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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bftfans

振华港机、中集集团、轴研科技和天士力的学习交流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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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1-28 17:50 | 显示全部楼层
引用 bftfans:
“我的理解,巴菲特的精髓在于安全边际。因为安全边际里面包含了市场先生的因素(没有市场因素,就不会出现安全边际),也包含了企业估值的因素(没有估值,就没有安全边际问题),还包含了能力圈(因为你不了解的东西,就无从估值,也就没有安全边际)。”

:*9*:
btfans对“安全边际”的总结很精辟,很受启发,谢谢!

说巴老思想精髓在于“安全边际”,对这一点,我有些补充:
巴菲特秉承格老的投资思想,投资生涯早期的思想精髓的确就是“安全边际”。但是按照这个理念进行投资,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越来越难以买到合适的企业,另一方面出现了买入“烟屁企业”的情况,大名鼎鼎的“伯克夏哈撒韦”纺织厂就是例子。这样的企业买入时虽然有很大的安全边际,但是成长性不足,丧失了未来发展的空间,长期持有最终可能导致亏损。巴老后期投资风格因此有了一些改变,在“安全边际”之外加入了新的元素。不过自始至终,“安全边际”理念一直占有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称得上是巴菲特思想体系的基石吧。

[ 本帖最后由 shanmin 于 2006-11-28 18:1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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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1-28 18:22 | 显示全部楼层
引用bftfans:
“而如果中集的股价涨到振华2倍的时候,我会考虑卖出部分中集,换入振华(那时振华的安全边际应该更大)。”

引用bftfans关注:
“  投资追求净资产的长期增值(持续经营)
 套利追求净资产的价值回归(限期交易)
 投机追求价格的按预期运动(资金流向)”

:*10*:上面的想法很诱人,但应该算哪一种呢?:*10*:
:*22*:或者不管哪一种,挣钱就行?:*22*:

[ 本帖最后由 shanmin 于 2006-11-28 18:2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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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1-28 20:30 | 显示全部楼层
说了半天,关键点都没有说道

如何判断一个企业的内在价值才是关键!

继续,提问:如何证明你的判断比别人的正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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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1-28 21:08 | 显示全部楼层
这就是艺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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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8 22:01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没有理想 于 2006-11-28 21:08 发表
这就是艺术了。。

赞同理想兄的回答。试想,老巴对可口可乐关注了几十年(说50年也可)才有了比较有把握的估值,才找到了安全边际。而在老巴买入之前,可口可乐有很多更好的机会。这也说明了估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你智商高就可以的,这需要艺术,也需要对企业的不倦的关注和研究。就像转载的文章里说的米勒先生(文章说他是和巴菲特齐名的几个投资大师之一),他可以与诺贝尔奖得主一起讨论物理问题。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修养,才保证了他对公司的估值的正确性(只投资自己信赖的公司,我的理解,就是只投资自己能够估值并且有安全边际的公司)。

[ 本帖最后由 bftfans 于 2006-11-28 22:0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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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8 22:36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安全边际,我这两日有一个教训。周一我又有了点现金,于是在14.34元补仓中集,在尾市以15.32元的价格成交价卖出(卖出理由可能就叫套利吧,虽然我骨子里想投资,但是一天有5%的套利的时机,以我目前的理念,还是要适当参与的)。我目前不认为这样做有何不妥(14.34买入中集,仍然有较大安全边际)。
但是我随后的操作却是违反了安全边际原则:卖出那部分中集后,我随即买入中行3.58元(理由却完全是市场先生的支配,认为此股上市以来没有大涨,应该有表现的机会,并且希望周二此股就能涨5%左右,现在看,荒唐之极的想法)。结果今日中集和中行都调整,我只好卖出中银,换回中集。
虽然只是赔了一部分手续费,但由于对于中行我无法估值,拿在手里非常难受,对我的重仓部分的中集也有了负面影响。所以今天我也说了一些关于安全边际的感想。我的意思,即使为了套利,也一定要符合安全边际原则。
比如之前两次对振华进行操作(也是在10%左右的仓位),都成功实现了套利,但那是存在安全边际的操作(如果套利不成,我可以长期等待,因为存在安全边际)。

当然,我仍然尽量不做这种套利操作,因为会破坏心境。
只有价值投资者才能安枕而眠。

[ 本帖最后由 bftfans 于 2006-11-29 08:1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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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9 08:28 | 显示全部楼层
哈哈,我周一做出买入中行的决定的速度,比买袜子还快!彻头彻尾的投机!:*25*::*25*::*25*::*25*::*25*::*25*:

[ 本帖最后由 bftfans 于 2006-11-29 08:2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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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9 08:43 | 显示全部楼层
尽管买入中行的资金仅占仓位的5%左右。但这更说明是投机!(如果不敢投入1/10的资金,就不要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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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9 08:4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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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被指“过度激励”
2006年11月29日 08:15:57 中财网



  昨日,伊利股份(600887)公告披露,股权激励方案已获中国证监会批准。这也意味着,伊利股份在此次股权激励中,5000万股股份将授予激励对象,占当前公司股本总额的9.681%,公司总裁潘刚即使按昨日股价行权也有9795万元进账。有专家指出,伊利股份存在"过度激励"嫌疑。
  4月24日,伊利股份曾公告股权激励议案,即授予激励对象(公司总裁、总裁助理和核心业务骨干)5000万份股票期权,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授权日起8年内的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13.33元和行权条件购买一股公司股票的权利,总裁潘刚获1500万份股票期权,总裁助理胡利平、赵成霞及刘春海各获500万份。
  按此次获批的新方案,伊利股权激励不会涉及MBO。新方案规定:激励对象因对获授的股票期权行权等使得已经持有的股数超过大股东呼和浩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时,须对申请行权后超过的部分暂时放弃表决权。此外,新方案规定首期以后行权时,伊利股份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与2005年相比的复合增长率不低于15%,并提高业绩考核的质量。
  昨日,伊利股份收盘价为19.86元,高出13.33元的行权价格6.53元,这意味着按目前股价,潘刚1500万股可进账9795万元,而胡利平、赵成霞及刘春海则各可进账3265万元。随着伊利股份股价继续攀升,该部分收益还存在上升的可能。
  股权激励专家、荣正投资咨询总经理郑培敏指出,该方案有过度激励的嫌疑,其中包括股权激励总量和对潘刚个人激励。郑培敏认为,目前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总量平均占公司总股本3%~5%,对个人的激励份额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而伊利股份总股本达5.16亿股,这样看来股权激励数额已经相当高了。他认为,由于伊利股份国有股东所占份额较低,而此次股权激励方案仍不免有MBO嫌疑。昨日,记者就此联系伊利股份,其证券部工作人员仅表示,股权激励方案符合有关规定。
  但是,兴业证券行业研究员郭锐却持不同观点。他认为,此次股权激励对伊利属于重大利好,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和"蛋糕"做大,会使更多投资者受益,对其他上市公司有很好的借鉴意义。(记者 李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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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9 08:59 | 显示全部楼层
伊利股份总裁潘刚执政才几天,居然获得了近1亿元的资产!GE的Jack Welch 比他也没多拿太多!如果他本质上就品德败坏,给他10亿元的股权,他仍然还会贪污!----我不是说潘刚一定不应该拿这么多,也不是说他品质有问题,但这种现象确实让我们思考!

