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奥·梅拉梅德谈期货投资艺术
里奥·梅拉梅德谈期货投资艺术20世纪60年代,远在金融期货诞生之前,距离金融期货走向成熟、引起学术界密切关注还很遥远的这一时期,有关期货投资艺术的论著实在寥寥无几。那时候,在普通人眼里,期货市场是一群由投机客和赌徒操纵的疯狂世界:毫无理智,充满黑幕交易,荒诞诡秘。
然而真实的期货市场绝非如此:优秀的交易技术原则与世俗智慧差别极大,成功的期货投资离不开良好的商业方法、交易节律和资金管理。在这里,运气几乎派不上用场,机遇理论纯属无稽之谈,心理素质决定投资者的成败。
对于一些人来说,期货是缘分。
对于一些人来说,期货是恶梦。
对于一些人来说,期货是谜团。
为什么分歧如此悬殊?为什么人们对期货爱恨交织?也许因为期货交易代表着商界最后的冒险领域之一。挑战者必须完全依靠个人的智慧和常识,勇于迎接艰难困苦,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顽强毅力、坚韧个性和冒险精神,战胜各种挫折。同样,期货市场高风险高回报,很公平。
个人期货投资是最后几个能够以小博大的行业之一。在期货市场,参与者纷纷攘攘,成功的却十分稀少,这毫不奇怪;他们失败之后,大多埋怨市场的诡异,而不愿探究自身的不足,这毫不奇怪;成功人士最终身陷困境,这毫不奇怪;了解期货市场的人如此之少,这毫不奇怪。对于那些敢于冒险的投资者来讲,未知的世界神秘莫测,极其恐怖。任何事情都一样,遇到这样的情况,举步维艰,遍布荆棘。
因为这些原因,期货市场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参与者必须是圈内人,全靠运气,只有职业人士才能玩,投资者肯定是赌徒,期货市场没有什么理智可言。这样的说法十分荒谬,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而亏钱的投资者——实则多半咎由自取——常常以此为借口。也许他们没有完全投入,也许缺乏必要的分析技巧,或者是个性有待完善,心气浮躁,商业节律残缺不全。其他人之所以失败,或许是资金不足,资金尽管很重要,但不是导致投资者失败的主要原因。
再来谈谈运气。期货市场是少数几个运气派不上用场的领域之一。尽管运气绝没有害处(就像在其他场合,运气有时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运气不是决定因素。好运气有时也会带来负面效果,例如,投资者若在早期交易过程中运气很好,那么他在经验上要么一无所得,要么得到的经验适得其反。从长远角度看,早期太顺也许会把你引入歧途。
投资者对交易品种的一些统计数据和信息能否细致入微地分析,对市场价格走势得出合理的结论,这很重要。一句话,投资者对市场供需的判断力很重要。
如果你觉得很简单,绝非如此!期货投资非常艰难。这里充满各种挑战:了解影响交易品种的经济因素,紧密跟踪统计数据和其他市场消息,准确评估这些信息对供需的影响,对构成商品价格的各种变量能够时时化解,这些因素年年变化,有时每周也不一样,每种商品各有特点。要了解不同商品期货市场的不同特点,灵活应对各种变数。最后,有勇气将你的分析判断运用到市场中去。
有勇气按照自己的分析判断参与交易,这时候多数期货投资者会遭遇滑铁卢,你的个性将会受到史无前例的考验,你会知晓你是怎样的投资者。实际上,投资者的心理素质是决定其成败的最关键因素。
特殊的教育和职业培训有点用处,但不是关键的。小道传闻和内部消息作用不大。缜密的逻辑思维,顽强的进取精神,完善的个性品质,对市场信息学习的热忱,对市场历史走势的研习,当然,还有耐心,是最关键的。投资者总结经验,需要耐心,从错误中学习需要耐心,树立信心需要耐心,培养投资才能需要信心。做到这些并非轻而易举,但也绝不是没有可能。
对于优秀赌徒来说,正常的工具——概率规则,在期货市场就派不上用场了,它们极可能成为明显的弱点。从传统角度来看,成功的职业期货投资者不是赌徒,这是一条规则。多数情况下,当赌徒在期货市场尝试他们的伎俩,他们会失败。原因很简单,期货价格遵循经济规律,而成功的赌博是概率规则的结果,二者天地悬殊。从长远角度来看,概率原则不适用于期货市场。生活领域频频得手的打赌式做法,在期货市场却可能意味着最糟糕的交易。基于概率的恶运在期货市场上极可能演变为一场惨败。例如,在漫长的熊市中,反弹的机会很大,不幸的是,如果供过于求的格局持续打压市场价格,那些凭侥幸建立多单的投资者就会亏钱。
我经常听到投资者这样讲:“我得平掉多头头寸,因为市场已经连续上涨10天了。”他们是依靠概率来做期货。尽管这样的决定不错,但是毫无道理。多头头寸也许在第十一天远比第一天好,或许,在第十一天,世界最终证实了十天前投资者的预感没有错。所以说,概率不能作为交易的最终依据。
成功的期货投资者不会像赌徒那样,根据侥幸和直觉去交易,他们是优秀的商人和资金管理者。尽管投资者也要冒市场风险,但是他们遵循严谨和有节律的交易原则。所以,资金管理同市场方向一样重要。不幸的是,公众却忽视了这条原则,经常视期货交易所为赌场。
经常有人问,多少资金才可以入市交易。实际上他们关心的不是需要多少资金,而是怎样的资金。我很难讲清入市交易究竟需要多少钱,因为期货交易只需几千美元就可以开户——经纪公司可以接受的最低水平。起始资金数量的多少,决定了投资者学习的周期。如果起始资金少,那么投资者犯错的余地就比较有限;如果资金数量较大,投资者就有更多的学习余地。资金数量倒不是大问题,重要的是这些资金是闲钱,不要把维持日常生活的钱——如保证衣食住行、读书上学,用在投资上。期货投资是“风险资金”:即使亏损掉,也不会对投资者的生活水平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一点将大多数人排除在期货市场之外,但同时为不少人打开了大门。
资金充足,成功的概率更大吗?无疑,这可以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不过,资金大可能给投资者带来虚幻的安全感,从长远角度看,会阻碍投资者成功。不管你起步时风险投资资金大小,你必须学会相应调整期货投资头寸:如果资金小,开始交易时就应该从小做起,非常小;相反,如果资金大,你很自然会以较大的头寸进行交易。两种情况下,你必须控制自己,等你掌握了投资方法之后,还有一些风险投资资金来操作。如果你毕业之后,囊袋空空,学无致用,却要面对全部风险,积累必要的经验,实在是得不偿失。
在期货市场中,熟悉和运用投资原则、规律,灵活应对市场变化、突发事件,需要漫长的学习和亲身实践过程,才能获得成功,我们再深入探讨下去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不过,这里倒是有三条非常重要的原则,需要谈谈。
第一条原则,投资者必须下功夫研究所要交易的品种,比如说影响该商品供需和价格波动的统计数据及其他因素。这就要求投资者不能单纯依靠别人的观点。例如,如果你通过经纪人交易,千万不要把他的话当真。如果你因为对方是一位专家就听信他的观点,那么完全依据他的信息和观点来下决断就太愚蠢了。你要听清楚经纪人的职业术语和开脱之词,当然这也需要适当的个人经验积累。
第二条原则,就是不要过量交易,这不能根据资金数量或者每周、每月、每年的交易数量来确定,而要按照你同市场之间的关系:你能花多少时间来跟踪价格波动,研究市场,你的交易计划的目标实现程度如何等等。过量交易将使你面对更大的风险,还要搭上不必要的手续费。最终你不得不承认,把握每一波行情既不现实,也不是你的本意。那些无法每天在场内交易的优秀投资者做单时非常谨慎。商品期货价格有其趋势和季节性周期,职业投资者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上面,至于每天的价格波动,不予理会。对于一位成功的投资者来说,他只需保证30%-40%的交易盈利就足够了。也就是说,那些每天尝试交易的场外投资者盈利率只有保持在60%-70%才能领先。
第三条原则,遵循你预定的交易计划——一套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原则或者是模式,它们可以帮助你做出决断。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成不变的特殊交易模式或者原则,因人而异。如果你不是职业投资者,就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研究哪些原则最有效,最符合自己的性格和最初的感觉。不管选用何种交易原则,一旦确定下来,就要坚持不懈,这也是对投资者节律和心态的考验。如果不能严格遵循自己的交易原则,市场稍有起伏波动,你就坐立不安,很容易陷入紧张情绪中,采取鲁莽的行动。此外,我还要提醒你,头脑中不要因为有侥幸投机的想法而摒弃这些原则;如果你在开始就受挫或者经受一连串打击,不要气馁,继续坚持明确的交易原则。
期货市场体现了金融的民主,投资和投机,每个人自作主张,公平合理。有些观点有理有据,究竟如何,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对于那些勇于探索的美国人来说,期货市场大有作为。如果成功了,他们靠的是智慧、意志和能力,因此不需要感怀任何人,也就心态超然。一切努力和艰辛,惊惧和折磨,最终有了交待。
确保通缩不在这里发生——伯南克在美国全国经济学家俱乐部的演讲
确保通缩不在这里发生——伯南克在美国全国经济学家俱乐部的演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05-12-12
(伯南克生平:伯南克1953年12月13日出生于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1975 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79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79-1983年,伯南克担任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助理教授。1983-1985年,伯南克担任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副教授。从1985年开始,伯南克就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经济和政治事务教授,1996-2002年,他出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任。2002年8月5日,伯南克进入美联储,作为决策委员会的侯选成员,并于2003年11月14日被推选为美联储委员会正式委员。)
通缩不可小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通货膨胀——商品与服务价格明显不可扼制的上涨,已经成为中央银行家的灾星。形形色色的经济学家宣称,通胀是放弃金本位制度,财政政策废弛,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冲击,围绕收入分配的斗争,过量货币供给,通胀预期的自动实现,央行政策的“通胀偏向”等因素的必然结果,各取所好,不一而足。尽管弥漫着“通胀悲观主义”,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部分工业国家的中央银行即便没有完全驯服,但也有能力控制通胀恐龙。虽然许多交织的因素成就了这一可喜的局面,但一个基本的原因是,中央银行家们,同样重要的还有政治领袖和社会大众,提高了对通胀的认识,意识到如果听任经济过远偏离价格稳定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现在,美国的通胀率相当低,但有些人士担心我们不久可能面临一个新问题——通货紧缩,或者说价格下降的危险。每当我们阅读报纸上有关日本的报道时,就会分明感到,这种担忧并非纯属假想。日本看来正经历一次较为温和的通缩——消费价格每年下降约1%,与此相伴的是,连年痛苦的缓慢增长,攀升的失业率,银行业和公司部门看似棘手的财务难题。虽然从效果中辨清原因是困难的,但一致的看法是,通缩对日本身陷泥沼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负面因素。
那么,通缩对于美国的经济健康也是一个威胁吗?不想让你们的心悬着,我相信,由于两大原因,在可预见的将来,在美国发生严重通缩的几率是极低的。首先是美国经济自身的弹性和结构性稳定。多年来,美国经济已经展示了一种令人赞叹的经受各种冲击,恢复活力并继续增长的能力。灵活和有效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企业家传统,容忍甚至欢迎技术和经济变革的普遍意愿,都有益于这种弹性。在当前形势下,一个格外重要的保护性因素是我们强有力的金融体制:尽管去年经受了数次不幸的冲击,我们的银行系统仍然是健康的、受到良好监管的,绝大多数公司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状态良好。另一个有利因素是,近来,通胀率不仅低而且相当稳定,结果,通胀预期也扎稳了根。例如,密执安大学的一项调查为消费者敏感指数提供了支持。2002 年10 月,受访者对未来5 到10 年通胀率预期的中值是2.9%,一年前是2.7%,而两年前则为3.0%——确实是一个稳定的纪录。
美国应对通缩的第二道“防波堤”,也是我今天演讲的核心,是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本身。国会赋予美联储以维护物价稳定的职责(当然还有其他政策目标),这就非常明确地意味着要防止通缩以及通胀。我深信,美联储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防范通缩在美国出现,而且,必要时在政府其他部门的配合下,美国中央银行拥有足够的政策工具来确保任何可能发生的通缩将是温和而短暂的。
当然,我们应该小心,以免信心变成狂妄。通缩事例出现得很少,对其概括是困难的。近日美联储对日本的遭遇所作的研究得出结论:对那里发生的通缩,无论是外国还是日本国内的观察家都几乎是完全没有料到的。这样,说过了通缩在美国发生的可能微乎其微,但如果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我就过于轻率了。相应地,接下来我想对通缩发生的原因,其经济后果,可用来应对它的政策工具,作更深入的探讨。在继续讨论前,我想说明,我的论述只反映我个人的观点,不一定代表美联储理事会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事们的观点。
通缩:原因和后果
通缩被定义为价格的普遍下跌,它强调的是“普遍”这个词。在任何时候,特别是我们近来经历的这样低通胀的经济里,一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会下降。由于在某一行业内生产率提高和成本下降得比别的行业快,或者对某一行业的产品的需求比对别的商品或服务的需求弱,特定行业内的降价将会发生。这种特定行业内的降价,虽然令业内的生产商不舒服,但通常对整体经济并不是个难题,也不会构成通缩。只有当价格下降如此普遍,以至于像消费品物价指数这样基础广泛的物价指数出现持续下滑时,通缩“本身”才会发生。
通缩的起源并不神秘。在近乎所有情况下,它都是总需求急跌产生的一种副作用。消费支出下降如此严重,生产商必须持续砍价来寻找买者。而且,在大多数情形下,通缩的经济后果与其他形式的总需求锐降产生的效果是类似的,诸如衰退出现、失业上升、金融陷入困境。
但是,一次通缩性衰退会在一个方面不同于通胀率至少稍微为正的“正常的”衰退:严重的通缩会导致名义利率下降至零,或接近于零。一旦名义利率为零,进一步向下调整利率便不能发生。由于贷出者只要有可能持有现金,就不会接受负的名义利率。此时,这个名义利率被称为触到了“零界”。
如果通缩严重到使名义利率接近零,这就给经济和政策提出了特殊的难题。首先,当名义利率已经降低至零,借入者付出的真实利率将等于预期通缩率,无论会有多么高。来看一个看来极端的例子(尽管它在20 世纪30 年代初的美国真的发生过)。假设某次通缩以每年10%的降幅正在持续。这样,那些以零名义利率借款一年的人将面临10%的真实资金成本,因为这一借款必须以购买力已比借入时增加了10%的美元来偿付。在严重通缩期间,借款的真实成本变得高得惊人。资本投资,新房购买和其他形式的支出相应下降,使经济下滑更趋恶化。
尽管通缩和名义利率“零界”为寻求借款之人制造了大难题,但它们向通缩开始时已经积累了大笔债务的家庭和厂商施加了更为沉重的负担。这一负担之所以加重是因为,即使欠债者可以以较低的名义利率为已欠债务再融资,但随着价格下降,他们必须以增值(也许是剧烈增值)的美元来偿付本金。当1896 年,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在总统竞选中发表其著名的“金十字”演说时,他替那些大量抵押借款的农民道出了心声,他们的真实债务负担变得更沉重了,这是美国内战后向金本位制度复归引发的持续通缩的结果。借款者的财务危局反过来加剧了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例如,导致银行贷款中拖欠划违约贷款迅速增加。近年来,日本就无疑面临着“债务性通缩”的难题——通缩引致,债务的真实价值持续升高。更贴近的事例是,在美国遭遇最恶劣通缩的1930 年到1933 年,即我曾提到的美国物价每年下降约10%的时期,大规模的金融问题,包括违约、破产、银行倒闭,都是流行的“地方病”。
除了为金融市场和借入者带来不利后果外,零界名义利率还引发了另一个担忧,即它给常规的货币政策设置了限制。在正常情况下,美联储与其他中央银行靠设定短期利率目标(在美国是隔夜联邦基金利率)来实施其政策,并通过在公开资本市场上买卖证券来实现这个目标。当短期利率触零后,央行再也不能靠降低其通常的利率目标来放松其政策。
正因为央行是通过操纵短期利率来贯彻其货币政策的,当这个关键利率为零或接近于零时,一些观察家便断言,央行的“弹药”已经用完了,就是说它丧失了扩大总需求从而刺激经济活动的能力。不错,一旦政策利率下跌到零,央行便不能再用“传统的”的刺激经济的手段了,于是,就必须在不那么熟悉的领域操作,传统方式的失效将使决策过程复杂起来,在经济对政策行为作出反应的规模和时效上带来不确定。因此,我赞同这种局面应尽可能避免。
但是,我今天的讨论想传递的主要信息是,即便政策利率降为零,央行也绝对不能说“弹尽粮绝”。我即将谈到,或仅靠自身,或与其他政府部门配合,央行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扩大总需求和经济活动的能力。在余下的讨论中,我首先要讨论预防通缩的措施,如果可行,这是优先的选择;然后,转而讨论预防失败、通缩似乎已在经济中立足后,美联储和其他政府部门可采取的政策措施。
预防通缩比什么都重要我已经强调,通缩通常是总需求过低或下降的产物,那么,防止通缩的基本处方也就直截了当,至少原则上如此:以尽可能始终如一的方式,充分发挥经济资源和稳定低通胀的功效,采取必要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来支撑总支出。换句话说,摆脱麻烦最好的方式就是首先不要陷进去。不过,除了这个至关重要的常识,还有几项美联储以及任何央行均可采取的措施,来降低坠入通缩的风险。
首先,美联储应设法维持一个通胀率缓冲区,就是说,在正常时期,它不应该力图将通胀一路压缩至零。绝大多数央行看来都理解设置缓冲区的必要。例如,具有明确通胀率目标的央行几乎无例外地将其通胀目标设定在零以上,通常为每年1%至3%。通过维持通胀缓冲区,即使总需求出现猛烈而始料不及的下降,经济被拖至通缩地带甚至名义利率降至零的风险也得以降低。当然,必须权衡设置缓冲区的益处与允许稍高通胀的成本。
第二,美联储应当极其严肃地——它当然会这样做——履行其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欧文•费雪(1933 年)也许是最早强调剧烈的金融危机与总需求及价格水平下降之间潜在联系的经济学家。他指出,在总需求和价格水平普遍下降之时,金融危机导致资产像火灾中受损物资一样降价销售。一个健康的、良好资本化的银行系统和平稳运行的资本市场是抵御通缩冲击的重要防线。如果金融形势迅急生变,美联储应当也必然会运用其监管权限来确保金融体系保持弹性。在金融稳定面临严峻威胁的时刻,美联储将随时准备启动贴现窗口及保卫金融系统的其他政策工具,正如它在1987 年股票市场崩盘和2001 年“9•11”恐怖袭击发生时所做的那样。
第三,许多研究表明,当通胀率较低而经济基础突然恶化的时候,中央银行应当比平时更先发制人、更主动积极地削减利率。通过果断和及早行动,美联储有能力预防经济陷入通缩,避免其连带引发的种种特殊问题。
我相信,强健的经济基础,再加以既关注向下波动也关注通胀风险的政策制定者,使得在可预见的将来在美国发生严重通缩的可能微乎其微。但是请设想一下,即便采取了所有预防措施,通缩仍然在美国经济中立稳了脚跟,更糟糕的是,美联储的政策工具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也逼近零,怎么办?接下来,我将探讨通缩发生后阻断它的一些可能的选择。我想强调一下,关于这个话题的论述是猜想性质的,因为现代美联储从未面临过这种局面,而且它也从未事先正式承诺过一旦通缩发生,它将遵循的特定行动路线。而且,美联储将作的特定反应要靠多种因素而定,包括它对经济面临的全方位风险的评估,其他联邦政府部门采取的所有配合措施。
医治通缩的货币武器我首先要暂时抛开一些技术和操作性问题,描述一下对零利率下货币政策的总体观察。
我刚才提过,一些观察家断言当央行的政策利率降为零后,这已达到其操作的底线,货币政策就丧失了进一步刺激总需求和经济的能力。从更广阔的视野思考,以及我在实践中得出的看法都表明,这个结论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在一个法定货币体系下,政府(操作上由央行与其他机构协作完成)总能创造出扩大的名义支出和通胀,甚至在短期名义利率为零时也是这样。
在法定货币体系下通缩总可以扭转这一结论,可以从基本的经济推理中得出来。一个简单的比方可能有用。现在,一盎司黄金售价在300 美元上下。假设一位现代炼金术士发现了一种新方法,可以基本上不付成本地制造出无限多的新黄金,从而解决了这个行业最古老的难题。此外,他的发明被广泛公开并被科学证实,他还宣布了过不几天他就将开始大量生产的计划。金价会怎么走?可以想见,便宜黄金潜在的无限供给将使金价应声而落。如果黄金市场是无限有效的,发明宣布后金价就会崩溃,不用等到这位术士生产和卖出一盎司黄金。
这与货币政策有何关系?像黄金一样,美元具有的价值视其供给的严格程度而定。但是美国政府拥有印刷技术,在今天还有其电子替代物,这允许它几乎不付什么成本,便能想造多少美元就造多少美元。通过增加流通中美元,甚至可信地这样威胁一下,美国政府就能够降低以商品、服务计量的美元价值,这与提高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以美元计量的价格是等效的。我们可得出结论,在纸币制度下,一个果断的政府总是能够制造出更高的支出和随之而来的正通胀。
当然,美国政府不打算无可奈何地印票子来流通,虽然我们随后会看到,有些实务政策接近于这种行为。通常,货币注入经济通过美联储购买资产来完成。当短期利率为零后,为了刺激总支出,美联储会扩大资产购买的规模,如有可能,还要扩展其所购买资产的菜单。美联储还能找到其他注入货币的方法,如向银行提供低息贷款,或获得财政部门的配合。每种将货币注入经济的方法都有利有弊,在技术上或经济上都是如此。操作上,一个关键问题是,难以衡量这些非常规注入货币方法的经济后果,毕竟我们相对缺乏这种政策的实施经验。正如我业已强调的,预防通缩胜于被迫治理通缩。但是,如果已陷入其中,我们大可放心,印刷美元的例子所蕴含的逻辑肯定能显示威力的,足够的货币注入最终总能扭转通缩。
如果其目标利率隔夜联邦基金利率跌至零,那美联储又该怎么办呢?正讨论的方法比较直接的延伸便是,沿着国债期限结构进一步降低利率,即中长期政府债券的利率,以尽力刺激支出。降低长期利率的方法至少有两种,互为补充,既可单独实施,也可一并采用。一种方法,类似于日本银行过去几年的做法,即由美联储承诺在若干特殊时期,将把隔夜利率控制在零。因为长期利率代表了现有或预期短期利率的平均水平再加上期限升水,一项在某些时段将短期利率保持为零的承诺,如果是有信用意义的,就会诱导长期利率下降。更为直接、也是我本人倾向的方法是,由美联储开始明确宣布长期国债(比如说两年内到期的国债)的收益上限。美联储以与目标收益相应的价格,无限制地全部购买两年内到期的国债,便可树立利率上限。如果这一计划得以成功,不仅中期国债的收益率会下降,长期公共债务或私人债务(如抵押贷款)的收益率也可能会下降,因为通过对未来利率的预期,将会产生联动作用。
所有期限的公共或私人债券的利率走低,将以通常的方式提振总需求,以利于结束通缩。当然,如果较短期限国债上的操作仍显不够的话,美联储还可试图给更长期限的国债,比方说3 至6 年的国债,划定收益率。对于美联储来说,另一个选择是运用已有的权力,在机构债券市场上操作。
历史经验倾向于支持这样的观点,一个足够有决断力的美联储在长期国债上比短期国债上更能
“钉住”价格和收益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债券价格“钉住”发生于1951 年美联储-财政部协议签署之前的那些年。在这个免除美联储固定政府债券收益率职责的协议签署之前,美联储将长期国债的2.5%收益率上限维持了近十年。而且,这还顺便将十二个月期限的国债凭证的收益率划定在0.875%至1.25%之间,在其前半段时期,还将90天期国债利率维持在0.375%。尽管当时政府债券的发行规模(相对于GDP)远远大于今天,而通胀率又异常动荡不定,但美联储仍能够实现这些低利率目标。有时,为了实现这些低利率,美联储确实购买了大量发行在外的90天期国债。但是,有趣的是,美联储将长期国债2.5%收益率上限维持了近十年,却没有持有多大份额的长期国债。
重复一下,我猜想,在更长期限的国债上操作,将为美联储在大部分情境下提供足够的“杠杆”。
但是,如果降低长期国债收益率还不足以重启支出,接下来,美联储就会转而试图直接影响私人证券的收益率。与一些央行不同,除非修改现行法律,美联储在直接购买私人证券的能力相对有限。但是,通过贴现窗口,经由银行,美联储拥有广泛的权力间接贷款给私人机构。这样,与在国债市场和机构债券上的操作相补充,第二个政策选择便是美联储以较低或零利率向银行提供固定期限的贷款,而以范围广泛的私人资产(包括公司债券,商业票据,银行贷款,抵押贷款,以及其他)作为适宜的担保。例如,美联储可以向银行提供90 天期或180 天期零息贷款,而将相同期限的公司商业票据作为担保。如此主动地执行下来,这些措施将大大降低这些充当担保的资产的流动性和期限升水。而升水下降又会降低银行和非银行私人机构的资本成本,此外还有低利率政府证券带来的有益效果。
美联储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将货币注入经济。例如,它有权购买外国政府债券,也可以购买国内政府债券。这类证券潜在地为美联储提供了巨大的操作空间,因为可供美联储购买的外国资产的数量是美国政府债券存量的好几倍。
但这儿我得小心前进了。因为经济是错综复杂而相互关联的体系,美联储购买外国政府的债券将对几大金融市场产生潜在影响,包括外汇市场。在美国,是财政部,而不是美联储,是制定国际经济政策的牵头部门,包括美元政策。财政部长已经表达过其观点:美元币值应交由自由市场的力量来决定。而且,由于美国是一个庞大的、相对封闭的经济体,操纵美元汇率并不是一个与国内通缩较量的理想方式,特别是在有一系列其他选择可供使用的情况下。所以,我想澄清一点,我今天既非预测也非建议美国决策者将目标锁定美元汇率。
尽管干预美元汇率不在今日视野之内,但有必要注意,汇率政策曾数度成为与通缩作战的有力武器。美国历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1933年到1934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通过购买黄金、国内投放货币,使得美元兑黄金贬值40%。贬值及其允许的货币供给迅猛增加,令人惊讶地迅速结束了通缩。事实上,美国消费品物价年度通胀率1932年为-10.3%,1933年为-5.1%,而1934年则为3.4%。经济强劲增长,顺便说一句,1934年是那个世纪股票市场少有的好年份。如果说明不了别的什么,这则事例至少说明货币政策对经济是有强大影响的,即便在名义利率已达或趋近零时也是如此,犹如罗斯福贬值时代。
财政政策到目前为止,我讨论的所有政策选择都限于美联储自身可采取的行动。实际上,如果货币当局和财政部门携手,反通缩政策的效果会大为增强。例如,一次宽税基的减税,如果辅之以公开市场购买来减缓利率上升趋势,理所当然地会有效刺激消费进而带动物价。即使家庭不打算增加消费,而是用多余的现金去购买不动产或金融资产以重整其资产组合,这导致的资产增值也会降低资本成本,并改善潜在借入者的资产负债状况。一次货币资助的减税本质上等同于米尔顿•弗里德曼著名的货币“直升飞机降落”。
当然,除了减税和增加转移支付,政府还可以增加在现有商品和服务上的投入,甚至购买市场上已有的不动产和金融资产。如果财政部为购买私人资产发行债券,而美联储用新创造的货币购入等量的国债,整个操作在经济上等同于在公开市场上直接购入私人资产。
日本长期通缩存在深层原因通缩总能被足够强有力的行动终结的说法,一定会使你疑惑: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日本还没有治服通缩?日本的情形错综复杂,今天我无法详尽讨论,只简要、概括地谈两点:
首先,你们知道,除通缩外,日本经济面临一些增长的重大障碍,包括银行和公司坏帐丛生的难题,庞大的政府债务。日本尝试过多种货币政策,但其效果被私人部门的财务问题削弱了,沉重的政府债务又使得日本决策者在采取激进的财政政策上更加犹犹豫豫。幸运的是,美国经济没有这些问题,至少没有严重到那般程度,这表明,这里的反通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比日本有力。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我相信,尽管说了和做了这么多,日本治理通缩的失败并不一定表明实现这一目标在技术上不可行。相反,其失败是就如何最佳表述日本的全部经济问题展开的没完没了的政治争论的副产品。日本人当然也认识到,恢复银行和公司的偿付能力,并实施重大的结构调整,对日本长远的经济健康是必要的,但在短期内,综合的经济改革将让很多人付出沉重代价,如以失业或破产的形式。结果自然便是,日本政治家、经济学家、商界人士、社会大众对各种见解相左的改革建议吵得不可开交。由此形成政治死结,强有力的政策行为受阻,决策者之间的合作也难以达成。
总之,日本的通缩问题是现实而严峻的,但是,在我看来,政治羁绊而不是政策工具不足才是通缩持续如此之久的原因。因此,我并不把日本的事例视作一个证据,可推翻这样一个总体结论,即美国决策者拥有所需的多种工具,去预防、必要的话去治理通缩性衰退。
结论持续的通缩会对现代经济造成高度的破坏,应当坚决抗击。幸运的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在美国发生严重通缩的几率极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经济的基础力量,但也归功于美联储的决心和其他决策部门积极主动采取措施应对通缩压力。而且,正如我刚才谈到的,即使通缩看来已然立足,也有许多政策反应可供选择。因为这些备选政策工具中有一些是相对陌生的,在实施上和在衡量它们可能的经济影响上,可能会产生操作上的问题。因此,如同我一再强调的,预防胜于医治。但是我希望已经使你确信,美联储和其他经济决策部门面对通缩绝不是束手无策的,哪怕联邦基金利率已经为零。
第三届国际金融论坛9月2日上午直播实录
第三届国际金融论坛9月2日上午直播实录时间:2006年9月2日上午
地点: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
主题:《第三届国际金融论坛》
主持人:
各位早上好!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今天的金融服务如何推动行业发展的会议马上开始了,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在周六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今天也非常地开心,因此我们的嘉宾可以跟大家来谈他们的想法和思路。
我是英国人,我的中国名字叫胡润,我们一直非常地关注民营企业,而且我们也知道民营企业离不开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非常应该说要感谢各个传媒来帮我们主持这个活动。我知道现在做这个活动,特别是在第三年来做这个活动,中国是离不开金融发展的。
我一直以来非常地关注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也是离不开资本市场。就是因为他们以前拿不到金融、拿不到这些资本,所以他们要做很多的手段,也许可能是不合法的。银行界现在可以跟产业界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是一个不得了的机会。可以跟你们简单地介绍,我们一个星期后可以退出一个资本重足市场。谁控股这些股票最多呢,我们列了一个表,这个表很有趣,在50个人当中,有10年以后,有3个人是被抓进去的我认为这个比百富榜还有意义,我们预估了这个行业的问题。并不是说这些民营企业都是坏人,我不同意的,金融可以推动他们。所以我觉得探讨这个话题是非常有趣的。我不是主持人,我不多说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演讲的嘉宾是我们的投资人,就是民生银行,他是公司银行的老大,我想邀请冯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他的主题演讲。非常感谢冯先生上台做演讲!
