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集的研究报告和分析文章（希望大家多多补充）

股市潜规则

TSA预测今年集装箱航运：需求高过预期运价有望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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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asipass.com 02/05 09:30 亿通网


   

　　日前，泛太平洋运价稳定协议组织(TSA)称，由于全球贸易量增加，运力增幅比先前的预计减少，为上调运价奠定了基础。承担亚洲至美国航线运输任务的泛太平洋运价稳定协议组织集装箱航运公司认为，2007年，是集装箱航运市场供求关系比预计平衡的一年。


　　泛太平洋运价稳定协议组织首席执行官Ron Widdows在日前发表的一项声明中称，虽然现在要看出一年航运市场的走势为时尚早，但还是能看到集装箱航运市场需求的强劲趋势。这种趋势比业内人士以前预测的更加强劲。支持“航运市场大大改善”看法的是，亚洲出口带动世界贸易将继续以两位数字增长。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2007年全球贸易将增长10％至12％。由于绝大部分世界贸易都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两位数字的世界贸易增长将带动集装箱运输需求和跨太平洋贸易的强劲增长。

　　根据欧洲航运研究公司AXS－Alphaliner最新统计，2006年全球集装箱航运公司的运力增长了16％，2007年全球集装箱航运公司的运力将增长15.45％，2008年的增长稍有下降为15％。

　　虽然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预计整个2007年只有2％的潜在运力供需差，但泛太平洋运价稳定协议组织成员指出，这就为今年留出了高达5.4％的潜在运力供需差。不过，泛太平洋运价稳定协议组指出，新船入市与内陆基础设施瓶颈的制约将随时影响运力的“有效性”。许多人担心的2007年运力过剩，都是基于过去两个月的预测，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泛太平洋运价稳定协议组织认为，2007年对集装箱运输的需求将以两位数字增长。不过，该组织认为，陆上运输、港口服务费和燃料成本增加，意味着集装箱运价需要继续上调。

　　泛太平洋运价稳定协议组织首席执行官Ron Widdows指出，该组织将集中考虑美国西海岸陆地基础设施、即将进行的劳工谈判和如何最好地保证物流供应链，以保证货物到达港口后，尽可能降低运输环节的风险。中国贸易报

2000airex

尾盘:油价上涨 美股涨跌互见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2月06日 02:25 新浪财经
　　【MarketWatch纽约2月5日讯】美国股市行情未变，主要股指涨跌互见。波音与沃尔玛的利好消息推动道指小幅上扬。但油价上涨以及美光科技股票评级被调降等消息使得那指下跌。

　　企业仍在陆续公布第四财季财报，投资者们已对最近股市上涨行情进行了评估。

　　AG Edwards机构首席市场策略师阿尔-哥德曼(Al Goldman)表示，“上周股市涨幅喜人。因此本周一股市回调是正常的，只是暂时的下滑，而且预计此後股市还将继续成长。”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6.34点，至12,669.83点，涨幅0.13%。

　　那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3.12点，至2,472.76点，跌幅0.1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17点，至2,473.71点，跌幅0.05%。

　　纽约证交所成交量1,344,815,000股；那斯达克综合股市成交量1,131,614,000股。纽约证交所下跌股与上涨股之比为1785/1358；那斯达克下跌股与上涨股之比为1664/1261。

　　道指受波音(Boeing Co.) (BA)与沃尔玛的利好消息推动而上涨。波音股价上涨了0.9%。

　　沃尔玛(Wal-Mart Stores Inc.) (WMT)於周末宣布，初步预计一月份的同家店面销售额成长率将为2.2%，这个数字将使其换算为年率之後的同家店面销售额降至最低。但是这个数字仍旧超出了该公司此前所预计的成长率范围，即1%至2%。沃尔玛股价上涨了1.5%。

　　通常市场将沃尔玛的表现视作整体经济成长的一个指针。

　　据报导，UPS (UPS)已向波音订购了27架波音767货机，订单价值在38亿6000万美元至41亿9000万美元之间。波音股价受此消息推动而上涨。

　　道指成份公司Caterpillar Inc. (CAT)股价下跌了1.1%。造成其股价下跌的原因是一月份该公司的中型卡车订单大幅下跌。

　　刚刚公布的服务业报告数字高於市场预期。供应管理协会宣布，一月份非农制造业指数(655.39,1.90,0.29%)由十二月份的56.7%成长至59.0%。市场预计该指数将为57.0%。

　　但是机构的哥德曼认为，“目前，利好的经济消息都被股市看作负面因素。上周股市上涨的原因是联储表示通货膨胀压力得到了控制。”

　　一些低於市场预期的经济报告证实了经济成长速度减缓，同时降低了市场对联储有可能继续加息的担心。

　　半导体行业产品生产商KLA-Tencor (KLAC)宣布，季度盈馀低於市场预期。

　　券商Jefferies & Co出於闪存产品价格下跌幅度大於预期的原因，因此调降了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 (MU)的股票评级。美光科技股价下跌了0.9%。

　　金融行业传出并购交易消息。State Street Corp. (STT)已同意斥资约45亿美元收购Financial Services Corp. (IFIN)。

　　周一并购交易消息

　　Triad Hospitals Inc. (TRI)证实，该公司将以每股50.25美元的价格退市。这个价格较其周五收盘价溢价率为16%。Triad股价上涨了15.2%。

　　这笔交易的对象是CCMP Capital Advisors以及GS Capital Partners的关联公司，交易总价值64亿美元，其中包括17亿美元债务。

　　Triad同时表示，预计第四财季持续运营盈馀将为每股42美分至44美分，预计营收将为14亿美元。市场平均预期该公司第四财季业绩将为每股盈馀55美分，预计营收将为14亿3000万美元。

　　Hanover Compressor (HC)与Universal Compressor (UCO)达成了总价值38亿美元的换股交易。

　　Simon Property Group (SPG)与Farallon Capital Management同意以每股24美元的价格收购Mills Corp. (MLS)。这个报价高於Brookfield Asset management (BAM)所提出的收购报价。

　　Vornado Realty Trust (VNO)提议以每股56美元、以全部现金方式收购Equity Office Properties Trust (EOP)。

　　来自底特律的消息称，戴姆勒克莱斯勒(DaimlerChrysler) (DCX)有可能将裁员一万人。

　　其他市场

　　由於天气预报称美国东北部地区未来5天将异常寒冷，天然气期货价格上涨。原油期货价格也回升至59美元以上。

　　三月份交割的天然气期货价格上涨了52.2美分，至7.998美元/英国热量单位。此前天然气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8.005美元，创12月4日以来最高水平。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4美分，至59.07美元/桶。

　　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4美元，至650.20美元/盎司。

　　欧元兑美元汇率下跌了0.3%，至1.2923。美元兑日元汇率下跌了0.4%，至120.61。

　　十年期国债价格上涨了4/32点，至98-18/32点，殖利率为4.804%。

hk123456

*经中金分析员电话与公司沟通， 目前中集集团干箱交货价格接近2000 美金/TEU（去年同期为1400美金/TEU），且订单饱满。
*预计干箱毛利率和交货量比去年同期均有较多提升。从当前的情况看，其一季度业绩预增的机会较大。
*最近股价受市场影响下跌幅度较大， 是较好的建仓机会。

三中

原帖由 hk123456 于 2007-2-6 08:56 发表
*经中金分析员电话与公司沟通， 目前中集集团干箱交货价格接近2000 美金/TEU（去年同期为1400美金/TEU），且订单饱满。
*预计干箱毛利率和交货量比去年同期均有较多提升。从当前的情况看，其一季度业绩预增的机会 ...

中金？  一看就骗人的  一点常识都不懂  中金简单几个字就评论？

阿米039

规则兄的信息很有用。谢谢

大大师

:*25*::*25*::*25*:

留平头

楼上的打的三兄痛不痛啊

三中

楼上造谣让揭露了吧 ,好好做做对比吧  人家从没有说过1季度预增  可怜的孩子大盘跌300点中集跌了多少  今天又涨了多少  呵呵!

留平头

中集立志打造世界級企業

中集集團，一個以令人驚訝的加速度不斷複製“世界第一”的中國製造企業：

1996年，在經歷了14年的長跑之後，1982年投產的中集終於沖上了一個全新的平臺，在乾貨集裝箱做到產銷量世界第一；
2002年，在進入冷藏集裝箱領域6年之後，成為產銷量世界第一的冷藏箱製造商；
2004年，在開拓罐式儲運設備5年之後，取得了罐式集裝箱的全球第一；
2006年，在進軍高端特種箱5年之後，穩居全球託盤箱、折疊箱等特種箱行業的第一；
自1996年以來，中集的集裝箱產銷量連續11年保持世界第一，目前全球市場份額超過60%，中集在集裝箱行業確立了世界級地位。
但中集並未止步於集裝箱業務。
2005年，在積累15年後，中集的登機橋業務訂單量也達到了全球第一；
2006年，在開闢專用車業務3年之後，中集專用車產銷量做到了全國第一，在全球的主流市場塑造了一系列的“冠軍產品”集群。
中集為什麼可以做到世界第一？而且是不斷地做到世界第一？記者來到中集，一探究竟。
開闊視野 選准企業發展戰略
在解析中集的成功之前，先來看看中集曾經遇到過的生死存亡考驗。
中集是深圳最早的中外合資企業之一，於1980年由招商局集團和丹麥寶隆洋行在蛇口合資設立。寶隆洋行是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後率先進入的歐洲資本之一，首次將集裝箱製造技術引入進來，他們帶來的西方管理方式為中集的現代企業制度奠定了基礎。1986年，由於對世界集裝箱市場行情的急劇變化應變不及，中集出現巨虧，瀕臨倒閉，被迫轉產，到中國香港、日本開拓市場，並由此意識到了自己與國際化企業的巨大差距。
“回想1986年，中集第一次遭遇了投產以來最危險的時刻，股東投資的300萬美元幾乎全部虧空，公司也只剩下了59人。但中集人以堅忍不拔的毅力重新站了起來。”熟知企業發展歷史的中集集團總裁辦公室主任鄭源華介紹說，“1987年中遠注資中集，這個從事國際化經營的世界知名航運公司和深知國際慣例的招商局結合，使恢復生產的中集資本結構發生了變化。這成為中集發展的關鍵時點，也是中集始終能夠保持全球化視野的重要原因。不管是企業產生的方式，還是公司在危機中選取的調整方式，中集都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湧現的為數不多的具有國際化特徵的企業。”
中集集團總裁麥伯良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了這樣一句話：“我一直主張參與全球化，學會利用全球資源，中集幸虧主動跳入全球市場的大海游泳才沒被淹死。”這是對中集為什麼能在27年風雨歷程中存活下來並且不斷壯大、成為行業第一的最好概括。
基於全球化視野的企業戰略，是中集能夠創造世界第一的第一位因素。”中集集團副總裁吳發沛對記者說。

業內曾這樣形容中集的全球化視野：“做任何行業的第一都意味著企業必須把全世界視為自己的市場。”從企業誕生之初，中集便幸運地擁有大批熟悉國際慣例、瞭解國際市場並具有實際操作能力的人才。從第一任董事長袁庚到現任總裁麥伯良，他們都比較早地接受了國際化的經營理念和做事方式。在1987年企業恢復生產之後，中集就提出了成為世界級企業的戰略目標。他們認為，做深圳第一是沒有意義的，只有做世界第一才有意義。在當時的環境中，有這種眼光和志向的企業是不多見的。
“要實現世界級企業的目標，企業戰略方向的選擇至關重要。”吳發沛說，“不管哪個行業和產品系列，倘若沒有做到第一的機會，中集是不會考慮進入的。但機會是怎麼發現和把握的呢？我們會運用多年培育起來的全球資訊搜集和分析系統，根據行業規模、競爭對手的數量和實力以及自己的能力來綜合衡量，而首要的是用全球產業的眼光來選擇領域和方向。比如說登機橋，行業總體規模不大，做得像樣的就那麼幾家，以我們在製造方面的優勢，肯定比歐美企業的成本低、效率高，但是技術障礙能否克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這幾個條件加起來，我們就有做行業第一的機會。事實證明我們的判斷是正確的。”
中集目前的產業鏈有乾貨集裝箱、冷藏箱、高端特種箱、罐式儲運設備、登機橋和專用車輛等，走的是相關產業多元化的路線，這對於中集是一個必然。因為麥伯良對世界級企業目標的理解是，銷售收入至少要達到1000億元的規模。儘管在集裝箱行業保持了11年全球第一，但中集意識到單靠海運集裝箱業務難以實現世界級企業的目標。因此，經過周密考量，中集瞄準了專用車這一全球150億美元產業規模的市場。
“專業車輛是中集集裝箱之後的第二大支柱，我們進入前充分分析了在這個行業做到世界第一的可能性。”深圳中集專用車有限公司常務副總經理胡志鴻說，“專用車和集裝箱在製造技術和工藝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客戶資源上也有部分重合。我們將中集在集裝箱大規模流水線生產製造方面的優勢，移植到車輛產業來，加之從集裝箱業務延續下來的客戶關係資源，使中集在這一陌生領域不到4年即成為行家裏手。”