相反麦伯良如果获得3亿元的股权,我作为小股东,都不会有意见。而如果他真成了中国的Welch,给他20亿也不会有人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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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9 09:0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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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轮船可能临无船 2010年前单壳油轮将遭淘汰
2006年11月29日 07:43:44 中财网
  目前,招商轮船的上市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但谁又能想象,几年后,这家国内最大的远洋油轮运输企业或许将面临"无船"招商的尴尬局面。
  未来几年,油轮的短缺,将严重影响招商轮船的正常经营。因此通过上市融资来购建油轮船队,对于招商轮船来讲已经不仅仅发展壮大的问题,甚至关系到公司的生存。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即使公司顺利上市融资,油轮短缺的问题也很难有效解决。
  虽然公司的油轮业务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但从国际上看,规模偏小,船龄较老,急需更新扩建。截止2006年上半年末平均船龄13.2年。
  与此同时,由于国际海事组织及各国政府对海洋环境的保护日益严格,世界各国达成共识,将于2010年之前淘汰单壳油轮,部分国家和地区允许通过船舶状况评估的单壳油轮继续营运,但最迟不得迟于2015年。而在招商轮船的船只构成中,单壳船占据多数。目前公司拥有6艘超级油轮(VLCC),1艘苏伊士型油轮,7艘阿芙拉型油轮,其中双壳油轮4艘,单壳油轮10艘。其中5艘1987年交付的阿芙拉型单壳油轮最迟于2012年淘汰,其余5艘最迟于2015年淘汰。而据业内人士分析,2010年后,即使有部分国家允许公司单壳船继续营运,但公司油轮的活动范围也将受到限制,届时单壳油轮显然无法像普通油轮一样正常运营。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及时船只补充,招商轮船在未来几年内将会面临油轮运力短缺的困境。
  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招商轮船决定上市融资,希望通过募集资金来购建新的油轮船队。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即使招商轮船能够成功融资,要从根本解决船只短缺的问题依然面临不小麻烦。
  据中信建投分析师钱宏伟介绍,未来四年,公司计划投资84.46亿元,新增油轮14艘。但这14艘的计划中,只有5艘取得了订单得到落实,其中3艘阿芙拉油轮交船时间分别是2007年12月底、2008年1月和3月底以前,2艘超级油轮交船时间分别为2009年3月底和12月底以前。而至于剩下的9艘油轮的购买,则并不是那么容易。
  据了解,由于目前国际油船处于更新高峰期,全球主要造船厂船台供应日趋紧张,未来几年的生产订单几乎全部饱满,很难接受新的订单,因此招商轮船能否按时添置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对此,公司方面承认,油轮船队购建的确存在不确定性,也将对公司的业绩产生一定影响。作为对策,公司表示将根据油轮市场情况,选择合适时机,订造新船或从市场上购买二手油轮,力争按原计划完成油轮船队的扩建。
  但又有分析师指出,由于新造能力的紧张以及单壳船淘汰高峰的到来,二手船价格已经开始高企,并且呈快速上涨的趋势,高价购买二手船显然得不偿失。(记者 全伟)
  大众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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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9 09:10 | 显示全部楼层
有谁知道造船相关的上市公司都有哪些?
沪东重机的股价有些偏高!-----唉,手中只有一支中集的日子真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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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9 09:17 | 显示全部楼层
广船国际的股价也不低,但这两家公司也可以拿来分析,只要管理层优秀,就值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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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9 09:24 | 显示全部楼层
【2006-11-01】  
广船国际(600685):10月份上涨超过21.5%,换手率超过70%,市场表现十分强劲。分析师对其投资评级系数也在不断调高,从两个月前的1.67到当前的1.25。公司是中船集团下属华南地区最大的现代化造船企业,以造船为核心业务,专注于灵便型船舶产品的开发和建造。前三季度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实现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408%以上。东方证券分析师张清华认为公司造船毛利率将快速回升。造船业务毛利率从2005年三季度的4.65%开始大幅回升至2006年上半年的11.04%,考虑到船板价格走势以及成品油船造船效率提高导致造船周期缩短,公司造船毛利率回升速度将加快。而广发证券分析师姚昆则表示公司最大的想象空间在于2006年开工修建的广州南沙岛龙穴造船基地。申银万国分析师高新宇指出,三大因素推动公司毛利率超预期:公司进入批量造船阶段、效率继续提升;钢材、汇率等敏感因素影响低于预期;三季度高附加值船集中进入销售。高新宇调高公司2006年盈利预测至0.49元,调高2007年预期到0.83元。维持"买入"评级。
【出处】中国证券网  【作者】

【2006-10-30】  
广船国际(600685):作为国内唯一的以造船为主业的上市公司,将最先分享造船业景气度上升带来的市场机遇,至2006年6月30日止,公司累计手持造船合同订单计有39艘,164.34万载重吨,目前公司正通过多渠道解决产能不足的问题,其中船坞改造工程将于2006年底完工,公司产能将实现一定幅度的提高。而到2006年9月初,公司在手订单177万载重吨,共计43艘船,预计年底还将再签8-10艘船订单,根据目前每年14-16艘、45万载重吨的产能,订单交船时间已排至2010年,其未来的成长性显而易见。走势上,该股三季度业绩保持大幅增长态势,近期走势继续保持上升通道,可继续关注。(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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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9 09:29 | 显示全部楼层
造船业如此景气,与更新换代有关,但与航运的景气也相关,所以为行业提供集装箱(包括tank)的中集也应处于景气周期-----这只是简单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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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9 09:54 | 显示全部楼层
个股精评:中集集团——其实是成长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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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11月28日 09:33 金羊网-新快报

  中集集团(14.94,-0.19,-1.26%)(000039)在调整接近5个月后,昨日创出历史新高。该股总股本221866万股,目前可流通A股66577万股;2004年每股收益2.37元,2005年每股收益1.32元,已实施10派3.8元(含税)转增1股;2006年1-9月每股收益0.985元。

