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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feiddd 发表于 2007-11-26 06:45

采访录--八问穿杨

采访录--八问穿杨 2004-01-26         

   一.国内证券市场发展至今只有十多年时间，您是怎样走上（证券）这一行的？
   1994年我参加高考，当时国内证券市场尚处于框架建设的初步阶段，在我的家乡，“证券”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词，所幸我的一些亲戚在沿海开放城市创业，他们应该了解一些股市传奇人物的故事，认为“证券”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吧。当然，记得我当时报考“证券投资”专业是第三批志愿，前两批专业过于热门，没有被录取，最后落到了第三批，而我的高考分数实际上并不低，因此落到专科多少有些偶然吧。当时就考虑上这个专业还是不上？最后听了亲戚的建议，同时也感觉“证券”是一个新兴行业，因为以前年度高考录取时没有见过这个“名词”。后来去了哈尔滨的那所学校，知道证券投资也确实是该校（哈尔滨金融高等专科学校）首届开设的专业。
    高考志愿落在“证券投资”专业是我后来进入这个行业的最直接诱因。但是，由于我们学校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属院校，在分配就业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毕业时我所在班上40多名同学都选择去了银行，真正从事本专业的人员很少。当然我也有机会去银行工作，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证券业，可能是受96年，97年火爆的牛市行情诱惑吧。因为当时一边在校上学，一边在股市上小打小闹，赚了一点小钱，从此就认定了一定路：股市是最容易积累财富，最容易产生梦想的天国。

    二.国内股市虽然诞生时间不是很长，但当年一些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在短短几年的股海浪潮中不少被市场所淘汰。从您的从业经历看，似乎除了股市已没有第二职业，是这样吗？您有没有想过某一天你在这个市场上遭受挫折怎么办？您打算从事其它职业吗？或者您想永远在这个市场上做下去吗？
      股市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超高速财富增值的可能性，同时也把一种永远无法准确把握的巨大风险给予了我们，这是由股价走势的随机特征及不确定性决定的。在这个市场上，任何人不要企图因 昨天的巨大成功而憧憬未来的所向披靡，历史上华尔街知名投资家们的大喜大悲已足以向我们这些人敲响了警钟。国内股市的投机气氛相对更浓，潜在的风险也更大，因此我从没有幻想着在这个市场上长胜不败下去。
      至于挫折，事实上从我进入股市时间不长就遇到了，并且在之后的这么多年时间里，失败和挫折也从未间断过与我的相伴，只不过每个人承受挫折与失败的限度不同。虽然俗语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我认为在投机市场未必如此。这个市场上允许你失败的次数并不会很多，当你认为有九十九次失败换来满脑子经验时，你也许已经一无所有了；或者你所认为的那些用鲜血换来的经验，在市场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巨大风险面前仍将苍白无用。我目前没有被这市场淘汰，说明我还在自己所能承受的失败次数限度内，当然，更大程度上还是我的成功多于失败。至于我的这种状态能够持续多久，我没有考虑过。但我想我会很尊重这个市场，如果有一天市场给我的挫折或失败超出了我所能承受的限度，我将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离开。或者在感觉到自己的操作状态持续不再时，我会选择提前离开。
       离开了这个市场去做什么？有时候仔细想来汗流浃背：除了股票什么也不会干！但我目前还没有考虑过真到了那天怎么办，这就象我永远无法预知若干年后的股价走势一样。

    三.您在校时学的是“证券投资”，应该很专业的了，那么您认为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对您后来实际操作有用吗？
   突然想起来没有用，仔细想想有用，肯定有用！
   在学校时学的肯定是理论多些，但从理论到实际操作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有关证券投资操作的基础性东西都是来自于当时的课堂上，比如K线理论，趋势理论，波浪理论，形态理论，技术指标等等。当然，学到的东西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必然根据自己的兴趣习惯有所取舍，包括有所优化。比如我所提出的“盘口内经”理论，在有关股价分时线的形态那块，更多就是来自于传统形态理论的应用及更进一步发展。
   当初作为一名证券投资专业的学员，有关股票及期货的理论我自然学到不少，比如就技术指标而言，我前后接触过近百种，并且很多指标在我后来实际操作中也逐一试验过。但现在能记起来的指标不过20种，真正在用的更少。
    股道至简，我一直在追求“最完美的投资是一种感觉”，也许将来什么也不用，但没有这些知识的学习与积累，没有理论上的深入及至实践中的摈弃，要想一步登天恐怕是万万不能的。

    四.从您著作的《盘口内经》及有关媒体中表达的思想来看，您所追求的最完美的投资是一种感觉，这也是您刚刚提到的观点，那么你所说的感觉是不是要来自于“灵感”，如果是，你操作的灵感从哪来的？
   在我的概念中，灵感和感觉是有大不同的。灵感是某段时期甚至某刻钟超过交易平均状态的短期现象，感觉则是通过长期成功交易累积形成的稳定状态。我目前及今后所要追求的即是那种具有稳定状态的感觉。
   培养良好的市场感觉及稳定的交易状态，我认为应该先从盘口开始。因为股价在盘口形成的趋势最为短暂，我们在盘口感受股价涨跌时，不会因时空的跨越而出现思维的脱节及感管的麻木。我在报刊及书中分析股价盘面起涨那一瞬间的特征似乎很复杂，实际上在实战中那一瞬间极其短暂，如果等待验证完毕我所提及的那些特征或其它框架模式后，股价早就脱缰而起了。因此实战中那一瞬间就是一种感觉，没有分析，没有理论，更没有框架。我一直试图在K线，或者在股价较长趋势起涨前找到这种感觉，虽然经常也有一些奇妙的感觉，但不稳定，也没有盘口那么准确。因此我想我说过这是我以后的方向，我当然知道这很难，甚至此生不可能达到，但我会一直努力，并且把它作为我终生追求的一种投资境界。
在我没有达到我所追求的境界前，我想我会很少在我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大家预测大盘及某一股票的未来走势。“因为我即便对未来的走势作出思维上的判断，也仅仅是一种可能罢了，而我又怎么可以把一种可能，用一种专家或权威的观点告诉给相信我的任何一个朋友呢？！”

      五.您著作的《盘口内经》一书，据说因为有非常高的实战应用价值，在年内证券书籍市场出现了非常畅销的势头，但有人说能者不写，技术不传，写书的不是靠技术，那么您是怎么回事？
    能者不写，技术不传，这话不知道对不对，但我不这么认为。《盘口内经》介绍的一些盘口操作技术，我认为是非常有效的，并且很多接触过我理论的投资者都深有体会。这从我2001年8月份最初发表在神光论坛上一两篇文章，所引起的强烈的反响就可知道。当然，我当时发表文章可能是出于一种期望得到众多人赞赏的虚荣心吧！但后来赞赏的人越来越多，反而成了一种兴趣，及至后来又成了一本书，这是我最初没有想到的结果。所以，当初我写那些文章的过程，以及后来成书的过程，从技术的角度看，是一步一步接受了众多投资监督及认可的。并且我的理论功底一直欠缺，在这个市场上也没有任何特殊背景，但在2001年下半年的大熊市中能够引起市场人士关注，靠的是什么？靠的当然是技术!
   至于说“技术不传”，我要问为什么不传？私心吗？害怕影响大而失效吗？我不这样认为，读过江恩《空中隧道》的人，我想都会被主人公罗伯特的人格魅力所折服。现在不是有人说，炒股最终就是炒心，炒境界吗？什么是境界，我认为境界就是一个私心过重的人永远无法追求到的东西。那么在“盘口内经”影响扩大后，技术会失效吗？我在《盘口内经》的后纪中对此有所解释。我想如果会失效，也仅仅只是脱离了我在技术上所提到的一些 固定模式，但引导我在盘口发现股价涨跌迹象的方向不会迷失。如果不辛连方向也迷失了，我想我就该离开这个市场了。

    六.看来“盘口内经”确有不同一般的魅力所在，难怪您的书在目前这种弱市行情中仍旧处于畅销龙头地位。那么依据您的方法及经验，您自己的盈利情况如何呢？
    首先，我的盈利状况与我所运作资金的年收益直接挂钩。《盘口内经》给大家提示的操作技术更多适合于小规模资金的短线操作，同时根据盘口诸多现象的诱因，对发现中线潜力股票也有很好的感知及引导作用。我所运作的资金采取了多种战术组合的方法，因此，很难以一种技术方法的连续操作来检验整块资金的盈利率。在2001年下半年的残酷暴跌中，我们能够始终保持总体资金的不缩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通过短线资金的赢利弥补了中线资金的亏损，这就是所谓的“以短养长”吧。而我们中线资金的规模远远大于短线资金投入量，这种“杠杆效应”足以说明我们在熊市中的短线收益不菲。

   七.盘口内经作为一项技术，能够引起众多人的痴迷，其有效性和魅力似乎很难让人置疑。但是任何一项技术或多或少都有他的缺陷，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呢？或者您有什么困惑吗？
   我在《盘口内经》的后记中说到：“任何一种技术都有两种观点去评判它，而我一向不提倡技术崇拜及个人崇拜，因此我建议读者不要痴迷《盘口内经》。特别的，《盘口内经》所提示的职业化的操作技术，如果不幸对一些投资者的实际操作产生误导，我想即便他们用一种文明的态度骂，我自己作为“盘口内经”的创立及推广者，也并非不能够接受。因为一旦一种技术导致一部分投资者操作失误，对这部分人来说就是害人的技术--既然是害人的，就该被骂！”。至于说缺陷，我认为更多存在于《盘口内经》提示的穿杨战术中，因为利用穿杨战术的长期操作结果，往往与人们的自身状态有关，并非任何人都能适用。而《盘口内经》除了在理论方面还需要更进一步完善外，所揭示的盘面现象是确实存在的，因此我认为没有可以非议的地方。
    也有很多人说《盘口内经》注意到仅仅是一些市场表象的东西，没有深入到市场本质。对此我一直不以为然，因为我们在市场上获利的本质即是通过股价的表象差价完成的，追求其本质似乎不是真正的实战派所关注的。比如以“价值判断为中心”的操作，最终能否成功获利，完全来自于股价所带来的有利变动，再有价值的股票如果在股价上不能同步反应最终还是白搭。这是实战派与理论派间的尖锐对立，也是一个很叛逆的观点，以后有机会详细聊。
   我目前的困惑来自于不能从理论上更进一步完善《盘口内经》思想，当然我仍然在不断研究，不断思索。在实际操作方面，我的困惑来自于能否从心态上更进一步战胜自我，把自己提高到一种更新的境界。

   八.据说您的《盘口内经》发表及出版后，有不少投资者及机构希望您能提供其它服务，比如委托理财之类或电话指导操作之类的，您对此有什么想法？或者您对将来还有什么其他打算吗？
   盘口内经在对外公布后，有不少投资者及机构与我联系过，确实希望能够得到你如上所提到的，还有传真，电子资料服务什么的。但因我的职业原因，限制我没有精力在盘中进行电话指导，或者在盘后花费较长时间去写太多文章。曾经对一两个盛情难却的投资者，试着磨合电话指导这种方式，但由于时间差及心理等因素，刚开始就很不理想，因此截止目前，或者以后我都不会考虑用指导的方式开展什么新的业务。至于委托理财，同样因我的精力限制，也不可能接手很多帐户，实际上我目前本身就几乎在以全部精力运作我现有的资金帐户，因此包括委托理财及其他服务我暂且也都不会考虑。
   将来的打算嘛！我最希望的还是能拥有自己管理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基金。我相信，在那样的操作环境及要素下，我将能最大限度发挥我的操作特长，或者贯彻我的操作理念。

hefeiddd 发表于 2007-11-26 06:46

罗杰斯答疑商品牛市（英文原版

罗杰斯答疑商品牛市（英文原版）

atcoolman译

近日中国媒体对身处欧美的罗杰斯报道不断，先是其与罗奇的口水战，继而又有其关于商品牛市处于"幼儿时期"的言论，鉴于中国媒体素有不尊重知识产权，不注明出处，及恶意篡改他人言论的恶习，同时因为本人是Rogers' Believer，且有寻根溯源，究个明白的习惯，终于在英国财经时报网站(FT.COM)找到后篇的信息来源。现转英文原篇如下，且亲自翻译，一来锻炼一下英语，二来挣点分数。

Ask the expert: The commodity bull market
咨询专家：商品牛市
Published: October 12 2006 14:23 | Last updated: October 13 2006 17:43
出版：2006年10月12日 14:23 | 最后更新：2006年10月13日 17：43

Jim Rogers has been the most prominent and consistent champion of the commodity bull market. Long before sharp price rises of commodities started to attract headlines, Mr Rogers forecast a long-term bull market for the sector.
吉姆·罗杰斯作为世界闻名的商品大牛市的坚定拥护者，远在商品价格暴涨消息开始占据新闻头条之前，就预测了商品市场的长期牛市。

With commodity prices showing some recent weakness, Mr Rogers can answer your questions on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market - has the commodity bull market burst? Will oil weaken further? Can gold still hit $1000 an ounce as he forecast earlier this year?
就商品价格最近呈现的种种弱势，罗杰斯先生可以回答你关于市场未来走向的问题 - 商品牛市是否垮了？油价还会更弱吗？金价能否如其年初所言上触1000美元？

Mr Rogers answers your questions below
罗杰斯先生将回答你的问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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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he Fed has stopped giving us M-3 figures and the money supply eventually shows up in commodity prices, do you know a reliable way to estimate money supply growth? And do you think that data is useful?
Jack Adamo
自从联储停止向我们提供M-3数据，货币供应最终体现在商品价格上面，你知道预测货币供应增长的可靠方法吗？另外，你认为该数据是否有用？-Jack Adamo

Jim Rogers: The Fed clearly has something to hide. I recently saw someone who had figured out a way to determine the number independently. His conclusion was that M-3 is now even higher than before. I do not remember who he was nor do I know a way to determine it myself but I do think the numbers are useful.
吉姆·罗杰斯：很明显，联储企图隐瞒某些事实。我最近看到有人已经想出一个办法来独立确定M-3数据。他的结论是M-3现在甚至比以前更高。我既不记得他是谁，也不知道测定M-3的方法，但我认为这些数据的确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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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a few weeks back, we were hearing analysts talking about oil hitting the 80s or the 100 mark. At the same time we heard about gold hitting advancing well above 700, especially in September / October. Apart from any likely or unlikely geo-political issues is there any reason to anticipate the sharp (or mild) plummeting in such markets to continue, or are they likely to reverse dramatically? What may be the major reasons for such dramatic recent reversals in the recently and highly anticipated bull oil and gold markets?
Brennan Kabrabjc
仅仅在几个星期前，我们常常听到分析师们谈论着油价突破80多或者100的价位。同时我们还听到关于金价将远远涨过700，特别是在9月/10月。除了任何难以确定的地域政治问题外，有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预料这些市场的急速（或温和）垂直下跌将继续，或者他们将戏剧性反转呢？为什么是这些主要原因？ - Brennan Kabrabjc

Jim Rogers: Oil did hit $78 spot and several contracts were over $80. Gold did sell over $700. Both are correcting now as always happens in all bull markets. A lot of people built up large inventories of oil during the run-up and these are now being worked off.
吉姆·罗杰斯：油价确实碰到78美元点位，并且好几个合同超过80美元。黄金也的确卖过700美元。二者现在都在调整，这是所有牛市中都会出现的。很多人在油价急剧上涨中堆积了大量库存，现在正在努力清货。

I have no idea how long the corrections will last or how deep they will be but I do think the secular bull market has years to go.
我不知道他们要调多久或多深，但我认为长期牛市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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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ould like to know your opinion about the Goldman Sachs Commodity Index? What do you think - can it turn up or will the decrease continue? The index consists mostly from energy (74 per cent) and therefore the coming development of crude oil prices is for me very important.
Klestinec Michal
我想知道你对高盛商品指数的看法？你怎么想 - 它转头向上或者继续下跌？这个指数主要由能源构成（74%），因此未来原油价格的运行变化对我很重要。

Jim Rogers: I talk about it in my book. I find it not a very good index which is why I had to develop my own index for my money. The energy concentration is only one of its problems.
吉姆·罗杰斯：我在我的书（《Hot Commodities热门商品期货》，atcoolman语）中谈过它。我发现它不是一个好指数，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得不为我的投资/钱开发了自己的指数。能源集中化不过是其的众多问题之一。

Could you please elaborate on how and why agriculture looks overlooked and favourable going forward? Also, what’s your view on sugar? Do you share the view of many today about growing use of sugar-based ethanol production?
Thomas Grevenitis
能否请你详细说说农产品为什么以和怎样被忽略了，以及有利的发展因素？此外，你怎么看待糖？你是否如今天的大多数人持有同一观点 - 由糖合成的乙醇燃料的使用正在增长。- Thomas Grevenitis

Jim Rogers: Most agriculture prices are far below all time highs and are very depressed. In fact, adjusted for inflation, many are 60-90 per cent below all time highs yet fundamentals are changing. For example, the number of hectares devoted to wheat has been declining for 30 years. Inventories of most agricultural products are the lowest since 1972. We have not had major droughts for years. Demand has continued to grow.
吉姆·罗杰斯：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远低于历史高点，非常低。实际上，去掉通胀因素，很多比历史高点低60-90%，但基本面正在改变。比如说，用于种植小麦的公顷数量在过去30年中一直在减少。大多数农产品的库存已经达到了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我们也很多年没有遭受干旱了。需求一直在增长。

I am optimistic about sugar and expect it to be much higher sometime during the bull market.
我对糖很乐观并且预计其在牛市中将会远远高过现在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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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dities have until now primarily featured as a diversifier in investors’ portfolios due to a tendency to rise in times of poor equity and bond market returns. The Dow Jones index has been hitting record highs this week after consistent performance this year, while many commodities also remain at high levels.
到现在为止商品在投资者组合主要起着多元化投资的作用，因其在股票和债券市场表现差的时候上涨。道琼斯指数通过今年的稳健表现，在这个星期已经创下历史新高，虽然很多商品同样维持在高价位。

Do you think this change in trading patterns is permanent? Will this recent development weaken commodities’ attractiveness as a diversifier for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Elisabeth Behrmann, UK
你认为这种在交易模式上的改变是永久的吗？最近的发展势态是否会削弱商品作为机构投资者的一种多元化投资对象的吸引力？ - Elisabeth Behrmann, 英国

Jim Rogers: Commodities have not correlated to stocks for many decades. I am speaking of the major secular trends, not a few quarters or even a year or two. I do not see the recent trends as being significant and doubt the major, secular trends will change. The bull market in commodities probably has years to go so I would not move away from them at all.
吉姆·罗杰斯：商品与股票不相关已经好几十年。我是就主要长期趋势而言，不是几个季度或者甚至一年或两年。我看不出最近有什么明显趋势而导致主要长期趋势改变。商品牛市可能还有多年要走，所以我根本不会从中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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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best way to invest in agriculture if one does not want invest through futures contracts? If through stocks, are there any in your view worth looking at?
Nilesh Nanavati, New York, NY
如果不想通过期货合同来投资，有什么最好办法来投资农产品？如果通过股票，你觉得有哪些值得关注？ - Nilesh Nanavati, 纽约

Jim Rogers: You might consider some of the structured products that people like UBS and ABN Amro have. Some protect your principal too.
吉姆·罗杰斯：你也许可以考虑如瑞银，荷银等提供的结构性产品。某些保证你本金的产品也可考虑。


Has the flow of money into commodity futures from commodity indices, ETFs, hedge funds and CTAs had an effect on commodity prices? What is your mid to long term view on wheat and corn prices?
Kevin Morrison, London
来自商品指数基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对冲基金以及商品交易顾问基金等金融机构的热钱是否对商品价格有影响？你对小麦和玉米价格走势的中长期看法？

Jim Rogers: Yes, there has been an effect, but not much. Whenever there is a bull market, new investors come and old investors invest more. But the commodity markets are the second biggest in the world after currencies so the effect has not been too great. Plus we need to remember that many of the hedge funds and CTAs have been short of many commodities.
吉姆·罗杰斯：是的，他们确实有影响，但并不多。每当有牛市，新投资者加入，老投资者则加大投资。但商品市场是全球仅次于汇市的第二大市场，所以这种影响并不大太大。此外，我们要记住许多对冲基金和商品交易顾问基金都曾做空很多商品。

These are huge markets. In fact oil alone trades more in a day than all the stock markets in the world. Remember oil trades $6 thousand billion a day and when you throw in all the other commodities, the numbers are gigantic. I am very bullish on all agriculture including wheat and corn.
这些商品构成巨大市场。实际上仅仅石油的单日交易量就超过全球股票市场总和。记住石油单日交易量就有6万亿美元，如果你把其他商品交易也算上，那是个巨量。我非常看好所有农产品，包括小麦和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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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your opinion which of oil or gold has the more durability and is less of a risk in the next 12-18 months. Do you think the time to get on board is now? How do I play it - via equity or another vehicle?
Dilip Patel
在你的看法中，石油和黄金更具持久性，在未来12-18个月风险相对较小。你认为现在是投资的好时机吗？你怎么去做 - 通过股票或其他投资工具？ - Dilip Patel

Jim Rogers: I would prefer gold to oil in that time period. I expect to make more in agriculture than in either gold or oil. Futures are better unless you are a great stockpicker. There are also specialised structured products tied to agriculture.
吉姆·罗杰斯：我在这段时间倾向黄金多过石油。我期望在农产品上比黄金或石油赚得更多。除非你是股票高手，否则期货投资更好些。同样有不少针对农产品的结构性金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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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base metals drop because of a US recession, is gold likely to drop with them or will it still stay up because it is viewed as a good store of value against the dollar, which might drop because of a recession.
Peter, UK
如果因为美国经济萧条而导致贱金属（我倾向译为‘基础金属’，更能达意，因其并不贱，看看铜锡等。不过国内习惯称贱金属，以对应金银铂等贵金属吧）价格下跌，黄金是否有可能随其下跌，或者因其相对美元升值，而美元则因美国经济萧条而贬值。- Peter, 英国

Jim Rogers: Gold will probably fall less because the Fed will be printing a lot of money, which will hurt the dollar.
吉姆·罗杰斯：黄金可能会跌得少些，因为联储将会大量印钞票，从而令美元贬值。


What are your projections for corn and in what sort of timeframe will they be achieved? Personally I’m very bullish regarding to ethanol en El Nino in progress.
Ab de Jonge, The Netherlands
你对玉米趋势价格预测以及具体到什么时间段他们能否达到？我个人对厄尔尼诺（El Nino）现象中的乙醇发展前景十分看好（这个荷兰佬的话比较难翻译，夹了些荷法语，哪位网友有更好的翻译，请提供！汗~）。- Ab de Jonge, 荷兰

Jim Rogers: Corn will certainly make all time highs before the bull market ends for many reasons including ethanol, weather and others.
吉姆·罗杰斯：玉米肯定会在牛市结束前创历史高点，其原因包括乙醇，天气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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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Mr Rogers think that sugar prices will recover any time soon? Production has been raised very quickly in response to last year’s and earlier year’s price surge.
Niru Devani
罗杰斯先生是否认为糖价将很快会恢复？作为对去年和今年初价格上涨的反应，糖产量大幅提高。- Niru Devani

Jim Rogers: I am the world’s worst market timer so I couldn’t say it will recover any time soon. I do know sugar will be much higher in years to come.
吉姆·罗杰斯：我是世界上最差的市场时机捕捉者（有更好的译法吗？我只能把其大体意思如此表达出来），所以我不能说其很快就能恢复。但我能确定糖价在未来数年将高高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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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future of the mining companies share prices? Are we expecting to see consolidation or a fall in the near to medium term?
Tony Davies
矿业股票价格在未来有何表现？我们是否可以预期其在短中期会调整或下跌？ - Tony Davies

Jim Rogers: The ones with increasing reserves will do well, even during the corrections. I am a horrible market timer so I have no idea about the near term.
吉姆·罗杰斯：那些拥有日益增加储备的公司将会表现很好，哪怕在市场整体回落中。我是一个糟糕的市场时机捕捉者，所以我对近期表现如何毫无主意。


Do you think gold can still reach $1000 an ounce?
Tony Tassell, London
你认为金价仍能达到1000美元一盎司吗？ - Tony Tassell, 伦敦

Jim Rogers: Yes. sometime during the bull market and perhaps more than $1000
吉姆·罗杰斯：对。牛市中某个时间，而且甚至超过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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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o you believe are drivers behind the recent downturn in prices of oil and industrial metals? Will this be a long-term trend due to shifting fundamentals, or is this simply a temporary supply/demand reversal?
A.J. Kaneko, London, UK
你认为驱使最近油价及工业金属价格下跌是些什么东西？这是否长期趋势，由于基本面的改变？或者暂时的供应/需求转变？ - A.J. Kaneko, 伦敦，英国

Jim Rogers: Many people stockpiled huge oil inventories during the run-up and they are now being worked off. All bull markets have corrections and setbacks and this one is in oil. Likewise with some metals, but most base metals have not corrected much. Lead, for example, is at an all time high.
吉姆·罗杰斯：许多人在上涨中囤积了大量石油库存，他们现在正在清货。所有牛市都有回落和倒退的时候，这一次在石油上。同样发生在贱金属上，但大多数贱金属并没有回落多少。如铅，处于历史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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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ith world wheat stocks at their lowest levels for more than 25 years, and orange juice prices at record levels, how do you rate the relative prospects of hard and soft commodities?
1. 世界小麦库存正处于25年多来最低来最低位，橙汁价格处于历史最高纪录水平，你对硬商品和软商品相对前景如何评估？

2. What is your view of the Singer-Prebisch thesis that commodity prices show a long run relative decline compared with manufactured goods?
2. 你对辛格-普雷维什论文关于‘商品价格与成品价格相比较在长期来看相对下降’的论点怎么看？

3. Do you favour trading commodities directly, including ETFs, or via equities of producing companies?
Bob Curray, Birmingham, UK
3. 你喜欢直接进行商品交易，包括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或者通过商品生产企业的股票交易？ - Bob Curray, 伯明翰， 英国

Jim Rogers: 1. I have been buying agriculture commodities in the past few weeks. I have not been buying ‘hards’, but I have not been selling them either.
吉姆·罗杰斯：
1. 我在过去几个星期中一直在买进农业商品。我没有买‘硬货’，但我也没有卖出。

2. It could be true, but it is irrelevant to what is happening now. There have been recurring long bull markets in commodities and we are now in another one. The bull markets have averaged about 19 years or so whenever supply and demand have gotten out of balance.
2. 它也许是正确的，但其与现在发生的事不相关。商品牛市不断重复，我们现在正处于另一个。牛市平均时间是19年左右，每每发生在供应和需求失衡之后。

3. My experience and studies show that you will make more in commodities themselves unless you are an extraordinary stockpicker.
3. 我的经验和研究表明你将在商品直接投资上赚得更多，除非你是非凡的股票投资高手。


I am believer that commodities are still in a long-term bull run. But what do you see as the main risks to that run?
Dennis McStay, Berkshire, UK
我是商品正处于长期牛市的信徒。但你觉得这个牛市的主要风险是什么？ - Dennis McStay, 贝克郡, 英国

Jim Rogers: Perhaps something like bird flu or a sudden unexpected war or a major financial collapse, but these would only be temporary setbacks. The only thing that will end the bull markets is huge new supply, and that is not on the cards.
吉姆·罗杰斯：也许是某些诸如禽流感或者意外爆发的战争或者一个大金融崩溃的事件，但这些只能导致牛市暂时的倒退。唯一能结束这次牛市的事件是巨量新供应，但这还没发生。

A worldwide economic collapse would end it, but other things would suffer more.
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崩溃可能会毁了它，但其他市场可能会受更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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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gnals coming out of OPEC at the moment seem to be pretty confused. What is your view on whether OPEC can actually deliver production cutbacks?
Jack Palmer, London, UK
此刻由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PEC）发出的信号实在令人十分迷惑。你认为OPEC事实上能否遵守产量削减？ - Jack Palmer, 伦敦，英国

Jim Rogers: I doubt it. There are too many who will cheat.
吉姆·罗杰斯：我怀疑。太多国家会欺骗（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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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have any thoughts on the viability of switchgrass for ethanol production and is there a market for trading switchgrass?
Brian C. Kelly
你有否任何关于用柳枝稷生产乙醇可行性的想法？是否存在一个交易交易柳枝稷的市场 - Brian C. Kelly

Jim Rogers: I am told it is great, but have not done my own homework on it. I know of no market for trading it.
吉姆·罗杰斯：我被告知其很了不起，但我没有就其做自己的功课。我知道没有市场交易柳枝稷。（atcoolman：大家如对柳枝稷有兴趣可以看看这个网页：http://www.bolaa.com/blog/blog_qiche/100203356519.html）


1. What’s your impression with your first few months in Asia?
1. 你对在亚洲的头几个月有什么印象？

2. Do you think there are too much investments in Asia right now?
2. 你是否认为此时亚洲有过多投资？

3. What need to happen to change your view on oil?
Ming Jiang, US
3. 要使你对石油看法改变需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 Ming Jiang, 美国


Jim Rogers: 1. Asia is the future. We do not live there permanently yet, but hope to if we can sell our house.
吉姆·罗杰斯：
1. 亚洲就是未来。我们并不打算永久住在这里，但如果能卖掉我们的房子，希望能够如此。

2. No, the opportunities are huge especially when compared to the West.
2. 不，（亚洲的）机会实在太多，尤其是相对西方而言。

3. Huge new discoveries in accessible areas.
3. 巨大新发现在易开采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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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re one area of commodities that you think has been overlooked, that investors should be paying closer attention to?
Bethan Jones, Wales
你认为商品市场是否还有一个值得投资者重点留意的区域给忽视了？ - Bethan Jones, 威尔士

Jim Rogers: Agriculture
吉姆·罗杰斯：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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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背景

Mr Rogers made a name for himself when - together with George Soros - he set up the Quantum Fund in 1969. In more recent years he has also become known for globe-gallivanting adventures, through his books Investment Biker and Adventure Capitalist. He wrote the first after travelling the world on a motorcycle and the second featured the same journey undertaken in a yellow customised Mercedes-Benz. His third, Hot Commodities, published last year, outlined his bullish outlook on the sector.
罗杰斯先生成就了自己的名声，当-与乔治·索罗斯一起-他在1969年创立了量子基金。在最近数年他通过他的著作《投资骑士》和《风险投资家环球游记》描述与异性一起全球冒险环游而著名。他在骑摩托车环游世界后写下第一本书，在专门定做的黄色奔驰越野车中重复第一次旅行后写下第二本书。他的第三本，《热门商品期货》，去年出版，概述了其对这个金融领域的乐观看法。

In an interview this year, Mr Rogers stated: “The shortest bull market for commodities lasted 15 years, the longest 23 years...they’ve got a long way to go.”
在今年的访谈中，罗杰斯声明：“商品市场的牛市最短持续15年，最长持续23年......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Copyright The Financial Times Limited 2006
版权所有 英国《金融时报》2006

hefeiddd 发表于 2007-11-26 06:47

笑傲股市——索罗斯

笑傲股市——索罗斯

作者：张丽华

●如果你的表现不尽人意首先要采取的行动是以退为进，而不要挺而走险。当你重新开始时，不妨从小处做起。

●股票市场的自我推进作用导致了金融市场盛——衰过程的循环出现
●当所有的参加者都习惯某一规则的时候，游戏的规则也将发生变化
●不均衡的跟风行为是剧烈的市场崩溃所必须的要素
●在一个行业选择股票时，同时选择最好和最坏的两家公司进行投资。

　　乔治索罗斯号称“金融天才”，从1969年建立"量子基金"至今，他创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业绩，以平均每年35％的综合成长率令华尔街同行望尘莫及。他好像具有一种超能的力量左右着世界金融市场。他的一句话就可以使某种商品或货币的交易行情突变，市场的价格随着他的言论上升或下跌。一名电视台的记者曾对此作了如此形象的描述：索罗斯投资于黄金，正因为他投资于黄金，所以大家都认为应该投资黄金，于是黄金价格上涨；索罗斯写文章质疑德国马克的价值，于是马克汇价下跌；索罗斯投资于伦敦的房地产，那里房产价格颓势在一夜之间得以扭转。索罗斯成功的秘密是许多人都急切地想知道的，但由于索罗斯对其投资方面的事守口如瓶，这更给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从交易员做起

　　乔治·索罗斯1930年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一个中上等级的犹太人家庭，出生时的匈牙利名字叫吉奇·索拉什，后英语化为乔治，索罗斯。乔治·索罗斯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性格坚强，极其精明，他对幼时的索罗斯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他不仅教会了索罗斯要自尊自重、坚强自信，而且向索罗斯灌输了财富太多对人是一种负担的观点。索罗斯在以后的生活中，不太重视积累财富，而是将亿万家财投入慈善事业，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其父亲的影响。
　　索罗斯在少年时代就尽力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他个性坚强。突出，在运动方面比较擅长，尤其是游泳、航海和网球。他还常是各种游戏的常胜将军。索罗斯的童年是在父母悉心关爱下度过的，非常幸福。但到了1944年，随着纳粹对布达佩斯的侵略，索罗斯的幸福童年就宣告结束了，随全家开始了逃亡生涯。那是一个充满危险和痛苦的时期，全家凭着父亲的精明和坚强，靠假身份证和较多的庇护所才得以躲过那场劫难。这场战争给索罗斯上了终生难忘的一课：冒险是对的，但绝不要冒毁灭性的危险。
　　 1947年秋天，17岁的索罗斯只身离开匈牙利，准备前往西方国家寻求发展。他先去了瑞士的伯尔尼，尔后马上又去了伦敦。他原以为在伦敦他会有很好的发展，但很快他就发现这种想法是多么的错误。他在伦敦不名一文，只能靠打一些零工维持生计，生活毫无乐趣可言。索罗斯再也无法忍受处于社会底层的生活，－年以后，他决定通过求学来改变自己的境况。索罗斯于1949年开始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
　　在伦敦经济学院，索罗斯虽然选修了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米德的课程，但他本人却认为并未从中学到什么东西。在索罗斯的求学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要数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卡尔·波普鼓励他严肃地思考世界运作的方式，并且尽可能地从哲学的角度解释这个问题。这对于索罗斯建立金融市场运作的新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3年春，索罗斯从伦敦经济学院学成毕业，他立刻面临着如何谋生的问题。一开始，他选择了手袋推销的职业，但他很快发现买卖十分难做，于是他就又开始寻找新的赚钱机会，当索罗斯发现参与投资业有可能挣到大钱时，他就给城里的各家投资银行发了一封自荐信，最后Siflger＆Friedlandr公司聘他做了～个见习生，他的金融生涯从此揭开了序幕。
　　后来，索罗斯成了这家公司的一名交易员，专事黄金和股票的套利交易，但他在此期间表现并不出色，没有赚到特别多的钱。于是，索罗斯又作出了将影响他一生的选择：到纽约去淘金。
　　索罗斯带着他的全部积蓄5000美元来到纽约，他通过熟人的引见，进了F．M．May6r公司，当了一名套利交易员，并且从事欧洲证券的分析，为美国的金融机构提供咨询。当时，很少有人对他的建议感兴趣。1959年，索罗斯转投经营海外业务的Wertheim＆Co．公司，继续从事欧洲证券业务。幸运的是，Wertheim公司是少数几个经营海外业务的美国公司之一。索罗斯始终是华尔街上很少几个在纽约和伦敦之间进行套利交易的交易员之一。
　　 1960年，索罗斯小试牛刀，锋芒初现。他经过分析研究发现，由于德国安联保险公司的股票和房地产投资价格上涨，其股票售价与资产价值相比大打折扣，于是他建议人们购买安联公司的股票。摩根担保公司和德累福斯基金根据索罗斯的建议购买了大量安联公司印股票。事实证明，果真如索罗斯所料，安联公司的股票价值翻了3倍，索罗斯因而名声大震。
　　 1963年，索罗斯又开始为Arilhod＆S·Bleichrocoer公司效力。这家公司比较擅长经营外国证券，这很合索罗斯的胃口，使他的专长能够得以充分发挥。而索罗斯的雇佣者史蒂芬·凯伦也非常赏识索罗斯，认为他有勇有谋，富于开拓新业务，这正是套利交易所需要的。

　　 黄金搭档

　　 1967年，索罗斯凭借他的才能晋升公司研究部的主管。索罗斯现在已是一个比较优秀的投资分析师，他在不断地创造自己新的业绩。索罗斯的长处就在于他能从宏观的角度来把握全球不同金融市场的动态。他通过对全球局势的了解，来判断各种金融和政治事件将对全球各金融市场产生何种影响。为了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才华，索罗斯说服Arilhold＆S．Bleiehlneoer公司的老板建立两家离岸基金——老鹰基金和双鹰基金，全部交给他进行操作。这两只基金运作的相当好，索罗斯为公司赚了不少钱。但真正给索罗斯以后的投资生涯带来重大转折的是他遇到了耶鲁大学毕业的吉姆·罗杰斯，2人结成联手。在他们联手的10年间，成为华尔街上的最佳黄金搭档。
　　索罗斯和罗杰斯不愿总为他人做嫁衣，他们渴望成为独立的基金经理。1973年，他们离开了Arilhod＆S．Bleichrocder公司，创建了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公司刚开始运作时只有三个人：索罗斯是交易员，罗杰斯是研究员，还有一人是秘书。索罗斯基金的规模虽然并不大，但由于是他们自己的公司，索罗斯和罗杰斯很投入。他们订了30种商业刊物，收集了1500多家美国和外国公司的金融财务记录。罗杰斯每天都要仔细地分析研究20份至30份年度财务报告，以期寻找最佳投资机会。他们也善于抓住每一次赚钱机会。例如1972年，索罗斯瞄准了银行，当时银行业的信誉非常糟糕，管理非常落后，投资者很少有人光顾银行股票。然而，索罗斯经过观察研究，发现从高等学府毕业的专业人才正成为新一代的银行家，他们正着手实行一系列的改革，银行赢利还在逐步上升，此时，银行股票的价值显然被市场大大低估了，于是索罗斯果断地大量介入银行股票。一段时间以后，银行股票开始大幅上涨，索罗斯获得了50％的利润。
　　 1973年，当埃及和叙利亚大举人侵以色列时，由于以色列的武器装备技术已经过时，以色列遭到重创，付出了血的代价。索罗斯从这场战争联想到美国的武器装备也可能过时，美国国防部有可能会花费巨资用新式武器重新装备军队。于是罗杰斯开始和国防部官员和美国军工企业的承包商进行会谈，会谈的结果使索罗斯和罗杰斯更加确信是一个绝好的投资良机。索罗斯基金开始投资于诺斯罗普公司、联合飞机公司、格拉曼公司、洛克洛德公司等握有大量国防部订货合同的公司股票，这些投资为索罗斯基金带来了巨额利润。
　　索罗斯除了正常的低价购买、高价卖出的投资招数以外，他还特别善于卖空。其中的经典案例就是索罗斯与雅芳化妆品公司的交易。为了达到卖空的目的，索罗斯以市价每股120美元借了雅芳化妆品公司1万股股份，1段时间后，该股票开始狂跌。两年以后，索罗斯以每股20美元的价格买回了雅芳化妆品公司的1万股股份。从这笔交易中，索罗斯以每股100美元的利润为基金赚了100万美元，几乎是5倍于投入的赢利。
　　正是由于索罗斯和罗杰斯超群的投资才能和默契的配合，他们没有一年是失败的，索罗斯基金呈量子般的增长，到1980年12月31日为止，索罗斯基金增长3365％。与标准普尔综合指数相比，后者同期仅增长47％。
　　 1979年，索罗斯决定将公司更名为量子基金，来源于海森伯格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定律。因为索罗斯认为市场总是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总是在波动。在不确定状态上下注，才能赚钱。
　　随着基金规模的扩大，索罗斯的事业蒸蒸日上，特别是1980年，更是一个特别值得骄傲的年度，该年度基金增长102．6％，这是索罗斯和罗杰斯合作成绩最好的一年。此时，基金已增加到3．81亿美元，索罗斯个人也已脐身到亿万富翁的行列。但令人遗憾的是，罗杰斯此时却决定离开。这对合作达10年之久的华尔街最佳搭挡的分手，多少有点令索罗斯失落。在随后的一年，索罗斯遭受到了他金融生涯的一次大失败。索罗斯判断美国公债市场会出现一个较大的上升行情，于是用所借的银行短期贷款大量购入长期公债。但形势并未像索罗斯所预料的那样发展，相反，由于美国经济保持强势发展，银行利率在不断地快速攀升，已远远超过公债利率。这～年，索罗斯所持有的公债每股损失了3个～5个百分点，总计大约损失了脱见万美元，量子基金的利润首次下降，下降程度达22．9％。大批的投资者弃他而去，带走了公司近一半的资产约1．93亿美元。索罗斯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他甚至曾想过要退出市场，去过一种平淡的生活。

