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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feiddd 发表于 2008-1-3 18:28

香港股史1841-1997

股市鼎沸与股民痴醉
   回到70年代初股市鼎沸的问题上。1968年12月底收市时，恒生指数是107.55点，这比年头的66.92点上升了六成多。但踏入1969年，股市升势似乎意犹未尽，并有蠢蠢欲动之势。由是之故，1月份的股市仍节节上升，高投也十分活跃。可惜，自2月份起，受到银行加息和美、加等国股市呆滞影响，香港股市也顺势出现了技术回吐。
    不过，当市场消化了加息的负面因素后，股市又在游资充裕的推动下展开了另一场升浪。事实上，由于股票市场急速而突然地开放了，一些“先头部队”自然先拔头筹地取得了有利阵地。举例说，1969年及1970年间上市的优质企业如保华建筑、美丽华酒店企业、南联实业、环球电子等，大多“超额认购”数十倍或数百倍，而“挂牌”后的股价也大多超越“底价”数成或数倍，使一众“认讲者”（投资者）获利丰厚（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1 October 1969; Hong Kong Standard, 24 February 1970）。
    最初，当有消息说有人“不费吹灰之力”迅即在股票市场赚取巨大利润时，社会大众还是半信半疑。后来，当消息得到确认，而“赚大钱”的例子又愈来愈多时，市民大众渴望在股票市场中“分一杯羹”的心态，也变得更加强烈和热炽了。由是之故，俟后每遇“新股”上市，市民便一拥而上地前往“认购”。所谓“输钱皆因赢钱起”，由于市场的供应量始终有限，身有余钱而对股市存有憧憬的投资者又着实不少，新股认购初时多数能取得满意成绩，这又进一步刺激起市场的气氛，当一众股民尝得甜头后，他们那种“股市赚钱易”的错误概念又进一步被强化，这正是股市人声鼎沸、股民如醉如痴的原因之一。
    由于交投过分活跃，经纪疲于奔命，自1969年11月起，“香港会”甚至宣布缩短交易时间，以便他们完成手头上积压的贷款交收（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 November 1969）。结果，该年恒生指数以155.47点收市，较年初的107.55点上升了接近五成，而总成交量则达25.46亿元，较1968年的9.44亿元上升了1.7倍（Hong Kong Stock Report, 1970）。

1970年的上半年，股市仍然动力十足。1至3月份，股市从年头的155.47点持续上升至3月13日的192.04点，之后获利回吐。5月初，受美国决定出兵柬埔寨而美国股市又大幅下跌的拖累，香港股市进一步下滑至5月22日的168.35点。以月份计，5月份的成交量是该年最低的一个月（Hong Kong Standard, 27 May 1970）。不过，自6月初起，股市又掉头回升。虽然8、9月曾轻微回落，但10月又再上升，并以近乎全年高位的211.91点收市。
    在新股上市转趋频密之时，香港证券交易所与各有关团体在6月中成立了一个“新股咨询委员会”（New Issues Advisory Council），希望提升上市公司的素质。该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对计划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公司进行审核、指导，目的是为了充分保障投资人士的利益。A.H.砵士任该委员会主席，其他委员有股票经纪施玉莹（F. R. Zimmen）、外汇银行公会代表、香港科学管理协会代表和香港律师公会代表等（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6 June 1970）。
    当大部分在1970年获利的投资者在1971年头“回吐”时，1971年上半年的股市曾一度陷入低潮。有些经纪行甚至因为早前过度投机而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而叶氏证券投资公司突然在1971年8月停业的事件，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股市周报》，1970年10月25日）。事件曾经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并使人想到交易所对经纪之间的监察是否足够等问题。可惜，由于俟后的股票市场转趋炽烈，而大多数股民又能从中获利，事件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1971年11月，麦理浩接替戴麟趾为香港第25届港督，并掀开了香港社会发展的新篇章。股票市场的发展则略有不同，当麦氏正式履新时，股市曾因外围因素而急速回吐，使人心一度颇为紧张。幸好，不多久又重展升浪。结果，该年的恒生指数以341.40点收市，比1970年底的211.91点上升了六成多，至于全年总成交量方面则有147.93亿元，较上年的59.89亿元上升了接近1.5倍。
    踏入1972年，香港可说是喜讯频传，而股票市场的升势更是一浪接一浪。1972年2月17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打破外交常规，突然踏足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消息使一直剑拔弩张的中美关系得到改善，而国际格局也出现了重大转变。受到这项利好消息的刺激，香港股市进入另一高潮。其次是2月20日，筹建经年的红磡过海隧道终于正式通车，从此，与九龙一海相隔的港岛便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而香港的经济实力也像武侠小说所描述的“主人翁打通任督两脉后武功大进”般迅速地成长起来。
    由于内外因素一致向好，股市自然大升。乘着股市火光熊熊之机，很多企业纷纷上市（表11.4），使气氛愈加炽烈，成交量和恒生指数均屡创新高。到1972年6月12日，恒生银行宣布正式上市，这是香港战后首家上市的银行股，举动使本已热力逼人的股市更为炽烈、人心振奋。可惜，大约1个星期后，即同月的24日，香港金融市场混乱，银行停挂汇价，九龙证券交易所也需暂停营业。但是，这个局面只维持了一段很短时间。不久，当市场消化了这些负面消息并认为事件只是个别细规模交易所或企业的问题时，股市又重回升轨。
    当股市热火朝天之际，市场还掀起一场使人津津乐道的插曲，这便是置地公司收购牛奶公司的“置、牛大战”。这个事件使股票市场火上加油、气氛炽热。1972年10月30日，置地公司董事局宣布以1股换2股的方式收购牛奶公司。牛奶公司董事局也不示弱，除了拒绝被收购外，还提出反收购，使牛奶公司的股价大涨。11月9日，牛奶公司宣布大股拆细，每股分为5股，然后每股派送1股红股，即由1股变为10股。13日，置地公司发表启事，极力拉拢牛奶公司股东加入置地公司，并称“人尽皆知，荒山野岭只能生长青草，绝不会生长盈利”，含蓄地批评牛奶公司经营不善（《星岛日报》，1972年10月14日）。
牛奶公司虽然陷于困境，仍坚拒置地公司的吞并，并向全体股东发表通告，力图坚持公司的独立性。可惜，牛奶公司最终也没法遏止置地公司的收购。到11月29日，置地公司宣布已拥有牛奶公司八成的股权，显示这场收购战已大局底定。半个月后的12月14日，置地公司再次发出公开启示，指收购行动已经完成，并成立牛奶公司的新董事局，主席为H. 凯瑟克（H. Keswick），总经理则仍由柯霖（P. N. Oram）出任（《星岛日报》，1972年12月15日）。
    对于众多企业在股票市场“一拥而上”的情况，社会上有很大的批评，而主要可归纳为以下数点： （一） 批准新股上市的审核工作不够严密，个别股票的售价与它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不相称。（二） 对“一窝蜂”式争先恐后的新股上市申请未能给予适当的制约，使市面上的资金过度集中。（三） 批准上市的企业集中于地产股，发展不平衡。（四） 对上市后的交易活动，不闻不问，态度放任，让投机者有机可乘（《星岛日报》，1972年10月17日）。
    虽然交易所的负责人例如李福兆等曾公开指他们对上市申请审批和监察均十分严格，并认为股市炽热完全是自由市场内企业和公众投资者各取所需的结果（Far East Exchange Limited, 1972），但炒卖过于炽烈的情况，又确实引起了社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事实上，在股市炒得火光熊熊时，奉劝投资者要小心，不要过分投机的文章着实不少，就连汇丰银行主席也公开呼吁市民要小心股市过度投机（《星岛日报》，1972年11月13日）。但大部分均被视作“无的放矢”，听不入耳。以下且让我们引述两段报章报道加以说明。
    炒买股票已成为香港人的玩意，有如走入快活谷（Happy Valley）赌马一样，成为了赌博性。新公司源源上市的情况，表示香港人热衷股票炒卖，茶楼酒馆的顾客所谈者，百分之九十五均是买卖股票。哪只股票会上升或哪只股票只会“牛皮”诸类，均成为坊间谈话的主题。（《星岛日报》，1972年10月22日）
    本港股票市场空前活跃，上自富商巨贾，下至工友女佣，无不热衷于股票买卖……不幸，在此等交易中，视为长期投资者仅占少数。多数是投机性质，希望在股市上落市中赚取巨利……一旦股市发生波折，立即会引起连锁反应。不但股市本身有危机，整个发济与金融系统均将遭受严重冲击。（《星岛日报》，1972年10月30日）
    这一年，香港股市交投极为狂热，全年成交总额达433.97亿元，相当于1971年的3倍。其中，不少股价升幅超过1至3倍，具代表性的股票包括怡和公司、会德丰、置地公司、牛奶公司、九龙仓、黄埔船坞、太古船坞、均益仓、太古实业、香港电车、中华煤气、九龙巴士、中华巴士、仁孚行、保华建筑、青洲英泥、怡和证券、香港大酒店、城市酒店和美丽华酒店等。从账面上看，很多投资者都有一定获利（Far East Exchange Limited, 1972）。
    综合而言，1969年到1972年的股票市场，可说是硕果累累的。恒生指数方面，1969年的每月平均指数为129.74点，该年的最高及最低点分别是160.05及112.53点。1970年，恒生指数每月平均数上升至187.25点，而最高及最低点则分别是211.91及154.75点。到1971年，恒生指数每月平均数进一步上升至281.81点，最高及最低点则分别是406.32及201.07点。到1972年，升势更为凌厉，恒生指数每月平均数为489.18点，最高及最低分别是843.40及323.95点（表11.6）。换言之，在这4年里，恒生指数每月平均数上升了接近3倍。
       表11.61969年至1972年恒生指数及各交易所成交量摘要
    年份　　1969　　1970　　1971　　1972
    恒生指数： 平均数　　129.74　　187.25　　281.81　　489.18
    恒生指数： 最高　　160.05　　211.91　　406.32　　843.40
    恒生指数： 最低　　112.53　　154.75　　201.07　　323.95
    成交额
    香港会　　2523.82　　3057.30　　4738.37　　10610.72
    远东会　　21.65　　2931.34　　7833.72　　18110.79
    金银会　　—　　—　　2221.31　　8104.09
    九龙会　　—　　—　　—　　6932.02
    全年成交总量（百万元）　　2545.67　　5988.64　　14793.39　　43757.62
   资料来源：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Limited, 1980; Far East Exchange Limited, 1974
    成交量方面，1969年全年总成交量为25.46亿元，1970年跳升至59.89亿元，到1971年及1972年，更分别飙升至147.93亿元及437.58亿元（表11.6）。 也即是说，在这短短的4年里，成交量也大幅飙升16倍多。一句话，无论是从恒生指数或是成交量看，1969年至1972年这4年间的表现，的确是香港股票市场发展中一个最为急速时期。所谓“乐极生悲”，这场来势汹汹的“淘金浪潮”，最后还是悲剧收场。

hefeiddd 发表于 2008-1-3 18:30

香港股史1841-1997

经纪业与经纪牌照的起落
当谈到股票市场的开放和股票买卖日渐活跃的问题时，我们不期然会想到经纪业——即代客人买卖股票的行业。这个行业的迅速壮大和经纪牌费的起落升跌，曾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回响。在两会合并时期，香港证券交易所的会员人数只有54名。由于该会的规范十分严格，会员人数增加不多。就算后来略有增加，但上限仍是60名。换言之，整个行业最多也只有60个从业人员而已。
    对于当年“香港会”转牌的情况，身为“香港会”成员并曾经以买牌形式加入该会的吴兆声这样说：
    以前经纪牌很少可以自由买卖，多是父传子的，外人很难买到……大多是父亲退休时介绍给儿子，由他们接替会籍，买卖便变成了很围内的事情。（Stock Market Artifac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
Oral History, 1997）
    换言之，由于早期的买卖不公开，外人既无法问津，我们也无从掌握当时会籍的实际价格。
    随着新交易所的纷纷成立，股票经纪的人数，也迅速膨胀。但“香港会”的会员人数（不包括商号会员），相对增幅一直是4间交易所中最低的。1969年，该会共有会员57名，1970年上升至60名，另加4名海外会员。到1971年，普通会员轻微上升至63名，海外经纪则仍4名；1972年，普通经纪上升至77名，海外经纪则上升至8名；到1973年，普通经纪大幅上升至127名，而海外经纪则上升至12名（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Limited, 19681974）。
    至于“远东会”、“金银会”及“九龙会”的会员人数，增幅则十分惊人。“远东会”创会时有会员46名，1970年已上升至109名，升幅超过1倍。到1971年，会员人数进一步上升至165名，增幅多达六成。其后的1972及1973年，再分别上升至289名及341名，年增幅高达五成多（Far East Stock Exchange Limited, 19701974）。
    与“远东会”相比，“金银会”的会员数目，增长一点也不逊色。1971年成立时，该会共有会员72名，到1972年已上升至250名，增幅多达3倍。到1973年底更上升至350名，增幅六成。“九龙会”创会时已有经纪会员133名，1973年则为171名。该会规模虽然较小，但增长仍极为厉害（Kam Ngan Stock Exchange Limited, 19711974; Kowloon Stock Exchange Limited, 1972）。若以经纪总人数的增长计，从1969年初的57名到1973年的超过1000名，升幅超过16倍，行业短时间内急速膨胀的情况，极为明显。
    当股票市场牛气冲天之际，不独股票经纪人数倍升，就连经纪牌费（即交易所会籍）也水涨船高，增长速度惊人。以下也让我们谈谈这个奇特的现象。有行内人士指出，在1967年底，经纪牌费曾跌至10数万元，但1968年中已急速上升至20、30万元。不过，就算有人愿意付出以上价钱，也未必可以买得经纪牌，原因是很少会员肯出售（Stock Market Artifac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 Oral History, 1997）。“远东会”创会时的牌费为8万元，这明显较“香港会”的牌费低很多。之后随着市场气氛转旺而不断攀升至10多万元（1970年）、接近20万元（1971年）及接近80万元（1972年），增幅之大，使人咋舌。“金银会”的情况也不相伯仲。1971年创会时同样是8万元，之后提升至超过60万元（1972年）。较为细规模的“九龙会”，创会牌费是5万元（1972年初），到年底已升至接近30万元了。
    在1972年11月《星岛日报》一篇名为“最佳‘掘金’工具”的文章中，便巨细无遗地披露了4个交易所经纪牌费的变动。现引述如下：
    最近香港股市的狂热，当真已发展到令人震惊的地步了……香港证券交易所的暗盘经纪牌费，由40万元提高至50万元，是4家交易所中经纪牌费最贵的一间。今年是香港证券交易所经纪牌费腾升最速的一年，5月份前的行情还是25万元，7月初调高至30万元，踏入10月份即提升至40万元……金银证券交易所的经纪牌费较为便宜。上月份还是15万元，但现在有可能要30万元了……九龙证券交易所初时经纪牌费只为5万元，传说现已提高到10多万元，而且不易获得……远东证券交易所的经纪牌最“抢手”（多人争），据说有许多人愿以暗盘40万元购入，但没有成员愿意出让。（《星岛日报》，1972年11月18日）
    报道公开不久，该报又再发表另一篇名为“经纪牌每个50万元各交易所均准备扩充”的专题文章，阐述经纪牌费持续急升而各交易所又急谋扩充业务的情况。为了呼应前文，我们同样引述如下：
    以最近为当局承认的九龙证券交易所为例，由最初的每席5万元涨至目前的“市价”28万元，不足1年内，涨幅接近5倍……成立于1969年12月的远东证券交易所，涨幅更为厉害，每次平均以6成递增，今年来之涨幅则达3倍。该交易所设立之初，收费为每席8万元，到了今年年初，收费也只是12万元而已，其后即不断提高，由12万元增加至20万元，之后升至30万元，到11月更提高至每席50万元。金银证券交易所虽然与远东证券交易所一样，同为8万元开始，但涨幅倒不如远东大。该交易所调整牌费至每席12万元后，两度调整幅度只在三成左右，即分别为16万元及现时的20万元。历史最久的香港证券交易所，其经纪牌费之增加在各交易所中最为平稳。以每席20万元开始后，数年来只增加了两次，即今年初之30万元及目前的50万元。该交易所经纪牌费一向高于其他交易所，而现在则与远东交易所相等。（《星岛日报》，1972年12月11日）
    由于牌费日高，经纪们的“身家”自然水涨船高，几乎使人人均变成“百万富翁”，令行外人既妒且羡。有报章这样引述：“据交易所人士指出，目前各股票经纪的‘身家’，一般都在四五百万元左右。”（《星岛日报》，1972年12月11日）无论是从佣金收入、投资获利或经纪牌增值上看，说股票经纪是这场股市大升浪中少部分获利丰厚的大赢家，相信不会错到哪里去了。


结语
    所谓“否极泰来、物极必反”，股票市场的发展，很多时都应验了这些传统预言。受到1967年暴动的打击，香港的股票市场曾经一度陷于低潮，使很多投资者惶恐终日、失去信心。后来，随着社会秩序和经济实力的恢复，股票市场才逐渐走出谷底。在投资信心恢复后，原本被过度抑压的投资意欲又如山洪暴发般一发不可收拾，并造就了一浪接一浪的股市高潮。
    但短时间内过急、过剧和过滥的膨胀与扩张，又造成了很多后遗症。举例说，由于市民大众的投资意识、交易文化和风险管理等条件均未成熟，加上法律配套和监察制度等又严重滞后，使政府“欲管无从”，失去了应有的“主持公道、维持秩序”角色，令股票市场出现前所未见的急升骤跌现象。

hefeiddd 发表于 2008-1-3 18:31

香港股史1841-1997

七三股灾与经济滑落
自1968年股市扭转过往的弱势并持续攀升至1973年初的接近5个年头里，香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牛市”，政府以及少部分先知先觉的市场人士不断高呼要提防股市泡沫或过度炒卖，希望股民冷静，但却给人“杞人忧天”或“阻人发财”的感觉。到1973年3月中，当这只传闻已久的“狼”终于到来时，一众小股民才如梦初醒、慌忙走避。可惜，为时已晚，他们因此而蒙受巨大损失。


与过往的股灾不同，自1969年底股票市场开放后，很多原初对股票投资没有多大经验及认识的市民，也因股市愈烧愈旺、愈升愈有而忘我地加入了“淘金”行列，并一厢情愿地相信只要每日到“金鱼缸”走一走，便能“日赚万金、一朝发达”。某些天真的投资者甚至不顾后果地辞去原本的工作，做全职“炒股人”（股票投机者）。对于这些投资“新秀”（新手）而言，1973年的股灾无疑是对他们的一记迎头痛击，血流如注不在话下，更为惨痛的是弄致倾家荡产、债务缠身。本章首先会谈谈股市由盛转衰的过程，之后再深入一点分析石油危机对香港金融和经济的冲击，至于风暴后的调整和对策也将是本章其中一个讨论的重点。


炒卖势盛与股市疯癫
承接1972年第4季的气势，1973年年初的股市，仍然热火熊熊。举例说，踏入1973年的首个交易日，便开出了“红盘”（升市），使买卖气氛十分炽烈。《星岛日报》更以“1973年美好开端”为文，指股市“交投极为旺盛……呈现一片秀色”（《星岛日报》，1973年1月3日）。之后，因先后传出若干有利股市发展的消息，举例如越南宣布停止战火、港府宣布兴建地下铁路以及各大公司相继宣布大派股息及红股等等，使一众股民更加“热血沸腾”。
    对于股市一踏入1973年便迅速飙升的情况，当时的《股市经济周报》便以“达官贵人贩夫走卒俱缸客、炒股蔚然成风”为题，讲述股民漠视股市陷阱疯狂炒作的情形。该报这样说：
    大市向好，就算垃圾股都会起（升），咸鱼亦会“翻生”（重生），随便买一只股票，都有钱“揾”（赚），而且是“免浆熨”式（很容易）的“朝种树、晚板”（早上买入、下午卖出）……故近来读者已不再问及公司的发展情况，更不理会是否有派息或送红股。总之，已不再关心个别股票的表现问题了。大有只想到大市畅好，便“成个身瞓落去都唔怕”（什么都不怕地全情炒作）的情况。（《股市经济周报》，1973年1月7日）
    看到市场只升不跌，甚至有股民过分沉迷的情况，政府官员及工商界领袖颇为担忧，并多番提出警告，叮嘱投资者要小心股市泡沫（《星岛日报》，1972年11月13日、1973年1月12日及2月10日）。可惜，金钱的强大吸引力使很多投资者忘记了股票市场的陷阱，并过分乐观地相信“前景一片大好、股市长升长有”，因而将“股市可升也可跌”的忠告抛诸脑后。
    为了冷却炒风，港府一方面在1973年1月6日宣布成立“证券咨询委员会”（Securities Advisory Council），并以简悦庆为主席，其次又委任施伟贤（J. B. Selwyn）为证券监理专员（Commissioner for Securities），希望加强对股票市场的监察。另一方面则多次忠告投资者提防股市逆转，并尝试以行政手段干预股市。举例说，在该年的1月11日，港督麦理浩便公开呼吁投资者不要过分投机，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政府正考虑干预股市，抑制过激的炒卖活动（《星岛日报》，1973年1月12日）。
    事实上，麦理浩的话音刚落，银监处（Banking Commission）便发出通告，要求银行对股票贷款设立限额，抑制过度膨胀的投资。其次，政府又出动消防处处长，并以“防止火警”为由勒令交易所“疏散人群，以免堵塞走火通道”。
    消防事务处长胡达昨日对九龙证券交易所及远东证券交易所发出火警危险警告通知书。命令这两家证券交易所减少楼宇内的人数，以便紧急事件发生时容易逃生……消防事务处高级官员今日将续往视察香港证券交易所及金银证券交易所。（《星岛日报》，1973年1月12日）
    对于政府以不同借口干预市场运作的行径，身为“远东会”主席的李福兆，则颇为不满，甚至十分气愤地说：
    如果港督麦理浩爵士喜欢的话，就让他来经营远东证券交易所好了……如果交易所有火警危险，为什么早不来、迟不来，偏偏在这时候采取行动？（《星岛日报》，1973年1月13日）
    在谈到当年港府千方百计抑压股市，甚至要劳师动众地出动消防处并勒令交易所“疏散人潮”的滑稽举动时，资深股市评论员曹志明回忆时说：

1972年及1973年股市疯狂的情况，促使政府成立证监处，开始监督证券市场的发展。一件有趣的事件是，香港政府为冷却股市，更以《消防条例》为名，派员把守远东交易所的大门。当时远东位于华人行，该行属旧式楼宇，消防设备并不符合规格。可见当时政府虽已察觉股市的疯狂程度，但苦无法例赋予权力进行干预。当时政府只能不断卖广告，呼吁投资者买股票“可升可跌”，投资时必须小心谨慎，但股民只闻股票“可升”，对“可跌”哪会听入耳了。（Stock Market Artifac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 Oral History, 1997）
    虽然业界对政府的干预颇感不快，但消防事务处仍按惯例通知4家交易所，要求他们严格遵守相关规定，限制参观人数，以符合建筑物逃生通路规定（《星岛日报》，1973年1月13日）。在政府部门三令五申的打击下，股市终于在1月12日显著回落，单日下降了68.3点，但这个结果却招来投资者的诸多批评，认为政府落药过重、推行过急，窒碍了市场的自我调节（《星岛日报》，1973年1月13日及14日）。
    对于部分投资者的不快和投诉，政府解释有关措施只为防止投机活动，一些正常的买卖应该不会受到影响。1月14日，政府发出内部通告，禁止公务员在办公时间内私下炒卖股票。
    正当港府采取行动缓和本港股票市况之际，辅政司（Chief Secretary）昨日同时对政府官员实施禁令，禁止彼等在办公时间炒卖股票。该禁令通告昨日分派各政府部门之首长，内容为： （一） 禁止使用政府办公室内之电话买卖股票；（二） 禁止官员于办公时间内擅自到股票市场与经纪行交易股票。（《星岛日报》，1973年1月14日）
    另一方面，在证监会的游说和催促下，4家交易所最终同意从1月22日起，逢星期一、三、五下午停止股市交易（《星岛日报》，1973年1月15日）。表面看来，新措施是为了让经纪可以有足够时间处理累积交易，但实际则是借缩短交易时段抑制过热的市场气氛。虽然政府尝试从不同层面冷却股市，但成效似乎并不显著。1973年1月19日的《星岛日报》便这样说：
    尽管港府千方百计地使用压力意图“冷却股市”，但市民对香港的前景满怀信心，看好股市，与此同时，海外大量资金又因寻求出路而涌入香港，使刚跌不久的股市迅即反弹。（《星岛日报》，1973年1月19日）
由于市场气氛炽烈，而很多正规经纪行又挤得水泄不通，九龙旺角一带更加出现一些专卖“碎股”（零散股票）的“违规”经纪铺（即并非4家交易所挂牌的经纪），使原已被过度炒作的股市变得更为复杂。对于这些新冒起的“违规”经纪铺，报纸这样形容：“（这些店铺）有如雨后春笋般五步一楼，（情况）像买字花”（《星岛日报》，1973年1月31日）。事实上，不论从哪个角度上看，当时部分市民买卖股票的行为，已像赌博那样了，基本上已偏离了股票市场正规运作的轨迹，并极有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和金融的秩序。
    1973年2月3日，即农历新年年初一，该年刚巧是中国历法中的“癸丑牛年”。因“牛年”与股票市场述语中的“牛市”（大升市）相吻合，部分投资者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是一个“好兆头”，使炒风更为旺盛。一则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则更加透彻地指出社会已陷入“全民皆股”的局面。不论是家庭主妇、工人阶级、白领阶级或是商人阶级，皆“谈股色喜”、“热衷炒股”。该报这样说：
    股票的买卖已经深入家庭主妇和社会各阶层，市民见面谈上几句就离不开“股经”（股票话题），而市民到处打听股市消息的狂热，更有甚于以前粤省（广东省）开赌时无知妇孺争相打听字花师爷出“口电”（口头信息）的情况。由此反映出来的社会变化，是很多（股票）零售商把商业道德置诸脑后，只以追求暴利为计（原则）。许多家庭主妇和女佣等辈，也纷纷舍储蓄而买股票，因为储蓄利息菲薄，远不如股票获利优厚。还有那些“白领”阶级之流，在办公室时间而分心旁骛，一听到有什么消息就利用电话“入货、出货”。在中区的“写字楼”（办公室）中，业（现）已司空见惯。更有官津（政府津贴）学校的教师，在上课间也念念不忘股票起落，无心教书，现已引起许多学生家长的不满。（《星岛日报》，1973年2月9日）
    至于另一张专门报道股市信息的报纸——《股市新闻报》——则这样说：
    去周“牛年”启市，即开了个满堂红，进展之速、市势之盛，令人咋舌。指数、股价纷在大幅上升中迭创高峰。尤以周五半日交易，恒生指数涨升达180多点，诚本港股市的空前纪录。处身此炽烈形势中，殊足令人兴奋。（《股市新闻报》，1973年2月12日）
    不论报纸的报道手法差别如何，股市炽热、股民疯狂的事实已不容争辩。正当股市狂热挥之不去之时，市场又传出两项重大利好消息，使原已“庆烚烚”（热烘烘）的股市火上加油。其一是实力股汇丰银行宣布“大股拆细股”，其二是港府透露计划兴建地下铁路。
    乘着股市炽热的气氛，汇丰银行终于在“牛年”开市首周（2月9日）宣布每股派发末期息3.75元及5股送1红股。其次，该银行又议决“大股拆细股”——即将每1大股拆成10股细股，提高股票的流通性。这样一来，不但只那些持有汇丰银行股票的人大获其利，买卖汇丰股票的成本（门槛），也大大地降低了。受到这项消息的刺激，翌日（2月10日）股市的炒风明显更为旺盛，恒生指数更由1267.26点上升至1449.91点，单日暴升182.65点，升幅达14.41%。
    两日（2月12日）后，恒生指数突破1500点心理关口，报收1503.14点，使一众股民更加喜上眉梢、雀跃非常（《股市新闻报》在1973年2月13日），难怪当时的证券监理专员施伟贤会颇为不屑地说：“只要把一只狗上市，（其股票）也会有很多人购买”（《星岛日报》，1973年2月12日）。再过两天（2月14日），美国宣布将美元贬值一成，港府虽然表示维持港元汇率不变，但股市只略为回落。之后，由于港府宣布计划兴建地下铁路，借以改善不胜负荷的运输系统，股民的情绪再次被推上高点。
    又再过两天（2月16日），港府公布由3月1日起，所有申请上市的公司，招股章程必须向公司注册处注册，而招股章程须列明一切必要的资料，包括公司历史、管理人员、过往业绩、财政状况等（《星岛日报》，1973年2月17日）。到了2月26日，外汇银行公会更宣布由3月1日起提高存款（及最优惠贷款）利率。可惜，各项冷却措施只收一时作用，在狂热投机气氛之下，恒生指数仍节节攀升。举例说，在2月26日时，恒生指数为1509.67点，2月28日已上升至1625.63点，到了3月2日，更上升至1744.39点。也即是说，在短短的一星期内，指数上升了15.6%（Far East Exchange Limited, 1973）。
    概括而言，1973年1至3月的成交量分别为94.49亿元、95.43亿元及94.93亿元，全季成交量（284.85亿元）已比1971年全年成交量（147.93亿元）高出1倍，也占了1972年全年成交量（437.58亿元）的七成，至于在这个季度新上市的企业，则多达85家，吸纳资金达8.1亿元，以数量计，也较过往任何一个季度高。在“只要股票，不要钞票”观念的影响下，不少市民一窝蜂地抢购股票，使股价的升幅远远脱离了公司的实际盈利水平。回头看，这时期盲目而不理性的投机活动，正是3月中期以后股市崩裂的重大原因所在。

hefeiddd 发表于 2008-1-3 18:32

香港股史1841-1997

股市崩裂与人心慌乱
进入3月份，香港的股票市场已因过度炒作而危机四伏。部分获利丰厚的股坛老手见势头不对早已急流勇退，只有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股海“新丁”（新手）仍兴高采烈地在追波逐浪。1973年3月9日（星期五），一个平平凡凡、简简单单的日子，既没有特别轰动的利好消息，也没有什么显著的资金涌入，恒生指数却因市场过度炒作而飙升至1774.96点的历史高位，单日成交量达6.19亿元，使很多股民极为雀跃（《星岛日报》，1973年3月10日）。
    可惜，到了下一个交易日（3月12日，星期一），股市便因发现3张合和实业有限公司的假股票而逐步滑落，并触动了一浪接一浪的抛售潮。以下让我们引述《星岛日报》在1973年3月13日及3月15日两则分析股市形势的报道，看看股市由强转弱的过程。


承接上周五的气势，晨间（上午）开盘，各股份造价仍甚壮观。但此股劲力只属昙花一现，未几即遭受庞大回吞压力袭击，使到各股份作价纷纷回落。据股市中人透露，形成昨日跌市之主因，是银行收紧经纪的借贷。与此同时，“淡友”亦乘机作祟，使昨日的股市走势软弱……总成交量下降至4.97亿元，恒生指数则报1734.90点。（《星岛日报》，1973年3月13日）
    昨日股市交投不止大减，市势亦甚低残……令股市出现如此气氛，一方面是银根收紧，其次是发现3张合和公司假股票问题，引致一些“搓家”（持货者）诚惶诚恐，未知自己所持之股票是否伪造。有此心理作祟，遂将本人所持之货快速放出。（消息）一经传扬开去，盲目跟风者多，而“淡友”亦乘机“吓市”（恐吓），遂造成股市颓势……（昨日）总成交达4.03亿元，恒生指数报收1604.25点。（《星岛日报》，1973年3月15日）
    事实上，对于市场因发现假股票而诱发更大规模“散货套现”问题，3月15日《星岛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颇值得我们注意。该评论这样写：
    因（发现）几张假股票，即引起股价连续下跌，可见本港股市本质脆弱，禁（受）不起一点风吹动……近来股市狂热，几乎无人不在悉索敝赋，从事股票的申请（认购）和买卖，其动机多非投资保值，而是投机，以求暴利……对于这种情势，头脑清醒的人，都会感到其间孕育着很大的危险性。（《星岛日报》，1973年3月15日）
    之后，股市仍无法摆脱弱势，并且愈跌愈急。由于气氛逆转，部分投资者便因“走避不及”而蒙受巨大损失。对于这种情况，报纸的报道是：“连日股市急跌……许多股票持有者对着这个凄惨的跌风，无不焦头烂额、胆战心惊，大有谈虎色变之势”（《星岛日报》，1973年3月23日）。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说，3月上旬的“大跌市”，只是这场巨大灾难的序幕，真正的“焦头烂额、胆战心惊”还在后头。那些不肯在此时“止蚀离场”，甚至抱着“趁跌市拾平货”的投机者，因此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3月26日，另一场股市大泻又悄悄莅临。该日，恒生指数由1417.98点下跌至1229.28点，单日下降了188.70点，跌幅超过一成，使市场大为震动。不知是否别有用心的人在推波助澜，还是真的有“大好友”相信“跌市”只属技术调整，当时还有少部分市场中人指“股市很快便可止跌回升”，因而建议“趁低吸纳”（《星岛日报》，1973年3月26日）。可惜，这个过度乐观的预测，两年内也无法兑现，而股市的跌浪也在“庄家大户”不断抛售的压力下愈跌愈急，也愈跌愈深。
    事实上，股市从高位回落初期，不但部分市场中人确信只属技术调整，港府也认为是短期现象。由是之故，税务局还在4月4日发表“买卖股票之盈利须纳税”的广告，计划向股票投资者征税，消息使一众股民更为惶恐，加剧了市场的抛售潮。到了4月9日，恒生指数终于跌穿1000点的心理关口，报收934.50点，使气氛由悲观转为惶恐。事实上，在短短的30日内，恒生指数合共已下跌了800多点，跌幅接近五成。跌势之急、跌幅之大，真是令人“谈股色变”。


由于股市跌势过急，并有迹象会冲击金融系统和影响社会稳定，4间交易所和银行负责人乃约见财政司夏鼎基（P. Haddon?Cave），商讨“稳定股市”的政策（《星岛日报》，1973年4月10日）。经过数轮会议，政府仍一直坚持“不会干预自由市场运作”，但对银行及交易所推出的一些自发性措施，则表示会给予支持。这些措施如下： （一） 押后新股上市3个月，减少股票供应；（二） 严限经纪24小时内交收，抑压抛空炒作；（三） 部分大型银行同意放宽股票按揭贷款，放松市场银根；（四） 解除外汇管制，挽回市场的投资信心（《星岛日报》，1973年4月11日、12日及13日）。
    虽然政府或市场中人不断呼吁投资者“保持冷静、不必惊慌”，甚至说“股市快将回稳”或“香港经济基础稳健、前景看好”等，希望可以挽回投资者的信心，并扭转市场的跌势。但一切努力似乎并不奏效，股市不但没有掉头回升，反而愈跌愈深，使一众股民更加慌乱失措、惶恐不安。
    对于这时股市一泻千里、长跌不止的情况，不同人士提出不同看法，《星岛日报》便综合出三大原因，其一是银行“迫仓”（追回贷款），其二是假股票风波，其三是热钱抽走（《星岛日报》，1973年4月30日）。至于“远东会”的李福兆，则从业内人的角度提出一些补充，他说：

