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水贴

快乐的加菲猫

我回来了~~~~~~~~~~~~~~~~~~~~~~~~~~~~~~~

tree_yi

govyvy

快乐的加菲猫 发表于 2018-11-19 16:02
我回来了~~~~~~~~~~~~~~~~~~~~~~~~~~~~~~~

嘿嘿~稀客~~
美女去哪玩去啦~~~~

govyvy

tree_yi 发表于 2018-11-19 16:11

欢迎顶帖

快乐的加菲猫

govyvy 发表于 2018-11-19 17:14
嘿嘿~稀客~~
美女去哪玩去啦~~~~

忙着举办“天鹅宴”品鉴会（11.24--25日）

govyvy

客人都是青蛙王子吗，哈哈哈哈哈哈哈~~~~~

快乐的加菲猫

govyvy 发表于 2018-11-20 08:33
客人都是青蛙王子吗，哈哈哈哈哈哈哈~~~~~

不想吃天鹅的青蛙不是一个好的“瘌蛤蟆”

govyvy

行啊，我也报名，

在哪里？在哪里？

顺便把你这只加菲猫，揣兜里带走，啊哈哈哈哈哈

tree_yi

govyvy

近一个月以来，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领域大动作不断。

　　11月19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了《关于乌鲁木齐机场改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内容显示，该项目总投资421.14亿元，其中机场工程投资394.27亿元。不仅如此，据记者不完全统计，短短33天，发改委连续批复了三个投资规模300亿元以上的基础设施项目，合计投资金额达1324.09亿元。

　　媒体记者注意到，从发改委公布的有关数据来看，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自今年三季度以来出现明显增长态势。今年三季度发改委审批核准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金额是二季度的4.8倍，是一季度的2.6倍。

　　上马项目规模超以往
　　媒体记者注意到，除了11月19日公布的批复外，10月30日，《关于新建重庆至黔江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也被公布。该项目投资估算总额为535亿元，其中工程投资514.1亿元，动车组购置费20.9亿元。更早的10月17日，国家发改委还公布了《关于新建上海经苏州至湖州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这一项目总投资367.95亿元，其中工程投资356.25亿元，动车组购置费11.7亿元。

　　在同类型项目中，上述投资规模超过了大多数今年内批复的项目。例如，2018年7月，发改委曾批复新建包头至银川铁路银川至惠农段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资料显示，该项目总投资128.7亿元，其中工程投资124.6亿元，动车组购置费4.1亿元。

　　简单对比后可以发现，该项目投资额明显低于前述获批的两个铁路项目。

　　同时，记者还发现，从国家发改委发布信息的频率来看，近一段时间批复新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也体现出了相当密集的特点。据不完全统计，今年1~8月，国家发改委官网上共公布了5个新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批复。而自今年9月以来，发改委已发布了3个新建固投项目的批复，速度明显快于今年1~8月。

　　大量项目的密集上马，也助推了整体固定资产投资的表现。在11月15日上午举行的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10月份，我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9个，其中审批6个，核准3个，总投资918亿元。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能源等领域。”

　　而此前，孟玮在10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18年前三季度，国家发改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147个，其中审批117个、核准30个，总投资6977亿元。记者注意到，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家发改委共审批核准了总投资为2603亿元的102个项目。一季度发改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55个，其中审批39个，核准16个，总投资1698亿元。也就是说，今年三季度发改委审批核准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金额是二季度的4.8倍，是一季度的2.6倍。

　　项目已筹备较长时间
　　此次密集落地的一大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又具体聚焦于哪些领域，哪些范围？

　　媒体记者注意到，从目前公开的各项目覆盖范围来看，与此前发布的《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所提出的多个重点领域结合相当紧密。

　　《意见》明确，“重点推进一批国际枢纽机场和中西部支线机场新建、迁建、改扩建项目前期工作，力争尽早启动建设，提升国际枢纽机场竞争力，扩大中西部地区航空运输覆盖范围。”而在此次发布的固投项目名单中，就有位于西部地区的重要航空枢纽——乌鲁木齐机场的改扩建工程。

　　此外，《意见》还针对铁路建设提出，以中西部为重点，加快推进高速铁路“八纵八横”主通道项目，拓展区域铁路连接线，进一步完善铁路骨干网络。加快推动一批战略性、标志性重大铁路项目开工建设。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城际铁路规划建设。

　　而此次国家发改委也在重庆至黔江高速铁路可行性报告的批复中明确：“为深入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完善高速铁路网布局，加快形成重庆至厦门的高速铁路主通道，带动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同意建设重庆至黔江高速铁路。”

　　记者还发现，此次国家发改委密集批复的多个项目，均经过了较长时间的筹备，也已列入了有关部门力争年内开工的“储备清单”。例如乌鲁木齐机场改扩建工程，其项目建议书已于2017年8月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国家发改委基础产业司副司长马强也曾于今年9月公开表示，力争实施乌鲁木齐机场改扩建工程等重大工程。

　　重视推进有效投资
　　记者发现，决策层高度关注有效的固投和基建投资的顺利推进，从而促进整体经济的稳增长。

　　今年7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明确，把补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而今年10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强调，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有效应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此前处于下行区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在近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反转。11月1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10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5.7%，增速比1~9月份回升0.3个百分点。其中，1~10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3.7%，增速比前三季度提高0.4个百分点，实现了今年以来的首次回升。

　　在11月15日的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上，孟玮也表示，在做好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有关工作的同时，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

　　她指出，对各地方政府而言，要把握好“三个严格”。一是严格可研论证。在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要根据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和地方政府投资能力，充分论证资金筹措方案是否可行，加大财政约束力度；二是严格项目建设条件审核。区分轻重缓急，对确有必要、关系国计民生的在建项目，统筹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合理融资需求，避免出现“半拉子”工程的情况；三是严格担保举债行为。严禁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严禁以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购买服务等名义变相举债。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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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随笔】
　　“雷语”频出的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再次火了。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他提道：“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堕落。”此话一出，舆论一片哗然。女性网友们更是纷纷表示懵圈：哪里横空飞来的这口黑锅！

　　遗憾的是，这句话并不是断章取义。结合当时的语境可以发现，这是俞敏洪真实的意思表达：“如果中国所有女人挑选男人的标准，是男人会背唐诗宋词，那么所有男人都会把唐诗宋词背得滚瓜烂熟；如果中国所有的女人都说中国男人就是要他赚钱，至于他良心好不好我不管，那所有的中国男人都会变得良心不好、但是赚钱很多的男人。一个国家到底好不好，我们常常说在女性就是这个原因。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堕落。”

　　这段话中，“女性的堕落”因为比较刺眼，所以受到了舆论的猛烈攻击。但实际上，其中的逻辑谬误远不止一处，谬论重重叠加，甚至让人觉得“看上去很有道理”。所以我们不妨一层一层地来分析。

　　首先，“女性的堕落导致了国家的堕落”，第一个前提是中国女性堕落了。或许在俞敏洪看来，这根本不需要解释，你们女人都希望男人赚钱，这可不就是堕落了？可事实是，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长期保持在世界较高水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2018届高校毕业生中，女生占比高达52%，男生仅占48%。这说明女性正在努力奋斗，至少并没有完全指望男性挣钱养家，“堕落”一说何来？

　　第二个要说的是女性、男性和国家兴衰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俞敏洪看来，女性的选择决定了男性的选择，而这些则影响了国家的兴衰。可是，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应当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谁都不是任人摆布的玩偶，一个有正常智商水平的人，必然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之后，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生存的道路。其中，择偶只是一部分影响因素，并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自己的人生活成什么样，说到底只有自己能负责，不管是甩锅给异性，还是甩锅给父母，都是孱弱的表现。

　　最后再说一个补充论证，为什么男人挣钱就“良心不好”了？现代社会，财富不是一个人道德的污点。作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教育家，更应该有健康的财富观。只要是遵纪守法挣的钱，就值得尊敬，就应该得到鼓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整个社会的活力和经济的活力。把挣钱与良心不好联系起来，是一种过时且危险的论调。

　　总之，这种所谓的“堕落观”，实际上是陈旧的“红颜祸水”论的翻版。在过去，史家总结经验教训，总是怪罪妃子们太美引得“君王不早朝”；现在呢，就说女性都爱挣钱的男人，所以男人只好挣钱去了，都“堕落”了。这种论调，漏洞实在太多，不是一个现代性的认知逻辑。

　　在最新的回应中，俞敏洪纠正说，他真正的意思是“女性强则中国强”，这个找补仍然令人啼笑皆非。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没说“妇女能顶整片天”啊，中国的强大必定是全社会一起努力的结果，何必把这么沉重的赞誉都压到女性身上来呢？过度赞誉与无故归咎一样，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俞敏洪创立的新东方教育集团，可以说为中国年轻人“开眼看世界”打开了一扇语言的窗口，可是，这些言论却似乎没有跨过“现代”的门槛。有人为之辩解说，这只是一时失言。但是，作为公众媒体，更应珍惜自己的话语权。尤其是一位从事教育行业的公众媒体，其发言具备相当的影响力。当然，公众媒体的发言，总免不了在舆论场上接受检验，这也是正常现象，俞敏洪的言论，引起了广泛的舆论反弹，实际也是社会理性提升的表现：人们对男女关系及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已经大大进步了。

　　(作者：容易，系媒体评论员)（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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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长生长春长生如何从一个国资企业变成高俊