　　 索氏投资理论的诞生

　　索罗斯最终还是选择了留下来。他开始从哲学的角度思考金融市场的运作。思考的越多、越深入，索罗斯越感到自已被以往的经济学理论所愚弄。
　　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具有理性的，其运作有其内在的逻辑性。由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情况能够作充分的了解，所以每一只股票的价格都可以通过一系列理性的计算得到精确的确定。当投资者入市操作时，可以根据这种认知理智地挑选出最佳品种的股票进行投资。而股票的价格将与公司未来的收入预期保持理性的相关关系，这就是有效市场假设，它假设了一个完美无瑕的、基于理性的市场，也假设了所有的股票价格都能反映当前可掌握的信息。另外，一些传统的经济学家还认为，金融市场’总是“正确”的。市场价格总能正确地折射或反映未来的发展趋势，即使这种趋势仍不明朗。
　　索罗斯经过对华尔街的考察，发现以往的那些经济理论是多么的不切实际。他认为金融市场是动荡的、混乱的，市场中买人卖出决策并不是建立在理想的假设基础之上，而是基于投资者的预期，数学公式是不能控制金融市场的。而人们对任何事物能实际获得的认知都并不是非常完美的，投资者对某一股票的偏见，不论其肯定或否定，都将导致股票价格的上升或下跌，因此市场价格也并非总是正确的、总能反映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的，它常常因投资者以俯赅全的推测而忽略某些未来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实际上，并非目前的预测与未来的事件吻合，而是目前的预测造就了未来的事件。所以，投资者在获得相关信息之后做出的反应并不能决定股票价格。其决定因素与其说是投资者根据客观数据作出的预期，还不如说是根据他们自己心理感觉作出的预期。投资者付出的价格已不仅仅是股票自身价值的被动反映，还成为决定股票价值的积极因素。同时，索罗斯还认为，由于市场的运作是从事实到观念，再从观念到事实，一旦投资者的观念与事实之间的差距太大，无法得到自我纠正，市场就会处于剧烈的波动和不稳定的状态，这时市场就易出现“盛——衰"序列。投资者的赢利之道就在于推断出即将发生的预料之外的情况，判断盛衰过程的出现，逆潮流而动。但同时，索罗斯也提出，投资者的偏见会导致市场跟风行为，而不均衡的跟风行为会因过度投机而最终导致市场崩溃。
　　索罗斯在形成自己独特的投资理论后，毫不犹豫地摒弃了传统的投资理论，决定在风云变换的金融市场上用实践去检验他的投资理论。
　　 1981年1月，里根就任总统。索罗斯通过对里根新政策的分析，确信美国经济将会开始一个新的"盛——衰"序列，索罗斯开始果断投资。正如索罗斯所预测的，美国经济在里根的新政策刺激下，开始走向繁荣。"盛——衰"序列的繁荣期已经初现，1982年夏天，贷款利率下降，股票不断上涨，这使得索罗斯的量子基金获得了巨额回报。到1982年年底，量子基金上涨了56．9％，净资产从1．933亿美元猛增至3．028亿美元。索罗斯渐渐从1981年的阴影中走出来。
　　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元表现得越来越坚挺，美国的贸易逆差以惊人的速度上升，预算赤字也在逐年增加，索罗斯确信美国正在走向萧条，一场经济风暴将会危及美国经济。他决定在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中大大地搏击一场。他密切关注着政府及其市场的动向。
　　随着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解体，原油价格开始下跌，这给美元带来巨大的贬值压力。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解体，美国通货膨胀开始下降，相应地利率也将下降，这也将促使美元的贬值。索罗斯预测美国政府将采取措施支持美元贬值。同时，他还预测德国马克和日元即将升值，他决定做一次大手笔。
　　 从1985年9月开始，索罗斯开始做多马克和日元。他先期持有的马克和日元的多头头寸达7亿美元，已超过了量子基金的全部价值。由于他坚信他的投资决策是正确的，在先期遭受了一些损失的情况下，他又大胆增加了差不多8亿美元的多头头寸。
　　索罗斯一直增加投入，是因为他认为浮动汇率的短期变化只发生在转折点上，一旦趋势形成，它就消失了。他要趁其他投机者还没有意识到这一转折点之时，利用美元的下跌赚更多的钱。当然，索罗斯增加投人的前提是他深信逆转已不复存在，因为一旦趋势逆转，哪怕是暂时的，他也将拥抱灾难。
　　到了1985年9月22日，事情逐渐朝索罗斯预测的方向发展。美国新任财长詹姆土·贝克和法国、西德、日本、英国的四位财政部部长在纽约的普拉扎宾馆开会，商讨美元贬值问题。会后五国财长签订了培拉扎协议》。该（协议准出通过"更紧密地合作"来"有序地对非美元货币进行估价"。这意味着中央银行必须低估美元价值，迫使美元贬值。
　　（普拉扎协议》公布后的第一天，美元被宣布从239B元降到222．5日元，即下降了4．3％，这一天的美元贬值使索罗斯一夜之间赚了4000万美元。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美元继续贬值。10月底，美元已跌落13％，且美元兑换205日元。到了1986年9月，美元更是跌至1美元兑换153日元。索罗斯在这场大手笔的金融行动中前后总计赚了大约1．5亿美元。这使得量子基金在华尔街名声大噪。
　　量子基金已由1984年的4．489亿美元上升到1985年的10．03亿美元，资产增加了223．4％。索罗斯凭着他当年的惊人业绩，在性融世界烨尔街地区收入最高的前一百名人物排名上，名列第二位。按照这家杂志的报道，索罗斯在1985年的收入达到了9350万美元。
　　 1986年还是索罗斯的丰收年，量子基金的财富增加了42．l％，达到15亿美元。索罗斯个人从公司中获得的收入达2亿美元。

　　 失败的痛苦和意义

　　但上帝并非一直垂青索罗斯，在1987年索罗斯遭遇了他的"滑铁卢"。
　　根据索罗斯金融市场的“盛——衰"理论，繁荣期过后必存在一个衰退期。他通过有关渠道得知，在日本证券市场上，许多日本公司，尤其是银行和保险公司，大量购买其他日本公司的股票。有些公司为了入市炒作股票，一甚至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日本股票在出售时市盈率已高达48．5倍，而投资者的狂热还在不断地升温。因此，索罗斯认为日本证券市场即将走向崩溃。但索罗斯却比较看好美国证券市场，因为美国证券市场上的股票在出售时的市盈率仅为19．7倍，与日本相比低得多，美国证券市场上的股票价格还处于合理的范围内，即使日本证券市场崩溃，美国证券市场也不会被过多波及。于是，1987年9月，索罗斯把几十亿美元的投资从东京转移到了华尔街。
　　然而，首先出现大崩溃的不是日本证券市场，而恰恰是美国的华尔街。1987年10月19日，美国纽约道·琼斯平均指数狂跌508石5点，创当时历史记录。在接下来的广星期里，纽约股市一路下滑。而日本股市却相对坚挺。索罗斯决定抛售手中所持有的几个大的长期股票份额。其他的交易商捕捉到有关信息后，借机猛向下砸被抛售的股票，使期货的现金折扣降了20％。
　　 5000个合同的折扣就达2．5亿美元。索罗斯因此而在一天之内损失了2亿多美元。索罗斯在这场华尔街大崩溃中，据报载，损失了大约6．5亿到8亿美元。这场大崩溃使量子基金净资产跌落26．2％，远大于17％的美国股市的跌幅，索罗斯成了这场灾难的最大失败者。
　　索罗斯虽然痛恨赔钱，但他却能够忍受痛苦。对于其他人而言，犯错是耻辱的来源；而对于他来说，认识到错误则是一件可以引以为自豪的事情。因为在他看来，对于事物的认识缺陷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伴侣，他不会因为错误百出而备感伤心丢脸，他随时准备去纠正自己的错误，以免在曾经跌倒过的地方再度绊倒。他在金融市场上从不感情用事，因为他明白理智的投资者应该是心平气和的，不能求全责备。正如他经常所说的：“如果你的表现不尽人意，首先要采取的行动是以退为进，而不要挺而走险。而且当你重新开始时，不妨从小处做起。”当你决策失误，造成巨大损失时，自责是毫无意义的，重要的是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及时从市场中撤出，尽可能减少损失。只有保存了竞争的实力，你才能够卷土重来。索罗斯具有比别人能更敏锐地意识到错误的才能。当他发现他的预期设想与事件的实际运作有出入时，他不会待在原地坐以待毙，也不会对于那些该死的出入视而不见，他会进行一次歇斯底里的盘查以期发现错误所在。一旦他发现错误，他会修正自己的看法以图东山再起。正是因为索罗斯的这一宝贵品质，他才始终能够在动荡的市场中保存实力。一个投资者之所以被称为“伟大的投资者”，关键不在于他是否永远是市场中的大赢家，而在于他是否有承认失败的勇气，能否从每一次的失败中站起来，并且变得更加强大。索罗斯恰恰具备了作为一个“伟大投资者”的素质。这也就是为什么索罗斯在经历了1987年10月份的惨败之后，却仍能使量子基金1987年的增长率达到14．1％，总额达到18亿美元的原因之一。
　　索罗斯不是那种奉传统若神明的人，他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市场理论。他认为，金融市场动荡无序，股票市场的运作基础不是逻辑，而是心理的。跑赢市场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这种群体心理。索罗斯在预测市场走向时，比较善于发现相关市场的相互联系，这使得他能准确地判断一旦某一市场发生波动，其他相关市场将会发生怎样的连锁反应，以便更好地在多个市场同时获利。
　　索罗斯在金融市场上能够获得巨额利润除了依赖于他独特的市场理论外，还在于他超人的胆略。因为索罗斯认为一个投资者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并不是过于大胆鲁莽，而是过于小心翼翼。虽然有一些投资者也能准确地预期市场走向，但由于他们总是担心一旦行情发生逆转，将遭受损失，所以不敢建立大的头寸。当市场行情一直持续看好，才又后悔自己当初的头寸太少，坐失赚钱良机。索罗斯一旦根据有关信息对市场作出了预测，就对自己的预测非常自信，当他确信他的投资决策无可指责，那么建立再大的头寸都在所不惜。当然要建立巨额的头寸，需要有超人的胆略和勇气，否则，他将无法承受由此带来的巨大压力。

打跨英格兰银行的人

　　索罗斯犹如华尔街上的一头金钱豹，行动极其敏捷，善于捕捉投资良机。一旦时机成熟，他将有备而战，反应神速。
　　 1992年，索罗斯抓住时机，成功地狙击英镑。这一石破天惊之举，使得惯于隐于幕后的他突然聚焦于世界公众面前，成为世界闻名的投资大师。
　　英镑在200年来一直是世界的主要货币，原来采取金本位制，与黄金挂钩时，英镑在世界金融市场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1929年的股市大崩溃，才迫使英国政府放弃了金本位制而采取浮动制，英镑在世界市场的地位不断下降。而作为保障市场稳定的重要机构——英格兰银行，是英国金融体制的强大支柱，具有极为丰富的市场经验和强大的实力。从未有人胆敢对抗这一国家的金融体制，甚至想都未敢想过。
　　索罗斯却决定做一件前人所未做过的事，摇撼一下大不列颠这颗号称坚挺的大树，试一试它到底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但索罗斯并不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他不会拿投资人的钱去做无谓的冒险，他在木断地寻找机会。
　　随着1989年11月柏林墙的轰然倒下，许多人认为一个新的。统一的德国将会迅速崛起和繁荣。但索罗斯经过冷静地分析，却认为新德国由于重建原东德，必将经历一段经济桔据时期。德国将会更加关注自己的经济问题，而无暇帮助其他欧洲国家渡过经济难关，这将对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及货币带来深远的影响。
　　在1990年，英国加入西欧国家创立的新货币体系——欧洲汇率体系（简称ERM）。索罗斯认为英国犯了一个决定性的错误。因为欧洲汇率体系将使西欧各国的货币不再针住黄金或美元，而是相互钉住；每一种货币只允许在一定的汇率范围内浮动，一旦超出了规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就有责任通过买卖本国货币进行市场干预，使该国货币汇率稳定到规定的范围之内；在规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内，成员国的货币可以相对于其他成员国的货币进行浮动，而以德国马克为核心。早在英国加入欧洲汇率体系之前，英镑与德国马克的汇率已稳定在1英镑兑换2．95马克的汇率水平。但英国当时经济衰退，以维持如此高的汇率作为条件加入欧洲汇率体系，对英国来说，其代价是极其昂贵的。一方面，将导致英国对德国的依赖，不能为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而大胆行事，如何时提高或降低利率、为保护本国经济利益而促使本国货币贬值；另一方面，英国中央银行是否有足够的能力维持其高汇率也值得怀疑。
　　特别是在1992年2月7日，欧盟12个成员国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一条约使一些欧洲货币如英镑、意大利里拉等显然被高估了，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将面临巨大的降息或贬值压力，它们能和经济实力雄厚的德国在有关经济政策方面保持协调一致吗？一旦这些国家市场发生动荡，它们无力抵御时，作为核心国的德国会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来帮助这些国家吗？
　　 市场洞察力决定了一切，错误的洞察会导致自我毁灭。索罗斯的天才就在于比别人更快的预见到未来的发展趋势。索罗斯早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之时已预见到欧洲汇率体系将会由于各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各自的国家利益而很难保持协调一致。一旦构成欧洲汇率体系的一些“链条”出现松动，像他这样的投机者便会乘虚而入，对这些松动的“链条”发起进攻，而其他的潮流追随者也会闻风而动，使汇率更加摇摆不定，最终，对追风机制的依靠比市场接纳它们的容量大得多，直到整个扒制被摧毁。
　　果然，在门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些欧洲国家便很难协调各自的经济政策。当英国经济长期不景气，正陷于重重困难的情况下，英国不可能维持高利率的政策，要想刺激本国经济发展，惟～可行的方法就是降低利率。但假如德国的利率不下调，英国单方面下调利率，将会削弱英镑，迫使英国退出欧洲汇率体系。虽然英国首相梅杰一再申明英国将信厮谂分藁懵侍逑迪挛钟骷壑档恼策，但索罗斯及其他一些投机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却在不断扩大头寸的规模，为狙击英镑作准备?br/>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政府维持高利率的经济政策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它请求德国联邦银行降低利率，但德国联邦银行却担心降息会导致国内的通货膨胀并有可能引发经济崩溃，拒绝了英国降息的请求。
　　英国经济日益衰退，英国政府需要贬值英镑，刺激出口，但英国政府却受到欧洲汇率体系的限制，必须勉力维持英镑对马克的汇价在1：入95左右。英国政府的高利率政策受到许多金融专家的质疑，国内的商界领袖也强烈要求降低利率。在1992年复季，英国的首相梅杰和财政大臣虽然在各种公开场合一再重申坚持现有政策不变，英国有能力将英镑留在欧洲汇率体系内，但索罗斯却深信英国不能保住它在欧洲汇率体系中的地位，英国政府只是虚张声势罢了。
　　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在不断地下跌，从2．95跌至2．85，又从2．85跌至2．7964。英国政府为了防止投机者使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低于欧洲汇率体系中所规定的下限2．7780，已下令英格兰银行购入33亿英镑来干预市场。但政府的干预并未产生好的预期，这使得索罗斯更加坚信自己以前的判断，他决定在危机凸现时出击。
　　 1992年9月，投机者开始进攻欧洲汇率体系中那些疲软的货币，其中包括英镑、意大利里拉等。索罗斯及一些长期进行套汇经营的共同基金和跨国公司在市场上抛售疲软的欧洲货币，使得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得不拆巨资来支持各自的货币价值。
　　英国政府计划从国际银行组织借入万亿英镑，用来阻止英镑继续贬值，但这犹如杯水车薪。仅索罗斯一人在这场与英国政府的较量中就动用了100亿美元。索罗斯在这场天量级的豪赌中抛售了70亿美元的英镑，购入60亿美元坚挺的货币——马克，同时，索罗斯考虑到一个国家货币的贬值（升值）通常会导致该国股市的上涨（下跌），又购入价值5亿美元的英国股票，并卖交巨额的德国股票。如果只是索罗斯一个人与英国较量，英国政府也许还有一丝希望，但世界许多投机者的参与使这较量的双方力量悬殊，注定了英国政府的失败。
　　索罗斯是这场“赌局’最大的赌家。其他人在作出亿万资金的投资决策时也许心脏会狂跳不已，寝食难安，但这从来不是索罗斯的风格，他在进行高风险、大手笔的决策时，凭借的是他超人的胆略和钢铁一般的意志，他能处之泰然，好像置身于事外。也许他能不断制造世界金融界神话的最大秘诀之一就是他具有超人的心理素质。
　　下完赌注，索罗斯开始等待。1992年9月中旬，危机终于爆发。市场上到处流传着意大利里拉即将贬值的谣言，里拉的抛盘大量涌出。
　　 9月13日，意大利里拉贬值7％，虽然仍在欧洲汇率体系限定的浮动范围内，但情况看起来却很悲观。这使索罗斯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欧洲汇率体系的一些成员国最终将不会允许欧洲汇率体系来决定本国货币的价值，这些国家将退出欧洲汇率体系。
　　 1992年9月15日，索罗斯决定大量放空英镑。英镑对马克的比价一路下跌至2．80，虽有消息说英格兰银行购入30亿英镑，但仍未能挡住英镑的跌势。到傍晚收市时，英镑对马克的比价差不多已跌至欧洲汇率体系规定的下限。英镑已处于退出欧洲汇率体系的边缘。
　　英国财政大臣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应付这场危机。首先，他再一次请求德国降低利率，但德国再一次拒绝了；无奈，他请求首相将本国利率上调2％一12％，希望通过高利率来吸引货币的回流。一天之中，英格兰银行两次提高利率，利率已高达15％，但仍收效甚微，英镑的汇率还是未能站在2．778的最低限上。在这场捍卫英镑的行动中，英国政府动用了价值26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最终还是遭受惨败，被迫退出欧洲汇率体系。英国人把1992年9月15日——退出欧洲汇率体系的日子称做黑色星期三。
　　随后，意大利和西班牙也纷纷宣布退出欧洲汇率体系。意大利里拉和西班牙比赛塔开始大幅度贬值。
　　但作为与英国政府较量的另一方面——索罗斯却是这场袭击英镑行动中最大的赢家，曾被《经济学家）杂志称为"打垮了英格兰银行的人"。在最终弓践黑色星期三的两周时间里，索罗斯从英镑空头交易中获利已接近10亿美元，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利率期货上的多头和意大利里拉上的空头交易使他的总利润高达20亿美元，其中索罗斯个人收入为1／3。在这一年，索罗斯的基金增长了67．5％。他个人也因净赚6．5亿美元而荣登（金融世界）杂志的华尔街收入排名表的榜首。

　　 天才的理论

　　索罗斯在金融市场投资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他自己的投资理论。
　　 索罗斯认为，股票市场本身具有自我推进现象。当投资者对某家公司的经营充满信心，大笔买进该公司股票。他们的买入使该公司股票价格上涨，于是公司的经营活动也更得心应手：公司可以通过增加借贷、出售股票和基于股票市场的购并活动获得利润，更容易满足投资者的预期，使更多的投资者加入购买的行列。但同时，当市场趋于饱和，日益加剧的竞争挫伤了行业的赢利能力，或者市场的盲目跟风行为推动股价持续上涨，会导致股票价值被高估，而变得摇摇欲坠，直至股票价格崩溃。索罗斯将这种开始时自我推进，但最终又自我挫败的联系称为“相互作用”。而正是这种相互作用力导致了金融市场盛衰过程的出现。
　　索罗斯认为，一个典型的盛衰过程具有如下特征。（1）市场走势尚不明朗，难以判断；（2）开始过渡到自我推进过程；（3）成功地经受了市场方向的测试；（4）市场确认度不断增强；（5）在现实与观念之间出现偏离；（6）发展到颠峰阶段；（7）然后，出现与自我推进过程相反的步骤。投资成功的秘诀就在于认识到形势变化的不可避免性，及时确认发生逆转的临界点。索罗斯强调，当某一趋势延续的时候，为投机交易提供的机遇大增。对市场走势信心的丧失使得走势本身发生逆转，而新的市场趋势一旦产生，就将按其自己的规律开始发展。
　　在选择股票方面，索罗斯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一个行业选择股票时，一般同时选择最好和最差的两家公司作为投资对象。这一行业中业绩最好的公司的股票是所有其他投资者考虑购买时的第一选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价格会被推上去；而这一行业中最差的公司，比如负债率最高的、资产负债表最糟的公司。在这种股票上投资，一旦股票最后吸引了投资者的时候，就为赚取巨大的利润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另外，索罗斯喜欢双面下注。他在对宏观进行分析时，会通过对国际政治、世界各地的金融政策、通货膨胀的变化、利率和货币等因素的预测，搜寻从中获利的行业和公司，在这些股票上做多；而同时，他也找出那些会因此而受损的行业和公司，大量卖空那些行业和公司的股票。这样，一旦他的预测是正确的，他将会获得双份的巨大收益。
　　索罗斯在金融市场中，虽然并不遵循常规行动，但他同样对市场中的游戏规则兴趣浓厚，只不过他的兴趣是在试图理解这些规则在何时将发生变化。因为在他看来，当所有的参加者都习惯某一规则的时候，游戏的规则也将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将会使投机者有机会获得与风险相称的收益。
　　　　
　　 索罗斯的金融风险

　　索罗斯喜欢隐于幕后，他曾长期有意避开新闻媒体，不愿抛头露面。因为在他看来，经营一个全球性的投资公司，一旦人们知道你在做什么，他们就会先于你去做，这样，就会打乱公司的投资计划。所以，名声有时对于一个投资者来说并非好事，而只会带来灾难。但随着索罗斯的事业如日中天，特别是在他成功的袭击英镑之后，再想恢复以前那样平静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的一举手一抬足都可能是新闻，又有几家媒体会放过呢？他成了市场的领袖，各媒体均把他描绘成可以改变市场的人。这终于引起了华盛顿政治家们的猜疑。众议院银行委员会的主席亨利·冈扎尔斯要求联邦储备银行与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所从事的外汇交易予以密切注意，并对索罗斯对外汇市场的影响作出评估，以便判明素罗斯是否有操纵外汇市场的行为。对于索罗斯而言，亨利·冈扎尔斯的要求就犹如头上悬了一把剑，不知道前面等待他和他所管理的对冲基金（量子基金的交易方式多为对冲型）的会是什么。
　　担忧过后，索罗斯又能够处之泰然。他并未因此而停下他工作的脚步，他又开始将目光投向金融市场，寻找下一个目标。
　　 1993年6月，索罗斯通过分析发现，英国的房地产业正处于低谷，价值偏低。他通过与里奇曼共同设立的基金，斥资7．75亿美元，一举收购了英国土地公司4．8％的股份。由于索罗斯的巨大影响，许多投资商对索罗斯的决策极为崇拜，当投资商发现了索罗斯的投资踪迹后，产生大量的跟风行为。这导致股票市场上房地产公司的股票价格疯涨了6．67亿英镑，按照他在英国土地公司4．8％的股份计算，他一下子就赚了520万英镑。
　　这次的房地产投资充分显示了索罗斯在市场中所具有的能量，同时，也使索罗斯对自己在市场的领袖地位更加自信了。
　　早在1993年6月，索罗斯就断言由于德国经济衰退，其短期利率必须下调，德国马克将会随之贬值。他写信给英国的（泰晤士报》，表明自己对德国马克的看法。市场迅速对此作出反应，马克比价从6月11日的阿美分跌至6月25日的59美分。量子基金也因此而获利约4亿美元。这次的轻松告捷，使索罗斯决定进行一场更大的行动。
　　 1994年年初，索罗斯开始斥巨资卖空德国马克，当时传闻他卖空了300亿美元的德国马克。他认为高利率政策将会严重损害德国经济，从而确信德国政府一定会降低利率，使德国马克贬值。事情刚开始似乎有向索罗斯预测方向发展的迹象，德国马克兑美元的汇率下跌。但德国的经济实力要比1992年的英国强大的多，不可同日而语；索罗斯在1993年下半年对德国马克即将下跌的公开谈论也使德国中央银行有所警惕，加上德国人并不愿意看到索罗斯拿德国马克来赌博，更不愿看到他会赢。最终，德国政府还是维持了现有利率政策，德国马克也始终表现得极为坚挺。这无疑使索罗斯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损失金额之巨大可想而知。
　　在大肆做空德国马克的同时，索罗斯还犯了一个重大的决策性错误，那就是他赌日元对美元将会下跌。他的依据是日美两国首脑会谈将会解决双方的贸易争端。但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日本首相并未能就双方的贸易争端达成共识，双方颁判破裂，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大幅攀升，升幅高达5％，这又给了索罗斯沉重一击。
　　做空德国马克和日元共使索罗斯损失了6亿美元。这虽然对索罗斯的投资形象产生了严重影响，但并不致命，索罗斯手中依旧有114亿美元的资产。作为一代大师的索罗斯再一次凭借他超人的承受力和永不服输的自信从这场灾难中挺了过来。
　　刚从灾难中走出来的索罗斯却不得不面对国会举行的对有关对冲基金扰乱金融市场的听证。在听证会上，索罗斯针对对冲基金的经营方式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国会有无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监管等作了成功的解释。他解释说金融市场不可能就未来作出正确的评估，不均衡的跟风行为是剧烈的市场崩溃所必须的要素，自由浮动的货币是有缺陷的，市场总是夸张越限。在听证会上，索罗斯还尽量淡化对冲基金在整个投资领域中的作用，声称其成交量在整个市场上的份额比较小，没有必要对此特别紧张。索罗斯在国会听证会的出色表现使他顺利地通过了听证会，国会不再担心对冲基金，众议院银行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对对冲基金进行进一步的监管。悬在对冲基金上方的利剑暂时被拿开了，索罗斯和
　　 他的量子基金又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行动了。
　　经历了～系列股市的跌宕起伏，索罗斯渐渐炼就了与矛盾共生的本领。因股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因素作用于股市会带来相互矛盾的影响。如一方面美国股市牛气冲天，另一方面石油价格跌势不止。石油价格的下跌会抵消通货紧缩的作用，导致经济崩溃。面对这种令大多数投资者困惑的情形，索罗斯采取了既不放弃建立在仍然有效的假设之上的做法，同时，又在新假设之上采取相反的做法。这种同时以两种相反的理论作为行动指南的策略虽然会使投机家暂时地处在两种完全相背离的轨道上，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事实上在许多场合这样做是明智的。
　　索罗斯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对他的“双向”策略进行说明：“如果我最初进行一项真实投资，然后卖空相等的份额，那么价格下跌20％（即使它同时影响多头和空头两方面），我在多头上投资将只剩下80％。如果我适时地收回空头投资，就能弥补这种损失；6if使价格上涨使空头交易受到损失，也要比价格下跌时的多头交易的损失小。”当然，现实要比这个例子复杂的多，因为他常常同时在几个市场上操作，一般来说，很少有人能真正算清。
　　整个1994年，索罗斯承受着日益增大的压力。1994年，量子基金只比上一年增长了2．9％。各种媒体也在不断地攻击索罗斯，一边对其公布的赢利数据进行质疑，一边发表一些挖苦性的文字，如“漏洞百出的索罗斯：炼金术失去了点金术”等等。媒体的这些评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索罗斯本人。作为60多岁的人，他已处于事业上的颖峰，早有急流勇退的打算。如果他在1994年的成绩还像以前那样骄人的话，他可能已经就此引退。但由于1994年的失手，使他陷入媒体攻击的包围中，他又如何能视而不见？索罗斯无法接受投资生涯的如此结局，他决定再现辉煌。索罗斯开始潜动寻找大目标。


“魔鬼”索罗斯

　　 索罗斯最终把目标瞄准了东南亚。
　　在90年代初期，当西方发达国家正处于经济衰退的过程中，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却出现奇迹般的增长，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经济前景一片灿烂，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危机爆发前曾一度是各发展中国家纷纷仿效的样板。东南亚国家对各自的国家经济非常乐观，为了加快经济增长的步代，纷纷放宽金融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以求成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但东南亚各国在经济繁荣的光环闪烁中却忽视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增长不是基于单位投入产出的增长，而主要依赖于外延投入的增加。在此基础上放宽金融管制，无疑于沙滩上起高楼，将各自的货币无任何保护地暴露在国际游资面前，极易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国际游资的冲击。加上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东南亚各国普遍出现了过度投机房地产、高估企业规模以及市场需求等，发生经济危机的危险逐渐增加。
　　早在199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莫里斯·戈尔茨坦就曾预言：在东南亚诸国，各国货币正经受着四面八方的冲击，有可能爆发金融危机。尤其是泰国，危险的因素更多，更易受到国际游资的冲击，发生金融动荡。但戈尔茨坦的预言并未引起东南亚各国的重视，反而引起反感。东南亚各国仍陶醉于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奇迹。
　　东南亚出现如此巨大的金融漏洞，自然逃不过索罗斯的眼睛。他一直在等待有利时机，希望能再打一场英格兰式的战役。
　　 1993年，索罗斯认为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被低估，决定拿林吉特作为突破口。他联合了一些套头基金经理开始围剿林吉特但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却决心维持低币值的林吉特，马哈美蒂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加强了对本国资本市场的控制，任素罗斯及一些套利基金经理无机可乘，只好暂且收兵。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也因此才免遭劫难。但在马来西亚的小败并未使索罗斯退却，他只是再一次地等待更好的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南亚各国经济过热的迹象更加突出。名国中央银行采取不断提高银行利率的方法来降低通货膨胀率。任这种方法也提供了很多投机的机会。连银行业本身也在大肆借／美元、日元、马克等外币，炒作外币，加入投机者的行列。这造成更严重后果就是各国银行的短期外债巨增，一旦外国游资迅速流走各国金融市场将会导致令人痛苦不堪的大幅震荡。东南亚各国中央银行虽然也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面对开放的自动化市场却显得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其中，问题以泰国最为严重。因为当时泰国在东南亚各国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程度最高，泰株紧盯美元，资本进出自由。泰国经济的"泡沫"最多，泰国银行则将外国流入的大量美元贷款移入到了房地产业，造成供求严重并衡，从而导致银行业大量的呆账、坏账，资产质量严重恶化。1997年上半年，泰国银行业的坏账据估计高达规皿亿到9000h泰株（约合310亿～350亿美元）。加之借款结构的不合理，更多泰国银行业雪上加霜。泰国银行业的海外借款95％属于不到一年的短期借款。
　　索罗斯正是看准了东南亚资本市场上的这一最薄弱的环节才决定首先大举袭击泰株，进而扫荡整个东南亚国家的资本市场；
　　 1997年3月，当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时，索罗新认为千载难逢的时机已经来；索罗斯及其他套利基金经理开始大量抛售泰株，泰国外汇市场立刻波涛汹涌、动荡不宁。泰株一路下滑，5月份最低跌至1美元兑26．70铣。泰国中央银行在紧急关头采取各种应急措施，如动用120亿美元外汇买人秦铁，提高隔夜拆借利率，限制本国银行的拆借行为等。这些强有力的措施使得索罗斯交易成本骤增，一下子损失了3亿美元。但是，只要素罗斯对他原有的理论抱有信心，坚持他的观点正确，他不仅不会平掉原来的头寸，甚至还会增加头寸。3亿美元的损失根本无法吓退索罗斯，他认为泰国即使使出浑身解数，也抵挡不了他的冲击。他志在必得。
　　 1997年6月下旬，索罗斯筹集了更加庞大的资金，再次向泰铁发起了猛烈进攻，各大交易所一片混乱，秦铁狂跌不止，交易商疯狂卖出泰林。泰国政府动用了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150亿美元的国际贷款企图力挽狂澜。但这区区450亿美元的资金相对于无量级的国际游资来说，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7月2日，泰国政府由于再也无力与索罗斯抗衡，不得已改变了维系13年之久的货币联系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泰珠更是狂跌不止，7月24日，泰殊已跌至1美元兑32．63殊的历史最低水平。泰国政府被国际投机家一下子卷走了40亿美元，许多泰国人的腰包也被掏个精光。
　　索罗斯初战告捷，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决定席卷整个东南亚，再狠捞一把。索罗斯飓风很快就扫荡到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家。印尼盾、菲律宾比索、缅元、马来西亚林吉特纷纷大幅贬值，导致工厂倒闭，银行破产，物价上涨等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这场扫荡东南亚的索罗斯飓风一举刮去了百亿美元之巨的财富，使这些国家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化为灰烬。
　　亚洲的金融危机还迅速波及到了拉美和东欧及其他亚洲的创汇和证券市场，巴西、波兰、希腊、新加坡、台湾等国和地区的外汇和证券市场也发生了动荡，货币与证券价值纷纷下跌，这些国家政府也不得不动用国库支持本国货币及证券市场。许多国家已到了谈“索”色变的地步。索罗斯在金融市场上的出击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贸易逆差激增，破坏性极大，各国开始加强金融继管，时刻防范素罗斯，这也使索罗斯的行动变得不再那么容易了。
　　扫荡完东南亚，索罗斯那只看不见的手又开始悄悄地伸向刚回归祖国的东方明珠——香港。
　　 1997年7月中旬，港币遭到大量投机性的抛售，港币汇率受到冲击，一路下滑，已跌至1美元兑7．7500港币的心理关口附近；香港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各大银行门前挤满了挤兑的人群，港币对始多年来的首度告急。香港金融管理当局立即入市，强行干预市场，大量买入港币以使港币兑美元汇率维持在7．7500港元的心退关口之上。
　　刚开始的一周时间里，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效果。但不久，港厅兑美元汇率就跌破了7．7500港元的关口。香港金融管理局再次动用外汇储备，全面干预市场，将港币汇率重又拉升至7．7500港元之上，显示了强大的金融实力。索罗斯第一次试探性的进攻在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有力防守中就这样失败了。
　　根据以往的经历看，索罗斯绝不是那种肯轻易罢休的人，他开始对港币进行大量的远期买盘，准备再重视英格兰和东南亚战役的辉煌。但这次索罗斯的决策可算不上英明，因为他也许忘了考虑香港背后的中国大陆，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达2000多亿美元，加上台湾和澳门，外汇储备不少于3740亿美元，如此强大的实力，可不是英格兰、泰国等国所可比拟的。此番袭击港币，胜算的把握并不大。
　　对于香港而言，维护固定汇率制是维护人们信心的保证，一旦固定汇率制在索罗斯等率领的国际游资的冲击下失守，人们将会对香港失去信心，进而毁掉香港的繁荣，所以，保卫香港货币稳定注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生死战。香港政府会不惜一切代价反击对港币的任何挑战。
　　 1997年7月21日，索罗斯开始发动新一轮的进攻。当日，美元兑港币3个月远期升水250点，港币3个月同业拆借利率从5．575％升至7．06％。香港金融管理局立即于次日精心策划了一场反击战。香港政府通过发行大笔政府债券，抬高港币利率，进而推动港币兑美元汇率大幅上扬。同时，香港金融管理局对两家涉嫌投机港币的银行提出了口头警告，使一些港币投机商战战兢兢，最后选择退出港币投机队伍，这无疑将削弱索罗斯的投机力量。当港币又开始出现投机性抛售时，香港金融管理局又大幅提高短期利率，使银行间的隔夜贷款利率暴涨。一连串的反击，使索罗斯的香港征战未能讨到任何便宜，据说此举使索罗斯损失惨重。
　　中国政府也一再强调，将会全力支持香港政府捍卫港币稳定。必要时，中国银行将会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合作，联手打击索罗斯的投机活动。这对香港无疑是一种强心剂，但对索罗斯来说却绝对是一个坏消息。”素罗斯所听到的“坏”消息还远不止这些。1997年7月25日，在上海举行的包括中国、澳大利亚、香港特别行政区、日本和东盟国家在内的亚太11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会议发表声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良好，彼此要加强合作共同打击货币投机力量。这使索罗斯感到投机港币赚大钱的希望落空，只得悻悻而归。
　　这次袭击港币失利也给了索罗斯一个教训，不要过分高估自己左右市场的能量，否则，市场有时也会给你来个下马威，让你吃尽苦头。
　　索罗斯作为世界上的头号投资家是当之无愧的。从他进入国际金融领域至今，他所取得的骄人业绩，几乎无人与之能比。也许有的投资者也会有一两年取得惊人业绩，但像素罗斯那样几十年一贯表现出色，却非常难得。他虽然也曾经历过痛苦的失败，但他总能跨越失败，从跌倒的地方再站起来，而且会变得更加强大。他就像金融市场上的“常青树”，吸引着众多的渴望成功的淘金者。
　　也有人将索罗斯称为“金融杀手”、“魔鬼”。他所率领的投机资金在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翻江倒海，刮去了许多国家的财富。掏空了成千上万人的腰包，使他们一夜之间变得一贫如洗，故而成为众矢之的。但索罗斯从不隐瞒他作为投资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他曾为自己辩解说，他投机货币只是为了赚钱。在交易中，有些人获利，有些人损失，这是非常正常的事，他并不是损害谁。他对在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任何人都不存在负罪感，因为他也可能遭受损失。
　　不管是被称为金融奇才，还是被称为金融杀手，索罗斯的金融才能是公认的。他的薪水至少要比联合国中42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富可致42国，这是对他金融才能的充分肯定。
　　他虽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但不容置疑，他又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

hefeiddd 发表于 2007-11-26 06:48

华伦‧巴菲特法则实战分析(The Buffettology Workbook)

华伦‧巴菲特法则实战分析(The Buffettology Workbook)

1.基本的股票上市公司资讯要上哪找？
A：最可靠的网上资讯来源，就是股市公开资讯观测站。

2.可转换公司债的发行相关资料要上哪找？
A：最可靠的网上资讯来源，就是转换公司债资讯。

3.台湾地区总体经济相关统计资料要上哪找？
A：最可靠的网上资讯来源，就是行政院主计处第三局与中央银行

4.想开始投资台湾股市，是否有推荐书籍?
A：首先推荐基本通用的投资理财书籍，富足人生(Your Money or Your Life)，作者：乔．杜明桂／薇琪．鲁， 新自然主义出版社。其次推荐有关华伦巴菲特的投资理财书籍，巴菲特法则实战分析(The Buffettology Workbook)，作者：玛丽‧巴菲特，联经出版社。漫步华尔街(A Ran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天下远见出版社，作者：墨基尔(Burton G. Malkiel)，译者：杨美龄

5.什么是外汇存底？
A：简单说就是央行持有的外国货币，通常是美元，用来维繫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之交易正常，当外国人需要台币，市场供应不足时，央行就会供给台币，而获得的外币就成为外汇存底，当一国出口多于进口，或外资涌入该国货币且央行持续供给台币，就会造成外汇存底增加。外汇存底是一个多方交易后的集合体，综合性指标，不能单独的解释外汇存底高是表示出口畅旺的好事，还是汇率升值压力的警讯。

6.请问每季的财报通常在何时公布呢？
A：第一季为4月底前，第二季为8月底前，第三季为10月底前，第次季为次年4月底前。年度资料部分以每营业年度终了后四个月内为期限；半年度资料部分则以每营业半年度终了后二个月内为期限；第一季、第三季之资料以该季终了后一个月内为期限。以臺湾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对有价证券上市公司资讯申报作业办法 为准。

7. 什么是套利
A：当一种商品在不同地点交易，由于不同地点的交易时间与市场供需不同而有差价，当差价大于同时在两地交易所需的手续费用与成本，套利就可以无风险的在两地分别卖出与买进，再将该商品在两地之间搬移回补，赚取两地间的差价。

8.台湾散户常犯的错误观念
A：自以为能够掌握短期(一星期甚至一天内)盘势的高低点

9.每股净值与股价高低是否有关系？
A：净值表示公司在帐簿上登记的所有资产价值扣去所有负债，通常可以看作是，若将该公司拆开清算拍卖，不再经营，股东可以拿回多少钱。他对投资人而言是个重要的指标，但不是唯一的指标。股价高低则祇是目前市场交易的结果，愿意买高的人比愿意卖低的人多，股价就高，反之，股价就低，如此而已。每股净值通常是影响投资意愿的因素之一。

10.台湾的股票不能放长线吗？
A：其实不然，在哪个股市都有做短线与作长线赚钱的人，端看你的投资原则是如何，作长线的人不会常常买卖股票，也不会每支股票都看都买，我们只在股市绝望时出手，当
短线投资人快疯了有人要跳楼时，才出手买进，我们不听信任何明牌，不投资未来才会赚钱，而不是过去十年都赚钱的公司，谁说台湾的股票不能放长线呢？

11.如何查得原物料价格，例如像苯的价格与走势?
A：付费的有SFI知识库-产业王 原物料报价资料库
免费的有亚洲证劵原物料行情

hefeiddd 发表于 2007-11-26 06:49

巴菲特理论概述

巴菲特理论概述


苦丁茶


    巴菲特理论包括了格雷厄姆的安全边际与费雪的基本面深入研究，加上其本人特有的忍耐力，而成为了一代投资大师。在中国股市中我们不停地在寻找能够象可口可乐、华盛顿邮报、中石油那样值得投资的股票，在这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不断地成长，思想也在不断成熟。

    巴菲特与现代证券投资理论

如果你今天买进一种股票并打算明天卖掉它，那你就进入了一桩风险买卖。预测股票短期内涨落的成功机会不会比掷硬币预测的结果好到那儿去，你会有一半的时间输掉。   
然而，如果你延伸时间段至几年，并假设你刚开始的购买是明智的，你卷入
危险交易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了，这是意味深长的一件事。

    巴菲特论多元组合

多元化只是起到保护无知的作用。如果你想让市场对你不产生任何坏作用，你应当拥有每一种股票，这样做没有错呀。这对于那些不知如何分析企业情况的人来说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战略。

    巴菲特论有效市场理论

如果有效市场理论是正确的话，除非靠机遇，否则几乎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能取得超出市场的业绩。任何人或团体更无可能持续保持这种超出寻常的业绩 。有效市场理论的倡导者们似乎从未对与他们的理论不和谐的证据产生过兴趣。很显然，不愿宣布放弃自已的信仰并揭开神职神秘面纱的人不仅仅存在于神学家之中。