繞“成為世界級大企業”這樣一個戰略目標，中集突破集裝箱領域而相繼進入機場設備、專用車產業，它的定位也由“全球規模最大、品種最齊全的集裝箱製造集團”，提升為“提供世界一流的現代化交通運輸工具和相關服務的主要供應商”。按照中集的發展邏輯，在專用車之後，將會繼續尋找現代化交通運輸裝備及服務行業中有生命力的、符合公司戰略定位而且有能力整合全行業的業務。可以預見，中集將會不斷探索新的“世界第一”。
發揮優勢 構建全球化營運體系 在將宏大的企業戰略目標變為美好現實的過程中，中集管理層的一個理念起了決定性作用。麥伯良對這個理念的表述是：“面向全球市場，發揮好中國製造優勢是大有可為的。因此，我們把中集世界級企業的道路更加具體化為：依託中國優勢的全球化營運體系。”
“所有目標都應集中於全球主流市場，”麥伯良堅定地認為，建立這個體系的目的是為了將全球產業資源進行優化配置，提供最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和服務。他所理解的中國優勢，包括市場規模、製造成本、人力資源等；而主流市場的優勢，主要是指發達國家的先進經營理念、技術和管理知識。在他看來，這個“全球化的營運體系”才是“世界第一”的基石。“我希望通過中集的努力把中國優勢演繹得更精彩，並且使其內涵得到豐富，為此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中集的國際化並購正是這樣一種精彩演繹。
上世紀90年代初，中集已經發展為一個小而強的集裝箱製造企業。隨著各路資本紛紛投入集裝箱製造產業，整個行業開始出現供大於求的局面，一些實力不強的企業面臨虧損。當時已經開始全面主持工作的麥伯良敏銳地看到了世界集裝箱生產向中國及東南亞轉移的趨勢，果斷地借機實施了一系列兼併收購計畫，包括曾一度主導世界集裝箱產業的韓國現代精工集團，其青島基地也被中集收購。中集採取轉讓股份、合資等辦法，吸引日本、德國和丹麥等國的企業資金參股，既保持了以中集為主體，又可以在國際合作中吸收外方的國際經營管理經驗。
通過這一系列從本土到海外的並購，中集從1987年公司恢復生產發展到1996年的年產銷量達19.9萬標準箱，市場份額一躍而成為全球第一。中集在集裝箱領域贏得第一的過程正是一個不斷實施收購兼併的過程。

低成本擴張，通過購並做大做強，推動行業整合，是中集快速發展之道。中集能迅速把已有的優勢整合到購並物件中，延伸到新的相關產業中去，並佔領行業“制高點”。

半掛車業務的迅速開展也印證了這一點。3年內，中集在國內先後並購或新建了通華、中集山東、華駿、聖達因、深圳中集專用車公司等企業，這些公司以及新建的製造基地形成了巨大的產能，目前已經確立了中集在半掛車市場第一的地位。
全球半掛車市場150億美元的規模中，北美(41%)和歐洲(33%)的市場加起來佔據了3/4的份額，所以對於中集而言這兩個市場是志在必得。2003年，通過對美國Vanguard公司的整合，中集車輛業務很快延伸到北美。2006年12月，中集通過間接收購獲得了荷蘭柏格工業公司75%的權益，有近70年歷史的柏格工業公司是歐洲主流的陸路運輸等裝備的供應商之一，其下屬的27家企業和分支機搆遍佈歐洲6國和南非地區。

就目前的集裝箱、專用車、登機橋三大業務板塊而言，中集均已建立了全球化營運體系，無論是生產還是銷售，都在全球主流市場排兵佈陣。
我們優勢的充分運用，是這一營運體系得以成功運轉的關鍵。”吳發沛說，“我們的優勢絕不止於相對便宜的勞動力，還有很豐富的內容，例如較高素質的人力資源，中集有1萬多熟練的高級焊工，這樣規模的焊工隊伍只有在我國才能找到。還有製造業不斷轉移到中國後國內所形成的日益完善的配套體系和供應鏈。將我們自己的優勢和全球化的優勢結合起來，就會形成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中集全球化的根基在中國。”

有專家高度評價中集的全球化營運水平：“在製造成本最低的地方製造，在融資成本最低的地方融資，在資源價格最低的地方購買資源，這是一種有效整合全球資源的方式。這樣的方式值得很多企業借鑒。”
著力創新 協同資源運用
1996年中集的集裝箱業務做到世界第一時，麥伯良意識到，簡單的數量式第一是非常脆弱的，產業和技術的變革隨時都可以改變這樣的位序。“只有在技術上和產品標準上掌握絕對的話語權，並且把產業的門檻提高到讓追趕者望而卻步的程度，世界第一才有真正的意義。”

今天，麥伯良對內涵式“世界第一”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希望通過創新，使中集真正成為一個負責任的行業領跑者，成為行業令人尊敬的、深受關注、具有影響力的領跑者，同時這也是提升我們綜合競爭優勢的一個方向。” “行業領跑者的責任，就是要引領行業健康發展。”吳發沛補充說，“中集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集裝箱生產是從造船業延伸出來的，不像汽車、電冰箱那樣有嚴格的國家標準。幾年前，這個行業並沒有質量標準，同一個牌子的集裝箱在不同的工廠生產，質量是有波動的，對成本控制和效益都有影響。從2004年開始，我們嘗試建立一套產品質量標準，搞集裝箱產品統一認證，對產品進行質量分級，並建立了相應的管理監督制度。兩年多下來，各個廠做出來的箱子越來越一樣了。這一努力帶動了整個乾貨集裝箱行業水平的提高。技

阿米039

的确。中集反攻无力。在这波中损失最大的就是它了。不过长期我对它有信心。如果说现在是建仓机会的话个人不是很赞同。

meng-h

2006年Value十本最有价值的商业图书（上）
作者: 张志雄
时间: [ 2007-02-05 04:29 ]

选自《Value》杂志 www.valuegood.com
2007.2月刊 特别报道 文/张志雄

　　与“Value十大好书”不同（详见《Value》2007年1月刊），“Value最有价值的商业图书”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洋人，不是我们崇洋媚外，而是中国财经作者乏善可陈。正如我们在“每月书评”中经常提及的那样，中国的许多财经图书都是由一两篇文章的内容灌水而成，缺乏功力和诚意。虽有一些中国本土财经作者也在认真地写着，但仍处于模仿国外商业图书的阶段。
　　引进国外财经图书也有麻烦，那就是翻译的质量经常得不到保证。例如《伯格投资：聪明投资者的最初50年》（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书是好书，可翻译有严重缺陷，不必对照英文原文，即便粗粗阅读中文，就会发现译者很不专业。

《股市真规则》和《底特律的没落》
　　相比之下，《股市真规则》的译文质量属于上乘，一读便知译者是专业中人。《股市真规则》的条理清晰，基础性强，初入股市者可以将它视为入门，老练的投资者则能从中学到不少新知。本书有一半是关于各类行业投资特点的，明显来自于作者平日的心得。如生活消费品行业，“牢记投资者在经济低迷时期可能会哄抬生活消费品股票的股价，使得股票价格相对于它的公平价值贵得多。当生活消费品行业的股票有20%-30%的安全边际交易时，可寻找买入的机会”；公用事业行业“不再是曾经的投资安全港，对这个行业的公司要保持适度的谨慎”；能源行业，“在石油市场上从事销售业务，规模经济可能是取得竞争优势惟一的路径，同样，对于石油公司，规模越大越好，因为公司越大越赚钱”；媒体行业，“不要赶时髦，为一部风行一时的影片或者电视节目就买入一家媒体公司的股票，很少有赚钱的”；软件行业，“变换的脚步使得软件公司的未来很难预期，因为这个原因，买入之前最好是寻找以内在价值较大折扣交易的股票。”
　　当然，这些行业特征大多是发达成熟国家所具备的，未必适应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如关于人寿保险行业，作者多尔西写道：“人寿保险公司的经济特征不会让我们心动加速，有时，好的人寿保险公司可能会提供很好的投资价值。“但是一般来说，这个方面的投资罕有引人注目的机会。截至2003年8月31日，历经10年时间，标准普尔500寿险和健康保险指数年收益率达到3.6%，与之相对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年收益率达到10.1%。
　　美国人寿保险公司是成熟的、慢速增长的生意，它提供的商品是很容易替代的，除了某些管理规章和资本需求以外，进入的壁垒是适度的。只有几家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比如大都会国际人寿保险公司、保诚集团、恒康人寿保险业公司具有竞争优势，因为它们有被广泛认可的品牌、大规模的产品分配销售系统、多样化的产品供应以及与众多公司客户建立起来的关系。“但这些仍然是比较单薄的竞争优势，也许人寿保险是一桩典型的没有竞争优势的生意。”
　　但这一切可能并不完全适用于目前的中国人寿和平安保险等中国公司，因为与竞争对手相比，它们仍有着明显的竞争优势。
　　问题是，我们要当心多尔西所描述的人寿行业普遍特征出现在中国的那一天，看来速度未必很慢。其实，过去平安保险一向以国际眼光与管理水准鹤立鸡群，这几年中国人寿已然赶上，谁能保证其他对手的速度一定很慢？所以，多尔西下面的一番话仍值得玩味：
　　“在特定的类似日用品生产商的人寿保险行业，对一家保险公司来说，离开收购的话，几乎不可能以高于行业平均年收益率的速度增长（寿险行业增长速度和GDP最小增长率相差无几）。平均复归值的概念对这样一个慢速增长的行业来说，令人难以置信地重要。例如，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净利润可能由于某些短期事件的原因，在一个阶段高于或者低于平均趋势，比如一项突出的投资收益。但经过很长时间，投资收益和净利润很可能回归平均值。”
　　也就是说，好的人寿保险公司的保险费增长不会明显高于同业平均水平。按照美国人寿保险协会的数据，在1991-2001年之间，人寿保险费收入年平均增长率是6.2%。“以降低风险定价赢得保险销售收入是个危险的游戏。”
　　在《股市真规则》中，类似的分析比比皆是，如股市的回报主要来自于投资收益和投机收益。投资收益是一只股票的增值，因为它的红利和后来的盈利都在增长；投机收益则来自于市盈率变化的冲击。回顾整个20世纪，美国股市10.4%的平均年收益率可分解成：5%来自分红，4.8%来自盈利的增长，只有0.6%来自市盈率的变化，投资的成果要远远高于投机的战果。但当我们考察一个较短时间框架时，情况会有所不同，例如，从1980-2000年，市场年收益率大约为17%，其中4%来自分红，6%来自盈利的增长，而剩下的7%来自市盈率的增加。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熊市则恰恰相反，市场的年投资收益率稳定在13.4%， 70年代早期所谓的“漂亮50”股票的市盈率却从16倍降到7倍，年投机收益率则是少见的-7.5%。
　　由《纽约时报》驻底特律的记者梅纳德写的《底特律的没落》，不仅分析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如何丧失美国本土市场，也是21世纪初的世界汽车业大事记。对于我们这些既不“爱国”（美国）)也没有美国车情结的读者，好奇的是丰田、本田、日产、现代和宝马是如何征战美国市场乃至世界的。其实，它们都有各自的特点或绝招，却殊途同归。丰田和本田都是象征着具备可靠性和高品质的汽车产品，有时很难将它们分清，但它们有不同的研制开发汽车的方法，有各自不同的公司个性和不同的全球发展战略。丰田汽车公司更像一个传统的汽车公司，生产各种车型的轿车和卡车，以满足各种消费者的需求。本田公司则走着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它精心挑选属于自己的市场，只有确信某一款汽车确实可以在众多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时，它才会将其推向市场。
　　宝马与现代则分别瞄准了美国汽车市场的高端和低端，凭借德国制造技术的传统优势，宝马以其在驾驶速度上的良好表现和杰出的可操作性在市场上占据了不可撼动的地位。现代在汽车市场上发迹的时间并不长，现代公司的产品主要是凭借低廉的售价和超长的售后质保期赢得口碑。
　　总之，梅纳德写道：“在过去的10年里，包括宝马和现代在内的一批海外厂商进入美国市场并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了自己的市场空间。在美国制造商拥有传统优势的市场上，只有丰田一家海外厂商凭借其广泛扩张的产品线的强大实力，选择与美国人正面交锋。除丰田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外来公司采取这种做法，这些公司选择从其他突破口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即关注美国制造商不曾留意或无暇关注的那些市场。”
　　在此同时，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在面对多方进攻的市场环境下显得手忙脚乱，渐渐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在梅纳德眼中，三大美国厂商都有夸夸其谈、目光短浅的习气，最大的失误之一是争先恐后地向轻型卡车市场进军，忽视自己在轿车产品方面的传统优势。美国三大厂商1998年共为市场提供了75种品牌不同类别和型号的轿车，不论客户需要普通轿车还是豪华车型，都可以找到令人满意的选择。进口汽车有63个轿车品牌，旗下的产品远不能与美国厂商相抗衡。但到了2002年，美国厂商们的卡车品牌数量上升至74个，轿车品牌数量则减少至56个，两种类别所占比例与5年前恰恰相反。此时，海外厂商的策略却是轿车与卡车并重，没有忽视任何可能的利润来源，他们不但推出了49个卡车品牌，还在轿车市场上推出了88个品牌。
  