1973年之股市狂热终止于3月中旬，其倾泻之原因，系触发于某大上市公司少量伪造股票之发现，转剧于4月初税务局刊登告白（广告）于报章，敦促惯常投资证券人士填报溢利税。其他打击股市之原因，还包括银根短缩，以及冻结管制楼宇租金，致使那些心存畏缩之投资人士，更为立心不定，且直接影响了上市地产公司的利益。其后又续有数家活跃上市公司发现伪造股票，股市遂一蹶不振。（Far East Exchange Limited, 1973: 2）
    虽然市场对股市急挫的说法莫衷一是，但《星岛日报》提出的另一观点，则颇有启发性，也很值得股民细心玩味。该评论这样写：
    关键是本地的投资者，特别是那些盲目跟风而毫无投资知识的小户，对于股市的看法实在太天真了。他们给纸上的财富激起赌博的天性，以为股市是一个永远淘不尽的金矿，而完全不明了包裹在糖衣里面的股市真相……有些新股的招股章程中，可发现一些惊人之笔，例如组成公司日期只在上市之前一两个月，公司资产大部分购自公司董事等等。（《星岛日报》，1973年4月30日）
也即是说，真正导致股市崩溃的，其实不是什么“假股票、迫仓和热钱抽走”，而是投资者不健康的投资行为。举例说，自股市突然开放后，部分股民已视股票市场为金矿，并大举进行炒作，少部分投机者甚至不务正业，整天只懂在“金鱼缸”（交易大堂）内溜达，奢望一朝发达。可以这样说，当股市泡沫急速膨胀、炒味浓烈之时，报章杂志、工商领袖以致政府官员等曾多番呼吁投资者要小心，不要跟风炒卖或误信小道消息，但他们总是“听不入耳”（不肯听从），甚至认为那些告诫只会阻碍他们“发达”。
    在股票价位越升越高之际，各行各业或各个阶层的投资者，对任何苦口婆心的劝告，均充耳不闻，其中部分人士更索性辞去原职，做交易所会员或经纪职员。于是，某大银行一个月内有百名职员辞职，九龙某校校长捧着经纪牌转行等怪事，更是层出不穷。政府亦恐跟风者无心工作，而通告公务员不得在工作时间内进行股票交易。（《星岛日报》，1973年5月2日）
    话说回来，在股市热火朝天之际，那些曾经在股市中获利的人确实风光一时。什么“鱼翅捞饭”、“白兰地漱口”一类使人咋舌的行径，更一时成为潮流（Stock Market Artifac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 Oral History, 1997）。《星岛日报》一则有趣的报道，便让我们清楚看到“赢钱时意气风发、输钱时垂头丧气”的行为。该报这样写：
    据一海味代理商指出，自去年以来……南北行每日海味价格之升降，与股市走势的起起落落相若，显示股民的喜怒哀乐，已和股市的进退升跌紧紧地扣在一起。（《星岛日报》，1973年5月2日）
    从3月9日股市逆转起至5月8日收市，股市连续下跌了两个月。在这段“日月无光”的日子里，很多投资者损失惨重、叫苦连天。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很多股民均乞求政府插手，阻止股市继续下滑（Stock Market Artifac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 Oral History, 1997）。《星岛日报》也在5月7日刊登了一篇名为《港府该放手买港股票》的文章，敦促政府救市。文章这样说：
    在接近两个月的大跌市中，不少股票比今年的最高价跌去百分之六十以上，个别甚至跌去百分之八十以上，跌幅之大，跌势之急，为香港空前仅见。股市这样的暴跌，对香港工商业的正常活动和居民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采取措施恢复股市“全日”买卖，是很有必要的……（我们）要求港府从存放在伦敦的大量英镑储备，拿出一部分，以长线投资的形式买入本港的蓝筹股票。这样一来，香港股市肯定会由冷转热，从跌转升。（《星岛日报》，1973年5月7日）
    为了“救市”，4家交易所宣布由5月7日起恢复全日交易，希望借延长交易时段而刺激交易、扭转跌势。之后，证监专员施伟贤又公开表示，“香港经济前景良好，市民不用过虑，股市信心可复”（《星岛日报》，1973年5月9日）。受到各类“救市”措施刺激，股市总算在5月9日的低位（656.03点）中反弹，并上升至5月14日的742.45点，而港督麦理浩在5月18日公开表示香港股市已经回复正常的言论，又使股市进一步上升至5月21日的861.54点（《星岛日报》，1973年5月19日及22日）。不过，这个短暂的反弹浪维持不到两星期，踏入5月22日，股市又在“庄家大户”趁反弹势头“大举出货”的影响下调头回落。
    针对股市急跌初期股民前仆后继地“趁低吸纳”但后来却“反手被困”，变成“大闸蟹”（持货被困者）的情况，《星岛日报》不无幽默地将这批“大闸蟹”分为四级，进而阐述他们所面对的困境。
    股市中的“大闸蟹”，现时可分为几个级别。如在恒生指数1700多点购入的，称为第一级；在指数跌了500点后入货的，称为第二级；在指数跌到1000点左右时认为买入可以安全无虞的，称为第三级；在跌到800点以下，相信是“执平货”的机会而毫不犹豫买入的，是为第四级。由于这个跌势好像是漫无止境的，那些第一级的“被绑者”，固然回天乏术，“打定输数”；那些第二级的买家，亦有不少见势不佳而弃甲曳兵……至于那些第三及第四级受害者，他们原本是“大淡市”中支持股市的“义士”，并且认为在这个指数中入货，决不会“损手烂脚”；他们甚至想到，如果他们这一条“防线”守得稳，就会逐渐吸引其他买家的兴趣，形成一种“承接力”，扭转跌势。不料他们竟然也“失手被擒”，这更使人心寒，直把股市看作“生人勿近”的陷阱，而股市也沉疴不起，不少股票均跌破了底价。（《星岛日报》，1973年5月12日）
    到了该年的6月27日，市场终因企业市值大跌而爆出有“公司遇到财困”的问题。首家突然传财政困难的公司，是一家专门代客买卖股票的财务投资公司，名为华利来财务投资公司。据报道该公司在股市崩溃时擅自动用客户的股票作抵押，借以应付本身资不抵债的财政危机。当客户作出投诉而警察又上门调查时，负责人已“人去楼空、逃之夭夭”，使公众极为关注（《星岛日报》，1973年6月26、27 及28日）。
由于投资者忧虑陆续会有公司“爆煲”（财困），因而不敢持货（股票）太久，甚至不计后果地大举抛售，使恒生指数进一步下跌至7月11日的494.45点。之后，股市曾一度出现技术性反弹，并由500点左右上升至7月18日的602.34点、6月24日的678.47点及7月27日的735.15点。不过，从7月28日起，股市又再次向下摸底（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Limited, 1973）。
踏入8月份，股市仍在连串不利消息影响下继续滑落。其一是立法局通过收紧开设交易所法案，其二是陆续发现假股票，其三是银行提高利息。首先，让我们谈谈政府立意收紧股票买卖空间问题。自1972年下半年股市急速升温开始，立法局已开始讨论监管的问题，只因立法需时，政策没有即时出台而已（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19721973）。到了1973年8月1日，立法局终于通过《禁止开设期货交易所条例》（Stock Exchanges Control Ordinance, 1973），至于其他相关政策，也密锣紧鼓，很快会宣布。名如其意，该法例的目的旨在禁止新交易所的出现，以免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法案虽然没有改变当时交易所的数目，但政府希望收紧市场活动空间，并加强股票买卖监察的态度，则十分明显。
    市场陆续发现其他公司假股票的问题，也给投资者添烦加忧。自3月12日发现合和公司的假股票后，还陆续发现怡和公司及和记公司的假股票。到8月9日，警方终于大举行动，并在铜锣湾破获香港有史以来第1 个伪造股票集团，搜出用于制造假股票的柯式印刷机及锌模等设备，拘捕2人。同日，又在渣华道一单位内搜出200余张怡和公司的假股票，按当时的市值计算，约值300万（《星岛日报》，1973年8月10日）。再到8月21日，证券交易所宣布停止怡和股票交易48小时，以便警方查证相关交易。虽然警方已捣破伪造股票集团，但9月18及19日仍陆续发现利兴、美汉及东方海外等假股票的情况，又再使人想到问题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投资信心一直难以恢复。
    至于利息趋升则是另一加速股市下滑的重大因素。踏入3月份，外汇银行公会（Foreign Exchange Banks Association）宣布提升存款利息。初时，由于股市仍然炽热，投资者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并不介意轻微的成本增加。但是，当股市逆转后仍不断在6月14日、8月1日、8月16日、9月1日及9月10日等提升利率，则对股市造成了沉重压力。所谓积少成多，大约3个月内的5次加息，已使存款利息由1厘多加至4厘（Far East Exchange Limited, 1973）。面对“息魔”肆虐，疲弱的股市更是雪上加霜。
    由于不利消息浪接浪，股市也一直无法摆脱弱势，并长期处于疲不能兴、只跌不升的困境。事实上，自1973年3月12日跌市开始至9月中旬，香港股市已跌去了接近1200点。《星岛日报》一篇评论文章，正好说出股市“满目疮痍”的情况。文章这样写：


经过大泻狂潮后的股市，已经面目全非，只有4个月左右，恒生指数便由最高峰的1700多点跌至500多点，高低相差约1200多点，许多炙手可热的蓝筹股，最低限度下跌了七成半，或者仅及顶位的六分之一。至于一些被认为是“蚊蝇”的细价股，更有“疮痍满目”之感，一些被认为质素较优良的，固然大幅滑落，由10元以上，跌至二三元，或者由五六元的，下跌至一二元，另外一些质素较次的，则跌破了底价，侥幸的值回原价五六成，有些更完全没有买卖，连招牌都掉在底层里，人们几乎忘记了它们的存在。（《星岛日报》，1973年9月17日）


到了1973年年底（12月24日），恒生指数进一步下跌至只有400.21点。圣诞节过后，股市虽然略有反弹，但全年最终仍以433.70点收市。与3月9日高峰的1774.96点比较，在短短的10个月内，恒生指数足足下降了七成半，而全年成交量虽有482.17亿，但若扣除首季度的284.85亿元，其他9个月合共只有197.32亿元。也即是说，3月份后的股市，跌势之急、跌幅之大，的确十分惊人（《香港年鉴》，1974年；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Limited, 1973）。
    回头看，很多论者都觉得股民漠视市场风险，并误信“买股可以致富”一类似是而非的歪理，才是真正触发股市急跌，并导致他们焦头烂额、债务缠身的原因所在（Stock Market Artifac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 Oral History, 1997; Wong, 1986）。事实上，当股市泡沫日见膨胀之时，政府为了防止股民过度炒作，曾印制了一些《购买股票须知》的小册子，放在银行及证券交易所，免费派发，警惕股民小心。但是，那时的股民正埋首炒卖，哪会注意到什么小册子，更不用说会拿来阅读了，至于“小心风险、谨慎投资”一类警惕性的说话，自然也不会听进心里了，而那些小册子最后也因没人问津而被逼收回（《星岛日报》，1974年3月5日）。
    在谈论当年股民投资知识较弱，跟风炒作势盛而制度法规又欠完善等问题时，1975年2月26日《星岛日报》刊出的一篇文章，便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该文章写道：
    如果我们想深一层，便会发现这次股市大跌的基本原因，是本地人缺乏证券投资经验。如果不是，恒生指数绝不会升至1700多点的高峰。如果投资者在1700多点时购入置地公司的股票，当时的股价为50.5元，市盈率为178倍。即是说如果市盈利保持不变，投资者只能到178年后才可归本……既然香港对上市公司的认识不大，政府及交易所对新公司上市应有更为严格的管制。不良公司只会是股票市场的负累，既荒废资金，又给香港带来不雅声誉。（《星岛日报》，1975年2月26日）
    从这个角度上看，1973年的股市崩溃，似乎不是什么外围因素冲击，而是投资文化未开、投资知识薄弱、企业质素参差、监管制度欠善等内在因素引致。若不针对这些弊端着手改革，香港的股票市场实在没可能重新站得起来，更说不上可以发展成国际金融中心了。

hefeiddd 发表于 2008-1-3 18:50

香港股史1841-1997

石油危机与股市失序
正当股市江河日下之时，一直称为“工商业血液”的石油，则因中东政局急速转变而出现油价飞涨的问题，对各行各业造成了沉重打击，而世界经济以至香港的股市，也陷入前所未见的困窘之中。要清楚掌握这场世纪能源危机的来龙去脉，我们有必要先概括地谈谈1973年10月初的第4次中东战争。
    1973年10月6日，一向信奉伊斯兰教而与以色列水火不容的埃及和叙利亚，联手突袭以色列，掀起了第4次中东战争，引起世界社会极大的关注。为了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主要是欧、美及日本等国），以阿拉伯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简称OPEC）决定以石油作武器，制裁那些偏帮以色列的国家。10月18日，沙特阿拉伯带头减少石油生产量，并禁止将石油输往美国。由于沙特阿拉伯的行动获得其他OPEC成员的支持，石油减产和禁运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至其他同情以色列的国家，因而触动了第一次世界性的石油危机（董瑞麒，1984）。
    作为滴油不产的能源输入城市，在这次危机的打击下，香港自然无法独善其身。至于市民及政府可以做的，除了尽量节省、减少消耗外，似乎也别无他法。由于当时的石油供应主要由英、美六大油商所控制，当OPEC提升油价时，香港的油商也理所当然地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并迅速增加油价。
    事实上，自踏入1973年起，由于中东局势紧张，部分产油国已减少生产，使国际油价拾级而上，而香港油价也紧跟其后（表13.1）。该年的1月2日，一直主导香港能源市场的英美六大石油供应商——壳牌、美孚、高富、德士古、半岛、标准，便以国际油价上涨为由，宣布在1月3日起提升石油及相关产品的售价，整体增幅达4.5%（《星岛日报》，1973年1月3日），使很多石油消耗行业如运输、塑胶生产及化学纤维制造等大受影响。
    大约半年后的7月4日，这六大石油公司又再次以成本增加为由，提升售价，这次的整体加幅约为5.0%。到了10月25日，即中东战争发生后，油公司又以国际原油供应大减为由宣布第三次提升油价，这次的平均升幅为4.5%（《星岛日报》，1973年7月4日及10月26日）。在油价日高的情况下，港府在11月10日宣布成立石油政策委员会（Petrol and Oils Advisory Committee），专职研究应付石油短缺问题的政策和措施（《星岛日报》，1973年11月11日）。
            表13.11973年~1974年石油及相关产品价格转变（港元）
    加价日期*　　超级汽油　　普通汽油　　汽车柴油　　工业柴油　　重质柴油　　火水　　石油气

1972年底　　3.75　　3.40　　2.70　　1.29　　1.03　　1.7　　0.56

1973年
    1月3日　　3.85　　3.50　　2.80　　1.36　　—　　1.80　　0.62
    7月4日　　4.00　　3.65　　2.90　　1.43　　1.20　　1.85　　0.65
    10月26日　　4.10　　3.75　　3.00　　1.53　　1.30　　1.95　　0.67
    11月27日　　4.40　　4.05　　3.30　　1.68　　1.60　　2.25　　0.73

1974年　　　　　　　　　　　　　　
    2月21日　　5.25　　4.90　　4.15　　2.53　　2.45　　3.05　　0.93
    11月13日　　5.45　　—　　4.20　　2.58　　2.50　　3.10　　0.95

*除石油气的计量单位为磅（pound）外，其余均为加仑（gallon）
    资料来源： 《星岛日报》，1973~1974
    当香港面对“油荒”之时，一衣带水的中国大陆则在11月19日决定增加石油输港，以舒缓香港的能源短缺问题。对于中国政府的举动，一向立场颇为“反共”的《星岛日报》，也在“大陆火水加额运到”一文中，借石油政策委员会主席兼副布政司祈廉桐（M. D. A. Clinton）之口，阐述大陆燃料输港有助舒缓香港能源短缺问题的看法。
    由大陆供应本港的燃料，随即响应号召，增加输入。对于他们（中国）能够如此协助本港居民，我们深为感激。事实上，大陆输港的燃料，实有助减少本港日后可能遭遇的能源短缺困难。（《星岛日报》，1973年11月22日）
    正当普罗市民为大陆增加燃料输港而拍掌称好之时，壳牌及美孚等石油公司又在11月26日第4次宣布提高石油及相关产品的价格，这次的加幅高达13.7%，使工业生产、商业营运和居民生活等百上加斤。
    面对愈来愈急剧的油价飙升和供应渐趋紧张，港府相继宣布实施《1973年紧急管制（汽油）法令》［Emergency （Control of Oil） Order 1973］ 及《1973年紧急管制（广告、陈列及泛光照明）法令》［Emergency （Advertising, Display and Floodlighting Restriction） Order 1973］，规定自1973年12月10日凌晨开始，推行连串节省能源政策，又实行灯火管制，严格限制商业及康乐灯光的使用和开亮（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Extraordinary, 7 December 1973）。其次，又宣布实施夏令制，藉以减少能源的消耗。
    与此同时，港府高层又加紧与中国政府接触，希望大陆能增加输港石油的数量。1974年2月4日，当英美六大石油公司再次向政府申请提升油价时，石油政策委员会主席祁廉桐同时宣布，港府决定打破过往石油供应由英美公司垄断的惯例，批准华润公司在沙田、青衣兴建油库，而中国政府则答应在1974年内配给各类石油产品30万吨，以解香港燃眉之急。
    鉴于本港由中东方面所获供应的石油，预期将会减少百分之十，故而中国大陆石油输港，无疑将极受欢迎……政府在经过与华润公司进行商讨后，决定拨地以供该公司储存石油。（《星岛日报》，1974年2月5日）
    虽然中国政府同意增加输港石油的数量，但市场占有率多达九成的英美六大石油公司，又在2月20日宣布大幅加价，这次的加幅更高达两成半（《星岛日报》，1974年2月21日；表13.1）。事实上，自第4次中东战争在1973年年底结束后，原油的供应已渐恢复正常，但香港的石油公司则因追求本身利润而不断加价，举动使市民极为不满，社会怨声载道。
正因为供应恢复正常，港府宣布自1974年5月1日起，取消一切灯火管制及节省能源的紧急法令，并停止呼吁市民节约使用能源的宣传（《星岛日报》，1974年5月24日）。虽然石油供应恢复正常，但油价并没有相应回落。恰恰相反，大约半年后的11月13日，六大石油供应商再次提升油价（表13.1），使市民生活百上加斤。也即是说，国际石油供应虽然恢复常态，高油价的余毒仍挥之不去，并无孔不入地侵蚀着香港的民生和经济。
    回说石油危机与股市的关系。或者可以这样说，石油危机虽然没有直接打击股票市场，但它对整体经济、工业生产，以至市民生活等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则最终导致股市一蹶不振。由于油价上涨，各行各业的边际利润也在成本增加的情况下受到削弱，至于那些依赖石油及相关产品做原料的行业，所受的打击就更加不用说了。由于经济表现差强人意，企业营利自然乏善足陈。
    正如上一节中提到，1973年圣诞节过后的数个交易日内，股市曾一度反弹，使投资者以为股市可以扭转劣势。是年年底《星岛日报》的“股市分析”专栏中，便以“股市恶运已成过去”为题，祝愿香港股市可以在新的一年“走出低迷、止跌回升”（《星岛日报》，1973年12月31日）。可惜，这个良好的祝愿，并没在1974年实现。
    事实上，1974年初，股市曾一度出现技术性回升，但力度不大。1月21日后，在高油价及英国工党上台等连串不利因素的影响下，恒生指数又由481.86点反复下滑至5月1日的290.14点，短短3个半月内，跌幅高达四成。针对当时股市内外交困、疲不能兴的情况，《星岛日报》的股市评论专栏这样说：
    由于石油价格高涨，一切必需品的价格也持续上升，金融市场的波动，更显示了通货膨胀的走势，仍没停下来。在银纸（货币）贬值的情况下，股票的价值自然比不上1972年。如果按实际价值计算，恒生指数就算回升至600多点，也不及当年的300多点（何况当时的指数连300点也没有）。（《星岛日报》，1974年2月4日）
    由于3、4月间的跌势过急，加上汇丰银行在5月2日宣布放宽股票按揭贷款的限制，股市再次出现急剧反弹，恒生指数持续回升至6月14日的466.45点。这算是股市崩溃后一个颇为“像样”的反弹。但是，由于当时石油危机的压力仍在，加上世界及香港经济严重萧条，股市又从6月14日的高位中不断往下沉，并屡创新低。举例说，8月28日的恒生指数便下跌至260.01点，10月底下试224.42点，11月11日更跌穿200点的心理关口，该月月底则报收166.86点，12月10日，更下跌至6年来的最低点——150.11点。该年年底，恒生指数报收171.11点，而四会全年总成交量则萎缩至只有112.46亿元（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Limited, 1975;《香港年鉴》，1975）。
    由于投资信心薄弱，加上市场一片死寂，该（1974）年只有3家公司逆市而行，申请上市。这3家公司分别是2月中上市的日资企业三井洋行（Mitsui Limited）、5月中上市的菲（菲律宾）资企业碧瑶金矿（Baguio Gold Mining Limited）及7月底上市的本地资本香港隧道公司（Hong Kong Tunnel Limited）。
    经历过1973年及1974年的大跌市，1975年初股市总算在美元大幅减息和技术性“超卖”等因素带动下大幅反弹。1月份开市，指数由171.11点持续上升至月底的220.23点。之后，升势持续至3月11日的324.78点。相对于1974年12月10日的150.11点，短期内已反弹116.4%。3月11日后，股市略有回吐，但幅度不大，3月底又再次回升至6月9日的341.57点。

6至11月的股市虽然反复向下，但交投疏落，指数只在300点左右徘徊。到了12月，股市再次转活，并以年底的高位350.00点收市。该年四会总成交为103.35亿元，较上一年微跌一成左右，而整年只有新鸿基证券（Sun Hung Kai Securities）新上市，这或者可作为该年股市表现差强人意的一个注脚（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Limited, 1975;《香港年鉴》，1976）。
    综合而言，1973及1975年间的股市，可谓风急浪高、多难多灾。股市从高峰急跌，已使部分盲目投资者在股海中“没顶”；俟后的环球性石油危机，又使大市“回气乏力、每况愈下”。事实上，在投资气氛沉寂而经营成本急涨的冲击下，股市疲不能兴已不在话下，各行各业朝不保夕、倒闭破产成风的情况，更使香港经济一片萧条，失业大军也屡创新高。
    在经济衰退的袭击下，工业界的打击最甚。停工关厂者时有所闻，即能维持开工的工厂，亦多减少开工日数，使失业或半失业的人数日增。据估计，全港的失业人数已超过20万人，若以工业就业人数为100万人计，则已达百分之二十。（《星岛日报》，1975年3月13日）
    可以这样说，股市崩溃后的一段急速经济衰退期，使很多企业被杀个措手不及，甚至乱了阵脚，并导致骨牌效应般的连串企业倒闭和失业率飙升等问题。这种情况，相信是1967年暴动后香港社会及经济所面对的另一次严峻考验。

hefeiddd 发表于 2008-1-3 18:51

香港股史1841-1997

企业倒闭与汰弱留强
所谓“大浪淘沙”，一场前所未见的股灾，虽然卷走了大部分盲目投资者的平生积蓄，并使香港的工商经济和股票市场受到巨大冲击，但事件同时也给一众企业带来严峻考验，看看谁是真材实料，谁是滥竽充数。另一方面，风暴所造成的破坏，也让政府明白到当时的法制，确实无法配合金融市场的急速发展。若然政府不急谋对策，完善金融法规，监察市场动态，不但股市复苏无期，整体经济发展，必然也受到拖累。由是之故，一直后知后觉的港英政府才亡羊补牢地着手研究，希望制订一套较为全面的证券法案。
    自从华利来财务投资公司在1973年6月27日传出财政困难并走上倒闭之路后，一些滥竽充数、以假乱真的企业在风暴中因“露出真章”而被股民唾弃，并遭相关机构勒令停牌。某些早期扩张过急、经营欠稳的公司，同样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在弱肉强食的商业环境下不是遭到吞并，便是要关门大吉。股票市场上的一场汰弱留强、你争我夺的竞赛，于焉展开。
    首家轰动社会的企业丑闻是保利工程（Paul Lee Engineering）。该家专门承接政府马路、隧道及天桥等建筑工程的公司，登记董事计有李保罗、李宪武、胡应湘、张贯天、潘惠钧、唐天燊、高儒佩和李美俐等人（《1973年香港股票投资手册》，1973）。1974年8月22日，该公司被勒令停牌，并于其后被揭发部分董事因挪用公款、营私造假，而使公司陷入困境（Interim Report of Inspectors Appointed by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into the Affairs of Paul Lee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1974）。事件最终导致多项工程停工或“烂尾”，并造成大量建筑工人欠薪、失业等问题（《星岛日报》，1974年8月24日及11月8日；《星岛晚报》，1974年8月28日及9月11日）。
    针对该公司“神话破灭”的情况，《星岛晚报》在1974年11月7日刊登的一则“保利股票小史”短文，便粗略地描绘了该企业高峰滑落的过程。
    保利工程公司发行股票的历史，先后还不足两年时间，由上市至停止挂牌，其过程如下： 1972年12月，保利工程公司在远东及金银两家股票市场上市，当时每股面值1元，而以2.2元由会员配售。保利之法定股本为1亿股，每股1元，实收1800万股，即1800万元。其中合和公司占百分之二十五，公开上市则为450万股。保利股票最高值为1973年3月5日，当时每股25元（即上市3个月内股价暴升25倍），最低值为今（1974）年5月8日，每股值1.60元，至本年8月22日，在股票市场停止牌。在今年8月8日保利（股票）市价为1.70元。（《星岛晚报》，1974年11月7日）
    经深入调查后，警方在1974年12月13日拘捕董事局主席李保罗及部分董事，并于1975年12月24日交由法庭审讯。到底一家前景秀丽而能承接多项大型政府工程的公司如何在一夜间走上败亡之路呢？社会大众颇感兴趣。随着警方的调查、法庭的审讯和传媒的披露，事件的真相也逐渐显现出来。从种种迹象显示，导致企业败亡的最大因素，原来正是炒卖股票（Interim Report of Inspectors Appointed by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into the Affairs of Paul Lee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1974）。以下让我们引述部分《星岛日报》及《星岛晚报》的专题报道，说明事件的来龙去脉。
    报告揭露，李保罗于1972年12月与1973年1月间，以该公司名义购买总值9415670.80元股票，而其中6960000元系李保罗要求他以保利公司名义购买和记及合和的股票，其余2456000元的股票，则是李保罗通过他人买入。同时，该公司另外两名董事张贯天及唐天燊表示，对于上述投资均未有所闻，而投资亦未有获得董事局授权。（《星岛晚报》，1974年11月12日）
    报告指出，保利工程在1974年1月至11月份，业务亏损达23188854元……该公司1972年11月19日的招股章程中所称该公司及联号的实质资产净值“高估”了400万港元……发行股票净得（实收）之款项，用作购买股票，其中大部分被用作李保罗个人向银行借贷的抵押品，该款项已无法收回。李保罗将部分剩余的股票出售，但没有将所得之款项拨入公司账户，此笔款项超过600万港元。（《星岛日报》，1975年1月29日）
    ……1973年该公司宣布派发“中期息”后，因李保罗所购得之股票市值大泻，致公司陷入资金短缺困境。为挽救及掩饰保利公司面临之经济危机，（李保罗）乃安排（手下）到……永安银行……开设假存款户口……并在不需要实质资金（的情况下）存入1000万元……使保利公司在永安银行拥有上述存款之账目……借以支持该公司在1973年年报中公布的一项银行盈余资金账目。（《星岛日报》，1976年4月28日）
    很明显，由于李保罗动用公款炒卖股票，并将炒卖过程中的亏损全部拨入公司账户，因而种下了监守自盗、作假舞弊的恶果。当事件恶化时，李氏又不择手段地弄虚作假，希望避人耳目、欺骗股东的举动，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正如《星岛日报》所说，由于李保罗“发财有心、经营无术”，才会将企业弄致亏损连连、负债累累（《星岛日报》，1975年1月29日），最后（1975年2月4日）甚至落得破产结业的下场。
    保利工程清盘1年半后，整件丑闻案才全部审结，公司主席李保罗、董事潘惠钧及会计主任游来煊等被判罪名成立，其他相关人士如胡应湘、李宪武、唐天燊、张贯天及郭志匡等则无罪释放。由于首被告李保罗为主犯，被重判入狱4年半，至于第二及第三被告，则因案情较轻而只被判刑18个月（《星岛晚报》，1976年6月14日；《星岛日报》，1976年6月15日）。
    对于保利工程引起的轩然大波，《星岛晚报》的一段评论，虽然十分简洁，却很值得监管当局认真检讨。
    保利公司的破产，使许多持有该公司股票市民，损失惨重……任何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都应纳于正轨，这样才能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彻查任何不规矩事情，是政府应有的责任。（《星岛晚报》，1975年12月17日）
    紧接保利工程丑闻案的是高升地产（Kao Shing Properties）及亚洲置地（Asia Lands & Properties）的财政混乱问题。1974年11月12日，当财政司夏鼎基勒令停止两家公司的股票交易时，投资者才惊觉两家公司的财政及经营状况，原来已经百孔千疮，而董事局数度“大换血”的情况，更使人怀疑是否有人刻意作弊、瞒骗公众（《星岛日报》，1974年11月13日）。
从《1973年香港股票投资手册》中，我们查到这两家公司董事的名录及一些相关业务。首先，让我们集中谈谈高升地产。1973年2月，高升地产在“远东会”和“金银会”上市，公司登记董事有王启霖、曾振邦、吴煜培及黄永辉等人，业务则是地产投资。到1973年8月，董事成员已改为关文伟、雷贤雄、余国基及袁福明（《星岛晚报》，1974年11月14日）。高峰期，该公司的股价为5.10元，股灾后一直在0.28元间轻微移动。从1974年3月14日的通告上，我们看到该公司由1973年1月16日至8月31日的半年内，共显示1782033元的巨额亏损（《星岛日报》，1974年3月20日）。当记者就企业遭勒令停牌的问题，接触相关人士了解情况时，不但发现公司财政陷于困境，连管理层也“面目全非”。
    高升（地产）的主要业务为投资及地产发展……该公司在1973年8月曾经大改组……早于多月前，（该公司）为一批南洋商人所收购，另组董事局，而香港董事亦已全部退职……高升在港的投资，早已全部移往南洋，现时香港已全无业务可言，亦无驻港负责人或办事处，只委托本港的标准股票登记公司代办登记及过户事宜。（《星岛晚报》，1974年11月14日）
    虽然记者的求证得不到什么实质回应，但政府稍后透露已将案件交由执法单位调查时，又多少使人想到问题似乎不是经营不善那么简单。
    消息来源指出，财政司曾委派视察专员调查高升地产事务。在接获调查报告后，发现该公司在其股票上市时，所作资产估计过分夸张，与当时市价有很大距离，因而怀疑其中有舞弊情况存在，乃通知廉政专员公署调查……据悉，高升地产的董事，全部在南洋，在港的投资亦多已调往南洋，而该公司在港的物业仅剩下文咸东街的高升大厦，重门深锁。（《星岛晚报》，1975年11月20日）
    到了12月6日，消息指财政司委派专门视察高升地产及亚洲置地账目的手续已完成，并将报告上呈港府，至于有否相应行动，则由财政司最后决定（《星岛晚报》，1974年12月6日）。可惜，在俟后的新闻报道中，我们一直找不到相关消息。虽然我们曾经从不同渠道搜寻相关资料，但却一无所获，因此，我们由始至终也无法确定该公司的“下场”。不过，有一点则颇为肯定，该公司从该年起已再没在交易所挂牌买卖了。
    至于亚洲置地的问题，同样十分复杂。前身为寿德隆地产（Sutherland Estates）的亚洲置地，于1971年12为金门建筑（Gammon Limited）收购，成为全资附属机构。1972年8月，金门建筑将寿德隆股权转售一家名为坚荣投资的私人公司，而坚荣投资不久又再将之转售英资证券投资财团——利获家集团，并易名为亚洲置地，因而出现了名字有别、股权数变的情况。1973年初，该公司登记董事为余国基、黄启德、冯荣达和冯基恒等人。但是，在1974年初则已改为冯荣、卢锦泉、李文彬及黄启德等人。高峰期，公司的股价曾上升至4.40元，至于停牌前的股价，则为0.31元（《1973年香港股票投资手册》，1973；《星岛晚报》，1974年11月14日）。
    在1974年5月23日的通告上，该公司报称上一财政年度共获得4883905元的盈利，并计划发放股息，每股0.07元，另每20股送1红股（《星岛日报》，1974年3月23日）。表面上看，企业经营问题不大，营利也算可观。但是，当记者尝试与管理层接触，希望了解内情时，又发现该公司的董事局同样“面目全非”。
    亚洲置地有限公司前任董事会主席冯荣达昨晚对本报记者表示： 由于他已退出该公司，故对内情并不知晓。冯荣达表示，他已“记不清楚”退出该公司的确实日期，也拒绝透露退出之原因。他说：“本人现与亚洲置地有限公司已无关系。”（《星岛日报》，1974年11月14日）
    至于其他前董事如卢锦泉、李文彬等人，也先后作出澄清，表示自己早已离职，与亚洲置地再没任何（《星岛晚报》，1974年11月16日及19日）。由于记者无法接触公司的管理层，事件也一直悬而未决。
    正当亚洲置地仍在停牌之时，另一家与之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企业茂盛集团（Mosbert Holdings），也因财政问题被当局勒令停牌。从《1973年香港股票投资手册》中，我们查到该公司的董事有黄惜芬、罗盛茂和陈普芬等人，主要业务则为证券投资、保险、金融、公共交通、矿产、橡胶、地产、进出口及木材加工等（《星岛日报》，1976年2月6日）。虽然公司在港注册和上市，但其主力则放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高峰期，该集团的股价为3.50元，停牌前报收0.15元（《星岛日报》，1975年12月16日）。从报章的报道中，我们还了解到，在停牌之前，亚洲置地及茂盛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均为罗盛茂，而亚洲置地更持有4700万股茂盛集团的股票，持股量高达二成半（《星岛日报》，1975年12月12日）。也即是说，两家公司存在着共荣共枯、相互牵连的关系。
    茂盛集团公司的股票，今日起停止在本港3家交易所挂牌。证券监理处今晨发表通告称，由于亚洲置地公司在茂盛集团中拥有具体的资本，该处认为其资产情况有澄清的必要，故建议九龙、远东及金银3家交易所，暂停其股票在市场中的买卖。（《星岛晚报》，1975年12月11日）
    到底茂盛集团是“何方神圣”？这家名不经传的公司又为何会出现财政危机？社会大众初时并不为意。但随着传媒的不断跟踪报道和事情真相的日渐揭露，舆论才纷至沓来。原来这家公司与苏联（即现今的俄罗斯）政府有密切关系。由于当时香港及西方社会对苏联既恐惧又厌恶，消息曾使公众大为紧张。不过，港府高层则认为不管哪里来的资金，只要企业按香港的法律运作，政府不会作出干预（《星岛日报》，1975年12月16日及18日）。
    虽然集团与苏联间的关系千丝万缕，但苏联方面似乎没有直接插手公司的管理，真正使公司败亡的，仍是“炒股”失手、“投资”（投机）失误的问题。1975年12月底《快报》一篇名为“苏联高利贷逼死茂盛”的“爆料”文章，便道出了问题的核心所在。
茂盛集团的前身是第一证券有限公司，该公司1973年初在“九龙会”挂牌上市……从1972年7月开始，先后接受了新莫斯科银行的贷款……该等贷款利率，为月息2厘，例如借100万元，每月利息2万元，每年利息24万元。香港从来没有这样高的银行利息……当时正值香港股市满天星斗，只要有银（钱）在手，“滚两下”（一转手）就可发达，因此谁也不在乎这种高息。到1973年3月以后，股市从1700多点的高峰直线下泻，许多吃高息炒股的公司便首当其冲……茂盛在股市大升时赚大钱，手上拥有大批股票。（《快报》，1975年12月26日）
也即是说，由于股坛失利，集团便陷入了债台高筑的局面。当债主（主要是苏联新莫斯科银行）临门而公司又资不抵债时，集团便只好宣布“投降”，并主动地在1976年2月6日向法庭申请清盘。由于事件敏感，法庭迅速作出回应，并在同年3月11日由高等法院副按察司李福善判处清盘，使这场至今仍使人扑朔迷离的事件画上了句号（《星岛日报》，1976年2月6日及3月１2日）。
    虽然茂盛集团的事件闪电解决，但亚洲置地的问题，则一拖再拖，迟迟未能处理。到1981年2月23日，报纸上刊登了一则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的公司通告，说根据香港《公司法》第32章的规定，宣布将亚洲置地的注册资本由原初的1亿元缩至1500万元（《星岛日报》，1981年2月23日）。换言之，到了这个地步，公司资本已“大缩水”了，至于一众股东蒙受的损失，也可想而知了。之后，到了1986年初，该公司才被其中一位股东布鲁柱（G. Bloch）收购，并改名兴利集团（Herald Holdings），算是结束了亚洲置地扑朔迷离的历史。
    另一件颇值得讨论的股海“浮沉录”，是所谓“四合一并购案”。该案牵涉的公司共有5家，分别是大众国际投资（Public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永利财务（The Vale Finance）、英泰证券（London & Pacific Securities）、得心有限公司（Free Will Corporation Limited）及万众财务（Public Finance）。大众国际投资的登记董事为郑鸿标、李永祥和陈誉广；英泰证券的登记董事为姚廷珊、陈瑞显、林建熙和徐嘉慎；得心有限公司的登记董事为程希贤、陈瑞显、李沛棠和徐嘉慎；永利财务的登记董事为吴志光、陈瑞显、黄金年；至于万众财务的登记董事则为姚廷珊、郑亚历、叶富芬和林建熙（《1973年香港股票投资手册》，1973）。
    从这个董事局名单上，我们可粗略看到这5家公司之间，似乎有着某种相互纠缠的关系。事实也是如此，除了董事身份交替重叠（interlocking directorate）外，企业股权相互纠缠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举例说，万众财务便持有其他4家公司超过五成的股权，而大众国际投资也持有为数不少的英泰证券、永利财务及得心有限公司股权，彼此间的关系，复杂得令人咋舌。
    自股市崩溃后，5家公司的股价便一沉不起。举例说，大众国际的股价一直在0.50至0.25元之间蠕动，永利财务、英泰证券和得心有限公司的股价也只在0.30至0.20元间上落，至于万众财务的股价则一直在0.30至0.15元之间浮沉（《香港股票手册》，1973～1978）。正因为这5家公司的部分董事和股权重叠，加上债务不轻、业务相若，自1974年起他们便计划合并和重组，借以减少开支。
    由于永利财务、英泰证券和得心有限公司这3家公司的规模较细，其董事局便建议将之并入规模较大的大众国际，成为其全资附属机构，借以提升公司的效率及竞争力。这项建议不但得到4家公司大股东的首肯，也获主要控股公司万众财务的接纳，而新鸿基证券更同意出任合并行动的财务顾问。结果，在1978年1月23日，4家公司便刊登了联合通告，表示正着手筹组合并（《星岛日报》，1978年1月23日）。
    虽然4家公司的大股东通过了合并建议，并提出了换股、配股的承诺，但计划最终被高等法院驳回，指行动违反了《公司法》，并侵犯小股东及相关债权人的利益。由于合并行动告吹，除了大众国际投资仍能继续经营外，其他3家公司则在法庭的命令下，最终走上了“清盘结业之路”（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 April 1978）。
    从以上清盘、停牌和合并的一些例子中，我们看到当股市突然开放而金融法规、公司制度、市场监察等未能全面配合之时，股市的确曾经出现了若干问题，部分急功近利的投资者，甚至上下其手，以不正当的手法经营业务，并在有意无意间欺骗公众。对于少部分沽名钓誉、见利忘义商人的所作所为，《星岛日报》的一则报道，读来颇令人叹息。
    在证券管理法令（实施）之前，许多坏分子利用香港证券市场（监察）的真空时代，偷龙转凤地将产业变换，夸大市值，再将股票申请上市，所以一个楼宇、一条船、一个厂房、一堆烂机器、一纸发明权，亦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上市公司……不足两年中，已有1家保利工程被逼清盘，25家公司公开宣布不派息，包括老牌之香港电话、屈臣氏和信昌机械，而既不派息亦不发布财政状况的，则占40家。香港上市股票315家，而有75家不派息，占百分之二十四。（《星岛日报》，1975年2月10日）
    虽然部分企业的经营手法备受非议，并引致投资者“损手烂脚”，但大部分企业还是循规蹈矩、经营有法的。举例说，汇丰银行、恒生银行、东亚银行、怡和公司、太古洋行、香港置业、新鸿基地产、合和实业、中华电力、中华煤气、九龙货仓和恒隆有限公司等企业的纯利，便每年获得可观增长。其他如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和记地产、永泰建业及鹰君有限公司等，纯利虽然曾经一度下滑，但很快便迎头赶上（表13.2）。


