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集集团（000039、200039）——相关资料 长期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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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7-15 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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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停（zhangting）   2010-07-15  09:02
关于莱佛士--争取2台，年底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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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Issue CircularDate:2010-07-15
Despatch AnnouncementDate:201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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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冷链存在这样一个状况：两头冷，中间热。即生产、储存过程和销售过程的温度控制比较好，而中间的运输过程，温度控制却不合格。”青岛中集冷藏运输设备有限公司营销服务部销售总监孟志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超市售卖的冷冻产品，如果是在流通过程中发生变化，普通消费者一般是无法识别的。所以，生产商和零售商普遍对物流环节重视不够，国家监控体系对物流环节的监控也不完备，这就导致了我国制冷运输设备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品牌集中度不够、技术研发不先进、售后服务网络和信息建设跟不上等。

　　孟志刚说，目前，中国冷藏车市场还处于一种比较畸形的发展状态：规模上不去、成本下不来，而且因为高昂的售价，很多市场需求无法转化为现实的销售，这就导致“山寨工厂”比较多，正规工厂难以为继。此外，冷藏运输及装备技术标准不健全、冷链物流成本高等问题也制约着冷藏设备的发展。

　　更为关键的是，冷链运输方式还没有最终确定。孟志刚说，城市之间的食品配送肯定是采用冷藏车，但在长途的食品运输过程中，到底是采用冷藏车，还是采用冷藏集装箱——也就是公路运输还是铁路运输的问题,目前还没有成熟的市场定论。

　　从美国经验来看，铁路运输是一种趋势。目前，美国冷藏车平均每年的需求量超过了4万辆。但最近，美国也有一些大的物流企业，开始慢慢把冷藏车改成冷藏箱，采用两头公路，中间铁路的运输模式，因为采用铁路冷藏集装箱的运输，维护、用油等成本相对低很多。“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消除了很多安全隐患。这与很多人宁可坐火车而不愿意坐长途大巴，道理是一样的。”孟志刚说。

　　当前，我国冷链物流的运输模式，主要是公路冷藏车运输，但与美国一样，铁路冷藏集装箱的运输模式正在被行业看好。“从我个人观点来看，到底走公路还是铁路，应该取决于两个因素。”孟志刚说，第一个因素取决于铁路系统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说加拿大，其整个的运输，绝大部分采用铁路，因为其铁路系统从西到东全线贯通；而美国之所以还没有大批量发展铁路冷藏运输，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铁路运营商较多，铁路互相之间不串联，这就影响了运营的效率。

　　第二是成本因素。随着人工成本、运输成本的增加，以及安全性因素的变数，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考虑运输方式的变化。“目前，我国冷藏运输正处于转型阶段。而这个转型会持续2~3年，之后会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孟志刚说。

　　但同时，孟志刚也表示，在主要采用公路运输的情况下，冷藏企业应该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加速新产品的开发和现有产品的更新换代；二是通过材料的替代和结构的优化降低成本；三是，根据不同种类的食品对冷藏车、冷藏箱的不同要求，开发不同的专业化产品，以模块化、批量化满足不断增长的客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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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 摩根士丹利将中集集团目标价从人民币14.23元上调至人民币15.51元
发布时间： 2010年07月15日 11:34 来源：道琼斯　 【字体：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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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很担心政府经济刺激政策
　　

　　通往寂静之路

　　——“市场传教士”张维迎的信仰逻辑

　　这似乎是“主流经济学家”在当下中国的群体困境——一边是大众对他们的敌视和不信任；另一边，他们在政府决策中的影响力也在式微

　　采访张维迎是个很难避免引发争议的事。

　　五六年间，他那些维护民营经济和为改革过程合理性辩护的言论，一次又一次地点燃民众情绪的火药桶；在推动北大改革所卷入的是是非非，也让他在学术圈子里四处树敌。

　　2007年，本刊曾作过封面报道《人民公敌——张维迎》，在报道中力求多角度的平衡和立场中立。随即收到“光华开除事件”的当事人——知名经济学家邹恒甫先生致本刊的公开批评信。

　　观点的分歧，一旦上升到道德的攻击，往往让我们忘记了那些需要去关注的重大问题。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中国的社会已经到了“往哪里去”的关口，这不光是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决定和操盘的特权，也需要每一个普通大众去理性和独立地思考，并发生出自己的声音。

　　在这个经济生活危机不断的年代，记者觉得特别有必要去廓清张维迎那些主张背后的信仰逻辑，和他所在的“黄金一代”中国经济学人与30年改革之间的命运勾连。

　　抛开那些是是非非和诛心之论，在记者眼中，张维迎是个直率、爱较真、甚至有些偏执的人。他肯定还未能逾越人性的一些弱点。但在这个喧嚣的年代，在一门被称为显学的学科里，一个信仰比较彻底、坚持比较彻底的人是可贵的。

　　从他选择的学术方向看，也许，张维迎从此要踏上一条通往寂静之路。他似乎对此已有心理准备。他谈在牛津留学的日子，在那么一个环境里，有那么一帮人自得其乐地在享受寻求真理的乐趣。“在国内，我们做演讲，如果台下少于五六百号人，就会有失落感。”

　　从名利缠身的明星学者到叫“市场”信仰的传教士，他能忍受和甘心于这种可能到来的寂寞么？

　　6月下旬，张维迎的新书《市场的逻辑》出版。

　　几年里和大众、媒体一直倔强对立的张维迎罕有地接受了采访。他依然表现得满腹疑虑，一见面就盘问起记者的专业背景，顺手拿过对方手里的书，翻看其中的圈圈点点，“你真的全看完了么？”他逼视过来。

　　当听到一位普通读者提及读此书并不费力时，头花白发的张维迎竟然显得很兴奋：“我太高兴。我希望每个人都来看看我的书，看看我能不能说服你们。”

　　相比两年之前，这位性格强硬的陕西人展现出某种豁达的心态。“人总是在成长和学习中的，我现在越来越理解别人了。”按照经济学的视角，无论是谩骂他的网民、炒作那些是非纠纷的媒体，还是其他敌人，都有各自合理的动机与诉求；甚至，他还谈起了佛经里的“慈悲为怀”。

　　“我现在对未来充满了乐观。你看经济学家，特别是这些坚持市场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活得都特别长久，不管当时所处的环境是怎样的。”

　　眼下发生的一切，却让他感到焦躁。“我很担心，我很担心，”一谈到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经济刺激政策，他急迫地说。

　　凭借着逻辑与常识，张维迎相信自己看到了更远。他演讲，他撰文，他出书，甚至违背意愿地配合媒体采访。他俨然把自己当作一个市场的传教士。

　　可是，在这个当下，这些不合时宜的预言会有市场么？

　　张维迎的孤独

　　2009年2月底，寒冷的亚布力，张维迎非常的孤独。

　　身为首席经济学家的张上台演讲，题目是《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他批评政府对金融危机的“误读”，指责目前应对危机的政策“是在延缓和恶化危机”。他更直指“凯恩斯主义是政府最喜欢的策略，所有政策都不考虑长期的后果，只看到目前的利益”。

　　当场，**公司总裁高西庆就和他争论起来。张维迎有些生气，他甚至更为严厉地说，“官员在公开场合说的话，都是假话”，建议大家“不要相信”。

　　台下哄笑一片。他们在笑张教授太不懂中国国情，笑他过于书生意气——还有一些人则讥笑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我觉得，高西庆和张维迎都在演戏”，一位与会者在他的博客尖刻地评论。

　　张维迎稍稍有些不知所措。他态度严肃地提醒，企业家要学一点经济学知识，不可做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瞎子。对这些被他视为“最宝贵社会资源”的企业家来说，在这种阴晴不定的天气，最实惠的是多争取到诸如贷款、出口退税之类的直接好处。

　　在张维迎看来，这些看上去充满诱惑力的经济干预和刺激政策，如同赵本山的小品《卖拐》。“本来你的腿不坏，他一定说是坏的，说到最后，你自己都认为自己的腿不行了，只好买他的。”

　　“捍卫市场是经济学家的基本职责。”从亚当·斯密这些前辈中，他对自己的使命很肯定。

　　2008年底，在张维迎的提议和推动下，一家出版社重印了罗斯巴德的学术著作《美国大萧条》。他还为之写了一篇热情洋溢、长达6000多字的序言《理解经济危机》。这位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通过对美国上世纪30 年代的大萧条的分析，认为这场危机不是因为“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所致，而恰恰相反正是胡佛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使然。

　　“我们二版的总销量是比一版多一倍呢。”图书编辑石楠说：“一个是时机，另一个主要归功于张老师的力荐和相关的营销策划。”

　　2010年4月，张维迎将自己二十多年对市场和改革的思考，进行重新梳理，出版了《市场的逻辑》。“出版社前年就催我这本书，我一直拖着。但在我经受冲击的时候，就觉得应该是时间了。”

　　他的主张显然与当下的主流格格不入。2008年，各国政府开始纷纷出台救市政策，人们甚至惊呼“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世界”。在一片惊恐中，中国政府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也急急出台。

　　他演讲，写作，出书，如同一个预见了大灾难的先知，一遍遍围绕着城墙，一遍一遍高喊着——“城墙要倒塌了。”可是，没有多少人在听。

　　在一年多时间里，情形在悄然发生改变：在4万亿的刺激下，中国经济在2009年上半年实现V字形反转，GDP当年增速到达9.1%。经历了一轮疯狂暴涨后， 2010年中，房地产政策忽然收紧，股市也随之暴跌。短短两年间，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经历了一次尴尬的大逆转。

　　“你看，连一年内的走向都看不清楚。从历史上看，政府干预经济从来就是无效的。”张维迎说，“但是，凯恩斯主义是政府最欢迎的。”他用了一个尖刻的比喻：“一个人本来没有病，但有人不断地说他有病，非给他吃药，最后他真得病了。我又给你继续开新的药，不断的给你开药，一直到吃死你。”

　　2008年7月，张维迎去美国参加诺贝尔奖得主科斯主持的“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芝加哥研讨会”。经评审他论文的一位美国教授点破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确比芝加哥学派走得更远，更接近新奥地利学派了。”

　　如果，张维迎是一个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坚定信仰者，那么面对他的，将是一条通往孤寂之路。

　　长达100年的历史里，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是一群命运坎坷的边缘人。以《通往奴役之路》为人熟知的哈耶克在晚年还等到了苏联垮台，等到了197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等到了这个世界对他最后的承认。而他的老师、奥地利学派的奠基人米塞斯，在漫长的91年人生中，则大多过着孤寂的生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迷恋苏联计划经济繁荣神话的欧洲大陆，曾出任过奥地利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的米塞斯和他的信徒日渐孤立，他的市场化主张与主流完全背道而驰。1945年，他逃往美国。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美国，米塞斯遭到更严重的排挤，他甚至找不到一份糊口的工作，纽约大学碍于情面给了他一个客座教授的名分，却拒绝支付薪水。直到1969年退休为止，他研究经费和生活来源，只能靠一些私人基金会支持。

　　“张维迎对这个是有心理准备的。他有时会跟我们谈这些人，对他们的这种孤独有很深的体察。”光华管理学院新改版的“光华智库”总编辑傅小永说。

　　“我现在一点都不孤独——因为还有这么多人在反对你。因为受到批评，所以你再写东西，看的人就会多。”张维迎很轻松地说：“或许这就是回报。”

　　“真正的孤独，是根本没人理你。”

　　“政府，是一种最大的诱惑。”

　　从某种意义上说，身为“主流经济学家”的张维迎和政府已经渐行渐远了。虽然，这并不是他所愿见到的。

　　24岁进入体改委，成为这个机构里最年轻的经济学者；2002年被中央电视台评选为 “年度经济人物”，2003年出任北大校长助理，2006年正式担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在相当长时间里，在主流经济学家群体中，他像一个头上罩着各种名利光环的明星。

　　这个从陕西榆林地区最贫困的吴堡县走出来的农民儿子，常常被愤怒的网民指责为“一个背叛了出身的人”。

　　从一个来自底层的青年学子成为拥有强势话语权的知识精英，再到今日，张维迎的命运之路，是一条解读中国经济学者群体与30年改革之间勾连的脉络。

　　1983年，23岁的西北大学研究生张维迎一心想去北京。他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为钱正名》的文章在首都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某省领导点了名。年少气盛的张维迎不得已写了检讨。“这次被批后，我就不愿在西安待着了。”1983年年底，他跑到北京做毕业论文，结识了周其仁、宋国青等一干经济学者，并常到茅于轼家请教。第二年6月，他看到《经济日报》上的一则征文启事。

　　80年代初期，农村改革已大有起色，城市改革却举步维艰。一批有识之士意识到：必须吸收新的思想力量。在这种背景下，1984年，《经济日报》社联合多家媒体和研究单位，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

　　自觉对价格改革有了明确思路的张维迎向会议组织者递交了刚完成不久的论文《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论文组的初审意见是“不用”，复审意见是“此文很好”，据说是当时《经济日报》记者石小敏写的，如今，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9月，全国120多名会议论文入选者聚集在莫干山开研讨会。这个半官方会议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密切关注，总理的秘书李湘鲁、张劲夫的秘书孔丹以及王岐山也上了山，他们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党内改革派的态度。由于意识形态依然紧张，组织者们对会议极为谨慎，“规定各新闻单位一律不许报道”。

　　这些与会的经济学研究者大多30岁上下，是文革后刚接受完大学教育的一代，初步接受过亚当·斯密、萨谬尔森这些西方古典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尤其区别于后辈的是，他们都有在生产一线的社会经验。即使年纪最小的张维迎也曾回村当过两年的团支书兼会计。