《魔鬼经济学》、《大象与跳蚤》 和《现代经济学的历程》
　　《魔鬼经济学》的书名起得太娱乐化或者太随意了，让人联想到《魔鬼词典》之类的笑谈之作。其实，此书是本很有份量和独创性的经济学著作，并非仅是轻松消遣读物，它确实扩展了经济学对一些很隐晦现象的解释力，并对不少“传统智慧”提出了挑战。
　　传统智慧一：靠贩卖毒品可让人成为百万富翁。
　　《魔鬼经济学》：不。不仅大多数毒品贩子仍然居住在贫困区，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然跟自己的妈妈住在一起。其原因是黑帮组织的运营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跟标准的资本家企业很相似，要想获得高薪，你必须尽量做到高级别。在黑帮组织中，一名小兵的地位几乎等同于麦当劳里烤汉堡的员工。
　　传统智慧二：美国犯罪率在20世纪90年代初迅速下降，这和新的巡管政策、更加发达的监狱系统和毒品市场的变化等原因有关。
　　《魔鬼经济学》：错。根本的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高院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堕胎合法化，使得很多可能成为罪犯的人没有出生。换句话说，堕胎合法化降低了意外出生的人数，而意外出生人数的增长会导致犯罪率的增加。
　　传统智慧三：汽车比飞机更不安全，因为美国每年死于机动车事故的人（大约有4万人）要远远多于死于航空事故的人数（不到1,000人）。
　　《魔鬼经济学》：说得不全面。如果考虑到“每小时死亡率”的话，两种交通方式导致死亡的概率基本上是相同的，因为事实上人们在汽车里待的时间要远远多于他们在飞机里待的时间。
　　英国管理学家查尔斯·汉迪的书最近在中国内地很畅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推出了他的《觉醒的年代》、《思想者》等八本书，是否要像读金庸小说那般把汉迪的书全读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觉醒的年代》就是汉迪的成名作《空雨衣》(《The Empty Raincoat》)的中文书名，20多年过去了，现在再看看，已不再觉得有什么新鲜感和冲击力了。当然，如果没有读过汉迪的书，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汉迪的比较新的著作《大象与跳蚤》还是有些意思的。
　　汉迪的书最能引起高管及有点想法的打工仔的共鸣，后者在大象(庞大的组织)里碌碌无为，向往着成为跳蚤(自由职业者)。从理论上说，为自己干活总比为老板打工更为有劲，正如包产到户种自留地的农民到了人民公社就想偷懒一样。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在都市里找到一块自留地？汉迪以自己的经历告诉人们是能够的。
　　汉迪确实搔到了大量的渴望成为跳蚤的人的痒处，但与那些擅长预言和概括描述潮流的管理“大师”一样，他们往往强调了事情积极的一面，却很少指出“跳蚤”往往比打工仔压力更为巨大的境遇。事实也许是，有些人读着汉迪的书，做着跳蚤的白日梦，一些出去做跳蚤的人又回到了大象里，另一些跳蚤们稀里糊涂地随波逐流，只有极少数跳蚤真正获得了自由（汉迪先生是代表）。不过这样的书恐怕不会畅销。
　　总之，汉迪“在大象世界里，跳蚤是赢家”的结论是不错的，关键看你是否有勇气、耐力、能力和智慧。
　　坊间关于各种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书太多太多，很容易让人忽略《现代经济学的历程》这本朴实无华的书。“朴实无华”是指中译本的书名与包装，其实书中的文字与思想很精彩和富有趣味。作者斯考森既有深刻的理论功底，又能绘声绘色地讲故事，不容易。为什么马克思爱留胡子？是因为他在19世纪60年代收到一尊宙斯像之后，试图模仿它，“他不再剪头发，任由胡子疯长，直到它呈现出宙斯头像的形状。他把自己想象成宇宙之神，将他的霹雳施于大地。”哪位经济学家被印在官方货币上？不是亚当·斯密，也不是马克思或凯恩斯，而是19世纪末的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巴维克，他曾三度出任奥地利财政部部长，他的照片被印在奥地利100先令纸币上，成为惟一享此殊荣的经济学家。大经济学家马歇尔有着维多利亚时代的虚荣，他隐瞒了出生于伦敦贫民窟的事实，在私人文件中毁掉了家庭资料，害得一贯精于细节的凯恩斯在为这位老师写的小传中关于他的身世错误百出。但马歇尔与斯密一样，非常关注整个人类的进步，而不只是富人。他最喜欢的主题是工人，在20世纪70年代，他花了几个先令买了一幅小油画《一个工人的肖像》，并把它挂在学校宿舍里，今天，这幅画着一位有着一副憔悴而渴望表情的工人的油画被保存在剑桥大学马歇尔图书馆中。


2006年Value十本最有价值的商业图书（下）
作者: 张志雄
时间: [ 2007-02-06 03:22 ]

  

《1929年大崩盘》、《沸腾的岁月》和《华尔街的肉》
　　《1929年大崩盘》和《沸腾的岁月》是描写华尔街历史的经典之作，且有强烈的批判性。正如加尔布雷恩所言：“按照出版标准来衡量，我所出的书中最成功的要数《1929年大崩盘》。这本描写1929年发生的灾难及其惨痛影响的书于1955年首版，至今仍在重印。有几次，这本书的销量比我的其他书合在一起的总销量还要大。《1929年大崩盘》经久不衰的原因很简单：每当有辨别能力的公民深深陷入围绕技术升温的投机热情不能自拔时，就会有人劝告他说：‘你应该读读加尔布雷斯关于1929年的书。’”
　　当时引发主要投机事件的是投资信托，如今大名鼎鼎的高盛公司就是投资信托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投资信托公司盛行于20世纪20年代，犹如世纪之交时的网络泡沫公司，它们的法宝就是利用杠杆投资股票，而已有的信托忙于发起新的投资信托，这样持有的股票市值在原来50%增长率的基础上再增长了700%-800%。当然，杠杆是双向的，当大萧条来临时，许多投资信托会变得一文不值。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调查了高盛公司成立的信托投资，公司最初只投入1,000万美元，占全部发行股票的10%，其余的90%以每股104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公众，后来一股拆成了两股，但到调查时每股只值1.75美元。
　　加尔布雷斯的文采极好，他描写的信托投资动用自己可支配的全部现金、不顾一切地支持自己的股票的场景，让我们想起了刚过去的中国内地股市大熊市时的“庄家”所为：“如果某人是一个金融天才，对他的天赋的信心一时半刻不会马上消失。对于被打垮但没有屈服的天才来说，支持自家公司的股票仍然是一项大胆、富有想象力和有效的事业，但实际上仅仅是一种延期死亡，而不是逃避死亡的替代方案。因此，在现金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投资信托管理层会选择见效更快但同样必死无疑的方法，他们购进自己的已经一钱不值的股票。人们常常被别人欺骗，而1929年秋天也许是破天荒第一次终于成功地大肆欺骗了自己。”
　　上海财大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的《加尔布雷恩文集》也选了《大崩盘》中的三个章节，其余的文章也可读。
　　《沸腾的岁月》是一部描写20世纪60年代美国股市兴衰的信史，作者布鲁克斯有意识地将这段历史与20世纪20年代的市场作了比较。由于布鲁克斯的文笔思想俱佳，这部写于1973年的著作一再被人引用和重提。
　　金融市场的愚行十分可笑但并非罕见，《沸腾的岁月》的主角由信托投资变成了基金。本书的英文名字是《The Go-Go Years》，“go-go”特指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一种基金操作方式，特点是迅速买进或卖出大宗股票，快速赚取利润，而这些基金以前从来没有如此自由、快速、灵活地操作过。
　　“go-go”的流行是对基金的传统原则的背叛。作为为其他人代管资金的信托基金的初衷是保住资本，其本质是保守的。早在1830年，马萨诸塞州高级法院的塞缪尔·普特南法官写道：“人们唯一能要求受托人的是，他能够保证行为的忠诚和良好的判断力。他应该观察那些谨慎、思虑周详和富有智慧的人是如何管理事务的，不是看他们是如何投机的，而是看他们如何永久地保住资金，学会考虑收入的可能来源以及投资资本的安全。”
　　二战后，开创富达基金管理公司的约翰逊尽管一身受托人气质，却明显有着爱冒险的背景和脾性，他对富达非传统的投资方法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当我们买一只股票的时候，我们不想弄得好像我们是要娶它。你可以说，我们更喜欢把我们和它的关系看成‘试婚’。但这还不够。有时候我们也想要‘私通’，甚至在极少的情况下，想要‘一夜情’”。
　　到了20世纪60年代，出生于上海的华人蔡在富达基金粉墨登场，将“一夜情”的基金“go-go”发挥得淋漓尽致。后来因为蔡与约翰逊在公司继承权方面发生冲突，离开了富达，但蔡赌博式的投机冒险却在基金业传染开来，直至今天——当然也包括中国内地。
　　布鲁克斯在《沸腾的岁月》中时有一些漂亮的警句，常可玩味，比如他说投机机构是“靠借来的时间生存的，当华尔街的时间耗尽时，它的时间也将耗尽”。
　　《华尔街的肉》则是一本描写20世纪90年代美国股市内幕的书，区别是作者凯斯勒不是个旁观者，而是个参与者。凯斯勒的文风也不像前两位那般庄重，不时插科打诨，这会给读者造成玩世不恭之感。但如果你仔细阅读的话，会发现凯斯勒对华尔街的批判不亚于加尔布雷斯。
　　《华尔街的肉》的主角也发生了变化，不是信托投资和基金公司，而是投行。投行只要接到生意，就稳赔不赚，因为它收取的费用是新上市公司融资额的7%。投行看上去挺高贵的，其实只是个公共关系的营生，技术含量并不高，要得到生意，必须让将来的新上市公司的股价步步高升。在华尔街，投行不可能依靠资金操纵和推高股价，只能依靠自己的分析员的铁嘴带动人气。于是，分析员成了各家投行打动新上市公司高管的王牌。但是，华尔街早就有“中国墙”的规定，即投行不能与分析师串通一气。很明显，如果分析师自吹自擂自己公司承销的股票，失去了客观性，其客户的利益就无法得到保证。遗憾的是，由于经纪业务的利润单薄，不足以“养肥”分析师，加上华尔街固有的贪婪，20世纪90年代，“中国墙”终于倒塌，分析师与投行人员狼狈为奸，事情变得不可收拾。像花旗集团的CEO桑迪·韦尔这样的人物，为了AT&T的无线事业上市的大生意，竟亲自唆使著名的电信分析师格鲁伯曼改变对AT&T的评级，推荐买进这只股票。最后，两人统统完蛋。
　　凯斯勒曾是一位比较著名的分析师，与格鲁伯曼和玛丽米克都共过事，书中所揭露的事情让人对华尔街极为失望。玛丽·米克曾是互联网时代的“皇后”分析师，我们当时颇为钦佩她的真知灼见，但读完《华尔街的肉》之后，掩卷叹息，米克只不过是个投行的超级推销员罢了。
　　问题是，现在的纽约州州长斯皮泽在几年前只是象征性地检查和惩处了华尔街的几家公司和人物，就被认为是监管过严。凯斯勒所说的华尔街恶行并没有得到有效铲除，绞肉机仍然在运转。
　　因此，以写《说谎者的扑克牌》出名的刘易斯在本书的序言末尾的那段话颇为中肯：“在凯斯勒看来，摩根士丹利做的根本不是传统生意——服务投资人，它也没有能力这么做，因为它的投资银行业务根本就没把投资人的利益放在心中。米克和她的上司在出卖投资人以取悦企业时毫无罪恶感，因为在这样的生意中，利益实在太巨大、太诱人了。”



　　
《阿布传》
　　在我们的印象中，有两本书深刻地揭露了当今俄罗斯的真相，一本是两年前出版的中译本的英国《金融时报》女记者弗里兰写的《世纪大拍卖》，另一本也是英国人写的《阿布传》。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知道这位俄罗斯首富，是因为他收购了英国的切尔西足球队，成为英超俱乐部的老板。阿布是俄罗斯寡头中的后起之秀，但他比大多数寡头的高明之处是成功地实现了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切换。原来的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在被捕前已准备将自己的尤科斯公司与阿布的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合并成新公司Yuksi，由此可想而知，两人的关系是相当不错的。但霍多尔科夫斯基却因向普京挑战，80亿美元的身家灰飞烟灭。据说霍多尔科夫斯基和普京关系的转折点是，他们会谈时，霍多尔科夫斯基没有穿衬衫系领带，而是穿着夹克外套和圆高领内衣。也是据说，总统因此认为，霍多尔科夫斯基越来越不尊重他。
　　现在流亡伦敦热心政治的俄罗斯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曾是阿布的良师益友，出生于1966年的阿布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倒卖奢侈品和开办玩具制造公司，但真正让他发家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后获得了石油出口证许可，将低廉的本地石油销往国际市场。1995年，阿布认识了比他大20岁的别列佐夫斯基，后者靠经销汽车生意发了大财，与叶利钦家族关系紧密。
　　1995年，俄罗斯经济陷入了危机，叶利钦为了一己私利，采纳了银行家波塔宁“贷款换股份”的方案，让俄罗斯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波塔宁建议，那些想要成为寡头的人首先向政府提供贷款，作为回报，政府同意他们购买国有企业的股份。此外，政府还把国有控股股份以附属担保品的形式抵押给提供贷款的企业，并把管理权交给他们。政府偿还贷款的可能性非常渺茫，因此，这项方案的长期效果将是政府把经济的主导权廉价转让给一群投机者。于是，霍多尔科夫斯基得到了尤科斯石油公司，波塔宁得到了诺里尔斯克镍业公司，阿布与别列佐夫斯基得到了西伯利亚石油公司。
　　阿布等人获得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的手段并不光彩，阿布们宣称他们是通过竞拍购买了公司的股权。但据1998年俄罗斯审计署公布的对西伯利亚石油公司股份销售的调查结果，整个竞标过程都是假的，所谓的对手也只不过是阿布所控制的其他公司罢了。
　　这批俄罗斯寡头都有这样那样的原罪，他们很容易受到对手的攻击，所以他们必须控制政治权力。可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强人普京上台后，必须重新分配权力与财富。别列佐夫斯基利用独立电视台反抗普京，失败后被迫流亡，另一位传媒大亨古辛斯基也被逮捕。
　　阿布比他的老师更懂得政治，早早就把宝押在了普京的身上。《阿布传》首次披露了阿布早在1999年就为普京挑选第一任内阁成员，别列佐夫斯基却对此一无所知。“两人的参政方式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别列佐夫斯基通过游说，获得政府里的两个重要职位，而阿布则刻意担当幕后角色。别列佐夫斯基试图通过旗下的电视台来操控政治，霍多尔科夫斯基资助反对党，但阿布始终在幕后静悄悄地工作，从来不敢逾越总统的意志。”
　　在许多方面，阿布与普京确有不少神似之处。
　　什么时候，中国能出现如《阿布传》那般的《中国首富传》呢？
　　第十本书《道路与梦想》已在2006年第6期《Value》的《王石与马文》中评述过，这儿不再重复了。

