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集集团（000039、200039）——相关资料 长期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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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沃集团一季度盈利增长1.3倍
2011年05月13日 15:51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订阅《新世纪》  |  注册财新网
受益于欧美卡车市场的恢复，以及中国、巴西、印度在内的新兴市场建筑设备业务增长，沃尔沃集团一季度盈利增长超过一倍

　　【财新网】（记者 梁冬梅）受益于欧美卡车市场的恢复，以及中国、巴西、印度在内的新兴市场建筑设备业务增长，沃尔沃集团一季度运营利润达到65亿瑞典克朗（合10.3亿美元），同比增长133%。

　　沃尔沃集团5月13日发布了公司一季度报告，当季实现销售额716亿瑞典克朗（合114亿美元），同比增长22%；运营利润达到65亿瑞典克朗，其中，卡车业务贡献了近43亿瑞典克朗的利润，同比增长197%；建筑设备业务贡献了17亿瑞典克朗的利润，同比增长70%。

　　沃尔沃集团总裁兼CEO雷夫·约翰森（Leif Johansson）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沃尔沃集团在成熟市场的销售回升，包括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市场正快速增长。其中，卡车业务在印度和巴西取得快速增长，建筑设备业务在巴西和中国市场取得快速增长。

　　约翰森将于今年9月1日退休，沃尔沃集团建筑设备业务总裁兼CEO欧罗夫·佩森（Olof Persson）将接替他的职务。

　　沃尔沃集团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亚洲市场对沃尔沃集团销售额的贡献达到26%，略低于最大市场西欧的34%份额。

　　沃尔沃集团是全球第二大卡车制造商和三大建筑设备制造商，1999年，约翰森将旗下的沃尔沃轿车以65亿美元出售给美国福特汽车。2010年8月，中国吉利集团从福特手中以18亿美元购得沃尔沃轿车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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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强：小QFII问题已解决 有望短期推出时间表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5月13日 13:47  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5月13日下午消息 港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表示，小QFII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中港两地在发展小QFII上已经达成共识，相信不久之后就能推出详细的时间表。

　　陈家强今日在出席港交所与上海交易所共同举办的“ETF及其他指数产品发展研讨会”时谈论了市场十分关注的小QFII问题(即境外人民币通过在港中资证券及基金公司投资内地A股市场)。

　　他表示，小QFII的推出有助于推动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增加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投资渠道，使人民币资金有了更多的出路。目前小QFII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中港两地部门也已经就小QFII的推出达成共识，相信在短期内就会推出详细的时间表，并有最新的进展公布。

　　上月港交所正式推出了香港市场上的首只人民币计价股票汇贤房地产信托(87001.HK)，对此，陈家强表示，汇贤的成功上市反映了香港的人民币产品成交活跃，资金也具有一定的流动性，相信未来有足够的条件继续在香港发展人民币产品。

　　有关海外公司前来香港上市的问题，陈家强指出，海外企业来香港上市能够提高香港市场的竞争力和集资能力，但现有的上市架构是在几年前制定的，并不十分符合现在的情况。目前港交所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希望能够在适当的时间检讨相关安排，完善香港上市框架的竞争力，鼓励更多国际企业来港上市。对此，港交所发言人对新浪财经表示，港交所与证监会已经就此问题展开相关工作。

　　陈家强还称，为了更好地发展多元化市场，香港有设立商业信托上市模式的需要，相信香港在推出商业信托模式后能够取得成功。(晓莹 发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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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集集团5月20日将发人民币40亿元5年期中期票据
手机免费访问　外汇网　2011年05月13日 12:16　理财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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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Marine Containers (Group) Co., 000039.SZ, 200039.SZ，简称：中集集团)周五公告称，将于5月20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人民币40亿元5年期中期票据。

　　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China Cheng Xin International Credit Rating Co., 简称：中诚信国)综合评定，该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中期票据信用等级为AAA。

　　募集资金将用于采购原材料、偿还银行贷款以及融资租赁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China Merchants Bank Co., 600036.SH，3968.HK, 简称：招商银行)担任此次发行的主承销商。

　　2010年，中集集团实现营业收入517.68亿元，净利润为30.0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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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C为墨西哥第一个钻井平台提供设备 墨西哥的海洋石油装备市场，近期引起大家高度关注，这归因于Swecomex的 INDEPENDENCIA 1号自升式钻井平台项目。它意义重大的原因在于，INDEPENDENCIA 1是25年来墨西哥制造的第一个钻井平台。 该钻井平台由F&G设计，遵循移动式钻井设施建造和入级规范（MODU）。钻井平台分别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同时建造，桩腿和升降系统齿轮在Guadalarjara建造，生活模块、桩脚靴、悬臂梁、停机坪在Puerto Viejo建造，总装在墨西哥Tuxpan进行。INDEPENDENCIA 1号平台将在七月底交付。这个钻井平台将为Operadora CISCA工作。 Swecomax对TSC而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近期，TSC已经向其交付了吊装系统，其中，BOP吊机已经于2月份到达墨西哥，CTU也已经在3月7号安排了运送。TSC集团对墨西哥项目给予了密切关注与支持，以确保产品交付的顺利完成。 墨西哥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对国际石油服务公司开放，而Pemex公司致力在较长时期内推动建造全新平台，成立一个公平竞争环境，帮助当地钻机制造商建造船厂，这个政策对当地新小型船厂的发展有很大的扶持作用，而TSC有能力也有意愿与这些小型船厂有合作关系。 目前墨西哥石油公司有10个以上的钻井平台招标项目。这些平台要求作业水深为250〜350英尺，钻井深度在20,000〜25,000英尺。另外，还有作业水深70~80英尺的浅水平台。相信，TSC集团与墨西哥市场的联系，会愈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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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i美股：美国另一位94岁股神的投资思想
作者: 但斌
时间: [ 2011-05-13 23:50 ]

原文地址：i美股：美国另一位94岁股神的投资思想作者：理想便宜卖
Walter Schloss
　　他不是很多人眼中的股神，但他是“股神”眼中最伟大的投资人之一。他曾经为价值投资之父，也是巴菲特的老师Ben Graham，工作将近十年。自立门户后一直坚持独立投资，直到今天，对，94了，他还在价值投资。　　 巴菲特2006年致股东信，专门重点讲到Walter Schloss
　　“最后我想谈谈我在华尔街的一位老朋友，Walter Schloss，他去年已经90岁高龄。从1956年至2002年，他的投资都非常成功，而且除非他的基金赚钱，否则他一分钱手续费也不收。我对他的敬仰不是马后炮，我在五十年前就把他推荐给St. Louis家族，建议由Walter来管理他们的财富，他是我当时唯一推荐人选。Walter没有上过大学，或者商学院。他的办公室只有1间，直到2002年才扩到4间。而且没有秘书，没有任何办公人员，只有他的儿子帮他。他们从来不靠内幕信息，确切的说，内幕信息至少离他们有1英里远。他们就设定几条标准挑选股票。1989年父子俩接受采访，被问及投资理念，回答"我们尽量买便宜的股票"。听到这些，什么现代组合理论，技术分析，宏观判断和复杂模型，都歇了吧。
　　Walter的策略是不要冒"真正的风险"（资本的永久损失）。以此为依托，他的投资回报远超大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投资过超过1000只股票，大部分看上去都没什么吸引力。他多年来的成功不是依靠几只股票，也不可能是因为偶然。我第一次向公众推荐Walter Schloss是在1984年，那时主流商学院盛行"市场有效理论"，即认为股票价格不会明显被错估，所以仅仅利用公开信息，投资者无法超越市场平均水平。无数本来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就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而另一边Walter却继续用事实说话—跑赢大盘。市场有效理论反而"帮助"了Walter，就像如果你从事航运业，而你的竞争对手都被教育说，地球不是圆的，而是方的。从这个角度讲，对Walter的投资者来讲，他没有上过大学，是件好事。”
　　巴菲特在The Superinvestors of Graham-and-Doddsville这样形容Walter Schloss：
　　“他真的知道怎样找到"比卖给私人投资者价格低得多"的股票。他持有股票数量比我多得多，他对公司所处行业的性质等，没有我关心得多。我也影响不了他。不过这是他的优势之一，因为没有人影响得了他”。
　　开场笑话，哈哈
　　1998年Walter Schloss参加了Jim Grant投资论坛，演讲题目是“我的华尔街六十五年”，开场时他先讲了一个笑话。“我有个朋友，在精神病院当医生，他请我去给他的病人讲讲投资。我应邀前往，刚讲了几句，一个坐在前排的病人，站起来冲着我喊，"闭嘴，白痴，坐下！"我顿时傻了，问我的朋友该怎么办，他说，"那你就坐下呗，这是他这几个月来说的最明智的一句话"”。
　　在那次演讲中，Walter给大家介绍了他眼中的“价值投资之父”Ben Graham。Graham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聪明的他将自己的理念应用于投资，他定下的规矩是，有回报他要提取50%，而出现损失，他也会承担50%。不过，1929年的市场也让他损失惨重，投资者纷纷赎回。1946年，Graham-Newman基金已经成立10年，表现一直很好。主要原因是Graham二战前买入很多规模和盈利一般的二线公司，这些公司不用缴纳超额盈利税，因此战后反而经营和股价都表现很好。两个小例子。Ben Graham的坚持。曾经有人给他推荐未来业绩很看好的公司，他说“这不是我们的风格”。他所倡导的价值投资并不是预测企业未来几年的盈利和增长。哪怕“机会”再“确定”，他也会坚持原则。Ben Graham的价值发现。二战前，市场热捧波音公司，认为其前景巨大；而战后，很多人都认为公司没有前途，于是Ben Graham得以在20元股价买入（当时账面价值为40美元）。当时没有多少人会专门在股价跌时买入，Ben Graham已经在这样做了，不过他不愿意用逆向投资形容自己，他认为自己是在买入价值。所以你要教育你的投资人，除了浮盈，也要习惯浮亏，而且越跌越买。　　其他场合，Walter Schloss精彩问答：
　　1、你和巴菲特等人都曾师从Ben Graham，今天你们也成为非常成功的投资人，你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都不抽烟，呵呵。我想我们都很理性（rational），即使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我们也不会很情绪化。当然，巴菲特是这方面做得更极致些。而且我们都很诚实，我们知道有些人赚了很多钱，但别人并不愿意投钱给他们，因为他们人品有问题。
　　2、Tweedy Browne偏定量，而巴菲特偏定性，你呢？
　　我不是很擅长判断“人”，我更喜欢跟数字打交道，除非上市公司离得很近，否则我不会去调研。我会从公司是否愿意分红，来判断管理层是否为股东利益着想。因为我们很“小”，所以我们不会去约见管理层，除非你是富达（Fidelity），否则他们怎么会听你的呢？在基金规模小的情况下，还是同数字打交道更容易些。
　　3、买卖原则？
　　不要着急卖。如果股价已经到了你认为合理的价格，那你卖掉可以。但如果因为已经涨了50%，别人劝你要锁定利润，你不要急着卖。至少卖之前要重新评估一下公司，要考虑当时市场的情绪（点位）是否对股价构成影响，人们是不是特别乐观？买股票时，根据我个人经验，买在过去几年的历史低点总归会有好处。你看到股价从125跌倒60，你认为有吸引力了，但可能三年前低至20，这说明这公司股价确实很脆弱。
　　4、你自己经历了很多次经济衰退（18次），还包括二战后的市场，历史在重复，还是你也在改变？

　　市场呈现两极分化，一方面有些股票跌去50-60%，而有些股票创了新高。人们总喜欢买入表现很好的公司，而不喜欢那些表现糟糕的公司。有些人也许在想，如果我现在卖掉这些差的公司，还可以抵消一些要缴纳的盈利税，不得不承认很多人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卖股票，所以股价总是会比“应该”跌得更多。以前的价值投资我们会买入股价跌到“流动资本以下”的公司，但现在这一条很难适用。现在的原则是买入股价被“打压”的公司，股价在历史低位（而不是创新高）的公司。当然我们得弄明白，其他投资者为什么不喜欢它们，是因为没有业绩，还是因为季报比市场预期低了一点点，我们愿意与市场不同，因为我们不认为一个季度表现很重要。
　　5、你的投资很分散
　　巴菲特曾说我这样做是为愚蠢进行对冲，我告诉他我们不会对公司盈利进行预测，而我们买入的又是些二线公司，我知道这里面一定能出来不错的公司，但我并不知道是哪个，所以只能每个先买点。一定要买，哪怕只有一点点，这样你才会记住它。遇到真正喜欢的公司，随着股价下跌，还会继续买。
　　6、很多人由于贪婪，撑不了你这么久，你的秘诀？
　　很多人本不应该来这个市场，由于贪婪，才有他们的出现。我们有自己的潜在买入名单，当这个名单由50只减少到3只，我知道市场很危险了，也没有那么便宜了，于是是时候彻底撤出了。再说市场几十年前哪有那么多CFA。。。。。。
　　7、给年轻人忠告
　　对自己要坦诚，不要让情绪左右你的判断，要明确自己这辈子要什么，不要因为华尔街赚钱就做这行。要与受人尊敬的人和好人打交道。　　

