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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专业找工作，大多数去互联网或国企的技术岗。我想留在北京，所以简历多投给提供北京户口的国企。”11月15日，北京某高校2019年应届硕士毕业生小李（化名）告诉记者，她刚刚拿到某在京国企的offer。

在这个应届生秋招如火如荼的季节里，国企是北京高校毕业生工作首选。智联招聘集团高级市场总监李强向记者表示：“应届毕业生期望签约单位排名第一的依然是国有企业，占比为31.73%，和2017年相比小幅提升1.53%，说明国企依然最受应届毕业生青睐。”

除了户口，国企的薪资水平是另一大吸引力。李强表示，智联招聘监测数据显示，2018年秋季，国企平均薪酬为8466元，同比去年7968元约上涨6.25%，而全国平均招聘薪酬为7850元，同比上涨3.3%。

但进入国企工作后，则是另一个故事。国企平均工资水平过高、增长过快的同时，一线员工工资多年不涨、“干多干少都一样”，“大锅饭”现象比比皆是。

而这些情况明年起有望改变。从5月份国务院印发《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下称“16号文”）至今的半年内，多地发布了地方版改革意见，确定明年起全面推行改革，工资总额与国企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等挂钩同向联动、能增能减，职工工资收入将与其工作业绩和实际贡献紧密挂钩。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企业薪酬研究室主任刘军胜向记者表示，收入分配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占主要部分。国企工资改革将起到“风向标”示范作用，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产生重大影响。

国企资产减值工资下降

记者梳理地方政策文件和公开信息发现，甘肃、江西、广西、福建、陕西等省（区）已发布地方国企工资决定机制改革意见。

地方版意见细化了工资效益联动指标，确定了工资总额增长或下降的条件和范围，还制定了鼓励和约束措施。

16号文提出了分类确定工资效益联动指标的要求，不同类型的国企，联动指标和考核目标、重点都不同。

以经济效益指标为例，商业一类企业主要选取利润总额（或净利润）、经济增加值（或增加值）、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商业二类企业主要选取利润总额、营业收入或任务完成率等指标，公益类企业主要选取营业收入或主营业务工作量、利润总额等指标，金融类企业主要选取净利润（或利润总额）、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

而文化类企业偏重社会效益，主要选取文化任务完成率等体现文化企业社会贡献的文化创作生产和服务、受众反应、社会影响指标，如原创文化产品、演出场次、重大出版计划完成率、再版率、文化产品获奖等。

江西人社厅劳动关系处处长李金华接受媒体采访时还提到，该省改革意见突出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的约束力，为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

江西和广西都提出，国有资产减值幅度超过10%的，当年工资总额降幅不低于5%。甘肃规定，国有资产减值幅度小于10%的，当年工资总额降幅不低于5%；国有资产减值幅度不低于10%的，当年工资总额降幅不低于10%。

此外，甘肃则建立工资总额激励机制。国有企业引进人才专项投入的成本可视为当年利润考核；对引进的人才或技术团队实行协议工资，以及国有科技创新型企业实施的分红激励等经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同意实施的中长期激励，所需工资性支出计入工资总额并据实单列，但不受当年本企业工资总额限制、不纳入本企业工资总额基数。

江西省国资委则提出，对企业因承担重大战略任务或重大专项任务、“走出去”战略、实施科技创新、人才引进等特殊情况支付的工资总额，建立工资总额特殊管理清单制度，在年度工资总额预算方案中单独说明。

刘军胜称，这些激励机制下确定的工资总额增幅，若满足经济效益联动机制的要求，也是符合16号文精神的。“比如，一家国企被奖励了5%的工资总额，加上实际工资总额，增幅还是不超过经济效益增幅，那么就是符合规定。”

严控国企工资增长

从地方省委或省政府会议透露的消息来看，黑龙江、四川、吉林、北京等地有望年内出台改革意见。

其中，北京虽然停留在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11月2日召开会议、审议《北京市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实施意见》的阶段，但北京10月底发布的《北京市2018年企业工资指导线有关问题的通知》已透露出一些信息。

北京已连续两年对国企工资提出要求，今年严控国企工资增幅，调整了工资增长水平拟突破上线的国企需要符合的条件。

北京规定，北京市属承担公共服务及享受国家财政补贴的国企，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不得突破基准线（8.5%）；北京市属竞争性国企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不得突破上线（13%）。

而想要突破上线的国企，需满足完成当年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劳动生产率和上年人工成本投入产出率处于同行业较好水平等5个条件。这些条件和2017年的相比，有所调整。

其中，企业经济效益从“实现显著增长”调整为“增幅达到13%以上”，上年职工平均工资从“低于全市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60%”调整为“低于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3倍，且高技能人才上年平均工资低于本市企业职工平均工资3倍”，并且增加了“无拖欠职工工资、无未签订劳动合同和无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等行为”这一条件。

刘军胜分析称，上述条件都与满足16号文所称的“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的，当年工资总额增长幅度可在不超过经济效益增长幅度范围内确定”。

除北京外，目前发布2018年企业工资指导线的20个省（市、区），还有四川、江西、天津、广西、青海等5地，特别规定了国企工资水平的变化。

广西提出，在企业工资指导线的区间内，对工资水平偏高、工资增长过快的国有企业，建议不超过基准线（7%）。

青海则进一步明确了工资水平的“偏高”标准，即工资水平已达到本地区上年度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2倍及以上的，年度工资增长不超过工资指导线的基准线。也就是说，国企工资水平已达到164354元的，年度工资增长不能超过6%。

天津提出，将职工收入增长作为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江西和四川则提出，国企需按照16号文或省级改革意见的要求，确定2018年工资总额。

收入与业绩、贡献挂钩

在中部某国企文职岗工作的小路（化名），则向记者表达了其对政策落地的期望。

“我们公司十几二十年没有涨工资了。以前公司有各种员工福利，还能分房。现在互联网和经济环境的冲击下，公司发展不好，自己平时拿着死工资，也不像从前那样有家一样的归属感。”小路说。

小路自三年前大学毕业进入公司后，平时工资基本没有变化，年终奖跟着公司收益走。去年她的工资水平跟当地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水平差不多，是私营单位的1.5倍左右。

不过，统计数据显示，国企职工的年平均工资，过去三年仍保持两位数增长。招商证券宏观分析师谢亚轩、高明等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算得，2017年末全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7.4万，近三年分别增长10.1%、8.9%、10.0%；而国有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8.1万元，近三年分别增长14.0%、11.1%、11.8%，直观上存在水平过高、增长过快的情况。

对于这种现象，多地提出，深化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革，薪酬要向关键岗位、生产一线岗位和紧缺急需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倾斜，非核心岗位工资应逐步接轨劳动力市场工资价位。使职工工资收入与其工作业绩和实际贡献紧密挂钩，切实做到能增能减。

此外，国企工资改革配套政策正在制定中。刘军胜表示，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正在完善中，相关职能部门将从完善制定方法、数据来源、数据处理等方面入手，发布更为科学的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行业人工成本信息，使其更准确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对国有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指导和调控作用，提高指导价值和意义。

国资委将在年内适时出台中央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配套研究制定实施细则等操作性文件。

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称，除去打破工资总额的固有管理模式，形成中长期激励机制也是促使国企薪酬改革落地的举措之一。作为国家深化国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配套文件，预计有关部门将会出台股票期权、岗位分红、利润增量分享等中长期激励政策，激励并约束企业负责人能够着眼于长期效益，实现企业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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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黄蓝教育股价50%的暴跌，体现了社会资本对学前教育新政24条的不知所措。

《**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11月15日播发，《意见》第24条提出遏制民办幼儿园过度逐利行为，要求民办园一律不准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幼儿园，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营利性幼儿园资产。

“民间资本对学前教育的投资肯定会减少，因为我国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很多是投资办学，而非捐资办学，也就是说，他们就是为了营利的。”11月16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如是说。

在遏制过度逐利行为的同时，也要拓宽途径扩大资源供给。“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加大资金投入，对普惠性幼儿园进行补助、扶持，而地方政府的投入意愿，决定着《意见》能否在各地得到落实。”储朝晖说。

《意见》延续了以往学前教育的发展目标，提出到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80%。

上市禁令为什么给了幼儿园

随着修订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施行，正有越来越多的民办学校进入资本市场。截至2018年8月，来自内地的民办教育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已有12家，正在上市处理中的有10家，其中多数为民办高中和大学。

“《意见》会不会是一个信号，即其他领域的民办学校也会面临如此严格的上市管制呢？目前无法预测。”11月16日，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

不过，幼儿园在民办学校中有特殊的分量。“民办幼儿园差不多占到我国民办学校总数的90%，《意见》要求民办园不准上市主要出于防范风险考虑，可以确保办园资金的稳定性。”储朝晖说。

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海英2017年7月23日曾撰文指出，在面对资本时，民办园办园者要审慎选择。她写道：当资本借助民办园的力量成长壮大后，就可能在两年解禁期结束后将源自民办园的原始股变现退出。最终可能带来的结果是，资本壮大，民办园灭亡。

“这也许是极端现象，但总体上，资本市场的营利性，与学前教育作为准公共服务的理念存在不符之处。”储朝晖说。

公办园迎来发展契机

《意见》指出，目前学前教育仍是整个教育体系的短板，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十分突出，“入园难”、“入园贵”依然是困扰老百姓的烦心事之一。

根据教育部《2017年教育统计数据》，全国幼儿园总数254950个，民办园数160372个，占比62.9%。其中城区总园数78961个，民办园数60655个，占比76.8%，这个比例高于城乡接合部、镇区和乡村。

2017年，民办园在园人数为25723434人，占全国总在园人数的55.9%。《意见》要求，到2020年，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全国原则上达到50%。

“公办园的规模一般比较大，在园学生人数也就多，所以尽管公办园数量比民办园少很多，但在园人数并不太少。”储朝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实现公办园在园人数占50%的目标并不太难，只需要全国再增加1万所左右公办园即可。”吴华认为。

但数据“达标”与适龄儿童父母的亲身体验是否相符？根据公开信息，北京市海淀区目前有171所幼儿园，其中公办园121所，民办园50所。但公办园就在家门口却入园难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公办园中，各类驻区单位办园就有105所。据报道，一所大学附属幼儿园就只招收本校内部教职工子女。

如此情况下，切实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增加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80%。

“钱应该更多花在老师身上”

公开信息显示，2018年到2020年，北京市学前教育学位缺口为17万-18万个，北京市计划今年新增3万个学位。

“我们特别提倡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学前教育领域举办幼儿园，特别要鼓励举办老百姓能得到实惠的普惠性幼儿园。”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宇辉今年年初表示。

在公办园在园人数达到50%的情况下，要想实现到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80%的目标，意味着需要将目前大多数的民办园变为普惠性民办园。

“问题在于，地方政府没有权力强制民办园转为普惠性幼儿园”，吴华说，另外，政府对普惠性幼儿园的资助力度产生的吸引力也有限。

储朝晖介绍，不管是新建公办园，还是支持普惠性幼儿园，均需要政府加大投入。数据显示，2016年学前教育财政性经费也仅占教育财政性经费总投入的4.2％。储朝晖建议这一比例提高至9%左右，但目前只有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达到了这个标准，“大多数地区还比较难”。他说。

“民办园申请转为普惠性幼儿园，一般是将收费降低，标准约为超过公办园学费30%-50%，但相应的，成为普惠性幼儿园后，民办园得到的政府资助却很少。”吴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以至于一些民办园成为普惠性幼儿园后质量不升反降。

对此，《意见》提出优化经费投入结构，包括国家逐步提高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和支持水平，中央财政继续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研究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等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的政策等。

政府对普惠性幼儿园补多少、补在哪些地方，各地目前尚未明确。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李敏谊向记者介绍，在学前教育比较发达的挪威，幼儿园公、民办的比例各占50%。但即使是民办幼儿园，在幼儿园办学成本分担中，中央政府约承担50%，市政府承担约30%，剩下的20%由学费承担。

而在政府承担的经费中，约80%用于生均经费和教师工资，20%用于幼儿园运营。李敏谊认为，这给我国财政扶持普惠性幼儿园提供了启示，“钱应该更多花在老师身上，而非硬件建设”。

《意见》提出，2019年6月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进一步完善普惠性民办园认定标准、补助标准及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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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领域的严监管是一以贯之的，防范和化解风险是常态化的。” 11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在出席第七届中国支付清算论坛时，反复强调支付清算领域的严监管态势，“认为严监管是运动式、专项整治后会有所松动是一种错误的预期。”

范一飞指出，在适度监管理念下，为产业创新预留一定空间，既不一棍子打死，也不放任自流；适时明确支付业务创新应当履行事前报告和全面评估程序，谨防借创新之名行违规之实。

中国支付行业得到快速发展，2012年以来，基本以超过10%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快速发展。2017年人民银行各支付系统共处理业务3827万亿元，相当于全年GDP的46倍。

有机构为黄赌毒提供支付服务

“支付产业的发展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与风险相随的管理风险历史。”范一飞表示。每一次支付方式的变革都伴随着风险隐患，从针对现金支付的假币，到票据结算的伪造变造，再到银行卡发卡的信息泄露、伪卡制作以及收单商户实名审核不严、交易信息编造等。发展到今天，则出现网络支付的电信网络新型诈骗犯罪。

人民银行从2015年筹划支付产业监管变革，开展市场乱象整治工作。重点开展联合整治无证经营支付业务、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非法买卖银行卡信息、预付卡违规经营四大类型，并打造了机构分类评级、支付业务许可证续展、客户备付金集中存管、违法违规举报奖励等四大非现场监管创新模式。不过，支付领域犹存一些问题。

范一飞明确指出，虽然大额罚单不少，但部分市场主体心存侥幸，依旧我行我素。社会举报数据显示，银行卡收单违规售卖机具、挪用网络支付接口问题仍然高发。有些市场主体在三令五申的情况下还在为非法活动提供支付服务。

“从事支付业务不能没有规矩，需要恪守法律法规、公序良俗，务必禁止为黄赌毒和其他违法活动提供支付服务，已经涉足的要坚决停下来。这些问题要引起整个产业高度重视。”范一飞表示。

履新中国银联党委书记的邵伏军在首次公开演讲中指出，虽然经过多轮整治，互联网金融隐患仍未完全消除，对支付通道安全提出挑战。支付通道作为互联网金融的资金出入口，必须进一步筑牢底线、守住防线。

对于新型风险，范一飞表示，要适应金融科技应用更新迭代形势，加快监管科技应用，提升监管手段。

支付机构洗牌加剧

“支付业明年会很难过。”多位与会机构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目前，由于业务合并或未通过央行支付许可证续展，市场上的非银支付机构已从最初的271家缩减到238家。

幸存的机构也将面临大洗牌。人民银行要求按月逐步提高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缴存比例，到2019年1月14日实现100%缴存，此举将消除备付金挪用隐患。此前，市场上不乏未实际开展业务，寄望囤牌照以及依靠备付金利息躺着赚钱的支付机构。

“要继续畅通市场退出通道，严格支付机构分类评级、支付业务许可证续展，对于主动转型意识不强、没有实质性业务开展、相关指标不达标的机构，要坚决予以退出。”范一飞指出。

随着滴滴、美团、小米等新兴互联网巨头收购支付牌照，市场上对支付牌照有需求的机构越来越少，支付牌照动辄十亿元的价格已经变得有价无市。

汇付天下董事长周晔表示，随着互联网金融穿透监管以及边界厘清，支付行业将回归本源，未来主要还是要靠交易手续费盈利。

易宝支付联合创始人、总裁余晨指出，因为中国支付产业毛利很低，带动了支付业务普及到田间地头，也迫使支付企业必须不断创新业务和技术，在增值服务等方面产生更多的收入。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网联前的直连模式下，大型支付机构在与银行谈判中更具优势，支付机构的竞争已经逐渐演变为价格战和渠道战。对于中小支付机构，网联“断直连”带来了另一扇机会窗口。目前，已有90%的跨机构业务通过网联处理。

微众银行科技发展总监万磊表示，断直连后，中小支付机构可以与同业在相对平等的地位进行竞争，这就取决于中小支付机构的创新能力和解决方案能力。

商业银行引领作用不够

一位股份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支付业务过往被银行认为是“搬砖活”，交易金额小，交易笔数多，没想到支付机构后来居上。

