动一起搬回家，而且搬的时候都那么齐心协力、那么团结一致。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每天都会留下一点窝窝头屑给它们，每次它们都是那样，没有私心，团结一致。之后，我还发现如果有的蚂蚁快死了，它会自己走到巢外，而不会把尸体留在巢里，这也许是为了把空间留给别人。“老人讲，”从那时起，我对蚂蚁就有了一种特别的敬意，我认为蚂蚁是世界上永远不会消亡的小动物，因为它们没有私心，团结一致，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没有私心且团结一致，什么都能办成。“

老人一边讲着，一边微笑地看着我，银白的头发，充满笑意的目光里，又多了一些意味。我读懂了老人目光中的深意，在经历过风波后，56岁的他像蚂蚁的故事般创造了蛇口，他也把故事讲给年轻人听，要我们记住蚂蚁的故事。

其实，老人心中藏的不仅仅是蚂蚁的故事。

那天的采访，我与老人坐在沙发上聊了近两个钟头，期间，我发现老人一直面带微笑保持着一个非常标准的坐姿，只是不时地用双手撑一下沙发。

采访后，我从老人的秘书那里得知，老人在前不久刚刚做了一次腰椎手术，所以不能坐太久，“超过40分钟，腰就会很痛，但老人从不表露出来。”

之后，我与老人合影，为了免却老人移动身体的麻烦，我半蹲在老人的沙发旁边，老人见状，立即不同意，“这怎么行呢，你和我是平等的，不能这样蹲着，要坐上来。”于是，老人慢慢起身，挪动身体，让出位置。

临别，我目送老人上车，秘书要去扶老人，老人轻轻把秘书的手拿开，自己慢慢地在烈日下移动着。刹那间，我又想起了老人讲的蚂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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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现在到了该减税的时候

　　开出化解经济难题药方：要根除“政策市”顽疾，要保护中小企业，要发挥财政作用稳定物价

　　今年以来再调个税起征点的呼声时常出现

　　□记者 李强

　　晨报讯 享有“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之美誉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昨天做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十六届文化讲坛，为当下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诸多难题，逐一开出化解之良方。

　　对于跌跌不休的股市，吴敬琏认为政府应对症下药救市；对于财政政策的建议，他提出应该减税；对于从紧政策，他强调应尽量保护中小企业、保护就业。

　　昨天，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与三位重量级企业家代表——联想控股总裁柳传志、阿里巴巴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云、正泰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南存辉在文化讲坛聚会，共论“命运与共三十年”。有着“吴市场”之称的吴敬琏在讲坛上详细讲解了一部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以及市场经济经过几大段落才历经艰险地走到今天。

　　吴敬琏认为，现在股市出现问题，政府救市是应该的。“问题是怎样对症下药，政府是不是该直接干预股市以及楼市。”吴敬琏认为，中国股市的“政策市”顽疾并未根除，有权力的人可以大发横财，而普通股民总是利益受损。

　　关于目前宏观经济的焦点问题——反通胀和保增长，吴敬琏的“药方”是：一方面坚持总量紧缩，另一方面从机制上改善和提高企业的效率。

　　吴敬琏指出，在紧缩银根背景下，前段时间主要受损的是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关系就业等诸多问题。“在坚持货币总量紧缩的同时，现在应尽量保护中小企业，保证它们正常的贷款需求。”吴敬琏还认为，最近浙江试点将地下钱庄进行金融“翻明”是一项好举措，“地下金融成本很高，风险很大，高利率无论哪个企业摊到都难以翻身。”

　　对保持物价稳定，吴敬琏建议，除了货币政策还要依靠财政政策。吴敬琏表示，18年来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每年都超过了20%，“眼下到了该减税的时候”。

　　吴敬琏还表示，从长远发展来看，我国还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改善经济运行体制，这是根本性问题。“靠资源投入、出口驱动的粗放式增长方式，造成了很多严重问题，比如资源短缺越来越严重，环境深受破坏。”吴敬琏认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继续推进改革。(来源：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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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穿美联储神话
  
www.fortunechina.com    2008年07月23日
  
    美联储不设定利率，也不会因为给予金融机构紧急财政援助而破产。

    作者：Allan Sloan

    关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Board)，你可能听说过两件事情，但那都不是事实。

    第一件是：美联储控制着美国的利率。

    第二件是：美联储做了诸多承诺，可能因此耗尽其持有的现金或国库券。若果真如此，美联储将无法实践其公开宣传的政策：给世界金融体系注入现金；也无法实践其秘而未宣的方针：帮助它认为有价值的机构摆脱困境。下面，我将向你说明为什么这两种说法纯属虚构。

    先从利率开始说起吧。误信这一说法的人更多，而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我的同行们的草率，他们会写（或说）些类似“美联储今日降息”的话。

    事实上，我们每次谈论美联储对利率的控制时，都应在“利率”前加上“短期”二字。这是因为，美联储只能控制一些短期利率，主要是所谓的联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即金融机构间隔夜贷款（overnight loan）的利率。而长期利率则由金融市场设定，该利率的移动方向通常与联邦基金利率的移动方向并不相同。

    相关的案例是：联邦基金利率和长期按揭贷款利率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两者之间没有关系。

    去年9月以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了62%——从之前的5.25%调整到2%。但长期按揭贷款利率却比美联储开始减息的9月18日要高。

    在美联储首次降息前一个星期，30年固定利率标准类按揭贷款（conforming mortgage）——“标准”是指该按揭贷款符合出售给按揭担保商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的条件——的利率为6.44%，而近期该利率为6.51%。巨额按揭贷款——这类贷款数额巨大，不符合标准类按揭贷款的条件——利率则从7.26%上升至约7.63%。（除基本利率外，这些数字都已将借款人支付的预付款计算在内。）

    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以及世界上很多大型金融机构——都希望美国按揭贷款利率下降，因为这样可以支撑美国房价，而美国房价眼下确实需要支撑。

    房产价值缩水——大部分美国房产市场所面临的现状——导致丧失抵押房产赎回权的比率上升，而这加剧了借款人的痛苦，使贷款人蒙受更大的损失。作为按揭贷款担保品的房产不断贬值，使得按揭贷款人不愿放贷，而潜在的房屋购买者更不愿买房。这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但这个循环总有到头的一天——什么事情都有到头的一天——然而什么时候结束，不是美联储（或是任何单个监管部门或金融机构）说了算。

    美联储降低短期利率，是为了减轻充斥国际金融市场一年多的恐慌情绪。此外，较低的利率——至少在理论上——能帮助支撑美国经济。

    但也可以说美联储降低短期利率，引发了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的恐慌，使得美元在国际市场上贬值，这又影响了商品价格，而商品价格大规模上涨正是导致美国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简言之，美联储只能设定短期利率。而美联储的行为，可能导致长期利率朝其不愿看到的方向变动。

    美联储负担得起吗？

    有人认为，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已经或最终不得不推出的那些旨在拯救金融市场的规模庞大、耗资巨大的项目，可能导致美联储耗尽其持有的现金或国库券。  

    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及其手下最近开始着手两个项目，这引发了关于美联储如何能兑现其承诺的质疑。其中一个是：美联储今后不仅将直接贷款给商业银行，而且将直接贷款给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另一个是：美联储今后将把国库券借给经过挑选的借款人（借款人可出售这些国库券或以其为担保进行融资），并获得借款人的有价证券（例如某些基于按揭贷款的债券）作为回报，这类有价证券在出售或用于融资担保时，价值远低于其设定价值。

    人们担心的是，美联储拥有的国库券价值仅为8000亿美元左右，而其目前所进行的项目，所需要的资金总额将超过8000亿美元。更别提美联储目前还在考虑帮助安排巨额贷款给房利美和房地美，以对它们进行紧急财政援助。

    但这一忧虑忽视了美联储——在某种程度上能凭空——创造其所需要的任何数量货币的惊人能力。

    下面是美联储的运作方式。假如某银行从美联储贷款500亿美元，美联储仅需将该银行在美联储的账户上存款额提高500亿美元，借款银行就可以用这笔钱去购买其所需要的任何东西。这真的就好像美联储凭空变出了一大笔钱。

    假如美联储因为某种原因需要超过8000亿美元的国库券，它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并通过卖方在美联储的账户进行支付。这样，美联储能获得其所需要的任何数量的国库券。

    是的，这确实听起来有点怪。但假如你去问美联储的人，他（或她）肯定跟我上面说的一样。只不过他们的语言会花哨点，还会对美联储为何能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执行其货币政策做出各种解释。

    我干嘛大夏天的给您讲这些东西，我去喝点冷饮不比给您讲美联储强？

    因为虚构的观念阻碍人们真正理解一件事物。而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理解美联储的能力——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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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财经首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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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期刊 作者：袁剑 ）


周小川：怀抱大任的金融改革家

如果我们现在就用“十六大”来标识中国的改革阶段可能操之过急，但如果注意到这次会议在时间上恰好巧合于中国改革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我们就很难不对“十六大”赋予某种特殊的意义，寄予某种特殊的期望。
所谓特殊时期，是指这样一种改革背景：一方面，在经过上世纪20多年漫长的渐进改革之后，与财富同时高速积累起来的社会问题，正在直逼临界点。这表现在失业、贫富悬殊以及权力腐败等诸多方面。深入中国社会的内部，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这些社会问题的积累也在追赶着中国社会的财富积累。现在，似乎到了回头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而另一方面，按代际划分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正在逐渐登上权力顶峰。虽然有许多人对这种以年龄来划分改革进程的标准并不认同，但无论如何，不同的年龄毕竟意味着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教育背景，因而也就意味着不可预测但必然要发生的某种“变化”。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人际关系”的社会中，这种变化迎合了转型时期人们天生具有的“改革梦想”。所以，在这样一种想象的驱使下，人们为“十六大”贴上各式各样的自己喜欢的改革标签，就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然而，正当人们细细琢磨“十六大”的新老交替的意味的时候，真正的戏剧却在悄无声息地拉开了序幕。
2002年12月，在新一届政府总理还未正式出炉之前，中央任命了两位内阁成员。一位是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另一位则是央行行长周小川。无论是从惯例还是从速度上看，这项任命都是不同寻常的。在这种不同寻常的背后，则将中国新一届政府将要面对的改革难题显示得一清二楚。的确，了解中国经济情况的人都知道，金融领域积累了中国改革的几乎全部代价，其程度远非外人所能想象。换句话说，仅仅就经济领域而言，金融改革将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所要面对的最急迫的问题。如果在未来某一天中国经济会爆发剧烈震荡的话，那么首先引爆的就将是中国的金融领域。据称，十六大之后，中央第一个成立的新机构就是“中央金融安全领导小组”，可见新一代领导人对中国金融隐患的关注。对周小川的任命，可以被理解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面对未来金融局面所作出的第一个反应，是中国领导人启动新一轮金融改革的第一个步骤。在这里，一个庞大的金融反危机计划已经正式浮出水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新一代财经首长与其说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倒不如说是为挑战而生的一代。因为他们从上一代手里继承的挑战远比他们继承的机遇要大得多。看似祥和之下，很有可能，他们将要度过的执政岁月，将是中国20年改革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期。但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他们注定要因为他们不能选择的历史际遇而在中国的改革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周小川：激进还是渐进？