  ★主营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集装箱、罐式储运设备、半挂车、登机桥等交通运输工具的生产,是世界上唯一一家可生产全系列集装箱产品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制造商,拥有22家集装箱制造工厂,分布在中国沿海11个主要港口或城市。其年生产能力接近200万TEU,是全世界最大的集装箱生产企业;自1996年以来,其集装箱产量已连续10年保持世界第一,干货集装箱的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50%。其登机桥国内市场占有率达90%以上,产品技术和质量均已跨入全球第一阵营;半挂车业务也已位居国内首位。

  ★集装箱分析

  该公司的集装箱业务主要集中在干货集装箱上。2005年下半年干货集装箱市场出现了重大转折,价量齐跌;但是今年3月份开始,市场又明显回暖,订单价格大幅回升,公司主要集装箱工厂开工饱满。

  尽管干货集装箱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但是公司的行业地位和合理的产业布局,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优势,产能利用率较高。只要世界贸易和中国对外贸易仍将保持良好势头,公司干货集装箱业务可望保持平稳。

  当前公司正大力发展冷藏集装箱、罐式集装箱、特种集装箱和道路运输车辆等业务,使干货集装箱在销售收入中的比重逐渐下降到55%左右,干货集装箱对其整体经营的影响已越来越小。

  ★半挂车发展

  公司新的发展重点是以半挂车为主的道路运输车辆。目前中集车辆业务在国内有7个生产基地,3个营销基地,在美国有1个生产基地,到今年年底会新增5个生产基地和3个营销基地。

  2005年,由于行业处于低谷,公司各类车辆的产销量仅5万多辆,占其主营收入的比重还不到1/6。但是随着今年以来市场的回暖,其订单已经多到开两班都忙不过来,预计全年产销可达8万多辆,占主营业务比重超过20%;2008年预计做到15万辆。

  ★其他业务

  该公司的另一个发展方向是罐式装备产业。尽管公司并购欧洲主流的陆路运输装备、罐式集装箱和专用静态储罐的领先供应商之一的荷兰博格工业公司受阻于欧盟的反垄断审查,但该公司的罐式设备业务仍然高速发展。

  该公司还拟与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合资筹建中铁联合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进入铁路集运装备市场,尽管短期内对公司盈利贡献很小,但可能具有新的战略意义。

  ★股权投资

  该公司还持有招商银行(12.55,-0.03,-0.24%)(600036)法人股13708.5292万股,每股初始投资成本不足2元,而目前招行股价超过12元,其浮动增值超过14亿元。尽管这对中集集团而言不算什么,但也是一个有利因素。

  ★市盈率

  由于机构一直将该公司作为周期性行业的公司对待,该该股的市盈率定位较低(目前不到12倍),但事实上中集的利润水平是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行业景气度的变化只会导致其增速的变化。如果多数机构最后认识到这一点,把它作为成长型企业来估值的话,该股将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经过第三季度的调整,该股从10月底开始再度振荡走强,目前股价已经创出复权后的历史新高,可继续看好。(金泉)

  (金陵/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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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9 11:01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代宗师弗里德曼