范一飞指出，商业银行仍对支付业务认识不够、研究不深，支付业务一度成为存贷款业务的附属服务；在市场格局深度调整中反应仍然缓慢，缺乏忧患意识，在零售支付竞争中不断退缩，引领作用发挥不够。

建设银行金融科技部总经理朱玉红坦言，在智能手机时代，C端（个人）用户活跃度五大行只有50%，交易量的差距越来越大。在B端（企业）收单来看，这一银行的传统业务也已经被支付机构超越。“当客户使用银行的产品和渠道越来越少的时候，意味着我们离用户越来越远。”

余晨表示，支付公司与银行之间、支付公司之间看似相互竞争，实际是庞大的生态链。银行像水库，支付公司像水渠，因为支付公司有行业场景，可以与银行的客户资源互补。

周晔指出，支付公司的优势不仅仅在于连接多种场景和获取客户、场景的渠道，更在于效率。“应把支付公司视为高效率、低成本的交易处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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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0月以来人民币汇率再度逼近7整数关口，但美国对冲基金经理张刚（化名）感受到与2016年截然不同的市场交易氛围。

“2016年人民币跌向7整数关口时，很多对冲基金大举押注人民币大幅下跌，现在大家似乎说得多，做得少。”他告诉记者，相比2016年不少对冲基金拿出大笔资金涉及专门的沽空人民币投资组合，如今人民币的沽空头寸不到他们整体基金资产的3%。

“大家似乎都在等待中国央行出台新干预措施力保人民币汇率不破7。毕竟，从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还从未破7。”他直言。这也导致近期外汇市场出现一个奇特现象——11月以来，境外离岸汇率连续多个交易日高于境内在岸汇率，这在2016年人民币单边大跌逼近7期间不曾发生过。

“多数对冲基金意识到，相比2016年中国央行被动迎战人民币沽空潮，这次央行显然有备而来，除了8月以先发制人之势出台逆周期因子等一系列干预措施，10月以来发行离岸央票收紧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给干预措施加码，让对冲基金感到干预措施层出不穷，投鼠忌器。” 布朗兄弟哈里曼（BBH）全球外汇策略主管Marc Chandler向记者透露。甚至不少对冲基金认为，尽管人民币汇率承受较大下跌压力，但预期人民币大幅贬值的机构却不多。

这种心态的变化，很快反应在外汇市场身上。10月底以来，境外NDF市场1年期人民币市场显示未来汇率贬值幅度不到2%，远低于2016年底5%的峰值。

“能取得如此效果，颇为不易。”Marc Chandler认为，相比2015-2016年人民币沽空潮涌，今年8月以来人民币汇率走势更加险象环生，一方面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美贸易摩擦，美元上涨预期升温等因素令人民币面临的下跌压力更高，另一方面相比2015-2016年中国央行多次调高再融资市场利率“稳定”中美利差合理区间，如今中国央行几乎不大会加息稳定汇率，令中美利差收窄至不到40个基点，正持续加剧对冲基金的沽空热情。

Academy Securities宏观策略主管Peter Tchir指出，中国央行之所以采取先发制人步骤引入逆周期因子等干预措施，除了尽早化解这些沽空压力，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迅速弥补人民币汇率定价机制的“漏洞”。

在此前“收盘价+篮子货币”汇率形成机制下，人民币汇率定价有两个锚，一是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汇率，二是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指数，但这两个锚都存在共同特点，就是对美元的顺周期波动效应较强——即当美元反弹时，两者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带动人民币汇率快速走低并引发沽空人民币的顺周期行为，因此迅速采取干预措施加强逆周期调控。

与此呼应的是，11月9日中国央行发布的《2018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有关汇率政策的措辞表述删除了《二季度报告》中的“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加“并在必要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

“事实上，无论是引入逆周期因子，还是对银行远期售汇业务征收20%外汇准备金，给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在汇率浮动区间引入最高点与最低点，从而削弱市场供求（主要是基于顺周期行为引发的外汇市场出清问题，即购汇盘潮涌）对人民币汇率价格的影响，开启了中国央行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上下限的强化管理时代。” Peter Tchir分析说。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正式迈入市场供需变化浮动+挂钩篮子货币+区间管理的新调控模式。

“目前，这些新的逆周期调控措施产生的市场效果相当不错。”他指出。多数对冲基金根本没想到此次中国央行如此“先发制人”。

从被动迎战到先发制人

在Marc Chandler看来，面对8月以来人民币破7的压力，央行似乎有备而来。

从8月突然出台调高银行远期售汇业务外汇准备金与引入逆周期因子，到10月底央行高层喊话空头进行威慑，到11月初央行发行离岸央票回笼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央行每一步似乎处处占据先机，导致对冲基金的沽空算盘无功而返。

比如8月对冲基金曾打算借中美货币政策分化机会在远期人民币市场营造人民币大幅下跌的市场预期，没想到央行很快调高远期售汇业务外汇准备金大幅压缩远期外汇市场沽空盘；

10月以来人民币汇率受中美贸易摩擦延续与美元强势反弹多次逼近7整数关口，央行通过高层威慑+抽走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释放人民币外汇期货上市信号等一套组合拳，再度令对冲基金借跨境汇差套利交易压低人民币汇率的算盘落空。

“这与2015-2016年央行汇率调控步骤显得截然不同。”他指出，当时中国央行更像是被动迎战，比如随着人民币大幅下跌，2016年前后央行不得不多次动用外汇储备干预汇市，给市场留下干预常态化的印象。

有对冲基金经理估算，2015-2016年期央行至少动用逾300亿美元外汇储备干预汇市。

“不过，这些被动应对措施收效并不高。”张刚向记者分析说。究其原因，它们并没有有效扭转人民币单边大幅下跌的市场预期，反而加重了外汇市场出清问题与人民币呈现惯性下跌压力，直到去年5月央行趁着美元下跌与中国经济较快增长之机引入逆周期因子，才一举扭转汇率下跌颓势。

在他看来，这也是央行此番先发制人早早引入逆周期因子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今年7月银行代客远期净售汇创下年内最高值1028亿元人民币后，央行等相关部门意识到外汇市场正出现新的顺周期行为与出清难题，必须尽早出台逆周期调控措施有效遏制押注人民币汇率下跌的顺周期行为持续发酵。

“目前而言，8月远期结售汇签约逆差收窄至54亿美元，9月份转为顺差3亿美元，表明这项措施来得及时。”他直言。

张刚指出，中国央行还汲取了2015-2016年的经验教训，一面有效管控了境内外人民币汇差区间不超过300个基点，一面通过逐步抽走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抬高沽空成本，避免对冲基金故技重施——通过炒作人民币贬值预期大幅压低离岸人民币汇率，利用境内外人民币汇差区间大幅扩大至400-500个基点开展跨境汇差套利交易沽空人民币套利。

这也让不少对冲基金一时找不到沽空人民币的“最有效方式”。期间也有对冲基金尝试利用波动性沽空人民币，但后来发现相比2015年-2016年人民币逼近“7”时人民币汇率单日波动幅度动辄800-900个基点，今年10月以来人民币市场显得相对“风平浪静”——多数交易日汇率波动幅度不超过400个基点，且多数交易日离岸汇率反而高于境内汇率，导致波动性沽空套利策略难以施展。

事实上，10月以来仅有的数次人民币单日波动性突破700个基点，也是因为央行高层威慑空头等因素引发人民币大幅反弹，令他们不得不止损离场。

“这也是人民币下跌压力较大，却没有大幅贬值预期的原因之一。” Marc Chandler向记者指出。目前不少对冲基金认为央行手里还有很多干预工具尚未使用，不敢贸然沽空。何况，即便上周美元汇率创下年内新高97.70，但当前市场对美元指数能否持续走强依然存在较大分歧，令对冲基金沽空策略日益变得小心谨慎。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蜕变”

在张刚看来，此次人民币汇率能暂时稳守“7”整数关口背后，还得益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出现了新变化。

“其中最明显的变化迹象，就是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已从收盘价+篮子货币变成收盘价+篮子货币+逆周期因子调节系数。”他指出，这也是过去两年人民币汇率得以成功守住7的关键因素之一，比如2017年5月央行引入逆周期因子，一举扭转单边大幅看跌人民币的市场预期，加之当时美元下跌与中国经济较快增长，令人民币汇率出现一轮凌厉反弹。

如今央行早早在8月份就宣布引入逆周期因子，其意图同样是给人民币增加浮动区间的上限与下限管理机制，最大限度减少顺周期行为与外汇市场出清问题对人民币汇率造成的巨大下跌压力。

这背后，是央行已经意识到此前汇率形成机制的一大漏洞，“收盘价+篮子货币”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依然没能解决以往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中的核心矛盾——外汇市场出清问题（购汇需求难以有效彻底满足），一方面令人民币汇率波动很大程度受制美元汇率上涨而呈现顺周期性剧烈下跌，难以反映中国经济基本面平稳增长等利好因素，另一方面限制了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反而让市场看到“人民币跌跌不休的趋势”，而不是“双向波动的走势”。

“过去两年央行两次引入逆周期因子，就是为了有效遏制顺周期行为再度发酵导致人民币持续惯性大幅下跌的问题。”张刚指出。

不过相比2016年央行引入逆周期因子旨在打破人民币单边大跌市场预期，如今央行引入逆周期因子等措施承担着更重要的使命：

一是在下跌压力不减的情况下，有效缓解人民币下跌速度，从而避免人民币遭遇竞争性贬值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质疑；

二是有效遏制当前沽空行为升温，目前对冲基金忌惮央行干预，主要按周借入离岸人民币头寸进行沽空套利，只要央行通过逆周期因子在一段时间内令人民币汇率企稳，对冲基金就会因为无利可图纷纷离场，从而大幅缓解人民币下跌压力；

三是有效降低人民币汇率风险对冲操作成本，吸引更多海外机构加仓人民币债券股票，令中国资本跨境流动保持平稳均衡。具体而言，随着人民币汇率快速跌向7，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风险对冲操作成本相应上涨逾130个基点，导致不少海外机构因交易成本快速上涨而放缓加仓人民币债券股票步伐，若逆周期因子能将人民币稳定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波动区间，相应汇率风险对冲操作成本走低，从而点燃海外机构加仓人民币债券股票的兴趣。

在Peter Tchir看来，8月以来银行远期售汇业务加征20%外汇准备金、发行离岸央票等其他干预措施的出台，也是为了让“收盘价+篮子货币+逆周期因子调节系数”的汇率形成机制得以发挥更好的汇率波动区间上下限管控作用。比如调高远期售汇业务外汇准备金主要是为了缓解外汇市场购汇潮涌等出清问题，发行离岸央票则是给对冲基金利用美元上涨机会沽空人民币的顺周期行为降温。

“因此不少对冲基金认为，不同于今年初央行因汇率大涨而一度取消逆周期因子，此次人民币汇率即便成功守住7整数关口，逆周期因子也会长期留下来。” Peter Tchir直言，毕竟在中美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持续分化的情况下，人民币依然遭遇较强的下跌压力，需要逆周期因子作为威慑武器“警示”顺周期沽空行为卷土重来。

“何况，一旦未来人民币汇率上涨过快，央行同样需要逆周期因子适度调整人民币涨幅，避免汇率被高估引发新一轮沽空潮。”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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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过去的几个“双11”，出现在媒体面前的张勇身着红色T恤、带着标志性的酒窝和谦和的笑容。

46岁的他，尽管前一晚只睡了四个小时，看起来还是精神矍铄、沉稳坚韧。这与马云的“天马行空”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也让他看起来不像4000亿美元市值的商业帝国掌舵者。

“‘双11’十年了，我从来不做预期管理，也没法管理，我也不知道怎么管理好预期。你们在大屏前面看到的数字，跟我在杭州看到的数字一模一样，只不过我看到的数字比你们多一点，这是大实话。”张勇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而这种不做预期管理的结果，就是天猫再次刷新销售记录，单日成交额2135亿元。回头去看2009年，这一天的成交额为5200万元，只有27个品牌参与促销。十年过去，这个数字翻了4000多倍。

张勇认为这是一个自然发生的结果。“在这个中间，我们核心要做什么？你在不同的消费场景，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用户人群，你怎么样满足他的需求？创造他的需求？有很多工作可以去做，有很多技术和商业结合的工作去做。”

如果说十年前，淘宝造“双11”购物节是为了求生存，十年后的今天，“双11”俨然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商业操作系统。张勇也不会想到，一手打造的天猫和“双11”，已经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明年的教师节，他将接棒马云，成为阿里巴巴董事长兼CEO。

张勇曾坦言，大部分今天看来成功的所谓战略决策，常常伴随着偶然的被动选择，只不过是决策者、执行者的奋勇向前罢了。

从会计师、CFO到CEO，张勇说自己正在体验“第三个阶段的精彩人生”。

消费启蒙

把“双11”这个略带调侃意味的网络名词“光棍节”，变成以“购物狂欢”为主题的促销活动，张勇一开始只是为了活下去，并没有想到会做这么大。

2009年，国内电子商务行业方兴未艾。当时的天猫还是叫做淘宝商城，而刘强东的京东商城，才刚刚走出危机，在年初拿到了今日资本领投的2100万美元融资。B2C的概念，并未在普通网民的大脑里生根。即便是准备在电商领域大干一场的百度，也只是上线了以C2C为模式的“有啊”。

以至于，现在回头去看，总有人假设，如果那时百度做B2C电商，行业的格局会否改写。彼时，担任淘宝商城CEO的张勇已经看准了这个方向，他找到市场部，提出要搞一场让网民都能记住的活动。

“节日带给国内消费的促进还是很明显的。你看10月是国庆节，12月有圣诞节，1月是元旦，2月是新年，只有11月处于淡季，没什么节日拉动，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也不强。但是这个时机其实很好，消费者在冬天有新的需求，一些商家年末也有销售任务和库存。”张勇解释了自己的初衷，希望靠创意来拉动平台的成交量。

对同事提完要求后，张勇出差去了北京。2009年11月11日，当天凌晨12点，“全场五折”的首个“双11”拉开了大幕。在没有预售和返券，也没有邀请媒体造势的情况下，淘宝商城销量达到了5200万元。

而易观国际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12月底，淘宝注册用户为1.2亿，店铺数208万。淘宝网全年交易额为2000亿人民币，日交易额达6.26亿，占中国网上零售市场季度交易额的份额达到80.0%。5200万，对于刚刚起步的淘宝商城来说，已是平日交易额的十倍。但是，数字定格的那一瞬间，张勇并不在杭州。他在北京的风雪夜和朋友一起吃火锅。

不经意间，淘宝商城的这场近乎“病毒”式的促销，打开了网民对于线上购物认知的大门。除了增加淘宝商城的品牌知名度外，更重要的是在传达一个重要信息：淘宝商城是品牌官方店铺，不会买到假货劣质品。很多人会想，商家五折会亏吗？其实不然，借用买家的好奇和买便宜的本性，商家营造了一种购物狂欢的氛围。这种氛围，一直延续了十年。

两年前，张勇才刚刚加入阿里巴巴担任淘宝网CFO。马云曾经在西湖边喝茶聊天时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来阿里？”他的答案是“我已经干过一个30亿美金（企业）的CFO了，想干个300亿美金的”。同年11月6日，阿里巴巴B2B业务在香港上市，当天市值达260亿美元。

2008年，张勇开始兼任淘宝网首席运营官和淘宝商城（天猫前身）总经理。这一安排马云自己也不曾预料，他曾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CFO做CEO。”但是，在2018年教师节发出的公开信中他表示，之所以选择张勇，源于他具有超级计算机般的逻辑和思考能力，坚信使命愿景，勇于担当，全情投入，敢于站在未来创新设计新型商业模式和业态。

“促销”演化

早期的网民，对于网购的概念还是停留在低价、打折的阶段。新推出的业务“淘宝商城”，入驻者主要是大企业、大品牌。此时的中国零售行业并不认可这种新兴模式，线上线下的渠道在多年中，一直处于暗战状态。

就在2013年“双11”前夕，红星美凯龙率先宣布，公开抵制天猫等电商平台O2O的整合活动。居然之家、金马凯旋等在内的19家家居卖场联合响应。这些家居卖场要求，店内品牌不得参与天猫等电商平台的O2O活动，否则清场。

B2C的起步并不是十分顺利，其涉及到诸多供应链。对于一些传统行业来说，线下代理商和经销商的架构体系，几乎不可动摇。而在线上尝试做B2C，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在过去针对众多传统商家的采访中，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很多品牌商和渠道商在涉足电商业务时，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商品渠道的冲突。