周小川，1948年生，2002年12月28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一个在中国官员系统中越来越重要的职位。与他的前任戴相龙不同，周小川是从学术界直接进入政界的。在此之前，周小川从来没有像他的前任以及金融界的许多其他同事一样，在基层金融部门服务过。这种经历构成了周与他的前任在背景上的显著差异。许多人喜欢用周小川在国际会议上所表现出的熟练外语能力以及对国际金融趋势的精确理解，来证明周与众不同的学术背景。但很显然，这并不是长期的学术和思想训练带给周的唯一秉赋，更不是最重要的秉赋。如果人们注意到，周小川在1980年代曾经是中国最活跃的青年理论家之一，人们就会发现，周小川并不仅仅只是一个金融专家，而且还是一个持续追踪中国各种问题的思想型学者。这一点，人们可以在周小川涉及广泛的著述中看得非常清楚。在所有最高级别的中国政治官员中，周小川恐怕是著述最为丰富的一位。
1985年之前，周小川作为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政策性研究。1986年，周小川进入当时极具影响力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并兼任副所长。熟悉当时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主要由青年学者构成的机构，实际上是中国1980年代一系列改革的策源地。容易想像，在1980年代风云激荡的改革背景中，这个圈子里肯定弥漫着血气方刚、舍我其谁的氛围，其激进倾向在所难免。
一个未了的“公案”可以说明周小川及其他青年同事在当时经济理论界的活跃程度。在 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并间接引发了1989年的巨浪之后，一位当时参与了政策设计的人士委屈地抱怨说，那个引发社会剧烈振荡的价格改革方案实际上是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等人的杰作，因为他们从匈牙利的改革中受到了启发。事后，当有人向吴敬琏先生求证此说法真实性的时候，吴连连摆手说，不是，不是。虽然这段“公案”的真相只有当事人才清楚，但无论如何，周小川在这一时期的所担任的角色已经暗示，他参与了这一项政策的设计。实际上，吴敬琏著名的改革口号 “放开价格，管住货币”，与这一思路倒是颇为契合。而不管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周小川一直都是吴敬琏先生在改革思想上的主要呼应者。虽然在当时政治及文化话题占据媒体中心地位的情况下，作为经济学家的周小川并不知名，但很容易判断，与当时大多数青年理论家一样，在整个1980年代，周小川都是一位激进的经济改革者。这种激进思路，在周小川最早的著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与吴敬琏等人合著）一书的书名中就能看到。所谓“整体”，无非就是一揽子解决的意思。在那个时代，这个术语，与系统改革完全是同一种意义，其激进色彩相当明显。不过，这种激进思路很快就被1980年代末期急剧转变的政治现实所打断。
1990 年代之后，周小川对改革的理论兴趣似乎逐渐转向了更加专业的领域。这从他1990年代一系列的有关银行、财税体制，外汇体制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的专著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种转变，一方面是由于周小川已经进入了更加具体的行政操作领域，另一方面也肯定与他对1980年代改革的反思有关。实际上，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每时每刻都在改变着人们，更何况思维活跃的周小川呢。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1980年代末期的改革现实已经将周小川从一个浪漫的理论家改造成了一个更加稳健、更加老练的改革操盘手。但这并不意味着周小川在原有的激进立场上全面后退，彻底转变成了一个对现实亦步亦趋的渐进主义者。只不过，他对尺度的把握以及时机的拿捏有了更加熟练的技巧。毕竟，他已经不只是一位仅仅对鼓吹负责的理论家，而是一位要对实际改革后果负责的行政官员。在一本 2001年9月出版显然汇聚了周小川最新思考的《转轨中的风险应对》的书中，周小川这样表达了他对激进与渐进的独特理解。
“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是采用渐进改革，而没有像原苏联和一部分东欧国家那样采取休克疗法。……但是，在此我想表明的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做法是十全十美的。各种做法均有其利弊。因此，我们必须及时考虑趋利避害，及时调整以便达到最好的效果。如果我们事事都满足于渐进式，满足于求慢求稳，或者满足于以前阶段在改革、稳定、发展三者中取得的微妙平衡，而未充分研究新问题、新特点，不见得就能在各个方面把握得很好。因此，在我们大张旗鼓地阐明渐进式改革的好处时，我认为，也需要认识到渐进式改革的成本和缺点。即在改革的一定阶段，征途中会有一个或数个陷阱。没有一定的速度和惯性就不容易闯过去，处理不好就会越陷越深。为此，有人将这种陷阱称为Gradualism Trap，因此，应尽可能在没有陷得很深之时，及时作出特殊努力而自拔”。
这是周小川1999年7月在“如何处理不良资产，把商业银行办成好银行”国际研讨会上的一个讲话。针对的虽然是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但也凸现了周小川在改革思维上的某种整体逻辑。在通篇文章中，周小川极力避免使用容易引起联想的“激进”二字，但“及时作出特殊努力而自拔”的说法，无疑是激进改革的代名词。显然，周小川认为非常有必要在改革的某些阶段采取激进的手段，不仅是为了赢得主动，更是为了避免踩入陷阱而全军覆没。在他眼中，久拖不决的不良资产问题显然就是中国金融改革中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其实，作为最早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那一批年轻学者，周小川具有的这种改革紧迫感丝毫都不值得奇怪。在他看来，今天的改革不过是1980年代改革的延续，而在那场改革中，周曾经投入了巨大的激情。区别仅仅在于，那时候的周小川只是一个满怀理想的年轻理论家，而现在的周小川却已经是一位具有丰富战术经验的行政官员。官场的浸淫和岁月的流逝似乎并没有消解周小川作为理想主义者的改革信念。
周小川对激进改革的认同，也充分体现在他对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的积极评价上。周小川在多个场合非常热烈地称赞了1994年的外汇体制改革。而这一次改革被许多研究者一致认为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最成功的激进试验之一。事实上，目前中国节节攀升的外汇储备多少证明了这次改革的确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种成功，或许连当初的设计者也很难想象。或许正是受到这一成功先例的鼓舞，或许是出于某种信念上的执着，周小川在甫一接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之后，便急切地展开了声势更为浩大的改革试验。

中国资本市场的周小川试验

在2000年年初—— 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时点上，52岁的周小川接任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主席。在这之前，周小川已经在中国金融所有数得出的部门获得过经验。他先后在央行、外汇、国有商业银行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资本市场似乎是他唯一没有涉足过的金融领域。不过，对于中国资本市场，周小川并不是无备而来。作为一位对现代金融有完整把握的经济学家，周小川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积习与症结看得非常清楚。果不其然，周小川下车伊始，就在中国证券市场启动了一场“市场化”的大戏。
周小川用一句通俗易懂的话表述了他的“市场化”纲领：市场可以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解决。这句话后来成为中国证券市场周小川“新政”时期，使用最为频繁的一句，对中国资本市场投资文化的矫正功不可没。所谓市场化，简单说就是要减少行政干预。而这个弊端在中国证券市场表现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突出。对中国证券市场来说，周小川的市场化纲领可谓对症之药。中国资本市场的行政干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地方政府，另一个则是中央行政机关本身。所以在极力呼吁地方政府减少干预的同时，周小川尽其所能地缩减了证监会本身的行政干预。取消新股发行的审批制度就是周小川市场化努力的一个显著例证。虽然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这种市场化改革究竟能深入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非常大的疑问，但周小川毕竟为积弊丛生的中国证券市场树立了一个正确的标竿。在缩减证监会行政职能的同时，周小川在另外一个方向上强化了证监会的职能，那就是强化监管，保护投资者利益。在周小川新政时期，周小川做的最具象征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将“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句话，挂在证监会网站最显眼的位置上。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周小川，为中国证券监管部门找到了正确的定位。无疑，周小川深得现代资本市场之要义。
周小川在证监会主席任内极力推进的另外一个进程是所谓“国际化”。周小川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过这个术语，但周与国际经济学界的频繁交流以及深厚的学术背景，必然使他具有浓厚的国际化倾向。事实上，周小川一直就被外界（尤其是国际金融界）认为是中国最具国际视野的金融官员之一。细细体会周小川两年多的施政，周小川的国际化在两个方面呈现出清晰的脉络。其一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比如实施QFII（合格境外投资者），成立合资基金以及合资证券公司等等。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就是促使中国证券市场尽快向国际惯例靠拢。在这个方面，周小川最大胆的举动就是推动国有股的减持和流通。虽然并没有迹象表明，这个激起巨大反弹的国有股减持方案是证监会一手推动的。但想象得到，周小川在内心中一定是支持这个方案的。因为无论是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还是从证券市场应该发挥的基本功能来看，国有股和流通股的人为划分都是现代资本市场基本规则所不能容忍的。对这一点，周小川应该心知肚明。实际上，在中国证券市场推动激烈的国有股减持方案，非常符合周小川独到的“激进与渐进”的辨证理论。或许，在周的心目中，国有股流通正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后要实现的 “惊险一跃”，正是他曾经提到过的为了避免越陷越深而作出的“特殊努力”。但是，周小川低估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扭曲程度，更低估了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周小川的理论有什么错误，而是周没有意识到，中国证券市场这个“渐进主义陷阱”实在是挖得太深了，已经很难自拔。在这样的沼泽中，抢救他人的努力很可能将自己也陷入没顶之灾。国有股减持方案最终结局证明了这一点。
为此，周小川差点赔完了自己辛苦积累起来的声誉。就在2003年1月1日，周小川离开证监会履新的同时，网易网站上发起了一次投票。在这个名为“您对周小川担任证监会主席工作的总体评价”的投票中，对周小川做出负面评价的人数竟然高达86％。这个投票调查的专业性虽然有待质疑，但这个结果与我们的日常观察相当吻合。一个高举“保护投资者利益”大旗的证监会主席，在离任时却得到投资者如此“残忍”的评价，实在是中国证券市场为我们留下的最荒诞的讽刺。与周小川留给中国普通投资者的印象截然相反，周小川在国际金融界以及中国真正的头脑清醒者当中，获得了一致赞赏。其好评如潮的程度，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无法企及。这大概是周小川唯一值得自我告慰的。当然，他的任何一位前任似乎也从来没有在普通投资者之中激起如此大的反感。如此尖锐的两极评价，应该可以提醒周小川思考一下市场之外的问题。
事实上，到今天，正如周小川在逻辑上曾经推断到的那样，中国证券市场（当然不仅仅是证券市场）已经深深的陷入了那个“渐进主义陷阱”。任何系统改革都可能引发巨大的利益调整。与1980年代的改革不同，系统改革所激起的将不是恐慌，而是有组织的，目标明确的游说，就像我们在国有股减持中所看到的那样。而问题的真正困难之处却在于，我们很难判断这种游说的正义性到底有多大。正如在国有股减持的改革上，首先伤亡的往往是最弱势的中小投资者。这种窘迫，不仅仅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写照，也是中国所有经济领域的写照。任何一个愿望良好的改革方案都会通过一个扭曲的市场机制将改革成本迅速地转嫁到弱势群体身上。改革正在失去它的对家！仅仅通过纯粹的经济手段恐怕已经很难奏效。

客观地评价，周小川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几个最主要的方面并没有达成他的目标。这其中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诱致中国证券市场高度扭曲的原因并不是来自证券市场内部，而是来自外部。仅仅从证券市场内部来解决证券市场的问题，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不知道经过中国股市“新政”一仗，周小川是否有所顿悟？但不管如何，我们都相信，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试验，一定会馈赠给这位年轻改革者以弥足珍贵的记忆，并为他在更宏大的舞台上一展抱负武装更多的智慧。让人振奋的是，周小川在证监会主席全部任期内的表现证明，周小川并不是一个原则模糊的机会主义者。因为就在其改革计划遭遇挫折的最后一段任期内，种种迹象都在显示，周小川仍然在尽最大努力默默地推动他的资本市场改革方案（虽然这些方案即便从专业角度看也可能有很多争议）。这足以说明，周小川是一位意志和信念都足够坚定的改革者。这种品格，为我们预测周小川在央行行长任内可能发动的改革提供了某种有用的索引。

站在坏帐上的央行行长

由于证券市场的公众参与性以及对信息的高度敏感，所以证监会主席的公众知名度这几年越来越高。但这种知名度似乎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它实际上意味着把这个职务置于更透明的公众监督之下。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整体进展相比，这种监督多少有些“超前”的成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历任证监会主席都将自己比喻成坐在火山口上。周小川能够从这个火山口上安全撤离并更上层楼，引起了广泛的揣测。但不管家世或者其他因素起了什么作用，从专业能力、资历的完整性还是从年龄优势来看，在所有看得见的竞争者中，周小川都是中央银行行长的不二人选。
有外国金融评论家称赞，周小川是中国最顶尖的货币专家，并据此认为央行行长是周最适合的职位。但很清楚，无论央行最后分拆的结果如何，中国中央银行行长所要面对的，都远远不是一个“货币问题”所能概括。在这一点上，周小川恐怕不能期望自己像格林斯潘那样，活得潇洒自在。平心而论，坐格老那个位置，需要的仅仅是技巧，再加上一点点运气，而中国央行行长这个位置可能需要更多别的东西。尤其是在中国金融体系面临大规模重整的时候。毫无疑问，周小川要面对更多的不测。其实，就在周上任之前，他的前任戴相龙的去职，已经为这个职务的风险系数做出了注脚。
与证监会主席的职务不同，央行行长的职务虽然不那么为普通公众所瞩目，但却牵涉数以亿计存款者的公共利益，这个数字与证券市场动辄被人引用的6000万投资者数目相比，显然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而从整个中国经济体系对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依赖程度看，银行体系的份量则更是举足轻重。显然，刚刚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已经站在中国经济一个更加富有战略意义的高地上。不过，这却是一个“坏帐”垒起的山峰。
中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问题，一直是中国金融体系中的重大隐患。也是最众说纷纭的一个问题。但不管以什么口径统计，这个数字可能是所有大国中的最高纪录。我们看到的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投资服务公司最新统计则是，这个数字已经达到5000亿美元。这就是说，刨掉国有银行微不足道的资本金以及其他股东权益，中国银行的资产中，有40％已经为不良资产侵蚀。这个估计比中国央行在2001年底时作出的 25.37%坏账率高得多。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银行家，周小川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虽然他一直谨慎的表示“中国仍旧有足够的潜力及资源能够解决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1998年8月19日周小川在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举办的“中金论坛”上的讲话），但看得出，他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潜在的严重危害。在同一个讲话中，周小川以他惯有的坦率说道 “我个人确实认为中国不良资产从比例上看是一个相当不小的数字，是国民经济中一个沉重的包袱，解决好这个问题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
虽然有种说法说，中国不良资产问题将划归可能成立的银监会，但作为中国金融体系最高级别的事务官员，周小川无疑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简单研究一下周小川在这方面的思路，能够为中国金融改革未来几年的走向提供一些帮助。在周小川的视野中，解决中国不良资产的可利用资源有下列几个，一是财政资源，即利用财政收入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二是市场资源，利用上市在市场上为国有银行补充资本，即所谓再注资。当然，他也提到了他认为“在政治上十分危险”的办法，那就是通过通货膨胀侵蚀银行负债方的利益。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让储蓄者的银行存款贬值。不过他提醒到，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使用，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现在，离周小川发表这个讲话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接近5年。但中国银行体系解决不良资产问题似乎进展不大，虽然各家银行自报的数据都声称，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取得了进展。但大部分观察家都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事实上，在1998年建设银行行长任内，周小川就已经悄悄开始推动解决不良资产的改革。为剥离建设银行不良资产为目的而成立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是中国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的第一个试点。这个仿造美国为处理储贷机构危机而建立起来的短期机构，后来才陆续为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所效法。仅仅从这一点，我们就能窥见周小川在这个问题上的进取姿态。不过，一如周小川以及其他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这种改革的效果可能只是 “将灰尘（不良资产）扫到了地毯之下”。从目前几家资产管理公司的情况看，这个有存续期限的公司很可能遥遥无期的存在下去。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很难判断中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在剥离后真实现状，但有一个迹象则颇能够说明一些问题，那就是，二次剥离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但这个方案明显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财政的潜力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已经释放多多。这一点，在刚刚过去的那个财政年度已经表现的相当明显。除掉可能引发的道德风险之外，中国并不宽裕的财政本身也很难支撑这个二次剥离的设想。
那么，周小川为我们提供第二种解决办法，也就是利用市场为国有银行再注资的办法，怎么样了呢？应该说，周小川对这个方案相当有好感。我们注意到，他在多个地方表现了对这个方案的倾向性。在1999年9月有关“国有商业银行如何充实资本”的建行内部讲话中，周小川为银行在海外和国内资本市场上市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并罗列了多种好处。我们甚至猜测，周小川担任证监会主席期间，用超常规的手段急剧提升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的做法，就是为大型国有银行上市悄悄放下的铺垫。事实上，在周小川担任证监会主席的时期，中国大型国有银行上市的准备工作已经大大加快。不过，周小川肯定高估了国内证券市场的承受能力，也高估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程度。以我们对中国证券市场长达十余年持续观察的经验判断，不要说多家，只要有一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整体上市，这个弱不禁风的市场就可能立即休克。中国证券市场这两年的在熊市中所暴露出的本来面目非常清楚的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水不落则石不出，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人们总会想去试验一下。所以，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如果有国有银行整体上市，人们不应该感到奇怪。当然，国内资本市场不能容纳，还有国际资本市场一条路可走。但以目前中国国有银行的质量和极低的财务透明度，这条路可能会相当崎岖。对于这些明显的困难，不知道才高志大的周小川能够拿出什么新的锦囊妙计？其实，不良资产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都是建立在纳税人和存款人损失的基础之上的。这个数目如此巨大，从起因到最终解决，都涉及广泛的公共利益，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社会问题。仅仅从金融和财政领域来寻求解决方案，不仅不公平、不现实，恐怕也超出了一个金融官员力所能及的范围。
以此观之，从证监会主席高升至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实际上已经站在了更加充满变数的位置上。不过，这对于一个怀抱大任的改革者来说，这恰恰是值得欢迎的挑战。所幸的是，周小川并不是一个喜欢挑战但仅仅只具备激情的冒险家。在他看来，与其被动地解决银行资产的存量问题，不如主动进行改革，解决中国银行的增量问题。周小川对银行不良资产的一个通俗的“三分法”给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在银行不良资产中，1980年代、1990年代早期经济过热时期以及1994 年金融改革之后所形成的比例各占三分之一。周小川的这个判断实际上驳斥了那些在中国银行界十分普遍的推卸责任的说法，即现在的不良资产问题是历史留下的包袱。他含蓄的嘲笑说，“我们脱离计划经济已经不少年了，……到现在说过错都是过去的体制留下来的，恐怕自我批评的精神也不够”。这等于是说，中国金融体系的大量不良资产实际上是增量问题，而且还在不断积累之中。这是一个相当清醒的判断。在周小川看来，彻底解决中国金融体系的问题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进行金融改革，将国有商业银行真正办成“好银行”，让中国金融逐渐步入良性循环。这虽然是中国下一步金融改革的治本之策，但很显然，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系统变迁过程，不仅牵涉金融本身的变革，更牵涉整个经济体系、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的再造。从这个维度思考问题，短期内解决中国银行体系不良资产问题的希望，的确相当渺茫。吊诡的是，随着外资银行的步步进逼，留给中国金融改革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