关于有效市场理论为什么不堪一击的主要原因可以总结如下：
l、 投资者不总是理智的。按照有效市场理论，投资者使用所有可得信息在市场上定出理智的价位。然而大量行为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投资者并不拥有理智期望值。
2、 投资者对信息的分析不正确。他们总是在依赖捷径来决定股价，而不是依赖最基本的体现公司内在价值的方法。
3、 以业绩衡量杠杆强调短期业绩，这使得长远角度击败市场的可能性不复存在。
投资者的头号大敌不是股市，而是他们自身。尽管拥有超级的数学，金融，财会技能，那些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不可能在投资过程中获利。
除非你能够眼睁睁地看着手中的股票跌到只剩买进价格的一半，而还能面不改色，不然你就不应该进入股市。

    不被市场情绪所左右
长期以来有效市场理论已被人们广为接受，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可谓根深蒂固。巴菲特对些显得不屑一顾。他说“当人们因贪婪或惊吓的时候，他们时常会以愚蠢的价格买进或卖出股票。”

    认识“市场先生”

格雷厄姆说，形成投资者心理，是一个从资金上到心理上都为市场出现不可避免的上下波动做好准备的过程。你不仅仅是从理智上知道市场下挫即将发生，而且从感情上镇定自若，从容应对，就像一个企业家面对不具吸引力的报价一样：不予理睬。一个真正的投资家极少被迫出售其股票。而且在其他任何时候他都有对目前市场报价置之不理的理由。

    投资者如何能保护自己
可以肯定的一件事：当某事与金钱和投资相关时，人们经常会判断失误。一个关键的问题于我们的脑子在分析问题时善走捷径。我们轻易地跳到结论上，被人操纵。

首先，从理智的角度考虑，哪些是真正控制股权的因素？其次，哪些是潜意识里自动产生出的潜在影响？这些影响总体来说是有用的，但经常误导我们。
利用这双重分析来投资决策：首先考虑理智预期和概率；然后仔细评估心理因素的影响。

知识与直觉的运用
了解自己所知有限
跟着感觉走

行为金融学对投资行为的解释 ：

过度自信：就自信本身来讲，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过度自信则是另一回事。许多心理研究表明，人们发生判断失误是因为总体来说人们过于自信。

反应过度倾向：行为学家了解到，人趋向于对坏消息反应过度而对好消息反应迟缓。

躲避损失心理：根据行为学家的观点，人遭受损失产生的痛苦远大于获得的欢愉。

心中的账目：指的是随着周围情况的变化而改变赚钱预期的习惯。它显示出市场的价值不仅仅是由信息的总量所决定的，也是由人们加工处理这些信息的方法所决定的。

对风险的容忍程度：所有的金融心理学聚合在一起，反映在你身上，就是你对风险容忍的程度。根据研究，具有高度风险承担倾向的人绝对是属于内在人的一类。

理解和分析投资心理：充分了解人的能动性对自身投资是非常有价值的，原因有：
1. 你会掌握一些基本指导原则从而避免犯最平常的错误。
2. 你将及时认识到别人所犯的错误并从中受益。
当成千或成百万的人都犯判断失误的错误时，这种集体的力量将会将市场推向毁灭的边缘。令人感到特别惊讶也值得所有投资者注意的问题是，投资者往往对自己的错误决策毫不觉察。


    选择最值得投资的行业

真正决定投资成败的是公司未来的表现：因为投资的成绩是由未来而定，所以行业的性质比管理人素质更重要。毕竟，人心莫测，管理人可以“变质”，但整体行业情形一般不会那么容易变相。
观察消费者动态：成功投资者具有无以比拟的稳定心态，是与密切关注消费者市场动向分不开的。
不熟不做，不懂不做：简单易懂，行业性质明确，有稳定收益，业绩可以预期的股票。

   揭示股市预测的荒谬
股市预测专家存在的唯一价值，是使算命先生更有面子而已。

预测的危险性：人类有一种深切的心理需求要掌握未来，或许对未来无所知的感觉太令人不舒服，以至于我们忍不住地被那些能解除这种感觉的人所吸引。

三层分离预测法：职业投资家他们对多数市场波动感激不已，他们不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企业未来几年将做什么，相反，许多著名的券商现在集中精力预测其它券商在未来几天将会做什么。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里投资：由于每个单一能因仅有有限的知识，每个人都看到了趋势但没有人能解释趋势是由什么引起的。由于市场上的所有能因都彼此呼应，一个价格趋势就形成了。正是这个趋势带领人们进行各种预测。

对格局的重新认识：通过研究正确的部位和正确的层次。尽管经济和市场总体来说是复杂和庞大的，以至于我们无法预测，但是在公司这一层面的格局是可以被认识的。在每个公司的内部都存在着公司的格局，管理格局以及金融格局。假如你研究这些格局，多数情况下你对公司的未来可以做一个合理的预测。巴菲特集中全力研究的正是这些格局而不是几百万投资者的不可预测格局。

      反传统的思考
不按牌理出牌：未来的情况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我们只是设法在别人贪心的时候保持戒慎恐惧的态度，惟有在所有的人都小心谨慎的时候我们才会勇往直前。当股市已经一片看好声中，你将付出很高的风险与价格进场。

特立独行：萧伯纳说过：“世故者改变自己来适应这个世界，而特立独行者却坚持尝试要改变世界来适应自己。”
1. 不需要阅读证券公司的报告。巴菲特说过：“只有在华尔街，你才会看到有人开劳斯莱斯上班，却听取搭地铁上班者的意见。
2. 不相信技术分析。试问：你有看过技术分析师鼓励他孩子以他技术分析法选股投资吗？但他们可能会鼓励孩子学他当技术分析师，尤其是当你明白这个行业可以不停地吸引到还未烧到手的人一试，而且每一个课程你可以每人收取几百，甚至上千元的学费。每个技术分析师都深懂期货经纪人也懂得的致富秘诀：只要自己不玩，肯定发达。
3. 揭示“投资组合保险”的谬误。最佳的投资法是把所有的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然后细心的看管这个篮子。最好是把它抓紧紧。

   利用市场的非理性致富
“自律”与“愚蠢” ：自己的自律，和别人的愚蠢。

利用市场情绪：就短期而言，股市是个情绪化的投票机器，但就长期而言，它却是个准确无比的天平。不要预测市场的走势，因为那将是徒劳无功的。

市场机制如何刺激股价创造买卖点：不论当时的经济或企业状况为何，股票市场的技术机制会导致证券价格崩溃，这种非理性的经济行为，会更进一步替那些以企业现况为依据的投资人创造最佳的买点。这种股市机制现象和寻求短线获利的观点是不同的，因为前者起因于单一企业的异常现象，后者起因于一般的经济循环。股市机制现象实际上是股票市场买卖方式所造成的一路非常吊诡的状况。其中的关键在于某些投资策略，如分散风险的投资组合或套利，这两项投资策略将随着整个股市价格的变动而屡建奇功。
股市组织架构的问题可能是诸多混乱的分裂点。当人们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经历了财富上的巨额损失，都会急于出手手中持股并保持观望态度，直到市场趋于稳定为止。这种状况为我们制造了一个练习以企业眼光进行投资的大好机会。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及所衍生出的买进时点，我们将看看在股市机制下所发生的二个不同的金融风暴。
股市机能：许多不同的股票投资哲学可以被拆解为二种不同的策略；一是短期投资，另一种是长期投资。在一个完美的投资竞争世界里，任何有关某公司的讯息都会被持有上述二种不同策略的投资者加以解读和定义。相对地，他们据此决定了该公司的股价。我们知道市场上做短期投资的行为非常普遍，从而成为主导股价的力量。这是策略市场上持有企业观点以进行长期投资的买主做买卖决策的地方。然而，也有很多时候市场上这些与公司有关的资讯对股价变动之影响微乎其微。

1、1901年股市崩盘：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教训：股票有时候的下跌并不是因为景气萧条或处于景气循环的环境，也不是因为公司盈余欠佳，或是总体经济情势逆转，更不是对企业发展不利的讯息传出市场，发生的原因是投资人放空。其它交易员担心类似的事件会波及其它公司，而如滚雪球般愈演愈烈，于是信心开始动摇，并加入疯狂的抛售行列。
2、 1987年股市崩盘：固定的投资组合避险策略加上特殊事件发生正好击中其策略中的要害所在，加之投资组合避险策略的恶性循环，使所有人加入了疯狂的抛售行列。

这样的情况将会一再重演，因为愚蠢和贪心会永远存在，但却带给理性投资者机会……

      自己才是“头号大敌”
成功的投资家需要培养一种性情。股市的经常波动容易使股民产生不安定的感觉，从而做出不理智的举动。你要对这些情绪耐心观望，并随时准备采取一日千里的行动，哪怕你的直觉呼唤你做出相反的行为。

基金经理人像“旅鼠” ：旅鼠生育力极强，而死亡率极低，所以短短几年之内，数目就很惊人。当他们的数目飙升到某一个地步时候，它们就会开始在晚间朝着海边的方向移动，不久后它们也敢在白天走动。平时它们所害怕的动物，这时它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因此不少旅鼠就这样被吃掉，有些则饿死，有的呢，却是遇上意外死亡，担是大部分的旅鼠都能够抵达目的地--海边。到了海边它们就跳下海，一直不停地游泳，游到它疲劳过度而死。

集团的疯狂：指明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不对的事，却因其他人也都在做，而不得不做的不健康现象。经济蓬勃发展时，像沃尔玛百货公司那样良性的削价是好事，但在经济萧条时，以低于成本价格求存，象当年的电视机大减价，手机削价的竟争，以致现在汽车行业的恶性竟争，必将使公司陷入困境，投资者应该避开这种的公司，巴菲特称之为“在流沙中挣扎”，越是挣扎，越快往下沉。这个时候，不动才是上上之策。

自律就是理性。自律就是当别人疯狂时候，惟你独醒。自律就是不陷入前文所述的“集团的疯狂”，适逢经济不景气大家都掉进流沙中，百般挣扎，越陷越深的时候，惟你采取不动的策略，留下力气，等待好景的到来，大家都已筋疲力尽时，才大展身手。巴菲特曾说过，知道自己做错了，但还在加倍努力的，是最傻不过的行为。但人性常情是，大家都错就是对的。这个时候能够避免群众自毁的，就是投资自律。

全面收购一个企业与购买该企业的股票，基本上是没有差别的。我们要较倾向于拥有整个企业，因为这样一来，他可以直接参与像资本分配这些重要的决策。无论是收购整个企业，或是持有该企业的部分股份，都遵守同样的权益投资策略：寻求我们所了解的，且利于长期投资的公司。同时，该公司的管理阶层必须诚实且具备充分的才能，最重要的是价格要吸引人。

         合理的投资原则及其应用

企业原则：我们在投资时候，要将我们自己看成是企业分析家而不是市场分析师或总体经济分析师，更不是有价证券分析师。也就是说在评估一项潜在交易或是买进股票的时候，以企业的观点出发，衡量该公司经营体系所有的质与量的层面。将注意力集中在尽可能地收集有意收购之企业的相关资料，主要可分成下面三个项目：
1、该企业是否简单且易于了解？
2、该企业过去的经营状况是否稳定？
3、该企业长期发展的远景是否被看好？

经营原则：管理人员的最高赞美是，永远以身为公司负责人的态度作为行事与思考的准则。管理人员把自己看成是公司负责人，就不会忘了公司的最主要目标--增加股东持股的价值。同时，他们也会为了进一步达成这个目标而做出理智的决定。
1、管理层是否理性？
2、整个管理层对股东是否坦白？
3、管理阶层是否能够对抗“法人机构盲从的行为”？
以一个名声卓著的经营管理体系去拯救一个经济体质欠佳的企业，结果必然是徒劳无功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评定管理者的能力，是一种排除量化指标的主观判断行为。但是，还是有一些量化的数据可以应用。这里指的是那些用以评估经营绩效的标准：股东权益报酬率，现金流量以及营业毛利。

财务原则：
股东权益报酬率：注重权益回报而不是每股收益。
股东盈余：现金流量的习惯定义是：税后的净所得加上折旧费用，耗损费用，分期摊还的费用和其它的非现金支出项目。此定义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资本支出。相反所谓的“股东盈余”指的是公司的净利加上折旧，耗损，分期偿还，分期摊销的费用，减去资本支出以及其它额外所需的营运资本。
找寻高利率的公司：真正优秀的经营管理者是不会早上一起来才说：“好，今天我要削减开销。”就像他不会是早上醒来才决定呼吸一样。

市场原则：股市决定股价，至于股票的价值则由分析师来决定，他们在衡量过各种有关公司的营运，经营管理以及财务特性等已知资讯后，做出判断。
股票的价格与其价值并不一定相等。有效率的股票市场，股票价格将会立即反映出各种有利的讯息。当然我们知道现实状况并非如此。证券的价格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公司的实质价值附近上下波动，而且并非所有的涨跌都合乎逻辑。
理论上，投资人的行动取决于股票价格和实质价值之间的差异。如果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低于该公司股票的每股实质价值，一个理性的投资人应该会购买该企业的股票。相反的，如果股票的市场高于它的实质价值时，则投资人不会考虑购买。随着公司经历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分析师各阶段的特性，以市场价格为比较基准，重新评估公司的股票价值，并以此决定是否买卖及持有股票。总之而言，理性的投资具有两个因素：
1. 企业的实质价值如何？
2. 是否可以在企业的股价远低于其实质价值时，买进该企业的股票？

决定实质价值：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投资人总是习惯性地厌恶对他们最有利的市场，而对于那些他们不易获利的市场却情有独钟。巴菲特告诉我们企业的价值等于运用适当的贴现率，折算预期在企业周期内，可能产生的净现金流量。
理想价位买进：如果你能回答“买什么股票”和“用什么价格买”这两个问题，你就成功了。从商业观点出发，在反复询问的，不是正在上扬的股价而是所投资的行业是否能赚钱，如果是，能赚多少？一旦这些数字确定了，股价所能给的利润就能计算出来。将注意力集中在容易了解，和具有持久的经济力量基础，且把股东放在第一位的管理者所管理的公司上，并不能保证成功。首先，投资者必须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同时公司必须符合投资者对企业的期望。

         举例参考
那么现在我们假设中国股市中有这样的一只股票存在的话：
1. 垄断性不可再生资源，中国市场占有率达到80％，全世界占有率达到15％。并且近三十年来未发现新的矿源（随着全球性经济复苏，需求大量增长致使去年以来该原材料以美国欧洲市场为例上涨了近8倍，而国内价格只上涨了3倍，未来存在巨大的上涨空间）。
2. 股价远低于其实质价值（股价：净资产=93：100，如果加上公积金及未分配利润的话是57：100），在格雷厄姆的安全边际范围内。平均每年净资产收益率10%以上。（虽然当前有很多公司股价跌到净资产以下，但是没有高收益率的支撑也是枉然）
3. 稳定分红，上市以来公司每年都有固定的分红，从未间断，累计税后分红达到10派15.32元。经营稳健注重投资回报。
4. 03-04年筹建工程竣工投产，为05年的业绩增长垫定基础。
5. 由于各种因素价格上涨的利润没有在第三季度显示出来，公司年报日期二月初披露，每年先披露年报的业绩都是不错的，证明与我们所预期的相符合。

         后记
通过研究正确的部位和正确的层次。尽管经济和市场总体来说是复杂和庞大的，以至于我们无法预测，但是在公司这一层面的格局是可以被认识的。在每个公司的内部都存在着公司的格局，管理格局以及金融格局。假如你研究这些格局，多数情况下你对公司的未来可以做一个合理的预测。巴菲特集中全力研究的正是这些格局而不是几百万投资者的不可预测格局。
从安全边际考虑起码比将资金放在银行或其它股票上强多了，目前我们找到了第一家符合我们所追随的理论进行投资的公司，我们实践的步伐开始了，在漫长的股市生涯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地寻找更值得投资的公司，将巴菲特理论进行到底。

巴菲特如是说：“我们所做的事，不超过任何人的能力范围”
“商学院教导了数以万计的学生出来，但这项教育对思考却没有任何好处”
“一言以蔽之，就是因为他们自觉去玩失败的游戏，而这正是我们不会选择去玩的游戏。”
   
巴菲特认为，“没有持有一只股票十年的决心，那么你一分钟都不要持有它”，可见，巴菲特买入股票，并不寄希望有人会炒作它，而是希望通过很长时间以后，等到他所投资的企业不断增长以后，股票价格能够慢慢靠近它的真实价值。


苦丁茶友情提示：巴菲特是我最崇拜的大师，现在把他的价值投资的要点概括出来，希望对看到的朋友有所收获。    看到者即有缘，愿朋友的投资一帆风顺，财源滚滚！

hefeiddd 发表于 2007-11-26 06:50

关于价值投资私募基金三人谈：复制巴菲特

　他们是掌管至少数亿元资金的私募基金经理，他们是经历了A股市场投资失意的“剩者”，他们是万科、招行、茅台等大牛股的幕后买家。

　　他们也是价值投资的身体力行者，他们成功复制了巴菲特的投资理念，请认真阅读《证券市场周刊》和他们的对话，文字间的智慧和财富秘笈会让你受益良久，也许你知道“集中投资”，也许你知道“选择行业第一”，也许你知道“应该平稳地赚钱”，那么，请你坚持下去。如果你不了解价值投资，请参阅本期深度研究栏目文章《价值投资的本质与方法》。

　　价值投资私募基金三人谈

　　以2001年为分水岭，中国的私募机构形成了“南强北弱”的格局。北方的多数私募机构泥足深陷于A股市场，境况惨淡。而深圳的一些私募机构由于距离香港很近，视野所及，发现了优于A股的投资机会，因此转战香港股市。结果是，一方面避开了A股四年熊市；另一方面，其投资理念也在香港这样一个国际化资本市场中得到了升华。

　　目前这些机构普遍完成了向价值投资的转变。一年来，随着A股一些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和二级市场的回暖，这些私募机构纷纷回归A股。那么，他们是如何投资A股的呢？本刊11月初与三位私募基金经理对话价值投资的话题

　　李驰：“第一不输钱，第二记住第一条”

　　本刊记者吴晓兵/文

　　李驰领导的同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私募基金性质的公司，和他言必提及的巴菲特相比，无论是人和公司都很年轻，但15年的时间持续保持高增长，投资业绩可谓斐然。从出游西藏一个月归来后，李驰外貌上有了些变化，面目更加清瘦，并且留起了胡子，再加上他酷爱“奇装异服”，身着中式对襟唐装的李驰更像一个艺术家。而他恰恰是将投资当成一门艺术来看待，并对此倾注了极大热情。在11月2日下午的四个小时里，李驰侃侃而谈，给记者讲述了同威公司投资团队对价值投资的感悟和一些经典的案例。他讲话时语速很快，脸上焕发着光彩。

　　像巴菲特那样投资

　　巴菲特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很早就发现了价值投资这个真理，然后坚持用一生来实践。世界上那些钱越来越多的富豪们，他们的投资不知不觉都走到一条道上了，就是买大的、好的公司的股票集中投资。李驰自觉现在他享受的是“快乐投资”的人生乐趣。

　　《证券市场周刊》:价值投资是当前的一个主题，许多人经历了各种尝试后，都转而接纳了这个理念。首先介绍一下你们的投资理念是如何向价值投资方向转变的？

　　李驰(深圳市同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如果一个人在市场上没有输过钱，他会自觉走上价值投资这条路吗？我觉得不太可能。人都是在失败中成长，我们也是在市场中交了学费，最终感觉还是这样做最稳妥安全。价值投资的背后其实是一些最基本简单的公理，并不是谁独创或拥有，只是谁能应用得好的问题。

　　《证券市场周刊》:价值投资的方法很难掌握吗？

　　李驰：巴菲特在很多场合说过，学证券投资根本不需要上大学，投资其实就是对一些最基本的人生道理的认识，很容易掌握。可是巴菲特又说，大众从来没有过向价值投资靠拢的趋势。价值投资的方法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很难。我们一开始没有刻意去模仿巴菲特，而是自己在摸索怎样投资成功的机会更大。后来发现和巴菲特本人、和其他做投资成功的人，想法基本一样，就是做任何一个投资，先不要考虑赢，先要考虑会不会输。很多人都没有这个心态，做决策的时候只想赚钱，只要有这种心态的人，我感觉还没有入价值投资的门。

　　有几本书介绍巴菲特怎么做投资、怎么看市场。这些书其实也就阐明了两个观念，一是讲复利的时间价值，二是讲集中持股。概括起来就是一句非常简单的话：在便宜的时候买进一个好公司，然后长期持有。巴菲特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很早就发现了价值投资这个真理，然后坚持用一生来实践。

　　巴菲特在投资上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的定力。他要是有一天不严格按自己定下的铁律做，现在的身价可能一百亿都不到。复利的增长就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好多人也知道应该怎么赚钱，但他们就是觉得那个太慢，总想投机一下赚一大把，之后再来做价值投资。

　　《证券市场周刊》:财富积累有什么规律可循吗？

　　李驰：我们发现世界上那些钱越来越多的富豪们，他们的投资不知不觉都走到一条道上了，就是买大的、好的公司的股票。巴菲特也曾经投了近百个股票，但如果把他最成功的十几个主要投资去掉之后就没有什么了。他最赚钱的还是可口可乐、吉利、华盛顿邮报、运通、富国银行等，就这六七个公司为他赚了近300亿美元。还有最近浮出水面的沙特王子阿勒瓦利德，他也投了很多股票，但最主要就是花旗银行这一笔投资让他成功的。他投资花旗银行，持有了将近16年。还有日本的首富系山英太郎，他的成功也是投资了几只日本证券市场的龙头股。这些人的做法不谋而合，超越市场的方法就是集中投资。

　　公募基金中也有一些成功的特例，像Legg Mason基金的基金经理比尔米勒，连续15年跑赢指数。他说如果不是契约的限制，他只会买三只股票。这说明他也是崇尚集中投资。但公募基金必须要做组合投资、配置，动不动就是几十只股票。有人研究说证券投资组合理论是20世纪的一大骗局，我很赞同。一个人去卖鸡蛋，手上提20个篮子，每一个篮子放一个鸡蛋，那才是危险，万一拎不好都掉了；不如把一个篮子的提手做结实，可以装满满一篮子鸡蛋。我们公司每年从上千只股票中精选出2到3只进行投资，回报率都相当高。

　　同样的道理在实业界也一样，你去看看全球500强里有几个是搞多元化投资的，一百年来硕果仅存的几乎只有一个通用电气。万科专注做房地产，陈天桥就搞一个游戏，李彦宏就搞一个搜索软件，都很成功。就像巴菲特的集中投资一样，也就投了十几只大蓝筹，足以成就他的财富。反过来说有多少炒家能终成大赢家？

　　《证券市场周刊》: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接受价值投资？

　　李驰：我们觉得保险公司更容易做价值投资，因为他们是保本第一、赚钱第二，所以他们的选人、用人，估计都会用那种偏保守型的人，只有这种风格的人才才能被保险公司选上。实际上不知不觉大家都走到价值投资的路上了，跟巴菲特是同道的。而越是这样，长期而言承担的风险小，但回报率并不低。

　　做任何投资之前评估会不会输钱，而不是明天立即能赚多少，这一点是投资成功的关键。但是注重本金安全、不求快利需要一个平和的心态。长期以来，我们之所以能保持持续的高收益率，就是由于我们公司管理团队有这样一种良好的平和心境。

　　《证券市场周刊》:中国股市的有效性还很低，有许多可以利用的地方，难道只有价值投资一条路可以赚钱？

　　李驰：的确有多种赚钱的方式，但最适合我们走的路、或者说我们愿意走的是这条比较轻松的路，因为这是 “睡得着觉的投资”，是一条快乐而富有的路。做这种风格的资金管理者，我们可以去周游世界，而不必管每天是涨还是跌。至于其他方法，也许短期赚得更多，因为股市永远有信息不对称的时候，提供了很多赚快钱的机会。但是我感觉，真正能够持续地、有效地保持增长，还是价值投资这条路。

　　从财富积累的角度来看，巴菲特是价值投资的代表，索罗斯是利用市场缺陷投机的对冲基金的代表，两者的财富差距是很大的。索罗斯被大家奉若神明，但每隔几年他就有伤元气的时候。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索罗斯成功阻击英镑，可是同样的方法在东南亚就以失败告终。所以投机真的不敢说仗仗都赢，以投机的方法是很难持续几十年复利成长的。不像价值投资，一方面可以轻松愉快地工作生活，一方面财富还在不断积累。用真正价值投资这种方法，假设能严格执行，克服各种机制上的限制和人性弱点，找到好企业长期持有，自然会获得满意的回报。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找到便宜的好股票买进，然后可放心去周游世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们公司高管每年都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在外旅游度假，原因很简单，投资是一项智慧的行为，而不是一种负担。

　　你看绝大多数的基金经理，出差到哪儿打电话要问的第一件事就是行情涨跌，这种生活渐渐离我们远去。那样赚钱太辛苦了，这不是我们的追求，我们要的是“快乐投资”的境界。欣慰的是，我们已经充分体验并享受到这种“快乐投资”的人生乐趣。

　　《证券市场周刊》:你一直在提巴菲特，据你了解投资生涯之外的巴菲特是怎样一个人？

　　李驰：因为他的财富排到世界第二，所以才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但是后来发现他不像其他富豪那样有故事，他的故事很苍白，一栋房子，一架公务飞机，一两部车，结了两次婚，加上一堆汉堡，一箱可乐，就是全部人生了。也许财富的积累就是这样枯燥无味的吧。

　　做价值投资之余，其实是有很多时间的。因为你买一个股票，买对了之后，真的就没事好干了，你硬要干可能就输钱了。所以，你有充分的时间去思考，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罗杰斯，他赚钱的数量可能无法跟索罗斯比，但他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很逍遥。我认识的许多做投资很成功的人，活得都挺潇洒轻松，只不过他们都很低调。

　　好的投资方法就是化繁为简

　　对李驰而言，投资的公理就是不输钱。看似简单，却不是人人可以做到，很多人就是因为缺乏耐心而失去了真正的机会。具体到分析公司的方法，李驰说需要计算的东西并不复杂，“小学水平就够了”财务分析也不必太多。

　　《证券市场周刊》:你对利用内幕消息赚钱怎么看？

　　李驰：巴菲特有一句话，你要想输多少钱你就听内幕消息吧。就算第一手的内幕消息也可能出问题。我们还是更喜欢靠自己的判断去投资。

　　投资有“道”跟“术”的区别。我觉得投资的目标应该不断向“道”的层面上靠，就是要取之有“道”。有人坐庄，跟不跟? 基金要建仓了，买不买? 有重大重组题材，炒不炒?所有这些都是“术”的层面，是个短期的涨跌过程。但是我讲的要预测5到10年的事是考验自己的眼光和判断，这才是“道”。一直在“术”的层面转悠很难有长足的进步。

　　《证券市场周刊》: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品种怎么办，只有放着现金吗？

　　李驰：没错，这就是价值投资的精髓。合适的价位总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出现。一是你相信不相信这句话，二是你有没有这个耐心。拿我们来说，2001年从B股市场出来以后，主要关注香港股票市场，我们几个为大家喝彩的、两三年回报几倍投资案例就完成在这期间。对A股市场就是在等机会。如果没有理解价值投资，这个等待就会很痛苦，要理解了才会有耐心，比匆匆忙忙操作套在里面好很多。机会永远存在，你要有这个耐心，把资金放在那里，等着大机会的出现。大部分人是做不到这一点。

　　我是学力学的，力学里只有几个公理，许多定理都是由公理演绎过来的。投资也类似，你掌握了愈基本的、愈简单的公理，你对世界的理解就越准确。巴菲特的两句话，就是他的“公理”，第一是不输钱；第二，记住第一条。“不输钱”就是保障投资成功的“公理”。不输钱是什么概念？是常胜将军。字面上看起来多么容易！可很多人觉得这太保守，会失去很多机会，不愿意等。但如果你从2001年等到去年底，随便买个万科、招行，就是一倍以上的回报。可如果当时你不等，就很可能深套在当年热门的概念股里面了。

　　当然，我们也漏掉了很多机会。市场上有太多的机会，但并不是所有的机会都能抓住，有的机会根本就无从把握。我们弄不懂就不投，只选择我们能看透的好公司来投资。

　　《证券市场周刊》:宏观方面的事情你们关心吗？

　　李驰：对宏观经济我们确实也关心，但是感觉跟具体投资目标的关系不大。比如像宏观调控对万科的影响，我们也研究过，是不是要回避一下风险。但是感觉到这个企业的成长不会受到根本影响，因为人民币升值、国际资本流入的大方向都不会变。也就轻易不会决策卖掉万科。

　　再有就是支撑这一轮牛市的根本原因来自于人民币升值，而且现在越来越清楚了。原来我们感觉跟韩国、中国台湾、日本还会有一些差异，可现在是越来越像了。尤其是地产股、金融股。你看看香港上市国内优质的产股的中国海外涨到多少钱了？这些地产股的波动基本上跟人民币汇率的曲线是吻合的。实际上我们公司在网站上几年前就大胆预测H股到8000点，今天是7620点(采访时间为11月2日，本刊11月23日定稿时已超过8500点)。当然巴菲特讲他从来不预测市场，这个跟价值投资没关系，属趋势投机。

　　未来股指上涨的一个最核心动因，就是要在A股市场里要不断供应绩优大盘股。你看今年几个超级航母推出之后，股指几乎是一路涨。现在是全球的资金往这里涌。从工行两地上市就知道了，资金绝对不成问题，指数一涨资金都不请自来。现在是加大大盘股供应的最好时机。银行、保险类最受外资青睐。其实这类股票才是最“确定性”的股票，展望十年二十年的持续增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证券市场周刊》:如何利用财务分析和研究报告？

　　李驰：假如这个企业确实好，你又是在不贵的时候买的，那可能不需要太多的财务分析，想想这个公司值不值现在这个价钱，就行了。大多数企业看一下市值就知道不值那么多钱，以后也就不用太关注了，真正值得关注的好企业极少。我们相信自己化繁为简的能力，不用看很多报告的推荐文章，关键还是相信自己的判断。公开信息很多，大家的差别不在于你能不能获取信息，而在于对信息的判断。事实上，我们是充分利用公开信息进行投资的。

　　《证券市场周刊》:进行价值投资是不是需要关注企业家的能力？

　　李驰：我们希望找到一个好的企业，几十年如一日、甚至是“永恒生命”的企业。当然最好是一个各方面都优秀的人在管理，但理论上管好公司并不一定非要能力特强的人。从美国来说，公司成长性很大程度上靠系统而不是个人，巴菲特愿意投资这样的公司。中国的情况相对复杂，我们的投资确实考虑了一点中国特色。

　　在我们眼里，万科和招行都是到了可以长期持有的时候了。这两个公司已经到了什么人去做总经理都没有关系的地步。还有就是招商局、华润、中信，不管谁做老总，都不会影响这个公司的发展。这样就不必太介意人的因素了，它们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系统。

　　不好的系统是什么呢？就是家族式的管理、集权式管理，对于这类公司，你必须盯着这个老板，这个人变动了很可能这个公司就不行了。但是招行、万科都已经度过了这个阶段，我们很看重一个依靠制度来管理的成熟团队。

　　《证券市场周刊》:你所管理的资金有没有收益率方面的压力？

　　李驰:相对而言，私募基金这方面的压力比较小。我们非常注重和客户的沟通，只有认同我们理念的投资者才能成为我们的客户。一个不理解你的客户是很难持续跟着你的。因为如果要追求短期收益，我们没有任何优势，短期内就算胜过人家也只是运气。但就长期收益来看，我们的回报是相当可观的。多年赚钱的经历培养了我们独特的自信和从容，我们的投资已有了不会输的感觉。

　　投资于卓越的公司

　　只投在行业中处于第一位的优秀企业，这是目前李驰的投资思路，因为真正值得关注的好企业极少。在这种原则下，同威公司管理的资金去年就投资了万科(000002)、招商银行(600036)等股票。现在的盈利已经非常可观，但不要忘记，其实大家几年前都有机会。

　　《证券市场周刊》:你们怎样选择股票？

　　李驰：如果要做出终身持有的投资决策，就必须发现卓越企业，或者叫几十年持续成长的企业。大家都说要找涨10倍的股票，我说首先你要找到未来10年赚钱能增长10倍的公司。今年赚1千万，明年增长20%就是1200万，连续10年呢？就是6200万了，买进卖出时股价都按10倍的PE算，股价要涨多少？6.2倍。如果到时候PE变20倍了，那就涨12.4倍。现在大家都讲确定性，这就是最确定的。通过公开信息，在不造假的假设下，基本上就能把一个好公司的未来预测得较准确，不用去读金融研究生，投资没那么复杂。

　　比如招行现在一年赚四五十个亿，年均增长个百分之二十几，按上面的算法，10年之后就能赚个三四百亿，假设招行不再增发，按30倍PE估值10年后股价自然能涨八九倍到100元。这个是不难预测的。招行的信用卡越发越多，开的网点越来越多，市场份额会越来越大，管理水平越来越有提高，这都是看得见的。

　　我们现在的思路，是只投在行业中处于第一位的优秀企业，比如我们认为金蝶比用友优秀，赤湾比盐田港(8.92,0.26,3.00%)优秀。第一是指综合竞争力，不一定是市场占有率第一。另外，就是在市场上找到明显便宜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眼光能看到它未来2到3年、甚至更长时间后的结果，这就是我们的投资风格。

　　《证券市场周刊》:听说你们很早就投资了万科和招行，当时是怎么判断的？

　　李驰：“只投行业内的第一”是我们最重要的选股标准之一。当时我们决定投资时，只知道这些股票放在手里，过3到5年、甚至10年是会赚大钱的。买进的时候，考虑的是这些股票一年之内不会输钱，首先万科是地产股龙头，而且利润、持续性都是可以看清楚的。就算宏观调控，即使房价掉一点，通过销售数量的增加，增长还可以维持，甚至往上。另外全球资本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可能导致它的估值提升。还有就是华润当时发了一个行权价3.73元的认沽权证，当时股价就在3.8元左右，我觉得华润都愿意在这个价位去买，说明风险很小。万一跌了我们就卖给华润，几乎不输钱，往上涨全是利润。

　　讲到银行股，应该就是投资招行，它不是国内最大的银行，但成长性它是最好的，管理水平在中国银行业中也是最优秀的。这些在公开的研究报告里都写了的，我们只是比市场大多数人先行一步相信这些报告而已。当大家还在玩“寻宝游戏”的时候，我们就以实际行动做“确定性”的投资了，在香港市场的投资经历对我们在国内的投资帮助很大，让我们的视野更宽广，看得更长远一点。

　　对招行和万科的投资我们就想到不会输，我们也没想到市场奖励我们的时间来得这么快。

　　《证券市场周刊》:有人说两三年内招行可以看到50元，这是不是太疯狂？

　　李驰：两三年到50元肯定是高估了。但以10年来看，我已经说过，80元也不算贵。

　　当然了，随着市场做多趋势的强化，一旦市场趋向认同，会像美国的“漂亮50”一样，许多好公司完全可能被炒到60倍PE甚至更高。如市场出现60倍PE的蓝筹股估值，两三年内招行到50元也是可能的。

　　我们假设今年招行赚58亿元，(因为招行已经承诺不低于55亿元，一般香港上市公司对第一年盈利预测是留有一定余地的)，未来两年年均增长35%(银行今年平均增长30%，龙头应更高些)，则2008年盈利为105亿元，60倍PE则市值为6300亿元，除以总股本147亿股，则每股达43元。不就离50元不远了！牛市里面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

　　什么叫疯狂？当初香港上市的联想，金融风暴后从2元涨到16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疯狂，谁会想到在2000年股价就涨到每股整整70元。就两年多就翻了35倍！

　　当然这都不是价值投资研究的问题，这是趋势投机。讲投机现在就应该大胆地买，因为还有三四倍空间，但这也可能是“空中楼阁”。对于这样的品种，我们在很低的时候发现了，大胆买、多多买。现在我也不卖，也许可以等到40元的时候。但我自己肯定不会在这个价位再做投机性买入了，我们现在已发现有许多更好的机会。

　　《证券市场周刊》:请介绍一下你们过去几年一些经典的投资案例，如重仓投资赤湾B股、骏威、金蝶等的投资决策。

　　李驰：其实道理和过程都很简单。赤湾是招商局很早就投资在深圳西部的码头，骏威就是半个广州本田，金蝶是中国最优秀的软件公司。它们都是盈利很好的公司，我们只是在认为便宜的时候买入了。股价短期的涨涨跌跌我们根本不计较,也明白我们没有能力去把握市场的涨与跌。我们只是做一个长线理性的抉择，按照这个思路，有一天当你最终卖掉这个股票的时候，你会发现赚大钱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大多数人没有这个耐心。

　　就金蝶的投资来说，如果我们是公募基金经理早就下课了，去年4月它跌到一元多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休息日”，老板是不会给你机会等到今天的(现在金蝶的股价是4元左右)。所以，我们对自己的风格和可能产生的结果非常清楚。有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想得太长远，难觅知音。

　　《证券市场周刊》:这么长时间的投资，可能会经历很大的市场波动，你觉得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驰：市场的波动其实根源于人性，对人性的理解和利用，是另一种赚钱的方法。就拿股市在荷兰诞生之后的这400年来说，人的贪婪和恐惧没有任何变化，都是看见跌就害怕、看见涨就蠢蠢欲动，过几年就一个轮回。这400年来的市场波动其实很简单，就是画两条PE区间线，低的时候是十倍甚至几倍的PE，高的时候30倍到60倍的PE，400年如一日，永远在这两条线之间波动。你掌握了这个规律，再加上足够的耐心，就可以赚大钱。400年的波动规律给机会让你发财，只不过每次高低会有一点不同。你在赚钱后卖了，再涨一些，都没关系。除非是神仙，不可能卖到最高点。你只要在高PE区间卖掉都对，然后就一个字“等”，当然这个等的时间是很长的，要耐得住寂寞。

　　总的来说，就是以投资的心态买入好公司股票。只想买的时候10倍PE，卖的时候也是10倍PE，但是如果到卖出那年公司业绩翻番了，那时候10倍PE卖我就赚一倍了。但是市场疯狂起来，也可能卖到30倍PE，结果就赚了五倍。我们很多投资都是这样，当初买的时候只要求不输，有分红就行，并没想着要赚多少，结果以这种心态买的股票往往都赚很多。因为卖的时候市场的平均PE变高了，热闹的牛市额外给了我们“加餐”。

　　《证券市场周刊》:具体来说最近几年股市的趋势应该怎样做？

　　李驰：我自己对牛市熊市以PE来定义，牛市就是市场平均PE不断变大的过程；熊市就是平均PE不断变小的过程。照现在的趋势看，牛市是应该可以延续到2008年的，到时候市场平均PE也是可能达到30倍到60倍之间的。因为有奥运这个大概念，全球资本绝不会袖手旁观错过这次正宗中国概念的“夜宴”。1997年香港回归这个中国概念还不算正宗，但市场当时已极度疯狂。

　　一般来说，牛市总也有个两三年时间，这个过程中市场平均PE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正好给低价买进的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卖点。当然这不算是价值投资研究的范畴，而是利用市场趋势来赚钱。

　　《证券市场周刊》:听起来你的投资理念似乎并不复杂，是因为有很好的市场感觉吗？

　　李驰：投资更像一门艺术，靠的是眼光和悟性。要说有理论也就是一个不成学科的“格栅理论”。这个词是芒格创造的，就是天文地理、鸡毛蒜皮啥都摸摸，然后融会贯通，从这里面悟到应该怎么做。掌握市场的拐点很难，但是有一句话是对的，热闹的时候卖出、冷清的时候买进永远不错。另外多到世界各地去走走看看，也对培养市场感觉有帮助。

　　《证券市场周刊》:谈谈你们的财富观吧。

　　李驰：芒格说，人生不要把自己撑得太满，撑太满是要破的，意思就是说，把目标定得太高，什么时候你都会觉得不知足。当你把目标降低的时候，你会很快乐，这是他的人生观，也是他的投资观。如果我们的目标就是不输，赚个几倍还不满意吗？钱是赚不完的。中国有一句话叫“知足者常乐”，我们就算是财富知足者吧。

　　李驰

　　同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及EasternAssetmanagementCo.Ltd.是跨区域性的国际资本管理公司，其资产管理业务主要是投资于国内及国际证券市场。公司成立于1999年，目前注册资本1000万元，主要股东是韩涛和李驰，李驰目前是同威的董事总经理。毕业于浙江大学的李驰很早就来到深圳，先后任职于宝安集团，深业集团，香港浩东国际财务投资有限公司。具有13年国内证券市场和10年香港股市的投资经历。见证多起海内外证券市场的风风雨雨，李驰自信这是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但斌：投资需要纯净的心灵

　　到过东方港湾公司的人，很容易注意到公司对面墙上“专注长期股权投资”八个字，但斌的话题实际上就围绕着这八个字展开。当被问及“万科还可以买吗”，但斌平静而坚决地说：“闭着眼睛都能买，为什么不能买。”当日万科收盘价8.24元，目前价位已经上涨了30%以上。不过，谈话中所包含的价值投资理念，却不会受时间流逝和股价变化的影响，而自有其长久价值。