Walter Schloss工作习惯
　　他从来不用电脑，但坚持每天早上读报，唯一其他参考资料是ValueLine杂志，最喜欢看“表现最差股票列表”，找到理想标的后买入一些（股价较账面价值有折价，债务少最好没有，管理层有一定持股比例），然后让上市公司将财务报表邮寄到自家信箱。每天工作时间坚持上午九点半到下午四点半。1956年自立门户后，将近50年（2003年基金清盘，专门为自己理财）年复合收益率16%。难怪，Forbes杂志曾在封面说，听Schloss谈“简单”的价值投资对现代人是一剂“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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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min

2011年5月13日罗杰斯飞赴温州开B股账户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5/14/6392616_0.shtml





[ 本帖最后由 shanmin 于 2011-5-15 02:10 编辑 ]

meng-h

沪港跨境ETF产品有望年内推出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5月14日 02:39  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证监会：“小QFII”将尽快推出

　　沪港跨境ETF产品有望年内推出

　　□本报记者

　　钱杰 江沂 香港报道

　　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主任王林13日在香港表示，中资证券机构香港子公司募集境外人民币投资境内的“小QFII”相关配套制度已经初步形成，证监会将尽快推出。

　　同日，上交所总经理张育军表示，目前上海和香港交易所正加紧研究跨境ETF方案，期望能以ETF产品为契机，推动两地交易所进一步合作。

　　在当天上海证券交易所与香港交易所联合举办的ETF及其他指数产品发展研讨会上，王林表示，为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建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证监会会同央行、**就内地基金公司、证券公司香港子公司在香港募集人民币资金进行境内投资业务(即所谓“小QFII”)进行认真研究，并与香港证监会、港交所就资金来源、产品模式、投资运作等细节进行深度讨论，相关配套制度已初步完成，已交相关部门继续完善。

　　目前证监会已批准13家基金公司在香港设立子公司，其中9家已拿到香港证监会颁发的资产管理牌照，8家公司已发行基金产品，其中3家已发行公募基金产品。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表示，自内地与香港签订CEPA补充协议后，两地ETF交叉挂牌的法规已基本落实。至于跨境ETF产品的推出时间表，上海证券交易所产品开发部总监赵小平透露，“目前已不存在障碍，年底前应该会推出”。由于香港ETF是实行“T+2”日交收机制，因此最先推出的跨境ETF产品会采用“T+2”交收形式。据了解，最先推出的跨境ETF产品将与港股指数挂钩。目前内地基金公司正在准备的港股跨境ETF产品有恒生指数ETF及中资民企ETF等。

　　会上有嘉宾透露，内地基金公司发行跨境ETF将使用各基金公司获得的**批准的QDII外汇额度。**已承诺，一旦内地跨境ETF上市之后交投活跃，申购资金较多，将保证QDII额度相应增加，避免出现“逼空”情况。

meng-h

小QFII相关配套已初步完成 将尽快推出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5月14日 01:42  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记者 时娜 彭超

　　A股市场有望迎来增量资金。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主任王林昨日在香港透露，中资证券机构香港子公司募集境外人民币投资境内(即市场所称“小QFII”)的相关配套已经初步完成，证监会将推动其尽快推出。这是中国证监会首次对小QFII推出事宜用“尽快”字眼来表述。

　　王林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与香港交易所联合在香港举办的ETF及其他指数产品发展研讨会上作上述表示的。他说，为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建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证监会会同央行、外管局就内地基金公司、证券公司香港子公司在香港募集人民币资金进行境内投资业务进行了认真研究，并与香港证监会、港交所就资金来源、产品模式、投资运作等细节进行了深度讨论，目前，相关配套制度已经初步完成，并交相关部门继续完善，证监会将推动其尽快推出。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在同一场合表示，推出小QFII实际存在的问题并不多，两地主管部门已达成共识，在详细的内容落实后，相信短期内会有新的进展公布。他指出，小QFII的落实能使香港的离岸人民币业务增加投资渠道，截至3月底，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已达4514亿元。

　　业界普遍认为，拥有管理香港公募产品经验的内地基金公司有望入围首批小QFII名单。王林昨日在会上指出，目前证监会已批准13家基金公司在香港设立子公司，其中9家已拿到香港的相关牌照，8家已发行基金产品，更有3家已管理公募产品。查阅香港证监会资料发现，3家已发行或管理着香港公募产品的公司分别是大成基金、华夏基金及嘉实基金的香港子公司。

　　此外，拥有在港管理公募产品经验的中资证券公司还有中银保诚、中信证券(香港)、海通国际、国泰君安国际、建银国际及交银国际等。

　　首个在港发行公募产品的大成基金香港子公司大成国际，其总经理连少冬在会议间隙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监管层已经作出“尽快推出”的表态，表明小QFII推出的时间应该不远了，大成基金2010年7月份发行的公募基金大成中国消费ETF上市至今收益率超过20%，远远跑赢恒生指数，管理公募基金的经验丰富，可随时承接小QFII业务。

　　另有内地基金公司高层告诉记者，央行有意进一步放开境外人民币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的范畴。该人士指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有关事宜的通知》，目前合资格的境外机构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人民币资金应当为其依照有关规定开展央行货币合作、跨境贸易和投资人民币业务获得的人民币资金，即只能用“自营”资金进行投资，未来有望向“资产管理”式拓展，即可向散户投资者募集人民币资金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

心月天狐

公司一直以来与各金融机构建立了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在国际、国内资本市场上，公司与汇丰、花旗、渣打、南洋商业银行、荷兰安智银行等外资商业银行，交行、招行、建行、中行、民生等中资商业银行，并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等国家政策性银行，保持着长期、稳定、互信的合作关系。公司是上述银行的重点优质客户或总行级战略合作伙伴。
截至 2010 年12 月31 日，各家银行给予中集集团的授信总额为447.38 亿元人民币，其中338.16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未使用。此外，公司凭借自身良好的社会形象及信誉，能够从银行间债券市场、资本市场等多种渠道进行直接融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有钱啊，不过这个《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一期中期票据募集说明书》太大了，贴不上来。里面对中集作了一个介绍，好多是陈芝麻烂谷子，但也有一些是新材料，有兴趣的可以去中国债券信息网搜搜

[ 本帖最后由 心月天狐 于 2011-5-16 13:13 编辑 ]

shanmin

中集没有向股东要钱的传统，中集也没有坑害中小股东的传统，希望继续发扬，只有不了解中集的人才一听到“增发”就害怕。

心月天狐

央视聚焦中国物流顽症：联运短路之谜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5月15日 23:09  CCTV《经济半小时》
　　1昂贵的卡车运输  港口到市内百多公里  运费700元

　　演播室：

　　晚上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今天继续“聚焦物流顽症”系列节目。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是物流联运。所谓联运，通俗来说就是多种运输方式连贯运行：一次托运、一次计算、一票到底，最终实现“门到门”服务，实现全程供应链服务。然而目前国内80%以上的货物运输仍然仅仅依赖公路，而公路、铁路、水运、航空之间的联网运输能力很差，这也导致物流成本居高不下。那么现在的物流联运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一起来看记者在上海的调查。

　　老徐是上海一家物流公司的卡车司机，每天他都要跑一两趟洋山港拉货。老徐现在开的这俩车是他花了十几年开卡车积蓄购买的，现在挂靠在一家物流公司旗下，老徐每天通过它接单跑运输来养家。这天中午，老徐接到一个任务，要去洋山港拉个集装箱回市区。老徐说：

　　到洋山港一百多公里吧，我从五洲大道过来的，一百多公里(单程)。”

　　从接到这单活，老徐就忙着打电话给货代公司，想再联系一个集装箱拉到洋山港，免得要空车跑去港口。但是虽然打了不少电话，老徐依然没有联系到业务。上海宏利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沈丽庆也帮不上忙，告诉他：“因为现在很多车辆的配载系统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可以满载，就是重车进港区，提重箱回仓库，一般40%的车辆都是空载过来，实际真正能够做到，来回做到重车进、重车出的话只能做到60%左右。”

　　没有联系到可以拉到洋山港的业务，老徐只好空车前往洋山港。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们这里一百公里是42个油。我们回去要到浦西去，大概要250到260公里，油费要500到600块钱吧。”

　　洋山港和上海市区之间没有火车，这条公路是老徐唯一可走的一条路，老徐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这一趟来回下来，要花费5个小时，跑250公里左右，光油费就要600元钱，沿途还要缴纳过路费，在沪芦高速康桥收费站，老徐缴纳了一笔过路费55元，虽然从市内到港口只有这个收费站，但来回一趟过路费就要110元，加上油费，老徐的成本至少就有700元钱了。跑这一趟，老徐说自己根本赚不了钱。“这个箱子12吨？12吨，怎么只拉一个箱子啊？再拉一个就超重了。超重了警察就罚款。罚200块，还要记分。这一趟200块没什么利润，就算不罚款也没什么利润。我拉这一个小柜啊，放空来的，回去(才有货)啊，就是600块钱，没办法，过来就没柜子，没有柜子。有柜子的话还能挣点。”

　　记者做了一个简单的测算，如果需要在上海洋山港卸载8000标准箱集装箱拉回市区，同时从市区装载8000标准箱集装箱到洋山出口，那就需要老徐这样的卡车来回跑上1万六千趟，需要花费的油费高达960万元，过路过桥费高达176万元。

　　记者了解到，2010年洋山港区完成的集装箱吞吐量将近1017万标准箱，其中需要通过公路运输到市内各处的比例为48.6%，也就是将近494万标准箱集装箱通过公路运输，测算下来，光油费和过路费的费用高达34.6亿元。而如果按照2020年洋山港全部工程结束后高达2500万标准集装箱的吞吐量计算，运输到上海市内的公路运输费用每年就高达175亿元。上海元初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黄影明说：“卡车司机跑洋山意义大吗？我们能不能现在市场化，大公司和小公司纵向联合开展水路运输，比如说，跑洋山，本来就不应该用卡车来运，而我们硬要用卡车来运，做到后来成本太高，或者说做不下来。”

　　黄先生告诉我们， 通过船舶水水中转或者是水铁联运，运输成本至少能降低20%，但是因为规划原因，目前洋山港还没有开通铁路，水水中转的比例也只有43.1%。“如果能够铁路、水运在洋山港接驳起来，那发展起来不得了了。”

　　上海洋山港是世界上唯一建在外海岛屿上的离岸式集装箱码头，为了让它与内陆腹地紧紧相连，2002年，在洋山港开工建设的同时，一座32.5公里长的跨海大桥也浮上了海面，它也是我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跨海大桥。然而，问题也出在了这个桥上，由于当初规划时，这座跨海大桥没有建设成公路、铁路两用桥，目前集装箱从码头卸货后，只能借助这样的集装箱卡车一个个拉走。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联运分会秘书长李牧原告诉记者，现在发达国家一般来都是要吸引更多的集装箱上铁路来运输，公路只是短途配送，长距离进行公路集装箱运输不仅成本高，也很不环保。李牧原说：“我们做过一些研究，比如从洋山港我们运一个40英尺的集装箱到500公里这样一个距离，我们用铁路来运和公路的每公里的运价来比，公路是铁路运价的4-5倍。我们国家港口急疏港的运输方式主要是通过公路，公路运输占了84%，水运给沿海港口喂给货源占了14%，也就是说我们说江海联运占了14%，还有一个剩下2%只有通过铁路来运输急疏港，这里面铁路的能力不配套是最主要、最突出的问题。”

　　李牧原告诉记者，有港口的地方，通常都应该有铁路线，集装箱一下船就上铁路，这种海铁联运的方式在国外非常普遍。目前发达国家港口和铁路衔接配合的运输比例通常都在30%左右，高的像美国甚至能达到40%，就连印度，海铁联运也达到了25%。而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全世界前20名里头，有九个港口在我们国家，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也名列世界前茅。但是，2%左右的海铁联运比例与之极不相匹配。李牧原说：“谈的多式联运，往往是水运、铁路和公路之间的一个衔接，如果把这几个方面进行衔接好，而海铁联运，我们国家的经济，这种出口加工型经济还是占了主导，所以海铁联运是我们国家这种参与全球贸易当中应该说在扮演着一个大通道、主动脉的角色。”

　　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副教授张晓东告诉记者，我们国家港口每年集装箱吞吐量大约1.2亿标准箱，80%以上都是靠公路运输来实现，这种高成本、高能耗的运输方式，使得整个经济运行效率和质量受到影响。张晓东说：“第六代集装箱船能够里头拉集装箱一万多个，我得多靠一万多辆公路的拖车才能把船上的这箱子给卸下来，并且运到周边所需要的地区。那是个什么样的场面？而通过铁路，如果能够实现的话，一列车拉的远比公路要多，几列车可以输送走了。所以从效率来看，从长远来看，海铁联运有利于提高联运效率，有利于增强运输和物流效率。”