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下文简称“长生所”）旧址附近的家属小区里，一座落锁的红砖二层小楼隐藏在松树林中。小楼内部的舞台已经塌陷，观众席上杂物成堆。小楼外墙悬挂的铁皮牌子上写有“危楼”两个红字。
        在长生所最辉煌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座小楼作为长生所的职工俱乐部，见证了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其中就包括长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长生实业”）的建立。作为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长春长生”）的前身，公司“出生地”的破败景象与最近一个月来它因疫苗事件而卷起的舆论热潮相比，让人有恍若隔世之感。
        原长生所财务处员工高俊芳的经历同样令人唏嘘。她自1993年成为长生实业第二任总经理以来，一直牢牢主掌着公司大权。在2017年胡润百富榜中，高俊芳家族以51亿元位列中国第820位，在吉林富豪排行榜中排名第三。而如今，她因涉嫌生产、销售劣药罪，和另外18名犯罪嫌疑人一起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长春长生前传
        始建于1934年的长生所在伪满洲国时期被称为“厚生研究所”，其办公楼旧址原为伪满千早医院，如今这里已被列为长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46年，长生所被东北抗日联军接收。建国后成为国内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之一，经过40年的建设，其地位日渐突出，于1990年晋升为国家二级企业，1995年被划定为国有大一型企业，连续五年跻身于“全国500强最佳经济效益企业”行列。
        据《中国公共卫生管理》1999年8月刊登的关于长生所的介绍：该所占地43万平方米，固定资产2亿8千余万元，现有职工1500余名，专业技术人员占60%以上。产品包括甲肝减毒灭活疫苗、流感疫苗、人用狂犬病疫苗、冻干水痘活疫苗等130多种，并于1993年获得进出口经营权，产品销往韩、日、美、加、印度、越南、巴西等国家。
1991年，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获得国务院批准建立。“开发区新成立，需要企业支持，所以我们过去了。”时任长生所副所长李一表示，这是创办公司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在长生所多位老职工看来，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所里响应国家号召办公司，高新区新成立提供了场地，还减免税收，厂里领导班子也都同意这一决定。”1992年在长生所狂犬病疫苗室工作的陆伦回忆道。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李一的确认。1992年党委领导班子5人开会时，所长张嘉铭提出办公司的议案。“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成立子公司，从发展角度看，多一个分支能多创造效益。”据李一回忆，随后成立的董事会依旧以长生所领导班子5人小组为核心，任命他为长生实业总经理，高俊芳为副总经理。
当时38岁的高俊芳已经被提拔为财务处处长。“朴素，会来事，有能力”是老职工们对她的评价。如今，在几位已年近80岁的老职工印象中，高俊芳刚从中专毕业就来到长生所，是怀里夹着小棉被来报到的，这个农村小姑娘，干净漂亮，客客气气。
        多位老职工表示，由于高俊芳工作能力强，是当时主管生产、财务、销售的副所长李一提拔起来的，但这一说法却遭到当事人李一的否认。李一1953年来到长生所工作，中途下放农村，直到1981年重回长生所，当时高俊芳已经来到财务处做成本会计。在李一的印象中，高俊芳先是在1988年被前任所长张权一任命为财务处副处长，1990年换届后，接任所长张嘉铭又提拔高俊芳为财务处处长。
1992年8月18日，长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经长春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创立，成为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首家股份制试点企业和吉林省股份制试点企业。
        长生所联合长春高技术应用研究所（下文简称“高研所”）和长生所生物技术服务中心经销部（下文简称“经销部”，后改名“长春生物高技术发展公司”）三家联合发起，向内部职工定向募集股份。长生实业注册资本3000万元，其中三家发起公司股本2160万元，长生所占50％，高研所和经销部各占21％和1％；注册资本中的另外840万元则由长生所内部职工认购完成，占总股本的28％。
        那年夏天，长生所在俱乐部大礼堂召开动员会，李一介绍了即将成立的长生实业将是一家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由长生所负责派出人员、技术和产品，采取内部职工募股的方式集资，按照员工-技术人员/中层-高层领导的等级，以每股一元的价格，分别认购4000、6000、8000股，李一作为副所长认购了8000股。“认购期限还没结束，股票就被领完了。”
根据当时的《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以及国家相关试点工作的安排，募集内部职工股主要是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股份制试点的相关工作，同时起到调动企业员工积极性的作用。
        老职工陆伦曾任长生所狂犬病疫苗室主任，据他回忆，另外两家联合发起公司并没有派代表到新成立的长生实业，一切管理工作由长生所主持。
        作为长生实业第一任总经理，李一表示在他任职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新公司工作人员包括他在内不到10人，主要是文秘、财务等人员，他们全部来自长生所。公司成立第一年，办公室和厂房还在建设中，只得借用开发区的高新大厦办公，生产设备和技术也没有从长生所迁来。
“初期主要靠所里扶持，生产、销售都没有，就是只管挣钱。”按照李一的说法，以甲肝疫苗为例，虽然名义上产品划分给了长生实业，但技术、车间、生产、销售都还是由长生所全权负责，最终所得收益按一定比例划分给长生实业。
1995年1月18日，长生实业向长春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递交了《关于长春长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股本结构的请求》，申请回收内部职工股总数的50％。1月24日，长生实业通过股东代表大会决议，决定以每股2元的价格回购内部职工股总数的50％，使得内部职工的持股数变更为420万股，占总股份的16.28％。4月11日，这一请求获得批复同意。
        另据《长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度及2015年1至6月审计报告》，长生实业在1995年1月第一次以每股2元的价格回购50％的内部职工股，1996年5月，以每股2.1元回购剩余的内部职工股。最终，长生所在公司的持股比例升至69.44％，成为长生实业的绝对控股人。长春高研所持股升至29.17％，剩余的1.39％股份由长生所经销部更名后的长生所生物技术发展公司持有，职工股则被全部清理。
        据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政明介绍，在1993年到1994年之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规定，要求停止发行以及整顿规范内部职工股，如《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体改委等部门关于立即制止发行内部职工股不规范做法意见的紧急通知》《关于立即停止审批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并重申停止审批和发型内部职工股的通知》等。加之当时长生实业内部职工持股比例为28％，超过当时《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中内部职工股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额20%的规定，因而当时长生实业回购内部职工股符合当时政策的规定。
在以往的报道中，长生所的老职工似乎对这一回购行为颇有微词，认为新公司赚到钱后抛弃了母公司的老职员。
        但长生所多个疫苗科室的员工和主任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了另一个说法——当年由于行政任命变动，部分长生所老职工不相信高俊芳这个“没有疫苗生产管理经验的年轻财务人员”能够胜任总经理，对新公司前途十分忧虑，纷纷表示要退股，因此，长生实业董事会决定收回职工股份。除了最终按照每股2元的价格回购，在1992年至1995年之间，还进行过一次每股1元的分红，所有买过股票的人都得到了一定利益。
        但客观而言，两次内部职工股清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高俊芳将长生实业“私有化”扫清了道路。
        紧接着，长生所和高研所分别将大部分股权转让给长春高新，并助后者成为最大股东。1996年5月7日，长生实业通过了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长生所向另一家企业长春高新转让长生实业19.38％的股权。第二年11月26日，高研所与长春高新签订《协议书》，约定长春高研所将其持有的长生实业29.17％股权以1828.58万元对价转让给长春高新。至此，长春高新持股48.55％，成为长生实业的最大股东。
        长春高新控股的形势仍在加强。1999年，长生实业的股东之一，持有19.38％股权的深圳通海生物工程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深圳通海”）将2％的股权变卖给长春高新，使后者股权增至50.55％，成为了长生实业的绝对控股人。
        不可否认的是，“生产、经营、销售、管理”这些积极的公司行为都是在高俊芳任总经理后逐步在长生实业落地的。据其官网介绍，早年长生实业位于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集中新建区内，占地面积9000平方米，员工增至246名。
        长生所原冻干室工程师古晨退休一年后，于1999年被返聘到长生实业主管冻干室，据他回忆，当时公司给他的工资是每个月1000元，每天上下班还有小轿车接送。第二年，由于冻干室治理效果好，古晨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工资涨到了每月1500元，是所里中层干部工资的近一倍。
        当时，长生实业已经建立了狂犬病疫苗、甲肝疫苗、腮腺炎疫苗、流感灭活疫苗和分包装冻干车间5个现代化的生物制品车间以及研究中心和质量管理部，并已形成了生产、冻干、分包装、检定一条龙的生产管理体系。其中，甲型肝炎减毒活疫苗、人用精制狂犬病疫苗、流行性感冒灭活疫苗生产车间已经通过GMP认证，并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GMP证书。
“长生所和长生实业的易位差不多就在2000年前后，”李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前者越来越没落，后者越来越发达，但是，很难说就是因为长生实业带走了所里最赚钱的产品。”