　　在办公室里为数不多的几件陈列品中，有一瓶新装瓶口的15年茅台酒，但斌不仅对茅台(600519)的股票情有独钟，讲起酿酒的工艺也是娓娓道来。采访结束前，但斌将一份查理芒格关于价值投资的讲话稿拿给本刊记者，讲话稿上芒格的第一句话是：“欢迎来到Wesco年度股东会，这是一小撮顽固分子(的会议)。”

　　坚持是价值投资的核心

　　投资的过程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但斌认为如果你做的是跨越几代人的投资，很多现在看似可怕的事情就不那么严重了。想想巴菲特的时代，他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比我们多得多，但是，他坚持住了。

　　《证券市场周刊》:既然是谈道价值投资，就不能不提起巴菲特。你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什么？

　　但斌(深圳市东方港湾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巴菲特和索罗斯，两个人都做投资，都很出色。如果要拍一部反映投资家的电影，通常都愿意拍索罗斯，因为他的人生经历跌宕起伏、绚烂多彩,充满了戏剧性，跟英国政府斗，跟港府斗等等。索罗斯写了很多书，但是要想把巴菲特这个人物很好地表现出来，就很不容易。他没有写过自传，有些事情我们不得而知。比如说，越南战争开始的时候；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两个核大国处于紧张对抗的时候，巴菲特怎么处理他的投资？在那样一个历史关头，他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一个导演要把内心的波澜起伏拍出来很难。反映人物精神世界的变化是非常困难的，这实际上是要反映更深层次的哲学问题，是巴菲特对于投资的哲学思考。

　　对于我们来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SARS的时候，大家不出门了，在这样一个危机时刻，你怎么把握投资？

　　当你关注的是一两年的投资回报时，外面这个世界的很多事情都会对你有巨大影响。但是当你的投资跨越几代人，是持续几十年上百年的一个财富积累的过程，很多事情就显得不那么严重了，即便是肯定会经历的战争、动荡、经济衰退、企业的波动等。你如果这样子想，就能够让一笔投资穿越很长时间了。

　　巴菲特的伟大，不在于他70多岁的时候赚了多少钱，而是在他很年轻的时候想明白了这个道理，然后用几十年的时间去坚持，无论碰到什么样的事件，他都在坚持。去年年末的时候，巴菲特说如果打核大战，他相信伯克夏仍然是全世界最好的企业。

　　《证券市场周刊》:你们公司的口号是“专注长期股权投资”，就是想在中国实践巴菲特的理论吧？

　　但斌：我们是做得比较彻底的，完全复制巴菲特的方法。当然，从全球来看，成功模仿巴菲特的人很少，因为人性是最难战胜的。巴菲特投资7只股票赚了270亿美元，一个人照着巴菲特去做是可以的，但是战胜心理的煎熬这很难做到。何况现在还是基本平稳的时代，巴菲特那个时代却波澜壮阔，很不稳定。

　　应该说价值投资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中国证券市场刚开始的时候没人做价值投资，但是所有好股票你买了都是不得了的回报，10年前买了万科，10年涨10倍。我们也是慢慢开始领悟价值投资的，主要是从2001年起，正好是熊市开始的时候。我们从买烟台万华(18.74,0.74,4.11%)开始，到现在，企业增长了10倍，你投1000万元现在是1.1亿元。

　　作为投资来说，成功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是“正规军”还是要做价值投资。不同的投资哲学，开始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走的远了差别就出来了。

　　《证券市场周刊》:你认为价值投资理论复杂吗？

　　但斌：很简单。巴菲特提到价值投资观念的核心是“以40美分的价格买进一美元的纸钞”，而成长是优秀公司价值的一个必要组成，也即是说，这个一美元的纸钞随着时间仍在继续增值。这个方法本身不是很难，很容易讲明白，但是坚持不容易，只要你能身体力行就会很富有。这里面我认为存在三个无法避过的阶段：一是理解和接受价值投资的观念；二是要本着严谨的态度，以逻辑合理的方法去评估企业的价值；三是在动荡的环境中坚持。规则很简单，书店有的是写巴菲特的书，是个高中生就能看明白，但是坚持太难了。理论是格雷厄姆和费雪的，巴菲特用他的一生来实践。格雷厄姆的学生都很富有，只不过巴菲特最富。相信与奉行这个价值分析流派的人，他们累积财富的几率要高很多，这是缔造财富的一个流派。另外价值投资跟人生阅历、价值观和看事情的角度有关系。

　　《证券市场周刊》:你们现在帮助客户做投资，如果是很长时间的投资，他们能理解这种做法吗？

　　但斌：有一个客户跟我们签了10年的合同。在深圳这样的地方，大部分人是自己做生意赚来的钱。生意可以做那么大，他的境界一定是很高。悟性也很高，很愿意学习。而且钱越多的人机会越多，境界越高。人拥有的财富和他具备的境界是有直接相关性的。

　　《证券市场周刊》:你们不利用市场的波动赚钱吗？

　　但斌：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见图1)，一般理解最好的投资是A点买进，然后B点卖掉了，C点再买进。但是按我们理解，真正的赢家不是做波段的人，是在这几个点都在买的人，前提是你投资的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对一般的投资者来说，只有一笔钱，当然A点买进，B点卖出，然后再等低位买进；但是我们做的是一个事业，就像巴菲特，他的资金是源源不断的，他每时每刻都要做投资的决定，他思考的力度和角度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在做投资当中，真正的赢家是持有不动的，而且不受外界的干扰。比如说你投资一家价格不是极度高估的优秀企业，那么你每个月都去买，不管高还是低，10年以后数目就大了。

　　比如沃尔玛(见图2)，股价上涨到上世纪90年代，大概40多倍PE的时候，变得相对平稳。大概过了五六年PE又变成十几倍了，又开始涨。星巴克，现在是50倍PE，将来一定还会降下来。过去50年美国涨幅最大的企业是菲利浦莫利斯，每年的回报是19.8%，一美元50年以后翻成8300多美元，就是8300多倍。这就是长期的概念，体现了长期持有优秀公司的巨大成功。再比如汇丰，有人赚10块、有人赚100，真正赚得多的是拿着不动的人，这个不动看似简单，实际上做起来非常难。

　　《证券市场周刊》:这种投资方法看上去似乎很简单，为什么这么选择？

　　但斌：这也是我们跟其他很多公司最大的不同。大多数的公司都是对冲基金的模式，他们思考的都是或者几年的事情，而我们是进行财富管理，希望这个财富可以传几代，所以我们的投资要想很远。

　　投资其实是一副重担，你要怎么来扛它，是很困难的。芒格有一本书，里面说为什么有的民族留下来了，有的民族灭亡了；为什么这些民族发展壮大了，其他民族就变得弱小了，或者被淘汰了。我觉得这些大师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投资的，他们的眼界和想法非常不同。

　　选择7只股票投资

　　中国的好企业可能并不是很多，选择起来并不容易，特别是要进行跨越几代人的投资。不过还好，但斌只要选7只就可以保证集中投资又能分散风险了。比如闭着眼睛都能买的万科，比如稳健运行的招商银行，当然还有但斌的最爱——茅台。

　　《证券市场周刊》:你是怎么选企业的？

　　但斌：我们做长期投资，对企业的长期竞争力非常关注，也就是关注企业的生命周期。一个企业如果不能长期存在，实际上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看企业的时候，对企业长期的生命力要做定性的判断，它所处的行业，是否能产生大企业，而且又能持续经营下去等。巴菲特对企业的洞察力不是看报表或走访公司看出来的，真正的好企业是公开的，没有秘密。我觉得投资当中最关键不是定量的方法，而是定性的东西——你怎么样看到这个企业长期的竞争力。既然特定企业的竞争力和它所属产业的持续能力，是投资最关注的地方，那么怎么来做判断，当然也有一系列的具体步骤要考虑。

　　作为重大的、长期的投资，你必须要很严格。如果是艺术品投资，今年可以有很多热点；但是给孩子留的，要持续20年的投资，甚至要跨越几代人，就是另外一种做法。投资时间越长，选股票的标准越高，找到的好企业越少。这是巴菲特为什么选择那么少投资目标的原因。

　　我们的定位就是长期投资，希望得到15%的年回报率就很不错。实际上，连续达到15%增长的企业是非常少的。但好公司都是属于公众的，可口可乐每个人都喝，《华盛顿邮报》每个人在读，麦当劳每个人都在吃，这些都是看得见的。

　　《证券市场周刊》:对万科怎么看，现在还能买吗？

　　但斌：为什么不能买，闭着眼睛都能买。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现在万科300亿市值，中国房地产行业长期的趋势是越来越集中。香港从1977年到1997年，房地产企业从最初的几百家上千家，最后剩下十几家大企业，香港大的房地产企业一般是两三千亿市值。如果说10到15年后万科还是中国最大的房产公司之一，5000亿市值很正常。而且房地产还有一个特点，资金密集型，谁能在资本市场上融资，谁就发展得快，万科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A股目前的情况是，真正好的房地产企业估值不高，尤其是跟它的成长性比，就更是不高。重组的房地产企业可能有30倍PE，万科才17倍，反而是这种好的公司很便宜。实际上大家都看得明白，可都不愿意买，为什么，赚钱少，都想一夜暴富，这给中国价值投资者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证券市场周刊》:再谈谈招行吧？

　　但斌：从全球来看，金融业是一个能缔造伟大企业的行业。这不完全是因为规模比其他行业的公司大，而是靠企业文化和经营的效率，将一个小银行不断做成大银行。而且金融企业有一个特点，只要不出事，一百年以后一定是大企业，因为银行的经营也是累积财富的过程。具体到招商银行，总的来说拥有很好的经营记录，还在稳稳地走下去，金融企业一直能做到这一点会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对中国的GDP增长情况做一个大概判断，2020年到2030年中国GDP达到美国的1/3，招商银行假如还是第五大，还是以目前的速度扩张，你可以算算招行有多大市值。

　　《证券市场周刊》:我们知道你也很看好茅台，对于这个第一高价股你是怎么看待的？

　　但斌：我们投资茅台有3年了。茅台今年8月份销售了8000吨，到2015年能销两万吨，茅台镇所有能够用来造酒的地方大概可以生产10万吨，这才刚刚开始。由于中国的城市化还在加深，收入水平越来越高以后，相应的消费人群会增加很多。

　　中国的白酒其实有它的核心竞争力，问题是怎么让世界来认识中国最好的酒。在世界六大蒸馏酒当中，中国的白酒是惟一用纯粮食酿造的。因为是这种工艺，如果瓶口密封解决好以后，茅台这种酒理论上可以放1000年，越放越值钱，就像欧洲的红酒。现在中国白酒的出口量越来越大，茅台酒现在还只是中国的品牌，但为什么不能成为世界品牌？也许有一天法国人喝五粮液(14.63,-0.12,-0.81%)，英国人喝茅台，都有可能。

　　《证券市场周刊》:公募基金这些年发展的很快，但是对于其投资绩效有各种说法，对它们的表现怎么看？

　　但斌：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影响公募基金绩效的主要因素是它的“双10%”规定，再好的股票不能够超过10%，超过部分要卖掉，这就决定了公募基金的表现。比如一个公募基金5%的钱买了汇丰，投资30年，可能汇丰涨了500倍，但因为超过10%就要卖掉，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钱赚到了500倍。我们不一样，我们可以买20%、30%，而且让这部分投资一直涨下去，一直不卖。中国的企业中，真正的好企业本来就很少，这样的企业你又买得少，要长期获得高收益真的很难。另外，根据我们对投资组合理论的理解，大概7只股票最好，超出了可能很难达到最大收益，降低了风险可能就稍微大一点。而且在一个经济体当中，企业的构成像金字塔，卓越的企业就是塔尖那几个。好股就那么多，你的资金越集中在金字塔的顶部，收益越高。优秀的公司很少，而了解清楚一个公司很难，但是了解清楚后，要敢于重仓。

　　《证券市场周刊》:你的财富观是怎样的？

　　但斌：财富应该被谁驾驭，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如果有上帝，上帝会选择把这些财富交给谁来管理，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中国的富豪老出事？如果这个人不义，上帝不会把更多的财富给他。

　　资本市场的本质，就是把社会财富放到最有效率的一个企业里，让最能干的人、最好的团队、有最好文化的企业来运用财富，让这些人去创造财富。比如说他想做酒，想做茅台酒，但是他做不了，那把钱放在茅台里面，让茅台酒厂不断地壮大，然后获得好的收益，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巴菲特就是在做这样一个事情。

　　《证券市场周刊》:你的资金有没有做一些实业？

　　但斌：没有，做实业本身很辛苦，做投资需要纯净的心灵。投资主要是一个求内在的东西，它不是求外部。这个跟做实业不一样。

　　但斌

　　东方港湾投资管理公司是将价值投资思想与中国资本市场相结合的最坚定的实践者之一，公司专注于中国优秀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公司成立于2004年，主要股东是钟兆民和但斌，但斌在东方港湾任职董事总经理。早年但斌曾在国泰君安和大鹏资产管理公司等投资机构中任职，从1992年开始从事证券、期货研究和投资的但斌，从研究而投资，最终成为私募基金经理。

hefeiddd 发表于 2007-11-26 06:50

弗里德曼论通胀、外汇及亚洲金融危机

证券时报·财经周刊，1999.5.14侯明清编译

编者按：米尔顿·弗里德曼可谓是本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货币主义学派的鼻祖。86岁的弗里德曼与61年的发妻露茜在前不久来香港访问前，曾接受美国《福布斯》杂志记者的采访，就通胀、外汇管制及亚洲金融危机发表见解。今年5月3日的《福布斯》发表了这一记者采访录，本刊特此译出，以飨读者。

问：一般都有这种说法，只要通胀消失了，就该担心经济萧条了，你怎么认为？

答：我看不到丝毫的萧条迹象，却看到进一步通胀的某些可能性。我认为美联储的政策过度扩张了，当然，目前已经开始紧缩。

我们现在所处时期就像60年代，当时没人注意货币供给方面的问题，后来便发生了严重通胀。80年代时，人们就都十分注意货币供给了。现在人们又把货币供给问题忘了，这一问题就会再次出现，把人们吓一跳。

我还要起紧补充说，在过去的多次经济萧条发生前，经济评论家们也未见到任何经济萧条的迹象。我认为萧条并非出现在不可避免的经济内在周期循环过程中，而是由突如其来的动荡引发。美国经济过去两三年表现如此之好，其中部分原因是东亚经济表现如此之差，使美国的进口费用降低，同时成为投资的理想之地。但东亚经济一定会好起来，也许不是别的原因，正是东亚经济的复苏，才会使美国经济走下坡路。

日本拥有完全复苏的经济实力。从现在起再过一两年，日本经济就可以重现生机活力，对此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日本经济复苏将使全球提高利率，从而可能导致美国经济不稳定。

问：日本政府应当加印钞票，这是你在97年12月底接受本刊采访时所发表的意见，现在看来他们似乎接受了你的意见。

答：谁知道呢？关于日本经济方面的消息，人们听到的大相径庭。日本经济的复苏过程应是货币扩张政策再加上金融体系改革。短期内货币扩张政策最有效，当然还要辅以减少某些不当的财政刺激政策。日本正在大力兴建公共设施，这些公共设施只能产生负回报，这样做是在浪费金融资产。

问：此次亚洲金融危机基本上是由亚洲各地政府的汇率处置失误所造成，这样说对不对？

答：完全正确，完全正确。请注意，在此次汇率危机发生之前，亚洲地区没有一家政府采取过浮动汇率制。人人都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可就没有人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即也算亚洲地区国家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却在危机中安然无恙。日本也是，虽然日本国内经济问题很多，但并没有出现汇率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为东亚金融危机负极大责任。正是该组织的存在，以及此前曾援助过墨西哥金融危机，给人们造成这样的认识，即发生这类金融危机时，该组织应当负责协调国际金融机构，因此导致过量的国际游资涌入东南亚地区；另外，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采取联系汇率的作法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起了重要作用。目前世界上一共有3种汇率形式，第一种是真实固定统一汇率，香港、阿根廷、巴拿马就是这种形式；第二种是真实灵活汇率，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都是这种形式；第三种是联系汇率，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前的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都采用这种形式。

在真实固定汇率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事可做，一切由市场自行调节。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钟情于联系汇率国家也就不足为怪了，而恰恰就是这些采用联系汇率的国家才引发了危机。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不会有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

问：人们会说，你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墨西哥不是很成功吗？美国财政部不是已经把钱连本带息收回来了吗？

答：谁说对墨西哥的援助是成功的？去问问墨西哥人吧，不过别问摩根公司的人。对把钱借给墨西哥的人来说，这确实是次成功的援助，但墨西哥的国民总产值和人均收入现在却比10年前还低，而且经历了一次可怕的经济大萧条。墨西哥政府把国内积蓄全部用来偿还外债了。因此我并不认为对墨西哥的经援是成功的，反而是次可怕的失败。

就美国而言，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放弃汇率稳定基金。这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组织，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它了。它成立于1934年，通过推高金价获得帐面赢利来筹资，目的是稳定外汇市场，但它可以影响美国财政部的对外政策。

问：那就是他们援助墨西哥的原因吧？

答：正是。美国国会当时不批准这一援助，但在外汇稳定基金的影响下，克林顿总统行使了他的总统权力，做出了援助墨西哥的决定。

问：在加拿大，人们都在议论干脆实行货币美元化的问题，《福布斯》杂志专栏作家汉柯就是货币美元化的吹鼓手，他建议在阿根廷等国家也实行货币美元化，你怎么认为？

答：如果我是个阿根廷人，我就要反对！这实际上意味着要阿根廷接受美国的货币政策，这与实行货币欧元化没有区别。阿根廷将无法运用自己的金融工具。如果美国的货币政策持续正确，也许这还可行，但谁能指望这一点呢？回头看看1982年到1983年：当时的美元供给量多了一倍，而与美元挂勾的智利却因此陷入严重的经济萧条，多年后才得以复苏。

问：问题在于这并不完全是美国金融当局的错，而是那些国家的经济环境不同。阿根廷经济与美国经济到底有多大联系？

答：并没有多大联系。加拿大倒联系更大些。作为经济问题，这样做确有道理。货币是一国主权的重要象征。我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想独立，就应尽可能地保持其主权象征。

问：各国实行货币美元化对美国的货币政策有什么影响？

答：对象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影响微不足道。如果换成加拿大，就会影响大得多。而如果你采纳我的观点，实行恰当的货币政策，即不要中央银行，让美元固定升值，那不管你让多少个国家的货币美元化，都没关系，因为这些国家都会出现同样的经济发展。但这并不现实，央行必须存在。

问：真的必须存在吗？

答：对，我看必须存在！由于政府人士总想独断专行，所以央行须酌情行使其权力。否则人们不仅要阅读美联储关于全国12个区经济区划的经济报告，还要看加拿大银行和阿根廷银行的报告，我看人们根本无法把这些报告吻合起来，再说人们并不必这些国家负政治责任。

问：1988年12月你接受过我们的首次采访，记得你那时曾说过，经济开放，美国说法就是大政府，已经死亡，不过要它躺下来却需要很久。做为整个经济的一部分，美国政府的开支现在已从战后高峰下降，但税收却越来越高。你怎么看？

答：一方面，政府已从管经济转为管社会，如治理污染，帮助残疾人，等等，另外还放松了对航空和通讯等行业的管制。由于对后两类行业的管制放松表示欢迎，许多人反而低估了前面的政府功能转化的重要性。

我简直不敢相信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会如此短视，竟要求政府插手调查微软公司有无垄断。这样做不但需要大笔法律费用，还会促使政府制定某些限制行业发展的规定，结果将对这一行业造成远比微软能造成的大得多的危害。

除此之外，如果还能有站得住脚的经验观察，那就是政府将花光它所能收到的钱，此外还要加上它能捞到手的任何钱。当然，我认为已经现出一种新现象，这种新现象将有效地监督政府开支和税收，这就是互联网。

问：为什么这样说？

答：互联网交易使美国各州政府流失了千百万美元的税收。而如果政府想从互联网上收税，这些交易就会转移到百慕大或中国或世界上其它低税国家进行。目前互联网上还无法进行现金交易，但不久就可以。一定会出现一种现金支付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使你把钱转给我的时候，我并不知道钱经何处来，而你也并不知道钱经何处走。这样的话，政府怎么能对这些交易收税？

问：他们一定会想出办法吧？

答：那些创办互联网的人更聪明，政府不会成功的，就像他们现在无法阻挡合理避税一样。

问：既然我们谈起避税，而不是逃税，那就需要有这样一些人，这些人绝对不想受法律限制，对吗？

答：（笑）你为什么非要遵纪守法？

问：那是因为税收体制以人们的相对诚实为基础，不是吗？

答：人们都是相对诚实的，但是却受到了腐蚀。我观察到的最大腐蚀发生在英国。我清楚记得二战结束后人们当时对外汇管制的态度：完全是按规距办事，即使他们知道逃税不会被发现，也不会去逃税。可今天的英国人，在逃税方面丝毫不比美国人差。随着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他们就越来越不想交税。如果没有预扣税这一规定，政府今天绝对不会收到这么多税。

问：如果人们都去犯法，那岂不会出现道德败坏问题吗？

答：可多年来意大利经济一直很好的唯一原因就是黑市啊。

问：但是意大利并不是国内政府稳定的典型啊？

答：当然不是。我想说的是，互联网将迫使政府缩小规模，政府将通过加强税法来调整自身，但更须通过缩小规模来适应社会发展。

hefeiddd 发表于 2007-11-26 06:51

巴菲特的弱点

巴菲特的弱点


国际上，这些投资大师当中，我最喜欢的是沃伦.巴菲特。尽管他还有些弱点，但这仅是白玉微瑕，不掩其美。
　　　　巴菲特优点很多，最让我敬佩的是这位大师的大魄力、大思维、大手笔，其朴实无华、锲而不舍的优秀精神品质值得金融后辈努力学习。
　　　　市面上，关于赞美巴菲特老人的著作数不胜数。我想巴菲特他老人家自己也看腻了、听够了。今天我主要想谈的是他老人家的弱点。
　　　　我想如果大师有知，也至少会感觉耳目一新吧？！
　　　　巴菲特的主要弱点是：对企业的价值分析较为精通，而对交易市场的行情分析和研究较为有限。
　　　　我认为“投资”和“投机”实际上是一体的，不应有本质的区别。不可能有纯粹的投资，“投资”中必然要寻找市场机会，投资中肯定要有投机的成份，只是投资相对“投机”来说，投资者需要目光更远大、研究更深入，分析更理性而已。“投资”和“投机”只是层次不同，并非本质不同。正如巴菲特本人所讲的，“投资”的定义应该是：今天投了一笔钱，明天希望收回更多的钱，从这个定义来理解，二者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如果说有区别，也只是“投资”更偏重对企业的研究，“投机”更顷向于对市场的掌握。
　　　　我认为只有市场行情分析的“投机”和价值分析的“投资”兼容并蓄才是最完美的交易，才是大道。巴菲特应用其“安全边际”时就必须要捕捉短期的市场机会，这种机会来自于优秀公司出现暂时问题或市场暂时过度低迷而导致优秀公司被市场过度低估的市场机会。比如1964巴菲特把握年美国运通公司的仓库危机而导致其市场股价暴跌的机会，重仓买入，5年后上涨5倍。1973年，在美国股市崩溃时，多次入场，大量买入联合出版公司的股票，8年后涨幅7倍。
　　　　所以掌握市场机会、研究市场中短期机会的行情分析——“投机”当然对“投资”有着巨大的影响。如何能更好的把握行情机会，是每一个交易者都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可惜，巴菲特在中短期市场行情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原因是因为巴菲特认为短期市场波动是无规律的而放弃了对市场行情的的深层次研究。
　　　　一、巴菲特对市场行情的分析都是基于企业“价值”这一出发点分析的。而价值的估值的变现，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过程。往往错失一些市场机会。 例如巴菲特1969年判断出市场头部，就解散其合伙公司，实际上1973年市场才崩溃。
　　　　二、巴菲特的买入和卖出股票，也仅是基于价值估值这一个出发点的。在这种情况下的，1973年2月巴菲特在27美元大量买入《华盛顿邮报》的股票，到5月的时侯跌到23美元，他又买入，过后价格还是大跌，巴菲特继续买入，到9月时，他已成了《华盛顿邮报》的最大外部投资者。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不断被套的。介入时，由于只顾个体价值而忽视整体行情的深入研究，时常在当时的交易价格成本和时间成本较高。对长期的收益回报实质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大家很容易计算出3元的成本，10年上涨达到30元和2.5元的成本在10年后达到30元，前后者其间收益率的巨大差异！
　　　　巴菲特重仓持有的吉列公司股票，从1997年到2003年底，其价格不断下跌，巴菲特持有吉列股票的市值从48美元下降到30多亿美元。在这期间持有6年，负增长10多亿美元，由原来的获利8倍，变成获利6倍！
　　　　巴菲特注重企业价值这一原则，是极为正确的，也是其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其“安全边际”原则，就是在企业定性基础上的主观“定量”打折。这种得出的估值严重脱离了市场，在市场中短期波动面前显得较为主观和机械。使其长期收益大打折扣。
　　　　如果你和巴菲特进行中短期投资的比赛，你可能会有较高的胜率。但是巴菲特大师一定会断然拒然这一比赛的。因为这不符合他只在自已能力圈范围内进行投资的原则。

hefeiddd 发表于 2007-11-26 06:52

杰西.李佛摩传奇一生

杰西.李佛摩传奇一生


（名言）「用盡心機，賺不到錢；縮手不動，錢財上門。」
　　
　　（上）獨行其是的曠世奇才

　　1877年7月26日，傑西?李佛摩（Jesse Livermore）生於麻州，家境窮困，父親在新英格蘭與天爭地，務農為生。生活現狀不能滿足年幼的傑西。父親要他輟學，子承父業，才十四歲的他，毅然離家遠走高飛。他啟程前往波士頓，口袋裡只裝著母親給的幾塊錢。他在潘偉伯公司（Payne Webber）找到一份抄黑板的差事，工資微薄，每個星期才領六美元。潘偉伯雇有行情收報員，坐在營業廳，行情收報機的股票報價一進來，就得儘快扯開嗓門大喊。李佛摩的新工作，是一聽到報價喊出，趕緊將數字抄寫在大黑板上。黑板蓋滿了這家經紀公司的整個牆面。

　　李佛摩在學校數學本來就很好，華爾街的報價行情，正好投其所好，儘可發揮所長。他天賦異稟，數字過目不忘，有如相片般牢記腦海裡。其實，小時候在學校，他一年就念完三年的數學課程。他趁在潘偉伯上班之便，記住各種股票的價格和代號。他像渴馬奔泉般，貪婪地研讀行情，全神貫注緊盯著報價紙帶。他也開始作筆記，把抄黑板時抄到的數字記下來，而且很快就發現，裡面有一些型態躍然紙上。他在像日記般的筆記簿裡記下幾千筆價格變動，埋首研讀它們，尋找那些特殊的型態。由此可見，李佛摩才十五歲，已經十分認真地研究股票型態和價格變化。「在職訓練」讓他親眼目睹股市裡面的交投活動，以及人們如何參與市場。他注意到，大部分人的行為舉止亂無章法，不照一定的規則或既定的計畫去做，也不肯下工夫研究股市和它的走勢，所以投資股市穩賠不賺。

　　他的第一筆交易，是和朋友一起做的。他們湊了五美元，買百靈頓（Burlington）的股票，因為李佛摩的朋友認為這支股票會漲。他們在一家空殼證券商（bucket shop，譯註：空殼證券商是指不誠實且未登記的證券經紀商，利用客戶的資金，投機性買賣股票和商品，或者接受客戶下單買賣，卻未透過交易所進行交易）下單買賣。空殼證券商很適合拿小錢去投機。投機客基本上是賭股價下一步往哪裡走。也就是說，這是非常短線的操作。你也不必真的擁有股票，才能放手一搏，但是萬一股價走勢對你不利，賠掉10%之後，你會遭到斷頭的噩運。這等於是實施10%保證金的規定。李佛摩因此養成習慣，在操作生涯的大部分時候，恪遵嚴格的認賠出場守則。隨著時間的流逝和經驗的累積，他更上一層樓，能在損失不到10%的時候，就斷然認賠出場。

　　投資百靈頓之前，李佛摩查了他的筆記簿，看了它最近的交易型態，相信價格一定上漲。所以說，他在十五歲的時候第一次買賣股票，而且最後分到3.12美元的利潤。

　　他繼續在空殼證券商交易。十六歲時，靠交易股票賺到的錢，已經多於潘偉伯給他的工資。等到賺進一千美元，他辭掉工作，全心全力在空殼證券商交易股票。

　　李佛摩賺進很多錢，損害到空殼證券商的利潤，二十歲那年，波士頓和紐約兩地的空殼證券商都下達禁足令，不准他進場買賣（但他依然來回涉足兩地的空殼證券商，如果在某座城市被發現，就跳到另一座城市去操作）。由於操作十分成功，有人稱他是「拼命三郎」（The Boy Plunger）。空殼證券商不想和他扯上關係，更不希望看到他用贏錢的操作手法，從他們的號子不斷把錢掏走。

　　李佛摩躊躇滿志，決定前往紐約，操作紐約證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掛牌交易的股票。畢竟，那裡是群英薈萃之地，他準備在這個廣闊的天地裡一試身手。他選了一家經紀公司開立帳戶，用2,500美元當本錢。以前在空殼證券商操作股票，帳戶裡的資金一度高達一萬美元。

　　好不容易賺來的利潤慢慢賠掉，李佛摩嘗到苦頭，終於曉得操作不見得一直那麼容易。因此，他開始分析自己犯下哪些錯誤，造成虧損。詳細分析過去的錯誤，成了李佛摩日後十分重要的成功特質。這也是他最佳的學習工具之一。
　　
　　◎（抽言）詳細分析過去犯下的錯誤，是李佛摩十分重要的成功特質。◎
　　
　　李佛摩在第一階段的分析期間，學到一個教訓，那就是他性子急，老是認為非進場操作不可。急性子到了市場，往往一時衝動就操作，卻很少能夠獲利。他因為這個錯誤，付出慘痛的代價；但是直到今天，許多交易人還在犯相同的錯誤。

　　李佛摩並沒有在紐約揚名立萬。六個月內，不但賠個精光，還向經紀公司告貸500美元。他帶著這筆錢重作馮婦，回到空殼證券商撈取賭本。他發現，空殼證券商一向立即報價，紐約則延後報價。他那時的作法，是根據即時報價，迅速交易。兩天後，他抱著2,800美元回到紐約，並將500美元還給經紀公司。

　　不過，回到紐約後，他發現操作起來還是比他想像困難得多，依舊只能勉強打平，只好最後一次重回空殼證券商。李佛摩掩飾身分進場操作，帳戶裡面的錢果然很快增加到一萬美元。就在這個時候，空殼證券商的老闆終於又逮到他，永遠禁止他進門。

　　1901年，股市展開強勁的多頭行情，李佛摩在紐約操作紐約證交所掛牌的股票，作多（買進）北太平洋（Northern Pacific）公司的股票，一萬美元轉眼間變成五萬美元。接著，他認為股市就要短暫回檔，於是建立兩個空頭部位（先向經紀商借股票賣出，再以較低的價格買回，賺取其中的差價），想不到已經到手的利潤很快全吐了回去。這兩筆操作雖然賠錢，但他原來的看法是對的，可惜因為成交量龐大，造成延誤，股價一反轉，馬上就賠錢。

　　這次的經驗，讓他體會到在紐約證交所執行非常短線的交易十分困難。李佛摩曉得，組織化的交易，過程比較複雜，不同於空殼證券商即時進行的交易環境，所以必須學習如何適應。1901年春，李佛摩再次賠個精光。不久，他發現一家交易混合式證券、新開張的空殼證券商。他想，進場交易這些混合式證券，也許很快又能撈到一筆本錢。前後約一年的時間內，他真的賺進不少，直到也被這些空殼證券商發現，並且謝絕往來。

　　李佛摩一而再，再而三賠損，這教會他一件事：人必須賠上白花花的銀子，才會弄懂市場的運作方式。為了成功，他不到黃河心不死，並且繼續從本身的錯誤和經驗中學習。

　　這個時候，他也發現了時間要素。股票交易的時間要素，是指操作時務必保持耐性，時日一久，一定有所獲。這和人生中大部分的努力沒有兩樣。它的另一層意思，是指瞭解股票是怎麼交易的。空殼證券商的時間要素非常短暫且緊迫，因為它們的設立和經營方式，賭博成分比較濃厚。紐約證交所的時間要素，則延遲較多，不是立即成交。另外，在紐約證交所買進股票，真的就持有一家公司的股份。紐約證交所的運作方式和空殼證券商的經營方式，有時間上的差異，所以市場參與者必須對未來的時間做出更多的反應。這便需要保持耐性。多年後，耐性成了李佛摩的一大特質，好幾次操作更因此而大賺特賺。時間要素也向他證明：股票投機成功之路，得走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市場參與者不會一夕致富。
　　
　　◎交易股票務必保持耐性，時間一久，定有所獲。◎
　　
　　他對這件事深信不疑，因為他手上的資金，已經上下來回好幾趟。年紀輕輕，他已經創下多項紀錄。十五歲那年，他賺到第一個一千美元。不到二十一歲，賺進第一個一萬美元。帳戶裡的資金，曾經上升到五萬美元，兩天後，又全部還給了市場。他嘗盡市場上的酸甜苦辣，卻依然鍥而不捨，因為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將靠市場過生活。
　　就在此時，李佛摩定義了一件事。他把事前研判市場動向的行為，定義為賭博。尤其研判市場將往哪裡走，是很難做到的事，而且他發現機率對散戶交易人不利。他把「投機」定義為能夠保持耐性，而且只在市場狀況發出適合投機的訊號時才有所動作。＃他很早就不斷學習超群出眾所需的新技能，也嚴以律己、堅持不懈，時時改進本身的操作守則。＃

　　這時的李佛摩，稱不上是專家。他聽信別人所說的話和他們所謂的「小道消息」。他的操作次數也太過頻繁。他犯下的另一個錯誤，是太早獲利了結，尤其是在多頭市場中。這段時期，他也發現大盤的重要性，認清和瞭解市場整體的表現，以及大盤如何影響大部分的股票，是很重要的事情。他必須學習如何解讀市場目前的所作所為，以及現在處於什麼階段，而不是嘗試去預測它將來會做出什麼事。
　　
　　◎解讀市場目前的所作所為，以及現在處於什麼階段，而非嘗試去預測它將來會做出什麼事。◎
　　
　　早年的李佛摩懂得不斷學習。他發現，在股票市場中失去耐性，是一個人所能犯的最大錯誤之一。經由經驗，他學會對自己的判斷信之不疑。他用心觀察，所以對自己的判斷滿懷信心，也不會因為市場經常發生的小波動而分心。
　　經驗日積月累，他的策略開始開花結果，到了三十歲，操作起來更為得心應手。這時，他發展出＃試探性操作策略＃（probing strategy，本章後面會談得更詳細）。另一個他採行的重要策略，則是＃金字塔操作策略＃（pyramiding strategy）。

　　金字塔操作策略，也是本書介紹的其他所有傑出交易人遵循不悖的重要操作守則。金字塔操作法是指在股票上漲途中加碼經營。不妨想像，這套策略在當時聽起來多麼背離常理，因為大部分人都認為，要買到便宜貨，應該逢低承接，而不是愈買愈高才對。李佛摩的想法卻不同，他認為，最近買進的股票，如果走勢證明你是對的，放手買進更多，這個觀念會使你得到的報酬錦上添花。李佛摩發現，觀察一支股票的價格走勢而買進之後，如果價格繼續上漲，那麼從股價的走勢，能夠證明他做對了決定。做了正確的決定，這件事獲得證實，足以證明他應該繼續買進更多的股票。錦上添花的效果，會使股票投資利益更上一層樓。

　　1906年底，市場的上升趨勢難以繼續維持，李佛摩於是將試探性操作策略和金字塔操作策略用在放空上，隨著價格下跌，空頭部位的規模愈來愈大。1907年的空頭市場初期階段，他的放空操作獲利十分可觀，不到三十一歲，已經當上百萬富翁。

　　李佛摩看準了1907年的崩盤，10月24日軋平和回補空頭部位，一天之內就賺進300萬美元。1907年10月，當時最具影響力的金融家摩根（J.P. Morgan）注入必要的流動性到市場，維持市場繼續運轉不墜，把華爾街從近乎崩潰邊緣拯救回來。摩根甚至親自直接向李佛摩致意，請他停止放空。連大名鼎鼎的摩根，也承認李佛摩在市場上呼風喚雨的力量，可見李佛摩在華爾街的聲名和影響力之一斑。


（中）華爾街大空頭
　　到這個時候，李佛摩確實成了華爾街上的知名人物。新富李佛摩發現，大錢要靠市場大波動來賺取。他的空頭部位在1907年的股市崩盤大撈一票，因此贏得「華爾街大空頭」（The Great Bear of Wall Street）的稱號。在那些賺錢的年頭裡，李佛摩一再表示，他相信股市分析必須一做再做，永不止息；這是操作成功缺之不可的要素。
　　
　　◎成功操作股票不可或缺的有利要素：永不止息地做股市分析。◎
　　
　　征服股票市場之後，李佛摩也揮軍直擊商品市場（commodities market）。他和當時人稱棉花大王的帕西?湯瑪斯（Percy Thomas）搭上線。不過，李佛摩開始和湯瑪斯往來時，湯瑪斯已經因為幾次操作不順，失去所有的財富。不幸李佛摩這時的耳朵是用棉花做，因為他看重湯瑪斯以前操作得很成功，仍然被視為棉花界的傳奇人物。湯瑪斯說服李佛摩建立棉花部位。李佛摩很快就發現，他的棉花多頭部位損失慘重。這次棉花交易，賠掉以前獲利交易賺進的幾百萬美元，主要原因是他打破了早年花很多時間好不容易發展出來的許多市場操作守則。

　　李佛摩違反了獨自操作，不輕易聽信他人之言的守則。他也違背迅速認賠出場的守則，繼續死抱賠錢的部位。這次的經驗，令他情緒激昂，為了把錢撈回來，不顧一切拼命操作，結果賠得更慘。李佛摩現在深陷債務之中，債權人多達好幾位。他意氣更為消沉，開始失去信心，而這種心理狀態，是股票交易人的殺手。

　　李佛摩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操作才恢復獲利。從1910年到1914年，市場大致平中帶軟（1914年8月到12月中旬，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市場關閉）。這時李佛摩已經一文不名，抑鬱寡歡，積欠債權人100萬美元以上。再說，這些平軟的年頭裡，市場也缺乏大好機會。為了讓頭腦冷靜下來，蓄積重回遊戲場的實力，1914年他決定宣告破產。不過，他的運氣還是相當背。1915年，處於戰時的市場漲勢中，一家經紀商借他五百股，價格不限。六個星期的時間內，他什麼事情也沒做，只顧著研究市場和觀察行情。他注意到，股票會建立起某些標準價位（par level）。這個古老的操作原則，其實他在空殼證券商操作時曾經用過。所謂標準價位，是指一支股票站上每股100美元或200美元等整數數字後，繼續上漲的可能性很高。

　　他以98美元的價格買進伯利恆鋼鐵（Bethlehem Steel），看著它漲上100美元後繼續上揚。價格漲到每股114美元，再買500股。隔天價格升抵145美元，他出脫手中持有的1,000股股票，獲利5萬美元。這筆交易有助於他恢復信心，促使他再次遵循自己的操作守則。帳戶裡的資金一度達到50萬美元，1915年結束時還剩15萬美元。

　　1916年底，李佛摩開始放空。市場很快就轉為下滑。當時非常有名的「洩密案」爆發，傳說威爾遜總統即將向德國人提出和平計畫，導致許多領先股作頭反轉。華爾街認為這是利空消息，因為會傷害戰時供應物資給外國的經濟榮景。李佛摩的朋友巴魯克（Bernard Baruch；第二章的主角）也在市場放空，據說靠洩密案賺進300萬美元。國會成立一個委員會，調查洩密案，傳喚巴魯克和李佛摩作證。巴魯克坦承那段期間，他的空頭部位獲利47萬美元，但堅決表示，絕不是靠預先取得傳言中的資訊。不過，紐約證交所還是頒訂一條新規定，不准依賴洩密資訊進行交易。當然了，這條規定很難執行，卻由此可見李佛摩和巴魯克當時在市場上的影響力。李佛摩則表示，1916年股市上漲期間他作多，稍後幾個月市場重挫時放空，合計賺進約300萬美元。

　　1917年4月6日，美國捲進第一次世界大戰。李佛摩在市場上多次操作都告捷，開始償還以前積欠的所有債務。不過，從法律面來說，1914年聲請破產後，他其實免除了償債的義務。四十歲那年，他也設立一個信託帳戶，確保自己不會再次破產。
　　
　　　　聲譽再起