　　在莫干山上，这些中青年处于高度的精神亢奋状态，日夜不眠地辩论，会议结束时，竟有一大半人都生了病。争论最激烈的是“价格组”，操着陕西口音的张维迎代表“放”派，向“调”派开战。会议结束后，他和其他几位与会者留下来，撰写上呈的会议报告。

　　这个以放为主的“双轨制”思路很快被高层接受。1985年1月14日，国家物价局和物资部正式出台政策，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全部放开。以价格改革为中心的城市改革拉开序幕。

　　莫干山会议是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它为当时急需新脑力的中央政府选拔了一批人才。有关领导阳随后找了几位青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也找了他们。会后，楼继伟、周小川、郭凡生等一大批人进入了政府的体改部门。在石小敏的力荐下，张维迎在当年12月也去体改委报到了。

　　他们是让后辈经济学人无比羡慕的“黄金一代”，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机，因缘际会，进入了接近权力核心的班子，制定和推动了80年代的改革，从价格到财税等所有的重大变革背后，都有他们的身影。

　　 “回忆起来，80年代经济思想是最活跃的，对中国经济改革推动的成效也最大。一个是被压抑了很长时间后的报复性反弹；一个是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政治家愿意接纳这些新思维。”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上海社科院经济所博导钟祥财评价。

　　“从90年代起，政府对新思想、新理论的采纳开始有了选择。就好像一个人肚子不饿了，吃东西的边际效应递减，会把维护当前的均衡看得很重。”

　　这个群体的命运在1989年后开始分野：一部分更激进的选择离开，或下海经商；一部分在体制内走向更高；一部分留在学术界，继续对改革发声。“觉得需要充电”的张维迎也在1990年离开了体改所，到牛津大学主攻自己最感兴趣的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

　　在张维迎的理解中，“市场=价格+企业家”。在后体改所年代，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企业理论的研究上。1994年回国后，他到北大与林毅夫、易纲等一起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7年到光华管理学院任教，投身于MBA和EMBA教育。随着中国企业面临成长壮大的一系列问题，被视为国内企业理论方面最具权威和开创性的张维迎开始频频亮相。

　　2002到2003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支持、肯定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文件。也正是在2002年，张维迎获得CCTV年度经济人物。这是继2001年吴敬琏后，又一位市场派经济学家获此官方荣誉。

　　当市场经济体制历经30年初步建立起来以后，“往哪里去”的选择问题再次摆在面前——是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沿着重商主义的道路，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在中国政界和理论界，“东亚模式”往往为改革派官员所钟爱，一些领导就十分欣赏“四小龙”这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更为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

　　但即便是后者，也深受发展经济学的影响，认为在落后经济的高速发展的冲刺中，强有力的政府往往是利大于弊的。随着改革的深入，两者的差异日益显著。

　　2004年，在一个自称“崇拜毛泽东”的香港学者郎咸平对顾雏军的质疑声中，国企改革被紧急叫停。作为改革的捍卫者，张维迎一开始就对郎开战，他指责郎咸平，呼吁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在公众情绪一边倒向郎咸平的同时，政府开始强劲推行各种宏观调控政策。一轮“国进民退”在经济生活轰轰隆隆地进行，能源、电力、电信等行业国有垄断加剧。

　　这似乎是“主流经济学家”在当下中国的群体困境——一边是大众对他们的敌视和不信任；另一边，他们在政府决策中的影响力也在式微。如果民众没有节制的谩骂还可以视为“无知“，后一种迹象则让他们忧心忡忡。

　　记者问张维迎如今在政府里担任哪些顾问角色，他抬起头，认真地思考了一分钟，然后说，“只有一些纯技术性的。”

　　几位积极参政议政的经济学者也感到了相同的疏离。“2008年开始，很少有官员愿意听这样的声音。”钟祥财感叹。他是上海政协委员，每年国家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都会作为民主党派人士赴京开会。

　　“其实，主张彻底市场派的经济学家在任何一个政府那里，都是不被欢迎的人。”财经作家苏小和说。在中国特殊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下，这种趋势越发明显。

　　“对一个经济学者来说，政府是个很大的诱惑。”张维迎不否认内心时常处于这样的交战。除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情结，还有直接的名、利、地位的诱惑。他将之回归到一个“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如果这种诱惑会危及自己学术思想的纯洁性和一致性，我是不接受的。”

　　对于经济领域之外的改革话题，张维迎极为审慎，“简单地喊口号是无意义的，经济学家应该更务实。我们不来争论你的目标，只谈什么是到达目标的最有效手段。”然而，他也承认，在如今的利益格局中，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阻力重重。

　　采访中，一位知名经济学者尖刻地批评：“这些市场派经济学家用胡萝卜的策略，成功地骗出一个改革。可是现在，吃到了胡萝卜的驴子已不愿继续往前走了。”

　　“但是，我相信知识的力量。人们的决策受两个导向，一个是知识，一个是利益。利益的东西，你有时候不好管，但知识，可以教育人。”张维迎继续说：“即使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他知道了这些知识，也许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会认为：即使短期内对他们的利益有伤害，长远看，都是好的。”

　　理性的边缘

　　“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总是被驱逐的。”这是茅于轼对弟子张维迎的宽慰之言。

　　在亚布力会议上，苏小和曾问柳传志：为什么张维迎总得不到民众的理解？柳传志略带忧虑地说，“做这种事还得有艺术性，如果毫不掩饰地直接言说，别人听不懂，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所以做事还得很小心，说话得注意。”

　　在市场派经济学家群体里，周其仁是唯一没有被大众骂过的。一位对张、周都比较熟悉的人士比较两人的区别。“一个是典型的陕西人，一个是典型的江浙人。同样的观点，周会表达得很委婉，而张的方式就很直接，让人觉得有精英的傲慢。”

　　“他一直是很想对大众说话的。可大众不想听他的。事实上，他是个政治幼稚病的患者。”而他那些立场鲜明、逻辑直接的言论，经媒体断章取义摘录整理出来的“张维迎语录”足以让他万劫不复。

　　张维迎曾回忆 1984年莫干山会议时的一段插曲，“有天晚上，徐景安告诉我第二天下午去杭州向国务委员张劲夫汇报。但第二天早晨，他又通知我不去了，理由是我说话太直，担心万一领导人听了不舒服，就把事情弄坏了。我理解他。我到现在也掌握不好向领导人说话的分寸。”

　　身为政协委员的钟祥瑞总结了建言的经验。“要用一套政府官员能接受和理解的话语体系；要避免一些敏感字眼，如‘既得利益集团’等等。”

　　当我们谈论起富士康13跳事件、黄光裕案牵扯出来的官员腐败案，谈到原罪之说，从经济学家的理性，张维迎一如既往地为改革进程和民营经济辩护，提出“权力寻租”是避免不了的改革成本。而且，“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优劣时，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而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

　　这是理性的逻辑，然而，说服不了情感上要求“过程正义”的大众。

　　这正是理性至上的改革知识精英与大众之间隔阂和不信任的一个真实场景的再现：一边是精英们孜孜以求的目标正确——一个更公平、更有效率的机制，不遗余力地捍卫改革；一边是自认为没有分享到改革成果的社会底层的情绪反扑。

　　张维迎承认，正是这种隔膜与不信任，给了“一些既得利益者”以阻挠改革的口实，也给一些机会主义分子有机可乘。

　　那么，如何破解这一僵局呢？他指指桌上的书，“这就是我在做的”。他谈起了知识和教育对人的改变，以及理性主义在16世纪欧洲的兴起。

　　“我还是不看好。”财经作家苏小和说：一来经济学本身是有门槛的；而且，在这个浮躁的年代，除了寥寥的经济学爱好者，有谁会来认真读他的逻辑呢？

　　在采访中，有几位经济学者对张维迎的学术思想持有保留看法，但都表达了对他讲真话的敬意。“一个学者如果真正是捍卫他所信仰的真理，那是很值得敬佩的。最可怕的是，连学者中都是一些什么都不信，或者只信仰金钱的人。”学者赵晓说。

　　观念的冒险，是一种最大的冒险。

　　1982年，当 22岁的张维迎第一次读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开始了对市场经济的信念。 “这么多年来，我对市场的理解和信仰越来越深，就像一个基督徒对上帝的信仰，从一个懵懂的状态，到理性上越来越相信。”在张维迎看来，对科学的坚持其实就是一种信仰。

　　然而，现代经济学是建立在西方的社会意识之上。从“经济人”的前提假设，到那只“看不见的手”，背后隐藏着一个全知全能乃至全善的上帝形象。此外，经济学并非自然科学，有着太多的复杂变量，不同经济学派的争论从未停息过。

　　对理性主义者张维迎而言，一种仅仅基于逻辑推理和对短短200多年人类历史归纳之上的信仰，是否也存在某种风险？此外，把市场视为人类社会演进的唯一正确路径，是否也是被哈耶克们所抨击的类似欧文、傅立叶那样的乌托邦理想呢？

　　记者把这样的问题抛给了这位市场的信徒。他的回答是开放式的，试图从更大的历史观来跨越宗教与文化的屏障。

　　对于“看不见的手”，这位总被人视为傲慢的知识精英，自始至终流露出一种敬畏：“正因为我们都是很无知的，所以，我们只能更信任那只‘看不见的手’，而不是其他的什么。”

　思想的竞争不在当下

　　——对话张维迎

　　“应该有更多经济学家站出来捍卫市场，批评政府的一些政策。真正伟大的经济学家，就是这个过程中出现的”

　　政府的诱惑

　　人物周刊： 你对金融危机和市场的观点，在官员中有多少认同？

　　张维迎：我相信还是有的，我知道许多政府官员还是喜欢读我的东西，它们还在影响制定政策的这些人。当然，我跟他们讲话会讲得更清楚，因为政治决策更多是利益的平衡，所以我说你可以听听我说的，但你们怎么做，还是按照中央的精神去做。

　　凯恩斯都讲过，好多人认为他们不受任何经济学家的影响，实际上他们所奉行的可能是某位死去的经济学家的思想。

　　人物周刊：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米塞斯曾经说过，经济学家不应该是一个技术专家的身份，而应该是个教育者。只有在社会扭曲的情况下，他才是进入这个体制参与改革的。你认可吗？

　　张维迎：某种程度上认可。

　　人物周刊：这里有个悖论：在强政府的状态下，经济学家是不是个人会更有作为呢？因为他可以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

　　张维迎：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说在强政府的情况下，它会使得经济学家觉得有作为，因为政府用他嘛，可能直接想听他的意见；但也可能只是用他作为舆论宣传的工具——你看经济学家都这么说，那我就这么做。

　　但是，如果真正信任市场、深刻地理解经济学的话，在一些时候，应该有更多经济学家站出来捍卫市场，批评政府的一些政策。真正伟大的经济学家，就是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像亚当·斯密，如果那个时代的政府没有过多干预经济的话，也成全不了亚当·斯密。也包括哈耶克这些人。因为经过欧洲1930年代的计划经济和美国的凯恩斯主义之后，政府越来越专权，这才使得经济学理论变得更为重要。

　　因为我们的无知才需要市场，如果我们无所不知，就不需要市场——一个无所不知的人或组织，就把所有问题解决掉了。

　　人物周刊：经济学家这样处理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出于无知？

　　张维迎：对。一是因为我们无知，再就是政府的诱惑太大了，让人很难去抗拒。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英雄难过美人关”，这个话可以套过来。好多学者也难过政府这一关。

　　人物周刊：是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有点士大夫情结，总是希望能被政府所用？

　　张维迎：你的这个提法很对。确实，政府给你的诱惑太大——名、利、职位。我想套用这个比喻，英雄在战场上杀敌，经过了多少年的生死磨练，但一个美人就可以攻克他。学者也会这样。吸引力太大了，好多的经济学家可能就被政府的荣誉俘虏了。

　　但是，我不能指责他们(这个还要看人品)，在政府拥有这么大权力的情况下，有一些明白道理的经济学家参与，也许也能起好的作用。好比反正你要杀这个人，有一个稍微友善的人不让他死的时候太痛苦，这也不错，对吧。

　　人物周刊：怎么定义自己的使命？

　　张维迎：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国有企业比重太大，政府干预过多，所以宣传市场的理念，让更多的人理解它，本身就在推动市场。我相信，既使是在现在的利益格局下，如果所有的决策者都接受我在这本书里的观点，那对社会挺有利。

　　即使是既得利益者，如果他能看得更长远的话，也许就会改变他的做法，因为他认识到：假如维护他的既得利益，从长远看对他的利益和名声并不好，他就会放弃。

　　人物周刊：你真相信，知识可以让人超越自身利益来看问题？

　　张维迎：对，科学和知识，包括经济学有一个很大作用，就是使我们能相对超脱地看问题。这就是学者和一般人不一样之处。

　　但是，学者在生活里就是一般人。在这个情况下有两个自我，一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自我，另一个是职业身份的自我。你作为一个媒体人，要嫉恶如仇要追踪新闻，但你也是一个普通人，对不对？两种角色都会起冲突，任何人都是这样。

　　人物周刊：当“经济人”张维迎，和要求更超脱的张维迎，两者冲突时怎么办？

　　张维迎：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斗争。作为个人来说，也会有好多的诱惑，但是我在想，如果我不能抵挡这些诱惑，那就没法坚持我的学术的纯洁性，没有办法坚持我的思想、理念的一致性，那我就算放弃了。

　　但是，我还没有经受特别大的诱惑，所以我就不知道。假如说有人要给我10亿让我写一本反市场的书，我不知道能不能经受这个诱惑。但目前我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也许我能经受，也许我经受不了，我不知道。

　　人物周刊：是因为没有到最大的试探面前，都不好说？

　　张维迎：对，都不好说。所以我们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人为什么要有同情心，要大慈大悲？因为每个人的处境都不一样。比如说你明天写了一篇骂我的文章，我想一想，也可以理解：可能有人雇用你，给你好多钱让你写。对不对？你没经受这样的诱惑也写了，我也没办法，我很同情你。只能这样。