因此，招商情况并不乐观。2008年10月，淘宝副总裁兼B2C事业部总经理黄若正式离职，2007年底组建的淘宝商城事业部也被解散。对B2C战略定位及运行模式的意见分歧，是导致他离职的主要原因。

棘手的现状，从他的离职信中可见一斑。“2008年我们面对全新的B2C，在谁都说不清楚我们到底要什么的情况下，勇敢地冲上前去，摸索，前行，打一场又一场血腥的战役。多少个挑灯夜战的日子，多少次招商旅途中的疲倦奔波，我们无怨无悔，一起走过，没人知晓这其中有多少的付出，有多少难言的苦楚，我们默默坚持下来。”

张勇的出手，可谓是临危受命。“我是CFO，背景一直是财务这条线。但淘宝商城这个业务刚开始不是那么顺利。做这个业务的人走了，这个业务没有人管，我就帮忙管下。当时要想办法，怎么才能让这个业务活下来，就莫名其妙想出了‘双11’光棍节的想法。几年以后，马云跟我说你必须选一个，你不能既是CFO又是业务总经理。我毫无疑问说做业务有意思多了，我不回去做财务。”

他接手的时候，淘宝商城团队只剩下20多个人。在2009年到2012年三年时间内，淘宝商城一举拿下了医药、超市、服装等多个行业的巨头入驻。尤其是在2009年4月，优衣库进驻淘宝商城，11月优衣库官方旗舰店月销售额突破1千万元。

2012年“双11”当天，更名后的天猫销售额达到132亿元，而这项数据一年前仅为33.6亿元。站在人群中，头冒大汗的张勇彼时对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记者透露，天猫并不愿意将“双11”活动与盈利挂钩，天猫的收入来自商家销售的提成，从3%~5%不等，但他也一再强调，平台最重要的是能帮助商家成长。

此时的阿里巴巴，开始在消费领域站上高峰。奥朵灯饰旗舰店品牌负责人曾对记者透露，“双11”当天，该店销售额达到了3400万元左右，而该店在2011年全年的销售额为1.2亿元。“我们在这天投放了近20万元的广告费用，主要是用在投钻石展位的竞价，平时1000次展示可能要十五六块，但是11月11日这天暴涨，四五十块都不一定能排上。”

曾经对电商的认知还处于懵懂中的品牌商们，已经见识到了中国消费者的潜能。而过去的许多年，消费者的需求并没有被激发出来。2015年5月，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张勇接替陆兆禧担任CEO。

十年磨剑

从2015年开始，天猫“双11”开始配备晚会。当用户坐在电视前，对天猫的晚会评头论足时，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这个购物节已经成为大众节日之一。毕竟，它让网购成为了习惯。

但是，张勇的使命还远未终结。“双11”带来的不是交易数字的递进，而是整个阿里巴巴生态的演变，它包含了移动支付、云计算、文化娱乐、O2O、在线旅行、物流等多个板块。没有人再单纯地认为，阿里巴巴只是一家电商公司。

十年间，商家也经历了销量暴增的喜悦，到爆仓后的无奈与无助。阿里巴巴的技术能力，已从此前的支付宕机、银行网络拥堵，到如今4200万次/秒的数据库处理峰值。蚂蚁金服副CTO胡喜经历了十个“双11”，每年的这一天，都会到光明顶作战室，进行“双11”演练。“从我2007年加入蚂蚁的第一天起，就在做一件能够让整个中国的支付能够顺畅的事情。不管是花呗、还是指纹支付、刷脸支付，背后都是为了能够把支付时间缩短到一秒钟，为了缩短到这一秒钟，用了十多年的时间。”

真正让消费者对天猫产生不满，则是在2010年的首次物流爆仓。某品牌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突然增加的快递量，公司70多个人连夜加班打包也发不完。“那时候简直崩溃了，淘宝上的客服都回应不过来，不回应导致我们遭遇到大量投诉。”

即使是优衣库这种大品牌在“双11”也会遭遇各种状况。2014年“双11”期间，优衣库官方旗舰店部分订单几乎拖延一个月还未能送达，也引发了消费者的不满。另一边，京东商城则一直不遗余力在自建物流体系，刘强东骑着电动车送快递的新闻也不时吸引围观。无论这种行为是作秀，还是做实事，至少让马云意识到了物流体系的重要性。

2011年1月19日，马云宣布阿里集团将投资上千亿，以推动社会化物流平台的建设。2013年5月28日，在宣布“退休”18天后，马云突然强势进军物流业。联手银泰百货、联合复星集团、富春集团和三通一达物流公司成立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并同时启动中国智能骨干网的项目建设。

五年过去了，菜鸟网络面对单日十亿个包裹的运量，也能从容应对。国家统计局及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中国2009年拥有1.3亿网购用户，网上零售市场规模2670亿元，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1%；2017年中国网民规模达7.72亿人，当年国内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达71751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9.6%。

张勇思考的不再是单一的销售增量，而是如何做新零售的践行者。过去两年，他频繁出现在与合作伙伴战略合作的现场，包含了高鑫零售、百联集团、冯氏集团等等。今年“双11”，阿里巴巴旗下的业务开始了联合“演习”，天猫、淘票票、高德地图、咸鱼、口碑等线上平台以及盒马、饿了么等线下消费场景还有银泰商场、居然之家、大润发等均投入其中。

“我们这十年站在历史的角度看，还是刚刚开始，让‘双11’每年常办常新，每年有不同的创造，不同的创新。”张勇在母校的一场演讲中称，人生最重要的确实是投资自己，但是这个投资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尝试出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规划二十年要走的道路，因为市场和社会的变化都超出想象。

阿里巴巴和整个电商行业，彻底激发了中国人的消费需求。但是，该需求仍然未能得到满足，这是张勇看到的潜能。“为什么中国爸爸妈妈都到国外买奶粉？这背后隐藏着中国人对于产品的需求，也是所有实体行业变革的最大原动力。所有东西到最后，一定要市场买单，要消费者买单。这对整个中国经济，今天是个挑战，明天就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而基于创新，带来实业的发展和制造业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支撑。不管是马云还是马化腾，都在今年多次谈及工业互联网，张勇将阿里的未来定义为一部“商业操作系统”，这里面包含了阿里经济体中的多元化商业场景、数据资产和云计算能力；能够帮助品牌、企业和商家运用科技手段和创新的商业模式，创造出基于数字时代的新生态。如今，马云已经决定在明年教师节，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全面交棒给张勇。不过，他还留了一年的缓冲期。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张勇仍然需要跳出自己的舒适区，35岁前的他和35岁之后走上了迥异的两条路。摩羯座的本性是踏实做事，但身担阿里巴巴CEO重任，张勇还是要参与到各种事务和活动中。挑战自己的性格，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对于那些记录阿里巴巴十年商业变迁的媒体人说，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间。他们记录的不仅仅是阿里巴巴，不仅仅是互联网的黄金10年，更是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变迁。杭州日报资深记者张丽华说，“如果要说到阿里巴巴这十年来的变化，我觉得阿里巴巴最早只是一个小孩子，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人都会写，如果没有马云，阿里巴巴会怎么办？但是现在阿里巴巴长大了，明年马爸爸都可以放心退休，去做自己爱做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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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消费正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局面。

一边，是双十一期间各大电商平台破纪录的成交额、深夜抢快递柜的快递小哥、每天收十几个快递的“剁手族”；另一边，则是低于预期的社零数据、方便面和榨菜销量的回升、遇冷的国庆档电影票房。



到底是消费升级还是降级？根据京东提供的数据，今年双十一智能马桶盖、高端手持吸尘器、洗碗机、宠物智能用品等商品的热销，凸显了人们追求享受型消费的升级趋势。业内专家也纷纷发声，认为消费升级是毫无异议的，降级没有理论与现实基础。

不过，下滑的社零数据、十一黄金周不理想的旅游市场，说明当前消费存在着一定的下行压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告诉记者，消费水平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收入水平，收入增长越快，消费增长也越快；二是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可以刺激整个社会的消费增加。

李实强调，改善收入分配，是较为重要的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经多方采访后了解到，90后、银发族和农民工群体极具消费潜力，但受制于不同的收入分配困境，消费需求无法充分释放，因此需要继续推进多种方式的收入分配改革，如缩小收入差距、为农民工群体确权、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

消费分化明显

尽管消费升级趋势毋庸置疑，但近期的数据所反映出的消费形势并不乐观。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黄金周七天国内游客和收入同比增速首次降至个位数增长，创近十年新低。同样，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十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8.6%，较九月下滑了0.6个百分点。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双十一各大电商平台破纪录的销售额。

广东财经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孟凡强表示，十月社零低于预期有部分因素是双十一带来的“延迟消费”效应，但也不能忽视当前居民消费不振的现状。

在他看来，电商消费的繁荣有多方面因素，一是网络为人们消费方式带来的转变；二是电商经济带来了成本降低，消费者集中选择双十一消费主要考虑到商家的降价优惠，这恰恰可能是消费能力不足的表现。

26岁的职场新人刘富（化名）的购物经历印证了上述观点。他告诉记者，一个月前他在商场试用了一款颈椎按摩仪，有意购买但觉得价格太贵，因此放弃。后来在电商平台上发现同款商品双十一可降价200元，最终他选择等待双十一到来在网上“剁手”。尽管晚使用了一个多月，但刘富觉得省下的钱是非常值得的。

前不久，**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涉及居民消费的吃穿用、住行、文化旅游体育、养老等多领域的促进消费政策。

李实表示，居民消费在GDP当中所占的份额在新世纪开始后不断下降，其中有一个时期出现了急剧下降。虽然最近消费份额有所回升，但回升幅度非常小。在收入分配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消费份额的下降需要重现。

“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体现在，收入差距越大，平均消费倾向就越低。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影响消费，因为收入越高的人，消费占收入比就越低，收入低的人却没钱消费。我们的研究显示，最近几年我国收入差距基本上处在一个高位徘徊的状态，收入差距没有明显缩小，是不利于消费的。因此要改善收入分配。”李实说。

释放90后、银发族消费红利

在众多的消费群体中，90后、银发族的消费潜力被市场所看好，在今年的双十一中，两大群体“买买买”的成绩也颇为亮眼。以京东为例，25岁以下的年轻用户数比2008年增长了4.1万倍，明显超过全站用户总量的增长速度。他们追求生活情趣，注重面部保养、家饰家装，爱买“新、奇、酷”的商品。

另外，京东大数据显示，老年用户的网购热潜力正在释放，相较全站水平，老年用户的人均购买力增速领先近20个百分点。越来越多的老人开始购买洗碗机。

同样，记者从苏宁易购获悉，今年双十一90后消费者占比首次超越80后，成为消费主力军。

不过，尽管90后、银发族开始“崭露头角”，但两大群体却面临着不同的收入分配困境。李实告诉记者，两大群体的收入水平都不是很高。老人基本上靠退休金，且退休金的增长低于整个收入增长水平。人口的老龄化会扩大这一群体，带来消费总量的增加，但老人的消费观念也较为传统。

而90后的消费习惯则和老人完全不同，其消费占收入比很高，将来会成为庞大的消费群体。但由于刚进入劳动力市场，收入水平偏低，因此对全社会的消费支撑作用还没有特别明显。

除了收入，最大的90后已接近而立之年，面临着结婚买房子等一系列人生拐点，他们的父母，也即将变老。孟凡强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房价高企对其消费支出的过度挤压。近年来，房价的快速上涨使90后大多背负了高额的房贷、房租，导致其无力消费，这种影响甚至传导至其父母、祖父母，使全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都在降低。

“中国的收入分配不是以个人为基础的，而是以家庭为基础。无论是90后还是老年群体的消费支出都要根据家庭收入情况，如果收入分配情况得不到改善，消费不振的现状仍难以扭转。”孟凡强说。

另外，在中国的消费市场上，农民工群体同样不容忽视。据人社部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7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0%，这一群体消费的提振将成为促消费的重要突破口。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章莉表示，农民工的收入分配问题不仅体现在货币收入上，还缺乏社会保障，若加上五险一金，农民工与城镇劳动者的收入差距非常大。没有养老、医疗保险，未来缺乏保障，农民工群体自然不敢消费。

章莉认为，应把农民工在农村的宅基地、土地权利应尽快确权，避免造成“城市留不下，农村回不去”的局面。

孟凡强建议，推动收入分配改革，首先应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稳定收入增速，促进居民收入提高，这是消费提振的基础；二要缩小收入差距，做到调节高收入、增加中等收入、提高低收入。尤其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要增加，这一群体是释放消费红利的主力军，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三是收入流动性还要继续增强，完善要素价格机制，打破各种形式的市场分割和市场垄断。

“近年来我国提低的效果较为显著，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进入中等收入门槛，成为中等收入者的重要来源。未来可以继续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孟凡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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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每日经济新闻主办的“2018第七届中国上市公司高峰论坛”今日在成都举行，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做了“遵循成功发展经验 加大力度释放流动性”的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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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演讲全文：
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能参加今天的论坛活动，我将主要围绕本次民营企业座谈会，以及对当前经济所面临问题的思考，与大家进行交流。

11月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本次座谈会的规格和层面之高，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是极为罕见的。我有幸参加了当天的会议，并作为10名企业家代表之一，代表新能源行业，围绕光伏产业和能源转型进行了发言。

我在发言中谈到，清洁、可持续的光伏发电已成为未来新能源发展的主要选择。当前，煤炭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耗的60%以上，全球一半的煤炭在我国燃烧，带来了雾霾等环境问题，推动我国能源革命已迫在眉睫。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我国光伏产业发展迅速，2017年产值超过5000亿元，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份额，规模全球第一。麦肯锡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光伏产业一骑绝尘，遥遥领先于美欧日韩，成为了比肩高铁的“国家名片”之一。但目前整个行业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政策“急刹车”给行业带来危机;二是非技术性因素推高了国内光伏发电成本;三是光伏产业政策难以满足我国能源转型的需要。针对以上问题，我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坚定推动我国能源革命，明确可再生能源方向;二是减免可再生能源税费;三是推动光伏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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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了我的汇报后，总书记现场针对性地作出了重要指示和回应，他指出，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提出了绿色发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我们也提出要推动能源转型，减少煤炭消费，坚定不移地推进清洁发展。总书记还谈到，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夕，他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了深入交流，奥巴马表达了希望中国能够承担起更多节能减排的责任。后来，特朗普政府上台并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为全球气候治理蒙上了阴影，但是中国依然会信守诺言、说话算话，坚定不移的推进节能减排，推动能源革命，兑现我们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向全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针对政策对产业的影响，总书记谈到，有些政策制定过程中前期调研不够，没有充分听取企业意见，对政策实际影响考虑不周，没有给企业留出必要的适应调整期。有些政策相互不协调，政策效应同向叠加，或者是工作方式简单，导致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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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谈会召开前一天，10月31日，习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所暴露。以上表述在政治局层面提及极为罕见，这也印证了当前经济增长将继续承压放缓的态势。国家有关部门也持续出台多项措施，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力求激发市场活力，稳定经济增长。但从目前情况看，效果都不够明显，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分析其深层次原因，M1、M2增速持续减缓，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CPI始终维持在偏低水平，是其根源所在。

从2016年10月至今，货币供应收紧的状况开始持续，广义货币M2同比增速一直呈下降趋势，并屡创新低，自2012年来，年均13%以上的增速已降至今年1-9月8.36%的平均增速。10月末，M2余额179.56万亿元，同比仅增长8%，与历史最低水平持平，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3个和0.9个百分点;M1余额54.01万亿元，同比增长2.7%，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1.3个和10.3个百分点。回顾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从1990年以来，广义货币M2的增速绝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在15%以上，其中1991-1996年增速甚至保持在25%-35%之间，同期的GDP也高速增长，维持在10%-15%之间;2001-2010年的十年间，M2增速保持在15%-20%之间，GDP也同样维持了10%左右的高增速。虽然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但从我国及美国、欧洲的历史数据看，M2的增速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经济的活跃程度，它和GDP的增长也呈明显正相关。四十年来，我国快速发展的历程，都表明M1、M2的适度高速增长对经济的健康运行和快速发展是必要的前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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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CPI增幅依然未能达到预期。今年前三季度我国CPI累计同比上涨2.1%，低于主要新兴经济体，也远低于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3%的年度预期目标。核心CPI累计同比上涨2.0%，比去年同期低0.1个百分点;9月份同比上涨1.7%，比上年同期低0.6个百分点，创近两年来的低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CPI的控制可以说在全球都是成功的典范。从1980年至今的多数年份，我国GDP增速大都保持在8-12%，CPI增速大部分时间在3-6%之间，个别年度超过10%，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保持良好。