冯剑松先生:
各位同仁、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众所周知,中国90%的份额在银行。我们金融服务的创新,除了要对中国的体系和金融改造,在直接的融资上,风险和创业投资可以改进以外,不得不谈到银行。所以我想我今天给大家报道的主题题目叫《银行转型在推动行业发展中提升服务能力》。
银行在推动产业发展当中现在两个问题是长期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银行对产业的推动不利。比如说中国不乏高科技,不乏强大的依托,也不乏的人才。我们现在的沪宁高速公路,大家知道是一个黄金的通道,我们现在的沪宁高速公路要建设,当时是每一个银行按照存款的比例来发放贷款,是政府和人民银行统一协调的结果,这是第一种情况,就是银行对产业的支持不足。
另一个就同质化的接待服务,就导致了产业盲目的建设。所以说,现在银行的金融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足,首先就使得银行成为了国家产业成长的软勒。第二个,也给银行自身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大家注意到的,像对中国整体的银行界的评价不是很高。银行贷款的风险度过于地集中,周期的波动太大。银行的风险周期性的变化是比较集中的。所以就影响了我们中资银行的价值。
这些问题说明什么呢?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银行要转型的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国家产业的推动不利,或者是有效的服务不足。
另一方面,就是银行要转型它的方向,它核心的方向就是银行成为产业成长的推动者,成为产业服务的供应商,所以基于第一点,我想这是银行转型的核心就是要从现在追求资产的规模转向提升专业服务。
也就是说,银行盈利的模式将要从一个收息者的角度要变成融资收息和服务收费的重大转变。所以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银行转型的核心就是银行如何来综合运用多种的金融杠杆和他的自信,在推动产业的过程当中,来整合市场的能力建设。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我觉得中国的银行业会在这些方面进行四个大的转型。
第一个就是战略定位。就是要从做客户到做产业。现在来说,我们就是看报表,一个客户谈一个客户,这样银行的体系是分散的,没有一个有效的组合。从产业的角度来讲,也是不连续的作用。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变化。
从我们今年银行的实践来看,中国的银行业占的定位方面有一些问题,什么都做,只要有钱,有贷款,都做,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定位的金融机构来讲,它的竞争力是会削弱的。
第二个来说,就是需要整合服务,要从分割变成合成。我们现在的金融服务是分割的,银行都是存款和贷款。那在这里面,银行要作为一个金融市场的主导者,要专门一个产业综合服务供应商的变化,所以整合的服务对银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也注意到了一些企业,整个外资的金融机构,或者是投资银行在服务的时候,提供了一整套的产业整合服务。我想这个是第二个大的变化。
第三个,就是专业化的行动。也就是说,要从外行到内行。银行对产业成长的作用不够。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银行没有去深入地研究把握和认识产业发展的规律。没有认识产业发展的规律,我们对每一个产业的成长,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就不能有效地把握。所以我们采用一些通用的金融服务,我们知道每一个阶段需要的服务是不同的,当企业需要的时候,银行不来,不需要的时候,银行又来了,这就发生了一个错位所以要通过专业化的行动,这样银行的生产方式就有一个根本性的提高。现在的银行生产效率比较低,很大的程度上没有专业化的行动。这是第三点转型的变化。
第四个要进行制度的变革。就是要从板块银行变成流程银行。板块银行的特点就是快快为主了。就是以主要的金融资源推出之间,不在总行,在分行,整个板块的银行对重复建设和产业成长能力都会产生极度不利的成长。因为在板块银行的条件下,在某一个省份的银行来说,比如说这个省要钢铁,要高科技,那这样自然而然这在这个小的区域里面展开金融服务,所以这个金融服务不可能成为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
所以为什么全球的银行都采用事业部的制度,就因为它的真正地按照一个法人,在全球的范围内进行有效配置体院的体制。而我们的现在的每一个分行有每一个分行的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很难站在一个国家,或者是全球的角度去审视,去判断、去推动这些产业发展,去制定这些产业经营发展的方案。我觉得这些来说,不仅是为了推动产业的发展,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中国银行业的转型的方向也在于此。如果按照这个方向来转型,我想不仅使我们的银行会有特色,它有自己的战略定位,有自己产业当中的特色,更重要的是使得我们银行能够变成一个真正的、综合的金融服务上,而不是现在看到的一个收贷者。谢谢大家!
胡润先生:
非常感谢冯先生!您刚才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演讲。下一位邀请瑞士银行懂事总经理蔡洪平先生来做一个演讲。蔡洪平先生以前是做律师出来的,现在是银行家了。他主题演讲的话题是《如何把A股和H股是如何综合起来》。我想他会就这些方面来介绍一下。我们就欢迎蔡洪平先生!
蔡洪平先生:
非常感谢主办方和主持人,有这样的机会今天和各位就这个话题做一些讨论。先给大家报告一下,大家一般都认为瑞士银行是一个外资的银行,很有意思的是,瑞士银行是一个全球性的银行,不仅是一个全球性的银行,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成为一个非常地道的中国性银行。大家已经知道了我们完成了收购,过不仅瑞银公司就开始挂牌成立。
我今天想谈的话题是:A股和H股在未来整合,或者是互动的趋势和潜力。我想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当中,有一件事情应该说是相当独特的。尽管中国的市场有非常独特的东西,我们做过全球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股权分支的运动。在全球的范围内,中国的投资者有一个甜蜜的烦恼。什么叫甜蜜的烦恼呢,我有一个A股的市场,在上海和深圳,虽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但是任何人都不会怀疑,我们的A股市场前景是相当好的。不仅有一个内地的市场,中国还有面向国际投资者的市场。这样的话,甜蜜的烦恼就产生了。所以我们怎么样选择一个本土的,内地的市场,或者是在家门口面向投资者的市场。我想不仅是在前几年,在最近几年也是每一个有致于投资的投资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觉得从企业融资的角度来说,我想大家都会否认一个观点,企业融资的目的是怎么样来促进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怎么样去切合长远企业发展的战略。怎么样来促进企业长期稳定的发展,给公司本身、给投资人,给员工,给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从这一点来看,企业融资首要的目的,从投资银行的角度来讲,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我相信融资并不是一个唯一的目的。应该从各式各样综合的方面去分析,选择哪一个市场来融资。我想有几个方面来供企业讨论。
第一个方面,我觉得对企业来讲,上市寻求很大的目标不仅是融资,而且更更是价值的体现。从价值体现来说,企业当然会倾向于体现自己价值最大融资的场所,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我想这个是每个人都会作为优先考虑的因素之一。
现在从A股和H股的互动情况来看,大家以前有一个观念A股的市场往往公司的市值比H股的市场高。在2005年以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家也看到,最近几年这个有一定的变化。A股和H股,包括一些资本的市场,还有一些中国企业比较熟悉的市场里,某一类型的企业里,它的估值会竞价高一点。
比如说金融业,瑞士银行参与的一个项目,大家知道有一些定位都出来了。我看到最高定价的范围,大家看到更多的银行是在两倍左右,甚至是一点点,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是国际的资本市场,对某一些金融的企业,它的估值相比A股会高一些。大家看到一些超市的企业,还有一些高科技,可能在纳斯达克比较明显一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落差,这种反差呢,因为传统上大家都认为A股的市场会高一些。那是因为某一些新兴的行业,像中是经济的大国,但是我们还不能称之为金融业的大国,我们跟国际的市场可能还有一些差距。国际投资正是因为认为中国金融企业长远发展的前景,包括有一些消费者的企业,消费的企业,长远的发展前景,给予了我们中国的企业有一个高于市场,或者是跟市场相近的中国估值,针对一个不太成熟的市场来讲,估值相对会高一些。
所以从且估值的角度,对中国的企业来讲,尤其是一些金融企业啊,或者是消费品的行业来讲,在哪一个地方上市,在哪一个地方实现估值的最大化,是一个值得讨论的事。从投资银行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案例和经验,来帮助你实现公司最大的价值。除了价值的发现,我认为这是一个企业经济的利益。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如果对一个想做百年老店的企业来讲,寻找一个制度化,透明度高,而且连续性监管的市场,对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这个来说,等于于估值来考虑的主要因素。我想这个问题在座的各位都有感同身受的体验。我想中国企业对于A股市场来讲,困扰企业也好,困扰投资银行来讲,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我觉得中国A股的市场,它的监管规则始终处于一个摇摆不定的状态,始终处于一个短期行为大于长远估算的状态。我想大家对这些因素都有感受。
就好比说透明度,从银行投资的角度来说,我以前是做律师的,中国的监管规则它的严厉程度并不亚于香港,甚至在某一些方面也不亚于美国,为什么在这么严厉的监管市场下,还是有这么多欺诈的个案,还有这么多让投资者觉得受到欺骗的个案呢,我觉得从规则角度来讲,规则本身无所谓好坏,规则的意义在于怎么样去保证它的透明度,怎么样保证它的执行度,怎么样保证它的执行力。我们以前看到的规则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的监管规则有一套潜规则,而这个潜规则是不得而知的。像香港的市场和美国的市场,有可能是不存在的。
在香港市场,它的规则相对来说是比较严厉的规则。但是我也不否认有一些模糊的地方,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投资银行就会写一个书面咨询的信件,交到香港的机关,让他们针对某一问题来进行解答,一般来说,都用口头的方式来进行解答。但是在中国来说,这些透明度是不存在的。
我想大家有一个比较好的案例,就是前一阵子我们六部委发了外资并购的规定,写得非常不清楚,我们投资银行,很多公司,包括很多中介机构询问了很多情况,但是都没有给出一个很清楚的回答,这就是规则的不透明。除了不透明以外,规则的执行力也有问题。我想如果大家都不遵守规则,如果说遵守规则的人吃亏,那所有的人都不会遵守规则了。
证券市场隔几年都会有几个大动作,去年是股权分置,今年来说,可能要分开融资的渠道,但是谁都不能保证明年可能会说对不起,不能分开了。所以说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A股和H股,对一个有发展的战略公司来讲,目前现阶段,H股可能相对于A股更好的选择。当然了互动的方式有很多,我也不多谈了。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在会后聊这个话题。谢谢大家!
胡润先生:
谢谢蔡洪平先生。我们的下一个演讲嘉宾,我是我很早以前就听说过,很开心今天第一次见到张铠雍先生,他是第一批领导民营担保公司,所有的担保公司,不管是业务也好,领导也好,业务也好,都是排第一位的。也可以说金融如何推动产业的成长方面,他对这些方面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我们非常地开心邀请张铠雍先生来介绍他的话题。他的话题是《中小企业怎么样融资和担保》,他是河南人,但是在重庆长大的。感谢张铠雍先生!
张铠雍先生:
翻译的原因,我是湖南人,不是河南人啊。很高兴大会给我这个机会来做演讲。大家都知道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实际上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样的问题更加突出。因此这个问题成为世界广泛关注的话题。因此中国在短短的7、8年时间里,大概涌起4千多家担保公司,我们应该是处于行业的领先者之一吧。
担保公司能够这么大规模地兴起,从本质上来讲,担保公司的起源来与信用不足。具体到中国来讲,事实上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中国的金融管理体系比较缺乏。对我们银行来说,信用信息的成本太高,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方面,由于我们国际的市场利率市场化变化,虽然长期放宽了市场,引起了担保公司的兴起。
第三个,由于金融业的管制导致了担保业的兴起。需要有经营许可证,企业之间放贷不合法,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担保的变种。在香港的财务共是靠信用合实力,靠银行来获取大批额度贷款,然后再贷给几百个、几千个小客户,来赚取零售的价格差。我们在中间担保,担保的本质占在我们银行的角度来讲,就是批发和零售的价格差。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担保的时候,它不光是一种银行风险控制的手段,同时也是银行市场营销的一个工具和手段。
第二个观点,我想讲一下中小企业融资的阶段论。大家知道中国实际上存在二元金融结构。所谓二元金融机构,首先以银行为主体的正规金融体系,目前来说,是20个亿的贷款总量。
另外就是以民间融资为主体的非正规进体系,合法的来说,有典当行,和私人之间的借贷,不合法的可能还有地下钱装,这些来说,也有4、5万亿的规模。这些来说,就存在一个很有兴趣的现象。
有一个阶段,就是金融的创办期,这个来说,就靠家族自组资金为主。第二个阶段叫推广期,因为还没有真正地起步,这时候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考虑金融融资。多则5、60%,少则2、30%。
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中小企业成长的早、中期。这个时候,它刚刚开始有一点业务,还不稳定,还非常地波动,有一单没一单,信用不够,它也不能提供银行的抵押品和担保品,换句话说,还没有达到银行的准认门槛,这就是担保的早、中期。
第三个阶段,是成长中后期,它已经有足够利润的渠道,有足够的抵押品和担保品,银行可以直接做贷款了。
第四个阶段,就是准推入期,就是以股权融资为主。大概我们中小企业融资分为这么四个阶段,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担保就处在从小学到大学的阶段。站在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担保的本质是帮助,或者是协助我们的银行去抢夺原来的民间金融市场空间和市场份额。我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就希望更多的银行家意识到这一点,通过担保的信用升级,去抢夺银行原来不能进入的民间融资市场。由于面临这些阶段,那担保的优势就体现在这里。经过了7年多的探索,从注册资本5千万的资本公司,到今天净资产到18个亿,引进了开瑞集团,国家开发银行,著名的机构作为我们的股东。
我还要说担保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原因,还有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担保业的问题在哪里。随着中国风险能力的提高,银行直接向这些客户去做业务,那担保业还有没有存在的空间,很多投资者给我们提了这个问题。所以借这个机会我做一个回答,我们在业内也算是老大了,我们不得不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前景的分析。
首先在站我们的角度是批发零售的价格差,站在客户的角度,我们用一个词汇来表达。大家知道企业之间至今仍广泛地流行地互相担保,相互都有融资的需要,但是相互都缺少足够的抵押品和担保品。从单一来讲,银行的风险好像是多了一个承担者,实际上把两个企业,两个银行分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实际上风险并没有降低,是这样的情况。
反过来站在我们的企业来讲,它能够保证他们的企业做得好,但是他不能包括另外的企业也能够经营得好。这样的话,就成为了两个蚂蚱,只要对方出了问题,它经营得再好,也会出现麻烦。因此越来越的企业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它愿意找专业机构担保来获得融资,同时又不必为对方来承担风险代价。好,谢谢各位!
胡润先生:
非常感谢张先生!我们以后还有机会来跟他谈这个问题。下一步我想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熊焰先生,他是北京产权交易所的。这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行业。我查到一个认证的交易说是AIN,现在目前有国内28个公司在那边上市了,国内来说,包括香港,最近统计是包括了香港,最大的是在1.5亿英镑的总盘值。我就不多说了,熊焰先生是一个湖南人,不过是在东北长大的。感谢他!
熊焰先生:
尊敬的主持人、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连续三界参加了国际金融论坛的嘉宾之一。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呼之欲出”。显然大家对产权交易还是比较陌生的。产权市场是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
刚才我们的冯总讲到中国目前金融资本90%聚集在了银行,那反之10%聚集在资本市场。一个市场是金融市场,或者是货币市场,主要是由银行来承担的。另外一个市场就是所谓的资本市场,解决长期资金的问题。是由资本市场来承担的。中国的资本市场规模目前是偏小的。因此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问题,就所定在了两大话题上。一大问题是国有企业的问题,另一大话题就是资本市场的问题。国有企业的问题有一位没有来。资本市场问题,就是如何做到企业之间的国有市场平等,银行资源优60%目前还在国有体系中。这是一个话题,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的话题。
我们知道任何企业的成长、发展都离不开整个大金融体系支撑。刚才我们几位演讲嘉宾都讲到了这个话题,一个企业的健康发展必须要有一个血液,血液就是由资本市场来提供的。目前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应该是比较难的。主要是资本市场这一块太发达了,差得太远了。
资本市场目前叫结构单一,规模偏小,市场门槛偏高。结构单一来说,中国主要还是作为主板,虽然我们有中小板,但是中小板和主板没有本地的差异。其他的资本市场来说,可以说迟迟没有突破,这样就导致了中国数百万家的中小且,或者是数百万家企业的直接融资只能是一个羊肠小路。1400家上市公司,万分之二的概率进入资本市场。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讲,一个国家应该按照企业规模成长的阶段,成长的性质,以及企业对成本、风险,融资速度不同的要求而构建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
这种资本市场比较典型的做法就是由所谓的主板、创业板以及柜台交易、场外市场几个层次来组成。目前在我们国家这样几个层次的构架或者是思考,以及各级政府的探索以及临近了所谓破题的阶段,所以我演讲的住处叫呼之欲出。显然我们的主板市场是由中国证券市场来承担的。而下边就是所谓的中国的产权市场体系来承担。
刚才胡先生介绍的时候,很陌生。中国的产权市场是一个全球的首创,它的最初的功能是为了解决中国国有产权流动问题而设立的。中国产权市场的实践已经成功地回答了公有产权流动而不流失的问题。国际上私有化的国家,现有案例也不少了,从东欧到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私有化的过程,但是他们私有化的过程远远没有中国做得成功。就是产权流动的问题远远没有中国做得成功。
就是说什么样的产权应该流动,谁可以买,在哪里卖,中国的产权市场回答了这样的问题。谁可以卖,有权就可以卖。授权的公司由他来,一层层非常地清晰,按照国有资本战略调整的战略来卖。国有大规模的推出,留在那些国家希望引导控制的行业中,要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与外资的国有企业,中国以后纯而又纯的国有企业会越来越少,但是国有资产会伴随中国的经济成长而增多。这就是为什么要退,在哪里退,在产权市场中退。这样产权市场市场就推出了公开竞争的模式。就是所有的产权要向国内外推出。最大限度地发现投资人,规避了职业风险和道德风险。这样一个国有产权卖多少钱评估价,6.85,最后卖多少钱合适,11亿、12亿、15亿、18亿都合理,最后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21.1个亿,高盛集团,和顶辉的联合投资体,他出价最高,就胜出了。这样的压力让我们大大地减轻了,也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执行,理论上来讲,国有资产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是老股东,买不买是我的事,你必须要让我知道,产权市场公之与众的办法,买不买你可以举手。当然了,也似地和谐社会的目标有助于和谐社会。通过这种机制,最后大家都心平气和。包括当初投资了上千万的投资者也心平气和。
因此中国产权市场市场这样的设计,为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公有产权市场和的流动机制。产权市场能够为国有产权的流动做这样的平台作用。我目前的产权市场是金融融资的中心管委会。现在有30%的交易量是民营的,民营的在北交所寻找投资的信息。利用北交所的来获得股权,当然了,我们更大的热中是探索交易市场的可能性。我们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最后破题的话题就是中国的柜台交易市场。
北京市的市长在今年十一五规划的报告中,全面地推动北北京风险市场资本的建设。就选择在中关村地区规划建设一个封闭的资本市场,改变原来的资本市场,但是由行政选择的市场来变成市场化的选择。谢谢大家!
胡润先生:
非常感谢熊焰先生的演讲。下一位可能大家在这里就比较熟悉了,就是蒋锡培先生,他在电缆行业已经做了8年的连续的上网。3年前已经收购了一个上市公司。现在很多人都问他,他什么时候要把他的公司上市。蒋锡培先生今天会探讨一个话题,就是金融信贷与民营企业的发展。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也不多说,就直接介绍蒋锡培先生先生,他也是国际金融论坛的老朋友了。感谢蒋锡培先生,邀请上台演讲!
蒋锡培先生:
尊敬的主席,各位女士、先生们!大家上午好!在这样一个落果磊磊的金秋季节,我能够和各位朋友在这样的浦江之滨和在座各位进行交流,表示非常地感谢。在来参会之前,我非常认真地准备了发言稿。等会我会把交流稿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大家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现在是非常地繁荣,但是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又是来之不易的。记得90年我创办远东控股集团的时候,为了20万元的贷款,跑了差不多9家银行。经过半年的时间,其中有一家银行才承诺到我这边来看一看。两个月以后,才拿到了第一笔的信贷资金。因为在我们那个时候,企业可以说也算是非常火爆的,刚刚创办3亩土地,亲朋好友也借了很多的钱,银行看到你这样的居心和信心,他还是同意了20万,但是需要用企业的资产来担保。但是今天,我们很多银行都讲,蒋总,我给你更多的首信,而且条件是比其他的银行更好,你是不是可以增加一点额度。
我们去年销售收入超过了70个亿,而我们的贷款余额是5亿,利息是3.45年利率,这个来说还是相对比较低的。从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出我们银行不是没有钱,它有的是钱,而企业也不是贷不到款,关键来说,可能还不符合银行的有关贷款条件。因此我觉得要想能够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得更好,我们有很多方面还需要我们各方来积极地改进。
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无论是信用环境,还是国家的法律、法规,都还没有跟真正要建设富强的中国相匹配。虽然鼓励私营经济要发展,因为那个时候宪法就规定了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补充。后来十五大提出了非共有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十六大以后,又提出了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非共有经济的发展。这样一条轨线,毫无疑问从宏观的层面带给民营企业宽松的环境。
而实际上民营企业从20亿的发展,从原来没有实力,又有很多不诚信的行为及虽然银行贷的资金不并多,但是逃避债务的现象时有发生。很多人认为,我一个企业拿到银行的钱,就是本事,还不还是他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发展到今天,绝非一个企业的事情就会影响到这个行业和这个地区的企业群体。
就拿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江阴一个企业业绩资金链段了以后,就引发了好几家企业倒闭。就向前面嘉宾说到的企业信贷的担保。因为银行要贷钱给他,就需要抵押,第二个就是担保,抵押的话,而现在很多银行做流动资产的抵押和应收帐款抵押。很多企业的流动资产并不多,这样的话,毫无疑问要找担保公司和找其他的企业来进行互保。虽然满足了银行贷款的要求,但是风险并没有减少。这样来说,不仅要把自己的企业经营管理好,还要督促你帮他担保的企业,叫他好好经营,所以就出现了帮人家担保,而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自己没有出问题,他担保的企业出了问题,那我帮江阴担保了3千万,我们银行还没有到期的时候,就给我讲,你帮他担保3千万,他出问题了怎么办。因为我们知道,你签下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要对这个金额承担全部的连带责任。这样可以看出来,一个企业经营规避风险是何等重要,互相之间的担保、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制度上交好的安排又是何等的重要。如果说让远东一下子担保3个亿,甚至于更多的话,虽然有一定的基础和实力,但是也难免会发生问题。因此有这样的事件发生了以后,我们就经常地反省,也要跟银行讨论,现在银行也逐步逐步地讨论了这样一些规则。
另外,就是我们在02年的时候,那时候国家也准备要解决法人股非流通的事情。也就是大家知道的600869,那时候进去只有3千万块钱,等它上市以后,能够或多或少有一定的效益,也能够帮助这个企业做一些改善,但是实际上作为大股东进去的话,无非就是从公开的财务信息来做一些了解,很难进入公司来做调查。一年以后感觉不动,我们觉得再这样的话,肯定就血本无归了,后来花了很多的精力,才取得了控股权。那时候才知道,这个公司资不抵债至少两倍。但是我们不得不要把它做好,对政府、对股东、对自己也有交代,因此小小的公司,花了我们30个亿的现金。如果超过了承载的能力,后果会是怎样呢?因此我觉得现在的金融环境跟以前大不一样了。都认为中国的A股市场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很难解决这样的矛盾。而中国的政府非常智慧,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得错综复杂的问题,让你们股东自己来搅合,自己去谈判,然后他来做研究。现在看来,经营得很好。
总的来说,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国家金融政策的支持,需要良好的法律环境,需要民营企业共同的努力,让我们能够按照法律法规把企业的基础夯实,把企业的信用建好,营造中国良好的信用秩序,我想民营企业一定会更好、更快发展,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强大。谢谢!
胡润先生:
谢谢蒋锡培先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案例。好的。我非常高兴地给大家有请百度的王湛生来演讲。作为一个成功进入资本市场的公司,他对资本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相关服务有什么希望,我们就请王湛生先生来介绍一下。简单地说一下,王湛生先生原来跟我是一个行业的,原来是浦发永道的,非常地高兴地邀请他。
王湛生先生:
早上好,各位!很高兴来到这里。我平时也有很多机会在讲话的时候,更多是讲高科技,讲互联网,今天又讲了我们的本行金融。我想谈几点体会。
很多都问我百度为什么当时选择去美国上市,为什么不去香港上市,或者说有没有考虑在国内上市。百度在选择资本市场的时候,考虑的是什么,对资本市场有什么期待。我想试着从几个方面来考虑几个问题。
其实对资本市场来讲,我们考虑策略的时候,不仅是融资的问题,而更多的是需要把公司长远发展的策略联系起来。所以当我们的市场份额超过我们的竞争对手,在中国领先的情况下,我们的客户群也成为了中国最大的互联网营销提供商的时候,我们的品牌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我们想通过资本市场的上市,来提高品牌。我们主要是从这样的策略角度出发。这也是公司策略的一部分。
要想达到这一部分,我们就需要一个很成功的资本市场的展现,这个展现不仅是融了多少资金,而更多的是能不能让全世界的投资人,包括中国的网民和用户来我们的公司。基于这个出发点我们设立了一系列的金融构架。我们在选择资本的时候在考虑,这个资本市场一定要有能力去了解互联网的行业,能够搜索引擎的。我们跟欧洲的投资人有了很多的沟通。美国资本市场的投资人,他们对高科技的了解,对互联网的了解,包括对中国互联网的判断方式,我们发现这最有利于实现我们的价值的考量。我们在路演的时候也走了很多国家和地区,走了香港、新加坡,他们觉得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合理的问题,但是不够深入。
在美国我们遇到很多为难的投资人,因为由于这些投资人,那我们就有了展现的实力。我们当时创造了美国资本历史有史以来的外国公司,在当天上市了以后,股价有了最大的升值,这个记录是属于中国人的,我们也非常地骄傲。既然你作为一个品牌,公司的规模还比较小,知道的人不多,那你上资本市场,那定价会会比较低。我们当时也觉得,如果是定价不能马上达到的愿望,我们希望减少发行量。这个在其他的市场也不容易接受。人家你们怎么样也要发行25到30%的股份,而我们只发行了10%,尽量地降低对股东权益的担保。这个也是在美国比较市场化的资本市场里能够得予接受。由于我们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发行额,就使得对股东权益的担保达到了最小。
还有一个是关于控制权的问题。百度作为一个搜索引擎,我们希望把控制权掌握在中国创始人的手里。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们设计了一个方案,叫牛卡计划,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了,投资人想买股票,必须要接受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你买这个股票,只有一个投票权,这样就会让上市公司,不会轻易收购、兼并的对象。也是这样的原因,除了美国市场以外,其他的市场我们不太考虑。
我们在美国来说,当时也是冒了一定的风险,去做一个中国公司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做法。当然投资人的资本市场还是非常地认可最终对股票的兴趣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记得第一天路演到了香港,就说我们的投资额,已经超额了认购。经过到了最后,就超过了66倍的认购。
大概地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在考量的时候,希望资本市场有一定的灵活度,它不是很僵化的,在金融产品上,能够从同股不同权的结构,希望资本市场可以更多的定价,不一定是发行20%、30%。我曾经在02年在证券会做了一年全职的顾问,跟监管组一起工作,当时给我感受很深的,就是中国归四的发行定价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管是20倍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这样对百度这样的公司来说,根本不可能进入这样的市场,所以就造成很多高科技,高成长的一些比较优秀的公司,反而没有从国内的金融市场获得资金,除了资金之外,还有一些企业策略所需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也需要我们无论是作为投资人的群体也好,或者是作为金融机构,还是监管者来讲,都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们在上市之前,我们也跟领导沟通了一遍,有没有空间和可能也使得我们百度在国内上市,因为中国的网民有60%都在用百度。我知道这个事情很难,几乎不可能,但是我还是希望去努力一下,所以我也做了一个沟通,当然了,结果大家也可以想象得出来。当然了,我希望在将来像百度这样的公司也能够在中国的A股市场上市,使得我们的网民也能够成为股东,这样的话,结果就比较一致了。
还有一个,我想说一下,我们对银行业的一些观察和期待。其实我们经常遇到美国投资人问我的问题,百度过去纪念平均增长百分制200多,第二季度将近180,他们经常问这个高度可以持续多久,我要说,这刚刚是一个开始,还没有看到尽头。中国有将近2千万家企业,这些企业里面,目前真正有网站,或者是上网,只是4556这样的数字。我们去年服务的客户是9千万家企业,这样的话,还没有到达可能服务的0.5还达不到,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发展的契机。像美国的互联网引擎发展非常快。虽然我们的是200、300,有可能到达400、500,但是还没有到达这么快,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国家的体制和信用文化,这些来说,就导致了银行作为支付的支付手段还没有到位,到以后的过去五年、甚至是十年的时间里,我们都在解决信用贷款,在解决风险管理,信用管理,同时国际银行的金融界、银行界他们已经在考虑怎么样在互联网络经济环境下,更快地提供增值服务。所以在国内的银行界也好,服务界也好,我们看到一批新兴的基于互联网框架下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刚刚有了一个开头,我想说的是,在中国目前来说,主题的银行在这一点并没有很关键地重视。而国外已在这里走了很远,而我们的民营经济和高科技也在艰难地前行,我们的法规也好,或者是配套服务也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百度这样的企业可以快速地发展,同时,也是中国2千万的企业为什么不能很好地拥抱和享受互联网经济给他们带来的经济和效益,我想这一天早一点到来,我是从高科技的层面来表达我们的愿望和期待,希望在座新闻界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推动金融界和互联网的结合。谢谢各位!
胡润先生:
我们今天的运气特别地好,因为又是一个很精彩的演讲,虽然他说得特别快,但是我还是懂他要说的意思。好的,那我们今天已经讨论过了,我们今天是非常幸运的。我们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非常地容幸邀请到关国光先生来讲演讲。他在IT界非常有经验。他是青岛人,到了上海,后来去美国读书,他也是第一批海归,就是从海外回来的那些人。我们就非常容幸地欢迎关国光先生!
关国光先生:
非常感谢今天有这个机会在这里来谈一下从一个新兴企业的角度来看,在变革当中有什么样的机会。还是谢谢胡润先生,这次把我的名字说对了,出身地也说对了。
我跟百度非常地同感。当初所有的门户类的企业,要把流量,或者是用户的访问量变成现金是非常痛苦的过程。我记得当初在2000年我们清算一张银行卡,收到支付确认可能需要一周的时间才可以拿到确认。任何的交易在新经济的环境下,其实这个效率是非常低的。
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快钱公司本身是做什么的。快钱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企业,从运营开始,有了20个的时间。快钱是做什么的,其实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依托新技术,和现有的现金业务来开拓现有的业务。
大家看到在2001年和2002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第一次出现了为互联网应用相对比较方便的支付手段。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短信收费,非常地简单,把你的手机号码填进去,一确认就可以拿到钱,但是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成本非常高。我见过的有50%,甚至更高。在非常高成本的情况下,在2000年带动了相当一大批虚拟服务运营商的崛起。
可能年轻的用户可能体验比较深一点。交友的服务来说,我们看到在400度、500度的增长,这样的话,整个行业的发展拉动,你可以看到这个力量非常大,同时你也可以看到支付市场本身的效率是非常低的。换句话说,他存在这么高的成本,对行业的发展有非常大的障碍。
快钱经过20个月的运营,我们想还是遵循老的互联网法则,我们在20个月的时间当中,从9个人发展到200个人,覆盖三地,现在的数字可能不是最新的,有200多万,商户有近万家,我们的交易额差不多是200%,目前国内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选择快钱作为支付的平台,或者是其他的支付增值业务是最多的。这个团队本身来说,我们经历过4次,包括从硅谷到中国,从建设到管理成长,最后到纳斯达克上市的经验来看,我们经过了四变,这实际上也是快钱本身有执行力最根本的基础。我银联的卡,我们经过快钱的运用可以变成一个通用的虚拟卡,来服务于所有的虚拟服务。终端来讲,我们覆盖了电脑、手机,通过手机可以来完成服务。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中行、招行,现在正在实施的建行、民生,通过电话来完成支付。这样用户的覆盖,可以覆盖到差不多2亿到3亿的用户。
我们估计到09年,快钱的帐户将近1个亿左右。下面我们来谈一下,从我们的实践过程当中所看到的机会和碰到的问题。其实在这里面的经济发展当中,我们看到有两个主要的通过力量。第一个是国家整个GDP发展的本身,从亚洲国家的经验来看,平均的GDP在1千5到1千700美金的水准上,消费者作为日常支付的手段开始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才能电子的支付的方式开始明显地增加。在韩国、日本、新加坡,其他的国家,包括欧洲和美国,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主要是经济的发展。我们国家来说,我看到20各城市都超过了这个标准,这个是基本面的需求。从另一方面来看,新经济的发展,在金融服务业来看,它的基础建设是比较滞后的。我们看到的来说,尤其在近期,互联网的第三批运用,使得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信息交互,服务和产品更加地扁平化,我们看到的只是刚刚开始,今后在全球行行业内将变成最重要的趋势。这个根本面有一个根本的要求。
我们知道传统的银行卡,包括VISA在内其实这个卡当初设置的目标是明确的,它是单向的,在新经济发展下,它的信息和商品的交互过程当中,包括个人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政府之间来说,对基础建设的要求,特别是是在新经济的运用当中,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要求。这里面还有一个相关的数据,我们看到,在传统的银行业当中,其实在美国以支付所产生的收入本身的服务来说,是不需要强大的资产。换句话说,不需要有存款才能做贷款的业务。所以说他在美国全年的营收已经超过了利差的收入。这个来说,有60%到70%是个人用户的贡献。
新经济和传统经济有非常大的交互地方。因为它的主体还是一样的。主体还是一个个人,或者是企业,但是采用不同的媒介,在这样的环境来产生交易。大家看到绿色的这一片,就是跟新经济相关的。包括游戏啊,数字的内容,搜索引擎,拍卖的网站。今年我们在年初发现,今年6月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就是传统的行业在今年以非常高的速度把业务在逐渐地搬上线了,这个速度在我们想象当中来说,它规模的增长,远远超出了新经济本身超出的增长。另外就是黄颜色的部分,有金融服务业,还有餐饮业,有银行汇款、邮政汇款,这些的总量其实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在相当多的时间当中,我们就发现这两类的支付业务和服务业会有一个交叉。
最后我们看到机遇和发展的特点。在美国,甚至是包括欧洲,其他的亚洲发达国家,他们的基础建设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已经完成,在中国来说,我们银联是在2002年初在上海成立。所以说基础建设和增值服务的建设来说,会在同期发生,这是非常重要的特点。也就要求像我们这种做增值业务的企业,也要花相当的精力来投入一定的基础建设。安全、简单、高效的支付手段来说,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
但是同时来说,在过渡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它要求平台本身在支付的手段上要有综合性的支付。就是说,信用卡在美国超过了90以上的交易量,借记卡在欧洲来说,是主流的方式。但是在中国来说,银行卡的增长量非常地高,但是还不能占到绝对主流的支付方式。对任何一个新经济来讲,面临很大的困扰。像货到付款要提供,固话代收,短信代收,都需要。最传统的银行汇款还需要支持。所以说在今后的支付手段必须是综合性的。
这些来说,在巨大的用户群平台上,除了商户要降低运营成本,还存在巨大的商机,这些用户都存在相当大的支付能力,而且有非常多的历史在这个平台上。沿着这条思路去看,他们所需要的增值服务来说,也是这个市场发展过程当中一个新利润的增长点。
最后一点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碰到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监管。我们看到央行已经组织了非常多的讨论,我们也提交了非常多的意见和参与。我们也希望所有的相关的法律和法规能够尽快地出台,使得这个行业更加地规范,更加能够有效地保护商户和用户的切身利益。最后谢谢主办单位的邀请,谢谢!