　　在张晓东看来，港口与铁路的衔接不到位是制约海铁联运的直接原因。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像上海洋山港这样没有铁路衔接的港口，占到95%，目前只有大连港(3.99,-0.01,-0.25%)、宁波港(3.29,-0.05,-1.50%)等极少数几个港口实现了港口与铁路的无缝衔接。他说：“目前很多港口，集装箱装卸线，存车线，列车的编发线没有深入到港口码头腹地作业区，而是在外围，导致大量的换装，导致大量的公路短泊，使得海铁联运效率效果大打折扣，也使得它在经济成本优势显示不明显。所以我们说设施的连接，特别是无缝的衔接是重要的瓶颈之一。”

　　2大连港海铁联运仅十分之一  货物运输主要靠公路

　　因为上海的洋山港与市区之间没有铁路连接，货车司机老徐不得不频繁进出港口。铁路的缺失让洋山港的货物绝大部分只能通过像老徐这样的货车司机如同蚂蚁搬家一样辛苦地跑来跑去，这种高成本的方式运输，导致整个物流成本大大提高。目前我国只有大连港、宁波港等极少数几个港口实现了港口与铁路的无缝衔接。那么大连港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

　　大连港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湾内，是东北地区最重要的综合性外贸口岸。据了解，目前大连港是国内最大而且能够实现"港前站"模式的港口型中心站，铁路线已经延伸到了这里的一二三期集装箱码头。沿着这条铁路线，我们来到大连港二期码头，这里正在进行装卸作业。

　　大连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 曲伟给记者介绍了现场的情况：“这个集装箱拉的货正好是刚刚进口的沈阳华辰宝马的进口的汽车零部件，。。现在正在进行装火车作业。现在正好装在大连到沈阳这条集装箱班列上，这条班列装满之后呢，就开到我们沈阳的集装箱内陆港，到了内陆港之后，再送到客户的工厂。”

　　曲伟是大连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他告诉记者，无论是经海运进港的货物，还是经铁路运进的出港货物，都可以在这里实现无缝对接。他说：“这个是刚才从沈阳内陆港发到大连港的出口的货物，。。。我们现在是这一列火车的卸车和装车作业是在同时进行。”

　　记者看到，货船靠港码头距离铁路装卸线，仅仅三四百米的距离。像这样一艘大船靠港之后，经由一辆辆拖车将集装箱运到了这里的港口堆场。曲伟说：“这个纵深应该讲是很近的，因为铁路的货场和我们码头本身就是一体的，中间是用一到栅栏作为间隔，这个纵深大概是几百米的一个距离。百米，报完关之后直接就上火车了，就可以直接通过拖车运到铁路堆场，直接装火车。”

　　在大连港我们看到，由于铁路直接修道港口，使得报关、装货、卸货几乎都能同时进行，这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同时也降低了运输成本。应该说海路铁路联运应该是作为当地的主导运输方式，但是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大连港，海路铁路联运只占到了货物运输总量的10%，有30—40%的运输量靠海路之间运输，剩下50—60%的运输量依然靠海路和公路联运。这说明，公路运输依然是主要的运输途径。

　　3联运成本赶上公路   联运遭遇肠梗阻

　　在大连港我们看到，由于铁路直接修道港口，使得报关、装货、卸货几乎都能同时进行，这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同时也降低了运输成本。应该说海路铁路联运应该是作为当地的主导运输方式，但是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大连港，海路铁路联运只占到了货物运输总量的10%，有30—40%的运输量靠海路之间运输，剩下50—60%的运输量依然靠海路和公路联运。这说明，公路运输依然是主要的运输途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这其中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这里是位于大连港港区的一家物流公司，这家公司承担着长春一汽进口汽车零配件的配送工作。从大连到长春约700公里，一个载重的标准集装箱，从大连港到长春经由公路运输成本会是多少呢？ 5月7号下午三点，从货场装好货后，记者坐上周洪东的货车启程出发。周洪东说：“每个月都是跑，要是最多的时候都跑12、13趟。最多的时候？少的也六、七趟。”

　　周洪东告诉记者，这次配送的货物是刚刚从日本到港的汽车变速箱，重量是26吨。从大连到长春一路都是高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大概在10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长春。他这个车油耗是36、37。5月7日晚10点，货车到达了辽宁和吉林省交界的毛家店收费站，这里等待缴费的货车排起了长队。大约十分钟后，李文缴费595元过关。进入吉林省地界，已经是晚上11点多种，路况开始变得不太好，司机也非常疲劳，决定休息一下再走。

　　8号早上9点，我们到达了高速公路长春南出口。这是最后一个收费站，收费130元。8号上午十点，我们到达了位于长春经济开发区的中床国际物流公司长春分公司，经过简单的验货手续后，货物被直接送到了距离这里约3公里的一汽工厂。记者粗略估算了一下，如果不算上休息时间的话，这一车货从大连港到长春工厂，实际花费的时间大约是10个小时。运输费用在四千块钱左右。周洪东告诉记者，这还是单程的成本，如果回程没有合适的配货的话，这一趟不仅白跑，可能还要亏损。周师傅说：“没有回城货物，我们这趟赔很多钱，公司赔两三千块钱的样子。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成本控制不好，整个的话保本都保不上。所以现在像我们去年一共300台车，现在已经停了80台。我们对一些原来可能认为有利润空间，可以算钱的项目，现在已经是赔钱了，没法再进行下去了” 中床国际物流集团长春分公司运营经理林上涵说，从2009年开始，柴油涨价，运费上升，他预计今年他们公司的成本增长比2010年增加800多万。2009年的毛利润还能有30%，但是到今年毛利润还不到10%。他给记者算过一笔账，一个40英尺的国际标准集装箱，通过公路从大连港重载运到长春，大概的费用是4000块钱，而铁路运输费用只需要2800块钱，少1200块钱，节省20_30%。如果按照这家物流企业每年2万个标准集装箱的运输量计算，每年节省的成本高达2400万元。那么，既然公路运输利润微薄，这家公司为什么不选择海铁联运这种成本相对较低运的输方式，将集装箱从大连港口直接通过铁路运到长春呢？林上涵说：“如果大连港运到长春，集装箱运过来，火车最快也得三天。700多公里的距离，为什么需要三天？因为箱子不可能说，假如一汽说我今天有两个集装箱着急，你马上给我运过来，他做不到。他不能为两个箱子发一个专列，需要等60个箱子凑齐的时候发一个专列。”

　　在国际上，铁路比公路便宜20—30%，水路比公路便宜三分之二，联运是运输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那么为什么大连港海铁联运有时价格反而比公路还要高呢？记者决定按照联运路线从大连重走一趟长春，看看究竟是什么情况？5月12号下午，记者来到大连港二期码头，刚进码头，塔吊正在把一批集装箱装上火车，这批货是当晚要发往长春的。大连集益物流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窦广鹏说：“ 这个货我们今天打算发到长春东，我们这个业务实际来说整票是50多个集装箱，这是其中的一票。现在是33个集装箱。也就是说这33个集装箱是先到长春，然后后面还会有一列车皮跟它汇合。”

　　窦海鹏告诉记者，从大连港发货到长春市，主要有铁路运输和长春内陆港到市区的汽车短导两个环节，而他正是这批货铁路运输部分的代理商，负责找到车皮并凑够一定数量的货发到长春，从大连到长春并不是每天都走班列。窦海鹏告诉记者，货物在港内存放只要不超过3天就不会有存储费用，他这个环节的主要成本，是塔吊装卸和铁路运费，窦广鹏说：“铁路运输费用一个集装箱3000多一点，加上内陆的短导，不超过4000块钱。”

　　记者比较了一下，从大连港到长春内陆港有大概700多公里的距离，一个集装箱铁路运费是3000元左右，而从长春的内陆港到市区的这个段路只有几公里、十几公里，也就是窦广鹏说的短导，费用却将近1000元！为什么短导费用这么高呢？记者决定去长春内陆港看一看。第二天下午，记者来到长春内陆港，从大连港海铁联运过来的集装箱就存放在这里。由于窦海鹏从大连港发的那33个集装箱暂时还不会运走，要等她全部50个集装箱运到后才统一提走，记者只好随机找到了一辆来运货的汽车，了解短导运输的费用。正在提货的货车司机沐师傅说：“车上拉的是建材，要拉到东北亚石材城去，这货从大连过来的。一天能正常的话两到三趟吧，整个路上行程有几公里，收费500块钱左右。”

　　开车的沐师傅跑这条短导线路已经有六七年了，他告诉我们市内短导的费用是按趟收费，给货主卸完货之后还要把空箱子运回长春内陆港，不搭载任何货物。这样往返一趟，价格在500块钱左右，也就是说一个标准集装箱市内运输只有几公里，但费用达到了500多元！但是运输公司并没有太高的利润空间。

　　二十分钟后，沐师傅把货送到了离长春内陆港3公里的目的地东北亚石材城，在这里记者见到了货主高老板，他说：“从大连走的海铁联运，海铁还是比较快，成本上肯定是海铁便宜啊，一个小箱子便宜几百块，就是长春市内这一节贵了。”

　　老板说， 虽然铁路运输便宜了些，但是短导运输不便宜，加在一起的价格根公路运输相差不多。

　　记者从头算了一笔账，货物以海铁联运的方式从大连港到长春市区，除去一级货运代理商的利润，货主花费了3500元---包括铁路运输部分的3000元，以及长春市内的运输费500元。这个数字和记者之前体验的公路运输所花费的4000元相比，只少了500元。联运的成本优势并不是分明显。

　　林上涵告诉记者，目前联运业务占他们业务总量的比例不高 。一方面是因为联运成本优势并不明显，另一方面，从货主的意愿来看，货主进口货物需求，有时多有时少，而铁路货运在时间和货物量上不能和客户的需求匹配，所以他们更愿意选择相对灵活的公路运输。他说：“单程来算，铁路要稍低一些，但是从运费角度是低，但是从整体来说，这个工厂的角度来看，库存压力会/很大，可能为了这个满足的生产，它要备100个到200个，最少是这样的一个量的集装箱库存，100个，一个集装箱的货值是几十万美元，这样可能涉及到几亿资金的占用，这样一个情况。”

　　大连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曲伟告诉记者，由于铁路运力不足以及灵活性差等原因，的确有很多像中床国际这样的物流公司不得不选择公路运输。而且，很多时候，货物从大连港经铁路运到内陆腹地之后，还需要公路短导才能将货物运到目的地，多次的卸货倒货，势必导致成本上升。曲伟说：“有一些内陆干港，包括铁路的一些内陆的站点，拖车的价格有的采取了外包给车队的方式，有的采取了铁路自己来做的方式，那么这些方式有的时候价格上跟一些，跟其他的一些纯公路运输方式相比，它的价格比较高，。。。由于短导这一段的价格的上涨，那么已经抵消掉了在铁路线上运输这一段的竞争的价格优势，所以有的时候客户也会感觉到采用联运的方式在价格上跟纯公路运输来比，价格优势并不明显。”

　　4水路、公路、铁路、航空各自为政，联运缺乏合作机制

　　明明铁路和港口连着，明知道铁路运输成本会减少20-30%，但是很多物流公司依然选择公路运输，原因就在于铁老大无法做到像公路运输那样的灵活性。货少了不运、货急了还运不了，这对于等米下锅，尽量减少库存的企业来说根本就无法接受，不得不选择运费高昂的公路运输。目前我国海运和铁路的联合运输量占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的比重不到5%，而欧美国家海路铁路联运的比重能达到40%左右。

　　据了解，我国铁路供需矛盾一直比较突出。近年来，我国铁路90%的货运能力都被用来保障煤炭、石油、粮食、化肥、农药等重点物资运输，对发展快捷货运力不从心。在发达国家，集装箱铁路运输货运量占铁路运输总货运量比重在30%-50%，而我们国家仅占不到5%。运力不足成为制约集装箱铁路运输的主要瓶颈。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晓东说：“目前每天铁路系统请求要铁路运的信息一天大概28多万多，就是坐车的需求，而目前铁路从调度指挥挖潜提效，结果来看只能满足三分之一强。”

　　而正是因为运能有限，铁路班期须达到一定货量之后才能发送，而船公司有固定班期，这样以来，铁路运输灵活性差的短处就凸显出来。张晓东说：“有限的铁路运能，要求铁路编组达到一定辆数，比如43辆，或者45辆。当然有重质有轻质量，或者我的换长要达到多长，达不到这个条件，就不发车。那这样一来的话，它为了换运能，它时效性就弱，”

　　曲伟告诉记者，相比铁路，公路运输量少、载货灵活，货物送到目的地后，回程相对容易配到货物，这样重去重回的话，成本就要降低很多，而铁路很难做到这一点。他说：“在东北是出口的资源性商品比较多，简单说就是出口大于进口，我们再出口时又需要很多的箱源，没有办法，我们需要从大连调空箱上去，装完货再重箱回到大连。这样的话，我们只是实现了空去重回，这样的话，我们的成本相对来讲就比公路就显得要高了。这个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联运的价格有的时候比公路的价格要贵的一个原因。”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联运分会秘书长李牧原告诉记者，通常情况下，500公里以上的路程，铁路运输成本比公路占有优势，运输距离越长，铁路成本优势越明显。而目前的客观现状是，国内各种物流资源的配置不合理，以及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造成有时候铁路比公路运输成本还高。“虽然现在我们有几十条海铁联运的班列线，但是这个班列线由于货运的不稳定，重箱、空箱流向的不匹配，实际上开行也不非常稳定。”李牧原说。