　　

　　
2006年“Value十本最有价值的商业图书” 备选书目

《我如何成为世界首富》
【美】保罗·盖帝 著
企业管理出版社
2006年10月第1版
　　





《顾客要买什么》
【美】迈克尔·西尔弗斯坦／约翰·巴特曼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10月第1版
　　





《走出神话：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
【美】乔纳森·安德森 著
中信出版社
2006年8月第1版





　　
　　《我如何成为世界首富》这本书书名起得太俗，却是本好书。作者保罗·盖帝被《财富》杂志评选为1957年世界首富且保持了近20年。他是靠钻探油井发家的，是个典型的创业家，后来在股票、艺术品和房产方面的投资都很成功。
　　保罗·盖帝受过良好的教育，又直言不讳，他的话很值得我们聆听：
　　“许多商人恐怕都有这种习惯，过分重视经验，却没有了解经验中真正的含义。经验是质量，而不是数量。人事主管的一句老话是：许多人的10年经验，其实不过是1年的经验重复10次而已。”
　　“有许多事物是不可能完成的，尤其是在商场中。我坚决相信，一位老板或主管所能拥有最宝贵的资产之一，就是能在已知情况中研究和衡量所有的因素，判断哪些可能达到、哪些不能达到的能力——简言之——即是区别可能和不可能的能力。这种能力很少是天生的，它需要学习和培养。有了这种能力，成功的机会就大大提高了。没有它，只是能稍迈几步而已——或是彻底失败。许多本来相当能干的——甚至是伟大的人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缺乏这种能力。”
　　“把凯撒和奥古斯都两人作个比较，你会发现凯撒是两人中较有才干和能力的。但凯撒缺乏判断和区别可能和不可能的能力——也正因为这个理由，最终导致他的失败和被刺。”
　　“另一方面，奥古斯都认清哪些目标是可行的，他就对准方向，全力以赴达到目的。结果他统治罗马的时间比凯撒长得多，建树也比凯撒更辉煌更持久。”
　　“拿破仑也是一位才艺超群的人，但是，他终究也毁于‘不可能’的魔鬼手下。拿破仑就像凯撒一样也缺乏判断全局的能力，他入侵俄罗斯遭到惨败可以证明这一点。他盲目无视于路途的遥远、俄国的天寒地冻以及他在国内政治地位上的危机——这些都是极明显的因素，在他尚未出发以前，就已注定了他的失败。”
　　“乍一听，大家会认为在房地产上赚钱似乎太轻松了。我提出了一个理论：一个人只需要到城外的偏僻地区买块便宜土地，然后在家里坐等都市计划扩张到那块地上，如果这位买主能够耐心地长时间等待的话，一定会等到钞票滚滚而来。”
　　“不幸的是，现实很少会是这么单纯。地产投资者永远无法确定城市究竟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甚至根本不知道城市会不会发展。如果他在市内买下地产，也无法保证以后它的价值会增高。事实上，它也有可能下跌，如果邻近地区不理想的话。”
　　“不论这块未开发土地的售价如何低，把它购买下来依然需要消耗一笔资金，而且在土地增值之前的这一段很长的时间中，因为没有收入，实际投资的总额更高。并且还要支付土地税、空地税以及其他不得不花的费用，这些费用经过数年的累积会成为一大笔数目。”
　　“真正的地产投资者有两种：第一种，在价值出现上升趋势之前就以低价买进，耐心等待价格大幅升高。他们可能会买未经开发的土地，然后匠心独运地加以细分；他们也可能会买入都市土地，希望它们能增值，支付这些土地的现金，现在已能为他们的投资带来固定的报酬。第二种地产投资者在地产繁荣开始时就马上买进，他们所付的资金要比第一种人多，因为他们购买地产时，价格已经升高了；但从另一方面而言，他们冻结资金的时间要短得多。”
　　“就某一方面来说，一个收藏者必须永远记得：艺术上的价值，并不见得符合市场上的价值，反过来也一样。就另一方面来说，一个收藏者可以欣赏艺术的价值和美丽，然而他也应该聪明地投下他的金钱。胡乱地购买坏的作品，跟胡乱地购买任何不好的东西同样糟糕——只有傻瓜才会故意多付应该付的钱。一个人是否真的喜欢艺术品，最好的方法是问自己：‘能跟它一起过日子吗？’一个拥有艺术品的人——不论所拥有的是绘画、大理石像还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书桌等——必须时常而且长久地看到它。如果他相信所买的东西会在一段长久的时间内令他高兴的话，他就应该买下来。如果不会的话，他就应该买别的。‘我买我喜欢的东西——就像我买的这些东西。’是真正的收藏者的指导哲学。”
　　《顾客要买什么》的书名很一般，可很有内容。我觉得英文原著《Treasure Hunt：Inside the Mind of the New Consumer》，更能把握住本书的真谛，尤其是“寻宝”(Treasure Hunt)很传神。我们对“全球化”时代的时髦理论要当心，《世界是平的》贩卖全球化的老调；《蓝海理论》只不过在寻找有竞争力的高端市场的理论翻版，中信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的《长尾理论》亦在故弄玄虚，只是IT世界的小花招罢了。“长尾理论”说的是每类商品，除了前几位很热门外，其他商品便分成了无数细小的市场，商品流行度曲线会陡然下坠，但并不坠至零点，也就是说相对头部来讲，它的尾巴特别长，在统计学中称为“长尾分布”。头部意味着单一性的大规模生产，而长尾意味着差异化、多样性的小批量生产。“长尾理论”的最佳例子是Goggle与Ebay。Goggle的广告客户大多是小厂商，Ebay也是靠无数人的拍卖活动起家的。但我们并不认为“长尾理论”提供了新的发现，现在报纸上仍有许多分类广告，小众化的市场也早已有之。对“长尾理论”来说，由于互联网空间的出现，长尾世界能否比大热门商品更有未来则有待检验，也仅此而已，而“非网络”世界仍不会发生什么“长尾革命”。《长尾理论》的作者安德森是美国《连线》杂志的总编辑，中国铁道出版社2006年7月还出版了《连线：数字时代的传媒梦想》，作者是《连线》杂志著名专栏作者，回顾了《连线》的早期历史。要命的是，这本书更是不堪卒读，不知是翻译的问题还是作者本身的水平有限，我看两者兼而有之。
　　相比之下，《顾客要买什么》向传统的营销理论发起挑战。过去，低收入的消费者主要在折扣店里购买低价的商品，中等收入的消费者在传统的食品杂货店或精品店里购买中等价位的商品，富裕的消费者则会到高档的专卖店购物。任何不根据此规律消费的人都会遭到冷嘲热讽，一个有钱人如果买便宜货，他就是守财奴或吝啬鬼；而低收入者如果经常在高档商品上消费，他则是一个挥霍无度者。
　　而《顾客要买什么》告诉我们，消费者现在关注的是价值。百万富翁现在也会去好又多淘宝，收入拮据的年轻人也会经常光顾蒂凡尼饰品店，原先的思维定式已经被彻底打破。
　　尤其是中端市场的消费者，他们会全力以赴、审慎地寻找价格低、质量高且可靠的商品，但对于具有时尚感、设计感与个性化的商品，他们仍愿花更多的钱去购买。在趋优(质)消费与趋低(价)消费的两面夹击下，最有可能衰落的是中端市场的商品，它们不但不能提供鲜明的商品特色，也无法提供更高的商品价值，在市场上愈来愈难以吸引消费者。如在美国汽车行业，从1994-2004年，高档车市场增长了8%，低档车市场增长了4%，只有中档车市场缩减了12%。所以，主攻中端市场的通用汽车惨败。
　　《顾客要买什么》的另一个特色是切实地调查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消费家庭与商家，很具体地描述出它们的行为模式。有一家名为“硬折扣”的德国阿尔迪连锁店，总资产达到350亿美元，在欧洲等地极为流行，在12个国家开了7,000家连锁店。与美国沃尔玛之类天天低价的零售商和欧洲家乐福之类的大型超市有所不同，阿尔迪提供的商品种类较少，购物者在此买不到宠物食品、新鲜肉制品或者手工工具，可选的品种也非常有限，与超市相比，商品的数量很少，比如阿尔迪只有两种品牌的卫生纸，而超市里可能有10种。阿尔迪店面积也较小，购物环境以实用为主，而服务很少，但其商品的价格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比知名品牌低60%，比超市的自有品牌低40%。阿尔迪等硬折扣店成为欧洲成长最快的零售模式，成长速度是超市的1.6倍。阿尔迪的极端低价成了当今德国的一种时尚，据说是德国第三大最受人尊敬的品牌，仅次于西门子和宝马，排在戴姆勒·克莱斯勒之前。
　　《走出神话：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是西方人士描述当今中国的难得的一本好书，我们也是先通过发表在《比较》上的同名文章，认识到作者（瑞银经济学家安德森）的份量的。大多数西方人写中国的文章，要么太乐观，要么太悲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充斥着不着边际的想象力和成见。安德森则不偏不倚，思路清晰，立场坚定，如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是：第一，中国不会重新改写世界经济的增长史；第二，中国不会吞噬全球的制造业；第三，中国不会买光全世界的金融资产；第四，人民币不会成为下一个世界货币；第五，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市场上通货紧缩的输出源头；第六，中国不会导致其他发展中国家陷入停滞；第七，中国不会破坏“华盛顿共识”。关于第一点，安德森从增长速度和规模两方面比较，分析中国内地经济成长是否独一无二的。从1955-1975年，日本经济的真实增长率接近9%，而中国台湾和韩国在1965-1995年的高增长时期也同样出色。如果考虑到汇率变化的因素，这些经济体按美元价值计算的增长率还将提高到两位数。以规模而论，中国的迅速崛起将给发达国家带来的影响，不会比此前的亚洲邻国在几十年前的冲击更大。因为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将从目前的4%提高到11%，而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东盟国家的经济总量也是从1965年的4%上升到1985年的13%，并在1990年提高到16%。在外贸总额方面，中国可望从目前占世界总量的4%提高到12%，而上述的东亚经济体在1960-1990年间，外贸额的比重也从6%提高至15%，涨幅基本相同。
　　中国未来的老龄化问题亦是热点。根据联合国“中等生育率”的预测和假设，全社会的生育率将保持在每个妇女大约生育1.85个孩子的水平（实际上，最近有关中国整体生育率的估计只有1.8，已经低于该假设），如此看来，中国的总人口将在2032年达到顶峰，为14.5亿，此后开始下降。联合国预测，东亚近邻的日本与韩国两国的总人口将在未来10-20年之内开始下降。日本的总人口将在2010年达到顶峰，约为1.28亿，到2050年会回落到1.1亿。韩国的人口将在2020年达到5,000万的顶峰，到2050年回落到约4,600万。
　　三国人口变迁的速度也差不多。当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达到7%、14%和20%以上，分别被称之为“老龄化社会”、“老年社会”和“严重老年社会”。2002年，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预计将在2025年成为“老年社会”，到2035年成为“严重老年社会”。日本与中国一样，只花了25年就完成了从老龄化社会到老年社会的第一阶段的变迁，而且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完成第二阶段的变迁也已迫在眉睫。而韩国的老龄化比中国还快，2000年已成为老龄化社会，据预测， 20年以后就会成为老年社会，再过不到10年就会成为严重老年社会。
　　与东亚相比，欧洲的区别在于老龄化的速度慢得多，从老龄化社会到老年社会，他们大约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过渡到严重老年社会需要25年左右。在发达国家中最为罕见的是美国，它的总人口将持续增长到2050年甚至更后。
　　中国人的平均年龄目前约为30岁，到本世纪中叶将达到约50岁。安德森认为，我们真正的麻烦在于，老龄化进程虽与日韩和欧洲等发达国家非常相似，但人均收入水平却相差很多。相反，与中国发展阶段类似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口却处于快速增长中，如印度和印尼两个人口众多的亚洲大国，在人口结构变化上还处在更早期的阶段，有着相对高的出生率以及稳定增长的人口，直到2050年，它们还能保持总人口的正增长。两国老年人数量的增长速度也将超过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但主要原因是人均寿命延长，而不是像中国那样的结构性变化。

股市潜规则

城镇土地使用税提高2倍 外企首次纳入征税范围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2月06日 03:24 第一财经日报
　　陈黛

　　今年1月1日起，城镇土地使用税每平方米年税额在原规定的基础上提高2倍，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也纳入了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税范围。

　　昨天，国税总局网站公布了这个由财政部和国税总局联合下发的通知。国税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政策调整是依据2006年12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83号)而下发的通知，对原内容进行了部分修改。

　　按照修改后的内容，城镇土地使用税每平方米年税额，大城市由0.5元~10元提高到1.5元~30元；中等城市由0.4元~8元提高到1.2元~24元；小城市由0.3元~6元提高到0.9元~18元；县城、建制镇、工矿区由0.2元~4元提高到0.6元~12元。同时，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纳入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税范围。

　　按照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财政和地方税务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尽快提出切实可行的税额幅度调整方案上报省级政府。“原则上应该在2006年的执行标准基础上提高2倍，也不排除个别地区调整力度更大一些的可能。”上述负责人表示。

　　据这位负责人解释，这是因为有些地区多年来并未调整过土地使用税的税额，对于这些地区，调整幅度就会更大一些。“但是原则是税额幅度能够客观地反映本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地价水平，并且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税额幅度不会相差过大。”