表13.21973年~1976年部分表现较佳企业纯利及股价变动情况
    企业名称　　1973　　1974　　1975　　1976
    汇丰银行*　　　　　　　　
    纯利（百万元）　　279.4　　300.9　　333.2　　393.5
    股价波幅（元）　　66.4—25.5　　26.9—7.6　　18.8—6.28　　21.8—18.7
    恒生银行*
    纯利（百万元）　　70.9　　81.5　　91.1　　119.6
    股价波幅（元）　　288—135　　140—42　　108—45　　126—85
    东亚银行*　　　　　　　　
    纯利（百万元）　　19.4　　21.2　　21.7　　25.0
    股价波幅（元）　　460—309　　200—197　　120—94　　147—118
    怡和公司*
    纯利（百万元）　　136.7　　215.4　　265.3　　301.5
                           （续表）
    企业名称　　1973　　1974　　1975　　1976
    股价波幅（元）　　108—24.5　　33.5—10.9　　25.6—9.2　　25—15.5
    太古洋行*
    纯利（百万元）　　37.9　　51.0　　73.3　　125.5
    股价波幅（元）　　19—6.7　　9—2.4　　7.9—2.6　　11—7.4
    香港置地　　　　　　　　
    纯利（百万元）　　136.3　　166.4　　173.2　　201.7
    股价波幅（元）　　66—7.8　　10.3—3.4　　7.4—3.6　　9.3—6.4
    长江实业*
    纯利（百万元）　　43.7　　48.3　　45.6　　58.9
    股价波幅（元）　　28.6—3.9　　6.1—1.7　　4.9—1.7　　7.6—4.7
    新鸿基地产*　　　　　　　　
    纯利（百万元）　　58.5　　69.4　　90.0　　101.7
    股价波幅（元）　　4—1.1　　3.7—1.2　　5.1—3.3　　5.1—4.4
    新世界发展*
    纯利（百万元）　　71.6　　84.0　　57.7　　63.1
    股价波幅（元）　　19.5—2.2　　3.7—0.9　　1.8—0.8　　2.1—1.3
    合和实业　　　　　　　　
    纯利（百万元）　　21.8　　27.6　　34.8　　43.9
    股价波幅（元）　　3.1—0.7　　1.9—0.6　　2.9—1.8　　3.3—2.4
    和记地产*
    纯利（百万元）　　10.7　　18.8　　16.6　　25.2
    股价波幅（元）　　21.8—4.8　　5.1—1.6　　5.4—1.8　　8.5—5.7
    永泰建业*　　　　　　　　
    纯利（百万元）　　16.5　　0.9　　11.9　　14.8
    股价波幅（元）　　8.7—1.2　　1.3—0.6　　3.4—1.0　　3.8—2.4
    （续表）
    企业名称　　1973　　1974　　1975　　1976
    鹰君有限公司　　　　　　　　
    纯利（百万元）　　12.1　　9.2　　6.1　　4.0
    股价波幅（元）　　12.2—1.4　　1.3—0.5　　1.2—0.4　　2.3—0.9
    中华电力*
    纯利（百万元）　　111.1　　121.9　　138.1　　157.1
    股价波幅（元）　　77.0—19.0　　20.8—9.4　　16.4—10.0　　19.5—11.2
    中华煤气*　　　　　　　　
    纯利（百万元）　　6.5　　8.9　　13.0　　16.4
    股价波幅（元）　　49.6—10.4　　12.0—6.1　　18.0—5.7　　23.0—11.3
    九龙货仓*
    纯利（百万元）　　42.7　　43.6　　60.2　　67.4
    股价波幅（元）　　123—16　　23—6　　14.3—6.0　　18.0—12.9
    恒隆有限公司　　　　　　　　
    纯利（百万元）　　40.6　　42.6　　45.1　　52.0
    股价波幅（元）　　4.5—1.1　　3.0—1.0　　4.9—3.0　　4.3—3.4

*企业曾经以供股或派送红股等形式发行新股。
    资料来源： 《香港股票手册》，1973～1978
    就算各公司的股价曾一度从高峰回落，不久他们便能收复失地。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除了少数公司没有增发股份再集资外，大部分实力雄厚企业，仍在香港经济低潮期继续公开集资，扩充业务。举例说，1973年汇丰银行的发行股数为22420000股，1974年、1975年及1976年则分别上升至277600000股、347500000股及381700000股。至于其他的企业如恒生银行、东亚银行、怡和公司、太古洋行、长江实业、新鸿基地产、新世界发展、和记地产、永泰建业、中华电力、中华煤气和九龙仓等，都曾不止一次地发行新股（表13.2），显示一些经营有方的企业，仍能在风大雨大的经济环境下集资扩展、破浪前进。
    简单地说，在那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急速开放时期，虽然有个别企业在制度未见完善之时瞒天过海，谋取私利，甚至做出打击香港国际声誉和削弱投资者信心的事，但大部分企业仍算安分守纪、刻苦经营。正因为大部分企业能够在这场巨大的风暴中屹立不倒，香港的经济才能在稍后的复苏浪潮中先拔头筹、再放异彩。

hefeiddd 发表于 2008-1-3 18:52

香港股史1841-1997

强化监察与完善制度
在一浪接一浪的炒买炒卖、企业倒闭、停牌和合并潮中，立法局终于在1974年2月13日三读通过证券法草案，是为《1974年证券条例》（Securities Ordinance 1974, 简称《证券法例》）及《1974年保障投资者条例》（Protection of Investors Ordinance 1974, 简称《保障投资者条例》），希望拨乱反正，恢复市场秩序（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19731974）。
    由于《证券条例》对股票市场的发展极为重要，我们有必要深入一点谈谈。事实上，该套由13个部分（parts）组成，并分为150个分节（clauses）的《证券法例》，具体而系统地勾勒出证券买卖手续、交易所角色、证监会权责、从业员操守、业务汇报、账目审计以及纪律处分等各项规章和守则，对日后股票市场的规范和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以下且让我们粗略地介绍这部颇为全面法例的一些重要章节。
    第一部分为内容前提（Preliminary Provisions）。这部分除了给法例定下“简称”（short title），以便日后引述外，还对法例中使用的一些名词如证券经营、证券商、承包商等作出界定，至于法案中讨论到的人、事与证券的关系，也有基本的介绍和交代。
    第二部分阐述证监处（Securities Commission）和证监专员（Commissioner for Securities）的权责。条例为证监处及证监专员的成立，奠下法律基础，至于证监专员的委任及罢免，同样交代得十分清楚。其次，条例还就证监处的财政开支及员工招聘等，订下了明确的指引。
    第三部分触及交易所（Stock Exchanges）的地位。条例规定任何人士未经财政司或港督批准，不得擅自开设交易所。如有违反，证监专员有权查封并没收相关财物，并可处以最高500000元的罚款。其次，条例也指出如交易所更改会规及守则，必须事先知会证监处。
    第四部分说明了交易所联会（Federation of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s）的组成、成员资格及权责等。其次，条例也对该联会的功能、主席的委任和联会评议会（Federation?s Council）成员的轮替等，作出详细指引。
    第五部分是关于证监处纪律委员会（Disciplinary Committee）成立和权力的问题。条例不但赋予纪律委员会调查一切不正当证券买卖的特权，也给予上诉聆讯及拒绝发出业务经营证明书的权力。除此之外，纪律委员会也有权传召证人及订定会员守则。
    第六部分是登记证券商、投资顾问及代表（Registration of Dealers, Investment Advisers, and Representatives）事宜。根据法例的规定，证券商、投资顾问及代表，必须向证监处登记，并提供现金保证金及银行担保，而证监处则负责对符合要求的申请人发出相关的证明书。任何不履行债务的证券商、投资顾问及代表，均应承担法律责任，而证监处则有权管理赔偿基金。
    第七部分与文件记录（Records）有关。任何已登记的证券商、投资顾问及代表，必须将证书及经营文件保留，并在有需要时让证监专员查核。如果经营地点及业务有改变，应立即向相关部门更新。
    第八部分着眼于证券买卖（Trading in Securities）。法例规定证券商在买卖证券时，必须详列买卖双方的姓名、地址、价格及条件等资料。其次，法例也严格禁止证券商公开“兜售”（hawking）证券和从事一切期货交易、买空卖空等具欺诈成分的证券投资业务。除此之外，法例也严格规定证券商在未得到客户授权前，不能擅自拿取客户的证券作抵押。
    第九部分涉及会计及审核（Accounts and Audit）问题。法例要求证券商保留一切营业账目，并由专业持牌会计及核数人员根据相关法例如实汇报，而有关的账目必须呈交证监处，以便核对。证监处有权委任独立而专业的审计人员，查核相关证券商的账目。如证监处有疑问，相关证券商必须作出解释。任何有意的漏报、虚报、迟报，都属违法。
    第十部分为赔偿基金（Compensation Funds）的问题。法例规定各家交易所必须设立赔偿基金。基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拨作基本账户（primary account），一部分拨作储备账户（reserve account）。如有投资者因相关证券公司盗用公款或清盘而无辜蒙受金钱损失时，可以获得适当的赔偿。
    第十一部分针对监督和调查（Inspections and Investigations）的问题。法例赋予证监处委任监督（inspector）并调查证券商的权力，而获委任的监督更有权盘问相关证券商，并要求提供一切文件记录，协助调查。证监处有权查封或搜查受怀疑的相关人士及公司，而任何人士刻意销毁、隐瞒或更改文件记录，均属违法。
    第十二部分为防止不正当买卖行为（Prevention of Improper Trading Practices）。法例禁止任何人士垄断交易（rigging transactions）、造市（false market）、以虚假手法影响股价（affecting market prices）以及炮制误导性陈述（misleading statements）等。其次，法例又就内幕交易（insider trading）作出界定，并指出任何人士因其与某企业有联系而获得公众仍未知悉的消息，进而利用该等消息于证券交易上谋利，均属违法。
第十三部分属内容杂项（Miscellaneous Provisions）。这部分主要就股票经纪（stockbroker）的名词作出界定，藉以防止毫无相关的行业或人士使用。其次，又就投资顾问向客户提供意见及订立合约时设下基本条件。至于任何人士刻意妨碍证监处调查、影响受查人士或无法提供相关账目及文件以备调查等，均列为违法，证监处有权作出检控（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19731974）。
《证券法例》通过后，香港证券登记总会（Federation of Share Registrars）在1974年的4月20日成立，着手筹备登记证券商、投资顾问及代表等事宜。至于香港证券交易所联合会（Hong Kong Federation of Stock Exchanges），则在该年7月18日成立。紧接着的8月19日，赔偿基金也正式运行。到了10月1日，证监处更陆续开始办理登记证券商、投资顾问及代表事宜。
    证券监理专员办事处通告： 1974年证券条例有关注册条文已于1974年10月1日开始实施，对个人及公司同样适用。任何人士如经营证券业务或投资顾问业务，必须在1974年10月1 日起3个月内提出申请。证券监理专员施伟贤。（《星岛日报》，1974年12月11日）
    可以这样说，股票市场的突然开放、投资气氛的急升骤降及少数投机者的兴风作浪等，都令港府明白到原本的制度和监管已严重滞后，若不及早订立清晰的“游戏规则”，让市场和投资者有法可依、有例可循，香港的股票及金融市场，将会受到更大的冲击。事实上，正因为订立了这套重要的规则和框架，香港的股市才能日渐成熟，并发展成今日誉满全球的国际金融中心。
                           结语
    回头看20世纪70年代初的股市，的确风高浪急、波涛汹涌。至于股灾的后遗症，更使很多香港市民吃尽苦头。所谓“屋漏兼逢连夜雨”，股市崩溃不久，香港便碰上了前所未见的石油危机，使经济跌入谷底。为了力挽狂澜，港英政府奇招百出，除了通过紧急法令，限制能源的使用外，还放下成见主动接触中国政府，输入大陆石油，至于通过《1975年小贩（修订）附例》 ［Hawker （Amendment） By?laws 1975］，同意从1975年3月11日在全港23条街道指定范围内设立小贩区，让小贩可在特定的区域及时间内按相关规定摆卖经营的措施，也不失为有效舒缓失业、振兴本土经济的方法。对于港府一改作风，容许小贩经营的一事，《星岛日报》认为不失为一项“德政”，并指政策有助低下阶层自力更生。
    现在失业者的唯一出路是改营小贩。旧历新年前，已见闹市的街道小贩数量骤增，藉谋蝇头之利。过去当局对于管制小贩颇为严厉，不时因管制而发生冲突。此次能对小贩网开一面，不复严加取缔。最近更由市政局通过1975年小贩修订附条，在若干指定街道设置小贩营业区，在指定时间内任其摆卖，不能不说是一种德政（《星岛日报》，1975年3月13日）
    对于股市由冷转热，愈热愈狂，甚至在短时间内迅速从高位回落的历程，资深股市评论人曹志明发人深省的一段话，不但恰到好处地总结了这时期股票市场的波谲云诡和风云色变，也令人玩味无穷。曹氏这样说：
    政府虽已察觉股市的疯狂程度，但苦无法例赋予的权力，进行干预。当时政府只能不断卖广告，呼吁投资者买股票“可升可跌”，投资者必须小心谨慎。但股民只闻股票“可升”，对“可跌”哪会听得入耳……“熊市”来临时，股民才认识到政府宣传标语中的“可跌”，实在所言非虚。1974年的石油危机，令香港经济百业萧条，香港人经历了有史以来的大熊市，跌幅达93%，其跌幅甚至大于华尔街1929年的股灾。当时的失业率高达7.2%，政府为了应付恶劣的经济，于是开放了不少地区为小贩特卖区，今天我们看到的“女人街”和“马宝道”小贩云集，就是当年“救市”政策的结果。（Stock Market Artifac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 Oral History, 1997）
    毫无疑问，1973年的股灾与当时股市开放过急而制度未能配合有关，至于股民投资知识薄弱、易受小道消息影响，甚至迷信炒股可以发达的情况，也是股市波涛汹涌、急扬急挫的原因所在。风暴过后，投资者痛定思痛，再投资时变得谨慎理性；政府也亡羊补牢，迅即颁布新法例，堵塞制度漏洞；至于那些屹立不倒的企业，则成为股市复苏的领袖，并被视作香港经济的中流砥柱。

hefeiddd 发表于 2008-1-3 18:54

香港股史1841-1997

企业并购与楼股整固股市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时股票市场因过度封闭而未能发挥应有功能的话，那么说70年代初的市场因过度开放缺乏监察而引来巨大灾难似乎又颇令人惆怅。自经历过1973年的股灾和石油危机后，股票市场一片沉寂自然不在话下，但连带香港经济也显得疲不能兴的情况，则令人有点意想不到。在短短的一两年间，一些实力较弱的企业，股价下挫超过六七成，有些甚至多达八九成。就算是某些实力雄厚的企业，也因早前扩张过度或投资失误而陷入财政困窘，一时无法自拔。
    虽然大市气氛差强人意，甚至有公司被逼关门大吉，但企业并购、重组的行动，则此起彼落、一浪接一浪。从1975年至1978年这短短的三四年间，据我们较为保守的估计，合共有超过35家企业卷入了不同形式的收购合并浪潮中，牵涉的资金数以百亿元，这是香港股票市场发展以来少见的“盛事”。通过这种企业间的合并与收购，香港的公司及金融制度日渐成熟，而股票市场也逐步从整固中恢复元气。
      

股市疲弱与并购风起
一场股灾不但令不少投资者损失惨重，企业因经营环境逆转而连年亏损的情况，也极为普遍。风暴虽然逼使个别经营欠佳的企业关门大吉，但对那些管理得当、经营有法的企业而言，却未尝不是另一种挑战。所谓“趁着雨大洗屋顶”，某些企业不但利用这个机会来精简架构、减低成本，更挑选一些股价低残而资产（尤其物业）丰厚的公司，伺机吸纳和收购，藉以优化自己的企业。
    事实上，股票市场不但是企业筹集资金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企业合并、收购和重组的舞台，很多企业家便是藉着这个重要的金融平台，开疆辟土、扩张自己的企业王国。股灾过后，股市虽然一片沉寂，但是，那些目光如炬而实力雄厚的企业家们，已趁市道低迷、股价低残之时不动声色地吸纳具潜质的股份，为日后连串收购合并行动铺路。
    正如上一章所谈，1975年的股票市场虽然扭转了1973年大崩溃后软弱无力的局面，但买卖仍不太活跃，成交量更屡创新低，显示投资信心并没完全恢复。虽然整体投资气氛差强人意，但个别先知先觉的企业家，已先人一步地部署各项收购合并行动，引来了市场人士的注意。最先揭起收购风气的是老牌英资大行——太古洋行。1975年1月中，太古洋行（Swire Pacific）率先发行280万股新股，换取大昌地产（Tai Cheung Properties）附属公司太古昌发展（Swire Cheung Development）1050万股股权，然后将该批股份转让太古地产（Swire Properties），而太古昌又发行新股1210万股与太古地产，换取太古船坞第一期发展计划（即后来的太古城）50.0%股权，至于太古昌则将爱秩序湾（Aldrich Bay）东部的土地，以低价让与太古洋行。通过这种配股、换股及发行新股的游戏，小股东的股权自然被“摊薄”，而企业的实力则迅速地壮大起来。
    同年5月，太古洋行又以港币11377万元向太古轮船公司购入国泰投资（Cathy Holdings）31.25%股权。其次，该公司还向太古实业（Swire Industries）承购25.25%国泰投资的股权，这样左手交右手的策略性收购，令太古洋行变成国泰投资的控股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国泰投资控有国泰航空（Cathy Pacific Airways）和香港飞机工程（Hong Kong Aircrafts Engineering）的大部分股权，这项收购行动变相将这两家公司转为太古洋行的附属公司（《香港年鉴》，1976年《金银证券月报》，1976年3月）。
    到了12月中，太古洋行再宣布与太古实业合并，条件为每4股面值1元之太古实业A股换9股面值0.6元新发行之太古洋行A股，另每股太古实业A股附加现金0.5元；B股方面，每4股面值0.2元之太古实业B股换9股面值0.12元新发行之太古洋行B股，另每股太古实业B股附加现金0.1元。通过以上连串收购、合并行动，史怀雅家族（Swire family）对太古洋行的控制权更为巩固，而集团的实力也进一步膨胀起来。
    作为英资集团龙头的怡和公司，当然也不会错过任何有利可图的机会。早在1972年，集团旗下置地公司吞并牛奶公司一役，已使一众投资者大开眼界（详见第一章）。到了1975年4月底，怡和公司宣布以每117股面值6元之怡和公司股票，换取1000股面值1元仁孚行股票另加现金150元的价值，收购该汽车代理公司75.0%的股权，令仁孚行变成怡公司的附属公司。俟后（5月5日），该公司又宣布以每9股面值6元之怡和公司股票，换取10股面值5元金门建筑股票的方式，收购金门建筑，并将该公司私有化。
    在此，我们必须指出，仁孚行和金门建筑均有十分可观的营利前景和物业资产。举例说，金门建筑拥有的中环金门大厦（即现在的美国银行中心位置），后来便以7.15亿元转售与旗下的置地公司，使怡和公司获利不菲。通过这些环环相扣的收购行动，怡和公司不但可以分散投资风险，也大大改善了集团的盈利前景。
    正当太古集团和怡和公司南征北讨地扩张势力之时，同样为英资大行的和记企业，则因早前扩张过急而显得有点斯人独憔悴。该公司不但失去了攻城略地的战斗力，更因财政危机而被逼“贱价”出卖资产，直接削弱了本身的实力。事实上，面对沉重的财政危机，该公司除了在1974年出售其中一家附属公司——船务投资公司（Shipping & General Investments Limited）——的71.4%股权外，又将另一家附属公司——亚洲投资公司（Asia Investment Limited）——的75.0%股权转售西德财团。其次，集团另一附属公司——和记国际（Hutchison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35.6%股权，又宣布售与南丰纺织联合（Nan Fung Textiles Consolidated）的建丰制衣投资（Kin Fung Garments & Investments），让建丰制衣全权控制了和丰企业。除此之外，和记企业本身又在无可奈何之下以1.5亿元出让33.7%股权与汇丰银行，为集团日后的主权易手埋下了伏线。
    看到英资大行精骑四出地开疆辟土，一些新崛起而实力雄厚的华商精英同样磨刀霍霍，希望一展所长、分一杯羹。1975年5月，以冯景禧为首的新鸿基证券（Sun Hung Kai Securities），宣布以换股形式收购华昌建业（Wah Cheong Development）。俟后，新鸿基证券更借介绍形式在交易所迅速上市，避开了烦琐复杂的上市审批程序。再过数月，该公司又以换股形式，收购中同企业（Central Associated Investments），通过连串收购、上市、再收购的行动，新鸿基证券的实力也迅速地壮大起来。
    太古集团、怡和公司和新鸿基证券等的不断征战，自然吸引了其他公司的仿效，其中又以一家与新鸿基证券有深厚渊源的企业，最为成功，这家公司便是新鸿基地产（Sun Hung Kai Holdings）。同年7月，新鸿基地产宣布以每股现金1.4元的价值，全面收购威胜发展（Wayson Development），使威胜发展变成新鸿基地产的全资附属公司，壮大集团的力量。
    在此，我们必须指出，除了上述个案外，当时还有其他不同规模的并购行动。但是，由于某些事件发生在香港境外（如英国、美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家），另一些则因条件谈不拢而失败告终（如香港电灯建议收购中华煤气），我们不作深入讨论了。其次，我们还注意到，在收购合并风潮初起之时，证监处曾在1975年8月18日宣布通过《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The Code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希望为企业并购立下基本守则。根据守则，一家公司计划收购另一公司时，需要刊发收购建议书之类的文件，并将文件送呈双方公司的股东，以备省览。其次，如果收购超过五成股权时，必须向其他股东提出全面收购。可惜，由于该套守则不具法律效力，多少给人“无牙老虎”的感觉。
综观1976年的股市，除年初承接1975年的升势而略有表现外，其他时间可谓乏善足陈，股价全年均是“打横行”的整固格局，上落不大。1月份，受英、美等国减息影响，投资者曾一度雄心万丈，恒生指数也由年头的350.00点上升至423.50点。2月份，股市基调仍好，并反复上升至3月17日的465.33点。3月17日过后，恒生指数又掉头向下，一直跌至5月24日的低点（364.64点）。6月份，股市虽略为回升，但升幅不大。月底，恒生指数报收412.08点。下半年，股市气氛更显沉闷呆滞，整整6个月内，恒生指数上下波幅不出40点，股市淡静情况，可想而知。该年，恒生指数以447.67点收市，四会总成交量为131.56亿元（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Limited, 1977；《香港年鉴》，1977年）。
虽然股市气氛十分疲弱，但收购合并之声始终不绝于耳，而一向熟知股市运作的英资财团，则仍是市场的焦点。年初，市场已预测怡和公司仍会保持去年进取的策略，四出收购一些潜质优厚的企业。事实也是如此，该年年初，怡和公司宣布以每股1元之价值收购印华轮船有限公司（Indo?China Navigation），并将该轮船公司私有化。其次，怡和公司又宣布以现金每股100元的价值，全面收购隆德保险，借以壮大集团的力量。除此以外，公司旗下的置地公司，又筹划收购会德丰，可惜行动因双方没法达成协议而告吹。
    仍受债务缠扰的和记公司，在新任大班韦理（B. Wyllie）的统领下，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和改革。除了精简公司架构、减少多余开支外，韦理又不惜动用剩余的财政实力，收购一些盈利前景理想的企业，借以巩固企业的发展前景。举例说，在9月24日，和记企业便宣布以每股0.65元的价格收购6040000股模汉置地（Monhan Properties），使公司的持股量由原初的15.0%增加至27.98%。其次，韦理又宣布以每股3.3元的价格收购附属的和记金融，并将和记金融私有化。除此以外，和记企业又在10月底宣布正与会德丰商讨合并，希望进一步壮大公司的实力。可惜，由于当时的会德丰与置地公司之间又有收购商讨，合并计划最后无疾而终。
    会德丰的合并计划虽然泡汤，但一直有“公司医生”称号的韦理，却一点不松懈，至于他那积极进取，并想借收购、合并的金融财技摆脱和记企业弱势的意图，则十分明显。事实上，韦理这种以战养战的市场策略，正是日后和记黄埔诞生的重要原因所在。
    除了怡和公司及和记公司外，太古洋行也不示弱。4月份，史怀雅家族宣布向铁行公司（P & O Steam Navigation）收购该公司拥有的15656股国泰投资股票，使太古洋行持有的国泰投资股权增加至87.5%。而另一家名不经传的英资公司——宝获得（Bowater Hong Kong Limited）——也在6月份宣布两项收购行动。其一是以每股1.95元全面收购国泰证券（Cathy Securities）股权，其二是以每股0.88元的价格收购印尼联合企业。到了12月份，另一家老牌公司于仁企业（Union Holdings）也宣布以每股1.63元现金价格，收购International Consolidated Investment。英资大行趁股票市场气氛低低沉沉之时大举扩张、提升实力的情况，十分明显。
    逐渐掌握股票市场运作的华资企业，这时也特别活跃，除了积极重整自己的业务外，也迅速加入了收购合并的行列。1月中，华人置业（Chinese Estate）宣布收购中华娱乐50.0%股权，将后者变成前者的附属公司。6月，维达航业（Grand Marine Holdings）以每2000股保荣航业（Godown Marine & Industries）获派现金5200元（即每股2.6元）的价格，收购保荣航业。
    到了下半年，华资企业的收购风气仍盛。7月中，新昌集团（Hsin Chong Holdings）宣布以每900股（面值1元）新昌股份换取2000股同样面值的高富置业（Goldfield Realty），全面收购高富。9月初，新鸿基地产宣布以每股现金0.68元的价值，收购国大地产（Nationwide Properties）。到了10月份，新世界发展宣布收购启德置业（Kai Tai Land）47.43%股权，双方协议1股启德置业换取1股新世界股份，或换取现金，价格则为每股1.50元。其次，南联实业（Winsor Industrial Corporation）也宣布以每9股南联实业股票换取10股南联和记（Hilwin Holdings）的方式收购南联和记。11月中，庄士集团也宣布合并庄士发展，整合家族的实力。可以这样说，这年是1973年股灾后收购合并最活跃的一年。

1977年的股市与1976年的股市差不了多少，全年同样是整固为主，起伏有限。承接1976年的呆滞气氛，1977年初恒生指数以447.67点开出，最高上升至451.00点，之后反复下滑至3月14日的413.50点。3月中旬后，市场曾经一度出现技术性反弹，并缓缓上升。俟后，市场再受汇丰银行宣布调低利息的影响，股市略为上升至5月11日的452.17点。下半年，由于市场没有什么利好消息，恒生指数只在410点至440点之间来回，波动极窄。年底，恒生指数甚至扭转过往“年底必升”的“定律”，由11月3日的436.84点下滑至全年收市低点404.02点。至于四会全年的总成交额，也大幅萎缩至只有61.27亿元（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Limited, 1978；《香港年鉴》，1978）。
    踏入1977年，收购行动虽然没有上一年那么频密，但也不乏轰动市场之举。该年的2月23日，大昌地产（Tai Cheung Properties）宣布收购华利企业（Y. Lee Enterprises），并将华利企业私有化。4月4日，长江实业宣布以每股12.45元之价格，购入10479088股永高公司的股权，该公司控制的其中一个物业——皇后大道中1号希尔顿酒店地皮，正是今日长江中心——长江集团总部——的位置所在。
    到了5月份，安达臣建筑（Anderson Construction）宣布收购大亚石业（Asia Stone）。至于永泰建业（Wing Tai Development）则宣布与兆和建业（Siu Woo Development）合并。6月初，经过连串整顿改革后，和记企业终于摆脱财政上的困局，并宣布与黄埔船坞合并，新公司名为和记黄埔公司（Hutchison Whampoa Limited），成为今日香港其中一家举足轻重的大型跨国综合企业。与此同时，金阁酒店（Palace Hotel）宣布收购金阁发展（Kamcourt Development），整合企业实力。
    到了下半年，收购活动虽然没有上半年活跃，但也有三项较为重大的举动。其一是7月22日的香港物业（Hong Kong Properties）收购梅真尼工业（Murjani Industries）事件；其二是9月份的大新公司收购美丰纤维（Mei Fung Fiber Industrial Limited）事件；其三则是10月20日的太古地产收购大利企业（Consolidated Properties & Stores）事件。
从恒生指数的走势来看，经过一轮整固后，1978年的股市已原则上扭转了过往的弱势。承接1977年年底的下跌浪潮，1978年初的股市曾经由404.02点持续下滑至1月13日的383.44点。之后，股市受到各大公司盈利理想、派息慷慨和收购不绝等消息刺激而陆续上升至5月1日的461.83点、7月7日的581.83点及9月4日的707.79点。与1月13日的全年低点比较，恒生指数上升了接近六成。稍后，由于投资者获利回吐，恒生指数下跌至10月5日的602.28点。稍作调整后，股市又上升至10月30日的688.32点。踏入11月，恒生指数在利息上升、金价急跌及政府卖地欠理想等因素的打击下急速下泻至11月20日的468.46点。年底，指数虽然略有回升，但仍无法收复失地。该年，恒生指数以495.00点收市，而四会总成交额则为274.19亿元。以成交量计，1978年的交投量颇为活跃，全年较1977年增加了3倍多（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Limited, 1979；《香港年鉴》，1979）。
由于股市扭转弱势，收购合并之风也略为收敛。这年，合共出现了五项较有规模的收购举动，三项在5月份，一项在9月份，另一项则在12月份。1978年5月15日，怡和公司的旗舰——置地公司，宣布以每股40元的价格收购城市酒店余下的47.4%股权，收购行动使城市酒店变成了置地公司的附属机构。与此同时，怡和公司也宣布收购怡和实业（Jardine Industries），整合集团的力量。至于志正国际（Jack Chia International）也在该月宣布以每股1元的价格，收购保星旅业（Apollo Tours & Travels），借以优化企业实力。
    到了9月14日，兆安隆发展（Siu On Loong Development）宣布收购美迪臣证券（Madison Securities）70.0%的股权。至于鹰君地产则在同年12月份宣布以每股7.5元的价格，收购瑞胜公司（Shui Shing Company Limited）旗下金牡置业（Golden Stag Investment），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从上文所谈到的连串企业收购合并浪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大鱼吃小鱼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定律”。经过1973年、1974年及1975年初的急跌后，股票市场虽然仍是极为虚弱，但小部分实力强大而经营得法的企业，则趁着这个“人退我进、人弃我取”的“执平货”机会，积极扩张业务。对于很多企业家而言，收购合并正是他们壮大企业的最佳捷径。所谓“优胜劣败、强者为王”，很多今时今日举足轻重的跨国企业，便是在那个大浪淘沙的年代击败对手，逐步壮大起来的。

hefeiddd 发表于 2008-1-3 18:55

香港股史1841-1997

楼市整固与发展新界
在讨论这时期股票市场的波谲云诡时，我们有必要谈谈战后物业楼宇市场的发展情况。正如第二章中谈到，香港开埠以后，土地一直掌握在英商巨贾手中。由于香港地少山多，人口不断膨胀，居住密度极高，楼宇（房屋）市场更一直出现结构性供不应求局面，使楼价居高不下。轩尼诗管治时代的华资商人，曾经因香港大地主（英商巨贾）刻意放出手上土地而争先恐后地进行收购，甚至令楼市一度出现炒作性泡沫。可惜，到泡沫爆破后，物业价格急跌，很多华资商人因而蒙受巨大的损失。
    香港沦陷前，港岛重要商业中心区的地皮，绝大多数均掌握在英资商人手中。对香港社会颇有研究的冯邦彦，便对英资大行控制香港地产的情况，有相当概括的描述：
    （战前）香港的房地产市场，英资财团因为拥有大量廉价土地仍占有了无可比拟的优势，如怡和洋行及置地公司，就拥有中环金融商业区大批贵重商厦及铜锣湾“渣甸仓”大批土地；太古洋行拥有鱼涌至西湾河的太古船坞、太古糖厂一系列工人宿舍及英皇道以南太古山谷庞大土地储备；黄埔船坞公司则拥有红磡黄埔船坞、香港仔船坞及附近大片土地……（冯邦彦，1997： 181）
    就算是港岛商业中心外围的地皮如浅水湾、香港仔、薄扶林道一带等，华人持有的土地也不多。由于华人可掌握的土地不足，楼宇供应十分有限，至于楼宇的素质，也极为参差。一般市民居住的房屋，不是设施不足、卫生条件欠佳，便是残破不堪，居住密度极高。
    面对这个尺土寸金、楼宇供应失衡的局面，普罗市民只能在极其拥挤的环境下生活。七八十年代粤语长片中一屋数伙（家）、一伙数人挤在一个数百尺破旧单位内受尽“包租婆”白眼的画面，正是那年代香港居住环境恶劣的最佳写照。至于那些负担不起昂贵租金的居民，则只能在郊野的山坡丛林间搭起木屋（或铁皮屋），暂作栖身，难怪当时很多居民均将自己比作“无壳蜗牛”，生活质素极差（梁美仪，1999）。
    看到当时居民住屋极为殷切的情况，那些目光如炬而新冒起的华资企业家如霍英东、廖宝珊和彭国珍等，便先后加入了地产发展的行列。据冯邦彦的分析，由于房契限制，战前楼宇的买卖一直是整幢为主。这种交易方法，对于那些财雄势大的企业或家族而言，问题或者不大，但对于那些战后到港而财力有限的家庭或企业而言，自然难以负担。为了克服这种障碍，懂得灵活变通的企业家便想出各种方法，其中又以“分层售楼法”和“分期供款法”最受欢迎。所谓“分层售楼法”，即是将整幢大厦“化整为零”，分成不同楼层及单位出售；而“分期供款法”则是在付出首期定金外，余款分若干年期按月按额供款（冯邦彦，1997 & 2001）。这样，买楼置业便不用一下子动用大笔资金，一般稍有积蓄的中、上家庭，也能负担得起了。
    在讲述早期地产业发展这项重大突破时，身为“分层售楼法”倡导人并兼任地产协会主席的霍英东便这样说：
    战前经营地产者，大都以置业为主。战后初期经营地产者，以整栋买卖为主。直至1953年香港实行分层售楼办法后，地产业才蓬勃地发展起来。世界各地也实行了本港分层出售后分期付款的办法。因此，香港的地产业、工业、旅游业等，成为支持香港经济的三大支柱。到了1972年5月，首间华资地产公司（嘉年地产）上市后，其他地产公司亦陆续上市，并吸收了大量公众资金而无需再向银行贷款，使地产业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里程碑，这对社会繁荣有着重大的贡献。（《星岛日报》，1975年11月19日）
    霍英东的话不但让我们看到地产业的重大发展历程，也说明了股票市场和物业市场之间的一些重要关系。从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股票市场开放与70年代楼宇市场发展蓬勃之间的一些关系。众所周知，物业地产虽然利润丰厚，但发展项目牵涉的资金也极为庞大。从地皮、建筑材料、工资，到工程监督等的开支上，均为数不小。单凭一己（或单一公司）的财力，颇难应付，就算勉强为之，也只能是“一件起、两件止”。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物业地产的投资期一般较长，风险十分高。如果只依赖银行或财团贷款，利息高企不在话下，若遇到难以预计的风险或差错时，银行往往会在“落雨收柴”的情况下迅即追讨贷款（call loan），使企业陷入难以自拔的致命困局。上市集资，利用公众金钱来开拓大型投资项目，不但能免却资金短绌的困扰，还能减去利息开支、摊分风险，两者间的配合，可谓如鱼得水、十分理想。正因为上市集资与地产发展之间有着如此微妙而互补的关系，很多地产发展公司才能在70年代迅速崛兴起来（参阅第十一章）。
    事实上，自60年代起，华资企业参与地产发展的比例，已明显增加了。从英资财团手中买入优质地皮的个案，也大幅提高了（冯邦彦，2001）。到了70年代，华资地产集团如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新鸿基地产、廖创兴企业、信和地产、恒隆发展、合和实业、嘉年地产、大昌地产、永泰建业和鹰君地产等企业，已享负盛名。至于他们频频从英资财团手中买入地皮发展物业的举动，更成为传媒焦点，引起当时社会的广泛讨论（《金银证券月报》，1975～1978）。