自7月26日开市起，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长生生物”变更为“ST长生”。图/视觉中国
高调进出的长春高新
        如今看来，长春高新在1999年开始控股长生实业的一系列举措，或许充当了高俊芳实际掌控长生实业（后改为长春长生）的跳板。
        根据长春高新2000年年报披露，高俊芳于2000年5月离开长生实业总经理的职位，进入长春高新并担任董事总经理。之后，长春高新对长生实业的股权持续增多。
2000年12月，长春高新收购深圳通海所持长生实业9.13%的股权。2001年3月，公司又接受高俊芳老东家长生所转让的20.68％的股权。两次操作使长春高新对长生实业持股达80％。
2001年正值国内狂犬病疫苗推广使用纯化疫苗的更新换代时期，此前以地鼠肾原代细胞狂犬病疫苗为主，长生实业抓住了时机，集中力量加大Vero细胞狂犬病疫苗的生产。当年，长生实业甲肝疫苗和狂犬病疫苗被吉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评为2001年度“吉林省名牌产品”。公司一举成名，并很快抢占了市场。据长春高新2001年年报披露，当时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直辖市，都独家使用该公司的产品。
        伴随技术和市场的提升，公司创造的利润也在不断增加。2001年，长生实业净利润较上一年翻了近一倍，达1005万元。相比之下，长春高新投资比重较大的物业和房地产资产创造效益很低，于是公司决定向医药产业转型。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转型中的长春高新却开始抛售自己所持长生实业的股权。2001年8月长春高新将20.68％的股权以1331.79万元转让给长生所，长生所转手把自己30％的股权以1932万元对价转让给韩刚君，0.68％的股权转给广州盟源生物工程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广州盟源）。实际上，广州盟源的股东之一也是韩刚君，与他合作创办公司的人叫杜伟民——时任长生实业市场部总监。
2002年4月，长生实业更名为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真正令舆论关注的是，2003年底，长春高新拟将剩余59.68％股权全部卖出。
        这年12月16日，长春高新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董事会，9名董事全部到齐，主要讨论转让长春长生股权的意见。长春高新给出转让的理由是“为了加快长春高新医药产业发展战略的调整，实现由投资控股型向生产经营型企业的转变，同时为了改善公司现金流状况，从而解决公司在其他制药企业及新建房地产项目上所需资金问题”，最终，确定把股权转让给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高俊芳。
        高俊芳当时担任长春高新副董事长，同时也是长春长生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对她的股权转让属于关联交易，按照规定，高俊芳回避了表决。
但是，这次股权交易引起社会极大的争议。焦点有三个：第一，当时长春长生在长春高新持股期间，净利润都在攀升，甚至成为控股集团的重要利润来源，为什么长春高新要卖掉所有股权？第二，高俊芳收购股权所用的高额费用从哪儿来？公开消息显示，高俊芳将受让34.68％的股份，按照每股2.4元的价钱，总额为4161.6万元，而高俊芳作为上市公司高管，收入公开可查，本人拿出这笔钱过于不现实，但长春高新却评价她有支付能力。第三，在长春高新确定受让方之前，河北、北京等几家公司也曾参与购买。《新京报》当时的报道称，有公司开价达到3元以上，但最终长春高新高价不卖，低价转让给了亚泰和高俊芳。
        申万证券研究所首席市场专家桂浩明表示，实事求是地讲，东北的国资改革，确实存在管理团队购买股权这样的状况，价格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判断。但是他也疑惑，当时长春长生是一个发展不错的公司，长春高新为什么会卖掉这样的公司？虽然在目前披露的股权交易中并未发现问题，但是程序公正并不等于结果公正，合法的未必是合理的，当然这当中到底有什么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查阅原始资料。桂浩明也强调，不能因为公司现在出了问题就否定过去一切，这个需要证据，我们需要去看这个公司从长春高新分离出来，有没有特殊的原因。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沈涛认为，长春高新卖掉长春长生的逻辑可以理解。在他看来，长春高新和长春长生的模式很奇怪，现在一般控股企业自己不上市，会控股上市公司，但是长春高新作为上市的控股集团，控股了一堆没有上市的企业，当然这也有一些历史原因。
        这造成的问题是，一方面，2004年股权分置改革尚未完成，长春高新有国企背景，作为上市它不具备很强的融资功能，不能对控股公司进行有效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长春长生虽然利润好，但是公司享受不了资本市场的估值，也不能通过二级市场有效融资，让控股公司得到更多好处，最好的状态就是长春高新把长春长生这个最优质资产剥离出来让其上市。
        实际上，长春长生确实有上市的打算。2003年4月7日，在长春高新同一间会议室中，10位股东以及股东代表曾围坐在会议桌边通过了《关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赴香港交易所创业板申请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的提案》。
        但一个月后，公司接到证监会的文件，取消长春长生香港上市的计划。当时证监会给出的理由是，长春高新大部分利润来自长春长生，如果拆分长春长生，将会影响母公司长春高新的效益和上市地位，不宜拆分境外上市。
        长春长生上市被驳回，控股公司和子公司无法达到双赢目的。沈涛认为，当时长春高新需要钱，控股长春长生的模式没有什么优势，它希望自己有完全属于自己的企业，转向实业，可以在二级市场融资。
        对于高价不卖低价卖的争议，迫于舆论压力，长春高新在2004年1月10日再次召开董事会，澄清转让价格的确定采用的是协议转让，未采取竞标的方式。因此受让方亚泰集团和高俊芳确定股权转让意向后，其他受让方报出高价，也没有被公司采纳。
2004年4月21日，长春高新第四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中修改了股权转让方案，公司将34.68％的股权转让给亚泰集团，25％的股权转给高俊芳，转让价格也从之前拟定的2.4元/股改为2.7元/股。
        沈涛认为，长春高新的选择也可以理解。当时公开希望购买长春长生股权的公司都在外地，这是问题所在。假如外地公司买了之后，会有生产线、人员都去外地的可能。为了保证当地税收，防止员工下岗、保证企业稳定，不大可能会把长春长生股权卖给外地企业。
        多位业内人士都对《中国新闻周刊》提到，高俊芳是否有那么多钱，这是一个灰色的地方。桂浩明认为，管理团队的资金从哪儿来，取得的方法是否合法，这个需要大家去研究。“高本人担任长春高新的高管，从公开资料看，她本身收入不高，或者不足以拿出8位数的资金来收购。这体现了什么样的游戏规则？这些资金有哪些来源？”
高俊芳当时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解释，收购资金是找亲戚朋友借的。“我们家亲戚比较多，他们宁可把全部存款拿出来和我一起承担风险。另外一部分是朋友借的，这都是些不会侵占到公司利益的朋友，也不会是因为我的职务而借给我款。我在一些借款协议中还写明‘到期如果还不上的话，就自动转让股权’，这样他们就有保障。我自己出了200万。我工资是每个月6000元，因为跟董事会有承包的合同，我每年的奖金有几十万到一百万。
        沈涛认为，高俊芳的话，从公开信息上也没有办法核实，但是资金来源可能牵扯到其他的东西，比如之前的股权交易、不断地股权转让是否有资金的安排，但是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只从公开信息上看，披露不出更多信息。

