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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8 15:15 | 显示全部楼层
11月15日晚间,《**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发布,明确民办园一律不准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幼儿园,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营利性幼儿园资产。《意见》发布后,教育类上市公司普遍股价下跌。对此,相关上市公司纷纷对政策影响做出回应,昂立教育称,幼儿教育在公司整体业务中占比非常低,基本无影响。陕西金叶、奥飞娱乐等公司表示旗下无幼儿园资产。业内人士指出,《意见》力度远超预期,对幼教板块投资和资产证券化方面的监管大幅加强。

  上市公司回应

  《意见》指出,民办园一律不准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幼儿园,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营利性幼儿园资产。

  截至11月16日记者发稿时,已有多家上市公司对此进行回应。

  昂立教育11月16日晚间公告称,在幼儿教育领域,公司主要以子公司昂洋科技为平台开展业务,主要运营直营幼儿园和托育早教中心。2017年昂洋科技营收128万元,净利亏损47.58万元,在公司整体业务占比非常低,基本无影响。公司表示,2018年,新设两个高端托育早教中心品牌,在建1所直营幼儿园,3所托育早教中心。昂立教育称正积极研究《意见》相关内容,研究后续发展措施,坚决落实《意见》要求,规范开展幼儿教育业务。

  威创股份作为A股幼儿教育行业龙头标的,公司董秘兼副总经理李亦争11月15日连夜对媒体发声,称此事对行业的影响比较大,内部也在研究中,在了解清楚之前不方便对外发布观点。

  群兴玩具11月16日早间公告表示,公司没有在学前教育领域投入任何资金、没有出资设立任何幼儿园并购基金、没有出资收购任何幼儿园,所以国家学前教育政策变化不会对公司产生任何影响。鉴于公司控股权即将发生变更、国家学前教育政策变化且公司尚未出资设立基金、尚未收购幼儿园,公司决定终止设立幼儿园并购基金和幼儿园收购。

  和晶科技则在深交所互动平台表示,文中提及了关于提高学前教育信息化管理水平、建立全覆盖的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强化安全监管等内容,对于和晶教育板块的“智慧树”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发展机会。

  陕西金叶则表示,目前公司教育产业以高等教育为主,公司教育产业运营主体为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公司教育产业发展规划不涉及学前教育。

  奥飞娱乐、高乐股份和盛通股份也均表示,公司未涉足幼儿园业务及资产,新规不会对公司的业务产生影响。

  力度超预期

  对于《意见》的政策力度。券商分析人士和行业专家均感“超出预期”。中泰证券最新研报指出,政策力度超预期,幼教证券化恐受影响,包括民办幼儿园的证券化将受到限制和上市公司体内的民办幼儿园将严格审核。另一个问题是幼儿园政策或将加深市场对K9阶段(小学+初中)政策的担忧。

  中信证券则认为,《意见》对幼教板块投资和资产证券化监管大幅加强,现存的上市公司持有的幼教资产是否存在强制性变化不确定;对民办连锁营利性幼儿园提出明确的品质要求,高品质幼儿园价值凸显;未来幼教集团发展或将聚焦于幼教资源和服务的提供商方向,以及向早教延伸。

  对于市场最为关心的“已上市的幼儿园企业或拥有幼儿园业务的上市公司”未来如何处理的问题,有券商认为“尚不明确”。

  中泰证券分析称,目前《意见》并未提到上市公司体内的民办幼儿园须被剥离,即使假设发生最差的情况,剥离幼儿园业务,目前涉及幼儿园业务的港股教育集团幼儿园人数和收入占比不高。中信证券则指出,从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来看,认为目前已经实现资本化的幼教集团或持有相关资产的上市公司,大概率不存在退市或剥离相关资产的风险,但极端悲观地预期下实际上也存在概率。

  股价遭逢暴跌、并有大量幼儿园资产的红黄蓝也第一时间回应媒体称,公司管理层已经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意见规定,将做出策略性调整。短期股价可能会有一定波动,接下来是否撤出幼儿园上市资本,要等待政策进一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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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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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8 15:16 | 显示全部楼层
导读:8月24日,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任刘鹤主持召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专题会议。会议听取了行业风险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和防范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情况的汇报,研究了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有关举措等三个问题。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十年前,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刘鹤写了一篇文章,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以及不可忽视的三大挑战。到今日,经济忧患和改革困境一一摆在眼前,而这篇文章读来仍具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以下是原文:

接到写作邀请,我本能地想到两个题目,一是从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描述中看经济发展,二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客观描述,因为这都与我多年的工作密切相关。但又发现这些题目的技术性太强,希望找到一个全景性的话题,可以归纳对过去改革开放的认识和对未来发展的展望。

最近我到上海、广东、山东、辽宁和甘肃等地区做了一次关于发展路径的专题调查研究,了解不同地区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认识不同地区未来面临的各种挑战,在调研过程中,脑海中突然浮现这一题目,觉得这个题目让人兴奋,足以概括对以往和未来增长的主要看法。

01、增长的奇迹和六个成功因子

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决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项历史性决策的非凡意义,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人怀念“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平均主义贫困和那时享有的精神特权,但是中国已经向前迈出了不可逆转的一大步。

在三十年时间之内,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

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万亿人民币,平均增长高达9.75%,经济总量是改革初期的14.9倍,国际贸易量超过2.1万亿美元,是改革初期的104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的1.8万多元,约合2500美元,农村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约2000万人,人均预期寿命从20世纪50年代的四十多岁提高到今天的72岁,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位次也从第10位一路跃升到第4位。

奇迹不仅发生在北京、上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同样的增长奇迹在全国很多地区都先后出现,即便在甘肃的定西地区,这个被联合国有关专家定义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贫困地方,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经济总量在过去30年增长了10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8.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约6.8倍。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衡量,都可以说,中国创造了人类社会大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总结发展现象的永恒主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由穷变富,以及如何实现由穷变富,怎样防止富国由盛到衰?

发展似乎是有规律的历史现象,但发展的原因有时让人困惑,发展的结果往往出乎意料。从中国变化的实际出发,我们看到,准备转轨的巨大经济体在最初经历了危机和重创,受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对传统思想观念批判和要求变化的强烈社会共识逐步形成,这使得发动改革的新思想获得了光电一般的传播速度。伟大的历史人物出现,正确的重大决策使得思想解冻成为发展的实践。在正确的战略方向指引下,成功的案例和各类激励因素不断积累,相互激发,铸就着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持续和超常规的增长现象成为标志性的特征。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绩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在解释成绩的原因时,我认为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一)在反思文化革命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发展共识

历史反复证明,重大的危机推动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好的社会共识是历史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是十年“文革动乱”,那时中国经济已经走到崩溃边缘。如果没有经历文化革命的灾难,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反思,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作用,中国人认识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错误和荒谬,认识到了闭关锁国的严重恶果和悲剧结局,也认识到了作为一个人所经历的可怕危机和噩梦。摆脱贫困和结束动乱,是全民族的强烈愿望,推动改革和开放,是全民族深埋在心中的强烈期盼。这就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社会共识。邓小平同志的正确决策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

需要看到,经历“文化大革命”一代人的痛苦磨难和深刻思考,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认同,也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本资源。全民族对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创新与激励、权威与民主、中国与世界等问题的理性认识,则是历史给予中国极其宝贵的国家财富。

和历史上大部分崛起的国家一样,中国经历了危机催生复兴的历史过程。比俄罗斯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在关键的时刻选准了经济起飞的战略方向。

(二)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加入全球产业分工和市场体系

中国改革之初,恰是国际上一些国家经济走向全球经济的转折时期。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已经无力承受高福利的成本负担,大量产业需要转移,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中国已经具备良好的基础和诸多条件。只要坚决开放,就可以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关键在于决策。这就是当时世界的长期供求格局。

中央政府坚定地放弃了闭关锁国路线,幸运地抓住全球化加快发展的历史机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全球化行列中,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是渐进和务实的。从开放思想和理论的传播、新产品的引进、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利用外资的拓展,然后到全面对外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开放使中国及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也是世界的福音。

更为重要的是,对外开放对旧的计划体制起到冲击、震撼和瓦解的重要作用。在这一进程中,历代领导人的正确决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以往开放的历史记忆、海外华人、国际研究机构和企业家的智慧、一批学者的探索功不可没,沿海地区一批富有冒险精神和勇于实践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则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建国后打下的基础和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则起到支柱作用。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

(三)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

承认和保护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追求,重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重视保护产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导向作用,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实践。

中国坚持自己的特色,没有盲目照搬西方模式,高度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但也认识到市场机制发育的长期性和目前存在的不完善。如果从大的方面回顾,改革最为核心的变化是承认物质利益追求和保护合法的经济利益。这是从80年代安徽和四川农村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从农村改革进入国有企业的改革,直到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税制改革,以及最近推出的金融体制改革,凡是改革成功之处,都在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坚持了市场制度的信条。

以渐进的方法引入竞争机制,并且逐步健全适合国情的产权制度、信用制度,是中国的独特之处,在学院经济学家围绕产权和竞争激烈争论着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区域之间,中国找到了现实存在的灰色区间,在市场化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出了迂回和有特色的道路。

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上非常务实,因为两者最终都是为发展服务的。在发展的初期,市场体系并不存在,企业家阶层也软弱无力,政府在培育市场和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逐步发生变化,企业家阶层开始成长并且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具有制高点意义的问题,各个高增长的地区都有一个善于引导的政府,虽然发挥作用的方式很难用同一个公式表述。

改革后的税收制度使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明智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增长,更加重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这是诠释中国出现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今后的挑战可能恰恰来源于这个环节。

(四)保持政治的稳定性,发挥制度优势

政治和经济从来没法分开,经济学从来都是政治经济学。

从改革后历代中国领导人都把政治稳定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的经济基础不可能承受脱离实际的政治风波,中国历史、文化和其他初始条件决定着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路径。正确的道路是逐步发展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加快实现依法治国。政府重视发挥国家发展战略的导向作用和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重视发挥中国政治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当然这里肯定的是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前提下的合理政府行为。

各级政府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证明失败的路线已经没有必要再重新论证,重要的是务实地、符合规律地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富裕起来和享有全面发展的权利。

当然,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之后,转变政府职能、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民主的要求会日益加强,这是未来发展的崭新课题。

(五)充分利用了国家具备的各种比较优势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是文明的起点”。全球化背景下欠发达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问题,是在全球市场分工体系中找到和发挥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后发比较优势明显存在,主要包括:工业化加速产生的巨大市场规模优势、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结构落差优势、高储蓄率、国际资本流动等。这些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相结合,成为巨大的增长动能。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方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从地理位置优势、劳动力素质到产业布局优势和成本优势。比较优势从来都是一个动态现象,发展初期的不利条件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会逐步变成新的比较优势,这是快速发展大国中比较普遍的区域发展现象。如果相对落后地区找到了适合发挥自己比较优势的商业模式和具备融入市场体系能力的话,这些地区就开始进入经济快速增长的轨道。

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中国每个成功的省、甚至各个成功的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其独特之处在于激励经济发展的不同变量作出了极不相同的贡献,但在本质上又有相似之处。

(六)文化底蕴发挥着逐步加大的支撑作用

经济增长表面的决定因素是资本、劳动、技术和地理优势,但是最终起作用的是文化和习惯的遗传。

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在改革开始就起到重要作用,主要是按照循序渐进的传统和中庸文化特点摸索改革路径。“和为贵”的思想和包容多样的风格自然地和各类经济因素结合起来,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不断扩大的作用,成为看不见的又时时可以感觉到的国家软实力。

在中国不同地区成功的背后,通常的解释变量离不开资本形成、产权保护、企业家精神或政府政策、技术创新或生产组织创新、重大的外部机会等经典因素,但如果追根问底,为什么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发生了如此这般的变化时,解释变量往往要回到历史文化因素中去寻觅。上海、广东和山东发展模式明显不同,这是地理文化和历史渊源的区别。一些西方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时指出的历史沉重记忆和文化沉淀,在发展初期似乎是阻力或包袱,但当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和发展理念发生根本变化后,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全球化的新趋势结合,则转化成为巨大的发展动力,现在的确需要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认祖归宗。

总的来看,中国出现的增长奇迹是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凝聚社会共识、调整激励结构、发挥生产要素价格相对比较优势和文化潜在力量的结果,其道理直白而深奥。

在这部分,不应忽视和没有深入分析的有三个问题:

1. 过去30年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大国经济失衡现象和相对比较优势变化的描述;
2. 中国经济非均衡的特点和广义上的价格扭曲对增长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3. 几次经济周期变化中不同发展阶段的改革特点。

这三点都极为重要,但在较短时间内没有进入细节描述和定量分析,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判断。最后决定在这次写作过程中“抓大放小”,这一点想特别向读者加以说明。

02、未来的趋势和三个长期课题

中国的增长奇迹没有划上历史的句号。已经取得的成绩让人振奋,但它毕竟是阶段性的历史成果,作为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和向中高收入水平跃升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机会。

按照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的新要求,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或超过5000美元,发展的协调性大大增强,国内市场规模全面扩大,社会和谐程度逐步提高,发展前景是非常乐观的。

但是中国发展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发展前景甚至存在两种可能性。

站在这历史十字路口,发展中国家走势分化的历史教训需要深刻汲取,对中国未来新的挑战需要准确界定。

写到这里的时候,不由想起了一件往事。三年前法国驻华大使高毅先生约我共进晚餐,那时康德苏先生刚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退职。康德苏回忆了一件往事。他在任时,要迎接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到国际货币基金做惯例拜访。从白宫到国际货币基金有十五分钟车程。康德苏苦思冥想,试图提出一个让新任美国总统在十五分钟回答不完的问题,以避免路途无话可说的尴尬。他问的是,总统先生,您最近经常思考的几个问题中,哪一个问题不断出现?克林顿思考片刻后说,我想是中国,如果中国实现城市化和轿车进入家庭,中国和世界会发生哪些变化?于是克林顿开始了他擅长的推理。果然直到终点新总统的话还没说完。

克林顿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应当如何应对?他显然是站在全球视角考虑问题的。

今天当中国已经成为大国开放经济体之后,我们显然需要站在新的高度,树立全球视野,做些更长期的展望。我们的确需要归纳一下,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实现现代化,将会面临哪些主要的机会和挑战。经济发展的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未来中国的变化不可能是以往任何国家和自身历史的重复和再现。和早期发达国家不同,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复合型而不是线性的,随着时间推移,挑战不会简单化而是更加复杂,但机会将伴随挑战同时出现。

在诸多反复讨论过的课题中,我想特别提到三个长期问题:

(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经济的定位

无论世界经济格局如何变化,全球化进程都在加快,中国作为大国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性都在全面加强,但是目前的世界和中国与30年前已经大不相同。

当中国决定对外开放时,世界流行的是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资本自由流动和放松管制,劳动和资本相对价格的变化使全球制造业资本需要找到新出路,中国似乎不需要定位就可以凭借比较优势自然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但是今天,暂且不谈政治因素,世界经济生产要素的长期供求格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使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同时,受资源储量、土地面积、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初级产品供给出现价格刚性制约,这使得初级产品价格变化进入了结构性加速上升期,依赖于少数大国最终市场的亚洲模式受到挑战;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全球生产能力和全球市场空间狭小的矛盾突出,这使得自由贸易体制在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下已经残缺不全。

另外,发达国家虚拟经济的发展,使投机式的发展模式和急功近利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升级,全球金融体系变得十分脆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结构加快升级的国家不断面临金融危机的挑战。

更严重的问题是,全球气候变暖成为不争的现实,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引发水源断流、难民剧增、粮食供应不足等涉及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问题,这使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在复杂国际环境下,中国同时面临自己独特的课题。

从宏观格局看,国内储蓄和消费高度失衡使得过大生产能力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这种增长格局的可持续性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已经不复存在。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约70%的水平,风险和成本都在明显扩大。

从长期供给条件来看,过度外向和重化工化的发展模式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石油和部分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进口是长期现象,水和土地已经成为最稀缺的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加快而拐点出现得过早。

总之,国际市场狭小、初级产品价格上升、国内成本优势变化、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这些新的长期趋势说明,传统的粗放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要求中国在全球经济准确界定未来的动态比较优势,更重视熊彼特增长模式和罗默增长模式的研究,充分发挥知识和人力资本作用,创造条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新的合适角色。

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来我们要做好两件大事:

(1)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为全球提供巨大市场。

(2)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产业结构和国内资源禀赋相匹配。在新的环境下,中国要反思赶超型的工业化路径,努力走出一条依靠国内市场需求拉动、建立新的产业体系和形成创新能力的路径,同时用和平方式与资源供给国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战略分工。

(二)城市化模式和生产力空间布局

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这四个趋势中,城市化是最核心也是最复杂的命题。

主要原因是,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市场化的平台和国际化的舞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成为市民,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也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依托。城市化派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更重要的是,正确的城市化道路选择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保证,我国人多地少和缺水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实现适度规模经济效益和深化分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选择。

记得1993年齐怀远部长带队参加达沃斯论坛,他派我参加经济政要的圆桌讨论。我是职位最低但是被提问最多的官员。会后,新加坡总统李光耀走到我身旁,用一口广东音很重的国语对我说:“刘鹤,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城市化,10亿人口的城市化足以改变世界,但是你们的压力将是史无前例的。”

李光耀说的是正确的。围绕城市化和大规模人口转移,过去30年我们遇到多少复杂的挑战和难题?

粮食安全、农民利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保制度、转移劳动力素质、政府考核方法、财税制度、社会稳定甚至人权问题。

2008年初的南方雪灾表明,由于缺乏区域性的大城市所造成的大规模劳动力长距离流动性就业,是造成雪灾发生后交通堵塞的结构性原因。

中国的基本国情使得生产力布局的长期供求关系远离均衡点,城市化模式的战略选择必须是国家行为。但是,自然经济思维和利益分割的实践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过去30年,我们大约转移了不到3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却占用了将近10亿亩的农田,城市化付出的代价十分昂贵。

在城市化模式选择上的犹豫,使得分工、专业化协作、规模经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生态等观念的实践都面临很大困难。

回顾近300年现代化的历史,世界经历了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是大城市的兴起,这是工业化和分工深化的结果,我们没有赶上这次浪潮。第二次是小城市的扩散,这是治理大城市病的自然要求,我们经历了这一次浪潮,但是对此有所误解。目前全球开始了第三轮城市化浪潮,主要特点是通过强化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交通和网络联系(city-region and net-working),全面提高大城市的国际竞争力。这个趋势在伦敦、巴黎、柏林、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东京、大阪等城市开始起步,大城市获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面对这些新趋势和国内城市化进程挑战诸多的背景,从战略上,我们需要认清潮流,从我国人多地少的实际出发,按照建立主体功能区和特大城市圈的思路,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角度做好城市群发展规划,对混乱的城市格局做一次整合,以大城市为核心,整合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应做好政府事权划分、财税、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土地利用等制度设计,培育和创造符合中国在全球经济定位的大城市圈。

从战术上,需要接受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病”的教训,审慎和负责地处理各类现实问题,在建立城市功能区、接受大量转移劳动力和治理大城市带来的噪音、空气和水污染、交通堵塞以及解决社会难题等方面走出符合国情的新路径。

(三)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加强教育

经济增长、合理分配和可持续性是发展概念的基本内涵。

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则是高层面的终极目标。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阶段性目标,一个人口数量逐步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正在出现。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这个阶层的比重还是偏低,可能不足20%,难以支撑国内消费需求扩大和社会长治久安。

为扩大“有恒产、有恒心”的中等收入阶层创造条件,是实现国家繁荣稳定的基本保障,也是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

因此我认为,党的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中,最重要的是中等收入者比重占多数的目标。国际经验也表明,建立好的社会阶层结构至关重要,但是难度超过实现高速增长,因为增长的相关变量是快变量,而中等收入者稳步上升需要创造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更多,有很多是慢变量,在提升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个过程中甚至充满陷阱。

国内一直讨论拉美教训问题。拉美的情况比较复杂,为此我到智利和阿根廷做过专题调研,我发现国内对拉美教训有很多误解。所谓的“拉美教训”并不是被人们轻信的结论和判断,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不是拉美教训的元凶。

拉美国家真正的教训是,在军政府向所谓的民主政府转化过程中,政府普遍采取了民粹主义的办法拉选票,放弃财政纪律和产权保护原则,做出各种超出政府支付能力的福利承诺,致使通货膨胀加剧和外债高筑,造成政治和经济周期的大起大落和两极分化。

更为深层次的是,因为缺乏中等收入者阶层的理性制约,才导致了拉美民粹主义的严重情结。

在拉美访问时,智利的杰出研究人员们向我介绍,总结以往教训,发现忽视教育是造成中等收入者比重低的根本原因。教育不足使低技能人员大量失业,造成贫困的再生且恶性循环。但随后发现,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公共教育,而富人享受的私立教育质量超过公立教育,教育质量差别又转化为巨大的收入差别。而造成教育质量差别的原因,是公立教师激励不足。他们不无感慨地对我说,一旦进入两极分化的陷阱,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走出来。

他们的话是意味深长的。

十分清楚,使广大低收入者转变为有固定职业、有房产和努力向上的中产者,是避免中等国家陷阱的战略举措,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实现这个目标不是靠补贴和社会同情所能解决的,有时为了劳动者近期利益做的好事反而不利于其长期利益,因为这些做法往往使劳动者把其低收入的原因归于社会,而忽视了自身的努力。最重要的是使得劳动者具备适应市场竞争和全球环境变化的能力和韧性。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过:“一个哲学家和一个街头搬运夫的差别,似乎不是由于天赋、而是由于习惯、风俗和教育产生的”(当时哲学家处于社会顶层)。改变落后的习惯,加强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是减少贫困和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根本出路。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照样可以在东莞等地找到出路,但是今天和今后的环境将完全不同。

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指出:

“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和意向性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

我们的教育要使个人心理和能力素质适应全球化的变化,应当更加强调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首先是价值观念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具备仁爱之心,敬畏和感激大自然。加强心理教育和引导,使社会公众在经济结构和社会转型加速时期逐步具备心理平衡能力,从自满、焦虑、抱怨、浮躁、急功近利等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情节中得以超脱。

其次是增强适应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教育和培训,其内容服从国家总体战略定位的调整。这是减少收入差距和适应全球化发展挑战的基础,也是形成国家创新能力的保障。知识界应该增强社会责任,激发劳动者的创业之心,而不是制造对市场机制的恐惧。