70年代起，随着经济的急速起飞，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应运而生。在众多问题中，房屋问题最为盘根错节，也最难解决。针对港岛及九龙半岛土地供应不足、人口居住密度极高的格局，港督会同行政局在1972年10月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开展一个庞大的所谓“十年建屋计划”，而计划的核心部分，则是希望将部分过度集中的人口及工业，向地价低廉而土地供应充裕的新界地区迁移，借以舒缓市中心的居住、教育、交通和就业等压力，而发展自给自足的“新市镇”概念，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香港政府拓展署，1993）。
早在六七十年代，港府因应观塘区已有基本设施及大量人口居住而刻意发展该区。除了划分工业区、兴建廉租屋和徙置区外，又大举铺建道路网络，并支持地下铁路向该区延伸，使观塘区成功地发展成一个自给自足、四通八达的社区。吸取了观塘区的经验，港府这时计划再在新界地区建立多个“卫星城市”（即“新市镇”），目的正是希望借着这些“新市镇”来解决香港的住屋问题，从而提升香港经济的综合竞争力，至于沙田、荃湾和屯门等地区，便在70年代初被列为主要的发展试点（何佩然，2004）。
在发展“新市镇”政策的带动下，很多地产商也将发展目标转移到新界。正如《星岛晚报》所说：“此间地产商目前正力图将发展矛头指向新界旺地，这是地产物业市场的新特点”（《星岛晚报》，1975年8月16日）。但是，发展新界与发展港岛和九龙又有很大差别。港岛、九龙地少人稠，地皮价值不菲，动用资金庞大，发展项目则多为商业大厦，而面积则较细，一幢起两幢止是十分常见的，而楼宇的高度和密度，也一般较高。新界则不同，新界地大人稀，地皮供应充裕，价格低廉，较大笔的资金已可发展大型屋邨，而发展项目多为住宅，兴建十数幢至数十幢的大型屋邨是十分平常的，至于楼宇的高度和密度，则相对较低。
    自70年代起，市民的住屋需求已显得特别殷切，每遇有新楼盘发售时，街道上必出现长长的“人龙”（即传媒所形容的“排队党”）。这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反映人口及购买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则是社会风气、交通网络及生活素质的转变。《星岛晚报》所载的一篇评论文章，多少说出了问题的核心。
    战后的香港人口，由50多万人增加至420多万人。大部分战后出生的香港居民，已超过100万人。目前他们正值适婚年龄，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平价住宅作为新家庭。如果政府能供应廉价土地，由地产商投资兴建一些400至500平方尺的小单位，再分12年付款，每万元月供125元左右，这比租屋更为划算，相信普罗大众将会大表欢迎。（《星岛晚报》，1975年11月9日）
    正因为社会环境转变而市场对中、小型单位有庞大需求，脑筋灵活的企业家乃再各出奇谋，乘着政府拓展新界之机，在“新市镇”内大量兴建中、小型单位。对于华资企业斥巨资配合政府政策发展“新市镇”的行动，《星岛日报》甚表赞同。该报的一则专题报道，正好精简地勾勒出香港地少山多而新界土地资源未能有效利用的重点所在。
    （未来）20年内，香港可以发展的土地依然缺乏。港岛高山多过（于）平地，九龙虽然有平地，但却被狮子山挡着；新界平地很多，可惜交通不太方便……由于市区可供发展的地皮愈来愈少，填海取地也不是一件易事。因此，在新界兴建新的卫星城市，看来是解决土地（短缺）问题的一个办法。（《星岛日报》，1976年1月7日）。
    事实上，华资企业大举开发“新市镇”的行动，或者与他们市区土地储备没有英资企业那么多有关。正如上述，英资企业早已在各重要商业中心区拥有大批优质地皮，他们要在市中心发展已来不及，要他们跑到新界那些“穷乡僻壤”作“开荒牛”，当然兴趣不大。英资企业无暇他顾的情况，反而令他们失去了发展新界的主动权，也为华资企业的进一步壮大造就了有利条件。
    从种种迹象中显示，从1975年下半年起，一直被称作各行各业之母的地产建筑业已开始复苏，楼宇买卖也渐趋活跃（谢全就，1979）。不但建筑工人日见短缺，“排队买楼”的现象也再现街头。有报刊这样描述：
    近日出现一种新趋势，很多青年男女都希望结婚后自购楼宇，组织家庭，一来本身资格未能达到申请“公屋”（由政府提供的廉价公共房屋）的条件，二来租用或与别人分租房屋又不是上策，所以使到住宅楼宇中的中、小型单位出售时，甚为抢手。（《金银证券月报》，1977年2月： 14）
    除了“抢工人、抢楼盘”外，政府官地拍卖时也屡屡出现“抢地皮”的现象。就以官地拍卖时竞投气氛为例，每有新地皮推出，地产商的竞投便十分炽烈，拍卖价往往高出底价数成，甚至数倍（《金银证券月报》，1977年2月）。从1974年至1978年的官地拍卖数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地产商“抢地皮”的一鳞半爪。1972年，政府总共拿了19.06万平方尺土地出来拍卖，获得收益0.3亿元。之后，受到股市及经济急速萎缩的影响，土地拍卖几乎断绝。在1973年至1974年的两年内，政府总共只卖出0.19万平方尺的土地，收益只有0.008亿元而已。1975年下半年，在地产业复苏概念的刺激下，拍卖地皮的总面积迅速上升至37.66万平方尺，而总拍卖价则高达0.5亿元。到了1976年，拍卖地皮总面积再上升至54.36万平方尺，总拍卖价则高达4.4亿元。1977年，拍卖地皮数目再创新高，总面积达93.36万平方尺，而拍卖总价则为10.0亿元。到了1978年，地皮升值更为明显。该年拍卖地皮的总面积虽略为下降至68.41万平方尺，但总拍卖价则飙升至29.2亿元（表14.1）。
    虽然每次土地拍卖的价值，很受地段的地理位置（如市区、郊区或工业区）、交通网络和建筑用途等影响，但是，从当时无论商业用地、工业用地，还是住宅用地均卖个“满堂红”的现象来看，地产建筑业复苏已明显不过了。事实上，很多地产商早已察觉市场气氛的转变，并频频在大小土地拍卖场合露面，希望搜购“心水”地皮。
               表14.11974年~1978年间政府土地拍卖摘录
    相关资料　　1973年　　1973年　　1974年　　1975年　　1976年　　1977年　　1978年
    拍卖数量（幅）　　—　　—　　—　　26　　37　　45　　41
    拍卖面积（万平方尺）　　19.06　　0.108　　0.081　　37.66　　54.36　　93.36　　68.41
    拍卖总值（亿元）　　0.3　　0.0058　　0.0027　　0.5　　4.4　　10.0　　29.2
    资料来源： 《金银证券月报》，1976～1977；《香港年鉴》，1976～1978
    从1975年下半年起，各大地产公司均有“大动作”，而且一次比一次明显，也一次比一次“大阵仗”（大规模）。举例说，1975年11月5日，由四大新崛起华资企业——永泰置业的李兆基、新鸿基的郭得胜、新世界的郑裕彤和长江实业的李嘉诚——组成的百得置业，以2060万元成功投得沙田小沥源地段第一号40英亩的土地。之后，该公司又与政府达成协议，由百得置业自资填海（海面现已缩窄成一条河了），沿该地段位置往城门河边伸展，填河约600万平方尺，当中约170万平方尺归该公司所有，余下的部分则辟作公共用地。结果，该地段便由一个荒凉的乡村发展成日后熙来攘往的沙田第一城（《星岛日报》，1975年11月6日）。与此同时，一向稳扎稳打的史怀雅家族也在该年宣布在铡鱼涌太古船坞的旧址兴建大型住宅项目，该项目便是日后的港岛名牌屋村——太古城。
至于一向被视作地产业龙头的香港置地公司，在1976年9月7日宣布收购位于德辅道中的铁行大厦，增加企业的地产投资项目。该大厦楼面面积约有10万平方尺，其中4000平方尺为商铺。虽然集团没有透露售价，但两年后（1978年8月25日）当置地公司再将该物业转售新鸿基证券时，却不经意地表示在一买一卖间获利不薄。其次，一直对香港地产业情有独钟的新鸿基地产，也在此时宣布以现金4200万元向置地公司购入3个住宅物业，加大地产业的发展力度。该批物业的地点分别是： （一） 大潭道龟背湾一处共有20间房屋的别墅；（二） 拥有48个单位的清水湾第二期住宅工程；（三） 广播道一座拥有44个单位的大厦（《金银证券月报》，1978年8月、9月）。除此之外，长江实业又伙同新鸿基和新世界发展，组成铁三角，斥资1.2亿元收购湾仔英美烟草公司旧址，合作建成伊利沙伯大厦和洛克大厦（冯邦彦，2001）。
1977年可说是香港地产业经历股灾后最为旺盛的一年。在这年的1月份，地铁公司宣布将中环站和金钟站地铁上盖物业公开竞投。由于两个地皮均属黄金地段的中心地带，很多企业都参与了竞投，财雄势大的香港置地公司，更一直被视作“大热”。但是，结果“大热倒灶”，李嘉诚以“黑马”姿势跑出，一举夺得这两个地皮的发展权。该等物业即日后的中环环球大厦及金钟的海富中心（《香港年鉴》，1978）。
    同年，恒隆发展及合和实业共同宣布组成财团，并成功投得九龙湾地铁上盖物业。该物业日后发展成拥有41幢住宅共5000多单位的德福花园。与此同时，恒隆发展又以2亿元购入九龙湾淘大酱油厂的地皮，着手兴建淘大花园，该物业日后为集团带来了可观的回报。同年年底，合并不久的和记黄埔宣布斥资8亿元将香港仔船坞的地皮发展为香港仔中心，行动进一步说明香港的地产业已极为旺盛了。
    踏入1978年，地产业仍然热火烘烘。该年，华光地产先后大举买入地产物业。其一是以2700万元向Andover Investment Limited购入香港皇后大道中84号的励精大厦（Regent House），其二是以5600万元向太古地产购入湾仔的杜老志大厦（Tonnochy Towers）。而鹰君地产则以2.2亿元投得湾仔港湾道地皮，筹划兴建鹰君中心。与此同时，置地公司又以7.15亿元购入中环的金门大厦（Gammon House），该大厦计有42.5万平方尺，1年多后置地以9.98亿元售与佳宁集团，一转手间赚取了接近2亿元的巨大利润。除此之外，长江实业则以3.5亿元投得尖沙咀东部内地段第10598号约44万平方尺的地皮，计划兴建酒店。明显地，自1975年下半年地产业逐步复苏至1978年日见畅旺，市场的投资信心已全面恢复。至于部分大型地产项目，也充分掌握了当时地产市场复苏的势头而纷纷上马。
    综合而言，经过1973年及1974年的大跌市后，1975年的股市和地产终于止跌回升。之后，再经1976年及1977年的不断整固，投资者的信心才真正恢复。踏入1978年，一方面是受香港本土经济畅旺的带动，另一方面则是受中国及世界局势稳定的外围因素影响，股票市场和物业市场均重拾升轨、节节上升。事实上，自地产市场在1975年底起再现生机开始，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已愈见殷切，至于股票市场的顺利转势，恰如久旱甘露般滋润了地产业，并使香港经济欣欣向荣，各行各业生机勃


股市复苏与改革开放
1978年可说是中国现代史上其中一个极为关键的年头。这一年的12月16日，经过漫长接触和商讨后，中、美两国终于同时宣布从1979年1月1日起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并从3月1日起双方互派大使，在双方首都建立大使馆，结束了自1949年北京成立以来，中、美两国外交上长达30年的不正常关系。两日后的12月18日，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一致议决结束“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政治运动，并订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也即是说，从此时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义无反顾地向世界宣布，放弃过往的“闭关锁国”政策，实行“开放改革”。以上两项重大政策，不但改变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命运，连带美国及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同样地，香港的经济及政治气候也出现了巨大而微妙的转变。
    由于香港一直扮演着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所谓“中介人”角色，中国政府的开放政策和中、美两国的建交，自然吸引了很多对中国经济前景有信心的外商到来“落脚”，希望利用香港与中国的种种联系，协助他们打开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庞大市场。至于大陆的公、私营企业，也陆续南下香港设立据点，希望借着香港与西方世界接触的有利位置，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对于中国开放改革及中、美两国正式建交所带来的政治、社会及经济各方面的影响，1978年12月份的《金银证券月报》内的一篇文章，说得颇为透彻。该文这样说：
    ……中国大陆差不多有10亿人而美国则有2亿多人，两大民族建立起正常友谊，即是说有多达12亿人民携手合作，互相来往，这对整个世界今后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一定会产生历史性的冲击……中、美建交将令本港的地位更加稳定……由于中国大陆的海港和码头设备，两三年内尚未能配合现代国际贸易的需要，所以短期内会借助本港的标准海港码头设备。此外，由于中国需要从美国输入大量科技（包括专家人才），则本港将来必成为这些专家人才穿梭往来的必经之地，本港的旅游及酒店业需求必再掀起另一高潮。由于美国极想开辟大陆市场，必然会在本港开设贸易分行或银行办事处，因为本港已日渐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有妥善的金融制度，异常吸引的低税率，良好的银行服务，先进的通讯系统，更难得的是毫无管制的外汇制度……美国为着加强对大陆的输出，会在本港设厂加工，对本港的劳工需求更加有利……假如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开放）计划能迅速见效……大陆人民对本港消费品的需求，也将大量增加……总而言之，中、美建交对本港经济来说是极为有利的。（《金银证券月报》，1978年12月： 12～13）
    正因为外资陆续流入香港，香港的经济及股票市场也迅速兴旺起来。就以股市为例，1979年年初，恒生指数以495.00点开出，辗转上升至2月5日的568.90点。之后，受“两伊”（伊朗及伊拉克）战争及中、越边界冲突等外围因素影响，股市曾急速下降至2月23日的506.60点。3月份起，因各大公司陆续公布业绩和派发红利，股市再度变得活跃，并反复上升至5月21日的568.64点。6月份，受到国际石油供应锐减、油价急升问题的困扰，恒生指数又略为回吐，但幅度不大，该月月底，恒生指数报收539.32点。
    到了下半年，虽然香港、中国及世界局势仍没多大转变，但股市却在收购合并等利好消息刺激下交投活跃，指数也由539.32点急速上升至8月13日的625.78点。之后，又上下整固，并略为回落至8月24日的572.71点。经过8月中至9月初的消化后，9月中起，受到长江实业从汇丰手中购入和记黄埔股权消息影响（详见下一章），恒生指数再调头向上，并上升至10月3日的685.88点。俟后，受到政府卖地屡创新高的刺激，11月及12月份的股市气氛更为高涨，指数屡创新高。11月底，恒生指数报收762.45点，到12月更攀升至879.38点。可以这样说，1979年全年均属“大涨小回、反复向上”的格局。以指数计，1979年较1978年上升了接近八成。成交量方面，四会总成交量计有256.33亿元，较1978年微跌6.6%（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Limited, 1980；《香港年鉴》，1980）。
    正如上一节中谈到，踏入1978年，香港的股票市场基本上已扭转了股灾后的颓势，并在大涨小回的格局中反复上升。事实上，从那时起，在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开放改革政策带动下，香港的政治环境变得更为稳定，至于西方世界乘中国“门户大开”之势，急欲打开中国庞大市场大门的情况，也直接刺激起香港的经济发展，使香港沟通中西、联系世界的角色更为突出。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当中国内地遇到困难或灾难时，香港可以输财出力、疏通内外，助祖国排难解困；当中国整装待发、希望全力向外开拓时，香港同样可以借着本身联结中西的优势，为国家穿针引线，铺桥搭路。正因为香港地位特殊，她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位置，也一直是其他沿海城市所不能取代的。
   
结语

1973年股灾后的一段风雨飘摇日子，可说是汰弱留强、考验实力的时期。在一个讲求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些经营不得其法的企业，不是被逼关门大吉，便是落得遭人吞并的下场；至于那些经营得法的企业，则在风暴洗礼下迅速壮大，并逐步扩张业务，使企业发展成以港为基的庞大跨国集团。

70年代末既是香港股票市场走出谷底、转弱为强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内地摆脱封闭、走向开放的关键时刻。凭借着本身行之有效的金融及公司制度，加上联系中外、沟通东西的资讯及贸易网络，香港再次在中国的历史性发展时刻，发挥了本身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为祖国的繁荣和富强作出贡献，并将本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推向另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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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feiddd 发表于 2008-1-3 19:01

香港股史1841-1997

政改争拗与红筹涌现
经过首10年的企业改革和整顿后，某些素质较佳的中资企业已经突围而出，并迅速成长起来。众所周知，在企业成长之初，能否取得充裕资金的支援极为重要。就在国营企业处于发展过程十字路口的时刻，作为世界五大资金集散中心之一的香港股票市场，恰好发挥了本身协助企业融资的优势，为中资及国营企业吸收养分和拓展业务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另一方面，当中、英两国仍为过渡期的安排及新机场问题而各抒己见之际，英国政府突然撤换港督，以不谙中国事务的保守党前党主席彭定康接替一向予人“中国通”形象的卫奕信，显示英方正在调整外交策略，希望尽量争取机会来延伸其政治影响力。事实上，彭定康上任后，便一反传统地大搞“政治改革”，引来中方强烈不满。结果，在一浪比一浪强烈的政治争拗浪潮中，股市也如坐“过山车”般大起大落，使一般股民无所适从。以下让我们先谈谈“红筹、国企”股迅速涌现的现象。
中国概念与股市升温
在深入讨论之前，让我们先粗略介绍一下何谓“中国概念股”、何谓“红筹股”、何谓“国企股”及何谓“紫筹股”等市场流行的术语。所谓“中国概念股”，其实是泛指那些资产或盈利大部分来自中国内地的香港上市公司（或股票），当中包括了“红筹股”、“国企股”及“紫筹股”。所谓“红筹股”，是指那些依照香港法例在香港注册和上市但控股权则在内地的上市公司（或股票）。其上市方式一般有两种，其一是透过收购已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俗称“买壳”上市），其二则是自行在香港直接申请上市的公司。
    所谓“国企股”，是指那些直接在香港招股上市的中国国营企业（或股票）。由于这些属国营企业，他们来港上市前必须得到中国国务院的批准，并须得到中国证监会的同意和推荐。对于红筹及国企股的分野，“联交所”前主席兼红筹国企股重要推动人李业广这样解释：
    国企股与红筹股分别很大。国企（股）是指中国的国家企业，是在中国注册的；红筹股则在香港注册。在香港注册的红筹（股）公司，有些股东来自国内省市，有些则来自香港，如“上海实业”；又或是承办国内的贸易生意。这些公司虽在香港“买壳”上市（或自行上市），但其性质明显与本地企业有别。（Stock Market Artifac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 Oral History, 1997）
    至于所谓“紫筹股”，其实是指那些被列入恒生指数成分股的“红筹股”。由于恒生指数成分股一般较为大型，并被称为“蓝筹股”，行内人士便将“红色”混合“蓝色”变成“紫色”的现象，类比红筹中的蓝筹股为“紫筹股”了。
    我们或者会这样问：“为什么香港的股票市场会在20世纪90年代初涌现一大批红筹及国企股呢？”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正如第十六至第十八章中谈到，自从内地在70年代末宣布开放改革以后，原初的国营企业也在滚滚的改革大潮中变阵重组。经过10多年的反复试验和整顿，到了80年代末，很多优质国营企业已扭转过往“流血不止”的亏损局面，并逐步成长起来。
    正如著名美国经济学家顾尔德（G. Gilder）所言，企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但是，要将这个“火车头”启动，我们必须先输入燃料或能源，而资金正是这个关键步骤中的重要力量来源。也即是说，若要进一步提升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和综合质素，便必须争取资金的有效配合。可惜，开放初期，国内并没有像股票市场一类的公众集资途径。
    另一方面，香港联合交易所的管理层也清楚地明白到国内企业对资金的迫切需要，并主动与内地有关部门接触，从而打开了红筹、国企来港上市集资的大门，为两地的企业及股票市场发展，掀开了另一重要篇章。在回忆早期如何引入国内企业的问题时，“联交所”前主席暨重要推动者之一李业广，他不但精辟地说出了“联交所”主动出击的原因所在，也扼要地交代了过程的曲折和商讨时彼此坚守的信念。他说：
    若以香港本身的市场来说，发展是有限的。大中型公司多数已在20世纪70至90年代上市，所剩下的大型上市公司已经很少了。在我们眼中，本港市场最大的发展潜力是中国大陆。1992年我们便写了一份中期报告书给国务院及中国人民银行，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证监会，我们便向国务院及人民银行提出国企在香港上市的方案，但有关公司必须是“优质国企”。到了1992年4月，我们组团往北京探访国务院及人民银行……其后会见了朱镕基，向他解释有关的建议。他对国企在香港上市的计划很感兴趣，但我们强调要在香港上市，就必须要符合国际标准……当时国内的领导人，如人民银行的刘鸿儒和国务院的朱镕基亦非常明理，均赞同上市的步伐宁可慢一点，也要跟随国际标准，这样中国公司若能在香港上市，就如同享有国际市场上市般的地位……1992年计划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国企公司约有9间，我们要求它们进行架构上的改组，使能符合国际标准。这些重组工作花了不少时间，一直到1993年7月才有第一间国企正式上市。现在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大约已有25间了，数目仍在增长之中。（Stock Market Artifac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 Oral History, 1997）
    事实上，国内企业来港上市，一方面自然可让国内企业吸纳资金、改善营运并提升管理质素，另一方面则可壮大香港的股票市场，改变以往过度侧重地产业的传统和流弊，令双方达到取长补短、相互配合的双赢格局。李业广继续说道：
    现在已引进香港的国企多是大型企业如钢铁及石化等，他们对香港市场是十分有利的。香港的上市公司市场常给人批评是一面倒的地产股，工业股相对来说很弱，数目和规模都小，几乎将所有工业股加起来也未必及得上一只地产股。国企股在这方面便平衡了香港的市场，因他们主要是大型的重工业股，一间的规模较之香港所有工业股合起来的总和还要大。国内国企的数目很多，有说五千间至几万间，已在香港上市的比例仍很少，相信在十年后当有百多两百间国企在港上市时，对香港市场形势便有更大影响。（Stock Market Artifac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 Oral History, 1997）
    至于“联交所”前行政总裁（现任主席）周文耀也十分同意这个看法，并认为香港的股票市场，必须通过强化与内地的联系和结合来提升本身的多元性和竞争性。他这样说：
    我认为香港的市场将来一定会更依赖中国内地。在香港，可以上市的公司都已经上了市，现在只剩下九广铁路、地下铁路（已上市）、机场管理局等数间大型公共事业机构，其余的已全部上市了。另外，香港的上市公司，大部分都是地产股，就算不是房地产的公司，都沾上物业的成分，我想比率约有四成。香港没有重工业，而全部重工业都在内地，如果想香港的市场结构更理想的话，就一定要有红筹股来港上市，这样可让投资者有较多选择。如他们不喜欢投资地产，可以选择投资工业、能源、公路、电子、化工等，在这方面而言，中国的企业自然可以补充香港的不足了。（Stock Market Artifac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 Oral History, 1997）
由于内地与香港两地各有优势、各有特长，双方的结合自然产生了巨大的协同效应（synergy），既为内地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也让本地投资者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果实。正因如此，两地经济才能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并在90年代绽放更加明亮的光芒。
对于红筹、国企股在90年代的涌现有了初步掌握后，现在我们可以检视一下1992年股票市场的整体表现。1988年至1991年这数年间，香港股市虽然多次受外围因素所左右，但恒生指数仍能保持向上攀升的势头，显示香港整体的经济及金融基础不弱。踏入1992年，当内外政局缓和下来之后，股市便能彻底地摆脱过往郁闷难抒的闷局，迅速地发展起来。1月初，股市交投仍未见活跃。但是，到了1月13日，指数已在交投增多的推动下逐步攀升至1月24日的4600.08点。之后，虽因获利盘涌现而略微回落至27日的4554.73点，但月底仍以4601.78点收市，显示市场的动力仍十分强大。

2月份的农历新年长假期过后，股市已在外资涌入等因素的刺激下升上2月7日的4711.37点。之后，交投仍然活跃，并逐步攀升至月底的4929.26点，表现颇为不俗。承接2月份的强势，3月初的股市气氛仍十分炽热。虽然3月6日曾出现较急的回吐，但到3月10日又掉头回升，并在翌日突破5000点的心理大关。之后，指数便在5000点的关口窄幅徘徊。月底，交投略为回软，而指数也以4938.30点收市。

4月中旬之前，恒生指数的走势颇为疲弱。虽然期间曾受4月7日招商局以13.5亿元购入现代货柜码头15.0%股权消息的刺激而一度急升，但之后还是“重回旧地”。经过一轮整固后，到了4月下旬，股市便明显转势，并迅速重上5000点大关。不久，在外资买盘增加的带动下，指数更升上了4月28日的5420.69点。月底，指数虽略为回落，但仍以5369.57点收市。
    踏入5月份，恒生指数升势更急。举例说，在5月的第二个交易日（即5月4日），交投极为活跃，并将指数推向5600点的大关。之后，由于买卖气氛持续炽热，联合交易所更需在同月15日宣布延长交易时间半小时，以便经纪处理积存交易。在交投活跃的推动下，指数在5月26日升穿了6000点的历史高位。该月月底，恒生指数以6080.15点的高位收市。

6月初，受政府批出大屿山高速公路建筑工程合约的刺激，指数仍能维持在6000点之上。之后，由于再没有利好消息，指数便在获利回吐的压力下逐步下滑至6月19日的5887.60点。经过两星期左右的技术调整后，到了6月25日，受汇丰银行成功收购米特兰银行（Midland Bank），指数又迅速回升至6078.69点。该月月底，恒生指数更以6103.92点的高位收市。

7月初，受中、英两国新机场融资安排谈判将在北京举行消息的刺激，市场交投仍然炽烈。稍后，股市曾因技术性调整而略为回落，但幅度不大。到了7月13日，因中国航空公司（China Airlines）及香港中旅集团（China Travel Group）斥资34亿元购入国泰航空一成的股权，市场买盘再兴，指数又重上6000点的水平。两日后的7月15日，海虹集团（Hoi Hong Holdings）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受这些利好消息的刺激，指数升上6100点水平。事实上，海虹集团乃首家通过在香港成立控股公司上市的中国企业，这个上市模式的落实，为日后同类中资企业的上市，提供了“买壳”以外的另一类选择。稍后，因中、英两国未能就新机场工程及财务安排达成协议，指数又反复滑落至7月27日的5664.39点，跌势之急，曾令不少投资者大为紧张。月底，指数曾略为反弹，但幅度不算大。结果，恒生指数在7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报收5881.13点。

8月份及9月份股市的表现则差强人意。8月初，因新机场计划出现变数，市场气氛变得较为审慎，交投也显著回落。8月12日，财政司突然下令调查资产值达80亿元的联合集团。与此同时，“联交所”则停止了与该集团相关的10家企业，它们分别为联合集团（Allied Group）、联合国际工业（Allied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联合地产（Allied Properties）、亚洲国际证券（Asia Securities International）、Crusader Holdings、Paragon Holdings、百乐门印刷集团（Paramount Printing Group）、三泰实业（Santai Manufacturing）、东荣钢铁集团（Tung Wing Steel Holdings）及伟益公司（Wai Yick Limited）。受到这项消息的影响，股市气氛变得更差，而恒生指数更反复下跌至8月25日的5291.49点。之后，由于短期内跌势过大，曾出现技术性反弹，并以该月月底的5628.60点收市。
    承接着8月份的弱势，9月份的股市表现仍然十分呆滞。月初，市场虽然有一些大手成交，但指数上落不大。之后，中、英两国机场委员会会议虽然在停会月余之后宣布复会，但因会前的争拗颇多，气氛不好，市场预期难以达至实质协议，前景仍不见乐观，而指数也一直在5600点至5500点之间窄幅来回。结果，到了该月月底，恒生指数只以5505.44点收市。

10月上旬，市场的买卖仍未见活跃。10月6日，“联交所”公布包括上海石化（Shanghai Petrochemical）、仪征化纤（Yizheng Chemical Fibre）、昆明机床（Kunming Machine Tool）、广州广船（Guangzhou Shipyard International）、青岛啤酒（Tsingtao Brewery）、马鞍山钢铁（Maanshan Iron & Steel）、东方电机（Dongfang Electrical Machinery）、天津渤海化工（Tianjin Bohai Chemical）及北人印刷（Beiren Printing Machinery）等9家计划在港上市的中国国营企业名单。消息虽然引起投资者对国企股进入香港市场的憧憬，但因计划仍需要得到国务院的最后审批，才能正式落实，因而没有扭转市场沉闷的气氛。10月7日，彭定康发表首份施政报告，提出政改方案，引来中方强烈抨击（详见下一节）。初期，股市并没因政制争拗而出现波动。同月15日，市场虽然因中方公开反对英方建议动用土地基金注资新机场计划而一度下滑，但不久则在外资源源涌入而迅速上升，并由5月14日的5806.77点持续上升至10月22日的6329.12点。之后，因中、英两国的争拗扩大而逐步回落至该月月底的6190.69点。