今年前三季度，美国GDP同比增长3%，CPI月平均增速超过2.5%，其中7月、8月同比上涨都达到2.9%;欧元区GDP同比增长约2%，CPI月度平均增速超过1.6%，6-9月的CPI均达到甚至超过2%。从全球各国经验来看，凡是CPI小于等于2%时，经济通缩的特征就开始显现。当我们对比GDP和CPI两条曲线时亦会发现，在过去30多年甚至100年间，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快速健康发展、GDP快速增长时，CPI都不会太低。近年来，欧盟的经济增长率长期徘徊在1-2%之间，但欧洲央行CPI的调控目标为2%;美国的GDP增速大多维持在2-4%之间，但CPI目标水平也控制在2-3%;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在0-1.5%之间，但制定的CPI预期长期保持在2%的水平。从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我国过去四十年的GDP和CPI数据不难看出，两者的波动起伏基本保持一致，欧盟、美国、日本等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都通过相对积极的CPI指数来刺激消费和经济发展，各国快速发展时期几乎都伴随着一定甚至较高的CPI。

我们CPI一直控制在温和的范围。我们也有经济学家说美国和欧洲M2一起加起来，中国相当于它们的总和，增速一直很高。但不是今天，也不是三年前，也不是五年前，而是过去的35年大多数时间都如此。35年都走过来了，而且经济仍旧辉煌，为什么我们说自己走错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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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段时间以来主流观点认为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加剧，是对中国经济的误判，流动性严重不足才是目前经济下行的症结所在。几年来，针对流动性过剩出台的系列措施，又无异于将“冷病”误诊为“热病”来医治，后果必然是进一步加重“病情”。造成误判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西方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取得了长足进步，引导人类开创了迄今为止经济发展最辉煌的一百年。但其仍存在很多局限，例如它至今没有回答“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但实际上许多拉美和东南亚国家长时间面临该问题。此外，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货币的快速增长，必然会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引发系统性风险，甚至引起金融危机。但事实上，中国四十年一路走来，始终保持着货币快速扩张的过程，不但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CPI一直控制在温和上涨的范围以内。

另一方面，近年来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也影响了对流动性的判断。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人民群众解决了衣食住行中的吃、穿问题，接下来解决住和行的问题成为了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伴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催生了中国老百姓对住房的巨大需求，没房的要买房，小房要换大房，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但由于中国实行了全世界最严格的土地政策，土地完全垄断在国家手中，开发商拿地必须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去竞价，再加上每次宏观调控增加的成本及高额的土地增值税，快速推高了房地产价格，产生了严重通货膨胀的错觉。事实上，近二十三年来，国内主要商品、食品的价格均未大幅上涨，钢铁、水泥的价格与九十年代初期几乎一样。因此，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是在特殊国情、特殊政策下产生的特殊例子，不能将其一概而论为通货膨胀加剧，更不能作为判断流动性过剩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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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并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当前应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体量的巨大惯性，及时改变对流动性的误判，增强自身经济自信，以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作为判断基准和依据，尽快加大流动性释放。同时，考虑当前我国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各环节的存量资金利用效率明显降低，市场所需资金并非按正常同比速度匹配GDP增速就可满足，而是存量和增量需求都上升，货币资金的需求也会更大，央行降准释放的六千到一万亿资金，对应到总量180万亿的M2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当前，只有匹配20%-30%的M1、M2增速，才能真正满足企业的现实需求，缓解当前的流动性严重不足，为社会经济发展供应充足的“血液”。1991-1996年25-35%的同比增长可以作为其历史的参考依据。同时，应该更多将CPI数据视为一个正面伴生的指标去理解和调控，充分认识到适当、积极的CPI预期，是我国经济很长时间的客观需要，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和助推剂，在宏观调控时更加积极地引导和管理这一指标。

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民营企业座谈会的及时召开，不仅起到了正本清源、厘清是非的重要作用，也极大鼓舞和凝聚了人心，有力提振了民营经济发展的信心，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充分尊重市场规律，遵循成功发展经验，正视实体需求，理清问题的本源，及时调整货币政策，有利于实体经济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资金，有效推动我国经济适度快速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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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电商即将进入爆发期。

近日，上海商情信息中心发布的《生鲜电商发展趋势报告》显示，从2012年至2016年，生鲜电商市场规模从40亿元猛增至950亿元。2017年中国生鲜电商市场交易规模约为1391.3亿元，首度破千亿元，同比增长59.7%。2018上半年，生鲜电商交易规模为1051.6亿元。自2012生鲜电商元年起，各生鲜电商从野蛮生长走向成熟理性，进入深度调整期。

刚过去的天猫“双11”，生鲜商品交易同样表现抢眼：在“双11”开抢后仅用29分钟，天猫超市生鲜成交总额就破亿元；“双11”全天交易额同比去年增长136%，持续保持高速增长。

上海商情信息中心副总经理韩姗月表示，国家政策的支持，冷链物流、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品牌巨资的介入、新零售的布局及大数据的发展，都为生鲜电商注入了新的动力，生鲜电商发展进入快车道。

未来，随着行业商业模式优化、供应链体系的搭建以及配送物流效率的提升，生鲜电商平台带来的用户体验将不断提升，渗透率将进一步提高，生鲜消费的线上线下融合愈加紧密，开拓更多消费场景和创新模式。

在这一领域，阿里巴巴和腾讯均已通过投资的方式深度布局。易果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晔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透露，当时接受阿里投资，是因为将生鲜作为零售的一个重要的品类。“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单品销售，和整个的生态联合在一起，将会变成兵家必争之地。”

不过，单纯的生鲜电商场景容易被取代，唯有深耕生鲜供应链才能实现差异竞争。因此，无论是易果集团还是腾讯投资的每日优先，都将供应链的完善，作为突破的重点。

行业集中度低

生鲜行业最突出的特性，便是刚性需求十分强烈。行业规模虽然很大，但是行业集中度不高，市场也很难形成垄断。

“中国城镇家庭户均消费生鲜占比超过50%，城镇家庭全年购买金额近1万元，2017年中国生鲜消费市场体量达到1.6万亿。但生鲜行业‘大行业小公司’的特质也十分明显，当前任何生鲜企业的占比，相较于这么大的市场都微不足道。”张晔解释称。

相比一些线上渗透率较高的品类，当前生鲜行业面临着错位的局面。新零售的发展，让这个行业更加碎片化，无论是天猫生鲜，还是商超，或者是盒马和菜市场，需求肯定存在。

因此，对于零售商而言，供应链数字化十分重要。在新零售趋势下，最大的挑战，不仅是零售渠道如何改变，更是供应链产业如何升级，如何满足碎片化、数字化、快速迭代的前端需求。

张晔形容自己是“退后一步”，不一定要自己去做前端销售，面向普通消费者，而是向B端开拓了更大的市场。目前，易果在批发、分销、零售、线上线下餐饮全渠道覆盖。来自阿里巴巴的订单占据了易果集团收入的50%。

“宁夏产的枸杞非常好。然而鲜枸杞具有很高的冷藏要求，运输必须保持在0°到2°，且需要很快运达。我们与全家一起合作，在24小时内，跨越2000公里把枸杞送到了上海。”张晔透露，易果旗下的云象供应链能够对接全球生鲜资源，服务中国渠道。目前阿里内部盒马、大润发、联华、三江等渠道的生鲜均由云象供应链完成配送。

刚刚过去的进博会上，云象供应链与全球顶级生鲜供应商丹麦皇冠、JBS集团签订了价值19亿美元的订单。云象方面还表示，将在未来五年内，与40个国家、50家全球优质原产地产区建立合作，并与100家全球供应商建立战略合作。

张晔表示，在农产品这块，国外的标准化和产业化较国内更为先进。云象供应链进口的价值在于实现生鲜资源的全链贯通，将良币带入市场，促进生鲜上游的产业升级。

供应链升级

据了解，云象供应链于2016年成立，其供应链采购已覆盖全球6大洲。在销售渠道方面，除了运营天猫超市生鲜区、苏宁生鲜、易果生鲜，云象还与B2C、O2O、大卖场、标超、便利店、无人便利店、办公室无人货架等各类渠道，打通生鲜上下游，实现生产端与消费端的连接。

目前，在易果集团的业务中，营收占比最大的还是易果新零售，但是未来最大的发展空间在于供应链。“增速最快的，其实是云象。今年可能是几十个亿的规模，明年后年就可能百亿以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上游这一块有信心的原因。”张晔进一步透露。

对于巨头来说，这是一个盈利很难但是又举足轻重的市场。腾讯、阿里巴巴、京东、百度已经分别投资了每日优鲜、易果、天天果园和中粮我买网。上述四家平台融资额度累计达174亿，占据了75%以上的市场份额。不过，有统计数据表明，在全国大多数的生鲜电商中，88%处于亏损中。

一直以来，生鲜产品由于其刚需高频特性，在线下卖场和线上平台，都被用于带动客流。既然是用来引流，所以价格往往极具优势，甚至要给予补贴。加上这些品类对冷链要求会更高，实现盈利的时间也会变长。这也是垂直类生鲜电商举步维艰的原因。

易果生鲜也将重点投入到了安鲜达和供应链的布局上，并计划建成一套为中国生鲜行业而生的，复合式物流供应链体系。张晔认为，以往的生鲜电商、生鲜供应链的边界仅仅定位把货买过来，建设农产品运输的高速公路。然而没有好的农产品，高速公路修得再好，也是白搭。“易果接下来，就是将农产品全产业链进行扩展。从种子到盘子，帮助农民一起种好农产品。其中包括品种引进、整个农业种植过程的监管过程等等，助力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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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指“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的中部地区，今年前三季度，区域内315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交出了一份总营业收入增长13.1%、总净利润增长42.1%的成绩单。

据Wind数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中部六省A股可查询三季报的制造业企业进行分析发现，在全国“振兴实体经济”的语境中，中部地区的制造业后劲十足，领跑全国。

分行业来看，中部地区前三季度盈利能力较强的上市企业集中在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细分来看，中部龙头企业集中在水泥、钢铁、玻璃等资源约束型行业。由于去产能和环保限产等因素，今年以来，钢铁、水泥等上游企业迎来价格暴涨，中部相关企业因此受益，净利润随之“水涨船高”。

“这也反映出，中部产业煤炭电力建材等资源约束型产业转型难。尽管中部一直在寻求向技术转型，但转型比较慢，成本很大。”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冯德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与此同时，中部地区装备制造业正逐步发挥能量。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企业众多，盈利稳健，将成为中部向先进制造业转型的生力军。

总净利润大增42.1%

据各地统计局数据，除山西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3.9%，落后6.4%全国增速，其余五省全部跑赢全国线。其中，安徽以9.1%的增速领跑中部。

从微观角度来看，中部地区亦表现不俗。

中部地区315家制造业上市企业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6094亿元，上年同期为14234亿元，增速13.1%；归属净利润实现1158亿元，上年同期为815亿元，增速42.1%；

其中，营业收入最高的是江西铜业（600362.SH），营业收入达到1626亿元，其次是海螺水泥（600585.SH）、华菱钢铁（000932.SZ）、马钢股份（600808.SH）、铜陵有色（000630.SZ）。

净利润排名前五的是海螺水泥、马钢股份、华菱钢铁、太钢不锈（000825.SZ）、新钢股份（600782.SH）。与去年同期相比，双汇发展（000895.SZ）和三安光电（600703.SH）被两家钢铁公司挤出前五榜单。

由于生猪价格持续下跌，今年以来，双汇发展的业绩有所萎缩，非洲猪疫的出现更是让其雪上加霜。而三安光电尽管业绩增长稳定，但敌不过太钢不锈、新钢股份两家钢铁企业分别以88.2%和187.1%的净利润增速赶超。

净利润增速的数据显示，中部上市公司的盈利情况也有所改善。

今年净利润实现增长的企业共有223家，比去年同期增加8家。其中，净利润增长1倍以上的公司共有51家企业，增长20倍以上的企业有三家，为*ST安泰（600408.SH）、山西焦化（600740.SH）、三丰智能（300276.SZ），分别增长5918.5%、2376.5%、2145.9%。

从市值来看，由于A股市场整体下行，中部地区前三季度总市值为25661亿元，上年同期为32494亿元，市值蒸发6833亿元，下降21%。

不过，仍然有46家企业的市值实现逆势增长。其中，增加百亿市值以上的有4家企业：海螺水泥增加473亿元，锐科激光（300747.SZ）增长202亿元，长飞光纤（601869.SH）增加179亿元，长城军工（601606.SH）增加122亿元。

资源行业领涨

支撑中部净利润大幅增长的动力来自何处？

实际上，无论从营收还是净利润来看，头部公司都集中在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行业。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进一步统计总净利润规模靠前的行业发现，中部地区的优势行业也集中在上述行业。

前三季度，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实现利润267.5亿元，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实现利润239.1亿元，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实现利润109.7亿元。

上述行业净利润总额占据中部地区半壁江山，增速也分别高达118.2%、105.2%、59.7%。

受环保和基建补短板的影响，今年水泥价格大幅上涨，中部地区的海螺水泥、华新水泥（600801.SH）、万年青（000789.SZ）等公司的净利润都在去年基础上翻一番。

钢铁行业更为红火。中部地区共8家钢铁企业中，有7家净利润排名挤进前50，并无一例外实现50%以上的增长。

11月14日，一位钢铁行业资深分析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由于环保限产带动，今年钢厂利润情况非常好，钢价表现强于原料，中部是钢铁企业较为集中的区域。尽管近期利润在收缩，但全年来看还是很高。”

不过，上述人士也认为，这种涨势应该未来将有所回落，由于上游大型钢厂涨价，已经严重挤压到下游用钢企业的发展。“钢厂普遍为国企，现在政策开始偏向民企。”

除了上述资源型行业的盈利暴涨，中部还有其他亮点，装备制造业正逐步发挥能量。

中部地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共有39家上市公司，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107.8亿元，同比增长16.8%。行业净利润规模排在中部第四位。

除此之外，中部地区集聚了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22家，专用设备制造业30家，仪器仪表制造业10家，通用设备制造15家。尽管规模不大，但数量已逐渐培育起来。

净利润规模排在第五位是医药制造业，34家相关上市企业共实现净利润76.7亿元。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3.6%。冯德显坦言，“中部的中草药、中成药行业有一定优势，但总的来说，医药制造业在技术上还存在短板。”

山西制造业上市公司更赚钱

在净利润排名前50的企业中，山西5家、河南9家、安徽12家、湖北13家、江西6家、湖南5家，占各省上市公司总数的比例分别为22%、15%、17%、21%、18%。

从各区域净利润增长情况看，安徽实现净利润422亿元，湖南实现净利润123亿元，湖北实现净利润212亿元，河南实现净利润162亿元，江西实现净利润144亿元，山西实现净利润95亿元。

其中，山西的净利润同比增速高达106.5%，安徽为66.1%，河南排在末位，仅实现8%的增长。

这说明，在中部地区，山西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盈利状况更优于其他省份。

不过，从宏观数据来看，山西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仅为3.9%。为何与企业利润数据出现某种程度上的背离？

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周伟林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一波净利润大幅增长，可能更多的是由于政策和市场变动带来的价格上涨，未来成长性有限。”

从山西的支柱企业来看，确实普遍集中在钢铁、煤炭行业。前三季度净利润排名前五的企业分别为太钢不锈、山西焦化（600740.SH）、山西汾酒（600809.SH）、美锦能源（000723.SZ）和*ST安泰（600408.SH），仅上述企业就实现净利润84亿元，占总利润近9成。

而工业大省河南为何仅实现8%的增速？从亏损企业来看，亏损额从去年同期8亿元扩大到11亿元。更为重要的是，在其他省份头部企业以倍数增长的时候，河南省头部企业显出疲态。

河南省净利润排名前五的企业表现平淡，排名第一的双汇发展实现15.9%的增速；排名第二的龙蟒佰利仅实现2.6%的增长；宇通客车排名第四，净利润出现收窄，比上年同期下降37%。