　　对此，曲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如果不稳定，客户可能现在选择联运，一看不稳定，他就很容易改变自己的选择方式，选择公路运输的方式。”

　　张晓东认为，运输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配合，水路、公路、铁路、航空以及港口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各有各的经营模式，各有各的利益诉求，很难有大家都认同的合作机制。这也是制约海铁联运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说：都要靠这个箱子来换取收入，那么在固定的同一空间里头必要的合理利益如何划分，这个应该说没有一个有效地机制。当这个问题谈不好的时候，想谈联合，想谈合作，那就是空谈。而没有一个合作意愿，没有一个合作的基础，没有一个合作的机制，就算设施设备连上了，恐怕也没用。

　　2005年8月，在发改委的牵头下，国家13个部委联合成立全国现代物流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目的就是为了协调解决物流行业出现的问题，但是张晓东认为，这种协商形式作用还是很微弱。

　　张晓东说：“它能够有什么样的权力？有什么样的责任，要求你们自己家必须在什么时间内解决什么问题呢？它也做不到，它能通过这种联席会议制度，把大家请到一起坐下来就不得了了，这就是难题之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如果能改成水陆联运，不知道对中集有没有好处

gslzanq

希望公开增发 ,小股东也能享受点权利。
请教一个问题，如果公开增发B股股东该怎样办。

meng-h

三一重工拟6月在港上市募资30亿美元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5月17日 09:46  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5月17日上午消息 据外电报道，三一重工将于5月底参加港交所聆讯，计划于6月在港上市募资30亿美元。

　　据汤森路透旗下IFR报道，该公司早前宣布，上市发行H股股数占发行后总股本不低于15%，募资将用于海外扩张计划。

　　美银美林、花旗和中信证券国际负责安排此次交易。

　　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和国内二三线城市的基建投资，今年一季度三一重工净利润同比增长186%至26.63亿元，收入同比增长95%至139.9亿元。

　　在近日发布的“2011新财富500富人榜”上，三一集团创始人梁稳根(专栏)以500亿元身家成为新一届首富。他不仅是该榜发布以来首个A股制造的首富，也是首个来自内陆省份的首富。

meng-h

傅成玉：分拆上市更有益体现不同业务板块价值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1年05月16日 11:35 共有0条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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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三大家石油公司，每一家都覆盖了整个行业从上游到下游，如果按整体上市，则资本市场所付价值仅为行业的价值

　　【财经网专稿】记者 郭纪亭　5月13日，中石化集团集团董事长上傅成玉在中国石化（600028.SH/00386.HK/NYSE:SNP）2010年股东大会上回答投资者提问时称，分拆上市更有益充分体现公司价值。

　　他表示，分拆上市可以让不同业务板块价值充分得到更好体现。与其他国家石油公司不同，中国的三大家石油公司，每一家都覆盖了整个行业从上游到下游，如果按整体上市，则资本市场所付价值仅为行业的价值。不利于各技术服务公司走出去探索市场，寻求更大的发展。也同时不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更无法回报投资者。

　　他表示，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中国石化目前炼油板块严重亏损，而这严重影响投资者信心，使得公司股价表现低迷。

　　傅成玉称，他任职中海油期间，通过对资本市场探索路径，坚持了与公司其他主管部门不同的意见，事实也证明中海油集团在分拆上市后取得了良好的表现。

　　傅成玉的回答立即引发在场投资者对中石化分拆上市的猜测，但中石化集团将于2012年进行管理层换届。对此傅成玉称，企业经营是长期行为，不会因管理层的换届而发生改变。

　　中石化集团另一高层领导在与投资者交流时则称，目前已分拆上市的中海油集团估值都要高于中石化集团，如果分拆上市，则公司加油站零售业务就可以按零售行业平均40倍的市盈率进行重新估值。

　　傅成玉在此次会议上顺利当选中国石化董事会董事。

　　5月13日，中石化集团旗下S上石化（600688.SH）和S仪化（600871.SH）股价均于午后上扬至涨停。

shanmin

罗杰斯开B股账户未有投资意向
2011年05月17日来源：上海金融报 作者：吴玥
http://stock.hexun.com/2011-05-17/129662577.html

摘要：
　　尽管受到罗杰斯的长期看好，但B股近期却出现了暴跌走势。市场推测，其背后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国际板冲击。虽然还没有具体时间表，但国际板目前各项规则以及技术准备工作均已基本完成，只要高层批准，随时可以推出。不过，相关人士透露，国际板将以人民币为计价货币，这使得B股被纳入国际板的预期或将落空。

　　其二，外资做空。B股是国际投资者能比较自由参与的国内交易品种，且市值仅2000亿元人民币，如同一个小齿轮，能够带动A股这个大齿轮的旋转。近期传言国际资本大举囤积香港，企图做空中国，并通过期指等对冲交易获益，B股或是其在H股以外另一做空中国的捷径。

　　其三，人民币升值以及强势美元回归。以美元计价的B股或将面临大幅杀跌的风险。

　　不过，尽管经历一波杀跌，国家发改委特聘研究员、深圳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国世平教授却依旧坚定看好B股后市走势。“两市B股加起来市值还抵不上一个中石油，筹码小、好炒作。一旦国际板推出，B股将走出一波波澜壮阔的行情。”而从过往走势来看，虽然B股经历了几番大起大落，但其底部却逐步抬升，同期涨幅大幅超越A股指数。

meng-h

彭博社调查显示人民币2016年会实现完全可兑换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1年05月17日 10:56 共有0条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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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的受访者认为，只需5年时间，人民币就将加入美元、日元和欧元之列，成为一种储备货币。另有31%的人预计这将在十年内实现

　　【《财经》综合报道】  彭博社最近对1263名经济学家、分析师以及交易员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人认为，人民币将在2016年前实现可自由兑换。而5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货币将在10年内加入美元、日元和欧元的行列成为储备货币。

　　58%的受访者是亚洲居民。在这些受访者中，57%的人认为“元”将在5年内成为可兑换货币。这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所做出的较大的政策改革，并且使更多的基金经理涌入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行投资。可兑换性将有助于“松绑”中国国内储蓄。目前中国国内储蓄为75.6万亿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0%以上。

　　调查结果显示，19%的受访者认为，只需5年时间，人民币就将加入美元、日元和欧元之列，成为一种储备货币。另有31%的人预计这将在十年内实现。中国央行正努力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但就目前而言，人民币兑换的难度仍然很大。

　　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对于一个三十年前还为来访外国人专门提供一种货币（外汇券）的国家而言，这算是不错的成绩。

　　《金融时报》称，人民币的国际化对中国十分重要，因为这将使中国更加广泛地参与全球金融市场。正如渣打银行的关家明(Nicholas Kwan)最近在beyondbrics专栏中撰文所述，它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就如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一样。

　　人民币加入储备货币行列，也将有助于国际外汇储备在各个储备币种间更为平均的分配。目前，美元在国际外汇储备中占据了60%的份额。

　　不过，彭博社称：“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要到2020年或者更晚才能实现自由兑换，因为如果操之过急，则可能催生房地产与股市泡沫。”

meng-h

秦晓：走出乌托邦2011-05-16 07:57:30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广州)　有0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