　　改革与公平的问题

　　人物周刊：您主张对改革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应该向前看，甚至提到了香港的大赦。但是，这跟社会正义之间是有冲突，至少跟民众情绪是有抵触的。

　　张维迎：如果我们都按情绪活着的话，人类就完蛋了。我们不拦着批评，但是，要有一些理性，要着眼长远去看什么是于你有好处的。

　　宽容也是一种成功的策略。在有关博弈的试验研究中，最成功的策略就是“一报还一报”。所以，一个理性的人一定要向前看，凡事耿耿于怀，永远不忘过去，他一定没大出息。小时候谁欺负过你，我一定不离开这个村，我一定要跟他干到底，那你全都毁了，是不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尤其当社会从一个低效率的制度到一个高效率的制度，由一个不合理的均衡到一个合理的均衡转变的时候。其实，人类本来就是这么过来的。试想一下当初秦始皇统一中国，六国的人如果都一直心怀不满，一直在跟秦始皇报复，那哪儿有中华民族真正的统一。

　　人物周刊：你曾说，企业家创造价值和寻租是同时进行的，像黄光裕案拉扯出一串官员落马。对于这种权力寻租，我们应该追溯到什么程度呢？

　　张维迎：这是一个政治决策。这要有一些政治家的眼光，才敢去做这些决定。比如像毛泽东对那些被俘虏的国民党大将，他分几批都给释放了，这些人都杀了好多**人的，为什么要释放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策，他就是向前看的。

　　当公共的权力不受市场的约束，政治家的理念就更重要。其实，很多问题都是一个政治问题。就像过去单位分房子，你要住，那你就乖乖的，要表现不好，我就不给你分房子了。这也是统治人的一种方式：我让每个人都有把柄在我手里边。所以，我说这是个政治问题，你听明白了么？

　　人物周刊：怎么看新左派反市场与改革的言论？

　　张维迎：我告诉你，凡是左的人，只有极少数人是由于信仰，好多人完全是投机。就像四人帮，他们在上海，哪儿信仰什么计划经济？就是获得权力的一种方式而已。每个人要冒出来，都要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你看明白这些就无所谓了。

　　人物周刊：现在俄罗斯怀念斯大林，这和新左怀念毛泽东时代有一些异曲同工。

　　张维迎：这个也很自然，因为人们总觉得失去的总是美好的。如果你真的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话，你就可能感觉不一样了。想象的总比现实美好。人性就是这样。

　　人物周刊：你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吗？

　　张维迎：我宁愿不用这个概念。“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本身是反市场的人给坚持市场走向的人扣的帽子、贴的标签，像文化大革命时批右派一样，给你戴一顶帽子。

　　其实，叫什么都无所谓了。需要的是关注重要问题。我更希望，不管相信不相信，请先来看看我这本书，看能不能说服你们。先把立场放一边，就看结果。

　　人物周刊：是否因为标签总是很容易和政治正确有关系？

　　张维迎：是的。因为一扣上这个帽子，很多讨论就没法进行了。一般人都追求政治正确，谁都不愿冒险。在某一种政治气氛下，人总在伪装自己的偏好，他就不敢说真话了。

　　“北大的改革，没有失败”

　　人物周刊：你一直研究改革，青年时代在体改所当智囊。但作为改革操盘者，2003年在北大推动改革受挫。对此有何体会？

　　张维迎：首先，我们没有失败。我一直讲，改革是一个过程。如果你去北大了解，北大现在的教授选拔和提升，跟2003年以前是不一样的，每个院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可能外界觉得怎么无声无息的)。当然，这其中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坚决，也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一个事情的成败，很难在短期内去评价它。比如说商鞅变法，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他当然成功了，如果没有他的成功，秦国就不会那么强大，就不可能在100多年以后后秦始皇统一中国。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更擅长哪种，改革者还是作为改革者的智囊班子里的一员？

　　张维迎：我不擅长解决问题，擅长思考问题，不想去解决问题。我甚至不想提改革方案。更倾向于把道理讲清楚。

　　人物周刊：你以后还会在北大或者光华学院推动高校改革吗？

　　张维迎：当然还是会尽力，但有些东西也不好预测。我相信，它会慢慢走向一个自身可以稳定发展的过程，不可能成天在变。

　　我想，光华学院不再需要大的变革了，需要的是完善，然后使变革具有可持续性。

　　人物周刊：在改革那会儿，会想到商鞅吗？

　　张维迎：我哪儿有那才能！他改革的对象是整个世袭的贵族集团，是多大的改革啊，我们就是一个小单位。那为什么大家注意了呢？就因为是北大，所以大家注意了。甚至在农村当个村长，比当国家主席都难，你以为？其实官越当越大吧，反而越简单。

　　“你的市场可能在明天”

　　人物周刊：相比前两年，感觉您的宽容度大了很多，不那么激愤了。

　　张维迎：人总是在学习中成长的。印度学者奥修有一句话说，知识是来自于别人的经验，智慧是来自你自己的经验。只有自己亲身体会，你才能够具有这种智慧。智慧是书上学不来的。其实，每个人都在进步，你再过二三十年和我一样的时候，就理解了。

　　但对我来讲，我对市场的信念是越来越深，越来越强，对人性的理解也越来越透彻。所以，现在人骂我，我也不生气。

　　人物周刊：不生气了？

　　张维迎：如果你真正理解市场的话，你就能够理解别人的行为，另外，对未来相对也比较乐观，不为眼前看到的一些困难感到痛苦、悲伤。哈耶克、米塞斯这样一些人，他们所有的主张都是跟当时的社会现实背道而驰的。他们证明计划经济是不行的，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证明凯恩斯的干预理论是不行的，也是通向奴役的道路。

　　哈耶克至少是幸运的，在他死时，看到了苏联体制的垮台，而且在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奖。米塞斯就没有这么幸运。等他死了后，大家才越来越觉得他是对的。

　　人物周刊：从这些前辈的命运遭际中，你找到了一些安慰？

　　张维迎：我们比他们要运气得多。如果让我们处于他们那种环境，我们的精神支柱能不能有他们那么坚强，我表示怀疑。

　　像哈耶克这些人，那么恶劣的情况下能活下来，还坚持自己的理论，我们现在算什么，环境已经非常好了。

　　人物周刊：那什么东西能够击垮你呢？

　　张维迎： 肉体。(笑)生病了，我就垮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委屈么，会等着听别人道歉的一天么？

　　张维迎：我没受委屈，根本不需要道歉。为什么？因为没对我造成伤害。真的，我说的不是场面话。思想这个东西，没有委屈之说。但我希望这个社会能够文明一点。

　　人物周刊：能忍受这种孤独？

　　张维迎：其实，我不觉得孤独，最大的孤独是没人理你。人家批评你那怎么叫孤独啊？因为受到批评，你再写东西，看的人就会多。这就是回报。我们没法跟古人比。

　　人物周刊： 你对自己的学术观点乐观吗？有被大众接受的一天吗？

　　张维迎：我现在充满了乐观。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意我的观点。好比今天我跟你聊，你再看这部书以后，你的看法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孔老夫子这样的人，我们叫他社会制度性企业家，他创造的东西在当时得不到认同，但过了几百年，一直到汉武帝时，他取得了最大的市场。所以，思想的竞争是一个长期的竞争，不是说几年，甚至不是说几十年，可能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凡是要搞思想、搞理论的人，那你一定要对未来更偏好，更看重。因为你的市场不一定是今天，也许是未来。人的本性有时可能会被眼前的东西所蒙蔽、诱惑。所以，对这种制度看得越远的人越少。物以稀为贵，所以我们才觉得他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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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直通车重新启动三大猜想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16日 23:54  经济观察报

　　欧阳晓红

　　已经静待了三年的“港股直通车”似乎又看到了开动的希望。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长戴相龙在一次会议上建议启动“港股直通车”。按照一位外管局人士的说法，一切皆有可能。不过，该位人士对于决策层就此是否研究或动议，不予置评。

　　“其实，个人的海外投资能力并不输于机构；加之在风险管控到位的前提下，个人海外直投亦是资本输出最有效的方式之一。”7月13日，一位政府官员表示。

　　三大猜想

　　“有别于过去，倘若放开的话，有可能是全国同步推行‘港股直通车’，或者是诸如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而不只是天津一地。”一位知情人士称。

　　上述政府官员也提出了关于 “港股直通车”三大设想的逻辑。他解释，首先，并非只有机构才有海外投资赢利能力，个人也同样具备海外投资水平；此外，政策只是一种制度安排，但至少要把出海扬帆的工具备好，待时机来临之际，方能把握投资机遇；扩大资本输出是促进目前国际收支平衡的最有效方式之一，而资本输出的路径无非是银行、企业和个人；现在国家也都在积极鼓励银行与企业，允许其在海外机构留存外汇；换言之，对机构，该给的资本输出政策都基本给足，剩下的就只有个人这条渠道可供调控。

　　近日在一份名为 《全面提升外汇监管和服务水平》的工作报告中，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易纲表示，2010年我国外汇净流入压力有可能加大，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任务依然较重。要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有序拓宽对外投资渠道，协调推动跨境人民币金融业务发展。

　　易纲还认为，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势头更趋稳定，我国涉外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有望进一步好转，外贸出口有可能出现恢复性增长，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可能稳步增加，跨境资金流入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可以佐证的是，在目前美国、日本等央行的利率均接近零，欧洲(包括英国)等央行的利率低于我国的国际环境下，跨境套利交易日渐盛行。

　　譬如，有机构估计，2009年上半年美元利差交易规模高达2500亿～5500亿美元。规模巨大的跨境套利交易推动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明显升值，股市、楼市价格快速上涨，潜在风险加大。

　　“由于我国利率水平相对较高，人民币升值预期有所增强，企业和机构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也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易纲在报告中指出。

　　所以，如何“输出”资本成为外管局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重中之重，而开放国内投资者投资港股无疑为推动境内资金向境外流动开辟了一个新渠道，有助于解决我国外汇储备高企、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状况。

　　事实上，港股直通车政策也是汇率机制改革的一部分，旨在令其更具灵活性。

　　在汇改重启与资本流入趋势的背景下，决策者自然会研究动议多层次的外汇管理体制，如国家层面有专门的投资公司经营管理外汇；非政府层面有 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与金融机构对外投资；再加上个人层面的对外投资，将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对外投资体系。

　　资本项目开放时间表

　　一旦启动“港股直通车”，将意味着资本项目开放迈出了最实质的一大步。

　　按照社科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所言，目前中国距资本项目完全开放还有两步棋要走：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与中国资金进入境外资本市场；其实，两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放开了，比如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与QDII，只不过是通过单笔，有控制地放开，如果完全开放的话，目前的QFII与QDII额度将会取消。

　　外管局官员认为，理论上，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应该是先机构后个人，先长期后短期，“但目前外管局对此尚无固定模式”。

　　提及资本项目开放时间表，外管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巡视员刘光溪曾笑言，英国为其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努力了33年，才实现跨境资本交易的完全自由化；中国的这一过程始于1978年，至今已过30年，不妨想象和预测中国开放的时间表是什么？

　　而且，在刘光溪看来，应把投资业务权交给市场主体，让其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监管部门做好服务与监管即可。事实上，外管局自“港股直通车”政策搁浅之后，就努力在构建跨境资金统计监测体系，按照刘光溪的话，有了监控，外管局便能掌握体系内资金流动的全局了。

　　央行研究生部博导吴念鲁教授认为，长期看，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就要放开资本账户。“中国是1996年12月份实现了经常账户的放开，如果是20 年，应该在2016年资本账户放开。”他说。

　　不过，在吴念鲁看来，目前并非开放港股直通车的最佳时机，因为经济比较低迷，股市疲软，国内流动性较为紧张，如果给出一个资金外流的信号，情况将更为不妙。

　　香港沃德资产管理公司董事局主席卢麒元说，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港股直通车”看来是势不可挡了。只是他担心，一旦全面开放，巨量资金可能会 “搅动”香港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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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给奥巴马泼冷水 称美国经济只复苏一半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16日 14:44  中国日报网站

　　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15日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采访时称，近日他在与股神沃伦 巴菲特会面时被泼冷水，后者称美国经济才恢复了40%至50%，距离经济完全复苏还有很长的路。

　　7月14日，奥巴马在总统办公室中与巴菲特会面，他希望能从这位投资界权威的口中学习如何将美国经济的高增长转化为高就业率，以实现民主党誓言要解决高失业率问题的诺言，帮助该党能在11月即将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中获胜。