FT中文网  Samuel Brittan   2006年11月22日 15:05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塞缪尔.布里坦(Samuel Brittan)
  著名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于2006年11月16日去世,享年94岁。他是最后一位既家喻户晓又拥有最高专业成就的伟大经济学家。在这方面,人们常常将他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相提并论。弗里德曼始终对凯恩斯心怀敬意,尽管他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取代了凯恩斯。
  此外,与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不同,弗里德曼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术文献与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之间,保持了连贯性。1966年至1984年间,他每隔两周为《新闻周刊》(Newsweek)撰写的专栏,乃是运用经济分析阐明当下事件的典范。
  从简单的想法中得出耐人寻味的结论
  弗里德曼的赞赏者与批评者都指出,他的世界观本质上很简单:坚定信仰个人自由,深信自由市场是协调个人活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最佳途径。他的闪光点在于能够从简单的想法中,得出耐人寻味而出人意料的结论。我从读者来信中得知,弗里德曼的部分吸引力在于,他愿意说出其他许多人想到、但不敢说出来的逆耳忠言。然后,他还会继续捍卫这些主张,对抗“经济正确”(economic correctness)的强大势力;而在捍卫自己见解的过程中,他几乎是无意识地增长了知识。
  有人曾想把弗里德曼贬低为右翼共和党人,但弗里德曼对各种激进事业的拥护,使他们打消了念头。在我的学生时代,我最初遇到的英国市场派经济学家信仰个人自由的主张,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直到我遇到弗里德曼,得知他花在游说抵制美国征兵制度上的时间,比其它任何政策课题都要多时,我才开始认真看待市场派经济学家们言论的广泛哲学意义。
  弗里德曼对传统的反叛,经受了岁月的流逝。他认为,禁毒法律无异于政府为有组织犯罪提供补贴。即使是在金融领域,他赞成将指数化合约和税收等作为减轻通胀损害的手段,这让他无法得到传统保守派的钟爱。
  但是,弗里德曼采取这些立场,并非是在有意识地寻求政治平衡,而是遵循理性辩论的结果。与同样赞成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不同,他没有那么大的耐心,去揭示可能深藏在代代相传的态度、规定和偏见中的真理。
  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
  弗里德曼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这位身材矮小的健谈者,更喜欢说而不喜欢写,面对电视仿佛如鱼得水。他在与妻子罗斯(Rose)合著的《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一书中,添加了很多没有出现在电视版中的细节内容。但书中没有系统的论文,只有一些整理成文的演讲注释,概括了“弗里德曼经济学说”和“弗里德曼货币政策学说”。
  被弗里德曼意想不到的魅力所折服的人,有时会低估他的决心。当有人怀疑他的信念时,他不会作出丝毫让步。尽管他秉性谦虚,在本质上信奉民主,但他也有普通人的一面——他在下半生意识并喜爱自己的盛名。
  乐观的美国人
  他对政治程序的态度,和那些批评现有制度的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者是一致的。这些人认为,议员们在一个有严重缺陷的政治市场追求自身利益,在这个市场,代表地域和行业特殊利益的集团以公众利益为代价得到好处。但弗里德曼深信,理性与劝说的力量,总能战胜理论上的疑虑。虽然他偶尔也会对自由的前景表示担心,但这类不祥的预感更多还是属于他在“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结识的中欧人。弗里德曼本人从头到脚都是一个乐观的美国人。
  早年生平
  弗里德曼的职业生涯,可说是典型的美国成功故事。他1912年生于纽约一个贫苦的移民家庭,父亲在他15岁时就去世了,但他仍得以到罗格斯大学(Rutgers)和芝加哥大学就读。上世纪30年代,他先后供职于各种研究机构,并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建立了联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981年,该机构为他一些最重要的工作提供了资助。
  1938年,弗里德曼与罗斯.戴瑞克特(Rose Director)结婚。罗斯本人也是一位经济学家,是弗里德曼一些较为通俗的著作的合著者。亲密的家庭关系是他一个重要的灵感来源。在他的家庭圈子中,妻子的哥哥艾伦?戴瑞克特(Aaron Director)也是一位经济学家,虽然著述不多,但他的学识在弗里德曼的圈子内备受重视。弗里德曼的儿子戴维(David)最初不想子承父业,于是当了一名物理学家,但他最终发现社会经济学主张的诱惑太大,无法抵挡。对于戴维选择进入“无政府资本主义”(anarchocapitalism)领域,宁愿在这一领域探索,也不愿回归传统左派经济学道路,父亲弗里德曼表现出高度的容忍。
  二战期间,弗里德曼不仅在美国财政部的税务部门供职,还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战争研究部的统计研究组工作过一段时间。他于1946年成为芝加哥大学(Chicago University)的经济学教授,在那里一直工作到退休。弗里德曼最早从事的是数理统计工作,他帮助开创的一些统计方法,例如抽样法,一直延用至今。
  他首部受到广泛欢迎的著作于1945年出版,是与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合著的对独立职业活动收入进行的研究。两位作者发现,国家控制进入医生行业的人数,使医疗费用高企,损害了患者利益。这些发现一直让医生们不适。
  弗里德曼的第二部著作《实证经济学论文集》(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于1953年出版,其中包含一篇有关方法论的著名论文。尽管许多经济理论中对人性过于简单的看法,令其他许多经济学家感到尴尬,但弗里德曼的个性意味着,他是不会对此表示歉疚的。他宣称,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理论的成效,取决于其产生的预测成功与否,而非其假设在描述上是否逼真。
  关于树叶分布的命题
  他的一个著名例证是这样一个命题:一棵树上树叶的分布,是为了追求落在树叶上的阳光面积的最大化。该理论的价值取决于树叶的分布是否符合这种预测,而不取决于树木是否做出了有意识的努力。
  这篇论文引发的争议至今仍在延续,想必其消耗的纸张已导致大片森林被砍伐。
但弗里德曼把发表的宣言留给他人去争论,自己更关心的是如何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同样,在后期倡导资本主义的论述中,他陈述了自己的价值观,并列举出佐证,但终究没有去探讨自由、公正和国家等方面的理论。
  弗里德曼的方法,为许多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学术捍卫者带来一缕新鲜空气。这些学者以前感到,相对于宣称自己符合未来潮流、希望用自己的方法规划和干预经济的计量经济学家和其他定量研究人员,自己就像是脱离实际的空想家。而今终于出现了一个可以和任何年轻怪才相媲美、而且脚步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快的人,这个人站在自由市场的一边,实际上,他比其他多数支持者都更加没有保留和顾虑。
  尽管弗里德曼的政策观点当时不受欢迎,但他与战后的凯恩斯主义者(Keynesians)说着相同的语言,将时间序列引入方程式中,为研究“货币需求”函数的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领域。的确,他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要修正货币与价格关系的古老真理、以及国家试图通过增加支出而实现充分就业的徒劳性的古老真理,就只能“披上现代统计的外衣”。
  胀与失业之间不存在取舍关系