胡润先生:
谢谢关国光先生的讲话,下面就是周毅先生,周毅先生先生是从服务产业来看金融和产业的结合。他主要的业务是跟房地产有关的。他就是帮助这些房地产开发商来融资的,让他们不管从短期还是长期来发展起来。我们每年都看百富榜看谁最有钱,目前我们看到房地产行业出的富豪非常地多,而且一直都在增加,所以我们非常地高兴能够听到周毅先生的演讲,周毅力先生是安徽人,是从安徽到上海来学习的,在交大学习了以后,又到复旦估计MBA,我们非常高兴地欢迎周毅先生。
周毅先生:
各位嘉宾!各位同仁大家好!很高兴又来到国际金融论坛来谈金融服务的问题。我想从另外的一个行业来讲讲其他行业的产业增长和我们行业发展的关系。
今天讲的主题是“转型期的中国房地产企业的金融战略”,应该说房地产金融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尤其是中国制度存在的障碍,或者是各方面的制度约束和相关的法律法规颁布,导致了相关的房地产企业受到了金融方面的障碍。所以我想从一个政策的角度来看一下中国房地产企业的金融状况。面对这样的产业环境,房地产企业的金融创新,和融资战略该如何去整合,这些就是一个相关的逻辑。
下面想看一下国家对房地产企业的调控。这是一张表,国家对房地产行业应该说出了一个紧锣密鼓的安排。国家六部委的政策,以及到7月份非常重要的政策,在融资方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限制外资投资国内的房地产政策,那这个对方面的融资渠道起到了一个限制的作用。从7月26日开始,在房地产行业出现了二手房收税的政策,到8月份又进一步地提高了利息,应该说从政策面上,资金面上,对我们买房者也好,或者是参与人也好,都受到了相当多的制约。应该说中国房地产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在金融政策上,在国家的监管政策上,受到了种种的制约,受到这样的制约,那我们的房地产行业该如何去运作,我们做了相关的分析和研究,也做了相关的操作。再次提出一些想法和意见。
我们看到中国房地产的产业环境,应该说这个产业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环境,但是这样的环境,并不是说房地产会受到什么摘要。大家看到这个是房地产投资额度的总标。大家看到在政策面上大副限制的同时,不但没有降低,还有增加。从这张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整个房地产行业的投资总量和建设总量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而且处于一个稳步增长的环境。这样的话,应该说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态势是非常良好的。
再看一下房地产产业链的情况,实际上这样的环境都是转型的环境。我们资金这一块,以演讲主题相关涉及到融资的问题,房地产的金融创新,成为房地产新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从其他的行业相比,我们作为一个资金量消耗大的行业,从国有银行和其他银行为主题的融资渠道。这样的话,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非常地关注一个焦点,就导致了大型的投资量会四有一个资金上的制约。在我们土地市场,我们从价值连来分析,先做土地运作,再做现有的房价的开发,这样的话,同样受到种种方面的制约。从土地市场的调整,到开发市场限制产品的供应,包括户型的供应,还有相关金融支持上的限制,等等一系列来说,整个价值链都受到了法律限制。
但是中国的房地产在进行一个转型的过程,在产品这方面来说,更多体现在产品创新的角度。从住宅的过渡的新房市场,到逐步纷纷涌现出来了向旅游市场,这类的产品市场的创新,同样地成为了整个产业链增长的主体。在市场需求的方面,同时也出现了需求方面的变化。包括大型开发区新增的市场需求,可能都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了影响。再看一下金融。今年有一个主体就是金融的上市风潮。今年房地产在国家的相关证券的条理过程当中,现在我们的房地产也在陆续地上市,一类物业上市。物业上市来说,主要是以融资主体第二类是企业上市。这两类上市在房地产近期也出现了一些动态,大家看到一些大型的房地产商,在国内的A股和H股有一些上市计划,有成功的,有失败的,但是不难看这些是房地产金融创新的阶段。
我们把整个房地产行业来结合金融投资分成四大类的品种,有住宅,有商业,有旅游地产,还有一些复合的地产。我们看到住宅地产最主要的变化,是品牌化的扩张,还有二、三线的价值连动,这些来说,都是住宅市场非常重大的特点,从企业的扩张,这一块来说,是住宅地产非常重要的现象。商业地产更多地受制于国家的零售业,这个来说,是一个总量表,可以看出是稳步上升的。社会总额的上升,带动了消费总额的上升,同时拉动了商业市场的上升。
另外我们看到,大型的主力店,沃尔码这些大型的主力店的扩张,也扩大了地产业的扩张。我看到大型的主题公园,大型的旅游地产的变化。产品的金融产品化,另外是企业规模化,产品复合化和产业专业化。我们看到金融投资的房地产行业来看,更多是滚珠于风险和收益,风险和收益更多地关注于城市的生态环境,包括需求、包括业态,这是一个简单的变化情况,这张表是房地产的主要收入比,反映了国内房地产的的状况。所以在企业战略上,我就归纳为这么几点,我们需要进一步地监控我们整个国家的政策体系,包括企业的管理体系的转换、收购兼并、和兼金融创新几大类。实际上我们的房地产的有几大的扩张,包括企业债权,委托贷款、典当的产权交易,这些都是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遇到了很多的案例类型,这些就是简单的流程,就不再多说了,这些就是相关的一些经验,就是在各个实际我们如何来运用金融资本,然后来进入我们房地产的情况,这些就是一些相关的判断和分析,跟各位一起分享。谢谢!
胡润先生:
好。感谢周毅先生的演讲!下面进入我们的对话时间。让我们开始吧。
各位先生们、女士们!这里的人不用介绍了。我希望这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对话。我直接问蒋总,很多国内企业特别想到美国去上市,您觉得这个来说,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蒋锡培先生:
很多的中介机构跟我们聊起这些事情,而且我也没有肯相关的法律,但是给我的印象来说,美国那边要求很严,而且很规范。这个来说,其实对我们所有想上市的企业并不是坏事,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我们美国的纽交所,上次有一个董事到我们江苏,后来也找到我,希望我们企业到那边去上市。我觉得在哪里上市都是可以的,像百度就很好啊,如果我们想上市的话,我认为要综合考量,需要看看哪里比较合适。谢谢!
王湛生先生:
其实百度作为上市公司,我们一直在做这些工作了。我的感觉是这是有成本的,而且成本不低,换句话说,我们像攀登一个高峰一样,这样的话,决策机制更能够系统化一些,我觉得对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如果是一个企业想认认真真地做一个百年老店,是有促进的。我觉得有80%的成本都是花得很值得的。但是这个过程会比较痛苦。
胡润先生:谢谢!
蔡洪平先生:
任何企业都成有成本,我看到很多进入美国资本市场企业的都在进行这些方面的准备,我估计这些来说,还需要通过一些时间来证明。
冯剑松先生:
我在这里补充一个想法,一个企业进入了资本市场,它的融入的不仅是资金,也肩负了一个很大的社会责任。上市来说,不止是把钱拿到公司里来,同时也有一个更大的社会责任它承担的股东投资人的责任更大。我觉得从我们金融的角度来讲,我想这也是我们过去十多年来,中国资本市场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企业界的总经理们,可能更多地考虑弄了多少钱,有了多大的发展,没有考虑到承担的责任,风险更加大了,这是我想补充的一点。
第二点来说,讲到产业的成长,我记得在60年代的时候,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毛主席有一句话特别深,就是说教育革命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其实我们现在银行离我们的产业实践,企业的商业形态太远了,你需要它的时候,他的服务提供不了,不需要的时候同质化的东西很多。我觉得这也是中国银行业的转型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企业生产跟金融要结合起来,这些来说,需要对产业规律的认识,如果离开了产业的规律认识去分析企业,那我们中国就永远成长起来。这样产业的核心目的,就是在特地的产业里,要有核心的服务能力。然后把这个整个产业带动起来,这些方面来说,银行需要做很多方面的努力。
沈南鹏先生:
我以前是律师,所以我对这个话题非常地感兴趣。这美国的法案都是律师写的。所以他为律师创造了很多的商业机会,这是一个笑话了。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是,违反这个法案最高的惩罚好像是20年的有期徒刑。这个刑法在美国可能跟二级谋杀罪是一样的,可见这个严厉程度到什么样的程度,可见美国的市场,他严厉的渐渐是它成功的地方。如果说今天中国的市场也有一个类似的法案,如果是这样做的话,我觉得我们会非常高兴,这个市场会非常好。
蔡洪平先生:
其实中国有很多非常好的法律,中国受的潜规则影响可能少一些。我觉得前两天刚刚参加一个法律。像摄影爱好者,摄影里有一句用好的相机,不如用好你的相机,在现有的框架下,如果不能进行很好地尊重,那在这样的条件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蒋锡培先生:
其实这个法案对或多或少都有影响,因为很多企业没有必要冒这样的风险,需追求这样的职能。你看很多银行想在美国上市,后来就转到香港去上市了。最近还包括,中行也好,建行也好等等。现在看得出来,我们美国纽交所已经着急了,我想他们最好是做好一些方面的解释和宣传,使得中国的企业更多地到美国去上市。
胡润先生:
可能他们的控股太严格了,那成本可能就提高了,这个来说,也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了。我们本来是一个对话的概念,我希望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有15分钟,也可以谈谈一下你们的问题。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人想问我们的嘉宾呢?因为这里有金融家,有企业家,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王总,您觉得您是金融家亿还是企业家,或者说您觉得这两各有没有矛盾呢?
王湛生先生:
其实我一直是做咨询服务的,在服务的历程里,我在欧洲和香港工作了很多年,我们始终把金融定位为服务业。它的服务主体还是企业的发展,换句话说,还是经济中的实力,还不是企业。这个理念来说,实际上我加入百度的时候,当时我在考虑要不要加入百度的时候,我就说,我明确我来百度不是要上市,百度的上市应该是企业发展一个部分,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为了上市而上市。换句话说来说,企业的发展是一个长远的策略。
胡润先生:蒋总,你在这里是一个企业家了,您慢慢地从企业家变成了金融家了吧,可以这样说吗?
蒋锡培先生:
企业家和金融家都是很多人的梦想和追求。我想把企业家做好,再把金融家做做好,能够成为半个金融家。
沈南鹏先生:
金融家是企业家的类型,只不过金融的产品和服务是金融类的产品,因此任何一个企业家木可能脱离资本运营,来独立地运营它的企业。
胡润先生:
谈到民生银行,我们每年都有一个富豪榜。这个来说,就是把企业家和金融家综合地融合起来了。好,现在大家有没有问题呢?
听众:我想问软东集团的蒋总,对资产重足,就是自主的方式,有没有什么想法和打算。融资3个亿来说,你对这个重足的方式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担保的方式,对银行的服务提出什么要求,谢谢!
蒋锡培先生:
您的问题我听懂了2/3,其实是这样的。资产重族啊,等等,作为远东来说,远东的历史上发生了四次的产权制度改革,这个可以说在中国的企业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经常变来变去,这种股权的变化是最大的。怎么样来把握这个企业,还是很不容易的。另外资产重足要特别地小心,不要过渡地扩张,一个人不可能把天下的事情都做完,如果有条件去做一些重组也是可以的。
说到担保,像平白无故3千万就没有了。每一分钱,我们都是来之不易的。像我们的工资算高了,也就是4、5万,高一点,像高管人员也就是150万左右,辛辛苦苦赚钱不容易啊,要担保的话,一定要双方了解,同时有相应的实力,第三,大家要有共同的利益。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否则原来倒是好朋友,到最后会变成不是朋友了,来往也不好来往了。
沈南鹏先生:
刚才那位先生的提问我理解也不是很全。资产重组从国内来说,是一个很热的话题,但是从我个人来讲,我也不太喜欢这个话题。企业就是企业,不要老是想着重组。当然了,在中国的金融手段下,也不得不这样做,但是还有所谓的财务重组的渠道,我倒是觉得从重组的角度来说,各式各样的方式,我们从投资的银行的角度也好,从企业的角度也好,最好是要对企业有一个架构,我们的银行家来讲,我们希望中国的企业对这个最好不要太感兴趣。谢谢!
熊焰先生:
如果这个话题做一个适度的扩张,资产重组是企业并购的环节,实际上中国目前发展到现在,并购的数量和规模正在大幅度地提升,实际上这是一个经济体快速发展过程当中的行为。国际500强,靠增长来说,没有并够过,大概没有案例。国际大的企业,应该说都经历了并购。
蒋锡培先生:
从银行家的角度来讲,当然并够越多越好,一个阶段做一个阶段的事情。我相信中国的阶段应该是把更多的经历提升在自己的主营核心竞争力的提高。我们应该通过并壮大自己的事情。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
王湛生先生:
从我们的感觉来说,能够专著于做我们的最擅长的事情,把事情做好,企业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专注地做好企业的事情。
熊焰先生:
实际上真正的国际上的大牌企业,应该集中地做强、做大一个行业,沿着产业链去做扩张,像中国的企业来说,从生物制药一直到软件,再一直到房地产,什么都做。
胡润先生:非常感谢这些参加的观众。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我们现在已经到了11点半了,这里的主办单位跟我说不能超过11点半。我其实对这个话题挺感兴趣的。我知道金融家和企业家联合在一起,可以创造很多的财富,这个是肯定的。越是成熟,越合法,合法来说,就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我们谢谢各位嘉宾的对话。有没有最后的话要说呢?
王湛生先生:
谢谢大家!
David soo:
胡润先生讲的是汉语,我讲英文,欢迎大家来到财富论坛,我很容幸担任今天的论坛主席。首先欢迎庞宝林先生先生,他是香港东蕺集团的总经理,大家欢迎!
庞宝林先生:
大家好,我是香港的资金管理有限公司。我主要是做理财这一块。我对理财这些方面有了解,所以跟大家交流一下。
中国的理财来说,根据香港的经验,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理财在这一块是怎么样的。我们说理财是资金是中间人,就是有供应有需求。供应来说就是一些中间人,以前大家知道有很多中间人都是银行,但是银行不是真正的朋友,为什么呢,当情况很不好的时候,银行那边就不会给钱给你了,如果是投资资金里,你最差的时候,就会投资,到最好的时候,就卖出了。到银行的生意做得很好的时候,一般会跟你说,你生意做得这么好,应该贷款做生意,但是这样的话,风险就很高。这样来说,就是一个风险比较高的时候了。所以现在银行已经慢慢改变了,现在不管是在香港还是海外,传统的银行业务已经在慢慢地减少,慢慢地做一些理财的东西。你看上市公司的盈利大部分来说,大部分3、40%都是从理财这一块来看的。
所以理财方面的发展对中国的发展影响很厉害。中国刚刚开始进入了金融改革,最近有几家银行在香港上市,在理财这一块很重要的。因为理财这一块是风险比较低的。就是不会有坏帐,因为风险都是他们的客户自己负担的。我觉得中国的理财将来很重要的来说,第一所有全球华人的储备都是很高的。现在人口化老化,当然了中国没有香港啊,日本这么大,财富管理在这些方面更加重要,基本上我们不要求我们的孩子来养我们,我们要安排自己。所以我们这一代最辛苦。因为我们父母这一代都是要靠我们的,因为他们没有养老的概念,主要是靠孩子,所以我们要负担他们,现在我们的孩子,读书啊,什么的,都是我们来安排。到我们老了以后,也是自己负责,不需要靠孩子,所以我们要做的东西很多。
中国追求来说,越来越厉害的。中国的利息还是很低的,你看中国的存款在不断地升高,像这个钱来说,不留在金融体系里,是一个死钱,这个钱对他也不好。你看日本,十几年经济不好的时候,没有很多钱,但是钱都投在金融体系里,竞争没有增长,那竞争没有增长,那回报就不好,回报不好,就会影响回收。所以现在国内的投资资金的出入还是不多的。最近房地产为什么涨起来,涨得这么快,主要是经济好了,钱很多,钱没有出入。
财富管理来看,你们看这个图,很多人经济收入好了,这些来说,就需要通过资金啊,通过不同的渠道来进行。你们看到这个渠道有风险高,风险低的,风险低的来说,可以说不上这些资金都可以很强,10年、20年,他们可以要求高一点的风险,但是很多资金都需要看投资人,客户的需求,散户的需求,然后将钱投入商业体系里,来帮助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了以后,回报就高了,回报高就可以吸引更多的钱进去。将来对整个就有利了,这个是很重要的方面。
传统的银行业务,大家都看到有一些存款啊,这些东西。如果你到香港的银行来看,有很多东西都是存款啊,什么的,现在来说,都是卖资金,卖保险,卖很多的东西。这个情况来说,在很快就会有改变了。因为中国的银行慢慢上市,要增加盈利,要减少坏帐本,还有跟外国竞争,我觉得这些方面的业务增加很多。
所以香港的银行,理财者的投诉很多,这些方面来说,并不是他们做得不好,主要是还是需要培养人才。香港的股市好了,就是投资股票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其中一个金融产品。现在香港的证券公司的生意抢了很多的。你看香港最近有很多中小型的公司倒闭很多,主要是有很多银行什么都做,股票买卖都做,基金、保险全部都做,基本上一条龙服务对其他的金融机构造成了很大的竞争。香港的股票市场好,我觉得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会投资在股票方面。
然后看一下,香港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财富管理。以前要吃得饱,住得好一点就可以了,现在来说,还需要很多的服务,比如说将来的养老啊,要负责孩子啊,这样来说,都需要理财来做的。
香港的百万美元的富翁越来越多,像中国的增长越来越厉害,中国来说,可能会是亚洲之冠。香港的基金史的发展,基金的发展都很好的。像基金是很聪明的发明,当然我们要说,基金是中国人发明的。像以前中国经济不好,认不是很多钱,每个人1万块,这样来说,有这个钱就来做投资,做委投。如果是资金做得不好就会跑掉,如果做得好,也会跑掉,所以说管理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心里信用和资金分开,就不会有这么大的问题。
你看美国的理财有很多创投资金,现在来说,不是一般的散户可以做的,基金发明就可以使理财方面有很多的产品。理财来说,有一个理财的顾问,它还会做符合投资者的要求,给他产品和服务,然后要了解它的风险,再做一些研究,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是就是理财了。而且这个理财跟资金管理一样,每年都需要不断地跟投资银行,跟股票不一样,都是一个案例一个案例,但是基金和理财管理来说,是一个不断的过程。这些方面来说,就是理财方面要注意的。机构投资者的钱、家庭、目标、税后的安排、风险管理,这些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投资的年期长,有一些回报是很高的。所以做投资要做得很平衡,如果是理财做得不好,那有一些地方就会出很大的问题了。如果是流动资金不够,那公司的理财可能就有问题了,你就需要找理财医生来帮你看到底问题在哪里,所以这些方面是很重要的。
理财最重要的来说,就是你有没有现金流,跟公司一样,你没有现金流,那个问题就很大了。还有就是理财最重要的是不同的年纪有不同的需求。上面是每一个年纪来说,你的需要是不同的。所以说理财的空间来说,对中国将来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不同的年纪他们的税后理财的东西是不同的。有没有孩子,这些需求都不同。
我们说理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个来说,你需要第一桶金,然后第一桶金怎么样增长,然后就是保障,有了保障了以后,你的家庭和生活就会改变,住、所有的东西,都会改变。所以说,就把这个三角菱做得比较复杂。财务保障就是风险管理、售后服管理,还有流动资金,财富最重要的来说,就是你的目标,然后你怎么样来做管理,可以说日元是最低的,你在香港买房子可能就有利了,因为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比日元要高。
然后就是投资了,你怎么样把来安排钱很重要。香港香港已经有了很多有钱的人,他们死了以后,没有做好财富的分配,儿子啊,太太啊,或者是二奶啊,什么样的人都走出来打官司了,这样来说,对家庭是有很大的影响。
理财来说,每一个人都不同的,有单身的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有孩子了,他们的风险倒都很高,或者是两个人都做事的,或者是传统家庭,一个工作的,他们的风险度都是不同的,还有单亲家庭,这些也很多,还有就是三代同堂,如果有太太的合,就是有四个父母,再加上孩子,就很多了。
我举香港银行的例子给大家看。香港的银行现在什么都做,这样就成为了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都面临同样的竞争。你看恒生银行的利润越来越多,就是理财这一块,30%的利润就是在理财这一块,你看银行现在怎么样分呢,有分低风险、高风险,普通的银行,保本资金啊,或者是有保本的东西给他们,还有投资债权,还有小的客户可以用一些全球的资金和管理资金,如果是大的客户,喜欢自己的投资的,他可以做网上资金,网上股票,什么都做,费用很便宜的,所以基本上一条龙服务不会跑掉,这个来说,在香港有2000多个CFP,中国所有的银行,将来要走理财这一块,这样是不够的。如果大家想进入一个新的行业,在理财这一块来说,是你们需要考虑的行业,我觉得理财的增长潜力还是非常大的。理财这一块应该是不错的选择,你挑到理财这个部门,或者是传统银行的业务,我觉得未来的增长来说,应该比其他的部门要快很多,谢谢大家!
David soo:
谢谢庞宝林先生!接下来右倾孙妍女士,他是瑞士信贷银行上海分行的副行长,有请她做演讲。
孙妍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办方。
作为市场来说,中国就是财富管理的新大陆,作为财富管理这个产业来说,我们所有的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都在研究一个问题,通过财富的管理手段,到底哪一个领域才是中国财富管理新的大陆。从我们现在目前来看,财富管理目前又成为了一个新的行业,其实从财富管理供给市场来说,有普通的零售商业银行,它用普通的人来进行财富管理。
其次还有一个贵宾理财,就是十万美金以上的客户,还有一个是私人银行,是所有的管理当中的金字塔,一般要求100万美金以上,当然了,还有资金公司的专户理财,还有一些保险、信托提供的理财服务。我今天主要讲的几点来说,首先要做一下广告,我们是信贷银行的介绍,其次我们看一下全球财富的现状,最后我们看一下财富管理在中国的状况。
信贷银行正好是150年,用一句话来说,它也是一个百年老店了,它05年达到了150亿瑞士法郎,而银行的总资产到1.4万亿瑞士法郎。我们银行的主要三大块业务,就是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我们看一下信贷银行的利润,首先他们的总资产达到6千多亿瑞士法郎,总的净收入达到了50%。
看一下全球财富的状况,目前来说,在全球的人数到8%,到05年达到了美元,之后我们看一下中国在这个比例当中所占的份额。这是一个财富的积累和增长,不管怎么看,都是稳定在8%左右。当然了,这个是全球GDP的增长,我们看一下,04年到05年的GDP增长,我们看到这四个国家,它的GDP增长,增加财富的增长,和个人财富的累计,看一下才管理在中国的状况,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能够意识到,中国的富裕人群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比例,中国达到流动资产的比例以后超过了150万人。
01年到05年,我们中国的富裕人数的平均资产已经从35万美元增加到了37万美元,这样来说,我们看到中国区别于其他亚洲国家的特点,首先来说,中国的富裕人口往往年龄层次在30到40岁,这个区别于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另外一点,就是它的区域性高度集中,因为我们看一下,它的财富主要是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各城市,而这四各城市的总资产达到了全中国富裕人数的资产。而其次,四个有潜力的城市是凝宁波、杭州、温州和太原,另外这些富裕城市的产业背景完全不同。在跟其他的亚洲的过同中,很多亚洲国家的富裕人士从制造业开始,而我们中国来说,很多是从房地产产业开始,非常容易积累财务的行业开始,其次就是能源开采的行业。
我们看到这张表,中国的财富人数积累的快速增长。我先讲一下财富管理的目的,其实大家都很清楚,财富管理的目的,除了自身的财富保值,避免一些过渡地纳税,同时还存在一些社会职责,当然了,我们今天主要是讨论财富管理对个人财富的保证。我比较想讲一下这一篇,这一篇讲什么是财富管理,如何来操作财富管理。总的概念是这样的。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瑞士信贷银行在进行财富的管理时候,特别是对高端用采取的一些有效的措施。像如何进行这些财富管理,我们内部有一个五步骤,这个下面只显示四步骤,我会讲得相对详细一点。首先我会对客户进行一个需求的分析,这个需求的分析会涉及到行业的需求,包括它未来的打算,其次我们会对他进行一个财富状况的分析,我们往往会跟我们的客户进行沟通。我来分析它的资产和它的负债,包括流动资产和它的愿望,也就是说,未来五到十年的愿望,其次我们会根据这些素材来进行一个投资者的风险档案。
投资者的风险档案分成自身能力的抗风险能力,其中包括他的时间、养老保障、养老保障的安排,还有一些关键数据。我们涉及了一些比例,流动资产的比例之类的。其次我们还做一些个人风险承受能力的评估,这些包括他对投资的经验啊,个人的爱好投资兴趣啊,其次就是他对投资的回报的期望值,包括他对风险认知的水平,以及他的应变能力。当你对这个客户有了一定的认识了以后,你才可以进行一个投资策略,就是分配资金和设定投资组合。在我们银行当中,所确立的投资策略往往分为五类,一类是固定收益类,其次是收益类,然后是平衡性和增长性收益,最后是股票权益类。最后我们要做的就是定期检讨,应该说定期地跟客户来进行沟通,看他们是否有一些改变,然后再来做一些投资方案。
财富的手段来说,往往包括它的普通的储蓄、保险、投资。当然了,对于我们银行来说,整个的投资范围是非常广的。不仅仅是我们所认可的一些资金产品,或者是债权类的产品,往往会包括一些期货、地产、艺术品投资,甚至还包括一些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还包括税务计划,和税务安排,还有遗产的安排。
最后简单地来说一下,作为一家银行来说,它能做的财富管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中国现在的本外币的存款已经达到了近32万亿元了,外汇储备也是非常高的数据。银监会提出了这些法规,对于我们外资银行来说,非常地看中在4月份开出的代客境外财理财,这一块业务会给我们中国居民有很大的投资空间。就是说你的钱可以直接地投资到境外风险较低的市场当中去,我们也可以更好地为客户做配置。我们非常瑞士信贷银行跟各位有一些合作的机会,在这里谢谢各位、谢谢主办方!
David soo:
上午讨论时间结束。
美国民间选股大师的对话
美国民间选股大师的对话I am extraordinarily patient provided I get my own way in the end. 只要最后能随我所愿,我就会极有耐心。
Margaret Thatcher
撒切尔夫人,英国前首相
全球脉动/Global Access
美国民间选股大师的对话
被业内和多家国际权威媒体视为全球第一投资者教育和投资分析网站TheMotleyFool的创始人Tom"Gardner和David"Gardner 两兄弟近期举办了自网站设立以来的第一次用户电话研讨会,进一步分享他们的投资心得。一直以来,Gardner兄弟通过自有资金设立的投资组合及相应的研究报告向投资者公开他们投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当然,成功的投资要大大多于失败的投资。在过去五年间,兄弟俩分别掌管的价值型和成长型投资组合每年平均回报率达22.8%,为众多追随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财富增长,而同期基准指数Wilshire 5000的年均回报率仅6.3%。我这里之所以将Gardner兄弟称为“民间”选股大师是因为他们一直与华尔街机构处于对立状态,经常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在议会作证,来抨击华尔街那些所谓专家收费高昂且回报平平,还总是把机构自身利益放在客户利益之前。正因如此,Gardner兄弟被普通投资者视为代言人,他们的网站也成为数百万会员交流投资观点相互学习的最佳场所,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为“投资界的一片绿洲”。
言归正传,以下精选出此次研讨会适合目前国内投资者的内容,这里不是一字一句的翻译,在忠实原意的基础上增加了我的一些补充说明,相信会更有利于国内投资者理解。另外需要注明的是,Tom专注于价值型股票,David则擅长挑成长型股票,对他们讲述的方法也要对号入座。
关于选股
主持人:Tom,David,先说说你们各自的投资哲学,包括在确定一家优秀公司时你们主要看那些因素。
Tom:我和传统的学院派观点有所不同,他们认为一个投资者一生只介入10-15支股票就可以了,而我相信需要有更大的多元化,尤其是对于刚刚开始投资生涯的投资者,通过研究和投资不同行业和处于不同阶段的股票,如成长型、价值型和“咸鱼翻身”型等,可以取得丰富的经验,和丰富的投资选择。
在多元化之后,就具体公司而言,我会先看这家公司与业务有关的利益相关者都是谁,公司管理层是只拿工资还是持有股份,我喜欢那些管理层持有可观股份的公司。我们都知道,在洗车的时候,对自己的车和对租来的车认真态度是不一样的。
此外,我还要了解这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他们已任职多长时间?他们各自的行业背景是什么?这些信息在公司公开披露的文件中都能找到。
主持人:没错。
Tom:然后我会看其他一些因素,它们包括:资产负债表是否强健?公司帐上是否有多年积累下来的充沛现金?公司是如何赚钱的,既盈利模式是什么?公司的竞争优势有那些?公司所在行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有多大?以及公司股票估值是否合理?我在看任何一家公司的时候都会通盘考虑所有这些因素,这一分析模式定型和熟练后,我每个月在提供投资建议前可以看100-200家不同的公司。
主持人:很棒!David,你有什么补充吗?
David:Tom和我其实很少就选股交换意见,这或许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但我们确实信奉一些共同的原则,如优秀的管理层及管理层通过持股和公司利益捆绑起来可以更值得信赖。
就我而言,我的许多投资都来自于我熟悉的一些产品和服务。我是一个尝鲜者,喜欢体验新鲜事物和新的科技。我不仅会试用最新款Palm PDA,还会去新开张的游乐园,给我的孩子买新上市的糖果,看看他们是否喜欢。所以,我总是通过体验产品和服务把自己和公司联系起来,这样可以很直观的做出这家公司是否会取得成功的判断。
我喜欢去琢磨公司是如何赚钱的,以及这种赚钱方式是否无懈可击。举个简单的例子 – Netflix。我认为Netflix做了两件很酷的事,它不仅创建了一个很棒的网站可以让用户根据别人的评价来选择电影DVD观看,他还彻底改变了这个行业的收费规则。他们说:“嘿,你每个月交一笔固定的费用如何,这样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什么滞纳金的麻烦了。”所以,一旦你了解了这家公司是怎么赚钱的,和它在互联网上的效果后,这家公司就成了我的最爱。
然后是品牌。像星巴克、亚马逊、电子艺界这些品牌本身就代表了强大的竞争力,使得运营这些品牌的公司可以出类拔萃,击退对手的竞争。
当你了解了公司的产品,知道他们是怎么赚钱的,再加上一个强大的品牌,你就基本掌握了我的选股方法。
关于估值
主持人:我们都知道即便是一个伟大的公司如果买卖价位不对也会成为一项糟糕的投资,所以让我们来谈一下估值,你们是如何确定股价是否合适呢?
David:我看得很远,基本上是在用风险投资家的眼光来看待公司价值,只要成长空间足够大我也会投资一些微利甚至亏损公司股票,所以不会受传统的市盈率估值法的限制。
我喜欢看未来5-10年会发生什么,并且问自己,这个行业(销售额)会增长到多大规模?到时候利润率有多大,以及这个行业整体的利润规模有多大?当你对这个行业未来可以达到的利润规模有了基本判断后,你就可以推测到时候具体公司的利润规模。
然后我会看公司目前的市值有多大。我通常喜欢市值在5-50亿美元的公司,这里较容易诞生高成长的股票。如果我对这家公司所在行业未来5-10年的利润规模判断正确的话,基于这个增长率推测出公司未来5-10年的利润规模,得到公司利润的增长率,再乘上公司股票当前市值,就得出了这家公司的合理价值。
Tom:有很多投资者问我该如何估值,我发现他们受华尔街的影响倾向于认为估值的结果只有一个价格。当我听到华尔街分析师在说“我们的目标价是XX元”,或“我们将目标价由32元上调到34元”的时候,我觉得设定一个具体的价格是很可笑的事情,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公司不断在公布新的业绩,竞争环境在发生改变,公司可能会推出新的产品,管理层也可能有变动,我不认为投资者们在做估值工作时会只用一个价格来指导操作。
我的方式,也是鼓励大家采用的方式是制定一个价格区间。比如一支当前价格为20元的股票,基于你对公司业务增长的测算,这支股票在5年内的合理价格区间在28元至47元之间,这个幅度看上去很大,但大幅区间是个很好的开始,随着时间推移和不确定性的逐渐消除,这个区间会逐渐缩窄,从中你也会知道当初哪些判断有误。
还需要说明的是,价值型投资者很容易错过一些每年可以增长20-30%的好公司,因为在他们的估值模型里会假设公司业绩不会一直增长下去,于是经常会过早卖出还能继续创造佳绩的公司。比如Bed Bath & Beyond 这家公司,过去12年以来每年业绩都保持20%以上的增长,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而对于成长型股票投资者,由于估值工作做得不到位,当股价下跌时就容易错过以更低价格买入公司股票的机会。这时候一个较大幅度的估值区间可以帮上忙,你的价格区间越大,你运作的空间也越大。所以我建议投资者要综合使用价值型和成长型投资方法。
主持人:David,你认为目前股市最有投资价值的股票都有哪些呢?