　　奥巴马在密歇根州接受NBC采访时提到了他与巴菲特的对话内容。奥巴马称：“我告诉你们他对我说了什么。他说‘我们经历了痛苦的衰退期，而且我们还没有完全复苏。我们恢复了也就大概40%至50%。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巴菲特还表示，经济衰退带来了庞大的生产过剩，而仅这一点就需要花时间去消化。他还用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来举例说明。根据美国的历史数据，每年平均建设120万套新住房，而在经济泡沫时代，这个数字飙升到了200万套。之后，所有建设项目都趋于停滞，“我们需要回到120万那个点。但现在我们还得消化之前过剩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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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俄开通新货箱铁路线
德国邮政集团下属辛克物流公司（DB Schenker）日前宣布，一条连接德国杜伊斯堡和俄罗斯莫斯科的长途集装箱运输铁路线正式开通，全程2200公里，单程运输时间7天。
       同为德国邮政下属的Mobility物流公司董事会成员劳施表示：“试运行相当成功。”他说：“这条线路上的物流服务需求正在上升。我们是提供德国中部─俄罗斯首都定期直达铁路集装箱运输的第一家公司。”
       泛欧亚物流有限公司负责营运这条铁路，该公司由德国邮政，俄罗斯铁路和其他3家公司合资建立。根据辛克的一份声明，前两者分别占有30%股份。试运行运输的货物包括电子和化学产品。这条新铁路线全程都有车厢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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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康眼中的中国航运
受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一度陷入崩溃边缘的国际航运市场正在复苏。中国最大的集装箱运营商--中远集运也已走出历史低谷。这是中远控股 (China Cosco Holdings)副总经理、中远集运(Coscon)总经理孙家康对国际航运的最新判断:"自2008年10月起,中远集运曾连续17个月亏损,是公司三十年历史上最惨淡的时期。但是,今年第一季度收益同比增长72%,运输量增长31%。我们已看到了曙光。"
       中远(Cosco)是中国航运业巨头,由国际航运界人称"魏船长"的集团总裁魏家福主政。它是全球最大的航运集团之一,中远控股是该集团旗下上市公司 。
       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孙家康说,根据目前的市场迹象,今年第三季度国际航运业仍将维持良好增长。第四季度则不太明朗,取决于美国以及欧元区经济的恢复程度。不过,即便全球的航运需求有波动,幅度应该不会很大。但汇率等因素可能对中国航运业造成冲击。
       "从年初到现在,人民币对欧元升值已接近20%。这势必削弱中国对欧洲出口的价格竞争力,从而直接影响亚欧航线西行出口的货量"。 他说。
       中国航运海外拓展不易
       在谈及中远和中远集运的海外拓展意向时,孙家康说,我们在美国拓展,担忧的是来自华盛顿的政治阻力。中远这样的中国国有企业几乎无法投资美国港口。上世纪末,当时在中远北京总部任职的孙家康,曾负责中远对美国加州长滩一个集装箱码头的收购案。为此,他整整耗了五年时间。当时,该收购案最终遭美国国会封杀,理由是国家安全考量。最后,中远只能"曲线"应变,通过一家美国合作伙伴对该码头作了投资。
       说起这桩收购案,孙家康依旧感慨:" 美国人将中远集团视作中国的第二支海军。如果中远想直接投资一个美国港口,他们觉得这相当于是中国海军在那儿(投资)。"
       孙家康发表此番感言,正值中国国企对美投资再度成为热点话题。近期,美国国会对中国鞍钢计划投资美国一家钢厂,反对声日益激烈。
       在非洲大陆,中国航运的业务拓展也同样面临困难。"一些非洲国家的政局,仍不是很稳定。今天我是总统,明天你是总统。对投资者来说,当地的政治稳定非常重要。" 孙家康说:" 再说,非洲目前还缺乏充足的熟练劳动力。"
       在欧洲,中国航运业小有斩获。去年,中远集团在经历一番希腊内部的政治波折后,正式接手了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为中国在巴尔干半岛获得一个急需的集装箱中转站,以扩大中国出口市场。最近,中远还酝酿在雅典附近新建一个相当规模的物流中心,投资可达两亿欧元。对面临深重债务危机的希腊当局来说, 当然期待中国投资施以援手。中国自然也希望借此机会敲开更广阔的欧洲市场。
       他补充说,中远集运"有兴趣关注巴西和印度等金砖国家。"
       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航运濒临危局,很多船东无力为继。现金流充足的中远集运当时是否曾面临海外并购的诱惑,借机壮大船队规模？孙家康笑笑,摇摇头:"当时,确实有几个机会。但是,我们觉得风险太高,看不清楚,所以决定放弃。
       "但是,我们一直在寻找好的猎物。" 孙家康半开玩笑地说。
       1982年,孙家康毕业于中国大连海运学院,即加盟中远集团。因视力原因,他未能实现当远洋轮船长的愿望,留在岸上,转眼近三十年。他曾任中远集团集装箱运输总部三部、二部经理,中远总公司运输部总经理、总裁助理,中远太平洋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其间,他几乎一直在与集装箱打交道。
       "如果你有现金,就不用担心未来。"
       采访中,态度温和、有学者气质的孙家康,体现出中国央企领导人罕有的坦率。当问到,中远这样的央企之所以能轻松度过金融危机,是不是因为北京保驾, 得力于中央财政全力支持？他打断说:"海外的这种质疑,是没有道理的。中远靠的是自己的资金实力。我们手上的资金,来自于危机前多年的利润积累和在沪港两地上市的融资。危机期间,我们未向中央政府伸手要过一分钱。"
       2009年,中远集运损失惨重,高达78亿元人民币(合12亿美元),所幸现金流依然充裕。"在危机最严重的时期,我经常向我的管理团队喊话,让大家不要灰心。我说,我的口袋里,每天都有超过100亿人民币的现金。今天,我甚至还有 110亿。" 他指指自己的白衬衣口袋说:"如果你拥有现金,就不用担心未来。"
       根据权威的巴黎海运咨询机构AXS-Alphaliner的数据显示,中远目前拥有全球第七大集装箱运输船队。
       中远显然不满意来自巴黎的'鉴定",认定其集装箱船队的规模,已达到亚洲第一,全球第四。
       孙家康说,中远目前拥有150艘集装箱运输船,运力达到60万标准箱。他计划在2014年年底前,增加42艘新船,再增33.6万标准箱。
       现年五十、但一头灰白发的孙家康解释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对航运需求巨大,中国海外航运业务发展迅速。每年新增的海运量中,超过60%是中国的进出口货物。但这一市场目前仍由外国航运业主导。由中国船只承运的,集装箱贸易不到10%,干散货运输不到12%,油轮则不到 5%。
       从数字看,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航运保障,仍严重有赖于外国航运。
       "订了50多条船,没一条是国内融资。"
       国内航运将是中远集运业绩的一个新亮点,但尚未引起外界应有关注。
       孙家康说:"我们将看到,越来越多的制造商从发达沿海地区迁移至低成本的内陆省份。因此,中远正沿着长江黄金水系向中国内陆地区扩张。今年,中远集运计划将长江上的集装箱货运量提高25%。"
       虽然北京有意吸收外国航运业投资长江航运。但依据现行中国法规,外国航运公司不得在中国沿海及内河港口之间直接从事航运业务。
       对2020年将上海建成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孙家康的态度很现实。10年前,中远集团将其集装箱总部迁至上海,正是响应这一初步设想。目前上海口岸的集装箱箱量占中远集运全球总箱量的四分之一,位居全球第一。但是,光靠箱量,难以撑起国际航运中心的。
       站在浦西远洋大厦临江的办公室中,他指着对岸陆家嘴金融中心的摩天高楼说:"2005年到2008年间,我们订购了50多条集装箱船,但没有一条船是靠对岸的金融机构融资,最后只能全部通过海外融资。"
       "现在,中国本土的银行不懂如何做航运金融,而在华经营的外国银行又没有资格做。现实就是这样。现在,上海需要在三个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政策监管、人才和服务。情况正在改善。建立国际航运中心,上海要走的路很长,但最终会到达的。" 孙家康说。
       据他估计,上海在航运金融、 注册、保险,中介等方面的人才缺口,可达4至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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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我眼中的巴菲特
作者: 翟敬勇
时间: [ 2010-07-16 00:24 ]

原文地址：我眼中的巴菲特作者：专注价值投资

——孙建冬，5月1日

这几天，随着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会的临近，巴菲特又成为热议的话题。08年初，公司领导曾要求我写一篇文章，通过分析历史上最成功的几位投资大师的经历，思考红利基金如何能做到业绩常青。说实话，对几位投资大师我一直有一些自己的思考，但把大面上的想法梳理成明确的观点，我还真经受了一番煎熬。回过头看，通过写这篇文章我对于投资又有了一些更深的认识，这对我在08年熊市、以致于以后的投资都有启发。

这篇文章一直没有公开过。这次，借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会的机会，我把其中关于巴菲特的部分摘出，加了“我眼中的巴菲特”的题目来成文。想了想，同时也把文章拿到博客上，与大家共享吧。

我眼中的巴菲特

巴菲特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业绩常青的投资者。从1956年开始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巴菲特把他的投资增值了3万多倍。巴菲特的投资像大海，哪怕再多的水注入，也能潮起潮落；对于中国的投资人，巴菲特就像一部红楼梦，不同的人从中各自悟出了不同之处：有人看到了时间的玫瑰，有人看到了零成本的资金杠杆，更多的人自认为他们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之处。

一、对巴菲特业绩常青的思考

巴菲特如何能保持业绩常青？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以下几点似可作为参考。

1、独特的投资方法及与之相应的独特人生经历

通过将价值的内涵从清算价值扩展到成长与竞争壁垒，巴菲特继承并发展了格雷厄姆价值投资的理念和方法。只做最具吸引力的交易是巴菲特投资方法的精髓，巴菲特始终能做到这一点与其人生经历两个独特的方面密不可分。

首先是父亲在基本价值观、伦理观、基本经济观念（货币、通货膨胀）等形而上的方面对巴菲特投资气质的内在影响。这种影响应该超过格雷厄姆。巴菲特的父亲霍华德﹒巴菲特是一位股票经纪人，在1942年以后成为共和党的国会议员，政治上反对罗斯福的新政，坚持孤立主义，经济上反对法币制度，坚决反对废除金本位制度。霍华德﹒巴菲特是一个正直、自觉遵守道德的人，有相当保守的信仰和宗教价值观，十分强调培养孩子们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巴菲特一生“简单、不喜张扬、保持低调”的生活方式、内向的性格、正确的经济伦理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父亲的影响，且贯彻始终①。

其次，一生中长期住在美国中部内布拉斯加州的中等城市奥马哈使巴菲特远离了华尔街的浮躁与喧嚣，更能做到耐心等待。诚如巴菲特所言，“（身处华尔街的）缺点就是，在任何一个市场环境下，华尔街的情况都太极端了，你会被过度刺激，好像被逼着每天都要去做点什么。你应该做的是远离那些促使你做出仓促决定的环境”。

2、坚守自己基本投资理念的同时，在具体的投资方法与投资策略上，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变劣势为优势

从69年解散基金、自己干以来，沃伦﹒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就从来没有变过，那就是：耐心等待机会，只做最有吸引力的交易。

但是，随着伯克希尔-哈撒韦规模的扩大，对于进入全球500强甚至是前十强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而言，什么是最有吸引力的交易、到哪儿去找最有吸引力的交易、怎么去做最有吸引力的交易，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选择有长期竞争壁垒的公司做积极股东——做最后的公司投资人——做最后的保险人

69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做积极股东

这个阶段，巴菲特选择的公司都有明确、独特的长期竞争壁垒，如通用再保险公司、华盛顿邮报、资本城公司（迪斯尼公司）、吉列、运通公司、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可口可乐、富国银行等。由于巴菲特成为公司最大的外部股东，客观上也要求选择长期持股的策略，为保证自己作为外部股东的利益，这个阶段巴菲特最重要的投资方法就是做积极股东：强力影响董事会，推动董事会去做增加公司价值的经营行为，推动董事去做增加公司价值的并购。华盛顿邮报、资本城公司（迪斯尼公司）都是很典型的案例。

八十年代中后期九十年代——至今：做最后的投资人

九十年代之后，我们更经常地看到巴菲特在卖方等待“白衣骑士”或“最后接管人”的情景下扮演“最后投资人”的角色。最后的投资人意味着，巴菲特只给公司的卖家一个报价，卖家只能选择YES或NO，没有一丁点讨价还价的余地。到二十一世纪，最后投资人的角色发挥到极致，不少情况下变成了卖方报价，当然卖方只有一次报价的机会，巴菲特先生选择YES或NO。

打个比方，如果说，九十年代以前的巴菲特是一个有特权的、可以耐心等待挥杆机会的棒球手，无论对方抛过来多少球，但一直要自己有把握击出本垒打才挥杆。那么，作为最后投资人的巴菲特，则是只给对方一个抛球的机会，如果巴菲特先生不挥杆，双方都下场。

可想而知，作为最后投资人，所成交的投资项目的预期回报大概率上是极其丰厚的。

通过充当最后投资人的角色，巴菲特把伯克希尔-哈撒韦巨大的规模在投资上的劣势变成了优势：大家都知道伯克希尔-哈撒韦有巨大的、源源不段的现金流，当出现重大变故时，卖家在最后关头大都有找巴菲特先生的念头。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1bf7450100ijus.html) - 我眼中的巴菲特_孙建冬_新浪博客

从大量有报价但最终没有成交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巴菲特作为最后投资人的投资方式。长期资本公司的案例可能是其中最经典、最值得玩味的案例之一②。

本世纪——至今：做最后的保险人

近来有一种很有启发性的观点，通过对最近十年以来巴菲特“产业金融”相结合体系的整体分析，作者认为巴菲特选择增长速度不高、但有竞争壁垒、有稳定现金流增长的大公司构建产业组合，其目的在于稳定积聚前所未有的巨大、稳定的现金流，成为保证保险业务扩张的流动性后盾，通过再保险公司的平台扮演“最后保险人”的角色：利用市场对巨大风险的过度恐惧心理，通过对再保险的垄断定价，抓住市场错误定价的机会，获取巨大、长期的超额利润。保险业务的浮存金又为股票投资提供了零成本资金（2006年伯克希尔保险集团的浮存金高达509亿美元），如此往复，最终打造出一个以“零成本”保险资金为核心的产融价值链。

3、平和看待得失的价值观与平衡情绪的能力

对巴菲特而言，投资跟打桥牌一样，都是简单、朴素、与压力无关、过程中充满了乐趣的事情，投资是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

4、明确自己的能力边界，做自己真正熟悉的事，不介入自己无法评估风险的事，不介入自己认为没有价值的领域。

巴菲特对公司的投资几十年来基本上都集中在很有限的几个产业领域，对于科技公司，巴菲特从不介入，哪怕是微软，因为“比尔?盖茨是我碰到过的最好的生意人，微软现在所处的位置也很好，但是我还是对他们10年后的状况无从知晓。同样我对他们的竞争对手10年后的情形也一无所知”。