　　由于外资企业是首次被纳入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范围，通知要求各级财税部门要充分利用土地使用权权属登记、土地使用费征缴等相关信息，通过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源普查等多种方式，全面、准确地掌握外资企业的户数和占地情况，逐步建立和完善税源数据库。

　　“一方面是加强征收，更重要的是要严格控制减免税。”上述负责人透露，将从严控制各类开发区、园区用地和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限制发展项目用地的减免税；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用地和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以外的房地产开发用地一律不得减免税；对属于越权减免和不符合减免规定的，要立即纠正，甚至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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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方雄批判:“外资坐庄论”很可笑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邹愚 深圳报道

“说国内银行股炒高是外国基金造成的，我听来就很可笑。” 摩根大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兼中国研究部主管龚方雄日前在深圳对记者说。

荒诞的“外资坐庄论”
近期有报道指出，随着中国股市的高歌猛进，高达1.2万亿美元的国际对冲基金正在悄悄进入中国，并且该报道引述有关人士的推论称：地下外资“入市”规模可能高达800亿美元左右。一时之间，“外资坐庄A股”的言论甚嚣尘上。

“外资坐庄论”的形成直接原因，源于2006年11月初到12月底之间的大盘金融股大幅度上涨，短短两个月期间，工商银行的股价从3.31元左右涨到了 6.79元，涨幅超过一倍，无独有偶，另外一种大盘金融股中国银行的股价也从3.3元涨到了5.97元的高位，涨幅接近工商银行。

从未经历过大盘蓝筹疯狂的股市，开始寻找推动银行股上涨的力量。一番讨论之后，矛盾的焦点被引到了一个话题上——即国内银行股的上涨是由外资操纵的，其目的则不一而足，或称是为了在股指期货推出前抢得筹码，届时做空A股，或称是通过抬高A股股价，从而拉抬H股股价，以便此前拿了大量H股筹码的外资出货。

龚方雄对这种观点表示不解：“800亿美金在国内操作，怎么可能，有什么样的渠道的可以让你一下子进来800亿，开玩笑。”

至于说通过拉高A股，好让H股出货，龚方雄认为这种可能性更是根本不存在，“首先是这些基金进不来，即使进来了，就算在香港出货了，香港股价一下跌，国内股价也会掉下来，这样外资不是被套牢在国内了吗？那些人是操作的老手，怎么会连这些都判断不出来呢？不可能做这样的事。”

因此，对于所谓炒高A股来拉抬H股出货的观点，龚方雄说：“这个让我们听起来觉得非常天真。”

事实也证明，所谓拉升A股并没有抬高H股的股价。 “前一段时间国内把银行、金融板块炒得这么高，香港是绝对不跟的，你看两地有一只保险股（编者注：中国人寿），股价差不多差一倍。”

龚方雄认为，如果外资真要赌人民币升值，完全可以在香港购买H股，因为买H股也是买人民币资产，“现在H股比A股便宜30％，外资为什么要选贵的买呢？”

而在股指期货推出前抢筹，届时做空中国股市的观点，龚方雄认为也站不住脚，“且不说我们国家股指期货还没有出来，而且股指期货出来后，操作有各种限制。”如果将几百亿美金押在这充满不确定性的政策上面，冒的风险未免太大。

年内3500点问题不大

1月24日起，上证综指数在冲高2994点后回落，到2月5日，上证综指已经跌至2612点，下跌了382点，跌幅为12％。股市后续走势如何，引人关注。

对此，龚方雄认为，从全球资产配置角度看，油价和商品价格下调、全球低利率环境以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这三个因素并没有改变，这三个因素是推动股市继续向前的三架马车，因此2007年结构性牛市的判断并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认为这波调整是健康的调整，深度不会很深，波及面不会很大。如果去年投资理念是买大盘股，那么今年要赚钱的话，大家做得功课要更多，今年市场大致整个指数上了很多，在这波调整行情中最重要的是选股，如果个股选择的好，很容易赚钱。”

龚方雄认为，未来要关注两个方面，第一是A股对H股的溢价将会长期存在，原因是H股和A股投资群体不同，投资群体所面临的投资环境也不同。香港H股投资者投中国的同时，会把中国市场的估值跟其他新兴市场比较，而且这种比较一般会按行业。比如钢铁行业，钢铁行业中国H股估值多少，韩国是多少，韩国钢铁行业面临的增长情况怎么样，中国面临怎么样的特殊环境。它可以在不同市场之间进行配置。

而国内投资群体面临的投资环境则大不相同，即使发现韩国日本的股票便宜，也无法到这些市场进行投资，在A股这个封闭的市场中，面临流动性不一样、投资群体不一样、投资环境不一样，就会产生这种溢价。

第二个方面则是国内应该以怎样的估值作为一个合理的估值。在香港，它不但要参考历史，还要看现在的增长环境，还要看全球新兴市场估值比较。国内是一个封闭的市场，它的估值最重要的是看历史，而且要看股指成分的变化。以新华富时200指数为例，如果股指调整到2600、2700点，这个指数差不多是20倍市盈率，而在以前历史上曾经到过30倍、40倍，所以从历史角度估值，这个市场不能说很贵，但是也不便宜。

“一个星期前我说这个市场有可能会下调20%，但是到年底A股指数仍然会比现在价位高，我认为到3500点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个长期投资者，而不是说今天钱放进去，明天就想赚，你如果能忍受20%的下跌风险，到年底仍然能给你提供20%回报。”龚方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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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盘:市场情绪谨慎 美股小幅下跌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2月07日 02:49 新浪财经
　　【MarketWatch纽约2月6日讯】主要股指全面下滑，科技类股疲软打压了投资者情绪。思科将在今日盘後公布财报，投资者们正在谨慎等待。

　　Windham Financial Services机构首席市场策略师保罗-门德尔逊(Paul Mendelsohn)表示，“科技类股方面，我们正在等待思科公司的财报。思科公司的财报数字非常重要。”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6.49点，至12,655.25点，跌幅0.05%。

　　那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73点，至2,465.87点，跌幅0.19%。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0.54点，至1,446.45点，跌幅0.04%。

　　纽约证交所成交量1,569,635,000股；那斯达克综合股市成交量1,337,404,000股。纽约证交所下跌股与上涨股之比为1488/1665；那斯达克下跌股与上涨股之比为1619/1296。

　　道指成份股惠普股价下跌了1.6%。有消息称柯达(Eastman Kodak) (EK)即将推出一系列新型高价印表机。柯达的产品将与惠普(Hewlett-Packard) (HPQ)以及佳能(Canon) (CAJ)的产品形成竞争。

　　随着第四财季企业财报陆续公布，股市大盘几经波折但仍未能最终确定走势方向。投资者们此时情绪普遍较为谨慎，使得大盘难以上涨。门德尔逊认为，“目前股市已经上涨了很多，而且还没有明显回调。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买盘力量减弱而已。”

　　沃尔玛(Wal-Mart Stores Inc.) (WMT)股价上涨了0.3%，此前该公司宣布正在试验一种视讯下载服务，将提供超过3000部电影及电视节目。该公司的下载服务将与苹果电脑(Apple Inc.) (AAPL)的类似业务形成竞争。

　　思科(Cisco) (CSCO)即将公布财报，其股价下跌了1.0%。

　　科技类股当中，Globalstar Inc. (GSAT)股价重挫25.8%，而且成交量巨大，此前券商Wachovia宣布调降了Globalstar的股票评级，其原因是鉴於该公司的卫星“多次发生不正常现象”。

　　国家半导体公司(National Semiconductor) (NSM)发布预警称，由於出货量减少的影响，预计第三财季营收将比第二财季减少14%至15%。NSM股价下跌了4.3%。

　　Avalon Partners机构首席经济学家皮特-卡狄罗(Peter Cardillo)表示，“主要股指均将上涨。今天没有经济新闻。市场注意力将集中在本-柏南克(Ben Bernanke)的讲话以及油价上面。如果油价突破60美元/桶的水平，那麽我们将会看到投资者们变得紧张，而且今天股市也将会涨跌不一。”

　　尽管周一出现了大量并购交易消息，但收盘时美国股市基本持平。道指上涨了8点，那指下跌了5点，标普500指数下跌了1.4点头。

　　周二没有什麽经济报告，投资者们将密切关注鲍尔森、柏南克、芝加哥联储总裁麦克尔-莫斯科(Michael Moskow)和旧金山联储总裁简尼特-耶伦(Janet Yellen)等要人的讲演。

　　鲍尔森将在上午和下午连续向国会发表2007年预算证词。

　　柏南克将在今天下午在奥马哈就经济状况发表讲话。莫斯科的讲话将在美东时间下午1:00开始。耶伦将在下午3:30就1990年代後期的亚洲金融危机问题发表讲演。

　　由於美国东北部地区持续严寒，油价及天然气期货价格均有所上涨。三月份交割的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1.08美元，至59.82美元/桶，涨幅1.9%。

　　Duke Energy Corp (DUK)股价上涨了0.0%。该公司最近公布的盈馀超出了市场预期，但是低於上年同期水平。

　　英国石油公司(BP plc) (BP)宣布调降了未来产量预期，同时宣布盈馀同比减少了22%。英国石油公司股价下跌了0.8%。

　　房地产投资信托机构Equity Office Properties Trust (EOP)宣布，已经接受Blackstone Group所提出的更高的收购报价，即每股55.50美元。交易总价值390亿美元。EOP股价上涨了0.9%。

　　其他市场

　　十年期国债价格上涨了5/32点，至98-23/32点，殖利率为4.876%。

　　欧元兑美元(1.2979,0.0000,0.00%)汇率上涨了0.2%，至1.295。美元兑日元(120.11,0.0400,0.03%)汇率上涨了0.07%，至120.15。英镑兑美元(1.9704,0.0002,0.01%)汇率上涨了0.5%，至1.9691。

　　四月份交割的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2美元，至652.90美元/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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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个月，全国有超过4.2万余人进行了2006年度的个人所得纳税申报，这些人年所得都在12万元以上。纳税人自行申报制度是第一次在中国实行,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有多少人申报，就可以确认这项制度的初试是成功的？

我们不知道税务部门是否有答案，实际上确切答案可能是不存在的。以现在的条件，我们恐怕难以了解到底有多少纳税人收入超过了12万元,这样也就无法提出一个确切的目标。

这或许说明相关个人税收基础资料方面的欠缺。基于此,我们认为,个税申报不宜操之过急,即使本次申报期结束,对那些应申报而未申报的纳税人，也不需要施以高至万元的罚款。

如税务部门所言,纳税人自行申报是国际惯例,可以培养纳税人的依法诚信纳税意识。在中国,这一惯例如何从一项制度,转变为纳税人的自觉意识和习惯，实际上需要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协作。作为制度推行者,税务部门理应更多地从纳税者的角度考虑问题。

一般而论,一项新制度自公布之时生效,不应该溯及过往,但是个税申报制度的特殊性在于,这项制度要求对过去一年的收入进行申报。由于相关的申报细则和文件2006年末才公布，却要申报整个2006年的收入和纳税情况,且不说纳税人未必了解相关的申报规则, 即使熟悉了规则,在汇总和计算全年收入时,也可能遇到收入和纳税资料缺失等问题，很多纳税人恐怕很难确定自己是否达到了申报线。

因而我们认为,就税务机关来说，所有的政策选择都应该指向调动纳税人申报的积极性。即使纳税人申报中有错误和遗漏,也可以采取更加宽松的态度。从已经公布的情况来看，已经申报的纳税人补税5200多万元,退税不足40万元,这样悬殊的比例,很可能会暗示一些纳税人避免申报。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相信,在这项新制度实行之初,不宜轻易动用惩罚性条款,最高达万元的罚款很可能让那些犹豫的纳税人止步。实际上,由于我们客观上很难掌握每个纳税人的情况，惩罚性条款基本上不会对那些刻意逃税和漏税者产生作用。而如果一个制度的实行，给人以“老实人吃亏”的感觉,则其正效应可能大打折扣。

按照规定,申报期到3月末才会结束。国税总局官员说,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逐渐进入申报的高峰期。我们认为,一方面，国税总局需要为可能的申报高峰做好准备，为申报者提供足够的便利；一方面,应该以更积极的姿态面对纳税人,通过各种方式解除纳税人的顾虑,为申报创造良好的心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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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寿：应保障内地投资者的利益
作者: 张志雄
时间: [ 2007-02-07 02:45 ]