11月初，股市仍因中资企业大举涌入而表现得热火朝天，恒生指数也由上月的6190.69点持续上升至11月5日的6347.77点。11月6日，华润集团宣布斥资1.74亿元购入华人银行一成半的股权。不过，股市并没因此而急升。相反，在部分投资者“趁好消息出货”的带动下，指数轻微回落。不久，市场又在香港中旅国际投资（China Trave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Hong Kong）在港上市消息的刺激下辗转回升至11月12日的6447.11点历史高位。
同月14日，由于北京再次表明中国政府绝对不会接纳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显示中、英争拗升级，股市开始回落。两日后，正在英国访问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公开表示中方强烈反对港府单方面提出的政制安排，并认为两国的争拗极有可能危害两国的经济合作，使香港股市的气氛更急转直下，并由6447.11点的高位反复回落至11月17日的6088.52点及19日的5855.41点。之后，虽然有些技术性反弹，但力度不大。受到两国争拗不绝的影响，月底时的恒生指数只以5810.63点收市
踏入12月份，由于双方的争拗升级，中方在11月30日下午公开表示不会承认任何由英方单方面签署及批出而跨越1997年7月1日的合约或协议。受到这个重大消息的影响，恒生指数应声大幅下挫。12月的第一个交易日，指数便急挫308.92点，引起了投资者的颇大忧虑（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 December 1992 & 4 December 1992）。同月3日，由于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指数再次急跌，单日再跌去了433.44点，报收4978.21点，使一般投资者大为恐慌。由于短短3日内跌去了832.42点（跌幅高达14.3%），12月4日曾出现强烈的技术回吐，并升上了5268.10点。之后，由于双方政府收敛言语上的指骂，加上联络小组在北京举行第25次会议的气氛尚算融洽，恐慌心理才逐渐平复下来。虽然中、英之间的争议稍为平复，但投资者的态度仍极为审慎。该月月底（12月31日），恒生指数以5512.39点收市。与上一年比较，指数上升了28.3%，至于全年总成交额则达7005.8亿元，较上一年大幅增长达109.7%（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1993）。
至于该年新上市的企业更多达54间，当中并不包括以介绍及配售形式上市的10家公司，创香港联合交易所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这54家新上市的公司分别为：
银鹰集团（Silver Eagle Holdings）、港华集团（Kong Wah Holdings）、顺成集团（Shun Shing Holdings）、海成集团（Hoi Sing Holdings）、英发国际（Climax International）、鸿兴印刷集团（Hung Hing Printing Group）、森泰集团（Same Time Holdings）、恒盛集团（Hansom Holdings）、特时泰国际集团（Topstyle International Holdings）、宝佳集团（Eastern Century Holdings）、Ocean Information Holdings、京华自动化集团（Capital Automation Holdings）、合盈国际（Hop Yi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保昌集团（BALtrans Holdings）、瑞力控股（Welback Holdings）、利丰（Li & Fung）、裕元工业集团（Yue Yuen Industrial Holdings）、民信集团（Mansion Holdings）、东方海外国际（Orient Overseas International）、达利国际（High Fashion International）、德永佳（Texwinca Holdings）、运通泰（Winton Holdings）、Indesen Industries、新龙国际（SIS International Holdings）、冠军科技（Champion Technology Holdings）、余仁生香港（Eu Yan Sang Hong Kong）、中国海外发展（China Overseas Land & Investment）、惠记集团（Wai Kee Holdings）、冯祥记（Fung Cheung Kee Holdings）、中大印刷（Chung Tai Printing Holdings）、咏辉国际（Pam & Frank International Holdings）、金利来集团（Goldlion Holdings）、凌电集团（Ryoden Holdings）、毅力工业（Ngai Lik Industrial Holdings）、笔高远东（Pico Far East Holdings）、锐鸿集团（Sharp Brave Holdings）、顺昌集团（Shun Cheong Holdings）、益通国际（Firstone International Holdings）、华人银行（HKCB Bank Holdings）、美特容器（M. C. Packaging Hong Kong）、威发国际（Perfectech International Holdings）、四海旅游（Four Seasons Travel International）、潮州城集团（City Chiu Chow Holdings）、伟易达集团（VTech Holdings）、亚伦国际（Allan International Holdings）、中国星集团（Star Entertainment International）、威特利国际（Watary International）、美时集团（Lamex Holdings）、爱高集团（Alco Holdings）、良记集团（Leung Kee Holdings）、利信达集团（Le Saunda Holdings）、越秀投资（Guangzhou Investment）、八佰伴食品制造（Yaohan Food Processing & Trading）及国卫保险亚洲（National Mutual Asia）、香港中旅国际投资及海虹集团（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1993）。

hefeiddd 发表于 2008-1-3 19:02

香港股史1841-1997

政制改革与中英争拗
进入后过渡期，中、英两国在政制改革问题上的争拗，一直困扰着香港的社会及股票市场。1991年12月31日，当英国政府突然宣布卫奕信将会在1992年中退休后离任时，坊间已有消息指英国政府将会调整其对华政策（张顺洪，1997）。其中甚至有分析指卫奕信在任期间倾向与中方妥协的政策，引来了保守党内人士的不满，希望新任港督会坚持英国政府的利益，与中方周旋（刘再明，1999；周建华，2003）。从这个角度来看，卫奕信的离任应是中、英争拗的开始。
    卫奕信离任消息传出3个月后的1992年4月24日，英国首相府宣布委任保守党前主席彭定康（C. Patten）为香港第28任港督，接替卫奕信，而彭氏在同年7月9日上任之时，正是中、英争拗渐多，而关系又陷入低谷的时期。从另一角度看，彭定康的走马上任，曾经给很多香港人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由于彭定康一改过往港督高高在上的做法，选择直接面向群众，并在履新当日即亲自“落区”巡视环境，并大打开明温情的“食蛋挞、饮凉茶”的“亲民牌”，令他迅即在市民心目中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形象。
    事实上，由于彭定康早有腹稿，履新前后除了礼节性的接触外，并没有刻意与中方官员沟通，至于上任后随即施展浑身解数讨好普罗市民举动的背后，则明显给人博取市民支持增加日后谈判筹码的感觉（Patten, 1998）。正因彭氏早已预见下一步的结果，他并不急于与中方建立关系，而双方初期仍能保持“君子风度”的景象，也随同年10月1日国庆酒会的过去而一去不返。
    1992年10月7日，彭定康在立法局上发表上任以来首份施政报告，并在未和中方讨论的情况下，单方面提出重大的政制改革，而当中最具争议性的地方，则是有关1995年立法局选举的安排。按照彭定康的提议，1995年的立法局议席将会取消9个功能组别的委任议席及10个选举委员会的议席。为了填补这些议席，彭定康建议将香港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口划分为九大行业，使每个行业均可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选出各功能组别的代表。另外，彭氏又建议由直接选举产生的区议会组成选举委员会，并由他们选出原属选举委员会推举的10个议席。（《星岛日报》，1992年10月8日）
    施政报告发表翌日，港澳办随即发表声明，指若政制改革建议不与《基本法》衔接，1997年后的特区政府将会别无选择地“另起炉灶、重新来过”。除此之外，新华社社长周南也公开表示，中方不会接纳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显示中、英两国在1995年的选举安排上有很大的分歧（《星岛日报》，1992年10月9日）。由于中、英两国关系紧张，在新机场委员会的会议上，中方拒绝了动用土地基金注资新机场工程的建议，消息使投资者联想到中、英关系的急转直下，将会影响其他方面的合作，而恒生指数也在投资者预期前景不乐观的情况下掉头向下。
    10月20日，彭定康访问北京，并先后会见了鲁平及钱其琛等高层官员，希望游说北京接受政改方案。不过，一如所料，中方坚拒接受。不但如此，港澳办主任鲁平更严厉地批评方案有“三违反”——即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基本法》及违反中、英两国过往的外交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要求彭氏撤回（《星岛日报》，1992年10月23日）。
    对于中方的反对，有备而来又作风强硬的彭定康，或者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事实上，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英方坚持方案也属无可厚非的事。针对中方所说的“三违反”，彭定康在某次记者招待会上高举《基本法》，反问中方官员他到底违反了哪一条？是哪一章及哪一节？言下之意，英方将会坚持政改立场和原则，不会退让（《星岛日报》，1992年11月25日）。由于双方各自表述，沟通或谈判往往只会演变成指责，令夹缝中的香港人颇感无奈。
    由于双方各不相让，北京政府在11月14日发表公开声明，表示绝对不会接受港英政府单方面提出的所谓政改方案，而当时的副总理朱镕基在英国会见英国首相马卓安（J. Major）时也清楚表明，政改方案有可能影响中、英两国的经济合作。同月月底，中、英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郭丰民在会后指出，9号货柜码头合约有违两国的联合声明，中、英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引起社会人士很大的担忧（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6 November 1992）。
    为了进一步回应英国政府在政改问题上的一意孤行，中国政府在11月30日下午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明确表示港英政府所签订或批出的合同、契约和协议，有效期只能到1997年6月30日，中方绝对不会承认英方单方面签署而跨越九七的任何合约，消息使香港社会——尤其商界人士——大为紧张（《星岛日报》，1992年12月1日）。另一方面，由于中方明白到彭定康及其主要领导班子只会跟中国政府“对着干”，并不再存有合作的希望，因而决定禁止司局级干部与港府官员接触，使中、英对抗的行动进一步升级。之后的12月17日，新华社更加发表评论文章，不点名但却言词尖刻地批评早前公开支持彭定康政改方案的怡和集团，指其为商界的“害群之马”，一直以不光彩手法谋取利益。在西方传媒看来，中方的做法显然想从另一层次打击彭定康（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8 December 1992）。
    虽然中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英国政府施压，希望英方回到原先的承诺和协议上来，但彭定康仍认为政改方案没有任何不对，并坚持在1993年将之“刊宪”（即展开正式的立法程序），然后提交立法局审议。在既愤怒又无奈的情况下，中方宣布取消原先的“直通车”（through?train）安排——即原港英时期在1995年选举产生的立法局议员，不可以顺利过渡成为第一届特区政府的立法会议员，取而代之的乃是“另起炉灶”——即成立“临时立法会”，以确保主权的顺利移交。正因如此，自1993年至1995年底，中、英双方仍一直争拗不绝、骂战连连。
    回头看，在彭定康上任后的后过渡期内，由于中、英双方为着政改问题而斗个你死我活，因而也虚耗了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以致很多民生、社会及经济等问题被忽略了，令不少香港人感到无奈和叹息。另一方面，由于两国关系恶劣，很多与回归及新机场计划有关的重大事务安排，也因意气之争而被窒碍或拖慢，使香港的社会及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至于一向敏感的股票市场，更随着双方骂战的不断升级而起起落落，令不少投资者无所适从。
      

争拗未止与股市急升
在后过渡期，中国政府虽然在政治上与英方屡有争拗，但经济和社会方面则加强与香港的合作，至于鼓励国内企业到港投资的政策，也对香港的经济建设及金融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正因这种政、经政策上的差异，后过渡期的股票市场很多时便出现了“政治争拗不绝，股市急升暴跌”的现象。
    踏入1993年，政制改革问题虽然仍深深地困扰着部分市民及投资者，但恒生指数却在外资涌入及中国概念股热潮等有利消息的推动下屡创新高，使很多股民如醉如痴、雀跃异常。年初，由于中、英两国就政改问题的争拗稍见平息，加上基金大户因“粉饰橱窗”而大举入市，恒生指数节节上升，并由1月4日的5437.80点持续上升至1月27日的5939.89点。后来，因中、英争拗再起，大市才显著回落。期间，虽有个别蓝筹股如汇丰银行等涌现不少买盘，但仍无法带动大市回升，该月月底，恒生指数以5751.40点收市。

2月中旬之前，恒生指数一直只在5700点之间徘徊整固，表现仍不甚突出。之后，在中、英两国重开会谈的利好消息刺激下，指数迅速在2月15日反弹至6000点的关口，并持续攀升至月底的6351.99点高位。与上月比较，短短的20个交易日内，恒生指数足足升了一成多，表现相当不俗。
    受中、英两国即将恢复会谈消息的刺激，3月初的股市持续做好，并在3月5日升破了6500点的关口（6502.81点），成交金额达50多亿元。之后，虽略有获利回吐，但交投气氛仍颇为炽热。到了12日，由于彭定康坚持落实政改方案，中国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指英方的做法蓄意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及中、英两国早前已达成的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受到双方言论的影响，投资气氛迅速冷却，而指数也大幅回落至15日的5854.61点。后来，有投资者趁低吸纳，指数才反复回升至该月月底的6388.86点。

4月初，在中、英两国重开新机场及政改谈判的消息刺激下，股市交投又渐见活跃。稍后，因双方在新机场的建筑工程合同上出现争拗，指数又再次回落。到了4月13日，中、英两国同时宣布即将举行有关政制改革的会议，消息使人联想到两国或者会有好消息，股市应声急升，并持续攀上月底的6830.51点。到了5月份，港股走势更为凌厉。5月初，恒指虽然颇为反复，但月中已迅即突破7000点大关。之后，在短暂“回气”后又再展升浪，并在该月月底以7372.19点的高位收市。
    从恒生指数的转变上看，在短短的5个月内升幅已高达三成半。由于升势过急，进入6月份，市场已出现很大的获利回吐压力。部分先知先觉的机构投资者已乘着股市气氛仍然炽热之时出货图利，令指数从高位滑落，并由上月底的7372.19点辗转下降至6月7日的7124.73点。之后，受中资企业增加香港的业务及投资比重消息的刺激，指数又掉头回升，并在7300点之间徘徊。6月下旬，由于中、英关系未见改善而中国政府又宣布实施“宏观调控”（借以抑压过热经济），市场沽盘迅即涌现，而指数也从6月16日的7304.83点反复滑落至6月30日的7099.28点。

7月初，受英国外相韩达德（D. Hurd）快将赴华访问消息的刺激，交投颇为活跃，而指数也升上了7200点的水平。之后，因韩达德访华行程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而令部分较为悲观的投资者“沽货离场”，指数也逐步由7月9日的7017.61点辗转下滑至7月23日的6750.33点。月底，市场曾经一度出现技术性反弹，并在7月30日以6988.96点收市。
    承接7月底的技术性反弹，8月初的恒生指数在楼市气氛炽热及外资涌入的刺激下迅速重越7000点的大关，并持续攀升至8月19日的7605.26点。之后，由于有投资者趁高位出货，指数又逐步回落至8月25日的7265.58点。月底，市场仍涌现大批买盘，并将指数推高至8月31日的7549.73点水平。

9月份，恒生指数大略在7500点间上下徘徊。月初，买卖气氛仍然炽热，指数也维持在7500点之上。9月13日后，受中、英关系陷于胶着状态的影响，投资者看淡居多，而指数又反复下滑至9月20日的7390.60点。之后，传出北京将成为2000年奥运会的热门举办单位，指数掉头回升，当中又以红筹、国企及部分中国概念股表现较为突出。到了9月24日，北京以些微票数败于澳洲悉尼，无缘举办2000年的奥运。受到这个负面消息的拖累，指数曾一度下跌逾百点。不过，由于美资大行的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大幅提升投资港股的比重，其他投资者也跟风入市，指数才迅速回升，并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内突破8000点的大关。其间虽有获利盘涌现，但恒数仍是只升不跌，并在月底以该月的最高点（7676.22点）收市。
    10月6日，彭定康发表在任期间的第二份施政报告，重申政改方案的立场，而中方则发表声明，重申自己坚决反对的理由。双方各说各话、互不理睬的态度，十分明显。尽管中、英双方关系陷于底谷，股票市场则在中、外资金不断涌入的带动下再创高峰。10月份第一个交易日（10月4日），买卖已异常炽热，并随即在10月6日突破8000点的高位。之后，升势未歇，在7个交易日后突破了9000点水平（即10月18日的9031.13点）。与9月20日低位的7390.60点比较，在不足1个月内，指数升了1640.53点，升幅高达22.2%。由于短期内升势过剧，很多投资者纷纷获利回吐，令指数在10月19日逐步回落至10月25日的8767.50点。经过短暂的消化和整固后，10月26日起，股市又重展升浪，并在10月29日急升300多点，以该月的最高位（9329.09点）收市，令不少投资者大喜过望。
    承接10月底的升势，11月1日，恒生指数单日再升接近300点，令市场再次感到意外。之后，由于中、英两国官员就政局问题互相对骂，投资信心大受影响，而股市也急转直下，并在11月3日至5日的短短3天内跌去了646点，跌破9000点的心理大关。由于跌势过急，11月8日起，指数迅即反弹，并在大批资金涌入的带动下重上9600点高位。到了11月15日，指数再下一成，升上了9733.34点。11月下旬，由于市场再没利好消息刺激，加上过往升势过剧，市场逐步在消化和整固中慢慢回落。结果，到了11月底，指数以9125.21点收市。
12月初，市场气氛虽然变得较为缓和，但仍属整固格局。12月6日，股市再度急升，并在12月10日突破10000点的历史性心理关口，轰动社会。由于彭定康不顾中方反对，坚持将部分政改草案正式刊登于《政府宪报》（Government Gazette）之上，中、英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12月15日，中国外交部严正地表示，彭定康所作所为，导致双方谈判破裂，九七年的“直通车”方案将无法达成，而中方将无可避免地会“另起炉灶”。受到消息影响，指数也由12月13日的10248.59点反复下跌至12月15日的9945.26点。
事实上，到了后期，投资者对中、英两国之间的争执已变得麻木，也见怪不怪了。因此，尽管两国关系冷冷冰冰，但股票市场则是热热闹闹。12月16日，在交投转烈的刺激下，指数掉头回升，并由9945.26点反复升上了12月20日的10814.78点及年底的11888.39点。与1992年比较，恒生指数足足上升了115.7%，至于全年总成交量则为12226.8亿元，较1992年上升了74.5%（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1994）。无论从哪一角度看，1993年股票市场的表现，均是十分突出，也令绝大多数投资者获利不菲。
    该年，共有63家公司新上市，当中更不包括以介绍及配股形式上市的公司。这些公司分别为： 迪生建筑（Dickson Construction International）、国基控股（Prod?Art Technology Holdings）、东宁集国（Leading Spirit Holdings）、权智国际（Group Sense International）、美联空运集团（AWT World Transport Holdings）、耐力国际（Nority International Group）、俊和集团（Chun Wo Holdings）、德兴集团（Tack Hsin Holdings）、宜进利（Peace Holdings）、骏威投资（Denway Investment）、高声企业（Kosonic International Holdings）、星光集团（Starlite Holdings）、龙记集团（Lung Kee Holdings）、能丰国际（Linkful International Holdings）、港佳控股（K. P. I. Limited）、荣山国际（Wing Shan International）、世界集团（World Houseware Holdings）、新洲印刷集团（New Island Printing Holdings）、运亮国际（Wanon International Holdings）、启祥集团（Dransfield Holdings）、金力企业国际（Golden Power International）、香格里拉（Shangri?La Asia）、联洲国际（Egana International）、Manhattan Card Limited、永亨银行（Wing Hang Bank）、安权控股（Fortei Holdings）、胜狮货柜企业（Singamas Container Holdings）、莱利集团（Rhine Holdings）、南华证券（South China Brokerage）、华建控股（CIL Holdings）、科力国际（Ultronics International）、四通电子技术（Stone Electronic Technology）、四洲集团（Four Sea Mercantile）、亿都国际（Yeebo International）、永顺中国货运集团（Vincent Intertrans Holdings）、友联建筑材料（Companion Building Material）、保华德祥建筑（Paul Y. ITC Construction）、大华国际（Dah Hwa International）、泰兴光学集团（Moulin International Holdings）、建滔化工（Kingboard Chemical Holdings）、东方表行（Oriental Watch Holdings）、合一集团（Recor Holdings）、Dharmala Holdings、均来集团（Gold?Face Holdings）、建美国际（Mei Ah International）、八佰伴国际（Yaohan International）、兆峰陶瓷（Siu?Fung Ceramics）、马鞍山钢铁、港基国际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of Asia）、渝港国际（Yugang International）、安佳集团（Ankor Group）、亚洲电力发展（Consolidated Electric Power Asia）、思捷亚洲（Esprit Asia Holdings）、道亨银行（Dao Heng Bank）、百利保发展（Paliburg Development）、华凌集团（Hualing Holdings）、港台集团（KTP Holdings）、亨亚（SHK Convertibles）、昆明机床、青岛啤酒、上海石油化工、北人印刷机械及广州广船国际（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1994）。

hefeiddd 发表于 2008-1-3 19:04

香港股史1841-1997

股市回落与中资涌现
承接1993年底的升势，1994年1月初，股市交投仍十分活跃，至于指数也在1月4日升上了12201.09点的历史高位。由于市场已累积了大量获利盘，在缺乏利好消息刺激下，指数由1月5日起迅速滑落至1月13日的10176.51点。之后，在部分投资者趁低吸纳下略为回升，但上升幅度不大。月底，恒生指数以11487.02点收市。和1月份相似，2月份的股市仍处于“牛皮偏软”的格局。2月上旬，由于在农历新年长假期前后，交投相当淡静，指数也只在11000点关口徘徊。2月下旬，指数虽曾跌穿11000点，但起伏轻微。月底，恒生指数以10410.23点收市。

3月份及4月份，市场继续整固和消化。3月1日，指数仍站在10000点，翌日即跌穿这个水平。初期，当10000点水平一穿，便有买盘吸纳，后来则无以为继。到了3月23日，受怡和集团终止香港第二上市地位消息的拖累，指数更反复滑落至3月底的9029.91点。4月初，虽然有些技术性反弹，并在4月13日升上9753.76点，但不久又辗转回落至月底的8966.07点。与年初的12201.09点比较，恒生指数在4个月内已跌去了26.5%了。

5月初，股市仍受怡和集团淡出香港的拖累而继续滑落至5月4日的8369.44点。之后，市场再次出现技术性反弹，并回升至5月16日的9253.41点。受中、英两国恢复事务性会议的刺激，交投明显转活，指数也逐步回升至5月20日的9631.63点。由于两国能够加强对话，买盘颇为活跃。月底，恒生指数仍能维持在9553.56点的水平。6月份，由于缺乏利好消息，加上政府宣布推出新措施打击过分炽热的楼市，恒生指数便由月头的9512.07点不断下滑至月中的9149.52点及月底的8758.41点，使很多投资者颇为紧张。7月初，市场跌势未止，并反复回落至7月11日的8394.94点。由于多月来已累积了颇大跌幅，7月15日起出现技术性反弹，并由该日的8591.45点辗转回升至月底的9482.81点。
    承接上月份的反弹浪潮，8月初的交投仍然活跃，令指数一直站稳在9600点的水平。之后，因部分投资者获利回吐，指数又由8月4日的9642.85点反复回落至8月23日的9234.06点。8月底，因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问题上出现突破，市场买盘迅即增加，而指数更攀升至月底的9929.39点。

9月初，市场气氛仍然炽热，并在10月6日再度突破10000点的心理关口。经过短期的急速回升后，市场在缺乏消息刺激下掉头回落，并由9月9日的10145.02点持续回落至9521.24点。10月初，买卖仍颇为呆滞，而指数也在9500点之间拉扯。10月18日之后，因传出外资看淡香港股市，指数回落至10月25日的9252.44点。正当市场大吹淡风之际，月底因有个别机构投资者趁低吸纳而令指数一度回升至月底的9646.25点。

11月份及12月份的股市表现颇令投资者失望。11月上旬，股市基本上仍维持着10月份的“牛皮”格局。不过，自18日起，又因外资大行看淡前景并大举沽货而令指数跌落月底的8466.26点。12月初，因“淡风继续吹”，指数进一步滑落至12月12日的7707.78点，令不少投资者颇为担忧。之后，因技术性反弹而回升至12月22日的8412.66点。年底，在沽压增加的情况，指数还再度回软，并在12月30日以8191.04点收市。与1993年比较，指数跌去了31.1%，至于全年总成交额则为11374.1亿元，较1993年跌去了37.0%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1994）。
    该年，共有50家公司新上市，当中更不包括以介绍及配股形式上市的公司。这些公司分别为： 安利控股（Arnhold Holdings）、明珠兴业（Pearl Oriental Holdings）、三商行国际（Theme International）、新科远东（Albatronics Far East）、快讯国际（Contrad International）、南兴集团（Nam Hing Holdings）、吉之岛香港（Jusco Stores Hong Kong）、香港联想控股（Legend Holdings）、鑫成金属（Simsen Metals）、实惠集团（Pricerite Group）、美力时集团（Matric Holdings）、万顺昌集团（Van Shung Chong Holdings）、荣荣国际（Win Win International）、乐家集团（Rockapetta Holdings）、豫发集团（Chaifa Holdings）、祥泰行集团（Cheung Tai Hong）、维他奶国际（Vitasoy International）、台和商事（Daiwa Associate）、毅兴行（Ngai Hing Hong）、时富集团（Cheeful Holdings）、品德集团（All Pantronic Holdings）、富成包装（Rich City Packaging）、锡威国际（H. B. International）、圆方陶瓷科技（Interform Ceramics Technologies）、来宝集团（Noble Group）、中国制药（China Pharmaceutical）、德胜集团（Sinocan Holdings）、洛阳玻璃（Luoyang Glass）、廖创兴银行（Liu Chong Hing Bank）、大鹏集团（Dah Bang Holdings）、庆铃汽车（Qingling Motors）、中港照相器材（China?Hongkong Photo Products）、信星鞋业（Kingmaker Footwear Holdings）、太平洋恩利国际（Pacific Andes International）、海德太平洋（Ideal Pacific Holdings）、时捷集团（S. A. S. Dragon Holdings）、得信佳（Tricom Holdings）、永辉国际（Wing Fai International）、励致国际（Logic International）、上海海兴轮船（Shanghai Haixing Shipping）、嘉禾娱乐事业（Golden Harvest Entertainment）、镇海炼油化工（Zhenhai Refining & Chemical）、广南集团（Guangnan Holdings）、成都电缆（Chengdu Telecommunications Cable）、东方鑫源（Oriental Metals）、哈尔滨动力设备（Harbin Power Equipment）及佛罗伦集团（Florens Group）、仪征化纤、天津渤海化工及东方电机（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1995）。

1994年的股票市场虽然急速回落，但中资企业的活动则再次成为市场焦点。从历史的角度上看，中资企业参与香港股市买卖的活动由来已久，只因过往作风低调及管理封闭而较少被投资者留意罢了。据新华社香港分社经济部研究员李言赋的分析，开放改革后，由于内地各省、市、县、乡、镇等企业一窝蜂涌到香港上市，造成了业务重叠、资源浪费、管理松散和公众形象差劣等问题。有鉴于此，国务院在1989年至1991年间曾对驻港中资机构进行全盘的业务重组和整顿，借以提升香港中资企业的效率和质素（李言赋，1997）。
    对中资企业的发展而言，1992年是一个关键年头。就在这一年，邓小平南巡广东和深圳等重点开放城市，并以“积极发展、壮大实力”作方针，敦促并鼓励中资企业要把握机会，向外拓展。事实上，经过1989年至1991年这3年的整顿后，中资企业的管理和竞争力已有一定提升。当中央政府在1992年进一步表示会支持中资企业的发展时，这些企业的前进步伐也明显加快，而在港上市集资更成为他们其中一项重要的目标（李言赋，1997）。

1992年前，虽有部分中资企业在港上市，但往往采用“买壳”形式（即通过买入一家已上市公司的控制性股权再进行重组或更换名称）。到了90年代初期，因“买壳”的成本愈来愈高，也有一定风险和复杂性（如隐藏性债务和纠纷等），很多企业已选择自行上市了。自第一只红筹股（海虹集团）及第一只国企股（青岛啤酒）自行在香港成功上市后，其他红筹、国企也争相仿效，使“中国概念股”的炒作，变得更加炽热。
    由于中资企业在本港股票市场的地位愈来愈重要，而投资者的兴趣又愈来愈浓厚，恒生指数服务公司于1994年推出“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基点为1000点，该日为1994年的7月8日。到了1995年，再推出“恒生香港中资企业指数”，希望能更准确地反映不同类别企业的整体表现。对于这个构思，“联交所”兼恒生银行前主席利国伟这样解释：
因为恒生33只指数是反映香港股份市场及香港的经济，而红筹约有20多只股票，他们本想纳入恒生指数内；但我说我们的恒指只可反映香港的市场表现，而不是反映中国的生意，例如上海石油化工，它的业绩好坏，只反映上海的经济情况，而不是香港的经济情况。而恒指的33只大部分都是在香港活动，香港公司或许有在中国做生意，但所占的生意额不多，或许公司有100亿元，而当中有10亿元是在中国投资的。但红筹是以中国作为基地，在香港的生意则不足百分之十。恒生指数是反映香港股票价格的升跌活动，而同时反映香港的经济发展。所以红筹在港上市筹钱，我们便制作了一个新的Hang Seng China Enterprises Index（恒生中国企业指数）。（Stock Market Artifac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 Oral History, 1997）
由于中国经济急速成长，优质的中资企业自然吸引了很多投资者的垂青。但是，由于企业表现参差，加上运作和透明度受质疑，指数颇受消息影响，波动极大。举例说，由于恒生指数公司将指数的1000点定于7月8日，在7月8日之前的7个多月内，按推算其实是大大高于1000点水平的。从“联交所”的每日指数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该年的1月3日，中国企业指数指为1947.43点，之后便急速回落至1月底的1663.38点、2月底的1575.08点、3月底的1294.27点、4月底的1240.21点、5月底的1236.36点及6月底的1012.26点。到了7月8日，指数才跌至1000点的水平。7月8日之后，指数略为回升至7月底的1242.26点、8月底的1292.78点、9月底的1376.09点及10月底的1388.98点。到了11及12月，指数又反复回落至1172.00点及1069.67点（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1994）。
    到了1995年，指数跌势更大，年头仍能维持在1000点水平，之后，因企业表现差强人意而国际投资机构又降低其评级，指数反复滑落至1995年11月16日的历史低点——684.85点，令很多对中国企业一往情深的投资者大为失望（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1995）。从较为宏观的角度上看，虽然指数有上有落，但中资企业不断壮大，并迅速超越美、日等国的资本，成为仅次于英资的第二大外来资本及力量的事实，则明显不能否认。
    对于中资企业在香港各行各业的分布、所占比重及发展情况，一向对中国及香港事务有研究的冯道仁这样介绍：
    根据1995年的统计，中资企业经营的贸易额，约占香港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二；中资银行吸收的存款，约占香港银行存款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四；中资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约占香港保费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一；中资企业经营的内地旅游服务，约占香港货运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五；中资企业经营的内地旅游服务，约占香港往内地旅游服务的百分之五十；中资企业承建的各类建筑工程，约占建筑工程总量的百分之十二；1994年底，中资企业控股的63家上市公司，约占香港股市总值的百分之四点五；此外，中资企业还对香港的电讯、道路、隧道、航空、货柜码头等公用事业或设施进行参与和投资。据截止1994年底的统计，在港中资企业的总资产已达425亿美元，成为香港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冯道仁，1997： 70）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资企业能够迅速在八九十年代壮大，与中国的开放改革和香港的回归两件重大历史事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本章第一节中提到，在计划经济主导下，中资企业一向依赖国家扶持，才能勉强撑持下去。改革开放后，如何摆脱这种扶持格局，让中资企业发挥本身优势，并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便变成中央领导人重点研究的重点和方向。经过七八十年代整固及发展的香港股票市场，已步入成熟阶段，并正积极筹划一些可供发展和开拓的市场空间，而吸引高质素的中资企业来港上市更被列为重点工作。正因为双方“情投意合”，中资企业在港的发展，便有了重大的突破。
    另一方面，九七回归的契机也加速了中资企业在港的发展。在中、英谈判前期，中国政府已意识到经济繁荣是香港社会稳定的基石。但是，要确保香港的经济繁荣，除了要保持自由市场不变外，更要稳定投资者的信心，提防重要企业撤退所带来的冲击。在中、英两国谈判及过渡期间，以怡和为首的英资财团及小部分华资企业便因信心不足而减少在港的投资，并以“国际化”的幌子将企业迁册，引起了社会及股票市场的巨大震荡。事实上，每当社会出现震荡而股市大跌时，兼负稳定香港经济责任的中资企业，便别无选择地入市吸纳，借以减少市场的波动和冲击。就在这种你退我进、一出一入的竞争过程中，中资企业填补了某些市场的空间，并随着股市及商业在九十年代的腾飞而崛起为香港经济其中一股重要的力量。

hefeiddd 发表于 2008-1-3 19:06

香港股史1841-1997

怡和除牌与迁册潮退
从中、英两国就香港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到进入过渡期，作为英资龙头的怡和集团，举止最引人注目。由公布迁册、争取上市特权、改变香港第一上市地位到最后终止在香港股票市场的挂牌，怡和集团的最后挣扎和黯然而退，与大英帝国想方设法维持其政经利益但却无功而还相映成趣（Cottrell, 1993）。正因为怡和集团凝聚了英国人的利益，它的举动和进退，自然反映了英国政府的立场和心态，而这正是值得我们深入一点看看怡和集团撤出香港的原因所在。
    正如第十六章中提到，当中、英两国谈判仍处胶着状态而《中、英联合声明》又没签署之前，作为一个主要业务集中于香港的英资龙头公司，怡和集团率先宣布将集团迁册百慕大，以行动向中国政府施压，并表明该集团对中国政府没有信心。这种高姿态的举止，不但引起市场极大的震撼，开展了后来企业纷纷迁册的浪潮，也令中方十分不满（冯邦彦，2002）。
    事实上，自80年代中叶起，怡和集团已开始部署淡出香港。除了将控股公司的注册地迁往百慕大外，集团又以“加速企业国际化”作幌子，暗地里将资产向海外转移，借以降低香港的投资比重。虽然该集团（及其他已迁册的公司）已将香港的企业变成了“海外附属”，但主要业务仍在香港。按交易所及证监会的规定，这些企业仍然必须接受这两个机构的监管。
    然而，一向自恃实力庞大的怡和集团则以企业已迁册为由，要求交易所及证监会给予“上市豁免”（exemption listing），令该集团可以免受某些“非法定规则”（non?statutory rules）如《上市规则》及《收购合并守则》的约束和规范（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1 March 1991）。对于这种不合理的要求，交易所和证监会均不表同意，并认为个别公司实在不应有特权。为此，怡和集团的法律顾问更以“股东权益超过40亿元或已公布的税后盈利超过4亿元”作标准，指出当局应该给予豁免。按照这一逻辑，有钱人或交税多的人便可以在社会上享有特权了。对于这种近乎歪理的论点，监管当局除了直接拒绝外，还公开撰文批驳，认为要求极不合理（冯邦彦，2002）。
    由于要求遭到拒绝，该集团在1992年9月7日将第一上市地位移往伦敦，而香港则降作第二上市地位。另一方面，集团仍继续以不同手法向港府施压，希望取得特别豁免权。经过深入研究后，监管当局再次否决了怡和集团的要求，并清楚地指出为了维持法律的平等及保障公众投资者的利益，所有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均必须遵守香港的法例暨一切非法定性的市场规则（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8 March 1994）。
    正因为没有争取到特权，怡和集团在1994年3月23日宣布自该年的12月31日起，终止该集团在香港的第二上市地位，至于该集团在伦敦及其他3个交易所的上市地位，则不受影响（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4 March 1994）。由于母公司宣布撤出香港，其他附属公司包括牛奶国际、置地公司、文华东方及仁孚等，随即也宣布从1995年1月1日起，结束在香港股票市场上市买卖，为集团在香港股票市场的呼风唤雨和吒咤驰骋画上了句号。
    从怡和集团黯然引退的事件，令我们再次想到企业迁册的问题。自该集团宣布迁册后，很多企业相继跟随，并在1989年至1991年间形成了一个巨大浪潮。到了后过渡期，这个浪潮终于日渐平复下来。由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和成长，很多外资公司已迫不及待地希望进入中国大陆，开拓这个庞大而尚未开发的市场，而作为融会东西中介地位的香港，经济及股票市场则表现得异常突出和卓越。正因为香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才外流及企业迁册的问题也戛然而止。就以企业迁册为例，到了1992年，仍有16家企业（当中绝大部分为华资）决定迁册。到了1993年，数目大幅滑落至4家。1995年、1996年及1997年分别有3家、4家及4家，而1994年更只有0迁册的记录，显示企业迁册问题已经变成了“明日黄花”（表19.1）。
    对于商人而言，做生意的最大动力，是扩展和赚钱，而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中国大陆，恰恰正是“发财挖金、大展拳脚”的好地方。正当很多跨国企业急欲向中国进军之际，“反其道而行”的企业（迁册），除了数目日渐减少，迁册后的表现也不见得特别突出。事实上，由于中国大陆及香港的经济欣欣向荣，那些原先已移民或迁册他国的香港人或企业，很快便“回流”香港，甚至踏足内地，再次投入“发财挖金”的行列。
    表19.11992年~1994年决定从香港迁册别处的公司及相关资料摘要
    企业名称　　迁册地点　　生效日期　　主要资本　　主要负责人
    泛海国际　　百慕大　　1992年1月22日　　华资　　冯兆滔
    中国印染　　开曼群岛　　1992年1月22日　　华资　　查济民
    迪生创建　　百慕大　　1992年2月18日　　华资　　潘迪生
    协兴针织　　百慕大　　1992年3月17日　　华资　　吴松
    周生生集团　　百慕大　　1992年4月28日　　华资　　周君廉
    中华造船　　百慕大　　1992年4月14日　　华资　　王华生
    亚细安资源　　百慕大　　1992年5月12日　　华资　　曾文豪
    善美环球　　百慕大　　1992年6月30日　　华资　　丁谓
    宝成置业　　百慕大　　1992年7月7日　　华资　　不详
    德利投资　　开曼群岛　　1992年8月11日　　华资　　陈普芬
    华盛国际　　开曼群岛　　1992年8月11日　　华资　　吴鸿生
    谢瑞麟　　百慕大　　1992年9月2日　　华资　　谢瑞麟
    兴利科技工业　　百慕大　　1992年10月20日　　英资　　G. Bloch
    东方红药业　　开曼群岛　　1992年10月21日　　华资　　陈学良
    明仁企业投资　　百慕大　　1992年11月24日　　华资　　Sze Ka Suen

Axiom Forest Resources　　百慕大　　1992年12月15日　　华资　　胡法光
         （续表）
    企业名称　　迁册地点　　生效日期　　主要资本　　主要负责人
    新系机构　　百慕大　　1993年5月25日　　华资　　黄志辉
    玉郎国际集团　　百慕大　　1993年6月16日　　华资　　邓立人
    公和祥　　开曼群岛　　1993年6月22日　　华资　　孔迈凯
    中国兴业　　百慕大　　1993年9月14日　　华资　　梁绍辉
    宝光实业国际　　百慕大　　1995年2月21日　　华资　　黄子明
    佐丹奴国际　　百慕大　　1995年5月29日　　华资　　黎子英
    港澳控股国际　　百慕大　　1995年10月19日　　华资　　胡晋光
    大富地产　　百慕大　　1996年4月30日　　华资　　李宗强
    汇汉实业　　百慕大　　1996年9月17日　　华资　　冯兆滔
    荣丰投资　　百慕大　　1996年10月15日　　华资　　钟斌铨
    景耀国际　　百慕大　　1996年11月26日　　华资　　林健岳
    嘉域集团　　百慕大　　1997年7月15日　　华资　　何鸿燊
    南北行集团　　百慕大　　1997年9月30日　　华资　　岑玉标
    南华策略　　开曼群岛　　1997年10月14日　　华资　　吴鸿生
    九龙巴士　　百慕大　　1997年11月18日　　华资　　胡百全
    资料来源： 《香港股票资料手册》，1993～1995；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19931998
                      结语