一些经济学家会认为,弗里德曼对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并非他对货币主义的专业研究,而是在他1967年担任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会长时发表的就职演说。他在演说中论证:通胀与失业之间存在取舍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以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的名义主导着当时的学术界,而且似乎为决策者提供了一系列政策选择。假定一国政府或央行试图以接受更高的通胀率为代价来增加产出和就业。一旦市场参与者开始将对通胀的考虑纳入行为中,经济最终将回到此前的失业率水平,但通胀率却上去了。如果政府还是坚持追求过高的就业目标,其结果将不仅仅是通胀,而且是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长期忍受的加速通胀。


弗里德曼的这套学说有时被称作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有时被称作加速主义假说,也有时被称作“自然失业率”。自然失业率指的是,在确定了稳定的通胀率后,经济中的失业率水平。后来,一些使用者将其更名为无加速通胀的失业率(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 Nairu),以摒弃其“自然”或“不可避免”的外表。


实际上,使我放弃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正是这些有关无加速通胀的失业率(Nairu)的观点,而不是弗里德曼更为专业的货币主义理论。人们如今对这些基础理论已经很熟悉,但在当时,对于英国的经济界和美国东海岸的许多经济学家而言,这些理论极具爆炸性。


一些经济学家将无加速通胀的失业率视为技术学派的一个新概念,他们将其用于更复杂的需求管理形式。这违背了弗里德曼就职演说的精神。弗里德曼在演说中显然是打算警告政府:不要试图通过增加开支来实现预定的就业水平。英国首相卡拉汉(Callaghan)1976年在工党(Labour Party)大会上发表的演说,让弗里德曼的理论在英国得到了广泛认可。卡拉汉警告人们,不要相信政府通过增加支出,就能实现充分就业的观点。


然而,让那些对宏观经济而非货币主义理论感兴趣的人略感失望的是,弗里德曼在他更受欢迎的著作中,没有更多运用无加速通胀的失业率概念。的确,他有时似乎也会过分延伸自己的学说,将经济衰退的责任归咎于货币供应增长的短期变化。他对此的苛刻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凯恩斯主义者。


对撒切尔夫人的影响


弗里德曼对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产生的直接影响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小。尽管两人在1979年大选前的一个私人晚宴上相识,但彼此并不熟悉。这位英国前首相在回忆录中只是顺便提了一下弗里德曼。如她所述,她的灵感来自哈耶克(Hayek)。


然而,弗里德曼对她手下的许多顾问和大臣都产生了明显(即使是间接的)影响。英国上世纪80年代的中期财政战略(Medium Term Financial Strategy)将目标定为:逐渐减少货币供应增量,放弃政府的“微调”,这显然或多或少取自于弗里德曼的观点。


但这位经济大师本人不赞成中期财政战略,因为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仍是通过利率而不是货币基础。此外,他不相信减少预算赤字会对利率产生巨大影响,而且他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减少预算赤字都不应在中期财政战略中占有如此显著的位置。然而,从更广的范围看,没有弗里德曼的著作和电视演讲,撒切尔政府不会获得少数学界精英对其极为有限的认可。