从国家全球战略角度看问题,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和人口萎缩同时出现,人力资源即将成为短缺资源,人力资本是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因此,我们要更加相信教育和重视教育。创新是教育的函数,教育发展好了,创新成果将接踵而至。

最近,比尔盖茨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唯一的优势是通过开放的教育吸引了全球的优秀人才,转化为创新的优势。目前,我们的确看到了发达国家培养的人才向我国回流的趋势,我们需要抓住这个机会,在发达国家享受中国人口红利之后,享受一次发达国家提供的教育红利。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我一直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美元贬值、初级产品供给垄断和新兴市场国家需求的结构性扩张,使世界正在经历一次全球通胀。

在外部震荡引发内部震荡和外部风险大于内部风险的新形势下,中国的确要建立起一道安全的防火墙,这就是真正扩大内需,稳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加强教育,推动城市化的有序发展,增强产业竞争力和深化金融市场,使中国成为市场规模巨大的创新型国家。

这不是门罗主义或孤立主义,而是在开放前提下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理性选择。

03、经济学者的历史责任

三十年前我们以惊喜的心情迈进大学,赶上了时代的末班车,不觉之间几乎到了花甲之年。展望未来,路途还很遥远。我们正处在实践变化快于理论形成的大变革阶段,出乎意料和不知所措的局面不断出现,这使得很多理论无法经受住历史检验。需要跟踪实践变化、归纳和升华为理性表述,以便更好地面对未来,这是经济学界的社会和历史责任。

有三件事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责任:

(一)强化社会共识和推动改革开放

深化改革是解决中国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十年前的改革之初,中国与其说存在既得利益,不如说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价值观念。强大的改革共识创造了增长奇迹。到了今天,新的利益阶层已经出现,得意的群体和失意的群体都希望通过改革获得新机会。利益关系的复杂化使思想和政治的复杂程度提高,中国作为大国开放经济的内部改革必然与国际利益不可避免交织一体。

未来推进改革需要新的社会共识,既有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挑战,也出现了自满的“天国”情绪,最多的电视剧是古老帝国的繁荣,但推动改革和这些自满浮躁情绪格格不入,需要建立真实的危机感和自我批判精神,进入思想解放的精神状态,推动形成新的改革共识。

(二)总结历史经验和推动理论创新

三十年来世界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

历史一度抛弃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理论独领风骚,但美国次贷危机使得人们认同的理论受到质疑。正像保罗·克鲁格曼较早指出的,萧条经济学正在回归。而耶尔金则指出,历史拐点的出现,将引发一次新的理论创造。

中国的成就不是经典理论预言的结果,不是对历史上任何一种发展模式的复制,总结中国的经验非常重要。

作为亲身经历这三十年全过程的一代经济学者,这个任务是无法推卸的。总结的重点可能是再认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和重新定义公共产品,再认识价格机制的重要作用,再认识在全球化条件下战略性产业政策的功能,再认识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发展模式调整之间的互动关系,再认识保护产权、完善激励机制等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因素的重要作用。在这些问题上,的确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如果经济学者们冷静下来,研究一些国家由盛到衰和由衰到盛的历史,研究引起一些中等收入国家落入陷阱的原因,深刻认识全球化的新特点,对未来发展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思考深化改革的导航图

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转型的主要含义是,由过度依赖外需向更多依赖内需的变化和支撑这一过程的中等收入者比重扩大。

顺利实现转型的核心问题是,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失衡状况以及人力资本和知识的有效积累,这是本文第二部分提出三个长期问题的立足点。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从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需要有一张明确的改革导航图。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通过总体设计推进局部改革的新阶段,这是推进今后中国改革需要把握好的基本特征。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英国人以擅长制度设计著称于世,现在则进入了中国人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新纪元。

从全球生产要素价格相对变化的新特点和中国经济的新定位出发,未来改革主要包括调整扭曲的价格和实现结构性良性循环两项内容:

首先,要针对本轮经济周期中出现的价格扭曲现象不失时机地加快价格改革,使初级产品、土地、劳动力、资本的价格能够真实反映均衡的市场供求关系和补偿外部成本,从而使增长具有内生性。

其次,要从人的生存和实现社会安全的逻辑出发,抓住四项相互联结的改革:

第一,在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从初级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继续转移的条件下,加快养老保险体制全国统筹的步伐和城乡管理体制改革;

第二,改革现有的财税体制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使中央政府有实力承担实现全国社保统筹的能力,加快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第三,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快发展中小金融,使资本市场可以实现社保资金的保值增值,使各类优质企业特别是中小成长型企业获得可靠的融资渠道;

第四,改革教育体制,提高教育质量的市场适应性,使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在完成这些改革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内部的制度条件会进一步完善,产业竞争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需要考虑的战略问题是人民币国际化。

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届时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大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市场规模巨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从现在起到2020年还有12年的时间,在本文结束的时候,我想特别强调三句话:

一是需要真正树立全球视野,善于从宏观到微观,从历史到未来,从正向思维到逆向思维等不同的角度研究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path dependence);

二是必须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根据环境的变化,把总体渐进和局部突破的改革方式更好地结合起来,以求适应性的演化(adaptiviness);

三是要果断地把握时机,今天该做的事决不拖到明天(intentionality)。

我们将目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后的经济繁荣,但即便到那时,增长还没有画上历史的句号,还需要我们的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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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8 15:17 | 显示全部楼层
政府债务问题由来以久,主要为了解决民生。早先还可以量入为出,后来有些搂不住了,加上隐性债务,有的地方政府负债率高达70%以上。如不及时解决,政府信用面临破产。。。
目前看,地方政府常用的融资手段包括:地方政府债、PPP项目、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基金、城投债、平台贷款、融资租赁和其他非标融资方式等,不同项目适用不同方式,不一一而足。
最后做个小广告,小编身边有做政府项目的朋友,从资金、建设到运营,一揽子解决当地政府发展问题。欢迎朋友们加入,一起洽谈、合作。

第一部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有多大?
摘 要
什么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梳理相关会议公报可知,中央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表述经历了从“政府性债务(2014年前)”到“地方政府债券(2015年至今)”到“隐性债务(2017年7月至今)”的变化。其中,“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这个说法首次出现在2017年7月2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与“政府性债务”有何异同?相同的地方在于都与地方政府信用密不可分、主要用于公益性或准公益性项目、在项目自身现金流不够覆盖债务本息时依赖于财政资金偿还,而不同之处在于政府性债务是在地方政府举债机制尚未建立之前而出现的,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经过债务甄别纳入预算后大部分其实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隐性债务从理论上来讲不属于地方政府债务,主要通过不合规操作(如担保、出具承诺函)或变相举债(伪PPP、包装成政府购买等)产生。目前各界对于隐性债务仍缺乏统一口径和认定标准,未来如何处置、是否可以通过新一轮甄别使其显性化目前还未明确。
透视隐性债务的三个视角。目前市场上对于隐性债务的不同分类有些混淆,如不少人在提到隐性债务时会将棚改项目债务、城投债、融资平台等相并列,事实上它们是不同角度但又相互交叠的概念。1. 投资端的视角。地方政府筹资后是为了投向公益性项目(棚改、保障性住房、扶贫项目等)、准公益性项目(交通运输、停车场、地下管廊等)和一般竞争性项目(房地产、汽车等)。其中,地方政府所形成的隐性债务主要是为了投向公益性项目和准公益性项目。2. 融资端的视角。地方政府进行筹资的主要渠道包括发行地方政府债、PPP项目、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基金、城投债、平台贷款、融资租赁和其他非标融资方式等。其中,隐性债务主要集中于PPP项目、政府购买服务和政府基金中的违规操作部分,以及大量的城投债、平台贷款、融资租赁和其他非标融资方式中。3. 融资主体的视角。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地方融资平台来筹集资金,另外,一些地方国企也承担了部分公益性项目,因而也具备一定的融资功能。此外,政府自身也会形成部分隐性债务。融资主体、投资端、融资端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投资端和融资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融资主体则是这枚硬币本身。若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编制成资产负债表,投资端的项目是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融资端的各种债务是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端,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融资主体则是这一资产负债表的会计主体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估算。1. 其他机构或学者的测算。我们根据BIS数据估计的我国2017年底隐性债务的规模约为8.9万亿元,而IMF估计的我国2016年底的隐性债务规模约为19.1万亿元。另外,国内学者常用的测算方法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去估算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余额,估算的结果一般在30至50万亿元之间。我们从上述三个视角大致估算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2.投资端的角度。以棚改为例,因棚改形成的隐性债务规模可能在4.5万亿上下,其中存量棚改贷款约3.6万亿,与棚改相关的债券融资余额截至18年6月底的存量约0.57万亿,其他形式的债务规模可能也在0.5万亿左右。3.融资端的角度。我国2017年底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余额约为33万亿元,其中通过银行贷款、发行债券和非标融资流入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分别约为17万亿元、7万亿元和7万亿元。4.融资主体的角度。我们将有公开信息披露的融资平台(主要是发行了wind口径城投债的融资平台)的有息债务进行累加,得到2017年底各平台合计有息债务约为32.3万亿元,扣除掉部分已纳入财政预算的债务,2017年底隐性债务规模约为30.6万亿元。
隐性债务分析。1.相对于显性债务,隐性债务增长迅速。从财政部官网披露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来看,自2014年以来,地方政府显性债务的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年均增速仅为2.4%,年均增量也只有大概0.4万亿元。而我们估算的隐性债务年均增量约为8万亿元,年均增速超过了77%,增速远高于显性债务。2.纳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后,政府负债率相对较高。财政部部长肖捷此前披露的2017年底政府负债率为36.2%,而根据我们的测算,纳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后,2017年底的政府负债率高达72.3%,高于国际警戒线。此外,我们可以根据2013年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估计隐性债务中由财政资金偿还的比率为19.13%,这样折算的2017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为5.9万亿元,即政府债务总额约为35.9万亿元,政府负债率约为43.3%,低于国际警戒线。但总体来看,考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后,政府负债率有了明显的提升。
17年下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掀起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治理行动,对新增隐性债务的遏制拖累了基建投资,对存量隐性债务的处理则关系到融资平台债务的安全。我们将通过系列专题探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进而为基建投资走势、城投债投资策略等提供思路。本文将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定义和规模等进行分析。
1. 什么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1.1 “政府性债务”→“地方政府债券”→“隐性债务”
梳理相关会议(包括党代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等)公报可知,中央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表述经历了从“政府性债务(2014年前)”到“地方政府债券(2015年至今)”到“隐性债务(2017年7月至今)”的变化,这从侧面记录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制的发展和规范进程。
对于地方政府债务,在2014年之前的提法是“政府性债务”,如201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地方政府性债务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严格政府举债程序。明确责任落实,省区市政府要对本地区地方政府性债务负责任”。地方政府性债务包括直接债务和或有债务,前者指的是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后者包括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2014年之前,按照1994年颁布的《预算法》,地方政府不得举债(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而地方政府又有较重的基建投资压力,于是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举债,也有部分省份通过财政部自发自还或自行发行地方债。当时地方债务体系处于尚未建立的时期,政府性债务便是这一特定历阶段的产物,这些债务跟地方政府有关,但又不都是地方政府债务。
2015年起,新《预算法》正式实施,部分政府性债务通过债务甄别纳入预算管理,地方政府债券成为地方政府举债的唯一合法途径,“政府性债务”也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地方政府债券”取而代之,如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改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办法”。
第一次提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在2017年7月2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会议指出,“要积极稳妥化解累积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效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而在此前10天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政治局会议是对金融工作会议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这一精神的落实。15-17年,融资平台仍靠地方政府信用支持进行融资,一些不规范的政府购买、PPP等融资的偿还仍要依靠财政资金,这些债务不是地方政府合规债务,但无疑会增大政府支出压力,“隐性债务”的提法应运而生。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与“政府性债务”有何异同?相同的地方在于都与地方政府信用密不可分、主要用于公益性或准公益性项目、在项目自身现金流不够覆盖债务本息时依赖于财政资金偿还,而不同之处在于政府性债务是在地方政府举债机制尚未建立之前而出现的,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经过债务甄别纳入预算后大部分其实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隐性债务从理论上来讲不属于地方政府债务,主要通过不合规操作(如担保、出具承诺函)或变相举债(伪PPP、包装成政府购买等)产生。未来如何处置、是否可以通过新一轮甄别使其显性化目前还未明确。
1.2 隐性债务尚无统一口径和认定标准
按照15年财政部发布的《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的定义,负债是指“政府会计主体过去的经济业务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资源流出政府会计主体的现时义务”。如果编制地方政府自身的资产负债表,隐性债务不会被计入负债,一是由于隐性债务的举借主体不是该政府会计主体(地方政府),二是隐性债务的偿付不是现时义务,而是由某些未来的事项所决定(如融资平台自身是否能偿债),且金额也可能无法准确地计量(取决于举债主体自身能偿还多少),换言之,隐性债务基本都属于或有负债。
目前各界对于隐性债务仍缺乏统一口径和认定标准,2018年以来,多个省份开展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审计,据第一财经报道,很快将下发文件明确隐性债务统一口径。
2. 透视隐性债务的三个视角
目前市场上对于隐性债务的不同分类有些混淆,如不少人在提到隐性债务时会将棚改项目债务、城投债、融资平台等相并列,事实上它们是不同角度但又相互交叠的概念。因此,我们有必要梳理清楚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将从项目端、融资端和举债主体三个视角来分析。
2.1 投资端的视角——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
从投资项目来看,地方政府筹资后是为了投向公益性项目(棚改、保障性住房、扶贫项目等)、准公益性项目(交通运输、停车场、地下管廊等)和一般竞争性项目(食品、汽车等)。其中,地方政府所形成的隐性债务主要是为了投向公益性项目和准公益性项目,从2013年6月末政府或有债务的投向情况来看,主要投向领域为交通运输设施建设(41%)、市政建设(30%)、科教文卫(7%)等。

2.2 融资端的视角——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端
从融资端来看,地方政府进行筹资的主要渠道包括发行地方政府债、PPP项目、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基金、城投债、平台贷款、融资租赁和其他非标融资方式等。其中,PPP项目、政府购买服务和政府基金是政府鼓励的融资方式,但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一些异化,如一些政府基金和PPP项目存在承诺固定回报、兜底回购、明股实债等违规现象。虽然目前政府正不断加强对几个融资渠道的监管,包括财政部87号文的出台,但实际上仍存在一些隐性债务。另外,对于城投债、平台贷款、融资租赁和其他非标融资方式,政府已经明确政府不得通过企事业单位举借债务(国发43号文),即通过以上渠道筹集的资金,除了已纳入财政预算的部分,都不能用财政资金予以偿还,政府不进行兜底。但实际上,市场仍普遍认为这些资金与政府信用挂钩,算是政府的隐性债务。
2.3 融资主体的视角——资产负债表的会计主体
从融资主体来看,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地方融资平台来筹集资金,另外,一些地方国企也承担了部分公益性项目,因而也具备一定的融资功能。其中,通过融资平台和国企举借的用于公益性或准公益性项目的债务在广义上来说都具有政府的隐性担保,是政府的隐性债务。而政府自身也会形成部分隐性债务,包括对国企亏损补贴和社保资金缺口的支出责任,以及对政府基金的承诺回购等。
2.4 三种视角的关系
融资主体、投资端、融资端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投资端和融资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融资主体则是这枚硬币本身。若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编制成资产负债表,投资端的项目是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融资端的各种债务是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端,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融资主体则是这一资产负债表的会计主体。
地方政府往往先有公益性或准公益性项目的投资需求,再通过各种途径融资,融资后形成负债,投资端也会形成对应的资产。融资主体方面,融资平台一直是最主要的融资主体,2014年之前,不少融资平台仅有融资功能,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工具,融资得到的资金转移给地方政府使用;而国发43号文后,空壳融资平台逐渐清理,融资平台既是融资主体,一般同时也是投资主体。
如通常所说的“棚改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从投资端的角度来说的,棚改项目会形成棚改相关的资产,其融资端往往对应着棚改贷款、用于棚改的城投债等债务。而“政府购买、PPP等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则是从融资端的角度来说,其投资端也可能对应棚改项目,或其他公益性项目。而这些隐性债务的融资主体或公益性项目的投资主体往往以地方融资平台为主。

3.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测算3.1 其他机构或学者的测算
(一)国际清算银行(BIS)的估计
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我国2017年底的政府债务余额为38.8万亿元,而我国财政部官网公布的同期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6.5万亿元,加上同期的国债余额13.4万亿元,即我国官方口径的政府债务余额为29.9万亿元。两者之间相差8.9万亿元,差额就是国际清算银行认为属于我国政府债务却未纳入我国财政预算的部分,实质上就是我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同样可对2016年底的数据进行估计,国际清算银行显示的我国政府债务余额为33.0万亿元,我国财政部官网公布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5.3万亿元,同期国债余额为12.0万亿元,即2016年底国际清算银行认为属于我国政府债务却未纳入我国财政预算部分的规模为5.7万亿元。另外,从增量来看,以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测算属于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债务规模在这两年有明显的提升。

(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估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第四条磋商访问报告显示我国2016年底的广义政府债务余额为46.4万亿,而狭义的政府债务余额为27.3万亿,即我国2016年底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余额约为19.1万亿。具体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的最窄口径的一般政府债务余额包括中央政府债务余额(12万亿元)和财政部官网公布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5.3万亿元),共计27.3万亿元,而IMF研究小组估计的一般债务还纳入了一部分的新增或有债务(5.7万亿元)。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的广义政府债务还纳入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10.3万亿元和3.1万亿元。

(三)其他学者的相关估计
此外,国内一些学者有也有对隐性债务的规模进行过估算,比较常用的方法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去估算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余额,估算的结果一般在30至50万亿元之间。举例而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主任张晓晶在2017年度的中国去杠杆进程报告提到当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约30万亿元。而清华大学的白重恩教授也曾在2018年1月26日召开的《中国:政府投融资发展报告(2017)》发布会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研讨会会议中提到“到2017年6月底,发行过城投债的企业的债务余额是47万亿左右。”
3.2 从投资项目的角度测算——以棚改为例
近两年来政府对棚改支持力度较大,棚改相关债务的举借较为顺畅,由于棚改项目具有很强的公益性,且这两年新增量较大,我们以棚改为例,从投资项目的角度估算由棚改形成的隐性债务规模。
(1)棚改的资金来源有哪些?
一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拨款,其中中央拨款计入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地方拨款计入地方住房保障支出;二是来自于政策性银行贷款,以国开和农发行为主,贷款资金很大一部分是央行通过PSL投放给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再发放专项贷款;其他资金来源还包括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城投平台或其他企业发行的募集资金投向于棚改项目的债券。2018年4月,财政部发布《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28号文),决定2018年在棚户区改造领域开展试点,有序推进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工作,鼓励地方政府通过发行专项债的方式,募集资金专门用于棚户区改造,偿债资金来源也是棚改项目对应的相关收入。6月20日天津市财政局发行了首单棚改专项债,债券期限5年、规模15 亿元,招标利率仅为3.88%。
棚改的项目的实施主要为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地方政府将棚改项目纳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然后和平台公司签订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形成合同项下付款义务;城投平台作为承接主体以签订的合同向银行进行贷款,获得资金支持。

(2)棚改资金为何会形成政府隐性债务?
刚性支付义务形成隐性债务。按照《政府采购法》政府预算不能超过三年,按照“以收定支”原则实施,在这种原则下,政府购买服务就属于合同项下的绩效挂钩的支出责任,不会形成地方政府债务。但是棚改项目一般长达5-10年,不少地方政府在预算层面只将当年应付部分纳入预算,从而达到以少量年度预算撬动更高的银行融资款目的。但这种做法也会造成财政负担,大多数的情形中,政府这种责任是相对刚性的(因为为了方便企业融资,政府与企业签订的购买服务合同往往存在付款义务脱离绩效考核、固化付款时间和金额的安排),因此很多时候把它们也视为政府债务。
棚改范围泛化,变相举债融资。国务院87号文限制将工程款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但是给棚改和易地扶贫留了口子,棚改就成了金融机构唯一能够继续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向地方政府公益项目提供融资的途径(异地扶贫条件过于苛刻,很难大规模融资)。棚改项目存在泛化倾向,一些地方出现政府部门“超范围”购买服务问题,扩大棚改适用范围,将一般项目“包装”为棚改或扶贫项目,变相举债融资。
(3)棚改形成的隐性债务规模有多大?
因棚改形成的隐性债务规模可能在4.5万亿上下。1)其中存量棚改贷款约3.6万亿。根据国开行年度报告,17年底该行棚户区改造贷款余额接近2.73万亿,农发行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18年一季度末,该行棚改贷款余额达到8679亿元。两家政策性银行棚改贷款余额合计约3.6万亿。2)与棚改相关的债券融资余额,截至18年6月底存量约0.57万亿,其中有0.41万亿是15年及以后发行的新债。3)其他形式的债务,包括与棚改相关的商业银行贷款、非标融资等,规模预计不会太大,根据资金来源占比看,估计这一部分的存量债务可能也在0.5万亿左右。
3.3 从筹资方式的角度测算
在这部分测算中,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指的是:依赖于地方政府举借的用于公益性或准公益性项目的金融类债务。具体而言,本文测算的主要是金融类债务,例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发行的债券和其他非标融资等,政府购买服务和PPP属于合同项下的绩效挂钩的支出责任,不属于地方政府债务,但如果这种支付责任是相对刚性的,可视为政府隐性债务。对于广义隐性债务中的支出责任,如国企亏损补贴和社保资金缺口等,本文不纳入测算范围。
从筹资方式的角度进行估计,我国2017年底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余额约为33万亿元。具体来看,政府在筹资中可能形成隐性债务的部分主要有银行贷款(包括政策性银行)、发行债券、设立政府基金、融资租赁和其他非标融资(包括券商资管计划、基金子公司、信托、保险债权投资计划等)等,具体而言:
(1)银行贷款:2013年7月31日,中国银监会公布截止2013年6月末的平台贷款余额为9.7万亿元,同期的国内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68.1万亿元,平台贷款占比为14.2%。假设这一比例维持不变,2017年底的国内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120.1万亿元,推算出平台贷款余额约为17万亿元。
(2)发行债券:根据WIND数据,截止2017年底的WIND口径城投债存量为7.02万亿元。
(3)非标融资:1)券商及基金子公司资管产品。基金业协会的相关统计年报显示,截止17年底,通过券商通道业务最终投向地方融资平台的规模为6907亿元,剔除掉投资证券投资基金(2.1%)和持牌机构资管产品和私募基金(10.4%)这一嵌套部分,可以得到通过券商通道业务直接投向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量约为0.60万亿元。另外,报告还显示截至2017年底,通过基金子公司专户最终投向地方融资平台的规模为9638亿元,剔除掉投资持牌金融机构资管产品和私募基金(35.1%)的嵌套部分,可以得到通过基金子公司直接投向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量约为0.63万亿元。2)保险资管计划。而根据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的数据,17年底债权加股权累计注册额约为2万亿元,可以估计债权投资计划的累计注册额约为1.87万亿元,这部分债权投资计划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和不动产,大部分会流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3)信托产品。另外,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投向基础产业的信托资金约为3.8万亿元。
(4)融资租赁:根据中国租赁联盟发布的2017年度报告,截止2017年底全国融资租赁合同余额约为6.06万亿元。而根据商务部2016年发布的报告,基础设施及不动产行业的融资租赁资产比例约为7.64%。可以大致估算通过融资租赁投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资金约为0.46万亿元。
(5)政府性基金和PPP项目:PPP项目的政府资本主要是通过政府性基金投入,而政府性基金主要包括政府引导基金和专项建设基金。截止2016年底,政府引导基金的余额约为2.3万亿元,但其中存在部分资金闲置的问题。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截止2016年底,政府引导基金中已到位的资金约为1.9万亿元。此外,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专项建设基金截止2016年底的发放总额约为1.8万亿元,即2016年底有效的政府性基金余额约为3.7万亿元。政府性基金和PPP的初衷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共担风险,不会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但是在PPP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会通过承诺回购、明股实债等方式形成隐性债务。这里,我们采用IMF的估计数据,即涉及政府性基金的债务约为3.1万亿元。