1992年至1994年的股票市场仍然可以用“波涛汹涌、大起大落”来形容。当投资者庆幸可以摆脱外围因素的冲击时，刚上任的彭定康政府则突然提出政改方案，并引起了中、英两国连番不断的激烈外交争拗，令香港股市再度陷入波谲云诡、巨浪涛涛的格局，而投资者更是胆战心惊，无所适从。
    除了因中、英两国争拗引起的股海巨浪令人议论纷纷外，中资及国有企业大举涌入香港股票市场，并掀起一股“寻金热潮”的情况，也曾令投资者津津乐道。事实上，经过首10年的开放改革，中国的经济和企业已初具规模，并急需资金来配合下一步的发展，而时刻希望引入不同企业借以提升香港股票市场质素的联合交易所，恰恰肩负起这个桥梁的角色，既为中资企业开拓了重要的集资途径，也令香港股票市场的发展更上一层楼。

hefeiddd 发表于 2008-1-3 19:09

香港股史1841-1997

九七回归与股市起落
当树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香港回归祖国倒数计时牌”上所显示的时间愈来愈近时，不同人的内心自然会有不同的感受。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彭定康政改方案既“米已成炊”，再纠缠下去只会浪费时间，反而加紧筹组临时立法会，确保顺利回归更加重要。对于英国政府而言，由于时日无多，加上可以发挥的空间有限，静心等待撤离总比再搞小动作实际。对于大部分香港人而言，“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虽然仍是一个疑窦，但扎根香港，见证历史又属唯一的选择。就在这样一个外弛内张的气氛下，香港进入了过渡期的最后3年。
    由于中、英两国一同放下争拗，并刻意营造后过渡期的祥和气氛，社会变得较为稳定，经济也变得较为繁荣，至于作为“安定繁荣”其中一项重大指标的股票市场，也在资金大举涌入的推动下显得分外活跃和热闹，令恒生指数节节上升、屡创新高。以下不妨让我们先从1995年股票市场的发展情况，谈谈这段时期的重大转变。


争拗渐息与恒指回升
进入1995年，当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已成定局而“直通车”方案又成绝唱之后，中、英双方明白到继续争拗已无益处，因而将精力集中在实质事务的讨论上，希望为快将来临的回归做好准备。事实上，经历过1993年及1994年的政制争议和震荡后，社会大众和投资者均希望两国可以放下歧见，早日就众多实质性问题作出妥善安排，以免影响回归的进程。也即是说，自1995年至1997年6月30日前，香港股票市场的发展基本上已摆脱了政制争拗的窠臼。
    承接1994年底的跌势，1995年初的股市仍颇为疲弱。举例说，1月份的首个交易日，恒生指数迅即跌穿8000点的心理关口，并急速地下滑至1月13日的7252.34点。之后，虽有一些技术性反弹，但旋即掉头向下，并在1月23日跌穿7000点关口。在短短的15个交易日内，指数急挫一成半（14.9%）。 由于累积一定跌幅，恒生指数才在部分投资者趁低吸纳的带动下，在月底略为反弹至7342.65点。

2月的第二个交易日，因中、美知识产权谈判重开，投资者预期两国间的贸易僵局有机会打破，令指数单日急升418.88点，直逼8000点关口。不久，由于中、英关系日渐缓和下来，加上联合联络小组达成协议，将建造及经营3号干线郊野公园路段的建筑工程合约，批给以新鸿基地产为首的财团，令股市气氛变得更加正面。结果，在买盘日增的推动下，指数逐步回升至2月28日的8327.52点。
    经过一轮较为急速的升浪后，股市在3月初进入整固格局，并在8000点的关口来来回回。3月下旬，因政府及评级机构均预测来年香港的经济仍会持续增长，市场买盘逐渐增多，而指数更一度由3月14日的8094.58点迅速攀升至3月28日的8827.93点。月底，指数虽略为回落，但仍以8587.72点收市。

4月份的股市颇为淡静，交投也不甚活跃。月初，指数一直只在8400点之间拉扯。复活节长假期前，指数虽曾上升至4月13日的8661.99点，但成交量则未见配合。假期过后，由于交投量进一步减少，指数也辗转回落至月底的8361.03点。5月初，市场气氛仍然呆呆滞滞，并再回落至5月2日的8212.11点。之后，因有投资者趁低吸纳，加上中、英两国再就多项实质性安排如新机场问题、批地问题及终审法院问题均有正面进展，指数才在交投量急增的刺激下重拾升轨，并反复升上了5月12日的9217.83点。之后，再因获利盘涌现而略为回落。月底，受中、英土地委员会通过来年批地的正面消息刺激，指数升上了5月31日的9407.38点。

6月初，因交投仍然活跃，指数也站稳在9400点的水平。之后，则因缺乏利好消息刺激而反复滑落至6月13日的9103.17点。月中，虽有个别机构投资者入市，但指数只能在9200点之间上落，变化不大。月底，恒生指数报收9206.54点。7月1日，指数跌穿9200点。之后才因部分投资者趁低吸纳而回升至7月10日的9727.54点。同月下旬，市况转趋淡静，并在交投萎缩的影响下回落至7月31日的9453.42点。8月份，因缺乏有利消息刺激，加上大部分机构投资者已离港度假，股市交投明显回落，而指数则由月初的9385.27点反复滑落至8月18日的8895.82点。俟后，再因技术性反弹而回升至月底的9179.86点。
    9月1日起，“联交所”宣布将交易时间由下午3时45分延长10分钟至3时55分，使股市的收市时间更接近期货市场的收市时间。虽然交易时间略为延长，但市场气氛则没有多大转变。月初，市况仍延续上月份的偏软格局，乏善足陈。9月12日开始，在基金入市的带动下指数辗转回升至9月15日的9797.40点。9月17日，按彭定康政改方案推出的立法局选举顺利完成，民主派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中方则一再澄清，指立法局的地位和角色，将会随着英国管治而结束。受消息的间接影响，指数反复回落至9月25日的9497.88点。该日下午，因政府宣布长江实业、和记黄埔及中信泰富等组成的财团以43亿元投得青衣站上盖物业发展权，市场的投资态度也变得较为乐观。结果，在买盘大增的带动下，指数逐步回升至月底的9646.34点。

10月初，因外交部长钱其琛访英，并与英国外相聂伟敬（M. Rifkind） 就香港问题达成四项共识，市场反应颇为正面，而指数也由10月1日的9724.98点攀升至10月16日的10009.28点。之后，在获利盘涌现的带动下，指数才回落至月底的9782.39点。11月初，市场交投仍算活跃。不过，自11月7日过后，指数因交投放缓而逐步回落至11月17日的9287.90点。11月29日，因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就新机场问题达成四点实质性协议，加上内地与香港官员在港举行非正式会议，投资者颇受鼓励，并在买盘增多的带动下，令指数逐步回升至11月30日的9813.34点。
    承接11月下旬的反弹势头，加上新机场问题有了突破，而中、英关系又有显著改善，12月份的股市气氛一直颇为炽热。月初，指数虽迅即升上9900点的关口，但却未能挑战10000点的水平。圣诞长假期前夕，交投略为萎缩，但假期一过，指数便在外资推波助澜的刺激下冲上10000点的心理关口。结果，在该年年底，恒生指数以10073.39点收市，较上一年上升了23.0%，而全年总成交额则为8268.0亿元，较上一年上升27.3%（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1996）。
该年，共有24家企业新上市，当中不包括以介绍形式上市的公司。它们分别为： 永义国际（Easyknit International）、宏安集团（Wang On group）、良兴集团（Liang Shing Holdings）、Whimsy Entertainment、雅域集团（Artfield Group）、中联系统控股（Vanda Systems & Communications）、吉林化学工业（Jilin Chemical Industrial）、美联物业（Midland Realty Holdings）、东北输变电机械制造（Northeast Electrical Transmission & Transformation Machinery Manufacturing）、明日国际（Tomorrow International）、Aeon信贷财务（Aeon Credit Services）、联发行国际（Luen Fat Hong International）、通达工业（Magician Industries）、侨弼控股（Gilbert Holdings）、岩井国际（Iwai?s International）、五丰行（Ng Fung Hong）、新世界基建（New World Infrastructure）、永恩国际（Prime Success International）、先来国际（First Sign International）、太平洋合板控股（Pacific Plywood Holdings）、森信纸业（Samson Paper Holdings）、中保永兴国际（CIG?WH International）、中国大阳神集团（China Apollo International）及方正香港（Founder Hong Kong）（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1996）。
回归在即与股市炽热
随着回归步伐的日渐逼近，中、英两国共同营造良好气氛的意愿极为明显，而中、外资金大举流入股市的情况也显而易见。正因如此，踏入1996年的1月份，指数已在买盘如潮的推动下拾级而上。举例说，在1月份的首3个交易日，恒生指数合共便升了接近480点。之后，虽然出现轻微回吐至1月10日的10304.63点，但1月11日起又持续攀升至1月31日的11359.70点。1个月内，指数上升了12.8%，表现相当不俗。
    有一点值得指出，自1月25日起，筹备经年的“自动对盘系统”(Automatic Matching System，简称AMS） 正式投入服务。从此，股票买卖便可通过会员（经纪行或银行） 办公室的交易终端机（terminals） 与交易所的终端机进行所谓“无纸化”的“电子化买卖”，至于股票证书、交易大堂、高声叫价及“写板”报价等一类实物买卖时代的产物和象征，则已成为历史的见证。

2月份的农历新年假期前，市场买盘仍然颇为活跃，令恒生指数一直维持在13000点的水平之上。农历年长假期过后，在获利盘涌现的带动下，指数略为回落至2月29日的11135.68点。3月初，指数曾轻微升上3月5日的11454.08点。之后，由于缺乏利好消息的刺激，市场便在交投萎缩的影响下反复滑落至3月13日的10249.48点。不久，由于有部分机构投资者趁低吸纳，指数又反复回升至3月25日的11111.76点。月底，指数略为偏软，并在3月29日以10957.20点收市。

4月份的股市颇为牛皮。月初，因市场预期新一年的财政预算会有好消息宣布，指数略为回升至4月2日的11144.64点。之后，又因预期没有惊喜而轻微回落。到了4月中，虽然新鸿基地产及恒基兆业以47.25亿元的高价投得红磡湾填海地皮，股市不升反跌，并反复下滑至4月26日的10732.79点，显示投资者对后市的看法较淡。月底，因中信泰富宣布增持国泰航空及港龙航空股份，加上新鸿基地产和恒基兆业再伙同中银集团夺得机场铁路香港站物业的发展权，指数才略为回升至4月30日的10964.53点。5月初，市况偏软，并由5月1日的10926.84点反复回落至5月10日的10597.73点。之后，在中资财团趁低吸纳的推动下，指数才辗转回升至5月29日的11200.56点。月底，受中、英两国同意在新机场兴建第二条跑道消息的刺激，指数进一步上升至11264.73点。
    经过5月中的持续攀升后，6月初的股市曾经因获利盘涌现而轻微回落。由于市场没有特别利好或利淡的消息，指数一直只在11000点之间整固拉扯。结果，到了6月底，恒生指数报收11020.90点。由于距离回归只有1年时间，投资者的观望心态显得颇为强烈。7月首5个交易日，指数仍能维持在11000点水平。之后，因部分没耐性的投资者沽货离场，指数也逐步回落至月底的10681.42点。从交易量上看，6月及7月份的股票市场明显较为淡静。
    踏入8月份，在中资买盘增多的带动下，股市明显转活，而恒生指数也由8月1日的10789.87点逐步攀升至8月22日的11478.77点。月底，由于部分投资者获利回吐，指数才回落至8月底的11159.02点。9月初，指数仍在11000点之间窄幅徘徊。到了9月中，因传闻中、英双方就争拗已久的9号货柜码头问题达成共识，并将在日内签署协议，市场交投增加，指数也逐步回升。同月27日，两国再就主权移交仪式达成协议，令投资者的信心增加。结果，恒生指数在月底时回升至11902.43点。
    承接着9月底的升势，10月份的股市终因中、外资金先后入市而变得活跃起来，并由10月1日的11921.22点反复攀升至10月18日的12510.05点。之后，由于有部分投资获利回吐，指数才逐步回落至10月29日的12192.17点。月底，指数略为造好，并以12477.56点收市。11月份，股市仍然炽热，并在机构投资者大手买入中资股而急速上扬。到了11月14日，指数更冲破13000点的心理关口，报收13004.80点。之后，因沽盘涌现而略为回落，但11月18日起又重越13000点的关口，并势如破竹地攀升至月底的13393.93点，使很多看淡港股的投资者颇感意外。
    由于短期内升势过速，从12月初起，指数在获利盘的带动下反复回落。同月1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在第三次会议上以大比数推举董建华为香港特区的首任行政长官，掀开了香港历史的新一页。月中，恒生指数在基金看好港股前景的刺激下而再度回升，并在年底以全年高位的13451.45点收市，较上一年上升了33.5%，至于全年总成交额则为14122.4亿元，较上一年上升70.1%（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1997）。
    该年，共有44家企业新上市，当中不包括以介绍形式上市的公司。这些公司分别为： 红发集团（RBI Holdings）、经纬纺织机械（Jingwei Textile Machinery）、顶益控股（Tingyi Holdings）、捷亚国际（Jet Air International）、恒基中国集团（Henderson China Holdings）、高雅国际（Elegance International）、AV Concept Holdings、南京熊猫电子（Nanjing Panda Electronics）、冠华国际（Victory City International）、广深铁路股份（Guangshen Railway）、瑞源国际（China Elegance International）、上海实业（Shanghai Industrial）、勤达印刷（Midas Printing）、亚洲卫星控股（Asia Satellite Telecommunications）、广安银行（Kwong On Bank）、路劲基建（Road King Infrastructure）、栢宝集团（Perfect Treasure）、长江基建（Cheung Kong Infrastructure）、广东科龙电器（Guangdong Kelon Electrical）、表准时国际（Stime Watch International）、嘉里国际（Kerry Properties）、大福集团（Tai Fook Group）、旭日企业（Glorious Sun Enterprises）、冠忠巴士（Kwoon Chung Bus）、华德丰集团（Wah Tak Fung Holdings）、创信集团（Pegasus Holdings）、恒利国际（Honko International）、数码通电讯（Smartone Telecommunications）、协和建设（Concord Land Development）、雅视光学集团（Arts Optical International）、华润北京置地（China Resources Beijing Land）、安徽皖通高速公路（Anhui Expressway）、辉影国际（Jackin International）、城巴集团（Citybus International）、庆丰金集团（RNA Holdings）、美丽宝国际（Mirabell International）、南方国际控股（Nam Fong International）、美盛周氏国际（Solartech International）、嘉利国际（Karrie International）、粤海制革（Guangdong Tannery）、亚太卫星（APT Satellite）、大福国际（Ta Fu International）、恒都集团（Perennial International）、山东新华制药（Shandong Xinhua Pharmaceutical）（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1997）。

hefeiddd 发表于 2008-1-3 19:15

香港股史1841-1997

主权移交与金融风暴
1996年12月31日集在铜锣湾时代广场大钟前的香港市民，其除夕倒数迎新年的心情，或者与世界其他国家人民不大一样。对于大多数香港市民而言，1997年是一个兼具多重意义的年头。事实上，由分割到开埠，由崛起到腾飞，又由谈判到真正回归，历尽沧桑的香港，终于走到历史性的一年。就在这一年，殖民统治画上句号，港人治港正式展开。同样是这一年，经历多年高速增长的香港经济、楼市和股市，上半年表现仍十分突出，但下半年则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迅速从高位回落，并陷入长期衰退不景气的境地。
    如果说股票市场是经济发展的“温度计”，回归前恒生指数的不断升温，多少说明市场的炒作，已经到了极为疯狂的地步了。因上年年底的升势过急，1月2日的恒生指数曾略为回落至13203.44点。不久，在买盘增加的情况下，指数逐步回升至1月8日的13454.93点。之后，因传闻邓小平健康转差，指数急速回落至1月10日的13191.50点。由于传闻被否定，指数又辗转回升至1月20日的13868.24点。因市场气氛变得审慎，加上部分投资者沽货离场，指数由1月20日的高位反复滑落至月底的13321.79点。

2月初，受中信泰富在1月底宣布以162亿元分阶段购入中华电力两成股权消息的刺激，市场明显出现技术性反弹，并反复回升至2月10日的13643.54点。到了2月13日，因传闻邓小平因病逝世，指数一度急挫222.66点。虽然消息再次被否认，但指数则反复偏软。2月19日，北京政府终于证实带领中国亿万人民走向开放改革并为港澳订立“一国两制”指导方针的邓小平因病去世。由于市场早有心理准备，消息并没有给股票市场带来巨大波动。因市场观望气氛浓厚，买卖并不活跃。结果，恒生指数在2月最后一个交易日以13398.72点收市。

3月份，由于市场对邓小平逝世后的中国政局存有忧虑，沽货离场的压力颇大。在投资者普遍看淡后市的情况下，恒生指数也由3月3日的13507.28点逐步回落至3月14日的12736.53点及3月20日的12472.33点。之后，虽然略有一些技术性反弹，但力度不大。结果，到了该月月底，恒生指数只以12534.32点收市，较上月下跌6.5%。
    4月1日，受美国股市急挫的拖累，港股在大量期指抛空的带动下，单日下跌460.13点。之后，随着企业业绩较预期理想而外围股市又反复回升而从4月3日的低位（12055.17点） 迅速回升至4月11日的12516.60点。经过一轮急升后，市场略作整固，并在基金买盘增多的刺激下逐步由4月22日的12580.85点逐步攀升至月底的12903.30点。
    承接4月下旬的升势，恒生指数在5月1日已突破13000点的水平。之后，升势未歇，并在北京控股快将上市消息的刺激下持续攀升至5月14日的14153.58点。经过接近1个月的无休止攀升，很多市场分析员已指出股市快将调整。然而，股市不但没有出现所谓调整，反而在资金持续流入的支持下继续攀升。结果，恒生指数在5月底升上了14757.81点的历史高位。



6月首个交易日，指数仍保持强势，并升上了14990.90点的高位，距15000点的关口只有不够10点。之后，在获利盘大举涌现的推动下，指数才急速回落至6月6日的14655.13点。该日，香港电讯宣布，其母公司大东电报局以每股14.25元出让5.5%香港电讯权益予中国电讯，总值11.85亿元。虽然有此利好消息刺激，指数仍只跌不升，并进一步下降至6月12日的13924.34点。因为短期内跌势过急，6月13日出现技术性反弹，并在“中资入股恒生银行”传闻的带动下，在6月20日将指数推上15000点的心理关口。由于殖民统治快将结束而特区政府又快将成立，市场在强大资金伺机入市造势的刺激下，在6月底以15196.79点的历史高位收市。
    对于绝大部分香港人而言，1997年6月30日及7月1日均属十分难忘的日子。6月30日下午4时15分，末代港督彭定康首先在港督府举行告别仪式。之后，再偕同家人前往添马舰基地，并在6时15分举行另一场“大英帝国告别香港”的仪式。由于仪式在纷纷细雨中进行，一众参加者都表现得离别依依、恋恋不舍。晚上8时55分，港府在会议展览中心新翼宴会厅内举行告别晚宴，招待4000多名中外嘉宾。席上，英国外相郭伟邦（R. Cook） 代表英国向与会者祝酒，祝愿香港有美好的将来。

凌晨1时3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标志着以董建华为首的特区领导班子正式投入服务。到了清晨3时整，香港特区政府发出首份《政府宪报》，委任行政会议——特区政府的最高决策机关——的正副秘书及各级法院的常设法官。清晨6时，解放军驻港部队从海、陆、空三方面全面开进香港，接收原英军的14个军营和基地，体现邓小平生前提出的要在中国领土内驻军的原则和精神。傍晚6时30分，香港各界庆祝回归委员会在香港体育馆举行大型文艺晚会，为香港的顺利回归敲锣打鼓，营造气氛。
    就在香港回归后的翌日，泰铢（Baht） 遭到狙击，并诱发一场前所未见的“亚洲金融风暴”。不过，千里之外的香港，这时仍沉醉在一片“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的热闹气氛当中，丝毫没有想到事件会牵动香港经济的命脉。事实上，回归后的首个交易日，指数虽在部分投资者趁“好市”出货的带动下逐步滑落至7月9日的14703.73点，但不久又在楼市炽热及外资再度涌现刺激下重上15000点水平，并在月底迅速突破16000点的关口，收报16365.71点，令很多追波逐浪的股民如痴如醉。
踏入8月份，在买卖气氛炽热的带动下，指数更在8月7日攀上了16673.27点的历史高位。从4月3日的12055.17点至8月7日的16673.27点，指数在4个月内升了4618.10点，累积升幅达38.3%。8月8日起，在机构投资者获利套现的牵扯下，指数逐渐由高位回落。8月19日，因传闻投资机构看淡亚洲市场而沽货离场，指数急挫619.62点。之后，虽略有反弹，但幅度不大。到了8月28日，市场再度出现恐慌性抛售，令指数大跌657.85点。由于跌势触动了机构投资者的程式沽盘，翌日开市时，指数再度急跌740.85点。结果，在该月月底，指数以14135.25点收市。与8月7日高峰期的16673.27点相比，合共跌去了2538.02点，跌幅达15.2%。
承接8月底的急跌，9月1日一开市，指数再次在投资者疯狂抛售下大跌709.60点，令很多股民损失惨重、叫苦连天。由于短时间内跌势过急，市场在9月2日后曾经一度出现技术性反弹，并回升至9月9日的14996.66点。因指数没法重上15000点水平，从9月10日起，沽盘又再涌现，并将指数推低至9月23日的14094.38点。9月24日，市场又再出现技术反弹，并反复回升至月底的15049.30点。
    由于指数在9月底重上15000点水平，10月首个交易日，在买盘大增的情况下，指数升上了15128.02点。之后，获利盘再度主导大市，并将指数推低至10月15日的13384.24点。由于金融风暴已在泰国、韩国、印尼、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等地造成了巨大而严重的破坏，部分投资者已注意到事态的严重性，并预见香港或者也会受到狙击。
    一如所料，一直将亚洲视为“提款机”的美资国际对冲基金，早已看准了一向视作是香港经济及金融基石的港元联系汇率的弱点，并在10月20日展开猛烈狙击，扯高了香港的银行同业拆息，使投资者极为忧虑，而指数则急挫630.13点。翌日，与国际对冲基金同声同气的摩根斯坦利，公开表示减持亚洲市场的投资比重，并指出亚洲股市已处于危险的下跌周期，其第二浪的跌势甚至会由香港带动。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港汇利息大幅飙升，而指数则在21日及22日分别急挫567.78点及765.33点。由于对冲基金无法在第一轮狙击中斗垮港元，10月23日又再展攻势，令银行同业拆息再次被扯高，并升至280厘的历史高位，而恒生指数更创出单日重挫1211.47点的历史纪录。
    由于港元在对冲基金狙击下仍力保不失，股市在10月24日曾大幅反弹，并升上11144.34点的水平。不过，对冲基金仍紧盯港元不放，并在10月27日及28日持续施袭，令恒生指数在短短的两日内大跌2084.45点，跌穿了10000点的心理关口，使部分投资者陷于极度恐慌的境地。虽然受到连番狙击，特区政府仍坚持以庞大的储备作后盾，确保港元汇率不变。由于对冲基金无功而退，该月月底的恒生指数略为回升至10623.78点。与月初的15128.02点比较，在短短的20个交易日内，指数跌去了4504.24点，跌幅高达29.8%，市场波动之大、厮杀之烈，不难想像。

11月初，指数曾因技术性反弹而回升至11月3日的11255.11点。之后，因投资者信心疲弱及交投量大减而滑落至11月12日的9607.91点。由于多次施袭而无法摧毁港元联系汇率，对冲基金最后还是心有不甘地暂时退出香港金融市场。11月下旬，由于威胁稍歇，市场也逐步稳定下来，至于月底的恒生指数，则以10526.92点收市。
    经过连番搏斗后，股市在12月份渐趋平复。12月上旬，在投资者趁低吸纳的带动下，指数曾在12月7日升上11722.94点的高位。可惜，由于人心仍然虚怯，加上传闻外资“大鳄”仍虎视眈眈，指数又反复回落至12月22日的10172.47点。月底，指数轻微反弹，并在12月31日以10722.76点收市，较上一年下跌了33.5%，至于全年总成交额则为37889.6亿元，较上一年大幅上升168.3%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1998）。不论从哪一角度上看，1997年的确是惊险而难忘的一年。
    该年，共有78家企业新上市，当中不包括以介绍形式上市的公司。它们分别为： 坚宝国际（K & P International）、精艺集团（FT Holdings）、华利资源（Wah Lee Resources）、昌明控股（Cheong Ming Holdings）、叶氏保达国际（Yips?s Pota International）、越秀交通（GZI Transport）、骏泰集团（Chun Tai Holdings）、瑞安建业（Shui On Construction）、中国东方航空（China Eastern Airlines）、万裕国际（Man Yue International）、北京时装集团（Peking Apparel）、深业控股（Shum Yip Investment）、宝途集团（Boto International）、深圳高速公路（Shenzhen Expressway）、广兴国际（Kwong Hing International）、北京大唐发电（Beijing Datang Power Generation）、金朝阳集团（Soundwill Holdings）、广信企业（GITIC Enterprises）、永利控股（Wing Lee Holdings）、基电控股（KEL Holdings）、太平洋港口（Pacific Port）、建溢集团（Kin Yat Holdings）、六福集团（Luk Fook Holdings）、北京北辰实业（Beijing North Star）、龙田集团（Dragonfield Holdings）、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Zhejiang Expressway）、励晶太平洋集团（Regent Pacific Group）、珠江船务发展（Chu Kong Shipping）、理文集团（Lee & Man Holdings）、北京控股（Beijing Enterprises）、奋发国际（Benefen International）、迪臣发展（Desen Development）、江西铜业（Jiangxi Copper）、莎莎国际（Sa Sa International）、唯冠国际（Proview International）、第一拖拉机（First Tractor）、辉煌控股（Fairform Holdings）、北京燕化石油化工（Beijing Yanhua Petrochemical）、东宁高路华电器（Leading Spirit Conrowa Electrical）、安利士集团（OLS Group）、江苏宁沪高速公路（Jiangsu Expressway）、鞍钢新轧钢（Angang New Steel）、运盛中国投资（Winsan China Investment）、中国南方航空（China Southern Airlines）、城市电讯（City Telecom）、第一珍宝集团（Alpha General Holdings）、粤海啤酒（Guangdong Brewery）、航天科技通讯（CASIL Telecommunications）、东南亚木业（Southeast Asia Wood Industries）、环球饮食文化（Global Food Culture）、海域集团（Ocean Grand Holdings）、华富国际（Wah Fu International）、马斯葛集团（Mascotte Holdings）、民生国际（Man Sang International）、深圳中航实业（CATIC Shenzhen Holdings）、龙昌国际（Lung Cheong International）、佳信科技（Kessel International）、辰达永安旅游（Anada Wing On Travel）、香港水泥（TCC Hong Kong Cement）、四川成渝高速公路（Sichuan Expressway）、裕丰国际（Yue Fung International）、丽盛集团（Rising Development）、中华置业地产（Zhong Hua Land Holdings）、德胜控股（Takson Holdings）、沿海物业集团（Coastal Realty Group）、东力实业（Tonic Industries）、重庆钢铁（Chongqing Iron & Steel）、安徽海螺水泥（Anhui Conch Cement）、中国电讯（China Telecom）、永利航运（Wing Lee World Transport）、广州药业（Guangzhou Pharmaceutical）、自动系统集团（Automated System）、丽丰控股（Lai Fung Holdings）、天津发展（Tianjin Development）、威乐控股（GKC Holdings）、中航兴业（China National Aviation）、建荣建业（Kin Wing Chinney）、伟达燊集团（Wiltec Holdings）（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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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feiddd 发表于 2008-1-3 19:33

香港股史1841-1997

回顾过去与展望未来
回顾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从政治发展的角度上看，还是从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角度上看，香港从一个缺乏天然资源的细小渔港，发展成名列前茅国际金融中心的故事，绝对可以用“神话”来形容。至于真正使香港变成“神话”，并使她被传颂千里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急速开放和成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香港的经济虽有一定成就，但远远落后于上海。就以股票市场为例，香港股市的集资能力、买卖及运作，便明显不及上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大陆与香港虽然同样全力投入重建，但国、共内战及俟后的政兴替，则彻底改写了香港和内地的发展方向和步伐。不论我们同意与否，1949年明显是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分水岭。就在这一年，国民党退守台湾，产党统一大陆，而部分薄有家财的商人——尤其是上海企业家——则连同那些对产党统治心存戒惧的人民，南来香港，延续原本的生活追求。
    对于一向依赖转口贸易而本地工业并不成熟的香港经济而言，中国大陆的政易手和俟后的“贸易禁运”，曾经使香港经济陷入前所未见的困局之中。正当殖民政府束手无策而经济发展前景又暗淡无光之时，那些在1949年前后从四方八面涌抵香港的企业家，则紧握每个商机，再结合本身的优势，在九龙及新界等地开厂设铺，并吸纳那批同样来自大陆的廉价劳工，大量生产纱布成衣、钟表电子及胶花玩具等物，远销欧美。回头看，20世纪50年代初这种工厂纷立和密集生产的模式，其实正是香港工业化的开端。

工业化带来的不但是经济增长和生活改善，至于企业融资、拓展业务和公众投资者渴求投资保值等问题，也相继浮现。正如前文各章所言，在1969年之前，一向被视作是投资和融资最重要途径之一的股票市场，一直十分封闭，企业上市或股票买卖往往只属上层社会少数商贾政要的玩意。在那个年代，不但企业上市门槛极高，公众人士参与股票买卖的程度和比例也不高。举例说，在1968年，全港便只有59家上市公司，至于每年总成交量则只有9.43亿元而已（表20.1）。
      表20.11968年~1997年恒生指数、成交量及上市公司数目统计
    年份　　恒生指数（年底）　　上市公司数目　　每年总成交量（百万元）　　市价总值（百万元）

1968　　107.55　　59　　943　　—

1969　　155.47　　73　　2523　　10073

1970　　211.64　　91　　6047　　14618

1971　　341.36　　104　　12729　　37019
    （续表）
    年份　　恒生指数（年底）　　上市公司数目　　每年总成交量（百万元）　　市价总值（百万元）

1972　　843.68　　197　　43163　　87629

1973　　433.68　　290　　48579　　57007

1974　　171.11　　不详　　11449　　27282

1975　　350.00　　不详　　10345　　45991

1976　　447.67　　295　　13167　　56679

1977　　404.02　　284　　6133　　51278

1978　　495.51　　265　　27437　　65939

1979　　879.38　　262　　25632　　112809

1980　　1473.59　　262　　95673　　209752

1981　　1405.82　　269　　105970　　232331

1982　　783.82　　273　　46272　　131640

1983　　874.94　　277　　37166　　142094

1984　　1200.38　　278　　48807　　184642

1985　　1752.45　　279　　75849　　269511

1986　　2568.30　　253　　123142　　419281

1987　　2302.75　　276　　371419　　419612

1988　　2687.44　　304　　199480　　580378

1989　　2836.57　　298　　299146　　605010

1990　　3024.55　　299　　288714　　650410

1991　　4297.33　　357　　334103　　949172

1992　　5512.39　　413　　700577　　1332184

1993　　11888.39　　477　　1222675　　2975379

1994　　8191.04　　529　　1137414　　2085182

1995　　10073.39　　542　　826801　　2348310

1996　　13451.45　　583　　1412242　　3475965

1997　　10722.76　　658　　3788960　　3202630


资料来源： 《香港股票资料手册》，1970～2001；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19861998
    所谓“时移势易”，到了60年代末，由于经济发展已达一定水平，一些成功崛起的企业——绝大部分属华资——已急欲寻求银行以外的财务支持，协助他们进一步拓展业务。可惜，一直为英资巨贾所垄断的股票市场，很多时则将这些新崛起的华资企业拒诸门外，形成一种“集资无门”的现象。
    另一方面，社会的日渐富裕及进步，也暗示公众人士对金融投资产品——尤其股票——有着庞大需求。在一个高通胀、高增长的经济环境下，将储蓄存放在银行，往往会弄致“得（利息） 不偿失（通胀）”，更不用奢望可以分享经济成长的好处。从简单的投资理论上看，买卖股票既可赚取股息，也能享受企业发展的成果，因而较受市民大众的欢迎，而这恰恰正是当时社会对股票买卖出现庞大需求的重要原因所在。
    可是，在一个相对封闭而垄断的经营环境下，渴求融资的一方和寻求投资的一方，很多时却无法获得有效的配合和联系。就算有人希望担当股票买卖及企业融资的中间人，要求加入股票经纪的行列，往往都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排挤和拒绝，落得失望而回的结局。
从股票市场的发展上看，1969年肯定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年头。在这一年起，股票市场的垄断经营终被打破，令交易所及股票经纪迅速增加，至于融资和投资的需求也同时得到了满足。由于股票市场的空间突然开放，企业上市的数目和股票交易的金额也迅速增加。举例说，在1969年，上市公司的数目已上升至73家，全年总成交量则增加至25.23亿元。之后的1970年至1973年，增长速度更快。在短短的4年间，上市公司增加了217家，增幅高达2.97倍；全年成交总量增加了460.56亿元，增幅高达18.25倍；至于股份总市值则增加469.34亿元，增幅高达4.66倍（表20.1）。
1973年的股灾可说是市场发展过急的一记当头棒喝。经过这场股灾的洗礼后，市场制度、企业质素、经纪资历、投资文化、规管监察等均有显著提升。另一方面，股灾也令政府及市场人士领略到，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股票市场对经济发展极为重要，而过多的交易所及过激的市场竞争，同样不利于市场的稳定和健康成长，至于将各交易所合而为一，借以提升并壮大股票市场综合竞争力的构思，便随着市场的整固而由酝酿逐步迈向成熟。
    对于香港股票市场的发展而言，经过12年的反复讨论和协商，合并计划最终在1986年4月份落实，而香港联合交易所也正式诞生。在一个全新的发展格局底下，香港股票市场进一步得到拓展，并崛起成为名列前茅的国际融资及投资中心。举例说，自1986年起，经过连年下跌后，上市企业的数目已渐渐回升，每年总成交量也突破1000亿元大关，至于股份总市值也迅速增加至4000亿元的历史高位（表20.1）。
    大约也在这个时期，经过漫长时间的谈判后，中、英两国终于在1984年年底就香港的主权回归问题达成了协议，并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根据这个联合声明，英国政府的殖民统治，将会在1997年6月30日结束，而中国政府则会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方针政策恢复行使香港主权。在一个风起云涌、变幻无常的全新格局下，香港进入了过渡期。
    面对主权的快将易手，部分过往主导着香港经济命脉的英资企业，便因担忧失去政治后台而急急撤退，引起了市场的强烈震荡。恰恰相反，经过连串改革和整顿后的中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则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一股重要力量，并嗷嗷待哺地涌到快将回归的香港，希望筹集资金拓展业务，掀起了一股“中国概念股”的炒作热潮。
    事实上，在八九十年代，部分对香港前途缺乏信心的企业，陆续减少在香港的投资，甚至撤出香港，而大量中资企业及国有企业，则大举涌到香港，填补这个市场的空间。从资料上看，自1992年起，中资企业及中国企业在新上市企业中占了一个很大的比率，并大大提升了香港股票市场的实力。举例说，到了1992年，上市公司的数目便首次突破400家，每年总成交量冲上了7000亿元的水平，至于股份总市值则跨越13000亿元的高峰（表20.1）。在这一落一起、一退一进之间，香港股票市场既摇身一变而为中国企业吸纳资金的重要场地，也成为国际五大金融中心之一。
    九七回归及俟后的亚洲金融风暴，既是香港股票市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机遇，同时也是一个巨大挑战。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日渐壮大，企业融资的频度和数额势必日益庞大，至于香港联结东西、沟通内外的角色，同样会变得愈来愈吃重，而这正是放在香港股票市场面前的一个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亚洲金融风暴的威力，又让我们认识到香港金融及股票市场的脆弱之处，至于如何改善本身交易制度的弱点，并在开放市场、强化监察、维持秩序和保障利益之间取得平衡，恰恰正是机遇背后的巨大挑战。
    当我们从头到尾地看罢香港股票市场一个半世纪的风风雨雨、上上落落后，很容易便从那些一夜致富或一朝破产的故事中，联想到明代文人杨慎的传世著作——《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股票市场的封闭走向开放，从鼎立走向统一，再到国际金融中心的历程中看，我们会深深地体味到个人的是非得失，真的“转头成空”，反而制度的建立和不断自我完善，才是香港人引以为傲的事情，也是香港股票市场与亚洲邻近地区股票市场有所差别的重要原因所在。
    展望未来，香港的股票及金融市场除了要吸取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外，还要进一步巩固过往行之有效的运作模式和市场制度，并保持东西荟萃、沟通内外而自由开放、公平公正的传统，在全球化及国家深化改革等浪潮中充分发挥本身作为中资、国企集资和优化管理的特长，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综合竞争力。与此同时，有关当局更要时刻保持警觉，不断完善市场的规管和监察，保障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结语
    总括而言，九七回归及股票市场的急转直下，使我们想到两个既关键又有趣的问题： 其一是1997年前预期中的“政治危机”没有出现，随之而来的反而是“经济危机”，令很多市民一时难以适应；其二是环球化浪潮下开放式的本地金融及股票市场，不但难以在金融风暴中独善其身，甚至会成为国际投资大户兴风作浪、择肥而噬的对象。
    回归前，香港市民、传媒及国际社会最为担心和大造文章的话题，是九七之后中国政府会否如实履行“一国两制”及“港人治港”的承诺（Kraar, 1995）。说得更为具体及明确一点，是中国政府会否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而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价值和保障，又会否遭到侵蚀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时事评论员笼统地将之形容为香港的“政治危机”。虽然香港和平过渡，而“一国两制”又成功落实，但亚洲金融风暴的“异军突起”及俟后的经济长期衰退，则被粗略地形容为“经济危机”。这种预测与现实的“分裂”现象，令很多市民、分析家及政府官员大感意外，甚至有点无所适从。
    另一方面，亚洲金融风暴的肆虐，又让政界、商界、金融界及学术界人士重新思考股票及金融市场的开放和监管问题。在环球化浪潮的影响下，资金的流动已变得愈来愈容易，科技的日新月异，又令其流通的速度愈来愈快及愈来愈不动声色。至于投资产品及衍生工具的层出不穷及千变万化，更令股票及金融市场增添不少潜在的陷阱和风险。面对这种复杂而瞬息万变的国际投资格局，过度强调自由开放，有时难免会变成中门大开，让自己暴露在虎视眈眈的国际投资大户面前。成败利害得失之间的取舍，实在很值得有关当局深思。