尽管“产融结合”的战略从本质上要求积极介入再保险领域的各项业务，但911之后巴菲特全面要求再保险公司清理某些与恐怖威胁的保险项目，尽管这些保单中涉及的某些风险（如核袭击等）还没有爆发，而且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将要爆发，但巴菲特认为这些风险根本无法度量，因此也无从确定合理价格。

巴菲特也基本上能够严守纪律，不投资自己认为缺乏长期价值的行业。例如，对于美国的航空行业与证券行业，巴菲特只投过一两次（受不过交易条件的诱惑，巴菲特也投过美国航空公司和所罗门公司，结果都不成功）。

二从巴菲特的成功投资看中国目前环境下的基金投资

在讨论共性的东西之前，我们需要理解当前阶段基金投资的“中国特色”，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新兴加转轨的证券市场与金融法律体系

新兴加转轨市场的本质特征在于市场的系统结构、游戏规则、投资技术、金融投资工具都处在变动当中。在一些特殊的时间点上，这种变动还会以突变与跃迁的方式展开。由此决定了：

首先，决不能照搬大师们的投资理念、投资方法。大师们的成功投资案例都是有其特殊背景和条件，只有真正弄明白每个成功投资背后的特殊条件，才有可能从大师们的投资经历中吸取营养，为我所用③。

第二，由于系统结构会发生突变，未来无法由历史外推，量化统计分析的方法只能作为辅助的参考，在做好具体的投资功课的同时，始终保持、调整、优化宏观定性的分析框架与历史视野至关重要。

●有更多约束条件的投资

相对于其它投资，公募与私募基金的投资有诸多约束条件。打个比方，如果说巴菲特是一个可以无限制地耐心等待最佳击球机会的击球手，不等到自己确信可以打出本垒打决不挥杆；那么，基金经理则必须从几次来球中迅速判断并及时挥杆，否则，如果出现三次好球还不挥杆，那就只有下场了。

相对于成熟市场的共同基金经理，在目前中国的环境下，国内的基金经理有更多的约束条件，尤其是更需要把握好短期生存或长期发展的均衡关系、业绩与能力的辨证关系、个性化投资与大众投资的偏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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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霍华德﹒巴菲特十分强调养成独立思考习惯这一原则，这比他的任何一个政治观点还要持久。他经常让孩子们聚到身边，给他们背诵爱默生的名言，“最伟大的人，是在嘈杂的人群中完美地保持独立人格的人” 巴菲特在一次演讲中回答关于父亲对其影响的问题时曾表示，“我总是以父亲的标准来衡量言行，做一件事情之前会想想父亲会给我打几分？我的所作所为一定要是父亲能够接受的”。

② 1998年全球金融市场出现了重大的异常波动，市场规避风险的意愿前所未有，利差的扩大达到了几十年不遇的程度，导致利差的大空头长期资本公司的资产与净资本急剧缩水。长期资本公司一个月前就通过高盛询问巴菲特能否接盘，但巴菲特一直没有答复。由于放了几十倍的杠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净资产每天都在急剧下降，但直到长期资本公司的帐面净资产只剩下8亿美元，再过一天最多两天，作为清算银行的贝尔斯登就将强制要求长期资本公司提供保证金之时，巴菲特才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一千多亿美元的资产组合给出了2.5亿美元的报价，同时要求解雇长期资本公司的创始人和主要合伙人约翰?梅里韦瑟。巴菲特的报价传真是在9月23日上午11：40发出的，报价方案中明确指出报价方案的有效期是9月23日12：30。梅里韦瑟是天才交易员出身，玩“说谎者扑克牌”心理游戏的高手，在不到50分钟的考虑时间里，面临着一两天后清盘的压力，他最终选择了赌纽约联储不敢冒清盘的系统性风险，拒绝了巴菲特的报价方案（第二天纽约联储拉八家投行给了梅里韦瑟4亿美元的报价方案）。

③ 巴菲特在回答自己成功投资的原因时曾表示，“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我幸运地在恰当的时机出生在正确的地方”。可以说，正是美国股东价值至上的文化与法律体系造就了巴菲特的巨大成功，如果巴菲特出生在德国或日本，他也不可能取得像今天这样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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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min

集装箱“一柜难求” 航运巨头乘势开征附加费
2010年07月16日 　每日经济新闻

　　似乎就在一夜之间,市场上的集装箱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有船公司开始拒收货物了。”中国远洋（601919）投资者关系部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描述。
　　受益最大的将是航运公司与集装箱制造商。在中海集运（601866）、中海发展（600026）发布的中期业绩预报中,两家公司均称净利获得增长。据悉,7月15日起,中国远洋以“货柜短缺附加费”的名义,对部分航线额外征收费用。同日,另一航运业巨头马士基航运也开始征收类似的“旺季附加费”。

　　船公司缺箱现象严重

　　已经过会的宁波港7月披露的统计数据显示,公司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完成638.3万标准箱,同比增长了38.6%,集装箱航线总数也达到225条,相比去年底净增9条。今年二季度以来,宁波港月均集装箱航班超过1100班,在5月份时甚至创下了1292班的最高月航班记录;整个上半年,宁波港集装箱航班累计达到6505班,同比增长了23.3%。航线航班的增加同时使宁波港二季度集装箱吞吐量连续3个月突破100万标准箱,最高月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23万标准箱,即使与金融危机前的2008年同期相比,也净增了80万标准箱。
　　“船公司的运力投放确实是比以前多了。”国都证券行业分析师巩俊杰告诉记者。但有关集装箱“一柜难求”的声音仍不绝于耳,“除了中远及中海缺箱的问题不是特别严重之外,其他船公司缺箱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7月15日,中国远洋投资者关系部人士告诉记者,“有些公司已经开始拒收,不再接受货主订单。”
　　新加坡上市公司戴尔玛集团预测,今年市场预计短缺250万个小柜,而目前全球一年的小柜产量也仅有200万个,意味着货柜短缺的问题将至少持续一年。
　　伴随着货柜紧缺而来的,则是市场价格的变动。马士基航运新闻发言人日前宣布,将于7月15日起增设旺季附加费,征收标准为亚洲至北欧西向航线每标箱加750美元,每大柜加1000美元,高身特种柜每个加1200美元。中国远洋也宣布在同一日开始征收“货柜附加费”,在宁波、上海等运往台湾的航线上,中国远洋的征收标准为每小柜300元人民币、每大柜600元人民币。

　　航运业受益者显现

　　首先尝到海运复苏甜头的,显然是大型船运公司。中海集运披露的半年盈利预测称,受益于国际航运市场出现恢复性增长,公司今年中期业绩将扭亏为盈,运输收入及净利润同比均大幅上升。中海发展则称,2010年上半年,国内外航运市场需求上升,运价有所回升,公司运力投放同比也增长了20%,净利润则将同比增长50%以上。
　　在中国远洋等看来,自己并不是链条中唯一的受益者。“现在市场集装箱非常紧缺,我们在6月初下的集装箱制造订单,价格已经达到了2700美元每柜,这是个非常高的价格,去年年底这个价格还只有1800美元～1900美元。而且,现在订的话,至少要等3个月,9月初才能拿到箱。”这无疑将让中集集团（000039）等公司获益颇丰,中集集团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3月,中集集团干货集装箱累计销量为10.29万TEU,已经超过了上年全年销量。
　　“现在集装箱短缺的情况,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市场回暖。”上述中国远洋人士说,“还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实行超低速航行,也就是船舶速度降低,航行时间更长,货柜周转更慢。最后,则是集装箱厂开工能力不足。”
　　“随着全球经济回暖和出口增加,需求确实是增加了。”上海衡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伍和标说,“现在的情况还不算特别严重。”不过,中国远洋等开征附加费的举动让伍和标为难:“这肯定是有影响的,特别是在和外商议价方面。”

meng-h

半年报里的秘密：亏损向下游蔓延(1)
孙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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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3
2010-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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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记者 孙健芳 2010年中国经济半年报依旧靓丽，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达到 11.1%，既摆脱了第一季度的过热，又没有走入过冷区间。

但是，中国经济运行的脉象已开始发生紊乱。

“集装箱已经缺箱了，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交银施罗德港口行业研究员曹文俊说，与此相反，同样是海运指数，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BDI）却连续下挫，创下了自去年5月1日以来的新低。

“钢铁和有色金属中铝、锌价格已在大幅度跳水，但铜的价格依旧高居不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背离？”中信证券研究员向记者提出疑问。

当问题被一步步剥茧抽丝式地解答之后，一个秘密浮出水面：亏损正在从产业链上游向下游蔓延。

数据在说话

“开局良好”是国家统计局对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数据的描述，当季中国经济增长率 （GDP）高达11.9%。但在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等人眼中，这样的经济增幅已是偏热，“当时我们担心的不是衰退，而是经济过热了。”6月份尹中卿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庆幸的是，经济热度从第二季度就开始消退。

一些现行指标诉说着这种变化，2009年10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先行指数就已经见顶，此指数一般领先实体经济5个月；与此同时，OECD中国合成先行指数也在见顶，该指数一般领先实体经济6个月，“这意味这中国宏观经济已在2010年4-5月见顶下滑。”7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在浦东干部学院召开的宏观经济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说。

他的分析很快被中国经济半年报所印证，中国GDP上半年同比增长11.1%，其中二季度增长10.3%，比一季度回落 1.6个百分点。与此对应，规模以上工业同比增长速度从第一季度19.6%回落到二季度的17.6%，6月工业增加值更是回落至13.7%，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先安测算季调后环比趋势折年率降低到7.4%，“中国经济环比数据已到冰点。”他说。

“一两个月前我们曾经担忧楼市泡沫、担忧通胀、投资扩张过快、产能过快。好像现在迅速变了，我们现在开始担忧速度会回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描述了市场心态的变化。

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仍愿意用 “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态势良好”来描述上半年经济形势。这种描述有一定理由，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主力表现依旧良好。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0%，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38.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8.2%；进出口同比增长43.1%，其中出口增长35.2%。

不过，让刘元春担心的是一种趋势的改变，“目前这种下滑不是短期的波动，而是一种趋势性的下滑”。
再次探底风险

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大的引擎，现在它从一季度25.6%回落到二季度的25%，其对经济贡献从去年90%以上跌到50%左右。未来，考虑到今年政府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严格审查，刘元春预测9月份投资会出现大幅下，第四季度固定资产增速可能回到20%的水平。

最大变数仍是房地产，刘元春认为从房地产新政到房地产投资下滑需要5-7个月时间，他预计今年第四季度房地产投资将出现大幅的下滑。而瑞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新房开工下降和建筑业活动的减速，不仅拉低房地产投资增速，也会带来对大宗商品和建筑材料需求的下滑，进一步压低重工业生产的增长。

虽然消费数据依旧强劲，但一次性消费刺激政策的效用已在递减，在青岛这类介于一二线之间城市做外贸的车先生告诉记者，他原本打算投资青岛市内的咖啡厅，但是经过考察后发现，这里咖啡厅几乎没有盈利的，“房价的上涨，已经绑架了居民消费水平。”他说。外贸仍然在热舞，海关统计1-6月中国进出口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43.1%，其中6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和出口额双双刷新2008年7月以来的纪录。不过，多数研究员认为，目前的情况是三四月份的外贸企业订单强劲的反映，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港口研究员曹文俊4-5月份去做过草根调研，当时他发现企业的外贸订单都很强劲，所以他预计未来7、8月外贸情况都会很好。

不过在5月底到6月份初当曹文俊再次与相关的公司沟通的时候，一些家电、轻工的企业告诉他，出口订单下滑得很快。所以，他对目前一些研究人士预测全年30%外贸增幅不以为然，他估计增长25%左右，这与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预测接近，她预计出口增速将从目前超过40% 的高位放慢到四季度的不到10%，不过全年出口增长仍会到24%。

“去年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刺激性政策、存货调整以及出口复苏具有强烈的易变性和敏感性，决定了今年经济增长的基础不稳固。”刘元春认为这是目前经济下滑的原因，他更担心第四季度几个因素叠加，导致中国经济面临再次探底的风险。

实际上，国内和国际一些先行指标已经在发生共振，国际上ECR指标在4月份出现了一个拐点，OECD在5月份出现了一个拐点，国际和国内PMI指标在6月份的数据都在下降，考虑到这些因素的重叠和共振，汪涛认为GDP增速在2010年四季度或2011年一季度可能会低于 8%。

亏损蔓延

在经济下滑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紊乱现象在出现。

“集装箱已经缺箱了，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交银施罗德港口行业研究员曹文俊说，“今年以来集装箱运费不断在提，到今年一季度末各航线的集装箱海运费涨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但与此相反，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BDI）却连续下挫,创下了自去年5月1日以来的新低。

“同样是金属行业，钢铁、铝、锌与铜的价格已经背离，前三者价格都在加速下跌，但是铜的价格为什么高居不下？”中信证券研究员也有疑问。

这些问题被剥茧抽丝后答案是：上游产业链开始变冷，已经蔓延到中间制造商，但下游产业链感觉仍不明显。

“从去年上半年开始，中国进口的铁矿石进口就达到5000万吨以上，之后上升到6000万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今年5月份，但6月份铁矿石进口量环比出现明显的下降。”交银施罗德有色金属研究员饶超说。
导致铁矿石需求减少原因之一是企业库存周期在结束，如去年汽车行业销售和生产有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到了今年2、3月研究员调查时发现，一些4S店出现一定的滞销情况，很多4S店是处在新一轮的去库存阶段。

另一方面，中国4月15日开始新一轮地产调控措施也影响国内对钢铁和铁矿石的需求，因为房地产行业的调整将影响到建材、建筑、装修、家庭耐用品以及机械等行业，而这些行业都是钢铁和铝、锌最大的需求行业。