1966年8月18日，周恩来与红卫兵合影，前排右二拿红宝书者为秦晓

2005年10月11日，剑桥大学校长Alison Richard教授（中）祝贺秦晓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2006年9月22日，香港联交所，招商银行H股挂牌上市
秦晓 走出乌托邦
从高干家庭出身的“红卫兵” 到央企管理者，从坚持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理念，到彻底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秦晓告别乌托邦，走了一条与他的高干同学迥异的反思之路
本刊记者  张欢  发自深圳
2010年7月19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正在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内做毕业典礼演讲。台下有两千多名经管学院的毕业生和亲友，以及学院工作人员。这是这所学院第一次在全体学位毕业生的典礼上邀请嘉宾做演讲。
清华大学是中国最富盛名的高等学府，1949年之后成为这个国家优秀工程师与高级官员的摇篮，不久前举行了盛大的建校百年典礼，现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即毕业于此。清华经管院创办于1984年，一直到2001年它都有一位显赫的院长——朱镕基，这位曾经担任过中国总理的清华校友，被视为铁腕改革的强力角色。
如同所有庆典一样，在各级领导和5名不同学位的毕业生代表讲话之后，秦晓站到了讲台上。他穿着整齐的西装，人很瘦削，脸上习惯性地不带笑容。作为一名超大型央企的管理者与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台下的人们已经大体想到他会说些什么，无外乎是我很荣幸、希望你们今后能为国家多做贡献等。
秦并没有客套地说一些赞美的话，他开始回顾大学的功能与大学生的使命，紧接着他的话开始出现了现代社会的字眼，这是他那一段时间思考的总结：“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
接下来秦晓分析了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论”的关系：“‘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正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特殊论’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普遍性何来特殊性。而‘取代论’则宣称 ‘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特殊论’和‘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最后，他希望“清华学子能秉承普世价值，担当起开创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
秦的发言被迅速转载到网络上，出乎他意料的是，这篇文章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一家网站把他的头像做成绞刑架下受刑的模样，并冠以“西奴”。和他并列的还包括吴敬琏、许小年、张维迎、胡舒立等学者和媒体人。
另外一家网站开始出现一组以秦晓为关键词的批判性文章，质疑他的种种作为，从他少年时的经历一直到他在招商局集团和招商银行担任董事长期间的两起资产交易行为——出售平安保险与购买香港永隆银行。
几个月后的“两会”期间，该网站还公布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彻查秦晓在这两桩交易中的作为。
一个月后，在深圳蛇口的招商局会议室里，当我问秦晓是否看过这些内容时，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自己正在读的两本书——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和马克·里拉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相比起个人受到的打压，他更担心的是激进主义的思潮：“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为什么哲学家、思想者德国多呢？就是因为德国当时相对落后，落后就需要药方，就需要倚重国家的力量。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激进主义都是落后国家容易出现的。激进主义形成之后不仅会‘异化’，导致专制，更为可怕是会深入民族的血液和基因，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己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它的恶习并未铲除，有时会死灰复燃。”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甘阳是那些网站所认同的学者，也是秦晓的朋友。对于这名酒友，甘阳的评价是：“秦是一个复杂的人，对他的任何标签都是简单化与脸谱化。”
一些媒体称秦晓是“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秦并不认同这个称谓。他说：“我不喜欢这些词。在中国的话语环境中，这些称谓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我的出发点更多是忧患意识和问题意识。问题集中表现在分配不公、缺乏普遍正义、法治不健全、道德沦丧。这些现象的产生有发展中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体制性的，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社会危机是大的灾难，只有激进主义才会认为这是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的手段。激进主义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我很担忧，希望能够说出来，让大家关注。另一方面，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的。比如说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的建立。”
他把自己看成是体制内的改革者。
接班人的困惑
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现实：秦晓是在他所批评的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他也曾经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
秦晓出生在一个**高级干部家庭。他的父亲秦力生是土地大革命时期从山西奔赴延安的老一代革命者，但主要是在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等陕北干部的圈子。他的母亲亦在早年投奔延安，三舅阎揆要是黄埔军校一期生，开国中将。
1947年，秦晓在山西的359旅旅部医院出生，王震将军的夫人王季青送来一百个鸡蛋。很多年之后，王震的儿子王军成了秦晓事业上的领路人。
秦力生后作为南下干部转战西南，担任西康省委副书记，之后调任北京，担任中科院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与张劲夫、杜润生成了同事。
出生在这样的红色家庭，秦晓自幼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他参加了第一届全运会团体操的表演，也在十年大庆时冲向天安门献花。他依然清楚记得，中苏关系破裂后，全家聚在收音机前收听《九评》的场景：“播音员夏青和齐越，铿锵有力地说：你们撕毁的合同不是几个、几十个，是几百个……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洗不尽对中国人民欠下来的债！那语调，那每一句话，让人听着都特别激动，特能激起义愤，真的感觉是出了心中的大气了。”
从六一幼儿园、育才学校一直到北京四中，秦晓在干部子弟云集的学校里长大。家庭教育和学校的经历给秦和同龄人打下的最深印记是“不能有优越感，不能有干部子弟架子，要多吃苦，你是要承担责任的，要接班的”。
他也经受了大饥荒时期的困顿，并且坚信自己就像苏联小说《水泥》描写的主人公一样，要学习建设祖国的本领。他的理想是去清华大学读工科，并且坚信从政不是学出来的。
初中从育才学校毕业后，他得到北京市颁发的金质奖章被保送进入了北京四中。这是一所高干子弟和平民精英云集的著名男子中学，集中了无数政治局委员、元帅、部长的儿子们。
秦晓是当时班上的团支部书记、1949年之后最早的中学生党员。比他早几个月入党的有好友孔丹(中调部部长孔原之子)。当“***”到来时，学校正常的领导层已经被冲垮。他和孔丹、薄熙永(薄一波之子)组成了四中革委会，并担任副主任。他们的师兄、辅导员马凯是现任国务院秘书长。他们试图控制日益躁动的情绪。
当“***”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时，秦和他的同学们把这场运动视为实现毛泽东革命理想的社会实践，他们成立了四中红卫兵组织，这个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派别后来被称作“老兵派”。
四中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是刘辉宣带头倡议的，这个大校的儿子写了首红卫兵战歌，其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了“血统论”的普及版。
与其他学校的激进情况相比，四中相对温和。秦和他的战友们更在意的是维持秩序，试图将风暴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当有学生围攻校长杨滨时，孔丹、秦晓带人解救了他，而在另外一所高干女儿云集的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殴打致死，而且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
一位“***”经历者、秦晓的朋友告诉记者，秦和孔丹试图维护秩序，保护校长的原因在于杨滨本身就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他们本质上是在捍卫自己的出身。
赵振开，当时四中的高一学生，告诉我：“孔秦控制的学校团支部掌权，他们接管了权力，但不主张暴力。他们开始带人维持秩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西纠 (北京“西城区纠察队”)的作用很复杂，一方面他们起到了灭火的作用，但在驱赶黑五类上也动手了。成立西纠更主要的是维持秩序，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他们对‘***’以及血统论是一种暧昧的态度。”
“***”初期，北京中等学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中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四三派”和“四四派”，赵是“四三派”的成员，日后他主编了一本书试图还原那段历史。秦晓写出了自己的经历与反思，而很多他显赫的同学拒绝了赵的请求。
秦并未否认自己当时的激进思想，后来他开始反思：“对我们这些学生而言，‘***’早期之所以能接受批判校领导、‘破四旧’，直接的思想基础一个是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个是阶段斗争，这两条是接受的。就算我们这些人有分寸，‘破四旧’基本上没有参与，对校领导也没那么极端，更无参与暴力。但是，我们还是卷入了，只是对当时采取的方式不赞同而已。”
孔丹和秦晓等“老兵派”红卫兵组织了“西纠”。孔任司令，陈小鲁(陈毅之子)任副司令，秦晓担任宣传部长。他们吸取了北伐时期周恩来在上海成立工人纠察队的做法。秦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在三湾改编的经验，开始试图在亢奋的年轻人当中整风。
周恩来认同了他们的做法，并且安排了办公用房、车辆、食堂等。西纠并没有存在太长时间，很快被中央***取缔。
“老兵派”被打倒，以平民精英为核心的“四三派”开始上台。
最鼎盛时，秦晓曾作为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当毛出现时，秦注意到毛对狂热的红卫兵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厌恶。
孔丹和秦晓的父母先后被打倒，他们两人也先后被抓。逮捕孔丹的学生是今天以左派面貌出现的一名经济学家。
当秦晓获释后，他已经无学可上，无工可做，家被抄之后无处存身。此时，毛为了平息红卫兵运动，发出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指示。
秦和他的朋友们逃离了北京，插队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额尔乌登大队的边境二线牧区。他开始学蒙语，练习放马。
有一次去牧民家里吃饭，秦晓的位置靠里，光线暗。他接过一碗面，吃到一个硬东西，有点像肉，可怎么嚼也不像是肉，有纤维。他突然意识到这是冻硬了的牛粪。
他住在牧民家里，旁边是小孩和老太太。睡着后觉得手上凉了一下，醒过来后猜想是不是被旁边的小孩碰到了，打开被子发现是一条蝮蛇，头很尖，有毒。
环境的改变带来了理想主义的破灭，秦和他的朋友开始思考中国问题的出路。这些高干子弟因为背景关系，开始交换各种书籍。秦的母亲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图书馆，他通过关系借了很多书，他们想阅读马列原典，试图检查毛的做法是否符合共产主义原教旨思想。
他在给同学的信中经常引用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段话：“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满了各种谎言，他(她)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
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是另一本影响他的书。秦觉得写的就是他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可能是一个和父辈不同的世界，需要有一种新的思维。
很多年后，他的很多朋友试图给父辈立传以资怀念。秦劝他们，如果没有新的思维去重新审视，单纯歌功颂德没有必要。
他和他的朋友们开始讨论灰皮书(政治、思想)、黄皮书(文学)、白皮书(文献)这些内部书籍里的内容，在遥远的内蒙牧区，使年轻人经历着思想上的反省与启蒙。
和秦一起在内蒙插队的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刘进(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女儿)直接质疑毛：“反正什么事都是‘他’对”。秦也开始逐步意识到“***”的混乱，大规模的群众武斗，把红色政权宣称的基本队伍——干部和工人阶级打成保守派，已经不仅仅是中央***小组的问题了，跟毛有很大的关系。
刘进跑去贵州看望姐姐刘青峰，把姐姐和姐夫金观涛写的《公开的情书》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在红色笔记本上。秦在牧场放牛时看了这本“小红书”并且记住了金观涛这个名字。他还看了刘辉宣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开始用真善美来反思过往。
1971年，林彪的“九一三事件”发生，秦的理想主义梦想彻底破灭，“上帝最好的学生背叛了上帝”。他写信给朋友说现在只认同毛泽东的《实践论》，把它作为一个认识论、方法论，别的都要重新认识、评价。
两年后，他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在山西矿业学院读书，开始认真学习英语和数学这些并不革命的知识。
然后，他被分配到煤炭部，回到了北京。
从官场到商界
1978年，邓小平掌控了最高权力，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社会秩序开始恢复。
秦的朋友孔丹从陕西插队回来，在社科院读了吴敬琏的研究生。和他的很多朋友一样，秦晓在中国矿业大学完成了管理学研究生学业，并把目光投向经济领域。
80年代是一个思想迸发的年代，在甘阳看来，那时思想界派别的分歧并没有像今天这样你死我活，彼此都认识到改革势在必行，在大的方向上共识度很高。
秦和很多年轻人交流甚多，这些人多集中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所，王岐山、周其仁、王小强等人都是活跃分子。
他把金观涛介绍给孔丹讲解控制论，金提出中国是“超稳定结构”的论点。秦当时并不完全认同，和金反复辩论，也因此成为好朋友。
赵振开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学旗手，被査建英称作“我们时代的金斯堡”。秦当时并不认为文艺会对社会有多么大的影响。他和他的朋友认为只有“半疯子”才能成为诗人。
现在他承认，其实文艺上的启蒙是更根本的，那时的见解太狭隘了。
1983年，秦晓进入中南海，出任政治局委员宋任穷的秘书。他说：“当时老干部找干部子女做秘书很普遍，一是认为可靠，经过文化革命，好多老干部都有怕秘书造反的心结。另外就是***后期老干部还没有恢复工作的时候，正常的组织渠道不通畅，消息全是通过子女们之间传来传去的。”
秦的身份以及人脉让他获得了这个机会，从而在最高层级了解这个国家。他的朋友孔丹当时是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
当秦进入中南海时，宋任穷正处在权力最高峰，作为**八老成员，他分管人事工作。宋的政治态度处在陈云与邓小平之间，后来担任了中顾委副主任。
在此期间，秦晓有机会在体制内从政，但因种种因素而未能赴任。
秦晓并不认为自己丧失了什么机会，他认为自己并不适合从政，他喜欢直接说出自己的感受，他总是试图保持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勇气。
担任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副主席期间，秦要向主管部委的领导汇报，一位部长的指示是既要有中国特色又要有延续性，秦当即指出“我们是来处理问题的”，并建议把工作班子安排到中信集团。
汇报结束后，一位司长私下向他抱怨：“秦总，你以为政府开会是干什么，你以为是解决问题么？只是告诉上面我们开了一个会。”秦并不满足这个答案，并在接下来的汇报中向领导说，只要告诉我什么不能干不能写就可以了。
3年后，在石油部担任了一年的副司长之后，秦接受了中信集团业务部总经理王军的邀请，出任副总经理。
在此之前，他陪同宋任穷在三峡考察。他和同一艘游船的外国人聊天，宋注意到这个细节，并询问他的英语水平。宋说你应该去更适合的地方。
秦去了石油部国际司担任副司长，在此之前不久，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是去上海工作的曾庆红。
王军最初希望孔丹能够来中信，而孔已经在香港的光大集团任职，他转而推荐了秦。三人见面几分钟后，王开始讨论秦来中信的细节。
在此之后，秦先后担任业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一直作为王军的副手出现在前台。
中信集团是直属国务院的一家超大型企业。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找到老牌资本家荣毅仁，成立了这家利用国外资金发展的企业，从银行、房地产、租赁到卫星通讯、金融，这家公司均有涉及。王军在中信集团有着特殊地位，董事长荣毅仁都要让他三分。
1995年，秦晓出任总经理。在他的就职演讲中，他开始用现代企业理论和实践来剖析中信资产、组织结构和经营战略。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讲现代企业理论，从科斯的交易费用到威廉姆森的“M型结构”；另一篇文章论述中信管理体制、资产结构、发展战略重组和调整方案，被称为“20条”。
两年后，他带着对大公司总部功能的思考和体验，去剑桥大学读了经济学博士。
秦的思想开始转变，不论是在中南海还是早期在中信，他都是发展主义政府理论的信徒。他和他的朋友都承认向市场经济转轨，但始终强调的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最初学习过东欧的奥塔西克、科尔内的理论，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些理论没法满足现实的需要。
此时，东亚四小龙兴起，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这让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日韩——因为文化上的相近性，而且在体制层面上更有认同点，他们都认为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政府扶持。
日本的通产省模式成为他们的楷模，秦晓写了一篇《大公司战略》，提出要学习日韩经验。《通产省的奇迹》、《Governing Market》(《驾驭市场》)这两本书是他反复阅读的。他和吴敬琏开始争论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
1994年，秦晓出任中信澳大利亚分公司董事长，在悉尼读博士的韦森与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认识。韦森说当时的秦晓尚处在思想转型期，依然坚持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理念。很多年之后，他惊讶地发现秦已经彻底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徒，并且试图探寻已经市场化了的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问题
在澳大利亚时，秦晓开始系统学习微观经济学，开始梳理自己的思想。很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现实问题和理论学习让他扭转了思路。
他分析自己的转变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模式’的问题得以暴露，这些问题主要是扭曲资本价格(汇率、利率)、政府对企业的过度干预和对市场的不当替代、***产生的腐败等，因而它的产生的奇迹是有代价的、是不可持续的。经过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东亚模式’受到了批判，这些国家也逐步转向主流市场体制。后来读了‘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学看政府也是个利益集团，他们既不比别人道德更高尚，也不比别人更聪明，他们的目标函数是选票极大化，所以会出现民粹、短期行为等弊端。回头看中国这几十年的改革，当年留下来两个问题：政府职能和产权。这两个问题都变成了现在经济改革中的大障碍，这也涉及到体制、理念(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的问题。现在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提供公共产品，而是直接从事经营活动，还有大量行政审批，对要素价格的管制等。”
和很多企业家不同，秦晓对理论有浓厚的兴趣。1997年担任中信总经理期间去中央党校学习，在《资本论》的课上他向老师提问：“《资本论》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马克思的理论是经济决定论，历史的发展、文明的演进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而不是由某个单一的因素决定的；第二个是他的假设是资源无限的，他认为只要解决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就会创造出无穷无尽的财富来；第三是他假设人不是理性的，工人只要掌握了生产资料，就会把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资源稀缺和理性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和市场机制运行的两个基础性前提。”