吉林省长春市，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家属小区中，有三排18户小二层，每户约100平方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长生所职工称这里为“小中南海”，只有研究所的书记、所长、副所长或离休干部才能分配到这里的房子。摄影/李明子
频繁股权转让的背后
        长春高新退出之后，没有一家企业是长春长生的绝对控股股东，新股东亚泰集团也有国资背景，所以长春长生尚不能被判定为私营企业。但是，2004年第九次股权转让之后，民资持股第一次超过了国资持股。
        在沈涛看来，当长春高新退出以后，高俊芳虽然只持有25％的股份，但由于她在公司有威望，此时高已经可以算是公司的实际控股人。桂浩明也认为，这时候高俊芳已经具备了控制公司的能力。
2004年5月24日，高俊芳履行承诺辞去长春高新董事、副董事长职务。同时，她继续担任长春长生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2015年7月，长春长生终于登陆资本市场，完成了一直以来的“上市梦”。完成上市后，高俊芳、高俊芳之子张洺豪、高俊芳配偶张友奎成为公司实际控股人。
这11年间，长春长生如何从一个国资企业变成高俊芳家族企业？想要解答这个疑问，首先需要复盘公司股权变更的过程。
2015年，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度及2015年1至6月审计报告》，报告提到，从2004年8月到2015年上市之前，长春长生经历了13次的股权转让，先后出现的法人股东有38家，并伴随一次增资。频繁的股权转让背后呈现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国有股东的持股比重不断减少。
2004年12月，亚泰集团刚接盘长春长生不到5个月后，该公司将9.68％的股权以每股2.7元的价格转让给陕西兰生医药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兰生）。
2006年9月7日，亚泰集团每股2.8元将剩余15％的股权对价转让给自然人金宇东。亚泰退出长春长生。
        至此，长春长生形成8家股东分散持股的格局，其中国资股东只剩下长春高研所一家，持股比例仅有1.39％，民营和自然人股东持股98.61％。
2014年10月28日，长春高研所把持有的股权以50元/股的价钱对价转让卓冠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冠投资）。自此，长春长生（原长生实业）三个发起人全部退出。长春长生的股东名单中，已经清一色替换成了民营资本和自然人。
        在这期间，公司股权通过极其复杂的转让，还呈现出了民资持股分散的特点。
2008年1——4月第13次股权转让十分显眼，一共签订了24份《股权转让合同》，除了高俊芳实际控制的55％的股权外，原持股数排名第三、四、五、六名的股东合计42.93％的股权，后被分给了21个自然人，其中15人持股不超过2％。通过这次转让，股东人数从8人扩充到24人。
2010年7——8月第15次股权转让同样复杂，共通过12份《股权转让合同》。和之前相比的特殊之处在于，这次股权交易中出现了闭环式的转股。例如自然人A将全部股权转让给自然人B，B将股权以同样价钱转给C，C将这些股权转给D，D又重新转让给B。这样在股东之间来回倒手，并未产生复杂的股东变动及其股权的增减。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次交易中，除了自然人林桂花受让和转让股权的价格为5元/股以外，其余自然人转让股价都是2.8元/股。早在2004年长春高新出售长春长生股权时，按照当时对后者的经营状况的评估，把每股定为2.7元，甚至有其他公司出价3元/股收购长春长生的股权。但在4年之后，随着长春长生在疫苗市场的占有率增加，每股净资产只增加0.1元，显得不太合理。
        另外，这两次让人眼花缭乱的交易中，涉及一些自然人股东的进出过程。《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发现，两年时间内，这些股东都以当初买入的价格转让出去，并未产生任何投资收益。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针对上述情况分析，正常的股权转让过程中，这种股权倒来倒去的操作不多见，说明众多参与的人都是转移资产用的“白手套”。所谓“白手套”，是指如果一个实际出资人想成立公司或者买股票，但不方便披露个人信息或规避一些政策法规，会找人出面购买，出资人会在私下补偿给对方。
        桂浩明分析，国内很多企业在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改制过程中，都会有通过股权结构调整来变更企业性质的现状。也有企业最初挂着国有或者集体所有制的牌子，也有可能是个“红帽子”，而本质上是民营或者私营企业。这些企业在改造为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上市前，都会由省级国资部门对相关产权进行界定。能够经过省级部门予以认可的改制，是合法的。但是过程中，从普通股东转移或者收购股权是否合理合法，律师会进行见证，具体的内容可以查阅公司上市时会提交的相关文件和材料。但是桂浩明补充，长春长生上市3年了，假如过程有明显问题，早就会暴露出来。
        桂浩明用3句话总结长春长生股权结构变化的过程： 手段多种多样；高俊芳购买股权的资金来源存疑；表面上合规合法。
        无论是国有股东持股比重减少到零，还是民资持股分散，从结果上来看，高俊芳都可以说是最大的获益者。
        原持股34.68％的亚泰集团退出，使得韩刚君（30％股权）和高俊芳（25％股权）成为持股最多的两名股东。2007年，韩刚君退出，将自己所有的股权转让给了深圳市豪言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豪言）。
        而深圳豪言背后的实际控股人正是高俊芳。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1月，正是在韩刚君转让股权前不久，注册资金为6万元。此后，高俊芳实际持有长春长生55％的股权，稳稳坐在了长春长生绝对控股人的位置上。
        据媒体报道，韩刚君曾任河南开封龙亭区卫生防疫站担任医师、副站长，2001年3月下海与杜伟民一起在广州创办广州盟源，同年8月，他个人以1932万元受让长生所30％的股权。刚下海的韩刚君如何获取购买股权的第一桶金，不得而知。
2010年7月，深圳豪言把5％的股权无偿转让给高俊芳，25％的股权无偿转让给张洺豪。同时，张友奎也进入股东名单，受让1.12％的股权，而且他购买股权的价格为2.0075元/股，低于同期其他人2.8元/股的价钱。加上高俊芳原先持有的25％股权，高一家三口共持股56.12％。这是一个关键节点，不仅高俊芳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公司的绝对控制人，而且高俊芳家族成员也开始出现在股东名单中，并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2008年1月那次复杂的股权转让过程中，张友奎的外甥孔令浩持股8.36％，高居股东名单中的第三位。张友奎的外甥女杨曼丽购入1.60％的股权。2010年，其他关联人孔令浩、张友奎的姊妹张敏、张敏之女杨曼丽三人共持股12.01％。
        张友奎的另一个姊妹张雯于2014年5月15日购买了原股东孔令浩（张雯之子）持有的8.14％股权，并于2014 年12月26日将该8.14％的股权转让给北京华筹，同时于2015年2月2日，张雯通过其实际控制的祥升投资购买了原股东金军持有的4.87％股权。
        上述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提到，长春长生由一个国有控股企业逐渐变成高俊芳的家族企业，这个过程运作得比较复杂，说明操作者对体制很熟悉，一切都是相关人的运作。但很幸运，没人反水，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人不配合，都会出问题。
从上市之梦到退市之危
        通过多年复杂的股权腾挪，高俊芳距离她的疫苗王国的“上市之梦”似乎只差一步之遥。
        据公开信息披露，2010年，长春长生再次计划在香港申请上市，并计划于上市前进行海外私募。但是2012年，长春长生终止境外上市计划，废止了相应境外上市、返程投资架构。
2015年7月2日《上海证券报》盘点，过去一年内，长春长生先后完成一次增资、14次股权转让，公司股东榜也在清一色的自然人股东中新增六家创投机构。
2014年4月，简兴投资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兴投资）、礼兴投资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礼兴投资）以现金出资138.746万元增加注册资本。
2014年10月28日，长春高研所把自己的1.35％股权对价转让卓冠投资。
        同年，一家名为芜湖卓瑞创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公司（以下简称芜湖卓瑞）从5个自然人股东和卓冠投资手中购买共计10.56％的股权，收购价是50.34元/股，此时股价大涨，是此前买卖价格的近18倍。根据公开资料披露，忽然间集中收购股权的芜湖卓瑞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是何平，而何平是长春长生公司的董事之一。
        另一个创投公司长春市祥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升投资）最终购买了4.8％的股权，据公开资料披露，祥升投资背后的控股人是张雯，即张友奎的姊妹。
        上海沃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沃源）也从一位自然人股东手中以50元/股购入1.65％股权。
        值得注意的是，这六家创投公司中，有4家都是成立于2014年，《上海证券报》对此评价，“似乎专为突击入股而‘私人订制’”。
        而这次创投公司先后突击入股，实际上仍然是为了上市，这次长春长生希望通过借壳上市的方式进入资本市场。祥升投资和芜湖卓瑞跟长春长生股东和高管有着微妙的关系，也透露出这些人希望能够在上市以后给他们带来更好的收益。
        桂浩明解释，在上市前引进创投公司，有利于公司上市，因为能够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公司定价，这也是比较普遍的做法。
        而实际上，上市前长春长生的估值已经在增加。《上海证券报》提到，截至2013 年12 月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长春长生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约为21 亿元，但是2015年时，借壳黄海机械的预案对长春长生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为55亿元。
        当时长春长生公开解释，估值提升得益于两点，一是2014年公司采用新工艺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 细胞）开始上市，二是公司在水痘疫苗海外市场的出口量大幅上升，使得公司经营业绩提升。
        过去多年通过复杂的股权转让，长春长生已经从最初一个国有企业转身成为全部是民营资本，这是一个有利于借壳上市的股权结构，不需要当地国资委审核。
        伴随着前一年股权结构的剧烈变动，2015年7月1日，江苏省上市公司黄海机械揭晓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拟将除货币资金及保本理财产品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作价3.96 亿元与作价55 亿元的拟置入资产长春长生100％股权进行置换，差额部分以16.91元每股定增股份支付。交易完成后，高俊芳、张洺豪、张友奎成为公司实际控股人，长春长生终于实现借壳上市。
        而借壳上市的代价则是，黄海机械的原法定代表人刘良文和虞臣潘当时共持公司18.09％的股份。当时黄海机械经营本身就陷入了困境，相比之下疫苗行业有政府支持，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沈涛解释，这也是为什么高俊芳要绝对控股公司的原因之一。借壳上市的成本很高，黄海机械会在股权中占很大比例，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不是所有股东都愿意。如果高俊芳不达到绝对控股，就没办法上市。
        几位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都表示，从公开披露的信息看，长春长生股权转让和上市并没有很么大的问题。不过界面新闻此前报道称，曾是长生生物2015年第一大经销商的山东兆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山东兆信）一名离职的人士透露，“它（长生生物）上市时山东兆信做配合，做假数据。由此产生阴阳合同，做报表的时候几家公司配合长生生物助力其上市。”
努力上市后，长春长生的营收也在不断攀升，2017年公司营业收入超过15亿元，同比增长52.6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6627.71万元，同比增长33.28％。
        同时，公司在疫苗市场也占据有竞争力的地位。根据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的疫苗批签发上市数据，长春长生的狂苗供应量在2014——2018年占全国的10％——25％，最多占到1／4的市场份额。2017年，长春长生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冻干水痘减毒活疫苗的批签发数量位居国内第二位。
        但是上市不到3年，长春长生在这次狂犬病疫苗造假事件上把自己推向了深渊。7月22日， 国家药监局在通报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案件有关情况时提到，已查明，该企业编造生产记录和产品检验记录，随意变更工艺参数和设备。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有关规定，国家药监局已责令企业停止生产，收回药品GMP证书，召回尚未使用的狂犬病疫苗。国家药监局会同吉林省局已对企业立案调查，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随着疫苗事件的发酵，长春长生野蛮生长过程中更多的阴暗面被发掘出来。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自2003年起，长春长生的狂犬、流感、水痘、甲肝、乙肝等多个疫苗产品卷入行贿案件，向广东等4省21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行贿者既有该公司销售人员，也包括地方经销机构的医药代理。以吉林长春长生原安徽区经理班某为例，他于2002年到2003年向某县防疫站站长及负责疫苗采购的工作人员行贿6万元，此后还有其他行贿行为。2016年10月27日，安徽省利辛县人民法院以行贿罪判处班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7月26日，长春长生公司的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已由“长生生物”变更为“ST长生”。
7月27日22点，证监会发布《关于修改〈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的决定》，修改内容为：对重大违法公司实施暂停上市、终止上市。上市公司构成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和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的，证券交易所应当严格依法作出暂停、 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的决定。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教授董登新曾公开表示，最近的疫苗案是涉及公众健康的重大安全事件。此次修订是“重大违法”强制退市这个监管概念从抽象到具体的一次进步。
        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政明介绍，如果查证该公司有证监会7月27日《决定》中列明的相关情形，则存在公司股票暂停、终止上市交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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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楼市下行压力增大背后：卖房要“招标”，买房可“先住后付”

　　“我已经三个月没有开新单了。”在九龙尖沙咀柯士甸道的Q房网九龙站旗舰店里，一施姓高级客户经理告诉媒体记者，最近这几个月市场确实冷淡了不少，而造成无单可做的直接原因之一是香港于9月底时迎来了12年来的首次银行加息。其间大量急于出手楼盘的业主，在政府一系列调控政策的影响下，不断下调预期价格。

　　仲量联行最新住宅市场展望指出，香港住宅市场正进入调整期，预计2019年底前住宅均价将下跌15%。

　　此外，豪宅亏本甩卖、太平山顶文辉道的地块流拍、机构看空香港楼市等新闻频繁见诸报端，让市场预期进一步下降。

　　日前，媒体记者走访香港房地产中介和楼盘发现，市场悲观情绪明显，甚至有业主直接降价200万港元的房屋单位也无人问津。市场不景气下，开发商也是各出奇招，例如采用全部单位招标、免压测高成数按揭等方式卖楼的屡见不鲜，甚至出现了“先住后付”的情况。