David:我非常喜欢替代能源股票,它们目前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价值”,但我想在下一个10年会成为诱人的投资,而且这个领域选择丰富,我们有风能、太阳能、核电、乙醇,甚至是潮汐。如果投资者拿不准的话,建议去买替代能源ETF,把这些替代能源股一网打尽。
另外,我和Tom都对零售行业很感兴趣,大概是因为我们都是彼得.林奇的信徒。比如Petsmart这家宠物商品连锁店,他们不仅有很好的产品管理,而且越来越强调服务了,深受客户欢迎。
Tom:我目前对3个领域感兴趣,一是健康保险行业,现在有很多被低估的股票;二是零售行业,尤其是服装和餐饮,现在越来越多的商品通过互联网销售,但服饰和餐饮却基本不会受到互联网销售的冲击,相反,其它商家腾出的商业物业导致租金下降有利于服装和餐饮行业的扩张和利润率的提升;三是中国概念股票,我确实相信“中国故事”,虽然目前有明显的政治、经济和公司治理的风险,但我相信未来20年内,那里会出现最佳的投资机会。我喜欢那些管理层在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下有工作经验的中国公司,尤其是在美国受过教育的管理层 – 我可不是一个盲目美国崇拜者,他们懂得要为股东创造价值,也知道如何去做。
David:那好,让我来测试一下你的中国知识。Tom,你好吗?(用中文说的)
Tom:很好(中文)
David:很不错,你甚至都会说一些普通话了。
关于逆向投资
主持人:二位,让我们谈谈逆向投资。你们的很多用户都对逆向投资策略感兴趣,因为如果挑对公司的话会带来惊人的回报,但是,你们是如何确定哪些公司股票会成为好买卖,哪些股票就只值这个价呢?
Tom,如果整个行业都表现不错,而只有这家公司落后,这种公司不会成为我关注的对象。平均而言,那些咸鱼翻身的公司最有可能出现在整个行业都失去投资者兴趣的情况下,我会在这些行业里去挑咸鱼翻身的大牛股。
下一步是去看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看这家公司是否有足够的财务资源让它重整旗鼓。记得6、7年前有人跟我说深陷业务困境的凯马特是不会倒闭的,它的品牌在美国深入人心,有一天会东山再起。结果如何大家都清楚。那时如果你去看一看凯马特糟糕的资产负债表,再和沃尔玛、Target和Costco比较一下,你就不会认为这是个可以指望咸鱼翻身的投资。
最后是去了解公司管理层,我喜欢那些在公司困境时更换管理层的信息。在一个成熟行业遭遇全行业难关的时候,很多情况下就是靠优秀的领导来扭转乾坤的。比如在我的“隐藏价值”报告里推荐的Middleby,从公司内部提拔上来的新管理团队取代了之前失败的CEO,成功领导公司再创辉煌,也使其股票成为我最为成功的投资之一,过去7年涨了近20倍。
所以,挑逆向投资的公司我有3个标准,第一要找整个板块都失去市场关注的公司,第二资产负债表必须要过得去,第三是找我可以信赖的管理层。
主持人:把最后一点再详细说说,你是怎么给管理层看相的,怎么确定新上任的CEO比老的要强?
Tom:我会去看他们的历史,在互联网上你直接输入他们的名字可以找到大量关于他们过去都作过什么事的信息,比如Alderwoods Group这家公司的管理团队,过去曾成功帮助过多家公司重整旗鼓,他们已掌握了如何扭转困境的艺术,事实上,我们在一直追随着个团队,他们换到哪个公司我们都会格外感兴趣。
对于小的公司,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过去,经常会很容易找到高管接电话,直接了解情况。他们都会比较热心的,毕竟已是市场弃儿,门前冷落鞍马稀。(完)
历数大摩投行精英
历数大摩投行精英Stephen Roach 史蒂芬·罗奇
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师
史蒂芬·罗奇是摩根士丹利的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师,驻于纽约。他所领导的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队伍,分布在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巴黎、东京、以及香港等地。罗奇先生是华尔街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在《机构投资者》杂志之全美及全球研究队伍排名榜中一直名列前茅。近几年,他还被华尔街最大的研究报告电子发行机构 First Call 评选为全球拥有最多读者的分析师。
罗奇先生发表的研究课题涉及范围广泛,最近则主要侧重于全球化、公司重组、生产力以及信息技术的宏观回报等课题。他的研究著作被金融报刊和其他传媒广为引用,其作品曾在多种学术刊物上刊登,并被用作国会陈述资料。其作品还在《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他多次担任国家和国际委员会委员,目前为对外关系委员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属下的未来国际金融体系委员会 (Commission on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成员。
罗奇先生在中国的游历甚广,过去四年中尤为如此。在引导关于中国的辩论方面,无论中国内部的辩论还是更广阔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他都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近年来,他在中国举办的多次重要会议上发表过演说,包括国务院主办的中国发展论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办的二十一世纪论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论坛等。最近,他组织了一批投资者到中国参观,使许多重要的西方基金经理第一次有机会深入地了解中国。
罗奇先生于1982年加盟摩根士丹利,在此之前曾担任过 Morgan Guaranty 信托公司的副总裁。在1972至79年期间,他在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局任研究员,负责拟定联邦储备局对美国经济的官方预测。他还在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从事过研究工作。罗奇先生为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学士,并在纽约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Andy Xie 谢国忠
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区经济师
谢国忠现任摩根士丹利亚洲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区经济师,驻于香港。谢先生于1997年加入摩根士丹利。在此之前,他于新加坡的麦格理银行(Macquarie Bank)工作3年,担任企业财务部联席董事。在加入麦格理银行之前,谢先生曾参与一项青年专业人员培训计划,因而加入了世界银行,担任经济分析员,并于该银行工作了5年。在世界银行服务期间,谢先生负责处理世行在印尼的工商业发展项目,以及其它亚太地区国家的电讯及电力发展项目。
谢先生于198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颁发土木工程学硕士,并于1990年获同一学府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Stephen Jen 任永力
首席货币经济师
任永力现任摩根士丹利首席货币经济师,现驻于伦敦。任先生于1996年加盟本公司,最先派驻香港出任亚洲货币策略师直至1999年9月。
在加盟本公司之前四年,任先生为位于华盛顿首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师,研究领域主要覆盖组织在亚洲和东欧的成员国经济。期间,任先生积极参与组织向高度负债国家提供债务援助的框架设计。任先生并曾供职于美国联邦储备局理事会和世界银行,及在麻省理工学院和乔治城大学McDonough商学院担任讲师。
任先生持有麻省理工经济学博士学位,主修国际经济和宏观经济,并持有加州大学Irvine分校电机工程学(优等生)理学士学位。
Mary Meeker 玛丽·米克
董事总经理兼全球科技组联席领导人
玛丽·米克现任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兼全球科技组联席领导人。研究领域覆盖互联网新媒体和电子商务、以及个人电脑软件公司。
米克女士于1991年加盟摩根士丹利。之前,曾先后供职于Cowen和所罗门兄弟,担任研究部科技行业分析师。米克女士是《互联网报告》(The Internet Report)的联合作者;《互联网广告报告》(The Internet Advertising Report)作者;《互联网零售报告》(The Internet Retailing Report)联合作者;及为《科技行业IPO年报》(The Technology IPO Yearbook)的作者。米克女士持有美国DePauw大学文学士学位及康奈尔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主修财务。
Joachim Fels 方艾硕
经济师
方艾硕现任摩根士丹利首席全球固定收益经济师,并同时为全球固定收益策略部的联席主管。方先生之前为欧洲经济研究部联席主管,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债券市场、和该地区的较长期结构性问题上。自2003年6月起同时肩负领先英国经济师的职务。方先生为欧元区货币政策影子议会和德国银行公会经济及货币委员会的成员。
方先生于1996年在法兰克福从高盛加盟摩根士丹利;在法兰克福期间,其研究覆盖核心欧洲国家。再之前,为德国大型智库机构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经济师。方先生毕业于德国萨尔布吕肯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并持有意大利波洛尼亚约翰霍普金斯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国际关系文凭。
Denise Yam 任永欣
经济师
任永欣现任摩根士丹利亚太区经济研究部大中华区经济师,于1998年加盟摩根士丹利。Denise在1996年毕业于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并于1997年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Jerry Lou 娄冈
分析师
娄冈现任中国研究与中国股票策略部的分析师,驻于香港。在2001年8月加盟摩根士丹利之前,是上海夏商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主管,也是该公司的创始人和合伙人之一。在此之前,任邓普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代理副总裁兼投资分析员。还曾在LG证券有限公司工作。娄先生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获国际金融专业的经济学学士学位。
Dickson Ho 何资文
亚太区股票研究部董事总经理
何资文现任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股票研究部董事总经理,为台湾策略师、亚洲科技业研究队联合主管兼台湾研究部主管。属下亚洲半导体研究队在《机构投资者》杂志2003年度最佳研究队评选中排名第三 ;及在Greenwich 2003 年度关于亚洲产品研究评选中,台湾研究队排名第二。
何先生于1998年加盟摩根士丹利台北办事处,协助本公司于台湾成立股票研究部。
在加入摩根士丹利之前,何先生曾任职台湾瑞士联合证券(UBS Securities) 三年,
担任证券和研究部主管。在此之前,曾任职惠嘉证券(W.I.Carr)台湾办事处八年,负责研究台湾电子行业和担任研究部主管一职。何先生持有国立台湾大学会计学文学士学位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主修市场学)。
20世纪最伟大的金融家
20世纪最伟大的金融家作者:裴明宪
注:本文是随手写成,对于一些重要的数据或历史事实,并未特意检查。如果需要援引文中的某些精确资料,最好还请查找原始数据,以免为作者之疏漏所害。
序言
金融家这个名词,现在似乎已经过时了。准确的说,这个时代很少有人想成为真正的金融家。我们都说:“我想成为投资银行家。”“我想成为证券分析师。”“我想成为商业银行家。”或者“我想成为基金经理人。”但是,我们并没有把金融作为一项终身的职业来考虑。每一百个投身金融界的年轻人当中,恐怕只有不到十个愿意在金融界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毕竟,金融是一项枯燥、复杂、工作压力极大的职业。除了较高的薪酬,金融界似乎没有什么吸引年轻人的优点。对于想在商业界施展拳脚的人们来说,金融只是一块敲门砖,等到积累了足够的原始资本和人际资源,这块砖头就可以扔掉。这种想法非常有道理。
但是在五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金融界并不像现在这样浮躁。那时候,并不是每个年轻人都想用金融做自己职业生涯的敲门砖。在那个时代,投资银行家和证券分析师的工资远远没有今天这样高,商业银行家完全没有自由活动的空间,基金经理人则经常被人忽视。但是,那个时代才是金融界真正的黄金时代。
CNBC的王牌财经记者戴维-法柏曾经不止一次对观众说,他非常怀念1980年以前的金融界(虽然他自己是在1980年以后才接触金融界的),那时大家的心好象都是透明的,每个人都把金融当做一项事业。那个时代的证券分析师在偏远郊区的平房里办公,投资银行家和平民百姓一起坐经济舱环游世界,商业银行家非常和蔼可亲,基金经理人则谦虚谨慎。总之,那个时代的金融界属于金融家。那个时代的每一个金融从业人员都想把整个职业生涯贡献给金融。
1986年,高盛公司只是一家默默无闻的二流投资银行,但它的合伙人绝大多数都在这家公司连续工作了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同样是在这一年,北卡罗莱纳国民银行连美国前20名商业银行的名单都排不进,但它的大部分中高层职员都在这里度过了整个职业生涯。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金融家的理想。
今天,高盛已经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排到了200名以内,北卡罗莱纳国民银行已经兼并了美洲银行。但是今天,想在这些公司里找到一个愿意连续工作三十年的专业人士,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大多数人都已经认可了金融是一块敲门砖的说法。
金融本身的美已经被忽略了。为缺乏资金的人有效地募集资金,为拥有资金的人有效地管理资金,这两项伟大的工作比政治家或军事家的工作美妙得多,也有意义得多。但是,由于普遍存在的浮躁情绪,金融从业人员实际上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工作有多么美妙。金融家与金融从业人员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是把金融作为一项终身的事业,后者则把金融作为扬名立万的台阶。尽管如此,金融界仍然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地方。因为商业世界的其他领域的价值,都赶不上金融界的价值。在这个时代,所有行业都存在严重的浮躁情绪。不仅是没有金融家,事实上也没有企业家。每一件事情都是另一件事情的敲门砖,没有一件事情被严肃认真地对待。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
如果那个时代的金融家生在今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能根本不会投身金融界。但是我相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任何时代都能成为伟大的银行家,伟大的分析师或者伟大的基金经理人。不为别的,只为他们心胸中对金融事业的无限热爱与眷恋。
我们应该时刻记住,在任何事业中取得持续成功的动力,没有别的,只有一条——对事业的爱。爱无止境。
历史可能永远无法教我们学会任何东西,但是历史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这个乏味的时代和过去的伟大时代相比,究竟堕落了多少。
1 J·皮尔庞特·摩根
J·皮尔庞特·摩根的名字的缩写是J.P.Morgan。他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一家伟大的商业银行(JPMorgan),他的父亲的名字命名了一家伟大的商人银行(Morgan Grenfeld),他的儿子的名字则命名了一家伟大的投资银行(Morgan Stanley)。如果没有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J.P.摩根的名字本来应该一统金融界。那时,摩根本人已经逝世很久了。现在,连他的子孙后代都已经从金融界销声匿迹了。
熟悉历史的人应该记得,摩根在美国内战时期不过是一个倒卖棉花和军火的投机商。当时,戈德曼(Goldman)、所罗门兄弟(Salomon Brothers)和亨利·雷曼(Lehman)都在做类似的小生意。年轻时的摩根是一位渺小的人物,但更多的人只记得他年老的时候,在他去世前5年,以大无畏的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挽救美国经济时的场面。1907年,他坐在华尔街风暴中心的会议桌前,用残存无几的精力下达一道又一道命令。没有联储的时代,他就是联储;总统去度假的时候,他主动代行总统的职责;纽约股票交易所陷入灭顶之灾的时候,如果没有他,就无法维持正常运转。
我很想知道,在1907年秋天的那几天(准确地说是那几十个小时),当摩根独自一人掌握美国金融命脉的时候,他究竟在想些什么。所有的银行家都诚惶诚恐地站在他周围,等待他发号施令,然而他跟他们一样,事实上只是一个普通的银行家。他手中既没有无穷的国家资源,又没有神奇的点金术。如果他的意志稍有松懈,这个国家或许会灭亡。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数以万计的丧失了一生积蓄的投资者在街头痛哭失声,成群的银行家正在考虑应该以什么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投资银行和信托投资公司以惊人的速度关上大门,所有的援助都远在几千几万里之外。更要命的是,这个国家居然连中央银行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是站在风暴的中心,已经足以令人精神崩溃。而摩根不仅站着,而且站的很稳。由于风暴一直无法摧毁摩根的钢铁意志,所以风暴就这样结束了。大家都得救了。
5年以后,这位伟大的摩根却因为金融垄断罪名,遭到美国联邦政府特派员的讯问。这个场景应该被永远地铭记下来。联邦政府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事实上,摩根的确有操纵金融市场牟取私利的行为,这种事情在华尔街几乎人人皆知。但是,摩根本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既然他曾经拯救整个美国,政府总不可能对这些小事斤斤计较。不过,联邦政府的想法并不一样。没有人知道,这究竟是一个法律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只知道联邦政府准备拿摩根开刀。
政府特派员一再想从摩根口中撬出操纵市场和金融欺诈的罪证。这种罪证或许的确存在,但是摩根一直守口如瓶。最后,政府特派员问了一个非常幼稚地问题——他们问摩根,当他决定把钱借出去的时候,是什么在促使他做出决定?或者说,在贷款的过程中,他最看重的是什么?
摩根回答:“我决不会把钱借给一个我不信任的人。要知道,归根结底,我投资的不是产业,而是人。”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耗尽了一切精力。摩根究竟对金融市场施加过多大的操纵或欺诈,至今仍是一个谜;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美国政府事实上杀死了摩根。这个油尽灯枯的老人很快离开了祖国,并死在了意大利。
在这里,必须纠正世俗对摩根的一个长期存在的偏见——他们都认为摩根是金融界的皇帝,也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是,摩根死的时候,只留下了8000万美元的遗产。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留下的财富价值10亿美元,而钢铁大王卡内基在捐献大部分家产之后,仍然保留了大约1亿美元。怪不得卡内基要感叹,这位金融天才不是一位特别富有的人。8000万美元是远远不足以衡量摩根对金融界的贡献的。
后来,摩根留下的天才的象征——J.P.摩根银行被美国政府强行拆散了,只因为政府必须寻找一个替罪羊,为1929年的大股灾负责。既然整个国家的投资者都丧失了终身的积蓄,那么J.P.摩根当然没有理由逍遥法外。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如果摩根还活着,大股灾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或者将以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发生,不至于酿成蔓延数十年的惨剧。政府把一切责任都推在金融家头上,但它并不明白,金融灾难的原因不是因为金融家太多了,而是因为合格的金融家太少了。
2 本杰明·格雷厄姆
本杰明·格雷厄姆于1894年出生于一个在商业经营和金融投资上都完全失败的英国商人家庭。这个可怜的孩子9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这直接导致了格雷厄姆家族经营的陶瓷生意的破产;13岁的时候,他的母亲不仅在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上亏掉了所有积蓄,而且欠下了巨额保证金。但是,这一切苦难都不足以把本杰明·格雷厄姆扔进终身贫困的深渊。他依靠自己打工赚的钱,艰难地读完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学位──在任何一个时代,这都意味着一份薪水丰厚的工作和一条无比光明的职业生涯。
家庭的贫困完全改变了格雷厄姆的一生。事实上,格雷厄姆的所有朋友都认为他适合搞学术,因为他极其热衷于学习,擅长写作,而且对数学极为精通。在20世纪初叶,大部分金融家都不怎么懂数学,甚至连一些简单的财务比例都算不清楚。那个时代的金融家热衷于谈论模糊的“消息”和“期望”,而不是明确的数据和事实。格雷厄姆从年轻的时候起,就非常痛恨这种模糊的投资理念,尤其是不经过大脑分析、只凭热血冲动的盲目乐观的投资理念,因为他的母亲正是因为盲目乐观而变得一贫如洗。每一个经济类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会想到职业成功、一夜暴富和聚光灯下的生活,但是在格雷厄姆心目中,最重要的恐怕不是争取变得富有,而是争取避免自己的家族过去一再蒙受的苦难──投资失败和破产。
所以,格雷厄姆终其一生都是非常谨慎的防御型投资者,他所创造的“价值投资”理念与其说是为了争取投资收益,还不如说是为了尽可能地回避投资风险。他喜欢数字,喜欢详细的财务报表,喜欢被历史检验过的规律;总之,他喜欢一切现实的和可靠的东西,也喜欢揭露隐藏在表象背后的事实。这种性格似乎更适合做一个金融学教授,而不是一个股票分析师。事实上,格雷厄姆本人一直渴望在大学教书,但是由于家庭实在缺钱,他只能选择在喧嚣浮躁的华尔街找一份工作。结果,这个喜欢数学的年轻人彻底改变了华尔街,并在若干年之后被华尔街的新一代基金经理们敬畏地称为“华尔街教父”和“最伟大的投资者”。
(附带说一句,格雷厄姆绝不是唯一一个由于缺钱而“被迫”投身于金融事业的伟大金融家。最近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乔治·索罗斯,这个匈牙利犹太人本来想做一位科学哲学家,却因为家庭无钱供养,被迫做了一位交易员。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更多类似的例子。)
1914年,当格雷厄姆开始从事证券行业时,这个行业事实上只有一种成型的理论,即道氏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股票市场的波动是有规律的,由“大趋势”“小趋势”和“微小趋势”构成,每一个“大趋势”又是一个更大趋势的组成部分,由此变化不止。道氏理论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技术分析理论,完全不考虑某一家特定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发展前景;而且,道氏理论不是专门为股票设计的,它一开始是用来预测经济形势的,此后又被广泛应用于债券、商品等行情分析。股票被认为是一种低等级的债券,不是保守型投资者的选择。虽然所有上市公司都已经开始公布年度报告,但是很少有投资者真正按照年度报告中的数据做出投资决策。
1910-1920年代的年度财务报告和今天的财务报告有着本质的不同:格式非常不规范,模糊的空间太大,公司经常设法隐瞒利润以逃避税务;更重要的是,当时的财务报告无法体现复杂的控股关系,也无法对公司的投资进行准确的估价。在职业生涯初期,格雷厄姆几乎把全部精力放在财务报告分析上,不断发现着被低估的资产或被隐瞒的利润,这些公司都是很好的投资对象。在华尔街混迹十多年之后,格雷厄姆已经名声大噪,并成立了自己的格雷厄姆·纽曼公司。这家投资公司存在长达30年,贯穿了格雷厄姆的大半个职业生涯,并取得了17%的平均年度收益率;在今天看来,这个数字似乎不算惊人,但其中包括了1929-1933年的大股灾──格雷厄姆在这次股灾中损失惨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错过了1934年的反弹。对他来说,大股灾意味着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作为一个如此小心谨慎、专注于防御型投资策略的投资者,为什么竟然还是无法避免损失?
经济危机尚未结束,格雷厄姆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讲授证券分析课程,这门课程一直持续开设到他的晚年。他在1934年出版的《证券分析》教科书中首先提出了日后被称为“价值投资”的投资思想:首先,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带有很强的投机色彩(格雷厄姆把股票市场形容为一个喜怒无常的“市场先生”),但是长期看来必将回归“基本价值”(即公司资产和营利能力的实际价值),谨慎的投资者不应该追随短期价格波动,而应该集中精力寻找价格低于基本价值的股票;其次,为了保证投资安全,最值得青睐的股票是那些被严重低估的股票,即市场价格明显低于基本价值的股票,这些股票能提供足够的“安全边际”。“市场是一种理性和感性的搀
杂物,它的表□{时常是错误的,而投资的秘诀就在于当价格远远低于内在价值时投资,等待市场对其错误的纠正。”这句名言成为了价值投资者的最终理论基础。
1949年,在美国又一次大牛市行情的前夕,早已功成名就的格雷厄姆出版了又一本重要著作:《聪明的投资者》。与《证券分析》不同,《聪明的投资者》没有讨论详细的定价方法,也没有纠缠于复杂的财务报表分析,而是用大部分篇幅讨论了投资和投机的区别。“投资是建立在敏锐与数量分析的基础上,而投机则是建立在突发的念头或是臆测之上……投资者寻求合理的价格购买股票,而投机者试图在股价的涨跌中获利。”在美国股市每年涨幅超过10%的年代,格雷厄姆仍然建议投资者满足于3.5%的年收益率,在事后看来,这或许过于保守。事实上,华尔街教父本人对华尔街已经感到厌烦了,既然他已经拥有了金融家所能拥有的一切──金钱,名声,荣誉以及属于自己的学术理论,继续留在华尔街又有什么意义呢?
1956年,在华尔街混迹长达42年的格雷厄姆终于退出了金融界。从此,他完全专注于金融教学和研究,并不断发表他对市场的看法。就在这一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学生开始了自己的投资生涯。这个学生从六年前开始聆听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课程,曾经得到这门课程的历史最高分,此后又帮助格雷厄姆做了许多投资分析工作。后世将称这个学生为“股神”和“奥马哈的圣人”。他的名字叫做沃伦·巴菲特。
曼氏金融新加坡高级副总裁Andrew Lu演讲实录
第二届宏观经济与金融衍生品年会于5月27日在上海举行,本次年会的主题为“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的互溶”。以下为曼氏金融(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Andrew Lu在本次会议上的演讲实录:曼氏金融(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Andrew Lu: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参与这个盛会,今年下半年国内即将投资国内期货,这个商品推出对整个社会造成结构性影响,相信国内期货行业对这个也已经期待多年,评估国内市场发展状况,适当时机,法律许可前提下,也希望未来能够有这个机会共同参与这个市场发展,今天我讲主题在全球市场当中股票价格指数,资金本身找出入,需求更高报酬率,因为股价指数期货是一个高报酬期货,普遍被国际大企业采用,对冲基金在过去多年以来,在市场大幅增长,去年而言,相比2004年增长17%,对冲基金操作特色充分应用期货工具,这造成国际期货市场大幅增长驱动背后的重要因素。这是一家非常古老的公司,公司专注于服务主要是两个体系,第一是(英文)另类资产管理,第二是服务公司,主要从事经纪业务,包括期货,外汇,证券,以及证券期货,目前在16个国家设有据点,目前设置在40亿美金左右,目前在全球金融中心(英文)设有中心,巴黎,印度,香港、新加坡、台北随后我们进入今天主题,就我收集数据跟各位分享,我们从全球角度就商品定位,衡量金融期货本身,以及股指金融期货当中占分量,最后经纪上面角度,结算面,分控面,在实物操作上面归纳出来跟各位探讨。
首先,各位请看这一页,过去数年以来,全球期货市场不断大步成长主要是下面原因驱动,市场投资人多于交易,多于投资工具复杂度的成长,第二是风险管理有效控管理,第三最重要因素之一,资产管理业扩展,基于高度竞争压力,机遇低成本,高效率工具,在所有商品以外,包括刚刚提到对冲基金在我们这个市场占到越来越重要份额,随后也是非常重要因素,交易费用下降,交易费用下降在经纪因素来说是一个头痛的问题,他是高度弹性,高度竞争,价格竞争导致很多经纪商甚至出现流血竞争,但是就全球角度而言,其实造成这个市场份额不断扩大是背后主要驱动因素之一,作出一定经纪规模,只要我的单量随之反映,能够倍数成长,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适度掌握能力,这是关键因素之一,全球市场从欧洲发动,全面走向电子化,随着IT产业发展,市场成熟,进程脚步非常快,目前欧洲市场除了(英文)以外,已经全面走向电子化,亚洲市场是全面电子化市场,这个转变当中,但是实际上在美国市场不管是CME在电子化进程,目前都已经达到60%—70%,主要在纽约,芝加哥那儿,交易形态必须在一个被受限制(英文),所以交易,成长,单量和份额因此而受限,全球的IT产业成熟,和电子化技术成熟,全面电子化过程当中只是实现问题,很快未来几年,在商品市场部分有慢慢走向全面电子化,随后是风险考量,期货交易对经济商而言最重要是风险控制。
在驱动市场对于信用这方面顾虑,降低这方面考量,进一步驱动市场发展,随后是全球波动性与日俱增,活动性高,单量随之而来,指数期货相关期货市场工具操作,各位从这张图上面可以看到,这个概念是以百万手来衡量的,在过去几年以来不断呈现大幅度增长,今天已经扩张,从1998年衡量,成长接近400%成长量相对比较客观,对经纪商一个策略发展,策略布局占有很好的效果,如果我们能够交易全球市场,我就能够取得这个行业在全球角度发展之下所带给我的利润。
进一步分析,刚才所谈到的数据,从这个表格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相比较与2005年全球市场单量,在全球角度只是占单量7.7%,金融产品是我们关注一个改变发展点,这个大笔当中让各位进一步衡量,从全球单量角度,除了期货以外,还包括期权所占比重,期权占高达60%,但是(英文)不仅仅限期权,普遍国际间主要合约有期货选择权,也包括个股选择权,以及交叉交易策略组合,可以衍生出这么多,韩国证券交易所以及台湾都相当成熟,必然会推出选择权,活络这个市场,因为他可以针对单一期货可以做搭配组合,选择权推出已经加大这个市场流动,金融期货而言,刚刚各位看到应该还有一个概念,我们刚刚前一份表格,相对于期货占7.7%份额,金融期货主要包括指数期货,利率期货以及外汇期货,当然在MD方面还包括)英文),不过各位可以清楚看到大部分份额还是来自于股指,主要是走向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这个市场必然存在可以设计成为一个指数,期货合约,也是整个经济体系风险管理资产组合不可或缺的组合,是我们一些国家最近推出股价指数期货,当然在未来而言,他所占份额只会高不会更低,所以进入下一个主题,全球指数期货的主题讨论,刚刚说明种种相关数据,在应用于今天宏观主题以下,在商品期货全球市场定位,指数期货在金融期货定位以及在全球市场定位,在全球有许多国家设立有交易所,但是主要十大交易所就是大家所看到,多年以来,前五大一直没有排列出来,(英文)以及伦敦交易所,在10大交易所之中,以期货单量衡量,没有涵盖选择权,在未来不可有人们改变就是韩国交易所,韩国证交所一家就是大家看到占25%,各位看到一个有趣现象,就是大家提到金砖四国,巴西,印度,中国,这些新兴市场,进入前十大,巴西和印度他们有金融期货工具,所以现在国内市场已经能够进入前十家。
中期作一些相关整理,全球主要期货对应出来,各位未来实际操作期货必然会观察国际间主导期货脉动,就是今天交易大众物资期货一样,必然会看到上海交易所脉动,大连,郑州,相关谷物必然会关注行情的波动,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转移到驱动利率因素,股指变化时候,你可以清楚观察到,这一切存在连动性,欧洲市场会影响美国市场,美国市场会影响全球其他市场,(英文),英国的(英文)德国(英文),法国英文)其实美国方面各位已经更熟悉了,(英文),这位跟各位进一步分析,股指是每一个国家所特有,你没有办法限制另一家交易所控制同等的股指,台湾也是存在两地,存在台湾本地的(英文),也存在(英文)机构,所组成一个指数,新加坡交易所提供一个合约,这个角度而言,你没有办法限制其他国家推出同等商品,在国外只要本地市场有完善法制,体制,游戏规则,没有客观海外市场做比本地市场流动性很大,就像(英文)为例,台湾资本移动相对比较自由,所以,以新加坡而言,他交易量现在低于台湾本土,但是他合约却高于台湾数倍,当然随着台湾法令进一步开放,使很多外资进入台湾做进一步合作,这样比例定位,会渐渐产生消长和改变