同班的孔丹拽住秦晓的衣服。党校有中组部的代表，孔担心秦留下把柄。
一次，在陪同朱镕基接见外宾时，秦晓提醒说见面的基金经理有几百亿美元资产规模。朱说，他们有钱，他们是富人，我是穷人。秦回答：“朱老板，这话不对。人家对富人和穷人的定义不是按拥有多少钱算的，是以能调动多少钱算的。在这个意义上，你比他们有钱多了。”朱马上回应说：“调动钱？我能调动你吗？”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朱继续问秦晓：“你能调动荣智健吗？”秦的回答是“不行”。
荣智健是荣毅仁的儿子，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从公司内部管理上讲，作为母公司中信集团总经理的秦晓，是可以指挥控股子公司领导荣智健的。
现实并不如此，荣智健完全掌控中信泰富，而且随着中信泰富在香港的成功，当秦去香港时，港人会问他，你是北京中信还是香港中信的。
王军决定出售价值上百亿港元的中信泰富股份给荣智健，这一决定是他和荣两个人做出的。当秦晓知道时，已进入起草合同阶段。
直到今天，秦依然不认为当年出售是完全基于缺钱的考虑。在此之前他和王军已经剥离出四十多亿人民币的不良资产，盈利已开始增长，因此中信并没有缺钱到出售资产抵债的地步。但他并不反对王军的决定，他认为从已经完全无法掌控的中信泰富换回资金可以去做其他投资。
在事后的具体收购中，荣智健的副手范鸿龄和秦晓在很多法律和财务的环节上产生了冲突。
荣智健不满意僵持的局面，并质疑秦的做法到底为了什么。最后的结果是王军找了其他人去完成交易，秦晓被“挂”了起来，很多集团的决策他无法参与其中。
秦的朋友孔丹在光大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中组部最后安排的结果是孔丹接替秦晓，秦晓去招商局担任董事长。
时任中组部部长曾庆红告诉秦晓：“招商局是民族老店，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清朝、国民党时期都没有垮，你去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不能让这家百年老店垮在**手里。”
再造招商局
招商局由李鸿章于1872年创立，是中国唯一一家经历近140年仍保留下来的公司，也是洋务运动延续至今的唯一血脉。
1949之后，招商局成为一家在香港从事轮船货运的国有窗口公司。1978年后，招商局经历了第二次辉煌，作为招商局的实际掌门人，袁庚在毗邻香港的蛇口开辟了工业区，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蛇口作为招商局当时的旗舰，成为中国社会演变的窗口。
当2001年秦晓接任时，招商局处在卖资产抵债的阶段。之前的狂飙突进让招商局机构膨胀，下属两百多家企业，投资产业分布在几十个领域，管理架构复杂而又粗放。
在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下，招商局长期积累的内生问题得以暴露，被迫卖掉包括总部大楼在内的优质物业和友联银行偿还债务。当秦晓到来时，最危急的时刻刚刚过去，可以借到钱，流动性问题基本解决，但仍未走出财务困境，盈利不足以偿还债务利息。
秦晓1997年开始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澳大利亚时他就开始思考现代大型公司总部功能的建设，这也是中信遇到的问题。
秦晓从制度经济学的梳理中找寻答案，在他看来：现代大型企业尽管组织体系庞大，但内部权力配置却是相对集中的。总部承担战略性决策并直接控制投资、财务、融资、人事、法律等事务，同时在集团内部统一管理和经营、研发、销售、采购、广告等各项业务。下属子公司作为一个专业化的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经营性决策。这些子公司不是投资中心，仅仅是一个利润中心或者成本中心。
制度经济学大师科斯提出了交易费用理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
秦晓是科斯的门徒，他的博士论文正是在科斯基础上细化研究大公司总部职能建设。秦在招商局的整合、改革举措正是其博士论文观点的实践，在他看来，中国国企普遍存在两大问题——横向无关产品多元化、纵向法人(子公司)多级化。
秦在招商局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是做了一场现代企业制度的报告，在集团工作会议上，他用学术语言告诉下属，现代企业应该是什么样的。
他开始了被外界称作“削藩”的举动，强势总部成为再造招商局的核心。作为制度经济学拥趸的秦晓相信，公司总部功能发挥的有效前提是形成制度，并且获取权威来支配资源，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和组织管理成本。
招商局在总部建立了资金池，用比市场存款高一点的利息吸收下属企业的资金，用比市场贷款低一点的利息把资金给下级企业。仅此一项，就收回三十多亿人民币资金。
下级公司需要资金由总部批准，没有投资权，只有经营权，而且资金预算、人事都是总部安排。
横向整合过程中，招商局的核心逐步集中到交通(港口、航运、公路、物流等)、金融(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地产(成片开发、房地产)三大板块。
在资产整合过程中，招商局出让、卖掉了一些企业，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平安保险，这也成为很多人批评他的原因。
2001年，招商局出售了平安保险将近15%的股份，换回的巨额资金已超过当时投资金额的10倍。对于秦晓来说，卖掉平安股份的原因一是失去了话语权，招商局无法将平安保险纳入它的金融平台；二是集团在走出财务困境中急需资金。利用卖掉平安的资金，招商局先解决债务危机，并进入上海港，以26%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完善了港口体系，走出了蛇口。上海港2010年净利润54.17亿元，还有大量的土地储备。
招商局还不断增持招商银行，在招行上市配股之前，招商局购买成本不到一元，而且主导了招行发展方向。
这笔钱还用来增持招商证券、扩充油轮船队，强化核心产业，所获收益并不比持有平安保险差。
秦晓也曾想过增持平安保险实现大股东地位，但当时他没有那么多钱，而且作为一家有实业传统的公司，现实条件并不允许他把所有资金用来构建纯粹的金融控股集团。
在招商局出售平安保险股份前后，几家国有股东也出售了股份，招商局的售价是最高的。几个月后汇丰银行用巨资购买了10%的股份，这成了很多人攻击秦晓的理由——贱卖国有资产。
汇丰的进入并不是购买了既有股东的股份，而是相当于平安保险增发。另外在相关业务上汇丰也获取了特殊地位和优先权，当时作为战略投资者的汇丰还面临着另外一家国外金融机构的竞购压力。
从2001年任职到2010年卸任，秦晓作为董事长完成了“再造招商局”的计划，10年间，招商局的总资产从496亿增长到3243亿，年利润总额由12.91亿增长到217亿。而且就增长率而言，净利润高于净资产，净资产高于总资产，表明增长是以效率和盈利而不是以投入和规模驱动的。在国资委的央企评比中，招商局2010年母公司净利润第9，而且连续6年被评为A级企业。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秦对于国有企业的态度是：“国有企业是公有制计划经济的遗产，应有序地、公平地将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
他成功地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但他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
从商人到启蒙呼唤者
我问秦晓，你希望别人怎么记住你。他想了想说，什么都不用，忘记最好。
这是否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外界无从得知，但显然当后人回顾历史时，肯定不会把秦晓单纯当成一个企业家。
2007年，秦晓与何迪在香港成立了博源基金会。何迪是前瑞银投资银行副主席，前农业部长何康之子，也是秦晓的发小。博源基金会有着显赫的成员名单：吴晓灵、高西庆、李剑阁、史美伦、列昂·布列坦(Leon Brittan)、易纲、王波明、金耀基、金观涛、周其仁、许小年……
一位接近秦晓的人士说：“博源并不是秦晓心力最集中所在，但这是他的平台。”
秦晓的计划是利用博源的平台做中长期中国社会和经济转型研究。金融风暴之后，市场上各种噪音很多。他们想把代表市场的经济学家集中起来，让决策部门听到真正代表市场的观点。
市场上传说汇丰要垮台。博源组织了专门研讨会，并形成了专业意见反映给决策层——汇丰没有问题，并不需要内地出手。
博源基金会和人行、银监会、证监会、统计局等部门形成对话机制，这些部门的司局级干部被定期召集在一起倾听市场的声音。
一种对秦晓和博源的批评声音是：一些投行为博源提供了资金，这些资金提供方希望以自己的想法影响更高层。
秦晓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他说：“我自己就拿出了上百万，而且基金会出资方与基金会运作要切断。中国每年吸引如此巨额的外资，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利用？香港的优势是国际金融中心，集中了最优秀的金融人才，方法论和模型、数据都具备，应充分发挥这个优势。”
除了这些经济、金融话题外，秦晓开启了一场中国现代性话题的讨论，他开始呼吁一场新的启蒙，呼唤社会认同普世价值，并重新审视中国模式论。
是什么让一个喜好高尔夫和围棋的国企管理者(秦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企业家，只是职业管理者)去讨论这些宏大而艰深的话题。
秦的一位朋友说，他少年时代的经历注定了他关注的话题绝不局限在一家企业上。他十几岁时就已经思考国家前途并介入其中，加上曾经的中南海经历，都会让他把目光投向更宏大的视野，这是一种接班人情怀的延续。
他有许多问题在思考——为什么以党代政，为什么需要一个强势政府，为什么要素价格要管制，为什么事务官、国企领导要政府任命，为什么土地不能私有化，为什么产权不能私有化，要想把这些问题说清楚，就一定会触及政治体制和观念(意识形态)。
秦晓用“现代性”作为理论突破口，他的很多朋友一开始并不赞同这个说法，但秦依然坚持，在他看来现代性的讨论在中国语境之下具有普遍接受性。
当他把这些思考开始向外界宣布时，抨击随之而来。
甘阳被思想界认为是“新左派”，他和秦晓观点并不相同，但这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在香港时，秦晓约他一起吃饭，电话刚挂，另外一个电话打进来，有人告诉甘阳：秦晓逃跑海外了。
甘阳分析了秦的理论，他认为把普世价值和中国模式对立起来没有必要。普世价值是左中右所有人都必须要承认的，否则就是完全不承认现实。“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一个麻烦是把所有特殊性都抽象掉了，似乎只要按照普世价值来做就可以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因素也必须要考虑到。”
在甘阳看来：“西方在70年代开始讨论现代性，意味着对现代化的批判。这个现代化也不是我们理解的简单的经济发达，而是对16、17世纪以来西方现代社会之路问题的反思，现代性意味着对简单启蒙的批判。哈贝马斯观点不同，他认为不是启蒙的问题，而是启蒙得还不够。相较而言，秦晓会更倾向哈贝马斯，尤其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
复旦大学教授韦森与秦晓相交多年，当年在澳大利亚时，秦晓总是和他争论国企的作用。韦森早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坚定支持者，留学后钻研了哈耶克、诺斯，发现一个良序社会需要的条件。
韦森说：“80年代《河殇》提出的问题更多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转型的关系。现在的问题是市场经济来了，却没有配套的法治和政治制度。市场经济必须要法律保护，个人权利需要保证。个人权利觉醒，政府权力划定，这必须要让年轻人明白。”
秦晓的一位身份显赫的朋友对他的评价是“当代盛宣怀”，盛是招商局最早创办者之一，洋务运动重要人物，一位毁誉参半的红顶商人。
王军依然和秦晓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他的评价是：“秦晓的优点就在于有话直说。”
甘阳说：“每个人都想影响决策，学者写文章难道就不是么？利用个人资源和人脉做事有什么错？秦晓是一个很有公共关怀的人，我不相信他为了钱而如何。博源不是高层授意，也不是西方阴谋的产物。秦晓有很强的独立性，是不会轻易被影响的。”
秦的企业家生涯一直很低调，作为下属的马蔚华、麦伯良都比他风头更健，他的角色更像一个幕后掌门人。职业生涯末期，他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高调。
他的发言被认为是火力十足，然而在他看来他只是说出了一些常识。他还有很多朋友身居高位，这让他发言时始终有所忌惮，而且他并不想做革命者，温和的改良派是他对自己的期许。
这或许是精英阶层的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秦晓托人带话给一位知名的媒体朋友：“现在国外对你的评价很高。中国现在问题很多，体制外的不同政见者，流亡海外的，不稀缺。稀缺的就是在体制内做一些推动改良的人，能守在体制内，你就会对社会产生更大的、更有益的影响。”
讲这段话时，64岁的秦晓不由自主地把腰挺直了一些。
秦晓论“现代性”
“现代化”在中国的语境中就是“国富民强”，那它的价值正当性是什么呢？现代化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所以，“现代性”中，最核心的价值观是自由，权利是保障自由的权利，理性是自由思考的权利，民主是保障自由的制度。马克思的话说得多清楚啊，只有社会成员中的每个人获取自由，这个社会总体才能获得自由。
尽管西方也确实存在一些把个人的自由无限扩大化的现象，不过整体上还是均衡的，因为法律、制度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真正尊重自由、承认自由是核心价值观的话，里面必然包含着承认其他人的自由，倡导没边界自由的就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自由”和“法治”，“自由”和“秩序”，是相辅相成的。“自由” 最基本的一条是说一个人可以在法律范围内，不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在中国，主要的问题是人的基本的自由还远没有实现，而不是个人的自由由于没有受到约束而对社会造成破坏。
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其实是普世的，没有阶级的属性，只有文化偏好。这种差异是现代性价值体系二元张力结构中均衡点的不同，而不是对立的、不相容的。我们把起源于启蒙价值的现代价值称为一个体系，是因为它是一组二元对应的结构，如：自由—秩序、民主—法治、个人权利—家庭、集体和国家利益、理性—理想等。我觉得在中国建立现代价值观，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纲常秩序中就没有个人的概念，只有一个相对的位置，对皇上来说你是臣民，对儿女来说你是父亲，对老婆来说你是丈夫，那你是谁？把这些对应的都除掉，没你了。在现代中国，个人主义这个词还是负面的词，自由主义也是负面的词，认为个人主义是损公利己，认为自由主义没集体观念，如加上资产阶级的前缀，问题就更大了。
“我愿意做一个体制内推动改革的人士，而不愿意被人称作公共知识分子。我们主张用渐进改良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为什么我们平时说得这么尖锐？主要是因为担心社会动乱”
本刊记者  张欢  发自深圳
人物周刊：“***”早期，你曾经也被卷入。回首那段岁月，为什么整个社会竟然可以如此疯狂？
秦晓：我觉得这段历史也有它的必然性。人类本身就有非理性的一面，在特定情况下都会干出像“***”那样的事，法国大革命、希特勒法西斯时期的出现也是这种情况，因此，应该用历史眼光看待这些问题。
社会主义思想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后，人类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探索和追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马克思开始就是一个具有空想色彩的宏大叙事，它的主要理论支柱“劳动价值论”和“唯物史观”在理论上存在重大缺陷，也不能为实践所证实。
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经过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演变，从最初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一步步异化为专制的政治体制、封闭的意识形态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人的自由、理性和权利被压抑了，最后异化了。柬埔寨、朝鲜异化到什么程度了？苏联的斯大林的肃反、中国的“***”都是一种异化，是激进主义发展到极致的产物。但我们对这个思想脉络、根源并没有做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我们评判文化大革命，把这个归结为毛泽东的错误、“四人帮”的罪行，却并没有进一步挖掘、清算它的思想根源。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这个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哪里？
秦晓：概括说，是一个激进主义的异化过程，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毛泽东和“四人帮”。
比如“***”前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给知识分子带上资产阶级的帽子等，这些事现在看来不仅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诞的。当时一些**曾向毛主席提出过纠正，主席也同意了，但却遭到了党内另一些领导人的反对。而这些持反对态度的领导人都是我们非常尊敬的革命前辈，他们在 “***”中也都受到迫害，但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后人都没有将这一反思追溯到“***”以前。
翦伯赞是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例子，他一路都是跟**走的。解放后，翦伯赞去北大历史系当主任。北大历史系的人说，历史学家当中有叫翦伯赞的吗？没听说过嘛！瞧不起他。为了让翦伯赞当成这个主任，把北大历史系的一些人调到天津大学去了。翦伯赞一上来，就搞“唯物主义史纲”，提出历史要按照唯物史观写，先经济，再政治、文化。他的立场和观点算是够左的了吧？最后怎么死的呢？是刘少奇专案组的一个军官，用枪对着他，非要他揭发刘少奇是叛徒。他良心发现，说我不能瞎说，夫妇俩被逼得自杀了。一个老知识分子，曾经那么“左”，一生跟着**产党，最后下场是被更“左”的力量逼死。而我们现在只讲这些人在“***”中被迫害，而没有去挖掘在“***”前他们激进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大折腾以后的中国，没有彻底清理思想，其关键是我们民族没有启蒙的基础，把阶级斗争史观作为评判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用阶级属性解构“真、善、美”。由此，只能分出敌我，而不是以人的自由、理性、权利这些启蒙的核心价值观做评判的尺度。
“***”后，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异化产生的思想根源做了比较深入的反思和批判，其中包括周扬的“异化论”和“人道主义”、巴金的《真话集》、韦君宜的《思痛录》、陆定一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法的质疑。更为可贵的是这几个人都是首先反省个人所作所为，而不像多数人仅仅是把自己作为当时政治运动的受害者。
我觉得大的历史背景要是不清楚的话，就不可能谈清楚这段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无非是中国历史这场宏大叙事大戏中的一幕，可能是走向异化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很典型的一幕。那么多人上街、“破四旧”、天安门广场集会、造反夺权，这已经很极端了。所以，可以说是乌托邦思想的产物。
人物周刊：你的观点，其实就是如何看待前30年历史的问题。
秦晓：“***”的大背景，跟我们后进国家的激进主义思想有着很深的渊源。激进主义思想的理论形态是一种“宏大的叙事”或政治意识形态。叙事就是“前科学”。宏大叙事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最后一定会走向它的反面，一定是乌托邦。它崇尚的是卢梭的“积极自由”，即“己所欲，务施于人”；而不是洛克的 “消极自由”所主张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你必须跟我走，否则你就违背历史潮流，你就是异己或敌人。这就把核心的价值给颠覆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柬埔寨波尔布特的大屠杀等等，都是异化的结果。
毛泽东解决了中国的两个问题：第一他使中国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和主权，并建立了民族国家。孙中山没有成功，蒋介石也没有成功，毛泽东成功了，这是历史要给他一个正确评价的最重要原因。第二个，他不管是用土改、合作化、集体化还是国有化的方法，比较快、比较彻底地解决了中国的贫穷和社会动荡问题，并开启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一百多年来，谁能解决中国人基本的生活保障？毛泽东做到了。
从现代观点来看，在这两个问题上，无论是处理方式还是取得的成果，都存有需要反思的问题。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对内并不是现代社会的治理，没有现代社会的治理理念和制度。他在解决了基本的民生问题后，又把它推到极端。搞“人民公社”、“大跃进”，又造成更大的问题。60年代初三千多万人饿死，这事发生在20世纪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又没有特大的自然灾害，今天都是不可设想的，怎么向历史交待啊？“反右”、文化革命，包括暴力土改等不用说了，这些都违背了基本的现代价值观。
人物周刊：具体到你的个人，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是如何完成的？你有一种吐出“狼奶”的感受么？
秦晓：我有两次大惑，一次就是我21岁插队的时候，国家搞得乱七八糟，好人都给打下去，我再怎样崇拜毛泽东，也不能接受了。
第二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先从经济领域看社会问题，然后，又慢慢接触一些所谓现代化、现代性的理论。看的东西多了，就开始琢磨了：现代化和现代性不是一回事啊，也就惑起来了。我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认识也发生了大的转变。以前，我比较赞同新权威主义，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民主问题上，我希望有个强势的政府。但是后来转向对启蒙价值和现代社会制度的认同。