中国人寿：国有股份公司回归A股　应保障内地投资者的利益
选自《Value》杂志 www.valuegood.com
2007.2月刊 投资理财 文/马贤明
　　
　　如果把资本市场比作汪洋中航行的一条船，投资者就是希望到达财富彼岸的乘客，上市公司就是压舱物。没有足够份量、足够优质的上市公司，船就有倾覆之虞。
　　一些曾经作为资本市场压舱石的上市公司，经过时间的检验，被发现不过是些镀金以求高价的赝品，因此，股改之后洒扫一新的中国内地资本市场决意除旧迎新，恭请大型国有上市公司镇守A股市场，这就是目前大型国有上市公司从境外市场回归被视作对境内投资者一桩功德无量的好事的理由。这些回归的公司成为管理层的救市良方，成为投资者的信心之源——中国内地资本市场进入又一轮造市运动。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造市运动借重新估值之名而行，变得更科学更理性更符合资本市场的要义。但只要稍有记忆的人就不难发现，从催生美国萨班斯法的安然、世通事件，到催生内地股改的中科创业、德隆系，也都是以大为美的，大与市场成熟、道德高尚是两码事。
　　国有大型上市公司被重新估值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是这些公司已经通过市场手段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还是公司治理结构完全遵照成熟资本市场的要求而行，官企色彩逐渐褪却？还是国有股不再一股独大，可以按照市场方式进行并购重组？这些我们都没有看到，却看到了这些公司的价值因为回归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哪些投资者在A股与H股市场的价值重估中获益，又有哪些群体成为名义上的获益者与事实上的牺牲者？在管理层明确表态A+H成为今后大型国企上市通行路径之后，在中铝等企业纷纷从H股回游A股市场之后，搞清这一问题对于清醒地理解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的现状极有裨益。这一问题甚至有助于我们理解在A股上市的大型国有控股公司究竟怎样才算尽到了对于国民应尽的责任，这些资源独占型企业究竟应该在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甚至中国的经济大潮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中人寿回归A股 谁直接获益最多？
　　目前正在火热上演回归A股大戏的是中国人寿。2006年12月15日通过发审委审核、12月19日出台招股说明书并开始询价推介，12月26日网上发行，计划发行不超过15亿股A股，中国人寿的回归速度就像坐上了火箭。
　　同样坐在火箭上的还有中国人寿的价格，市场预计其发行价在18.88元/股左右，二级市场股价将在25-30元/股左右。实际情况显然更乐观，此前有消息透露，中国人寿A股承销团将中国人寿A股询价区间初步定在23-29元/股之间。机构投资者虽对此啧然有抱怨之词，但仍无怨无悔地表示会购买中人寿股票作为压舱石。这股疯狂之风已吹遍投资界。（2007年1月9日，中国人寿在沪交所上市交易，开盘价定为37元/股，较招股价18.88元/股上涨了95.97%。）
　　中国人寿的发行价被推得如此之高，固然有收益高、利润佳、分享人口红利等等技术理由，但不可否认的是，真正起到所谓价格定海神针作用的是H股的投资者们，这些投资者已经获得了不菲的收益，如今趁掌握A股市场定价权之机再获溢价。
　　2003年12月，中国人寿在纽约与香港共发行股票74.4亿股，筹集资金34.8亿美元。当年H股的发行价格是3.625港元/股，定价之所以如此低是因为“国际投资者对风险因素考虑得比较多”。但到2006年12月20日，H股的股价为23.85港元/股，H股投资者获利6.5793倍以上。香港三位亿万富翁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均通过各自旗下公司投资中国人寿，总额达到5亿美元，相当于中国人寿计划筹资额的17%。按照2006年12月22日港币兑美元汇率7.7718计，这5亿美元已增值至33亿美元以上。
　　同样大获其利的还有股神巴菲特，他已从中石油、中石化等中国国有大型上市公司身上获得了几十亿美元，但他显然并不满足，2005年5月，巴菲特购入870万份中人寿存托凭证，持股量达4.68%，随后多次传出巴菲特增持中国人寿至10%的消息。2006年12月12日，中国人寿（LFC）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以97.64美元/股的价格报收，这个价格已经是当初的发行价18.68美元/股的4倍多。
　　与当年面向境外市场的发行价相比，中人寿回归A股市场的价格却高得离谱。虽然中人寿的利润、经营等各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这不是A股发行价6倍于H股的充足理由，中人寿的业绩并没有获得数倍的增长。中人寿总裁吴焰认为两者不具有可比性，2003年的中国人寿与现在的中国人寿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004年、2005年和2006年上半年，中国人寿的投资收益率分别为3.26%、3.93%和2.64%；从2003年上市至2005年，总资产和投资资产的增幅每年都超过30%。因此，不能用3.625港元/股的价格来衡量目前股票价格的高低。我们是否可以依此类推——也不能用当年的发行价来衡量此次A股市场发行价的高低？
　　但是，不管有没有可比性，一个无法更改的事实是，中国人寿A股的发行价格以目前的H股市场价作为中轴参照，加上10%左右的折价。也就是说，不管A股市场如何花团锦簇，只要是从H股回游的公司，不管其是否真的脱胎换骨，定价话语权依然掌握在境外市场人士的手中。H股市场将中国人寿的股价推得越高，从A股发行中获得的溢价也就越多——如果以发行15亿股A股、发行价18.88元/股计算，通过A股发行，总股本为282.647亿股的中人寿每股平均溢价为1.1343元。境外投资者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获得近10亿美元的溢价——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中人寿H股股价腾云驾雾般的蹿升速度。
　　H股投资者正在不遗余力地拉动中国人寿的股价，进行抢点游戏。中国人寿在H股市场上的价格屡创历史新高，今年涨幅已超过184%，最近几个月尤其强劲，从2006年8月1日的12.94港元／股一直上涨到2006年12月20日的23.85港元／股，且大单买盘不断出现。至此，中国人寿的总市值已位列全球上市寿险公司第一、全球上市保险集团第六。仅仅在2005年年底，中人寿的股价还停留在6港元／股左右，这再次印证了将优质垄断资源的定价权拱手相让的结果是让境外投资者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主要分享者。
　　抢权游戏方兴未艾，据香港联交所资料显示，2006年12月6日，摩根大通以每股平均价8.66港元的价格增持中保国际（0966）840万股，持股量由5.63%增至6.26%。倒推上去，2006年11月30日，摩根大通以每股29.6港元增持平安保险（2318）273万股，持股量由5.98%增至6.08%。德意志银行2006年三次增持中国人寿：2006年3月以平均每股10.857港元的价格增持1,220.2万股；8月以平均每股13.9港元的价格增持500多万股；10月以每股16.576港元增持2.09亿股，其持股比例已由5.93%增持至8.75%。以目前H股股价计，已盈利17亿多港元，更不用提近在眼前的A股市场高溢价。目前正在或即将进行类似推高H股市价、利用市场普遍盲从的A+H价格比价模式坐收A股股东高溢价认购利益的游戏，还在香港市场上如火如荼地演绎着，建设银行和首都机场就是典型的代表。

中国人寿溢价中的制度性损耗部分
　　内地市场所作的贡献还远不止于此。
　　应该注意到，中国人寿是一家享受特殊待遇的国有大型公司，已具有金融混业公司的雏形，并将投资触角伸向电网等基础设施领域。经国务院特批，12月7日，国寿旗下的中国人寿集团斥资350亿元入股南方电网，以略高于净资产的价格（约1.8元／股）购入南方电网股权，待2007年南方电网“A+H”同步上市后，中国人寿可从中获得非常可观的溢价收益。此前，中人寿已成功入股建设银行（0939.HK）、中国银行（3988.HK、601988.SH）、工商银行（1398.HK、601398.SH）、中信证券（600030.SH），最引人关注的是，作为花旗财团的一员参与认购广东发展银行20%的股权。
　　据《财经时报》2006年12月18日报道，就在南方电网股份转让的当天，中国人寿集团公司还分别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广东省人民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意向书，这是中国保险企业与地方政府首次携手合作。按照协议，中国人寿集团公司将战略性介入两省的金融、能源、交通和不动产等行业，并参与当地国有重点企业改制上市和国有股减持、国家重点工程项目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已经锁定的下一个合作对手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
　　中国人寿的利润增长来自于其特殊的身份，很难想象，不经过特批或者默许，中国人寿这一连串获利丰厚的大手笔投资能够顺利实施。这些虽然不是内地市场带给境外中国人寿投资者的直接溢价，但这些通过制度特许的利益输送却是维持国有大盘股金刚不坏之身的更为根本的原因。
　　从2005年年报的损益表可以看出，作为保险公司两大主要利润来源的投资利润和承保利润，投资带来的利润已经远远大于承保业务。按照香港会计准则，投资收益率为3.89%，比2004年提高了37个基点。从投资结构看，银行协议存款占比下降到33.4%，债券占比上升到51.7%，证券投资基金占6.8%，股票占1.2%，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及其他渠道占6.9%。
　　中国人寿之所以有花团锦簇的骄人业绩，其根正苗红的特殊身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制度性的溢价所形成的对公平市场规则的损害、造成的制度性损耗却未必能显现于当下，只能在时过境迁之后才能进行彻底的估算。
　
大型国有股　为何不能重走撒切尔新政之路
　　中国人寿并非是向境外投资者奉送最大礼包者，按照周洛华先生的估算，中国石化发行167亿股H股的时候，价格只有1.6港元／股，现在的价格是6.3港元／股，相当于为境外投资人创造了100亿美元的财富。以每盎司白银14美元计算，仅中国石化一家企业就已经为境外投资人创造了7.2亿盎司白银的财富，再算上这几年丰厚的分红，这笔钱接近辛丑条约规定的清政府向八国联军赔款总额的两倍。
　　毫无疑问，国企应该走向市场，也可以通过上市倒逼治理结构改革，以提高经营效率。但如何走向市场却体现出对市场公平性与国企公益性的不同理解，在这方面，上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国企私有化过程中的以本国国民为先、以公共利益为先、以法治为先的做法值得借鉴。
　　为减少国企私有化改革的阻力，撒切尔夫人提出“个人资本主义”的概念，简言之，使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最终成为国民分享国有资产的盛宴，使民众从开始时对私有化有所顾忌和怀疑，转而成为主动维护私有化成果的力量。
　　其关键举措之一是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坚决保证公平、公开、公正、科学与合理，在方案设计、具体操作过程、国有企业股票的定价和发行方法以及私有化的过程中的审计，都有一系列的法律程序和完整细致的计划作保障，这些环环相扣的步骤为私有化减少了众多的批评之声。
　　在私有化的过程中，英国政府大力保障本国国民尤其是被私有化国企中原有员工的利益。私有化的主要手段是公开发售国企股票，英国政府首先满足国内普通投资者的需求。如1986年，英国煤气公司在私有化的过程中，股票认购量超过发行量的4倍，为满足国内普通大众，金融机构和外国投资者的认购数量被大幅削减。
　　为避免国有企业职工的反对，英国政府还制定了特别政策以鼓励职工购买本企业股票，这些人购买股票时可以按认购比例享受免费股，甚至无偿赠予一定的股票。如英国煤气公司私有化时，送股比例达99%，配股比例达85%，优惠率为48%，最终使得99%的职工成为本企业的股东。
　　据英国官方统计，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持有股票的成年人由1979年的7%上升到1991年的25%，小股份持有者的数量相应从300万人猛增至1,100万人。由于股票定价较低，大多数股票持有者在较短的时间内因股票猛涨获得了较大的收益。这些获益者自然而然成为市场化改革的支持者，因为他们的利益与私有化的前景密切相关。理论上的国企国民产权论，就这样在利益转换过程中通过市场交易落到实处。
　　目前我国国企大盘股的回游却走出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以内地的财富回馈境外投资者，以对内地公平市场规则的抑制保证大型国有控股公司的收益。当国有垄断企业将资本市场当作财富的吸吮工具时，我们很难理解，预期中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后劲以及全体国民的收益权究竟体现在何处。蜜月期之后，大型国有上市公司激起的反对之声也许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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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危机
      《财经》杂志/总178期    2007-02-05 00:01:00

全球变暖已经逐步从“幽灵般的威胁”转变为现实挑战。世界已经醒来，中国还未做好准备

□ 本刊记者 王以超 发自北京 本刊特派记者 严江宁 陈晋 发自瑞士达沃斯 李昕 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 徐可 发自香港

另一个达沃斯？
    1月24日至28日，位于瑞士东部阿尔卑斯山区的旅游小镇达沃斯，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度过了酷热难耐的2006年夏季之后，今年的达沃斯再度感受了“暖冬”，直至论坛开张前两周，小镇才迎来了第一场瑞雪。年会照例在雪花纷飞中召开，与会的各国各界要人们照例踏着积雪赶往会场。然而，2000多名与会者却比往昔更急切、更强烈地关注着当今世界的一个重大话题——气候变化。
　　引人注目的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在开幕上首开此题。今年的G8会议即将于6月在德国举行，默克尔在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就明确表示，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问题，是G8 （由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加拿大八个国家组成的“富国俱乐部”）以及欧盟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
    三天后，1月27日，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同一个论坛发表演讲时表示，英国将在2050年前削减6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作出姿态的绝对不仅仅是政治人物。尽管包括雀巢公司CEO彼特·布莱贝克（Peter Brabeck）在内的少数企业家仍然对气候变化挑战的紧迫性心存犹疑，但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开始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从有色金属巨头美国铝业到低成本航空公司EASYJET都纷纷表示，即使政府不采取措施，商业界也有责任行动起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粗粗统计，在本次论坛期间，有多达17个专题讨论涉及到气候变化问题。无怪乎有人说，2007年的达沃斯聚会不仅是WEF，也可算WCF（“世界气候论坛”，World Climate Forum）了。