退休后仍工作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弗里德曼一直居住在旧金山。他显然很享受自己“工作的退休生活”:这里气候比较温和,他很容易就能抵达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办公室。罗斯对这次搬家比他还高兴。


弗里德曼的这种现代性意味着,他的技术成果很容易受到新研究者的攻击,这些研究者声称要用更新的统计方法批驳他的成果。的确,在他的有生之年,弗里德曼看到了对将经济学基于可发现的数字关系的反对,也看到了所谓的奥地利方法的复兴,这种方法致力于用生物学和语言学的方式,来预测互动系统的总体特征。但是,如果没有弗里德曼先从科学高地上驱逐集体主义者(collectivists),就不可能在不同流派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之间展开运用方法论的对话。


在他的后半生,弗里德曼与基于理性预期和快速市场清算的新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保持着距离。他担心,经济学家已陷入了对数学严谨与数学优美的追寻,而不再将其作为研究工具。


在货币理论之外,弗里德曼依然是一位主流经济学家。就像他在《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1962年出版,本意是为了对《自由选择》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一书中所写到的,他无法明确而快速地界定政府干预的局限。但他相信,对个案的客观研究,加之对个人选择的基本信念,通常会让辩论向有利于市场提供(private provision)的方向发展。然而,他的朋友亚伦•华特爵士(Sir Alan Walters)遗憾地表示,弗里德曼在下半生将主要精力投入了货币主义领域,而没有更多涉足其它领域的学术工作。


弗里德曼本人将自由市场和货币主义理论的胜出,归因于对70年代政府支出飙升和高通胀后果的滞后认识。然而,只要反应是连贯的和理性的,多数功劳就一定要归给他。当然,自由市场政策的成功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若能让30岁的米尔顿•弗里德曼重生,对这些新挑战进行评论和分析,我们有什么不可以付出呢?(译者/何黎)






MILTON FRIEDMAN, ECONOMIST, DIES AGED 94


By Samuel Brittan Monday, November 20, 2006


Milton  Friedman, who has died aged 94, was the last of the great economists to combine possession of a household name with the highest professional credentials. In this respect he was often compared to John Maynard Keynes, whose work he always respected, even though he to some extent supplanted it.


Moreover, in contrast to many leading economists, Friedman maintained a continuity between his Nobel-Prize winning academic contributions and his current journalism. The columns he contributed to Newsweek every third week between 1966 and 1984 were a model of how to use economic analysis to illuminate events


Both his admirers and his detractors have pointed out that his world view was essentially simple: a passionate belief in personal freedom combined with a conviction that free markets were the best way of co-ordinating the activities of dispersed individuals to their mutual enrichment. Where he shone was in his ability to derive interesting and unexpected consequences from simple ideas. As I knew from my postbag, part of his appeal lay in his willingness to come out with home truths which had occurred to many other people who had not dared to utter them. Friedman would then go on, however, to defend these maxims against the massed forces of economic correctness; and in the course of those defences he, almost unintentionally, added to knowledge.


Those who wanted to write him off as a right-wing Republican were disabused by the variety of radical causes he championed. I was not impressed in my own student years by the claims to a belief in personal freedom of the pro-market British economists whom I first encountered. It was not until I came across Friedman, and learned that he had spent more time in lobbying against the US “draft” than on any other policy issue, that I began to take seriously the wider philosophic protestations of the pro-market economists.


Friedman's iconoclasm endured. He regarded the anti-drugs laws as virtually a government subsidy for organised crime. Even in the financial sphere, he espoused causes such as indexed contracts and taxes as a way of mitigating the harm done by inflation which did not endear him to natural conservatives.


But there was no self-conscious balancing of the political ticket in these positions. He adopted them by following the argument wherever it led. Unlike his fellow exponent of free market capitalism, Friedrich Hayek, he had no great patience for hidden truths that might be embedded in inherited attitudes, rules and prejudices.


There was indeed nothing of the Herr Professor about Friedman. A small voluble figure, he preferred the spoken to the written word, and he took to television as a duck to water. He came to add a good many subtleties to the book Free to Choose, which he wrote with his wife Rose, which were not in the broadcast version. But there is no systematic treatise except some written-up lecture notes outlining Friedmanite economics or even Friedmanite monetary theory.


Those who were won over by his unexpected charm sometimes underestimated his resolve. He would not give a millimetre where his convictions were at stake. Although an unassuming and essentially democratic personality, he was human enough to be aware of, and enjoy, his reputation in the last decades of his life.