即将到来的改革

从制度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更倾向于相信制度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但中国是一个制度远未到位的转型国家，而对中国金融而言，事态的压迫性可能比个人的主动性更容易发生作用。中国的那句古话，时势造英雄，应该指的就是这种情形。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正在逼迫新一代财经领导人去创造历史。他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按照有些权威人士的认识，中国的金融风险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央行的业务范围以及央行行长的职责，并没有赋予周小川负责全面金融改革的决定权，但作为新一届政府的首席财经智囊，周小川将在金融改革的所有领域里无疑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发言权。在周小川到任央行行长后发出的第一次公开信息中，周小川便强调：要保持各项金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谁都不会怀疑，周小川的到来将会为中国的金融改革带来新的动力。
那么在未来可以预见的一个时期，周小川可能在哪些方面改变中国金融系统颜色呢？或者这样问，作为央行行长，周小川将给中国金融改革打下哪些他自己的烙印呢？周小川关于中国金融改革的设想和论述很多，我们挑选比较有可能的几项，以勾勒即将到来的中国金融周小川时代的新特征。
混业经营
1986 年8月，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一个“中国——迈向金融现代化”的国际研讨会。事不凑巧，准备到会宣读论文的默顿·米勒先生却在临行前突然生病。于是，周小川只好亲自将论文译出。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应避免美国银行业的错误》。这篇文章的脚注称，周小川之所以要亲自翻译这篇文章，是因为这篇文章具有“高度重要性和学术上的难度”。那么这篇文章究竟讲了些什么，值得周小川如此重视并一定要呈送给决策层参考呢？其实，这篇文章讲的就是大家现在已经熟悉，或许还会越来越熟悉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即美国金融的分业经营问题。按照默顿·米勒的说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后的美国银行体系是“美国的悲哀”，是“法律导致违背意愿的后果”的经典的法学实例。
如果这个引自周小川著作中的故事在细节上没有错误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周小川早在 1980年代的就已经开始关注金融业的混业经营问题，是这个专题上当之无愧的先行者。这几乎成为周的一个情结。只要有机会，周小川就会对中国金融现行的分业模式提出“异见”。这个“异见”在1999年美国国会正式取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后，正在逐渐成为“主流”。对于这个问题，周小川不仅持续关注，而且相当有研究。他不仅从理论上认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人们“误读了历史”，而且也从他在商业银行服务时的具体经历中，为我们详尽陈述了混业经营的种种好处。大体说来，周小川认为混业经营有这么两大好处，一是可以完善贷款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增强银行对企业的约束力，另外一个好处则是，在国际金融界都趋向于搞混业经营的时候，中国金融界将在竞争中吃亏。按照周小川的说法，“这种变化（混业经营的国际趋势）将会给我们很大的冲击”。虽然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周小川没有对分业经营模式进行过于极端的贬斥，但很显然，在周小川那里，分业经营是一个老的不能再老的古董，是谬种流传后的遗毒。如果在 1980年代，周小川因为仅仅是一个年轻的学者而只能“递奏折”的话，那么今天，手握重权的周小川已经有充足的资源来清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中国的遗毒了。事实上，周小川的这种观点，在金融界有相当多的响应者。中信金融控股公司的成立，就是这种观点在中国正式获得合法性的一个明确的信号。就在周小川即将卸任证监会主席的最后几天，中信金融控股公司旗下的中信证券在证券公司中第一个获得上市地位，这可以看作周小川支持混业经营一次间接的表态。
不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及其精神是不是真正“误读了历史”仍然是相当有争议的。毕竟，美国取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历史还很短，其效果值得观察。而一直奉行混业经营模式（在日本是“主银行”，在欧洲大陆的则是“全能银行”）的日本金融体系，在最近十多年中深陷泥沼，为混业经营提供了一个相当负面的示范。这一点，是周小川在考虑中国金融分业经营改革时所不应该遗漏的。当然，日本金融困境的成因非常复杂，并不能简单归咎于混业经营模式。
不管怎样，在周小川执掌央行后（如果他有幸在这个位置上待足够长的话），我们有极高的概率看到中国现行分业经营模式的大幅度改变。这是我们有望在中国金融周小川时代看到的一个新景观。如果真是这样，周小川就将为自己的时代贡献第一个“专利产品”。对于那些关心中国资本市场的人来说，混业模式对嗷嗷待哺的中国证券公司来说，将是一个极大的“利好”。
利率市场化改革
在我们看来，周小川第二个有可能迈开步伐的改革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简单说，所谓利率市场化就是，在央行确定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各商业银行可以根据不同风险水平及盈利情况自主确定存贷款利率。在这样的情况下，央行只需通过基准利率的调节以及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市场的利率水平。这本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惯例。但由于各种利益集团的杯葛，中国在这方面一直进展缓慢。中国金融体系严格的利率管制，严重阻碍了中国金融竞争环境的形成。周小川曾经表示过，在中国国有银行所有制问题很难短期内改变的情况下，要想将中国的银行逐步办成真正的好银行，首先应该推动金融界普遍竞争环境的形成。显然，在就任央行行长之前，周小川已经找到了可以先行着力的地方。作为形成这种竞争环境最基本的价格信号，利率市场化肯定在周小川的改革视线之内。
周小川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看法。他认为近几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低风险业务越来越少，而高风险的业务却越来越多。针对现代经济中的这种风险趋势，商业银行有理由在利率上做出反应。周小川屡次提到渣打银行在非洲——一个风险极高的地方，也可以盈利的例子。他以为其中诀窍就在于针对风险的具体情况拉大利差。为了加强这个例子的吸引力，他甚至“故弄玄虚”地说道，“那个利息你看到会吓一跳”。当然，利率的市场化带来的好处还远不止于商业银行本身的盈利增加，他还直接关系到周小川自己的“悠闲”程度，即作一个像格林斯潘一样只管货币政策的央行行长。否则的话，没有了敏感的价格信号，他的货币政策失灵的可能性相当高。周小川上任央行行长后的最新迹象表明，他已经开始在努力改善他这个央行行长的“生活质量”。在2003年元月新华社播发的一篇文章中，周小川明确表示：要推出利率市场化改革。虽然他同时表示，利率市场化改革必须稳步推进、逐渐探索、选择品种，时机和实施步骤非常重要。很清楚，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周小川上任第一天就已经开始。需要我们进一步判断的，只是这个改革的范围和力度。当许多人还对中国金融改革的整体图景有些茫然的时候，周小川已经为大家写出了清晰的第一划。
外汇体制改革
在近期可能到来的改革中，周小川可能开辟的第三个战场是：外汇体制改革。这个改革在最近可以推测的尺度是：拓宽人民币的波动幅度。就在周小川即将接任中央银行行长的消息刚刚传开的时候，一年期人民币不交收远期汇价发生较大幅度波动。这显然是市场对周小川新职务做出的反应。不过，这并不是市场惯有的那种非理性波动，而是可以在周小川一贯的观点中找到根据的。在1997年6月一个讲话中，在回答中国应该采取哪些对策防止金融风暴的时候，周小川明确提到：“防止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运作给人以盯住美元的印象，可适时扩大汇率波动范围”。在中国国内一片庆幸，纷纷认为是因为人民币没有放开才使中国得以幸免时，周小川的这个讲话不仅相当大胆，也相当进取。在亚洲金融风暴一片风声鹤唳之时，周小川在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上做如此敏感的发言，是很需要一点勇气的。的确，如一些接触过他的人所描绘的那样，周小川具有相当坦率的个人作风。不过，除了勇气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周小川的这种态度，符合他对这个问题的一贯立场。
在外汇问题上，周小川似乎有一种信念。他曾扼要但却非常准确地谈论过这个信念：货币自由则优，不自由则劣，货币不自由表明当局信心不足。这是我们看到过的周在货币自由兑换方面最为明确的表态。不过，曾经亲眼目睹过金融风暴所卷起的惊涛骇浪的周小川，深知汇率问题对中国的特殊敏感性。在同一个问题上，他也曾不无困惑的问道：“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好不好，资本市场完全对外开放好不好？对此不能轻易下结论。”这多少有点自问自答的味道。这种发问方式显示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某种两难和犹豫。不过最终（但却十分艰难的），他好像还是说服了自己：“信心与货币可兑换程度有密切关系，从经常项目可兑换到资本项目可兑换，对提高信心有积极作用”。但从一个旁观者的眼光看，投资市场（当然包括国际外汇市场）的经验表明，投资者对货币的信心从来就是难以捉摸的。它与货币可兑换性之间的联系，起码不像逻辑上来得那么清楚。量子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等对冲基金惊险的投机历史表明，这个市场上人性因素所造成的波动，相当骇人听闻。索罗斯曾经透过他二流哲学家的眼光，以艰涩的语言描述过这个市场的复杂性。在我们看来，这个市场“晦涩难懂”的程度远远超过索罗斯所使用的语言。
纵然有这些困惑，但我们还是相信，以周小川对“适时”的理解，在不远的将来，人民币扩大波动范围的时机正在到来。注意，周小川先生在1997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刚刚1000亿美元的时候就已经表示：“我国补充储备不足的目标已经实现，可不刻意追求外汇储备的增长”。而截至2002年9月底，这个数字已经达到2600亿美元。显然，现在——周小川就任央行行长的时候，已经是“适时”的时机。调整汇率波动范围，不仅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也同时关系到他是否能够很好地履行另外一项更为重要的职责。因为不断膨胀的外汇存款所引发的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将直接增加基础货币的管理难度。而这，将与周小川作为央行行长的法定职责发生冲突。因此，我们判断，如果周小川的思路在这几年没有发生不为人知的重大变化的话，那么可以预期，在人民币可兑换性问题上，周小川将有所作为。

对“改革”的改革

在完成了对周小川和中国金融改革——不算短但显然非常不完备的描述之后，我们还要做一个“不太专业”的总结。
我们要特别提示：实际上，无论是中国证券市场还是中国银行体系所潜伏的巨大风险，都来源于一种我们称之为的“体制性风险”（或许还有比这更恰当的表述）。这种风险超过在金融市场为大家所熟知的“系统性风险”，更远远超过由于个别制度缺失而发生在个别领域的所谓“道德风险”。这种风险不仅体现在金融领域，而且 “暴露”于转型期中国的几乎所有领域。它无所不在，但又超过任何一个专业术语所能把握的范围。那么，什么是“体制性风险”呢？简单说，它是由文化及政治双重因素所导致的，蔓延于所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普遍示范状态。一句话，它是一种价值体系被全面颠覆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个人、组织的行为几乎完全失去了可预测性。在中国的经济领域中，这种风险经常体现为制度的缺失，和技术的单调。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假像。就像在中国证券市场中以及其他领域中所体现的那样，我们防范风险的制度和技术不可谓不多，但人们怎样理解和怎样使用这些制度和技术，却可能导致非常不一样得风险控制后果。
公平地说，这种风险是每一个转型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性却在于：不少人似乎没有意愿去建立一套全新的价值体系，他们任凭一种经济上的市侩主义冲动主宰自己的理想，并由此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其不良的示范。所谓转型，首先是而且最终也是价值体系的转型。于是，价值体系的转型就成为所有转型过程最核心的意义所在。在这一点上，我们与那些唯经济甚至固执到唯增长主义的信徒，有着根本的分歧，抑或，截然相反。在他们看来，那些发生在（或者仅仅是表现为）经济领域的风险，可以通过专业工具甚至可笑的数学公式加以发现、控制、缓解、直至消除。这种倾向，在中国一些经济学家那里表现得格外突出。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错觉。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以坏帐为例，当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道义上的理由欠帐不还的时候，银行风险实际上已经无所不在了。一个很黑色的笑话嘲讽了中国的这种现状：现在，连乡下的老农民都知道获得贷款是一条致富捷径。当然，这位老农民是绝少有这种致富机会的。而这种现状，恰恰是中国没有任何精神目标的转型所导致的。换句话说，这是我们前面20年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改革的对家正是“改革”本身。这是许多人都不能接受的事实，但它的确是中国下一阶段改革的一个基本历史背景。
从这个背景出发，我们发现周小川（包括其他的改革者）将面临许多不测的挑战，但无论如何，我们要为他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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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杜邦财务分析法及具体应用