因为市场本身趋于这么一个东西,充分利用一个市场,所以,他推出其他国家合约的话,他有他成功前提和竞争力,我为什么说顾虑很大,因为就我们经验而言,海外期货对本土期货有两地差别,海外出现同指合约,它可以对于主要操作投资人即基金经纪人在各式各样策略运用当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市场当中在客户群当中,有很多做两地市场的,因为合约不同,最后交易也不同,结算价格也不同,存在套率机会,所以这两个经济相对差别只有一个,这两个市场存在价格可以涉及多样策略,套利也好,两地市场强弱也好,可以设计出来各种各样的策略,这会是一个负面的因素。
进一步衡量我刚刚提到指数期货,从最小到最大,最小是(英文),有许多有)英文)合约,而这个合约全球最大是(英文),所以(英文)有一个广泛投资选择,全球任何投资人他都欢迎,所以可以做到先进规模,一个主要最大合约在美国和欧洲,当然这跟国际化规模有很大的关联,相关数据以及我们在实物上面操作,所应该注意相关事项,基于时间关系,我们在此归纳几个核心概念和应该注意环境。海外期货交易经纪上面扮演主要两个角色,执行和决算,可以有效参与全球市场增长,全球市场而言,股票全力方面经纪商提供执行和结算业务,执行经纪商扮演决策就是交易,提供市场(英文)其实非常重要一个概念,大型期货商有一个优势就是(英文),我知道买卖双方客户群买卖需求,对于的客户而言他需要是怎样样衡量有效交易成本,这些许多交易所有很多机制,可以做一些撮合,比如说)英文)存在一点,客户信息和需求,当他们要撮合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双方之间有效撮合,把交易成本从咨询上面查询到,所以他更可以有效取得客户信赖,以及取得客户依赖,对客户降低成本是一个主要的作用,市场全面电子化,除了国际、国内一些大经济商以外,还有全面电子化经济商,依靠是平台提供给客户做交易,你带服务和成本方面做一个适当选择,结算角度而言是全球角度上面经纪商一个重要利润衡量,对于原有全球主要交易所席位的交易商是这样的,执行包括电话执行,银行交易,全面电子化100%通过电子化进行,结算其实在经纪商角度,如果各位有机会看到,在网站上面可以看到我们财报,可以看到全球所有的东西,IT比较做大量资本投资,能够提供客户有效解决方案,因为你投资,你的劳动力密集,所以提供一个相当高比的,当然也包含利息角度,风险这边主要核心概念列出来我就不在叙述了,风险主要来源于执行来源于当机立断的决定,所以对手信用考量是一个非常重要前提评估依据,系统风险对应样一个机制,甚至9.11事件发生的时候,交易所还可以提供一个持续的运作,在刚刚提到种种层面,如果在IT层面上做进一步整合,可以把风险降低到更低层面,如果提供一个全面电子化系统,必须和结算同步,而你结算跟你系统同步链接,这是两个非常重要关键,至于(英文)他概念就是说,比如说母公司对分公司,营业部有一个授权交易额度,如果超过额度,应该汇报给母公司,他应该有个往来的(英文),提供一个你可以改易的(英文),如果超过这个(英文)也要拿出来作评估,是否放开,(英文)重要环节就是明确执行,对我们叫做往往没有跟客户讨价还价的理由,如果不这么做,就是你不小心疏忽,通融,这就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经纪商操作一个主要环节,必要时和客户沟通,避免造成超额的损失,最后是每天一个风险(英文),以及主要(英文),今天发生种种状况采取必要应对对策和行动,最重要是采取行动,好,这边我快速说明,(英文)来自于全球,来自于全球客户,或者是私人客户,在海外经验也是如此,一定是国内间接稳定成熟以后,才会适度开发参与,有朝一日如果可以扩大多海外,以及机构客户的话这个市场发展潜力是非常惊人的,难以衡量,尤其是海外主要机构投资人主要市场参与者,包括最大投资银行,包括商业银行,券商,每个券商有自己执行部门,这是基本要求,一般公司财务规划管理上面运用到指数规划管理,为了支持一个稳定报酬率,必须运用一定指数投资率,我们一开始提到重要参与成员,基金经理,包括一般共同基金,有包括各位最关注的现在全球衍生市场占有相当份额对冲资金,有许多操作策略,这许多操作策略各不相同,跟我们期货行业最关联一个策略就是管理期货,普遍所有对冲基金经理人有这个工具,一般是透过城市交易工具,城市交易方式可以涉及合约,非常非常广泛,他可以布局全球市场,所以,城市买卖驱动的时候,交易员对对应的信号作出交易,这往往是市场转折点,所以,被动基金加大市场大幅度快速上扬以及下错等等一些区域,其他市场主要对应应对,对冲基金都作包括大家熟悉伦敦方面金属交易,也是市场关切的动向之一,最后我的说明接近尾声了,主要是我们实物操作,刚刚说种种执行,交易,为基础层面上面,最后归结为一个就是运作上面,经济商在运作股指上面以全球为基础,必须提供24小时交易日,提供给全球交易客户,在全球交易合约的角度是跨时区和跨地区,文本所提供咨询也很大多元化,一般我们看到就是(英文)和(英文),有(英文)和(英文),这一个合约我可以一目了然看到市场价格波动以及最后我们可以衡量我客户,尤其是主要的布局在全球市场基金经理人,他们随后会采取什么动作,因为全球市场是连动的,包括选择权的应用,因此我们可以做好准备,做好准备相对一个风险更低,衡量满足客户,最后这一页,如果你交易涵盖全球的话,在白天开盘之前,经纪商就会有人在,随后进入亚洲时段,亚洲市场陆续开除,包括韩国,台湾、新加坡,随后进入下午欧盘,伦敦市场先开出,最后是法兰克福,欧洲市场三大指数表现除了(英文)以外,比较特殊性变化以外,基本上都是同步变动反映,最后来到美国开盘时段这个过程当中,他有非常非常密切关联性,因为亚洲跟欧洲他时段是重别的,欧洲市场开的盘时候,亚洲市场还没有开,这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不同市场之间的(英文)相对操作策略,来要欧盘,美国市场开盘和欧洲市场在一度出现了重叠,他们交易需求重叠性(英文)这个市场因为全球一体化,经理人全球布局,让我们所出经纪商,在期货领域里面必须密切关系每一个市场动态,我们这个市场会成为这个圈子里面一环,预祝未来股指在中国推行的顺利。
成功投资十原则 ――世纪炒股赢家罗伊·纽伯格的忠告
成功投资十原则 ――世纪炒股赢家罗伊·纽伯格的忠告一个由15万美元发展到16亿美元的投资大师罗伊·纽伯格,1903年出生,20年代,呆在巴黎,之后及时地到了华尔街,并且成为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直接见证人,后来他成为合股基金的开路先锋,并大胆地提出成功的十大原则。
罗伊没有读过大学,也没有上过商业学校。那么,他是如何获得成功的呢?“我相信”,他说,“我的成功来自于对生活的好奇心,证券交易要求很高的直觉;而这种直觉需要你在生活中把自己视为一个学生去培养。在巴黎,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一直不断地学习,我研究人、研究生活,我观察、我倾听,并且阅读书刊。我从来不认为学习任何东西是浪费时间。” 现在我们把罗伊·纽伯格在近70年投资和交易生涯中一直遵守,并使其受益非浅的成功投资十原则,介绍给大家,希望这十条法则能助你一臂之力。
股市就像广阔无边、深不可测的海洋,潮水有涨有落。市场波动虽然不会像波涛那样频繁,但飘忽不定、没有规律,就是游泳好手也要加倍小心,及时进退。就像在大海中游泳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一样,股市也是如此。我的建议是,投资者应多和专业人士接触,保持你的热情,把投资的事交给专家。虽然对此要付一定的费用,但也是值得的。如果手中有多余的钱,去找一个可信赖的、称职的投资顾问,他会懂得你的要求。你也可以把钱委托给不收预付佣金的共同基金会来进行投资。
一些小的投资者根据专家的建议做出自己的判断,他们认真地研究、分析公司的前景,其后才购买股票。几年下来做得也相当成功。
这些人当中做得最好的之一是一个叫杰克·斯隆的保险员。他比华尔街上90%的专业人士做得好。虽然他的交易不多,但是他是我遇到过最聪明的投资者。
小投资者们陷入困境的原因,我想是因为他们太急于求成了,他们在股市中快进快出,而不愿意花时间研究股市,这样做是危险的。 90年代的股市波动频繁,具有很大的投机性。当你从华尔街的报上读到有关的预测,你不禁被它诱惑,进入市场,但你要注意,专业人士所获得的丰厚盈利可不是摸彩票摸来的。大多数时候,他们是不会对零星股做多头的。他们是这方面的专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现在,每天都有几百万的个人和机构买卖股票,业余操作股票的人也越来越多。如果你是其中的一份子,如果我还没有把你吓跑,如果我还没有说服你找一个专家来帮助你,那么,我想尽我所能给你一些忠告。
一、了解自己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我们不再留意《哈姆雷特》中波罗纽斯对他儿子雷欧提斯说的那句话:“不借钱给别人,也不向别人借钱。”倒是这位父亲的另外一句话:“无论怎样,你应该正确了解自己。”却是一句很好的忠告。在开始做公司分析之前,先研究一下你自己。对一个投资者来说,你自身的力量可以帮助你走向成功。
我认为我本身的素质适合在华尔街工作。当我还是b· 奥特曼的买家时,我把所有的股票转换成现金,又把现金转换股票。对我来讲,交易更多出于本能、天分和当机立断。它不像长期投资需要耐心。在分析过各种纷乱交织的因素后,如果你能做出有利的决定,那么,你就是那种适合入市的人。测试一下你的性情、脾气。你是否有投机心理?对于风险你是否会感到不安?你要百分之百地、诚实地回答你自己。你做判断时应该是冷静的、沉着的,沉着并不意味着迟钝。有时一次行动是相当迅速的。沉着的意思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审慎的判断。如果你事先准备工作做得好,当机立断是不成问题的。
如果你觉得错了,赶快退出来,股市不像房地产那样需要很长时间办理手续,才能改正。你是随时可以从中逃出来的。
你需要有较多的精力,对数字快速反应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有常识。
你应该对你做的事情有兴趣。最初我对这个市场感兴趣, 不是为了钱,而是因为我不想输,我想赢。
投资者的成功是建立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上的。你最好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进行专业投资,如果你对知之甚少,或者根本没有对公司及细节进行分析,你最好还是离它远点。
我没有把钱放在海外投资上,因为我不了解海外市场,我几乎没有在国外证券市场上做过交易。我主要是在国内投资。我的国际性投资也是通过本国公司进行的。它们大部分是全球企业,像ibm,它利润的一半来自海外。
我有一支国际性基金――纽伯格一巴曼基金,我代表家庭持有它的股份,我确实也逐渐增加手中的持有量。但我还是把注意力放在我擅长的方面。比如,我在套头交易上的专长。在几支股票上做空头,同时,在另外几支股票上做多头。但我并不向别人这样建议。每个人都有顽固、邪恶、不健康的一面吧。
个性在现代技巧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比如指标基金,期货中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及其他股票指数。怎样选项,这在现在要比20或30年之前占有更重要的位置。但我并不注重这一点。我只是有时在日常商品中做期货交易。但我并不向个人投资者做这方面的建议。
在你真正成为一名投资者之前,你也应该检查一下身体和精神是否合格。好的身体是你做出明智判断的基础,不要低估它。
二、向成功的投资者学习
即使是成功的投资者,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在本世纪末度过了一段艰难时期。我和他们中许多人交谈过,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相信,1996年在股票一涨再涨的情况下,他们还能把握市场的形势。
许多曾经杰出的投资者在如今的市场中有过艰难的时期。然而无论怎样,他们的经验教训在任何时候,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这个疯狂的时代,对我们都有所启发。
在华尔街有两条被广泛认可的理论:增长性和价值性。我们的纽伯格-巴曼基金就是运用我们称之为价值法则的理论投资证券市场的。它的意思是:我们购买证券,然后在获利数倍于市盈率后卖掉它。在过去是10倍于市盈率的。但时代在变,我也在考虑适当的增长,如果增长是30%,我愿意在市盈率是20倍时买入,如果增长是20%,我愿意在市盈率是15倍时买入。但一般情况下,我愿意买入市盈率比增长率低很多的股票。
例如,可口可乐的增长是10%~15%,也就是说它的年增长是12%。它的股票市盈率可高达27倍。沃伦·巴菲特可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者,他拥有许多可口可乐股票,可口可乐股票是他拥有的最多的股票。但我并没有考虑过要买可口可乐的股票。
我做可口可乐的空头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喝它成瘾并且固执地认为它的股价已经超出其公司的实际价值。很有趣的是,公司生产这种不健康的饮料,却是如此的出名。看看,菲利浦莫里斯公司用烟草干了些什么?毋庸置疑,你可以在它的股票上捞许多钱,但却是一种罪恶。如果能够那样,赌博公司的股票一定会很成功。 1995年,“保护者”基金被《华尔街日报》评为5年内投资最好的基金。我们公司能获得这样的荣誉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只购买我们认为有内在价值的股票。但许多人还是去购买价位偏高的股票,认为它们会一涨再涨。
回过头来看看那些成功的投资者,很明显,他们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但他们的路都通向成功。 t·洛威普莱斯看重新兴工业增长性,从而获得成功;本·格雷厄姆尊重基本价值规律;沃伦.巴菲特则认真地研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老师本·格雷厄姆教给他的经验;乔治·索罗斯把他的思想理论运用于国际金融领域;吉米·罗杰斯发现了国防工业股票,并把自己的想法和分析告诉老板索罗斯――他们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方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三、“羊市”思维
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学习成功的投资者的经验,但不要盲目追随他们。因为你的个性,你的需要与别人不同。你可从成功和失败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从中选择适合你本身、适合周围环境的东西。有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中,投资者盲目追随他人,相信陌生人的观点。一旦某位资深股评家发表有关当前市场的消极或积极的观点,或者任何一位关键人物提出建议,投资者就不加思索地按他们的思维去做,以致造成股市动荡。
个人投资者对一支股票的影响,有时会让它上下浮动10个百分点,但那只是一瞬间,一般是一天,不会超过一个星期。这种市场即非牛市也非熊市。
我称这样的市场为“羊市”。有时羊群会遭到杀戮,有时会被剪掉一身羊毛。有时可以幸运地逃脱,保住羊毛。 “羊市”与时装业有些类似。时装大师设计新款时装,二流设计师仿制它,千千万成的人追赶它,所以裙子忽短忽长。
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又增加了许多新问题。你不能对这个市场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如今,这种不明确比以往更加强烈。我对这样的市场感到不安。高的时候,股指可以增长20个点。接着,股指又可以在一天内下跌100个点。这样你就知道这是个羊市。成千上万的业余投资者在股市中操作,形成一种共同资金,它们彼此之间互相影响,致使市场也受影响。
今天的股市需要弗洛伊德教授把它放在睡椅上分析一下。某些以往不曾有过的因素诱导着市场,使它过于神经质。
不要低估心理学在股票中的作用,买股票的比卖股票的还要紧张,反之亦然。除去经济统计学和证券分析因素外,许多因素影响买卖双方的判断,一次头痛这样的小事就会造成一次错误的买卖。
在羊市中,人们会尽可能去想多数人会怎样做。他们相信大多数人一定会排除困难找到一个有利的方案。这样想是危险的,这样做是会错过机会的。设想大多数人是一机构群体,有时他们会互相牵累成为他们自己的牺牲品。
四、坚持长线思维
华尔街大多数成员都想知道上市公司每一分钟的利润增长情况。他们也因此而困惑。似乎相当多的研究公司在别人之前,已经研究出了某公司下一季度的盈利额。
注重短线投资容易忽略长线投资的重要性。企业经常投入大量资金,进行长线投资,当然同时会有短期效应,如果短期效果占主导作用,那将危害公司的发展和前景。
获利应建立在长线投资、有效管理、抓住机遇的基础上。如果安排好这些,短线投资就不会占主要地位。
当一支热门股从小角度分析,它一个季度未完成任务,市场的恐慌就会使得股价下跌。
坚持长线投资观点可以使你不盲目追随潮流。华尔街总是有时尚的,从90年代的“超级动力”汽车到50年末的保龄球股票。人们似乎认为每个美国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成为保龄球手,就像呼拉圈运动一样。但时尚来了又去了。那些买得早的成功了,那些买得晚的,价格过高,被套住了。
60年代,集团公司成为时尚,随后各书刊极力吹捧它公开利润的好处。可是,大量购买一支股票是建立在其自身实力的基础上的。自身实力包括:一、有好的产品;二、产品的必要性;三、真正、有效的管理;四、真实的报表。而这些都是需要时间检验的。
投资会存有一点侥幸因素,但时尚只是一来来去去。长时间的观察一下华尔街的大趋势,你会发现,一次市场上升的推进一般会延续大约两年。而下跌相对时间短些,大约是上升的1/2的时间。下跌时,每个股票表现不同,这就给机构和个人提供了好的赚钱的机会。
我是一个图表学迷,它可以使我尽快地找出一家公司的资料、一种趋势或者告诉你怎样投资。就是在电脑时代,图表可以帮助你,就像我的合伙人――艺术家、交易人霍华德·里普曼一样,我是从1930年开始保存图表的。
我有一张图表显示出20世纪有26个熊市和27个牛市。从1974年到1997年中(尤其是1982年夏天),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为期最长的一个牛市。另外两个(1921~1929年,以及1950~1972年)与这次不同。那两次牛市期间有多次下跌现象。
有些时候市场下跌幅度很大,但大部分情况下并非如此。1996年3月8日,星期五,股市下跌170个点成为头条新闻。当时,形势看起来很严峻,但只是下跌了3%,不是历史上最低点。之后几年中,市场一天内下跌3%的情况出现了许多次。
如果股票下跌20%或更多,那就是熊市了。在1987年股灾中,股指一天内下跌508点,也就是22个百分点。比1929年那次还要糟糕。但是,因为没有经济原因,1987年的股灾并没有引起熊市。当时的下跌是因为相对于环境来讲,股市走得过快,涨幅过高所致。同时,债券收益之高与股票市场形成竞争。我的一张图表说明,最近的一次熊市是在1973年和1974年出现的,当时股指下跌45%。
1929—1932年,损失是89%。那真是一个灰熊市场。随后,大萧条时期来临了,它比1929年所引起的损失还要严重,一瞬间,所有财产荡然无存。这场大萧条波及四方,几百万人陷入经济恐慌之中。
1929年,市场表明了,可怕的股市先于经济表现出来。我们很快进入世界性大萧条之中,直到40年代,二战期间才有所改善。无论如何,在大萧条时期也有相对牛市,从1932~1933年,然后是在1937年就是如此。
恐慌是由极端造成的,而造成极端的直接原因是恐慌。从1973年1月到1974年10月,主要还是熊市而并非恐慌。因为它持续了一年零九个月;而恐慌一般是感性的,时间短、振幅大。
五、及时进退
什么时机可以入市购买股票?什么时候适合卖出股票、在场外观望?
时机可能不能决定所有事情,但时机可以决定许多事情。本来可能是一个好的长线投资,但是如果在错误的时间买入,情况会很糟。有的时候,如果你适时购入一支高投机股票,你同样可以赚钱。优秀的证券分析人可以不追随市场大流而做得很好,但如果顺潮流而动,操作起来就更简单些。
一位投机者或投资者经常成功是因为,他会在市场疲软时,投入大量资金买入,这样可以用同样的资金换得更多的股票。相反的,投资者会在强市中将股票高价卖出,卖出的股票虽然不多,却能赚得很多钱。这条原则很简单。
把握有利时机一部分是靠直觉,一部分却正相反。时机的选定要靠自己的独立思维。在经济运行中,升势可能在跌势中产生,衰退会从高潮开始。
直觉的重要是什么?伟大的经济学家保罗·塞缪尔森认为,股市“在过去的三次大规模衰退中作过八次预告”,完全正确。所以,一时的直觉几乎跟对证券的分析能力一样重要。
时机是微妙的,又是很慎密的。如果在错误的时间(正处于升势)做空头,代价将是昂贵的。去问一问那些做理顿、电讯传通、莱维茨家具、蒙摩雷克斯等股票空头的人,做得没错但时机不对,抛得太快。我认识一个人,他在1929年夏天牛市最高点时,因为做空头输掉了一切,直到秋天才重新做起来。
牛市的时间一般比熊市长,牛市时,股价增长缓慢、不规则,可能比熊市更不规则。熊市则短促、剧烈动荡。但是市场终究是有一定规律的,股市很少连续超过6个月上升,也很少连续超过6个月下跌。
在牛市中,应该适当地抑制人们的贪婪心。华尔街有句谚语:牛市赚钱,熊市赚钱,猪市怎么办?你不可能101%的对,也不可能100%的对。你的目标应该是,在每一次大涨中,获得66·66%的机会。然后退出,重新研究新的股票。
还记得理查德·惠尼是怎样在1929年眼睁睁看着他的股票下跌,直到全军覆没的吗?他违反了10%这条法则,即当股票下跌时,你应该把损失点定在10%。这条法则,多次帮助了我一一把钱放在其他收益多的地方要比坚持错误的选择好得多。
我经常看见许多投资者固执地坚持错误,使得损失逐步扩大,好几年才可以平仓。
另外,有些投资者在看到亏损报告之后,只要有机会就立刻平仓出局,而不对眼前的形势做任何评估。十有八九,这种情况下卖出的股票实质上是应该买入而非卖出的。在这种形势下,人们首先学到的应该是,市场不会理会个体行为。你购买证券所出的价格没有什么不可思的。人们在认识古怪的价格及价值重估理论时是相当困难的,而且不只是业余投资者认识不到这一点。许多投资顾问相信应该是公共事业股资上做长期投资。但他们持有一支股票的时间过长了,我认为股票价格攀升至一个偏高价位,不管它是为政府雇员、教师还是其他人设立的退休基金都莺歌应该卖掉它。例如,70年代早期,我认为“静电复印”价位偏高,便在77倍于市盈率时卖了它。我与所有其他投资者一样可能会错。但我那次做对了,1973年,“静电复印”破 产。
当一支股票在一个合理的价位被卖出时,你唯一的问题是卖出时要交的税款。人们总想逃税,这是个大错误,应该立即付税。
虽然股价还没有到最高点,但如果你获利了,还是退出为好。伯纳德·巴鲁克是能最好把握时机的投资者,他的哲学是,只求做好但不贪婪。他从不等最高点和最低点。他在弱市中买,在强市中卖。他提倡早卖。我们的公司很荣幸,他晚年的时候,他成为我们的客户。
华尔街有一种说法,如果你持有一支股票的时间够长,就能赚钱。整体看,这么说是对的。但它不太适用于个体公司,因为这样的公司极易破产。比如, 19世纪时,买伊利运河股票很能赚钱;而在1996年晚些时候,ibm在同行业中,是一支强势股。将来有一天,电脑业的发展将会放慢,会被新兴产业代替。我是能够正视那个电脑被淘汰的时代的,就像正视伊利运河公司消失一样。
在这个时期,普通股票是最好的投资,但是在另一时期,也许房地产业是最好的。任何事情都在变,人们也要学会变。我完全不信会存在一个永久不变的产业。
六、认真分析公司状况
必须认真研究公司的管理状况、领导层、公司业绩以及公司目标,尤其需要认真分析公司真实的资产状况,包括:设备价值及每股净资产。这个概念在世纪初曾被广泛重视,但这之后几乎被遗忘了。
今天,随着社会极大丰富这个概念的消亡,能源供给不再是无限制的。在评价一支股票时,应该把以下几点考虑进去:石油的储备量、土地占有量、未利用的煤、铜储量、森林的占有量和其他资产。为什么不呢?这都是切实的问题。例如,仿古家具、古典及现代艺术品和房地产都经历过爆炒阶段。如果一家公司拥有许多地产,这构成我们购买其股票的原因。这些资产与公司的盈利能力密切相关,它表明了公司的潜在价值。
公司的分红派息也十分重要,需要加以考虑。如果它的分配方案是适当的,它的股价可以更上一个台阶。如果公司分出90%的利润,注意,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下一次就不会分了;如果公司只分出10%的利润,这也是一个警报,一般公司的分配方案是分出40%~60%的利润。许多公共事业的股票的分红比率还会更大些。
许多投资机构并不真的重视分红,但个人投资者却把分红作为扩大收入的一种重要方法。
几年来,好的成长性股票的股东分红率在2%时依然风行。可是,在60年代早期,公共事业股票虽然股东收益率为4%(之后甚至又翻了一番),依然经历了一段时期。
什么是成长性股票?它的聪明的追随者在公司发展初期就发现了它潜在的价值。但一般情况下,公司是在成熟后,其品牌才会被认知的。成长是缓慢的,个人和机构依然购买它的股票是因为人们的预测比较切合实际。
“成长股票”这个词并没有什么故弄玄虚,“成长性”是我们力求寻找的,这个词被广泛认可前,投资者和投机者就开始预测各个公司的利润情况,业务及将来的知名度。每个人都想发掘出一家公司,生产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新产品。所需的技巧就是让人们在高价购买之前发现它,有时即使公司的股票价跌,但这个公司仍需要被重新认识。在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许多强势股在高价被抛售后,股价急挫。有时这不是公司出了问题,而是股价偏高。那些股价中有一些还会跃起来,只是需要时间考验。它们的成长性高于一般大公司,增长也是稳定的。
20世纪20年代,埃德加·史密斯一部名为《股票的长期投资》的重要著作,对当时股市有巨大的影响。1929年秋季这本书依然很抢手,只是许多人读得太晚,史密斯先生提倡将保持利润增长与资本折旧联系起来,而这正是考虑资产时必须想到的。本书的影响还在于,它改变了市盈率的倍数,它把合理的市盈率从10倍提高了20倍,达到30倍的市盈率。
人们对假定的增长花费了太多的精力。而这就是不考虑经济的衰退、战争的爆发、政府对成长指数的重新评估及成长指数自身的变化。
一支股票的市盈率很少保持在15倍左右,因为人们对公司前景的预计会高过这种市盈的价格――这种想法不一定正确。我们知道会有例外,但意外的机会只有1%。所以这种奇想影响着你,使人在高市盈率时花高价买入股票。
我对绩优公司超出10~15倍市盈率一倍的市盈率是接受的。而它们中许多市盈率只在6~10倍之间,这样对我们双方都有利。
如果你能控制一定公司的整体市价,你就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利润。
70年代晚期,ibm的资产价值为400亿美元,那时美国企业的总价只有9000亿美元,400亿美元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ibm是一个特殊的公司,1961年规模不大,总价值才160亿美元,市盈率却为80倍,太高了;之后一年,它的市盈率降低了50%。
1972年雅芳的价值为80亿美元,年利润125亿美元,市盈率大约是64倍,相对市盈率较高。70年代早期,雅芳基本为熊市。在这方面我很高兴能和吉米罗杰斯一致,我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公司,做雅芳的空头,是因为我认为它的股价偏高,当熊市最终有所改善时,它的股价只剩下原来的1/10了。
七、不要陷入情网
在这个充满冒险的世界里,因为存在着许多可能性,人们会痴迷于某种想法、某个人、某种理想。最后能使人痴迷的恐怕就算股票了。但它只是一张证明你对一家企业所有权的纸,它只是金钱的一种象征。
在我事业的初期,我学会了作为一名怀疑论者,学会了做事要灵活。我还学会了及时退场,虽然会有些小的损失,但这样也比硬让我参与一支下跌的股票强得多。如果我对一支股票判断错了,我坚持尽量把损失点定在10%。
过去有些人可以说是相当幸运的,他们可以以自己的方式痴迷、热爱一些事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总是幸运的。
换句话说,热爱一支股票是对的,但当它股价偏高时,还是别人去热爱比较好。
八、投资多元化,但不做套头交易
套头交易就是对一些股票做多头,对另一些股票做空头。1929年,我以此保存了大量现金。但我并不向旁人推荐。你可能因此遭受损失。你可能在多、空双方都有很大的风险。套头交易的程序相当复杂。除非你选定了恰当的套头双方,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套头交易使我未雨绸缪,使我对低估的市场抱有耐心,每每使我不过多关注市场里存在的恐惧心理,而独自把握市场的走势。
我个人做套头交易是因为我建立了自己的套头体系。在建立了这个体系之后,我对此更有经验了。1929年,我做无线电公司股票的空头,同时在其他股票上做多头。对我来讲,我并不在乎市场的走向。如果股市升,我可以从这一类股票中赚钱,如果股市跌,我可以保住我另一类股票。我的套头交易在一段时间内被证明是有效的。在1930~1932年熊市来临时,如果你想赚钱,你就要买空。虽然不这样做也许会更好,但这条规则还是使我受益匪浅。
专业人士在日常的市场利用套头交易回避风险,有时新入市做套头交易只是一场赌博。我不赞成这样做。但也没有法律禁止它。
套头交易的确是现代股票的一项变革,一个世纪以前当你从纽约和伦敦市场购买同一种股票时,城市间的差价只是些微的。专家们从一个市场买进一只股票,又在另一个市场上卖掉它,虽然赚钱很少,但还是有盈利的。
获利及风险因素与当今股市相比较而言是低的。但是相信我,当今股市相当有风险。
如果你坚持做套头交易,而且确信有经验可以帮助你,记住要使它多元化,要统观全局,确信你的法则是正确的。如果要使你的投资多元化,你就要尽量增加你的收入,如资金。
1929年以后的几年里,我没有输钱,但确实有几年我只是打个平手,但在这几年里我学会了许多东西。许多年后,我还可以感觉得到它的影响。多元化是成功法则中重要的一部分。不要只相信我说的,看看杰拉德·罗布的著作吧,他曾经大肆鼓吹孤注一掷的。许多年前,他将全部资金投入纽约中心铁路和宾西法尼亚铁路股票,但这两家公司相继破产。
你应该知道只有一部分人把所有的投资放到股市中。投资者总是把手中10%或更少的资金投入股市;当然也有多的,有的甚至达到100%。当利率明显升高时,一般人会考虑拿出一部分钱投资债券。人们应该灵活地运用资金,使收支平衡。我认识一个投资者,他股票做得很好,但做了50年后他第一次买了债券。他可能认为,半个世纪过去了,买债券的时代到来了。
九、观察周围环境
我所说的环境是指市场走向和整个世界环境。你需要变通我给你的那些模式,以适应你所在的市场的运作。
在市场的评估中,应多关注百分比的变化而不是数量。下跌100个点虽然波动很大,但它可能只是指数的2%。
观察能源的供给状况,中东有危机时,原油的价格上涨,石油股票价格在1980年上升到最高价。但之后几年,石油股票进入熊市,它的股价跌了1/3或更多。
关注美国的汽车制造销售。美国汽车业逐渐具较强的竞争力。技术产业可能需要有上百家公司来关注。但汽车业只有3家:通用、福特、克莱斯勒。通用汽车在这几年管理相当完善,但在几年前曾经不大好。它的总价值为1500亿美元,是3家公司中最大的。它的产品在过去10年里发展神速。
美国员工的开支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虽然中国与我们在制造波音(另外一家大公司)和通用汽车上无法相比,但员工的工资却很低。
福特虽然不像通用汽车那么大,但它的管理是可以和通用相媲美的。克莱斯勒规模虽小于福特,它的管理也比去年改进了许多。经济因素有时在市场中扮演重要角色,我就看到过经济回温、就业率明显回升,债券市场止跌企稳。但有些时候市场与经济因素无关。例如,1961年,尤其是在新政策出台后,原始开价(ipo)过高,市场充满投机气氛。虽然从1962年起,经济前景相当好,但因为市场内部因素,市场下跌了25%~40%。
我敬佩经济学家,他们中很多是我的朋友。但不要看重经济报告。我愿意花很多精力去研究经济问题,但就市场的变化而言它对我没有什么帮助,我的结论是“科学是苍白的”对市场的变化,它无能为力。
关注市场可以使我发现市场何时开始衰退,又何时开始复苏。这也是经常给投资者以机会,使他们有机会投资到所谓保守的方面,如短期无息国库债券、长期国库债券、国库券。短期无息国库债券是大投资者主要的投资方向,它比任何一项投资都有保险,比把钱放在枕头里还安全。你不需要经济学家告诉你怎样研究利率,没有什么能比预测市场的走势更为重要的。利率的走势也是如此,长期利率的低迷,比任何其他事实都能说明经济形势的严峻。
一般情况下,如果短期和长期利率开始上升,这是在告诉股票投资者:升势来了。
你是否应该在做投资决定时观察一下大气候?许多人都是这么做的。马克·温说过:“10月份是股票投机者最可怕的1个月份。以此推下去是7月、1月、9月、4月、11月、5月、3月、6月、12月、8月和2月。”
股票有季节性吗?是否应该在夏季末购买玩具类股票,然后期盼圣诞节的来临?是否也应该购买零售业的股票?如果你知道今年有一个火热的夏季,你是否应该在春天购买啤酒类的股票?
季节在按照规律重复着,虽然它每年都有微小的变化。某些人知道股市的规律性,想从中找出它与季节的联系。许多的假设认为夏季市场冷清,人们可以去悠闲地度假。但在某些年度,夏天却是市场旺季,比如,1970年夏季的市场是冻结的,1929年的夏季却迎来了股市最高峰。
秋季,人们期望是业务的活跃期,但有时震惊也随之产生,这也成为秋季现象。寒冷的冬季随之而来,虽然整个世界冰凉一片,但人们对新一年的希望依旧。一个坏的(冰冷交织的)冬天就意味着更多的盐和石油的使用。多雪的冬天会让人们想起滑雪业和度假业。
我们最终寄希望于春天一一鸟儿张开翅膀,春雨来了,树木开始发芽,白天变长,新的一年开始了。华尔街又开始讨论农业的发展了。世界是需要新的化肥产品、新型的拖拉机、杂交种子的。这些判断其实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做。
我认为,股票不分季节,按照日历投资是没有必要的。记住,对投资者来讲,任何时候都是冒险的。对享受人生和享受投资快乐的人来说,季节虽多变,但机会随时都有。
十、不要墨守陈规
根据形势的变化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是有必要的。我的观点是,你应该主动根据经济、政治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至于技术上,有时我们可以控制,但有时却是在我们控制之外的。
不要按照我的做法去做。如果你那样做了,你会疯的。你应该像我那样相信自己,华尔街是一个精彩的世界,所有的游戏都令人兴奋。对我来讲,用自己的大脑来分析即将发生的事情是一件鼓舞人的事。如果我教过你如何用你的大脑做不同的判断,那么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教会你怎样做自我牺牲。而且你还要学到最重要的一课――怎样学习。
90%的投资者是牛市思维,熊市思维有背人们获利想法,因此信者寥寥。美国人是不喜欢相信明天是世界末日这种想法的。但我总是认为,明天,任何事情都可以变。
我擅长做熊市思维,我与乐观者们唱反调。但是,如果大多数人有悲观情,我就与之相反做牛市思维;反之亦然,我同时做套头交易。
我不是劝人做空头交易,更不是让你做多头交易。密苏里有句谚语:“拿给我看。”说明你应该像怀疑我那样怀疑这个市场。我努力地说明我是怎样成功的。你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成功。我的操作会因重大事件的发生而变化,这其中也包括我的错误,我从中也吸取了经验教训。人人都可以犯错误,重要的是及时地、尽可能地纠正它。
在68年的华尔街生涯里,我有30%的时间在犯错误,这当然意味着许多的损失;但我有70%的时间是对的。如果有一个投资者在所有时候都是对的,他或她就一定积累了全世界所有财富的绝大部分。正像你怀疑那样,永远正确的投资者是不存在的,除非他是个谎言家。
艾迪·兰伯特:下一个沃伦·巴菲特?