His professed attitude to the political process was that of the critical Public Choice theorists. The latter believe that legislators follow their self-interest in a highly defective political marketplace in which geographical and industrially-concentrated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gain at the general expense. But Friedman's ingrained belief in the power of reason and persuasion always got the better of any such theoretical misgivings. Although he occasionally professed gloom about the future of freedom, such forebodings were best left to the central Europeans whom he met at the Mont Pelerin Society. Friedman himself was an optimistic American to his fingertips.


Early Years


His own career was an archetypical American success story. He was born in New York in 1912 to poor immigrant parents and his father died when he was 15. He nevertheless studied at Rutgers and Chicago. In the 1930s he was on the staff of various research organisations and began an association with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hich lasted until 1981 and which sponsored some of his most important work.


In 1938 he married Rose Director, herself an economist who was the co-author of some of his more general books. The closeness of his family life was an important clue to the man. His family circle included his wife's brother, Aaron Director, an economist who published little but whose wisdom was much cherished in the Friedman circle. His son David, in an attempt to avoid following in his father's footsteps, became at first a physicist, but eventually found the lure of socio-economic arguments too difficult to resist. His father was highly tolerant of David's excursions into anarchocapitalism preferring deviations in that direction to lapses towards the conventional left.


During World War Two Friedman not only worked for the US Treasury on tax, but had a spell in the statistical war research group at Columbia. He became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Chicago in 1946, where he remained until his retirement. Friedman's own earliest work was in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where he helped to pioneer some methods, for instance in sampling, which are still in use.


His first work of wider appeal was a study with Simon Kuznets, published in 1945, of income from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practice. The authors found that state control of entry into the medical profession kept up the level of fees to the detriment of patients. These findings never ceased to get under the skin of the profession.


Friedman's next book,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published in 1953, contained a famous essay on method. While many other economists were embarrassed by the over-simplified view of human nature in much economic theory, he was characteristically non-apologetic. The fruitfulness of a theory, in both the physical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he declared, depended on the success of the predictions which could be made with it and not on the descriptive realism of the assumptions. One of his famous examples was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leaves of a tree spread themselves to maximise the area of sunlight falling upon them. The value of the theory depended on whether the layout of the leaves corresponded to this prediction and not on whether the tree made any such conscious effort.


This essay generated a still-running controversy which has consumed many acres of forest. But Friedman, having issued his manifesto, left others to argue about it and was more concerned to apply it in practice. Similarly, in his later expositions of the case for capitalism, he stated his own values, and cited corroborative evidence, but resisted the temptation to argue about theories of freedom, justice, the state and so on.


Friedman's methods came as a breath of fresh air to many of the academic defenders of market capitalism who had previously felt themselves to be beleaguered armchair thinkers in contrast to the econometricians and other quantitative researchers who claimed to be the wave of the future and wanted to use their methods for planning and intervention. Here at last was somebody who could hold his own with the most advanced of whiz kids and was quicker on his feet than most of them, but who was on the side of the market indeed with far fewer reservations and qualifications than most of its other supporters.


Despite the unfashionable nature of his policy views, Friedman spoke the same language as the post-war Keynesians, fitted equations to time series and provided a new field for economists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demand for money” functions. Indeed, his contribution was essential. For if age-old verities abo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money and prices, or the futility of nations trying to spend themselves into full employment were to be rehabilitated, it had to be in modern statistical dress.



【作者: 博客巴菲特】【访问统计:82】【2006年11月28日 星期二 21:16】【

[ 本帖最后由 bftfans 于 2006-11-29 11:4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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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9 11:51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bftfans 于 2006-11-29 11:01 发表
一代宗师弗里德曼


他的一个著名例证是这样一个命题:一棵树上树叶的分布,是为了追求落在树叶上的阳光面积的最大化。该理论的价值取决于树叶的分布是否符合这种预测,而不取决于树木是否做出了有意识的努力。 ...


这是弗氏的著名论点。
是的, 资本就如同树叶, 总是想利润最大化, 促进生产力的提高. 我们投资中集这样的公司,就是促进资金流向最能创造价值的公司,提高生产力;而投资垃圾股,则是浪费生产力。所以我们小股东也在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即使我们只是树叶!-----胡乱联想,但比看盘有意思!!哈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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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9 11:58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有了头像,为何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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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1-29 11:59 | 显示全部楼层
哈哈!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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