首席财务官

杜邦分析法是一种财务比率分解的方法，能有效反映影响企业获利能力的各指标间的相互联系，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做出合理的分析。


　　获利能力是企业的一项重要的财务指标，对所有者、债权人、投资者及政府来说，分析评价企业的获利能力对其决策都是至关重要的，获利能力分析也是财务管理人员所进行的企业财务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的评价企业获利能力的比率主要有：资产报酬率，边际利润率（或净利润率），所有者权益报酬率等；对股份制企业还有每股利润，市盈率，股利发放率，股利报酬率等。这些单个指标分别用来衡量影响和决定企业获利能力的不同因素，包括销售业绩，资产管理水平，成本控制水平等。

　　这些指标从某一特定的角度对企业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进行分析，它们都不足以全面地评价企业的总体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就必须有一种方法，它能够进行相互关联的分析，将有关的指标和报表结合起来，采用适当的标准进行综合性的分析评价，既全面体现企业整体财务状况，又指出指标与指标之间和指标与报表之间的内在联系，杜邦分析法就是其中的一种。

　　杜邦财务分析体系（The Du Pont System）是一种比较实用的财务比率分析体系。这种分析方法首先由美国杜邦公司的经理创造出来，故称之为杜邦财务分析体系。这种财务分析方法从评价企业绩效最具综合性和代表性的指标-权益净利率出发，层层分解至企业最基本生产要素的使用，成本与费用的构成和企业风险，从而满足通过财务分析进行绩效评价的需要，在经营目标发生异动时经营者能及时查明原因并加以修正，同时为投资者、债权人及政府评价企业提供依据。

　　一、杜邦分析法和杜邦分析图

　　杜邦分析法利用各个主要财务比率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财务比率分析的综合模型，来综合地分析和评价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方法。采用杜邦分析图将有关分析指标按内在联系加以排列，从而直观地反映出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总体面貌。

　　杜邦财务分析体系如图所示：


　　　　　　　　　　　　权益净利率
　　　　　　　　　　　　　　｜
　　　　　　　　　　　　　　｜
　　　　　　　　　　　资产净利率　　　　×　　　　　权益乘数
　　 ｜
　　　 　销售净利率　　　　　×　　　　　　　总资产周转率
　　　 　　　｜　　　　　　　　　　　　　　　　　　｜
　　　　 　　｜　　　　　　　　　　　　　　　　　　｜
　　　 　　净利润　　÷　　销售收入　　　　销售收入÷资产总额
　　　　 　　｜　　　　　　　　　　　　　　　　　　　　 　｜
　　　　 　　｜　　　　　　　　　　　　　　　　　　　　 　｜
销售收入－全部成本＋其它利润－所得税　　　　　　长期资产 ＋ 流动资产
　　　　　　　｜　　　　　　　　　　　　　　　　　　　　　　　　｜
　　制造　＋　销售　＋　管理　＋　财务　　　　　现金　＋　应收　＋　　　＋其它流动
　　成本　　　费用　　　费用　　　费用 　　　有价证券　　帐款　　存货　　　资产

　　图1 杜邦分析图

　　二、对杜邦图的分析

　　1.图中各财务指标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出杜邦分析法实际上从两个角度来分析财务，一是进行了内部管理因素分析，二是进行了资本结构和风险分析。

　　权益净利率＝资产净利率×权益乘数

　　权益乘数 ＝1÷（1－资产负债率）

　　资产净利率＝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

　　销售净利率＝净利润÷销售收入

　　总资产周转率＝销售收入÷总资产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总资产

　　2.杜邦分析图提供了下列主要的财务指标关系的信息：

　　（1）权益净利率是一个综合性最强的财务比率，是杜邦分析系统的核心。它反映所有者投入资本的获利能力，同时反映企业筹资、投资、资产运营等活动的效率，它的高低取决于总资产利润率和权益总资产率的水平。决定权益净利率高低的因素有三个方面-权益乘数、销售净利率和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销售净利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三个比率分别反映了企业的负债比率、盈利能力比率和资产管理比率。

　　（2）权益乘数主要受资产负债率影响。负债比率越大，权益乘数越高，说明企业有较高的负债程度，给企业带来较多地杠杆利益，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较多地风险。资产净利率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同时受到销售净利率和资产周转率的影响。

　　（3）资产净利率也是一个重要的财务比率，综合性也较强。它是销售净利率和总资产周转率的乘积，因此，要进一步从销售成果和资产营运两方面来分析。

　　销售净利率反映了企业利润总额与销售收入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提高销售净利率是提高企业盈利能力的关键所在。要想提高销售净利率：一是要扩大销售收入；二是降低成本费用。而降低各项成本费用开支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各项成本费用开支的列示，有利于企业进行成本费用的结构分析，加强成本控制，以便为寻求降低成本费用的途径提供依据。

　　企业资产的营运能力，既关系到企业的获利能力，又关系到企业的偿债能力。一般而言，流动资产直接体现企业的偿债能力和变现能力；非流动资产体现企业的经营规模和发展潜力。两者之间应有一个合理的结构比率，如果企业持有的现金超过业务需要，就可能影响企业的获利能力；如果企业占用过多的存货和应收账款，则既要影响获利能力，又要影响偿债能力。为此，就要进一步分析各项资产的占用数额和周转速度。对流动资产应重点分析存货是否有积压现象、货币资金是否闲置、应收账款中分析客户的付款能力和有无坏账的可能；对非流动资产应重点分析企业固定资产是否得到充分的利用。

三、利用杜邦分析法作实例分析

　　杜邦财务分析法可以解释指标变动的原因和变动趋势，以及为采取措施指明方向。下面以一家上市公司北汽福田汽车（600166）为例，说明杜邦分析法的运用。

　　福田汽车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表：

　　表一 单位：万元

　　项目年度　　净利润　　　销售收入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全部成本

　　2001　　　　10284.04　　411224.01　　306222.94　　205677.07　　403967.43

　　2002　　　　12653.92　　757613.81　　330580.21　　215659.54　　736747.24

　　（数据来源：福田汽车2002年年报 中国证券报）

　　该公司2001至2002年财务比率见下表：

　　表二

　　年度　　　　2001　　　2002

　　权益净利率　　0.097　　0.112

　　权益乘数　　　3.049　　2.874

　　资产负债率　　0.672　　0.652

　　资产净利率　　0.032　　0.039

　　销售净利率　　0.025　　0.017

　　总资产周转率　1.34　　　2.29

　　（一）对权益净利率的分析

　　权益净利率指标是衡量企业利用资产获取利润能力的指标。权益净利率充分考虑了筹资方式对企业获利能力的影响，因此它所反映的获利能力是企业经营能力、财务决策和筹资方式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该公司的权益净利率在2001年至2002年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好转，分别从2001年的0.097增加至2002年的0.112.企业的投资者在很大程度上依据这个指标来判断是否投资或是否转让股份，考察经营者业绩和决定股利分配政策。这些指标对公司的管理者也至关重要。

　　公司经理们为改善财务决策而进行财务分析，他们可以将权益净利率分解为权益乘数和资产净利率，以找到问题产生的原因。

　　表三：权益净利率分析表

　　福田汽车　　权益净利率　　=　　权益乘数　　×　　资产净利率

　　2001年　　0.097　　=　　3.049　　×　　0.032

　　2002年　　0.112　　=　　2.874　　×　　0.039

　　通过分解可以明显地看出，该公司权益净利率的变动在于资本结构（权益乘数）变动和资产利用效果（资产净利率）变动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该公司的资产净利率太低，显示出很差的资产利用效果。

（二）分解分析过程：

　　权益净利率＝资产净利率×权益乘数

　　2001年 0.097＝0.032×3.049

　　2002年 0.112＝0.039×2.874

　　经过分解表明，权益净利率的改变是由于资本结构的改变（权益乘数下降），同时资产利用和成本控制出现变动（资产净利率也有改变）。那么，我们继续对资产净利率进行分解：

　　资产净利率＝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

　　2001年 0.032＝0.025×1.34

　　2002年 0.039＝0.017×2.29

　　通过分解可以看出2002年的总资产周转率有所提高，说明资产的利用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显示出比前一年较好的效果，表明该公司利用其总资产产生销售收入的效率在增加。总资产周转率提高的同时销售净利率的减少阻碍了资产净利率的增加，我们接着对销售净利率进行分解：

　　销售净利率＝净利润÷销售收入

　　2001年 0.025＝10284.04÷411224.01

　　2002年 0.017＝12653.92÷757613.81

　　该公司2002年大幅度提高了销售收入，但是净利润的提高幅度却很小，分析其原因是成本费用增多，从表一可知：全部成本从2001年403967.43万元增加到2002年736747.24万元，与销售收入的增加幅度大致相当。下面是对全部成本进行的分解：

　　全部成本＝制造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2001年 403967.43＝373534.53＋10203.05＋18667.77＋1562.08

　　2002年 736747.24＝684559.91＋21740.962＋25718.20＋5026.17通过分解可以看出杜邦分析法有效的解释了指标变动的原因和趋势，为采取应对措施指明了方向。

　　在本例中，导致权益利润率小的主原因是全部成本过大。也正是因为全部成本的大幅度提高导致了净利润提高幅度不大，而销售收入大幅度增加，就引起了销售净利率的减少，显示出该公司销售盈利能力的降低。资产净利率的提高当归功于总资产周转率的提高，销售净利率的减少却起到了阻碍的作用。

　　由表4可知，福田汽车下降的权益乘数，说明他们的资本结构在2001至2002年发生了变动2002年的权益乘数较2001年有所减小。权益乘数越小，企业负债程度越低，偿还债务能力越强，财务风险程度越低。这个指标同时也反映了财务杠杆对利润水平的影响。财务杠杆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在收益较好的年度，它可以使股东获得的潜在报酬增加，但股东要承担因负债增加而引起的风险；在收益不好的年度，则可能使股东潜在的报酬下降。该公司的权益乘数一直处于2～5之间，也即负债率在50％～80％之间，属于激进战略型企业。管理者应该准确把握公司所处的环境，准确预测利润，合理控制负债带来的风险。

　　因此，对于福田汽车，当前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努力减少各项成本，在控制成本上下力气。同时要保持自己高的总资产周转率。这样，可以使销售利润率得到提高，进而使资产净利率有大的提高。

　　四 结论

　　综上所述，杜邦分析法以权益净利率为主线，将企业在某一时期的销售成果以及资产营运状况全面联系在一起，层层分解，逐步深入，构成一个完整的分析体系。它能较好的帮助管理者发现企业财务和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能够为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供十分有价值的信息，因而得到普遍的认同并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但是杜邦分析法毕竟是财务分析方法的一种，作为一种综合分析方法，并不排斥其他财务分析方法。相反与其他分析方法结合，不仅可以弥补自身的缺陷和不足，而且也弥补了其他方法的缺点，使得分析结果更完整、更科学。比如以杜邦分析为基础，结合专项分析，进行一些后续分析对有关问题作更深更细致分析了解；也可结合比较分析法和趋势分析法，将不同时期的杜邦分析结果进行对比趋势化，从而形成动态分析，找出财务变化的规律，为预测、决策提供依据；或者与一些企业财务风险分析方法结合，进行必要的风险分析，也为管理者提供依据，所以这种结合，实质也是杜邦分析自身发展的需要。分析者在应用时，应注意这一点。

　　参考文献：

　　「1」《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第十版）[美] James C. Van Horne 经济科学出版社

　　「2」《财务管理》 丁元森 立信会计出版社

　　「3」《如何利用杜邦财务比率分析法进行企业统计分析》 杨丹 北京统计。2001－9

　　「4」《浅议杜邦财务分析体系在上市公司的改造与运用》 余宏奇 会计之友。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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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时间未定 211万缘于巴菲特年事已高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7月24日 12:04  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尽管私幕教父赵丹阳一直希望低调处理与股神巴菲特共进午餐之事，但这顿非同寻常的饭注定还是要成为一个新闻事件。

　　今日有消息称，赤子之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赵丹阳已经回国，并且也已确定了211万美元拍得的“天价”午餐时间确定在明年。但据新浪财经从权威渠道了解的情况是，赵丹阳此时还逗留在国外，而午餐的时间还未确定。

　　新浪财经从有关方面了解到，赵丹阳之所以愿意花211万美元巨资与巴菲特吃一顿饭，最重要的原因是为自己解惑，尤其是自己对价值投资的理解。因为当沪指在4000点上方，赵认为股指过高，价值已经偏离，而过早的退出了此后的牛市行情，因此饱受外界的质疑。

　　股神巴菲特在2007年7月至10月间三个月间以约13港元的均价抛出中石油(15.40,0.19,1.25%,吧)，被认为过早撤退，因为此后中石油H股价格一度飙升至20元。赵丹阳的操作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与巴菲特有着惊人的相识。

　　这种惺惺相惜的情感也许只有赵巴二人能体会到。但211万元的历史天价，一直是外界无法解开的谜，赵丹阳何以舍得花此血本，是否不值？今日新浪财经从有关渠道了解到真实的内幕，此价格是预料之中，“也许明年比这个价格更贵，因为巴今年已经75岁了，当时也想把价格压低，但双方竞价最大的考虑就是他的年纪”。

　　外界盛传巴菲特吃慈善午宴有个习惯，就是不谈业务，很多人认为赵丹阳吃顿饭和巴菲特谈不了股票投资其实意义不大。但据新浪财经了解，赵丹阳跟巴菲特午餐的目的就是要跟巴菲特探讨股票，“巴菲特只是不谈自己持有的股票，但是对投资理念和方法等话题是不避讳的”。