从1990到2007
    其实，对于2007年，达沃斯也许仅是个引题而已。
　　世界经济论坛结束后第二天，1月29日，为期四天的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一工作组第十次会议，就在法国首都巴黎正式开幕。工作组的联合主席之一、中国气象局局长秦大河主持了开幕式。
    最让世界关注的，则是在达沃斯会议结束后的2月2日，IPCC正式拉开了发布其第四次评估报告的序幕。由第一工作组完成的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科学基础部分，在正式发布之前，就被认为可能“震撼世界”。
    这份由全世界超过2500名顶尖科学家参与并共同完成的报告指出，从20世纪中期至今观测的大部分温度上升，有很大的可能性（超过90％）与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有关。这种变化，最起码在过去1300年中都是很不寻常的。
    报告警告说，即使目前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可以稳定下来，海平面持续上涨的趋势仍然会持续数百年之久！这对于伦敦、纽约——当然也包括上海等沿海大都市而言，无疑意味着长期威胁。因为一旦格陵兰冰盖完全融化，全球海平面将上升7米，这几乎让地球回到了125000年前。
　　IPCC成立于1988 年，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组建，职责是系统地评估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经济等信息。目前IPCC下设三个工作组，第一工作组负责评估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致力于回答全球变暖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对未来预测；第二工作组负责评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人类社会在这一影响面前有多么脆弱，以及应如何适应这种变化；第三工作组则希望找到具体可行的办法，来遏制或者减缓气候变化。此外，IPCC下面还设有一个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专题组，负责计算、编制各个国家能源活动、工业生产、农业以及土地利用等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等。
    今年4月、5月和11月，IPCC还将陆续发布第二、第三工作组所完成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以及用于决策指导的综合报告。
    从1990年IPCC发布第一份评估报告至今，科学家通过不懈的努力，越来越逼近气候变化的真相：1990年发布的第一次评估报告，初步给出了全球变暖的科学基础；1995年的第二次评估报告，第一次清晰地指出了人类活动已经对全球气候系统造成了“可以辨别”（discernible）的影响；2001年发布的第三次评估报告指出，“新的更强的证据显示，过去50年观察到的大部分变暖现象，可能要归因于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浓度上升”。
    那些认为人类导致全球变暖仍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的怀疑论者，也许现在可以自我怀疑了。
　　
危险的气候
　　“气候，也许是科学家所面对的最为复杂的系统之一。”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科学家张称意博士说。气候不仅与人类文明的兴衰息息相关，与整个地球物种的演化也有着无法割舍的关联。
　　科学家们普遍认为，地球历史上几次大的生物灭绝事件，都与火山喷发或者天体撞击导致的气候剧变有关。即使如此，地球的气候与很多星球相比仍然温和得多。这一切，得益于地球有着一个得天独厚的大气层。
    太阳光照射到地球表面上，带来最原始的能量之源。一部分太阳光会被大气层或者地面反射，地球在被照射之后也会以红外的长波方式向外辐射能量。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水蒸汽以及一些其他气体对于这种红外辐射却有着非常强的吸收能力。地球向外辐射的能量因之在一定程度上被“截留”下来。地球表面以及靠近地面的大气层，也因而变得有如温室一般，这被称为“温室效应”（greenhouse effect）。
    感谢温室气体的存在，否则今天的地球将比现在冷33度。这样的场景，几乎想象一下就足以让人不寒而栗。同样地，温室气体浓度的变化，也足以带来气候的巨大变化：浓度太高则“截留”了太多的热量，使得气候偏热；太低会导致“截留”的能量不足，不足以保暖。
    幸运的是，正如2006年3月26日美国《科学》杂志所指出的那样，自冰河期结束以后的1万多年中，地球气候保持了相对稳定。科学家认为，这为人类文明的起源以及演化提供了稳定的环境。
    今天的现实却是，人类的行为正在改变着这个极其重要的“文明参数”。
    科学家第一次发出人类活动可能导致全球变暖的警告，可以追溯到1896年。诺贝尔奖化学奖得主、瑞典化学家阿列纽斯（Svante Arrhenius）指出，每年因燃烧煤炭而产生的二氧化碳，将会造成气温的轻微上升，长期积累下去就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如果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一倍，全球气温将上升五到六摄氏度。
    虽然从19世纪末期开始，世界上一些地方就出现了全球变暖的迹象。但在当时，这仍是一个类似先知般的预言。阿列纽斯的观点当时并没有得到认同，实际上，到了1910年，多数人认定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论。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通过不断的科学研究和观测，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对气候的影响，才逐渐被主流学术界所认同。而到80年代，全球变暖已经成为最受关注的气候挑战之一。
    在工业革命之前，大气层中温室气体的水平一直稳定在280ppm（ppm指百万分之一）左右。但在过去250年内，根据IPCC在2001年发布的报告，由于人类大规模的经济行为，这个浓度已经上升了31％。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整个地球的表面温度也已经上升了0.6度。IPCC最新的报告显示，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2个年份，有11个都出现在过去12年中。

“京都回合”
    1990年IPCC第一份评估报告的发布，以及当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终于把气候问题从学术界推向了国际政治舞台。
    在IPCC开始为气候变化设立科学支点之后，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就是如何去采取行动。这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单独行动，而是整个国际社会的艰难选择。
    与全球贸易谈判相比，气候谈判的难度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贸易谈判对于参与者而言，往往还是有明确的即期利益可供追逐；但气候谈判对于所有参与者而言，都是看不到任何短期利益的。相反，要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就意味着要减少煤炭、石油等传统化石能源的使用，或者采用成本更加高昂的节能技术等，这都需要即期的巨大投入。
    所以，气候谈判从开始就注定是一条“荆棘之途”。
　　1990年12月，联合国大会第一次就气候变化问题作出决议，决定就制订“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行谈判。谈判从1991年初开始，据当时代表中国参与谈判的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骆继宾回忆，谈判异常艰苦，“经常为了一个句子，甚至两个字，都要争论上一两个小时”。
　　到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峰会”上，包括中国在内的154个国家和地区代表，终于正式签署了第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性条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称公约）。这一公约于1994年3月正式生效，但并未提出任何约束或者强制性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次年春天，在德国首都柏林，所有公约缔约方举行了首次会议，并且通过了《柏林授权》（Berlin Mandate）。会议决定，将通过两年的分析和评估，找出一个经济和环境兼顾的方案，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引人关注的是，《柏林授权》也沿袭了公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原则，不考虑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到强制性减排范围内之内——尽管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会逐渐成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毕竟，这些国家经济都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根据以往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这一时期总是不可避免地与污染相联系。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应对气候变化的优先程度，应该低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消除贫困等目标。
    但很显然，这也为未来新一轮矛盾埋下了伏笔。这是后话。
    1995年正式公布的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为气候变化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科学依据，也为谈判增添了新的压力和动力。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1997年 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三次缔约方会议上，各方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
    根据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要实现在2012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5.2％。其中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则要完成降低7％的目标。
    次年11月，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缔约方会议上，本来希望把在京都悬而未决的问题做一个彻底的了断。但人们很快就发现，解决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远超当初的想象，于是决定推迟到2000年。
    事实证明，两年之后在荷兰海牙，气候谈判重新变成一场政治角力。美国提出种种建议，比如允许其通过森林和农业用地对二氧化碳的吸收，来代替减排额度，并且要求进一步明确发展中国家的责任问题等。以英国为首的一些欧洲国家为了在最后时刻挽救这次会议，愿意与美国取得妥协。但在丹麦和德国等“强硬派”的推动下，欧盟整体上拒绝了美国的提议。海牙会议最终以崩溃收场。
    根据原定计划，将于2001年7月在德国波恩重开谈判，但2000年底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的布什政府上台。新政权的第一个重大国际举动，就是于2001年3月正式退出《京都议定书》。
    继美国之后，在发达国家中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仅次于美国的澳大利亚也宣布退出，原因是它拒绝接受5％的削减目标，而希望在2012年把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对于1990年的）增长幅度控制在8％。
    美、澳先后退出，对于《京都议定书》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也许是汲取了其中的教训，各方随后采取了更为灵活、务实的谈判策略，并最终于2001年底举行的第七次缔约方大会上，达成了《马拉喀什协议》（Marrakech Accord）。
    至此，历经四年多的风雨，《京都议定书》终于具备了可操作性。但是，要真正生效，还需要至少55个成员批准，并且要求这些成员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要达到所有发达国家1990年总量的55％。
    这同样也是一条漫长的道路，2005年2月16日，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批准之后，《京都议定书》才终于等到了正式生效的时刻。
此时，距《柏林授权》，已经过去了几乎整整十年的时间。
　　
碳交易崛起
    《京都议定书》生效后的最大亮点，无疑是碳交易市场崛起。
　　温室气体主要由碳燃烧所致，一般用“碳交易”指代“温室气体交易”。各个减排义务国将各自的减排目标层层分解到各个产业部门和企业中，体现为每个排放主体的减排量；各个企业可以选择内部消化，也可以从市场上购买排放额度。
    2005年1月，欧洲排放贸易体系（EU ETS）正式启动。欧盟委员会环境专员斯塔夫罗思迪马斯（Stavros Dimas）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通过这个市场，政府和企业都可以购买自己需要的碳排放额度。
    他承认，由于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初期分配给一些企业的排放额度可能超过了其实际需要，导致交易价格在2006年夏天出现了异常波动。但迪马斯对《财经》记者强调，他对这个市场充满信心。他预计，仅在2008年到2012年期间，欧盟各国政府就将在这个市场花费28亿欧元，购买5.5亿吨的碳排放额度。
    数据显示，排放贸易体系极大地降低了欧盟国家兑现《京都议定书》的成本。目前，欧盟在这方面每年只需要支出29亿欧元到37亿欧元；而如果没有这一交易体系，可能支付的成本将大为提高。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olas Stern）在他去年10月完成的轰动一时的全球变暖经济影响评估报告中，也给予了这个目前全球最大的碳交易体系很高评价，认为值得在全世界加以推广。
    除了发达国家内部的排放贸易体系，在2001年7月的波恩会议上达成的“灵活机制”，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一机制鼓励发达国家与没有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碳交易。
　　“清洁发展机制”（CDM）从2005年开始启动。这一机制鼓励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温室气体，减少排放的数量可用于抵扣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视做本国减排指标的一部分。由于发展中国家减排成本较低，发达国家可以以较低的代价达到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得到发达国家的资金及先进技术，可谓“双赢”之举（参见《财经》2006年第21期“与CDM共舞”）。
　　另外一种“灵活机制”，是发达国家与中东欧转型国家之间的“联合履行”计划（JI）。这一基于具体项目的减排合作，显然也可以大大降低发达国家的减排成本。
    实际上，即使在那些并未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国家，自愿性的碳交易也蓬勃兴起。其中最为典型性的，是创建于2004年的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以及2003年启动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温室气体减排体系（GGAS）。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5年，全球碳交易金额约为110亿美元。但在2006年前三个季度，整个交易金额就比2005年全年翻了一番。
    2005年，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还要高出8％。如果仅仅依靠内部消化，这就意味着在2012年前，日本需要削减12％的排放量，这种难度是不可想象的。但多种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存在，使得日本履约成为可能，因为它完全可以通过CDM，从中国、印度等国购买大量的减排额度。
    2月1日，世界著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在一份报告中乐观地预测，在未来五年中，出现全球性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可能性“超过了50％”。

气候的觉醒？
    全世界都在经历一场“气候觉醒”。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MO）的统计，2005年是1850年开始有全球气象纪录以来最热的年份之一，仅略低于1998年。但1998年，全球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厄尔尼诺（El Nino，因赤道海面的异常增温而造成的气候反常）现象。科学家们普遍认为，2005年的全球气温实际上已经是史上最高。
　　在《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之前，年初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气候变化已经被认为是全球面临的第三大挑战，仅排在贫困以及公平的全球化之后。7月，在苏格兰鹰谷（Gleneagle）举行的G8峰会上，气候变化也与援助非洲一起，成为最重要的话题。
    这一年，在美国和中美洲，罕见的飓风夺走了超过3000人的生命，其中就包括卡特里娜（Katrina）。这场于2005年8月袭击美国的飓风，也是美国历史上造成损失最为惨重的风暴，超过1800人死于这一极端性气候事件，以百万计的人被疏散，经济损失更高达800亿美元以上。
    尽管这一飓风与全球变暖的直接关系还存在争议，但不少科学家都警告说，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从长期而言，美国可能会越来越频繁地遭到高强度飓风的威胁。
    事实上，虽然美国政府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但包括加利福尼亚在内的很多州以及城市，都制订了自己的减排计划。以加州为例，其目标是到2020年，把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在1990年的水平。
    虽然不管是商业界还是普通公众，对于全球变暖仍有一定的疑虑，但在美国，气候变化的觉醒已经上路了。
    美国去年以来进行的几次民意调查都显示，超过七成的公众对全球变暖给予了认同，并且认为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来鼓励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就连一些保守主义宗教团体，也开始呼吁政府对温室气体排放加以限制。
    回想1995年，美国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气候专家本杰明桑特（Benjamin Santer）仅仅因为参与了当年发布的IPCC评估报告，就在国内遭到了猛烈的批评，就不难明白十年间的转变是如何巨大了。
    在商业界，虽然仍有埃克森美孚等能源巨头坚持强硬立场，但直面全球变暖已渐成气候。
    2007年1月22日，由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发起的“美国气候行动合作组织”（USCAP）正式成立，其成员包括了雷曼兄弟、美国铝业（Alcoa）、英国石油美国公司（BP America）、卡特彼勒（Caterpillar）、杜克能源（Duke Energy）、杜邦（DuPont）以及佛罗里达电力和照明公司（Florida Power & Light）等。该组织向将在第二天发表国情咨文的布什总统呼吁，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在美国通过立法来舒缓、停止和扭转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
    耐人寻味的是，连一直宣称全球变暖在科学上还存在争议的布什，在1月23日的演讲中，也首次使用了“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这样的字眼。
    美国著名环保组织西拉俱乐部（Sierra Club）的国会说客梅琳达·皮尔斯（Melinda Pierce）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华盛顿遭遇到了有史以来最暖的一个冬天，这给了人们更多的直观感受。
    当然，更重要的是，随着去年11月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胜出，整个华盛顿的政治气氛也已经开始转向了。
　　美国参议院前任环境和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詹姆斯·因霍夫（James Inhofe）一直声称，所谓全球变暖是“史上最大的愚弄行为”（greatest hoax of all time）。在这种情况下，邀请《恐惧状态》（State of Fear）这样的赝科学著作的作者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堂而皇之参加环保听证会，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在民主党控制国会之后，因霍夫的主席一职由民主党人芭芭拉·鲍克索（Barbara Boxer）接替。
　　“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或许美国选择强制性减排最终将不可避免。”美国“保护环境”（Environmental Defense）组织国际顾问安妮·派松克（Annie Petsonk）说。
    2006年10月30日，英国政府正式发布了由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olas Stern）主持完成的评估报告，对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给出了迄今最为清晰的图景：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不能及时采取行动，那么全球变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堪比世界性大战以及20世纪前半叶曾经出现过的经济大萧条。届时，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都有可能灰飞烟灭。
　　激进的欧洲已经在酝酿进一步的行动。欧盟环境专员迪马斯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要稳定全球气候，发达国家必须在2020年前削减3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达沃斯的演讲中也重申了这一目标，即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将在2020年前完成30％的削减。这比《京都议定书》更具雄心。