　　●开发商为卖房奇招尽出
　　作为楼市晴雨表的二手楼盘成交，香港的二手房市场在最近的几个月中一直处于比较明显的盘整阶段。

　　“有一个客户的物业单位挂在我们这里寻售，之前价格是2400多万港元，现在已经调下了200万港元，但还在我们这里挂着。”上述施姓中介表示，客户是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对预期看跌，所以急于出手。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自9月起，新界区有6个主打中小型单位的新盘开售，但随着过去两个月楼市气氛转向，过往热卖的楼盘亦销售惨淡。

　　根据仲量联行的报告，香港中小型住宅价格自金融风暴后已上升2倍，并超越1997年高位63%，不过，前景不明朗已令中小型住宅价格，在连升27个月后于过去2个月下跌了1.4%。过去3个月，由于市场交易状况不佳，每月的住宅成交套数已进一步减少至4188套，远低于过往长期的每月8500套的平均水平。

　　面对楼市冷风直吹，地产商近期亦面对现实，不断在挽回销量。

　　在广东道369号一家名为“香港置业”的中介门店，其房产代理告诉记者，如今开发商不得不将楼盘定价下调至贴近二手房价格，而每次加推时亦不作加价安排，明显对市况评估较以前保守。“近期，接连有新盘将全数单位招标，最初为亿京大埔海日湾I，10月时推出138个单位招标，而近日九建旗下油塘海傲湾亦作出同样部署，第二轮134个单位全部招标。”

　　对此，有业内人士分析称，以招标方式卖楼的好处是，卖方无需将底价公开，地产商会有更大主导权，即使减价出售亦对项目冲击较小，倘若销售不佳也不必向市场公开数据，可谓一举多得。

　　还有开发商采用了“先住后付”方式以吸引购房者。

　　媒体记者在走访位于香港东部的将军澳及康城时发现，现楼将军澳MONTEREY推出长达1088日的长成交期付款，先住后付，其中10%楼价为“占用费”，若买家提前付清余额还可享受3%的楼价回赠。

　　值得注意的是，自今年6月香港一手房空置税公布后，地产商除非愿意交税，否则再无法“坐地喊价”。“面对这样的卖楼环境，地产商急于清货亦可以理解。”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未来或会有更多已到现楼的新盘推出长成交期先住后付计划，加快去货速度。

　　●市场下行压力大
　　根据瑞银最新的全球房地产泡沫指数显示，香港稳居全球主要发达地区城市房地产泡沫榜首，排在其后的有慕尼黑、多伦多、温哥华等城市。

　　瑞银的报告还显示，自2012年以来，香港房价持续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市场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状态，而监管部门调控房价的措施效果并不明显。

　　随着超低息环境的结束，房地产抵押借贷成本不断上升，香港房地产市场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现在，香港楼市确实有泡沫破灭的潜在征兆，而且比较明显。”协纵策略管理集团联合创始人黄立冲如是分析称。

　　不过就目前来看，香港楼价只是出现了松动，并没有大幅度下跌，即便如此，已经出现了投资客割肉离场案例。数据显示，未来，香港美联地产和中原地产在下降周期，或将裁员80%才能成功度过楼市寒冬。
□ .袁.恩.泽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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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蓄势待发。在“把上海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如何契合“科”与“创”两大主题，通过资本市场的增量改革，支撑创新型企业发展和强国之梦，成为创新型企业、券商、专家等热议的话题。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采访对象对于“什么样的企业能为科创板所接纳”尤为关注。

　　早期科创企业充满期待
　　上交所此前表示，希望以投行为主要力量的市场各方充分挖掘、培育符合国家战略的科技创新型企业，作为科创板未来的上市储备资源，为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其中，“聚焦国家创新驱动和科技发展战略”成为多方共识。

　　“从国家层面传达出来的对于科技和创新的重视，以及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态度来看，如今支持‘科创’落实到资本层面，顺理成章。”图麟科技CEO魏京京在接据记者采访时表示。据悉，图麟科技2014年创立于上海，主要专注基于深度学习的计算机视觉（CV）技术，其业务落地场景涵盖工业、零售、安防、教育、金融等多个方面，公司已于2017年12月完成2.5亿元A轮融资。

　　魏京京向记者坦言，如果条件允许，图麟会考虑争取科创板的机会，“科创板类似于中国的纳斯达克，这意味着除了PE、VC之外，早期科技创新型企业多了一个面向公众市场融资的机会。”

　　不少像图麟科技这样立足于创新科技研发成果产业化的企业，均对科创板充满了期待。上海市浦东科技金融服务联合会理事长、上海市浦东新区创业投资协会理事长陆铭认为，科创板对于那些拥有先进核心技术壁垒的科技创新类企业、海外回归的中概股龙头以及新三板的优质创新企业，都可能敞开大门。

　　“我们认为科创板可能会参考‘淡化盈利性+创新高标准’的上市标准：面向尚未进入成熟期但具有成长潜力，且满足有关规范性及科技型、创新型特征的中小企业。”陆铭称。

　　哪些产业有望尝鲜
　　此前，上交所澄清了市场关于科创板“首批挂牌企业名单”的传闻，并表态将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与建议，争取在明年上半年见到成效。那么，哪些产业、哪些公司有望第一批吃到“螃蟹”，就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科创板应重点针对技术上处于市场顶尖，但市场规模、成熟度还处于起步阶段的战略新兴产业，与主板、创业板和新三板形成错位发展。”陆铭认为，“多年来，不少创新企业受制于盈利和股权结构等方面要求，在关键时期失去了境内资本市场的支持或者只能选择去境外市场融资，而科创板的设立，必将给创新企业带来更大的资本市场支持。”

　　中金公司认为，具备一定的先进核心技术壁垒、产业自主性较强、有潜在进口替代能力、研发投入较高且初期成本压力较大的企业有望优先考虑。具体行业上，安信证券认为互联网金融、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云服务、大健康、大数据等市值10亿美元以上的科技创新行业的部分公司，具备入选的可能性。

　　在魏京京看来，科创板与既有的主板、新三板等资本市场层级做了错位划分，其中特别突出了“科技”和“创新”的概念，给早期的创新型企业留足了空间。

　　可供参考的是，今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到“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软件和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七大新经济领域成为试点的重点行业。陆铭认为，科创板将聚焦这些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魏京京进一步指出，按照目前国家对于新兴战略产业的扶持方向，医药、人工智能、半导体以及高端装备制造等四个领域都是与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科创”行业，可以给予适当倾斜。此外，一些“互联网+”创新模式也为这些新技术的落地提供了必要的“场景”支撑，也应在科创板上市方面有所考量。上海重点扶持的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方向，也都值得考虑。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资本市场引导企业“脱虚向实”，鼓励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如何通过资本市场改革服务实体经济、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成为监管层日益强调的问题。上海此前在部署2018年科创中心建设重点工作时也表态，既要加大基础研究领域投入，提高科技成果产出，也要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优必选CFO张钜认为，在人工智能、软件和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物联网IoT、高端装备制造、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事关国家重大战略发展前景的产业方面，中国创新型企业应利用资本市场努力走到国际前列。张钜同时建议，科创板应尊重资本的自由流动属性，不应该在行业或地域上设限。“我们可以有鼓励重点发展的行业，但不建议对科技创新企业设立特定的行业或地域门槛，应该倡导建立公平公正的机制，让市场来做选择。”

　　建议淡化财务指标限制
　　此前上证报在进行“创新型企业系列调研”时发现，“放宽创新型企业的上市门槛，提高发行制度的包容性”成为创新型企业最迫切呼吁解决的问题。多家创新型企业建议监管层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审核和把关，改革高新技术企业的评价机制，引入市场认可度、产品核心技术水平、发明专利数量、销售增长情况、毛利率水平和打破国际垄断能力等指标，来全方位评价创新型企业的价值。

　　陆铭建议，科创板旨在补齐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短板，是资本市场的增量改革，将在盈利状况、股权结构等方面作出更为妥善的差异化安排，增强对创新企业的包容性和适应性。例如，一些个性化企业在取得突破性技术进步或行业领先的核心技术时，可以考虑对其不再设置净利润、盈利能力等财务指标限制，降低标准。

　　魏京京呼吁，从科技型企业来看，原来针对IPO考核的销售收入、利润等指标有待进一步优化。“例如，人工智能和医药行业的前期技术投入很大，在尚未形成规模销售收入的阶段，需要参考其技术领先性和产业化前景来判断其价值。”魏京京说，基于此，企业呼吁监管层在政策制定上可以根据企业本身的情况做一些特殊的政策安排。

　　前沿生物副总裁兼董秘王勇认为，对生物医药行业应更强调国际创新和原创开发能力，导入市场淘汰机制。“最新香港联交所有关生物医药上市章节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信达生物首席财务官奚浩认为，科创板的上市门槛要适度，因为企业发展过程中不确定因素太多。此外，还要考虑上市后融资的需求。“公司做创新药，需要不停地投入进行研发，未来需要多次融资。对科创板的企业，要打破融资的时间限制。”他坦言。

　　也有新三板挂牌企业高管建议，要保持制度设计的一致性和制度衔接的一贯性。科创板开始时可以小范围推进，采取相对谨慎的态度，以鼓励创新为重，重“质”不重“量”。一旦制度成熟后，再随着市场的反馈进行推广也不迟。

　　（刘艺文对此文亦有贡献）
□ .宋.薇.萍. .温.婷. .刘.向.红　 .上.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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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利差持续收窄
10月金融数据超预期下行，引发市场对中国货币政策宽松预期，这导致中国国债收益率走低，部分国债收益率创出年内新低。中美货币政策预期分化和中国国债收益率走低，使得中美国债利差持续收窄，11月16日中美1年期国债利差出现倒挂，而此前3个月、6个月国债利差已出现倒挂，可见中美利差倒挂由短期向长期延续的趋势，不少海外机构也在押注明年3月中美10年期国债利差出现倒挂。随之而来的是，海外投资者或将降低对人民币债券的持仓需求，甚至出现减持，这也将对资本跨境流动形成压力。（张星）