　　赵丹阳此时依然留在国外，他更多是抱着学习和反思的心态。赤子之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目前已经没有国内的基金，只保留着一只香港的基金。对于目前A股市场投资的前景，估计也是赵在思索的问题。(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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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裂变来了？（之一）
作者: 袁剑
时间: [ 2008-07-07 08:57 ]

（注：此文为一长文的第一部分，此部分已经发表于《南风窗》七月第一期。此文后两部分由于已有版权，暂时不能在博客上贴出。此文未经校对，编辑，错漏之处敬请谅解。）



历经30年漫长的改革跋涉，中国似乎终于修成了正果。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先进们相比，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了一整套宏、微观市场经济体系，拥有了一大批熟练驾驭这套体系的技术官僚，更拥有让西方前辈们望尘莫及的增长动力。这种看上去似乎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经济活力让西方国家自叹弗如、艳羡不已。在经过了十数年的迷惑、怀疑、苦思而终于不得其解之后，（现有的思想资源似乎已经很难令人信服的解释中国的经济神话），西方的观察者们终于将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而在地球的这一边，中国内部最顽强的怀疑论者也开始销声匿迹。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迷，而是永无休止的高增长的代名词。很多人相信：在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老迈、迟暮之际，中国正在东方续写资本主义新的历史传奇，并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新的想像力。揆诸中国100多年的现代化历史，这种天时地利的历史境遇还是第一次出现，可谓千载难逢。

虽然仍保留着中国式的克制和低调，但一种乐观主义情绪显然已经在中国的精英群体及官僚体系中开始蔓延并逐渐上升为主流意识。中国的精英们确信：只要凭借过去三十年奠定的体制基础并在这个体制基础上小心翼翼的调整和应对，中国就能像过去的三十年一样，将经济增长的神话再延续三十年。然而，这是真的吗？

一 、 迟到的幽灵


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总书记胡/锦/涛以其一贯的平稳风格说到：“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

不仔细体会这个讲话的背景，很多人都会将这个讲话当作典型的官样文章而熟视无睹。但如果人们真正了解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的诡谲，我们就会发现：胡的讲话中其实充满了忧虑与疑惑。

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们的确有充足的理由对2007年岁末的中国经济形势表示疑惑。虽然GDP一如既往的高速增长，并无异样，但一场久违了的通货膨胀却不期而至。中国领导人显然早已经习惯了高速甚至过热的增长，但新世纪以来历久不衰的低通胀高增长环境却让他们对通胀变得相当陌生。在很多技术官僚那里，通货膨胀甚至早已经是货币政策可以轻易降伏的对象而成为现代经济史的遗迹。然而，在人们普遍认为已经彻底消灭了的通胀的时候，这个在中国政治中具有特殊敏感性的老问题却陡然卷土重来，这让中国的的技术官僚们颇有点措手不及。不过，这并不是唯一令中国领导人疑惑的“新情况、新问题”。在2007年，原因不详的流动性泛滥、民怨沸腾的房地产市场都久治不愈。而在中国南方，一向被视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也开始出现大规模倒闭风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开始变得陌生起来。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中国领导人疑窦丛生、惴惴不安。在他们前面，仿佛一个巨大的幽灵已经开始舞动它的翅膀。

是的，中国领导人的直觉非常准确。在一场历时三十年的资本主义狂欢之后，中国可能的确正在进入一个前途诡谲的时期。

正如最近几年已经被广泛揭示的那样，在过去三十年沸腾的资本主义实验中，中国不仅缔造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增长纪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虽然无法像GDP一样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但却是加诸于中国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债务。长期以来，这些成本被转移、隐匿起来，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反而跟中国的GDP一样处于高速积累之中。如果说我们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并快乐的享受高速增长之红利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很多年中，我们将为过去三十年中积累的巨额债务痛苦地埋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其实正在进入一个还债高峰期。中国经济在2007年所发生的种种诡异症状，其实就是这个债务洪峰即将到来的明确信号。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而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国来说，则尤其如此。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使中国快速转变成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在所有的认同都烟消云散之后，经济增长就变成这个世俗国家最新的意识形态。可以说，除了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之外，经济增长是1/9/8/9年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其他林林种种的利益主体之间所达成的唯一交集与共识。虽未明言，但中国政府与民间却达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默契：政府许诺经高速经济增长，而民间许诺放弃所有的政治诉求。这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先生所谓“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历史由来。作为一个嗅觉及其灵敏的老资格政治家，邓/小平显然非常精准的把握了中国在1989年之后的精神脉动。在他看来，高速经济增长可能是继续凝聚这个在精神上已经彻底裂解的国家的唯一法宝。于是，增长不仅成为官方与民间的一种隐性契约，也成为中国官僚系统头上一道紧箍的精神魔咒。在相当程度上，它就是1989年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一部隐性宪法。不过，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民间与官方共享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暗含这样了这样一种假设，那就是：经济增长必定可以带来普遍而且相对平均的福利改进。1990年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具有这种特点，这也为经济增长成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经验基础。然而，这只是一种错觉。我们将会看到，实际上，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福利的改进，更不会自动将增长红利以一种可以接受的平均程度分配给全体国民，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它甚至可能带来福利损害。而当它作为一种压倒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录用标准时候，经济增长就可能被中国各级官僚系统推向极端并成为他们邀功请赏的统计游戏。不幸的是，中国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就非常经典的诠释了增长的这种另类意涵。

1992年的“南/巡/景/气”之后，中国新生的市场经济很快就遭遇了第一次过剩危机，接踵而至的亚洲金融风暴则使这种危机雪上加霜。急迫之下，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各级政府开始全面涉入经济增长并成为经济增长之中最活跃也是最决定性的角色。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活跃角色的情况还基本上限于沿海地区，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情况则遍及全国。虽然没有正式的号召，但考核官员事实上的GDP标准以及地方政府本身的内在利益冲动使全国各级地方政府了陷入了一场狂热的GDP竞赛。在中央政府层面，政府主要通过其掌控的财政金融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及宽松的货币，甚至积极的股市政策。而在各级地方层面，则通过其掌握的一切资源疯狂地招商引资，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招商引资活动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就是中国的各级官员。在中国，由于各级政府垄断性的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这是中国政府的得天独厚之处），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他们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多投资，并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的产品。事实上，将各种资源及要素价格尽可能地压低至极限以吸引投资（唯一没有被压低的可能是腐败成本），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超速增长的关键密码。于是我们就看到，中国有超低的能源价格、超低的水价格，超低的环保标准、超低的土地价格（有时候是白送）、超级的税收优惠、超低的劳动标准。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中国的人均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0至30%），资源理应由于稀缺而具有更高的市场价格，然而在中国，资源却长期维持极低的水平。这其中的巨大差价，其实就是被政府送给了各类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合谋者。难怪有人说，在中国抢土地抢生态不仅风险极小，而且收益极大，比抢银行要合算得多。很多人都将中国的投资吸引力（我不倾向使用“竞争力”这个词语）归结为所谓劳动力价格的低廉，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只是中国高投资的因素之一。而即便是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实际上也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合谋之下形成的（正是这个合谋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正是造成中国消费率长期低迷的主要元凶），

权力的高度垄断一向是中国体制最重要的特殊禀赋。与理论界流行认识所不同的是，这个禀赋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一直是中国经济高增长最重要的秘密之一。凭借这种禀赋，中国可以通过压低一切需要压低的价格从而在国际投资的竞标中获胜。然而，它的另一面则是人民权利的极端矮化和萎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关键秘密实际是：极端廉价的公民权利。也正是这种长期萎靡不振的公民权利，使得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福利效果受到了严重扭曲，使得高增长的成本一再被隐匿、转移，直至积累到难以负荷的地步。

所有这一切，都让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价格及“环境”套利的国际资本欣喜若狂。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实际上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投资天堂。在全球套利资本蜂拥而至的情况下，中国的投资想回落恐怕都难。如果说19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国内的高投资的话，那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则同时为国内及国际两个高投资所支撑。这种高投资所带来的高增长与毛泽东时代的投资颇有几分相似。区别在于，现在的这种高投资多少要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从理论上及经验上看，长期畸高的投资必然带来严重的过剩，幸运的是，冷战结束之后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全球化市场，为中国的这种高投资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条件是：必须低价，甚至是最低价。所以，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本质并不仅仅在于国家塑造了一批大型的垄断企业，而是通过国家力量为所有资本所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套利环境。

在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推动下，中国积累了越来越庞大的过剩产能，虽然这种过剩产能通过维持低价在国际市场上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是灾难接踵而至，维持这些产能的所需要消耗的原材料、资源（除了人力因素之外的几乎一切要素）却立即发生了严重的短缺。在中国，有人看到了过剩，也有人看到了短缺，但事实上，中国是过剩与短缺并存。

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图解一下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循环：中国利用国家操纵的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吸引投资（当然也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本身的高投资），通过最廉价的方式消耗国内资源或者以昂贵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所需资源来维持这些产能，然后以最低廉的价格在国内及国际两个市场上同时倾销其巨大的产能。我们丝毫也不怀疑中国的高增长，但总整体上看，这越来越像一桩赔本的买卖。赔本的买卖是很难持续的。

必须提醒的是，政府塑造一个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剥夺的过程。（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这正是加以成本为零的理想境界）。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剥夺了，人民的社会保障被剥夺了，劳动阶层的工资被剥夺了，子孙后代享受正常自然环境的权利被剥夺了。而这些被剥夺的福利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断的馈赠给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境外的套利者及消费者（这个过程中的市场交易外表特别具有欺骗性）这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本质。可以相当有把握的说，中国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一个多赢的游戏，而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这就是为什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经济增长感到疑惑和不耐烦的原因。人们似乎渐渐明白，中国的高增长实际是这样一个怪诞的组合，即：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而它的另外一副面孔则是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以及急速扩大的贫富悬殊。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中，投资焉有不高之理、消费焉有不低之理？中国民间对经济增长的逐渐祛魅向执政者发出了一个警告：作为政府合法性金字招牌的高速增长可能正在迅速褪色。

不过，这并不是中国真正的麻烦，真正的麻烦在于：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看上去不可一世的竞争力以及建基于此上的高增长循环，实际上是一个异常脆弱的平衡。只要条件稍稍改变，这个高增长循环就可能戛然而止。在2007年，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循环正在发生突然梗阻的强烈信号。其集中表现，就是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

对于这场让人措手不及的通胀，中国经济学家做出的解释已经连篇累牍，但其历史本质，则是长期被隐匿的高增长成本开始逐渐释放的结果，是长期被压抑着的要素、资源、环境等价格从最底线开始反弹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这次通货膨胀并不是一次普通的通胀，而是一次历史的报复。

初看上去，中国这次通胀的诱发因素似乎相当复杂，但追根溯源，仍然是成本上升的推动。而所谓成本上升，无非是中国国内的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及劳动保障标准在不提高则无以为继的基础上略微上涨而已。在我看来，目前的上涨可能也仅仅只是能够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在生产，而环保、资源价格的上升对弥补已经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支持可持续发展则完全是杯水车薪。如果所有这些价格向一个正常社会可以容忍的标准看齐的话，不仅大量中国企业会破产，而且通货膨胀也可能会飞到天上去了。有人将中国的这次通胀归结为境外输入型，意思是说，中国的通胀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诸如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暴涨所引发的。但仔细分析这个所谓境外输入说，结论可能正好相反：不是世界向中国输入通胀，而恰恰是中国黑洞般的需求导致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数据表明，在2006年，中国消耗了世界32%的钢材，25%的铝，23%的铜，30%的锌和18%的镍。在石油方面，随着中国石油进口的大幅提升，世界原油价格开始了一轮令人惊叹的牛市。在2006年的世界新增石油需求中，中国已经占据了31%。另外一个最新的例子则是，当中国2007年上半年中国首次由煤炭出口国变为煤炭进口国的时候，世界煤炭价格立即在短时间内上涨了近一倍。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10年以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毫无疑问，虽然有其他诸多因素影响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但中国需求的因素，却是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最重要的基本面背景之一。今天的中国已然成为标准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这种建立在高消耗基础上的高增长模式，引发全球基础原材料以及能源价格的暴涨实际上只是时间问题。正所谓“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暴涨”，前几年的一句调侃，竟然一语成谶。据说，由于中国对铁矿石的巨大需求导致澳大利亚矿业劳动力严重不足，以至于出现澳大利亚海军兵员不足的情况。

当中国巨大产能所需要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还可以在中国国内满足的时候，中国可以通过政府力量强行压低要素、资源、环保等等价格，维持商品的低价输出，这就是本世纪初，中国向全球输出通缩的真相（所谓“中国卖什么，什么就跌”），而当中国的产能日长夜大，国内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远远不足以满足需求的时候，为了维持这个巨大产能，中国就只能向全球购买这些原材料及能源，从而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国外的人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标准远远超过中国，其成本自然也要远远高于中国，政府既然没有能力像压低国内价格一样压低国际市场的价格，大概就只能忍受通胀之苦了。以中国潜在经济规模之巨，增长之迅速，“中国需求”（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引发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还仅仅是开始。在国际金融界，人们将中国需求所引发的大宗商品牛市，称之为“超级周期”。言下之意很明显：这轮牛市可能持续的时间以及上涨的幅度，将大大超出传统智慧的想像。如果有朝一日，中国政府无力或者不愿意再压低资源价格、土地价格，并且让劳动力价格恢复到人道可以容忍的水平，以中国增长模式的消耗之巨，人均资源之贫乏，中国的通货膨胀几乎肯定将达到难以容忍的水平。否则，恐怕就只能通过一次非比寻常的大萧条来消灭过于庞大的产能。以中国经济目前的情形，我们离一次剧烈通胀或者一次大萧条可能都只有一层纸的距离。在这里，我们应该终于可以理解什么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真实含义。