同时，调控也在影响预期，“2008年季度大众商品暴跌，跌完之后市场有通货膨胀预期，需求都会慢慢放出来，但现在大家已经有了通缩预期，需求会一下子消失。”曹文俊说。

分析员还预测，如果正常情况下，政策没有拐头，大家对经济的预期没有发生变化，三季度市场对金属或矿金石需求维持下滑的趋势。

一边是需求减少，但另一边国内钢铁和有色金属企业的产能并没有减少。从6月中旬钢铁数据来看，基本上钢材日产量还在 175万吨以上，供应是历史比较高位的水平。电解铝产量是141万吨，年化将近1700万吨，也是历史的最高产量。

供大于求导致钢铁和电解铝行业价格大幅下滑，但钢铁和有色金属行业为什么不去减产？

“最难减产的就是两个行业，第一个肯定是钢铁行业，比较大的钢厂都是国有企业，是以GDP考核的，不是以利润考核的，到了一个经济周期结束或经济拐点时，企业产能很难减下来。同样的，电解铝行业也是如此，这主要因为电解铝公司开关电解槽的成本非常高。”交银施罗德有色金属分析师饶超回答记者疑问。

价格下跌导致钢铁行业从6月就开始亏损，7月会全面亏损，“现在除了冷轧产品有4个点的毛利率，其他主要的钢铁产品毛利率都是负了。”饶超说。另一个券商公司人士透露，他们与宝钢公司接触，获悉未来宝钢会继续调低钢材价格，这意味钢铁业亏损面会扩大。“同样的，目前整个铝的行业也是全面亏损。未来如果需求没有增长，再加上季节性因素叠加，未来铝行业亏损会加大。”他还表示，“如果第三季度宏观政策没有拐头，中游产业无论是盈利水平，是基本面都会出现继续恶化的态势。”

不过，下游的产业仍在温水煮青蛙的状态中，铜价与钢铁、铝等有色金属价格背离恰好说明这一点。“铜在中国消费结构跟西方不一样，40%以上用在电力，18%可能在空调和家电上，铜价的高位反映这些产业链的利润没有被很快侵蚀。”多位研究员都说。

在产业链的最下游，贸易产业生存状态最好，由于3-5月份订单很好，分析员认为7、8月份的外贸和集装箱的环比数据都很好看。不过，他们认为，中国对出口的调控，包括对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的下调，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都是在5月末才开始做的，而根据他们调研情况，6 月份比5月份的环比订单已经开始减弱，这种订单减少会到9月份或10月份会慢慢开始体现出来。

“总之，先是矿资源，这是最上游产业已经发生变化，接着是中间制造业开始亏损，中间制造业之后，亏损会走到下游，那时候工业品、再加工、机械、电子衍生品可能都会相继进入利润下滑区域。”曹文俊说。

feiyjiang

前面有篇采访张维迎的文章，张仍然宣称价格双轨制是他发明的，下面的华生博客的一篇文章，详细记录了价格双轨制的产生，特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e91e520100b38m.html

[ 本帖最后由 feiyjiang 于 2010-7-19 22:26 编辑 ]

meng-h

中集车辆集团李贵平总经理一行莅临中集东岳公司指导工作

作者：admin  来源：本站  发表时间：2010-7-19 16:36:29  点击：5

中集东岳 刘保健/图文 7月14日，中集车辆集团总经理李贵平携战略发展部经理段跃江、财务部经理李志敏莅临梁山中集东岳公司视察指导工作，李贵平一行参观了公司生产现场并与公司中层以上干部进行了深入座谈，之后，在梁山县政府领导的陪同下，李贵平参观了梁山的部分同行企业。 高度评价了中集东岳三年来的经营成果 在会议室，李贵平认真听取了中集东岳管理团队对公司概况、生产经营、管理升级和未来规划的汇报，对于中集东岳过往三年的经营结果、特别是2010上半年的业绩，李贵平给予高度肯定，他认为东岳的团队很敬业、有激情、有责任心，在岳增才总经理的领导下，很完美的掌控了现有的设备、市场、资产等资源，创造了精彩的指标，书写了相当经典的财务报表。三年来，中集东岳的投资回报率、增长速度在集团名列前茅，应收账款管理等相关项目的成绩突出。李贵平肯定了东岳公司加入中集大家庭以来规模快速发展、管理逐步细化、产品提档升级的成绩，认为企业抗击风险能力及中集东岳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对未来的战略升级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期望 听了东岳对未来三年规划的介绍，李贵平非常认可东岳提出的由一万台到两万台的目标，李贵平表态，在梁山这个特殊的区域，中集东岳一定要做森林中的大树，集团在资本、技术等方面会全力支持东岳的发展。李贵平同时提出了集团的要求，集团认为生产企业一定要提升营销能力、要加强装备提升，进行内涵的优化。中集东岳的各项管理及流程已经进入了良性的运行，具备了快速发展的条件，但要对规划进行更加详细的测算和分析，近期要按分产品，分线的思路，分析每一条生产线的厂房面积、投入、折旧额、人工数、固定费用总额，以及产出的有效工时数、有效工时贡献额、有效工时贡献总额，并将此此结果报车辆发展部，做改善型投资，以实际行动进行内涵优化。 关爱员工，创造美好的生活 对于集团提出的“升级·行动”战略，李贵平在座谈中一再提出要关爱员工，要提升效率，共创美好生活。我们希望员工的生活更有保障，工作条件人性化，过有尊严的生活，因为优秀的人才是企业最宝贵的资产，是企业的燃油、助推器；只有关爱员工、依靠员工，我们的企业才可以发展，我们的股东才可以收到应得的利益，才能对我们放心。为了改善东岳员工的精神生活，在2009年度红利分配时，公司双方股东各捐赠10台电脑。 李贵平在座谈中指出，企业的发展、升级的要求是一个文化铸造的过程，不是喊口号的过程。希望在东岳管理团队的努力下，做好市场分析与调研，提高各项管理工作的效率，把企业做的更好，把我们的员工照顾的更好，让员工、产品、企业更受人尊重。

meng-h

原帖由 feiyjiang 于 2010-7-19 22:17 发表
前面有篇采访张维迎的文章，张仍然宣称价格双轨制是他发明的，下面的华生博客的一篇文章，详细记录了价格双轨制的产生，特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e91e520100b38m.html  

双轨制是谁提出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这么一个思路,而当时的领导体系又接受了它.要知道80年代末,这帮人都是被骂的狗血淋头,就差当现反了.要是在朝鲜,早就拉出去毙了.

meng-h

张维迎：从为钱正名到“人民公敌”
作者：　|　时间：10-05-17 |　来自:《南方人物周刊》

　　张维迎：长达25年的骂名

　　前不久，与邹恒甫之间的一场纠葛，再次把张维迎推到舆论的中心，各种批评的声浪铺天盖地而来。

　　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批评对张维迎来说并不陌生。在他所经历的2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中，他不止一次成为新闻的主角。

　　2004年的“郎顾之争”以及随之而起的第三次改革大论争里，张维迎就是一个重要角色。他那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使他一夜间成为“人民公敌”。

　　2003年，他主持下的“北大改革”，“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措施引发诸多争议，一场蓄势待发的中国高校改革最终消弭于无形。

　　类似的故事，甚至可以追溯到1983年，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为钱正名》一文，提出“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的惊人之语，文章刊登后，他旋即陷入一场全国大批判。

　　在过去的25年里，张维迎似乎一直走在“总在挨骂”的不归路。

　　经济学家赵晓说：“过去这些年，经济学的主流的确是更多地注重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更多地关注了改革方向的正确却忽视了过程的公正；更多地关注了民营资本的利益却忽视了更广大的民众的利益；更多地重视了市场化却忽视了民主化。”

　　当越来越多的民众发现自己并未更多分享经济改革的好处时，拿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们开骂出气，自然成了民众不满情绪的宣泄。但我们也无法否认，在过去近30年的改革岁月里，经济学家们研究的价格改革、宏观调控、企业家成长、所有制改革、政府和市场关系等课题，不断给整个宏观经济改革提供理论滋养和突破动力。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这场渐进改革的受益者。

　　在张维迎身上，我们隐约可以看到某种悲剧性格：他富有战斗精神，当他认定真理在手时，他的坚持和不屈，往往表现出农家子弟式的真诚的执拗，甚至不惜与民众发生正面冲突（而民众，特别是当下民智未开的民众，常识经常是缺乏的）。这种爽直性格和推土机般的行事方式，自然也是一种难得的品质，但在民主、尊重民意、倾听民声已成为普世价值观的时代大潮里，他与体制之间的密切关联、他的北大背景、他的顽强性格和不妥协的精英姿态，也就容易为人诟病，甚至成为民众反感的靶子。

　　张的被骂，是傲慢的知识精英与逐渐勃兴的卑微的民意诉求之间的冲撞，还是知识界“左右”对冲和民众“仇官心态”下误打误撞的牺牲品？谁在真正卫护民众的利益，谁又站在人民的对面？

　　如果回望历史深处，我们也许会发现，饱含情绪的雷霆万钧的舆论，以及漠视民意的傲慢的精英气质，同样值得警醒。

　　在社会通向民主、开放、和谐的进程中，简单的二元对立是不需要的，更重要的也许是：冷静、平衡、妥协和包容。

　　我们可能发现，这接连的争吵也许不过是一场误会。

　　这或者是对张维迎另外一种更积极的解读。

　　青年张维迎的精神场域

　　青年张维迎的第一个公共舞台，是1982年2月23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首届数量经济学年会。他所在的西北大学经济系是东道主，导师何炼成挑选 “最好的学生”参加。

　　与其说这是个学术会议，不如说这是冰释时代青年才俊的大汇演。参加这次会议的多位毛头小伙，日后成长为中国经济学的扛鼎人物，其中包括杨小凯，田国强等人。23岁西大经济系研一学生张维迎的论文是：马克思主义和数量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1980年代初期，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人员，一般自称“数量经济学学者”，区别于以意识形态文字描述的传统经济学，数量经济学学者有意以数学公式阐释思想。其时，懂数学的传统经济学者不多，大多头痛于数学符号。真理幸运地躲进了枯燥无味的数学公式，逃过了意识形态的责难。

　　现代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长达30年的交锋，以1982年的这个会议为缩影。茅于轼是张维迎所在小组的副组长，他注意到这位23岁的年轻人，是因为他的发言。传统与现代的针尖对麦芒，最后多半演变成各说各的，互不搭理，而这位23岁的年轻人，竟能站在彼此立场，审视对方，并能准确道明传统的局限、现代的优势，如他的论文标题。

　　副组长茅于轼推荐张维迎代表小组参加大会发言，遭到组长的坚决反对，组长是年龄颇大、坚定的传统经济学者。两人一阵好吵，最后茅于轼说服了对方。

　　无关胜负，这个会议为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打开了生路。对于23岁的张维迎来说，这个会议上自由且前瞻的言论，明显区别于和现实脱节的、僵死的教科书，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回学校不久，他即创办了一个6、7人的读书班，由他主讲，每周讨论一个主题。通过这个会议，他又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师长。在那个没有人敢自称信奉市场经济的年代，和这些师长的辩论和研讨，成了青年张维迎最重要的精神场域，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轨迹。

　　大约一年后，张维迎出事了。在1983年8月20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张维迎发表了《为钱正名》一文，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开头引用了一个小新闻：首都个体户座谈，反对向钱看。随后他提出自己的观点：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钱是社会的一个奖章，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

　　20年后，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讲台上，张维迎对他的企业家学生说，要坦荡赚钱，只要是合法的；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企业家和作为价值度量工具的 “钱”有颇多误会。思路一脉相承，但时过境迁，言论所承受压力已迥然不同。

　　那篇文章发表后，全国旋即掀起一场针对张维迎观点的大批判，首都报纸整版、整版的批驳文章，而且，文章还被陕西省的某位主要领导点了名。西北大学校方承受巨大压力。躺在病床上的校研究生处处长把张维迎叫去，说：维迎啊，党和人民培养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再说了，写这样的文章，也没找领导报批，成何体统。张维迎意欲辩驳，但考虑到处长病情，违心道了歉。

　　在北京的茅于轼听说了此事，无尽担心。文革结束6、7年，社会风气虽明显好转，但心有余悸。“早些年，写这样的文章，是要坐牢的。”茅于轼替张维迎鸣不平，写了篇《张维迎何错之有》，四处投稿，始终发不出来。但他对这位年轻人的印象更深了，引为改革战友和忘年知己。

　　茅于轼在信中勉励张维迎说，任何微小的观念进步，都会遇到莫大阻力；改革中的新观念，总会被自认为一贯正确的旧观念视为大逆不道。张维迎回信说，会等到他们向我道歉的一天的。茅于轼又去信了，说，旧观念何时向新认识道过歉？等下一次保守、改革又交锋时，又是新观念、改革派被批。

　　24岁的张维迎还顾不上下一次，仅这一次已经够他受的了。他差点毕不了业，而且，西安当地报纸的批判文章连篇累牍，他陕北吴堡县老家的父母虽不识字，亲戚好友总会不经意提到：你家娃出事了。父母伤心之至。张维迎说，他受的委屈，再没比这一次更大了。

　　之后数次被骂当口，常有媒体约访电话，张维迎习惯回复，20年前就骂过了。有时夫人抱怨，不能少说两句？张维迎便会说起24岁时那个委屈中的自己，等待道歉的决心。

　　西北大学现象

　　一年后，张维迎又成典型，不过这一次是正面的。他在《经济日报》头版发表文章，次日的《新闻连播》对该文做了摘要播报。《新闻连播》对一个在校研究生的文章做摘要播报，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学校研究生处那位处长这次的总结是，对研究生的管理，还是要自由且民主。