冯德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总的来看，中部制造业目前还缺少强劲的外部动力，内部改造比较缓慢。要抓住“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积极对接和嫁接欧洲发达的制造业技术改造，以制造业率先发展崛起带动中部地区的崛起。未来，大型设备包括运输设备、食品加工机械、生活机械制造等会是中部转型的方向，相关上市企业迎来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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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人士指出，虚拟资产纳入监管将其合法化，这是全球监管的一个大方向。OSL行政总裁Wayne Trench向媒体坦言：“香港证监会的新规无疑是将比特币这些数码资产变为主流资产的重要一个步骤，有助于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 OSL是亚洲主要的数字资产经纪行之一，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无休运作。



继新加坡、美国等地对ICO（首次代币发行）纳入监管后，香港对于虚拟资产的监管也开始破冰。

10月31日是比特币（Bitcoin）面世10周年。次日(11月1日)，香港证监会发布了针对虚拟资产的新规，将虚拟资产投资组合管理公司及虚拟资产基金分销商纳入证监会的监管范围，要求超过10%资产规模(AUM)属虚拟资产的基金，仅可针对专业投资者销售，任何投资虚拟资产的基金和经纪机构，均需要向证监会注册。

同时，香港证监会为虚拟资产交易所推出“监管沙盒”计划，探索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是否适宜受到规管。此举的目的在于为那些愿意接受证监会监察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营运者，探索一个合规途径，并考虑日后是否进行发牌监管。

“这让业界在管理虚拟资产、分配基金收益以及建立交易平台时，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指引。这也显示了证监会愿意支持，让加密货币及区块链生态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某虚拟货币投资公司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近年来，一些虚拟资产的价格上升，令投资者对相关投资产品的需求增加。据上述人士介绍，目前香港已吸引到包括Bitfinex在内的虚拟货币交易所入驻并开展业务，但这些交易所尚处于监管的真空地带。

按照香港现有的监管制度，如果虚拟资产不属于“证券”或“期货合约”的法律定义范围，则不受证监会监管，而投资者亦不会得到《证券及期货条例》的保障。而此次发布的新规将改变这一局面，根据香港证监会新规的定义，虚拟资产以数码形式来表达价值，包括“加密货币”、“加密资产”及“数码代币”。

市场人士指出，虚拟资产纳入监管将其合法化，这是全球监管的一个大方向。OSL行政总裁Wayne Trench向媒体坦言：“香港证监会的新规无疑是将比特币这些数码资产变为主流资产的重要一个步骤，有助于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OSL是亚洲主要的数字资产经纪行之一，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无休运作。

同时，香港科技大学资讯、商业统计及营运管理学系副系主任许佳龙坦言，区块链技术在长期获得健康的发展，适当的监管政策必不可少。

香港有望成为区块链中心

尽管目前对于区块链、加密货币技术的质疑的声音此起彼伏，但是在香港，越来越多的市场共识认为这种新的网络分布式账簿技术，或许会最终重新定义金融系统和供应链。

区块链业务与金融领域有重叠的地方，因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具备发展区块链中心的先天优势。事实上，目前香港也涌现了一些早期的区块链创业公司，比如比特币衍生品交易所BitMEX，区块链跨境汇款平台Bitspark以及区块链投资公司Kenetic Capital等。

同时，区块链的应用正在不断增加。11月14日，香港科技园培育的初创公司智信链金融科技在香港推出首个应用区块链技术及交易所系统的钻石实物交易平台EverCarat。该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全面追踪钻石来源地、认证资料、成交仓储记录、交易流向等信息，并支持各种交易记账及核实交易，内容难以篡改，解决了钻石行业长期以来透明度低、产品真伪难辨等痛点。

10月31日，香港金管局宣布推出区块链贸易融资技术平台——“贸易联动”（eTradeConnect），该平台由香港贸易融资平台有限公司（HKTFPCL）管理及拥有，最终控股实体为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贸易联动”是一个基于区块链（Blockchain）、由香港十二家主要银行组成的联盟共同开发的贸易融资平台。该平台还将与欧洲的同类平台we.trade对接，为亚洲和欧洲的跨境贸易走廊数码化提供准备条件。

更早前，去年2月，香港证监会宣布加入R3国际区块链联盟。通过合作，香港证监会将与R3组织的成员包括若干银行和技术开发人员对区块链技术在证券及期货交易的记录及结算方面的应用进行测试。

大多数区块链投资项目徒有其表

毫无疑问，区块链是近年来受风险资本追逐的主要风口之一。根据创投数据平台烯牛数据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在投融资总体环境不佳的情况下，区块链成投资新宠，共有199个项目获投，融资金额比去年同期激增363%。

种子投资机构500 Starups的合伙人Bonnie Cheung对于区块链领域的投资过热直言不讳，“这无疑是去年市场上最言过其实（overhyped）而市场理解最少的投资领域之一，作为投资者，几乎95%的区块链项目毫无意义。”

Cheung坦言：“一些项目将公链与私链进行划分，并设立所谓的permission chain（许可链）， 但这其中并无任何技术性的突破。同样，很多项目就是将供应链上各方的庞大数量的文件电子化，这与区块链毫不相关。判断一个区块链项目是否具有投资价值，必须回归最基本的问题。区块链最大的价值在于将互不信任的各方连接在一起，省去了诸多的中间环节，这才是区块链的核心所在。”

“以中国内地的大宗商品行业为例，每当商品的价格发生波动时，相关行业的贸易融资活动就会明显增加，而供应链上的企业80%是中小企业，他们很难获得融资，这就是区块链应用的最好场景。”她表示。

她向媒体透露，由于投资者的热情有所消退，最近三个月一些区块链相关的创业团队的方向变得更加精准，“比如一家美国的企业专门为韩国最大的钢铁厂浦项（POSCO）提供贸易融资，比如在票据产生的起点就加入区块链的元素，从而可以省去很多客户资料验证的环节。这样可以成立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公链来提供贸易融资。”

实际应用前景广阔

上海万向区块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宇在参加香港数码港论坛时透露，目前公司已经在全球投资了超过80家区块链初创公司，并于今年年初在数码港正式设立办公室。

2015年开始, 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在区块链技术领域开始了战略性布局，万向区块链实验室是中国分布式总账基础协议联盟（ChinaLedger）的秘书处及发起单位之一。逐步打造了集万向区块链实验室、万向区块链商业创新咨询、万向新链加速器、万云等业务于一体的区块链生态平台。

他坦言：“尽管比特币已经诞生了10年，但背后的区块链技术仍然处于十分早期的阶段，尚未可以进入很多应用场景。我认为比特币的价格就是区块链领域一个很好的风向标。比特币出现在2008年，经过5年的时间，价格达到了1000美元的高位，这一轮热潮的推动力主要在于比特币本身；第二波热潮则伴随着以太坊（ethereum）的出现，推动比特币的价格在去年一度达到20000美元的高位。”

杜宇认为，目前区块链正处于第三轮热潮的酝酿期，随着EOS、Polkadot等不同区块链平台的涌起，“但目前这些平台均无正式成型，我们预测最早要到2019年底或2020年这些平台才会更为成熟，并需要额外两三年的时间，才能看到更多的应用场景。”

在杜宇看来，区块链未来有两大主要应用领域，其一是在不同行业进行递进式创新，帮助各行各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其二则是颠覆式的创新，例如基于数字资产建立全新的金融系统，这将成为一个新的蓝海。

区块链投资服务公司Standard Kepler董事总经理David Tang则坦言：除了区块链技术本身以外，将其应用在金融领域还需要相应的基建、托管机构、监管等一系列配套设施，“去年很多的基金都设立了虚拟货币投资分支，但基金经理们逐渐意识到证券型代币发行(Security Token Offering，简称STO) 这类热门话题，仍然缺乏一系列配套元素的支持，因此变得更为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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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2018年中国农业银行与21世纪经济报道联合主办的“财智私行”主题分享会成都站圆满落幕。

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萍在致辞中介绍，截至9月末，四川省分行各项存款比年初增长729亿，成为省内首家突破万亿大关的国有银行;贷款余额突破6000亿大关，存贷综收等主体经营指标在四大国有行中领先，保持全国前列。四川农行私人银行部成立七年来，目前私行客户签约达2874户，客户金融资产已达246亿元。

在2017年活动基础上，2018年“财智私行”系列活动以“预见未来”为主题，在全国3+8个城市巡回开展。此次成都站以“资管新规下的新投资之道”为主题，邀请到了兴业研究公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徐寒飞解析当前经济形势和投资策略。

徐寒飞表示，投资最重要的是预测、判断和分析资产价格方向，其影响因素分别是大势，决定资产价格的长期走势;流动性，决定资产价格的中期走势;风险偏好，决定资产的短期走势。

徐寒飞分析称，从各项宏观数据来看，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正在下降，而且从宏观流动性来看，大放水难度很大。以中周期来看，去杠杆是趋势，放水仅是波动。今年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速已经跌破10%， 2018年整个融资增速相比2017年跌了4个百分点，结果是边际融资成本大幅度上升，借钱越来越困难。从风险方面，即杠杆角度来看，可以看到整个经济增长的杠杆开始下降，或企稳。如果从宏观杠杆率来看，人民币贬值压力逐渐缓解，这意味着海外资产配置价值有限。

徐寒飞还分享对四类资产价格走向的判断。就股票而言，因为政策要稳住股市，目前来看股市有所企稳，但从中仍挣不了很多钱。就债券而言，市场现在出现降息预期，若央行在年底或者是明年上半年降息，就意味着债市有上涨空间。就大宗商品而言，由于整个宏观层面上融资下行，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和负面影响很可能会影响到2019年的房地产投资，这会使得大宗商品的需求变弱。最后一个是房价，“政策不松、需求不强、供给不弱、资金不足”这四个因素没有改善，预计2019年房地产行业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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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于资产配置和投资策略的圆桌对话环节，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权益研究总监蒲延杰表示，今年股市估值下降较多，从宏观经济形势来看，还有下行趋势，市场整体预期不稳定，但政府表现出来的托底意愿强烈，是一大利好。不过，蒲沿杰也坦言，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若中美双方达成阶段性缓和，可能利好中小市值股票，特别是科技股。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夏莹莹则特别建议现场高净值人群从一个更加长期的角度进行财富管理。“短期市场会有波动，会影响财富价值的波动。但从长期来看，资产价格的波动相对较小。若经济还在缓慢增长，我们的财富效应也会是一个整体向上的过程，这是值得大家考虑的问题。”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部总监潘辉建议高净值客户资产配置两级化，其中百分之八九十做低风险投资，包括现在的信托产品，或者是低风险的银行理财产品;剩下的可以通过专业机构做前沿行业的股权投资。另外，潘辉认为，国家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包括美股现在估值较高，不建议大量资产配置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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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1月16日10时，境内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触及6.9331，今年以来累计跌幅接近6.4%。

不过，相比阿根廷比索、土耳其里拉、印度卢比、南非兰特等新兴市场货币逾10%的年内跌幅，人民币显得相当“坚挺”。

对冲基金界颇感好奇，为何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央行动用外储干预与紧急加息依然没有挽救本国货币汇率下跌颓势，而中国央行仅仅通过引入逆周期因子、发行离岸央票等措施就能实现“四两拨千斤”般的稳汇率效果。

在布朗兄弟哈里曼（BBH）全球外汇策略主管Marc Chandler看来，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资本项尚未完全开放，因此央行可以侧重收紧资本跨境流动遏制汇率下跌，而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外资在股市债市具有很强的话语权，一旦外资担心其汇率大幅下跌而纷纷撤离，这些国家央行只能通过紧急加息与汇市干预稳定汇率；

另一方面相比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存在资本项与贸易项赤字双双扩大的压力，从而引发对冲基金群起而攻之，中国则没有这方面的“烦恼”，反而是今年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加快，众多海外机构加仓人民币债券股票带来的资本项与金融账户顺差扩大，有效对冲了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贸易项逆差压力，加之中国外汇储备持续保持在3万亿美元上方，令对冲基金不敢轻举妄动。

这令国际金融市场同样出现奇特景象——国际金融协会（IIF）数据显示，在新兴市场货币遭遇强大沽空潮的8月，流入新兴市场股市的资金达到71亿美元，其中58亿美元流向中国股市，占比高达81.7%，一枝独秀。

不过随着10月以来人民币汇率跌向“7”，导致海外机构加仓人民币债券规模逐月下降，不少对冲基金认为中国资本项与贸易项双赤字时代正悄然来临，计划掀起新一轮沽空人民币潮。

“在中国短期加息几率不高、相关部门推出汇市干预常态化的情况下，相关部门还需要加码逆周期调控力度，才能有效遏制人民币的新沽空压力。” Marc Chandler指出。

中国央行“对症下药”

11月以来，抄底新兴市场资产与货币似乎成为对冲基金投资的新风口。

“不过，对冲基金之所以重新青睐新兴市场资产货币，主要原因是当时新兴市场货币与资产估值经历大跌，已经大大低于其合理估值，加之原油价格下跌令对冲基金看到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基本面有所好转，并不是这些国家央行紧急加息与汇市干预措施发挥了作用。” 对冲基金BMO Capital Markets策略分析师Aaron Kohli向记者直言。

究其原因，一是今年以来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央行被动加息与外汇干预并没有改变大幅看跌这些国家货币汇率的市场预期，仅仅起到放缓下跌速度的效果；

二是这些救市措施也没能有效解决实质性问题，比如对冲基金之所以大举沽空印尼盾、印度卢比、土耳其里拉、阿根廷比索等货币，在于这些国家不但外债占比高企，贸易项与资本项也因为美元与美债收益率双双飙涨出现赤字扩大迹象，导致整个国家陷入偿债违约风波，令经济增速大幅放缓与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因此这些国家贸然加息救市不但消耗大量外汇储备引发偿债违约风险上升，还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冲击，令对冲基金看到更高的沽空胜算。

“相比而言，中国央行的做法更加起到对症下药的作用。”他认为。比如8月中国央行抢先采取引入逆周期因子等调控措施，有效缓解了触发人民币汇率持续大幅下跌的顺周期行为。更重要的是，相比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央行急于紧急加息与干预汇市稳定汇率（防止资本外流加剧），中国货币政策优先考虑的是国内经济增长状况。

这恰恰击中了对冲基金沽空策略的“薄弱环节”——只要中国落实稳健中性货币政策令宏观经济基本面好转，人民币汇率企稳反弹就获得最有效的支撑。即便对冲基金轮番炒作中美贸易摩擦延续、中美货币政策分化等题材压低人民币，也很难得到其他国际大型资产管理机构的“支持”，一波喧嚣之后剩下一地鸡毛。

“目前而言，此举效果相当不错。” 美国对冲基金经理张刚（化名）向记者透露，过去两个月最大的人民币沽空压力，发生在三季度中国GDP增速创下过去10年新低6.5%后，但随着近期越来越多海外投资机构认为一系列积极财政政策与宽松货币政策正令中国经济基本面有所好转后，加之中美贸易摩擦趋于缓和，人民币沽空压力明显减退，比如11月初中美领导人电话沟通缓和贸易摩擦氛围，人民币汇率顺势出现逾700个基点的大幅反弹，导致不少人民币空头爆仓出局。

在他看来，今年中国央行之所以没有动用加息与外汇干预手段的另一个底气，是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提速，吸引众多海外机构加仓人民币债券股票，通过资本项金融账户顺差扩大有效对冲了贸易项逆差（资本流出）压力。

外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常账户项目出现128亿美元逆差，但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达到625亿美元，为外汇储备持续增加与资本跨境流动保持均衡平稳“保驾护航”同时，也大幅缓解了人民币汇率下跌压力。

“这令不少对冲基金只好集中火力，转而沽空那些贸易项资本项双赤字持续扩大的印度卢比、印尼盾等新兴市场货币，因为沽空它们的胜算相比人民币更高。”张刚指出。

2019年初“多空决战”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9月以来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导致海外机构加仓人民币债券力度持续减弱（10月份仅仅加仓2.53亿元，创下过去20个月最低值），不少对冲基金认为随着中国贸易项资本项双赤字时代来临，人民币可能迎来新的沽空机会。

“这也是不少执意看跌人民币的对冲基金最希望看到的局面。” 一位全球宏观投资型对冲基金经理向记者透露，一旦双逆差局面出现，将能吸引更多海外投机资本“故技重施”，将沽空土耳其里拉、阿根廷比索等新兴市场货币的做法移植到人民币汇率身上；何况贸易项资本项双逆差将持续消耗中国外汇储备，减少中国央行直接干预汇市的威慑力。