艾迪·兰伯特:下一个沃伦·巴菲特?11月17日,美国零售业公司凯马特宣布以110亿美元兼并西尔斯-罗巴克公司,成为继沃尔玛和家庭用品公司之后美国的第三大零售业巨头。把这家一度破产的公司推向成功的幕后人物是艾迪·兰伯特(Eddie Lampert)。如今,他的名字正迅速与美国“股神”挂钩。
兰伯特和巴菲特在投资策略上的相同之处:
-他们的投资对象都是市场价值被严重低估、能产生长期利润的公司
-在低价时购入以保证股票升值
-投资对象中总有几家和他们本人关系非常密切
-只投资成熟的、透明度高的、产品技术含量不高但具有高附加值的公司,但不投资高科技公司
-直接参与公司的运作,影响公司经营和生产
-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合理分配资金,产生最大的利润和回报
二人的不同之处:
巴菲特投资的公司是一些运转相对良好的公司。相比之下,兰伯特更钟情于那些管理不善的公司,因为一旦对这样的公司进行资产重组等改革,这些公司的升值空间更大。事实证明,兰伯特比巴菲特更精于公司经营和管理。
11月17日,艾迪·兰伯特持股53%的零售业公司凯马特宣布以110亿美元兼并西尔斯-罗巴克公司,新成立的西尔斯控股公司将成为继沃尔玛和家庭用品公司之后,美国第三大零售业公司,预计总收入将达到550亿美元。此前西尔斯-罗巴克在美国零售业公司中排名第5,凯马特排名第8。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人具备继承股神巴菲特“世界头号投资大鳄”称号的资格,那就非艾迪·兰伯特莫属了。兰伯特从1988年以2800万美元创立其私人投资基金ESL投资基金公司以来,该公司的平均投资回报率高达每年29%。艾迪·兰伯特今年42岁,他的私人资产预计已近20亿美元。正如华尔街著名金融投资顾问劳伦斯·提希克所称,艾迪堪称当今时代最杰出的投资经理人之一。
兰伯特的ESL投资基金公司总部位于康涅迪格州格林威治,是一幢普普通通的小楼。这幢楼上没有任何标志,路过的行人丝毫也看不出它和普通的楼房有什么不同,他们不会想到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投资经理人兰伯特基金公司所在地,更想不到的是,站在这幢不起眼的小楼阳台上的人也许就是美国的下一个沃伦·巴菲特。
如今这幢楼的安全措施非常严格,因为去年兰伯特曾经在公司附近遭到绑架。从那以后,他的公司就加强了安全防卫。去年1月的一个周五晚上,兰伯特刚刚离开公司,就遭四个歹徒的绑架。他们在网上搜索美国最富有人群的名单,最后把目标锁定在兰伯特。他们捂住他的嘴,把他拖进一辆汽车,带到一家廉价的旅馆里。他们给兰伯特录了音,然后把磁带邮寄给他妻子。一位自称了解案情的人称,有人以500万美元的高价雇佣了这些人谋杀兰伯特。
当时兰伯特非常清楚自己将被杀死,在接受《商业周刊》采访时,兰伯特第一次向公众表达了死亡逼近的感受。他说,人在此时想象力会变得异常丰富。电视节目一直在播放寻人启事,歹徒们变得越来越惶恐,兰伯特趁机向歹徒们保证,如果他们放他走,他将在数天后给他们4万美元。两天后这些歹徒果真放了他,不久后这些歹徒也被捕了。绑架后仅两天,兰伯特就又投入了凯玛特的重组工作中。
“像一团火在燃烧”
兰伯特的朋友把促使兰伯特成功的强烈动因归结为父亲去世对他的影响。兰伯特的父亲是纽约的一名律师,47岁时死于心脏病,当时兰伯特只有14岁,下面还有一个妹妹。由于父亲去世,年幼的兰伯特知道,他们的生活已经改变。他必须早早学会独立,帮助母亲一起挑起家庭的重担。由于兰伯特祖母投资股票,因此他在大约10岁时就开始和祖母一起阅读报刊,关注公司新闻。
中学毕业后,兰伯特靠暑期打工的积蓄和贷款才得以进入耶鲁大学主修经济学。他的一位大学同学后来回忆说,在兰伯特身上,你仿佛可以感觉到有一团火在燃烧,这在别人身上是感觉不到的。在耶鲁的最后三年,兰伯特给詹姆斯·托宾当研究助手,詹姆斯·托宾于198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奖。
1984年兰伯特从耶鲁毕业后,在高盛找到一份工作。但他并没有从最低的职位做起,相反,他要求当时在高盛负责固定收益和套利部门的罗伯特·鲁宾(美国前财政部长、现任花旗集团执行委员会主席)让他参与一些高盛的重要项目,并直接向罗伯特·鲁宾报告。短短几个月后,兰伯特到了高盛的套利部门。这份工作给兰伯特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机会,使他学会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对一个投资是否会成功迅速作出判断,并对风险进行评价。兰伯特在高盛的另一位老板弗兰克表示,过去的经验证明,兰伯特是华尔街最具独立意识的投资银行家。
当大多数与兰伯特同龄的人刚在高盛起步的时候,兰伯特已经从高盛辞职,并找到了一家新公司Fort Worth。就是在这家公司,兰伯特遇到了Bass Family的基金经理人里查德·瑞沃特和其他一些重要的投资经理人。里查德·瑞沃特把自己的办公室借给兰伯特,并提供给他2800万美元创建投资基金。就是用这笔钱,兰伯特创立了自己的基金公司,并命名为ESL。后来,瑞沃特从ESL撤出了自己的资金,但其他大部分股东仍留了下来。
兰伯特从创业之初就从来没有放弃过向同行前辈学习的机会。他曾和罗伯特·鲁宾、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和得州的投资专家里查德·瑞沃特一起共事。当年在高盛工作时,兰伯特强烈的自信、独立和自律给罗伯特·鲁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兰伯特只有25岁。当兰伯特告诉罗伯特·鲁宾他将创建自己的基金时,这位未来的美国财政部长当时告诉他,他正在放弃一项非常有前途的职业。罗伯特·鲁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兰伯特对自己所要承担的风险和成功的几率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必须承认,这种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凯玛特:兰伯特的赚钱工具
和74岁的巴菲特一样,艾迪·兰伯特总是对那些价值严重被低估但投资潜力巨大的公司有浓厚的兴趣。有时他甚至不惜冒险收购一些经营不善、管理混乱而且濒临破产的公司。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些公司潜在的回报率要远远高出一般的公司。如今,ESL投资基金已在美国零售业拥有相当的份额。他持有西尔斯-罗巴克公司14.6%的股份,自从11月5日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Vornado Realty收购该公司4.3%股份以后,这只股票价格已上涨了24%。除此之外,兰伯特还在美国最大的汽车零件连锁经销商汽车区域公司和美国最大汽车零售商国家汽车公司中分别持有26.8%和28.5%的股份,另外他持有美国第二大通信服务提供商MCI公司6.4%的股份。
当然,在艾迪·兰伯特所持有的资产中,最值得他骄傲的还是持有的那53%的凯玛特股份,这和巴菲特1965年收购伯克希尔纺织厂的情形相仿。巴菲特通过收购这家纺织厂积累了最原始的资本,然后在1967年开始涉足保险业,随后展开了多元化经营,并通过不断收购其他企业和金融机构建立了自己的金融帝国。凯玛特公司曾在2002年申请破产,但兰伯特通过出售运作不佳的商店、提高产品价格、限制资本支出等措施,使凯玛特从阴影中走出来。艾迪·兰伯特在凯玛特申请破产保护后开始收购该公司债务,并积极推动凯玛特尽快脱离破产保护。在他的努力下,凯玛特2003年5月脱离破产保护。一度破产的凯玛特公司成了兰伯特的赚钱机器,目前该企业流动资金达到30亿美元,成为一只具有很高投资价值、成长性良好的股票。他令整个华尔街震惊了。
一位业内分析人士认为,凯玛特和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一样,将成为艾迪·兰伯特创建其金融帝国的成功起点。凯玛特公司今年8月宣布,公司董事会授权兰伯特把凯玛特多余的资金用于收购其他企业。华尔街把此信号解读为凯玛特自此将成为兰伯特的“伯克西尔·哈萨韦”公司。著名投资人马丁·惠特曼认为,毫无疑问,兰伯特将把凯玛特变成和巴菲特的伯克希尔一样的投资工具。
凯玛特的运作方式是兰伯特经营之道的一个典型范例。兰伯特仅以低于10亿美元的低价收购了凯玛特这家如今市值为230亿美元、仅次于沃尔玛和家庭用品公司之后的美国第三大零售业公司。兰伯特拥有凯玛特53%的股份,是该公司最大的股东。18个月前,他对凯玛特进行了重组,其中重要的一项举措是把凯玛特几乎所有的债务转成了该公司股票。作为这次重组计划的一部分,他本人也成了凯玛特的董事长。兰伯特的目标是使凯玛特维持运转,这样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产生利润。即使有朝一日,凯玛特再次破产,它在盈利期产生的利润和出售店铺的资金也足以使兰伯特进行其他投资,并产生利润。
凯玛特部分连锁店业绩不佳,而且由于开支迅速增加,过去三个季度凯玛特为净亏损。针对这一状况,兰伯特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控制开支的最高限额、降低库存和停止清仓销售。他还力劝其他股东把凯玛特的68家商店出售给了家庭大卖场公司和西尔斯-罗巴克公司。通过此次出售他筹集了8.47亿美元,这几乎是凯玛特申请破产时1513家连锁店、16个分销中心和所有固定资产价值的总和。瑞士银行投资分析策略师盖瑞表示,兰伯特的决策所产生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经过资产重组,凯玛特到明年1季度末将拥有高达42亿美元的流动资金。
而对兰伯特来说,凯玛特也许不仅仅是一个投资工具。兰伯特在接受《商业周刊》采访时表示,他希望通过凯玛特的成功运作赢得人们的尊敬。他希望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教人们如何成功地管理一个公司。兰伯特承认,他的目标是要和巴菲特一比高下,超越巴菲特所创造的神话。同时他也明白,这个较量将是非常残酷的。自巴菲特1965年收购伯克西尔公司以来,该公司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一直保持在每年25%左右的水平,虽然比凯玛特年均29%的投资回报率要低,但伯克西尔比凯玛特保持盈利的时间要长得多。兰伯特表示,巴菲特的投资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他也将经受同样的考验。《商业周刊》采访巴菲特时,他没有对兰伯特进行评论。
青出于蓝胜于蓝
如果兰伯特仅仅是把凯玛特变成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的话,兰伯特只需照搬巴菲特的做法就足够了。巴菲特25岁时创建了自己的投资基金,并由此发家。兰伯特创立ESL基金的时候,恰好也是25岁。1962年,巴菲特开始购买伯克希尔纺织厂的股票。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时,他开始用纺织厂赚的钱投资其他行业,刚开始购买了一家保险公司,接着收购了伊利诺斯州的一家银行。1977年,巴菲特解散了基金,出售了部分收购资产,并把投资伙伴的投资以现金返还给他们,或折成伯克希尔公司的股份。许多投资者相信,兰伯特将采取和巴菲特相同的做法。他将用凯玛特的盈利进行新的投资,同时保持ESL基金的一些早期投资。或者他还有一种可能的选择,就是在适当的时机通过出售资产把该基金解散。
其实,兰伯特已经潜心研究巴菲特很多年了。早在他从耶鲁毕业进入高盛工作时,兰伯特就开始反复研读有关巴菲特的一切资料和书籍。兰伯特的学习方法与常人有所不同。比如,巴菲特收购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一案,兰伯特关注的是巴菲特收购发生前几年该公司的年报。兰伯特说,“试想一下,如果把我放在巴菲特的位置上,我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吗?这就是我的学习方式。”1989年,他曾专程飞到奥马哈市和巴菲特会晤,向巴菲特请教有关他的投资理念之类的问题。
和股神巴菲特一样,兰伯特青睐的投资目标是那些成熟、透明度高并且资金流动大的公司。他们把关注的焦点都放在拟收购公司能否长期产生高利润,并维持长久,而不局限于该公司一时的利润涨落和股价波动。正如ESL基金总裁威廉指出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目前兰伯特的投资策略和巴菲特如出一辙:都是从投资一家公司的小部分股份开始,直至控制大部分股权。凯玛特是兰伯特首次开始控股一家公司。兰伯特表示,这也是他今后的投资模式。他表示,一旦对一家公司掌握了控制权,由此创造的财富将成几何级数增长。
《商业周刊》认为,兰伯特和巴菲特在投资策略上的相同之处在:他们的投资对象都是市场价值被严重低估、能产生长期利润的公司;以极低的价格买入以保证投资升值;只投资他们非常了解的、成熟的公司,其产品技术含量不高但具有高附加值的公司,但决不投资高科技公司;直接参与公司的运作,影响公司经营和生产;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使投资产生最大的利润和回报。两人投资策略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巴菲特投资的公司是一些运转相对良好的公司。相比之下,兰伯特更钟情于那些管理不善的公司,因为一旦对这样的公司进行资产重组等改革,这些公司的升值空间更大。事实证明,兰伯特比巴菲特更精于公司经营和管理。
《商业周刊》的调查表明,兰伯特所投资的几家公司股价都大幅增值。其中凯玛特公司的股票在18个月内从每股15美元上涨到96美元,股价上涨了543%,总价值为45.4亿美元。汽车区域公司和国家汽车公司的股价分别增值了320%和150%,另外他持有的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和MCI的股价也分别上涨了100%和10%。
上世纪90年代,兰伯特和巴菲特在生意上曾有过短暂交锋。1989年到1990年,巴菲特购买了PS集团19.9%的股份。由于巴菲特投资了这只股票,这才引起了兰伯特的注意,因为PS集团成立了一个新部门进行工业金属回收。当时投资者普遍认为这个部门将给整个集团创造高利润。后来这个部门出现了一些问题,该公司股价随之下跌,兰伯特马上在低价位买进PS集团19.7%的股份。
PS集团副总裁莱瑞回忆说,巴菲特和兰伯特两人所持有PS集团股份份额相差无几,但两人在这只股票上的收益却大不相同。巴菲特购进该股后,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兰伯特认为,这是一只没有前途的股票,因此极力劝说董事会出售资产,并给股东派息。最后的结果是,兰伯特的投资升值了一倍,而巴菲特在这支股票上赔了近三分之一。
素有股神之称的巴菲特在股票上的投资记录是别人极难超越的,但至少在这只股票上,巴菲特败在了初生牛犊兰伯特的手下。
认识兰伯特
出生:1962年7月19日出生于纽约
教育背景:耶鲁大学经济学学士
目前职位:ESL投资基金投资公司和凯玛特公司董事长
偶像: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董事长沃伦·巴菲特,兰伯特和巴菲特只见过两次,一次是1989年在奥哈马市,另一次在纽约
投资哲学:正确评估风险和重视风险是投资成功的全部奥秘。
最爱读的书:菲利浦·菲舍尔1958年所著的《普通股及不普通利润》及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肩膀》
家庭情况:妻子辛加,31岁,曾是一名律师,她和兰伯特在一次朋友聚会中相识,婚后有一子一女.
1100万到10亿——安迪·凯斯勒
1100万到10亿——安迪·凯斯勒红周刊 本刊特约作者 张敏
什么是财富?功成名就后的安迪·凯斯勒有时这样问自己,而答案的首选竟然是:逃脱。
资本市场上有勇气且有能力做出如此回答的人,永远只是少数。事实上,无论是在物欲横流的华尔街,还是在冷酷无情的对冲基金丛林,凯斯勒都是一个异数。他不愿做利益的附庸,所以连摩根士丹利首席分析师的高位也弃之如履;他不想做股票的奴隶,所以在2000年网络股股灾发生前,抽身而退。
攻成不易,守成更难。从优秀的华尔街分析师到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恰是数次在巨大诱惑前罕见的“逃脱”勇气,使凯斯勒得以守持来之不易的声誉与财富,成就英名。
华尔街上的“圣杯”分析师
多年以后,凯斯勒仍为当初做出从摩根士丹利辞职的决定感到轻松。“我实在不是适合在公司里工作的人。”在踏入华尔街的第一天,他就对美国较大的证券经纪公司——潘恩韦伯证券公司研究部主管这么说。“我连套西装都没有,对财务一窍不通,只懂技术。”
那是1985年,凯斯勒穿着褐紫红衬衫、宽松长裤前去潘恩韦伯面试。这是当时他最好的行头,也是当年刚流行的“科技怪胎时尚”装束。显然,他还没有做好从一名贝尔实验室的电机工程师摇身而为华尔街半导体行业分析师的心理准备,这身与华尔街格格不入的打扮使在路上碰见他的熟人大为吃惊。
不过,在研究部主管的力挽以及3倍薪水的诱惑下,他开始给“了解华尔街的朋友的朋友”打电话进行咨询,并遭到其中一位的怒斥:“你是个白痴吗?接受这份工作!”
就这样,26岁的凯斯勒撞进了华尔街的大门。
新的同事们祝凯斯勒好运,然而他的运气似乎糟透了。看上去华尔街的要求并不高——51%的时候做出正确预测即可,但在分析师生涯的头6个月里,凯斯勒似乎全错了。
凯斯勒错了什么?他在撰写的第一份研究报告里,对芯片股给出了“持股观望”的建议,并在一周后修正为“卖出”。时逢1985年10月,行情火热,这个建议让上司大吃一惊。凯斯勒却认为芯片行业的复苏只是表象,由于此前两年产业过度扩张,加之日本厂商的低价倾销,其前景不容乐观。
这个大胆的建议得到公司一位以苛刻著称的重要客户的赞赏,却遭到股票经纪人愤怒的质疑。那些被建议卖出的股票还在涨,但凯斯勒不打算改变观点。他坚信,身为分析师,你必须比别人更早做出预测,而不是报道已发生的事实。
1986年春,芯片股开始下跌,并且跌到5年来最低水平。在过去半年里,一直忍受着嘲笑的凯斯勒终于得到了回报。曾经激烈指责过他的同事开始祝贺他;客户惊惶失措地询问他股价何时才能到底;《华尔街日报》、《巴伦周刊》、《商业周刊》纷纷采访他对产业的看法——入行不到1年的凯斯勒成了“当红炸子鸡”。
到了1986年7月,凯斯勒认为“芯片股大屠杀”已基本结束,对英特尔和摩托罗拉提出了“买入”建议。然而,仿佛故事重演,就在当天,两家公司的股票双双下跌。一周后,英特尔公布了盈利数字:亏损1亿美元!这是该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亏损。
真糟糕!市场看到了巨亏、关厂、裁员……于是英特尔的股价快速下挫,一直跌到16美元一线。但凯斯勒从这些现象中看到的是公司营运成本的陡降。1987年1月,芯片业整体复苏。英特尔股价一路走高,直到60美元。
一个星期一的清晨,正在家里蒙头大睡的凯斯勒被电话吵醒。“赶快过来,你进入‘I.I.排名’了,电子业入选者。”
“I.I.排名”是上世纪70年代《机构投资人》杂志推出的“全美研究分析师排名”。杂志社每年5月将选票寄给机构投资人和券商,由他们选出每个产业的前3名分析师,结果于同年10月公布。这项排名被华尔街分析师视为“圣杯”,一旦入选,身价立即上涨。
凯斯勒开始接到挖角电话,但那些以投资银行业务为主的公司不入他的法眼。认为分析师一旦成为投行业务的附庸,则会丧失独立客观的分析立场,也就失去了诚实的品性和投资人的信任。
1989年,新婚蜜月旅行返回纽约后不久,凯斯勒接到了全球顶级投资集团摩根士丹利研究部主任的电话。
飞跃摩根士丹利
为了得到凯斯勒,摩根士丹利可谓下了“血本”。凯斯勒第一天参加公司晨间会议时才吃惊地得知,原来他的薪资水准相当于公司半导体股交易佣金收入的110%!而让其他同事更吃惊的是,凯斯勒既不是哈佛毕业,也没有MBA学历,学历只是“康乃尔大学学士”及“伊利诺大学硕士”,摩根士丹利以前可从未雇佣过这种背景的人!
让凯斯勒略感失望的是,大名鼎鼎的摩根士丹利的研究部门并不像他期望的那样出色。不过,这样的境况对凯斯勒反而有利,因为经纪人渴望从分析师那里得到尽可能多的中肯建议,所以,只要凯斯勒提出要求,他们都很乐意带他去拜见客户,走访公司。这可是凯斯勒最愿意做的事情!
他已经习惯了总是先知先觉地提出对产业前景的看法,然后忍受股价反方向运动的煎熬。在观点得到证实以前,在一片怀疑的眼光中,他坚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停地走访公司和机构投资人。有时他得面对投资人的怒斥,但他并不以为意,甚至他还偏好咄咄逼人的客户,认为这样会使自己保持机警,逼自己做好功课。
那时垃圾债券的炒作如火如荼,凯斯勒负责研究的半导体领域并不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在垃圾债券的躁动中,他连续几个月推荐买进迈入景气周期的英特尔,公司里却无人理睬,业务部主管甚至在他做完分析后,走过他身旁咕哝道:“景气?蠢驴!”然而没多久,垃圾债券突然崩盘。人们把目光转回到成长类科技股上来,凯斯勒的建议开始受到关注。1990年2月,在一次造访一家芯片批发商,获知2月份的订单比1月份增加了10%后,凯斯勒在第二天的晨间会议上一再强调:“景气复苏了!”
经纪人奔走相告,当天,他建议的股票全部上涨10%~15%。《华尔街日报》记者打来电话,称他为英特尔和摩托罗拉的“斧头”(华尔街把那些做出评论后会对股票走势产生明显影响的权威分析师称为“斧头”)。那位咕哝“蠢驴”的业务部主管依然在叨唠,不过这次他说的是:“好建议!”
1990年夏天,凯斯勒预言的科技股的牛市到来了。他的“I.I.排名”继续上升,达到第2名,他被晋升为摩根士丹利首席分析师。当然,这也意味着他从此很难得到一个不受干扰的休假。因为无论他和太太在哪里,只要英特尔或摩托罗拉的股价有点风吹草动,公司的电话就会打过来,紧急询问他的看法。
尽管如此,凯斯勒还是产生了“继续留在摩根士丹利也许是浪费时间”的想法。在他看来,华尔街正在改变,由于投行业务取代经纪业务,成为券商收入的主要来源,负责为投资人提供建议的研究部门的地位也在下降。
研究部门以往被视为华尔街里的“文明世界”,现在却堕落为投行部门的附庸。许多分析师行尸走肉,不再坚守为投资人提供客观建议的道德,而是致力于如何招徕股票承销业务,从而争取公司巨额的承销收入以及个人优厚的利益分配。
在一片不亦乐乎的生意声中,凯斯勒在做什么?他在做Z先生给他布置的“作业”。Z先生是凯斯勒在一次出差途中偶遇的一位极其低调的瑞士亿万富豪。他们相谈甚欢,Z先生建议他去思考工业化时代之后的盈利模式,一种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新模式。
通过研究,凯斯勒首先看到了网络、多媒体以及影像产业的巨大前景。他与当时还是一家小公司的“美国在线”的CEO一起讨论,与微软负责多媒体业务的主管交流,他写的研究报告引起了业界的关注和讨论,但在其顶头上司奎特隆看来,凯斯勒将精力投入在研究这些“没有一家能让我们赚半毛钱”的公司身上,就是在“浪费时间”。
多年后,在回忆录《一个投资分析师的告白:华尔街牛肉场》中,凯斯勒写道:
我是‘I.I.排名’分析师,但还没变成投行业务人员玩弄的小狗。我真的那么清高吗?不,我也很爱钱,愿意为五斗米折腰,而且很久以前我就想清楚了,在华尔街工作不就是为了赚钱吗?只不过,我的客户是机构投资人,我觉得自己对他们有责任做好研究工作,向他们推荐好股票,在华尔街靠的是声誉,没了声誉,你什么都别玩了。
1993年,凯斯勒向公司递交了辞呈。讽刺的是,5分钟后,奎特隆打来电话,告诉了他摩根士丹利刚刚获得一笔庞大的英特尔认股权证的承销生意,“恭喜!你的研究工作终于获得了回报!”
奎特隆试图挽留他,“至少得做完这件案子才能走”,许诺开出优厚的条件……可惜,凯斯勒去意已决。如果可以成为华尔街上空驾驭金钱的雄鹰,为什么要做“牛肉场”中任人宰割的肉呢?
从1100万到10亿
1996年,凯斯勒与原在JP摩根任职的朋友弗雷德一道,开始运作一笔小型对冲基金。Z先生毫不犹豫地投入了500万美元,这几乎占了他们基金初始规模的一半。
凯斯勒主要投资小型公司,他自认“太懒”。当大多数对冲基金沉迷于追随热点挣上30%时,他考虑的却是那些技术很好、管理优秀,但总有某种障碍导致它们受到投资者冷落的公司。他关注这些障碍的变化,因为一旦障碍消失,就意味着5倍甚至10倍的价值上涨空间。这种长期投资理念在热衷于快速流动操作的对冲基金丛林里等同于异端,因为寻找璞玉实在太难,谁有那耐心!
但凯斯勒与弗雷德乐此不疲。当初坚持不懈的研究现在派上了用场。只要听上几分钟,凯斯勒就能了解一家公司的技术内核,判断它是否具备投资前景;而弗雷德只要和公司CEO呆上一会儿,就能确定这个人是否值得信赖。
1997年春,在走访了当时的大热门Red Brick System公司后,他们决定抛掉手上这家公司的股票。给他们发出“卖出”信号的是公司的CFO,他在会面时关上了门。
“每次都是这样,CFO关上了门,然后股票一落千丈。我不知道他是不想让别人听到公司的经营情况,还是他正在对我们撒谎,而且不想让同事知道他是个说谎的人。谁知道呢,但是CFO关上大门的信号几乎屡试不爽。”
还有的时候,当他们发现公司的接待者在给你写一份材料用豪华纸张,写错时一张一张撕掉,丝毫不觉得可惜,他们就会对这家公司的成本控制感到忧虑。
不过,有些忧虑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及1998年全球金融动荡。这场动荡使对冲基金陷入重灾,老虎基金、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元气大伤,人称华尔街“梦幻组合”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被迫关闭。
然而凯斯勒却很快迎来了收获季节。在度过市场动荡期后,他当初耐心的播种开始结果,手头的股票几乎全部升值,买进时每股价格不超过1.5美元的General Magic,最高的抛售价格是14美元;6美元/股买进的Real Network涨到了30美元;同样是6美元/股投资的Inktomi,涨到了36美元;连表现最差的伊兰科技公司的股票也从3美元涨到4.5美元。1998年,他们基金资产规模达到1亿美元,年平均综合增长率为45%。
1999年是一个丰收年。那家在1998年表现最差的伊兰科技公司,凯斯勒在低位继续加仓,后来在100~200美元的高位逐步抛出;当初18美元/股投资的Alteon、从韩国双龙公司那里以2.5美元/股接手的股票,价格都超过了100美元……
1999年一季度,他们的盈利上涨了32%;二季度,又上涨了52%;三季度,继续上涨20%,最终以377%的年收益率,名列对冲基金排行榜第四。这家1996年以1100万美元初始规模起步的基金,在运作了3年后,资产规模已近10亿美元。
让凯斯勒骄傲的不仅于此,“我敢打赌,一只5000万美元对冲基金,1个月的交易量比我们1年的还多。”弗雷德说,“我们正在为我们的投资者服务,而不是为华尔街服务。”
1999年7月的某一天,凯斯勒应邀与一位神秘的客户共进早餐。客户自称来自巴林,“我们听说了你们和你们的绩效,很感兴趣,我明天早上先汇5亿美元给你们。”
一周后,同样的场景在同一家餐厅里上演。这次的客户来自沙特,也是5亿美元。
从天而降10亿美元,但凯斯勒和弗雷德拒绝了!他们认为,不仅不该再接受任何钱,还应该开始把资金归还给投资人。因为市场正在疯狂地飞翔,而他们得提前考虑安全着陆。
2000年一季度,他们的盈利又上升了40%。此后18个月里,他们按照预定计划,坚决逐步卖出持股,强制投资人收回他们的投资。到了年底,华尔街网络股泡沫在癫狂中爆破,许多弄潮儿被吞噬,凯斯勒则奇迹般地“逃脱”,全身而退。
谈及创造这一奇迹的原因,凯斯勒说,华尔街有句名言“高峰和谷底都不会有铃响”,但那些“撒在我们身上的钞票是救了我们的小铃铛”。
1年后,凯斯勒再次因为“逃脱”——当年从摩根士丹利的辞职——而感到幸运。
2002年,纽约检察长斯皮策着手清理华尔街,凯斯勒曾经的同事,潘恩韦伯时期的格鲁曼、摩根士丹利时期的奎特隆以及玛丽·米克,全部落马,他们都是网络热潮中的超级明星。调查表明,为了给自己的客户公司带来好处,他们给出的股市建议与事实有出入。格鲁曼被罚1500万美元,永久性市场禁入;奎特隆被罚30万美元,吊销一年执业资格;米克虽侥幸避免了惩罚,但声誉尽丧。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凯斯勒,时间见证了他的成功。如今,他不仅以未受玷污的声誉自豪,并坚持独立思考,继续寻觅知识经济财富新路线,此外,还享受着自我隔离于冷酷的对冲基金世界外的财富与温情。
在其作品《操纵金钱》的扉页上,是凯斯勒对家人温情的致辞:献给南茜,以及我的四个孩子。
在产业升级中赚大钱
上个世纪60-80年代美国出了不少投资大师,包括巴菲特、索罗斯、彼得·林奇、罗杰斯、列维和戴维斯等。但是在90年代后期以后,鲜有高水平的投资高手出现。也许这是因为美国新经济的出现以及互联网泡沫的破碎,淘汰掉了很多投资人物,也许是因为传统的投资方式越来越不流行,而很多对冲基金采取了数量化的非传统投资风格,这些数量操作目前还没有经过市场长期检验。
在喧嚣的新经济和新世纪,安迪·凯斯勒算是一位非常值得一提的投资高手。他具有丰富的华尔街工作与投资经验,在华尔街做过炙手可热的研究分析师,还做过投资银行家和风险投资家,以及以传统方式投资的对冲基金合伙人,在华尔街有20年的投资经验,并且有4本关于投资方面的书籍出版。
凯斯勒先生今年11月底将要应《红周刊》之邀访问中国,而我们要与投资高手切磋和交流甚至学习其经验,就要知道他能贡献给我们什么。我认为他在三方面值得国内投资人关注和学习。
贡献一:如何对高科技行业投资并选股
第一个在投资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凯斯勒阐述了高科技行业中的投资与选股策略。
与其他投资大师不同,由于凯斯勒有独特的研究分析师经历,他撰写了一本非常出名的《华尔街之肉》。这本书目前是作为华尔街卖方研究分析师必读的一本书,将来也会和《说谎者的扑克牌》、《查理D》等一样成为经典书籍。
在这本书里,他以非常轻松的文笔讲述了他在摩根斯坦利作为高科技行业研究分析师的工作经历(当时是美国IT和网络最流行的时代,而当时摩根斯坦利的高科技研究团队也是该领域的金牌研究团队,他的同事夸冲、米克等也都是非常著名的人物,米克还被称为“网络女皇”),讲述了他做研究推荐股票时的困惑与感受,以及如何不成为投资银行业务的“妓女”。相信其研究方法和和思路都非常值得当前国内证券公司的研究人员学习借鉴。
而凯斯勒在投资方面的主要贡献是阐述了在高科技行业中的投资与选股策略。这主要体现其经营自己的对冲基金和在其后所著的三本书中。一本是《操纵金钱》,其他两本是分别关于研究技术进步与金融市场的关系和研究生物医学方面的。
说实话,在国内证券市场中,现在讲的最多的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我也觉得非常有必要研究一下如何在科技行业投资和选股这一课题,但是我觉得国内仍然缺少这方面的分析方法。一方面是这个行业的公司鱼龙混杂,有很多公司只是徒有概念,区分起来很困难;另一方面是高科技行业产品的价格下降很快,让人难以捉摸。但是实际上,凯斯勒的到来将解决这个问题。他会让投资者觉得科技行业并不是复杂的行业,也并不难于分析。
贡献二:如何对科技股选时
在科技行业投资,选股的同时也必须选时,因为科技行业是个发展和变化迅速的行业。凯斯勒的分析方法很好地解决了科技行业中如何选股和选时问题。而即使在互联网泡沫时代,他也坚持自己的选股原则,并没有碰那些只是概念炒作的股票。
凯斯勒的选股原则概括起来很简单,就是选择有庞大的市场、超凡的竞争优势以及运作这个优势的商业模式的企业。用凯斯勒的原话说就是:“如果核心技术成为新的发展趋势中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如果这个趋势足够大的话,如果我们可以找到受保护的IP、代码、技术或者设计,或者所有人都不得不大规模购买的东西,我们就掌握了十垒打。”
他的瀑布理论也解决了股票的选时问题。“你不能在选时的时候做到非常准确,但是如果你能够找到能形成规模的技术,又认为相关障碍会被一一攻克,那么你真正需要做的是站在相同的位置上。当它开始起作用的时候,你就可以坐回椅子里,慢慢地数,你就会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并享受这场自由下落。”
这句话说起来非常抽象,但是在《操纵金钱》这本书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投资案例来说明了他的选股与选时思路——投资伊兰公司股票的过程。这个公司生产激光二极管驱动器,也就是DVD读写光驱的驱动器。当时电脑里使用的是普通光驱,DVD读写光驱价格非常贵,尚没有普及。因此这个公司的投资时机没有到来。后来DVD读写光驱价格变得非常便宜,市场对它的需求就可以几何级数地放大(即出现庞大的市场)。你想要销售DVD读写光驱,就必须要购买伊兰公司的激光驱动器(即很好的竞争优势和商业模式)。这时候就是买入时机。最终这个股票的股价从凯斯勒他们买入时的几美元涨到了200多美元。
可能会有很多投资者说中国是落后的市场,没有高科技,但实际上每个时代和国家都有自己阶段性的高科技。就如凯斯勒所说,铁路行业在当时的工业革命社会背景中也曾经是高科技行业呢。而在中国,投资于科技企业反而更容易,因为我们的新能源和新技术都可以从美国过去的历史阶段中学习。
凯斯勒把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进步和证券市场表现都研究了个底朝天,并提供了一种分析行业的新思路。他认为,每次技术进步本身的发展步伐并没有区别,比如新能源泡沫和互联网泡沫在本质上就没区别。比如在1840年,铁路股票的卖出价格按照乘客公里数的数量来计算,这和150年后互联网泡沫年代,网络公司按照点击率定价并没什么两样。
而且按照凯斯勒的思路,他认为在亚洲国家进行投资并不困难。“在这里,我仅仅看到美国30年以前或者80年以前的发展前景,我只能找和美国当年相似的产业和公司进行投资。这就像生活在18和19世纪的英格兰,想提前知道整个工业革命的结果如何太困难了,但是现在,在这里,我已经看了整场电影。我知道如何收场。”
贡献三:提供了全新的选股思路
凯斯勒的第三个贡献是对目前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技术进步的新时代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和选股思路。实际上,目前多数传统的经济理论对新形势下证券市场投资策略的指导越来越有局限性,很多投资者开始思考新时代全球投资格局和投资策略,凯斯勒也加入到这个思考的行列。
但是,在短短的篇幅里,很难说清楚凯斯勒对投资界的全部贡献,还是让我们共同期待安迪·凯斯勒的到来,期待他给中国的证券市场带来更多的新鲜空气!