[ 本帖最后由 hefeiddd 于 2008-1-3 19:37 编辑 ]

hefeiddd 发表于 2008-1-3 19:42

香港金融危机全解密

香港金融危机全解密[转载]

1997年的金秋10月20日，国东强早早地打开了电脑等待着香港股市开盘。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10年前的今天，正是美国华尔街股市的“黑色星期一”。现在香港回归的喜悦气氛还未散尽，人们已经感到了危机四伏、暗潮汹涌的紧张气氛。一场风暴即将到来了。

近几个月来，香港周边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可以说是经历了一场暴风骤雨的袭击。7月初泰国央行被迫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当天，泰铢重挫20％，7月29日，泰国央行行长伦差·马拉甲宣布辞职，8月5日，泰央行决定关闭42家金融机构，至此，泰铢终于全面失守。紧接着，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尼盾兑美元的汇价狂跌。猛烈的金融风暴把这个国家一下子砸到了谷底。8月5日，危机重重的泰国，被迫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附带苛刻条件的备用贷款计划及一揽子措施。对于很多的东南亚人来说，他们过去曾拥有一大笔财富瞬间化为乌有，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我们花了40年建立起的经济体系，就被这个带有很多钱的白痴一下子给搞垮了。这个带有很多钱的白痴就是乔治·索罗斯。

国东强明显地感到，在东南亚大获全胜的同时，索罗斯基金和老虎基金们下一个觊觎的目标就是香港。索罗斯就要对香港下手了。

这一天是国东强最为焦灼不安的一天，香港股市开始下跌。又是一个“黑色星期一”。恐怖的气氛开始在香港蔓延。与此相反，地球另一端的投资分析家们正在额手相庆。道·琼斯指数在经历了一周之间跌落210点之后，当天却反弹了74点。

10月21日，香港恒生指数又下跌了765.33点，10月22日则继续了这一势头，下跌了1200点。就在当天香港股市收盘后不久，一个神秘的电话打到了国东强办公桌上的专线。那是一个不需要秘书转接、很少有人知道的保密专线。

“是的，我是国东强。”显然听出了对方的声音，国东强一反常态地谦恭地回答。“我的分析是：经过三天的准备，这些国际炒家就要发动总攻了。”国东强略微停顿了一下，给自己一点思考的时间，然后接着说：“请转告香港方面注意汇市。国际炒家的策略是沽空港元，同时做空香港股票市场，迫使香港政府抬高利率，造成股市下跌，从汇市和股市获取双重利润。他们狙击港汇、港股、期指的手法将相当狡猾，招中有招，声东而击西。”国东强一边用肩膀夹着电话，一边飞速地敲击着键盘。“要当心他们使用场外期权合约手法，掩饰他们狙击的部署，使狙击达到出其不意，来势如骤风暴雨的效果。佯攻港汇，实际是要在炒期指中斩获。”看着电脑屏幕上调出来的数据，国东强又简要地作了一些技术性的解释。“好的，随时愿意为您效劳。”挂断电话后，国东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短短几分钟的通话，他的额头已经开始冒汗了。

果然不出所料，10月23日，香港联系汇率制度首次受到国际金融炒家狙击。他们大量抛售港币以兑换美元。香港金融管理当局也开始针锋相对地动用庞大的外汇储备吸纳港元，同时调高利息并抽紧银根。21日还仅为7％左右的香港银行同业拆息一度暴涨300倍。在这种市场气氛下，港股连续第四次受挫，下跌达10.41％。恒生指数和期货市场指数下泻1000多点。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当天表示，不认为这是股灾。香港基本经济因素良好，股市下跌主要是受到外围因素暂时投机影响，投资者不必恐慌。他认为，无论如何，特区政府首先是要捍卫港元汇率。虽然此前一天晚间有炒卖港元的投机活动，但此时炒卖活动已被平息。与此同时，香港金融管理当局总裁任志刚也发表讲话，声称金管局已于前一天晚上击退炒家。

24日，在连续4个交易日大幅下跌后，香港股市在这天强力反弹，中资及外地资金入市，24家蓝筹、红筹上市公司从市场回购股份，推动大市上扬。恒生指数上升718点，升幅达6.89％。在股市强劲反弹之下，港元汇价恢复稳定。至此，这场惊心动魄的港币保卫战暂告一段落，香港金管局艰难地取胜。此役炒家们共抛售了400多亿港币，在证券市场获利数10亿港元。

国东强刚刚喘国一口气来，准备总结一下这次香港联系汇率保卫战的经验教训，谁知此时，全球各地股市开始了恶性循环式的普遍狂跌。10月27日，纽约道·琼斯指数狂跌近554.26点，是有史以来跌幅最惨的一天，因而导致中途自动停盘一个小时。东京股市开盘后即狂跌800多点。28日香港恒生指数狂泻1400多点，跌幅达13.7％，全日最低达8775.88点，以9059.89点收市，下跌点数创历史之最，在这种状况之下，香港股市的震荡已并不仅仅局限于自身因素了。

新加坡、韩国、台湾等亚洲三小龙也难逃此劫。韩国中央银行也拼尽全力进行市场干预，以试图止住韩元的疯狂下跌，但无奈外汇储备只有300亿美元，杯水车薪，苍白无力，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中央银行在市场干预失败后，外汇储备仅剩可怜的70亿美元，远远不够1997年年底和1998年到期的1100亿外债。在这种状况下，韩元兑美元汇率继续下跌，其国内股市也一再疲软，国家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至1997年12月3日，韩国同样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签署了条件却极其苛刻的援助协议。《韩国日报》甚至将这个协议，与1910年8月29日的“国耻日”相比，那一天，正是韩国被迫割让给日本的日子。

1998年1月和5月，投机者再次以同样的手段连续发动攻击。西方舆论称，香港成了国际投机者的“自动提款机”。尽管香港凭借充裕的外汇储备保住了联系汇率，但在高利率的影响之下，经济元气大伤。

1998年8月5日，索罗斯基金和老虎基金等对香港发动总攻，从5日开始，他们大肆抛空港元，放空恒生指数期货合约。企图一举击破港币对美元的联系汇率，将恒生指数从6600多点打到5000点。大战来临前5个小时，索罗斯的代表在接受CNN采访时，志得意满地宣称“港府必败”。

同一天，国东强受命随同一个工作小组悄悄来到了香港。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只是乘坐普通航班的商务仓。没有任何欢迎仪式，一下飞机，这一行人便钻进了早已等在那里的轿车，直奔一个秘密地点，开始了与香港金管局、证监会、联交所专业人员的磋商。

从8月14日到28日的两个星期内，港府与炒家们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股市保卫战。最终，香港政府动用了上千亿港元，买下市场6%的股权，成功击退了炒家们的疯狂沽售，将恒生指数推高了1200点，最终落定于7828点使8月的恒指期货最终以7851点结算，致使炒家认赔离场，其中索罗斯旗下基金的损失达7、8亿美元。

8月17日，俄罗斯爆发经济危机，造成索罗斯旗下基金在俄罗斯的债券投资损失了大约20亿美元。老虎基金也同样损失惨重。1998年8月在香港和俄罗斯的失败，成为索罗斯基金和老虎基金走向衰败的转折点，此后这两家基金的资产日益萎缩。

2000年4月，由于美国技术股和欧元汇率狂跌，索罗斯的“量子基金”遭到重创。28日，索罗斯无奈宣布：“我们宏观冒险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同时宣布今后不再使用“量子基金”的名称。而在此前一个月，老虎基金也宣布解散。这标志着20世纪最后10年令全球金融界寝食难安的两大“巨鳄”退出了历史舞台。当然那已经是后话了。

就在香港金融危机刚刚过去的几天之后，一架“湾流”商务飞机轻盈地滑落在机场的跑道上。舱门打开，从里面第一个走出来的正是被称为“金融大鳄”的索罗斯。刚刚策划了一场风暴并遭受失利的他，面色略显疲惫。一辆黑色“宾利”防弹车迅高速驶上停机坪，稳稳地停在了舷梯旁。索罗斯知道那是塔夫特来接他的，索罗斯甚至肯定地猜到塔夫特约见他，肯定与这次金融危机有关，但是索罗斯却始终猜不出这个身为“骷髅会”大祭司的塔夫特关心国际金融市场的背后动机是什么。一个保镖模样的人，恭敬地将索罗斯接上了轿车后，同样高速地驶离了机场。

“不知道您这样急地让我过来，有什么吩咐。”一个小时后，索罗斯已经坐到了骷髅会秘密总部中塔夫特的书房里。

“我对你在东南亚，特别是在香港掀起的这场金融风暴很感兴趣，想了解更多的细节。”塔夫特用冰冷的语调平缓地说着。

“对我来说，那不过是一个不成功的案例。”索罗斯不以为然地说。

“可不管怎么说，你沉重打击了东南亚的经济，很多人恨透了你。”塔夫特仍然是冰冷的语调。

“我有我的哲学，我不认为是我摧毁了他们的经济。相反，是他们的经济自身出了问题。我不过是看清了那些问题，加速它的崩溃，趁机赚钱。”索罗斯在谈起他的哲学时，似乎比谈金融问题更有兴趣。

“你是说你的《金融炼金术》吗？”塔夫特似乎也来了兴趣，“可惜看得懂的人很少，我就是用它做催眠药的人之一。”

“其实也很简单。东南亚过去几十年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外资投入的增加，这种增长模式一旦遇到外资大量撤离就会出现严重危机。”索罗斯继续侃侃而谈：“1997年开始，泰国由于房地产业的过度投资引致泡沫破裂，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坏账，同时贸易赤字也居高不下。从1997年初开始，泰国房地产价格暴跌，外国投资者开始纷纷抛售泰铢。”

“于是，看到机会来了？”塔夫特瞥了索罗斯一眼。

“是的，泰国中央银行只有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他们的反击不过是头三板斧而已。很快就弹尽粮绝，被我逼到死角了，不得不被迫实行浮动汇率。”

塔夫特把话题转到了香港方面：“但是你这一套换到香港就不灵了。”

“实际上从一开始我就是明知港元汇率撼不动，但我还是要攻港元汇率。”索罗斯不慌不忙地解释着：“港元的固定汇率基本上是政治汇率。他们一定会拼死捍卫的，截至1997年6月底，香港的外汇储备为697亿美元，再加上由香港金融管理局另立帐户管理的土地基金外汇储备，总值达820亿美元，居世界第五位。香港还是一个在国际间为数很少的没有外债的地区。这一点与韩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不同。硬攻是很困难的。更何况香港的背后是中国大陆作后盾，到1997年7月截止，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121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佯攻港??最终希望在炒期指中有所斩获。”

塔夫特有些不解地问：“可你为什么不及时收手呢？第一次你已经成功了，把香港变成了国际投机者的‘自动提款机’。香港为了保卫联系汇率已经付出了很大代价。你已经赚得够多了，为什么非要把中国人逼急了呢？”

索罗斯似乎并不后悔：“这就是我的哲学。重要的不是你是对的还是错的，而是当你正确的时候你赚了多少钱，在你错误的时候，你损失了多少钱。当你对一项交易充满信心的时候，你要尽可能的多地获取！否则我就会对自己感到很不满意。……”

“你为什么不选择日本市场，而是选择了香港？”塔夫特打断了索罗斯的话问到：“有人认为你这是出于意识形态，过于感情用事，犯了投资大忌。我有资料表明，你在过去的1996年一年中，向俄罗斯捐赠了约5800万美元，而美国政府当年对俄罗斯的经济援助仅为1.1亿美元。去年，你向包括俄罗斯在内的10个东欧国家共资助了1.5亿美元以上，其中，对匈牙利等三个国家的资助超过了美国政府给予那些国家的经济援助。东欧许多国家把你索罗斯看作一个疯狂的富人，就像某些富人收集古玩和旧唱片一样，你在收集那里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你的捐助相当于净资产的68%。这说明什么？”

索罗斯笑了起来，说到：“这些人才是出于意识形态呢。市场是无情的，容不得我多考虑意识形态。尽管在金融市场之外我是个慈善家，尽管我在东欧多个社会主义国家设立了多种基金，资助那里学生出国留学，以改变落后国家的陈旧观念，使市场更加开放为我们提供更多投机的机会。但在赚钱时，我绝不是慈善家。”

“那你为什么不选择日本？”塔夫特继续追问着。

索罗斯认真地说到：“日本经济早晚都要衰退，我攻击不攻击它都是一样。只是我没办法从日本的经济衰退中赚钱罢了。别忘了日本外汇储备可是世界第一，让我怎么玩？”

塔夫特有些不解地问：“你是说，不论有没有这场金融风暴，东南亚和香港的经济也都会衰退？”

“是的！”索罗斯肯定地回答：“我不过是加速了这个进程，使整个过程更具有戏剧化。在证券市场、外汇市场上并不总是反映现实的。股票和外汇的价值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认识。这种现实与对现实的认识之间差距，就创造了有空可击的机会。我就是利用这些机会赚钱的。”不知不觉间。索罗斯又开始大谈他的“金融炼金术”了。

塔夫特再次把话题转到了香港的方面：“除了香港外汇储备因素之外，这次香港政府违背游戏规则，动用上千亿港元直接‘托市’。这恐怕才是你真正失利的直接原因吧？”

索罗斯叹了口气说到：“按照惯例，香港政府一向不插手股市，因为那涉及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直接干预股市的副作用是值得考虑的。虽然这次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还是可以理解的，但这还不是我最怕的。”

塔夫特眼睛一亮地问：“你最怕的是什么？”

“香港政府的权力！”

“权力？”

“是权力。”索罗斯肯定地回答：“香港建立了一套现代化的、严格规范、法制健全的金融管理体系。这我早知道。但是在香港政府的这次行动中，香港的立法机关的成员无一例外地抱着支持的态度，静待行政机关行动，而并不是要求透明度。因为任何谘询和透明度，都会使反击行动计划泄漏，使行动拖沓而无效率。这就为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直接干预市场大开了方便之门。香港政府的行动完全不受掣肘，自然是措施快捷、果断、有力，快如闪电，剑及履及。而我们事先却丝毫不知情。”

“这很有意思。”塔夫特示意索罗斯继续往下说。

“要知道在欧美这样的自由社会，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索罗斯略微沉吟了一下说：“香港政府抽紧银根，迫使银行把多余的头寸交给金管局，造成坚壁清野之局还不算，香港银行间的即日交收结算制，更使得政府当日就可知道哪家银行抛售或借出大量港元。香港金管局对于那些不听招呼的和仍然借钱给基金炒汇的银行予以警告。甚至对那些所谓的‘港奸’银行严加惩罚，办法之一是它们为填补借出的港元，不得不向金管拆借时，把利率升到1000厘之高，要它们尝到割肉之痛。这种预警制度和惩治办法，正是亚洲地区其他中央银行所没有的。这就使得我们很难获得大量港元短期贷款，在极高的投机成本下只能是望而却步。”

“你认为北京方面在关键时刻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并大幅调降利息，是不是对香港的一个有力的支持？”塔夫特放松了一下坐久了的身体，站起身问。
“在政治宣传和稳定民心的方面来看，有一定作用。但是那些关于人民币要起‘弃守’的传言同样是宣传，要不就是外行话。”“这怎么讲？”塔夫特踱了两步转身对着索罗斯。

“当前人民币面对的压力是升值而不是贬值，而且作为一个没有开放的金融市场，人民币根本没有受到外来袭击，何来‘弃守’？”
“明白了！哈哈。”塔夫特与索罗斯相视一笑。

谈话至此，索罗斯仍然不明白塔夫特为什么这样关心香港的金融风暴，和他失利的细节。但是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一条神秘的指令被输入了“纳蓝”计算机上“阿尔忒弥斯计划”的知识数据库中：“一个集权政府加上他所掌握的大量外汇储备，将是一个最危险的对手。”

hefeiddd 发表于 2008-1-3 19:46

　香港股灾重温

香港股灾重温- 　　吕志华　明窗出版社


　香港股灾重温


      　　熊市数据文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计算过，每一次熊市的跌幅有多大？每一次的跌市持续的时间又有多久？以下是本港过去有恒生指数以来，五次熊市的资料。
　　第一次熊市恒生指数从120点下跌到58.61，所需时间不详，跌幅约51%。
　　第二次熊市恒生指数从一九七三年三月九日的1774.96，大幅暴泻到七四年十二月十日的150.11，需时共一年零九个月，跌幅高达91.5%。
　　第三次熊市恒生指数从八一年七月的1810.20开始，反复跌到八二年十二月的676点，需时共一年零五个月，幅度约63%。虽然熊市的最低点已见，但刚巧遇上了香港九七前途这问题，因此港股未能回升，只是在低位大幅波动，反复争持到八四年中。以此计算，这次熊市持续的时间则达三年之久。
　　第四次熊市恒生指数从八七年十月一日的3968.70开始，最低跌到同年十二月七日的1876.18，历时仅二个月左右，跌幅则达53%。
　　第五次熊市则发生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当日恒生指数为3329.05，下跌到六月六日的2022.15，这跌市同样历时很短，不足一个月的时间，跌幅亦不算太大，共跌去
　　39.26%而已！
　　有人亦把九○年美、伊战争所触发的跌市视之为一次迷你股灾，但我则认为这只是一次开市中的中期性调整，因此不算是熊市。


　　熊市有趣现象


　　上文详细列述出本港五次熊市的跌幅和时间上道一次倒想从这些数字谈谈其中有趣的现象。 　　在这五次熊市中，跌幅最大的一次仍然是七三年的一次，跌幅多逾九成，这不单是香港的一项纪录，也是世界上熊市的最大跌幅纪录，可列入世界健力士纪录大全。相信香港未来所出现的熊市，都不会打破这纪录吧？不知道现在中国上海和深圳的股市，未来的下跌会否向这纪录挑战？　　

      至于香港股市最大的单日跌幅纪录，则是在八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当日创下，全日指数共下跌1120.70，跌幅多达33%，此一纪录迄今尚未打破，将来市场会否有更惨厉的跌市就不得而知了。
　　本港熊市历时最长的一次要算是八一年的熊市上逗可说是一只「长寿老熊」，持续了三年方告死亡。而寿命最短的熊市就是八九年「六四」所引发的一次，只有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两次跌市同样是「政治市」，但情形却是大相径庭！
　　八九年跌市不但历时最短，而且还是跌幅最小的一次，大市仅是跌去约四成左右.杀伤力不算太大。
　　最近的二次熊市（八七和八九年），下跌的时间愈来愈短，经历过熊市的人相信都有同感，跌市时间愈长，愈是难以忍受。想不到现代社会凡事讲速度讲效率，连跌市的效率也大大提高了。
　　现代熊市快而急
　　从八七和八九年的二次熊市下跌情形来看，香港跌市似乎有愈来愈快、愈来愈短的趋势，这当然不是社会进步，跌市也讲求速度和效率所致，只不过是市场成熟了，投资者的投资技巧成熟了，才会做成这现象的。
　　无论任何市场，价格大幅暴挫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市场的借贷买卖活动过于频繁，说得简单点，就是做「孖展」的客户太多，因此当市场下跌到某程度，财务机构要求客户增加按金额而客户却又没法做到时，财务公司就会代客户进行斩仓，不计价沽售所投的股票（或商品），于是市场便会出现骨牌式的暴跌了。所以，愈疯狂上升愈久的市场，一旦市势逆转，跌势也就相当惊人。
　　至于市场大跌的另一原因，就是投资者不愿意入市接货，人人反而争相沽售，市场一面倒只有卖家没有买家的情形氐下，跌势就会一发不可收拾。过去许多投资老不懂得甚么投资理论，看见价位下跌，觉得很「抵」便告买入，孰不料愈买愈公，结果泥足深陷。

现在他们都学乖了，懂得「壮士断臂」，却可惜人人都壮士断臂，结果那只断臂没人愿要，结果市道下跌，往往一泻如注。
　　由于香港股民经历过许多次惨烈的战役，已见惯大场面，恐怕将来的跌市出现时，人人都会争相断臂，所以未来的熊市若是出视，下跌将会是「快」而「急」的。
　　历年熊市比较
　　论熊市震撼性之强，八七年十月的一役为最，由于当时没有人见过一天之内下跌1200点的「悲壮」场面，因此当时的跌市广受注目，不但报章电台头条新闻报导，甚至从没沾手股票的人，也会留意事态发展。
　　然而这一次熊市的杀伤力却是有限，若论熊市杀伤力，七三年的一次最强，不但许多上市公司纷纷破产清盘，许多小股民更是因而倾家荡产。当时民间就流传一个笑话，说青山精神病院里也设有证券交易所，专为因炒侬股票发了神经的人而设，直到现在我也未能证实此说是真是假。
　　最消耗投资意志力的熊市就是八一年的一次，那一次熊市全世界都在八二年中告终，但香港偏就在此时遇上了九七前途问题，结果熊市寿命延长了二年，这一年里，股市时而和风细雨，时而暴雨狂讽，投资者期待黎明出现，但始终看不见黑暗中的曙光，不少投资者心灰意冷，陆逐离开市场。股市把所有人的斗志消磨殆尽之后，才重纳升轨。
　　至于八九年的熊市则令港人最陷于绝望无助的境地，投资者对中国的政局完全绝望和愤慨，不少投资者拋售股票并非是为了避免进一步出现损失，而是永远离开这无可计算政治风险的市场，「时间是医治历史伤口的最佳灵药」，当市场情绪性拋售过后，市道又再重新依循经济的轨逃运行了。
　　「以古为镜，可知兴替」，我们吸收了历史的教训，又可否在未来的熊市中做得更好呢？

熊市何时结束？

　　牛市永远都是悄无声息地死亡，熊市也是一样，当人人都慑于老熊的威力时，老熊也就悄然逝去了。许多人都想探知老牛死之前种种的市场徽兆，但老熊的死亡人们似乎不太关心。其实，我们能够及时避过跌市虽可保持利润不失，然而懂得及时入市，才是创造财富最首要的条件。
　　六七年的跌市怎样结束？由于手上欠缺文献，详情不得而知。当时的跌市因暴动而起，相信也是因为暴动平息而止。
　　七三年大跌市结束的借口是市场当时盛传银行可能在年关将近放松银根，于是市场便告回升了。当然，大市跌到极不合理的偏低水平，才是真正上升的因素。
　　八一年的熊市始于利率过高，令经济陷入衰退，则因香港九七前途问题而持续，扰攘到八四年九月，中英双方终于达成草签协议，这次熊市也就正式寿终正寝。
　　八七年股灾可说是一次错误的跌市，因为当时人人都担心美国经济经过五年的繁荣之后，可能会再次步入经济循环性衰退阶段，加上担心所谓西方经济模式六十年一次大萧条，于是人人争相拋售股票，令美股大跌，拖累了港股。当美股跌后喘定，重拾升势时，港股熊市也就悄然逝去了。
　　八九年的跌市再因政治问题而起，打击投资者信心，政治风潮平静下来，跌市也就随之而完结。
　　虽然每一次熊市死亡的诱因都不尽相同，然而有一点绝对相同的是每一次当所有的投资者都对市场百分百悲观，人人黯然离市时，也就是老熊告终的时刻。
　　七五年至八四年股市重温
　　从一九七五年开始，香港股市开始了另一次牛市，这次牛市持续上升到八一年七月十七日星期五，恒生指数最高升到1810.20，当日四会总成交达八亿七千六百万元。和每一次熊市来临没有两样，事情总是没有人能够察觉的，当日傍晚本港银行公会会议之后，决定把银行各项利率提高一匣，加息后最优惠利率从十七厘上升至十八厘，储蓄存款利息为十二厘，楼宇按揭利率则调升到十九厘。
　　该次加息的原因，银行公会解释是为了挽救疲弱的港元。当时港元与欧洲美元利息差距达三厘半，加上美元不断上升（当时港元没有和美元挂钩），形成资金外流，不少港资调住海外套息。为防止情形继续恶化，所以决定加息。
　　加息后第一个交易日（即七月二十日星期一），港股应声下跌，但跌幅有限，全日恒生指数下跌了三十二点二零，交投依然畅旺，市场投资情绪仍然高涨，并未因加息而虚怯，没有人料到另一次熊市的幔幕经已揭开。
股市呈现跌势
　　港股出人意表地持续低垂，虽然当时有百利保收购部分中巴股份的利好消息刺激，但改变不了市道的弱势，美国股市反复向下，也造成利淡的影响。
　　然而加息并未能挽回弱势中的港元，港汇继续下跌至新低，股市亦回升乏力。踏入九月，美国虽有部分银行减息，但转淡的投资情绪则未见扭转过来，大市在全无新利淡消息入市冲击下节节败挫，跌幅且日益扩大，跌势越来越急。
　　当时来说，相信只有资深的图表分析者才清楚知道这次熊市的来临，因为那时候市场的变化形成了「一头双右肩式」走势，以图表语言来说这是大跌市出现的型态。事实上，当恒生指数向下跌破了这走势的重要支持关口之后，市场出现了恐慌性拋售，每日恒生指数跌六十点为等闲事，跌逾百点也曾出现！以当时只有千余点的指数来说，其百分比近达一成，相等于今时今日下跌六百点的幅度，不可谓不惊人！当时市扬盛传新鸿基地产和恒基地产等公司集资，是股市跌势进一步蔓延的借口。
　　股市反复下跌到千一点出现急剧反弹，记得当时股市回升的理由十分趣怪，说是十大华资大户「哭股丧」，为免股市下跌令到身家缩水，因此齐齐救市云云。
　　在这次下跌浪里，许多实力蓝筹股只如长江实业、新鸿基地产等均受到极大的沽售压力，能够屹立跌市于不倒的相信不少人都记得，就是「佳宁置业」和其有关的股只如「维达航运」、「其昌保险」等。当时佳宁的表现，令许多人产生不但是错觉还是幻觉，以为该股是最具实力的优质股份，最可笑当时有一份财经报章，还把佳宁赞誉为“跌市奇葩”！
　　当年十二月，置地以九亿元的代价收购电话公司（即现在的「香港电讯」）34%股权，这收购行动使整个投资意欲消沉的市场又再沸腾起来，恒生指数从1100点回升到1450点的水平。
　　接着在八二年四月，置地又再以二十七亿五千八百万元购得港灯股份，置地当时的大好友姿态，使淡意浓烈的股市增添了生气。虽然踏入八二年，本港股市跌势已届一段落，市场投资气候似有改观，但其实经济的表现却未见好转。股市大跌之前，当时的楼价被炒升至极不合理的水平，八○至八一年间，本港起薪点徘徊于八、九百元一个月，但太古城却已炒到一千二百元一呎（现在一般的起薪点约四千元，而楼价已升到四千元一呎，换言之亦已到了危险的边缘），形成
大量单位空置，在缺乏承接力的情形下，于是楼价也随看股市出现大幅调整。
　　当时不少华资地产公司在八○年下半年以高价抢入土地及「换地证」，其中以新鸿基地产和恒隆发展表现最勇，部分公司更以大量举债方式进行，因此其时的财政状况十分狼狈。加上投资者开始关注九七年香港租约期满之后，中国会否继续延长英国的租约问题。在种种不明朗的因素困扰下，恒生指数每次回升到1450点便没法再作进一步表现而回落了。
　　其实，熟读「杜氏理论」的投资者都应认知道，这是典型的「熊市第二期」征象，也是最消耗投资者购买力的阶段，当这阶段完成之后，接着出现的就是竭斯底理式拋售的「熊市第三期」了。
　　恒生指数大幅滑落
　　香港股市在1100点至1450点之间争持了十个月，一九八二年八月，恒生指数在挥之不去
的地产市道弱势以及政治前途阴霾的双重打击之下，终于向下跌破了这盘局的下限支持，引发起另一次恐慌性拋售浪潮。
这一轮跌浪可以说主要由香港九七前途问题所带起来，本港一份财经报章独家报导中在九七年后「铁定」收回香港主权，消息引起整个社会极大的震荡。
　　当时市场有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说谓，七月间，本港十二位有头有面的商界知名人士应邀前住北京，和中国领导人交流意见。返港之后，这「十二栏杆十二钗」便开始拋售手上所持的港股了。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香港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当日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就香港前途问题与中国领导人展开初次接触。访华之后，戴卓尔夫人表示英国会依照三个条约办事，并称会对香港市民负起道义上的责任，而中国则一再坚持「中国收回香港主权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神圣责任」。事件的发展令到中英双方关系陷于最低潮，双方在香港前途问题上意见严重分歧，于是敏感的股市直线下泻，市场情绪悲观到极点，在英首相访华前一个交易日（即九月二十二日），恒生指数报1121.85，但访华完毕，港股迅即滑落至800点水平之下，当年十二月二日最低还跌到676.30的新低位！
　　当时对股市不利的谣言四起，市场盛传本港知名世家子弟大举拋售股票套现，将永远撤离香港市场，另外，外资调走资金、大户出售资产套现等消息日有所闻，加上港元大跌，整个香港充斥着一片末日情怀的情绪。 那时候，谁也不知道676.30原来就是这熊市的最低点，其后虽然市场依然饱受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冲击，但都没有再跌低过这水平了。

[ 本帖最后由 hefeiddd 于 2008-1-3 19:52 编辑 ]

hefeiddd 发表于 2008-1-3 19:53

　香港股灾重温

　股市反复不定


　　从八二年十二月到入四年九月，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草签之前，香港股市便在676点至
1000点之间反复上落，这段艰辛而又漫长的日子，每一位经历过的股民都知道是不容易捱的。   　　

      这段日子里，香港股市很大程度上受到九七间题的影响而波动，中英双方「互谅互让」，在香港前途问题上的会谈取得进展时，股市就雀跃上升；当中英双方骂战，各不相让下，股市就惊惶下跌，香港股市的投资者就在政治风而中惶煌不可终日。 此外，地产市道持续淡跌，其恶果亦逐渐浮现出来，加上银行风潮的蔓延，当时港股投资气候的恶劣景况可想而知。还有，佳宁帝国的覆亡，当时的港股不单有实时利淡冲击，影响也十分深远。
　　佳宁帝国的覆亡，事缘于八二年十月中旬，那时候市场忽然盛传佳宁集团现金周转出现困难，可能要取消已宣布派发的中期股息每股一角二仙，这传言在十月二十六日被证实，「铁股」佳宁立即大跌，整个大市也受到拖累。接着英文报章开始「掏粪坑」，不断爆出佳宁不利的丑闻，期间亦多次传出佳宁重组债务的消息，可惜重组债务的计划拖了差不多一年，终以失败告终，佳宁集团结果逃不过清盘厄连，「佳宁神话」终于破灭。
　　银行风潮也是打击当时港股下跌的另一利淡原因，旱在八二年九月，恒隆银行便出现过挤提，但事件很快便平息下来，但八三年九月二十七日，立法局召开紧急会议，实时三读通过接管该银行，然而事件却没有因港府的救急行动而解决，市民开始警觉到有些银行已出了问题，于是谣言四起，民间流传了多间银行不稳的消息，其中以「新鸿基银行」的谣言最多，结果新鸿基银行被美林集团和百利达集团收购，该银行的风波才告一段落。
　　那时候还有许多小银行都受到谣言的拖累，纷纷与国际性的大银行集团合并或联营，才能够度过当时的难关。这风潮对投资者信心的打击颇大，其后延至八五年中再爆发「海外信托事件」，但这事件在新的牛市中出现，对市场的冲击力不大。
　　此外，不少地产公司因过度膨胀，没法捱过经济的低潮而倒闭清盘，对投资者的心理威胁亦极大，大家都担心自己可能不小心而误触「地雷」，加上其时有关地产公司财政出现困难，资金周转不灵等谣言接二连三地传出，每一次传出来都令市道受到打击回落，市场的投资气氛可用「风声鹤泪」一词形容之。犹记得当时地产股王置地也出现亏蚀而不派息，甚至有谣言说该公司可能会倒闭，市场的悲观情绪可想而知。
　　八三、四年间中英双方在九七问题谈判期间出现了多次风波，港股也就因此而大上大落，其中「港元大跌」、「胡说八道」和「贺维震荡」是最著名的事件。另外上市公司中，怡和在这期间做出多番破香港安定繁荣的事，香港这一次历时最长的熊市就在这风而飘摇的岁月中悄然度过了。
　　八七股灾回顾
　　八七年十月的股灾，对每一个股民来说，都是一个永不可以磨灭的惨痛教训，现在且让我们一起回亿当日惊心动魄的一刻。
　　虽然当时股市灾难性的下跌爆发于十月十九日，十月二十六日出现最悲观最恶劣的时刻，其实当时股市的顶部早在十月一日那天便出现了。 十月一日那天，恒生指数最高曾一度升上3968点，其后市场呈现好淡争持，但全日大市仍上升6.09，以3949.73收市。自这天后，大市便没法再重睹这高位了，不过市道尚未下跌，投资气氛依然炽烈，虽然这段期间美股己现跌势，但港股却摆脱外围跌市的影响在高位争持上落。
　　在十月十九日爆发大跌前一个交易日，即十月十六日星期五当天，市场已初露跌市玄机。当天恒生指数一度跌逾百点，跌市最凌厉在中午的一段时间，那时市场全无利淡消息入市，大家不知道大市因何下跌，只知道就是下跌。午后市道出现反弹，这反弹令不少投资者对后市继续抱有信心，才会被接踵而来的狂泻杀个措手不及。当日全日指数只下跌45.44，而期指仍高水达107.1（现货月份），远期月份的溢价更高逾200点；报章引述证券业人士的看法，极大部分都继续看好后市，认为市底稳好，下周便可反弹回升。只有极小部分认为只受到美国加息的影响，调整之势或会持缤，但似乎没有人敢对后市看淡。


　　股市狂泻
　　八七年十月十九日星期一，当日天清气朗，写字缕职员如常上斑，工厂工人一如往日照常开工，香港没有不利的经济新闻出现，中英关系空前良好，可是当日香港股市却出了乱子。十点钟联合交易所刚开市，强大的拋售浪潮便告出现，所有蓝筹股纷纷低开好几个价位，接着沽盘排山倒海般出现，二、三线股份跌幅更见凌厉，许多股份牌下更只有卖家，没有买家。市场只有卖非但不跌，竟还逆市上升，十时十五分（开市后十五分钟）恒生指数已跌去120点，接着市场喘定下来，沽盘稍收敛，普遍股价企定于低位，十一时正恒生指数弹升了二点多，接下来另一轮沽售狂潮又再涌现，十二点钟指数再跌去约140点，报3524.64。我当时身处于经纪行里，记得当时不少股民互相询问：「到底发生了甚么事？」「香港陆沉吗？」大家都找不到解释的理由，若说受到美股大跌的心理影响，但港股的反应却较美股更加激烈，似乎是有点过分。
　　然而，当时最困扰市场视线的要算是置地的表现了。当时置地被收购的传言不时在市场流传，在大跌市前夕，此说更是甚嚣尘上，有说日本财团出价每股十三元以上全面收购，有说刘銮鸿有意狙击，令到置地股价在大跌市中逆流而上，使不少投资者寄以憧憬，忘记做好跌市的预防措施。
　　由于跌市实在过分，而且市场全无看淡的理由，于是十二点过后，一些经纪行开市执平货，使股市轻微反弹23点，以3547.90收市。