他进一步透露，当前部分对冲基金将最佳沽空人民币时机放在2019年初。究其原因，一是2018年中国企业赶在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前“抢出口”，令当年外贸项逆差压力缓解，但2019年这种利好因素将褪去；二是汇率持续走低将令越来越多海外机构加仓人民币债券意愿减弱，甚至出现减仓离场潮，令2019年资本项金融账户顺差格局变得“一去不复返”。

因此，这些对冲基金投入大量资金买入2019年6月前到期的、执行价在7.1-7.3之间的高杠杆人民币看跌期权期货产品，以及在离岸人民币市场持续借入更多人民币头寸用于抛售沽空等，甚至部分嗅觉敏锐的对冲基金还买入押注人民币波动性大幅增加、2019年3月前到期的高杠杆外汇期权产品，押注人民币一旦破7就会短期内大幅下跌，博取年化8%以上的套利收益。

一家国有大型银行外汇交易员对此指出，中国未必会长期遭遇贸易项资本项逆差双双扩大的局面，一是近期中美贸易摩擦有缓和迹象；二是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人民币通过资本项与贸易项流出境外成为海外机构的储备货币，因此即便资本项贸易项出现逆差，只要海外投资机构对人民币需求增加，人民币汇率企稳反弹将得到更大支撑。

但相关部门依然不能对潜在的人民币沽空潮掉以轻心，一方面尽早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品种等汇率风险对冲工具，加大外汇市场开放力度，吸引海外机构积极参与人民币汇率套期保值，从而提振加仓人民币债券股票的兴趣，引导资本项金融账户顺差反弹，最终击破对冲基金的上述沽空算盘；另一方面还需强化逆周期调控，有效遏制趁美元反弹沽空人民币的顺周期行为发酵，从而在不加息与消耗外汇储备的情况下成功抵御人民币下跌压力，实现稳汇率、稳经济、稳预期的“多重效果”。

“其实，对冲基金落实人民币沽空策略需要不菲的成本，包括离岸市场借入人民币头寸的融资成本，以及在远期外汇衍生品市场押注人民币大跌的交易成本等，只要目前中国央行能持续守住7整数关口，这些对冲基金意识到沽空成本持续消耗却看不到收益，守7保卫战就会再度宣告成功。”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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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长租公寓运营商自如以深圳为起点，开启了为期两个月的资管平台全国巡展计划。

2017年，中国长租公寓风起。集中式、分散式品牌纷纷抢占市场。而资管平台这一战略的发布，代表着分散式公寓“龙头”自如正式挺进了集中式公寓市场。

自如2011年成立以来，仅在北京实现微利。随着长租行业进入深水区，自如选择扩充产品线以实现规模化效应。

最新发布的自如资管平台涵盖自如豪宅、自如寓、自如驿、自如城市之光等多条整栋式公寓产品线，采用委托管理、租赁经营、战略合作等三种合作模式。

同时，自如宣布开放自身产品设计、运营管理、供应链及互联网能力，立足于O2O租住平台——自如APP，提升整栋物业资产价值。

“计划今年拓展1万间房源”，自如CEO熊林立下目标。他认为，自如未来还将跨过长租公寓必定面临的品质关、规模关、增值服务关三大关卡。行业变局之下，自如正在谋求轻重并举的发展新路径。

进军集中式公寓

作为品牌长租公寓运营商，自如成立以来就在分散式公寓市场大步流星，开创了自如友家、自如整租系列产品。

“长租行业只有一个指标来衡量运营能力——规模，没有分散和集中”，6月20日熊林曾表示。

事实上，如魔方、未来域一样，早期自如曾在国内真正进行集中式公寓的品牌化运作，但2014年后，自如一直没有发展集中式公寓。

而自如资管平台的开放，则是自如重启“集中式公寓”的标志。据资管平台总经理解云航介绍，公司目前已陆续推出自如豪宅、自如寓、自如驿、自如城市之光、自如民宿、Z-SPACE等产品。

“中国要解决未来巨大的租赁人群的居住需求，物业供应将成为第一个难题。”熊林认为，公寓需要产品化以满足需求。

据介绍，自如寓目前已有青年公寓、白领公寓、企业职住服务式公寓、全智能公寓及自如社区等多条产品线。

其中，企业职住式服务公寓自如城市之光有着明确的租住场景，为企业员工提供租住与生活服务。而即将开放的将府自如寓，则是自如打造的首栋全智能公寓，内置的智能家居系统使得租住业态有所创新。

自如驿项目、Z-SPACE均位于北京，据悉，自如驿以社群维护为抓手，通过每周及每个节日持续的特色活动，不断赋能社群，同时带动周边商超餐饮的消费增长，提升物业的资产价值。

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自如寓已完成北京、上海十栋的布局，年度平均出租率97%、续租率60%，平均出租周期3天，NPS即用户净推荐值为52%，高出行业20%以上。

据悉，自如资管平台共有委托管理、租赁经营、战略合作三种合作模式。

与传统的加盟方式不同，解云航表示，委托管理模式下，双方是平等关系，自如会带着品牌为业主输出管理。而租赁经营相当于包租制，战略合作则不仅涉及股权，双方会在更深的层次、更广的区域合作。

以委托管理为例，自如表示，为降低业主前期投入和后期运营成本，不收取一次性加盟费和系统使用费。同时，运营服务期，自如与物业所有者共担风险，只有当出租率大于70%时方收取5%的委托管理费。

此外，自如表示，项目合作期间将免费开放资管平台的标准化系统，并进行免费的自有渠道导流。

规模化野心

成立七年的自如进入了快车道。据自如深圳城市总经理郭伟介绍，自如发展至今，已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南京、广州、成都、天津、武汉九座城市布局，为超过35万业主委托管理70万间房源，累计服务160万租客，管理资产价值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

以深圳为例，自如从2015年7月，由关内发展至龙华、龙岗，覆盖六大行政区域，已累计服务20万名自如客，3万名自如业主。

“一些集中式品牌公寓房屋数量达到两三万间的时候，盈利状况可能会改善比较快，管理成本、后台成本会大量分摊。”链家研究院院长杨现领说，分散式公寓容易上规模，但规模效应临界点来得比较慢，自如房间数量做到30万间的时候，才发现规模效应非常显著，但做到30万间房屋规模太难了。”

熊林同样表示，单体城市运营规模达不到20万间很难实现盈利，整体管理规模达不到100万间很难形成规模效益。他特别强调，作为提供城市核心基础居住与生活服务的民生行业，长租公寓的本质应该是一个维持低毛利、大规模、高效运营的行业。

分散式公寓难以实现彻底的规模化，自如便开启了“通吃”模式。资管平台的发布，弥补了集中式市场的缺失，使得自如产品线更为丰富。

熊林预计，2019年中国公寓行业将进入深水区，2018年行业迎来专业化分工、高效运营的时代，规模化、专业化的头部企业将加速成长，而小而全的运营模式将面临更严峻的市场考验甚至被淘汰。

自如则在此逻辑上，深耕“管家”角色。通过将前端客户，产品供应链以及后端IT系统的打通，以共享的形式保证规模化的运营。

前端客源方面的优势，则得益于链家这一平台。据透露，通过数千家链家门店、2万余名经纪人，自如线下销售渠道得以扩充。

线上，后端IT的运营经验也为自如客源提供了支撑。自如网自2011年成立，租客便通过互联网在线进行房源浏览及线下看房。

如今，自如成为了一家提供集租住产品与生活服务的O2O科技公司，并搭建了自己的租住平台——自如App。据透露，当前自如App的日活已经达到50万，用户可通过App完成租房和预约生活服务的交易。

除提供房源及生活服务外，自如引入3D成像、VR技术等科技手段，使得租客无需线下看房，即可浏览到公寓房源细节。据悉，目前该技术已覆盖自如寓、自如驿及Z-SPACE等多条产品线。

解云航表示，未来的租赁行业将进入体验经济的时代，物业持有机构与资产托管平台相互协作，带动周边配套的发展，从而实现共赢，有效盘活物业，提升资产价值。

“一个成熟的专业化租赁机构一定是在投资、开发、运营三个环节都有专业能力支撑的企业。”对于未来租赁市场的格局，熊林认为将是以投资商、开发商、运营商及服务配套商为主所构成的有序分工、高效协作模式。

海通证券指出，中国长租公寓目前主要以轻资产为主，重资产模式还未开启序幕。在重资产模式下，企业可以获得资金收益和资产升值收益；在轻资产模式下，企业作为二房东主要获取租金差的收入。

而盈利空间最大的正是集中式重资产，但其主要难点在于收购资产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同时购买资产和改造过程存在的风险也高于轻资产模式。相比万科、龙湖等房企，自如在重资产运作的模式上仍存在短板。

“中国长租公寓企业可以走重资产路线，但并非所有参与者都适合。”海通证券表示，由于重资产模式需要企业搭建资产投资、设计开发、装修等人员配备和集采渠道，所以对于已经具备上述职能部门的房地产中介和房地产开发商来说更具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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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当前我国制造业主要集聚于东部沿海，尤其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内陆则沿江河、铁路线分布于中西部地区。在制造业压力重重的当下，微观企业的运行情况究竟如何？本组专题集纳1200余家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三季报数据，以长三角地区、中部六省，和西部省份为单元，分析其整体经营状况。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实体经济冷暖的镜像。

占据全国经济总量约20%的长三角地区，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制造业上市企业数量达到724家，占A股制造业企业的比重约30%。

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在全国占据的重要分量，使其成为衡量全国实体经济冷暖的风向标。

据Wind数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长三角地区三省市724家A股制造业企业三季报分析发现，在资本市场寒冬以及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形势之下，与去年同期相比，长三角制造业企业总营收、总净利润增长均出现放缓态势。其中，民企净利润实现13.4%的增速，增速下滑近18个百分点。

微观经济的放缓或是全国普遍现象，但从分地区来看，以民营企业为主力的浙江在三省市中仍表现出较强的盈利能力；上海虽然上市企业数量少，但单体规模大，在实体经济中发挥着稳定器的作用；江苏的制造业企业则依旧保持着稳健的风格。

在净利润排名前50的企业中，专用设备制造业共7家，医药制造业3家，计算机设备制造业4家，通用设备制造业4家，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8家，前述行业占据一半席位，显示相关企业成长性较好，是为长三角高端制造业发展的基础。

总营收、净利润增速放缓

前三季度，长三角地区724家制造业合计营业收入31930亿元，增速13.6%，上年同期为26.3%；实现归属净利润2178亿元，增速16.5%，上年同期为28%。

盈利的头部企业依次为上汽集团（600104.SH）、宝钢股份（600019.SH）、海康威视（002415.SZ）、洋河股份（002304.SZ）和华域汽车（600741.SH），与去年排名一致，并且为清一色国企。

在排名前十的榜单中，挤进4家民营企业分别为：南钢股份（600282.SH）、浙江龙盛（600352.SH）、恒瑞医药（600276.SH）、正泰电器（601877.SH）。

进一步从增速来看，共有462家实现盈利增长，其中增长1倍以上的有71家，增长10倍以上的5家，分别为金固股份（002488.SZ）、通达动力（002576.SZ）、华东重机（002685.SZ）、广电电气（601616.SH）、中核科技（000777.SZ），净利润增速分别高达4309%、2974%、1367%、1265%和1021%。

去年同期亏损的35家企业中，共有18家企业扭亏。不过，也有三家企业经营状况恶化明显，其中*ST海润（600401.SH）亏损额扩大，从去年亏损8.8亿元扩大到10.5亿元；金龙机电（300032.SZ）和上海莱士（002252.SZ）则从去年盈利变为巨亏，亏损额分别达到15.5亿元、12.9亿元；华东科技（000727.SZ）巨亏15.8亿元，成为前三季度“亏损王”。

前述三家企业的亏损原因不尽相同，分别为债务风险、炒股亏损以及自身造血能力不足，这些也是当前A股企业面临的典型问题。

从市值表现来看，长三角制造业企业总市值为59869亿元，上年同期为74295亿元，市值蒸发14426亿元，缩水24.1%。

但在A股整体下行的形势下，仍有97家实现逆势增长，增加百亿以上的有13家，增值排在前五的分别是：恒瑞医药（600276.SH）增加650亿元，洋河股份增加399亿元，合盛硅业（603260.SH）增加370亿元，上汽集团增加361亿元，荣盛石化（002493.SZ）增加324亿元。

在长三角地区，国企、民企的进退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从前三季度企业盈利来看，国企盈利能力更强，77家国企共实现净利润912.8亿元，增长21.7%，579家民企共实现净利润1179.9亿元，增长13.4%。

去年同期，长三角制造业国企净利润增速为27.7%，民企增速为31%，民企净利润下滑明显。

究其原因，或与国企集中的行业有关。钢铁及化学品行业均在今年迎来涨价潮，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利润翻一番，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中的国有企业利润增速达到36%，这类行业价格上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下行的压力。

11月14日，一位钢铁行业资深分析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钢铁企业多集中在国企，价格上涨对下游民企影响较大。”

民企贡献浙江制造业9成利润

当去杠杆叠加A股整体下降，民营上市公司的融资问题一直是各方关注焦点。大股东高比例质押风险、融资成本提升、成本高企、融资渠道受阻，无论哪一项足以让民营企业陷入困境。

不过，若与中部地区相比，仍能看出长三角民资的活力。中部地区国有制造业企业净利润增长79.7%，民营企业仅增长8.7%。这表明，长三角制造业民企盈利增长虽稍逊于国企，但更多的是行业变动带来的结果。

而且，作为民资活跃之地，浙江制造业的盈利能力更是在长三角一路领先。

前三季度，浙江307家制造业企业实现总净利润825亿元，同比增长21.9%；江苏284家制造业企业总净利润587亿元，同比增长13.5%；上海133家制造业企业总净利润766亿元，同比增长13.3%。

而在浙江制造业上市企业中，民营企业的比重达到89%，江苏和上海的比重分别为80%和60%。也就是说，浙江的上市企业的利润来源近9成由民企贡献。

今年以来，有关浙江民企因融资问题而爆雷的消息频频见诸报端，如步森股份（002569.SZ）、金龙机电等浙企皆因股票质押问题遭遇危机。但从总量来看，浙企的盈利能力在长三角中并不逊色。

11月14日，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周伟林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浙江民营企业多，民企的适应和调节能力比较强，机制灵活，能快速适应资本市场的变化。此外，盈利能力强劲说明主营业务未受到影响，浙江企业在人力资本乃至城市空间运用上仍然具备一定优势。”

上海张江平台经济研究院院长陈炜进一步表示：“浙江民营企业面临的问题，是整个A股企业都面临的问题。但浙江企业转型升级比较早，也到了集中的收获期。”

实际上，从宏观数据来看，浙江的制造业也在长三角地区处于领先地位。今年前三季度，上海、江苏、浙江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2.2%、5.5%、8%，只有浙江跑赢了全国线。

高端制造业“失势”？

从行业来看，长三角净利润规模排在前列的依次为：汽车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上述行业的净利润规模分别达到了467亿元、233.5亿元、222.6亿元、184.4亿元、150亿元、138.4亿元。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实现43%的增长，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实现54.6%的增长，医药制造业仅实现3.8%增长，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净利润处于下降状态。

对生物医药、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的长三角来说，上述盈利增速较快的多以传统行业为主。

对此，陈炜认为：“创新驱动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培育新兴产业，二是传统产业的高科技升级。比如长三角的传统龙头行业汽车行业，实际上也在做产业跨界融合，智能化的技术改造、模式创新等，都是高端制造业的部分，不能说传统产业就没有技术进步。”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上市公司一般是规模较大的企业，表现出传统行业较多。所以科创板的设立非常必要，上市后会使得各种要素资源进一步集聚，利用好资本市场，培育出新动能的行业龙头。”陈炜说。

传统龙头企业在技术创新上正在迎头赶进。上汽集团三季报显示，公司研发费用94亿元，同比增加23.08亿元；宝钢股份研发费用28.6亿元，比上年增长17.2亿元。

不过，机械制造、通信设备行业盈利下滑还是反映出长三角制造业面临的薄弱环节。

周伟林认为：“目前长三角的高端制造业比较分散，还未形成强大的龙头企业，离世界级的产业集群有一定差距。”

数据显示，长三角地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共有85家上市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共91家，通用设备制造共65家，专用设备制造业60家。尽管数量众多，但今年三季度净利润规模及增速表现差强人意。