很显然，中国愈演愈烈的通胀绝非短期因素或一般的周期性因素所引发，而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中国经济早就应该付出的成本。这是一个迟到的幽灵，当它姗姗来迟却又终于来到的时候，它可能预示，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正在迅速奔向其阈限。现在，该是发达国家为长期享受中国廉价产品的美好时光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在中国经济增长一路凯歌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比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消耗隐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会分裂的成本。与大多数人的想像不同，社会分化，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更是其条件。道理很简单，不维持一个庞大的低工资低层，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剥夺农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势阶层的利益，中国经济的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这种内在要求，将中国在极短的时间中，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无论是是数据还是经验都表明，中国的社会分化程度正在迅速超越在这方面名声最差的几个国家。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在短短三十年中彻底瓦解了中国的社会团结，也因此瓦解了社会合作最隐性但却是最重要的信任基础、在中国，所有的精神纽带几乎都已经折断，社会认同几乎荡然无存。人民仅仅被一种与经济增长如影相随的虚假幻想扭结在一起。这种幻想向人民许诺：假以时日，每一个人都能够发财致富。这是中国改革从未明言但却不断向全体人民暗示着的一个“中国梦”。可惜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的确只是一个梦。健康的经济增长本应是一个巩固社会团结，加强社会认同的过程，很不幸，在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尤其1990年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中，中国不仅没有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社会认同，反而加速破坏了原有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与环境破坏及资源消耗一样，社会团结的瓦解，不会计入任何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不会计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但它作为一种真实的负债，则随时都可能引发整个经济体系的内爆。从概率上讲，任何经济体都会遇到经济危机。所以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会遇到危机，而是我们在遇到危机的时候，社会是否团结，人民是否能够共度时艰。很多人对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人纷纷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共度难关的情形记忆犹新，这就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团结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这是一个古老的智慧，但却是人类代代相传深植于社会基因之中几乎成为本能的一种智慧。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缘何日本可以历经十多年的经济停滞不至于土崩瓦解，而社会却一片祥和，其中原因并不神秘：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财富分配非常平衡。如果这种停滞换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十年，就是两年恐怕都无以为继。

如果说以掠夺自然资源和环境为条件的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战争或者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勉力维持的话，那么以剥夺内部人民为条件的经济增长则肯定会遇到重大挫折。这不仅是因为它造成内部需求的严重萎缩进而阻塞经济循环（内需不足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苦恼之一），更是因为它破坏了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信任环境和抽象资源，而这恰恰是一个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基础设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通货膨胀只是一个经济体系自毁的助燃剂，而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的裂解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燃料。这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另外一层更加深层的含义所在。

屈指算来，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30年，其高昂的成本也积累了三十年。三十年之后，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格局：在积累了巨大的对外债权（巨额外汇储备）的同时却也积累了天文数字般的对内债务。常识告诉我们，成本不能无限制地向未来转移，也无法永远隐藏在地毯之下。中国经济中的种种不祥之兆暗示，中国经济增长高昂的成本正在进入集中释放周期——这个曾经被我们强行捉进瓶子里的幽灵，正在悄悄从后门回到我们中间。显然，在三十年的增长盛宴之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危机四伏的麻烦周期，或者说是一个还债周期。不巧的是，中国内部这个危险的周期可能与另一个不祥的周期叠加在一起并发生共振。

（谨以此文献给中国改革三十周年）

考拉78

袁剑文笔极为深刻，总是能清楚说明最本质的道理。就是作品太少了，不过好东西本来就不多。望他好人一生平安，中国太缺少这样独立思考的作者了。

感谢meng-h及各位同志的辛劳，让这个帖成为了网上家园，不仅仅只是讨论股票的涨跌，还可以交流思想，陪着中集一起成长。

meng-h

袁剑两文

meng-h

盈利模式决定企业命运
作者: 翟敬勇
时间: [ 2008-07-25 00:42 ]


备注:

晚上和朋友吃饭,他们谈到马云的过冬言论,前期也看到华为的任总的过冬文章.我没有看所以没有发言,回家上网仔细看了马云的观点,觉得有些非常对,有些我想其实是企业的盈利模式决定的.

对于阿里巴巴的上市前到上市后的关注,对于今天的股价的走势是意料之中的.一方面和公司现有上市部分的盈利模式有关,另一方面也和阿里人过于聪明有关,低估了资本市场的智慧.我们内部也为阿里巴巴的盈利模式讨论过很多次,到现在为止我们不知道,B2B能赚多少钱,能够演化成什么样的模式,怎么才能作到持续的稳定的盈利.另外,公司的整个商务的业务本身是需要相互协调扶持,但是一块上市,另一块却不上市,公司的整个盈利链条处于分割状态,利润的分配外人很难看清楚,自然很难让投资人看清楚公司能为股东创造多少利润.

全球经济的放缓对于中小企业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对于电子商务的利润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公司如何突破将是公司在这次危机中要考虑的.建立持续的长久的盈利模式才是最关键的.我们无意去评论好坏,只是看到了这篇文章,觉得更多的时候应该客观的评价危机的影响.我想马云的观点也只是在分析经济放缓给自身公司的盈利模式带来的影响和挑战.

我们的想法仅代表个人观点.

翟敬勇


以下是网上的马云内部邮件(转摘):

各位阿里人：


对阿里巴巴B2B的股价走势，我想大家的心情一定很复杂！今天想和大家聊聊我对目前大局形势和未来的一些看法，也许对大家会有一点帮助。


大家也许还记得，在二月的员工大会上我说过：冬天要来了，我们要准备过冬！当时很多人不以为然！其实我们的股票在上市后被炒到发行价近3倍的时候，在一片喝彩的掌声中，背后的乌云和雷声已越来越近。因为任何来得迅猛的激情和狂热，退下去的速度也会同样惊人！我不希望看到大家对股价有缺乏理性的思考。去年在上市的仪式上，我就说过我们将会一如既往，不会因为上市而改变自己的使命感。面对今后的股市，我希望大家忘掉股价的波动，记住客户第一!记住我们对客户，对社会，对同事，对股东和家人的长期承诺。当这些承诺都兑现时，股票自然会体现你对公司创造的价值。


我们对全球经济的基本判断是经济将会出现较大的问题，未来几年经济有可能进入非常的困难时期。我的看法是，整个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接下来的冬天会比大家想象得更长！更寒冷！更复杂！我们准备过冬吧！


面对冬天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第一，要有过冬的信心和准备！

冬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准备！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它有多长，多寒冷！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而灾难面前更是人人平等！谁的准备越充分，谁就越有机会生存下去。强烈的生存欲望和对未来的信心，加上充分的思想和物质准备是过冬的重要保障。阿里集团在经历了上一轮互联网严冬、非典等一系列打击后，我们具备了一定的抗打击能力。去年对上市融资机会的把握，又让我们具备了二十多亿美金的过冬现金储备。集团年初“深挖洞，广积粮，做好做强不做大”的策略已经开始在各子公司得到坚决的实施。我想对严冬的到来，阿里人应该拿出当年的豪情：If not now, When?! If not me,Who?!!( 此时此刻，非我莫属！) 2001年我们对自己说过：Be the last man standing! 即使是跪着我们也要是最后一个倒下！凭今天阿里的实力也许我们自己不会倒下，但是今天的我们肩负着比以往更大的责任，我们不仅仅要让自己不倒下，我们还有责任保护我们的客户——全世界相信并依赖阿里巴巴服务的数千万的中小企业不能倒下！在今天的经济形势下很多企业的生存将面临极大的挑战，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是我们的使命——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在今天最完美的诠释！我们要牢牢记住：如果我们的客户都倒下了，我们同样见不到下一个春天的太阳！


第二，要做冬天该做的事！

一个伟大的公司绝不仅仅是因为能抓住多少次机会，而是因为能扛过一次又一次的灭顶之灾！ 2002-2003年间，我们抓住了互联网的寒冬大搞阿里企业文化，组织结构和人才培养建设。今天，我们在感谢去年上市给我们带来机会的同时，也要学会感谢今天世界经济调整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机遇。阿里巴巴从18人创业到今天超过一万人，我们的文化、组织和人才建设也在快速增长下面临挑战，但也因此得到机遇，让我们这五年轰轰烈烈地经历了组建淘宝网、支付宝公司、收购中国YAHOO、创建阿里软件、阿里妈妈和投资口碑网一直到去年上市。我们希望有几年的休整时间，感谢这个时代又给了我们一次这样的机遇。


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基于我们一惯“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的原则，

明确阿里未来十年的发展目标：


1。阿里集团要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子商务服务提供商！

2。打造全球最佳雇主公司！


要实现以上目标首先要抓住这次过冬的机遇！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商业的基本点——客户第一的原则，把握危险中的一切机遇。一支强大军队的勇气往往不是诞生在冲锋陷阵之中，而是表现在撤退中的冷静和沉着。一个伟大的公司同样会体现在经济不好的形势下，仍然以乐观积极的心态拥抱变化并在困难中调整、学习和成长。


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对世界经济的积极影响力将会在未来世界经济体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实质性的推动作用，我们庆幸地看到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比以往更懂得协同和交流，我们看到全世界在共同面对疾病、海啸、地震、大气变暖等自然灾害上的高度统一，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世界各国将一定会在经济发展这个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上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努力和智慧。我也坚信这次危机将会使单一依靠美元经济的世界经济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经济将会走向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而由电子商务推动的互联网经济将会在这次变革中发挥惊人的作用! “拉动消费,创造就业”必将是我们电子商务在这场变革中的巨大使命和机会。我们坚信电子商务前景光明，并能够真正地帮助我们的中小企业客户改变不利的经济格局。十年以后因为今天的变革，我们将会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


各位阿里人, 让我们一起参与和见证这次变革吧！


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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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g-h

境内银行外币结算将实现T+0
《财经》记者 眭芳韫 《财经网》 　 [ 07-25 21:34 ]

今日宣布建成的境内外币支付系统可使各行外币资金结算从T+3日缩短至T+0日完成
　　
　　【《财经网》专稿/记者 眭芳韫】中国人民银行今日宣布建成了境内外币支付系统，四家银行获得代理结算银行资格。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在发布会上介绍，该系统上线后，可使目前各行外币资金结算从T+3日缩短至T+0日完成。同时，可以解决外币资金存放分散、结算风险大、结算成本高等一系列问题，防范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运行风险和法律风险。
　　作为中国第一个支持多币种运行的全国性银行间外币实时全额结算系统，主要为境内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外币清算机构提供外币支付服务。该系统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发动下，于去年2月正式启动。目前，可以通过境内外币支付系统进行结算和清算的货币包括美元、英镑、港币、日元、欧元等八种。
　　经过中国人民银行评审，中国工商银行为欧元、日元代理银行；中国银行为美元代理结算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为港币代理结算银行；上海浦东银行为英镑、加拿大元、瑞士法郎等货币代理结算银行。四家代理银行的期限分别为三年。
　　外币支付系统由外币清算处理中心负责对参与者的支付指令进行接受、清算和转发，由代理结算银行负责对支付指令进行结算。外币清算处理中心由中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负责运营。代理银行由具有代理资质的银行担任。境内外币支付系统的参与者是符合中国人民银行规定条件的银行。目前，已经有11家全国银行成为境内外币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别为：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国华夏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和兴业银行。
　　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等规定，目前，我国境内禁止外币流通，不得以外币计价结算，但在特定情形下除外。目前，有境内涉外贸易从属费、运费、银行间资金拆借、头寸调拨等八项是允许以外币结算。这些交易项目中只要收付款未在同一家银行开设外币资金账户，就会产生外币在不同银行间跨转的需要。但是，过去中国没有统一的银行间外币支付系统，境内相关交易引起的银行间外币资金清算和结算，主要通过境外代理银行、境内代理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同城外币倾销系统等渠道分散进行。新系统的建成为这些交易涉及的境内外币资金清算提供了便利。
　　苏宁表示，境内外币支付系统建设和运行将按照《境内外币支付系统管理办法》进行规范的，实行自愿加入原则。凡符合加入条件的银行，均可根据自身条件和情况选择加入该系统，包括外资银行。同时各家银行可根据《境内外币支付系统代理结算银行管理规定》来竞任代理银行，没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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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首宗大收购
  作者：《财经》实习记者 张伯玲 　 [2008-07-21 12:56:17 ]  共有 0 条点评

沉寂三年，中海油再次展开百亿收购，挺进深海勘探


中海油目前对钻井平台就有很大需求，因此不必担心所收购的自升式钻井平台的订单问题

　　“此次收购将成为中国公司最大的海外要约收购项目，也是中国公司全额收购欧洲公司交易额最大的项目。”7月9日，谈到中海油服对挪威海上油田服务公司 Awilco Offshore ASA（奥斯陆交易所代码：AWO，下称AWO）发起的收购，一位参与交易的人士如此评价。
　　两天之前，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交易所代码：601808，香港交易所代码：02883，下称中海油服）宣布与AWO达成协议，有意以现金收购后者100％股份。收购对价为每股85挪威克朗，总对价约为127亿挪威克朗，约合人民币114.65亿元。
　　中海油服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下称中海油）旗下专业从事海上油田服务的子公司。自2005年尝试收购美国尤尼科（Unocal）未果，中海油在并购方面一直处于沉寂。不过，分析师相信，坐拥充裕现金的中海油一直在寻找收购目标。
　　“我们的长期目标是到2020年成为一流的国际油田服务提供商，只有收购能帮我们实现这个目标。”中海油服公布收购计划当天，公司执行副总裁、首席财务官钟华在投资者电话会议中表示。