　　1917年，李佛摩恢復了在華爾街的顯赫聲譽。1917年5月13日，《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說：「華爾街浮誇不實的交易人退場：目前的投機客和以前煽風點火的市場炒手比起來，更像是學生和經濟學家。」這篇文章特別提到李佛摩和巴魯克，並且進一步點明他們是市場大戶，也是華爾街上深具影響力和成功的股票交易人。
　　1920年代，李佛摩認為，經驗是在市場上繼續成功的關鍵要素之一。他身為華爾街最優秀和最成功交易人之一的聲譽與日俱隆。他實現了美國人的夢想，因為遵循本身的操作守則而積金累玉。他始終認為自己是市場上的學生，必須持之以恆，不斷學習。李佛摩深信，沒人能夠精通市場。
　　
　　◎李佛摩深信，沒人能夠精通市場。經驗是在市場上繼續成功的關鍵要素之一。◎
　　
　　大約這個時候，他開始認知到，＃發掘市場強大走勢中的真正領先股，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他持續研究領先股如何脫穎而出，並且綻現強勁的漲勢。他下工夫研究行情，提升自己對市場如何運作的認識，進而改善他的行業領先股方法。他發現，市場每次發動新的強勁上升趨勢，通常會因為濃厚的獲利預期心理，而在新的領先行業中，製造這些新的領先股。他因此一再見到基本面對市場和股價走勢十分重要。他也發現，同一股群中的若干股票傾向於齊上齊下，以及領先股群傾向於與大盤亦步亦趨。這些發現，對於他在1929年股市大崩盤中登上更高的巔峰大有幫助。
　　從1928年冬到1929年春，多頭市場全力奔馳。李佛摩一路作多，獲利可觀。他接著開始留意市場的頭部是否將形成。1929年夏初，他軋平所有的多頭部位，改為逢漲必賣。他也認為市場已經漲過頭。他看到市場大漲之後，開始出現橫向移動的交易型態，一改原來的激升走勢。他開始往空方派出探子，探查情勢。

　　李佛摩的試探性操作策略，是在操作之初先建立小部位。如果操作順利，只要走勢往他預期的方向行進，就繼續加碼買進（或者放空）更多的股票，這即是他的金字塔操作策略。他總是在價格上漲途中，執行逢高攤平操作，而不是下跌時逢低攤平（averaging down）。逢低攤平的操作方法，在他那個時代，以及現在大部分時候，都是比較多人使用的方法。他會向許多不同的營業員下單，以免行蹤被華爾街發現，因為金融圈內不少人對他的操作力量和名聲很感興趣。

　　試探性操作策略如果開始建功，李佛摩就能確定市場正要反轉向下，因為價格已經以不可思議的速度上漲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這是本書所有傑出交易人運用的重要技巧之一。當一切事情看起來美好得無以復加的時候，他們總會留意市場中的蛛絲馬跡，藉以研判是不是就要變盤。

　　1929年，市場早就發出崩盤在即的許多訊號。那時的領先股已經停止再創新高價，走勢遲滯不前。「聰明錢」開始逢高拋售。幾乎每個人都用10%的保證金買了股票，而且認為自己早就成了股市專家，逢人就高談闊論股票經。這種熱過頭的現象，正是一個明顯的訊號，告訴我們：當每一個人都投入股市，就再也找不到更多的買盤力道，能將市場推得更高。

　　1929年10月，市場終於崩盤時，李佛摩坐擁幾個月來陸續建立的龐大空頭部位。這些空頭部位一經回補，數百萬美元的利潤應聲落袋。許多人因為無力補繳保證金而遭斷頭，據稱也有不少人從辦公大樓跳樓自殺，李佛摩卻大有斬獲，獲利之高，為歷年來難得一見。事實上，由於以前的「華爾街大空頭」盛名之累，許多人怪罪他造成股市崩盤，更有人因為失去曾經擁有的一切，揚言取他性命。崩盤後不久，《紐約時報》甚至刊出一篇文章，標題是「李佛摩據稱帶領一群人狂賣高價證券……」。

　　股市崩盤後，國會通過「證券交易法」（Securities and Exchange Act），成立證券管理委員會（Securities Exchange Commission），希望藉全面改革股票交易法規，把穩定和秩序帶進市場。縱使如此，李佛摩得到的結論是，他不必改變自己的操作守則，因為＃人性根本不會改變，而左右股票市場最後的力量，正是人性＃。
　　雖然李佛摩靠放空賺了好幾百萬美元（例如1929年），但是放空股票，要取得優異的成績，通常比較困難，因為承受的潛在虧損無限大。股票可以一直漲上去，但最多只能跌到零。放空操作要成功，也必須用更強的力量去控制你的情緒，而且反應必須更為快速才行，因為價格下跌的驅動力量是恐懼，價格上漲的驅動力量則是希望。由於恐懼激起的反應比希望快，所以你必須能夠因應市場整體心理面更快的變化。

　　李佛摩雖然賺得巨額財富，終其一生，卻得面對許多私人問題帶來的挑戰。他歷經婚姻不諧、離婚、其他的家庭問題，心如死灰，形如槁木。1930年代，他在操作上的收穫，不如從前，因此對自己遭遇的問題更加灰心喪意。1934年，他再度聲請破產，市場上傳稱，他失去僅僅五年前賺進的財富。從他因為私人生活問題而致心灰意冷，可以看出保持心緒平衡十分重要。只有這樣，才能在市場上持續獲利，並且避免犯下代價慘重的錯誤。李佛摩後來的種種表現，和他如日中天、譽滿華爾街時，嚴以律己的生活風格大相逕庭。
　　
　　　　成功紀實

　　1939年底，他決定寫一本書，談他的操作策略。1940年3月，李佛摩所著《股票作手傑西?李佛摩爾操盤術》（How to Trade in Stocks，中文版由寰宇出版）一書出版。這本書賣得並不好，主要是因為經濟大蕭條的陰影揮之不去，人們對股票市場興趣缺缺。但是這本原創性的著作，對所有渴望有所成的交易人，都是必讀好書。
　　新書出版後才幾個月，1940年11月28日，陷入深度抑鬱症的李佛摩舉槍自盡，立時身亡。

　　在李佛摩眼裡，股票市場是世界上最巨大、最複雜的挑戰。他最渴望和最大的樂趣，是把華爾街的這場遊戲玩得出神入化。李佛摩相信股票投機不只是純粹的科學，更是一種藝術形式。

　　許多人認為李佛摩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傑出的股票交易人。艾德溫?勒菲佛（Edwin Lefevre）1923年出版的投資經典之作《股票作手回憶錄》（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以小說體的形式，記述李佛摩的一生。直到今天，《股票作手回憶錄》仍是最多人閱讀和極力推薦的投資著作之一。理查?懷科夫（Richard Wyckoff）寫了一本小書，書名叫《李佛摩的股票操作方法》（Jesse Livermore’s Methods of Trading in Stocks），詳述李佛摩許多獨特的操作策略。多年來，談李佛摩的其他文章和書籍不勝枚舉，這個人傳奇性的一生，時至今日仍為人們津津樂道。
　　李佛摩以他的獨到創見，發掘在股票市場行得通和行不通的作法，為無數交易人指出一條明路。他孑然一身，注重私密，個人的操作和紀錄，不對外揭露。他為人所不敢為，率先買進價格屢創新高和突破阻力點的股票。反觀一般人則相信，買得愈低、愈便宜愈好。李佛摩常說：每次違背自己的守則，他一定賠錢；遵循守則，就一定賺錢。他投入無數的心力，分析市場和研究投機理論。生活上，則律己甚嚴，要求時時都能有登峰造極的表現。他犯過大部分人在市場都會犯的所有錯誤，但是他不但從中學習，更埋首閱讀報價行情和研究市場，持續不斷學習更多的知識。
　　多年來，他常被引用的一句名言是：「華爾街不曾變過。口袋變了，股票變了，華爾街卻從來沒變，因為人性沒變。」這句話點出了心理因素在市場上的重要性。他相信，由於希望、恐懼、貪婪和無知，人在市場中的行為和反應方式始終如一。這是無數的股票型態一再重複出現的原因。
　　
　　◎李佛摩說：「華爾街不曾變過。口袋變了，股票變了，華爾街卻從來沒變，因為人性沒變。」◎
　　
　　李佛摩也相信，股市是最難取得成功的地方之一，因為這裡牽涉到許多人和許多人性。人會研判股價的趨勢和未來的方向。這是很難一展所長的地方，因為控制和克服人性十分困難。李佛摩對市場的心理層面非常感興趣，曾經去上心理學課程，所花心血不亞於研究證券。從研讀這些課程，可以看出李佛摩十分熱中於瞭解市場的每一個層面，即使大部分人可能不認為那些領域和證券業搭得上邊。李佛摩願意掌握每一個機會，去改善他的操作技巧。

　　從1892年到1940年，李佛摩積極參與股票操作長達四十八年。這麼多年的經驗，度過無數次的興衰起伏、破產、驚人的財富，他發展出幾套操作獲利的策略。


（下）李佛摩的獲利之道：設定操作守則標竿
　　李佛摩的股票操作策略隨著時間而演進。其實，操作股票是他唯一真正的事業。他歷經多次的挫敗，也曾有多次春風得意的經驗。他不斷學習哪些方法在股票市場行得通，哪些方法行不通，努力追求完美。
　　以下逐一討論他設計的策略。追隨他的許多傑出交易人，也在他們本身的操作守則中執行這些策略。
　　
　　　（1）成功交易人的技巧與特質
　　李佛摩相信，成功的交易人必須具備一些特質；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操作股票。愚蠢、懶惰，或者情緒有欠平衡，尤其是想要迅速致富的人，不適合從事這一行。李佛摩認為，懷有一夕致富心理的人不宜進場，這一點很重要。

　　＃操作成功的關鍵之一，是瞭解前面所說的時間要素＃。李佛摩十分尊重時間要素，堅信不應該拿市場做為迅速致富的工具。以那種方式去看市場，極為危險，而且通常會落到恰好相反的下場。至於李佛摩後來一直處理不好，最後甚至以悲劇性的死亡收場的情緒平衡，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因為股票市場上的勝負，情緒之戰的成分濃於理性之戰。
　　李佛摩相信，＃鎮靜是操作成功必備的特質之一＃。他曉得，健全的精神平衡狀態——不被希望或恐懼牽著鼻子走──是成功交易人擁有的重要技能。耐心等候適當的機會現身，是另一項必備的技能。缺乏耐性的交易人，容易自暴其短，也是發生虧損的主要原因。另外，＃三緘其口，不將自己的虧損和獲利透露給別人知道，是非常重要的技能。始終不斷研究市場的工作倫理，同樣缺之不可＃。

　　李佛摩把股票投機當做專職工作，因為這件事必須全力以赴，才能交出優異的成績。成功的醫生或律師需要受過良好的訓練，並且努力鑽研本行知識。股票交易人也沒有兩樣。大部分人不認為股票市場需要像醫生或律師投入那麼多的心血。他們覺得，踏進市場操作股票，相當簡單，不費吹灰之力，因為只要指示營業員下單買賣就行。或者，聽些小道消息，然後採取行動，錢就會自動送上門。如果你沒有受過適當的訓練，並且取得執照，正常人不會請你開刀或者上法庭為他辯護。股票操作也是同樣的道理。這門技能必須日益精進。李佛摩將操作股票視為經營事業，不斷尋找新的方法，改善他的技巧。

　　他認為不可或缺的專門技術知識有：
　　* 控制情緒（控制影響每一位交易人的心理層面）。
　　* 擁有經濟學和景氣狀況基本面的知識（這是瞭解若干事件對市場和股價可能造成什麼影響的必要智慧）。
　　* 保持耐性（願意放手讓利潤愈滾愈大，是傑出交易人不同於平庸交易人的特質）。
　　
　　他認為必備的另外四種關鍵技能和特質是：
　　* 觀察──只看事實資料。
　　* 記憶──記住關鍵事件，以免重蹈覆轍。
　　* 數學──瞭解數字和基本面。這是李佛摩天賦異稟的長才。
　　* 經驗──從你的經驗和錯誤中學習。

　　　（2）嚴以律己的交易人

　　以誠實的態度保持正確的紀錄、自己動腦筋思考、自行做成決定，都是李佛摩嚴格遵守的重要紀律。每當不自己做決定，他一定賠錢。

　　李佛摩廣泛檢討所有的操作，尤其是發生虧損的操作。這是他最為堅持的特質之一，並且在事業生涯之初就刻意培養這種習慣。檢討過去的操作，對他是最好的學習機制，如此才能避免重犯過去相同的錯誤，防範將來繼續發生損失。
　　李佛摩後來遵守的另一個紀律（如果早點發展出來，也許能夠幫助他避開一些最低潮的時期），是拿出一半的利潤做為現金準備；這些利潤通常來自獲利高達一倍的操作。有了現金準備，他就不會破產，也能在市況反轉時，供應所需的資金。現金準備讓他有本錢掌握市況的變化，投機獲利。

　　李佛摩很早就學到的另一個重要教訓是，每天或者每個星期操作，是失敗者的玩法，不會取得太大的成功。他曉得，操作股票獲利的時機有許多，但有些時候，應該縮手不動，絕不操作。當市場缺乏大好機會，經常休息和度假，在李佛摩是健康的事情。這個紀律強迫他不要一天到晚操作個不停。有時退居場邊，當個旁觀者，可以比日復一日不斷觀察小波動，更能看清重大的變化。

　　李佛摩時時保持高度的警覺，埋首研讀行情，並且分析市場和個股的價格動向。他不但在操作上嚴守紀律，也律己甚嚴，這些，成了傳奇性的故事。例如，他每天清晨在住處閉門研究，時間通常選在早餐前一兩個小時。獨處的這段寧靜的時光，沒人打擾，對他來說十分重要。經過一晚充分的休息，他發現晨間作功課，頭腦特別清醒。他可以分析經濟狀況、前一天的新聞，然後決定他相信應該採取的適當行動，以及市場可能會有的反應。

　　他那獨行其是的個性，不允許別人的外力和他的思考過程相互牴觸。到了辦公室，他不准助手在工作時間講話，而且他整天大部分時候都站著。這麼做，是為了看清楚報價行情，也因為他相信，直立的完美姿勢，能讓他的思考更為敏銳。據說他的桌子乾淨得連一張紙也看不到，桌面整理得井井有條。李佛摩為了追求巔峰的表現，在操作上顯然自律甚嚴。
　　
　　　（3）開創新的操作守則

　　李佛摩採行的操作守則，有許多是他所獨創。他的成就，的確前無古人，因為沒人曾經大獲成功，能夠做為他學習的榜樣。所以他只好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他全神貫注研究市場，並且運用過去的經驗，努力確認股票市場上，什麼事情行得通，什麼事情行不通。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反覆摸索嘗試和日積月累下來的經驗，為後來的其他許多交易人鋪路，得以學習他的策略。

　　許多交易人陸續遵循李佛摩採用的基本原則，而且往往經由本身的錯誤去學習這些守則。舉例來說，李佛摩是最早在股價頻創新高時放手買進的交易人之一。一支股票在正常的回檔或回跌之後，量增價漲且寫下新高價紀錄，他會去買它。同樣的守則也用於放空股票：股價疲軟，屢創新低時，他會建立空頭部位。一再試探新低價的股票，他不會買。他絕不趁股價愈跌愈低之際，執行攤平操作，買進更多的股票。逢低買進的策略，稱做平均成本投資法（dollar cost averaging），是種失敗的策略，本書介紹的傑出交易人，無一採用。

　　李佛摩不看圖形，只看行情數字和價格動向。縱使不用走勢圖，高竿的行情數字閱讀人，還是知道交投熱絡的股票何時就要或者正在刷新高價紀錄。李佛摩是技巧高明的行情數字閱讀人，而這是很難精通的一門藝術。閱讀行情數字所以難，難在必須時時盯著它們不放，而且可能讓人情緒翻騰不已。做這件事需要非凡的定力和強大的守則，以免「套牢」在行情數字裡。傑出的行情數字閱讀人〔如李佛摩、傑克?崔佛斯（Jack Dreyfus）、傑洛德?勒伯（Gerald Loeb）〕，都根據他們的經驗，依賴從行情數字得到的感覺，而不是被捲入行情數字的情緒陷阱裡。

　　李佛摩也拿數學分析做為評估工具，不過，他需要的所有資訊，大多是靠專心一致注意報價行情中的價格和成交量動向而來的。打算買進某支股票的時候，如果價格上漲並創新高價，而且成交量顯著增加，那就發出了一個強烈的確認訊號，表示股票的需求十分堅穩。在李佛摩看來，成交量是個明顯的指標。他認為，不管是個股，還是大盤，高成交量都表示方向的轉變很有可能得到證實。成交量發出的訊息一展現在他眼前，他會試著充分掌握利用。當執行高品質的買進和賣出守則時，成交量是李佛摩可以倚賴的明顯訊號。

　　他視成交量增加為一種警訊，預示某件事情就要發生。到底會發生什麼事，對他可能不重要，因為行情數字的動向，已經是相當充分的證據。他認為，趨勢很強，是他需要的唯一證據。他其實不必設法瞭解到底是什麼原因，促使那麼多投資人終於決定對某支股票產生強烈的需求。如果走勢向上，趨勢很可能把那支股票拉高。如果走勢向下，趨勢則有可能將股價壓低。確認訊號告訴他，採取行動的時候到了。他的操作決定，是根據下一步走勢發生的機率和趨勢目前的變化。

　　在新高點買進，並不是不看其他重要的因素。李佛摩曉得，你必須在恰到好處的時點買進。例如，他會留意價格有沒有突破阻力水準。所謂突破阻力水準，是指股價走勢穿越曾經交易且建立的新最低阻力線。他會在交易的時候，確定阻力線的位置，然後等候那條線自行定義的時刻來臨。這被視為市場大波動或者基本趨勢改變之初，進場交易的完美心理時點。個股或者大盤都有可能發生這種事。走勢往哪個方向突破，對他來講也不重要，因為他除了作多，也放空。

　　他接著密切觀察股價的走勢，確定趨勢是否持續往那個方向行進。如果確實持續行進，那就確認了這個走勢，表示新趨勢已經確立。超過這個點，追逐股價過遠是不智之舉，因為那時走勢反轉的風險通常太大〔這和第五章中，歐尼爾（William J. O’Neil）對股價漲幅已大，繼續追高的觀點類似〕。這種走勢出現之前，交易人也不宜貿然買進，因為有可能買得太早，結果股價沒有往期待的方向行進。李佛摩希望股價走勢穿越這些關鍵點，引領他建立新的部位。他也將這些守則用在空頭部位上。如果股票跌到新低價，而且是在特定的點形成（從新低點拉高，然後跌破，再創新低），他會認為跌勢很可能持續下去，並且放手建立股票的空頭部位。

　　股價小幅拉回，接著突破這些區域，創下新高價的走勢，李佛摩稱之為「穿越最低阻力線」。這和運動中的人體很像。股價一旦突破最低阻力線，便獲得解放，能夠繼續往新的方向或趨勢前進。李佛摩認為，如果他已經作多，股價在這個點有最大的機會往上衝。同樣的，交易人務必等這些走勢出現才進場操作。這等於向他證實，市場就要往某個方向行進。對他來說，這套策略有如風險控管機制。

　　這種走勢也是市場趨勢中，心理動向的起點。如果市場不往那個方向持續進行，他就知道走勢已經證明不如所料，只好斷然迅速認賠出場。靜候那種走勢出現很重要。這需要很大的耐性。他會一直抱著現金，直到適合投入資金的那一刻來到。

　　成交量動向也必須嚴密地加以研究，觀察趨勢什麼時候停止往某個方向動。由於市場走勢永遠反映許多投資人的決策，這並不表示不會出現小幅回檔和正常的反轉波動。

　　李佛摩的操作守則中，另一個重要的關鍵，是集中全力操作新多頭市場中的領先股。他也將注意力放在個人處理得來的少數股票上。他會先等市場確認哪些股票是領先股，才進場操作。他集中火力操作領先股群，而不是分散投資到整個市場。他注意到新領先股群中的領先股，通常是漲勢最強的股票。他避開疲軟的行業，以及那些行業中疲軟的股票。也就是說，他不買便宜的股票。他發現，疲弱不振、價格下滑的股票，總是很難回升，所以限制自己只買正往前衝刺、交投熱絡的股票。

　　他會持續觀察市場，並且比較一支領先股和同業其他股票價格走勢之間的關係。他也注意到領先股群中，如果某支股票的表現異常突出，同一股群的一些股票也會有不錯的表現。他發現這是價格走勢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所以經常觀察相同股群中的許多股票，密切留意它們的動向。他相信，某一股群中的大部分股票，後市展望相同。他把這種現象稱做「顯而易見的股群傾向」。如果強勢市場中，某一股群的股票表現不是很強，他通常會將那個股群的部位軋平，或者完全避開那個股群的任何股票。

　　李佛摩操作某支股票時，一定會參考同一行業其他股票的走勢，希望及早發掘始料未及的狀況。他注意到，強勢股群中某支領先股的走勢開始趨於不利時，同一股群的其他股票通常也會追隨出現相同的走勢。由於不斷觀察，所以他隨時掌握領先股群和大盤的最新動態。

　　他也注意到，若干股群會展現季節性型態。交易人務必瞭解經濟周期如何影響若干行業，以及它們的周期如何影響個股的價格。交易人必須瞭解，股市通常會預先反映季節性活動。因此，事先研判幾個月後的行業狀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由於需要有這方面的認識，更強化了不斷觀察市場，以及留意經濟和基本面狀況的重要性。

　　李佛摩能夠看對1907年和1929年的市場頭部，是因為早在市場指數實際崩跌之前好幾個月，領先股和領先股群已經開始走軟。他認為，領先股一開始反轉，就應該提高警覺，因為其他股票往往會陸續跟進。1929年，他從1907年崩盤學到的教訓，有助於他充分掌握利用市場發出的訊息。經驗幫助他實現龐大的利潤。

　　李佛摩也發現，當領先股作頭反轉，不必試著去瞭解為什麼會這樣。他只看市場走勢，不浪費時間瞭解為什麼一支股票會下跌。他只需要知道股價確實下跌，並且據以採取行動就成了。他認為，「為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通常稍後會出現，因為股市十之八九總是反映未來的新聞。

　　為了在領先股群中的領先股穿越最低阻力線之後，正確買到它們，並且確保自己站市場正確的一邊，李佛摩執行他的試探性操作策略和金字塔操作策略。

　　＃進場操作之前，明智的作法是先瞭解大盤的趨勢＃。李佛摩相信，市場會將未來融入眼前。這正是難以準確預測市場將來會做什麼事的原因。市場總是做它想做的事，不做交易人期望它做的事。所以說，他在多頭市場中作多，在空頭市場中放空。市場如果橫向整理，他就抱著現金退居場外，直到訊號證實趨勢往某個方向走為止。發掘趨勢的變化，是很難做的事情，因為它和交易人目前的想法、作法恰好背道而馳。這是為什麼他開始使用試探性操作策略的原因。

　　李佛摩的試探性操作策略和金字塔操作策略，執行方式是先建立一部分的股票部位，直到買足他起初打算擁有的全部股數。所以說，在他實際著手買進之前，決定好到底要買多少股，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這是妥善的資金管理規劃下的產物，也是李佛摩的重要守則之一。他會先建立一個小部位，測試一下那支股票。這就叫試探性操作策略，目的是觀察初步的研究是否正確。如果股價走勢符合他規劃的方式，他會買更多，但陸續買進的股票，價位一定愈來愈高。

　　舉例來說，如果他已經確定好要買某支股票400股或500股，他會先等操作守則的其他所有條件都就緒再動手。接著，他會買進原始計畫部位的五分之一，也就是100股。如果股價走勢對他不利，他會把那些股票賣掉，承受一點小損失。要是股價游移不定達數天之久，他也會出場，因為股價的表現不如他原先所想。如果股價上漲，他會再買。第二次買100股，占原始計畫部位的20%，而且買價高於第一次。

　　這時他已經擁有200股，股價節節上漲，正如他所料。這件事很重要，因為能在這個過程中排除許多情緒因素。他的守則會根據股票在市場中的表現，引導他的動作。他不會受希望、恐懼或者貪婪擺佈。他的守則會告訴他，應該繼續買進更多股票，還是因為股價開始下跌，所以必須儘快脫手。

　　假設股價繼續上揚，他會將其餘的股數買齊，就上面的例子來說，是再買200股或者300股。這是他管理特定股票風險的方式，也就是持續不斷觀察價格走勢，然後依照趨勢去操作。

　　這套策略需要他觀察得非常仔細，但是同樣的，做起來並不容易。李佛摩沉迷於閱讀報價行情，再根據經驗，不斷改良所用的策略，並且恪遵操作守則，而能產生傲人的成果。

　　李佛摩建立好多頭部位或空頭部位之後，接著開始尋找軋平部位的訊號。現在人們常說，股票操作最難的部分，不是買進，而是賣出。在李佛摩那個時代，也沒有兩樣。

　　李佛摩喜歡在股價繼續上漲的時候賣。同樣的，這也是很難做到的事，因為在你的賺錢部位繼續提供利潤的時候，貪婪之心可能占滿你的思緒，斷然賣出相當不容易。從過去的經驗和知識，知道應該嚴以律己的交易人，懂得藉不斷觀察市場，消除這種情緒，並且掌握正確的時點軋平部位。他知道，不可能賣到最高點，所以再次把目光放到報價行情上，在股價已經上漲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之後，價格和成交量走勢出現異常情形時，尋找賣出訊號。成交量增加，價格卻欲漲乏力或者大跌，是今天的投資人使用的重要賣出訊號，也適用於李佛摩的時代。懂得如何區辨異常的價格和成交量行為，有一大部分得靠經驗。

　　李佛摩通常只在獲利可望達十點以上才建立多頭部位。不少獲利大的部位所賺，遠高於這個數字。保持耐性，抱牢這些部位，終有所獲。但是，也有多次操作的走勢不如他原先所料。要是股價開始下跌，他會在承受最低損失的情況下賣掉股票。下跌走勢證實他的判斷可能是錯的。在股票市場，犯錯的時候，最好的矯正方法，是採取某些行動。就李佛摩來說，那是指把股票賣掉，另找別的目標。要是股價游移不定，波動不大，他也會軋平部位，因為這對他來說，必須負擔機會成本。他寧可抱著交投熱絡、往某個方向動的股票。

　　李佛摩大部分的策略和守則，根據的想法不同於他那個時代的其他大多數人。他的主要策略可以彙總如下：

　　1. 瞭解市場的大趨勢。你必須順應市場目前的走勢，並且時時張大眼睛觀察。觀察並乘勢而行；不要逆勢而為。
　　2. 在股價穿越某些阻力區，寫下新高紀錄時買進。使用試探性操作策略，測試市場的走向，並以金字塔操作策略，在價格上漲時加碼經營。
　　3. 儘速認賠出場。保護自己，不受錯誤的決定太大的影響，最多損失10%。賣出游移不定的股票，因為文風不動的走勢，會有機會成本。
　　4. 讓利潤愈滾愈大，因為最強勢的股票會繼續上漲或者下跌（擁有空頭部位時）。走勢如你所料的股票，務必保持耐性。縮手不動才能賺大錢。
　　5. 應該集中投資領先行業和強勢行業中的領先股。
　　6. 不輕易聽信別人的小道消息和資訊。做好自己的家庭功課，只看事實，瞭解基本面。
　　7. 避開便宜的股票。大波動才有大錢可賺。便宜股通常不會有大波動。

　　尤其是在李佛摩的時代，這些守則被認為大謬不然。但是從他取得的成功和累積的財富來看，終究證明這是應該執行的正確策略。

hefeiddd 发表于 2007-11-26 06:52

斯坦利·朱肯米勒

接着给大家介绍一位国内投资者不太熟悉，但是又是华尔街最重量级的人物之一，量子基金前首席基金经理斯坦利·朱肯米勒，1997年与索罗斯成功的策划了震惊国际的东南亚金融风暴，1998年再次手握巨资与香港政府进行了一场"世纪豪赌"，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令金融界认识了这位年仅40多岁就掌管着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的基金经理。而且本书也是首次在国内公开斯坦利·德拉肯米勒的照片。
　　
　　与索罗斯的匈牙利犹太人背景截然不同的朱肯米勒，是美国费城土生土长的人士，他在缅因州的波德恩学院（Bowdoin　College）获得经济与英国文学学位，稍后进入密西根大学攻读经济研究所，但由于课程过于理论与计量化，与现实世界脱节，使他厌烦透顶。当年斯坦利·朱肯米勒决定放弃当研究生，直接进入现实社会后，在 匹茨堡国家银行股票分析师的职务他干了不到一年，就被提升为股票 研究主管。斯坦利·朱肯米勒相当热爱工作，早上6点进入公司，一直 到晚上8点才离开。刚开始时，斯坦利·朱肯米勒对某一行业或某一股票的每一特点都写了整篇整篇的报告。在去委员会演讲前，必须先把报告交给研究主任看。有一次交了一份有关银行业的报告，斯坦利· 朱肯米勒对自己的工作很自傲。可是研究主任在他读了之后对他说："这份报告没有用。是什么使股票上涨和下跌呢？"他的这次评价对斯坦利·屈 克米勒是一大刺激。之后，斯坦利·朱肯米勒就把自己的分析集中到寻找与确认跟股票涨跌有密切关系的因素上，而不是罗列所有的基本因素。
　　
　　1．绝大多数涨跌关键的因素是与收益有关，对银行股而言尤其是这样。化工股表现的就相当不同，在这一行业中，关键因素是化工生产能力。买入化工类股票的最佳时机是当化工界出现大量增加的刺激因素的时候。相反地，最理想地卖出化工类股票的时机是当化工界宣布有大量的新化工厂设立起来，但化工类股票的收益尚未下跌的时候。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任何发展计划都意味着在两三年内公司的收益会降低，而股市总是对这种发展预先反应。
　　
　　2．另外一个帮助判别那个股票会涨会跌的信条是技术分析。斯坦利·朱肯米勒非常注重技术分析，而斯坦利·朱肯米勒比部门其他人更愿意接纳技术分析。即使斯坦利·朱肯米勒的老板，许多同事还因为他喜欢收藏所有股市图表而把他看成是个怪物，然而斯坦利·朱肯米勒却认为技术分析还是满有用的。
　　
　　两年后，1980年，年仅28岁的斯坦利·朱肯米勒就辞别银行，创立了自己的财务管理公司-----瑞格逊资产管理公司。一开头就干得极好，抓住了低价位的小公司股票猛涨的势头。到1981年年中，股市已达价值区的顶部，同时利率也猛涨到19%。这已是十分明显的卖出股票的时候了。斯坦利·朱肯米勒把一半股票转成现金，在那时，斯坦利·朱肯米勒想这已经是令人惊讶的举动了。结果在1981年三季度，斯坦利·朱肯米勒把之前取得的成绩都抹掉了。因为另一半的股票继续持有，结果造成的亏损就把原来好业绩都抹掉了。原因是银行的标准投资程序总是几乎全额投资。虽然斯坦利·朱肯米勒已不再为银行工作，但仍明显地保留了一些银行的思维方式。斯坦利·朱肯米勒在1981年6月是绝对看坏股市的，在这一观点上绝对正确，可是结果仍然在第三季度产生了12%的亏损。对合伙人说："这简直是犯罪！我 们对市场的悲观看法从来没有这么强烈过，然而却在第三季度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就从那件事后，斯坦利·朱肯米勒改变了投资哲理，只要再次感觉到市场不好，就往往百分之百地撤离，转为现金。
　　
　　1986年，朱肯米勒被屈佛斯基金聘为基金经理。屈佛斯基金公司仍然准许斯坦利·朱肯米勒继续管理自己的瑞格逊基金。在他加盟屈佛斯基金之时，他的管理风格已从传统的单一持有股票组合转向债券外汇和股票相互组合起来的折衷性投资战略，灵活地在这些市场上进行买 入多头和沽出空头的多样化交易。屈佛斯基金对他的市场天赋万分倾倒，又以他为首，创立了7个基金归他管理，外加他自己的1个基金，达8个基金之多。其中最出名的是"积极主动策略投资基金"，该基金自他设立开始（1987年3月）至斯坦利·朱肯米勒在1988年8月离开屈佛斯为止，一直是基金行业中成绩最卓越的基金。最后他竟由于渴望与索罗斯一起工作，又由于他们的交易活动气质相近，促使他辞别了屈佛斯而到索罗斯管理公司去工作。他认为索罗斯是他这一时代的最伟大的投资家。之后不久，索罗斯就把他的基金管理工作交给斯坦利·朱肯米勒，因为索罗斯决定去从事帮助前苏联和东欧的封闭的经济进行改革。
　　
　　索罗斯于一九六九至八八年管理量子基金之际，该基金年平均报酬率为30％，朱肯米勒在接掌后的前五年，使年报酬率上升至40％。（1989年至1993年的年度报酬率依次为31.6％、29.6％、53.4％、68.6％与72％）
　　
　　一九九一年初，朱肯米勒在美、日股市建立30亿美元的空头部位，亦对美国与全球债市大量放空。但在一月底美国对伊拉克的"沙漠风暴"战役前，他将多达六十亿美元的空头部位全部转为多头，战争爆发之后证明他的看法正确无误。他最为成功的投资则是在该年稍后于欧、美、日本债市与汇市建立的一百廿亿美元部位，当八月与九月因经济疲软而使债券大幅上扬之后，他使量子基金获利大增，该年报酬率增至五三?四％，年底净资产达卅一亿五千七百万美元。
　　
　　索罗斯使朱肯米勒受益最多的可能是"操作方向的对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方向正确时赚了多少，方向错误时赔了多少"，索罗斯对朱肯米勒的责难绝少是多空的错误，而是在操作方向正确时没有尽可能的扩大利润。
　　
　　自一九九三年起，索罗斯旗下基金的投资组合已经突破五百亿美元大关，朱肯米勒除了直接管理量子基金外，亦负责监控其它旗下基金的表现，但整体上仍承袭索罗斯的投资哲学，即使索罗斯立即宣布退休，亦将不会影响此等避险基金的长期运作。
　　
　　斯坦利·朱肯米勒的投资成功笔者归纳为两条，但是其实就是一条，就是在技术篇里面重点提到过的--资金管理，两大秘诀：
　　
　　1. 要银子不要面子，风险控制--勇于认错
　　
　　2. 要够胆去盈--头寸管理，
　　
　　要银子不要面子--勇于认错
　　
　　在1987年股市大崩溃之前， 那年的上半年非常之好，斯坦利·屈克米勒本来看好股市，股价直线上升。每个基金大致都以达到增长了40% 至85%左右。许多经纪人在那年很早就获利了结了，因为他们已经有 很多收获了。可是斯坦利·朱肯米勒的哲学是，如果你因积极进取而获利，就更应积极进取，这一点道理为索罗斯先生所强调。由于自己在这年一早就大赚的年头，是你应该大胆抓住的好时期。由于在这年一早就干得很顺手，斯坦利·朱肯米勒感到他有本钱跟市场斗一斗。斯坦利·朱肯米勒知道牛市总要结束，只不知究竟什么时候结束。同样，由于市场常常严重过度发展，斯坦利·朱肯米勒想当牛市真正结 束时，他也许早已跑得老远令人惊叹不止了。在6月份开始斯坦利·朱肯米勒看到几个因素：对股票的估价已极端过分；股利收益下跌 2·6%；而市盈率一直维持在历史高度；联邦储备委员会已经收紧银根有一段时间了。最后技术分析显示股市将要断气了-－那就是市场的力度集中在大盘股和高价股票上，大量其他股票都远远落在后面。这一 因素使得股市高涨就象喷射而起一样。斯坦利·朱肯米勒转变了角色，实际上纯粹沽空股票。之后的两个月份市场动荡很大，斯坦利· 朱肯米勒一直在抗衡市场，股价还是往上涨。
　　
　　市场在此后几个月中一直在顶部徘徊，斯坦利·朱肯米勒一直持有沽空的头寸不放。到1987年10月16日，道琼斯指数跌到近2200点，他一度曾达到2700点的顶部。斯坦利·朱肯米勒不仅仅弥补了原来沽空的亏损，而且已恢复了以往的业绩表现，几乎使这年成为大盈利的一年。 然而这一年是斯坦利·朱肯米勒的工作生涯中，曾犯下一个几乎造成悲剧结果的严重错误的一年。图表上在2200点附近显示有很强的支撑，这是由1986年大半年以来的交易构成的一个底。由于斯坦利·朱肯米勒在这年上半年做多头赚了不少钱，有了足够的实力。后来又一头做空更赚了好多，所以就在1987年10月16日的星期五下午轧空头寸转头做多头，又利用透资达到130%的多头仓位。
　　
　　那时周五下午股市结束后，斯坦利·朱肯米勒碰巧跟索罗斯说起。索罗斯说有一篇保尔·刁托琼恩所作的研究报告想给斯坦利·朱肯米勒看看。 斯坦利·朱肯米勒去了他的办公室，他拿出保尔在一两个月前所作的分析报告。该研究表明，过去股市的历史显示，一旦跌破向上伸展的 抛物曲线，股市就会加速下跌，这次正显示出现了这种情况。该报告也显示了１９８７年股市与１９２９年股市大崩溃时在股价活动上呈 现极为接近的相关性，这意味着我们处于股市大崩盘的边缘。那天傍晚回家，斯坦利·朱肯米勒就发了胃病。斯坦利·朱肯米勒意识到自己这一下搞砸了，股市即将崩溃！斯坦利·朱肯米勒决定如果周一开盘还在支撑线之上的话，即道琼斯指数低开30点左右，而不立刻产生反 弹，就认赔斩仓杀出。不料周一开盘市场低开竟然超过200点，斯坦利·朱肯米勒知道他仍必须认赔离场。幸亏开市后很快有一个短暂的反弹，使斯坦利·朱肯米勒有机会平去全部买入的头寸，并且再进行沽空，后来市场继续暴跌。
　　
　　这是一个有益的教训：如果发觉弄错了，就应立刻纠正。如果当时心胸狭窄一些，面对与己不利的证据仍维持自己原来的头寸，或者拖延 等待，希望看看市场能否恢复的话，他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这种善于接受痛苦的真理，并毫不迟疑，毅然决然地作出相应反应的能力， 是一个伟大投资者的标志。
　　
　　要够胆色去盈，风险控制--头寸管理
　　
　　斯坦利·朱肯米勒的长期业绩远远超过了该行业的平均水平。原因是采纳了乔治·索罗斯的哲理：保管好资本和经营好基地，才是获得长期收益之道。当你获利时，应该尽量积极进取。许多基金经理一旦盈利达到30%至40%，就往往对他们这一年的交易获利入帐结束。在这年的其余时日，他们交易非常小心谨慎，为的是不要破坏了已经实现的很好的年收益率。要想真正获得出色的长期高收益，就要苦心努力，在达到30%至40%收益后，如果你仍具有信心，就应该力争达到收益100%。如果你能把一些接近100%收益的年头联在一起，而避免亏损年份，你就能真正达到杰出的长期高回报。
　　
　　斯坦利·朱肯米勒从索罗斯那里学到最有意义的，倒并不是搞明白你是对还是错才是重要的，而是要搞明白你对的时候你能赚多少钱，你错的时候你会亏多少钱，这才是最重要的。索罗斯曾经批评过斯坦利·朱肯米勒一二次，的确对市场判断对，但没有能量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机会。举例说，在斯坦利·朱肯米勒为索罗斯开始工作不久，斯坦利·朱肯米勒对美元很不看好，故而做下大量沽空美元买入马克的仓位。这些沽空头寸开始对他有利了，斯坦利·朱肯米勒很感到自傲，索罗斯来到斯坦利·朱肯米勒的办公室谈起这笔交易。
　　
　　他问斯坦利·朱肯米勒："你建了多大的仓位？"斯坦利·朱肯米勒回答："10亿美元的仓位。" 他不屑地反问："你把这也叫做仓位？"这句话成了华尔街的经典。 当你某件事干对时，对索罗斯来说，他会认为你总还是仓位持有的不够。他鼓励斯坦利·朱肯米勒把仓位翻一倍，斯坦利·朱肯米勒照办了。结果该笔交易变得极为有利，获利惊人！索罗斯教导斯坦利·朱肯米勒，一旦你对某笔交易极端有信心时，你就应该敢于扼住机会的咽喉不松手。这需要有做"头猪"的勇气，敢于抓住盈利不放。 （It takes courage to be a pig）。
　　
　　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后，1998年斯坦利·朱肯米勒根据各方面的 经济数据和资料，选择了日本金融市场作为下一个攻击目标，但是由于索罗斯对社会主义国家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当年资助颠覆匈牙利和前苏联），错误的分析了中国支持香港的坚决立场和形势，感情用事的没有选择最弱的日本市场而选择了香港开战，最后以失利告终。同时显示了斯坦利·朱肯米勒清出于蓝的理智的投资心态（后来日元暴跌近40%）。在近期大涨大跌的中国股市中，斯坦利·朱肯米勒敢于在大行情爆发时赚大钱，又能在看错行情时敢于"要银子不要面子"果断砍仓的投资思想是值得投资者参考的.(转自厦门证券联盟)

hefeiddd 发表于 2007-11-26 06:53

巴菲特是怎样运用保险资金

巴菲特是怎样运用保险资金


对于“股神”和价值投资大师巴菲特，国内外都有不少研究，但几乎都是将目光聚集在他如何选股和赚钱上面。对于保险业务发展越来越快、可运用资金越来越多的中国保险行业来说，笔者认为目前亟须学习的是：巴菲特和他的伯克希尔如何管理保险资金？

经过以保险业务为依托的多年收购和扩张，巴菲特于1962年开始介入的伯克希尔已由当初的纺织公司，发展成为一家业务范围很广的控股公司，关于他如何管理保险资金也只能从财务报告注释等细微处去发掘，然后剥茧抽丝予以提炼。我们发现：巴菲特在靠保险业务获得资金的同时，采取了不同于美国财险资金主流模式的配置策略，他是以现金等价物及国债等高流动性资产完全覆盖保险业务负债以确保偿付，因此，购买高风险等级债券和股票的资金是完全不必考虑负债匹配性的“自由资金”。当“自由资金”比例上升到绝对安全区之后，用来投资股票的保险资金就与富豪的自有资金就没有多大区别。