你说的狼奶，我有感触。插队时我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里面有一段话，我经常写信给朋友时引用：“我们从小到现在被各种谎言灌满了，当他成熟起来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他要呕吐，重新用理性去认识世界。”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这一代人。
毛泽东那一代人是致力于改变中国面貌的，他觉得马克思主义比较实用，就举起了这个旗帜。好的地方是他从不死照着那个本本来做，怎么实用怎么来；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对马克思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他实际上也没有真正认同。于是很容易走到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上面去了。
总体来说，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激进主义主导的过程，激进主义的产生在中国有它的合理性，但也难以摆脱失败和异化。我们过去理解激进主义，是指它暴力或者革命的方式，这只是一个形式问题。激进主义的实质我认为在于它对传统和经验的态度。传统和经验是经过千百人、千百年实践、思考而形成的，这中间也需要思想家、精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批评和倡导，也会发生革命和动荡，但总体而言是一种改良、演进的过程。这就是洛克倡导的“自然法则”，也是苏格兰启蒙和现代化转型的特征和经验。
激进主义的思想资源多是源于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近代的产物，它在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中建立自己的理想，并将之构建成庞大的、无所不包的宏大叙事，试图解释历史、指导现实、预测未来。这首先偏离了科学的怀疑精神，是一种乌托邦，是对传统的颠覆、对经验的抛弃、对各种不同的观念不能包容，并将之视为异教徒和敌人。所以它一定会导致专制，一定会走向异化。
中国近代激进主义主要思想来源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它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最根本的原因，并由此划分了五种社会形态。以后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几次变身最终走向僵化的、专制的意识形态—政治结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因之终结。***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产党痛定思痛，告别了列宁—斯大林模式，抛弃了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重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使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邓小平不仅是改革的总设计师，也是“去意识形态化”的勇士，比如他的“猫论”、“摸论”、“三个有利于”等。但当今的中国“去意识形态化”依然是一个未竟之业。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从突尼斯引发的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风暴，这次一个突出特点是发生革命的国家都是最为世俗化的国家，经济发展和民生状况也相对较好。很多人认为西方的普世价值是动乱根源？
秦晓：首先，它表明对独裁专制腐败的政府，人们是不接受的，不管你经济搞多好，世俗化程度多高；第二，专制政府之后不一定诞生一个现代政府，其结果要么走向失败政府，要么呼唤极端宗教主义者上台；第三，西方可以用武力推翻专制政府但却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现代政府，社会的进步是文明演进(交流、碰撞)的结果，而不是政治压力、经济制裁、军事干预的结果。对此，西方政府和社会应反思。
人物周刊：在外界看来，你最主要的身份是国企的管理者，然而你却组织成立博源基金会，做了很多宏大话题的讨论，这是一种接班人的精英情结么？
秦晓：儒家的“修齐治平”对我影响很大。中国人从来都是把家和国看成一体的。我们这一代人知道历史，也看到了世界的变化。每个民族最关注的就是找寻各自的现代道路，这也是我们最关注的。
把国家利益和每个人的权利相比，根本的还是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马克思说的：“只有每个人都获得了自由，社会共同体才能获得自由。”如果我们只说一头，就会走向“富国强兵”，而不是现代社会。
经济发展的背后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价值的正当性？这个价值正当性表现在对每一个中国人权利、自由和理性的认同。
接班人是60年代的概念，对于我们来说不是政治权力的概念，而是需要一代代人去建设这个国家。这是一个落后挨打贫穷的国家，我们的父辈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也应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现在的问题远比那时候要复杂，现在不是革命成功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更本质的是从传统社会、前现代社会转变成现代社会的问题，这是很多我们还没有逾越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反复提到中国的现代性转型要和自身传统、国情结合，现在中印比较是一个热点，我们这个伟大庞大的邻居正在崛起，印度的经验有什么可值得我们研究？
秦晓：有一年我从印度回来，和黄亚生聊天。我的感觉是印度社会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政治体制上改革是非常成功的，可以包容这么多的民族、种族、语言、宗教，小乱不断整体稳定，经济也开始起飞了。
经济发展第一要素是人口红利，第二是全球化，打破原先制度上的限制。内生变量是人口红利，外生变量是制度红利，两者一结合就好了。中国内部改革开放，外部加入了WTO，又有人口红利，就发展起来了。这就是中国奇迹，印度也是一样。但印度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如种姓、教育、基础设施等是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挑战。
人物周刊：很多中国人深入到印度，发现他们比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主人公还要贫穷，只有一条毯子可以裹身时，他们思考的问题是自由民主这些理念是否需要让渡给吃饱肚子？
秦晓：如果说看到印度贫民窟的悲惨情况，就简单认为民主不好，中国模式好，那这个跳跃在逻辑上缺乏支持。相反，我们拿巴基斯坦和印度做对比，当布托上绞刑架时，他说：“巴基斯坦是稳定的动乱，印度是动乱的稳定”。印度有锡克族，有上百种语言、民族、种姓，对外和中国、巴基斯坦关系也很紧张。但是民主体制建立起来以后，始终能维持下来。
印度民主体制不是最成熟最好的体制，还没有触及基层部分，但整个政治治理是运转正常的，是被认同的。巴基斯坦动不动就军事政变，很容易全国就乱了。哪种制度更好？是更有弹性更有包容性，通过大家认同的程序来做事更好，还是强人政府决策效率高，但又不断推倒重来更好？我以为还是前者好，当然它也需要改进。
人物周刊：你之前在政府，后来去了中信和招商局，有没有考虑过彻底离开这个体制，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者或者企业家
秦晓：中国基本上还是大一统体制，即便是民营企业，你想摆脱这个体制也是不可能的。
其次，我们的体制在改革，我们有很大机会在体制内做事。我们主张用渐进改良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为什么我们平时说得这么尖锐？主要是因为我们担心社会动乱。如果说中国不存在社会动乱和革命的因素，我们没必要说得这么尖锐，我们只是想提醒。就像茨威格和罗曼·罗兰二战前做的那样，我们当然比不了那些伟人，但中国社会需要有人站出来说。
人物周刊：你在招商局做一把手，掌控巨额国资，你抨击腐败，在你这个层级有什么监管？
秦晓：国资委、中组部、中纪委都在管，我们自己也有一套内控系统。我是觉得权力和钱，腐蚀性太大，想要就没够。要把这个问题看破，崇尚一种更自然朴实的生活方式，我也就只能力求做到这点。
对于个别人对我的诬蔑和谣言，我没什么好回应的。审计署会对我做离任审计，巡视员也会经常来查，还有常驻的监事会。每年我都要申报各种收入和资产，内部也有纪检部门，还有组织上的生活会。
人物周刊：在你的对外谈话里，你多次提到修持，也提到了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以及佛学的影响，你长在红旗下，又是海外名校的博士，对于今天的秦晓来说，这些思想之间是如何融会贯通的？
秦晓：我成长的时代长期是封闭的。我们只能接受毛泽东思想和经过毛泽东解释的马克思主义。除了文学作品外，对外界了解很少。
“***”后期，才看到一点政治方面的东西，如：《托洛茨基传》、《经济增长的阶段》(罗斯托)、《新阶级》(德热拉斯)等，就是灰皮书。
我们的反思是首先要把毛讲的和毛解释的马克思主义重新来看，我以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都有缺陷。1997年我在中央党校央企高级干部班上课时，和中央党校老师有过讨论。
马克思基本上是技术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我认为决定论是不可取的，一个系统中各个要素是互动的，没有谁永远决定谁。事实上我们在国内也不讲阶级斗争，外资和民营经济也不再是剥削的，悄悄地在发生变化。我们的党也在讲三个代表，而不是只代表工人和农民，也开始鼓励发展民营所有制。
接下来就要看看有没有其他什么理论，开始注意到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的比较，他们是两个方向走的，最终汇合点有惊人相似。
韦伯认为先有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人从神权皇权中叛逃出来，重新找到自己，认识自由、平等和理性等基本价值观。既然认同这些，就只能选择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讲究的是自由权利，讲究的是自由交换而不是计划经济有人来分配这些东西。因为先有这个价值观所以才必然选择这个经济制度。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不能持久，他是从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来揭示这一点的。韦伯则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来看问题的，他们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的问题。
我对理论有特别的偏好，但我的出发点都是问题意识。
最早我提出现代化和现代性差异，当时很多学术界的人并不认同，他们认为现代性是个负面词汇。我说这要放在中国的语境当中。现代化在中国就是物质经济，说得好听点是“国富民强”，说白点就是“富国强兵”。
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的概念，而不是物质的概念。中国基本上还是前现代的国家，中国有没有后现代的问题？有，但不是主流。
有了问题意识，再去研究就会梳理清楚思想、理论脉络。
人物周刊：韦伯最为人熟知的观点就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关系，您怎么评价宗教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
秦晓：我们从小对宗教的认识就是马克思说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后来我认为马克思还不如康德，康德认为宗教是人的异化，是人内心世界中需要道德约束，就造了一个上帝，上帝的功能不是进入世俗社会去干预，而是在道德领域中要有敬畏和约束。
宗教就是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如果敬畏的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某个人，比如卡扎菲，那就是迷信。但如果没有敬畏，人的恶的一面就会显现。
韦伯说新教可以产生资本主义，可他没有说不是新教的国家就不能引入一些元素去形成现代社会。
人物周刊：中国传统文化对你的影响？
秦晓：内圣是好的，外王我无法接受。外王是纲常，是社会文明秩序，是把人分成等级，抹杀了人的权利。中国也没有权利意识，可能除了老庄连自由的概念都没有。
人物周刊：最近的一条新闻，蒙古把一个战略性煤矿进行股权发放，每个国民都能分配到股份。你一直呼吁要重新审视国企作用，这是一个好的办法么？
秦晓：技术工具是可以设计的，划归社保也好，划分每个人也好。
我更关心政策问题，现在创造出一系列的政策和理论认为国企必须控制经济命脉，我是很质疑的，其实这就是列宁的制高点理论的延续。
莫非别的国家就没有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这可以通过监管来保障嘛。
政府拥有庞大国有资产，但医保社保这些公共产品又没有做好，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政府就是要把公共产品搞好，食品出了问题关系不关系国计民生？太关系了，可是不是就要把食品行业搞成国企呢？说不清楚，不能自圆其说就是伪命题。
人物周刊：思考问题从价值层面到制度层面，这一步如何完成？
秦晓：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制度是为了维护社会价值而设计存在的。民主从来不是最本质的东西，只是一种制度安排。自由和个人权利才是更本质的东西。
人物周刊：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在你看来，辛亥革命提出的问题解决了么？
秦晓：从帝国到共和，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经学到科学，这是金耀基先生概括的中国百年的历史变迁。
我做了补充，从帝国到共和，但现在依然没有宪政。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但农民和土地问题依然严重。从经学到科学，但现代价值系统还没有建立。我们依然处在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
辛亥革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是非常了不起的，毕竟结束了几千年的帝制，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尽管出现了很多混乱，产生了激进主义思想，但这都是必经的代价。不能简单说是什么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大的方向上都是现代化进程，不要局限在唯物史观上划分。
另外一种思想认为有虚君更好，当时清政府已经做了很多改革，地方的议政会、警察、教育、邮政都在改革。如果没有康梁，中国也会走向现代化。对于这一点我是质疑的。晚清政府这些改革都是工具化的，是被迫的。这种说法过分理想化，尽管慈禧载沣都做了很多改革，但是这和西方意义上的传统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是不同的。
西方的保守主义是文艺复兴、启蒙之后出现的，核心是保守自由，我们是压制自由。
辛亥革命当然有激进主义的一面，包括“五四”，对此，我们应当反思，但不应简单否定。
人物周刊：你很早就提出国企的问题在于横向盲目多元化与纵向多级法人的问题，在决策层面有多大认同？
秦晓：还是要回到经济学的概念中，你是买企业还是买产品，比如造汽车需要玻璃，那就去市场上买玻璃配在汽车上，或者是买这个厂，或者自己建一个厂来生产所需要的玻璃，不过是比较哪个合算的问题。市场交易费用和内部协调费用哪个更低，为什么有的外包有的内化，这就是我博士论文说的。
既然成立企业，就说明需要内化交易，但是又搞了很多中心，那我为什么不去市场上直接买产品，更不要说下面企业经营的是相互无关的产品。
这些基本的经济学知识都不知道，再加上利益膨胀，谁都想搞一个自己的天地。
我在招商局做的不是总部强化，而是回归到常态。任何一个西方大公司总部都是这么做的。子公司只是经营单位，没有投资权。投资是上面控制的，像GE这么大，下面的航空、医疗、化工都是非常大的公司，但都是由总部统一融资，他们没有自己借钱的。
股份制是资本市场和银行业都不发达的时候，搞一些大项目如航运才去募股的。现在有资本市场，也有商业银行，我为什么非得拉股东进来呢？像美国的思科 (Cisco)，几十年来收购了近百家小企业，收购一个下市一个，干嘛和你分享我的利益？你几时见IBM和别人合资搞什么项目，GE有和别人合资么？西方哪里还搞什么股份制。缺钱？去找资本市场和银行。
说一股独大是一个历史问题，可以慢慢消化，可以转化成公众股嘛。
为了股份化而引入股东，首先小股东不关心长远问题，只关心分红。重大问题他还否决不了你。对你来说增加交易成本，对他来说走不了又没有保障，搞这么复杂的结构干什么。
董事会和管理层分开，这个不错，但是你要知道这后面是什么关系。董事会、管理层之间的关系是股东结构的函数。
如果股东是一个家族企业或者国有企业，董事会和管理层就没有必要分开，是一体的。控股大股东结构下也类似，比如香港和东南亚的家族大企业，尽管上市了，董事长一般都兼任CEO，顶多聘请几个独立董事和外部董事。
当股东结构进入到一个中间状态，有几家大股东，比如招商银行，我们是第一大股东但不控股，管理层应该向所有股东负责，不是向我一家股东负责，那就要到市场上去聘请。董事会重大问题要商量，这时候就需要管理层和董事会分开，不能把招商银行管理层视为招商局的下属。
再接下去到了美国这个程度，连大股东也没有了。美国的董事长都兼任CEO，虽然安然事件出来之后，有说要分开，可是实际上没有哪家是分开的。
法人治理从来是效率和制衡的均衡点把握，没有说越制衡越好。党委那就另说了。
人物周刊：现在社会的共识是谁也不希望革命，可很多人都认为改革的步伐不妨更快一些。
秦晓：革命分成社会革命、思想革命或观念革命，在西方来说就是日常政治和非常政治。日常政治中社会和政治是分开的，只有到了非常政治才是合在一起的。我们是长期搅在一起。
步子慢了，所以我们才要说话。社会总是反复的，赫鲁晓夫很伟大，他做了很多改革，等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就有一个18年的倒退，对外是冷战，对内是秘密警察和意识形态化。他不愿应对这些问题，结果一夜崩溃。
我愿意做一个体制内推动改革的人士，而不愿意被人称作公共知识分子。因为我与体制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也参与过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互动，我希望在体制内推动改革，通过体制内外的互动产生社会进步。
本来就应该小政府大社会。没有公民社会、公共知识分子，这社会也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
在满清以前，上层是皇上大臣县太爷，到了乡下是乡绅治理的。乡绅可是非政府组织啊，农村秩序、道德、基础公共设施是由乡绅来完成的。政府的力量不可能渗透那么深，这是一个“道统”，或者说“准法统”。他们的权力来源并不是皇上授予的。他们是凭良心靠对儒家文化的崇尚信仰来获得权力来源，而且治理很有效率。革命把所有都解体了，总体解构总体解决，来了一套新的结构，从支部书记一直到国家主席。
人物周刊：甘阳先生认为单纯提出普世价值有抽离之感，不要把普世价值和中国现实弄成对立面。
秦晓：我没有对立，而且一直认同中国道路。道路是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模式就是最终的彼岸。“中国模式论”的兴起首先就宣称与普世价值和世界文明对立，这种模式是德国、俄罗斯、日本这么一路过来的，再加上毛泽东的集权封建东西，和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一些封建思想。
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东亚模式”，国家利益至上，国家控制经济。这种想法在某一阶段是有合理性的，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应该经济的归经济，社会的归社会，政治归政治。考虑国家的利益、主权，更要关注民众、关注每个人的权利。
他们的观点，第一是“特殊论”，我很奇怪，你们都学过哲学，学过逻辑学。没有普遍的东西何来特殊，普遍和特殊是一对关系，你不能说因为特殊就不承认普遍。你去看全世界看历史，确实存在一个普遍的东西，我认为特殊是普遍包容的多元，并不是和普遍对立的另类。特殊论是一个伪命题。这就如同不能只说特色不说底色，那没有底色的特色是什么颜色呢？
第二是“取代论”，就是我们比他们更好，“北京共识”只是把这个话提出来了。北京共识的作者是更担忧美国的情况，他只是告诉美国人还有另外的模式，他并不认同中国模式论。
这是个危险命题，是因为他们拒绝和对抗世界文明，我才出来讲话。我从来就是中国土生土长，我也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
问题出现在中国强大、经济发展了以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兴起，有人包装出一个“中国模式论”，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人物周刊：你在剑桥大学的导师Peter Nolan是一个左派的经济学家，你们之间争论大么？
秦晓：我和他有一些争论，比如苏联解体原因上，我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列宁提出来的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这个概念解体了，就没有了民族认同。本来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都是独立的国家，列宁提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个更宏大的理想，在这个认识上塑造了新的民族认同。苏联解体时，找不到新的民族认同点，也不容易找。
我很关注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如果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哗哗解散了，这对中国来说绝对是一场灾难。
现在必须重新建立民族认同。PeterNolan说前苏联是先解体，后民族分裂，我就说你反了，应该弄清楚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自己与共和国一起走过的这六十多年？
秦晓：我们亲历参与了这些变化，社会还在往前走，尽管有很多问题，而且在认识上有很多争议。
我个人的思想经历了3个变化：首先是从盲目的、浪漫的理想主义转向崇尚科学精神、关注现实社会问题。这个理想主义是意识形态包装出来的东西，不是像美国梦这种理想主义。我们当时对毛主席盲目崇拜，对共产主义和祖国前景非常乐观。到后来有了科学精神，开始理性地思考。
第二是从把对国家民族的利益置于最高的价值和使命转向对每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尊重和追求。最早把国家作为最高目标，在道德上也设置了道德高地，扭曲了现代社会原本的理念，去压制个人自由和权利，把“富国强兵”当作唯一目标，我个人也经历了这个阶段。
第三是在经济上，从相信新权威主义，通产省模式、东亚模式转向更相信有限的政府，政府应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企业家的精神。
人物周刊：你到今天还有什么是深信不疑的？
秦晓：真善美和终极关怀，这是人类共有的，我不赞成用阶级属性解构。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责任