价格高低
　　2008年3月31日， 在中海油服举行的业绩发布会上，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袁光宇曾公开表示，将通过对外并购的方式支持自身增长，“目前已有并购目标”。
　　参与交易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收购从去年夏天开始，但是中海油服和AWO真正的接触是在今年1月。”担任此次中海油服收购财务顾问的是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摩根大通。
　　公开资料显示，AWO背后的实际控制人是挪威的Arne Wilhelmsen和Gjert Wilhelmsen兄弟及其家族。2008年福布斯富豪榜上，Arne Wilhelmsen兄弟以16亿美元资产名列743位，家族资产包括皇家加勒比海游轮公司。2003年以来，正是看到油价高涨，AWO冒险在没有获得石油公司服务合同的情况下大举投资钻井平台。
　　目前，AWO拥有五座自升式钻井平台（jackup rig）和两座生活平台，正在新加坡建造三座自升式钻井平台，预计将于2008年-2009年间陆续完成。山东烟台莱佛士船厂在为该公司制造三座半潜式钻井平台，预计2009年全部完工。AWO还拥有两座半潜式钻井平台的选择权。
　　作为一家一体化油田服务供应商，中海油服主营业务分为钻井、油田、船舶服务和物探勘察服务四大板块。若能收购AWO，中海油服钻井平台数量将达到22座，业务范围扩大至澳大利亚、挪威、越南、沙特及地中海。
　　前述知情人士透露，在超过半年的谈判过程中，双方并未在价格问题上纠缠过长时间。中海油服首席财务官钟华表示，这是通过谈判后双方认可的合适价格。“对中海油服而言，交易将带来可观和可实现的协同效应，而且收购相关资产的重置成本也远比收购价格要高。”
　　但在招商证券分析师裘孝锋看来，“对有经济周期的公司而言，（每股85挪威克朗）的价格不算便宜”。据他分析，AWO净资产约为5亿美元，收购对价约为25亿美元，相当于以五倍于净资产的价格收购目标公司。
　　在收购方中海油服看来，未来中海油服可以向AWO拥有的客户提供其他海上服务，进而取得一定的协同效应，获得额外效益。
　　但裘孝锋分析认为，AWO目前八座自升式钻井平台的建造成本为11.2亿美元，三座半潜式的成本为13.1亿美元，外加两个生活平台各为1亿美元的话，合计成本为26.3亿美元。
　　“中海油服付出25亿美元，外加承担13亿美元的债务，后续还需支出5亿美元，公司为收购26.3亿元的资产总共花了43亿美元，为建造成本的1.6倍。并购付出的代价较大。”裘孝锋说。
　　在双方长达半年的谈判中，AWO的股价曾出现过下跌。2008年1月，AWO的股价在每股60克朗左右，之后受全球股市下跌影响，至2月跌至每股40克朗，随后开始发力上涨，6月7日股价达到每股73克朗。6月20日，该公司股价达到了78克朗左右。
　　在AWO股价下跌过程中，中海油服并未在公开市场上买入。对此，参与交易人士解释说，在双方没有谈妥的情况下，从市场上购买对方股票，持股达到3％时需要披露，“这样会造成市场上的猜测，不利于谈判。”

收购风险
　　尽管中海油服早已将拓展海外市场作为既定战略，但并购之路并不顺利。2006年底，中海油服宣布和英国-俄罗斯合资企业TNK-BP油田服务子公司STU签署了初步入股协议。中海油服未披露入股比例，但称该交易金额不超过5亿元，并将会获得控股地位。
　　此后，中海油服一直在等待俄罗斯政府批准。令中海油服失望的是，俄罗斯政府今年1月裁定中海油服的行动为恶意并购，否决了交易。
　　在一系列失败并购之后，在此次对AWO的收购中，中海油服充分考虑了政策壁垒的因素，并在并购规则上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和研究。
　　参与交易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此次交易只需要通过当地市场监管机构对要约收购进行审核和反垄断的审批。中海油服在挪威的营业收入很少，不涉及垄断。
　　在中国方面，中海油服需要获得中海油服股东同意和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上述人士表示：“中海油服与相关政府主管部门也进行过详细沟通，所有主管部门都对这一交易持支持态度。”此外，7月7日公告当天，中海油服与很多股东沟通过，股东亦表示支持。
　　目前最大的风险来自潜在的竞购者。不过，参与交易人士认为，这个可能性也不大。他表示，与其他国外收购者相比，中海油服具有三点优势：第一，AWO半潜式钻井平台在山东建造，因此中海油服对船的交付期、基本开支和造船经验有比较准确的判断；第二，国外其他收购者收购AWO后所达到的协同效应很难与中海油服相比，中海油服可提出更有竞争力的价钱；第三，中海油服的财务状况非常健康，在整体融资方面具有优势。
　　中海油服已公开表示，将通过自有资金和债务融资支付收购代价。据介绍，中海油服目前约有9亿美元左右的现金，计划拿出2亿美元支付此次收购，其余部分通过外部债务融资。不过，目前中海油服正与多家银行商谈贷款，尚未确定具体的贷款银行。
　　根据此前披露的报告，中海油服截至2007年末总资产230亿元，净资产172亿元，资产负债率25％。2007年，中海油服营业收入92.42亿元，实现净利润22.38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22亿元，净资产收益率19％。“中海油服的资产负债率很低，完成收购后公司的债务权益比将在1左右，压力也不大。”前述消息人士分析。
　　对于AWO后续建设的资本开支，钟华表示，AWO还需约10亿美元开支，如果不行使两座半潜式钻井平台的选择权，则需要约5亿美元。“AWO现有债务已大部分覆盖了上述未来开支，因此，也不会给中海油服带来较大的资金压力。”
　　不过，裘孝锋对《财经》记者表示，中海油服收购后的债务权益比将限制其进一步收购的灵活性。
　　中海油服预计此次收购将于2008年9月或10月结束。完成收购后，AWO将从奥斯陆证券交易所退市。招商证券分析师裘孝锋指出，AWO聘请了业界资深专家，中海油服收购后能否留住这些人存在问题，一方面，激励可能会有问题；另一方面，要看他们能否认同中海油服的文化氛围。
　　中海油服公开表示，不会对AWO的业务进行重大变动，不会改变其所在地；也不会进行裁员或换将。
　　“国内有些公司并购后把对方的一把手换掉，我们不一定会换，甚至有可能请其CEO到中海油服来担任高层领导。只要你真有能力，且一心一意想为公司的发展努力。” 一位接近中海油高层的人士表示。

挺进深海
　　在招商证券分析师裘孝锋看来，自升式钻井平台的市场是未来不确定因素之一。在中海油服就并购相关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时，中海油服表示有六座自升式钻井平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订单。
　　不过，上述接近中海油高层人士表示，这基本不存在风险。中海油目前对钻井平台就有很大需求，因此不必担心这些自升式钻井平台的订单问题。
　　“持续的高油价刺激了全球石油勘探开发投资的进一步增长，继续为油田技术服务公司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机遇。”中海油总公司董事长傅成玉在中海油服2007年年报上致辞称，中海油将“逐步加大对深水钻井等技术的研究，为向深水进军做准备”。
　　分析人士认为，获得深水钻探能力，正是该项收购的核心价值之一。中海油高级经济师单联文告诉《财经》记者，中海油服目前自营海上油田最深为200多米，与外资公司合资的最深不到500米。国际上一般500米水深以上为深海，而中海油服深水基本属于空白。“在500米到1000米的范围内，自营业务只有勘探工作而没有开发；而在1000米以上范围，勘探全部是通过合作方式在进行。”
　　AWO三座在建的半潜式钻井平台，作业水深都在2500英尺，约等于760米（一英尺约等于0.3048米——编者注），刚好填补了中海油服在500 米以上深海部分的空白。AWO还拥有两座半潜式钻井平台的选择权，选择权行权日期分别为2008年11月和12月，行权后预计在2012年年初即能投产。这两艘钻井平台的作业水深能达到1500米。
　　深水船对于中海油服及中海油的主要意义，在于对南海深水区水域的油气开发。
　　2006年，中海油与加拿大哈斯基能源公司（Husky Energy）对外宣布，在中国南海北部1500米深的白云凹陷深水区发现预计可采储量达千亿立方米的大气田。这是首次在中国领海内发现的深海气田。
　　但是，由于缺乏技术和深水作业能力，中海油方面对于南海的深水区只能与外国能源公司签订产品分成合同，由外国公司全资开发，中海油获取一定份额的油。在买下AWO的深水钻井平台后，这一局面有望改观。在单联文看来，南海海域可能会是中国今后最主要的油气挖潜区，储量甚至可能与北海油田、墨西哥湾比肩。届时，中海油服此次收购的深水钻井平台将成为挺进深海的主力。

meng-h

高价收购石油钻井企业，中海油服加快深海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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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严凯
致信严钰编辑
发布日期：2008-07-14
经济观察报 记者 严凯 油田服务业在高油价的“烘烤”下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中国的油田服务企业借此机会希望能成长为世界级的一流企业。

7月7日，中海油田服务有限公司（601808.SH，02883.HK，简称 “中海油服”）宣布，计划以大约195亿港元（约为25亿美元）要约收购挪威石油钻探承包商AwilcoOffshoreASA（简称“Aw－ ilco”）100%股权。上述收购预计在9月或10月能够完成。

中海油服首席财务官钟华表示：“我们的长期目标是，到2020年成为一流的国际油田服务提供商，只有收购能帮我们实现这个目标。”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Awilco可能正面临着资金压力，中海油服选择了一个很好的收购时机。

收购背后

公开资料显示，Awilco成立于2005年，是挪威一家海上石油服务公司，从事钻井及生活平台服务，主要业务为投资及经营自升式钻井平台、半潜式钻井平台及生活钻井平台。

目前，该公司拥有并经营5座新建的自升式钻井平台及2个生活钻井平台；并有3座正在建造的自升式钻井平台及3座半潜式钻井平台，此外还拥有2座半潜式平台的选择权。

对于Awilco为何要在高油价背景下出售公司全部股权，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认为，Awilco在经营上可能出现了问题。

“油田服务行业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的行业，Awilco现在只有5艘自升式钻井平台，有6艘在建。对于这样一个新兴的公司来说扩张有点太快了，资金可能短期内出现紧张。相比之下，中海油服的实力显然更胜一筹，它的扩张却从没有这么激进过。”上述人士说。

资料显示，截止到2007年12月31日，Awilco的总资产为17.53亿美元，总负债为12.56亿美元，净资产为4.97亿美元，2007年度的经营收益为2.04亿美元。

目前，一艘自升式钻井平台的造价大概在1.4亿美元左右，一艘半潜式钻井平台的造价则大概在6.5亿美元左右。计算下来，Awilco在近两年得支付至少23.7亿美元。如果履行另外2座半潜式钻井平台的选择权，未来几年还将多支付13亿美元。

“Awilco不像中海油服有中海油总公司这样强大的后盾。”上述人士说。

对中海油服来说，这是个好的机遇。从年初开始，中海油服就展开了和Awilco的谈判（详见本报5月10日《海外并购再出手中海油服瞄准挪威》）。

Awilco业务范围覆盖了澳大利亚、挪威、越南、沙特阿拉伯及地中海地区。Awilco还有很重要一部分业务在东南亚地区，而中海油服也正在东南亚地区大力拓展业务。

如果收购完成，此次收购将成为中国公司目前为止所涉及的交易额最大的海外要约收购项目，也是中国公司全额收购欧洲公司交易额最大的收购项目。通过此次收购，中海油服将建立起世界第八大钻井船队，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价格争议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认为，该报价较Awilco上周五的收盘价有19%溢价，看起来并不算高，但如果与5月29日（股价大涨之前）相比，溢价幅度则高达42%。如果与年初相比（双方当时开始谈判），溢价幅度就更高了。

收购Awilco却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把中海油服的股价大幅抬高。收购公告出来后，中海油服A股和H股股价均只是小幅上扬。

天相投资分析师赵鹏程认为，收购Awilco对中海油服来说是一个长期的利好消息，但是短期来看，还款的压力更大。

“Awilco的净资产为5亿美元，而此次收购的价格为25亿美元，相当于PB（即“平均市净率”=股价/账面价值）5倍的价格收购了这家公司，对于周期性生产的公司而言，5倍PB的价格并不算便宜。”赵鹏程说。

对此，中海油服首席财务官钟华解释道：“截至上半年，我们还有9亿美元左右的现金，可拿出1亿至2亿美元作为资本金，其他通过债务融资解决，因此交易本身不会有资金压力。”

美林证券认为，虽然收购价格较高，但通过这次收购中海油服可节省3至4年的建设时间，并承接30亿美元的2010年合同。

中海油服董秘办一位人士称：“从静态来分析，此次的收购价格确实高了，因为Awilco的有些船还在建设当中，还没有形成效益；不过从动态来分析，现在国际油价保持高位运行，油田服务市场资源紧缺，收购后对公司的成长而言十分有利。”

深蓝的心

中海油服收购挪威Awilco其实是中海油总公司向深海进军战略的一部分，中海油公司一直都怀着一颗“深蓝的心”。

能源方面的专家武建东认为，眼下中海油总公司面临着三个工作重点：一是中海油的专营权正受到挑战；二是中海油在渤海发现了较大的油田；三是中海油计划在南海实施大规模的勘探开发。

但中海油总公司在深海勘探方面的实力有所欠缺。本报从中海油深水钻井船工程项目组一位人士那儿也得到了佐证，他告诉记者，目前中海油服的钻井船作业水深基本上都是在500米之内，还不具备深水作业的条件。

目前，该项目组正在建造中国第一艘作业水深达3000米、最大钻井深度10000米的半潜式钻井平台。该平台预计投入资金高达45亿元人民币，将于2011年建成交付使用。

“当水深500-1500米时，海洋油气田的可采规模随水深而大幅增加，深水油气田的产量明显高于浅水油气田。中国深海油气开采能力还很低。“武建东说。

深水油气田开发需要投入的资金多、技术要求高、损失风险大。深水钻井平台的租金十分昂贵，日租金高达50万美金，而且奇货可居。

收购Awilco后，中海油服的钻井平台将达到22座，其业务范围将覆盖澳大利亚、挪威、越南、沙特及地中海地区。

尤其是Awilco即将建造完成的3座半潜式钻井平台，对中海油服的诱惑很大。资料显示，半潜式钻井平台的作业水深一般可达900-1200米，深海半潜式钻井平台的作业水深则高达3000米。

“收购Awilco不仅能够拓展中海油服的业务范围，也能够扩大深海作业范围，这不仅有利于中海油服本身，也符合中海油总公司的整体战略。”上述中海油深水钻井船工程项目组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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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井平台
开放分类： 工程
钻井平台（drilling platform）