“非凡成功故事的开始”

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承保和投资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其大致的现金流转过程是：支付保费的投保人为保险公司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保险公司可以用这些现金进行投资，直到有索赔发生。由于索赔的不确定性，保险公司偏爱投资流动性好的证券，主要是股票和债券。这种偏爱显然有利于巴菲特发挥投资特长，因此，在1965年入主伯克希尔公司之后，他就开始关注保险业并寻找机会。

1967年3月，伯克希尔以860万美元的价格买进奥马哈的两家头牌保险公司——国民赔偿公司和火灾及海运保险公司的全部股份，开始了保险业务和证券投资业务良性互动的过程。“这是伯克希尔·哈撒维公司非凡成功故事的开始。”《沃伦·巴菲特之路》一书的作者海格士多姆这样评价上述收购的意义，“巴菲特得到不只是两家运作良好的公司，还是一辆管理投资的装甲车。”

在巴菲特的打理下，伯克希尔保险的承保和投资发展迅猛。国民赔偿公司在1967年收取了1680万美元的保险费，获得160万美元的税后利润，1968年的保险费收入则增至2000万美元，税后利润达到220万美元；与此同时，国民赔偿公司和海运及火灾保险公司在1967年拥有价值2470万美元的债券和价值720万美元的股票，两年后股票和债券价值总和已达4200万美元。

在随后的20世纪70年代，巴菲特一共购买了3家保险公司，另外组建了5家保险公司，保险业务的发展也为巴菲特的投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经过以保险业务为依托的多年收购和扩张，该公司逐渐发展成为一家业务范围很广的控股公司。

1998年6月，伯克希尔以增发股票作对价的方式收购了通用再保险公司。这是让巴菲特颇为自得的一次大手笔收购，这次合并使伯克希尔的资产总额增加了近65%，“这次收购相当于为公司带来超过240亿美元的追加投资，”巴菲特说，伯克希尔与通用再保险公司的结合让股东们看到一个美好的未来，如果两家公司独立经营发展的话，这种未来恐怕是遥不可及的。

目前，伯克希尔的业务被归纳为三类：保险和其他、公用事业和能源、金融和金融产品。其中，保险是公司的核心业务，从资产比例来看，该公司2006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合并总资产为2400.02亿美元，保险业务及其他类资产为1796.92亿美元，占比接近75%。


资产负债匹配与自由现金

伯克希尔管理层认为，保险的承保和投资是完全独立的两种领域。因此，伯克希尔对承保业务完全下放经营决策，但投资业务主要由巴菲特亲自负责。伯克希尔在评估承保业务的业绩时，完全不考虑投资收益，但该公司1967年以来从不分配利润，以便为承保和再保险业务提供雄厚的资金实力支持，成为该公司推动承保业务的营销法宝之一。

伯克希尔的保险资金是指股东资本金、用于再投资的留存收益，以及保险合同项下的净负债准备金或称为浮存金（float）。2003年到2005年底，伯克希尔的浮存金金额依次为442亿、461亿和493亿美元。按照通用会计准则计算伯克希尔的留存收益余额，2003-2005年依次为318.81亿、391.89亿和477.17亿美元；同期超面值缴入股本（capital in excess of par value）余额依次为261.5亿、262.7亿、264.0亿美元。在2005年底740亿美元的留存利润加资本公积资金中，按照保险业的法定会计准则（statutory accounting rules）认定的法定盈余(Statutory Surplus)为520亿美元。可见，伯克希尔的可投资资金比负债（即上述493亿美元的浮存金金额）多一倍是最保守的估计。

伯克希尔公司把保险资金投向四大类资产：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股权证券、固定到期证券和其他资产（见表1）。在2005年底持有的固定到期证券中，所有美国联邦政府债券的评级都是AAA级，州以下公债、外国政府债及抵押支持证券的评级95%在AA级以上。

从保险资金资产负债匹配的角度来看，伯克希尔公司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类资产就已经涵盖了负债的绝大部分。2003-2005年的匹配比例分别为78.7%、83.9%、67.6%，再加上AAA级的联邦债券及投资级以上的证券，该公司对负债的覆盖系数2005年底达到126.4%。可以说该公司用于购买投资级以下债券和股票的资金，完全是不必考虑负债匹配性的“自由资金”。


投资收益结构

伯克希尔保险业务的投资收益结构由两块组成：投资孳息收入和资本利得收入（即买卖差价）。

伯克希尔保险业务的投资孳息收入（income）包括现金等价物、固定到期证券获得的利息和股权投资获得的现金分红。2003-2006年的情况如表2所示。2005年超过上年的孳息收入6.56亿美元，主要原因是美国2005年的短期利率高于上年；而2006年头9个月超过上年同期6.85亿美元，除了利率上升因素外还有股利收入增加。2004年收入低于上年则主要是因为短期利率较低以及高风险公司债投资的利息收入下降。可见，就孳息收入而言，伯克希尔的组合主要受利率水平影响，但也受现金股利的影响。

而2003-2006年，伯克希尔公司保险投资组合的买卖差价收入依次为29.14亿、17.46亿、7.28亿和8.87亿美元。需要说明的是，前述2005年的资本利得收入扣除了宝洁换股收购吉列时所得的50亿美元账面收益，当时伯克希尔将账面收益50亿美元的吉列股票全部转换成了宝洁股票，并没有取得任何现金，所以实质上并没有转卖股票、没有差价收入，报表上要分别记为一收一支只是会计政策的要求。

与表2比较可以发现伯克希尔公司保险投资组合收益结构的一个突出特点：买卖差价收入一般比孳息收入要少，有时还要少很多。是不是其组合都因浮亏套牢而无法出局呢？否！如2005年末其股票组合的浮盈净额高达253.82亿美元，2004年末更是没有一只股票处于浮亏状态！这就是长期价值投资的定力和境界——着眼于来自上市公司的股息收入，对浮盈决不急于套现。


经验与启示

根据上述一系列实证分析结果，笔者认为对中国保险业来说，可以从巴菲特管理保险资金和以价值投资理念开展股票投资的经验中获得如下借鉴：

1．不单纯追求收益率，坚持对现金资产的大比例配置确保赔付需求

从表3可以看出，伯克希尔包括现金等价物、债券和股票的保险投资组合的孳息收益率是很低，即使扣除掉股息收益率可能很低的股票资产，现金等价物和债券的收益率也不到5%。这与股票的预期收益率比起来要低得多，但伯克希尔不被这种高收益率迷惑，根据财险和再保险的业务需求，配置了相当于赔付准备金65%以上的资金到现金类资产，还有大量的AAA级债券，这些高流动性资产为及时履行保险赔付责任奠定了坚实基础，为该公司保险业务吸引投保人提供了条件。该公司投资于股票等高风险资产的资金几乎都属于留存收益和资本金等不受匹配约束的“自由资金”，这与有人以为可以拿保费收入来炒股是完全不同的。

2．股票投资不追求变现，主要追求市值增长、增加股东财富

由于在股票投资中完全采取实业投资的策略和思路，伯克希尔在股票（含债券）投资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不追求差价收入。因此差价收入在其股票投资盈利中所占比例很小，收益主要表现为不断增长的账面浮盈。

早在1976年，伯克希尔的交易型证券（marketable securities）投资就开始快速上升。1975年底的投资余额按成本计算是1.35亿美元，到1977年底增加到2.53亿美元。这1.18亿美元的增量资金，主要来自保费准备金规模和留存利润的上升。投资规模的扩大使税前孳息收入（即债券利息或股票股息）也大幅度上升，从1975年的840万美元上升到1977年的1230万美元。同时，1977年的买卖差价收入达到690万美元，其中1/4来自债券、3/4来自股票；1977年底的股票浮盈达到740万美元。

此时的巴菲特已经确立了对二级市场重仓股要长期持有的投资理念。他说：“我们重仓的股票多数将持有若干年，我们的投资决策将视若干年后这些企业的经营结果而定，不必去管某一天的股价。正如在整体收购一家企业时过分关注短期趋势是愚蠢行为一样，在购买一家公司的小部分二级市场普通股时，我们认为，被短期盈利趋势所迷惑同样是不应该的。”

3．巴菲特对保险资金的配置策略和股票投资策略都是独特的，但不易模仿

表1显示，在伯克希尔的保险资金配置中，股票是第一大类资产、现金及其等价物居第二、固定到期证券第三。作为财险公司之一，该公司的这种模式与美国财险资金的主流配置模式（见表4）并不相符。

伯克希尔的这种配置模式是以资产负债结构中大量的股东权益为后盾，是以现金类资产对负债的大比例匹配为基础，以股票投资收益的相对稳定性为依托的。其他公司恐怕很难有如此大比例的股东权益。我们知道，以负债匹配为前提的保险资金投资，随着资金总量中“自由资金”比例的增加，投资灵活性和风险承受能力同步提高。当“自由资金”比例上升到绝对安全区后，投资保险资金与普通共同基金、甚至富豪的自有资金就没有多大区别了。

至于投资实业化的选股策略，就与巴菲特本人的特定从业经历有关了。他大量开展并购业务，自己又是企业董事长兼CEO，所以他对评估一个企业的前景自有独到之处。这就是虽然有很多人在研究他的选股策略、甚至总结出了不少规律，但这些人的投资成果却难以“模仿”巴菲特的症结。没有他那样的投资把握性，恐怕也就很难有那样的投资稳定性。

总之，虽然伯克希尔公司的成功投资，绝对是保险资金坚持价值投资而获得成功的经典范例，应该深入学习和借鉴，但它是有背景和特殊性的。别人很难模仿、也不宜盲目模仿。

（作者为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

hefeiddd 发表于 2007-11-26 06:53

巴菲特怎么看成功

巴菲特怎么看成功

他拥有巨资，在国际上也有很到高的声誉，最近还成为世界首富的上司---将比尔盖茨收进自己的董事会， 绝对可以说是成功人士，也有资格对成功的含义进行圈点。当人们问他，成功的定义是什麽时，他不急于用一句话作出解释，而是谈起他的一位朋友。
　　那位女士今年70多岁了，从德国的死亡集中营中逃生。 当年，多亏有人掩护她，才得以活下来。巴菲特感叹道，在你的一生中，如果有人能够不惜个人安危来帮助你，那你就是个成功人士了。当你年龄一大把，还为家人所爱，你就是个成功人士了。当你不是以金钱，而是以人格魅力，结交了许多知心朋友，你就是个成功人士了。令人惊奇的是，他谈到的成功的标志是， 幸福家庭，身体健康，拥有友情，独独没有提到的，倒是那些人们通常公认的成功标准----拥有巨资和事业有成。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规律：人们总是推崇那些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比如，一个人拥有巨资，金钱对他们来说就不具有吸引力了，不过是一种数字概念。每天还要为一日三餐而辛勤打工的人，事业和金钱总是有无穷的诱惑力。疾病缠身的百万富翁，羡慕体格健壮的打工者。而一无所有的平民百姓，希望有一天，自己能成为拥有巨资的富人。
　　对多数人来说，财富和金钱虽有诱惑力，但不是无限的。常言说，广厦千间，夜晚也只能占一席之地，家财万贯，每日也只能一衣一饭，三千，能饮的不过是一瓢。当人们满足基本生存的需要后，同其他的东西相比，过多的金钱和物质就不那末重要了。
　　长期以来，我国推崇的人生目标是，一切听从召唤，甘当螺丝钉，拧到哪里都行。但人们心底，有意无意，总隐藏着一股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好胜冲动。 其实，成年以后，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设计和实行着自己的奋斗目标。一般而言，人生成功的理想模式不外乎：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拥有巨资，身体健康。但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能够同时实现上述目标的人，即使有也绝对是凤毛麟角。多数时候，这四者之间不是一荣共荣的关系，而是此消彼长，相互抑制的关系：例如，事业有成，拥有巨资的人，常是预支健康，有时甚至牺牲家庭，而家庭美满，身体健康的人，常感叹于同致富和立业的机遇失之交臂。
　　 对平民百姓而言，谈不上为成为比尔盖茨而奋斗，但也会遇到在事业，金钱，家庭和健康之间，选择孰轻孰重的难题。一般来说，人生的不同阶段，侧重的重点也会略有不同。年轻时，仗着年轻力壮身体好，奋斗的目标是事业和金钱，家庭和健康处于次要选择，所谓先立业再成家；人到中年，身体透支，精神疲惫，才觉得，相对于事业有成和拥有巨资，好身体和温馨的家庭更具吸引力；等到老了以后，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庭，浓浓的亲情友情，比任何东西都更具吸引力。因为经历过种种人生风雨，许多事情都看开了，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烟云，百年之后，无论多显贵的人，多卑*的人，都不过是黄土一杯，躺在同一个地球上的墓地中。
　　看到过一篇文章，学生写作文，题目是爸爸的理想。一个学生的爸爸讲，他的理想是，吃的下，笑得出来，睡得着。学生开始觉得爸爸在开玩笑，这样的作文肯定不及格。没想到老师看完后，认为这个学生的爸爸的理想，看着很简单，但是人生的极高境界。如果有人能达到此，可以说是成功了。试想，如果生存压力大，事业不顺，家庭破裂，身体不好，如何能吃得下，笑得出，睡得着。
　　年轻时，国家教导我们，要先关注社会，再关注家庭，最后关注自己。那时，自己还吃着冬储大白菜，天寒地冻的蹬着自行车上班，但做梦都关心国家大事，记着要解放世界上2/3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后来睁开眼睛看国外，才发现，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痴心，有些国家的劳动人民不仅每天开着小汽车上下班，吃的也比我这个未来的解放者还好，凭什麽要我瞎操心。关注家庭的美德倒是绝对正确的，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父母的养育之恩不能忘，亲情永远是生活的中心。不过，当遭遇运动，家庭也不保。文革中夫妻，子女之间因派别观点不同而反目，家破人亡 的不在少数。最后，如果还有一点剩余的精力财力的话，不敢公开，偷偷摸摸地关心一下自己。
　　 这种以社会为先，先大家再小家再个人的排序， 初衷是好的，号称无私，但在实行过程中往往走样，结果不甚理想。因为社会是虚的，由一个个的人和家庭组成的，试想，如果个人活得凄风苦雨，怨天尤人，打假斗殴的，从何谈起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 ，对此后面再谈
　　听了成功人士巴菲特之谈，以自己多年的人生感受，现在倒觉得，倡导的排序应该变一变了：先关注自己，再关注家庭，进而关注社会。这是因为：
　　不知道善待自己的人，也不知道如何善待别人，自己快乐的人，才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别把自己不当回事，每天土头灰脸，愁眉苦脸地度日不仅对不起自己，也影响市容，无论境遇如何，生活中不一定充满欢乐，但可以自己制造快乐。善待自己和经济条件关系不大，是一种心态和人生态度，花几块钱买只玫瑰花，也会使一天的生活变得阳光灿烂。
　　 家庭是人生和社会的细胞，亲情爱情永远是生活的中心。不知道感激父母的人，也不会感激他人，更不会感激社会所给与他的一切。父母的养育之恩不能忘，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尽尽孝心，有时，对父母一个关切的问候，和送给他们的千元礼物等值。人生的漫漫长河中，伴侣是最亲密的人。父母会先行，孩子会离家，只有丈夫和妻子可以携手共渡人生，走过人生的晚年。即使是为了自己的幸福，也应该像关爱自己一样关爱着生活中的另一半，家不是讲理的地方，而是讲爱的地方。生活中有人相伴，是可与不可求，万分幸福的事，要十分珍惜。
　　人离不开社会，维护一个和睦守法的社会环境，利人利己，也是每个人和每个家庭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每个人，每个家庭能够善待自己，善待他人，遵守公德，充满爱心，那末，由这些个人和家庭组成的社会也会安康和睦的。因此，关爱个人在先，看似有私有误，不一定没道理。自己调整好了，才能给社会带来好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同我们一惯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兼济天下，从自己做起，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当人活到一把年纪时，许多年轻时看重的事情已经变得不那末重要了，倒是年轻时看不上眼的事情变得更重要了：那就是活得快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能够吃得下，笑得出来，睡得着。如果能活到这一步，也就算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父母，对得起社会了。回头再看，巴菲特的成功人生之谈，倒是一语切中要害。

hefeiddd 发表于 2007-11-26 06:54

巴菲特最爱的书籍

巴菲特最爱的书籍


作者： 刘建位

编者按：已经有太多的书籍介绍研究巴菲特的投资策略。而且我们都在阅读关于巴菲特如何投资的书。那么"股神"巴菲特本人又是如何读书的呢？让他最受启发的投资书籍是什么？他推荐的投资书籍是什么？至今我们还很少看到介绍巴菲特如何读书的文章，相信很多读者对此充满了好奇心，在此，我们请曾写过4本关于巴菲特投资策略书籍的刘建位先生带给读者答案。


巴菲特推荐投资者阅读的书籍有哪些呢？


1、《证券分析》（格雷厄姆著）。格雷厄姆的经典名著，专业投资者必读之书，巴菲特认为每一个投资者都应该阅读此书十遍以上。


2、《聪明的投资者》（格雷厄姆著）。格雷厄姆专门为业余投资者所著，巴菲特称之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著作"。


3、《怎样选择成长股》（费舍尔著）。巴菲特称自己的投资策略是"85%的格雷厄姆和15%的费舍尔"。他说："运用费舍尔的技巧，可以了解这一行……有助于做出一个聪明的投资决定"。


4、《巴菲特致股东的信：股份公司教程》。本书搜集整理了20多年巴菲特致股东的信中的精华段落，巴菲特认为此书是　　整理其投资哲学的一流工作。


5、《杰克·韦尔奇自传》（杰克·韦尔奇著）世界第一CEO自传。本书英文版2001年9月11日出版，立即在Amazon销售排行榜上名列第5。这本书稿酬高达700万美元，被全球翘首以待的经理人奉为"CEO的圣经"。韦尔奇是管理界中的"老虎"伍兹，在本书中首次透露管理秘诀：在短短20年间如何将通用电气从世界第十位提升到第二位，市场资本增长30多倍，达到4500亿美元，以及他的成长岁月、成功经历和经营理念。这本自传是他退休前的最后一个大动作。巴菲特是这样推荐这本书的："杰克是管理界的老虎伍兹，所有CEO都想效仿他。他们虽然赶不上他，但是如果仔细聆听他所说的话，就能更接近他一些。"


6、《赢》（杰克·韦尔奇著）。巴菲特的话"有了《赢》，再也不需要其他管理著作了"，这种说法虽然显得夸张，但是也证明了本书的分量。《赢》这类书籍，包括下面要介绍的《女总裁告诉你》，《影响力》都是以观点结合实例的方法叙述，如果你想在短时间内掌握其中的技巧，那么你只需要抄写下书中所有粗体标题，因为那些都是作者对各种事例的总结，所以厚厚的一本书，也不过是围绕这些内容展开。但如果你认为这便是本书精华，那么你就错了，书中那些真实的实例以及作者的人生经验才是这类图书的卖点。技巧谁都可以掌握，但是经历却人人不同，如果你愿意花时间阅读书中的每一个例子，相信你会得到更多宝贵的东西。


当然巴菲特阅读最多的是企业的财务报告。"我阅读我所关注的公司年报，同时我也阅读它的竞争对手的年报，这些是我最主要的阅读材料"。

但巴菲特并不仅仅阅读上市公司年报这些公开披露信息，他从年报中发现感兴趣的公司后，会阅读非常多的相关书籍和资料，并且进行调查研究，寻找年报后面隐藏的真相："我看待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大部分是不公开的)的态度，与我看待冰山一样(大部分隐藏在水面以下)。"

巴菲特这样解释他如何把阅读和调研结合在一起的："你可以选择一些尽管你对其财务状况并非十分了解但你对其产品非常熟悉的公司。然后找到这家公司的大量年报，以及最近5到10年间所有关于这家公司的文章，深入钻研，让你自己沉浸于其中。当你读完这些材料之后，问问自己：我还有什么地方不知道却必须知道的东西？很多年前，我经常四处奔走，对这家公司的竞争对手、雇员等相关方面进行访谈。……我一直不停地打听询问有关情况。这是一个调查的过程，就像一个新闻记者采访那样。最后你想写出一个故事。一些公司故事容易写出来，但一些公司的故事很难写出来，我们在投资中寻找的是那些故事容易写出来的公司。"

在1999年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查理·芒格说："我认为我和巴菲特从一些非常优秀的财经书籍和杂志中学习到的东西比其他渠道要多得多。我认为，没有大量的广泛阅读，你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功投资者"。

可见，巴菲特的投资成功秘诀是大量阅读加调查研究。大量阅读是掌握大量相关信息，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而大量阅读是基础和前提。

你想学习巴菲特，首先问问自己，你经常读书吗？

hefeiddd 发表于 2007-11-26 06:55

静读欧奈尔

静读欧奈尔

chenyoung

威廉·欧奈尔是华尔街最顶尖的资深投资人，在华尔街上叱咤风云。

威廉·欧奈尔说：“在美国，每年都会出现许多大好良机，你应该随时准备掌握这些机会。你将会发现一粒小小的橡树种籽，也可以长成巨大的橡树。只是辛勤工作，就可能成功。在美国，一个人的成功之道就在于决心与毅力。”

1956年，他曾经研究多位在股市中成功人士的投资之道。也曾经下功夫研究过去几年表现最优异的股票，其临发动前的共通性。设计出一套观察个股表现的模式，名为CANSLlM，每个字母都代表潜力股在爆涨之前的共通性。
   
股市当中最重要的是选股的策略。选股是投资人必修学分。

欧奈尔认为，选股首先要研究以前领涨个股的个性，学会分辨这只股票在起“飞”之前其走势有什么特征。

欧奈尔不厌其烦地对历年来美国股市中领涨个股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欧奈尔研究了从1953年至1993年,40年来500家年度涨幅最大的股票，让数据说话：

有3/4的个股在大涨之前的季报中，每股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了至少30%；
在1970年~1982年期间，表现最杰出的股票在其股价起动前4、5年间，年均业绩增长率为24%；
对1953年至1993年期涨幅不俗的个股研究中，发现95%的公司是因为在该行业中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一个共同点就是给社会带来令人振奋的新产品和新理念；
其中95%的公司在其业绩和股价出现突飞猛进之前，其流通股一般不多于2500万股；
每年涨幅居前的，在他们股价真正大幅度攀升之前，其平均的相对强弱指标为87％；
在1953年~1985年的30多年间，表现出色的股票，其上扬之前的平均市盈率为20，而同期，道。琼斯工业指数的成分股，其平均市盈率为15；

分析1953年~1993年，涨幅最高的股，其中2/3的黑马是板块运动的一部分；发现，历史上的大黑马，他们最重要相同的一点是：销售额和利润增长表现强势；
任何大黑马在其股价出现高点之前，有两、三年的时间，赢利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递增的；
在价格巨幅攀升之前，成交量均明显放大；
在股价出现突破上升之前，均有较长时间，常是几个月在某个价格区间停留；
所有这些股票在股价的主升浪开始之前，均有一段时间的调整，即表现为股价下滑和平台整理，而且这种调整通常是由于大盘下跌或者调整的因素造成的，当大盘企稳，这些股票则是率先上涨的股票；
根据测试，在任何时候，股市中只有2％的股票会符合CANSLIM的选股原则。

那些领导市场向上的龙头股一定是在这2%之中。

威廉·欧奈尔是一位毫不保留的乐观主义者。

他勤于思索，善于总结，勇于实践，乐于教人 。他更像是一位谆谆教导，并且身体力行的老师。

他开办多期免费投资讲座和收费教程，讲授他的投资原则；
1973年，创建了“欧奈尔数据系统公司”，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图表中心，为普通投资者服务；
1984年，创办了《投资者商报》，给投资者提供最可靠也最急需的金融统计数据；
1988年，将他的投资理念写了本书《如何在股市中赚钱》，被亚马逊书店评为 “五星级”。
欧奈尔认为，经验告诉他的是，市场的变化很小。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周期，相同的事情往往在每个周期里都会发生，不同的只是市场的参与者。

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领悟复杂的美国股市，找寻规律，总结出了C-A-NS-L-I-M选股七法。
欧奈尔对美国股市中历年来涨幅居前的股票的研究发现，所有的这些股票在其股价出现大幅度上涨之前，都符合这几条原则。
C-A-N S-L-I-M 的实质是投资这样的股票：基本面情况好，销售额和盈利增长很快，且这种增长是由公司推出的新产品或新服务带来的。并且投资者应努力选择一个最佳买入点，即在突破前期平台，然而还未大幅度飙升的时候买入。

即：个股的基本面亮点；介入时机：大盘背景，个股拐点。

买入强势创新高的股票

欧奈尔的买卖原则是在1960年初步形成的。

此前他对前几年成绩最佳的共同基金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如他发现德瑞福斯基金(Dreyfus Fund)在1957年－1959年表现卓越。 当时，德瑞福斯基金是一个相当小型的基金，其所管理的资金大约只有1500万美元，然而在杰克·德瑞福斯的经营下，该基金的投资报酬率却是其他竞争对手的两倍。于是他设法拿到该基金的季报，研究其投资方法。仔细分析了几年来德瑞福斯基金新买的100多个股票，惊奇地发现每个新增股票的买入价是上年该股票的最高卖出价。而且该股票在创下新高之前，形态比较好。

杰克.德瑞福斯是位图表专家，买股票完全基于该股票的市场表现，只在该股票突破阻力位，创下新高的时候买入。

“我从这项研究中获得一项重大发现，即是要购买上涨潜力雄厚的股票，不一定要选择价格已经跌到接近谷底的股票。有时候，创新高价的股票前景可能更是海阔天空。”

在新一轮牛市开始之初，成长性好的公司往往最早发动，并成为大盘的领涨股，在此期间，这些股票通常屡创新高。

一旦大盘结束调整，最先向上反弹回升创出新高的股票，几乎可以肯定就是领先股。在多头行情里，不断创新高的过程会一再发生，大约持续3个月。最后创新高价的股票数量通常不少。

可是，无论在70年代，还是80年代，或者90年代，欧奈尔问过许多个人投资者，98％的人认为他们不会买入创下新高的股票，他们认为价格太高了。

大多数投资者，无论是市场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倾向于购买从头部下跌，或者已经在底部的个股。

大多数机构投资者也是“底部买入者”。原因也很简单，买入尚处于底部的股票感觉像捡了便宜货。

但是，看上去价格高、风险大的股票，反而能够再创新高；而看上去价格低、风险小的股票，则通常继续走低。

所以，你的工作就是在大多数保守的投资者认为该股股价太高的时候买入，而在大多数投资者认为可以买入的时候卖出。

牛股一定创新高，新高不一定是牛股；关键是新高股要结合市场，结合基本面选择持有的时间，如果结合市场面，那现在的高换手率应该最佳选择。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有助于把握人生的航向，而正确的市场观、投资观也有利于把握自己的投资行为。不同的市场观、投资观形成不同的投资或说操盘风格。成功的投资者必须树立正确的市场观、投资观，而正确的市场观、投资观集中体现在投资理念上。

糟糕的投资理念和糟糕的投资方法产生的自然是糟糕的投资成效；

经得起考验的投资理念和方法产生的结果自然也经得起考验。

欧奈尔对投资者普遍存在的投资理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发现那些不正确的投资分析法是建立在个人观点上的，或是建立在几十年来“代代相传”的“经典”理论上。

对某一行业的上市公司逐一比较，认定市盈率最低的那只股票价格被低估，因此最值得去投资；

当股价开始回落，市盈率降低，看上去相对便宜时买人；

公众一般爱买价格很低的便宜股票；

一个更坏的习惯是当股价往下掉的时候一路往下买入，以摊低成本；而不是股价上涨时一路往上买，不断增持。

98％的人认为他们不会买入创下新高的股票，都倾向于购买从头部下跌，或者已经在底部的个股。买入尚处于底部的股票感觉像捡了便宜货。

95％的投资者有“尽快获利了结”的心态。

大部分持有股票的投资人只要股价稍微上扬，便迫不及待地获利了结，然而却紧抱着亏损的股票不放。这样的投资方法正好与正确的方法完全相反。
   
任由亏损持续下去，可以说是大部分投资人所犯下的最严重错误。截至目前为止，投资大众还都不十分了解尽快停损的观念。

选择价值被低估的股票这种投资法颇受推崇，欧奈尔对其成效颇不以为然。

认为，有些时候，尽管这些股票价值的确被低估了，但并不表明其价格马上会反弹。欧奈尔根据股票最近6个月的相对价格强度指标进行排名，把表现最强劲的称为Ⅰ类，次之的称为Ⅱ类...不幸的是，大多数人本着价值被低估的原则，都喜欢买入Ⅱ类。

欧奈尔认为，好股票并非都要经历价值低估阶段。事实上，一只真正值得投资的股票很少会经历价值低估阶段。

有一些投资者往往在发现自己所持股票每股收益下降或勉强持平后却无动于衷，也不采取什么措施，对此欧奈尔表示不可理解，每股收益下降事关重大。

大多数投资顾问会告诉你: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蓝子里，分散投资，降低风险。但是欧奈尔建议摒弃这种所谓的“投资经典”。

在市场中，一些看似非常职业和高深的投资者，最后他们被挤出了市场。欧奈尔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忽视对图表的研究，也就是说他们忽视股票的市场表现。
   
杂货铺式的买股票，是由于无知和缺乏经验造成的。

忠告：

任何时间入市都是恰当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学会正确理解股市并进行明智的投资需要经过若干年的时间。那么，为了尽快达到这一目标，应该及早地加入这个市场亲身实践。

应该明白一点：应该把钱投在优质股票里，而不是价廉的股票。

重要的不是拿多少钱来做股票，而是加入到这个市场中来，并且取得经验。
要赚钱先要买同一板块中相对出色的股票，其次是集中投资。

无论什么时候，当你的钱实实在在感受到压力的时候，你不由自主地变得情绪化。但是市场并不知道你是谁，也不在乎你的所想、所盼。个人在这个市场中已经被淹没了，被淡化了。恐惧和希望自股市诞生之日起便存在，今后也必将存在。

我的经验是：克服这种可能让我付出昂贵代价的唯一途径是建立严格的买入和卖出原则。当然，这种买卖原则是建立在对市场长期的研究，从而摸索出市场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没有搀杂任何个人的观点和情绪，对历史了解越多，你对未来了解也会多一些。

我们了解历史上诸多大黑马的走势，这往往代表了好股票的走势。

了解股市历史的确十分重要。但是、建立和遵循科学的投资原则更至关重要。很多投资者年复一年地投身于这个市场，然而他们一些错误的投资习惯却从来没有改变。

我们投身这个市场，不是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而是在自己判断正确的时候赚钱；在失误的时候，及时纠正这个错误。

股市致胜秘诀并不在于你每次都选中好股，而是在于你选错股票，能将可能遭受的亏损降到最低。我自己则绝不容许我所购买的股票价值亏损到达7％以上。这也就是说，如果股价已比我购买时下跌7％，我会立刻自动停损卖出，绝不能有任何犹豫或迟疑。
　　
欧奈尔每每告诫他的学员：在市场中不要以感情用事，必须让自己遵循客观的原则...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就是：让个人的观点替代了买卖原则。

欧奈尔认为，一个人要在股市中取得成功，必须按照一定的原则行事，并且要有自己的盈利－亏损计划。

假如你拥有不止一个的股票，那么你最好先把表现最差的股票卖掉，把表现最好的留在最后。

持有股票时间长短，应该由你自己的卖出原则和市场走势来决定。

学着理解大盘综合指数每日的表现，以及市场龙头股的每日走势。

“只要努力工作，每个人都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倘若你遭遇挫折，不要泄气，应该回头看看，总结一下经验得失，并加倍努力。从9点到15点，从周一到周五，这段时间能够给你带来很多变化。”

牛市开始的一两年是最佳赚钱时间：

一轮新行情发动的第一年和第二年是最佳的赚钱时间。...因为，只有在行情的初始阶段，大盘的走势特别强劲。

在牛市的第一年和第二年，或许会碰到一两次阶段性的调整，时间大约是一两个月，大盘的下跌幅度通常是8％－15％。在这之后，也就是牛市的第三，第四年，如果出现较大的成交量，然而股价却没有上扬，说明这轮行情离结束也不远了。

“你不需要猜测市场下一步会出现怎样的变化，你需要知道的是市场已经发生了什么。这是问题的关键。”

hefeiddd 发表于 2007-11-26 06:56

期貨大師Stanley Kroll來台演讲

期貨大師Stanley Kroll來台演讲

數年前，屬於趨勢型作手的期貨著名交易員史丹利．克洛爾(Stanley Kroll)在來台的演講會中，講述了他在期貨市場上操作的基本法則。克洛爾認為，期貨市場交易宛如非洲叢林，當投資人進入這個叢林中，最重要的是學會生存，而良好的”風險控管”就是最好的生存之道；另外，簡化操作策略，避免複雜的策略技巧，乃是致勝的訣竅，惟有具備這幾點基本要件才可能成為期貨市場上的常勝軍。（著有＜＜期貨交易策略＞＞，寰宇財經12，強烈建議重覆展讀，沾染大師氣質。）---擷錄「經歷這些年，我仍關心從市場獲利---獲取暴利。但在衡量巨大的財務風險、緊張情緒、寂寞、孤立、自我懷疑，甚至莫名的恐懼，自然這全是期貨操作者的經常伴侶，你不應該只以獲利為滿足，暴利必須成為你的目標。」-- Stanley Kroll。


以下是幾個演講重點整理：


●不願認賠出場兵家大忌


克洛爾指出，在他的眼裡全球最好的交易員是亞洲的交易員，因為亞洲交易員不但眼明手快，而且非常積極。不過，亞洲交易員的最大致命傷卻是不肯承認錯誤，不願認賠出場，因為他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沒面子的事情：其實不然，克洛爾認為，這種不願認賠出場的情形，便是沒有風險控管觀念的最佳例子，也是期貨交易的兵家大忌。事實上，在千萬次的交易當中並不需要每筆交易都要正確，這根本是無法做到的事情，不要在追求”勝率”上浪費過多的精力。因此，在大多數的交易中只要有35%到40%正確，便是非常成功而且有利可圖。


如何作好風險控制的工作呢?克格爾指出，不管是散戶或是基金、法人大戶，在進行期貨交易時，最多的進場資金絕對不可超過所有資金的25%（純屬個人見解），隨時保有解套和反向操作資金是風險控制的基本重要觀念。舉例來說，當你利用25%的資金進場作多時，一旦行情反時，此時剩下的資金不但可以幫助你解套，還可以趁勝追擊反手作空。


以此標準，十萬根本就不能買賣一口臺指期，而只能操作小臺指，但卻是筆者深信的基本交易法則。我們在交易時壓力隨時有，不管是不想輸的壓力、資金壓力乃至諸多莫名其妙的壓力，士官長的經驗是，絕大部份朋友的倉位都超過能承受的範圍，只是事情還沒發生感覺不到而已。下十成多（空）單，只是顯露經驗淺薄，”那一次”你一定會遇到！只要一次就足以打掛，躺在地上爬也爬不起來。市場的不確定是唯一的確定，行情的鄰居是無情。


更有甚者，把市場當做八仙樂園，當沖、波浪、沖沖樂、漲跌基本多單、短線避險空單…等等諸如此類，往往都只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超人能耐！來市場不是為了讓人崇拜的，只要把基本功老老實實做好。請記得，風險一定擺在第一位，然後再來談獲利。波段單子做不好，在這個市場是很難有明天的，需知波段沉穩能力是短線的基礎，但是培養短線能力卻會掏空波段能力，希望你能體會。


再來有個問題經常出現在士官長的身上，身旁的朋友老是認為行情看得那麼準，但是部位為何不再做大一點，這幾趟下來不就”噱爆了！等你在市場活久一點，答案自然會浮現。


對於作多或是作空，不應有偏好或是先入為主的觀念這是另一項致勝的條件。克洛爾認為，進入市場交易所求的是獲利，對於多頭或空頭不需要有任何的偏見，只要那方有利可圖，隨時改變自己的部位，隨著趨勢趁勝追擊。對股價指數而言，量的規模越大，價的級數就會越大，交易者就要修正原本的工具時間參數，尤其是擺盪型指標，否則以現在的行情，也許很多人逐漸不敢放空了，但是心理上只有一路看空上去。


另一項風險控制要件是限制損失幅度，在單一的市場交易中，把每一個部位的損失限度設在15至20%（非每一口保證金的百分比，而是總體可操作的資金），如果是較大資金帳戶，則損失限度的幅度可略再縮小。如此一來，可以避免損失過分擴張，造成追繳保證金(MARGIN CALL)或過度損失(OVER LOSS)的情形。克洛爾強調;一旦發生追繳保證金的情形，將對投資人的心理造成負擔和信心衝擊，這對往後的交易都有負面的影響。在他的幾十年的交易生涯中，從未發生追繳保證金的情形，他希望所有投資人都不要成為MC俱樂部的成員。


不要存有每筆交易都要作到最高或最低價的想法。士官長也常被短套，但這是對應”不敢買”或是”規劃到沒買到”等等的對應法。譬如，在空頭版圖已經來到負兩百，之前「留空買點」、「負向末衝」也都已經出現時，開始利用分時線下殺分批進場（請記得，沉穩地殺低接永遠比追強、高具有相對戰略地位），這樣既不會有到時候錯失機會的遺憾，也會讓自己更敢在低檔出手，很諷刺的是，在低檔買進儘然需要極大的膽量。…明知不可能買在最低賣在最高，但是一般人都想做到最好的價格，雖然有時是如你所願，但那只不過是幸運而已，克洛爾認為，一筆成功的交易最重要的是讓獲利持續擴大，讓損失立即縮小，換句話說，投資人在部位獲利時，作一個長線投資人，當部位損失時，立即變為短線的交易人。


●反轉訊號出現立即砍倉


談到短線或長線投資，台灣的期貨投資人大部分應屬短線操作。事實上，這並不重要也沒區分的必要。因為，正如同上述所說，當趨勢明顯時，有獲利，就該緊抱著部位不放，作個長線投資人，一直到反轉訊號出現為止，反之，立即砍倉出場，減少損失，作個眼明手快的短線進出者。


另外，當行情的趨勢明顯時，切記勿貪小便宜，逆勢作短線進出;因為這常會造成偷雞不著蝕把米的窘狀，得不償失。換句話說，當行情屬多頭時，寧可等待機會進場作多，千萬不要逆勢放空，反之，行情為空頭走勢時，逢高放空，不可逆勢作多。原理簡單明瞭扼要，但是要付諸實行卻可能要花上交易者幾年的磨功。士官長常論及，檢驗個人心法的真理，永遠只在市場裡而不在收盤後的背誦裡，實踐才是檢驗真理之路。


另外，學會利用停損技巧(ST0P)不但可降低風險，減少損失，有時還可以免除到手的鴨子飛了的不好感覺。克洛爾認為，在每筆交易上都需設停損。停損點的設置也可以用在獲利方面，克洛爾建議，當部位獲利時你可以用每週40%的停損點設置方法來防止獲利消失。舉例來說，當黃金行情為400美元，你的獲利已是1000美金（390買進到400獲利為1000美金），而”獲利400元”便是獲利出場點的停損幅度，也就是在394美元設置停損。假設在一週之內，黃金都沒跌至394美元，反而上升至410美元，此時就把停損的位置調高到398美元的位置（黃金漲到410時你的獲利為2000美元，每周獲利40％的位置，就在2000×60％＝1200，410-12＝398；黃金報價每跳動一美元價值為一百美元）。切記只要價格沒點到你的停損點，不要改變停損點價位。此一方法不但可保有獲利，而且也可使獲利擴增至最大。

●損失逾40%須退場觀戰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進場交易常有每戰皆敗北的情形出現，這或許是所謂的墨非定律吧，克洛爾認為，當原有進場資金損失超過40%時，投資人就必須先退場觀戰。因為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切記學會生存是進入期貨叢林的第一要件。”適者”生存而不是”準者”生存。當然，暫時離場並不是對行情或相關消息不聞不問，反而應該加倍努力，專心研究，在每日的看盤時，可以模擬進場，以測試自己的行情判斷力。


克洛爾自述說：「知道何時”不要”操作---很有耐性地等候在一邊，直到正確的時候才一躍而進----是操作者所面對最艱難的挑戰之一。但是如果你要抬頭梃胸站在贏的陣營裡面，這一點絕對不可或缺。曾經有無數的日子，我內心的衝動強烈到要逼我多做一點，使我不得不耍些點子好讓自己不要下單，我的辦法有下列幾種」：

＊ 把李佛摩的金言掛在下單專用的電話上：「錢是坐著賺來的，不是靠操作賺來的。」

＊ 放一本航海雜誌在我桌子上面（通常這就足夠引開我的注意力，不再去想一些不必要的操作。）

＊ 真的沒辦法忍耐時，只好暫時離開辦公室到外面走一走，或者跟曼哈塞灣的藍魚或其它東西較量一下。

作好風險控制之後，在操作策略的制定方面應予簡化，克洛爾認為操作策略要保持所謂的 KISS原則，也就是KEEP IT SIMPLE AND STUPID。通常最笨最簡單的操作技巧就是最好最會獲利的策略。除此之外，當投資人在期貨市場上不知所措時，總是記得強者恒強，弱者恆弱的道理，進場購買最強的商品，賣掉最弱的商品（個股）。如此一來，就算沒有為投資人賺進一筆可觀的財富，至少可以永遠立於不敗之地，而生存在期貨叢林之中。