3.4 从融资主体的角度测算
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有息负债来看,我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规模约为30.6万亿元。具体而言,我们将有公开信息披露的融资平台(主要是发行了wind口径城投债的融资平台)的有息债务进行累加,得到2017年底各平台合计的长期借款余额为17.7万亿元、短期借款余额为2.6万亿元、应付债券余额为7.5万亿元、应付票据余额为0.4万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余额为4.0万亿元,有息债务合计32.3万亿元。扣除掉部分已纳入财政预算的债务(财政部官网公布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减去同期的地方政府债券余额,约为1.7万亿元),2017年底隐性债务规模约为30.6万亿元。
当然,由于仅统计了发债城投,难免会低估实际规模,但由于2014年以后发改委放宽了城投企业债发行门槛,交易所也一度降低融资平台融资门槛,进入统计范围的城投有息债务应该占到了实际规模的绝大部分。另外,从贷款的角度来看,我们统计的2092家城投债发行人中,多数都已被调出了银监会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名单,这部分发行人中很大比例都依然在为地方政府融资,且受银监会的监管较少,形成的隐性债务也相对较大。而仍在银监会名单中的公司,其贷款受银监会的监管,所形成的隐性债务部分相对较少。
4. 隐性债务分析4.1 相对于显性债务,隐性债务增速较快
显性债务是相对于隐性债务的概念,反应的是政府“表内”的,也就是纳入了财政预算的政府负债。从财政部官网披露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来看,自2014年以来,地方政府显性债务的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年均增速仅为2.4%,年均增量也只有大概0.4万亿元。
而反观隐性债务,自2014年以来的年均增速达到了77%,存量迅速增加。具体来看,我们采用的估算方法是将发行了wind口径城投债的融资平台的有息债务进行累加,并扣除其中部分已纳入财政预算的债务(主要是部分城投债)。估算的结果显示,2014至2017年底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存量分别约为5.9万亿元、13.0万亿元、24.0万亿元和30.6万亿元,年均增量约为8万亿元,年均增速超过了77%。与显性债务相比,隐性债务规模增长迅速。

4.2 纳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后,政府负债率相对较高
按照2013年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中的说明,政府负债率是衡量经济总规模对政府债务的承载能力或经济增长对政府举债依赖程度的指标,计算方法为年末债务余额与当年GDP的比率,国际上通常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负债率60%作为政府债务风险控制标准参考值。
2017年底政府负债率的官方数据为36.2%。财政部部长肖捷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于2018年3月7日召开的记者会中提到:“截止到2017年末,我国政府债务余额为29.95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国债余额13.48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6.47万亿元。我国政府负债率也就是用债务余额除以GDP所得出的比例是36.2%。这个比例比2016年的36.7%有所下降。”此外,他还对我国政府的债务范围进行了解释:“按照中国预算法的规定,我国政府的债务范围是有界定的,它包括中央财政国债、地方政府债券以及经清理甄别认定的截止到2014年末的存量政府债务。”
纳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后,2017年底的政府负债率高达72.3%。具体来看,2017年底纳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后的政府债务余额约为60.6万亿元。其中,我们之前估算的2017年底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余额约为30.6万亿元,2017年底的地方政府显性债务余额约为16.5万亿元,同期国债余额约为13.5万亿元。此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2017年GDP初步核算数为82.71万亿元,由此可得纳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后的政府负债率高达72.3%,高于国际警戒线。
另外,在2013年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中披露:“2007年以来,各年度全国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当年偿还本金中,由财政资金实际偿还的比率最高分别为19.13%和14.64%。”若估计隐性债务中由财政资金偿还的比率为19.13%,这样折算的2017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为5.9万亿元,即政府债务总额约为35.9万亿元,政府负债率约为43.3%,低于国际警戒线。但总体来看,考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后,政府负债率有了明显的提升。

(摘自:姜超宏观债券研究  作者:姜超 朱征星 杜佳)

第二部分:地方政府债的前世今生
主要结论:
地方政府债目前是我国第一大债券品种。
2009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内需保增长,地方政府债应运而生。2015年,根据新《预算法》和国发〔2014〕43号文,地方政府置换债被推出。
截至2018年5月10日,我国地方政府债券余额15.3万亿,其中置换债高达11万亿。然后从投资者结构来看,商业银行是地方政府债的最主要购买者。
2015年地方政府债发行规模明显攀升后,对于地方债的定价,我们观察到以下结论:
(1)地方债与国债利差和国债走势正相关。
(2)年内来看,地方债与国债的利差与两者的相对供给有关。四季度地方债供给相对较少,两者利差以压缩为主。
(3)部分地区地方债定价略高,比如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辽宁省和山东省等。
正文:
一、地方政府债发展始末
截至2018年5月10日,我国地方政府债券余额15.3万亿,占我国债券存量比重接近二成,是我国第一大债券品种。与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相比,地方政府债的发展历史非常短,至今不足十年。

初生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受到较大的冲击。为了扩内需保增长,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09年在中央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始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筹措资金。2009年-2015年,地方政府债发行经历了财政部代发代还、部分地区试点自发代还以及自发自还三个阶段。
财政部代发代还
2009年和2010年,地方政府债全部由财政部代发代还,每年额度2000亿。当时地方政府债的定义是:指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以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政府为发行和偿还主体,由财政部代理发行并代办还本付息和支付发行费的债券。
部分地区试点自发代还
2011年10月,国务院批准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深圳市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省(市)政府债券仍由财政部代办还本付息。
2013年6月,自行发债试点范围扩大,增加江苏省和山东省。
自发自还
2014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上海、浙江、广东、深圳、江苏、山东、北京、江西、宁夏、青岛试点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
2015年3月,《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印发,一般债券由各地按照市场化原则自发自还,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发行和偿还主体为地方政府。
置换债推出
2015年,我国开始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根据财政部负责人的讲话,新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举借债务应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的方式。《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规定,纳入预算管理的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可以发行一定规模的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地方政府存量债务是新预算法实施之前形成的,以一定规模的政府债券置换部分债务,是规范预算管理的有效途径。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只是债务形式变化,不增加债务余额,因此,不会增加今年财政赤字。于是从2015年开始,我国地方政府债有了以下变化:
变化一:置换债概念。按照是否替换存量债务,地方政府债分成了置换债和新增债。
变化二:专项债概念。2014年及以前,地方政府债只有一种,叫做地方政府债。2015年推出专项债后,地方政府债分为两个小类(原来的地方政府债改名为一般债)。2015年新增专项债为1000亿,专项债不计入财政赤字。
变化三:部分置换债采取定向承销方式。2014年及以前,地方政府债都是公开招标。2015年,对于置换债,推出定向承销方式,要求承销团由该地区存量债务的债权人组成。
变化四:地方一般债务比照中央国债实行余额管理。2014年及以前,地方政府债每年的发行额等于地方财政赤字,比如2014年地方政府赤字是4000亿,地方政府债全年发行额就是4000亿。剔除到期量993亿后,2014年净融资额是3008亿。而2015年以后,开始实行余额管理,即财政赤字规模是当年的净融资额,因此2015年新增一般债券是6714亿。

二、地方政府债特征
5年期是最主要品种
目前已经发行的地方政府债中,有1、3、5、7和10年五个期限品种。不过1年期的地方债非常少,仅发行过4只。然后按照发行只数和发行额占比来看,5年期品种占比均最高。
另外,近日《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发布,公开发行的一般债券,将增加2年、15年、20年期限;公开发行的普通专项债券,将增加15年、20年期限。后期地方政府债的期限结构将更加丰富。

置换债发行规模已超10万亿
2015年至2018年4月,共发行置换债11.2万亿。其中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分别为3.04万亿、4.8万亿、2.77万亿。

定向发行的置换债占三成
梳理下来,置换债中定向发行规模占比33%。然后专项置换债定向发行比例略高于一般置换债。

贵州省、辽宁省和湖南省置换债占比偏高
部分地区置换债发行规模占比明显偏高,比如贵州省、辽宁省和湖南省,目前置换债发行占比超过85%。置换债发行比例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可能意味着这部分地区2015年以后地方政府债务举债速度在放慢。

商业银行是地方政府置换债的主要购买机构
从中债登托管数据来看,2015-2017年这三年的债券托管增量较前些年明显增加。背后的原因是地方政府置换债大量发行。然后从投资者增仓来看,2015-2017年增量较异常的主要是商业银行和基金类。再结合各类投资者其他债券品种增量,我们估计商业银行是近些年置换债的主要购买者,更细分来看是全国性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全国性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及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及以上各银行分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包括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恒丰银行、浙商银行、渤海银行及以上各银行分行。)

三、地方政府债定价
关于2015年以后的地方债定价,主要结论如下:
(1)地方债与国债利差和国债走势正相关。
(2)年内来看,地方债与国债的利差与两者的相对供给有关。四季度地方债供给相对较少,两者利差以压缩为主。
(3)部分地区地方债定价略高,比如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辽宁省、山东省等。
2015年至今3年多的时间,地方债与国债利差和国债走势基本正相关。2015年和2016年,国债收益率下行,相应的地方债与国债利差压缩为主。2017年,债市走熊,国债收益率快速上行,地方债与国债利差中枢明显抬升。
然后年内来看,地方债与国债的利差走势与两者的相对供给有关。由于地方政府债发行的季节性更明显,通常二季度和三季度是发行高峰期,此时地方债与国债的利差往往处于年内高位。

另外,我们统计了2015年以来,各地区5年期一般债发行利率与当天5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的平均值,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利差较高,北京、山西、上海和浙江利差较低。

形成各地区地方债定价差异的原因较多,比如当地的经济实力、当地财政厅与银行的关系等。
四、总结
地方政府债目前是我国第一大债券品种。
2009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内需保增长,地方政府债应运而生。2015年,根据新《预算法》和国发〔2014〕43号文,地方政府置换债被推出。
截至2018年5月10日,我国地方政府债券余额15.3万亿,其中置换债高达11万亿。然后从投资者结构来看,商业银行是地方政府债的最主要购买者。
2015年地方政府债发行规模明显攀升后,对于地方债的定价,我们观察到以下结论:
(1)地方债与国债利差和国债走势正相关。
(2)年内来看,地方债与国债的利差与两者的相对供给有关。四季度地方债供给相对较少,两者利差以压缩为主。
(3)部分地区地方债定价略高,比如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辽宁省、山东省等。
(摘自:国海证券  作者:董德志)

第三部分:财库〔2018〕68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公开承销发行业务规程》的通知

通知要点有:
1.适用范围
公开承销,适用于公开发行规模较小的地方政府债券,包括一般债券、专项债券(含项目收益专项债券)。
采用公开承销方式发行地方政府债券,适用本规程。
2.发行系统
财政部政府债券发行系统;
财政部上交所政府债券发行系统;
财政部深交所政府债券发行系统。
3.承销团
地方财政部门可专门组建承销团,也可以沿用公开招标方式下的承销团。
专门组建承销团的,可以就单期债券发行组建承销团,也可以就一段时间内债券发行组建承销团。
承销团成员原则上不少于4家。
4.申购利率区间
公开承销的申购利率区间下限:不得低于申购前1至5个工作日(含)中债国债收益率曲线中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
公开承销的申购价格区间上限:不得高于申购前1至5个工作日(含)中债国债收益率曲线中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计算的、原地方政府债券在缴款日的含息价格。
5.公开承销现场安排
发行人员:由地方财政部门派出;
监督员:由发债地区审计、监察等非财政部门派出;
观察员:由财政部国库司或其委托发债地区当地专员办派出;
支持人员:由财政部授权的业务技术支持部门派出。
6.应急处置
公开承销开始前,如出现:
可能对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调整;
有确定证据表明利率(价格)区间与市场存在严重偏差等情况。
簿记管理人及其他主承销商、地方财政部门经协商一致后可以推迟发行或调整利率(价格)区间,并将事项及相关理由、证据及时披露,同时向财政部报告。
7.主要禁止性规定
严禁恶意影响发行利率、进行不正当利益输送等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
簿记管理人、主承销商等担任询价工作的承销团成员应当按照市场化原则参与地方政府债券公开承销,严禁通过“串标”等方式进行价格操纵,扰乱市场秩序。
正文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金融机构:
为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方式,提高债券发行效率,财政部决定实行地方政府债券公开承销制度。根据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有关规定,我们制定了《地方政府债券公开承销发行业务规程》。现予印发,请参照执行。
附件:《地方政府债券公开承销发行业务规程》
财 政 部
2018年7月30日
附件:
地方政府债券公开承销发行业务规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地方政府债券公开承销发行业务,保障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顺利开展,根据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有关规定,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所称地方政府债券公开承销,是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部门(以下简称地方财政部门)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利率(价格)区间后,由簿记管理人组织承销团成员发送申购利率(价格)和数量意愿,按事先确定的定价和配售规则确定最终发行利率(价格)并进行配售的行为。
第三条 公开承销,适用于公开发行规模较小的地方政府债券,包括一般债券、专项债券(含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采用公开承销方式发行地方政府债券,适用本规程。
第四条 地方政府债券公开承销通过财政部政府债券发行系统、财政部上海证券交易所政府债券发行系统、财政部深圳证券交易所政府债券发行系统(以下统称发行系统)开展。
第五条 地方政府债券公开承销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严格遵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有关规定,严禁恶意影响发行利率、进行不正当利益输送等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
第二章 公开承销参与方
第六条 地方政府债券公开承销参与方包括地方财政部门、承销团成员及其他意向投资机构、业务技术支持部门、中介机构等。其中承销团成员包括簿记管理人、除簿记管理人外的主承销商和其他承销团成员。
第七条 地方财政部门可以就地方政府债券公开承销专门组建承销团,也可以沿用公开招标方式下的承销团。专门组建承销团的,可以就单期债券发行组建承销团,也可以就一段时间内债券发行组建承销团,承销团成员原则上不少于4家。地方财政部门组建承销团时应当与承销团成员签署相关协议,明确各方权利义务。
第八条 簿记管理人是受地方财政部门委托,负责地方政府债券公开承销组织操作的主承销商。
第九条 地方财政部门、簿记管理人应当在充分询价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询价情况、筹资成本预期等因素,与其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地方政府债券公开承销安排及申购利率(价格)区间。公开承销的申购利率区间下限不得低于申购前1至5个工作日(含第1和第5个工作日)中国债券信息网公布的中债国债收益率曲线中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公开承销的申购价格区间上限不得高于申购前1至5个工作日(含第1和第5个工作日)中国债券信息网公布的中债国债收益率曲线中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计算的、原地方政府债券在缴款日的含息价格。簿记管理人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与地方财政部门协商地方政府债券公开承销时间安排和详细方案;
(二)在向承销团成员充分询价的基础上,组织其他主承销商与地方财政部门协商确定公开承销利率(价格)区间;
(三)记录承销团成员申购地方政府债券的利率(价格)及数量意愿,按照本规程等相关制度规定进行地方政府债券的定价和配售;
(四)组织公开承销工作,维护发行现场秩序,确保公开承销工作顺利进行;
(五)对公开承销过程中各项重要事项的决策过程进行记录和说明,并妥善保存公开承销流程各个环节的相关文件和资料;
(六)协助地方财政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开展信息披露工作;
(七)开展财政部规定或地方财政部门委托的与公开承销相关的其他工作。
第十条 除簿记管理人外的其他主承销商,应当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向除承销团成员外的其他意向投资者进行询价,与地方财政部门协商确定公开承销利率(价格)区间,并参与地方政府债券申购、配售、分销、缴款工作;除主承销商外的其他承销团成员,应当按照公开承销安排和相关协议约定,参与公开承销的询价、申购、配售、分销、缴款工作;除承销团成员外的其他意向投资者,可以委托除簿记管理人外的其他承销团成员代为参与公开承销申购。簿记管理人、主承销商等担任询价工作的承销团成员应当按照市场化原则参与地方政府债券公开承销,严禁通过“串标”等方式进行价格操纵,扰乱市场秩序。
第十一条 承销团成员可以进行自营申购或代意向投资者申购,承销团成员之间不得互相代为申购。
第十二条 簿记管理人原则上不得参与公开承销竞争性申购,地方财政部门可以在承销协议中与簿记管理人约定固定承销额,每期债券的固定承销额不再参与本期债券的公开承销利率(价格)确定。簿记管理人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和本规程规定,指定本单位地方政府债券公开承销簿记建档业务的具体牵头部门。
第十三条 簿记管理人应当将簿记业务和投资交易业务进行分离,并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防范利益冲突和潜在风险。
第十四条 地方财政部门应当与承销团成员商定合理的发行手续费标准,可以对簿记管理人和其他承销团成员分别设置不同的手续费标准。
第三章 公开承销流程
第十五条 公开承销前,簿记管理人应当向所有承销团成员询价,并明确记录询价情况。
第十六条 公开承销前,簿记管理人应当督促和协助地方财政部门,不迟于公开承销前5个工作日,在本单位门户网站、中国债券信息网以及相关业务技术支持部门网站披露发行通知、信用评级报告等文件,发行通知应当明确公开承销流程、利率(价格)区间、发行利率(价格)确定原则、配售规则、发行系统等相关安排。地方财政部门应当制定地方政府债券公开承销发行规则,并于首次公开承销前进行披露。
第十七条 除簿记管理人外的其他承销团成员,应当根据本机构及其他意向投资者的申购需求,在规定的竞争性承销时间内,通过发行系统发送申购意向函。
第十八条 公开承销按照低利率或高价格优先的原则对有效申购逐笔募入,直至募满计划发行量或将全部有效申购募完为止。申购标的为利率时,全场最高配售利率为当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各获配承销团成员按面值承销;申购标的为价格时,全场最低配售价格为当期债券的票面价格,各获配承销团成员按票面价格承销。最高配售利率(最低配售价格)标位配售数量以各承销团成员在此标位申购量为权重进行分配,最小承销单位为申购量的最小变动幅度,分配后仍有尾数时,按申购时间优先原则分配。
第十九条 公开承销地方政府债券时,可以在承销协议中约定采取包销方式,即在申购截止时间后有效申购额或缴款额不足计划发行额时,不足部分按承销协议约定,由全部或部分承销团成员按票面利率(价格)认购。
第二十条 公开承销地方债券的缴款日为发行日(T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即T+1日),承销团成员不迟于缴款日将发行款缴入发行文件中规定的国家金库××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库对应账户。地方债券上市日为发行日后第三个工作日(即T+3日)
第二十一条 公开承销结束后,簿记管理人应当协助地方财政部门,于公开承销当日向市场公开披露承销结果。缴款截止日后,因未及时、足额缴款等导致发行结果出现变化的,地方财政部门应当在上市日前向市场公开披露公开承销的最终结果。
第二十二条 簿记管理人应当制定公开承销的应急处置预案,做好应急处置相关工作。公开承销开始前,如出现可能对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调整,或有确定证据表明利率(价格)区间与市场存在严重偏差等情况的,簿记管理人及其他主承销商、地方财政部门经协商一致后可以推迟发行或调整利率(价格)区间,并将推迟发行或调整利率(价格)区间事项及相关理由、证据及时披露,同时向财政部报告。公开承销过程中,如出现人为操作失误、系统故障、缴款违约等情况,导致可能影响正常发行及上市的,地方财政部门及簿记管理人应当按照事先确定的应急预案做好应急处置相关工作,及时披露,同时向财政部报告。
第四章 公开承销现场管理
第二十三条 公开承销现场人员包括发行人员、簿记管理人、监督员、观察员、支持人员等。发行人员由地方财政部门派出;监督员由发债地区审计、监察等非财政部门派出;观察员由财政部国库司或财政部国库司委托发债地区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派出;支持人员由财政部授权的业务技术支持部门派出。
第二十四条 发行现场人员应当各司其责。簿记管理人应当在发行前发送核对无误的申购要约并负责组织发行现场各项工作。监督员负责监督发行现场相关工作合规有序进行,并督促发行人员和簿记管理人做好发行现场人员身份核实与出入登记、通讯设备存放、信息保密、现场隔离、无线电屏蔽等工作。支持人员负责协助办理发行现场出入登记、存放手机等通讯设备、进行必要的无线电屏蔽等,并保障发行系统及发行现场设备正常运行。
第二十五条 省级财政部门应当按照相关规定,不迟于发行日前2个工作日,将进入发行现场的人员名单提供给业务技术支持部门并抄送财政部。人员名单上未列示人员原则上不得进入发行现场。
第二十六条 发行人员、簿记管理人、监督员、观察员应当于发行开始前在值守区履行登记手续,记录本人姓名和进入时间,并在进入操作区或观摩区时再分别履行登记手续。发行现场人员在一个工作日内参与多场次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时,在不同场次开始前应当重新履行登记手续。竞争性承销期间,所有进入发行现场的人员原则上不得离开发行现场,如因身体严重不适等特殊原因必须临时离开发行现场的,必须由监督员或观察员中1人全程陪同。业务技术支持部门应在发行过程中安排人员在操作区和观摩区附近值守。
第二十七条 发行人员或簿记管理人于非发行时间操作发行系统,应当履行登记手续,登记姓名、出入时间、所属单位和出入事由,簿记管理人还应当提供省级财政部门出具的授权书。
第二十八条 发行现场应当配备能满足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需要的专用固定电话、应急申购传真机、专用打印机等设备,其中专用固定电话应当实行通话录音。
第二十九条 发行现场人员不得携带任何有通讯功能的设备进入发行现场。发行开始前,发行现场人员应当将随身携带的手机等有通讯功能的设备存放于值守区的专用保管箱,业务技术支持部门应当登记手机等通讯设备存放情况。发行现场人员在一个工作日内参与多场次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时,如在不同场次之间取用和存放手机等设备,业务技术支持部门应当登记相关存取情况。
第三十条 公开承销现场人员与外界沟通相关事项应当全部通过簿记场所配置的专用录音电话进行,监督员、观察员应当监督通讯工具的使用,并由簿记管理人做好记录及说明。
第三十一条 发行现场人员不得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过程中对外泄露申购量、申购利率等可能影响地方政府债券公平公正发行的信息,不得将簿记相关文档带出发行现场或以影印、复印等形式对外提供。
第三十二条 若申购截止时间后申购总量未达到计划发行额,簿记管理人应当按照承销协议中的相关条款进行处置。如承销协议中设置了包销条款,不足部分直接由承销团成员包销;如协议中未设置包销条款,簿记管理人在与发行人员负责人、观察员、监督员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可以将簿记建档发行时间延长不超过一小时或者择期重新发行,并使用专用固定电话或委托业务技术支持部门通知承销团成员相关信息。
第三十三条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过程中,如发行系统客户端出现技术问题,承销团成员可以通过发送传真的方式,将应急申购意向函发送至相应的发行室进行应急操作,并及时拨打发行现场专用固定电话向发行人员或簿记管理人报告。
第三十四条 出现应急操作情况时,支持人员应当按规定履行登记手续,同时不得携带任何有通讯功能的设备进入发行现场。支持人员应当如实填写应急申购情况记录表,记录收到应急申购意向函的时间等有关内容,并在密押核验通过后签字确认。簿记管理人应当审核应急申购意向函收到的时间是否在申购截止时间前,投资者是否按规定格式填写,是否字迹清晰、意思明确。应急申购意向函经簿记管理人确认各项要素有效完整,并经簿记管理人和监督员共同签字确认后,由簿记管理人将应急申购信息录入发行系统。对未按规定格式填写、字迹不清晰、意思不明确、密押核对不符或超过截止时间后收到的应急申购意向函,均做无效处理。
第三十五条 发行结果须经簿记管理人、监督员共同签字确认后生效。监督员如发现发行现场出现违规行为并制止无效的,有权拒绝在发行结果上签字。发行现场如发生本规程规定情形之外的其他情况,由发行人员或簿记管理人与监督员、观察员协商一致后进行处理,并在发行结束后及时向财政部进行报告。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规程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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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9 15:30 | 显示全部楼层
上市公司利用其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可以有效地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因此,近年来,上市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规模也不断“水涨船高”,这一情况在今年尤为明显。有业内人士分析称,一些上市公司所属行业不景气,这些上市公司苦心经营产生的ROE还往往不如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将其闲置资金用来购买银行理财。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截至11月18日,已经有1211家上市公司在今年以来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合计认购金额总额已经达到1.37万亿元,无论是上市公司参与的数量还是认购金额总额,均创下近五年来的新高。