　　主要用于钻探井的海上结构物。上装钻井、动力、通讯、导航等设备，以及安全救生和人员生活设施。海上油气勘探开发不可缺少的手段。主要有自升式和半潜式钻井平台。

　　①自升式钻井平台。由平台、桩腿和升降机构组成，平台能沿桩腿升降，一般无自航能力。1953年美国建成第一座自升式平台，这种平台对水深适应性强，工作稳定性良好，发展较快，约占移动式钻井装置总数的1／2。工作时桩腿下放插入海底，平台被抬起到离开海面的安全工作高度，并对桩腿进行预压，以保证平台遇到风暴时桩腿不致下陷。完井后平台降到海面，拔出桩腿并全部提起，整个平台浮于海面，由拖轮拖到新的井位。

　　②半潜式钻井平台 。上部为工作甲板，下部为两个下船体，用支撑立柱连接。工作时下船体潜入水中，甲板处于水上安全高度，水线面积小，波浪影响小，稳定性好、自持力强、工作水深大，新发展的动力定位技术用于半潜式平台后，工作水深可达900～1200米。半潜式与自升式钻井平台相比，优点是工作水深大，移动灵活；缺点是投资大，维持费用高，需有一套复杂的水下器具，有效使用率低于自升式钻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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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工业“零”记录 打造渔业新格局
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实施，钦南区龙门港镇党委、政府深入解放思想，审时度势，充分利用“一镇连两港”的特殊地理优势，主动融入钦州港、防城港大建设热潮，跳出沿边镇的“瓶颈”大力谋发展，取得了新一轮的长足发展。今年上半年，全镇实现地方生产总值4135万元，人均收入2700多元，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9771万元。


　　抢抓“一镇连两港”机遇 重拳打破工业“零”记录


　　龙门港镇是由众多岛屿组成的岛镇，东与钦州港隔海相望，西与防城港市接壤，陆路距离市区47公里，是钦州市有名的沿边又沿海的小镇。多年来，因地理环境特殊、交通不便等因素，严重制约了该镇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工业的发展。“零工业”这顶“帽子”一直扣在龙门港镇的头上，多年来总是甩不掉。


　　为了实现突破“零工业”的梦想，自去年开始，该镇充分利用与钦州港工业区、企沙工业区两大工业区连接点的有利地理位置，紧紧抓住港口建设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实施的发展机遇，深挖资源优势，把打造广西最大的修造船基地和港口建设配套设施生产基地作为发展战略目标来认真组织实施。经过努力，去年6 月份引进了该镇第一个工业项目——中交集团第四航务工程公司南村码头沉箱生产基地。该项目占地200多亩，年产值8000万元，安排就业700多人，并实现当年引进，当年投产，当年产生效益。该镇终于理直气壮地摘掉了“零工业”这顶“帽子”。今年初，再通过进一步扩大招商引资渠道，又引进了总投资1500 多万元的中交集团二航局码头沉箱构件厂。该项目主要为防城港企沙钢铁集团30万吨码头生产沉箱构件，建成投产后，年产值超过1.5亿元，每年产生税收超过 1千万。现该项目已进展到安装机械阶段。同时，该镇还初步完成了修造船基地的规划，将原钦州市修造船厂、观音塘和南村渔港码头南面闲置地和滩涂规划为修造船基地用地。目前，中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观音塘十万吨修造船基地项目正在洽谈中。


　　捕捞养殖加工并举 打造多元化渔业生产格局


　　龙门港是广西三大渔港之一。近年来，该镇采取捕捞、养殖、加工“三法”并举，大力发展渔业生产，使全镇形成了多元化渔业生产格局。


　　充分利用科学捕捞提高产量。该镇在抓好传统的浅海生产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培训渔民熟练运用卫星导航、雷达、探测仪等助渔助航设备从事海洋捕捞，加快了高新科技在渔船上的推广普及，促进了捕捞渔船向大马力、现代化技术装备发展，海洋捕捞作业也迅速向深海和外海延伸，使得海洋捕捞生产的产量和产值稳中有升。目前，全镇拥有各类渔船632艘，其中108匹以上配备先进捕捞工具的渔船122艘，全年可实现渔业产量约14万吨，产值达20000万元。


　　鼓励渔民转产转业。近年来，由于捕捞渔船不断增多和海产渔业资源日渐枯竭，对海洋捕捞产生了较大冲击，渔业产量出现了“滑坡”现象。为稳定渔民生活，确保渔民增收，该镇抢先一步鼓励部分渔民进行转产转业，充分利用滩涂及港汊众多、水质优良、饵料丰富等优势，大力发展海水养殖业。目前，该镇海水养殖面积达 41970亩，其中大蚝36795亩，网箱养鱼765亩，对虾4150亩，网箱养鱼、大蚝、对虾三大海水养殖基地已成规模生产。


　　发展海产品深加工延长产业链。随着海水养殖面积的增加和海洋捕捞业的迅速发展，大大促进了该镇海产品加工业的兴起。目前，各种蚝肉、蚝油、虾米、蟹肉加工厂和小作坊遍及全镇，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链，年加工能力达2万多吨，产值6000多万元，所生产的蚝干、蚝油、鲜蚝等产品远销到东南亚、日本、香港等地。一批如钦州市海华蚝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星星海洋食品有限公司等海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也迅速崛起。其中钦州市海华蚝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年产值高达3000万元；星星海洋食品有限公司成功注册了亚公山牌商标，专生产亚公山牌系列蚝油，产品极其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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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瑞科宣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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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集B长期横盘,今天大幅缩量,各位大大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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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企业值多少钱

——黄铁鹰
　　在北大讲了三个学期的商业案例课，学生的问题五花八门，其中一个问题让我很难回答：“你收购了那么多企业，企业的价值是怎样算出来的？”这个问题说白了就是：“你怎么知道一个企业值多少钱？”再说白了就是：“你怎么知道一个公司的股票应该值10元钱，而不是12元钱？”因为作为上市公司，股票的价钱就是公司的价值，每股价钱就代表了公司价值的多少分之几。

　　面对一双双充满求知和挑战的眼睛，我只有老老实实地回答：“对不起，我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就不会在这儿教书，而是炒股票去了。”

　　企业价值评估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光是评估方法就有几十种，即使是财务和会计专业的人士也不可能用一两句话讲清楚。

　　不同企业的价值要用不同的方法来算。比如，同一个行业的亏损企业和盈利企业的价值计算方法可能完全不同，亏损的企业可能按净资产值和生产能力计算，盈利的则要按市盈率计算。不同行业的企业评估方法也不同。比如，房地产公司的价值要按土地储备计算，餐饮公司的可能要按现金流量计算，电话公司则要按用户量计算。

　　企业的价值—企业的赚钱能力

　　更重要的是：企业是“活”着的东西，企业价值不仅包括物，还包括企业的人和环境，所以，企业价值每天都在发生变化。比如：公司的关键人物飞机失事了，公司的价值马上就会下降；竞争对手的关键人物跳槽了，你公司的价值可能会上升。非典一爆发，航空公司的股票下降了，而医药公司的股票却上升；石油价格上涨，汽车公司的价值下降了，燃油公司的价值却上升。

　　什么是企业价值？企业价值就是企业卖掉时能值多少钱。别人为什么要买你的企业？原因有很多—可能看中了你的市场份额和分销渠道，也可能想获得你的专有技术，还可能要进入你这个行业，需要你的厂房、你的商标、你的设备和你的管理层等等。可是，这些都不是别人想买你企业的真正目的，别人想买你企业的真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你的企业能为他们赚钱—你的企业赚钱的能力（投资银行家的行话）。

　　你可能会问：“我的企业在我手中都不赚钱，卖给你怎么就会赚钱呢？”

　　问题在于你的企业卖多少钱？你的企业可能一共投资了100万元，每年只赚1万元，你的回报率是1%；可是，如果你把企业以10万元卖给别人，买者的回报率就是10%，在目前银行利息只有5%的情况下，他当然赚钱了。

　　有人可能会问：“我投资了100万元，怎么可能只卖10万元？”

　　问这个问题的，多半是没做过或者刚做生意的人。大千商业世界，多少人的投资都血本无归。在特定的条件下，比如，1999～2000年那场互联网泡沫，一般的投资者能收回10%的投资就算幸运了。

　　当然有同样的可能：你投资了1万元的企业，每年赚1万元，你的回报率是100%；如果，你同样把企业按10万元卖掉，买者的回报率还是10%。

　　这两种情况对于卖企业的人来说，一个亏了90%；一个赚了900%；对于买企业的人来说，则都是一样，因为他们都是用10万元，买了具有1万元的赚钱能力的企业。为什么这两个投资规模不同的企业价值，在此时的资本市场上都值10万元？因为它们的赚钱能力是一样的。

　　没有人能计算出企业未来的赚钱能力

　　如果你对企业的赚钱能力有所理解了，这个话题就要再深一步。此时，我要提请读者们特别注意了：企业的价值不是由企业现在的赚钱能力所决定的，而是企业未来的赚钱能力。你今天用10元钱买了一只股票，是因为你认为它明天能超过10元钱。它明天为什么能超过10元钱？因为这家公司明天赚的钱要比今天多，所以，才有下一个买家会以超过10元钱的价格买你手中的股票。因此说，你这10元的价钱买的是这家公司明天的赚钱能力，如果这家公司明天赚钱少于今天，你还会出10元钱买它的股票吗？当然不会了！所以，股票市场上每天的交易价格实际上是代表了企业明天的赚钱能力。股票下跌了，反映企业明天的盈利不如今天；反之亦然。


　　如果你对上面的解释还不太清楚的话，请看下面这个例子。假设你的企业是一个餐馆，它过去每年赚1万元，可是，明年门前就要修一条封闭的高速公路，客人自然要减少，以后每年可能只赚1千元了。如果想买你餐馆的人知道了这个情况，他绝不会像上面那样用10万元买你的企业，他可能只愿意付1万元，否则，他的回报率就会变成1%了。

　　所以，严格地说，企业的价值是由企业未来的赚钱能力来决定的。

　　然而，世事难料，企业明天的事谁能说得准？不论管理多么好的公司，不管CEO、CFO和财务专家们怎样绞尽脑汁，对企业明天能赚多少钱的预测，充其量也只能估算一个大概，并且，还必须加上一句必不可少的前缀：“在政治、经济、市场和公司没有重大变化的前提下，我们公司有可能在2005年实现N元利润。”

　　可是，在我们记忆还都新鲜的过去十几年里，经营环境有哪几年“没有重大变化”呢？1993年的通货膨胀，1995年的宏观调控，1997年的金融风暴，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2001年的“9·11”，2003年的非典，2004年的海啸。能预见这些重大变化的只有上帝。

　　因此，常人—公司董事会主席、CEO和CFO、公司的审计师和股票分析员，如果能比较准确地计算出本企业未来能赚多少钱，更多的是靠幸运，而不是单靠科学。

　　企业的价值不交易永远不知道

　　如果，一个企业未来能赚多少钱不能事先计算出来，那么企业的价值—未来的赚钱能力，当然就更不知道了。有人可能会说：“如果企业的价值计算不出来，为什么世界上每天都发生着企业并购和股票买卖？难道那些毕业于牛津、哈佛，整天盯着电脑的投资银行家都在蒙事儿哪？”

　　其实不光他们，就是整天算账的会计师们，最多也就是在计算企业的参考价值。

　　这些专业人士同卖菜的农民和买菜的家庭主妇一样，不进菜市场，永远不会知道菜的真实价钱：大萝卜今年丰收了，市场上卖得就便宜；碰上非典了，人们抢着吃萝卜，萝卜又涨价了；听说萝卜不管用了，要喝醋才行，萝卜又落价了；连续下了三个星期的雨，萝卜运不进城，萝卜价钱又涨上来了。

　　同样道理，企业的价值也是由市场买卖双方，根据自己口袋里的钱和个人需求，以及对天气的判断，讨价还价“砍”出来的。企业的价值不交易永远不知道，企业买卖成交了的价钱和股票当天的交易价，就是企业的价值—买卖双方对企业未来赚钱能力的判断。

　　当我在香港任华润创业的总经理时，有很多朋友曾问我：“你们公司的股票现在能不能买？”其实，他们实际是要问：你们的股票现在是不是低于你们公司的价值，将来能不能涨？

　　我只能很无奈地回答：“我不知道。”不是我职业操守特别强，而是我真不知道。

　　可是，无论我怎样解释，有些朋友始终不相信，认为我不够意思，曾背后骂我：“他当着董事、总经理都不知道该不该买，这不是装蒜吗？”

　　我现在不做生意了，因此有更多的时间研究这个问题。我终于从全世界都佩服的投资银行家—股神巴菲特的公司在2002年的年报里，找到一段可以证明我“无辜”的话，巴菲特对股东说：“我和我公司的CEO查理，不仅不知道我们企业明年赚多少钱，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公司下一个季度赚多少钱。我们对那些能准确预测自己企业赚多少钱的CEO保持怀疑，如果他们经常能达到他们预测的利润目标，我们就要保持高度警惕，并开始减持他们公司的股票。”本人认为，他实际是在说：那些人有可能做假账以迎合股民。


　　因此，如果再有人跟你说，应该在什么时间，或者什么价位买什么公司股票的话，请你记住，他们不是骗子，就是靠佣金吃饭的股票经纪人，还有可能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我相信大多数情况是后者。

　　正因为如此，全世界的投资银行从来都不会对他们评估的企业价值负责。不论是摩根士丹利，还是高盛，或是美林这些世界顶级的投资银行，在其编写的公司上市招股书中的最上面，你都会发现一行小小的、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字眼：“股票买卖，风险自负。”

　　很多投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按这些专门计算公司价值的投资银行家们推荐的股票认购价，辛辛苦苦认购到手的新发行的股票，第二天就贬值了。

　　同样道理，当你听信了那些投资银行家的“花言巧语”，花了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费用，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请那些专业人士把你的公司折腾了个底朝天，满以为能美美地从市场上圈一大笔钱回来，可是，当股票定价的最后一分钟，你才发现你的企业远没有原来想像的那样值钱，你能圈到手的钱与你的黄粱美梦竟相差那么远。这时候你千万别生气，其实，他们也都是同你我一样的人，无法预测未来，不进入市场交易永远都不知道一个企业值多少钱。

zjc1981

换手0.02%,变盘在即,还是有力量在控制,没这么快直接起来,年内应该可以看到6开头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