　　中国经济学界，有个独特的“西北大学现象”，偏居一方的西北大学，为中国经济学贡献了数位重量级人物，包括张曙光，邹东涛、魏杰等人。有人把何炼成领导下的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称为“青年经济学家的摇篮”。

　　西北大学有一说法，当何老师的研究生是最自由的。何老师讲授传统经济学，但从不批评“离经叛道”，惟一的要求是能自圆其说。张维迎在《恩师引我走入经济学殿堂》一文中说，“何老师从不按自己的模子教育学生。”

　　何炼成说，张维迎是他的“最好学生”之一。1984年，张维迎研究生毕业，决定去体改所工作时，何老师“很是舍不得”。何炼成的印象中，张维迎的研究生3年，除了最后一年忙于毕业论文，前两年，大多捣鼓他的读书会。他的大量时间，都耗费在研读现代经济学的原著上。一次，张维迎从外文书店买回一本台湾的翻译版本《中级微观经济学》，繁体字，非常厚，鼓动读书会成员人手一本，一个月后，何炼成又看到这本书时，上头已被标注得密密麻麻。这本书，张维迎至今保留在手。张维迎到体改所后，常有同事惊诧于他微观经济学的地道和扎实，电话何老师，问有何秘诀。何炼成没有揽功，说是因为读书会。

　　张维迎后来说，他们这一代人，上了大学后之所以如饥似渴于新知，首要原因，是为了解释自己在农村生活的所见所闻：对自留地最了解的农民，没有权利决定它该种什么；公地上的产量远远低于自留地，青黄不接时，能救命的都是自留地；农民自己都吃不饱，还要把粮食以低价卖给政府；不允许土地有偿转让，不允许农民进城打工经商……

　　有趣的是，中国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中国经济学的变革也首先从农村研究开始。1987年，张维迎署名“陕仁”，为美国的《知识分子》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家》，说，“后来所谓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大多源于此。”

　　张维迎在吴堡农村土生土长，1975年，16岁在县城高中毕业后，回村里当团支书兼会计，两年后，在一次惯常劳作时，听到广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

　　茅于轼的道德力量

　　1982年西安的那次会议后，茅于轼和其中的多位毛头小伙保持着多年的通信，包括杨小凯、张维迎。一次，张维迎看完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兴奋地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说谢谢您帮我们指出了现代经济学的宝藏在哪里。

　　茅于轼的印象中，其时的杨小凯，已相当成型，而张维迎，仍在懵懂寻找；在理论的创造性上，杨优于张，而在和现实问题的契合上，张优于杨。

　　无论如何，1984年4月，25岁的张维迎写就的《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都是30年改革史最重要的文章之一。他第一次系统论证了价格“双轨制”随后，1984年9月“莫干山会议”上，价格改革是争论最激烈的议题，张维迎说服了多数人，会议组织者以政府“容易听得进去” 的方式修改了他的观点，“价格双轨制”成为官方政策。

　　从此处开始，“双轨制”——计划和市场，国有和民营，公立和私立，甚至长安街上的公交和私人小黄包——成为最富中国改革特色的历史景观。考虑到 1980年代早期，一盒火柴从两分提到三分都是政治问题，而计划价格的一统天下和计划价格制订者致命的自负，是社会普遍贫困的主要原因，“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实行意义深远。

　　1980年代初期，青年经济学者展示出爆发力。张维迎后来说，我必须表达对1980年代体改所同事们的感激之情，“因为我的观点是在和他们的讨论中激发出来的，今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从商或者从政，不再从事经济理论和改革政策研究，我一直非常遗憾。”这批出道不久的青年经济学者的惊人创造力，以及其后的命运分野，是了解中国改革的独特视角。而在当时，对他们中的数位而言，体改所和茅于轼的书房是他们共有的精神场域，两者是自由、宽松且富有创造力的“议政厅”——1980年代，青年经济学者担纲的体改所，是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后者，又是他们的道德道场。

　　张维迎在茅于轼书房里的“议政”对手，有他的体改委同事宋国青、张敢明、栗树和等，他们每个礼拜都要在这“碰几次头”。这是张维迎在北京的“读书会”。

　　自离开体改所后，张敢明和张维迎已经近10年没有联系，但当他看到网上消息，说有人用8万块钱买动了张维迎时，他还是下意识地说，“绝对不可能。”与其说，是他对故友学品的信赖，不如说，是他信赖于，那个“议政”书房里，茅于轼维护和供给的道德力量对这些青年才俊的持续影响。

　　张维迎常跟他的学生说起的当时书房里的故事有二。一是，有一回，其他人都到了，独缺宋国青，其时电话不便，联系不上，茅于轼着急。北京六月三伏天，他骑个自行车，从月坛南街的南沙沟，骑到北大，足足三个小时。到宋国青宿舍时，见其光着膀子，趴在上铺伏案疾书赶制论文，担忧全无，又顿生欣喜，自己骑着车又回到南沙沟。

　　二是，另一回，“议政”时间过长，几个人从先生家出门时，已是披星戴月，又不巧，半路上，其中一位的自行车爆胎了，干脆坐在路边继续侃，张敢明其时正读《居里夫人传》，有感而发，说有一天，我要给茅先生作传，一定要用上这句话：有人用智识启蒙世界，有人用道德感召世界，先生两者皆有大为。张敢明的又一说法，两张一宋，都是陕西农村娃，都是犟脾气，但数宋国青家里最穷，先生给他补助最多。

　　在送给茅于轼的著述《价格、市场与企业家》的扉页上，张维迎写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您高山仰止，是我们做人和做学问的榜样。”张敢明说，他不相信那个书房里走出的人，“会被8万块钱收买”。在采访中，数位学者对张维迎的观点持保留看法，但对他的学品和人品，却一致称赞。张敢明认为，“有人有意拿张维迎的人品说事，转移话题。”

　　“最激动”的岁月

　　宋国青是张维迎所在研究室主任，也是张最尊敬的学者之一。宋现在就职北大，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同事称宋为宏观经济学的“第一把手”。他的两句话，在当时的体改所广为流传：一是，“以前是报国无门，现在是报国无法，想不出好办法来了”；二说改革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改革的深入越发暴露体制痼疾，而“学中干”又加大社会对新知的需求。张敢明的印象中，同事们茶余饭后讨论的新名词，很快就会出现在政府的报告中。有人说，体改所是中国经济学的黄金时代，张维迎说在体改所的6年是他“最激动”的岁月。

　　25岁张维迎的兴趣，涉及价格改革、宏观调控、企业家成长、所有制改革，政府和市场关系、外汇外贸体制改革等等，“当时，每个现实问题都有吸引力，几乎所有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都会去思考。但我很自豪的是，在我们这一代经济学者当中，要找到像我这样，20年前后写的东西，前后逻辑保持一贯的，可能还不是太多。我20年前写的东西，现在还是没有过时。”

　　1980年代中后期，整个中国经济，实际上都是“双轨制”——计划一轨，市场一轨，便有权力寻租，调配资源，赚取两轨之间的差价——腐败大面积产生。因“双轨制”导致腐败，它的创见者遭受广泛攻击。张敢明记得当时的一句玩笑话，“鲁迅当年骂人的话，现在全骂到张维迎身上了”。

　　“改政府官僚之革”的价格“双轨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以农村改革为例，开始时乡村干部因为害怕失去特权而反对改革，但不久后他们就发现，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关系”和对外界的了解，比一般农民更快地致富。“双轨制”使得官僚的境遇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这是张维迎没有想到的，他解释说，“中国的渐进改革并没有一张精确的蓝图，改革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依赖只能陆续呈现，是摸石头过河的‘干中学’。”

　　吴敬琏在他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解释说，“双轨制”的实行使部分能够从中得益的官员比较容易接受改革，确保了价格改革能够得以顺利进行，这是利大于弊的。张维迎说，回过头看，“这可能是制度变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因改革要想成功，必须依赖于如何减轻权力官僚部门的抵制。即使今天，可能也想不出比“双轨制”更好的办法。

　　在遭受巨大骂名的《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张维迎说，“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优劣时，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把这项政策与替代政策相比较，而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直觉对我们理解现象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够的，在当前改革的讨论中，一些人全然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考虑政策的激励条件是否满足，习惯于用乌托邦理想、文革思维蛊惑人心。”

　　中年张维迎——“人民公敌”

　　在西北大学的读书会里，对张维迎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美国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张维迎“读过好几遍”。到体改委后，所里的同事常开玩笑叫他“维迎德曼”。

　　理解1980年代青年经济学者的思想轨迹，弗里德曼是一条隐秘的线索，他有无数秘密的中国拥趸。2006年，弗里德曼去世时，大陆一位著名的时评家在他的专栏文章里说，“在20世纪的学人里，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像弗里德曼那样信奉市场、像弗里德曼那样增进了人类的福祉，但几乎可以肯定，假如弗里德曼生活在今日转型中国，他必将是个‘人民公敌’。”

　　蹊跷的是，如果我们真的有耐心，在卷帙浩繁的改革文献里发现中国青年经济学人的成长轨迹，我们几乎总能在改革最重要的争论里——诸如计划和市场，国营和民营——看到大量引用自张维迎的观点，他是大陆被引证次数最高的学者。

　　我们也几乎总能听到一个不断告诫民众“皇帝衣服的透明度太高了”的无畏孩子的发言，但是，从《为钱正名》到“价格双轨制”，再到后来的“北大改革”、“郎顾之争”，在过去的25年里，张维迎无可避免地走上一条“人民公敌”的“不归路”。

　　1994年，从牛津大学回国后，张维迎就职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3年，张以北大校长助理的身份参与“北大教改”，他是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人。这一次，他的敌人是“计划经济体制惟一没有根本性改革的”教育体制，包括高等教育体制。

　　在2003年“北大改革”的讲座上，张维迎说：“在现行的教师人事管理体制下，大学变成了‘家庭企业’。不废除大学的‘近亲繁殖’，不实行教师岗位的分级淘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行政本位。”张维迎倡导的“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措施引发诸多争议，而科研、教学主力军的青年讲师和副教授，是愤怒主体。方案最后不了了之。因“对我的批评比我的观点还要流行”，且“我不愿意让没有逻辑的观点流行”，张维迎随后出版《大学的逻辑》。

　　其实，北大“癸未变法”只是个开始，2004年的“国企改革大争论”以及《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的“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使张维迎彻底成为“人民公敌”。网友“你最傻”的评论：“他的‘为钱正名’、‘国有企业私有化’等观点，有力推动了中国人追逐金钱、私分国有资产和贪污腐败的疯狂活动。可以说，目前老百姓最痛恨的特权阶层、贪官和富豪们，正在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实践着张维迎的‘光辉’思想和理论。张维迎是一个完全背叛了其出身阶层的经济学者，其学术观点对广大人民群众，危害无穷。”

　　究竟，谁站在人民的对面？

　　耶鲁大学陈志武的看法是，“‘声讨’张维迎、嘲弄‘理性思考’的，除了自我加冕的‘民意’代表和挥舞意识形态大棒的人，更多的是缺乏历史知识的年轻人。没有经历‘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的荒诞与扭曲，即使对改革的来龙去脉，也不甚了解，对改革中的复杂，自然说不清是非与祸端，于是，‘情绪多于理性，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

　　茅于轼说，“人民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牺牲品。”

　　事实上，这并非只是真理和无知、学者和群氓之间的争斗。在经济学者的方案和制度的生成、政策的出台之间，是个漫长而复杂的流程。“那些被提出的改革方案，那些试图实施但以失败而告终的措施，以及已经成功实施的措施，都不是简单的经济模型所能得到的。”所以，在张维迎的执拗和坚持、民众的愤怒和怨恨之外，必有一个更重要的因果。

meng-h

海运冰火两重天 BDI与集装箱指数大幅背离



       “从年初到现在,各航线的集装箱海运费涨了一倍左右,而且还在涨,很多外贸企业都有些受不了了。”14日,青岛某大型出口企业海运部魏姓经理说。

　　与此相反,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BDI）近期却连续下挫,在短短33个交易日内跌去近六成,创下了自去年5月1日以来的新低。

　　一升一降之间,折射的是怎样的经济现实？

　　集装箱运价报复性上涨实际涨幅100%

　　13日,中海集运发布业绩预告,上半年将实现扭亏为盈。这份业绩超出了很多人的意料,因为在去年同期,中海集运巨亏34.17亿元。同日,中海发展也发布了业绩预告,上半年净利润将同比增长50%以上。谈及业绩增加的原因,两公司均表示,因国内外航运市场需求上升,导致运价有所回升,公司因此受益。

　　船运公司的喜讯对于其他公司来说,也许是种不幸。

　　“从年初开始,集装箱船运价格就不断上涨。以东南亚航线为例,现在每标箱的运价在620美元左右,涨幅40%左右。但加上旺期附加费、场地费,以及从来没有过的集装箱平衡费等名目繁多的费用,集装箱海运费已经上涨1倍以上。”上述魏姓经理表示。

　　中国国际海运网的统计数据证实了这种说法。该网对上海、广州、青岛、天津等主要港口4000多家出口企业最终海运成交价格的跟踪监测显示,从今年年初到7月中旬,中国海运市场集装箱均价指数 （CCAFI）从不到700点上涨到了1590点,涨幅超过100%。

　　对于集装箱海运费的上涨,魏认为主要是金融危机之后的报复性上涨:“金融危机之后,很多船运公司放缓了购置集装箱以及船只的速度,但货物的出口量进入今年之后增速加快,运力出现了不足。”

　　据海关总署10日发布的今年上半年数据,1至6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3548.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3.1%。外贸的复苏自然会体现在运量方面。以日照港日青集装箱公司为例,该公司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增加16%以上,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在运力方面,据欧洲西伯里航运产业集团统计,截至4月14日,单船运力超过5000标箱的停航“下岗”集装箱船舶艘数已经下降到过去14个月的最低点,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停航船舶开始重新投入航线运营。