中国角色嬗变
    在目前的《京都议定书》框架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印度、巴西等国家一样，不必承担强制性减排责任。相反，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等，中国还可以获得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CDM项目最大的受益国，其所占的市场份额远超其他国家。
    但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被推到舞台中央的时刻越来越临近了。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不管是英国首相布莱尔还是德国总理默克尔，都在讲话中强调，应该建立一个包括中国等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内的新排放体系。因为在批评者看来，《京都议定书》最大的“洞”，就在于它没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任何约束。
    布莱尔强调，即使英国一点温室气体都不排放，也仅能削减世界总量的2％，还不足中国在两年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量。如果没有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经济体参与，任何新的体系“都没有现实的成功可能”（earthly hope of success）。而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到2009年，中国就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此前，斯特恩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也强调，要稳定温室气体的水平，发展中国家也必须做贡献，即在2050年，把排放量相对于1990年的增长控制在四分之一的水平。
    然而，承诺之路对于中国而言绝不容易。
    实际上，中国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潜在的严峻程度。1990年，中国就在当时的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下面，成立了以国务委员宋健为组长的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统一协调中国的气候变化对策，当然也包括外交对策。
    在1998年中央机构改革之后，这一小组被重组为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由当时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现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任组长。2003年，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称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成为第二任组长。
    分析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小组由原来的环保部门转到国家发改委下面，显然是中国政府认识到了《京都议定书》可能带来的长期、复杂影响，以便加强在气候谈判时的统筹兼顾。
    2005年6月，叶笃正、刘东生、何祚庥、孙枢、孙鸿烈、巢纪平、吴国雄和秦大河等八位中科院院士，联名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了设立国家气候变化科学特别顾问组的建议。在最高领导层批示之后，今年1月12日，中国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无疑，由12名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清华大学等顶尖专家组成的该委员会，将为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的决策，提供更多技术层面的支持。
    这种关注度的提升，并不仅仅来自外部的压力。全球变暖的影响，在中国已日渐显现。
    与美国首都华盛顿颇有些类似的是，在刚刚过去的1月，北京的气温也创了50年来的新高。在可能导致气温偏高的各种因素中，被放在第一位的就是“受全球变暖的大环境影响”。事实上，在过去50年内，中国东北北部、内蒙古以及西部盆地，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4度以上。
    对于拥有庞大的农业人口的中国而言，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刘颖杰博士告诉记者，山东等中国主要的冬小麦产区近年冬季气温一直偏高。如果将来这种趋势加剧的话，很可能会影响粮食产量，因为温度高造成水分蒸发严重，同时升温也对病虫害防治带来负面影响。
    在过去30年中，中国境内的冰川已有八成以上出现了退缩。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郑度曾在去年6月下旬考察了西藏波密，那里冰川退缩的速度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对《财经》记者说，如果冰川继续退缩，注入长江上游的径流可能就会减少。而对于西北干旱区，冰雪融水更是最重要的依靠。
    郑度更大的担心，则来自全球变暖对于青藏高原的影响。在他看来，“世界屋脊”上雪盖的面积与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有着密切的关系。
早在2000年，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的陈乾金研究员就发现，凡是青藏高原当年冬季多雪，次年夏天长江中下游出现洪灾的可能性超过了三分之二；凡是当年冬季少雪，次年夏天出现旱灾的可能性则超过了七成。
    从去年至今，长江流域很多地区，包括重庆、四川以及江西等地，都在经历着百年不遇的旱灾，这是否与全球变暖导致的冰川退缩，甚至积雪变化有关？如果这样的话，这是否意味着就长期而言更加严峻的考验？
    也许科学家还需要更多的工作来回答这些问题，但很显然，即使对于中国普通百姓而言，全球变暖已经不再是遥远的、幻影般的威胁了。

改良还是革命？
    1月26日夜，达沃斯一个小而温暖的饭店，窗外是久候的雪花，咖啡厅里聚集了20多位谈兴未已的午夜漫谈者。他们当中有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和一位美国前财政部长。他们迅速地找到了兴趣的交集——气候变暖。
　　——200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Engle）认为，应直接对碳排放征税；199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Steve Chu）的看法是，虽然目前尚不可能被政客们接受，但也许可以公告将在多少年后征税，以便企业们调整行为。
　　——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悲叹中离题——美国在对碳征税这个议题上远远走在了欧洲后面，原因是欧洲有更好的社会保障网，而更好的保障使人们更勇于面对风险。
　　——前美国财长萨默斯（Robert Summers）迅速把话题拉了回来，他认为征税最困难的还是如何把发展中排放大国纳入到同一个框架下：如果不对发展中国家排放征税，就可能给予其产品以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而要把他们纳入进来，所需要的成本又可能是这些国家难以承受的。
　　——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则指出，不一定需要全球统一的对碳排放征税框架，也许国家之间双边谈判就可以……
　　这场发生在达沃斯的雪夜漫谈，由此进入下一轮唇枪舌剑。
    正如学者们所洞察的那样，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无论是否采取措施，都不会是免费的，“马上采取行动也许将是代价最小的”。欧盟环境专员迪马斯告诉《财经》记者。
    不过，如何采取行动，这是一个问题。所有的设计，都绕不开《京都议定书》遗留下的一个“巨大黑洞”：在未来的架构中，是否应该把发展中国家包括进去？如果要的话，那么是什么时候，2012年《京都议定书》一期目标完成之后，还是更远？
    换句话说，到底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改良，抑或是革命？
    在达沃斯，与会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齐姆·施泰纳（Achim Steiner）暗示，应该给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时间，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公平问题”（a matter of fairness）。毕竟，工业革命以来，北美和欧洲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超过了总量的七成。
    迪马斯也认为，今后的谈判还应该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内进行，因为现在“还看不到更好的替代方案”。当务之急，是如何使得这一机制更加有效地运行。
    这也正是与会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想表达的。他在发言时称，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内各国应增加交流，“对话而不是谈判”。会后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张承认，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能源消费水平必定相应增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会增加，这个趋势是客观存在的。但他也强调，中国实际上已经在致力于节能，以及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不能因为环境问题，就根本不发展。要统筹兼顾环境保护和持续发展，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尽可能地节约能源。”张晓强补充说。
    多位专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都表示，由于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尚未完成转变，资源禀赋又不同于大部分现有发达国家，加上数据和资料的缺乏，现在就预测中国需要多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就足以支持现代化进程，仍然为时过早。
    “我们当然注意到全球变暖对中国的影响，毕竟，中国不是生存在地球之外。但不管谁贸然去承诺减排目标，影响经济增长怎么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
    如何为“共同的地球”，承担“共同而又区别的责任”（公约确定的原则）？中间的度又在什么地方？除了可以预料到的更加艰巨、漫长的多边以及双边谈判，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答案。
    正如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高广生撰文指出的那样，在全世界迄今提出的20多种排放权分配方案背后，各种利益的纠葛可想而知。
    即使按照斯特恩的说法，要把中国205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在比1990年高四分之一的水平，恐怕中国也难以接受。毕竟，1990年对于发达国家已经是经济稳定增长之后的基准点，而对于中国来说，才刚刚是一个经济腾飞的起点。
    据中国科技部、气象局、中国科学院、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国家环保总局等六部委发布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称，中国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前，不宜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不过，这一分析完全基于中国的内部考虑，或许并未充分考虑到气候变化作为国际社会关心的最主要议题之一将带来的外部压力。比如说，一旦美国未来重返谈判进程，中国肯定将承受更加巨大的压力。
    当然，中印等发展中的人口和排放大国，也不是没有应对之策。一些学者认为，为什么要按照国家而不是按照人均来划分碳排放配额？倘如此，即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排放国，但人均碳排放也还只有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涛对《财经》记者表示，按照这一规则，发达国家将可以向发展中国家购买额度；后者则可以获得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从而有可能顺利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但即使这样，也有人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仍不够公平。毕竟，这还只考虑了人均增量部分，没有考虑到存量部分。更何况，中国的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经济以及贸易模式，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也都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准备好了吗？
　　科学家警告说，全球气候变化有可能在未来十多年中就接近“拐点”（tipping point）。一旦不采取措施，届时这种改变将再也无法逆转；但很显然，不管是世界还是中国，都还远未做好准备。
　　在达沃斯进行的现场调查就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有超过55％的人认为，在人类面临的所有重大挑战中，对于气候变化的准备是最不充分的。
    按照《京都议定书》，对于2012年之后的减排方案的谈判，应该在2005年就启动。虽然缔约方先后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以及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了两次会议，但整个进展显然不能令人满意。欧盟环境专员迪马斯说，按照去年11月内罗毕会议的决议，各方应在2008年完成对《京都议定书》体系的重新评估。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施泰纳在达沃斯也发出警告，除非各国政府采取重大举措，否则新一轮的气候变化谈判几乎肯定会面临崩溃危险。
    在中国，虽然政府设定了雄心勃勃的节能目标，即在2010年，将单位GDP能耗降低20％。但从刚刚过去的2006年来看，每年4％的分阶段目标无法兑现几成定局。
2006 年12月26日，科技部、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国家发改委、外交部以及国家环保总局等六部委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了《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但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透露，气候变化虽然很多部门都在参与，但优先级别都不高，至于对策，更是多集中在“泛泛而谈”的层面上。距离真正的可操作性，仍然有相当的距离。
　　2006年下半年，北京大学环境学院院长、北大环境基金会主席江家驷一直在推动中国气候交易所的建立，以便让中国通过市场机制探索减排之路。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科学家张称意博士对此提议表示赞同。
　　他认为，现在距离2012年至少还有三四年的“窗口期”。通过这个交易所的建立和运作，中国不仅可以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其在运行中的缺陷。
    目前，从《财经》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出于多方面的顾虑，相关部门对此并不十分积极。中国目前的准备，可能连相对保守的气候危机都难以应对，更不用说“最糟糕的情境”（the worst case scenario）了。
    “最糟糕的情境”并非全无可能。
    根据2月2日最新发布的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到2100年之前，海平面可能会上升59厘米左右。一般认为，IPCC的报告要兼顾到各方的立场，往往都比较保守和谨慎。真正的情况或许更为严峻。
    以学术界普遍谈论的全球变暖“正反馈循环”（feedback loop）为例，此次报告中，只部分包括进去了水蒸汽的增温作用以及植物固碳能力的下降。随着温度升高，海洋的蒸发加剧，而水蒸气本身也是一种高效的温室气体，增温效应要远大于二氧化碳。
    同样，一旦温度升得过高的话，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也会减弱，也会导致二氧化碳的沉降速度下降，浓度升高。
    还有更多可能的正反馈机制在，比如在湿地、冻土、湖泊和海洋中，存在着大量的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富含碳的沉积物。而其主要成分甲烷的温室效应，要比二氧化碳高出21倍。早在2005年，美国航空航天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的气候学家辛德尔（Drew Shindell）就警告说，甲烷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可能比IPCC之前的估计要整整高出一倍。一旦全球变暖导致永冻土退化，并且这种升温逐步传导到深水、深海的话，大量甲烷的突然释放，很可能会极大地加快气候变化速度。
    冰川迅速融化，海平面上升，以及各种极端性气候事件的大幅度增加，这将是一个梦魇般的场景。届时，决定人类命运的，很可能将不是历史经验，而是现在的准备程度。
    虽然这一切还存在不确定性，但正如《科学》杂志所说，这一切，都是有很可能“真实发生的事件”（probable event），而不仅仅是“假想中的可能性”（hypothetical pos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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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成为一个案值3个多亿财产损失案的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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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扬州润扬物流装备有限公司、深圳南方中集集装箱服务有
限公司于日前收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传票。瑞华投资控股公司（以下简称“瑞
华”）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公告所涉及的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的关系如下：
（1）本公司间接持有扬州润扬物流装备有限公司100％股权。
（2）本公司间接持有深圳南方中集集装箱服务有限公司100%股权。
（3）本公司间接持有CIMC Holdings (B.V.I) Limited 100%股权。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基本情况
原告：瑞华投资控股公司，法定代表人：Yong Ngee Ng（新加坡籍，中文名：黄
永宜）
被告一：扬州润扬物流装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秦钢
被告二：深圳南方中集集装箱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庆生
被告三：CIMC Holdings (B.V.I.) Limited，法定代表人：麦伯良
2、案由
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3、诉讼请求
瑞华在起诉书中声称，以上被告在有关扬州通运集装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通运”）和扬州通利冷藏集装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利”）的抵押贷款、租
赁经营、股权转让、破产过程中，存在侵权行为并造成其损失，要求赔偿3.1 亿
元人民币。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目前，本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没有发现其他尚未披露的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2
本公司认为，本公司所属相关子公司在受邀请托管通运的第一大股东江苏通
运集团公司所持有的通运和通利的股权之后，勤勉尽责，尽最大努力，为扬州市
的社会稳定和通运及通利员工的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本公司认为，本公司所属
相关子公司在瑞华所诉的相关事件中，一直严格按照相关协议，依法、全面履行
相关义务，不存在任何侵犯相关协议当事人及其他第三方合法权益的行为。
本公司目前无法判断上述起诉案件进程及结果，因此本公司无法判断上述起
诉案件对本公司本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五、备查文件
《民事起诉书》
本公司的相关子公司将依法积极应诉，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零七年二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