  不过,《证券日报》记者也注意到,上市公司对于银行理财产品的认购热情与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直接相关:三季度以来银行理财收益率持续下降,上市公司的购买热情也迅速遇冷,今年三季度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仅为3972亿元,尚不足第二季度的8994亿元认购金额的一半。

  上市公司购买

  银行理财金额逐年增长

  近年来,上市公司对于银行理财产品的喜爱有增无减。一方面,上市公司认购银行理财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另一方面,短期的银行理财流动性和安全性有保障,且能够为上市公司带来稳定的收益。于是,随着上市公司数量的不断增加,上市公司闲置资金的规模越来越大,上市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规模也随之“水涨船高”。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近年来上市公司认购银行理财的金额总额逐步攀升,今年以来截至11月18日,已有1211家上市公司在今年以来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同比增长近5%,合计认购金额总额达1.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61%。毫无悬念,今年以来无论是上市公司参与的数量还是认购金额总额,均创下近五年来的最新记录。

  不过,上市公司对于银行理财产品的认购却十分敏感,一旦银行理财的收益率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下跌,上市公司对于银行理财产品的认购热情也会随之骤减。今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数据便十分明显:今年第三季度,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数量出现萎缩且产品预期收益率持续回落,而上市公司在第三季度认购银行理财的数量为5438份,总金额为3972亿元,而在今年第二季度,上市公司认购银行理财的数量有13225份,认购金额达8994.06亿元。

  进入四季度以来尤甚。近日,融360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周银行理财收益率下跌0.07个百分点至4.36%,创下了近18个月的新低。反观上市公司的动作:截至11月18日,四季度已经过半,期间认购银行理财的数量仅有1738份,认购总金额仅有1212.54亿元。

  天茂集团斥资533亿元

  先后认购11只理财产品

  天茂集团在今年以来出手最为大方,《证券日报》记者根据统计,今年以来天茂集团认购兴业银行结构性存款的总金额已经达到533.5亿元,在1211家上市公司中居于首位。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天茂集团先后11次买入银行理财,已有7笔已经到期,截至11月18日,该上市公司购买银行理财到期实现的收益已经突破1亿元。

  另一家上市公司宝钢股份也在大手笔认购银行理财产品,年内认购总金额已经达到490.2亿元,仅次于天茂集团。但是,与天茂集团钟爱一家银行理财产品情况不同,宝钢股份先后买入了6家银行的理财产品,目前这些理财产品均尚未到期,该上市公司还尚未从其购买的银行理财中拿到收益。

  另外,还有欧普照明等8家上市公司在今年以来购买银行理财的金额均超过了100亿元。实际上,从这10家上市公司购买银行理财的纪录中也能够发现,下半年以来上市公司购买银行理财的热情大不如上半年,四季度以来的认购纪录更是少之又少。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通常情况下,上市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短期银行理财产品,一般期限在3个月左右,风险和收益都相对较低;二是信托、资管等固收类产品,期限一般在1年至2年之间,其收益情况要视依据项目风险而定;另外,也有些通过多层嵌套,参与到潜在战略合作伙伴的定增方式等。

  而随着银行理财收益率的不断下降,上市公司的闲置资金又去往何方?珀源基金董事长吴国平分析表示:“目前银行理财的收益大幅下降,吸引力也在进一步减弱。而资本市场则不断新低,估值优势逐步显现,特别是管理层多次喊话,‘政策底’已经显现,所以一些公司也采取左侧布局的方式,从长远来看,在当前时点布局,赚钱的机会确实比较大。”