　　在此情况下,各出口企业正面临着被动的局面:“以前我们公司订购仓位,提前一周就行了。但如今订购仓位,最少得提前两周,繁忙的航线要提前一个月,甚至更长。”

　　中国国际海运网分析师刘宇政也同意上述分析。但他同时向导报记者透露:“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船运公司的结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相对于出口企业、外贸公司来说,船运公司集中度要高得多。目前,一些船运巨头通过联盟控制了运力,这进一步推高了运价。”

　　铁矿石主导BDI下挫

　　与集装箱海运费上涨不同,铁矿石、煤炭等干散货海运市场运价却不断下跌。截至13日收盘时,BDI收于1790点,不仅“轻松”跌破2000点大关, 更创下自5月27日以来连续33个交易日下跌的纪录,累计跌幅接近56.93%。

　　集装箱运费与BDI的一升一降,让人颇为费解。

　　日青集装箱公司综合部一人士分析,集装箱运费的上涨,部分原因是运输结构的调整。“集装箱运输是个大方向,很多干散货现在也开始改用集装箱运输了,如石膏、生铁等,这会导致干散货运价与集装箱运价发生一定调整。”

　　刘宇政则认为,集装箱运费与BDI的关系并不大,“两者的运输方式、货物结构、客户群体都不同,其可比性不大,两者一升一降不足以大惊小怪。”

　　交通运输部水运司长期研究海运市场的专家陈戈分析,干散货市场的不景气主要原因是全球钢价普遍下降,铁矿石需求出现萎缩,供需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市场观望气息浓厚,影响铁矿石成交量。这在占海运量七成的国内市场更为明显。

　　在国内市场,当前正处于钢材需求淡季,再加上国家刚刚取消48种钢铁产品的出口退税,影响到钢材出口和铁矿石进口,这均对海上运输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其次,钢材及铁矿石库存均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在需求不振前提下,去库存化仍需一定时间。

　　而集装箱运输的火爆,则表明外贸市场已完全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阴影。他认为,当前我国刚进入传统出口旺季,箱量仍有进一步上扬空间。

　　由此判断,二者其实反映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背景——集装箱运输代表的是外贸市场,其上扬程度与上半年的外贸行情相辅相成;BDI指数则受铁矿石这种单一大宗货品的影响甚大,而铁矿石又与中国国内正在进行的结构调整政策息息相关。

　　14日下午,在日照港二号入口处,拉矿石的车稀稀拉拉地排在门口,这与往日热闹的情景形成了对比。来自江苏的司机张师傅告诉导报记者:“各个钢铁厂现在都不要货,从5月底就开始了,现在每天的矿石出港量都不大。以前,从二号口往后排,两排货车,密密麻麻得排两公里。”

meng-h

以央行行长为锚的货币制度
周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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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2
2010-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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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到的保罗·沃尔克先生（Paul Volcker），是1979-1987年间的美联储主席。此公被看作货币史上的一位英雄，以强势扭转了美国被通胀吞噬的命运。我们到今天还在讨论人民币要不要以美元为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脱离了金本位后的美元遇上了这么一位人物。我喜欢他的故事，正是那略带个人英雄主义的传奇，让我明白货币选锚问题的困难所在。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时间，各国央行持有的数百亿欧洲美元，再也无处按美国政府当年承诺的平价兑换黄金。此前几年，美国国会也大大咧咧地解除了美联储发行美元非要有一定比例黄金储备的法定要求。这就是说，无论对外还是对内，美元都获得了“解放”——它既不受黄金储备的束缚，也不受履行平价兑金承诺的压力。但是，美国因此就真的白白占到了便宜吗？

至少沃尔克不这样看。说来不是巧合，这位对美元地位忧心忡忡的人士，当时还是“尼克松冲击”的最重要谋划人之一。作为时任美国财政部主管货币事务的副部长，他认定欧洲美元危机是美国超出黄金储备发行货币的结果。因此，他不同意其他总统的智囊之见，以为威逼利诱欧洲国家货币对美元升值，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除美元危机。他主张公开摊牌，结束根本就不可能守得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沃尔克认为还要下大决心治理美国国内的通胀。祸害的源头还是美元超量供给，但治理国内通胀却比对付那些暴跳如雷的外国政府代表更为困难。毕竟，治理国内通胀的代价要由本国同胞、产业企业界以及政治家来承受。没有一定的共识，缺乏必要的政治容忍、许可和支持，治理已经恶化的通胀根本无从谈起。实际上，到1979年沃尔克得到卡特总统的提名而当上美联储主席时，美国CPI已高达13%，累积多年而加速的通胀早就是美国头号国内经济问题。

这位身高两米以上的新主席上任伊始就下痛手。那时美联储的政策工具与后来格林斯潘时代的一样，主要是提升联储基金利率 （FedFundRate）。他上任第八天就宣布，把联储基金利率提高50个基点到11%，再过两天又宣布把贴现率提高5个基点到10.5%。但是，当这位美联储新掌门人要求再次提高贴现率时，他遇到了麻烦：美联储有投票权的7位委员中，3位反对。虽然沃尔克还拥有多数，但舆论和市场却判断进一步的加息是不可能的了。

在美联储投票决定基准利率的制度下，沃尔克遭遇了两难困境。如果他坚持“利息至少为正”的立场，要求进一步加息，那么他很可能成为上任不久就变成少数派的美联储主席，并因为成为少数而无法贯彻自己的政策主张。如果他像他的前任一样圆滑地妥协，那么反通胀使命就前功尽弃。这里的关键是，通胀不单是货币现象，而且还是公众的心理现象。人们预期未来还是高通胀，就会不断地以购买行为来保卫自己的财富。人们越是不停地买、买、买，货币比商品和服务增长更快的超发行本性就越发暴露无遗，并使物价的持续上涨刺激更多的购买行为和更高的物价上涨。要打破高通胀自我强化的逻辑，有效办法就是升息，因为利息的提高等于增加了消费行为的机会成本。经济学说，只要代价足够高，总可以约束得住行为。

问题是，有没有允许经济规则发挥作用的政治条件？美联储内部的反对意见其实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因为大幅度升息必然带来“治疗过程”的痛苦。从生产者的角度看，消费者一起减少购物意愿不啻是一场灾难，因为库存会增加、周转会减慢、破产要上升、失业会严重。原来，经济不但也怕痛，痛者还会大喊大叫。像正常情况下那样一道道“微调式”的升息，事还没办成，叫痛的政治力量就集结完毕。

沃尔克理解自己的困境，但绝不放弃为脱离金本位的美元重新建锚的使命。他坚持经济逻辑的原则，又凭借多年“周旋”在美国行政与政治迷宫里练就的本领，终于找到了破解困境的实际路径——美联储不再投票决定基准利率，转而直接制定美国货币供应量目标，然后经由市场过程，由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决定利率的变化。这真是神来之笔：货币供应量当然决定着利率，但美联储却再也不需要为提升利率而直接面对政治紧张。当时有一位批评者点评道，“这是一个政治行动而非经济行动”，因为“随着利率不断升高，联储可以说，‘嘿，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又没有加息，我们只是在实现货币供应量目标’”。

有关此次美国货币调控转型的细节，读者可以在《纽约时报》记者那本出色的传记里读到 （见JosephB·Treaster,Paul Volcker：TheMakingofAFinancialLegend.李莉 译，《保罗·沃克尔——金融传奇人生》，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版）。这里记下的是结果。1979年10月6日美联储一致通过了货币供应量目标的新体制，接着在开门的市场上，联邦基金利率从12%攀升到18%，然后落在13%-15%。商业银行的优惠利率因此被推高。然后，利率在平静的氛围里持续上升，在1981年夏秋之际攀上了连沃尔克本人也没有想到过的顶峰：联邦基金利率19.1%，商业银行优惠利率21.5%！狂奔的通胀野马终于被勒住了：美国通胀率在1981年降为6.5%，再过2年又降到4%以下。代价当然也不菲：美国经济在衰退里挣扎，破产企业翻倍，失业率创1940年以来最高。提名沃尔克任联储主席的卡特，因为保增长不力而无缘连任总统。对于沃尔克本人来说，虽然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模式确保了他得以在美联储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排山倒海的讥讽和谴责、受损利益集团的高调辱骂，还有时隐时现来自白宫和国会山的政治压力，终究还要压在这位大个子的身上。沃尔克的品格不允许他做无原则退让，而正是这一点帮他守到了云开日出——从被污蔑为经济衰退杀手，到成为公认的美国英雄。

从货币制度着眼，沃尔克为美元重新建起的“央行行长之锚”，是不是过于诉诸个人因素而缺乏持久的可靠性？有这个问题。君不见，美联储在沃尔克的继任者格林斯潘主席领导下的作为，不正因为金融危机而经受着重新审查吗？不过，我从沃尔克的故事里也读到另外的意味。所有那些弥漫在央行这样一个人造机构周围的要求宽松货币、不惜以通胀应付短期经济压力的社会力量，同样也包围并改变着古典金本位制。讲到底，黄金的物理属性不能抵抗晃动货币之锚的社会力量。在由人组成的经济里，“非人格化（impersonalized）的制度安排”，终究会受制于在传统、历史教训、现实的经济政治力量等约束下的人的行为。结论是，“以央行行长为锚”——或以任何其他人为机制为锚——的货币制度，不但不是偏离理想货币体制的例外，反而集中而醒目地反映了人类寻找可靠货币之锚的全部困难。

周其仁

meng-h

在港开人民币账户不受限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0年07月20日 10:34  共有 0 条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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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证券业协会委员温天纳则指出，这意味着，近期在港盛传的“小QFII”，即在港中资证券公司及基金公司可以通过发行人民币产品募集人民币资金投资A股市场，其推出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财经》综合报道】19日下午，央行副行长胡晓炼与人民币业务清算行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和广北，在香港签署了新修订的《香港银行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议》(以下称“《清算协议》”)。

　　根据新修订的《清算协议》，香港的银行为金融机构开设人民币账户和提供各类服务，将不再存有限制，而个人和企业相互之间也可以通过银行自由进行人民币资金的支付和转账。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新修订的《清算协议》允许证券和基金公司开设人民币账户，这为香港的金融机构开发人民币产品，募集人民币资金提供了基本条件。”

　　香港证券业协会委员温天纳则指出，这意味着，近期在港盛传的“小QFII”，即在港中资证券公司及基金公司可以通过发行人民币产品募集人民币资金投资A股市场，其推出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近期，由于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姚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超均透露，中资金融机构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基金投资A股，已研究和推进得比较深入，“小 QFII”一度引发香港投资者的无限憧憬。

　　实际上，近月来，内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内地股市深度调整后部分板块的估值优势，正吸引着越来越多海外资金的目光。而内地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在香港设立的子公司，因其内地背景成为海外资金投资内地的首选代理人。但目前中资金融机构在香港设立的子公司大多成立时间不长，资产管理规模更是远低于50亿美元的门槛，申请QFII牌照短期内难以完成，门槛稍低的“小QFII”便应运而生。

　　不过，温天纳认为，在港中资金融机构被允许销*计价的产品，距离可以将所募集人民币资金投资内地市场，也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他指出，在香港，目前人民币投资渠道只有存款和债券，这两者收益率都非常低，如何开拓人民币投资渠道，将成为市场下一步探索的焦点。

　　昨天，胡晓炼还与香港金管局总裁陈德霖就扩大人民币贸易结算安排签订了补充合作备忘录。双方同意就扩大了的人民币贸易结算安排加强合作，同时在推动人民币在内地以外的业务的开展过程中，进一步加强香港人民币市场平台的地位和作用。香港金管局指出，这是香港发展离岸人民币业务一个新的里程碑。

　　据了解，上半年人民币跨境贸易高速增长，结算额达706亿元，其中香港占比达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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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三菱公司召回部分底盘缺陷产品，中集通华公司积极配合做好召回工作。
2010-07-20
   

　　

　　据中国汽车召回网消息，7月14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出召回公告，日本三菱扶桑卡客车株式会社在2005年9月8日至2009年12月3日期间生产的FV517K/ FV517S/ FV51JJ/ FV51JK/ FV51JP/ FV51JS卡车底盘，由于卡车底盘行驶记录仪电气回路（驾驶室线束）连接错误，导致行驶记录仪无法工作。决定自2010年7月15日起，对部分底盘缺陷产品实施召回。

　　

　　据报道，本次三菱扶桑卡客车株式会社在国内召回底盘产品数量共计2443辆，共涉及安徽星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东建筑机械厂有限公司、江苏极东特装车有限公司、扬州中集通华专用车有限公司、广州广日专用车有限公司、徐州利勃海尔混凝土机械有限公司等六家国内厂商生产的混凝土搅拌运输车产品。其中，中集车辆集团旗下企业扬州中集通华专用车有限公司在2005年12月26日至2009年1月20日期间生产的THT5250GJB/ZJV5241GJBFV型混凝土搅拌运输车169辆也列入召回范围。

　　

　　按照《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的规定，国内六家企业已向国家质检总局递交了召回报告，并委托三菱扶桑卡客车株式会社在中国的售后服务网络通知最终用户，为用户免费维修相应配线，输入正确信号至行驶记录仪。

　　

　　目前，中集通华公司正在按国家质检总局要求以及日本三菱扶桑卡客车株式会社的请求，积极提供客户资料，配合做好此次产品召回工作。

　　

　　产品用户可登陆国家质检总局网站 (www.aqsiq.gov.cn)、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网站(www.dpac.gov.cn)、中国汽车召回网(www.qiche365.org.cn)，或拨打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热线电话（010-59799616，65537365）了解更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