　　恐慌性拋售
　　中午时分，中环一如往昔，各酒家食肆依然人头涌涌，但可以看到许多人面上都失去了笑容，神情相当凝重，银行的股票报价机前站满了人，电台、电视台都以头条来报导这宗新闻，传播媒介不但把消息传了开去，也把恐慌传了开去。此外，不少人把噩耗告知亲友，恐慌迅即间蔓延至香港每一角落。 下午二时三十分股市重开，卖盘排山倒海般涌至，连「跌市奇葩」置地也告不支而下跌，整个下午短短一个钟头，恒生指数再跌185点，许多股票甚至是蓝筹股均只有卖
家，买家牌下空无一人，股民欲沽无从、欲哭无泪，市场投资情绪就在这一日内从绝对乐观转为极度悲观。
　　当日港股十大上升幅度最大的股票只有一只，就是「百利达熊债券（九二年期）」，全日升幅为8.33%，十大跌幅之首的股票就是「港澳发展九六年认股证」，跌幅高达32%。 期指市场二度停市，虽然股市满目疮痍，但期指市场就更加不堪一击。由于期指市场有停板制，所以早上当市场下跌超过150点时，期交所便按照规例将之停板，下午复市后，期指叫价大幅跳落，接近三点时，现货和十一月份期货再跌180点和150点，市场再作第二次停市。据当日出市的交易员忆述，当时湛博土在期交所里目睹市场惨况，脸色铁青一片。
　　由于跌市由美国方面引起，因此当日晚上虽然香港股市经已休市，但投资者依然人闲心不闲，一方面看伦敦港股的报价，另一方面则等待美国股市开市的变化，股市就是当时每一个人生活的唯一元素。
　　华尔街股市甫开市便因为外国股市的大跌而大跌，所有投资者心情都一片沉重。大家都知道明日港股将会因美股的下跌再下跌，而美股又再因外围的下跌又再下跌，形成恶性循环。
　　当晚电台电视台频密报导美国股市最新市况，气氛显得十分紧张，结果当晚美国杜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狂泻508点，创下美国百多年来单日最大跌幅纪录。当日各大报章都以套红和粗黑体头条报导美国股市市况，相信当时许多投资者看到新闻之后都一筹莫展，等待十点开市时宣判死刑。
　　股市停市四天
　　原来当日清晨时分本港联交所已立即召开紧急应变会议，在十点钟开市时终于作出决定，宣布为了令投资者保持冷静，以及积压大量未清理的交收，因此联合交易所停市四天。
　　这公布令人感到相当愕然，然而相信当时不少股民皆拍手赞好，认为这是英明理性之举，令到恶性循环暂止。尤其是当日世界各地股市均大幅暴泻，日本日经平均指数大跌 3836点，伦敦金融时报指数大泻250点，澳洲股市狂跌510点，香港股民更庆幸这停市可使自己逃过大难。 　　在这停市的四日里，有关股市的新闻并没有因停市而静下来，每日各大小报章的头条均离不开股市，有些报章甚至加印号外版，尽可能以第一时间报导美国股收市情况。
　　不过，周三华尔街股市大幅回升160点，于是有些人开始提出疑问：停市四天是否太长？是否有损香港成为金融中心的声誉？而法律界人士李柱铭更指联交所停市不合法。
　　李福兆开始面对舆论界的压力，但他依然坚持要在下星期一才恢复市场买卖，并认为若因美股回升草率复市，那么美国再跌是否又再停市？他还认为周二若非明智决定停市，股市已是「遍地尸骸」了。
　　至于港府方面，也同样作出支持联交所做法的言论，财政司翟克诚在该星期的立法局会议中就说过：「政府认为股市停市四日的决定是十分适当的，政府亦不会彻查今次事件是否涉及个人利益。」港府认为这项决定完全符合社会人士以及投资者利益。
　　这停市四日除了清理股市积压的交收，令投资者保持冷静，以及引起社会的争辩之外，最严重的其实是期指市场面临崩溃的危机。由于涉及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港府聘请伦敦主要商业银行之一的Hambros Bank Ltd.出任顾问。
　　这四天无股无市的日子很快便过去了。相信当时每一个股民的心情都不好过，大家都不知道复市当日市场将会怎样，而自己又应该怎样去面对。
　　虽然在复市之前，各方面均已作好应变措施，除了专家都力陈本港经济表现良好，股市不应再跌之外，银行公会亦把最优惠利率调低一厘至七厘半，希望能够藉此以稳定市场。
　　灾情惨烈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一个阳光普照的朗日，社会的一切活动一如往。中环也是一般的繁忙，并没有因这股市风暴而褪色，但每一个走在中环的人似乎都有一种灾难一触即发的感觉，尤其是股民当时的心情，更是非笔墨所能够形容。
　　当日的开市时间较住常迟了一个钟头，十一点正，甫开市全市只有沽家而没有买家，卖家跳价求售，无人敢螳臂挡车入市买货，蓝筹股最先有零星买盘入市挂入，一般所承的第一手价就是当天全日的最高价。十五分钟过后，恒生指数已跌去650余点，十一点四十五分大市更跌近900点，接着才稍见反弹，但早上收市时恒生指数还是下跌了845.04。
　　午后市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再度转劣，市场拋风四起，投资情绪悲观到极点，斩仓盘入市，投资者为拋售而拋售，结果全日大市共跌去1120.70，以2241.69收市，跌幅共达33%，创下全球最大的单日跌幅纪录。现货期指市场更是四度跌停板，翌日一份报章头条报导这宗新闻，就以「山崩地裂」一词形容这跌市的灾情。
　　接着，港府宣布了一连串的救市措施，其中包括豁免上市公司买回自己股份的限制，外汇基金、赛马会、汇丰银行等均入市买股票，希望能产生带头作用。


　　李福兆遭指责


　　十月二十六日傍晚，香港联合交易所召开记者招待会，在这招待会之前，社会已有部分舆论向李福兆提出质询，会中一名外籍记者直率地质问（当时没有一个中文报章记者敢提出同样问题）有关股市停市四天的决定是否合法？李福兆老羞成怒，伸出右手食指直指向该名记者的位置，以英语怒斥该名记者，还以拳头敲击抬面，要求该名记者道歉。
　　「这是恶意诽谤。」李氏高声反驳。
　　「讲出你的姓名，我要我的律师纪录下来。」
　　「我现在就给你一张告票。」
　　「控告他，带他到警署去，把他送到警署去。」李氏怒不可遏。
　　当时联合交易所的其它高层职员试图劝李福兆冷静下来，但他们失败了。一众记者和电视台录像队把该名澳洲记者半拖半拉离开交易所的会议室这招待会就在喧吵声中结束。
　　十月二十九日，一分西报以头版位置刊登了一篇名为「癌肿正蚕食香港的金融心脏」的文章，毫不留情地批评李福兆这次停市行动，并称这个癌肿已严重伤害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美誉。在此之前，立法局议员李柱铭更在立法局会议上要求李福兆为关闭交易所的错误决定而辞丢联交所主席的职位。
　　李福兆其后的命运怎样？大家都知得一清二楚，我不想在此落井下石再作月旦。从股灾的爆发到李氏的收场，我不禁想起罗贯中的一阙词：
　　「……世事成败转头空，青山依照在，几度夕阳红！」
　　
　　第二辑　股灾灾情实录


　　八二置地
　　每一次股市大跌之后，定必带来经济衰退（也许我们可以说股市走在经济的前头，因预期经济衰退而下跌），经济衰退令到百业萧条，房地产市道也受到影响。全世界最大的地产集团O & Y就是因为世界经济年来持续的不景气，结果令到该集团面临倒闭的危机。
　　这件事不禁令我想起八二、八三年置地的处境，当时港股从1,800点暴泻下来，经济陷入衰退，物业市道亦因为过分的投机而下跌，当时相信谁也不会料到，置地──香港这家历百年不倒的最大地产集团，竟陷入一次财政危机！
　　此事要从八二年二月十二日开始说起。当日中午是「香港地王」的投标截止时间，这地王位置就是现在的交易广场现址，地政测量处列为「港岛内地段八六六八号」，占地十四万四千多方呎。这地王投标的条件十分苛刻，投标者须先付二亿元按金，中标后三十日内再缴付八亿元现金作为「首期」，三个月内缴付地价至总额的六成，余下的地价三十个月内付清。
　　那时候，本港地产已现跌势，九龙湾工业用地投标价不断下跌，中环商厦也供过于求，租率已下跌二成，而且最优惠利率仍处于十六厘的高水平。 招标结果只有三票投标，而置地竟然出价四十七亿五千五百万港元，第二标的投标者是长江实业，传闻出价二十七亿至三十亿之间，第三标则是新鸿基地产及恒基兆业，出价约二十五亿，结果置地「勇」夺地王！
　　当时来说，置地的出价创下本港开埠以来投地的最高纪录。由于当时股市持续下跌，地产市道不振，加上期间中资以低价投得美梨道停车场地皮，故此置地的出价便引来议论纷纷。有谓置地志在必得，因为置地一直都垄断性占有中区大部分贵重地皮，为免第三者「冷手执个热煎堆」，所以不惜出高价夺取。亦有谓置地有意托价，由于当时工业以及住宅缕宇价格大跌，只有商业大厦所受的影响最轻微，置地以高价夺得这幅地王，相对来说稳定了置地在中区其它物业的价格，同时也稳定了租值。
　　置地是一间极富经验以及历史悠久的大地产集团，没可能计错数，个中原因至今仍非我们局外人所能够明了。当时置地在港以大好友姿态出现，除了买地之外，还收购香港电话公司和港灯公司，也许他们对香港前景过分乐观了一些。
　　可惜股市和物业市道的淡势进一步恶化，因此令到置地的财政陷入困境，当年置地的全年业绩就亏损了五亿多元，而且沉重的利息支出使人担心置地可能会「置诸死地」，有报章的软性专栏说，置地的利息支出平均计算，每一分钟就派了一千元出街，其利息的负担可想而知。
　　在这情况下，置地股价当然是如断线纸鸢般下跌，最低潮时股价跌到只有一元多，其时有人作了个这样的譬喻：「烟民每日吸一包香烟，就烧掉三股多置地。」
　　当时怡和大班纽璧坚先生，不知道是否因为这样挂冠而去？


　　八七置地
　　八七年股灾前，在市场「奋勇作战」的老股民相信记忆犹新，当时股市已全线滑落，唯独是一只置地竟是逆市上升，使不少投资者错误判断市势，结果招致损失。有关置地被收购的消息，八八年后己完全沉寂下来。在此之前，有关这公司的消息甚多，增添本市炽热的投资气氛。
　　置地易手的传言，可追溯至八七年年中，当时日资财团与恒生银行力争中区旧消防地段，日资初露觊觎本港地产的野心。七月时，市场开始传出日本某银行有意买入「怡策」所持的置地，收购价每股大约八元。但这消息很快便沉寂下去，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十月期间，收购置地的消息突然甚嚣尘上，而且有不同的版本，众说纷纭。其一是说另一日资财团想以每股十三元的价格收购置地；另一种说法是：本地几间华资大地产公司，有意联手买入置地，收购价更高达十六元。
　　当时世界股市已开始从高峰回落，但港股却因置地事件而分散了投资的注意力，大家只热中于「借艇割禾」，趁这消息赚取投机之利，忽略了市场存在的危机。结果不少投资者都在十月股灾蒙受严重损失。
　　股灾过后，市场虽然满目疮痍，但传言并没有因而灰飞烟灭。直到八八年四月，由于已过了半年，有意收购者可避过以去年大跌市前之最高价对置地进行全面收购，于是消息又再广泛流传。
　　当年五月四日，有关收购置地的若干行动，又传再度部署，令置地股价由八元三角升至公元五角，翌日一度升至九元，以八元九角收市，两天共升六角，当时股灾后，仅半年，市场投资气候仍差，因此，已是相当可观的升幅了。
　　当时，市场有传闻谓华资财团由于没法遂收购之愿，故有意把所持的置地股份售与一日资大财团。但谣言很快地被怡策的行动所粉碎，五月六日，怡和、怡策和置地三间公司同时宣布停牌，稍后怡策宣布以每股八元九角半的价格，购入长江、恒基、新世界及中信四间公司共拥有的8%置地股份，耗资十八亿三千四百万元，消息公布后，大市急挫。
　　置地一系股份复牌后，同样难逃大跌厄运。
　　怡策这次购回置地股份，以长实为首的一方有一项很特别的协议，就是承诺七年内这几间公司不购入置地或怡和名下任何一间公司1%的股份。这附带条件引起当时市场议论纷纷，不少人认为这是怡和大班凯瑟克对本港前途信心的明证，但当时我却持不同的见解，在一份月刊中为文指出，「这协议只是令到凯瑟克面对九七问题，更加可以进退自如而已！」原因是这七年的协议只是限制了长实、新世界和恒基不得大量买入怡和系的股份，但假如怡和意欲出售自己手上的股票，那是可以随时出售给任何公司的。
　　最近，怡和更改本港的第一上市地位以及置地出售皇后大道中九号物业，一再证明怡和对九七的香港毫无信心，当时我的分析是正确的。
　　当年的「七年之约」，期满之时刚好是一九九五年，距离九七不足两年的时间，华资大户会否在九五年时又再策动另一次「买地」之战？怡和安排协议期满刚好在九七之前，是有心还是无意？
　　优膀劣败、股海淘汰
　　每一次股市大崩围之后，定必有许多上市或非上市的公司倒下来，被淘次出局，七三年的一次如是，八一年的跌市亦然。七三年大跌市后倒闭清盘的上市公司甚多，只可惜资料现在不少经已遗失，记忆所及，当时的「香港天线」、「山帝国」等都是其中的例子，由于那时候市场监管不善，上市公司的要求不严格，至令许多缺乏实力的公司亦能够上市，才种下日后倒闭清盘的祸恨。当时就有外国分析家这样形容香港市场：「一只狗上市也有大把人排队申请。」其疯狂的情形可想而知。
　　八一年大跌市之后，亦有不少上市公司接二连三地倒闭，其实这是十分正常的情形，就如年来美加以及日本经济衰退，许多公司都出现财政困难，甚至全世界最大地产集团O& Y现在也面对极大的财务危机，所以当年不少上市公司被淘次出局正是自由经济体系中优胜劣败的必然结果，不值得大惊小怪。只不过当年由于「佳宁事件」牵涉的层面太广，所以才对整体社会做成颇严重的仲击，在这次大跌市中据统计，数字显示，平均每五间上市公司中，就有一间清盘破产。由这数字可知，当年小投资者在股市中误触「地雷」的机会是极高的。
　　「佳宁」、「益大」、「侨联」、「百宁顺」、「海外信托银行」、「香港工商银行」、「好世界投资」等，相信老股民都不会忘怀这些名字吧？这些公司在八一年之前，也曾显赫一时，为不少股民制造过无数个发达美梦哩！

hefeiddd 发表于 2008-1-3 19:54

　香港股灾重温

　公司倒闭之因


　　一九二九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无数公司相继倒闭，甚至银行亦出现连锁性的倒闭风潮。不过，一九八七年港股虽然从4,000点大跌至2,000点，跌幅多逾五成，毫不逊于任何一次熊市，但这一次跌市过后，香港股市并没有一间上市公司出现财政困难，更没有倒闭停牌的情况出现，和过去跌市所出现的状况相反，可谓异数。
　　其实这情形我们不难理解。个中原因最主要是因为这一次跌市历时极短，只有数天的时间，便完成了过去数年熊市的跌幅。而且跌市出现之后银行像过住的作风般「落雨收遮」，收紧信贷，反而全世界利率多次向下调低，故此使世界经济避过了一次衰退的危机。经济没有出现衰退，企业公司亦不致于因而倒闭了。
　　至于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港股虽然大跌，但这只是因政治问题引起市场的过敏性反应，而且这政治阴影很快便已过去，所以没有对香港的经济构成太大冲击，股市中也没有公司因而面临倒闭停牌。　　
　　一般来说，在经济繁荣期中膨胀愈快，借贷愈大的公司，在衰退期间倒闭的危险愈大；由于这类公司积极进取，所以在牛市中升幅往往是最大的。换句话说，那些在升市中人人看好，具进取性的公司，在跌市里将是最危险，最缺乏抗跌力的股票！


　　市场传说
　　股市愈旺，市场流传的谣言愈多；股市跌后，谣言也就销声匿迹了。为甚么在升市中，市场的消息特别多？这些所谓「消息」的可信程度，大家可想而知。
　　一般市场最常听到的消息就是：「某某股睇X『蚊』！」「某某股的庄家说炒上去。」这些谣言就是市场的「消息百合匙」，无论套在哪一只股票身上都合用。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波斯湾战争爆发前的一段市场消息。
　　当时港股「六四」余悸刚过，市场又再回复生气，有一只极泠门的四、五线股份突然不寻常冒升，每一只股票的上升背后总有一个极美丽的故事惹人憧憬。该股其时盛传一名湾富豪想将之「糟肥」，然后发展成为香港的旗舰股只。由于当时台湾人豪气干云，一掷千金，凡与台资沾上关系的股票皆不同凡响，所以此说顿时引来投资和投机人士的追捧，加上有点石成金的庄家做庄，故该股短短数日便升了四倍。
　　其后该股从八元回落到五元。市场有更荒谬的传言，传言谓该富豪某天乘着自己的房车时，和司机说继续买他的股票，并保证他会升上十三元，那司机随即卖了自己的房子，全部买入该股。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人人争相拋售股票，该股迅速打回原形，那富豪对该司机的承诺早就拋诸九霄云外了。至今我仍然不明白，市场灵通人士怎知道那富豪与司机的谈话？那司机不知道近况如何？


　　「市之将跌，必有妖股」
　　中国古谚有云：「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在香港股市中，「市之将跌，必有妖股。」
　　不知道大家可相信否？
　　七六年大跌市前，有一只叫做「香港天线」的股票上市，据老一辈的股民说，这是一间替住户安装天线的公司。当时便有人取笑说连一根天线也可以上市，把猫只狗只上市也可以了。
　　八一年这次牛市的末期，出现的「妖股」就是「佳宁置业」，此股实可说是香港股市的魔星，不少股民以及上市公司都被该股累至倾家荡产，要是该股当年没借壳上市，也许当时香港股市不会弄至那般境地！
　　八七年港股升上近4,000点时，市场忽闻「大富豪夜总会」筹备上市，那时便引来议论纷纷，大家均十分好奇该公司的资产净值怎样计算？夜总会的小姐算是公司的资产吗？算是流动资产？近日笔者与一位专替公司槁上市的朋友闲聊，他笑道：「如果大富豪可以上市，也许一个黑社会组织「XX会控股」也可以安排上市了。」
　　无巧不成话，当大富豪上市仍在扰攘期间，股灾就出现了，股灾之后，大富豪的上市计划也就胎死腹中，不了了之。 虽然年来港股新上市公司频密，但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甚么稀奇古怪的公司上市这是联合交易所现在的上市条例较以前更加完善严谨的结果？抑或是现在股市还没到大跌的时候？
　　假如你听到甚么古怪的公司准备上市时，小心就是离市的时刻。


　　和黄派钱Vs怡和迁册
　　香港九七前途问题表面化之后，愈来愈多的上市公司把公司迁册往百慕达注册，现在股民对这行动已是见怪不怪，市场亦没有对这些消息再作任何反应了。
　　不知道大家还是否记得本港哪一家上市公司首先作出这创举？当时市场又有些甚么反应？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八日，香港四大行之一的怡和洋行突然宣布：建议把怡和控股公司的注册地点改在百慕达。当时怡和新任主席西门．凯瑟克解释，由于怡和未来将大肆发展国际业务，所以需要一间国际性的控股公司。选择百慕达群岛作为控股公司的理由，是因为该处为英属地区，没有英国法律系统，如果怡和总部仍留在香港，恐怕将令其国际贸易伙伴失去信心。
　　当时投资者对香港政治前途的消息反应十分敏感，怡和此举无疑是对香港九七问题投以没信心一票，因此怡和这石破天惊的创举引起市场极大震撼。犹记得当日也是和记黄埔公布业绩之日，李嘉诚似乎预知有不利股市的消息宣布，所以在怡和宣布之前，香港股市尚未开市，便抢闸宣布和黄每股大派现金红利四元！这也是香港股市破天荒的创举，李氏把二十亿元现金送与每一位小股东，这慷慨的做法至今仍没有哪一间上市公司可以做到。
　　和黄派钱的理由是：「公司内部累积过多的现金，由于政府新财政预算案中规定，公司的利息收入需缴交利得税，但如果派发给与股东，则可使这些利息避免纳税。为对股东公平起见，决定派发特别股息。」
　　这消息对该股以及大市来说，应属利好困素，纵不利好，也不该利淡，消息公布后，和黄股价果然作出利好反应，迅即于开市后急升，但很快地便掉头急跌，当怡和的迁册也公布后，市场更是弥漫着一片悲观情绪。
　　当日为星期三，股市下午休市，当晚伦敦港股大幅滑落，一度跌至停板，怡和及置地的股价下跌一成，和黄在良好业续以及大派红利的支持下，亦不能幸免于难。翌日（三月二十九日）港股更是一片凄风苦雨，当日恒生指数收市时报1057.09，大跌61.76，跌幅达5.8%。
　　由于当时投资者已到盲目悲观的地步，和黄大派现金红利，市场竟解释作该公港的前景缺乏投资信心，董事局不再作出新的投资，因此把现金归还股东了事！一项极之利好的消息竟可作出截然相反的诠释，实在令人感到啼笑皆非。
　　怡和与和黄在一天均有重大的宣布，当时市场人土均认为这绝对不是「实属巧合」，怡和这重要的宣布事前定必会知会港府，李嘉识在本港的投资举足轻重，事前当然不会不听到「风声」，所以和黄抢闸宣布派现金红利，是希望减轻怡和公布所带来的冲击，只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始终未能够力挽狂澜于未倒！


　　股海沧桑「百宁顺」
　　八一年港股熊市阶段中，不知道大家可曾记得林秀峰和林秀荣两兄弟？他们当时控有一间名为「百宁顺」的上市公司，结果这间公司在股市的「熊」流中被淹没了，林秀峰的地产王国美梦也就粉碎了。
　　现在，且让我们重温这一个故事。
　　百宁顺（Bylamson）名字的由来，是纪念林氏已故的父亲林炳炎（B. Y. Lam），直译其意，百宁顺中文应译之为「林炳炎之子」，该公司前身是「嘉佑地产」，嘉佑地产是七二至七三年港股狂热时一只「蚊型垃圾股」，其资产以及盈利俱十分薄弱，因此股市大跌后，长时期没有买卖。
　　其后，另一间上市小公司「兆景祥」以廉价购入其空壳，八一年七月，百宁顺（代理人）有限公司向兆景祥购入，代价约二千四百多万元。买入后，嘉佑易名为百宁顺，而且林氏兄弟开始注入资产，其中包括「美国银行中心」大厦的五层缕，当时，林秀峰是地产界中的超级大好友，狂热于地产买卖，当地产市道暴跌下来，自然是首当其冲了。
　　八八年一月十六日，百宁顺有限公司委托简福贻测计师行把美国银行中心十三楼拍卖，物业共一千三百平方公尺，连同四楼的三个车位拍卖，拍卖低价三千三百万港元。两年前，这层楼的成交价是四千六百万元（平均每呎三千二百八十余元），换言之，这物业的价格已下跌了近三成，可惜，当年高价抢回来的东西，今日贱价出让依然乏人问津。其时百宁顺的困境可想而知。 　　      除了地产投资失败之外，百宁顺多次与佳宁进行交易皆「着了道儿」，例如百宁顺一家私有公司购入佳宁名下香港友联银行17.7%的股权，这宗交易尚未完成，百宁顺就蚀了一亿四千四百万的订金与对方。
　　林秀峰曾经做过许多生意，而且十分轰动，但大多以失败告终，其中最熟为人知的是林氏家族投资「佳艺电视」，可惜最后该电视台宣布倒闭。
　　当他们转向地产界发展时，同样做了一件极轰动财经界的大事──以十五亿六千万元买入「金门大度」──现易名为「美国银行中心」──，然而当时「佳宁置业」刚从置地手上买入，买入价仅为九亿九千八百万元而已！
　　「百宁顺」以极不合理的高价买入多宗物业，因此令到资金极为紧绌，加上物业市道不景气，令公司的资产净值大幅下降，负债比率则大幅上升，故使公司走上破产边缘。然而，林氏最大的致命伤是依傍着「佳宁」，佳宁面临危机，「益大」更遭到清盘的厄运，同一条船的百宁顺，又怎能独善其身呢？
　　百宁顺借壳上市以来，似乎和亏蚀结下不解之缘，在八二年度公司蚀去了三百八十多万元，在八三年度更亏损二亿八千九百万元，奇怪的是每年「钱照蚀，红股照派」，八二年竟十送一红股（但不派息），八三年更十送二红股（同样不派息），林氏兄弟在商场上虽然不能够长袖善舞，但在股票上的计谋和把戏却不赖！
　　后来百宁顺的债主银行东亚追讨债项，由于欠债一拖再拖未能清偿，最后在八三年八月下旬申请停牌。


　　八十年代银行风潮
　　九一年里，香港股市的上升之中，以银行股表现至为突出，主要的银行股类如恒生银行、东亚银行以及永隆银行等升幅逾倍，有「大笨象」称号之汇丰亦有惊人升幅。踏入今年，汇丰公布内部储备之后，大家惊觉到原来银行过往一年稳藏了巨额盈利，所以银行又再更上层楼，成为投资者抢购的目标。
　　曾几何时，银行股成为投资者唾弃的对象，人人争相拋售这类股票，有人甚至因为持有这类一直以为是最稳健的股票而倾家荡产！
　　八十年代中期，本港出现了一次「银行风暴」，不少老牌银行先后被政府接管或是倒闭，一间接连一间如骨牌般倒下。先有没上市的「恒隆银行」被政府接管，当时股票市场还闹了个笑话，一些投资者误以为该银行和「恒隆地产」这只股票有关，令到恒隆银行出事那天，该股也受到盲目拋售，经过澄清后方才没事。
　　接着，海外信托银行和工商银行亦被政府接管，然后则发生「嘉华银行事件」，据当时市场的路边社消息谓政府也曾暗中伸以援手，破财十亿。八六年初，老牌的永安银行受到坏账拖累，这间历时逾半个世纪的世家银行最终股权亦告拱手他人，被恒生所收购。
　　还有，友联银行、新鸿基银行、远东银行都先后被收购或参入国际大银行集团，才得以生存下去。犹记得当时，人人闻「银行」二字而色变，投资者不敢买入银行股，市民却依然敢存钱在银行，原因是每一间银行的倒闭，港府例必挽救，结果种下了后来「国商事件」的祸根。


　　「海外信托事件」
　　「海外信托事件」爆发时，确曾对当时的社会尤其是财经界产生极大的震撼，原因除了因为这是一间为公众熟知的上市公司之外，在那时候来说，海托还拥有「香港工商银行」以及「华人银行」股权（前者也是一间上市公司），另外海托还拥有两家财务公司，为香港的第三大银行集团，故此其倒闭带来的影响是广泛性的。
　　八五年六月六日傍晚，香港政府宣布海外信托银行无力偿还债项，当晚警方人员立即把湾仔海外信托银行大厦封锁，彻夜作出调查，并于出事当日在机场拘捕了身挟巨款和股票的该行董事总经理张承忠。翌日财政司便宣布由政府接管该银行，使该银行得以继续经营，存户分毫不损，不过该公司的股票却立即停牌，其后论为「纪念票」。
　　「海托」的倒闭，是因为银行的坏账太多，外贷款项没法收回，其中不少是对银行董事控制的公司的贷款。另外，银行监理专员在接管该银行时在记者会亦作出透露：「海托在八一至八二年间，曾向一位叶姓的人借出一连串巨款。」
　　在美国联邦调查局，香港警方商业犯罪调查科和廉政公署的追查之下，「多米尼加财务公司」创办人叶桩龄从美国引渡回港，另外，海托多名董事都被警方提堂起诉。一直以来，银行都给与市民作风稳健的印象，所以稳健的投资者大多会买入银行股作为长线投资对象，甚至有些退休人士把退休金换来持有这类股份这些不幸的投资者他们怎样安享晚年呢？


　　「海托事件」余波
　　港府在「海托事件」中虽然扮演救世者的角色，迅速接管了整间银行，使存款客户分文不损，事件不致扩大。可是股票投资者却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的投资一夜之间尽付流水。
　　事件并不只就此平息下来，还有小小的余波。「海托」的小投资者认为政府的做法不公平，他们也该受到照顾，政府应该赔偿他们的损失。于是乎，一群海托的小股东齐往维多利亚公园示威集会，情形就像「国商」的存户一样，不过他们并没有像国商存户般激烈。
　　其实，大家都知道股票持有人就是该公司的股东，无论你拥有几多股，都是公司的股东。公司出现了问题，应该由股东负责，假如是无限公司，公司任何的负债没法清偿，就会由股东承担这责任。奇怪的是为甚么公司出了事，身为股东的竟要他人承担这责任？假如公司有利润，是否该股东也同样把利益转嫁他人？最莫名其妙的是当时竟有律师伸张正义，替这群小股东出头，可惜最后徒劳无功。
　　另外，这事件还有一段小插曲，有一份报章，有一名以中国名酒为笔名的专栏作者，每日一股推荐股票，未知道此君行了霉运抑或另有别情，竟就在海托出事当日力荐读者买入此股，甚么偏低长线持有等字眼全都用上了，记得当日海托收市时最低做价还在三元以上。事发后该专栏当然是极之轰动，不少人均在议论纷纷。想知道此君究竟是何方神圣？
　　翌日，该份报章这专栏依然，不过栏内却没了这位作者的文章，换上一幅漫画，画着中环康乐大厦摇摇欲坠，有人把一根大柱将大厦顶住！
　　
　　第三辑　跌市前征兆


　　牛市和熊市的分析
　　有关牛市和熊市的市场特征，美国股票分析祖师杜琼斯早就作出全盘的分析研究，值得每一位投资者一让再读，大家可从「杜氏理论」中互相印证与香港熊市异同之处。


　　牛市第一期
　　杜琼斯根据美股多年的经脸，总结出牛市和熊市不同的市场特征；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市场特征，判别市场处于哪一个阶段。
　　牛市（「多头市场」）是指持续多年的大升市，一般来说牛市共可分作三期。其中牛市第一期初段和熊市第三期末段互相混合在一起，或者我们可以说牛市第一期初段相等于熊市第三期末段。
　　牛市第一期通常是在市场最悲观的情形下出现，当时投资者对市场已经完全心灰意冷，他们不计成本拋出所有的股票，准备离开市场。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入货良机！因此，那些有远见的投资者，虽然看见整体经济仍然处于不景气的阶段，利淡的经济消息接踵而来，但已感觉到市场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情况即将会有改变。于是他们开始有耐性地限价买入，市场的交投渐渐出现改变的征兆，成交当时虽然还十分低沉，但在回升时已见有微量的增加。
　　经过一段时间的低徊，大部分股票从弱者流向强者手上之后熊市便真正宣告死亡，另一次漫长的升市亦届开步了。
　　牛市第一期经过强者有耐心的吸入后，大市开始稳步上升，每一次回落时的低点都较上次为高，于是引来新的投资者入市，形成大市上升成交增加的现象。这时候上市公司利好的消息开始出现，公司业绩好转，盈利增加引起投资者的注意，进一步刺激入市的兴趣。


　　牛市第二期
　　不过，熊市的教训记忆犹新，投资者当股价升抵某水平时便裹足不前；但市场的发展仍然是乐观的，大市基调十分良好。这情形便令到市场形成既非上升，也非下跌的争持局面。于是股价（或大市）在高水平反复上落。这段时间可能维持数个月至超过一年不等，主要视乎上次熊市所造成的损害程度深浅而论。
　　杜氏理论把上述整个过程归纳为第二期，但一般投资者为容易区分市场特征，把牛市初期的上升划分为第一期，而争持徘徊之局则作为第二期。


　　牛市第三期
　　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争持之后，牛市第三期出现了。这一期市场有很明显的特征让我们辨别到。首先是股市的成交量不断增加。这反映出愈来愈多投资者进入市场，大市每一次回落调整不是令投资者离市，而是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跟进。市场的投资情绪高涨，投资者充满一片乐观气氛，股市的交易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报章不断报导有关股市的情形，而且还是头号新闻。亲戚朋友谈话之间总离不开股市这个话题，而且市场消息满天飞，每一个人都有「可靠的内幕贴士」，互相推荐买入的股票。这就是我们经常说连擦鞋仔都讲股票的现象了。
　　此外，公司的利好传闻不断出现，例如盈利倍增、收购、合并等等。上市公司亦不断乘时大举集资，或送股、拆细以讨好小股东。
　　在这阶段的末期，市场投机气氛极浓，因此垃圾股、冷门股不断大幅标升，长期没派息、财政有问题的公司股票照升如仪，反而愈来愈多业绩优良的实力股只，投资者拒绝买入。
　　当这情形去到某一个极点时，市场便会出现崩溃了。


　　熊市第一期
　　熊市又称作「空头市场」，是指持续经年的大跌市。同样地熊市也是分作三期，而熊市第一期初段亦即是牛市第三期的末段。
　　熊市第一期出现在市场投资气氛最高涨的情形下，当时市场绝对乐观，投资者对后市完全没有戒心，相信大市将会继续大幅再升。而且市场也尽是利好消息，公司的业绩盈利到达不正常的高峰，不少企业更加在这段期间加速膨胀，收睛合并消息频传，总是牛市第三期末段的一切市场特征完全浮现出来。
　　正当所有投资者疯狂沉迷于股市的上升之际，先知先觉的醒目资金已开，始撤离市场；所以，当时市场的交投虽然仍十分炽热，但已有逐渐下降的倾向。
　　因此，熊市的第一期可说是「出货期」，当大市再创向新高，而成交却没法同步创出新纪录之时，大跌便届随时出现。


　　熊市第二期
　　由于先知先觉的投资者已悄然离市，市场在乐观之余，开始隐隐感到有点不妥，这时侯市场出现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情，都会触发「恐慌性拋售」。
　　因为市场累积太多的好仓，当想要买进的人退缩不前，而愈来愈多的投资者急于沽售，股价（或大市）跌势便告转急。股价的急跌导致部分持好仓的因未有足够按金而被迫斩仓，进一步使跌势恶化。于是股价愈跌愈急，愈急愈跌，形成一发不可收拾之势。
　　经过一轮疯狂性的恐慌性拋售（这段期间市场的成交量仍然十分庞大）之后，投资者觉得跌势似乎有点过分，目前上市公司以及经济环境和股市此较，未免是过于悲观，于是大市出现一次较大幅的回升局面。这一段中期性反弹将可能持续数星期至数个月之久，而回升的幅度一般是整次跌市总跌幅的三分一至二分一之间。
　　杜氏理论把上述整个过程归为熊市第二期，不过我们为了清楚识别市场，所以把「恐慌性拋售」划分为第一期，而中期性反弹则视作第二期。


　　熊市第三期
　　经过一段时间的中期性反弹之后，经济方面和上市公司的前景出现了恶化，不利消息接踵而来，进一步摧毁投资信心。
　　这时侯，整个市场弥漫着悲观的气氛（但不是恐慌的情绪），公司业绩倒退、财政困难、停牌清盘等消息接二连三地出现，整个经济陷入极度不景气中。
　　于是那些缺乏信心的投资者沽出，早几个月前认为股价抵买的，现在也加入沽售的行列。在熊市第三期中，大市（或股价）只是持续下跌，但跌势并没有加剧，而且下跌的股票大多集中在业续一向长好的蓝筹股和实力股身上；那些二、三线低质股份，可能在熊市第一期与第二期时已经跌够，因此再跌幅度灭少，甚至不再下跌，跌势全都集中在优质股。这些股票是投资者最后失去信心的。
　　其实这时期也就是牛市的第一期初段，有远见的投资者已开始有耐性地作选择性吸纳，市场这时砾正处于黎明前最思唁的时刻，很快地黎明便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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