(文章来源: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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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9 15:31 | 显示全部楼层
从一开始选择投资,便已经意味着你在人生战略上领先了一步。
如同很多人一辈子练习画画,一辈子练习书法,而有人只不过是一辈子在投资领域上不断练习,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功多自然艺熟,没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秘诀,就是专注一个领域时间足够久而已。成为投资专家,并不比其他任何领域的专家更高贵,我认为本质是一样的,分工不同而已。
如果一个人练习了十年的书法成为书法专家,未必一定能够过上财富生活,写好书法到转换成财富变现中间还隔着很多的道道,可能需要包装,需要宣传,需要名气。而练习了十年的投资成为投资专家,投资到变现,中间没有什么距离,就直接财富变现了。
  投资做得好,自然是要赚钱的,没有好的收益,没有财富,算哪门子的投资专家?钱,虽然很粗俗,但它就是衡量投资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么直白。
一般来说,想要生活得成功,需要两种能力,一种是具体的技能,另外一种是在现今商业社会将这种技能变现成财富的能力。而投资神奇之处,是技能与变现是重叠的,所以投资家比其它领域的人,事半功倍。一开始就选择投资作为一个终身职业,意味着比其他人少付出了一半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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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9 15:32 | 显示全部楼层
厉以宁先是把他的老婆何玉春安排成中共党员、北京大学高级工程师,还兼任了一个深圳延宁发展有限公司的监事,接和着把他的宝贝儿子厉伟弄成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中共党员。
  1992年通过关系调入深圳宝安集团工作,任深圳市安信投资发展公司和深圳市安信财务顾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宝安集团总经理助理。 1997年3月任深圳市延宁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他还把他儿媳妇崔京涛安排到神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当董事长。
  厉氏家族所非法控制的深圳市延宁发展有限公司和神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地址都在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四号华匀大厦B座。根据目前已经暴露的情况,厉伟夫妇二人自到深圳闯荡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敛集了令人难以想象的个人财富,这多半要归功于他著名经济学家的老子厉以宁。
  请看厉氏家族的财富之冰山一角:1996年下半年在深圳罗湖区红岗路银龙花园7栋购置501、701两套复式结构住房,加上装修费用,合计约达到300万元左右,钱从何来?!1996年购置进口豪华吉普车一辆,钱从何来?!1997年3月,厉伟在深圳市延宁发展有限公司中出资2380万元,以崔京涛名义出资2040万元,占有65%股份,钱从何来?!1998年初在深圳购置高级别墅一幢,加上装修费用,约600万元,钱从何来?!1998年初又购置进口凌志轿车一辆,价值百万,钱从何来?!
  以厉伟名义在深圳市神华投资有限公司出资150万元,占15%的股份,钱从何来?!厉伟等人以各种名义在其它公司中的出资和购置房产、豪华汽车,以及在境内外的亿万存款,钱从何来?!!!
  厉伟的“发家史”:厉伟1992年7月进入深圳宝安集团,1993年9月,担任由宝安集团投资1亿元设立的深圳市安信投资发展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1994年3月,深圳延宁实业有限公司成立,厉伟任总经理,1994年9月又兼任深圳市安信财务顾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加至2000万元,并且在经营范围中明确有“企业上市策划、咨询、上市推荐服务、投资兴办实业,”开始操作厦门龙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活动。
  1995 年,厉伟开始任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1996年2月,深圳延宁实业有限公司变更为深圳市延宁实业有限公司,由崔京涛任董事长,厉伟等3人任董事。1996年3月,深圳市神华投资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深圳延宁实业有限公司和厉伟各出资150万元,崔京涛为董事,厉伟为监事(又一家夫妻店!)。1996年5月31日,靠弄虚作假和包装起来的厦门龙舟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圈钱,证券代码为 600711。
  1996年7月2日,深圳市安信财务顾问有限公司进行变更,厉伟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但仍任深圳市安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后调任宝安集团总经理助理。1996年7月24日,神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在深圳特区报宣称其为“经国家工商局核准登记注册的全国性大型期货经纪公司,由国家部属公司共同投资兴办,资金雄厚,实力强劲。”1996年7月30日,厦门龙舟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二次股东大会,厉伟、罗飞等7人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1996年9月,由罗飞与其妻子喻琴合伙成立深圳市佳定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1996年12月,厉伟离开宝安集团,转入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以回避其原来具有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好“大干一场”!1997年3月,深圳市延宁实业有限公司变更为深圳市延宁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300万元猛增至6800万元,企业类型变更为“非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定代表人由厉以宁儿媳妇崔京涛变更为厉以宁的儿子厉伟,其母何玉春参加监事会。该公司由厉氏家族绝对控股,其巨额资本来源不明!
  1997年5月28日,厦门龙舟股份公司召开1996年度股东大会会,免去厉伟等三人董事职务(同时被免职的两人为罗飞、庄伊明,现均已因诈骗被捕,厉伟因其父亲是厉以宁而安然无恙)。1997年后,厉伟开始公开以延宁公司名义进行各种投资活动和商务诈骗活动,并担任多个公司董事或监事,有的则以他老婆崔京涛名义出任董事或监事。1997年8月,延宁公司与佳定公司、香港智源企业有限公司一起出资170 万美元收购控股深圳红光奥康光电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深圳智同指纹技术有限公司),延宁公司占有55%的股份。
  1998年4月下旬,延宁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罗飞在深圳被厦门检察院来人拘捕,同案犯厉伟第二天就派人携巨款前往营救。1998年4月29日,厦门龙舟股份公司公布1997年年报,该公司上市第二年就亏损3904万元,平均每股亏损0.647元,5月13日,各证券报公布厦门龙舟股份公司副董事长吴守洁、副总经理庄伊明因涉嫌受贿罪和商业受贿罪被捕。厉伟、罗飞等又安然无恙!1998年六七月份,厉以宁教授前往厦门“讲学”期间,狗仗人势的厉伟跑到厦门检察院狂妄宣称,自己、罗飞与厦门龙舟造假无关,敢跟厉家作对,“决没有好果子吃!”
  1999年5月,厉伟将经营不善已难以为继的智同指纹公司转让给北大方正集团,与此同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宣布,在职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班列入该基地项目。1999年6月,厉以宁在深圳特区报举办的经营管理高级研修班上大谈“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 (厉家父子何曾有过一丝一毫的“道德”?!)1999年8月,厉伟竟然将别人寄给北大党委的举报信公开示人,气势汹汹地指责有人竟敢举报厉家父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里存在一个以厉氏家族为核心,以原宝安集团和金融证券部门人员为骨干,以深圳市延宁发展有限公司和神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为据点的暴富利益集团。这批人在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的短短几年中所敛集的资产远远超出其正常收入,一般都已拥有数千万元至上亿元的资产,他们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就很快离职进入早就注册好的私营企业,利用这些来历不明的资产作为资本进行新的“创业”。一方面将这些资产通过各种方式“清洗”或者转移国外,另一方面继续利用其敛集更多的财富。
  根据初步调查,与上述焦点企业有关联的企业有:深圳市佳定实业有限公司,厉以宁儿媳妇崔京涛任董事;深圳市神华投资有限公司,厉以宁儿媳妇崔京涛任董事,厉以宁厉伟任监事;深圳智同指纹技术有限公司,厉伟任董事;深圳市泽尔达贸易有限公司,崔京涛任监事等。另外与厉氏家族及厦门龙舟股份公司(现更名为“雄震集团”股票代码600711)关联的公司有:深圳市安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安信财务顾问有限公司,深圳市鹭亚投资有限公司,西安安华东郊洗车有限公司,深圳九州方圆有限公司等。
  上述公司中对厉伟的敛财活动比较了解甚至直接参与的关联人物有:罗飞、肖朝君、刘晖、李丽、孙景明、岑池明、张新华、张鸿健、贺德华等。其中李丽、孙景明已携款移民海外。
  面对如此胆大妄为的暴富一族,善良的人们瞠目结舌。环看四周遵纪守法的普通百姓,人们唯有唏嘘。我们的政府和经济学家到底应该总结推广这伙骗子的“致富经验”、研究他们的“成功秘密”,还是应该追究他们违法乱纪的责任?太多的问题使人们完全有理由一再地质疑,但太多的现实却使人们一次次地失望。
  2007年3月两会期间,湖北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在两会上对厉以宁等多位国内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严厉批评,称这些人利用特殊地位“圈钱”,厉以宁等人“是中国最先富起来的精英代表,但其魔术般致富与敛财速度超过了任何垄断企业,因为他们是靠权力和不对称信息致富!”
  洪可柱指出,以全国政协常委、证监会股票发审委首届委员厉以宁为核心的厉氏家族,已拥有上亿资产,直接和间接投资控股参股的企业达二十多家。洪可柱在该届人大会议上提案,要求审计署、中纪委和监察部,联合调查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历届委员,并对他们进行审计,其中包括多名大陆着名经济学家。洪可柱说,不排除部分委员本身就是庄家,是炒股内线。
  厉以宁先以为上面有人要“弄自己的事”,非常恐惧,让自己的儿子准备了三千万元准备“摆平”,后来发现洪可柱身后并没有什么“来头”和“背景”,洪可柱仅仅是一小小的代表时,他马上轻蔑地说:“那不管他”,“有证据,你去告我吧。”
  他还对全国人大建议,“经济学家不必建立亲友回避制度。”而厉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他父亲厉以宁的确就是国家立法机关重要成员和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也是证监会首届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但自己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任何”帮助。我们很难想象,象厉以宁这样一位亦官亦学亦商亦富豪的著名人物,在受到人大代表质疑时,其内心究竟是一种仇视代表、蔑视人民群众的情绪。
  但不论怎么说,他对人大代表提出的疑问置之不理是符合现行“政治需求”和“官场潜规则”的,是符合***理论和几个代表重要思想精神的
  我们在查看每一个“著名”经济学家的简历时,发现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兼任”着某一家或几家、甚至几十家公司的“独立董事”。不要说这样的身份不代表出资人,也不代表公司管理层,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实体,聘请著名经济学家出任董事,本身就是利益关系。就像球队聘请裁判当球员,角色的转换决定了他们“本身就是庄家”或“炒股内线”的极大可能。
  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不但自己“圈钱”,而且相互之间也为“圈钱”开脱。比如,公众对居高不下的房价不满,就会有学者站出来引导舆论,说“这是供需不足造成的,房子供不应求,房价怎么会不高?”而事实上,商品房的闲置率却一年高过一年;又比如,面对潮起潮落的股市,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家都回避其中的造假问题,顾左右而言他,把责任全推到了中国广大“无知”的股民头上。
  开始,人们尚以为这些经济学家面临的是学术需求市场、政治需求市场、企业需求市场,违心说话,善意撒谎,是“改革开放”的需要,是他们所担任的“角色”需要。谁知这些人却铁了心、一贯地站在富人的立场、站在“企业需求”的角度,为了个人的利益,昧着良心包装一些濒临倒闭的破烂公司上市,什么公平竞争,什么优胜劣汰,在他们那里只不过是演讲的台词而已。
  如果他们仅仅是学者也就罢了,像厉以宁,身为北大教授、光华学院名誉院长,完全可以在自己学院的课堂上发表宏论、进行学术研究,而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证监会首届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他面对的是个拥有十几亿人的政治群体和几千万的股民,既然没有为“政治需求”服务的诉求,凭什么在那里胡说八道!
  2007年1月23日,连英国的《金融时报》也认为中国的“知识精英”、“专家学者”确实做得太过头、有点太不要脸了,忍不住就此评论说:腐败势力在中国日益嚣张,某些学术群体对腐败行为不以为耻,他们甚至鼓吹这就是市场经济。
  是啊,“市场经济”就是改革开放,就是***理论和几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人心所向,是大势所趋,谁敢反对?如洪可柱那样的人大代表都无力撼动他们的良知,还能指望普通老百姓吗?
  容信股份(股票代码002123)前身为1998年11月19日成立的鞍山荣信电力电子有限公司(下称“荣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870万元,鞍山市电子电力公司与辽宁科发分别出资670万元、200万元,各持股77.01%、22.99%。
  2000年8月3日,荣信有限公司以截至2000年6月30 日评估净资产值1150万元为基础,按1:1比例折为股份,鞍山电子与辽宁科发分别占885.60万股、264.40万股,同时吸收深港产学研、河南新纪元、辽宁世凯等五位新股东的增资,其中深港产学研出资420万元。深港产学研何许人也?
  查阅资料后我们可以发现,深港产学研成立于1996年9月,注册资本为15000万元,法人代表为厉以宁的公子厉伟,第一大股东厉以宁的儿媳妇崔京涛持股62%。增资后,荣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至2600万元,鞍山电子、深港产学研与辽宁科发出资比例分别为34.06%、16.15%、10.17%。2000年9月20日,荣信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以截至2000年8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2631万元按1:1的比例折合股本2631万股。
  2003年2月18日,荣信股份进行了第二次增资扩股。深港产学研出资538.8万元,新增股东深圳延宁出资216万元,以经审计的2002年底每股净资产1.20元为基准认购新股,荣信股份注册资本增至3420万元。二次增资扩股后,鞍山电子、辽宁科发持股比例分别下降至26.20%、7.83%,而深港产学研、深圳延宁持股则分别上升为25.55%、 5.26%。
  深圳延宁又是何许人也?资料显示,深圳延宁成立于1994年3月,注册资本6800万元,第一大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为厉以宁的儿媳妇崔京涛,持股为70%。经过此次增资扩股,厉以宁家族旗下的两家公司持股比例已超过第一大股东鞍山电子,成为荣信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2005年11月,荣信股份决定进行第三次增资扩股,深港产学研出资460万元按每股1元价格认购,而至2005年末,荣信股份每股净资产已经达到2.32元,厉氏家族每股1元的认股价格明显低于每股净资产,大量国有资产又一次流入厉氏家族!
  随着以厉氏家族旗下的深港产学研、深圳延宁逐渐掌控荣信股份,国有资本却逐步退出公司。2006年6月和8月,鞍山电子、辽宁科发所持有的荣信股份股权分别被北京天成天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自然人张新华拍走,转让价分别折合每股1.72元、2.80元。至此,在荣信股份4800万股总股本中,国有资本全部退出。
  厉氏家族这一系列准备工作就绪之后,为保证亿万财富确凿无疑地圈进厉氏家族,厉以宁以国家立法机关重要成员和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的身份,伙同其子厉伟大肆“活动“,花大价钱对中国证监会包括股票发审委在内的上上下下各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打点”。
  2007年2月2日,荣信股份首发“毫无悬念地得以”审核通过(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有厉以宁“神圣”的一票!一群什么东西!)。从荣信股份最后一次国有股转让到发审委上会通过的短短半年时间内,荣信股份就被包装成为一家高科技公司,并迅速在2007年3月以令人惊叹的高达18.90元/股的价格公开发行上市!该股上市后,二十多个交易日内就窜升到百元之上,以2007年12月28日的收盘价93.10元计算,厉氏家族仅在这一家公司就拥有高达12.4亿元的巨额财富!
  不过,在荣信股份的股市历程中,所有的一切已与国有资本没有任何关系,荣信股份已成为厉氏家族的超级自动提款机,可以说是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多少年积累起来的财富,转瞬之间成为厉氏家族的个人财产!!!
  在厉以宁父子的亲自操纵下,上演了一幕国有企业改制、增资扩股、股权转让、上市融资环环相扣的资本运作丑剧,而国有股权在此期间则被逐步摊薄、最终清理出局!!!
  下面就让我们认识一下厉氏家族的其他几位重要成员吧。  何玉春,厉以宁夫人,北京大学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1997年3月兼任深圳延宁发展有限公司监事。
  厉伟,厉以宁之子,1963年出生,1988至 1991年在北京大学读经济学硕士,中共党员。曾任职于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北京大学科技开发公司,1992年3月至1996年11月任深宝安(股票代码 000009)股份事务代表、董事局证券委员会主任、安信财务顾问公司总经理、宝安集团总经理助理,自2000年11月起任荣信股份董事,现任深港产学研董事长兼总经理、大连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独立董事等。
  崔京涛,厉以宁儿媳妇,1967年出生,北京大学毕业,硕士,曾任职于北京海淀职工大学、工商银行深圳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现任深圳延宁董事长等职。
  厉氏家族除控制了荣信股份、深港产学研和深圳延宁外,还直接或间接控制了20多家公司,旗下资产数以亿计。其中有的企业由厉氏家族以自然人名义直接投资,有的通过以自然人名义绝对控股的公司再进行间接投资,以下是厉氏家族所拥有的已经公开的公司:
  1、 深圳市延宁发展有限公司(由厉氏家族绝对控股,厉伟任董事,崔京涛任董事长)
  2、 深圳市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由厉氏家族绝对控股,厉伟任董事、总经理)
  3、 深圳市神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由厉氏家族绝对控股,由崔京涛任董事长)
  4、 深圳市神华投资有限公司
  5、 深圳市泽尔达贸易有限公司
  6、 深圳市北大纵横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7、 深圳市北大纵横社保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8、 深圳市北大科兴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9、 厦门北大之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0、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11、北京众邦慧智计算机系统集成有限公司(由厉伟任董事长)
  12、北京网际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3、鞍山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4、西安交大捷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5、深圳市拓朴众邦软件有限公司
  16、深圳市经天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17、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8、深圳键桥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19、深圳市冠日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1、深圳市华深达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2、深圳市玉宇科技有限公司
  23、深圳市华动飞天网络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4、深圳市深港产学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25、北大财富网
  26、北大商学网
  27、香港智源企业有限公司
  为什么没有人敢管厉氏家族非法暴富的犯罪行为?
  “厉氏家族暴富”成为一场跨世纪的风波。自史实明(化名)自1999年第一次向国家有关部门举报厉以宁家族暴富和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后,至今已将近8年了。但8年过去,举报者史实明表示,他仍有三大遗憾无法释怀:一是国内竟无人敢对厉氏家族非法暴富的真相进行查处;二是有关部门对如此瞩目的权贵案件视若无睹;三是举报中涉及的厉以宁父子至今没有对如此重大的“诽谤”进行反击和追究,这岂非咄咄怪事?
  除了厉以宁公开蔑视人大代表和不把法律当回事外,他的儿子厉伟更是牛比烘烘,多次叫嚣,我家的财产及来源属于个人隐私,没有向外界披露的义务,否则就会回到文革时期的险境,这是生活在法治社会的人们所不愿看到的。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请尊重我的公民权利!我的公司均无需对外界披露信息,这是法律赋予企业的基本权利。
  对于“作为中共党员和全国人大常委的厉以宁及其夫人,在申报财产和子女情况等问题上是否执行了中央的有关规定?是阳奉阴违还是明知故犯?”这一问题,厉伟所说的话几乎就是放屁:“厉以宁曾经是全国人大常委,他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和社会公众人物。
  迄今为止,没有法律要求中共党员和全国人大常委及其配偶申报财产和子女情况,也没有规定要求社会公众人物申报财产和子女情况”。“对待骚扰与威胁,我一概不予回应,因为谣言止于智者。”
  我们不禁会问,作为国家立法机关重要成员和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的厉以宁,其公职与其家族的“暴富”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厉以宁在其家族“暴富“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果厉以宁始终对此拒绝作出解释和澄清,那“清者自清”岂不将成为“浊者自浊”?
  在提倡“依法治国”的今天,厉以宁作为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要人物,面对公众的质疑,竟然能若无其事或不屑一顾,而国内主流媒体竟无一例外地保持沉默,党政机关乃至厉以宁所任职的北京大学和民盟中央也都对此三缄其口,连声称要从“街谈巷议”中发现反腐败线索的执法单位面对如此明显的“轩然大波”也视若无睹,这种现象确实令大多数人难以理解,出现这种状况显然是很不正常的。
  如果从社会学角度观察,这种现象完全可以称为“厉以宁现象”,这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尽管类似的现象在国内各地时有发生,但唯有“厉以宁现象”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我们通过对“厉以宁现象”特色的初步研究,至少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
  1、从“厉以宁现象”可以看出,在中国,公众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和质询、要求公职人员公开申报私有财产、公职人员不得从事与本职工作存在利益冲突的个人行为、公职人员以权谋取私利必须受到追究、公职人员的重要失职必须引咎辞职等等措施在中国的实施还非常遥远。中国宪法所规定的“人民当家作主”还是一句空话。
  2、“厉以宁现象”披露后,“厉氏家族暴富”的真相至今依然不明,这已经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条款更加形同虚设,也使所谓的“法治”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使“发现一个查处一个”等豪言壮语成为笑谈。
  3、“厉以宁现象”之所以能延续如此之久,“厉氏家族暴富”之谜至今无法解开,其背后真正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尚待深入研究。
  总之,“厉以宁现象”存在着许多说不清、道不明之谜。“厉以宁现象”的真相不仅与厉以宁家族的声誉有关,而且与“阜阳奶粉事件”和“西安彩票事件”一样,已经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和依法治国的信心,严重影响到国家的公信力。其实,厉氏家族并不讳言也无法否认自已已经“暴富”,只是未能说明其合法来源而已。
  厉以宁所具有的身份和地位显然有责任向公众对其子女在股市敛财的合法性作出解释,主流媒体显然有责任揭露 “厉以宁现象”的真相,而有关部门也显然有责任对此作出审查结论。
  2000年,基金黑幕被揭开,股票市场失去光环,包装上市的股份公司“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亏损”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吴敬琏借势发难,说中国股市是一个赌场,被舆论称为“赌场论”。在此前后,一则厉氏家族通过上市策划、咨询、上市推荐等业务聚财近亿的报道在香港《争鸣》杂志上刊出,令人侧目。从此,厉以宁的丑恶嘴脸渐渐暴露在国人的面前。按说,厉先生应该有所反省、有所收敛吧。不,厉以宁却变本加厉。
  2001年初,厉以宁与与董辅仍、萧灼基、吴晓求、韩志国等其他几位经济学家联手反驳吴敬琏的“赌场论”,要求人们“像爱护婴儿那样爱护股市”,这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厉氏家族在股市中的重大利益:股市不仅是“厉股份”的发迹之所,而且也是他的发家之地,厉以宁是利益中人,为了厉氏家族的实际经济利益,厉以宁无耻地领衔发表了“中国股市婴儿论”,批驳说“中国股市一团漆黑了,不符合事实”。
  此后,厉以宁斗志昂扬,又连续发表基尼系数二元论,反平均主义论,二套房论,认同论,家庭服务员论等,旗帜鲜明地扮演起暴富阶层代言人的角色,“顺便”也维护了自己家族的巨额财富。于是,厉以宁又获得一个新时代的别号:“厉暴富”。
  随着争论的愈演愈烈,更多的人卷了进来。时任职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杨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韩德强教授等认为,理论之争背后有着隐而不宣的利益问题。2001年3月1日,韩德强、杨帆与中国社科院的左大培就此问题写了《关于当前股市情况写给全国人大的一封信》上书全国人大。公开信称:“大批经济学家投身股市,与庄共舞,成为庄家的代言人,为这个过度投机的股市喝彩叫好,造势做市。
  如不制止,中国将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金融寡头集团,他们将肆无忌惮地掠夺社会财富,加速两极分化,败坏社会风气,甚至左右中国政局的发展,出卖中国利益。有鉴于此,我们建议,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密切关注股票市场,并运用立法、行政和司法手段,严厉打击股市庄家,整顿股票市场。”公开信在对策中称:“凡参与制定证券立法的两会代表,其本人和直系亲属不得参与证券业的经营;根据揭发,个别人大常委、经济学家,其子女在深圳从事证券活动有上亿元资产,社会影响极坏,应该作出解释并接受调查。”
  在公开信最后,三位经济学家称:“鉴于经济学家往往与利益集团关系密切,我们建议,经济学家进入人大和政协须经公开辩论,让人民更加广泛了解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应设立‘经济政策听证会’,经常性地、公开地邀请政府各部门解释经济政策,听取各派专家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我们要求人大财经委进一步直接听取我们的意见。”
  公开信中所说的“个别人大常委、经济学家”就是指厉以宁。杨帆在接受采访时强调,领导干部子女不许经商,怎么能父亲(指厉以宁)在制订有关证券的法律,儿子(指厉伟)在炒股呢?“历来都有回避制度,厉以宁儿子如果真在炒股的话,那肯定不合适!”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封公开信的结局:如同其他正义的呼声和建议一样,不会有任何回音。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势力的强大、社会良知的缺失,使得厉以宁之流身居重位,垄断主流话语权,而谋个人及小集团之私利,谏言千钧却话自身之私愤。
  2007年3月,武汉市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顶住威胁利诱,又一次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股票市场的建议。下面是该“建议”的摘录:“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从1993年成立以来为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是勿庸讳言十多年来中国股市曾经发生严重股价虚升,投机泛滥,筹集资本的渠道成了吞噬资金、圈钱投机的黑洞,做庄做局欺骗广大、中、小投资者(即散户),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最大赌场,而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会的部分委员,利用特殊的地位、垄断的权力,不对称的信息,以各种方式让配偶、子女、亲属、学生、朋友大肆参与炒股,有的人本身就是庄家,利用一级股票市场获得低价乃至无偿违法赠送的原始股在二级市场抛售,大肆牟利,获得超额利润。”
  “以全国政协常委(原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首届委员厉以宁为首的厉以宁家族已拥有上亿资产,直接和间接投资控股参股的企业达二十多家……厉以宁先生在其家族暴富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厉以宁先生却始终拒绝做出解释和澄清。”
  洪可柱的建议指出,几位经济学者身处中国第一流的顶尖大学、中国第一流的顶尖研究机构,其弟子毕业后的去向不少是中央国家机关,老师和不少弟子互相借光,师生联袂、长袖善舞。四位先生为了避嫌分别到对方学生任职的企业和机构担任高级顾问,如果是上市公司则担任独立董事。
  四位先生就像娱乐界的明星大腕一样,挂名、兼职、讲学均要给高额的出场费。“他们可说是中国最先富起来的精英代表,但其魔术般的致富与敛财速度超过了任何垄断企业,因为他们是靠权力和不对称信息致富。”
  “中国股市的种种问题的产生,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洪可柱指出,一些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也是身兼数职,一只手审核上市公司的上市发行申报材料,另一只手却在为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投资咨询顾问公司从正在积极争取上市的公司承揽相关业务,进行关联交易,本人还要兼任自己审核发行上市公司的法律顾问、财务顾问、经济顾问甚至高级顾问,企业为了早日上市只能乖乖掏钱。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管理专家、法律专家、财务专家出身的审核委员们难道不清楚某些上市公司圈钱的‘空手道’把戏,难道不明白它们根本就不符合上市条件?”他说,只有那些亏损企业、破烂公司骗了国家之后再骗银行,没有地方骗了只能到股市上来骗老百姓。
  凡是此类公司均出手大方,无偿违法赠送原始股,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但因为利益关系使然,委员们只能装聋作哑。“这最终损害的是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败坏的是中国股市的声誉,请问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部分委员的公平、正义何在?”
  洪可柱建议,对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历届委员进行责任审计,并设重奖奖励检举揭发股票市场各个环节的违法行为。具体为:由国家审计署会同中纪委、国家监察部对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历届委员进行责任审计,重点审计是否存在利用职务之便和信息不公开、不对称通过配偶、子女、亲友、学生的关联交易,在股票发行、上市的过程中无偿接受或低价购买原始股获取非法不正当收益的问题,以及通过信息披露在股票市场煽风点火、错误引导、哄抬股价以牟取暴利,欺骗广大中小投资者(散户)的问题。
  对接受上市公司违法无偿赠送和低价出售的原始股和其他股票的委员所获取的非法所得,由国家无条件收回并按有关法规处以严厉的罚款,特别严重者应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
  国家设重奖奖励检举揭发股票市场各个环节的违法行为,使中小股民有低成本起诉和监督上市公司、证券机构和政府决策的可能性。对其他资本市场也同样办理。
  凡参与证券立法的人员、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委员、证监会的工作人员,其本人和亲属、学生不得参与证券业的经营工作。
  鉴于目前经济学家、法律专家与利益集团关系密切,经济学界腐败已相当严重,我们提议,经济学家、法律专家进入人大和政协必须公示,广泛了解民意,也让人民群众更广泛地了解他们所代表的是利益集团还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全国人大、政协财经委应举办“经济政策听证会”,经常性地、公开地邀请政府各部门解释经济政策,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由中央电视台对听证会进行现场直播,使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中来,最广泛听取社会各阶层的声音,最大程度吸收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加快社会和谐、经济发展、人民富裕的美好愿景的早日实现。
  令人遗憾的是,洪可柱代表的建议因为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呼声,触到了一小撮既得利益者的痛处,不但得不到来自高层的任何支持,而且其人大代表也被威胁要予以 “取消”!
厉以宁家族暴富内幕       厉以宁家族控股或参股的部分企业
  据初步考证,由厉以宁家族投资控股或参股的企业为数可观,为方便起见,可称作“延宁系”。以下仅仅列出“延宁系”中已经公开曝光的部分企业。其中有的企业由厉以宁家族以自然人名义直接投资,有的通过以自然人名义绝对控股的公司再进行间接投资,有的企业即将在中小企业板上市。欢迎各位网友对以下名单进行补充,有错误之处请予更正。
  1、 深圳市延宁发展有限公司
  (由厉氏家族绝对控股,厉伟任董事,崔京涛任董事长)
  2、 深圳市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由厉氏家族绝对控股,厉伟任董事、总经理)
  3、 深圳市神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由崔京涛任董事长)
  4、 深圳市神华投资有限公司
  5、 深圳市泽尔达贸易有限公司
  6、 深圳市北大纵横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7、 深圳市北大纵横社保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8、 深圳市北大科兴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9、 厦门北大之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0、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11、北京众邦慧智计算机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由厉伟任董事长)
  12、北京网际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3、鞍山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4、西安交大捷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5、深圳市拓朴众邦软件有限公司
  16、深圳市经天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17、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8、深圳键桥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19、深圳市冠日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1、深圳市华深达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2、深圳市玉宇科技有限公司
  23、深圳市华动飞天网络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4、深圳市深港产学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25、北大财富网
  26、北大商学网
  27、香港智源企业有限公司
  谈谈具有中国特色的“厉以宁现象”
  自那篇署名为“史实明”的“厉以宁家族暴富内幕”一文于1999年12月开始在网上披露,至今已经有四年半了。与美国克灵顿的“拉链门”,日本小泉的“保险金”或香港梁锦松的“免税车”等政要和高层权贵的丑闻不同,也与国内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宝马车撞人事件”、“阜阳奶粉事件”和“西安彩票事件”不同,尽管这一被《瞭望东方周刊》称为非常具有“震憾力”的文章一再地在网上流传,但国内的主流媒体对此似乎已经麻木,不为所动,始终保持沉默。今年二月,作为主流媒体的《瞭望东方周刊》终于首先打破沉默,刊登《“厉以宁家族暴富“风波》一文,并提出,“厉以宁教授完全可以在流言蜚语之中挺身而出,做出解释,并主动要求国家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打碎无耻谰言,惩办肇事者和诋毁者”。三个多月过去了,厉以宁教授仍然置之不理,拒绝作出任何解释。如果厉以宁是被诬陷的,按正常的逻辑推理,厉以宁家族为了维护自已的声誉,完全可以和在香港控告某媒体损害其“名誉”一样,提出“史实明”文章中的“诬陷”证据,理直气壮地向警方报警,要求追查此文作者“史实明”的真实身份,并追究其刑事责任。但人们至今也未能见到有任何“惩办肇事者和诋毁者”的消息。以厉以宁先生的地位和能量,只要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立案侦查,“史实明”隐藏得再深也难逃法网。据称,厉以宁先生以“清者自清”为由,根本不屑与之理会。《瞭望东方周刊》似乎也就此偃旗息鼓,没了动静。其它国内媒体和有关部门对此依然不置可否地保持沉默。似乎一场“风波”已经平息。
  但实际上,“厉以宁家族暴富”依然是一个谜,人们依然希望了解这一“风波”的真相。前几天,有网友贴出《“厉以宁家族暴富”究竟是“谣言”还是“事实”?》的文章,对此再次提出疑问。其实,“厉以宁家族暴富”确是可以肯定的事实。正如有的网友所说,“厉以宁家族不暴富才是怪事”。因为只要合法的“暴富”,并非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因为对 “厉以宁家族暴富内幕”一文中所披露的内容很容易从公开渠道获得证实,该家族目前拥有的资产以数亿元计,明显与其正常收入不符。中国经营报在2001年对厉以宁之子厉伟的一次采访中也透露其是通过股市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厉伟也多次公开承认自已的巨额财富来源于股市。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在去年10月的《21世纪经济报导》和前几天刚刚出版的《新财经》杂志,均在对被称为中国最“黑”的资本黑马“飞尚系”李非列隐去的原始积累链条的调查中,披露出这位已控制了三家上市公司的“黑马”,其原始积累也是在厉以宁家族控制的“深圳神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完成的。而此位“李非列”就是厉以宁之子厉伟1988至 1991年在北京大学读经济学硕士时的同班同学。
  所以,人们现在其实已不必再去探究“厉以宁家族暴富”究竟是“谣言”还是“事实”,真正要追问的是:“厉以宁家族”究竟是怎样在股市“暴富”的?厉以宁家族是否应当向公众解释与其正常收入明显不符的巨额财富的具体合法来源?作为国家立法机关重要成员和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的厉以宁,其公职与其家族的“暴富”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厉以宁在其家族“暴富“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果厉以宁始终对此拒绝作出解释和澄清,那“清者自清”岂不将成为“浊者自浊”?
  在提倡依法治国的今天,厉以宁作为一个曾经在我国经济改革和证券市场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著名经济学家和政要人物,面对公众的质疑,竟然能若无其事,而国内媒体竟无一例外地保持沉默,党政机关乃至厉以宁所任职的北京大学和民盟中央也都对此三缄其口,连声称要从“街谈巷议”中发现反腐败线索的执法单位面对如此明显的“网坛众议”也视若无睹,这种现象确实令大多数人难以理解,出现这种状况显然是很不正常的。如果从社会学角度观察,这种现象完全可以称为“厉以宁现象”,这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尽管类似的现象在国内各地时有发生,但唯有“厉以宁现象”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其主要“特色”是:
  1、这种“现象”由未能掌握主流媒体话语权的民间人士通过网络BBS披露事涉国内政要或高层权贵可能存在的丑闻或腐败行为。这说明网络时代给人们带来了网上更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更为平等的话语权,为实现民主监督提供了一种新的形式。
  2、这种“现象”能使所披露的内容在极短的时间内在极大的空间范围内得到迅速传播,影响大,范围广,从而使任何政要和高层权贵都将面临新的挑战。
  3、国内主流媒体面对这种“现象”竟然能如此长时间地保持沉默。甚至连一些著名网站的论坛对批评厉以宁的文章也一概予以封杀。中国主流媒体罕见地对“厉以宁现象”出现“集体失语”,甚至“集体封杀”,从而使其的监督职能和公信力受到质疑。究竟是由于缺乏“新闻自由”,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4、在“现象”中被揭露的政要竟然能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无视或拒绝民间的批评和监督,拒绝对真相作出任何解释,依然若无其事。而与此同时,网络上的“始作俑者”居然也未见得到任何处理,由此出现了明显反常的逻辑现象。
  5、在“现象”被披露后,国内有如此之多的“领导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人士”、“知识精英”等等所谓敢于直言的人士,大多也对“厉以宁现象”予以回避或沉默。这是“为尊者讳”抑或是出于共同的“既得利益”?
  6、对这种“现象”中被揭露的主要人物负有管理、使用和监督责任的单位、主管部门和执法机关竟然也共同“不作为”,也能在几年的时间内始终保持沉默。这充分说明,来自民间对上层政要和权贵人物的监督并未能得到党政权力部门和执法部门的积极响应。
  ……
  事态的发展或许还会继续表现出其它的“中国特色”,反映出当代中国官场的形形色色的奇怪现象。但通过对“厉以宁现象”特色的初步研究,至少已经可以给予我们如下的启示:
  1、从“厉以宁现象”可以看出,在中国,公众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和质询、要求公职人员公开申报私有财产、公职人员不得从事与本职工作存在利益冲突的个人行为、公职人员以权谋取私利必须受到追究、公职人员的重要失职必须引咎辞职等等措施在中国的实施还非常遥远。中国的体制改革还任重而道远。
  2、“厉以宁现象”披露后,“厉以宁家族暴富”的真相至今依然不明,这已经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条款更加形同虚设,也使所谓的“法治”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使“发现一个查处一个”等豪言壮语成为一句空话。
  3、如果“厉以宁现象”确属蓄意诬陷,那么如果不能对肇事者依法惩办,同样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公民的声誉如何才能得到合法的保护?
  4、“厉以宁现象”之所以能延续如此之久,“厉以宁家族暴富”之谜至今无法解开,其背后真正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尚待深入研究。
  总之,“厉以宁现象”存在着许多说不清、道不明之谜。“厉以宁现象”的真相不仅与厉以宁家族的声誉有关,而且与“阜阳奶粉事件”和“西安彩票事件”一样,已经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和依法治国的信心,严重影响到国家的公信力。其实,厉以宁家族并不讳言也无法否认自已已经“暴富”,只是未能说明其合法来源而已。厉以宁所具有的身份和地位显然有责任向公众对其子女在股市敛财的合法性作出解释,主流媒体显然有责任揭露“厉以宁现象”的真相,而有关部门也显然有责任对此作出审查结论,还厉以宁一个真实面目。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确立一个具有示范和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例。“厉以宁现象”延续时间越久,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就越加严重。因为它涉及到应当如何依法保护公民的声誉和合法的私有财产,如何实现人民群众对公职人员的有效监督,归根到底也是我国能否真正进入以民主和法制治国的一个重要标志。显然,对“厉以宁现象”及其伴生的其它社会现象,是很值得学者们对此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更何况,这种“现象”的存在和发展势将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现在和未来。
就厉以宁家族暴富一案的再次声明
  史实明 2007年3月13日
  从我于一九九九年末第一次向国家有关部门举报厉以宁家族暴富和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至今,已经整整七年有余了。在此期间,关于厉以宁家族暴富一案的传闻始终不断。三年前,新华社下属的刊物《暸望东方周刊》曾经对此案作了一些披露,当时本人也曾向该刊编辑部发出过一封公开信,表示本人愿对网上文章《厉以宁家族暴富内幕》一文中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并且明确表明,如果国内也出现厉以宁家族向香港某刊物那样对有关单位提起类似的诉讼,“只要当事人需要并提前在媒体上作出公告,本人愿意前往出庭作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然而,很遗憾,《暸望东方周刊》却令人意外地作出了“致谦声明”。在经过小心斟酌的短短的“致歉声明”中,我看到了该刊编辑部的一种无奈。显然,这是由于该刊受到了来自上面的压力。
  对此,我表示理解。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社会的民主监督之路依然还十分漫长而艰辛。
  令人欣慰的是,三年后,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先生也对厉以宁等经济学家的“圈钱”行为提出质疑,明确指出他们是“靠权力和不对称信息致富”,并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对历任证监会发审委委员进行离任审计。而厉以宁对此却作出了与其身份很不相符且让人难以想象的回应。这一次,国内的媒体和网站大多已不再封杀和删贴,有不少媒体还作了跟进报导,同时,对洪可柱代表的敢言行为,在网络上受到了许多网民的关注和支持。尽管主流媒体还没能积极主动地对“厉以宁家族暴富”一案的真相去进行调查和报导,但这些细微的变化已经让人明显地感受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主监督进程正在不断进步。
  为此,我作为“网上文章”的“始作佣者”再次声明如下:
  1、我坚决支持洪可柱代表对厉以宁等人“暴富”提出的质疑和向全国人大提出的有关对厉以宁和历任发审委委员进行审计的建议。
  2、我衷心希望中央和国家的纪检、检察、监察和审计等部门根据党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履行职责,严肃执法,查清厉以宁家族暴富的真相,给人民一个明确的答案。如果确是有人对厉以宁家族进行诬陷,也应当依法追究其责任,还厉以宁家族一个清白。
  3、鉴于事隔多年,由于当事人和知情人的不断变迁,更由于有的当事人已在近几年通过密谋串通,甚至重返事发地的有关单位,想方设法地转移档案和销毁证据,我提请有关部门注意尽早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免造成对违法犯罪分子的放纵而难以追究。
  4、昨天(2007年3月12日),厉以宁家族通过律师声明在《南方都市报》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2001年1月21日就民事案件2000年第4430宗所作出的赔偿金评估“裁决”。对此,我提请律师不要将其冒充成什么“终审裁定”,而刻意隐瞒此案的正式裁决。希望厉以宁家族能有勇气公布在此赔偿金评估裁决中明确提到的香港高等法院于2000年8月29日对该案作出的正式裁决书,让公众了解案情经过,以正视听。
  5、本人认为,根据《暸望东方周刊》对香港方面被诉人的采访,由于厉以宁家族有意选择将已经离开某刊物的刘某作为被诉人,从而让被诉方无人出庭,导致在香港高等法院审理此案时并未能对“厉以宁家族暴富”一文中的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控辩,法院只是依据一方当事人的片面举证作出了裁决,所以该裁决不能证明厉以宁家族的清白。
  厉以宁家族以此将“厉以宁家族暴富内幕”一文的内容说成“诽谤”是毫无根椐的。我在此再次声明,愿意对此文中提到的内容是否属实承担法律责任!厉以宁家族是否能明确向国内媒体说明,此文中究竟哪一部分内容不符合事实?
  6、对《暸望东方周刊》在三年前作出的“致谦声明”,其中已明确是起因于一封“读者”来信。我认为,只要仔细看一下这位“读者”所提出的问题,再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读者”才能够提出这些问题?又是什么样的人物才能让该刊作出这样的“致谦声明”?个中奥秘,不言自明。我不明白的是,《暸望东方周刊》为何不根据这位“读者”所提出的问题再作一次深入的调查和采访,从而以确凿的事实、充分的理由和权威的身份,还厉以宁一个“清白”?
  最后,我想说的是,七年多来,关于“厉以宁家族暴富的内幕”早已众人皆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国内媒体竟无人能有勇气去对其真相进行调查核实,国家有关部门对涉及如此嘱目的权贵的案件竟然也视若无睹,声名显赫的厉以宁居然至今也不敢对如此重大的“诽谤”案进行举报,岂非咄咄怪事?这种情况究竟说明了什么?这实在值得关心此案的每个人深思。好在时过境迁,大家都已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人不再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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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9 15:34 | 显示全部楼层
 在“双11”各大支付机构赚得盆满钵满时,支付行业的乱象问题再次引起监管高层的重视。近日,监管部门高层密集发声,强调支付行业应回归本源。11月18日,央行前行长周小川表态称,部分第三方支付只看重预付款,模仿银行吸收公众储蓄,并强调市场应实现竞争性发展,使得最好的技术能够凸显出来。不止周小川表态支付乱象,两天前,央行副行长范一飞也表示有些市场主体在三令五申的情况下还在为非法活动提供支付服务,并强调支付领域的严监管是一以贯之的,防范和化解风险是常态化的。