随着中美货币政策持续分化，中美国债利差倒挂正从“预期”变成“现实”。

11月16日，中国1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创下年内低点2.53%，较美国同期国债收益率2.68%低了15个基点，创下2008年以来的首次利差倒挂。

“若不是11月19日中国1年期国债收益率迅速反弹到2.7%上方，令同期中美国债利差重新回到正值，当天很可能爆发海外机构大举减仓短期中国国债潮涌。”一位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甚至不少对冲基金还买入明年3月到期、押注中美10年期国债利差倒挂的金融衍生品。” 布朗兄弟哈里曼（BBH）全球外汇策略主管Marc Chandler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这背后，是越来越多对冲基金意识到近期中国货币政策明显侧重于刺激国内经济增长与民企融资，对中美利差趋于倒挂所带来的资本流出与汇率下跌压力的关注度随之降低，由此带来特定的套利机会。”Marc Chandler指出。

一位国有银行债券交易员则指出，对冲基金对中美利差倒挂的持续押注，势必影响海外机构对人民币债券的投资需求。

“这意味着靠利差优势吸引海外机构加仓人民币债券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海外机构要持续加大人民币国债投资配置，一方面取决于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步伐加快给他们创造更大的资产多元化配置机会，通过加仓人民币债券类资产分散美元欧元等外币资产估值风险；另一方面则主要依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速，吸引越来越多海外机构吸收更多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转而加大人民币债券的配置需求。”他指出。

海外机构加仓人民币债券需求趋降
“11月16日1年期中美利差一度倒挂，势必造成华尔街投资机构对配置短期人民币国债的热情进一步下滑。”上述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这背后，是中美利差“倒挂”将导致海外机构擅长的跨市场无风险套利策略变得无利可图。

这令市场担心，人民币国债的吸引力正面临“雪上加霜”的窘境。

中金公司固定收益部门团队发布最新报告指出，过去两个月人民币汇率快速下跌（导致汇率风险对冲操作成本骤增）已让海外机构加仓人民币债券的金额出现明显下降，此时1年期中美国债收益率利差出现倒挂，将进一步压制海外机构加仓中国国债的额度。

“在11月16日1年期中美国债利差出现倒挂后，不少对冲基金还迅速买入押注10年期中美国债明年3月前后出现倒挂的期权衍生品。因为他们意识到，在中美货币政策持续分化的压力下，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出现倒挂，仅仅是时间问题。”这位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指出。

截至11月19日20时，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徘徊在3.383%附近，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报在3.088%，两者利差较一个月前收窄约10个基点，至30个基点。

在他看来，一旦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倒挂”，其对市场的冲击将远远超过1年期中美国债利差倒挂。毕竟，多数海外机构是以10年期中美国债收益率利差作为投资人民币国债套取跨市场无风险利差的重要参考依据，一旦它出现倒挂，势必导致更多海外机构不得不减仓人民币国债“止损”，导致中国资本跨境流动出现更大幅度的异常波动。

“毕竟，今年中国资本跨境流动能有效抵御美元升值加息与中美贸易摩擦延续的双重压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海外机构加仓人民币债券令资本项金融账户保持较高的顺差，足以应对贸易项逆差压力加大的局面。” Academy Securities宏观策略主管Peter Tchir指出，若1年期与10年期中美国债利差均出现“倒挂”，上述资本跨境流动平稳均衡局面将很可能被打破，转变成“资本项与贸易项的双逆差”。

资本跨境流动平稳均衡再迎考验
多位对冲基金经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中美不同期限国债利差倒挂现象增多，将对中国资本跨境流动平稳均衡构成两方面的冲击，一是追逐无风险套利收益的国际热钱将可能撤离中国，加之跨国企业将资金从人民币债券转向海外高收益债券套取新的利差收益，势必加大中国资本流出压力；二是海外机构配置人民币国债需求下降同时，还会选择减仓交易活跃度不足的人民币债券，导致资本项金融账户顺差持续减少，甚至变成逆差。

“这在不少海外机构近期的人民币交易策略表现得淋漓尽致。”上述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年初，不少对冲基金认为中国货币政策趋于宽松将带来较大的人民币债券价差套利交易机会，如今他们都放弃了这项交易策略，原因是他们认为海外机构加仓人民币债券规模逐步骤降，正让人民币债券市场交易策略再度趋于单一（以机构持有到期为主），缺乏足够的交易活跃度与价格波动性让他们从中获得交易性套利收益弥补利差收窄“损失”，因此纷纷减持部分人民币债券品种离场。

值得注意的是，这反而吸引对冲基金再度沽空人民币——与以往直接在离岸市场沽空人民币不同，他们此次转而买入人民币看跌期权，押注明年初人民币汇率跌破7。

“不过，短期内人民币汇率跌破7的几率依然不高。”上述国有银行债券交易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在暂不放宽汇率波动弹性容忍度的情况下，中国央行要继续通过资本项顺差对冲贸易项逆差压力，以保持资本跨境流动平稳均衡，得做出新的抉择，要么在稳经济增长和稳杠杆的双重约束下，对中美利差持续收窄（甚至倒挂）所造成的资本流出与人民币汇率下跌压力采取较高的容忍度，让市场逐步消化短期市场情绪波动；要么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管理与逆周期调控，进一步遏制顺周期行为发酵。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了解到，目前相关部门正酝酿对流动性较大，短期波动较高的跨境交易开展利用宏观系数进行逆周期调节，持续确保资本跨境流动保持平稳均衡；此外相关部门还将采取新措施“稳汇率预期”，确保人民币汇率在均衡合理区间保持基本稳定。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央行相关部门不大会为了提振人民币汇率而贸然抬高不同期限国债收益率（以便将中美利差维持在较高区间），因为这将不利于解决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上述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向记者指出。他所在的对冲基金投资模型显示，当前央行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控，更看重国际收支的平衡，中美利差仅仅是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一个因素，但并不起到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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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楼市冷风频吹之下，减价成交不断涌现。

一直以来，位于港岛鲗鱼涌的大型楼盘太古城被认为是香港楼市的风向标，因受到中产人士的追捧而以抗跌性著称。然而，这个蓝筹楼盘近期楼价也开始顶不住了。

“太古城一个实用面积723平方呎的三房单位，业主11月初放盘，当时叫价1600万港元，经两次议价后最终降价约180万港元，以1420万港元将单位售出，折合平均实用呎价19640港元。”中原地产太古城区高级资深区域营业经理张光耀透露。

“香港楼市正进入调整期，预期未来12-18个月仍会继续调整。”莱坊执行董事、估价及咨询部主管林浩文指出。

然而，林浩文认为并不会出现1997年的“悬崖式”下跌，香港龙头开发商的持货能力较强，“因此不会大幅增加供应而导致楼价急速下滑。明年的住宅楼价将会先跌后平稳，整体跌幅约10%。宏观因素如中美贸易摩擦、股市波动，将会影响买家的入市意欲，尤其是豪宅买家，因此成为楼市表现及调整幅度的重要因素。”

林浩文指出，楼市出现拐点、加息、空置税等各种因素叠加，“香港开发商在推盘策略上会有所分化。由于港岛区土地供应较少，2018-2022年的供应占整体供应的比例将降至5%，因此开发商在港岛区会更加惜售，而在供应集中的元朗、将军澳等地区则会采取货如轮转的策略。”

“由于楼市不明朗因素增加，开发商在投地上取态倾向保守，他们会更选择性及策略性出价且不会过分进取，预计未来12个月地价将会下跌5%-10%。”他表示。

近年来由于香港金管局推出数轮逆周期调控措施，收紧按揭贷款并提高首付比例，导致二手楼市成交大幅减少。政府数据显示，自今年6月起，住宅成交量已不断回落，今年9月二手成交同比下跌52%。

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黄良升表示，11月份二手私人住宅目前仅录得781宗成交，金额达到70.79亿港元。预计11月整体二手成交仅为约1800宗，金额为160.0亿港元，后者将创32个月新低；此外，曾经一度火爆的新盘市场成交亦不断萎缩，预计11月整体新盘成交约有850宗，成交金额跌至100亿港元，预计环比分别下跌63.6%及53.4%。



负资产个案或出现
1997年10月，亚洲金融风暴爆发蔓延香港，股市大泻，香港楼价暴跌七成，令逾10万名业主惨变负资产（物业的市价低于原先用来购买物业的按揭贷款）。这一幕是否会重现？

“当时楼市大部分人都是炒楼，但目前香港楼市以自住为主，而且金管局的各项措施都在收紧按揭。如果楼价继续下跌的话，一些向开发商进行高成数按揭的面积在200平方呎以下的‘纳米楼’，以及一些新界的小型单位前期价格升幅过高，这些业主的现金流比较紧张，有可能出现负资产案例。”林浩文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自2015年以后，由开发商提供的“高成数一按”（对于购买新楼的买家，开发商提供高成数的贷款，贷款一般最高可达到九成，首付仅需一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很多开发商旗下的财务公司趁机推出了“高成数一按”服务，招徕这些买家，为他们提供免压力测试、免入息证明，甚至高达楼价95%按揭。

根据经络按揭转介研究部及土地注册处资料，今年5月由开发商提供的期房按揭贷款占比曾升至32.9%，环比激增逾五倍，而第二季度开发商提供的按揭楼贷款比例达到17.4%，同比增加40%并创有纪录以来的新高。

林浩文坦言：“2015年香港楼价曾出现约15%的跌幅，但政府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因此这轮楼价的调整幅度如果在15%以内，政府只会视为正常调整。如果超出这个跌幅，政府则可能考虑首先调整首付比例及压力测试，其后才会考虑调整税收措施。”

香港金管局总裁陈德霖11月5日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2015年10月楼市在六个月内累跌11％至13%，但其后掉头回升。“目前仅得数星期数据，未能确认楼市已进入下行周期，政府将会继续留意楼价、成交量，以及经济基调变化。”