meng-h

证监会：国际板推出条件基本成熟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5月17日 16:32  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5月17日消息，在今日举行的2011陆家嘴金融论坛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证监会办公厅副主任王建军表示，国际板推出条件快要成熟了，但并无推出的具体时间表，并表示将以人民币计价。

　　王建军表示，总体看推出国际版条件快要成熟了，但目前还没有时间表，也无法规定时间表，并表示将以人民币计价。他说：

　　“我们希望它顺产，而不是剖腹产，希望它为资本市场做出应有贡献。”

　　他同时表示在过去一年，证监会在规则论证、起草方面、在技术准备方面，在监管安排方面都取得非常大的进展。社会个方面对推出国际板的必要性有了新的认识，正在逐步形成共识。

　　昨日上海金融办主任方星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国际版各项规则以及技术准备都已经基本完成，国际板必定将以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

meng-h

蒋洁敏：天然气价格应国内外同步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1年05月18日 11:35 共有0条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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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天然气实行的是国际市场价格，那么国内天然气价格应该与国际接轨

　　【《财经网》记者 张启安】 5月18日，中石油在京召开媒体见面会，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表示，国内天然气生产满足不了现在需求。所以必须有两个市场两个资源。他表示，未来从中亚和其他地区进口天然气是将来的一个重点。

　　他强调，现在中亚进口的天然气价格仍然是价格倒挂，“虽然有关部门给予了税收方面的支持，但是价格仍然不理想。”他表示，既然进口天然气实行的是国际市场价格，那么国内天然气价格应该与国际接轨，“何时出台定价政策，需要政府部门把握时机”。

　　他给出的数据显示，中石油的天然气价格和油品价格相比，只相当于油品价格的30%，而国际上平均是60%。他认为，必须将价格调整和价格机制结合起来。

meng-h

香港人民币存款快速飙升 月增12.9%总额达4514亿
杨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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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18 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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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杨兴云 香港人民币资金规模持续扩大，按照香港金管局即将于下周提交香港立法会的资料显示，香港人民币存款总额达4514亿元，月增12.9%，与此同时，人民币贸易结算一季度达到3108亿元，人民币债券发行量今年前4个月达到185亿元，已超过去年全年总额358亿元的一半。

据悉，香港金管局总裁陈德霖下周将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简报会。香港金管局在文件中披露，内地“十二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据此，香港将遵循循序渐进、风险可控的原则，积极发展和巩固人民币离岸中心地位，进一步促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及投资。

香港金管局文件显示，覆盖全球的人民币支付结算网络已经形成并进一步扩大，截至3月底，共有154家外资银行在香港的分支机构以及内地的海外分行直接参与本港人民币清算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