“长三角制造业企业要利用好长三角一体化、科创中心和自贸区建设，给企业增加更多的科技含量。一方面发挥核心企业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扶持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还要加快。”陈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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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HS7领衔红旗品牌全系车型，首次独立参加广州国际车展。作为红旗品牌首款高档C级SUV，红旗HS7充分展现红旗品牌整体研发实力和技术水平，引领中国品牌向上发展;

除了红旗HS7，包括红旗“E·界”、红旗“E·境”GT Concept、红旗H5、红旗H7、红旗L5在内的重磅车型亦齐聚广州车展;

新红旗品牌战略逐步落地，在品牌形象、产品布局、技术研发等领域不断取得成果，新红旗产品力和品牌力持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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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6日，在第十六届中国(广州)国际汽车展览会上，红旗首款C级SUV红旗HS7领衔红旗品牌全系车型精彩亮相。此次参展是红旗品牌首次独立参加广州车展，是新红旗品牌战略取得成果后的又一次集中展示。除了红旗HS7，红旗“E·界”、“E·境”GT Concept、红旗H5、红旗H7、红旗L5等重磅车型亦齐聚展台，齐力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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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领先 红旗HS7引领中国品牌向上

作为中国一汽红旗品牌首款高档C级SUV，红旗HS7亮相广州车展。凭借大气尊贵颇具科技感的造型、超高的智能装备和极致的安全性，红旗HS7成为现场最耀眼的红旗新星，引发广泛热议和期待。

红旗HS7将于2019年正式上市。作为红旗家族的一员，红旗HS7同样承载着新红旗品牌“尚•致•意”的核心造型理念，传递高尚的中国之美，展现中国的文化自信，把中国文化的精髓和世界先进文化、现代汽车设计、前沿科学技术、完美情感体验深度融合。红旗HS7拥有红旗品牌标志性直瀑式进气格栅，两侧多边形大灯组内部含有两颗透镜和一根C字形LED日行灯带，颇具科技感。发动机盖中央延伸出的红色饰条，与格栅正中央的红色饰条遥相辉映，让整个前脸彰显威武气势，给人尊贵感和安全感。

红旗HS7整车侧身姿态比例端庄大气，贯穿式腰线简洁且富有张力，显得十分硬朗，双色动感车轮设计凸显强劲操控因子，而车身侧旗标不仅是红旗品牌的标志性设计，更是对历史积淀与品牌文化的传承。

红旗HS7的前后行车灯采用了云纹设计，造型规整且气势十足，强调了设计一致性与品牌内涵相契合的造型思路。此外，全车灯具采用LED 光源，在尽显尊贵的同时也不失现代感与科技感。

红旗HS7不仅是红旗品牌首款C级SUV，也是中国自主品牌首款高端C级SUV。它突破了国产C级SUV的技术、研发、制造、供应商管理等诸多瓶颈，代表了中国品牌SUV产品线的尖端研发水准。同时，红旗HS7打破了外国独资及合资产品在C级SUV市场的垄断，突破了中国SUV产品定位的天花板，并将引领中国高端汽车消费潮流和趋势。作为新红旗品牌战略的重要成果，红旗HS7将成功助力中国品牌产品及形象全面升级，为中国品牌SUV产品拓展更为广阔的产品与市场空间。

持续发力 红旗完善四大系列产品布局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红旗HS7，此次亮相广州车展的红旗车系阵容十分强大。国内首款具备量产能力的L4级别自动驾驶乘用车红旗“E·界”、代表红旗未来造型理念的概念车“E·境”GT Concept、全新高端B级车标杆红旗H5、高档C级商务座驾红旗H7以及首开中国汽车品牌高端定制先河的红旗L5等重磅车型齐聚广州车展红旗展台，向国内外观众呈现“不一样的新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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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款具备量产能力的L4级别自动驾驶乘用车红旗“E·界”，在11月1日举办的百度世界大会上首次发布，代表了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史上重要里程碑，彰显了中国一汽超强的研发制造实力和前瞻的战略布局。此次亮相广州车展，同样受到强烈关注，让更多人看到了红旗新品牌战略落地的显著成果。

自2018年1月8日新红旗品牌战略发布以来，大家对红旗品牌的每一次亮相都充满期待。除了2018年4月首次独立参加北京车展及前不久牵手世界互联网大会，红旗品牌还赞助了中非论坛，并参加世界物联网博览会、国际先进车辆控制会议、世界智能网联大会、百度大会等重点专业领域峰会。红旗品牌在各领域的频频出镜不断彰显出新红旗的“澎湃新生”。

新红旗产品布局在逐步完善，随着红旗HS7的亮相，红旗SUV矩阵得到进一步丰富，2019年红旗将有三款SUV上市。此外，上个月底红旗还发布了以R.Flag“阩旗”命名的技术品牌，从技术层面再次提升红旗品牌形象和产品魅点。无论是品牌形象、产品布局还是技术研发，新红旗在各个领域不断取得成果，产品力和品牌力持续攀升。

具有60年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红旗品牌，在新时代，已经厚积薄发，展现出极大的实力，并焕发出年轻的活力，一个真正崭新的、令人刮目相看的红旗品牌，已向世人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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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征兆。上周集团找孔鹏谈了一次话，但一周之内，集团就换掉了孔鹏。”接近旭辉集团北京公司知情人士透露。

11月14日，旭辉集团突然宣布，副总裁兼北京区域事业部总裁孔鹏由于个人原因提出离职，最后工作日为2018年12月31日。同时，现任集团投资中心副总经理董毅，将调任北京，出任北京区域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主持北京区域事业部的日常管理工作，负责北京、环京及蒙古的投资、开发工作，向集团总裁林峰汇报。

突然换将令旭辉北京公司内部或弥漫着悲伤恐慌情绪，但背后折射的是一家业绩曾抵达巅峰之后北漂房企的艰难求存之路。公开资料显示，2016年，在孔鹏的带领之下，旭辉北京曾创造百亿销售额巅峰。但随后，北京楼市遭遇调控重创，而旭辉北京公司也难逃影响，这是绝大部分民营房企在北京的生存困境。

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上半年房企北京销售金额TOP10排行榜》显示，随着北京房地产市场自然萎缩，榜单上的房企销售额已大幅缩水。而更值得关注的是，除了龙湖、泰禾等少数民企，绝大部分民营房企已不在榜单之内。

业绩滑铁卢

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孔鹏身上有着强烈的清华属性，他的办公室挂着“厚德载物”的校训。自2015年开始，孔鹏就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社科学院、土水学院等相关院系和学科的学术研究团队（简称CSC），共同成立联合研究机构，开展包含居住行为、城市与居住、居住环境、建造技术等多个领域的研究。

2017年，孔鹏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房地产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如果你不在第一阵营中跑到终点，可能镜头里就没你了。”为了保证出现在“镜头”里，这位高材生做了许多努力，但终究未能抵挡北京楼市整体衰退。

恰如烟花划过天际，这家北漂房企也曾打出漂亮的业绩曲线，但这场绚烂的业绩在北京整体人口疏解和调控大背景之下，只是刹那间的繁荣。孔鹏见证了这场繁荣与无可抵挡的衰退。

2017年之前，伴随北京房地产市场发展，旭辉北京也曾辉煌一时。旭辉集团2013年年报显示，旭辉北京销售约33亿元，占总合同销售金额比重为21.5%，仅次于排名第一的上海，占28.2%；2014年，旭辉北京销售额26亿元，占总销售额12.3%；2015年年报显示，旭辉集团合同销售额为302.1亿元，旭辉北京销售额为35亿元，占总合同销售额11.6%；2016年年报，旭辉集团的合同销售额是530亿元，旭辉北京87亿元，占总合同销售额16.5%。

拐点始于2017年，在北京市整体人口疏解和调控大背景下，供地成为难题。2017年年初，在得知旭辉北京收获了历史上最好业绩同时，孔鹏就已经意识到，“盯着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还要追求规模增长，那基本上是天方夜谭。原来能够走土地储备制度的地，基本已经卖得差不多。其实北京不是没地，是按原有的土地储备制度很难供出来。”

当时，孔鹏为旭辉北京制定的政策是“想在北京这种市场生存，就不能挑食。所以旭辉不拒绝任何一种产品类型。我们现在唯一拒绝的是持有类酒店资产，这种回报周期太慢，而且需要的投入和专业度较强。其余的基本上我们都勇于尝试”。

“不挑食”背后是旭辉北京拿下了大量的商办地块。克而瑞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15年到2017年3月26日，北京旭辉获取7个项目，共计37.66万平方米，其中商办项目的面积总计30.95万平方米，占比高达82%。

令孔鹏也始料未及的是，2017年3月26日，北京市住建委、市规划国土委、市工商局、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银监会北京局联合发布通知，对北京市商业、办公类项目从严管理。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办公类项目管理的公告》，新建商业、办公类项目小分割单元不得低于500平方米，且不得面向个人销售；存量商办项目可以销售给个人，但执行严格限购政策的同时，也不得办理银行贷款。2017年4月，北京市再出台新规称，企业购房三年后方可上市交易；企业自持商品房应全部对外出租不得销售，单次租期不超过10年。

“错误”的拿地方式令旭辉北京在集团业绩报表上遭遇了“滑铁卢”。旭辉年报显示，2017年，由于拥有大量和分散于多个地区及城市的可售资源，加上受政府调控影响较少的二、三线城市表现强劲，旭辉集团合同销售金额跨越人民币千亿。旭辉集团的合同销售额翻番至1040亿元，但旭辉北京仅贡献了50亿元，排名第八位，占比下降至4.9%；长三角、环渤海、中西部及华南的合同销售金额分别贡献约62.3%、22.2%、14.0%及1.5%。

城镇化尾声

对于绝大部分北京房企而言，北京楼市可能是一场没有尽头的寒冬。随着北京城镇化接近尾声，房地产正在淡出历史的舞台。

中原地产数据统计显示，在刚刚过去的十月，北京二手房住宅成交8879套，但新建商品住宅只有2738套，北京楼市彻底告别金九银十。“整体看，2018年北京楼市只能用萧条来形容。天量的限竞房井喷，楼市成交颓废。市场分化严重。从销冠项目看，一枝独秀。”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说。

2018年中期报告显示，旭辉北京的销售不到35亿，业绩占比约0.5%。2018年上半年，长三角、中西部、环渤海及华南地区的合同销售金额为旭辉集团合同销售总额分别贡献约53.6%、24.3%、18.2%及3.9%。

受人口疏解以及调控多重影响，自2016年9月开始，北京出让的新住宅项目主要以限竞房和共有产权房为主。北京限竞房虽然属性为商品房而不是政策性住房，但这与以前的普通商品房有着巨大区别：限竞房需取得房产证或者缴纳契税5年以后才能上市交易；土地出让时，“限房价，竞地价”，开发商获得土地使用前就已确定了销售价格的上限（在此上限基础上可以降价），且绝大多数要求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户型占比超过70%（以下称90/70）。在政策严格限定之下，此类项目利润率非常低，且同质化供应背后，房企面临巨大的去化压力。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北京合计有26个限竞房项目取得31期预售证，合计提供商品房限竞房源15982套，183万平方米（另外还有车位等配套）。由于部分项目刚取得预售证，合计网签只有2767套，签约均价为49842元每平方米，按此比例计算，网签销售率只有17.3%。而即使计算所有项目的真实销售，限竞房平均去化只有3成多，相比之前的4成继续下滑。

“我知道已经有一些房企准备放弃或者已经基本放弃北京房地产市场。”一位业内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北京土地市场的自然稀缺叠加调控影响，使得北京房企面临一场看似没有尽头的楼市寒冬。

上述业内人士透露，事实上，为了求得生存，除了向环京市场扩张，孔鹏在业务方面也做了许多努力。比如，多元化探索以及业务创新，但这在集团内部看来，“与战略不符。”

这场突然而至的换将背后，可能意味着旭辉这家中型房企未来的战略布局重镇已不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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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奢侈品腕表中脱颖而出，LVMH旗下奢侈手表品牌Hublot（宇舶）另辟蹊径。

11月6日，宇舶在香港首次推出Big Bang Meca-10 P2P腕表，全球限量发售210枚，买家只能以比特币购买。宇舶首席执行官里卡多·瓜达卢普(Ricardo Guadalupe)表示，每一枚腕表表圈外沿都镌刻独一无二的交易编号，以此纪念比特币诞生十周年。

此次推出的限量腕表每枚售价为23万港元，大约为4个比特币，为了推广和销售这一新品，Hublot与Octagon Strategy Limited(OSL)亚洲数字资产经纪公司合作。购买该系列手表的客户需在专门网站进行注册，由OSL公司确认用户数据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付款明细，待支付成功后，宇舶将会在2019年初将手表交付给买家。

瓜达卢普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目前这款限量手表收到的订单数量超过600个，客户主要来自美国、欧洲及中国香港，在销售这些手表后，将及时把收到的比特币转换为现金，比如瑞士法郎，“我们并非比特币的投资者，虚拟货币价格十分波动，有时可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他坦言，这些限量表的买家本身就是虚拟货币的投资者，此举不仅是为了市场营销、提升品牌知名度，同时也可以开拓新的客户群体。“这次推出的210只限量手表，90%的买家是宇舶的新客户，并非现有的客户，这些年轻的客户通常才刚开始接触奢侈品，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与这些新的潜在客户建立联系。”他指出。

年轻一代与奢侈品

宇舶尖沙咀分店助理销售经理叶卓韦透露，目前该分店60%左右的客户都是内地访港游客，“最年轻的客户是11岁，家人买了手表作为生日礼物。”

事实上，年轻一代的崛起已正在悄然改变全球奢侈品行业的格局。贝恩咨询联手意大利奢侈品贸易协会 Altagamma发布的《2017年全球奢侈行业研究报告》预测，当前千禧一代已经占到了奢侈品消费者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而更加年轻的Z一代（泛指95后和00后，即1996年到2010年间出生的一代人）的比例也正在不断增加。

同时，年轻消费者几乎主导了中国奢侈品市场的发展。根据波士顿咨询（BCG）和腾讯公司联合发布的《中国奢侈品市场消费者数字行为报告》，18-30岁的年轻消费者占据了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的70%，成为奢侈品市场增长动力的主要来源，他们更年轻，学历较高，呈现高度年轻化的趋势。

2009年宇舶表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并在上海恒隆广场开设第一家专卖店。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市场的销售占比仅为0.8％，然而在短短十年时间内，宇舶经历了中国奢侈品行业井喷式的增长。瓜达卢普透露，今年中国市场的销售金额占比已接近11%，目前该品牌在北京、上海、成都、沈阳、西安、大连共设有7家专卖店。

他透露，目前大中华地区的年度销售增长达到60%，如果将中国游客在海外购买的腕表计算在内，大中华区的客户大约占整体销售的40%。

近年来，中国已成为全球亿万富豪的“摇篮”，财富累积的速度让世界惊叹。根据瑞银与普华永道联合发布的亿万富豪报告显示，去年，中国共有106名新晋亿万富豪，意味着每个星期，都有超过2名亿万富豪在中国诞生。2017年，亚洲有超过一半新晋亿万富豪来自中国，他们的总财富增加了39%，金额达到了1.12万亿美元。

然而，瓜达卢普表示，奢侈品销售对宏观经济环境极为敏感，“今年9月我们明显感觉到一些挑战，销售增长有所放缓，中美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对奢侈品行业的影响立竿见影。奢侈品行业是与市场的心理状态密切相关，消费者必须对前景感到确定和安全，比如股市蒸蒸日上，生意十分红火，他们会十分愿意购买奢侈品，相反，当市场出现不明朗因素时，客户会开始观望。10月的情况已经有所好转。”他坦言。

多个奢侈表品牌纷纷“触电”

数年前很多腕表品牌对于是否进入电商仍举棋不定，现在看来已是大势所趋。市场预测显示，到2025年，奢侈品线上销售额将占总销售额的四分之一，远高于去年接近9%的占比。

瓜达卢普表示，此次推出以虚拟货币购买手表将为客户带来全新的购物体验，“我们希望可以尝试电子商务的营销模式，比如，未来有一天，我们可以在线上销售这些手表，这是踏出的第一步。”

他坦言，将所有的产品搬到网上的策略并不适用于奢侈腕表产品，“对于这些高端腕表，消费者更倾向于在实体店试戴这些手表的体验，而这次推出的限量手表仅限于网上销售，而线下实体店购买不到，因此受到了很多客户的青睐。” 瓜达卢普认为，奢侈品“上线”必须提供给消费者独特的体验才能获得成功，“我们在中国内地市场推出的微信服务平台，可以与我们的客户保持沟通。”