  三大乱象犹存

  11月18日,周小川公开出席活动时表示,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出现,使得技术提供商与传统金融机构在技术路径选择上存在部分分歧。部分技术应用提供商没有将潜在的金融服务能力发挥出来,而是把眼睛瞄向圈钱,“看中存款账户的钱,模仿银行吸收公众储蓄”。

  具体到第三方支付,周小川举例称,在已经发放的200多张第三方支付牌照当中,“有一部分牌照领取者实际上对于支付科技,(提升)支付的效率、降低成本不是太感兴趣,真正感兴趣的就是能收预付款,收到预付款好像就行了。这样的扭曲有时候会出问题,最近类似P2P搞资金池也出了不少类似的问题,这也是一种扭曲”。

  “部分技术提供商将新产品、新技术当成投机赚钱的主要工具”,周小川认为,特别早地就推到市场上进行买卖,而且认为市场交易可能会在金钱上大有收获,这样的话会产生扭曲,而且甚至会产生一些损坏。他还担心IT行业、互联网行业会出现“赢者通吃”的现象,并强调,市场应实现竞争性发展,使得最好的技术能够凸显出来,最终被加以使用。

  除了监管高层密集表态外,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邵伏军日前也表示,互联网金融风险对支付通道的安全提出了挑战。虽然经过多轮的整治以后,互联网金融隐患还是没有完全消除,支付通道作为互联网金融的资金出入口,必须进一步筑牢底线,守住防线。

  易观支付分析师王蓬博分析认为,监管的表态说明了支付行业还是要回归本源,支付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商业效率。

  支付重罚不断

  在监管从严的态势下,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罚单不断。11月15日,央行长沙中心支行对中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该公司因违反支付结算业务相关规定被处以罚款2万元。10月29日,央行上海分行公示了4张罚单,安付宝商务有限公司、通联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上海盛付通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通联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4家机构均因违反支付业务规定被央行点名,合计被罚66万元。

  除了常态化的罚单,被罚千万元的案例也频繁出现。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央行对第三方支付行业开出2000万元以上罚单已超6张,包括国付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动优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友支付”)、银盛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杉德支付网络服务发展有限公司、智付电子支付有限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收单机构因多次违规被央行“摘牌”。据了解,通联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杉德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已于2017年被列入已注销许可机构名单。此外,7月30日,央行发布公告要求卡友支付在一年之内退出25个严重违规区域,付临门支付有限公司退出四川省的银行卡收单业务。

  从严趋势不改

  事实上,今年以来,监管部门对第三方支付行业一直保持从严的态势,先后出台了“断直连”、按比例上交备付金等举措。近期,中国银联各地分公司还下发《关于开展无卡支付客户端真实交易场景的排查和整治工作通知》给辖区内各个收单机构,对无卡支付软件进行整顿。

  谈及支付行业存在的乱象,范一飞强调,从事支付业务不能没有规矩,需要恪守法律法规,不能为黄赌毒和其他违法活动提供支付服务,已经涉足的要停下来。部分机构出现的违规行为,其他机构也要对照检查,查漏补缺。“支付领域的严监管是一以贯之的,防范和化解风险是常态化的,这不仅是支付业务发展规律所决定,也是央行作为支付产业监管者的使命所在。”

  对于下一步如何推动支付产业实现新跨越发展,范一飞提出四方面建议:首先要正确处理银行和支付机构之间的共同发展关系;第二,要正确处理清算设施之间的发展关系;第三,要正确处理监管常态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第四,要正确处理城乡支付服务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

  王蓬博指出,未来的监管趋势可能在检查的力度上进一步加强,同时更加注重追溯资金的最终流向,明晰整个资金的循环、链条是怎样的,也就是说未来的监管可能更加的动态、技术性,而且强调追根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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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9 15:35 | 显示全部楼层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晓晖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0091.SZ,下称“中南建设”)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陈锦石,正面临自然人陈琳的实名举报。

  2018年11月16日上午,南通市公安局经济案件侦察大队一位警员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证实,南通市公安局受理了陈琳对陈锦石涉嫌虚假破产、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的实名举报。“目前该案件已受理,并处于初期侦察阶段。”这位警员表示。

  “如果经侦不立案,那么我们将采取刑事自诉的方式再次举报。”陈琳的代理律师许子栋对经济观察报说。

  缘起

  纷争缘起于中南建设已经破产清算的一家控股子公司——海门中南国际置业顾问有限公司(下称“中南置业”)。

  中南置业的股东总共两位,一位是本次实名举报人陈琳,占有49%的股权;另一位是中南建设100%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海门中南世纪城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中南世纪城”),占有51%的股权,因此中南建设是中南置业的实际控制方,陈锦石是中南置业的法人代表也是实际控制人。

  由于经营不善,中南置业已于2015年破产清算完毕。

  2018年8月,作为股东方的陈琳向南通市公安局举报:陈锦石作为中南置业的实际控制人,在该公司破产清算中,通过隐匿财产等方法侵占该公司8607万利润,从而损害了自然人股东陈琳4169.52万元的股东权益,同时陈锦石涉嫌指使、授权、强令会计机构及人员隐匿应当依法保存的会计凭证和会计账簿。

  经济观察报记者注意到,在中南建设2014年度半年报的第74页,中南置业作为中南建设全资子公司的子公司列出,其他股东(也就是陈琳)权益为4169.52万元人民币。该公司的经营业务是房地产销售代理、营销策划及其他房地产信息咨询。

  2007年6月,中南置业设立,注册资本为50万元人民币,中南世纪城出资25.5万元,占股51%;陈琳出资24.5万元人民币,占股49%。

  2012年12月3日,中南置业被南通市海门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

  两年之后,中南置业破产清算。

  审计:无法确定账目真实性

  由于吊销了营业执照,公司无法正常经营。

  中南置业在2014年6月9日,由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指定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成立清算组,对中南置业进行破产清算。

  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委托南通金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对中南置业进行了审计,并由海门市人民法院出具鉴定报告(金立信审【2014】鉴字第002号)。

  鉴定报告显示,中南建设出具截至2013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告中,中南置业少数股东权益4169.52元,与中南置业的账面反映的所有者权益总额一致,为85,092,182.61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尽管中南置业的营业执照已经吊销,但是中南置业于2013年12月31日止的所有者权益约为8509.2万元人民币,陈琳对其拥有49%的权益。

  突然的转折发生在2014年1月,中南置业对相关事项进行了调整,调整后截至2014年6月30日,中南置业公司账面的所有者权益总额为-975,949.14元,与2013年末所有者权益总额存在巨大差异——此差异额为8607万元。

  主要调整的事项为四类,第一类(2014-1-1#凭证)在“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列支2007年6月至2009年9月CBD办公房租金270万元;第二类(2014-1-2#凭证)在“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列支代垫工资、奖金、招聘费443.8万元;第三类(2014-1-3#凭证)在“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冲销佣金收入3278万元;第四类(2014-1-4#凭证)在“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列支CBD营销费用4800万元。

  在海门市法院出具的鉴定报告中,负责审计单位金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书面写明:根据现有鉴定资料,我们无法确认这四项支出的真实性,理由是未见工资发放明细表、未查见工资发放记录,未见房屋租赁合同,未见到佣金收入冲销的依据,未见到列支4800万元营销费用的依据。

  陈琳实名举报的关键在于此——其认为会计师事务所未见相关凭证,而中南置业8607万元所有者权益“不翼而飞”。

  最终,在海门市人民法院为中南置业破产清算出具的鉴定报告中,南通金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因为无法确定账目的真实性,对中南置业截至2014年6月30日的账面所有者权益无法作出认定。

  监管曾要求整改

  蹊跷的事情发生在 2014年~2016年中南建设的年报中。虽然中南置业已经破产清算,但中南置业仍然作为中南建设的控股子公司合并计入中南建设的财务报表中。

  为此,江苏证监局于2018年3月8日向陈琳复函,称中南建设在2014年~2016年期间仍将已经破产清算的中南置业纳入财务合并报表,违反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3 号-合并财务报表》(财会[2014]10 号)第七条规定。

  另一方面,江苏证监局要求中南建设整改。

  2018年3月8日,中南建设也发布公告,承认公司于2018年3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出具的《江苏证监局关于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苏证监函(2018)151 号),公司对此高度重视,及时对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总结,形成了整改报告。

  在中南建设的整改报告中,承认了上述事实:中南置业日常账务处理不规范。2014年1月31日中南置业以“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名义调减利润8,606.81 万元,该账务处理无依据,属于不当账务处理,违反了中南置业当时会计核算适用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06)》(财政部令第33 号)第十二条规定。

  疑问随之而来,中南置业所有者权益前后8606.81万元的巨大差异,究竟去了哪里?既然海门市人民法院的鉴定报告已经无法认定“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该笔会计账目的真实性,那么谁又应该为中南置业会计账目的真实性负责?作为中南置业合伙人陈琳的4169.52万元的股东权益是否真的受到侵害?

  记者就上述举报事项向上市公司采访,中南建设方面回应称:通过内部核实和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截至目前,公司和实际控制人未收到公安机关关于该举报事项的通知,有关举报内容属于捏造事实。公司目前并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要求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由于此案已由南通市公安局受理,并处于前期侦察阶段,中南置业破产清算过程中相关事项真相究竟如何,是否会波及中南建设的董事长陈锦石,尚待公安机关出具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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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9 15:35 | 显示全部楼层
11月15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10月份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数据显示,10月份银行结售汇逆差29亿美元,较9月收窄83%;境内企业等非银行部门涉外收支逆差74亿美元,环比收窄73%,其中,外汇收支由9月逆差转为顺差46亿美元。同时,个人结售汇行为保持理性,10月个人净购汇稳中有降,较9月减少6%。具体来看,10月份银行结汇1552亿美元,售汇1581亿美元,其中,银行代客结汇1424亿美元,售汇1459亿美元。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金融分析师鄂永健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10月银行结售汇逆差203亿元人民币,逆差规模较上月明显收窄,其中,银行自身结售汇从前几个月的逆差转为小幅顺差,代客结售汇逆差规模也显著下降。结售汇差额改善主要是因为,尽管10月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但在一系列逆周期调节措施的影响下,外汇市场总体平稳,有效引导了市场预期,影响结售汇行为,同时也表明当前跨境资金流动形势基本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结售汇数据的好转与当月外汇储备的表现形成反差。数据显示,10月末,外汇储备为30530.98亿美元,较上月减少339.27亿美元。这是继8月以来外汇储备规模连续第3个月下降。相较7月末,外汇储备3个月内下降了648.48亿美元。

  对于10月外汇储备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认为,10月份,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定,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受国家货币政策、全球贸易形势、地缘政治局势等多重因素影响,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美元指数上涨超过2%,主要国家资产价格出现调整。受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动等因素综合作用,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下降。

  分析人士表示,从汇率估值方面来看,10月份,美元指数保持整体上升态势,月末收盘报97.1261,月内升幅为2.03%。在此情形下,非美元货币整体存在贬值压力。10月,英镑对美元跌2.03%,欧元对美元跌2.52%。整体来看,汇率估值因素对外储变动有负向贡献。从证券估值方面来看,10月份,美国10年期国债价格降幅为0.21%,月末收盘报118.5313。从美元债券来看,债券估值因素对外汇储备有负向贡献。可见10月估值因素对外汇储备变动影响较大。此外,10月份,远期结售汇签约呈现小幅顺差28亿美元,较上月3亿美元顺差规模进一步扩大。鄂永健认为,这将有利于未来结售汇形势的稳定。

  在跨境资金形式持续好转下,人民币汇率企稳回升。今年下半年以来,汇率波动多次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比如8月中上旬,在人民币加速贬值背景下,资本市场出现波动;8月下旬至8月底,人民币汇率迎来一轮反弹,国内股债市场也双双企稳。

  自10月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触及6.9780的低点后,11月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大。11月15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盘大涨150个基点;11月16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9377,较前一交易日上行15个基点,为连续第4日上涨。后续人民币汇率能否继续企稳,“破7”压力能否缓解?对此,市场持相对乐观态度。

  多家市场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一方面,美元指数继续上行的空间可能有限,人民币面临的外部压力减轻。今年以来,导致人民币贬值的主要因素即美元指数升值,11月12日美元指数上探97.7014的高点,较4月下旬已升值逾9%。受此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6.28贬至6.97附近,累计下跌约11%。但未来美元指数能否继续上行仍然存疑,如兴业研究表示,若财政约束后美国经济回到“弱复苏”状态,非美经济体仍有复苏的窗口期。一旦非美经济体重拾复苏动能并逐步收紧货币政策,美元指数中期贬值的可能性依然很大。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稳中向好为人民币汇率企稳提供基本面支撑,监管层也将继续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经济数据好于预期,显示经济仍有较强韧性。10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较9月小幅上行0.1个百分点;1月至10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5.7%,较1月至9月上行0.3个百分点;10月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6%,较9月下行0.6个百分点。

  从政策层面看,央行在《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8年第三季度)》中也明确表示,要“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并在必要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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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9 15:35 | 显示全部楼层
 “《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已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目前反应整体积极正面,本月下旬将正式发布,预计将可调动更多理财资金用于支持民营企业。”日前,提及行业翘首期盼的理财子公司办法的最新进展,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

  随着规范的逐步确立,越来越多的银行紧跟银行理财发展新动向,也加入了设立理财子公司的阵营。11月15日,中国银行发布公告称,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发起设立全资理财子公司。至此,已有包括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在内的17家商业银行宣布拟设立理财子公司。

  在宣布设立的消息密集发布之后,银行系理财子公司未来的发展还面临着不少的挑战。“银行资管子公司的资产配置能力有待加强。资管新规要求专业分离、风险隔离,如何在短期内组织一支熟悉宏观经济研究、大类资产配置、单个标的资产估值以及熟悉客户风险收益偏好和需求特征的团队,将是银行资管净值化转型的阶段性挑战。”工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周月秋说。

  子公司或成银行“标配”

  银行系成立理财子公司的步伐,与理财新规的动向息息相关。在17家宣布设立理财子公司的银行中,除了中信银行和江苏银行分别于2015年11月及2016年2月发布公告之外,其余银行均在今年才有所行动。

  4月27日正式出台的资管新规中明确指出,商业银行应设立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子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时隔5个月,9月28日颁布的《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提出,商业银行应当通过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子公司开展理财业务。正是在这段时间里,银行系开始密集设立理财子公司。

  根据10月19日公布的《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的要求,银行理财子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为10亿元。而在目前申请成立理财子公司的17家商业银行中,仅有两家银行的注册资本金为“不少于10亿元”,注册资本金最高的中行和浦发银行则为“不超过100亿元”。而其余大部分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则为50亿元。

  不过,对于注册资金,中信银行资管中心副总裁罗金辉认为,其数目不需要过于庞大。“很多管理金额达到8000亿元、10000亿元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其注册资金就几个亿。资产管理业务本身是轻资产业务,特别是在打破刚兑的要求下,太多的资本金没有必要。”

  在理财子公司逐渐成为银行“标配”的同时,各类牌照齐全的四大行中,除了中行以外,工行、农行、建行目前仍继续“按兵不动”。对于未来银行开展理财业务的方式,监管部门也给予了更加宽松的方案。

  在就《征求意见稿》答记者问时,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商业银行可以结合战略规划和自身条件,按照商业自愿原则,通过设立理财子公司开展资管业务,也可以选择不新设理财子公司,而是将理财业务整合到已开展资管业务的其他附属机构。

  打破刚兑还需给子公司“断奶”

  在设立子公司的进程中,众多先行一步的银行也在实践中悟出了许多银行资管行业发展的新逻辑。在许多资深业内人士看来,淡化子公司与母行的联系,给子公司“断奶”,让其更加独立地成长,是有效打破刚兑、促进银行理财发展的良方。

  “在设立理财子公司时,银行作为主要控股方,不见得要银行一家独资拥有这家子公司,我们可以吸取社会多方面的资金来补充资本。而在子公司的建立中引入多方的股东和更加积极的管理力量,也能够缓释刚性兑付带来的引诱。”平安银行金融市场总监王伟表示。

  在资管生态圈方面,王伟认为,在子公司运作的过程中,可以把银行的力量和证券、基金行业的力量更好地协同起来,充分利用银行资产配置的优势和渠道优势,从而使得资金完整地流转起来。

  “一家银行独立搞理财子公司,很难切断这家资管公司和银行之间的信用连接,不利于打破刚兑。同时,银行的传统体制和资管业务在整个决策流程、人才机制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二者之间完全直系的关系,不利于子公司走向市场化。” 罗金辉表示。

  风险隔离仍需重视

  事实上,风险隔离一直是监管部门在出台理财子公司相关政策措施时尤为关注的一个要点。在《征求意见稿》答记者问时,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理财子公司应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效防止经营风险向母行传染。

  原浙商银行行长刘晓春撰文表示,银行人做业务,一般都有信贷思维。所以,做子公司业务,很容易做成类信贷业务。同时,银行也一向有突破信贷规模约束、资本金约束、信贷政策约束的冲动,子公司业务往往就成了实现这种冲动的缺口。继而在风险管理上,虽然是类信贷业务,但并不完全按信贷风险管理的要求进行评估和管理,也不尊重子公司业务的基本逻辑和风险管理的要求进行管理。最后权衡利弊轻重,进行风险转移在所难免。

  对此,刘晓春认为,银行要做到严格的风险隔离,让子公司到市场上直接打拼,而不是业务发展、风险处置都依赖母行,这样子公司才能真正发展壮大,真正成为集团的一个战略板块。