关于投资交易
■弗雷德和我特别喜欢螺旋式上升的公司—小路货—或者说是有潜力的公司。技术很好、管理优秀,但是产品流通或其他一些因素导致这家公司无人理睬。而我们则坐在那里,戴着接球手的棒球手套等待接球。
■只要你能找到一个障碍进行逆向投资,那么当这个障碍消失的时候,当变化加速前进的时候,你就会赚钱。我不仅仅是在飓风之后期待建筑业股票价值上浮30%,而是会努力预测在一个壁垒消失后,会有500%到1000%的巨大价值上涨空间。
■最优秀的投资人不会被股价波动图或走势牵着鼻子走,而是要赶在这些曲线的前面,根据自己的观点预测未来的走向。
■当你考虑长期投资的时候,真正进行投资的就是你的优势,因为别人不可能知道。
■你可以成为一个长期投资者,但是必须不断地调整你的眼光,以适应眼下即将发生的事。我们也许正处在一个漫长的循环周期之中,就像英国长达100年的工业崛起一样漫长。但那并不是说你可以买进、持有,然后到高尔夫球场去呆到中午。
大赛英雄语录
大赛英雄语录【zengxu】
对于地产股的关注,要起源于去年12月份。我记得去年地产板块是绝大多数都不看好的,每个调研报告对其评级是负面的。实际上这些评论都是烟雾弹,这不,今年年初,大家找一些行业分析报告,都说地产行业的走势有积极的变化。
其实无论如何评级,我对地产股的观点还是比较看好的,特别是对于上市的地产股尤为如此。地产股的特点是业绩滞后,不属于周期性行业,只要人对居住的需求在变化,就会有房地产的市场。当然任何一个行业都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是好公司。
我对地产股推荐了两只股票:新湖创业、世茂股份。目前我还持有这两个股票,对于这两家公司的基本情况比较了解,特别是新湖创业,该公司的业绩有突飞猛进的变化。股市风险大,机会往往在别人都认为有风险的地方。2005-1-30
【hkchkc】
炒股主要依靠的还是技术指标!应遵循这个原则:70%技术指标+10%的基本分析+20%的心理分析。心理分析也可说是综合分析,包括个股市场价格比较。如去菜市场买菜一样,感觉那种菜绝对便宜又抵吃,你一定会买。你感觉这个股价格确实很低,技术指标(个人专用指标)又显示可买进,查一下基本资料还可以,这时你可以下定决心买进该股。
【hkh0123】
偶选股的原则,一看大盘的趋势,决定是做短线或是中线,还是空仓;二是仔细观察个股的技术形态,k线组合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当数k线组合、成本量价线系统。
就目前而言,大盘的趋势向下,故个股的选择最好是在题材类亦即游资狙击目标里找,赢面可能大一点。上期推荐的ST中发,技术形态,量价线指标,k线组合短、中比较良好,且偶认为该股主力在边拉边建仓,短线看蝇头小利还是有一些的。2005-2-1
【zxcvbnmzaq】
波段机会,超跌低价题材股大于基金重仓股。一个不容忽视的市场规律是:市场的平均持股成本,是影响平衡市中个股强弱的关键指标。向下远离市场平均成本的有回升动力,接近平均成本的有向下压力,除非个股的局部供求关系突发变异。
事实上,基于价值投资理念的基金重仓股之所以在大盘调整时抗跌,出现天马行空的走势,其实是筹码垄断的结果。例如在贵州茅台、上海机场中,基金分别垄断其流通股50%—70%之巨(根据基金四季度报告数据统计),基金重仓股的“孤岛型”强势并非市场自然换手的结果。
据笔者统计,9.14以来,个股的市场成本高低与个股波段强弱的正相关系数高达89.63%。由此可见,超强势基金重仓股仅满足了市场的“审美需求”,对中小规模资金而言,其波段机会远小于超跌低价题材股。2005-1-31
【猎鸟的鹰】
个人选择股票:
1、坚决只做强势股
我本人反对抄底的操作方法——曾经有过的数次惨痛教训告诉我,我不适合抄底,因为我屡次判断的底部常常与我开玩笑,在这样的较量中我屡次失败。
2、对待公布的消息尽量客观的分析
例如,这2周操作的000667名流置业,在公布年度业绩后一度股价下滑,下跌幅度达20%多。作为深圳市场首次公布业绩(况且业绩比较理想)的第1只股票,仍然没有摆脱“见光死”的现象。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这样的下跌并非可怕或趋势将破坏。
3、力求选择符合当前市场热点的股票
000667的选择至少符合2个热点:A、人民币升值受惠;B、房地产。
4、相信技术指标
我没有其他可以使用的更有力的武器,我只有技术分析,我也只相信技术分析。我个人的一个观点:与其有时间寻求这个公式、那个方程,还不如静心的学习一下基本功。书是死的,但有人却能把它读活。希望我们大家都成长为能读活书的英雄。
最后再说点与选择股票无关的话,要重视模拟操作。模拟操作的心理压力很小,如果模拟操作都做不好,那实盘就要小心了。同时对模拟操作的成绩也不要太沾沾自喜,如果模拟操作的受益比例达到50%,那实盘操作能达到25%也就了不得了。2005-2-5
【十年磨剑钝无锋】
本期推荐的000721,是我的实盘股票。我一般买股票是中线持有的眼光,并不在意短线5-10%的涨跌幅。所以一般会提早进场或坐失差价,边买边看边决定。这几天股市有点不太正常,技术指标和所谓经验已经不太管用了。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极度的恐惧心理在作怪。我还是坚信,这里就是中期底部。
鬼系指标很多,而且在不断发展。名字都起得很好听,什么猎豹出击等等。前几年,我用于短线实战最有用的是CYS市场盈亏指标:股价相对于13日移动成本均线的乖离率。-10就要关注,-13可以买点,-17必有强劲反弹(基本面没有坏消息的情况下),反之也同(基本面没有好消息的情况下)。概率70%以上,比较准确。
【宁波民间敢死队】
量是底蕴,活是精华。我选股的标准就两条:
一是量。没量的股票,再好我也不看。有量的入眼后再瞧瞧所处的位置高低,或其他相关的条件;
二是活。不管是涨还是跌,一定要相当活跃,来回波动,越大越好。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温吞水的股票亏不多也赚不多。
股市如人生:三分技术三分运,关键四分好心态。
【zdfpcuse】
个人观点,只做短期超跌股。结合大盘走势,领跌大盘,如遇大盘走好,将成为反弹急先锋;领跌大盘,如遇大盘继续向下,将喘口气继续向下,下跌的令人难以理解,这时反弹即将展开。
我们要做的,就是根据大盘走势,宁可买个套子也不要放过,机会稍瞬即逝,例如金荔科技,三毛派神。因为T+1买卖点很难把握,所以操作一定要谨慎,风险与机遇并存。2005-2-18
【~呵呵~】
这次有幸进入十甲,实在是运气,另外,就是我对这只股票跟踪了一段时间,对其比较熟。
本人首先还是看成交量和趋势,然后结合基本面来选择目标,最后用自己喜欢的技术指标来选择介入的位置。基本面差、无量、下跌趋势没有扭转的股票不看。
【大水牛】
经常做一些超跌类的股票,为控制好风险,仓量不大。像这次推荐的三毛,是实盘操作。
平日做股票注重的是价格、形态与量能。在研判大盘运行态势时,也加入时间因素。2005-2-19
【CNB】
CNB九条:
1、十年磨一剑
俺入市时间已经超过10年,学费交了不计其数,可是直到现在俺还是经常失手。要达到炉火纯青、游刃有余的境界,时间、性格、悟性都是重要的因素。但CNB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专业三年,业余十年,如果你不够这个时间,请不要下太大的赌注,而应选择小赌怡情。
2、智慧创造财富,性格决定命运
这是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名言,尤其适用于资本市场。不贪不惧,处变不惊,勤学善思,虚怀若谷,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显然炒股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游戏,问问自己。
3、炒股的实质内容
相比其他领域,股市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利用人类的弱点挣钱。比如你一次成功的操作,至少有两个人犯错误,一个在底部把筹码卖给你,另一个在高位接盘。因此,炒股的实质内容就是:自己别犯错误,并利用别人的错误。
4、资本市场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
资本市场最本质的东西,既不是资金也不是技术,更不是消息,而是信心。
5、选股原则
个股和指数并不完全同步。选股要分阶段,行情初期,应选择爆发力强的个股,中期,选择超跌补涨的个股,后期,应更加注重质地。另外,成交量、历史表现、波浪形态都是要考虑的因素。散户对基本面基本无需考虑,因为它时刻都反映在股价之上了。
6、止损原则
止损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止损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止损是前瞻的,而不是滞后的。止损的最高境界是:只看趋势,不计成本。
7、交易原则
主观预测,客观交易。波浪理论是预测市场的利器,但数浪是非常灵活的,不可教条,对自己唯一的数浪方案确信无疑是极其危险和愚蠢的。任何预测包括计划永远都是主观行为,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当市场走势和你的预测背离时,错的一定是你。不要为自己辩解,更不要幻想,而应当理智地采取行动,客观交易,做趋势的朋友。
8、交易系统
每个人都应当建立自己的交易系统。通过它,你可以轻松锁定目标个股,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对变幻莫测的市场做出明确的判断。判断的正确与否,和你的交易系统及个人水平有关。优化交易系统与提高操盘水平,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9、大道至简,小术无常
成功的投资人,一定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培养自己的哲学思维,抽去事物的表象,洞察其本质,不断地升华自己。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领悟领悟再领悟,你一定会成为赢家。
赖瑞·威廉斯:选对时机买对股
赖瑞·威廉斯:选对时机买对股控制风险只有3种方法
我做过很多研究,断定只有3种方法可以控制风险,同时仍然能够保持获利的可能。影响我们的风险高低有3种因素:
1、投资的品质;
2、投资的时机;
3、投资的金额。
投资的品质越低,风险显然越高,投资低劣的人,得到的是低劣的结果;投资垃圾,得到的就是垃圾。
投资的时机跟投资的品质好坏同样重要,如果你在正确的时间购买微软公司,你会赚到钱,因此时机很重要,不要相信别人说时机不重要的话。
寻找优良投资标的与选择正确时间有个问题是,这样做有一些微妙的差异,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这种事情订出一些规律,甚至拟出规则与策略,但这种事情一部分是科学,一部分是艺术。
换句话说,其中涉及判断,不过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所做所为岂不是全都跟判断有关吗?不错,但是根据健全的基础做判断,胜过不很了解这种事情所做的判断。
最后,投资金额会决定风险的高低。假使你买进一股微软,即使高价买进,你很可能也能够承担股价下跌的痛苦。但是如果你把终身储蓄都投下去,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因此专门讨论资金管理,这样你才可以决定做任何特定投资时,应该占投资组合的多少比率,或是应该拿出多少终身储蓄,投资在特定标的上。这样你就可以主导风险,而不是让风险拖着你走。
这一切都是好消息,投资人可以控制风险,投机客和赌徒为了更高的报酬率,设法扩大风险,但是即使他们有最惊人的利润,最后都会被风险吃掉。
衡量价值的7种传统方法
分析师通常采用7种方法衡量股票的基本面,和将来可能的报酬。
1、本益比
衡量价值最常用的方法是本益比,本益比由目前的股价除以目前盈余而得,数字越高,代表投资人为了换取公司盈余所支付的代价越高。因此高本益比表示价格难以再上涨。分析师一向说,本益比越低,未来市场的波动越有利。
2、价格净值比
由目前的股价除以每股净值而得,价格净值比低落,代表投资人买进股票所付的价格,接近公司资产清算的价值。这个比率越低,股票未来的展望应该越看好。
3、价格现金流量比
由一档股票的总市值除以公司的现金流量。喜欢这个指针的分析师指出,卑鄙小人和会计技巧可以操弄盈余,要操弄整体现金流量困难多了。看这个指针时,还是要看比较低的数字,一般认为,这样股票未来应该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4、价格销售比
用价格销售比评估价值是比较新的作法,价格销售比跟本益比类似,却是拿股价跟总销售额相比,而不是跟盈余相比,价格销售比高通常对股价不利,价格销售比低通常对股价有利。
5、股利率
股利率是衡量价值的另一种指针,其中的关键是投资人持有股票可以直接得到多少报酬。行情总是可能上涨,但是公司派发多少股利?理论上,高股利率的股票很有价值,光是公司能够派发股利,就表示公司赚钱,投资人得到双重好处,股价可能会上涨,同时投资可以得到报酬。
6、股东权益报酬率
股东权益报酬率是运用多年的价值指针,是由纯益(扣除所有费用,但不扣除股利后)除以股份,再乘以100,得到的百分比。这个数字也是越高越好。
7、相对强弱势
最后这个指针目前受到基金经理人广泛采用。当初是在1960年代开始流行,当时很多分析师说,一档股票的相对价格表现跟另一档股票相比时,具有预测价值。这个指针叫做相对强弱势指针,通常是拿今天所有股票的价格变化跟一年前相比。大家大致认为,相对强势值较高、一直上涨的股票,会继续上涨。
我们现在把注意力放在这些价值指针上,每一种指针都有助于我们选择最可能上涨的股票,你越了解这些技术,越能够用在投资决策上。
17世纪哲学家笛卡儿说过,“我思故我在”,这句话很可能是这种哲学的基础。他显然靠着赌博维生,除了思考人生意义之外,他也留下一句跟投机客有关的名言:“发现真理的人很可能只是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
用交易者的话来说,他的话意思是:“就在大多数人发现趋势向上时,趋势很可能就会改变。”
一个跟市场交易有关的真理:在大部分情况下,你可以不考虑无知投资人或大多数人的看法。
基本规则
第一个规则是这些过度看多或过度看空的区域通常是行情反转的时候。公元100年前,赫拉克里特斯(Heraclitus)说过:每一个趋势一定都会过度发展,造成趋势自行逆转。
过度看多与过度看空的区域,这种情形出现后进场交易,绝大多数都能够获利。这种情形确实是正常现象,不是特例。
超过75%的投资顾问过度看多时,随后几星期股价可能下跌,而不是上涨。
同理,看好的投资顾问低于25%时,行情上涨的机会会大为增加。的确如此,这4年当中,让人获利最多的涨势都是在人气指针降到25%以下时。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所有的东西通常都会从有秩序的状态,变成比较没有秩序的状态,失序的状态总是会更加严重。
一种趋势的所有秩序、共同展望的不一致性降低时,其实是使另一个极端,也就是趋势反转一端的失序增加。
巴菲特长期投资理念 投资易于了解的企业
巴菲特长期投资理念投资易于了解的企业
“如果你没有持有一种股票10年的准备,那么连十分钟都不要持有这种股票”,这是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对于股票投资的基本态度。本文将进一步分析巴菲特长期投资的理念,并就巴菲特近来持股的表现加以分析,作为投资人进军海外股市的参考。
创下永不亏损记录
如将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32年来的逐年投资绩效与美国标准-普尔500种股票价格指数绩效相比,可以发现巴菲特在其中的29年击败指数,只有三年落后指数,更难能可贵的是其中五年当美国股市陷入空头走势回档之际,巴菲特却创下逐年“永不亏损”的记录。因此巴菲特的投资理念不但为他创造了惊人的230亿美元的财富,其选股方法亦相当值得全球投资人学习。
巴菲特的选股方法乃师承基本学派大师本·格雷厄姆(Ben Graham)与菲利普·费希尔(Philip Fisher)。前者以“定量分析”为主,后者以“定性分析”为擅长,巴菲特则是集二者于大成。
格雷厄姆首创“安全边际”(Margin Of Safety)的稳健投资观念,他认为如股票价值底于实质价值(Intrinsic value),此种股票即存在“安全边际”,因此他建议投资人将精力用于辨认价格被低估的股票,而不管大盘的表现。由于他对定量分析的贡献,后世已公认他为财务分析之父。格雷厄姆“严禁损失”的投资哲学,更成为日后巴菲特奉行的圭臬。
费希尔则是主张投资成长率高于平均水准、利润相对成长以及拥有卓越管理阶层的企业。他与格雷厄姆最大不同之处,在于费希尔认为仅仅阅读公司财务报告并不足以判断是否应该投资,而应尽可能地从熟悉该公司的人士获取第一手资讯,此种方式已成为目前基金经理人选股前的必备条件。巴菲特则是将这两种投资方法加以发扬光大。
以巴菲特至1996年底的投资组合(附表略)加以说明,其中八种主要持股市值占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该年277.5亿美元持股市值的87%,如果将此等股票由1996年底迄今的报酬率加以计算,在14个月来的组合投资报酬率进一步上涨至37.72%。
着眼利基 稳扎稳打
观察巴菲特持有的这八种股票,几乎每一种股票都是家喻户晓的全球著名企业,其中可口可乐为全球最大的饮料公司,吉列刮胡刀则占有全球60%便利刮胡刀市场,美国运通银行的运通卡与旅行支票则是跨国旅行的必备工具,富国银行拥有加州最多的商业不动产市场并位居美国十大银行之一,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则是美国两大住宅贷款业者之一,迪斯尼在购并大都会/美国广播公司之后,以成为全球第一大传播与娱乐公司,麦当劳亦为全球第一大快餐业者,华盛顿邮报则是美国最受尊敬的报社之一,获利能力又远高于同业。
分析此等企业的共同特点,在于每一家企业均具有强劲的市场利基,已使得此等企业拥有巴菲特所谓的“特许权”(Franchise),而与一般的“大宗商品”(Commodity)不同。巴菲特对此种特许权的浅显定义,是消费者在一家商店买不到某种商品(例如可口可乐或吉列刮胡刀),虽然有其他类似竞争产品,但消费者仍然会过街寻找此种商品。而且此种产品优势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很难改变,这就是他“长期投资”甚至“永久投资”的基本面因素。
更重要的是巴菲特对此等企业的营运前景相当“确定”,因此他的投资风险相对大幅下降,他对许多机构投资人动辄买进一二百种股票的作法颇不以为然,因为在公司数目过多的情况下,经理人根本无法深入每一家公司的营运状况,结果反而增加部分资金亏损的风险。
对于近年来许多大幅上涨的高科技股,巴菲特亦坦承因为他无法多了解此一产业,所以他“避开”科技股。此中原因是股市中拥有大量的科技公司,但谁也没把握哪几家公司最后会脱颖而出,与其涉入高风险的投资,不如“稳扎稳打”地投资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因为巴菲特的信念之一是“投资易于了解的企业”。
——转自华尔街证券书店论坛的《打开投资大师的阿里巴巴之门》
西方价值投资策略基础学习篇
西方价值投资策略基础学习篇:(一)股神:巴非特华伦.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企业投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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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华伦.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是全世界有史以来,靠股票赚最多钱的人,1930年8月30日生于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的奥玛哈(Omaha),年轻时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研究所受教于班杰明.葛拉汉(Benjamin Graham),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54年加入葛拉汉纽曼公司(Graham-Newman),向葛拉汉学习投资方法,1956年回到奥玛哈以100美元起家,至1999年8月为止,个人资产总额已达360亿美元以上,成为全美第二富有的人。
巴菲特最重要的投资是在1965年买下传统纺织工厂波克夏.哈萨威(Berkshire Hathaway),1967年巴菲特开始利用波克夏.哈萨威的现金进行企业转投资,至今35年间,由于巴菲特长期购买企业的方法奏效,使波克夏.哈萨威的净值成长2078倍,而且没有任何一年出现亏损,假如在1965年投资一万美元在波克夏.哈萨威的股票上,至1999年中,市值逾5000万美元,而同时期的投资在S&P5000指数,则只成长至50万美元,至2001年中,波克夏总市值达1250亿美元(含A、B股),巴菲特自己拥有波克夏.哈萨威38%的股权,并且每年在波克夏.哈萨威的股东年报中的报告的投资成果及方法,皆被业界当成必读的经典之作。
巴菲特一生固守理性的投资原则,只投资企业本身而非股票,到2000年底,波克夏.哈萨威的主要持股,仍是其长期持有的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 Company 11.4% )、可口可乐(The Coca-Cola Company 8.1% )、吉利(The Gillette Company 9.1%)、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Company 18.3% )及威尔法哥(Wells Fargo & Company 3.2%)等公司。他自己声称:『我有15%像费雪(Philip A. Fisher),85%像班杰明.葛拉汉』可说明其投资风格;巴菲特目前仍住在故乡奥玛哈,40年前以3万1千500美元买来的老房子之中,奥玛哈也因为巴菲特,成为美国投资人膜拜的圣地,有些投资人愿意花六万美元以上买进一股波克夏的股票,只是要在每年波克夏的股东会中聆听巴菲特的教悔,由此可知巴菲特在美国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崇高。
投资程序:
巴菲特的投资法则非常简单,首先不理会股价每日的涨跌,其次,不去担心总体经济情势的变化;再者,以买下一家公司的心态投资而非投资股票,而其方法中有四大原则:
企业原则:
a.这家企业是简单而且可以了解的吗?
b.这家企业的营运历史是否稳定?
c.这家企业长期发展前景是否看好?
经营原则:
a.经营者是否理性?
b.经营者对他的股东是否诚实坦白?
c.经营者是否会盲从其它法人机构的行为?
财务原则:
a.把重点集中在股东权益报酬率(ROE),而非每股盈余
b.计算出【自由现金流量折现(DCF)】
c.寻找高毛利率的公司
d.对于每一元的保留盈余,确定公司至少已经创造了1元以上的市场价值
市场原则:
a.这家企业的价值是什么?
b.这家企业是否能以显著的价值折扣购得。(亦即取得安全边际)
Richmall的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由于巴菲特的原则中,部份是无法量化的,因此本系统只选取可数量化的原则、方法如下:
最近年度股东权益报酬率>平均值(市场及产业)
五年平均股东权益报酬率>15%
最近年度毛利率>产业平均值
7年内市值增加值/7年内保留盈余增加值>1
(最近年度自由现金流量/7年前自由现金流量)-1 > = 1
市值/10年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1
使用限制:
由于巴菲特的方法中,常以产业的比较做为是否投资该公司的标准,因此建议会员在选取时,须注意,选取的范围大小;另在比较每一元保留盈余是否创造超过一元的市场价值时,由于牵涉到公司上市年限是否够久,因此,上市不到七年的公司将被剔除。在最后阶段计算股东盈余折现时,本 系统采巴菲特使用的二阶段折现模型,第一阶段成长率预设为15%,第二阶段成长率为5%、贴现率预设为9%。
(二)德伍.却斯 (Derwood S. Chase Jr.) 大型成长动能选股法则
德伍.却斯 (Derwood S. Chase Jr.) 大型成长动能选股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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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德伍.却斯(Derwood S. Chase Jr.)是美国知名的成长型投资大师,投资经历长达48年,毕业于维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1954年取得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企管硕士学位,1958年创立大通投资顾问公司(Chase Investment Counsel Corporation:与大通银行无任何关系),曾任美国投资顾问协会主席(the Investment Counsel Association of America)及维吉尼亚大通基金会董事长(the Chase Foundation of Virginia),大通投资顾问公司只管理公司退休基金、信托基金、个人退休计划及捐赠基金,至2001年止,管理总资产达14亿美元以上,其中机构大型权益组合(Institutional Large-Cap Equity Composite)1990至2001年的年复利报酬达16.38%,分别超越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及罗素1000成长指数(Russell 1000 Growth)的表现达3.53%及4.31%,由于操作绩效卓越,1997年12月开始发行第一个共同基金—大通成长基金(Chase Growth Fund),至2001年底止,大通成长基金4年平均年报酬率达9.88%,亦轻易打败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的5.65%,在743支同类型基金中排名第六,知名基金评等公司晨星公司(Morningstar Inc.)因此给予五颗星的最高评价,显见在德伍.却斯领导下的优异投资成果。
德伍.却斯的投资方法主要以成长为考虑,大型股为主要投资标的,他曾在媒体访问中表示,他是以价值取向(Value-oriented)的GARP(Growth at Reasonable Price)投资者,选股结合数量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技术分析(Technical research)及基本面(Fundamental research),并认为好的投资组合应有35~45支股票,才足以分散风险。
资料来源:
http://www.chaseinv.com。
http://www.kiplinger.com。
http://www.morningstar.com。
http://www.maxfunds.com。
http://www.businessweek.com。
http://www.nbr.com。
投资程序:
德伍.却斯虽然自称为GARP(Growth at Reasonable Price)投资者,但它也称自己为风险规避(Risk Averse)的成长型投资者,并运用动能投资策略(Momentum Strategy),以表现良好的大型成长股为主要投资标的。
总市值大于等于50亿美元(Market cap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 5 billion)。
过去五年盈余复合成长率大于等于10% (Earning growth past five year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10% annualized)。
股东权益报酬率大于等于15%(Return on equity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15%)。
预估本益比小于等于过去五年盈余复合成长率的两倍(Forward PE less than or equal to twice the past five year's earning growth rate)。
近六个月股价相对强弱度排名60%以上 (6 month relative strength at least 60)。
近12个月股价相对强弱度排名60%以上(12 month relative strength at least 60)。
大师选股报告的使用方法:
由于德伍.却斯在一篇访谈内容中,提及他也用低于市场平均负债水平(Below-average levels of debt)来降低投资风险,因此,本选股程序整合以下客观、可量化的指标作为选股标准及买进标准。
选股标准:
总市值≧市场平均值*1.0。
过去五年盈余复合成长率≧10%。
近四季股东权益报酬率≧15%。
近一季负债比率<市场平均值。
买进标准:
预估本益比≦过去五年盈余复合成长率*2.0。
近六个月股价相对强弱度>1。
近12个月股价相对强弱度>1。
(三)戴维.卓曼(David Dreman)反向操作 价值型选股法则
戴维.卓曼(David Dreman)反向操作 价值型选股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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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戴维.卓曼(David Dreman)是美国知名的价值型基金经理人,他所管理的史卡德卓曼高报酬权益基金(Scudder Dreman High Return Equity Fund 分为A、B、C、I四种)获得晨星公司(Morningstar Inc.)五颗星的评价,至2001年2月底止,过去十年以来每年平均报酬率达18.27%,在美国大型价值型基金中名列第二,过去一年更以65.61%的报酬率,超越S&P500指数的表现达75.25%,名列第一(如附表),史卡德卓曼高报酬权益基金目前管理总资产达37亿美元以上,除了管理基金之外,戴维.卓曼亦是卓曼价值管理公司(Dreman Value Management LLC)的董事长,管理个人及机构投资者的资金亦达25亿美元左右,戴维.卓曼虽被视为价值型基金经理人,但在其投资过程中特别强调反向思考的重要,由其在富比士杂志(Forbes Magazine)固定的专栏名称定为"The Contrarian"可见一斑。
戴维.卓曼着有三本畅销书,分别是 Psychology and the Stock Market : Investment Strategy Beyond Random Walk(1977年出版),"Contrarian Investment Strategy-The Psychology of Market Success"(1979年由Random House出版,1982年以"The New Contrarian Investment Strategy"之名再版),及1998年出版的Contrarian Investment Strategy :The Next Generation : Beat the Market By going Against the Crowd,本模型是参考其书中的投资方法整理而成。
选股标准:
选择中大型的公司(Choose from a universe of medium to large-sized companies)。
选择低本益比的公司(Buy low price-earnings ratio stocks-those that are among the bottom 40% of stocks ranked by price-earnings ratio and have ratios below that of the S&P500)。
高股息收益率(The stock should provide a high dividend yield that can be maintained or, preferably, raised)
财务强度:有三个指标:
A.高流动比率(high ratios of current assets relative to current liabilities)
B.低负债净值比(low debts as a percentage of equity)
C.低股息支出率(low payout ratios)
良好的营运状况:有两个指标:
A.比同业高的权益报酬率(high return on equity relative to others in the industry)
B.比同业高的税前净利率(high pretax profit margins relative to others in the industry)
最近及未来盈余成长率高于市场平均值(higher rate of earning growth than the S&P500 both in the recent past and projected one year down the road)
大师选股报告的使用方法:
选择总市值大于市场平均值的公司。
选择本益比最低的50%且低于市场平均值的公司。
选择股息收益率高于市场平均值的公司。
财务强度:
A.流动比率高于市场平均值
B.负债净值比低于市场平均值
C.股息支出率低于市场平均值。
良好的营运状况:有两个指标:
A.最近一年净值报酬率比同业高
B.最近一年税前净利率比同业高。
最近一年盈余成长率及未来一年预估盈余成长率高于市场平均值。
(四)葛廉.毕克斯达夫(Glen E. Bickerstaff )
葛廉.毕克斯达夫(Glen E. Bickerstaff )
中大型成长股 选股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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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葛廉.毕克斯达夫(Glen E. Bickerstaff)是美国知名的成长型基金经理人,投资经历20年以上,曾任太平洋世纪顾问公司(Pacific Century Advisers)的副总裁(1980~1986)、泛美投资服务公司(Transamerica Investment Services)的副总裁及研究主管(1987~1998),在泛美投资服务公司的12年期间,他所管理11亿美元的泛美权益分离账户(Transamerica Equity Separate Account),有11年绩效打败S&P500指数,1995年开始管理泛美首相权益基金(Transamerica Premier Equity Fund),至1998年止,连续三年投资报酬率皆达30%以上,1998年5月被西方信托公司(Trust Company of the West)挖角,开始为西方信托公司管理TCW 加利欧精选权益基金(TCW Galileo Select Equity Fund),至1999年底止,仍保持年投资报酬率30%以上的佳绩,虽然2000年美股大跌,TCW 加利欧精选权益基金也只出现6.21%的投资损失,至2001年6月止,3年平均报酬率13.34%,超越同期S&P500指数表现达8.04%,葛廉.毕克斯达夫同时也是Liberty all-star Equity Fund 及Enterprise Equity Fund 等基金的共同经理人(Co-manager) ,至2001年6月底止,他所管理的共同基金、退休计划及私人账户资产总额达80亿美元左右。
葛廉.毕克斯达夫的选股特色以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中大型成长股为主,并集中投资在最看好的30~50支个股,而且一年内只换股5~8支,周转率只有20~50%,选股逻辑非常简单,找出具有完美成功模式(Patterns of Perfection)的公司即可,他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曾强调,只寻找具有成功的历史及良好管理的公司(Look for companies with a history of success and good management)。
注:本模块主要数据来源为Kirk Kazanjian 所著Wizards of Wall street-Market-beating insights and strategies from the world's top-performing mutual fund managers (NYIF,2000)一书。
投资程序:
选股标准:
历史营收成长率高于同业竞争者(A rate of revenue growth greater than those of your competitors is an indication that you're doing something different or better)。
扩张的市场占有率(An expanding market share, this says the company is doing something different or unique or has a cost advantage )。
税后净利率高且上升(If you see a business with a high and rising profit margin , it essentially proves there's an advantage of some sort of work)。
公司不需要太高的财务杠杆即能支持其快速成长才拥有较高的评价(If a company requires a lot of leverage or debt in order to experience rapid growth, it's less valuable than a business that doesn't require external capital)。
买进标准:
税前现金流量/ 企业价值*100% > 10%。
注:税前现金流量(pre-tax cash flow)=税前净利+折旧+摊提-资本支出
企业价值(enterprise value)=总市值+借款总额-现金及约当现金-短期投资净额
(Enterprise value, which is typically the market cap of the equity plus any debt on the balance
sheet, less any cash or marketable securities or things readily converted to cash on the balance
sheet.)