事实上，在中国市场，传统的钟表零售模式正在经历巨变。此前，国际品牌除了部分自营，销售的主力只能依赖各级经销商，经营、推广成本巨大，销售的效果也难以预料。电商的出现带来了一个新的选择。

例如，Patek Philippe、Audemars Piguet、Vacheron Constantin，这三个代表着传统钟表业巅峰的品牌亦纷纷“触电”。去年10月， Vacheron Constantin江诗丹顿发布了两款仅在中国地区销售的“万里之垣·长城之烽”限量特别款腕表，并首次采用了不受地域和时间限制的全方位线上预约平台，在官方微信平台上开通了“线上预订、线下购买”服务。

今年4月初，Audemars Piguet爱彼宣布携手京东在华推出全球首家线上限时店，这是具有143年悠久历史的瑞士高级制表品牌的首次“触电”。

此外，全球第二大奢侈品集团历峰集团（Richemont）旗下的多个高端手表品牌将商品销售整合入各自的官方在线平台。积家（Jaeger-Le Coultre）也将售价数十万元甚至百万元的手表放入“在线购买”频道；在万国IWC的品牌微信公众号上，消费者不仅能订购手表，部分款型还在微信上做首发，且仅接受微信预订。

同为LVMH 集团旗下的意大利奢侈珠宝及制表商宝格丽（Bulgari）目前已经在美国、中国、日本和英国开设了电商网站，并计划在年底前将电商网络拓展至欧洲所有地区，并在2019年初拓展至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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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10月，商品房销售面积13311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2%，增速比1-9月回落0.7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增长2.8%，办公楼销售面积下降10.5%，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下降2.8%。商品房销售额115914亿元，增长12.5%，增速回落0.8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额增长15.0%，办公楼销售额下降6.5%，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增长1.7%。

数据背后是楼市拐点基本确认。2018年统计局公布的1-10月房地产数据显示，整体楼市虽然依然处于高位，但金九银十市场退烧，成色不足。多项数据涨幅放缓，出现逐渐平稳的趋势。从全国数据看，东部与东北同比销售面积下调。楼市单月成交连续2个月同比下调，全国累计的2.2%的销售面积上涨是最近半年的最低点。

业绩前景不妙背景下，房企正全力备战融资以求度过寒冬。中原地产数据统计显示，11月份全国多家房地产公司密集获准发行大额融资，合计数额数百亿。

高成本融资

2018年，虽然房地产企业销售依然有望刷新历史记录，但业绩涨幅正逐渐放缓，而随着资金压力加大，房企融资需求上涨。在规模化竞争的格局下，房地产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更加迫切。其中，也不乏高成本融资。

11月15日，龙湖企业拓展集团连续两日提交了两宗发债申请计划，分别为55亿元的第三期公司债券以及50亿元规模的住房租赁专项债券；11月15日午间，雅居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建议发行美元计值的优先票据；11月15日，合景泰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其将平价发行本金总额4亿美元优先票据，年利率9.85%；11月14日，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中国证监会核准该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45亿元的公司债券；11月13日，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证监会核准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80亿元的公司债券；11月12日，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宣布11亿元公司债券将于2018年11月15日起在深交所上市；11月9日，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于11月8日完成2亿美元3年期高级无抵押定息债券的簿记定价工作，票面利率为11%；11月7日，隆基泰和智慧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经与配售代理（金裕富证券有限公司）重新订立新配售协议后，公司将平价发行不超过1.61亿港元可换股票据，年利率12%。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认为，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楼市销售逐渐放缓，而前期过度投资，导致其对资金需求上涨。回款难，房企增加融资的诉求明显上升。随着信贷市场的调控持续，房地产企业在其他渠道融资的需求持续大涨。目前来看，2018年四季度，房地产企业最重要的工作将是融资。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房企融资需求迫切，但随着监管层严控银行信贷和信托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房企融资成本明显上升，房企融资难度越来越大。

从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监测的数据来看，今年房企的融资压力明显大于去年，1-9月销售金额TOP50的房企融资成本同比去年平均提升了1个百分点，融资金额同比去年则收窄了近三成。央行不断降准，本对楼市或形成一定资金层面利好，但房企再融资受阻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这一利好性。

同策研究院的研究显示，10月房企融资成本达到了历史峰值。从境外发行情况来看，渠道稍加放宽，但境外融资成本高——中国恒大附属公司景程有限公司发行的优先票据，最高融资成本达13.75%。此外，房地产市场资产证券化审批受阻，其中火热的长租公寓资产证券化也受到市场租金上扬或政策严监控的影响，多家房企融资计划被叫停。

规模化和债务危机

房企密集融资的背后是规模化和债务危机。

张大伟认为，在调控持续加码的趋势下，大中型房企依然在加速拿地。拿地多，也推动了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需求。房企不放弃规模化追求，但随着融资难度明显加大，融资成本也居高不下。目前房企融资需求更多是因为需要替换2016年部分高成本资金，房企资金链依然宽裕，但随着调控持续，房企的压力将越来越大。

一位房企高管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中国最大的风险是债务危机，一个项目违约可能拖垮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债务违约可能导致该企业所在行业遭遇金融挤兑而爆发连锁反应式债务危机。目前不少房企也在去杠杆，虽然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但仍居于高位，今年末以及明后年将进入还债高峰期，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周转，就可能导致房地产业的债务危机，并导致楼市更大的风险。在去杠杆和抑泡沫的大背景下，流向房地产的资金是严控的，房企依靠销售回款还债难度很大，适度放松房企直接融资用于还债，有助于房企化解债务危机。”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也认为，2018年房企密集融资就是来源于资金压力，一方面要规模化，不进入头部企业阵营生存压力巨大；另一方面又缺钱实现规模化，针对中小房企的各种资金支持明显不如头部房企，中小房企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去融资。同时，头部房企的日子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万科的“活下去”也在一定层面上折射出头部阵营的压力，从下半年来看，头部房企也积极进行价格调整，并进一步以价换量，加速销售资金回流。

张波认为，相比于大型房企，中小房企面临更多生死考验。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中小型房企的融资非常不乐观，更多小型房企会选择和中大型房企合作开发或被并购等方式继续生存或离场。

上述高管也表示，“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是中央的政策诉求，房地产能否平稳的关键因素在于房地产金融，如果流入房地产的资金能够保持相对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就相对可期。因此，未来房企融资整体上会保持略为收紧且相对稳定的状态，避免市场大起的同时防范大落。中小房企很难在银行系统获得信贷，也很难在公开资本市场获得融资，它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因为它们更多是在局部市场，因此不太会构成系统性风险。大型房企的融资渠道更多，但是覆盖的城市和产业更广，营销能力更强，回笼资金更大，但用钱的地方更多，更具有系统性风险，也更容易引发金融监管部门的关注和关照，反过来说它们的资金压力虽大，但风险未必会更大。”

张大伟认为，2018年将是房企最近4年资金压力最大的一年，而且从趋势看，2019年资金压力将依然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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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足额缴纳社保等政策的逐步实施，企业用人成本越来越高，在招聘新员工时也会变得愈加谨慎。

但求职者学历造假、工作经历造假、隐瞒不良记录等行为，往往让HR防不胜防。“背景调查”这一舶来品，是帮助企业降低招聘风险、节约用人成本的重要手段，它在中国的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

初创企业较真技术有限公司（简称较真技术）希望通过互联网创新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把背景调查变成企业招聘时普遍使用的一种方式。

据了解，较真技术成立于2015年，并在当年获得旦恩资本的种子轮投资。2016年，较真技术的秒查背调系统、背调SaaS系统、共享背调平台上线，公司同时完成天使轮和Pre-A轮融资，估值达3300万元，投资方包括南极圈等。

现阶段，较真技术已积累了约6000家企业客户和近5万份背调报告。公司预计2018年将实现超过500万元的收入，并实现月度的营收平衡。同时，公司也在进行千万级别的A轮融资，以进行新的产品研发和市场拓展。

与i背调、知了背调等已经完成A轮融资的互联网背调平台相比，较真技术的竞争力如何体现？除了垂直细分的背景调查市场，较真技术的发展还有哪些想象空间？

用半自动化方式叫板老牌平台

较真技术合伙人兼COO王渭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称，虽然现在社会信息的透明度越来越高，但较真技术做过的一项调查显示，有38%的求职者会在简历上作假。

作假方向集中在学历作假、工作履历作假方面，比如求职者为了得到企业的更多认可，可能会把在某家公司只有半年的工作经历写成一年，或者刻意隐瞒某段工作经历等。而被求职者隐瞒的工作经历，恰恰可能会如实反映其在工作期间出现的一些问题。背调核实是揭开虚假信息，帮助企业降低招聘风险的重要方式。

通常来说，企业寻求背调服务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如果企业有猎头提供服务，可以直接采用猎头的背调服务。但猎头在向企业推荐人才的同时再自己去做人才的背调，其中的真实性容易让人产生质疑。

第二种是企业在招聘时自己去做背调，方法即教科书中描述的传统做法。比如在候选人授权后，企业向其提供的上一家单位联系人打电话核实，寻访候选人上一家单位的HR核实等。这种方式适用于部分中小企业，对于招聘量较大的大型企业来说并不适用。另外，这种形式的背调可能涉及到竞争对手，因此成功率并不高。

第三种是企业通过第三方背调机构来做背调。但传统的背调机构以人工背调服务为主，通常存在价格高、背调周期长等问题。较真技术采用半技术自动化、半人工的方式进行背调，提高了背调的效率并降低了该项服务的使用成本。

王渭涛解释称，比如当企业HR线上充值后，在秒查平台输入候选人的身份证号码，即可查询他的身份信息、不良记录、金融风险等，简化了企业传统的调查流程。企业方可一次性导入多个候选人信息，批量查询并下载报告，提升了背调的效率。

“未来，我们计划用更高效的方式和更科技化的产品来做背调，例如我们正在开发基于AI和区块链的应用产品。我们希望用智能、高效、准确的背调产品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源服务，这样相较于其他以人工为主的公司来说，会更具有优势。”他说。

在企业级服务市场，很多人认为企业对产品服务的价格相对不敏感，价格对市场的影响并不明显。但王渭涛认为，企业对财务软件、云存储等刚需产品的价格是不敏感的，但对于非刚需软件，仍有较高的价格敏感性，这也是很多小企业选择用免费版钉钉的原因。

“很多企业会认为花钱买简历是刚需，他们对于做背调的认知也在逐渐增强。价格高低对企业的付费行为会有显著的影响，我们之前对此进行过测试。”他说。

未来拟构建职场信用平台体系

目前，较真技术的客户涵盖房地产、互联网、消费品、教育医疗等各行业，具体包括万科、美的、土巴兔、汉能等。同时，较真技术也会帮助投资机构，提供对创业者的深度背调服务。

对投资机构来说，创业者在寻求融资时可能会隐瞒某些缺点，投资机构通过背景调查能够得到更为真实的信息，比如个人工作风格、过往工作成绩等。这些主观的信息不体现在学历、过往工作经历上，需要找各种各样的关系人了解情况后才能获取。

较真技术现在已经有约6000家企业客户，每家企业的订单价格约为几千元。对于背调行业的市场规模，王渭涛表示，整个人力资源行业包括招聘、绩效、薪酬和社保管理等，是几千亿的市场。基于白领高端职位的背景调查属于招聘中的细分领域，市场在百亿级别。如果算上对蓝领的背调，市场体量还将扩大。

只是目前来说，企业对蓝领员工的背调习惯尚未养成。很多餐厅、理发店的招聘，是通过老乡和亲戚朋友介绍，而不是完全按照招聘的模式去走，企业主也没有做背调的意识。但不良记录较多的群体其实主要是蓝领，较真技术希望拓展蓝领市场，让更多企业主避免招聘到有不良记录的人员。

而且王渭涛强调，较真技术做2B端的背调业务主要是为了保障公司的现金流，同时积累企业和求职者的相关数据信息。未来基于这些数据，较真计划拓展到C端，建立起中国的职场信用平台。这是较真技术与其他互联网背调平台最大的不同，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也将在平台上得以应用。

“我们想沿着企业招聘的脉络，对求职者进行评分，让用户生成自己的职业信用评分。比如当一位求职者进行基础的信息核查后，如果没有不良记录、金融风险，系统基于客观的数据判断，会形成一个六七百分的基础分。再由他的同事、领导等进行主观评价，作为辅助的评判标准，最终形成这位求职者的综合评分。”他说。

随着数据量的增大，求职者的信用评分就愈加可靠，继而成为企业招人的一项重要评判标准。同时，较真技术还可以将这些职业信用数据提供给金融机构、招聘平台等，帮助银行在信用体系尚不够健全的情况下，较少放贷坏账率。如果职场信用平台的愿景能够实现，较真技术或将打开更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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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池按照电池封装形式差异划分，可以分为圆柱、方形、软包三大类，由于软包形式能够在现有技术水平上提升动力电池的能力密度，而且节省更多重量和体积，在消费电子产品电池轻薄化以及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电池高能量密度需求的助推下，软包锂电池需求持续增长。



而软包锂电池的关键材料——铝塑膜，由于其高技术壁垒，市场长期由日韩企业垄断；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动力锂电池高增长的驱动，国内企业持续的布局，铝塑膜市场将加快进口替代，需求渗透将进一步扩张。

新能源汽车一枝独秀

进入2018年我国汽车整体销量增速明显下滑，根据中汽协数据，汽车当月销量同比增速已经连续4个月为负且成扩大的趋势。从7月份开始其增速转为-4.17%，其后8-10月分别为-3.78%、-11.63%、-11.97%。

其中乘用车销量方面情况更加严重，其同比增速2017年已经有4次出现负增长，而且其回落的态势相比汽车整体更加迅猛。从7月份开始其增速由6月的2.31%转为-5.30%，其后8-10月分别为-4.55%、-12.04%、-12.98%。

相比于汽车整体销量增速回落，新能源汽车可谓是异军突起，销量同比增速目前基本保持在50%左右，而且在今年3-5月份增速连续超过100%。

软包锂电池持续增长

根据《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20年动力电池单体比能量要求将达到300wh/kg，力争实现350wh/kg，系统比能量力争达到260wh/kg。目前商用动力电池比能量一般为160-180wh/kg，系统比能量为90-130wh/kg，离政策要求还有较大距离。

由于软包锂电池拥有能量密度大、循环寿命好等优点被广泛使用于消费电子及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领域。其中在消费电子领域渗透率已经接近70%，在动力电池领域则不到15%，提升空间巨大。

预计到202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200万辆左右，动力电池需求量预计将达94.5GWh。由于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确定性的高增长，以及我国新能源汽车新版补贴方案的政策下，高能量密度需求将助推软包锂电池的发展。

铝塑膜应用广泛

作为软包锂电池的关键材料——铝塑膜，是由外层尼龙层、中间铝箔层、内层热封层构成的复合材料，具有质量轻、厚度薄、外形设计灵活等特点，对于电池轻量化起到关键作用，在安全性、比容量、内阻等方面相比传统铝壳、钢壳等材料优势明显。目前铝塑膜软包电池已经普遍适用于消费电子类产品，正在被电动汽车大量使用。

铝塑膜加速进口替代

由于在阻隔性、冷冲压性、耐穿刺性、化学稳定性和绝缘性方面有严格要求，铝塑膜的生产技术壁垒很高，其难度远超过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正因为生产工艺技术不足，我国生产的铝塑膜产品在耐强腐蚀性、耐电解液等方面与国外存在不小差距，无法满足中高端产品需求，导致国内进口占总消耗量的90%左右，其主流工艺是大日本印刷热法及昭和电工干法，市场主要被日本厂商占据。

但在软包锂电池成本构成中，铝塑膜成本占比达18%，仅次于正极材料的30%，高毛利率的驱使下，高盈利水平及增长空间的背景下，国内企业开始持续布局，加快国产化进程。

凭借性价比优势，国内外铝塑膜价差基本为20%-30%，随着在材料、工艺、设备方面的进步，国内企业在产品和质量得到提升，基本占据低端消费电子类电池市场，逐步进入中高端消费电子市场。

动力电池方面在高能量密度、补贴退坡的趋势下，软包锂电池增长趋势明显，受成本压力及需求增长影响，国内企业更贴近厂商用户，售后服务更加完善，国产铝塑膜有望加速进口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