  同时,对于银行系子公司,尤其要突破银行经营管理的思维局限。在业务协同上,要注重不同业务的规律和风险管理的要求,还要对业务营销、业务评估、业务管理、风险处置等方面进行隔离,这也是风险隔离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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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9 15:35 | 显示全部楼层
下一步摆在神秘富豪张玉富面前的是全年预亏损14亿元、债台高筑、纠纷不断的恒康医疗将何去何从的问题

  《投资者报》记者 谢莹洁 高方方

  历经大举并购、借贷纠纷和股权冻结后,恒康医疗原实控人阙文彬终因债务缠身将公司转让,筹划已久的并购资产近期也会一并拱手相让。11月8日晚间,恒康医疗宣布终止收购马鞍山医院,新实控人张玉富将重新收购。

  这则看似利空的消息引来了二级市场的狂欢。公告次日,恒康医疗以涨停报收,此后多日飘红。资本市场显然是对恒康医疗新实控人张玉富充满期待。公开资料显示,接盘人张玉富是一位隐形富豪,中元融通是其主要的资本运作平台,该公司总资产约160亿元。交易完成后,张玉富将拥有横跨金融、地产、石油石化、大健康等多领域的庞大资产。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下一步摆在张玉富面前的是全年预亏损14亿元、债台高筑、纠纷不断的恒康医疗将何去何从的问题。

  恒康医疗6月29日复牌后曾遭遇连续7个一字跌停。截至11月16日已累计下跌近七成,市值相比复盘日的196.6亿元已经蒸发掉近120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复盘当日,恒康医疗二股东四川产业振兴基金宣布将在6个月内减持套现离场,合计减持不超过3730.47万股。

   收购历经波折终流产

  恒康医疗收购马鞍山医院的计划源于去年10月30日,当日恒康医疗以重大事项停牌。停牌长达8个月之后,公司才披露公告,拟用现金购买马鞍山医院93.52%的股权,协议交易价格为9亿元,但在当时该医院账面价值仅为1.62亿元,交易增值逾4倍。

  这笔高溢价收购发布后遭到了监管层的诸多逼问,深交所对此次重组股权问题、资金来源以及标的公司估值等问题提出质疑。恒康医疗却先后8次延期回复,给出的理由一以贯之为“标的公司历史沿革复杂,股权持有人众多,涉及核查、确认事项众多”。

  11月6日,忍无可忍的深交所向恒康医疗下达最后通牒,并明令了回复的截至日期。11月8日晚间,恒康医疗在回复问询函的同时,也宣布这次收购终止。恒康医疗宣称,因宏观经济形势等不利因素影响,且目前公司负债较多,融资情况不达预期,决定终止本次马鞍山医院的收购。按照约定,马鞍山医院股东将不予退还公司支付的2000万元诚意金。

  从披露情况来看,恒康医疗似乎早有结束重组的意愿。此前为何延期半年不予回复,其中是否另有隐情?公司近年净利润不断下降,在此背景下为何还坚持溢价收购?因多笔收购带来的债务问题公司要如何解决?11月12日,记者就上述问题致电恒康医疗并发去采访函,截至发稿仍未收到任何回复。

  神秘富豪接手

  10月6日,阙文彬与张玉富签署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张玉富拟以偿债获股的方式受让阙文彬持有的恒康医疗7.94亿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2.57%。除接手公司之外,张玉富还向恒康医疗提供借款。10月16日,恒康医疗公告称,已经收到张玉富的8000万元借款,这意味着阙文彬与张玉富签订协议已经生效。

  公开资料显示,张玉富持有的主要资产为中元融通投资有限公司。中元融通成立于2010年9月,先后并购了大连国贸中心大厦有限公司、中海石化(营口)有限公司、辽宁泰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27家总资产约160亿元的多元化企业。

  而更加让资本市场想入非非的是,新实控人的未来资产。据中元融通官网信息,目前集团的几个主体公司的总投资已达150亿元,2~3年整个工程完工,届时总资产约500亿元。

  有行业分析师指出,新实控人重新收购马鞍山医院,这也预示着后者的股权最终将被并入恒康医疗中,届时将为其奠定国内医院医疗服务的龙头地位。

  公开资料显示,马鞍山医院始建于1938年4月,现有职工1667人,由原马钢医院整体改制而成,现为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蚌埠医学院和南京医科大学临床学院,系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交易仍存在不确定性。此前双方约定股权转让以偿债获股形式进行,但由于阙文彬的债务危机爆发,股份几乎全部质押,其所持有的恒康医疗股份仍处于多家法院冻结状态。

   并购顽疾病入膏肓

  进军大健康领域之前,张玉富不得不先解决阙文彬遗留下的棘手难题。10月24日晚间,恒康医疗公布了2018年三季度业绩,公司前三季度净利润亏损3.86亿元,同比大减253.49%,扣非净利润大减262.35%。不仅如此,恒康医疗还预计2018年度净利润亏损10亿元~14亿元。

  让恒康医疗深陷泥淖的正是其赖以生存的并购战略。财报显示,公司近年先后并购了泗阳医院、兰考医院、澳大利亚PRP公司,受国内资金市场供求状况和公司控股股东股份冻结的影响,融资成本较高,大幅冲减以上收购项目整体业绩。

  《投资者报》梳理发现,2012年至今,恒康医疗共计发起逾20次收购,并购总额超过35亿元。这使公司面临不小的偿债压力。三季报显示,公司短期借款高达26.5亿元,而公司的货币资金仅为3.16亿元。从反映偿债能力最常用的指标速动比率看,恒康医疗约为0.57,偿债能力较差,这意味着张玉富不得不用自有资产补贴恒康医疗的巨额债务。

  同样令人诟病的还有公司管理模式的问题,三季报显示,恒康医疗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方面的增幅分别高达134.53%、110.70%,而公司研发费用则锐减超七成。不仅如此,天眼查信息显示,该公司周边风险多达338条。梳理发现,恒康医疗及其子公司此前还曾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民间借贷等多次被起诉。2016年至2018年期间,恒康医疗投资的瓦房店第三医院、盱眙恒山中医医院、四川恒康源药业,发生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民间借贷纠纷累计1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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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9 15:36 | 显示全部楼层
 新能源大佬造车是非多,先是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与乐视网创始人贾跃亭围绕FF的公开纷争大戏频频上演,如今,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与珠海银隆创始人魏银仓也闹得不可开交。

  近日,银隆官方微信发布消息称,“该公司新一任董事、监事会及公司管理层在履职过程中,发现公司原董事长魏银仓、原总裁孙国华侵占公司利益金额超10亿元,已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及向公安机关报案。”该消息引发业界一片哗然,在一年多前,董明珠与魏银仓还在同一场合共同为银隆站台。银隆方面发布消息后,紧接着,魏银仓方面称其已经起诉董明珠。

  双方互诉,各执一词。董明珠方面认为,魏银仓等原管理层,利用不法手段,侵吞公司利益10亿元。而原董事长魏银仓认为,当时董明珠进入银隆所要用的钱都是问其借的,而自己背上了高利贷。

  对此,日前,格力电器内部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透露:“董总(董明珠)进入银隆后,发现银隆在财务、制度上漏洞百出,经营机制也非常不完善。格力高层进驻银隆后,不断发现问题,很多账款都有问题,最终在供应商等方面进行了严格限制。”不过他表示,目前该事件还仅限于银隆,对格力电器的经营并没有较大影响。

  《证券日报》记者试图就此问题联系魏银仓方面,对方电话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格力与银隆的故事应该起源于2010年,彼时董明珠与魏银仓分别入选珠海市“十大创业人物”与“十大创新人物”的评选,而这也被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二人的第一次“同框”。6年后,董明珠与魏银仓经过接触后,决定合作。虽然董明珠推动格力电器收购银隆的议案遭到股东反对,但最终董明珠还是以个人名义投入了10亿元,并在几轮增资后,成为银隆第二大股东。然而好景不长,半年后,董明珠与魏银仓的关系出现裂痕。

  有消息称,银隆新能源方面透露:经第三方专项尽职调查和审计,确认魏银仓、孙国华及其关联公司通过关联交易侵占公司财产损害公司利益,部分行为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在此期间,魏银仓未与公司取得联系,并缺席公司股东会。银隆从知情人士得知,魏银仓已滞留香港3个月。

  格力内部人士向《证券日报》表示:“越深入公司(银隆)内部,发现的问题越多,很多账目乱如麻,内部制度散乱无章,公司与大股东之间存在频繁的关联交易。”

  有格力电器十年工作背景的赖信华也曾对外透露,内部的混乱超出了他的想象。“长期没有收回的应收账较多,之前管理层盲目生产,造成的库存压力也很重。” 格力方面力量的强势介入和整顿,也让银隆在扩张路上插曲不断,供应商员工多次围堵在银隆新能源门口要债,引发外界关注。与此同时,近半年来,多位银隆原中高层离职,其中不少均是在整顿的压力下离开。

  业内分析人士刘步尘认为:“随着珠海银隆实控人和创始人之间的矛盾爆发,其内部问题逐渐显露。而银隆方面也称,魏银仓侵吞10亿元是在董明珠投资前,这也意味着董明珠当初的投资可能被误导了。”

  目前银隆新管理层正全力对公司进行彻底整顿。但现在的银隆还是那个董明珠眼中曾经被沙子掩埋的金子么?

  而在深陷纠纷中的银隆,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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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9 15:36 | 显示全部楼层
光汇石油被强制拍卖微众银行股权 互联网转型前途未卜

  持有微众银行所有股权被查封、十分之一股权即将被拍卖、连续两个报告期未披露业绩、转型互联网平台起色甚微的光汇石油,下一步怎么走值得关注

  《投资者报》记者 闫军

  日前,微众银行的1260万股股权出现在阿里司法拍卖平台上,引起业内关注。作为2015年获批的首批民营银行之一,背靠10亿微信用户,微众银行2017年净利润暴增261%,如此亮眼业绩之下,股权为何会被拍卖?

  根据阿里拍卖平台信息,这些股份的持有者是该行的第四大股东——深圳光汇石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汇石油”),对于此次股权被拍卖的原因,光汇石油相关负责人向《投资者报》记者回应称:“此次只是和平安银行的一点商业纠纷,目前双方处于磋商阶段。”

  上述负责人还表示,光汇石油为微众银行的发起人和第四大股东,共持股1.2亿股,将拍卖的1260万股只是持股数的十分之一,并非全部。

  微众银行方面也关注到了相关信息。该行相关负责人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民营银行的股份转让必须遵守相应的法规和程序,正向相关各方了解情况。

  强制拍卖股权抵债?

  光汇石油持有微众银行的1260万股股权拍卖时间自2018年12月3日10时至2018年12月4日10时止(延时除外)起拍价为4.41亿元(35元/股);增价幅度为220万元及其倍数。

  记者从消息人士处了解到,此次光汇石油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拍卖手中股权的原因是,涉及与平安银行上海自贸区分行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平安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申请执行民事调解,但深圳光汇石油集团等未能还款,“光汇石油涉及的欠款金额为3.38亿元。”上述消息人士给出准确的金额。

  光汇石油方面向《投资者报》记者表示:“公司与平安银行的合作从2013年开始,已有五年时间,一直颇为愉快。今次只是商业纠纷,有最新进展,我们会进一步披露。”

  据了解,光汇石油为微众银行的发起人和第四大股东,共持股1.2亿股,占总股本比例为2.857%。光汇石油方面解释称,此次将拍卖的1260万股只是持股数的十分之一,并非全部。

  记者从阿里司法拍卖的信息上得知,尽管此次只是1260万股进行拍卖,但是光汇石油“持有的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2亿股的股权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查封,查封期限至2021年1月29日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

  对于为何拒绝向平安银行还款,光汇石油并未给出说法,只是表示,成立了专门的团队在与平安银行磋商。不过在给《投资者报》记者的回复中表示,“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全力纾困民营企业融资,切实提高民营实体企业的融资便利,降低融资成本。”侧面反映出,目前公司在融资方面或许出现了困难。

  此次被强制拍卖的微众银行股权可以说是光汇石油前景最好的资产了,仅以当前每股35元的价格计算,微众银行当前估值达到1470亿元,已经可以秒杀上市银行中城商行和农商行的市值。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微众银行净利润为14.48亿元,较2016年的4.01亿元激增261%。今年在消费金融发展的背景之下,主打以“微粒贷”为主的个人消费信贷等消费金融服务业务的微众银行业绩同样令人期待。此外,光汇石油旗下互联网平台光汇云油此前与微众银行开展深度合作,打通了微信支付场景,两年多时间迅速切入全国10万座线下加油站。

  种种迹象表明,光汇石油持有微众银行的股权被查封期限长达两年多,以微众银行当前的快速发展态势来看,这显然是光汇石油不愿意看到的。

   互联网转型前路艰难

  公开资料显示,光汇石油成立近26年,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民营全产业链石油公司,也是国内仅次于“三桶油”的第四大石油集团。其主要从事上游油气田开发开采和生产、石油仓储、海上供油等业务,在中国的渤海湾、新疆塔里木盆地等地区拥有油气区块。该公司董事长薛光林在2010年曾一度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不过此后排名一度下跌直至消失。

  光汇石油于2008年借壳上市,当前停牌股价为1.5港元/股,与5.16港元高峰期股价相去甚远。此外,导致薛光林的身价下跌还与光汇石油的业绩直接相关,在油价波动之下,光汇石油多年盈利在2015年遭遇“滑铁卢”,下半年业绩报表亏损额高达5.23亿元,虽然在2016年扭亏为盈,公司在2017年年度未发布业绩报告。

  9月28日,光汇石油公告显示,2017年年度业绩及2017年年度报告,以及2018年中期业绩及2018年中期报告尚未公布,该公司无法于2018年9月30日或之前刊发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年度的年度业绩公告及于2018年10月31日或之前寄发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年度的年度报告。

  光汇石油并非没有危机意识。在业绩亏损之后,光汇石油欲打破石油产业重资产的模式向互联网转型,于2016年上线了光汇云油,基于现有的产业链优势,切入到互联网出行服务领域。

  光汇云油方面向《投资者报》记者介绍,该平台是基于石油全产业链运作经验而全力打造的一款以加油消费为场景的APP,提出“数字化储油”概念,推出储油卡产品——即使油价持续上涨,车主用户也可以享受将油价增值红利用于补贴每月加油开销。

  根据光汇云油客服方面介绍,“平台的商业模式是客户资金30%进行银行存管+35%的购买成品油+35%卖原油期货。”这样看来,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购买光汇云油产品来赚取油价波动的差价。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过光汇云油曾经出现过“逾期兑付”问题,客服称,受到近期P2P“暴雷潮”影响,造成平台资金紧张,目前需要销售库存,需要一定周期,提现统一在8月27日进行兑付。对此,光汇云油方面向《投资者报》记者表示,公司目前运作一切正常,从运营后台查阅数据,未发现有一笔提现申请订单未兑付的情况。

  光汇云油平台上线已有3年时间,作为被寄予厚望的转型方向,其盈利情况也是外界关注的重点,公司方面仅表示“经营正常”,并未再有其他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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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9 15:37 | 显示全部楼层
易到用车高管“磕头门”进一步升级。11月18日,易到用车前政府关系(GR)总监、副总裁吕艺“磕头”视频曝光后,当事人吕艺发文回应易到及易到用车CEO巩振兵称,已经于11月16日办完最后离职手续正式离开易到,并否认饭局为“构陷”和“鸿门宴”。

  11月15日晚,一段易到用车高管下跪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视频中,吕艺在一场饭局上向巩振兵下跪磕头。易到用车随后发布声明称,该饭局为一场“鸿门宴”,视频有蓄谋安排的嫌疑。

  易到用车方面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已经报警,此事将由警方来处理。目前已经有新的负责人接手GR部门,公司业务正常运行,没有任何影响。

  前高管被逼向CEO磕头?

  根据一封网传邮件截图,吕艺在邮件中炮轰巩振兵,称其“无能”,“在人品上老易到的人不服你,你只能靠开人换人获得尊重”,并称巩振兵曾以开除GR其他人员为由,威胁自己在一场饭局上给他连磕7个头。

  11月16日,易到用车发布声明称,网络流传视频实际发生在今年6月份某晚,于工体某饭店吃饭期间所拍摄。但该饭局为一场“鸿门宴”,吕艺自行喝酒后磕头,并与他人有明显配合事实,没有所谓“逼迫”的意思。

  易到用车称,该视频从饭前邀约、酒后磕头、拍摄角度、拍摄配合等事实来看,有蓄谋安排的嫌疑。针对吕艺邮件造谣、诽谤、恐吓巩振兵先生一事,目前,巩振兵先生已向警方报案,公司将适时公布警方处理进展。

  易到用车还在声明中透露更多细节称,吕艺在10月25日聚众打杂公司HR副总裁办公室,后引咎辞职,11月16日是其辞职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其在近期对公司反抗情绪升级,可能是引发视频流出的主要原因。

  吕艺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下跪磕头是因为巩振兵带来一个团队,想把吕艺所在部门换成巩自己的人,于是想办法挤兑老员工走。“我跟巩振兵说,如果我们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您看我们有什么办法补救,给您陪个酒道个歉。他说你给我跪下。” 吕艺还称,自己离职的直接原因是和人力资源副总裁发生直接冲突,引咎辞职。

  11月18日,针对易到的声明,吕艺发文回应称,视频是应巩振兵要求拍摄的,并要求发到公司高管群里(30人~40人),并称从“逼跪”视频上看,巩振兵有语音、有动作,否认“构陷”和“鸿门宴”,称保留报警和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

  易到方面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已经有新的负责人接手GR部门,对正常业务运行没有任何影响。公司目前一切运营正常,也不存在裁员的事情,同时尊重每一位员工的个人意愿,对于员工的去留都是严格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处理。

  曲线上市遇阻

  据了解,巩振兵原是百度外卖董事长,今年5月份“空降“至易到用车出任CEO,全面负责易到用车的运营及管理事务,被业内寄予了带领易到用车重回网约车战场的厚望。

  然而,在经历乐视系退出,韬蕴资本进入之后,背后资本方几经变动,易到用车的资本之路并不顺利。就在“磕头“视频流传出前一晚,深圳赫美集团一则公告宣告了易到用车新一轮融资的失败。

  赫美集团公告称,今年8月8 日,公司与王菲(王菲系韬蕴资本一致行动人)、北京中泰创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意向协议》,公司拟受让北京东方车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但该事项因协议各方后期沟通阶段就交易具体方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东方车云拟独立进行境内或境外IPO申报,故决定终止前述合作事宜,并于11月14日签署了《<合作意向协议>终止协议》。

  据了解,东方车云正是易到用车的企业实体,而此前东方车云与赫美集团的合作意向,一度被业内视为易到用车的资本方韬蕴资本希望将易到用车注入到上市公司,进而实现“曲线上市”。而对于此次赫美集团所说的“东方车云拟独立进行境内或境外IPO”,易到用车方面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暂不回应”。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11月16日,多位易到司机也爆料称,已经连续两周收到提现延期通知。“10月第3周,平台对第三方提现产品进行变更及优化,第三方提现产品在接入平台提现体系过程中,因一些系统不稳定因素导致接入完成时间超出预期,出现了临时性的提现延迟。”易到方面回复《证券日报》记者称。

  易到称,出现这一问题后,公司高度重视,在着力解决提现产品对接的同时,开启了临时提现账户,于近两次提现日对司机开启使用。新的提现体系也将尽快完成对接调试,并投入使用。

  如今,网约车市场已经开始新一轮竞争,上汽、首汽、一汽、东风等传统车企也加入战场,易到的未来又将如何?“易到当初在乐视旗下就是为了利用平台现金流,之后从乐视分拆后又在一个资本玩家手中,加上从乐视分拆后直接空降外部高管,导致易到自始至终就是处于混乱状态。”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沈萌认为,目前各方保持不同立场和目的、基于不同资源和优势希望切入网约车市场,但网约车行业存在的问题,却少见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易到作为要钱没钱、要人没人的网约车平台,加上内乱,未来运营压力会继续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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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9 15:37 | 显示全部楼层
 近日,有消息称,锤子科技陷入资金荒,资金链极度紧张以至于不够支付员工工资,并称锤子科技实际已开启全公司裁员计划,最终只留下40%的人员,且暗示锤子科技CEO罗永浩可能患有抑郁症。

  这一消息,引发罗永浩的强烈反对,其称自己将起诉,罗永浩甚至称自己要针对抑郁症的说法亲赴医院出具检查报告。

  对此,锤子科技方面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司的确有危机,但请给锤子时间。”

  手机业分析人士认为,相较有着类似模式的小米,锤子的问题在于过于小众化。被贴上“情怀”标签的罗永浩坚持锤子手机系列的“中高端”,也就注定了其用户相对小众化。如若锤子想重生,还需迅速转型,以创新突围。

  在经历了锤子手机不甚理想的销售状况和TNT布局的不被外界认可,成都政府的投资花完后,锤子显然已经到了最危险的边缘。

  有传闻称锤子的供应链贷款也可能被提前终止。“没有钱,明年可能锤子就没法出手机了。”业内人士称。锤子也多次被传出已推出了绝版手机。

  “锤子手机入市时间不早不晚,赶在了手机市场发展较为理想的时候,但是锤子的理念却与当时的市场实际情况脱节,可以说是市场情况落后而锤子理念超前。而过度重营销、在抢市场份额大战中旗帜鲜明地打产品牌,却与实际的市场情况脱节,产品未获得消费者青睐,让公司走入困境。”互联网分析师葛甲表示。

  业内人士认为,罗永浩所追求的理想主义,导致了锤子手机系列在研发、生产及推广上的慢周期,无法符合手机“快市场”的属性。

  不久前,罗永浩曾经根据2017年锤子的百万销量给销售部门定下了2018年350万的销量目标。如今看来,要实现这一目标,罗永浩还有很多事需要做。

  今年以来,锤子科技经历了数次各式各样的危机。只是这一次,老罗和他的锤子还能挺过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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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9 15:38 | 显示全部楼层
自去年6月份以来,银行理财平均预期收益率不断走低,从当月的4.8%已经下降到了现在的4.36%,不仅创出了年内新低,也创出了近18个月的新低。银行理财收益率下降在预期之内,不过近一个月的降幅有点超乎预期。

  据融360监测的数据显示,上周(11月9日-11月15日)银行理财产品发行量为2049款,较前一周增加了179款,但整体来看近期发行量都不算高;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4.36%,较前一周下降了0.07个百分点。