他指出，香港楼价已从今年8月起回落，根据差饷物业估价署的数据，在今年第三季楼价累计下跌1.5%，同期中原城市领先指数亦累跌2.6%，然而， 他暗示，当确认楼市下行周期后，可以适当、陆续放松有关措施。

写字楼市场同步降温
一直以来，香港写字楼市场与住宅亦步亦趋。“由于股市已反映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企业正在放缓扩充计划，很多企业都不愿意支付高昂的写字楼租金，尤其是中环的租户。“明年港岛区的写字楼租金将下跌1%-4%。”莱坊香港区商业部高级董事刘柏汶坦言。

她表示，近年来，港岛区写字楼需求主要来自中资金融机构、及共享办公平台，近期中环租金已经见顶，不少大公司已搬去鲗鱼涌，“目前中环呎租180港元或以上的写字楼租盘渐见压力。尤其最近中美贸易战影响逐渐浮现，中资企业于香港发展有所放缓，令中环商厦租金更受压。”

根据莱坊的数据显示，目前中环写字楼的平均每月租金为146港元／平方呎，然而国际金融中心（IFC）、长江中心这类标志性的写字楼每月租金则达到199港元/平方呎。相比之下，湾仔、铜锣湾、鲗鱼涌的写字楼租金则分别为80港元/平方呎、84港元/平方呎、53港元/平方呎。

因此，刘柏汶预测，铜锣湾、湾仔、鲗鱼涌等区因受惠于中环租户搬迁，因此租金趋向平稳。而近年不少中环企业亦转租尖沙咀，预料九龙写字楼租金会因此带动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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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停板的困惑
最近，一批股票动辄涨停，而且，涨不停，不停涨，锐不可当。

快钱，似乎唾手可得，仿佛一派“景气”，不过，阵势诡异，隐约感到瘆人，看得战战兢兢。

多智近妖，多仁近诈。这或许是部分A股投资人面临此波“妖股”行情时，最切身体会。

翻倍，不在话下。迷惑，油然而生。不止投资人，还有上市公司自身。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关注涨停板背后的故事，因为，这里注定交织“机会的博弈”与“风险的担忧”。（李新江）

前赴后继。

11月19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布《实地探访“妖王”恒立：十字路口的焦灼董秘与落寞老厂》之后，“妖王”恒立实业（000622.SZ）结束了其14个涨停板之旅。

但当日，市北高新（600604.SH）、光洋股份（002708.SZ）、鲁信创投（600783.SH）、民丰特纸（600235.SH）等多家上市公司依然再度涨停。

在10月19日A股反弹以来，*ST工新（600701.SH）、*ST东南（002263.SZ）等多只个股均出现了近10个涨停板的情况。

当天，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联系上述多家上市公司，后者均坦言自家股票存在偏离基本面的风险。

“妖股的‘踩踏’是目前投资人首要注意的风险。”11月19日，北京某私募机构投资总监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盘面揭露游资秘密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发现，自10月19日至11月19日，股价涨幅超过100%的上市公司有恒立实业、市北高新、弘业股份（600128.SH）、绿庭投资（600695.SH）等13家。

作为“妖王”，恒立实业近17个交易日出现14个涨停板的纪录让市场着实震惊。数据显示，恒立实业的股价已刷新了两年半以来的新高。

区间涨幅排名第二的市北高新也已经连续11个交易日涨停，11月19日数据显示，市北高新净买入212万元。

事实上，多只个股龙虎榜数据显示，同一个营业部多日频繁炒作的情况十分普遍。

譬如11月16日，恒立实业买入席位前五位中的国元证券重庆观音桥步行街营业部还出现在11月15日买入席位的第一位以及11月8日买入席位的第一位等；同样现身恒立实业龙虎榜的华鑫证券杭州飞云江路营业部亦在市北高新的买入席位中榜上有名。

值得一提的是，在游资频繁买入的背后，机构资金则在大笔卖出。

以市北高新为例，11月15日，市北高新卖出席位第一位即是机构席位，卖出金额为2355万元，当日卖出第五位同样是机构席位。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目前不少买方机构已经将连续上涨的妖股纳入“风险名单”。

“这种疯狂的炒作实际上是一些投机资金希望赚快钱导致的。但需要注意这类公司的风险很大，譬如恒立实业的市盈率甚至达到2800倍。”前述投资总监表示。

随着11月16日晚间深交所宣布启动对*ST长生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机制以及恒立实业主要股东长城资管宣布减持的消息发酵，炒作模式亦将迎来变局。

开源证券相关人士坦言，“监管层允许市场活跃，但决不允许违法。”

公司难掩困惑
11月19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多家公司针对股价的变动亦普遍提及公司基本面没有重大改变以及提醒注资者注意风险。

“今天股价的涨幅又触动了股价异动的幅度标准，还要继续发布公告。其实公司也在风险提示公告里多次说明了现在股价走势确实偏离公司基本面，提示投资者注意风险。”11月19日，市北高新一位证券部人士表示。

11月15日晚间，市北高新已发布风险提示公告：截至当日收盘公司对应2017年每股收益A股（人民币普通股）的市盈率为69.42倍，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同样的还有鲁信创投。自11月5日至11月19日股价收获8个涨停板，从此前的10元左右一路涨至11月19日收盘的23.01元。

“我们近期的公告都是股价异动风险提示公告，其实从经营方面来说目前公司一切如常，与一个月、两个月前相比并没有变化。我们也希望投资者注意风险，公司股价之前一直是10元左右，在短短两三周就翻倍，股价走势确实不太正常。”11月19日，鲁信创投一位证券部人士回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时直言。

实际上鲁信创投已经关注到，市北高新、九鼎投资、大众公用这几个有创投概念的公司走势都非常强劲。

“市场上观点都把创投板块最近的走势和科创板联系在一起。确实上市是投资项目退出的重要途径，途径能够拓宽对公司投资退出也更灵活。但是现在科创板具体如何操作，我们公司甚至整个市场其实都没有很明确的预期。”该人士分析认为。

“科创板这个逻辑可能是一个容易想到的逻辑。对于政策的预期市场有这样的反应我们可以理解，但还是希望投资者注意风险。”该人士表示。

11月19日，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妖股实际上没有基本面的支撑，股价的上涨更多的是一种资金的操纵，或者是一种情绪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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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呼之欲出的科创板，有上市意愿的“潜力股”正在被有关各方搜集和储备。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获悉，在监管层的对接协调下，部分地方金融主管部门正在计划对具有科创板上市意愿，且符合科创板定位的企业进行统计。

虽然科创板的上市标准尚未落地，但在遴选统计拟IPO企业的过程中，部分地方金融办也自行设定了相应标准。

另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多家券商投行人士处获悉，部分券商也在拟定内部标准，对具有上市潜在可能的科创类公司IPO项目进行收揽，部分券商还通过加强与创投机构的合作来实现对标的项目的搜集。

金融办“设标”力推
“科创板是一个培育企业上市，促进地方科创企业、金融服务发展的机会。”11月19日，华北一位省级金融办人士表示，“我们最近也在关注和消化相关信息。”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在上交所的对接下，一些地方金融办在对辖区内有望在科创板上市的潜力股进行统计挖掘。

“一些地方金融办正在统计有科创板上市意愿的企业。”11月19日，一位接近监管层的券商投行人士表示，“比如某市给出的梳理标准有三个，一是属于高新技术企业，产品或服务具有科技含量，有相关的研发投入和专利产权；二是销售收入在1亿元以上，这个基础上最好已经实现盈利；三是近两年来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增长较快。”

亦有市场人士对此猜测，这一标准是否有可能暗含了科创板的隐形门槛。“以这样的标准来统计，那么大概率科创板上市企业的财务标准要比这个高。”中泰证券一位投行人士称。

但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上述标准仅是地方金融办“自拟”的结果，与最终的科创板上市门槛无关。

“这些标准并不能代表交易所的意见，大多只是地方金融办自己统计时设定的。”一位接近上交所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确认称。

前述接近监管层的投行人士认为，上述标准较为宽泛，而在最终落地的科创板的上市标准中，必然具有可量化的硬指标。

“具有科技含量、专利、投入或者营收、净利润增长快，这些表达缺乏具体的指标约束，因此金融办就算搜集了这样一批企业，真正能上市的也还是要优中选优。”前述投行人士表示。

在其看来，部分地方统计该类企业名单，目的之一是配合科创板的尽快设立。

“科创板的设立涉及上市发行标准、交易机制、首批挂牌企业等要素，目前来看这几项工作是同步进行的，而不是说一定要等上市发行标准出来后金融办再去按图索骥找企业。”前述投行人士指出，“目的应该是能够尽快让科创板开板，并拥有首批上市企业。”

券商组织揽项
如果说金融办的积极摸底是为了配合科创板的尽快开板，那么不少券商对科创板“潜力股”的搜集和储备，则是对当下IPO制度变革的积极响应。

“我们目前正在积极研究和布局潜在的科创板项目，包括之前主板的一些优质三板企业，也纳入了我们的考虑范围。”上海一家上市券商投行人士表示。

该人士透露，其在寻找潜在科创板标的时，除对科创特征、企业规模进行考量外，也对企业所在地有所侧重。

“我们已经挑选了一批具有潜在上市条件的企业，因为科创板极大概率和之前独角兽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前述上海地区投行人士表示，“不过因为科创板配套长三角一体化政策的特征，我们目前优先集中在江沪浙地区寻找项目。”

事实上，当下对科创板企业的孕育亦呈现出一定的地域色彩。11月14日，上海浦东新区与上交所联合为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揭牌，而亦有分析人士预测科创板首批上市者将主要来自长三角区域。