大師話語總是簡易雋永的，簡單是因為經過複雜粹鍊過，沒有粹鍊其實也無以簡單起。交易本就是一場不間斷的學習，學習方法，也學習如何學習方法。交易動作無它「低買高賣」四字而已，然而串起這四個字卻是千斤萬擔重。總的來說，我們必需戒掉「零售獲利，批發虧損」。最後希望短短的一篇文章，能引領出屬於你我獨特的個人操作哲學，祝您平安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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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貨士官長

hefeiddd 发表于 2007-11-26 06:58

投資大贏家「陳進郎」的苦力型投資心法

投資大贏家「陳進郎」的苦力型投資心法

選自先探周刊#1237

有人說，股票市場只有贏家與輸家，沒有專家，而陳進郎，一位以苦力型作業模式，在股票市場上面大賺的贏家。短短十年間，員工只有三個人的投資公司，在他操盤之下，從五千萬元進場累積到現在的獲利八億四千萬元，等於是十六倍。他也在十二月當期財訊月刊理財徵文比賽中名列第二名，其買賣股票的心法以及規則，值得投資人參考。本刊特別專訪到陳先生，以下紀錄其獨到的投資心法：
健康情緒管理為先
我個人研發出一套屬於自己的苦力型作業模式，一路走來，不但我找到適合自己的操作模式，我也因此獲利匪淺，從小散戶升到中實戶。
每個人都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操作模式，並且要擁有健康的情緒管理。這兩點，就是個人會在股票市場上面輸贏的關鍵。
有的人有其他事業，無法專心看盤，就不適合我這種苦力型研究模式，而破釜沉舟全心投入成為投資家，從早到晚研究股票市場生態與操作原則，則是我認為適合我的賺錢方式。
我的操作法則有三大面向：第一是產業動態，第二是盤中強弱，特別是看強勢股，而技術分析則是綜觀全局的關鍵指標，也是第三大面向。
產業動態與強勢股選股
技術分析總結買賣點
以產業動態來說，我是參考威廉歐尼爾的股市贏家一書提到的CANSLIM原則，也就是追蹤C ：每股當季﹝月﹞盈餘及營收、A：每年盈餘成長幅度、N：新產品、新管理階層以及股價創新高、S：流通在外股數、L：漲幅超前或落後、I：投資機構支持、M：與市場走向同步。利用七大法則，我要花很多時間蒐集資料研讀。

威廉歐尼爾「股市贏家」書中
會瘦CANSLIM原則
C 每股當季﹝月﹞盈餘及營收
A 每年盈餘成長幅度
N 新產品、新管理階層以及股價創新高
S 流通在外股數
L 漲幅超前或落後
I 投資機構支持
M 與市場走向同步

不過，在產業動態當中，必須要知道的是，許多媒體已經率先進場的股票，我是不碰的，從哪裡可以看出來？很簡單，一但利多公佈而早盤股價開高，就不應該追價。
有時候，一但有一些利多尚未完全發酵，我又不完全確定後勢，我會在上漲之際酌量加碼，若發現很強或是隔天繼續開高，我會加碼更多，這就是強勢股原則。而賣點呢？一但發現股價不再上漲那天的轉折點，我就會開始逐步出脫，不是等到真正下跌到成本以下那天才賣股。
應該說，只要今天開盤總市值低於昨天的總市值，我就會開始出脫股票。
我在強勢股原則跟產業動態苦力研究之下，現在四億元可操作資金，投資的就有一百四十檔，不過有五成資金放在前面二十檔，剩下一百二十檔隨時修正替換。由於每天看一百檔股票，因此我才說我是全心投入，確是苦力型操作。有時候還會夢見隔天股價走勢，這樣，我不去設定大盤指數，我也不去設定何時該買該賣，或是資金該如何配置，以我的操作原則，不符合強勢股就會被淘汰。
股票其實都是壞股票，因此投資人不應該對股票懷有感情，因為高價股票都是經過本益比灌水，低價股股票則是本身財務有問題居多，因此我不會眷戀。
對我而言，股票都是壞股票，除非他能馬上上漲，對於深具危機意識的我來說，股票是選秀會，一定會有許多更好的投資機會。這是機會成本的問題，只要是發現有更好的機會值得你該放棄現在的持股，即使被套到，也應該捨棄。
突破加碼、跌破減碼
我也會用「機會成本」觀念去破除「成本觀念」的迷思，多頭行情每天都是開平走高，我習慣早盤買進看漲的股票。在資金有限之下，我收盤前一定要賣出手上表現欠佳的股票，我不會去在乎賣出股票是賺錢還是虧損。
基本上，技術分析是大股東買賣股票的軌跡統計紀錄，因為市場好壞大股東會先知道，技術面操作原則是突破加碼、跌破減碼，而且要分批買進，技術面指標就是最基本的KD、K線、量價、MACD以及DIF五項，其實都是交叉著看，用你的眼睛研判多空，只要明顯出現重大轉折，就是買賣點。
其實，大多數人都是害怕賺錢，因此突破加碼都會相反，變成突破就賣股，但是一但跌破又不願意減碼，甚至還攤平加碼，這就是大多數人總是願意接受賠錢的風險、逃避賺錢的風險，也就是賺小錢賠大錢的原則。
有些人喜歡買賣曾經被套牢的股票，這跟懶有很大關係，而攤平就是買原來的弱勢股，攤平會變成赤貧。總而言之，不要對股票有所眷戀。
機會成本與汰弱擇強的觀念
股市的關鍵在於選股、選股、選股，許多人會聽所謂專家喊指數，其實大多數券商對指數預測都是為了要賣基金或是公關，沒有意義，不須聽太多人的意見，又不是選舉，只要聽一到兩位你認為比你強的專家即可。在這些資訊當中，我會用產業訊息選擇股票，最終再用盤中走勢汰弱擇強，最後再用技術面把關。
一但大盤持續破底之際，我會買進不再破底的強勢股，多頭行情之際，我會買盤面最強勢的股票，而多頭回檔之際，我選擇抗跌性較強的股票。多頭漲勢開始之際，我會追近領先創新高的個股，一但多頭大漲後，我會慢慢轉進剛轉強的落後補漲股。
我就是這樣以「機會成本、汰弱擇強」方式為操作主軸，培養出自己的節奏感及對資訊的穿透力，在股市翻滾十六年，我終於創造出自己的運氣跟目標。
只要相信一到兩位比你強的人
其實，我覺得在股票市場上面要擁有健康的情緒管理，雖然每天庸庸碌碌看資訊，但是其實內心很篤定與安定。有一些人早上看盤，下午去吃下午茶或洗三溫暖，外表看來很悠閒，但是其實內心很恐懼。
我現在四十出頭，從當兵退伍剛進入股市的十五萬元，現在不但個人變成中實戶，由我操盤的投資公司，在八二年投入五千萬元，現在累積獲利八億四千多萬元，分配盈餘五億四千萬之後，我還有四億元可運用資金，期間只有八九年有虧損。現在在適合我的操盤節奏當中，表現都還不錯。
我現在依然是戰戰兢兢，詭譎多變的股票市場，充滿驚奇與風險，而我也勇於面對，心存感激與不怨天尤人，健康的情緒始終讓我生活相當有意義。

陳進郎的投資心得
(1)買強勢股 比大盤強勢的，越強買越多，較前一天上漲者繼續酌量加碼，隨較前一天下跌者酌量減碼。
(2)媒體先上車股不能買 新聞出來之後早上開高就不買
(3)技術分析五大指標很重要 春江水暖鴨先知，大股東先買先賣，透露在技術面當中。
(4)機會成本觀念 股票是一種機會成本，若是賣掉可以賺更多，寧可捨棄。
(5)股票是投機市場 股票都是壞股票，因為都是大股東印出來是換鈔票的，只有選擇相對比較有機會的去買。
(6)一般投資人的錯誤 該恐懼時卻期待，該是期待時卻恐懼；多數人總是逃避賺錢的風險而接受賠錢的風險，也就是賺小錢賠大錢。
(7)專家意見 不要聽太多專家意見，找一到兩個比你厲害的就好
(8)走勢 用資金來預測走勢最準，總體基本面都是落後指標

hefeiddd 发表于 2007-11-26 06:59

谁是杰西·利文摩尔？

杰西·罗利斯通·利文摩尔（Jesse Lauriston Livermore）是20世纪最著名的操盘手之一。很少有人能够像利文摩尔那样迅速地集聚财富又迅速地失去财富。


谁是杰西·利文摩尔？

杰西·利文摩尔1877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是一个农场主的儿子。杰西很早的时候就辍学到波士顿一家公司工作。他要做的工作是把股票、债券和商品的价格写到一个大黑板上。逐渐地，他发现价格的变动通常是可以预知的。于是，他找到了发财之道。

那时候的杰西还没有足够的自营资金，他能做的只是进行一些小的投机并认真地观察研究股票价格的变动规律。到15岁的时候，杰西已经积累了1000美元——在当时这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由于沉迷于股票交易，杰西被那家公司扫地出门，于是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职业股票投机商。但不幸的是，由于他的巨大成功，他被禁止在波士顿从事股票交易。之后他辗转于美国中西部和东海岸，获利50000美元。他只能通过使用化名进行交易以躲过对他的禁令。20岁的时候，杰西去了纽约。

在纽约，杰西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并最终成为一代杰出的证券交易商。1906年，杰西获得了一些有关联合太平洋公司的小道消息，于是巨额做空该公司的股票。然而，联合太平洋的股价不跌反涨，杰西因此陷入困境。旧金山大地震救了杰西一命，联合太平洋股价暴跌，杰西获利250000美元。这次投机活动给杰西上了生动的一课：靠小道消息盲目跟风是相当危险的。

1907年，杰西获得了“熊杀手”的美誉，就连强大的J.P.摩根也不得不派中间人请求杰西手下留情。

W.D. Gann在其《华尔街45年》一书中称杰西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证券投机商”（117页）。Gann认为，杰西信誉卓绝，即使他刚从破产法庭释放，人们也不会怀疑他的偿债能力。

实际上，包括Gann和杰西在内的众多投资者和投机商都曾因为经纪公司Murray Mitchell1913年的破产而遭受巨额损失。用Gann本人的话来说就是：“杰西1917年东山再起，还请了由于Murray Mitche破产欠下的所有债务”。Gann还说，通过这件事杰西赢得了崇高的信誉。1934年，杰西再次陷入困境，人们依旧支持他，助他再次崛起，因为人们相信杰西的信誉。

不过Gann也批评杰西只知道研究如何挣取利润而忽视研究如何保住利润。Gann说：“他贪婪地追逐利润，一旦获取了巨额利润又忘乎所以；他忽视市场的基本规律而要求市场按照他自己设计的轨迹运动。”
杰西的成功使他一夜成名，杰西几乎成了“富有”的代名词。杰西的成功使得他的生活纸醉金迷，他买了一艘200英尺长的游艇，他开始沉迷于女色。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杰西预测咖啡价格将会大涨，尽管获利不菲，但却被政府以发国难财为由判为无效，斯须间，400万美元财富得而复失。于是，杰西经历了其职业生涯之中的第三次破产。

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19世纪30年代出台的一系列新法规导致了杰西的这次失败。这些新法规限制以下行为：

1. 利用内部信息
2. 隐瞒交易地点
3. 囤积股票
4. 发布虚假的或误导投资者信息

杰西的招数众所周知：买入股票等待股价到位——利用《纽约时报》或其他有影响的报纸散布消息为这只股票造势以吸引更多买家——高位逐渐减仓将股票卖给受报纸鼓动而来的疯狂的跟进者。

颠峰时期，杰西在数个国家拥有房产，有劳斯莱斯轿车，有游艇，还时常举行奢侈的社交聚会。他拥有多处宽敞明亮、设施先进的办公室，他还雇有专门的研究队伍。

1933年的杰西内外交困，在一次长达26小时的狂欢狂饮之后，他被抓进了警察局，他告诉警察他失去了记忆。

杰西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赚取利润，他决定靠写书谋生。杰西1940年出版了《如何进行股票交易》一书，但公众对这本书并不感兴趣。

同年，杰西在曼哈顿一家饭店大醉之后给他的第三任妻子写了一封有8页纸的信，在信中杰西承认“我的生活是失败的。”然后，杰西在饭店的衣帽间自杀身亡。他身后留下的财产不足10000美元。

《纽约时报》引用了杰西的墓志铭作为对杰西的评价：

“他的去世为一个时代划上了句号。他的功过任由后人评说。”


杰西·利文摩尔的遗产

1.《如何进行股票交易》

这本书讲述了杰西进行股票交易遵循的基本原理，共有十章。

以下是从本书中摘录的一些语句：
“投机是世界上最刺激的游戏。懒惰的人、愚蠢的人、心智发育不平衡的人、妄想一夜暴富的人是不可能参与的。”（第15页）
“利润会自己集聚起来，而损失却不会。投机者期望规避大的损失，就必须从规避一个个小的损失做起。”（第19页）
“如果我所操作的股票表现不如我的预期，我会毫不犹豫地退出，因为时机还不成熟。”（第22页）
“在我看来，投资者都是下注的赌徒。一旦下错注，他们就会输个精光。”（第25页）
“警惕所有的所谓内部消息。试想，如果有那么容易挣到的钱，怎么还会有人让它掉进你的腰包。”（第58页）
另外，对于当时盛极一时的“投资铁路股票比将钱存入银行更安全”的理论，杰西指出了其危险性，并列举了一系列有说服力的数据进行论证。（第24页）

2.《一个股票操盘手的回忆录》

这部经典著作是目前为止流传最广的一本有关股票投机的书，据猜测是爱德文·莱福利于1923年所著。
莱福利是一个财经记者，他写此书的目的正是为了纪念杰西·利文摩尔。事实上，这本书是由杰西本人完成的，莱福利只是承担了编辑的工作。

姑且不论《一个股票操盘手的回忆录》是否是有关股票交易理论的颠峰之作，不可否认的是，书中确实包含了许多市场真理。譬如：

“一个人可能毫无理由地去进行一些愚蠢的交易。”（第155、156页）
“投机者的最大的敌人是发自自己内心深处的厌倦，这种厌倦源自人类期望与畏惧的自然本性。”（第129页）
“当一个人正在犯错误的时候，他最需要做的是立即停止错误的举动回归正常。”（第103页）
“现实中，人们要提防很多事情，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提防他自己。”（第122页）
《一个股票操盘手的回忆录》确是经典之作，即使今天的许多作者仍在引用其中的语句。
马丁·齐维格曾经这样描述这本书：“这是我所读过的最好的书。我向所有的下属推荐它。”
《市场巫师与新市场巫师》一书的作者杰克·施威格尔这样评价《一个股票操盘手的回忆录》：“每次面晤那些最优秀的操盘手的时候，我都会问他们一个同样的问题，你认为你所读过的哪本书最有价值。迄今为止，大多数人回答的都是《一个股票操盘手的回忆录》。”

3.杰西留给世界的第三笔遗产是他的传奇生活。

一方面，他信誉卓绝，他向债权人偿还了所有债务，这些债务并非他的义务，他完全可以合理合法地拒绝偿还；另一方面，他又是那样一个贪得无厌的人，他用一切合法的手段聚敛财富。

杰西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只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杰西确实是杰出的操盘手。


附录：

一九二三年，在美国芝加哥的海滨大饭店（Edgewater Beach Hotel）举行一次世界性重大的金融会议，出席的人员中有九位是当代执牛耳的财阀，也是成功的财经巨头。
第一位是世界最大钢铁公司董事长查理．雪伯（Charles Schwab）、
第二位是世界最大通用事业公司董事长撒母耳．印述（Samuel Insull）、
第三位是世界最大煤气公司董事长豪尔．贺布逊（Howard Hospson）、
第四位是世界最大粮食公司董事长阿萨．卡顿（Arthur Cutten）、
第五位是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理察．威尼（Richard Whitney）、
第六位是美国阁员之一的阿尔巴．佛耳（Albert Fall）、
第七位是世界最大独营公司总经理利恩．费拉沙（Leon Fraser）、
第八位是纽约华尔街大财阀之一的杰西．利伐摩（Jesse Livermore）、
第九位是国际银行总经理利恩．库鲁根（Leon Kruegen）。
他们九位金融界的巨头，几乎可以左右整个世界的经济市场，每一位都是家财万贯，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吧！结果恰恰相反！他们都懂得「如何赚取钱财」，却不懂得「如何获得生命」。
经过廿六年之后，追踪调查他们的晚年下场真是何等悲惨！
   
第一位－查理．雪伯（Charles Schwab）：家财破产，负债累累，抑郁而死。
第二位－撒母耳．印述（Samuel Insull）：逃避审判，流亡国外，犯案而死。
第三位－豪尔．贺布逊（Howard Hospson）：患了神经病，被关在疯人病院中。
第四位－阿萨．卡顿（Arthur Cutten）：家财破产，贫死海外。
第五位－理察．威尼（Richard Whitney）：从猩猩监狱释放，死于家中
第六位－阿尔巴．佛耳（Albert Fall）：从监狱释放，死于家中。
第七位－利恩．费拉沙（Leon Fraser）：自杀身亡。
第八位－杰西．利伐摩（Jesse Livermore）：自杀身亡。
第九位－利恩．库鲁根（Leon Kruegen）：自杀身亡。

传奇人物Jesse Livermore说得好: 「华尔街永不改变,钱袋会变,投机者会变,股票会变,但华尔街永不改变,因为人性永不改变。」

hefeiddd 发表于 2007-11-26 07:00

Constance Brown--西方杰出的女分析师

Constance Brown--西方杰出的女分析师

On The Aerodynamic TraderConstance Brownby Thom Hartle
http://images.blogcn.com/2007/1/25/7/leson1234,20070125133345.bmp
"Aerodynamic" may seem like a peculiar description for a trader, considering what the word brings to mind at first glance: smooth and sleek, streamlined to minimize resistance. And yet, think about it. Successful traders are mentally streamlined. Winning traders display minimal emotional resistance to a high-risk environment, only trusting their skills to trade. This focused mental state is comparable to those of top athletes who go into head-to-head competition concentrating on their goal, free of any excess mental baggage that could weaken their performance; they operate with a mental toughness to bring home the gold. One trader knows both challenges: Connie Brown, who was at one time a world-class swimmer, and who is today a professional trader as well as the author of the work Aerodynamic Trading. STOCKS & COMMODITIES Editor Thom Hartle interviewed Brown via telephone on March 24, 1997, about trading, the similarities to athletic competition and other topics.
                                             
When you're first starting out, you try to learn as much as you can. The more you learn, the more tempting it is to become more complex and try to incorporate all these methods you've been studying into one approach. That's the first phase.-- Connie Brown
So did you come right out of school and jump into trading?
No. My business career began with Eastman Kodak. I was first hired as a sales representative and had various positions throughout my 11 years there. By the time I finally resigned from Kodak, I was a brand manager with responsibilities for Kodak's professional color films. That was back in the days when the Hunt brothers had such an impact on the silver market.
So you were aware of the Hunt brothers and the silver market before you actually got into the market?
Definitely! Silver is a major cost factor in manufacturing film, so I became very interested in the futures markets. Of course, I didn't know very much about the markets, but I started asking a lot of questions, and my interest grew into a passion. Soon, I found I was working on my charts most of the night and on the marketing plans by day. Something had to go. I was still very young at the time, and the prospect of living in Rochester, NY, for the rest of my working days, well
-- Your career options weren't quite as diversified in upstate New York as they might have been if you had been living elsewhere, I would imagine.
No. So I decided to start a new career and pursue these new interests.
So you ultimately left Kodak for Wall Street?
Yes. I jumped at the first opportunity, and that placed me inside a bond department. Before I was hired, I had barely heard of junk bonds -- excuse me, high-yield bonds.
In that case, what led you to the bond department?
Actually, I was interviewed for the job without my even being aware of it. The firm I joined used fundamental research. In fact, I was told that if I ever brought a chart into the trading room, I would be instantly fired.
You probably looked at a lot of different aspects of technical analysis. What approaches did you settle on?
I've evolved into using three non-correlated methods: momentum, Gann, and the Elliott wave principle.
How did that come about?
It's really a cycle. When you're first starting out and you don't really know a lot about technical analysis, you try to get your hands on everything possible to learn as much as you can. Sometimes a method will work for you, sometimes it won't. The more you learn, the more tempting it is to become more complex and try to incorporate all these different methods you've been studying into one single approach. That's the first phase.
What's the next phase?
The next phase is when you begin to realize that there are similarities among indicators. Then you study which indicators provide the strongest signals to you and which methods don't have a high correlation to one other. That's the point you realize you want to remove the redundant indicators and work on the weaknesses of those you keep.
And finally?
Finally, it evolves to the point that you come back to something that may be simpler, but by then you'll have a tremendous understanding of the indicators that you've studied and that you can now use effectively.
So the goal is to really narrow your focus?
Yes.
You mentioned you use momentum. Could you elaborate on that?
Sure. I use indicators on indicators. For example, it's very common for traders to use stochastics and the relative strength indicator (RSI), but I use indicators on those indicators so I can improve the timing and be able to see market turns before the masses actually see it through more typical methods.
http://images.blogcn.com/2007/1/25/7/leson1234,20070125133331.bmp
                  
Figure 1: The composite index and derivative oscillator. Brown uses the derivative oscillator with an indicator called the composite index. The composite index is an indicator on the relative strength indicator, which shows signals before the RSI itself has revealed a market signal.
So what would be an example of an indicator on an indicator?
Hm. I'm not intentionally holding back, but the formulas, techniques and rules are just too complex to cover here. The MTA Journal published an article of mine called "The derivative oscillator," and it's nearly 20 pages long. I really don't want to give your readers a simplified version, because it would be misleading.
In that case, can you just tell me about the derivative oscillator?
Sure. I use the oscillator with an indicator I developed called the composite index (Figure 1). The composite index is an indicator on the relative strength indicator (RSI), and it shows signals before the RSI itself has revealed a market signal.

Brown, Constance . Aerodynamic Trading, New Classics Library. This volume can be purchased through Brown's Web site at: http://www.aeroinvest.com. E-mail address: Cbspz@ibm.net or fax: 770 536-1337. To purchase a copy of Brown's article from The MTA Journal, fax, do not call:
Market Technicians Association, Inc., 1 World Trade Center, #4447, New York, NY 10048
fax: 212 912-1064. "The derivative oscillator" is available for $10.00. The MTA accepts Visa/Mastercard only. Excerpted from an articl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June 1997 issue of Technical Analysis of STOCKS & COMMODITIES magazine. All rights reserved.
? Copyright 1997, Technical Analysis, Inc.

hefeiddd 发表于 2007-11-26 07:01

刘涛与他的超宏观理论和联动分析方法

刘涛与他的超宏观理论和联动分析方法


来源:中国华尔街《金融分析师》


    【编者按1：总结前人经验，外汇保证金交易思维思路（100%）=基本分析（1%）→ 技术分析（2%）→ 市场理论（15%）→ 投资理念（5%）→交易系统（15%）→ 资金管理（15%）→ 风险控制（15%）→ 心理控制（30%）→德才兼备（2%）
关于基本分析、技术分析论述已多，今后这个层面不再赘述。现在收集整理关于市场理论文章一篇《刘涛与他的超宏观理论和联动分析方法 》，供大家飨食。

         


    编者按2：货币传统意义上的四项基本功能：
    一、货币是交易的媒介
    在远古时期人们以物易物，由于买卖双方不一定刚好都需要对方的产品，交易成本很高。即使拥有一切必要的生产要素却往往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买主而不能扩大生产。为了扩大交易范围，提高交易效率，促进资源的有效分配，人们需要一种交易媒介，这就是货币。例如，19世纪有位女歌唱家到社会群岛(Society Islands)演出，她的报酬是每唱一首歌，当地人支付3只猪、23只火鸡、44只鸡，还有各类水果。如果以巴黎的物价来计算，几乎等于她平常收入的5倍，可是她却没有办法把这些酬劳带回家。如果当时社会群岛有货币的话，尽可付给她货币，她回到法国之后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如果社会群岛不能支付货币报酬的话，除非这个歌唱家对猪和火鸡有特别偏好，否则她是不会再来演唱了。
    二、货币提供了计价的单位。
    如果我们有100种商品，每2种商品之间有一个相对价格。例如，十个苹果换一只鸡；一双皮鞋换二只羊等等。那么，在100种商品之间就有4950个相对价格。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换将非常复杂。如果拿货币来表示，可以让所有商品都以货币来计算价格，100种商品只需要100个价格，从而可以大大节省计价成本。
    三、货币可以“储存价值”。
    当人们出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之后，他们通常并不需要马上购买等值商品，于是人们可以把购买力暂时寄存在货币上。有些资产例如房地产、艺术品、股票等也具备存储价值的功能，但是它们的价格波动比较大，不容易变现。因此，货币成为人们储存购买力最常见的工具，只要持有货币，就可以随时参与交易。
    四、货币可以作为延迟给付的标准。
    在各种借贷契约中必须写明如何计算未来支付的权利和义务。货币就是最常用的计算未来权利和义务的标准。
    在这四项功能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交易媒介的作用。世界上任何货币都具备上述四项功能。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贸易活动从个别地区扩展到了全球。于是就产生了货币与货币之间的兑换问题。如何在越来越频繁的国际贸易中完成支付与清偿是人类必须解决的问题。】

      


    正文：
    刘涛先生，黄金投资分析师资格评审专家委员会秘书长；上海源复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首席战略分析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刘涛先生曾致力于哲学和文明史研究，在哲学、史学、经济学和金融投资及古文字学等领域造诣深厚。近年来致力于从全球视角和货币、资本、期货、黄金各市场联动的方法，研究全球投资市场演化发展的规律，独创超宏观理论和联动分析方法，分析把握相应的投资机会，研究视角开国际先河，已出版和发表大量研究成果，得到了较大关注。
    哲学及文明史研究：专著《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内著名学府图书馆（包括台湾、香港）及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等著名图书馆收藏。开创了华夏文明古哲学方法跨学科历史和现实社会问题研究的先河，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著名哲学网站：www.confucius2000.com有刘涛文集。
全球投资市场研究：主编《解读金价——源复黄金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开国际政治、经济、金融视角研究分析货币属性和黄金价格形成机制的先河，在业界产生重要影响。在经济日报、中国经营报、上海证券报、第一财经日报、国际金融报等报刊媒体发表文章数十篇。主编系列刊物《源复黄金研究》和《源复石油研究》，在业内产生了重要影响。2004年10月，在全球研究机构预测2005年平均油价为35美元的情况下，率先做出2005年一般情况下世界油价波动区间为40-60美元、地缘政治和国际金融形势不稳定情况下油价上限将相应上调的判断，目前已全部实现。刘涛先生领导的源复公司连续两年成为路透社年度全球黄金价格预测机构之一（亚洲仅有2家），并且是2004年度全球金价预测最为准确的机构之一。
    2004年春，接受国家委托参与起草《国家能源安全报告》部分内容，研究成果得到国家有关部门认可。
    黄金投资分析师简介：中国为世界第四大黄金生产国。2004年底中国黄金生产、加工和流通企业从业人员超过百万人，黄金企业管理及相关投资人员加上各大金融机构与黄金投资相关的人员达数万人，黄金投资日益成为社会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初，由中国黄金协会申报、国家相关部委批准设立了金融投资行业唯一国家级新职业资格-黄金投资分析师。黄金投资分析师分为助理黄金投资分析师（国家职业资格三级）、黄金投资分析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和高级黄金投资分析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三个级别，每一级别资格的取得均须达到相应级别具备的条件要求，并通过相应级别的考试。首次黄金投资分析师资格考试即将于2006年初举办。黄金投资分析师的培训、考试组织、评审和资格管理等等工作由黄金投资分析师资格评审专家委员会承担。


    关于超宏观理论与联动分析方法体系
    中国华尔街：非常感谢刘总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您最近一直在为黄金投资分析师资格考试的事情在北京忙碌，那么我们的采访还是想先从您提出的这个超宏观理论和联动分析方法体系开始，因为这个理论即使对于国内大多数的金融专业人士来说都可能是很新鲜的，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
    刘涛：从理论意义上来说，超宏观理论是通过将哲学、史学、社会学、经济地理学、经济学、金融学、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金融投资学等学科进行交叉，形成的研究非充分竞争性的全球市场的一种跨学科、跨专业的研究方法。这种非充分竞争性的市场往往带有一定的垄断特性，但是这种垄断特性又与一般的产业垄断有所不同，比如石油，主要分布在中东地区，它是一种垄断资源。这种资源垄断具有古地质形成和分布的地缘特征，是一种在地球地质演化中带有地质分布特征的资源垄断，这是和我们经济学中所讲的厂商垄断是不同的概念。还有一个就是黄金，黄金的全球地理分布也是不均匀的，少量的国家占据了地球上绝大部分的黄金储量。
    石油市场和黄金市场是超宏观理论和联动分析方法的主要应用领域。石油和黄金的属性及其市场特点的非充分竞争性，决定了运用充分竞争性市场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研究存在问题，如研究成果的时效性和有效性问题。在充分竞争市场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中，其理论预设的前提是市场有效、充分信息和社会个体具有经济理性，社会个体和社会整体的经济资源需求、生产、消费依据某种价格弹性调整。因此，国际政治、国家安全以及像地质资源禀赋等因素，被纳入理论框架的外生因素中。但是，对于石油、黄金等具有非充分市场竞争的重要的资源及相关投资工具而言，其理论的局限性就不言而喻了。超宏观理论和联动分析方法正好能够把这些被外生的因素都考虑进来，而这也正是超宏观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华尔街：那么是不是说超宏观理论的主要应用领域就是石油和黄金呢？
    刘涛：我们通常在进行研究的时候，还有两个领域是放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去做了，但是在理论分析上也是有局限性的，一个是汇率，还有一个就是股市。但是，我们通过哲学、史学等各个学科的交叉视角去分析以后，发现货币本身不是商品，用一个充分竞争的商品市场的经济学体系去研究它，就会出现问题，尤其是现在的信用货币。信用货币是国家法律规定的东西，是一种制度安排，货币的名称、单位和流通的地理空间等全部是国家规定的，是立法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把货币放在商品的范畴里面去研究，这就会必然产生问题，法律的东西怎么能放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商品范畴里面去考虑呢？
    还有股市。股票本身是以货币标价的，在上市公司章程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约定下的产生的，也是一个制度性的东西，是一个契约，是一个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分享处置权的一个权力，也仍然是一个制度性的东西，而且与货币的制度性高度相关。
所以在研究汇率和股市的时候，重要的不是充分竞争市场上的一些信息和消息，重要的是研究在国家大的方针、战略和国家安全框架下，汇率和股市相关制度安排在战略上如何衔接。
    中国华尔街：按照您的这种分析框架，那么您觉得目前股票市场上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研究方法上是否存在问题？
    刘涛：可以说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先说货币，在超宏观理论框架下，货币的存在必须具有一定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分化，不同群体生产不同的产品从而需要交换，这是一个前提，所以没有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分化，货币就不会产生；第二个条件是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分化形成了相关的资源配置需求，如果完全是国家或其他的机构来配置资源的话，就直接进行分配而不需要货币了，市场配置则必须通过一定的媒介。这三个因素：社会分工、社会结构分化以及经济资源通过市场来配置成为货币存在的三个条件，这些构成了货币的制度特征的基础。关于货币的研究，还有几方面应予以注意，一个就是货币的载体，货币的载体很多，我们研究货币史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曾作为货币的载体，如贝壳、牛、稻谷、盐、布等，货币需要载体，有的是实物，而真正具有国际意义上的货币载体在实物领域里面就只有黄金。而现在的货币是信用，是国家法律规定的，在这种条件下，货币本身所蕴含的制度属性特征在信用货币情况下就回归了，货币的制度属性特征完全被显现出来了。在货币还是黄金的时候，大家很少想到货币还是一种制度安排，而就把其作为一种商品。再有一个就是货币的职能，在我们研究货币银行的时候，就是包括价值尺度、流通媒介、储藏手段和支付手段和国际货币这些，这些倒是没有新的东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货币本身也是金融投资工具。
    货币不仅是一个制度，货币在承担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功能之外，同时还是金融投资工具，这一点没有被给予应有的重视。如果仅仅是货币银行实物货币（黄金）的那些职能，那倒是可以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去分析它，但一旦是投资工具的话，汇率的形成机制就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了。而且在汇率形成机制里面，涉及到游资在汇市、股市、期市、金市等市场之间的联动。
    中国华尔街：所以说，决定汇率就不能完全看货币银行范畴，而且由于货币本身作为投资工具，它也有市场决定的因素在里面。
    刘涛：对。而且因为涉及到跨市场的联动，黄金市场、股市等也都对汇率有影响，这是跳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才能看到的。
    这个分析框架在分析股市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比如，我们以前在研究投资市场的时候，往往认为股票是一个有价证券，是一种凭证。但是，如果仔细去研究股票的属性的时候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股票是以货币计量的、按照一定章程和契约约定对未来企业经营效益和成果进行利益分割和配置的一个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就不能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商品理论去分析，两者的差异很大。这种制度安排的分析是超宏观理论在分析股票市场时的一个特别之处。
    中国华尔街：那么对于我们很多的证券市场的研究人员而言，可以从哪些视角入手去应用这种理论呢？
    刘涛：首先，要认清股票的本质，它是一种配置和分割经济资源的一种组织方式，这种分割和配置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金融和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下产生的，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进行的，脱离了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国家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相关的条件环境，证券市场的研究就是没有基础的。多数的投资者在研究股市的时候每天去看K线，是很难预测股市的，原因就在于其外生了一定的制度环境和相关的条件环境。这是因为，K线、均线、量价指标纯粹是形而上的，不涉及分析对象的属性和实质的价格形成机制，不涉及到股票各种属性和社会经济资源分割和配置。
    中国华尔街：我们知道刘总您在2001年的时候就曾预测到股市要跌到1000点，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是如何进行这个预测的？
    刘涛：这主要就是根据我们的制度环境来分析的。主要的制度信号就是国有股退出，国有股退出是有几个要求的，第一个就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这个不能错，在这个前提下国有资产股票的市值衡量应以净资产为基础，这个基础不能破，这个基本上就是底线。第二个就是不上市流通的股票能够流通了，整个流通股的结构就变了，做庄、控盘的难度增加了，上千亿股本的大的公司要上市了，上市公司的结构也变化了，根据这种结构的变化我们就能够分析得出上面的结论。
    中国华尔街：根据刚才您说阐述的，超宏观理论的主要应用领域基本就是这四大领域：石油、黄金、汇率和股市？
    刘涛：这几个市场有两个（汇率和股票）不是商品市场，而石油和黄金市场一定情况下是商品市场，但是这个商品市场是特殊的商品市场，是非完全竞争的市场，同时这两种产品都具有极高的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方面的意义。放在一起，主要就是这四个范畴。
    一般的研究者研究石油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石油的自然特征，比如勘探、炼化和石化等，还有一方面是研究石油经济，国际上通行的研究方法是对经济增长和石油需求关系的研究。而我们对于石油的研究则基于石油的三个属性：第一个是自然属性也就是前述第一方面的研究范围；第二个就是石油的经济属性也就是前述第二方面的研究领域；第三个就是石油的金融属性，石油不但有现货市场交易，还有石油期货以及期权等其他衍生工具，使得石油本身成为一种金融投资工具。由于金融属性的存在，其定价机制就不同于一般的商品，还必须与其他金融市场联动起来进行分析。比如现在的石油价格，不但受到中东石油生产国的影响，受到中国、美国、欧洲、日本等大的石油消费国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股市、汇市的走势都会通过联动效应影响到石油价格。从联动的意义上来说，现在所有的金融投资市场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关于游资与国家的资源配置战略
    中国华尔街：那么这种金融投资市场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什么力量来实现的呢？是否就是您所指的“游资”？在您的定义中，“游资”是指脱离经济资源分割和配置循环、以逐利为特征的这样一种资金。如何区分“游资”与一般的金融资产？
    刘涛：是的。我们的划分方法是这样的，在货币发行中，在货币属性的几个条件里面，如果货币的发行的存量是落在实体经济领域，参与市场的经济资源的分割配置循环的，在这个循环里面形成的货币存量，我们称之为经济因素形成的货币发行量。如果不在实体经济范畴里面，脱离了实体经济的范畴，是在纯粹的金融投资虚拟经济领域运转沉淀下来的货币存量，我们就叫它“游资”。这个游资的定义和我们多数的定义如教科书或者媒体上的概念其实是有差别的。
    中国华尔街：那么也就是这里所谓的“游资”是跟我们通常听到的那些对冲基金等国际游资的概念是不同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游资”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哪些呢？
刘涛：“游资”的组成比较复杂，但是它沉淀下来的领域也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像股市、汇市、期货及衍生工具市场，以及黄金和黄金衍生工具市场中。有一些游资进入金融投资市场交易形成了相关资产，还有一块是在交易中形成闲置的保证金，它也是游资的一部分。
    在严格的经济范畴里面，其实货币在其载体还是实物的时候，游资很难形成。游资的大规模出现，其实与货币载体向制度特征还原、形成信用货币有非常大的关系。在货币载体还是实物的时候，货币存量多了，就自然消耗或消失了。而信用货币就是一个符号，国家可以创造，银行也可以创造。在货币可以创造的情况下，货币一旦进入流通领域就不再出去了。如果货币发行过多，就会有一部分存量在实体经济里面，有一部分则脱离实体经济成为游资。
    考察货币史、金融史和投资史后可以发现，在工业化以后，投资市场的发展还是在信用货币出现以后。
    中国华尔街：那么“游资”对于经济的正面作用大还是负面作用大呢？
    刘涛：正面作用有，负面作用也很大。全球金融投资市场的高速发展是在1980年代初以后，其蓬勃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信用货币可以脱离黄金的存量限制，货币可以无限制的发行。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美国的金融创新浪潮。两大背景下，美国股市持续20年上涨，黄金、期货和货币市场进入了一个高速的发展期。在196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出现了“滞胀”现象，货币持续地过量发行引起物价上升，但同时经济增长放慢，就业率下降，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就业率呈相反方向运动，就是所谓的“滞胀”。而滞胀的明显好转就是在1980年代金融投资市场高速发展以后。货币供应量超出实体经济容纳范畴的部分流入了金融投资市场，形成了游资，货币的超量发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小了，形成了20年的全球物价基本稳定局面。从这个方面来讲，“游资”具有正面的作用。
    然而金融投资市场吸纳游资最终还是有限的，一旦这个蓄水池满了的时候，吸纳游资的功能减弱了，游资向实体经济回流了，后果更可怕，这就是“游资”产生的负面作用。2000年以后，美国新经济泡沫破裂，全球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就筑底反弹了，再也不下去了，这里面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美国股市不再上涨，而且出现了下跌的压力。对于美国来说，美国的股市是吸纳游资最大的一个蓄水池，股市不涨，所有重要的商品价格都要涨。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会出现所有的重要的资源性价格持续上涨，最终会造成实体经济中的物价上升。虽然石油价格从十几美元涨到60多美元，美国仍然声称通货膨胀压力不大，但是这个压力总有一天要变大，到那个时候整个信用货币体系都会遇到问题，因为数额巨大的货币存量，对应的是实体经济中相对少量的商品。像石油这种重要资源的价格，历史上的剧烈波动是有过，但通常剧烈波动的时间都不超过3个月。这是因为，石油价格的剧烈上升多数都是区域地缘政治（石油生产国政局不稳和区域战争）的因素。二战后，这些因素持续的时间通常不超过3个月，其对油价的影响通常也不超过3个月。因为，地缘政治因素形成明确的方向，然后形成稳定的油价预期，然后油价就会下降。像这一次的油价上涨，从1998年以来持续那么多年一直上升不再下降，是二战后的反常现象，并且这一反常与当前特定的背景有关。
    2000年以后，一开始游资有从股市向其他投资市场分流的趋势，而从“9.11”事件以后，美国一直在采用各种政策手段拯救股市，美国股市大幅下跌的趋势没有出现，但是股市和虚拟经济领域吸纳游资的能力在减弱，即使是这种吸纳能力的减弱，整个商品市场都面临一个非常可怕的局面。就像铜的价格，国内和国际的投资者都认为持续了这么多年的上涨，面临下调的压力，但是铜的价格一直在创新高。石油等国际资源性产品价格也是如此。
    中国华尔街：那么您估计这种趋势还会持续多长时间？
    刘涛：美国股市面临的压力短时间不能消除，不能充分吸纳游资，游资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就会持续下去。这个趋势将会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也许会一直持续到一次重大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只要不出现大的区域性的金融危机，美元的危机不能解除，美国股市下调的压力不能解除，整个商品和商品衍生工具市场都将以上涨趋势为主。而一旦出现大的区域危机，这个区域的货币就会对美元呈现弱势，美元的需求就会大增，美元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就会大增，同时大量的区域性游资就会流到美国去，支撑美国的股市，增加美国股市和其他金融市场对游资的吸纳能力，只有这种条件发生的时候，商品和商品衍生工具市场的上涨压力才会减弱。
    中国华尔街：那么说到这个大的区域金融危机的发生机制，从我们超宏观理论的视角来看，他既有可能是被动的，也有可能是主动的。那么未来从美国国家的战略角度出发他会不会主动地去造成这样一次新的区域金融危机呢？下一个最可能出现在哪里呢？
刘涛：很明显的例子就是索罗斯，他造成了很多区域性金融危机，南美的危机他参与了，英镑危机是他一手操作的，日元危机他是始作俑者，俄罗斯的危机他也进去了，大家都知道东南亚危机，索罗斯就是罪魁祸首。印尼政府要找索罗斯算账，后来克林顿政府出来为索罗斯撑腰，这明显就是一个信号，即美国政府在支持。从索罗斯操纵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目标地区来看，中国应该是他们的目标。从过程来看，他先是撬动泰国，然后通过整个东南亚向香港传导，他的最终目的是把多米诺骨牌推倒、推向中国来。但是中国政府比较强硬，把他给顶回去了。
    中国华尔街：如果按照您这种预测的话，这种趋势将会对国家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从我们的分析角度看是否能够一些应对和预防的措施呢？
    刘涛：这个影响其实不仅仅是对于某个国家的，而是对全球的。从应对的角度看，那就是在国家层面，在做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研究中要考虑这些相关的因素，在相关的风险形成机制里面提前进行一些风险对冲和风险规避的手段。我们也希望国家能够在风险发生之前多做一些研究，在风险到来的时候尽量降低损失。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索罗斯一个机构动用的美元规模是几千亿美元，其他机构跟进之后再杠杆放大，是非常大的力量。
    还有一个因素逐渐在显现，就是世界出现了文明开始影响国际地缘政治稳定性的情况，而这一点其实对美国是非常不利的。美国具有典型的基督新教文明特征，其输出民主政治的措施对世界上的地缘政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有对美国有利的层面，也有不利的层面，尤其是对美国不利的层面对美国的国家战略支持是起到消极的作用的。如果中国在国际地缘政治机制和国际货币市场机制有非常好的把握的话，反而会有机会，会有主动性的地方。
    中国华尔街：现在我们在回到您的这个分析方法上面来，就是从决定价格的因素来看既包括基本的供求因素，同时还有就是金融市场的游资，那么在您看来这两种因素在分析价格走势的时候的重要性是怎样的？
    刘涛：这个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看，要看背景。这一点就是我们超宏观理论与新古典分析方法的不同之处，新古典的方法是形而上的，它就是一个理论，可以针对不同的对象去分析，而超宏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基础就是属性，比如货币的属性就是一个制度安排，黄金的属性就是商品属性、货币属性和金融投资工具属性，石油的属性包括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金融属性等。在相同的大的国际背景下面，针对不同属性的金融投资工具来说，机制也是不一样的，有常态的因素，也有异动的因素。常态的东西就主要是供求这些基本面的东西，异动的因素就是在这些属性的框架下，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出现异动。所以说，超宏观理论能够容纳新古典方法所不能容纳的因素，在针对某个投资市场进行分析的时候高度关注投资工具的属性。
    中国华尔街：在这之前我们曾经拜读过您的一篇文章中对于国际游资的评论，您认为游资驱动的联动机制已经成为大国取得经济资源的战略手段，比如1980年代后，美国金融投机机构在日本、南美、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或地区引发的金融危机就达到了缓解美国资源需求压力、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金融投资市场高度膨胀的战略目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可以说游资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流动将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为追逐投机利润，同时也是体现了某种国家意志呢？
    刘涛：没错。在我们以超宏观方法研究汇率的时候，得出了这个发现，这种发现是超宏观理论的一个贡献。以前我们通过市场来考察汇率机制的时候，往往对大国的战略、国家安全关注的不够，其实汇率的变化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就是其货币的国际资源配置能力的变化，比如对于持有美元的国家而言，美元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美元背后的资源配置能力。其实汇率的变化就是外汇持有人的境外资源配置能力的变化，这一点对个人和国家来说都一样的。我们在研究美国的时候发现，美国之所以把美元看的那么重要，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很大一块资源配置不是靠出口，也不是靠美国人民的劳动，就是靠美国对外发行美元、靠金融来配置。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大国的国家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就能够和国际金融市场联动衔接，一些大的国家要稳定金融市场从而通过货币配置国际资源。
    中国华尔街：中国可能是在这个方面的部署好像比较少吧？还是说没有这个能力？
刘涛：目前可能还是比较弱吧。但是应该说不是有没有这个能力的问题，而是首先有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原来这方面的需求也比较少。
中国华尔街：可以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国际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必然将会与美国在国际资源配置中发生冲突，那么您认为将会演化成怎样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尤其是对金融市场会有什么影响呢？
    刘涛：冲突是肯定会出现的。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也正好与新古典经济学有出入的地方，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国民经济和宏观经济的时候，对资源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系常常关注的不够。而在超宏观理论的框架中，对资源是高度关注的。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分化，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增长，都有资源的支撑。缺少了资源，其他都是空中楼阁。中国要发展，资源的需求必然会给全球带来压力。
    中国华尔街：那么从战略角度看中国未来配置全球资源的手段都有哪些呢？
    刘涛：一个大国配置全球经济资源有几个渠道：一个是常规的贸易，一个是通过货币的国际化、对全球发行自己的货币，还有一个就是通过金融市场。现在国家已经开始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了，但是从操作上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把握、对金融运行机制的把握、研究和驾驭能力都还是非常有限的。这一块做的不好是要吃大亏的，比如最近的中航油事件以及某些集团事件。