  从产品期限来看,上周3个月内的产品有433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为4.21%,3个月至6个月的产品有841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为4.34%,6个月至12个月的产品有692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为4.45%,12个月以上的产品有74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为4.69%。3个月以内产品占比为21.23%,较前一周上升了2.25个百分点。近期3个月内产品占比有升有降,下半年来比例相对稳定。

  上周,银行发行保本理财数量占比为23.52%,环比下降1.88%,占比持续下降。在去“刚兑”的大背景下,今年以来保本型理财产品占比一直在匀速走低。从产品收益类型来看,保证收益类产品100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为3.98%,保本浮动收益类产品382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为3.75%,非保本浮动收益类产品1408款,平均预期收益率为4.57%,还有159款产品未披露预期收益率。

  从不同类型银行来看,剔除掉收益率不确定性较大的结构性理财之后,城商行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为4.57%,继续领先,农信社和农村合作银行、股份制银行、国有银行、邮储银行、农商行平均预期收益率分别为4.40%、4.31%、4.30%、4.18%、4.10%,外资银行平均预期收益率为3.23%。平均收益率在5%以上的银行只有华兴银行、廊坊银行两家。目前城商行发行的大多为预期收益类的非结构性理财产品,收益率普遍偏高。

  截至11月16日,央行在公开市场连续九个工作日不操作,当日无逆回购到期,实现零投放净回笼,上海银行间拆借利率有所上升。

  融360分析师刘银平认为,银行理财收益率对市场利率反应不敏感,还有人为因素,要根据市场大趋势调整。11月份以来,银行没有考核压力,市场流动性充足,银行理财收益率仍然处于下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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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9 15:38 | 显示全部楼层
从冬日北京,一路南下,11月里,感受一阵暖风,都免不了悸动,更遑论暗潮汹涌的资本市场。

连日来的政策,似乎让一些资本“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可这挣脱樊笼的“姿势”过于生猛。从恒立实业,到*ST长生,再到*ST工新,十余家上市公司掀起“翻倍”行情,涨停板连连不断。而这些公司,多是主业经营不善,早在一个多月前仍属于“高危”,资金躲之不及……

市场最可怕的风险,叫做“忘记”。(李新江)



11月15日,白石岭北路142号,一栋粉色的工厂顶上,竖着漆红的“恒立实业集团”六个大字,“慕名而来”的记者与门外的保安,多番周旋,仍不被允许进入大门。

就在记者造访的前一天,公司领导刚刚通知,严抓纪律,禁止生人进入。

这是岳阳恒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简称“零部件公司”)的生产基地,也是恒立实业(000622.SZ)旗下仅剩的一家从事制造业子公司。

“严阵以待”或许都指向生产运营之外的另一个故事……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连续15年扣非净利润为负,被暂停上市七年,四度易主,却在近日受尽投资者追捧,17个交易日创出14个涨停板,主业虚浮的恒立实业,在资本市场容光焕发。

连日来,本报记者走访湖南岳阳、上海等地,试图还原这个资本故事引发的产业链反响,与资本端的悸动。

焦虑的董秘
11月15日,岳阳,小雨淅淅沥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来到了恒立实业总部办公室。

前一天,本报记者联系了恒立实业董秘李滔,他正忙于准备接待“监管层”检查的材料。

与汹涌的资本市场不同,这里非常平静,依稀能听到楼外车辆穿行的声音。

作为岳阳市曾经的龙头企业,恒立实业的总部办公室仍保持了“商海老将”应有的体面和大气,1500平米的办公楼宽敞而明亮。然而相比于两年前,公司的办公地点已经缩减了一半。

2016年11月,为了节约成本,恒立实业将岳阳景源商务中心地上第五层房屋退租,仅保留了第四层,公司每年的租金也从百余万降至七十余万。

不过,对于仅存的30名员工而言已经足够了,办公室还有部分房间作为仓库,放置文件和器材。

或许路过的人很难想到,就是这一家公司骤然成为资本市场的“大明星”。

同样想不到的,甚至还有恒立实业董秘李滔。

最近,李滔很忙。

不仅要应对部分投资者的情绪波动、各路媒体电话短信的狂轰乱炸,还要着手解决交易所和证监局的每日核查,与各路股东实时沟通最新进展。

这一切的背后,都源自于自家股票的“无理由狂飙”。

10月中旬开始,证监会不断发文松绑并购重组,公开支持优质境外上市中资企业参与A股并购重组,并将IPO被否企业筹划重组上市的间隔期由3年缩短为6个月。

10月22日,在证监会官网公开发文表态鼓励并购重组后的首个交易日,壳资源股迅速迎来涨停潮。恒立实业就是其中最显眼的一只,一涨,就是十六个交易日。

诡异的是,推动恒立实业上涨的主要力量,多为散户投资者,迷雾背后,依稀可以看到游资的“接力狂欢”——前一日的买入主力第二天就变成了卖出主力。

如11月15日卖出分别超过千万的“西藏东方财富证券昆明南屏街”和“西藏东方财富证券拉萨团结路第二证券营业部”,在前一交易日分别买入1,408.96万元和1,165.99万元。

知名牛散根据地亦未缺席——“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益田路荣超商务中心证券营业部(简称深圳益田路)”身影闪现。

11月5日-8日,深圳益田路合计买入恒立实业5932.12万元,六日后,深圳益田路又将其一举抛售,卖出8498.12万元。

伴随着这场击鼓传花的追逐戏码,恒立实业的股价节节上涨,换手率不断创出新高。

11月15日,一脸疲惫的李滔坐在电脑前,一边疯狂敲击电脑键盘,一边回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提问:“从股价异常上涨之后,不仅公司日常事务增加了,我个人生活也受到严重干扰,深夜12点都有电话拨进来。我的华为手机电量很经用的,以前三天充一次电,现在每天都要充电。”

在李滔看来,当天公司的股价,就是一场荒诞的闹剧。无理由的 “亢奋”,带给他的只有无尽的焦虑和困惑。

“现在每天都给股东发问询函,但是每次收到的信息都是一样的,股东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没有筹划和恒立公司有关的任何事情’,公司也多次提示风险,但是股票就是不停地涨。”李滔说道。

其指出,公司在提示风险的公告中,措辞已经相当直白,譬如“二级市场涨幅与公司基本面背离”,分析了公司多年扣非净利润为负数,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支持这种涨停,但是一直无法缓解市场炒作行为。

路在何方?
沿着恒立实业总部所在岳阳大道驱车前行七公里,到达八字门附近,就能看到零部件公司的工厂。

这里是恒立实业旗下仅存的生产制造场所,此前公司经过历次的调整,业务范围大幅缩减,其主要的制造及销售业务已全部转移至公司的子公司。

今年年初,在西上海集团的坚持下,公司解散了与西上海集团合资成立的另一家从事制冷空调制造的企业——上海恒安,由于市场竞争过于激烈,上海恒安已经多年亏损。

零部件公司室内的机器还在正常运转,仍有百余名员工坚守在制造一线,隔着窗边的玻璃可以清晰看见屋内有员工走动、打包、清理配件,大门处也时不时驶出几辆小汽车。

2018年中报显示,恒立实业过半的营收都由这座占地约50亩的小厂贡献。上半年,零部件公司盈利101.93万元,还与吉林亚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新能源汽车电池原材料产品委托加工合同,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零部件公司之前接触的新能源项目,我们当时也想建厂,后来一打听,总投资大概要三个亿,这个我们没法弄,”李滔说:“恒立有一个非常大的麻烦,就是容量小、营收小、资产小,任何稍微大一点的动作,就会涉及到重大事项。”

2018年前三季度,扣除经常性损益后,公司仍亏损。

根据恒立实业三季报显示,公司2018年前三季度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8.97万元,但主要是靠清算子公司上海恒安获得的1513.15万元非经常性损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515.36万元。

实际上,埋伏在恒立背后最大的困惑在于股东结构。

“重大事项”必须经过股东大会的表决通过,但对于现在的恒立实业来说,开一次股东大会都是“劳民伤财”,“如果这些股东没有达成一致,我们就不会开始做,没有意义。”

截至目前,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傲盛霞、华阳投资和长城公司分别控制着上市公司20.3%、17.99%和7.3%的股份,其中傲盛霞与华阳投资仅相差985.33万股,一旦股东步调不一致,恒立实业难以在经营上展开大动作。

此前公司股东抛出了多项重组方案,均以流产告终。

2015年9月份,华阳投资亦提出并购方案,拟募资不超过30亿元。其中18亿元拟收购京翰英才100%股权。根据当时的审计报告,京翰英才账面净资产仅1929.36万元,按照调整后16.59亿元的交易对价,其估值溢价高达86倍。该方案遭到傲盛霞和长城公司联手反对夭折。

2015年11月,傲盛霞又遭遇债务纠纷,公司控制权再度发生变更。

为了在股东下达下一步经营规划时保住上市公司,2014年至今,恒立实业相继处置了岳阳恒通实业80%股权、岳阳恒通实业20%股权、上海恒安公司、岳阳恒旺房地产开发公司,通过政府补助、债务重组利得、变卖资产等“非经常性损益”渡过难关。

“该走的人也走得差不多了,现在公司的人员结构非常稳定。”李滔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道。

这是本报记者走访过程中,针对恒立实业的主业运营,听到的最“利好”的消息。

恒立的十字路口
距离岳阳楼三公里处的金鄂山下,曾有9.02万平方米用地是恒立实业的厂房,这里一度是岳阳市地标式建筑,从不远处以“恒立集团”命名的公交站就能窥得它曾经的辉煌。

一说起“恒立”二字,岳阳当地人多知晓——“以前岳阳很有名的,做汽车空调的企业”。

然而如今这一切已经不复存在,曾经的老工厂早已拆除干净,取而代之的一幢又一幢水泥钢筋堆砌起来的大楼,尚未竣工,灰秃秃地耸立在路边,与旁边气派的售楼部形成对比——这里即将建成高端豪宅社区。

早上九点,售楼部人头攒动。

据售楼部的置业顾问介绍,由于地段好、依山傍水、临近幼儿园和金鹗公园,该楼盘销售非常火爆,一期已经于6月开盘,目前只剩下零星几间低楼层洋房,二期将在今年12月开盘。

但这一切,都与恒立实业无关了。

2016年,为了保壳,该地块被纳入子公司岳阳恒通实业,分别卖给了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商长沙丰泽和长沙道明。

“有些股东对于我们处理岳阳恒通实业很不理解,因为它的主要资产是土地,可以做房地产开发。我们不知道房地产开发挣钱吗?但是我们一没有资质,二没有经营团队和相关经验,公司根本没有能力从事房地产开发。”李滔说道。

毕竟,上市22年,净利润亏损8年,扣非净利润亏损15年,加之三大股东对立从而波及治理结构……这是上市公司面临的现实条件,也是因此,争议注定伴随着这家“老资格”的上市公司。

多年来,恒立实业一直谨小慎微地维持公司业务的稳定,不敢再有大动作,公司更倾向于开展“轻资产”项目。

2017年9月,恒立实业成立湖南恒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开展国债逆回购投资;2018年1月,恒立实业设立天津恒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开展汽车贸易业务。

围绕着恒立实业还出现颇为尴尬的一幕。之前的一亿元投资理财到期后,2018年8月,恒立实业再次公告欲将不超过九千万的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决定出来之后有很多股东问我们,为什么去年是一个亿,今年就只有九千万了,还有一千万到哪儿去了。他们没有想过,现在恒立的净资产不到1.9亿元,如果买一亿元的理财,我们又要开股东大会,开会的费用都超过理财所得了。”李滔说道。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恒立当年是我们岳阳第一家上市公司,你去问问,岳阳人都知道恒立,但是现在呢,效益不好,连厂房都给卖掉了。”说到恒立,岳阳本地的一名的士司机唏嘘不已。

恒立实业原名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岳阳恒立”),是由原岳阳制冷设备总厂改组而来,实控人为岳阳市国资委。遥想二十二年前,恒立实业作为岳阳首家上市公司初登资本市场,何等荣耀。1996年登陆深交所主板之时,公司的大中型客车空调机垄断了国内80%的市场,另有20%为进口,员工最多时有两千余人。

其后的十余年里,其控制权和主业方向几经波折几经周转,这是另一个令人唏嘘的资本故事,曾被资本市场广泛解读。

至今,公司对下一步将走向何方仍一无所知。

“未来公司的方向如何,我们还不知道。管理层唯一能做的就是确保公司正常经营,不要有任何违法违规的现象,保证公司稳定经营,以便股东将来更好地运作。”李滔坦言。

壳股游戏接力
资本角力还在继续。11月16日,恒立实业午后再度涨停。

与之一道涨停的还有弘业股份、绿庭投资、市北高新等知名“壳股”。其中市北高新已经出现了九个一字连续涨停板,似乎有望挑战恒立实业“妖王”之位。

11月13日晚,深交所在官网发文称,从交易情况看,恒立实业、*ST长生近期连续上涨期间交易以个人投资者为主,投机炒作特征明显,个人投资者买入占比均超过97%,卖出占比也在90%以上。

无法左右自身命运的恒立实业们,像无根的浮萍,任资本推动起伏。

招商证券分析认为,“IPO被否企业筹划重组上市间隔期从3年缩短为6个月”、“多地为纾困上市公司质押问题,提供救市方案”、“监管层发声减少交易阻力,增强市场流动性。减少对交易环节的不必要干预”等,是推动妖股频频出现的主要原因。

炒作空间、市场稳定和市场情绪三因素共振,形成了这次的壳资源概念涨停潮。

李滔也对记者分析称,公司目前市值小、没有隐形债务,符合市场认定的“干净”,目前公司账面上还存有一定的现金,或是被游资看上的主要原因。

“证监会想通过并购重组政策,激活市场,也给我们这些经营一般的企业通过并购重组防范风险,做好企业的机会。但监管层的政策,被别有用心的资金利用了。” 这是一家上市公司董秘口中最切实的体会。

“有政策托底的话,之前最烂的公司,边际改善最大。”11月13日,华南一家私募机构基金经理对记者直言。

事实上,监管层早已多次表态关注到该现象。

11月13日,深交所表示,对恒立实业、*ST长生股票异动情况予以实时重点监控,密切关注公司舆情动态,及时核查股票交易情况,进一步加强交易信息公开,警示投资者提高风险意识,理性参与市场交易。

对于市场而言,这种毫无基本面支撑的“炒作行为”给市场带来的只是虚假繁荣。

11月16日,恒立实业再度涨停。当晚,第三大股东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宣布拟减持合计不超过981.46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不超过2.31%。如减持实施完成,长城公司的持股比例将降至5%以下。

这是个耐人寻味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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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9 15:38 | 显示全部楼层
显然,证监会支持并购重组的脚步仍未停下。

11月16日,证监会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常德鹏表示,为进一步鼓励支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证监会修订发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18〕36号,下称《信披修订》),以减少简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预案披露要求。

至此,证监会在这一次支持并购重组的政策周期中已经几乎完成了对并购重组各个环节的改变。

“从实操细节到审核机制,以及这一次从信息披露层面入手,证监会2个月以来已经从各个方面对并购重组市场松绑,激活市场的用意十分明显。”北京地区一家大型券商投行部的人士告诉记者。

信披松绑
回顾这一轮证监会针对并购重组市场发布的政策可以发现有专门针对实操细节的指导,如发布《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的相关问题与解答》重新解答调价机制。也有对审核机制的进一步优化,如设置小额快速审核机制。同时证监会还丰富了市场主体在并购重组之时可以使用的政策工具。

如今,政策的支持终于落到了信息披露环节,《信披修订》的修改和发布意味着上市公司在并购重组时面临的信息披露负担将大大减少。

“今日发布政策的核心就是松绑并购重组过程中信息披露的监管约束,在此之前,监管层对于并购重组过程中信息披露的完备程度很是看重,在准备申请材料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会因为信披的问题加大并购重组的时间成本。”一位中金公司投行部的人士指出。

从修订内容的角度来看,此次修订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而根据记者梳理,即两大项信息披露要素简化以及基于中介机构核查要求弹性。

首先是信息披露要素的简化,证监会表示在修订之后,不再要求披露交易对方业务发展状况、主要财务指标和下属企业名目;对海外并购、招拍挂等交易允许简化或暂缓披露相关情况。

另外,在充分披露相关风险的前提下,不再要求披露权属瑕疵、立项环保等报批事项,本次交易对公司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预计影响,相关主体买卖股票自查情况。与此同时,证监会此后也不再强制要求披露标的预估值或拟定价,便于交易各方更充分地谈判博弈。

一位华泰联合的资深保代讲道:“信息披露要求的修改很重要,这将大大减少中介机构和企业在制作材料和信披公告时所花费的时间,这势必会提高并购重组项目推进的效率。”

不过,也有市场人士认为,很多核心信披要素的简化会不利于市场判断公司相关信息,或有可能引发内幕交易等情形。

证监会在发布政策同时便强调,上市公司要进一步落实好分阶段披露要求,相关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筹划推进并购重组方案过程中要严格履行保密义务,切实加强内幕信息管理,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工作。同时常德鹏也表示,证监会也将进一步加强并购重组全流程监管,严格内幕交易综合防控机制,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随着信息披露要求的变化,监管思路也有变化,从以前的控制流程前端,到事中事后审查,这样的监管更加市场化。”前述北京地区大型券商人士讲道。

审核加速
无论哪种政策,并购重组市场的活力很大程度上还是由审核端的节奏来决定,记者发现在政策持续落地的过程中,证监会的审核节奏也有加快的迹象。

根据记者统计的数据显示,十一国庆节长假后,审核提速明显。截至前三季度,并购重组委今年审核的企业为85家,但长假后至今并购重组委审核的公司已经达到了35家,短短一个月时间也就完成了前三季度的41%。

而11月以来,证监会更是已经安排了13家公司上会,市场也普遍认为这将创造今年以来并购重组委单月上会的企业数量的纪录。

今年以来很多重磅的并购重组案也在这一阶段相继上会落地,如中公教育185亿借壳夏亚汽车的并购重组案便是在近期上会通过审核。

审核提速的同时,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率也并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10月以来的上会通过率仍保持在近90%左右。

“证监会在各个环节鼓励并购重组,但最终还是通过审核来消化这些项目的,对于投行业务来说,相比IPO市场发审节奏趋于稳定,接来下并购重组市场将大有所为。”前述中金公司人士讲道。

监管层鼓励,审核节奏加速,企业接收到积极信号后也迅速行动起来,因此近期发布并购重组预案的企业数量相比前三季度也有上升的趋势。

与此同时,记者注意到再融资的审核也同样开始提速,根据申万宏源研究的数据显示,11月中上旬过会项目20个,已超前9个月度最高水平,已达10月份全月的69%;并购配融可用于补流还贷后,也已有12家企业在配套融资中新增了补流和还债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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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11-19 15:39 | 显示全部楼层
近日,《**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认为当前学前教育资源尤其是普惠性资源不足,政策保障体系不完善,教师队伍建设滞后,监管体制机制不健全,保教质量有待提高,存在“小学化”倾向,部分民办园过度逐利、幼儿安全问题时有发生,因此,强调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并要求遏制过度逐利的行为。

《意见》确立了学前教育的性质,即“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办好学前教育、实现幼有所育,是党和政府为老百姓办实事的“重大民生工程”,关系亿万儿童健康成长,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党和国家事业未来。

此前,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短板”,由于不属于义务教育范围,公共财政投入不足,地方上“欠账”较多,一些地方出现“上园难”的现象,供需紧张的缺口吸引大量民间资本涌入,虽然能够缓解“上园难”的问题,但也带来“上园贵”的问题。由于中国家庭对于教育的强烈重视,供需紧张给产业资本带来了更多市场主动性,由于幼儿园的属地性使得家长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幼儿教育越来越贵,并可能影响到了一些家庭的生育意愿。

《意见》并非舆论所理解的那样,排斥民间资本进入学前教育,而是对学前教育的结构与运营进行了调整和规范,并从整体上降低学前教育的家庭支出,发展普惠性的学前教育体系。与此同时,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保障幼儿园老师的地位和待遇,健全培训制度,进行严格管理和监管。

《意见》首先提出了总体目标,到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80%。《意见》要求大力发展公办园,充分发挥公办园“保基本、兜底线、引领方向、平抑收费”的主渠道作用。目前,公办园比例少,民办幼儿园占大头,因此,《意见》提出到2020年,公办幼儿园要占到50%。

可以看出,如果公办园占50%,普惠性的民办幼儿园至少占30%,剩下20%是营利性民办幼儿园,民间资本办园依然占有50%的比例,但形成了不同层次的结构,满足家长不同选择性需求,这体现在收费标准方面,非营利性民办园(包括普惠性民办园)收费由省级政府制定。营利性民办园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由幼儿园自主决定,但是,地方政府会对营利性的民办园收费进行监管,抑制过高收费。

在民办园领域,《意见》给出了两个政策方向,一是积极扶持民办园提供普惠性服务,其次,规范营利性民办园发展。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办园,会通过扶持引导社会力量更多举办普惠性幼儿园。这些政策可能包括购买服务、综合奖补、减免租金、派驻公办教师、培训教师、教研指导等方式,支持普惠性民办园发展,并将提供普惠性学位数量和办园质量作为奖补和支持的重要依据。

引起舆论关注的是《意见》提出了遏制过度逐利行为。比如禁止社会资本通过兼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举办的幼儿园、非营利性幼儿园。这是因为最近几年资本逐渐兼并低价准公办园进行扩张,导致普惠性幼儿园数量减少。

对于营利性的民办园,为了遏制过度逐利,首先提高了门槛,要求实施加盟、连锁行为的营利性幼儿园要取得省级示范园资质;其次,直接关闭了通过证券化获利的大门,规定民办园一律不准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幼儿园,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营利性幼儿园资产。

这是因为公益性是学前教育的主要属性,因为必须在普惠性的基础上,也要防止过度以营利为目标,脱离学前教育的本质,导致商业色彩过浓。当然,也有声音认为,收费较高的营利性幼儿园可以为富有的家庭提供更好的学前教育服务,不过,《意见》并没有禁止这种方式,仅仅是对幼儿园的证券化作出了限制。

总之,《意见》是针对当前学前教育现状作出的一次重要调整,即加大公共投入,让公办园比例提高至50%,起到兜底的作用,然后把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作为重点任务,构建以普惠性资源为主体的办园体系,最终达到80%的比例。最终要扭转高收费民办园占比偏高,增速较快以及不断证券化的趋势,避免学前教育被商业性主导,回归公益为主的普惠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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