有投行人士表示，搜集承揽科创板项目与此前的IPO业务大有不同。

“科创板项目和传统拟IPO的逻辑不一样。” 前述华中券商投行人士坦言，“之前找拟IPO项目更多还是看财务指标与合规性，因为被否的代价很大；科创板项目虽然没有出正式的标准，但我们还是倾向于按独角兽或次独角兽的标准来找，并且将行业集中在新经济领域。”

“因为官方标准没出，我们内部也在形成一套收揽项目的标准，例如提出30%以上的营收复合增长率、已实现盈利等要求。”前述接近监管层的投行人士称，“券商找项目的标准普遍还是要比市场预期的更高，因为注册制实施后，保荐机构很有可能承担较之前更大的责任，因此把控企业质量也更加重要。”

此外，科创板有望弱化盈利指标的预期，也让不少投行人士加紧了与部分创投企业、海外券商的合作。

“我们在中概股回归、CDR项目的时候都和创投机构、境外中介机构有项目合作，相当于对方介绍项目，然后我们一起做。”上述华中券商人士表示，“通过B端拿项目是比较高效率的方式，一方面解决项目来源，另一方面也能更好控制风险，因为这些创投、境外中介对企业也更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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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或将进入关键时间节点。自8月底以来，已有多方呼吁更深层次的土地制度改革，要求破除城乡要素流通障碍。11月16日，亦有专家呼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允许城里人到农村购买宅基地的使用权。土地制度改革若能“再进一步”，则意味着以土地谋发展的城市融资战略模式逐步走到尽头，土地成本将呈现理性增长。从房地产行业看，其杠杆率即全行业土地购置金额占销售金额比值正继续回升。去杠杆已成为房地产行业的基调。（包芳鸣）

年底将至，土地制度改革风云又起。

11月16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在第三届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上表示，户籍、土地、住房等多项制度阻碍了城镇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就是要破除、改革这些阻碍性制度，比如应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允许城里人到农村购买宅基地的使用权。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自 8月底以来，已有多位高层、权威学者、政府智囊在不同场合，从城镇化、乡村振兴等多个角度，对更深层次的土地制度改革发声呼吁。

这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入关键时间节点有关。一方面，北京市大兴区等33个试点县（市、区）开展的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三项改革试点工作，在延期一年后，即将于2018年12月31日再次到期，后续工作中央尚未部署。

另一方面，原定于2018年8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至今未有审议消息传出，在2018年仅剩12月份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时间节点上，修正案具体进展引起各方关注。

近日，自然资源部法规司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修正案草案已报国务院审议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一审，相关部门将全力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好审议的各项工作。同时超前谋划《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配套法规的修改完善工作。

进度不一的“三块地”
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土地管理法》的修改被认为具有标志性意义。

2017年5月，原国土资源部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在收到社会各界累计840条修改意见，并对修正案草案作出18处修改后，在2017年7月末，原国土资源部将《土地管理法（修正案）》送审稿正式上报国务院审议。

据了解，修正案草案主要针对当前土地征收制度不完善，因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突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不能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宅基地用益物权尚未得到完整的落实；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土地资源要素利用效率仍然较为低下等实际问题，对现行法进行修改。

不过，也有多位国土领域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对于“三块地”改革而言，修正案草案的修改，在三者之间的详细程度有明显差异。

其中，在土地征收制度层面，在2009年，原国土资源部就曾酝酿以之为主的《土地管理法》修改，但最终未能通过。而在这一次的修正案（草案）中，则从缩小征地范围，规范了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的多个方面，作出详细规定。

而在其他方面，尽管修正案草案历史性的提出“国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可以采取出让、租赁、作价出资或者入股等方式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并签订书面合同。按照前款规定取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转让、出租或者抵押”，但草案同时还提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转让的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

2017年8月，原国土资源部官员在解读草案时曾承认，此次《修正案》中，关于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相关修改，均属于原则性规定。

中国人民大学土地政策与制度研究中心主任叶剑平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方面，征地制度改革所需要的法律修改，在土地管理法现有范围内已经可以完成，而涉及宅基地“三权分置”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还需要对宪法、物权法等多个上位法进行修改，在上位法还未修改完毕的当下，土地管理法难以直接自行突破。

另一方面，要真正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还有诸多基础性的前置改革尚未完成。比如如何确定与之适应的集体土地权益和权能、如何建立对土地市场交易和利益分配等行为规则、如何实现对新土地市场的管理等，都有待讨论。

可否更进一步？
今年4月份发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2018年立法工作计划》显示，土地管理法修改已被列入其中，预计在8月份初次审议，但至今尚未有审议传出。

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透露，《土地管理法》的修改，按照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将于下半年由国务院提请审议。

叶剑平表示，根据土地管理法已有的修改，并不能完全解决当前的主要问题，也难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据他猜测，这次修改到底是做主要针对征地制度的“小改”，还是针对包括三块地改革整体内容在内的“大改”，可能是土地管理法修改当前的争论焦点。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观察到，近期，多位“大咖”发声对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破除城乡要素流通障碍进行呼吁。

以土地谋发展的城市融资战略模式，逐步走到了尽头，很难再持续了。”8月26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2018中国城市发展论坛上表示。刘世锦认为，要扩大内需，扩展增长新动能，就需要加快开放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市场，允许相互流动，优化资源配置，“重点是土地制度改革”。

11月12日，中国网刊载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在杭州的一次演讲，蔡继明在演讲中称，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农村建设的最大的不同点是强调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同步推进城镇化。

蔡继明认为，若全国农村达到每户100亩的规模经营水平,需要把现有90%农户的土地转移到10%的农户手里,这也就意味着农村现有的2.2亿农户，绝大部分要在完成非农就业的同时，完成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变,“这无疑是一个极其艰巨又必须完成的战略转移。”

有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各方并未直接呼吁对《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但类似深化改革的举措，显然需要通过调整《土地管理法》在内的诸多涉及农村土地制度法律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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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东南亚互联网企业Sea有限公司宣布将与腾讯合作。根据新达成的协议，Sea旗下的数字娱乐公司Garena将拥有为期5年的优先权，在印尼、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优先发布腾讯的移动和PC游戏。此前，腾讯已持有Sea约30%的股份，后者已在核心市场发行了部分腾讯游戏，如《王者荣耀》和《英雄联盟》等。

Sea是什么来头？

东南亚互联网企业Sea有限公司的前身是Garena ，于2009年5月8日创立。目前，该公司主要业务包括数字娱乐、电子商务和数字金融服务。早在公司成立之初，其创始人Forrest Li就曾表示，Garena（Sea）对标的是腾讯，其核心业务为社交和游戏。据Sea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供的资料显示，2010年腾讯就已首次入股当时的Garena。

2014年，该公司的估值已达10亿美元。2015年3月，安大略教师退休金计划(Ontario Teachers Pension Plan)的投资将其价值再提高到25亿美元。2017年5月，Garena更名为Sea有限公司，但其数字娱乐平台仍保留着Garena的名称。

同年10月，Sea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融资金额超过10亿美元。据招股书显示，在股权结构方面，腾讯持有39.8%股权，拥有29.8%的投票权，为Sea最大股东。除腾讯之外，Sea上市前创始人Forrest Li持股20.7%，拥有44.9%的投票权。Sea首席技术官Gang Ye持股9.9%，拥有4.2%投票权。Forrest Li旗下公司Blue Dolphins Venture持股14.7%，拥有18.7%的投票权。

更名后，其旗下的Garena致力于开发PC端和手机端的游戏，Garena负责的数字娱乐业务目前也是Sea的创收业务。Sea财报显示， 截至2018年第二季度，Sea的总营收达2.19亿美元，同比增长71%，环比增长11.4%。其中，Garena数字娱乐业务（游戏业务）营收约1.39亿美元，占Sea总营收约63%，其季度活跃用户达1.61亿。

Sea认为，东南亚的数字娱乐和游戏市场前景十分广阔。Garena未来的着重点将集中在三方面：把重心从PC端转移到手机端，从纯粹的游戏发行转向游戏发行和开发，从区域转向全球。这样的策略在财报中的体现便是，2018年6月Sea的数字娱乐收入约73%来自手机游戏，约13%来自自主开发的游戏，约7%来自除了东南亚五国以外的市场。

腾讯加快出海步伐？

《金融时报》认为，腾讯此举意图弥补其在国内因游戏审批受阻遇到的困境。今年3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游戏申报审批重要事项通知》称，全面暂停所有游戏版号的发放，且并未通知暂停期限。

国内游戏行业监管规定的不确定性，可能会进一步给腾讯带来压力。腾讯2018财年三季报显示，本财季腾讯网络游戏收入为258.13亿元，同比已下降4%。

因此，该公司正将注意力转向东南亚。目前，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PC和手机游戏市场。根据Teebik发布2018春季手游市场报告东南亚篇显示，东南亚被认为是全球手游市场增长最快的的区域，手游市场规模复合年增长率逼近50%，高于全球平均水平3倍之多。谷歌和淡马锡本周发布的东南亚互联网经济年度报告也首次将数字娱乐行业纳入研究范围。

对于与Garena加深合作，腾讯总裁刘炽平(Martin Lau)表示：“Garena正在全球一些增长最快的市场开展业务，对这些地区的动态有着深刻的理解。我们与Garena在关键领域的长期合作和合作取得了成功，我们很高兴通过这一安排进一步深化我们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期待着与Garena密切合作，在未来几年为用户提供新的和令人兴奋的游戏。”

他口中的“长期合作”指的是Sea在东南亚多国已拥有腾讯多款游戏独家运营权，腾讯此前已把《英雄联盟》、《王者荣耀》、《穿越火线》和《全民突击》等多个吸金产品的东南亚和港澳台市场都交给了Garena。

Sea董事长兼集团首席执行官Forrest Li则表示，腾讯是电子游戏行业的全球领导者，其产品组合包括一些全球最受欢迎的游戏。“签署协议进一步巩固了我们与腾讯的战略伙伴关系，有助于将高质量的IP带到东南亚这一庞大且不断增长的游戏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