    关于源复与刘涛
    中国华尔街：那么您和源复正好是这方面的专家，应该可以为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提供很多支撑。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源复公司目前在这方面都在开展哪些工作？
刘涛：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很小的公司，但是我们在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有一定重要性的。现在我们主要在做的一个就是国家黄金投资分析师的考试，通过从业资格的培训认证，为国家培养一批能够熟悉境外投资市场与运行机制的人才队伍。另外，我们也在尝试直接参与国际投资市场，目前，在国内能够几个市场放在一起能够同时驾驭的机构应该说还不多。所以说，只要是国家需要、行业需要、市场需要、投资者需要，都是我们要做的。
    中国华尔街：那么源复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的重点会是什么呢？
    刘涛：主要是立足于两块：一块是服务于国家，另一块服务于市场。
    中国华尔街：我们知道您以前研究过文明史，并且写过关于文明史演化的专著，而且还涉猎过其他许多学科。
    刘涛：我的一个研究领域是史学，还有一个领域国内极少人做的，就是古文字和古哲学的结合——古文字哲学研究，研究古文字造字的理念。
    中国华尔街：那么您后来怎么会转向投资研究这个领域呢？
    刘涛：我很早以前就做过相当长时间的投资，1990年代初就进入证券市场了。在做投资的同时，也进行哲学和史学的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知识结构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个结构，超宏观理论和联动分析方法的框架就不可能产生和发展。
    中国华尔街：那么从您的经验来看是否对目前市场上的从事投资和研究的人士有什么样的建议和忠告？
    刘涛：关于这一点我也经常跟我的员工强调，全球性的投资首先应该关注的问题是国际政治、地缘政治和大国战略这些层面的问题，这个层面的问题是形成投资市场中长期趋势的因素，也是投资市场必须关注的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必须关注的层面就是国际经济，国际经济总体运转的好与坏，一方面是和投资市场相关，另外一方面是和资源的需求和供求均衡相关，这一块会创造投资价值。第三个层面是国际金融形势，国际金融形势相对稳定，游资的结构分布、总量和规模也会相对稳定，从而投资市场中常规的机制会显现的更充分一些，异常的机制会显现的更少一点，反之则多些。第四个层面就是游资在不同的金融市场里面的结构分布。这四个层面因素的相互关系是上一个层面决定下一个层面，在价格形成机制上面，上一个层面明确形成的价格机制左右下一个层面的发展方向，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如果这几个层面中只关注第三、四个层面，那就会完全没有方向了。因为中长期的趋势是三、四级层面决定不了的。所以希望黄金投资分析师也能够用这个视野去看这个世界，用这个视角和方法去研究投资市场。

    关于黄金投资分析师
    中国华尔街：我们知道，由您主要参与创设的金融投资行业目前唯一的国家级职业资格认证考试“黄金投资分析师”就快要正式启动了，那么您对未来的这些“黄金投资分析师”是怎么定位的呢？就只是做黄金投资和研究吗？
    刘涛：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国际金融市场联动，所以通过这个资格考试的人不但能够做黄金市场，也能做外汇，还能做全球市场的证券。只是说这个职业资格是以黄金投资分析师的名义做下来的，但实际上他的这个内涵是非常广的，可以适用于整个金融投资市场，而且我们的这个分析方法和视角是独特的、有效的，只要是能够达到相应的要求，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的、成功的分析师。
    中国华尔街：那么可以说这一群人未来将是金融投资市场给予厚望的一批人了。希望这个资格考试能够成为市场上广泛认可的一个标准。

hefeiddd 发表于 2007-11-26 07:01

George Soros’s Right-Wing Twin

George Soros’s Right-Wing TwinMultibillionaire commodities king Bruce Kovner is the patron saint of the neoconservatives, the new Lincoln Center’s crucial Medici, owner of a vast Fifth Avenue mansion—and the most powerful New Yorker you’ve never heard of. [*]By Philip Weisshttp://nymag.com/nymetro/news/people/features/georgesoro050725_1_175.jpg
(Photo: Courtesy of Bruce Kovner)


After the opening-night performance of Tosca at the Met this spring, a handful of people found their way through a side door of the hall to the narrow corridor that leads backstage. One or two held flowers; a couple were in eveningwear. They were headed for the dressing rooms to congratulate soprano Maria Guleghina, who had just thrown herself from the castle wall. A guard with a clipboard barred the way, checking off names. Everyone passed through, till he came to a bearish figure, a tall, large-boned man with a big head topped by a shock of uncombed silver hair. Yet there was nothing indelicate about him, and if he was not elegant, there was discernment in his smallish light eyes and dark peaked eyebrows.

His name wasn’t on the list. The large opera lover repeated it a couple of times—“Kovner”—and even spelled it, but the guard shook his head. There was no help for him. And with a hop of the eyebrows, the pleasant expression never leaving his face, Kovner said thank-you and good night, then turned away, disappearing with his group of friends.

If no one knows anything about Bruce Kovner, it is because he likes it that way. Yet the unassuming manner is camouflage for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people in the country, culturally, financially, and politically. Kovner, 60 years old and divorced, manages the largest hedge fund in the world and every year ratchets higher on the Forbes list of the richest Americans (most recently, 106). Wealth has granted him influence in the fields that he finds most interesting: high culture and public policy. As chairman of Juilliard and vice-chairman of Lincoln Center, he is spearheading the project to redevelop West 65th Street, to turn Lincoln Center “inside out.” He has said he will throw in $25 million or so of his own to kick-start the construction. Meantime, across the park, for his private delectation, he bought the former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 mansion on Fifth Avenue and 94th Street for $17 million and over five years has spent upwards of $10 million remaking the historic brick mansion into a single-family residence, with a two-story bedroom, a media room, a book vault in the basement to house his collection of rare European illustrated books, eighteen water closets, and one bidet.

As Kovner makes his way through the city, so does he consume the nation. He’s a neoconservative godfather. He is among the backers of the Manhattan Institute and the fledgling right-wing daily the New York Sun.

Most important, Kovner is chairman of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The right-wing think tank has supplied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most powerful ideas in foreign policy in a generation, a vision of a supremely idealistic and militaristic American empire that must carry democracy out from its shores by force and begin by remaking the Middle East. In a speech at AEI, George W. Bush thanked the tank for supplying him more brains than any other organization, nearly twenty, including Dick Cheney, who is said to be close to Kovner, and John Bolton, the fireman’s son who wants to raise his voice in the corrido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s well as many of the architects of America’s Iraq policy, from Richard Perle to David Frum to Michael Rubin to David Wurmser. When these men (and at least one woman, Lynne Cheney) have not worked for Bush, they have found a prominent platform a few blocks away in the sleek AEI building. This is perhaps Bruce Kovner’s signal (and shared) achievement: to underwrite what had been extreme ideas and bring them into mainstream discourse.

“No one has ever developed the machinery that can drive the approach to public policy that the right has—a strategic, disciplined approach to policy formation,” says Rob Stein, founder of the Democracy Alliance, who is trying to create such a network on the other side. “I think Bruce has certain values but not a detailed agenda,” says Robert Samuelson, the Newsweek and Washington Post columnist who has known Kovner since college. “My impression is that he believes it is healthy for the country to have people who crudely share his values in the dialogue. He is doing this for very good reasons. He is not self-interested, except maybe psychologically.”

Now and then, Kovner’s spending is directly political; last year, he spent a lot to reelect President Bush. But his main interest has been quietly strategic: the idea factory. “Bruce is an intellectual. He understands the world of ideas,” says Norman Podhoretz, the legendary editor of Commentary, who gave Kovner his start as a writer. “He would have been supremely well qualified to be an active member of that world had circumstances moved him in that direction. And what distinguishes him from most intellectuals is that he is also brilliant.”
Intellect (and not money) is the gold thread in Kovner’s story. A star student at Harvard who could not finish his doctorate, he redeployed his knowledge of government to make billions in international commodities. Now he lavishes his money on the hurdy-gurdies of influence in Washington.

But again there is his outward manner: self-erasing. His press has been mostly limited to financial journals. “Do you know Bruce Kovner? You should,” Fortune asked two years back in an article headlined THE $11 BILLION MAN. Kovner wouldn’t talk to the magazine; he has declined all but a couple of interview requests. Notwithstanding a series of grand and public gestures, like his restoration of the Georgian palace on the park where he can toss his socks farther than most people go for the Times and coffee, and his sybarite’s love of good restaurants, from Nobu to The Four Seasons (where he showed up a few years ago with Renée Fleming as his date), Kovner has nothing to say publicly. A few years back, he co-signed an op-ed piece on school choice in the Times. The only other statements on which you will find his name are the hundreds of soft-green NO TRESPASSING signs that mark the borders of a sprawling estate in Dutchess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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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vner, Julliard's chairman, at an event.   (Photo: Patrick McMullan)



On a day in June, a bunch of workers toiled to make a Gulliver-size berm on the north side of the property, to keep the exotic trees and water features of Kovner’s land from the view of the state road. Kovner is very private. Friends use words like secretive, shy, and humble. The editor of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magazine apologizes for mentioning Kovner when he touches on him in an article about the cerebral style of finance. A socialite who encounters him at the opera is surprised by his schlumpy dress and regular-guy mien: “You’d never know he’s a jillionaire.” “One of his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s is humility,” says Thomas Carroll, president of the Foundation for Education Reform and Accountability. “If you meet him on the street, you would never know who he was. There’s no fanfare, no pomposity, no effort to get people’s attention.”

“Bruce is not the kind of guy who is going to be up on the stage with anybody,” says Floyd Flake, the minister and former congressman. “He’s more likely to be in the background.”

As I discovered. A few days after dropping a letter at the Park Avenue offices of his hedge fund saying that I was writing about him and wanted his help, Kovner sent me a charming e-mail titled “There must be a better topic.” The body of the note, which was all in lowercase, contained a hint of flirtation. He had been racking his brains to think of better articles for me. “The 900th piece on The Donald or something about vampy conservative commentators—anyone, pls, but me!”

Neoconservatism’s crèche was, famously, the Trotskyite alcove of the City College lunchroom in the forties. Disillusioned by communism, the neocons went to work in academia and at intellectual journals, and then burst onto the American stage in the seventies, when they opposed the idea of any negotiation with the Soviet Union, the evil empire that has given way, over time, to the axis of evil.

Bruce Stanley Kovner was born too late for City College— February 1945—but his own family history recapitulates the arc of the neocons.

Kovner’s grandfather Nathan, along with Nathan’s brother Benjamin, came to Williamsburg, Brooklyn, from Vilna, Russia, in the early 1900s because they were revolutionary socialists who feared arrest by the czar. “They were atheists. They were fleeing religion as much as they were fleeing the czar,” Kovner’s cousin Pat Kovner says of her ancestors.

In the only statements Kovner has made about his background, to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ourteen years ago, he said that his family was full of socialists. The word favored by some of his relatives is communist. Two of his father’s cousins were accused of being communists in the labor movement and were called before 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in the fifties. Both pleaded the Fifth. Pat Kovner, the daughter of one of them (Julius), remembers, “It was a terrible time of repression and people losing their jobs and being humiliated in public. People were frightened to death.” A few weeks after Congress accused Bruce Kovner’s cousin once removed, Fay Kovner Mukes, of heading the “Hollywood Communist Club,” her lawyer flew out to represent the Rosenbergs in their last-minute appeals before the Supreme Court, shortly before they were executed in June 1953.

In that year, too, Bruce Kovner’s father, Isidore “Moishe” Kovner, a union mechanical engineer, moved his wife, Sophie, and four children from Brooklyn to the working-class community of the San Fernando Valley. Moishe is said to have been more conservative than his communist cousins. He crossed a picket line to work in an aircraft factory during World War II. “He was visiting at Julius’s house, and when Julius found out he was a scab, he threw him out and said, ‘I want nothing to do with you,’ ” says cousin Fay. “It was the time of ‘Which side are you on?’ ” Pat Kovner says.
The Kovners were big, physical men. Moishe Kovner played pro football for a time. Moishe’s older brother, Sam, known as “Big Sam,” was a player in the Jewish underworld. “Kovner was perspiring freely,” the Times reported of a day in 1941 when the police caught him in a midtown hotel and ordered him to open a door. “ ‘Not me,’ he pleaded. ‘When that door opens, the Killer’ll start shooting.’ ” Sam pulled a long stretch in Sing Sing—“the only member of the family who went to music school,” cousin Abraham Kovner says jokingly.

Notwithstanding the colorful lumpen activities of his father’s generation, Bruce Kovner was to join that great Jewish migration we call the meritocracy. He became a Cub Scout, later a Merit scholar. At 15, he was the youngest member of the Van Nuys High School “Knowledge Bowl” team, and at 16, the student-body president. Pictures in the Valley News show a much broader smile than he has today. But he already possessed the nerveless temperament that has served him in finance. He won one game for the Wolfpups basketball team by scoring the last five points, the margin of victory, by shooting five of seven from the free-throw line.

Kovner entered Harvard College in 1962, and former classmates describe him as introverted and thoughtful, but also as a “regular guy” with a good sense of humor, someone who didn’t stand out. It was still the fifties culturally. “We wore coats and ties to all meals. Some guys had clip-on ties. We married our girlfriends,” says Dr. Gary Chase. “Bruce stuck with the same girl for most of college.” Kovner’s girl was a Radcliffe classmate, Mary Wissler, a quietly sharp blonde with softly pretty features who was a reporter for the school paper. She ended up marrying Donald Graham, now chairman of the Washington Post Company.

Kovner’s picture in his college yearbook shows a striking and powerful face, but Kovner’s eyes are dark and abstracted. One friend says he was “lonely.” Between his junior and senior years, he had lost his mother, Sophie, at 47—she had hanged herself in the family’s Van Nuys house on a Monday morning in August, according to California State vital records—and he was setting out on what would turn out to be ten years of uncertainty and, by his own description, “floating.” In that interval, Kovner tried three different fields and failed in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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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vner's mansion on Fifth.   (Photo: James Leynse)



The leading choice, at a time when there were still student deferments from the Vietnam draft, was the academy. At grad school at Harvard, Kovner was the star student of a prominent conservative, Edward C. Banfield, a Harvard professor and father figure whom Kovner has called (in Lois Peltz’s book The New Investment Superstars) the biggest influence on his life. A tall and slightly clumsy man wearing outsize horn-rimmed glasses and fiercely devoted to the life of ideas, Banfield had been in Roosevelt’s New Deal farm administration, but he became disillusioned with big government. Banfield schooled Kovner in independence and intellectual honesty, he has said. He joined a network that included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and James Q. Wilson. He was a regular at the Banfield farm in Vermont and helped his mentor on what would turn out to be his most famous work, The Unheavenly City (1970), which argues that idealistic government programs can only do so much to help the lower class.

“Ed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treated Bruce like he would be a great academic star. Like James Q. Wilson,” Samuelson recalls. “It was so obvious that Bruce was not ordinarily bright. And he was articulate. There were people whose thought processes were not organized. This was not true of Bruce. He could see and understand political relationships that would pass right by other people. He was a superstar. I would say to myself, Why can’t I be like him?”

Conservative theorists were taken up with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government planning had any real effect, and Kovner had a sharp idea: to study the role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in economic policy-making. “I was puzzled and astonished that he didn’t finish his thesis,” Samuelson says. “I thought he could throw it off in a couple of weeks.”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magazine says Kovner experienced “a fit of writer’s block.” It would seem that he set impossibly high standards for his work. As he told his Harvard classmates, in a 25th-anniversary report that he wrote with self-lacerating wit, he found that he was a “better consumer of great works than a creator of them.”

Other paths also trailed off into dissatisfaction. Kovner worked on political campaigns but found that the “intrigues and dissimulations” of politics were more attractive in theory than in practice. He took courses at the Juilliard school as a harpsichordist and pianist, but his high standards blocked his progress. He was a bad pianist, he has said, a dabbler—a verdict that close friends who have heard him play say is incorrect. He became a music writer. Kovner met Podhoretz while visiting his friend the writer Edward Jay Epstein in the Hamptons, and though Podhoretz, a classical-music aficionado, disagreed with Kovner on the subject of Jascha Heifetz, he hired him as his music critic. Kovner published several “undistinguished but highbrow magazine articles,” as he would later say with his perfect pitch for the self-put-down.
Kovner described himself as a “writer” when he got married, at 28 in 1973, to an artist, Sarah Peter, in a Jewish ceremony in Connecticut. They moved to 57th between Eighth and Ninth, and he found a writer’s job: He drove a cab. “He told me that his wife was not exactly thrilled by that turn of events,” says Kovner’s friend Lionel Tiger, the anthropologist and author. This is the one point to which Sarah Peter responded, in a postcard she sent to me declining to be interviewed: “For the record . . . it’s incorrect that I was annoyed with him driving a cab.”
Intellect, not money, is the gold thread in the Kovner story. A Harvard-grad-school dropout, he redeployed his knowledge of government to make billions in commodities, and now spends it freely to influence Washington.

Her husband was suffering “vocational adolescence,” he would confess to his Harvard class. “I wondered if I was going to fulfill every Jewish mother’s fear that her son will turn into nothing but a bum,” he wrote (a curious turn of phrase, for the report was in 1991, 26 years after his mother’s suicide). By then, he had struck on a new course. “Somebody,” he would say, had introduced him to the commodities markets, and with the same thoroughness that he had studied government texts, he was staying up nights studying commodities—“devising paradigms and models, simulations, and scenarios.” He borrowed $3,000 against a MasterCard, and tried out his ideas in copper and interest-rate futures.

In the mid-sixties, an MIT Ph.D. named Helmut Weymar, who had written his dissertation on the cocoa market and was working as a cocoa-products buyer for candy companies, came to understand that he would be better off if he traded the commodity himself and so set about to gather colleagues to study commodities, a commodity to a man, in a stone farmhouse in Princeton. After a bloodcurdling start in which he and his brainy samurai lost nearly half their capital in one six-week spiral, they absorbed the hardest lesson about markets—discipline—and over the next eight years averaged an 85 percent return per annum—the Ur–hedge fund. The methods they pioneered, including computerized trading and a satellite dish in the countryside, have become mainstream: Commodities Corp., the company they founded, is now part of Goldman Sachs.

One of Weymar’s best hires was a former psychology grad student at Clark University named Michael Marcus, an overflowing character with a highly attuned sense of irony who performed so well that by late 1976, he was told he could hire an assistant. Marcus put an ad in the financial press, and then he called his boss on the phone: “Helmut, I have in my office the next president of Commodities Corp.”

“He brings Bruce in, and as far as I was concerned, it was love at first sight,” Weymar recalls. “He was just a very impressive person. He has a natural, wonderful way about him. As much as anything, it’s his sense of humor. The eye-opener was when he said he was part-time music critic for Commentary magazine. I really value richness in intellect, and Bruce was rich up the kazoo. We had to hire the guy on the spot.”
They hired him not as an assistant but as a trader, and in time, Marcus blew fairy dust on Kovner’s large head, telling him that he could make a million dollars. Kovner came to believe him, and it was not long before he was making much more than that for Commodities Corp.’s investors.

In 1991, Kovner described these developments to his Harvard classmates in an understated manner that seems to reveal his inner sense of grandeur by mocking it. “Then I did find something. I found out that I understood financial markets . . . True, I was still broke, but something seemed to be coming together . . . What happened after that was, well, improbable. I started making money, and quickly . . . ”

Marcus would tell another Commodities Corp. alumnus, Jack Schwager, author of Market Wizards, Interviews With Top Traders, that Kovner’s objectivity made him great. “If you can find somebody who is really open to seeing anything, then you have found the raw ingredient of a good trader—and I saw that in Bruce right away.” Weymar told me tha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qualities of a trader is ego strength, the self-confidence that allows a person to acknowledge his mistakes and not fall in love with his ideas. “The biggest risk in trading is hubris.” This is because being wrong is actually an integral part of success. A successful futures trader makes many more losing trades than winning ones. The key is to recognize and concede the mistakes and cut losses. And ride the winners.

In 1983, Kovner went solo, and before long, his hedge fund’s winnings became legend on the Street. Partly to dispel the talk, Kovner gave the most expansive interview he has given, in 1989, to Schwager for Market Wizards, and explained that his gifts were vision and discipline. “I have the ability to imagine configurations of the world different from today and really believe it can happen. I can imagine that soybean prices can double or that the dollar can fall to 100 yen. Second, I stay rational and disciplined under pressure. . . . When something happens to disturb my emotional equilibrium and my sense of what the world is like, I close out all positions related to that event.” Kovner said he had seen other traders come up with better ideas, but they put too much money on them.
His style of trading is described as global or macro. His game board is the world, and he draws on his political understanding, a sense of what the Finance minister of New Zealand or Britain will do or not do to protect his currency. (Of course, he sometimes knows these ministers; he hangs out with them at the Bilderberg conference.) Another time he and an associate cornered the market on two-year Treasury bonds (resulting in an SEC investigation). He bought oil tankers so that he could get a better idea of the flows of oil and kept a photo of one of them on his wall. “Lee Raymond has a lo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il at Exxon than Bruce does. But I don’t think he has done better than Bruce,” says the trader Michael Holland. (By the way, Raymond is vice-chairman of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Kovner has reclaimed his soul in the traditional way of the world-beater: in the arts. He gives money to Juilliard, the National Theatre of London, and the Israel Philharmonic. But his love is the most private of arts: books. He named his hedge fund Caxton, after the first printer of books in English,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and his own collection is said to include obscure illustrated works from Eastern Europe. His former wife produced books of exquisite drawings on fine paper (the one held by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is refined past most tastes: pictures of 36 plates of food, mainly desserts, during a nine-month, seventeen-country family trip around the world in 1992–93). But other books he has financed have been more weighty. In 1985, at a book party at the old Gotham Book Mart for a Truman Capote story, Kovner said to the artist whose paintings were in the book, “Is there something you really want to do that you have never been able to do?” “Yeah, a Bible. But I don’t think I’m old enough or wise enough to do it,” Barry Moser responded. A few years later, Moser, a lapsed preacher, sought Kovner out, and Kovner agreed to finance what has proved to be a historic edition of the Bible, the Pennyroyal Caxton, with 232 of Moser’s wood engravings. Over five years, Kovner spent about $2 million on the Bible, searching out the finest papers and finest bindery. “He never once told me what to do,” says Moser. “I said, ‘What kind of input do you want?’ ‘None,’ he said. And he is a man of books. But I did put him in the book. He is the face of King Solomon,” Moser says, laughing. The image is of a big, wry, salty man with a giant forehead and those devilish eyebrows. Moser drew it from pictures he got from a friend. “His friends call Bruce ‘The Rabbi,’ ” says Claudia Cohen, who bound the Bibles. And Lionel Tiger, who has a house in Dutchess County not far from Kovner’s 200-acre spread, says, “He’s just a sweetie. He is a big, fuzzy, warm uncle.”

Kovner’s relationship to Moser is similar to Kovner’s relationship to Liz Diller, the high-toned architect of the redesign of Lincoln Center. Diller’s work has an experimental, progressive quality, combining experimental theater, installations, and provocative gestures. When she offered her plan to take Lincoln Center off its plinth and into the real world of the West Side, she thought she would lose out to more sober visions. But Kovner, who was the head of the group of seven institutions in the West 65th Street portion of the plan, got behind her, and got others behind her.

“We are opening up Lincoln Center to the city, making it porous, turning it inside out, eroding its edges,” Diller says, sipping tea from a graduated beaker in her downtown studio. “I think Bruce would articulate it in the same way. It’s an ideal he shared about the project. He is extremely respectful of our views as architects. He’s the best of what a client can be. He steps back, lets us have our space, but at the same time detects weakness with surgical precision.”

“How democratic can Lincoln Center be?” I ask. “The last time I walked down the steps off Milstein Plaza, there were all these LaGuardia High School kids sitting there with their knapsacks all over the place.”

“It will be a self-editing place,” Diller says coolly. “A kind of urban bucolic . . . a park like the MoMA sculpture garden. . . .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contemplative place. You don’t think of sharing those places usually with other people.”

Her studio has a communal feel. Empowered assistants mill about. Over Diller’s shoulder, you can see a bulletin board on which somebody clever has tacked up a number of photos of George Bush. The president’s head is interspersed with ape heads. Or he is giving someone the finger. Or he holds up three fingers and a speech-bubble says FOUR MORE YEARS.

“Do you ever talk politics?”

“We talk ideas. Politics never comes up. The democratizing politics of Lincoln Center, that comes up.”

Kovner is so downbeat, culturally, that you might say that he lives blue but thinks red. Three weeks before the election last fall, Kovner (and the woman he is said to be dating, Amy Stevens, weekend editor of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howed up on Tenth Avenue for a party for The Surrender, that paean to anal sex by former Balanchine dancer Toni Bentley. His former wife is also of a feminist bent. Sarah Peter somewhat undid what her former husband did for Bush by making large contributions to John Kerry and to Emily’s List and to just about any Democratic female candidate for Congress. Political gifts by the couple’s second child, Katherine, a 22-year-old theater director lately working in London’s East End, were very similar to her mother’s.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a wide gulf separates the Surrender party from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whose female residents offer grating lectures on the evils of feminism, therapy, and The Vagina Monologues, where Robert Bork heaps abuse on Roe v. Wade.

Lionel Tiger explains that Kovner defies labeling. “He is an interesting counter-cultural figure. He is right in the center of the culture, and he doesn’t do anything you’re supposed to do. . . . His work with Juilliard is unpolitical, unprogrammatic, selfless, and based in human joy.”

I say, “Transparent he isn’t. He never publishes his views.”

“You mean book after book, sponsoring presidential campaign after presidential campaign? Bruce had the opportunity as a graduate student to go the transparent route. And he chose to sit glumly in a taxicab rather than make pronouncements to the Harvard School of Government, which could make anyone crazy. I don’t think for Bruce there is a distinction between ideas and action.”

Kovner’s take on his activities is witty and elusive. “None of this is what I expected to do when I imagined my life in 1966, but it could have been worse,” he told his Harvard classmates. For all the charm, no one gets too intimate with the man the Post has called “the Hedge King.” Barry Moser describes Kovner as a close friend. Yet he never talks politics with his buddy (generally it’s art and girls). He produced a Bible with Kovner and toured Jerusalem with him, but apart from historical discussions of religious events, draws a blank on the question of Kovner’s religion. Says another friend, “I have never seen the Jewish-culture aspect of Bruce. I would guess that he is basically agnostic.”
Chairman Kovner, like his communist ancestors, has always had empowering visions—able to imagine configurations of the world different from today.

Some say he is humble. Tiger corrects me. “I don’t think he’s cultivated any functional modesty. When he needed a two-bedroom, he bought the ICP building on Fifth Avenue. He is not reclusive. He is not Howard Hughes. He has a large appetite for beautiful things.”

Another close associate also brought up the historic house, which was built in 1915 for Willard and Dorothy Whitney Straight. “Humble? Are you kidding, when he buys that house? Bruce is—the Fed used a word for the long bond the other day that describes Bruce. A conundrum. What is a conundrum?”

“A puzzle, a riddle.”

“That is Bruce.”

Rumors befitting a Jewish Gatsby abound with Kovner. New York Supreme Court minutes indicate that at the same time she served her husband with divorce papers in January 1998, Sarah Peter produced the affidavit of an investigator. Then Kovner bought his giant bachelor pad, and as renovations dragged on for years, including the restoration of the correct historical mortar color and bronze shutter hardware, the Times printed a neighbor’s rumor that he was providing an entire floor for his beloved dogs—which may have come out of the counterculture-style name of the limited corporation that owns the building, Three Dogs.

Some delay in construction might be laid to changes. In the year after 9/11, architects’ drawings filed with the Buildings Department were revised in one crucial respect. The big study on the fourth floor was now sheathed with “lead-lined plywood” and called a “CBR Room.” I Googled that acronym. Chemical Biological Radiation: a safe room against a dirty bomb.

Behind a shimmering façade of marble a few blocks from the White House,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in late June hosted a forum on the Middle East with a very specific aim: to put forward a new claim for Israel’s right to hold territory in the West Bank. Two right-wing Israelis made the presentation. They were supported in their view by two former members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now lodged at Bruce Kovner’s D.C. hostelry, Richard Perle and Michael Rubin.

It was a typical affair at the conservative think tank. Rubin kicked off the panel by congratulating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on its “success” in Iraq. Perle harked back to his neoconservative father figure, Senator Henry “Scoop” Jackson of Washington State, in laying Israel’s claim to “Judea and Samaria,” as Perle put it, using biblical terms for the West Bank. Dore Gold, a former Israeli ambassador, loudly denounced the idea that the September 11 attacks were in any way motivated by anger over American policy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It’s a myth out there that somehow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is related to the rage of radical Islam toward the West.”

The panel was a tour de force, though at times it seemed less than straightforward. “We don’t bring our disagreements to Washington; we leave them in Israel,” Gold commented to a more-liberal Israeli in the audience after leaving the stage. According to federal filings dug up by Guidestar.org, Gold is paid nearly $100,000 a year by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Bruce Kovner would never raise his voice in the provocative manner of that morning’s panel, but he has continually underwritten hard-right ideas, giving them legitimacy in political discourse. Lefties may dominate discussions in universities and New York dinner parties, but neocons never fade into that distance. They hang around Pennsylvania Avenue.

Kovner, over two decades, has underwritten the infrastructure the neocons have used to achieve their current prominence. On the fifth floor of the AEI building, 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helped lay the ground for the Iraq war by regular statements describing Saddam Hussein as the greatest threat to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The Sun ran an editorial asserting that people protesting the Iraq war were committing treason, while AEI’s Perle and David Frum published An End to Evil, in which they argued that extreme Islam wants to dominate the world, and the U.S. faces “victory or holocaust.” The U.S. should show as little compunction about “destroying regimes” as a police sniper feels icing a hostage-taker. When George Bush was elected in 2000, Dick Cheney swept in a raft of neoconservative thinkers, many from AEI.

“Neoconservatism is a career,” says Scott McConnell, editor of American Conservative. “One thing neocons have that both other factions of conservatives and liberals don’t have is they can employ a lot of people. AEI provides a seat for the kind of mid-level intellectuals who can produce op-ed pieces. It’s 50 to 100 people with decent prose styles, or Ph.D.’s, and they form a critical mass. They help create the reality of being the dominant strain of conservatism.”

Kovner’s relationship to AEI is the same as his relationship to all his causes: lordly. He plays visionary and psychiatrist to the AEI board. “He’s brilliant,” says Perle. “He’s intellectually rigorous, balanced, and thoughtful.”

These are the same attributes that Kovner brought to Lincoln Center. Rebecca Robertson, who heads the redevelopment project, recalls that at a crucial meeting of a working group of seven arts organizations that took place some months after 9/11, Kovner said, “I know it seems like the world’s falling apart—well, there is no better time to keep your head down and plan.”

James Q. Wilson, a member of the AEI board, says that Kovner has pushed AEI to build an endowment so that scholars are more independent, so they don’t have to hunt up grants for their work. Kovner’s hedge fund manages the lion’s share of the group’s investments, which grew from $28 million to $40 million in 2003, the latest year collected by Guidestar.org.

Try to pin down Kovner’s pals on any brilliant idea that Kovner has had, and they squirt away. Though, yes, one told me that his positions on public policy were “fairly extreme.”

Kovner would never speak in the “victory or holocaust” manner that the drones in his idea factory have perfected. He has never liked the hurly-burly of politics, and money has allowed him to rise above that mess. Yet there can be no question that he supports the militarist neoconservative agenda. Last October, when George Bush’s chestnuts were in the fire, Kovner helped to pull them out. He wrote checks for $110,000 to a 527 called Softer Voices that was aimed at “security moms” in swing states. Softer Voices is led by, among others, the writer Midge Decter, the wife of Norman Podhoretz, and Nina Rosenwald, a force in the pro-Israel lobby. Kovner was its largest financial backer.

For all his reserved sagacity, Bruce Kovner has always been comfortable with radical ideas. Understanding the Kovner communists of the forties and fifties and their scene is a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neocons and their scene. As there is today, there was talk then of cabals and fellow travelers. Both causes were heavily Jewish. The ideas of both the neoconservatives and the communists were Utopian and revolutionary. Neocons would carry the torch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out into the world, with scant attention paid to the disparate natures of the affected societies. Communists had a similarly inflexible global revolutionary ideology.

Chairman Kovner has always had empowering visions—able to imagine configurations of the world different from today. And under the fuzzy rabbi he’s a cold number. Daddy darkness, huddled in his safe room.

As I worked to research this story, Bruce Kovner came and went, always light on his feet. “Well, if you really mean to do this, I’ll try not to hide under a rock,” he said at the start, adding that while he wouldn’t be quoted, he might sit down with me and talk things over.

A week or two passed, and I sent him a note saying that the article was going to be about his mind, that I wished to gain a sense of his ideas and values over time. He replied ten days later: “Denial has its limits, and procrastination too, so I thought I’d better respond to your last e-mail.”
Kovner said I should call him, and if we could agree on ground rules we could have some type of interview. He would clear time for me. We had a phone conversation. He described his concern about ideological agendas in journalism; he said that he wished to work in a positive way. I gained the impression that everyone I had talked to gave me: that of a thoughtful, unpretentious, and highly reserved person, a man with a musical voice and a self-effacing manner who wanted to be seen as nice. He also seemed to be protesting too much, to be conflicted about the attention. “Anyone else but me,” he had said. Well, then, why didn’t he banish me?

I offered to write down the things I wanted to ask him about, so I dropped off a letter setting forth my interests, from his family’s socialist background to dating Mary Wissler in college, to religion and real estate.

A day or two after that, I saw Kovner at the Manhattan Institute’s annual Alexander Hamilton dinner at Cipriani. He sat at one of the head tables. Others took credit and gave one another awards, but his name was mentioned only once. Still, he looked the Medici at Table 2, huge and smiling, hugging friends as they came off the stage. One of them, Richard Gilder, told me as he left the hall that Kovner had become a “huge force.”
“He is not reclusive, not Howard Hughes. He has a large appetite for beautiful things.”

Surely Kovner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intellectuals in the country. But unlike most intellectuals, he does not have to defend his views. And his wealth has made him the 800-pound gorilla. He does whatever he likes. I’d raised that question in my letter. Does he feel any degree of public accountability for his political activities?

He was leaving the hall when I went up and introduced myself.

Kovner took an informal tone. We were just two guys. “You know, you wrote me a really scary letter. You know more about me than the last three women I’ve gone out with.”

“Well, maybe they’ll buy the magazine,” I said.

He laughed, the eyebrows hopped once. “No. I’m going to send them out of the country . . . ”

Then, saying, “We have to talk,” he bid me good night and sailed out into the spring night. Our flirtation continued for a couple more e-mails before he closed the door. It was one thing to get together to chat about the homely interests he and I share—dogs, trees, Dutchess County, and a little policy—but quite another to talk about himself. He was a private person, and he wished me well.

The secrecy with the girlfriends, the refusal to talk to the press, the tragic family history, the neocon vision of the world, the awkward back-and-forth with me, the lead-lined room—I got the sense that Kovner was, like all geniuses, a nutty one. His nuttiness was paranoia.

On a weekend six weeks after 9/11, a dark blanket of security fell over eastern Dutchess County, and the Taconic Parkway was shut down so that Dick Cheney, a friend and colleague of Kovner’s from AEI’s board, could visit the neighborhood of Kovner’s estate. Rumor had it he was skeet-shooting. The vice-president’s office repeatedly declined to answer my question: Was he visiting Kovner?

The hedge king’s country borders are heavily defended. The shapely wooden gates are all locked. The berms keep the curious from glimpsing the glades and rock walls and water features that visitors have said lie inside. Still, it appears that “Altamont Farms” is even more impressive than Kovner’s pied-à-terre. You can see the hilltop manor house from the road, and something else that seems brick Federalist, something else in Carpenter Gothic. Then there is the “Glass House Complex,” a stunning array of large greenhouses adjoined by a barn and the head gardener’s residence. The spread is the best answer there is to Kovner’s revolutionary Russian grandfather, for it is Tolstoyan in scope. Neighbors talk of his indifference to invitations from the horsey set, even as he brings in trailer-truckloads of exotic trees and plants. It is always the same story with him: lordly, vast, abstract, and ringed by f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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