大师选股报告的使用方法:
选股标准:由于葛廉.毕克斯达夫选股方法中的第2项,扩张的市场占有率部份是主观判断的,本 系统只取用可数量化的部份,进行股票的筛选:
最近三年平均营收成长率>10% 及 产业平均值。
最近三年平均税后净利率>市场平均值。
最近三年平均税后净利率>产业平均值。
最近三年税后净利率成长年数=3。
最近一季负债比例<市场平均值。
最近三年无现金增资记录。
买进标准:由于葛廉.毕克斯达夫认为企业评价的标准会因为通货膨胀率及利率的高低而改变,因此,在买进标准的比率上,提供可变量以供会员自行更动。
税前现金流量/ 企业价值*100% > 10%。
注:税前现金流量=税前净利+折旧+摊提-资本支出
企业价值=总市值+借款总额-现金及约当现金-短期投资净额
(五)詹姆士.欧沙那希(James P. O'shaughnessy)
詹姆士.欧沙那希(James P. O'shaughnessy)
成长型股票筛选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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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詹姆士.欧沙那希(James P. O'shaughnessy)是欧沙那希资本管理公司(O'shaughnessy Capital Management,Inc)及欧沙那希基金公司(O'shaughnessy Funds, Inc)的总裁及基金经理人,也是Invest Like the Best(Mcgraw-Hill,1994),What works on wall street(Mcgraw-hill,1997,中译华尔街致胜秘诀)及How to Retire Rich(Broadway Books,1998)等书的作者,其中华尔街致胜秘诀是美国有名的畅销书,书中分析了包含S&P及compustat数据库上万家公司中,能真正长期战胜市场报酬率的财务因素,研究分析范围长达44年(1950-1994),证明市场没有遵循效率市场理论(Efficient Market theory),市场不断明确的回馈特定属性的股票,也不断的惩罚具有其它特定属性的股票,欧沙那希在【What works on wallstreet】一书中提出成长型股票的筛选原则如下列的投资程序。
投资程序:
去年股东权益报酬率>18%
5年期平均股东权益报酬率≧18%
最近一年盈余本益比<18
预估本益比<18
5年期净值(账面价值)平均成长率≧15%
5年期平均盈余成长率>15%
5年期资本支出平均成长率>10%
大师选股报告的使用方法:
为使本筛选程序顺利进行,本系统将使用方法中的筛选顺序进行更动如下:
5年期净值(即账面价值、股东权益)平均成长率≧15%
5年期税后盈余平均成长率>15%
5年期资本支出平均成长率>10%
5年期平均股东权益报酬率≧18%
最近四季股东权益报酬率>18%
最近四季本益比<18
预估本益比<18
(六)马克.约克奇(Mark L. Yockey)GARP成长型投资法
马克.约克奇(Mark L. Yockey)GARP成长型投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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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马克.约克奇(Mark L. Yockey )是艺匠合伙有限公司(Artisan Partners Limited Partnership)的合伙人,并且是艺匠国际基金(Artisan International Fund)的基金经理人;马克.约克奇毕业于密执安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的MBA并曾在法国的Universite'd' Aix-en-Provence读书,因此法文非常流利,1990年之前任职于法国La Socie'te' Generale 银行,并成为密执安州退休基金的分析师,1990至1995年曾任维代尔公司(Waddell & Reed)的副总裁及联合国际成长基金(United International Growth Fund)的基金经理人,1995年底开始操作艺匠国际基金,至2000年底止,每年平均报酬率达24.39%,基金管理资产达47.5亿美元,1998年晨星公司选择马克.约克奇为年度基金经理人(Morningstar International fund Manager of the Year for 1998),马克.约克奇认为自己是一位GARP(Growth at a reasonable price)的实践者,专门寻找在任何国家中高成长而价格合理的公司作投资,目前艺匠国际基金投资在至少20个国家的企业,并限制单一公司持股不得高于基金资产的5%,以降低投资风险。
投资程序:
马克.约克奇选股方法极为简单,虽然他属于成长型投资人,但认为太高的成长率无法持久,因此,在成长性方面,他并没有太高的要求,以下是其选股的要点(Criteria):
持续性的成长(Sustainable growth)-盈余每年成长10%-40%
合理的评价(Reasonable valuation)-通常本益比不可大于盈余成长率
强力的产业表现(Strong industry presence)-在产业中主导或加速成长(a dominate or accelerating position)
有效的管理(Effective Management)-强调股东的价值(With a focus on shareholder value)
大师选股报告的使用方法:
马克.约克奇的选股方法中,“五年平均盈余成长率介于10%至40%之间,且每一年皆大于10%”的条件,在国内股市中,符合的公司太少,因此本选股程序稍作修改,但仍保留其选股精神;另外在一篇访谈报告中,马克.约克奇曾表示他亦很喜欢高毛利的公司,所以,我们亦将毛利率列入选股标准中,而马克.约克奇的选股方法中亦有两项(三及四)属于无法数量化的主观判断指标,无法列入选股标准中;使用方法如下:
最近四季毛利率 > 市场平均值。
五年平均盈余成长率 > 10%,且每一年皆为正成长。
预估本益比(P/E ratio) < 预估盈余成长率。
(七)班杰明.葛拉汉(Benjamin Graham)防御价值型投资法
班杰明.葛拉汉(Benjamin Graham)防御价值型投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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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大师背景:
班杰明.葛拉汉是华尔街公认的证券分析之父,1894年生于伦敦,1895年举家迁居纽约,9岁时父亲过世,幼年生活困苦,1914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进入证券经纪商纽伯格公司(Newbuger Henderson&Loeb)担任统计分析的工作,1923年离职后,创立第一个私人基金-葛兰赫公司,初试啼声操作绩效即非常优异,1925年因合伙人意见不合而清算解散,1926年和友人合资设立葛拉汉联合投资账户(Joint Account),至1929年初资金规模由45万美元成长至250万美元(非新投资者),一夕之间,葛拉汉之名成为华尔街的宠儿,多家上市公司的所有人皆希望葛拉汉为他们负责合伙基金,但皆因葛拉汉认为股市已过度飙涨而婉拒,1929年,葛拉汉回到母校开课,教导证券分析的方法,1934年和托德(David L. Dodd)合着「有价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一书,成为证券分析的开山始祖,在葛拉汉之前,证券分析仍不能被视为一门学问,此书至今仍未绝版,且是大学证券分析的标准教科书之一,当代著名的基金经理人如华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约翰.奈夫(John Neff),汤姆.芮普(Tom Knapp)等皆是葛拉汉的学生,目前华尔街只要是标榜价值投资法的基金经理人,也都是葛拉汉的徒子徒孙,葛拉汉于1960年解散经营20年的葛拉汉.纽曼公司(Graham Newman),并退休,1976年去世,留下逾300万美元的遗产,另着有智能型股票投资人一书(The Intelligent Investor: A Book of Practical Counsel)一书,本方法即是此书中的投资原则的重点。
投资程序:
葛拉汉认为防御型投资者应平均买进道琼工业指数的30支股票,否则应按照以下原则来选股:
选择年销售额逾一亿美元的公司,或年销售额逾5000万美元的公用事业股。
流动比例应为200%以上,且长期负债不超过净流动资产。
选择过去十年,每年皆有盈余的公司
选择连续20年都支付股利的公司
利用3年平均值,选择过去10年每股盈余至少成长1/3的公司。
股价÷三年平均每股盈余小于15倍。
股价净值比小于1.5倍。
投资组合中应保持10-13种股票。
大师选股报告的使用方法:
由于时空背景的不同,并利于选股程序的进行,本系统将葛拉汉的程序稍作更动:
选择年营业额大于市场平均值的公司
选择过去5年皆有盈余的公司
选择连续2年皆支付现金股利的公司
流动比例>200%
净流动资产 - 长期负债>0
(近三年平均税后净利-近10-12年平均税后净利)/近10-12年平均税后净利的绝对值>0.33
PER1(以近3年平均每股盈余计算)<=15
PER(以近4季每股盈余计算)*PBR<22.5
(八)查尔士.布兰帝(Charles Brandes)价值型选股法则
查尔士.布兰帝(Charles Brandes)价值型选股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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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查尔士.布兰帝(Charles Brandes)是证券分析之父班杰明.葛拉汉(Benjamin Graham)的传人之一,在1970年初,担任过班杰明.葛拉汉的证券营业员,接受班杰明.葛拉汉的教导,1974年创立布兰帝投资伙伴公司(Brandes Investment Partners L.P.),刚开始为投资人管理的资产只有1.3亿美元,到2001年中,旗下管理资产总额已达750亿美元以上,除了自已发行的基金之外,包含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 Canada Inc.)、AGF基金集团(AGF Group of Funds)、BMO Nesbitt Burns Inc.、RBC Dominion Securities Inc.、Pilgrim Mayflower Trust及CIBC Wood Gundy等知名公司皆是其重要客户,查尔士.布兰帝所管理的布兰帝全球权益基金(Brandes Global Equity Fund)过去20年的年投资报酬率达17.91%,超越摩根史坦利世界指数(MSCI World Index)的表现达5.8%,最近一年更以23.32%的投资绩效,大幅打败摩根史坦利世界指数达48.42%,即使是替AGF基金集团管理的AGF国际价值基金(AGF International Value Fund),10年平均报酬率亦达16.62%,在所有国际型基金中排名第一,基金评等机构晨星公司(Morningstar Inc.)及全球基金(Globefund)皆给予五颗星的最高评价,查尔士.布兰帝亦被尼尔森公司(Nelson's Investment Manager Database)选为2000年最佳基金经理人(Nelson World's Top 10 Money Manager)的第一名。
查尔士.布兰帝的投资哲学当然以班杰明.葛拉汉的价值投资为主轴,对于班杰明.葛拉汉的原则奉行不渝,认为预测性资料对股票投资没有帮助,喜爱投资被法人忽视的冷门股,对于公司管理阶层的诚信及持股状况非常注意,投资持股期间平均达3~5年,并认为买进股票持股不超过一年不能算是投资,且投资30~60%的资金在高质量的债券及特别股,查尔士.布兰帝着有1989年出版的今日价值投资(Value Investing Today:Proven Techniques for Long-term Growth)一书。
资料来源:Value Investing Today:Proven Techniques for Long-term Growth:Charles Brandes:1989,及http://www.brandes.com、http://www.managerreview.com、http://www.agf.com、http://www.nelnet.com等网站。
投资程序:
选股标准:
强力的资产负债表(Companies with Strong Balance Sheets)。
相对低的本益比、股价现金流量比、股价净值比。
(Companies with comparatively low price/earnings, price/cash flow, and price/book value ratio)
公司经营阶层具诚信且持股够多。
股价低于公司真实价值(Intrinsic Value)的三分之二。
Richmall的使用方法:
由于查尔士.布兰帝特别强调不以预估的数据作为选股标准,因此,在评估真实价值方面,本模块不用现金流量折现法(以预估的未来现金流量)来计算,而以公司净值来代替,以利选股之进行。
选股标准:
最近一季负债净值比 < 40%。
最新董监事持股比率 > 市场平均值。
近四季本益比 < 市场平均值。
股价/近四季现金流量比 < 市场平均值。
最近一季股价/净值比 < 市场平均值。
最近一季股价/净值比 < 1.0倍。
(九)雪拜.戴维斯(Shelby Davis)长期成长投资法
雪拜.戴维斯(Shelby Davis)长期成长投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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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雪拜.戴维斯(Shelby Davis)是戴维斯精选顾问公司(Davis Selected Advisers)创办人,自1969年开始操作戴维斯纽约创投基金(Davis New York Venture Fund)至今逾30年,过去30年,累积报酬率达75倍,是S&P500指数的两倍,过去10年年平均报酬率达20.27%,超越同期S&P500指数表现达2.83%,获得晨星公司(Morningstar Co.)五颗星的评价,目前戴维斯纽约创投基金管理总资产达225亿美元以上,而员工投资在戴维斯系列基金的金额亦达6亿美元,显示员工对公司的信心。
戴维斯家族是美国少见具三代投资传承的家族之一,雪拜.戴维斯的父亲雪拜.柯伦.戴维斯(Shelby Collum Davis)在1940年代即是美国著名的投资人,喜爱长期投资保险公司,当他在1994年去世之时,累积的资产即达8.3亿美元,雪拜.戴维斯的两个儿子克里斯.戴维斯(Chris Davis)及安德鲁.戴维斯(Andrew Davis)目前亦在基金公司帮助父亲工作。
雪拜.戴维斯的投资哲学是低价买进具持续成长性的公司,并长期投资;基金平均年周转率只有25-30%,贝他值低于1,1996年获得晨星公司选为年度最佳基金经理人(Manager of the year 1996),钱杂志(Money Magazine)称他为最值得信赖的基金经理人(The most reliable fund manager in the business),值得注意的是雪拜.戴维斯虽然是以成长股为投资标的,但他认为太快速的成长大多无法持久,而且他是以价值型方式选取买进价位(Buy growth at value price),因此,美国部份基金评等机构也将他归类为价值型投资者。
投资程序:
雪拜.戴维斯选股必须公司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流的管理(First-class Management)
管理阶层持股比例高(Managers own significant stakes)
资本报酬率高(Strong returns on Capital)
相对低的经营成本(A lean expense structure)
在成长市场中的主导地位(A dominant or growing market share in a growing market)
有成为并购者的实力(A proven record as an acquirer)
强力的资产负债表( A strong balance sheet)
产品或服务不会过时(Products or services that do not become obsolete)
成功的国际化业务(Successful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创新(Innovation),利用科技.降低成本、增加销售。
大师选股报告的使用方法:
由于雪拜.戴维斯的方法部份具有主观的成份,本系统只选取可数量化的部份做为选股标准:
董监持股比例高于市场平均值
5年平均股东权益报酬率高于市场平均值
5年平均营业利益率高于市场平均值
负债比例低于市场平均值
预估本益比低于预估盈余成长率
使用限制:
虽然雪拜.戴维斯注重所投资公司长期而持续的成长,但不偏好高科技股,反而对金融、保险及证券等行业颇有偏好,一方面他认为金融、保险等行业永远不会褪流行;另一方面可能是因受他父亲雪拜.柯伦.戴维斯的影飨。
由于在中国,经营权和所有权画分不似国外分明,且董事多有兼任经理人之情事,故本系统以董监事持股比例代替经理人比例来表示管理阶层持股比例会更有意义。
预估资料系优先采用公司预估数,其次为投资机构预估数, 最后才用近5年盈余平均成长率推估本年度之获利。
使用预估时,请注意下列限制
【公司预估】
因预估信息来源为公司(内含经会计师核阅之正式财务预测) 、除正式之财测具强制性,须依获利进度作更新外,其余由公司内部人发布之预估数皆无强制要其发布或更新,故使用上,可能会因预估时点早,但之后遇上产经情况大转变下,该预估值可能高(低) 估。
【投资机构预估】
因券商多在每年年初对全体上市(公司未来一年做预估,但受限于其人力及成本考虑,其多只对一些市场上热门的公司估续后追踪修正,故使用上,会因预估时点早,或产业发生重大变化,但公司属于冷门的公司的情况下,预估值可能高(低) 估。
【以5年平均盈余成长率推估】
系使用公司历史的情况来推估未来一年的获利,然过去的绩效不能保证未来的获利能力,在无公司或投资机构预估的情况下,提供该值参考。
会员可按照投资程序中,其选取公司的主观标准,做为样本的参考。
(十)杰瑞黛.魏斯(Geraldine Weiss)蓝筹股投资法
杰瑞黛.魏斯(Geraldine Weiss)蓝筹股投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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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杰瑞黛.魏斯是美国著名投资建议刊物【投资体质趋势】(Investment Quality Trend)的资深编辑兼发行人,【投资体质趋势】创刊于1966年,主要采用的投资观念是【股息效应】,至今仍历久不衰;投资大师马克.赫伯(Mark Hulbert)在1992年11月的富比士(Forbes)杂志中,曾赞扬【投资体质趋势】,自1986年至1992年,报酬率达155%,比Wilshire5000指数的125%表现优异,而且波动率比Wilshire5000指数低20%。【投资体质趋势】的绩效,一直以来皆排名在投资顾问业的前10%之内;杰瑞黛.魏斯自1986年加入至今,并着有【股票投资价值分析】(The Dividends Connection-How Dividends Create Value in the Stock Market)(该书与Gregory Weiss 合着)及【股息不说谎】(Dividends Don't Lie)等书;本系统所使用的投资方法即来自【股票投资价值分析】一书。
投资程序:
【投资体质趋势】的特色在于只选取约350档蓝筹股做为投资分析的标的,引用六项单纯的准则,评估股票的体质,界定蓝筹股的必要条件。
过去12年内股息必须成长5倍
在史坦普(Standard & Poor's)体质评估中必须是A-级或以上,代表平均水平以上的投资体质。
在外流通股数至少为500万股,以确保有充份的市场流通性。
至少有80家机构持有该股
至少必须25年不间断发放股息
过去12年中,公司盈余必须至少有7年成长。
大师选股报告的使用方法:
由于国内外股市实际情况稍有不同,因此,本系统将选股条件稍作更动,以利于选股之进行。
股本大于市场平均值的公司
至少有10家以上投信股票型基金持有该股。
5年内盈余成长了3年以上。
过去3年中,不间断发放股息
过去3年股息必须成长0.5倍以上
股息殖利率 >= 4%
(十一)威廉.欧尼尔(William J. O'Neil)CANSLIM投资法则
威廉.欧尼尔(William J. O'Neil)CANSLIM投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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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威廉.欧尼尔(William J. O'Neil)是美国知名的成长型投资大师,投资经历长达40年,毕业于南美以美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并曾在美国空军服役期间以300美元开始投资宝碱(Proctor & Gamble)股票,退役后在洛杉矶的海登.史东(Hayden, Stone & Company)证券公司担任经纪人及在哈佛大学的管理发展所(PMD:Program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研究期间,开始研究美国股票史上涨幅最大的股票所具有的特性,发展出著名的CANSLIM选股投资法则,他以CANSLIM 的方法进行实际投资,创下在26个月内大赚20倍的记录,1963年创立威廉.欧尼尔公司(William O'Neil & Co.,Inc.),并买下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的交易席位,当时他年仅30岁,创下最年轻拥有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席位的记录,1984年开始发行投资者财经日报(Investor's Business Daily),成为唯一可以和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媲美的投资日报,1988年出版How to Make Money in Stocks: A winning system in good times or bad一书(中译:笑傲股市),即成为当年度全美最畅销的投资类书籍,并在1990年及1994年再版,至今已销售达100万本以上,而且仍然继续发行。
目前威廉.欧尼尔公司已成为全球主要基金经理人最喜爱的投资顾问公司之一,有超过600位基金经理人听取威廉.欧尼尔的投资建议,而投资者财经日报在全美的订户超过30万人,对股市的影响非常大,威廉.欧尼尔公司目前仍担任其旗下五家公司的董事长,并持续以演讲的方式宣扬其CANSLIM的投资策略。
资料来源:1. http://www.williamoneil.com、2. http://www.investors.com、
3. http://www.dailygraphs.com。
How to Make Money in Stocks:A winning system in good times or bad)
投资程序:
威廉.欧尼尔研究1953年开始至1990年间,美国表现最好的500家上市公司,整理出其具的共同特性,发展出CANSLIM的投资哲学:
C:当季盈余成长率至少18~20%(Current quarterly earning per share must be up at least 18~20%)。
A:过去五年盈余显著成长,复合成长率15~50%或以上(Annual earning per share should be meaningful growth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the annual compounded growth rate of earnings in the superior firms should be from 15% to 50%, or even more per year)。
N:新产品、新管理阶层或股价创新高,忘记低价股,股价低通常有其理由存在(Buy companies with new products, new management, or significant new changes in their industry conditions, and most important, buy stocks as they initially make new highs in price. Forget cheap stocks—they are usually cheap for a good reason)。
S:流通在外股数少或是在合理水平之内(Shares outstanding should be small or of reasonable number, not large capitalization, older companies)。
L:市场的领导者或落后者,应挑选(Leader or Laggard:the 500 best performing stocks from 1953 to 1990 averaged a relative price strength of 87)。
I:专业投资机构的认同(Institutional sponsorship:Buy stocks with at least a few institutional sponsors with better than average recent performance records)。
M:市场走向(Market Direction)。
大师选股报告的使用方法:
由于威廉.欧尼尔所用的指标中,有一小部份无法以量化的方式做程序筛选,如公司是否有新产品?新产品的竞争力如何?新经营阶层的良窳?等,皆是主观判断,本选股程序不列入筛选条件,而其第7项标准,由于每一个人对于市场方向的定义及看法皆可能不同,因此,本选股程序不做判断,由会员自行输入市场之趋势。
选股标准:以下七个选股标准中,符合1个即给1分,总分达5分以上即是买进标的。
C:单季常续性利益成长率≧18%。
A:五年常续性利益复合成长率≧15% 且 每年皆为正成长。
N:股价≧最近1年最高价。
S:总市值<市场平均总市值╳1.2。
L:一年股价相对强弱度(RPS)≧80。
I:投信基金持有家数≧10 或 外资持股比例≧5%。
M:市场趋势是否为多头?
(十二)查尔士.布兰帝(Charles Brandes)价值型选股法则
查尔士.布兰帝(Charles Brandes)价值型选股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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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查尔士.布兰帝(Charles Brandes)是证券分析之父班杰明.葛拉汉(Benjamin Graham)的传人之一,在1970年初,担任过班杰明.葛拉汉的证券营业员,接受班杰明.葛拉汉的教导,1974年创立布兰帝投资伙伴公司(Brandes Investment Partners L.P.),刚开始为投资人管理的资产只有1.3亿美元,到2001年中,旗下管理资产总额已达750亿美元以上,除了自已发行的基金之外,包含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 Canada Inc.)、AGF基金集团(AGF Group of Funds)、BMO Nesbitt Burns Inc.、RBC Dominion Securities Inc.、Pilgrim Mayflower Trust及CIBC Wood Gundy等知名公司皆是其重要客户,查尔士.布兰帝所管理的布兰帝全球权益基金(Brandes Global Equity Fund)过去20年的年投资报酬率达17.91%,超越摩根史坦利世界指数(MSCI World Index)的表现达5.8%,最近一年更以23.32%的投资绩效,大幅打败摩根史坦利世界指数达48.42%,即使是替AGF基金集团管理的AGF国际价值基金(AGF International Value Fund),10年平均报酬率亦达16.62%,在所有国际型基金中排名第一,基金评等机构晨星公司(Morningstar Inc.)及全球基金(Globefund)皆给予五颗星的最高评价,查尔士.布兰帝亦被尼尔森公司(Nelson's Investment Manager Database)选为2000年最佳基金经理人(Nelson World's Top 10 Money Manager)的第一名。
查尔士.布兰帝的投资哲学当然以班杰明.葛拉汉的价值投资为主轴,对于班杰明.葛拉汉的原则奉行不渝,认为预测性资料对股票投资没有帮助,喜爱投资被法人忽视的冷门股,对于公司管理阶层的诚信及持股状况非常注意,投资持股期间平均达3~5年,并认为买进股票持股不超过一年不能算是投资,且投资30~60%的资金在高质量的债券及特别股,查尔士.布兰帝着有1989年出版的今日价值投资(Value Investing Today:Proven Techniques for Long-term Growth)一书。
资料来源:Value Investing Today:Proven Techniques for Long-term Growth:Charles Brandes:1989,及http://www.brandes.com、http://www.managerreview.com、http://www.agf.com、http://www.nelnet.com等网站。
投资程序:
选股标准:
强力的资产负债表(Companies with Strong Balance Sheets)。
相对低的本益比、股价现金流量比、股价净值比。
(Companies with comparatively low price/earnings, price/cash flow, and price/book value ratio)
公司经营阶层具诚信且持股够多。
股价低于公司真实价值(Intrinsic Value)的三分之二。
Richmall的使用方法:
由于查尔士.布兰帝特别强调不以预估的数据作为选股标准,因此,在评估真实价值方面,本模块不用现金流量折现法(以预估的未来现金流量)来计算,而以公司净值来代替,以利选股之进行。
选股标准:
最近一季负债净值比 < 40%。
最新董监事持股比率 > 市场平均值。
近四季本益比 < 市场平均值。
股价/近四季现金流量比 < 市场平均值。
最近一季股价/净值比 < 市场平均值。
最近一季股价/净值比 < 1.0倍。
(十二)查尔士.布兰帝(Charles Brandes)价值型选股法则
查尔士.布兰帝(Charles Brandes)价值型选股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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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查尔士.布兰帝(Charles Brandes)是证券分析之父班杰明.葛拉汉(Benjamin Graham)的传人之一,在1970年初,担任过班杰明.葛拉汉的证券营业员,接受班杰明.葛拉汉的教导,1974年创立布兰帝投资伙伴公司(Brandes Investment Partners L.P.),刚开始为投资人管理的资产只有1.3亿美元,到2001年中,旗下管理资产总额已达750亿美元以上,除了自已发行的基金之外,包含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 Canada Inc.)、AGF基金集团(AGF Group of Funds)、BMO Nesbitt Burns Inc.、RBC Dominion Securities Inc.、Pilgrim Mayflower Trust及CIBC Wood Gundy等知名公司皆是其重要客户,查尔士.布兰帝所管理的布兰帝全球权益基金(Brandes Global Equity Fund)过去20年的年投资报酬率达17.91%,超越摩根史坦利世界指数(MSCI World Index)的表现达5.8%,最近一年更以23.32%的投资绩效,大幅打败摩根史坦利世界指数达48.42%,即使是替AGF基金集团管理的AGF国际价值基金(AGF International Value Fund),10年平均报酬率亦达16.62%,在所有国际型基金中排名第一,基金评等机构晨星公司(Morningstar Inc.)及全球基金(Globefund)皆给予五颗星的最高评价,查尔士.布兰帝亦被尼尔森公司(Nelson's Investment Manager Database)选为2000年最佳基金经理人(Nelson World's Top 10 Money Manager)的第一名。
查尔士.布兰帝的投资哲学当然以班杰明.葛拉汉的价值投资为主轴,对于班杰明.葛拉汉的原则奉行不渝,认为预测性资料对股票投资没有帮助,喜爱投资被法人忽视的冷门股,对于公司管理阶层的诚信及持股状况非常注意,投资持股期间平均达3~5年,并认为买进股票持股不超过一年不能算是投资,且投资30~60%的资金在高质量的债券及特别股,查尔士.布兰帝着有1989年出版的今日价值投资(Value Investing Today:Proven Techniques for Long-term Growth)一书。
资料来源:Value Investing Today:Proven Techniques for Long-term Growth:Charles Brandes:1989,及http://www.brandes.com、http://www.managerreview.com、http://www.agf.com、http://www.nelnet.com等网站。
投资程序:
选股标准:
强力的资产负债表(Companies with Strong Balance Sheets)。
相对低的本益比、股价现金流量比、股价净值比。
(Companies with comparatively low price/earnings, price/cash flow, and price/book value ratio)
公司经营阶层具诚信且持股够多。
股价低于公司真实价值(Intrinsic Value)的三分之二。
Richmall的使用方法:
由于查尔士.布兰帝特别强调不以预估的数据作为选股标准,因此,在评估真实价值方面,本模块不用现金流量折现法(以预估的未来现金流量)来计算,而以公司净值来代替,以利选股之进行。
选股标准:
最近一季负债净值比 < 40%。
最新董监事持股比率 > 市场平均值。
近四季本益比 < 市场平均值。
股价/近四季现金流量比 < 市场平均值。
最近一季股价/净值比 < 市场平均值。
最近一季股价/净值比 < 1.0倍。
(十三)杰克.布拉希 (Jack Brush) 稳定成长 选股法则
杰克.布拉希 (Jack Brush) 稳定成长 选股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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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杰克.布拉希(Jack Brush)是美国知名的股市数量分析大师,毕业于美国空军学院(United States Air Force Academy),并取得麻州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电机硕士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管理博士学位,曾担任美国空军著名的数量模型及电机研究单位—赛勒研究实验室(F.J. Seiler Research Laboratory)操作研究部门(Operations Research Division)主管,并任教于美国空军学院经济系,1976年创立哥伦拜资本服务公司(Columbine Capital Services Inc.),专门提供各种数量化的模型服务给予投资组合经理人参考,至2001年中,哥伦拜资本服务公司所服务的客户总计管理资产达3兆美元以上。
杰克.布拉希的研究以数量分析为主,以最佳化(Optimization)的模拟(Simulation)发展出可以预测超额报酬(excess return:alpha)的各种模型,适用于各种市场情况及不同的投资风格,杰克.布拉希并曾在1995年的投资组合管理月刊(Journal of Portfolio Management)中,发表”斜率最大化:完整的报酬风险投资组合建立程序(Gradient Maximization: An Integrated Return/Risk Portfolio Construction Procedure)一文,来阐述他的理念。
本模块程序采用杰克.布拉希在接受媒体专访时透露如何选择稳定成长股(Slow-Growth Sector)的选股模式,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公司的预估盈余更正比盈余成长率本身重要,而在股价评价时(Valuation)只要有一个指标即可,股价现金流量比(P/CF)比本益比(P/E)更有效。
资料来源:http://www.columbinecap.com。
投资程序:
选股标准:
选择总市值大于10亿美元且排名在前100名以外的公司(Market capitalization Minimum $1billion, but throw out the top 100)。
次年度盈余预测调高(Earnings estimate revisions:Higher for the next fiscal year)。
最近一季有盈余惊喜(Earnings surprise:At least better than 0% in the most recent quarter)。
股价现金流量比低于产业平均值(Price to cash flow ratio:Lower than industry)。
股价动能高(Price momentum:Put a lot of weight on the most recent 6 months, some weight on the past 12 months, and invert the past month)。
大师选股报告的使用方法:
由于杰克.布拉希的选股指标中,有部份标准并不适用于中国股市(如第一项的市值限制,美国股市的上市家数及市值规模比中国多且大),因此,本MALL依中国情况作修正,本模块程序并将其选股方法重组成选股标准及买进标准两个部份:
选股标准:
总市值 > 50亿。
剔除总市值最高的30家公司。
最近半年内公司或法人机构有调高盈余预估的记录。
最近一季累计税后盈余达标率 > 标准达标率。
买进标准:
最近四季股价现金流量比 < 产业平均值。
股价动能排名前20%。
(十四)马丁.兹威格的选股策略
马丁.兹威格的选股策略
第一部分:投资哲学
在股票投资策略中,主要有价值型与成长型两种类别。价值投资策略倾向于寻找被市场忽视或价值被低估的公司,成长型投资则主要关注那些收入或盈利展现出持续性或加速增长态势的公司。但我们在投资中很少发现以纯粹的价值或纯粹成长为导向的策略,多数时候只是更偏向于其中之一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
马丁.兹威格是兹威格基金管理者,20世纪90年代两度当选Hulbert Financial Digest最佳选股师,倾向于成长型投资策略。在《马丁•兹威格:战胜华尔街》(华纳公司,1997年)一书中,他策略性地描述了如何鉴别收入和盈利具有高成长的公司和在一定增长率的基础上有一个合理市盈率水平的公司,并根据内部人买入行为(或至少没有内部人大量卖出股票的迹象)以及股票价格的相对强势来决定买入股票。
全副武装你自己
兹威格将选股分为两类范畴—短枪式和步枪式.。短枪式是兹威格非常提倡的,在运用选股标准时必须采用公开的现有数据。这个较为机械的方法能帮助我们一次性筛选到大批股票,从而在每个公司的考察上花的时间更少。相反,步枪战略包括深入分析我们所选的公司。这个分析可能包括会计方法的应用,公司及所处行业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大堆的不确定因素对公司的影响分析。然而,兹威格指出,这种方法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有些不切实际,因为它要求我们全职专注于整个市场动态。
高成长型
兹威格选股策略中的一个关键点是:反复强调他称之为的“销售和利润的合理增长性”。为此他将从多个角度检验绝对水平以及增长率。
盈利的稳定性
我们从考察季度盈利和销售水平开始兹威格的选股实战。这里兹威格要求最近一个财政季度每股盈利较上一年同期的同比增长率为正数。但季度的同比增长率较季度的环比增长率是个更好的基准,因为它不受季节周期性变化。兹威格也检验每股盈利过去几个季度的同期增长水平。对于季度同比增长为负或者停滞不前的股票他非常警惕。我们选股的第一步是挑出前四个连续财政季度分别的同比增长率均为正的公司。
销售增长率
销售直接驱动盈利,因此兹威格也对那些能够维持销售水平的公司与销售增长的公司感兴趣。为了选出这样的公司,他首先要求销售的季度同比增长率为正。除了销售的季度同比增长率为正外,兹威格还喜欢那些季度同比增长率递增的公司。为抓住这个要素,我们将比较近一个财政季度与上一个财政季度的同比增长率。那些增长率呈递增状态的公司将顺利通过我们的筛选。
第二部分:盈利的持续性
兹威格看好年度盈利持续性增长的公司。这里,我们除了要求近两年来每股盈利年度均递增外,还要求一个公司最近四个季度(过去12个月)来每股盈利与上一个财政年度相比基本持平或有增长。兹威格尤其欣赏那些展现出“强劲”的长期增长态势的股票。为选出这类股票,我们要求近三年来的每股盈利年均增长率至少为15%。
销售增长与盈利增长
兹威格在比较销售与盈利增长时有一个观点。他指出当盈利增长未能跟上销售增长的步伐时,不做进一步研究就不能得出负面结论。竞争和价格战也许是个因素,但投资开发新产品的高额费用有可能是个更好的解释。
另一方面, 他对于那些盈利增长率远超销售增长的境况尤其敏感。也许一个公司短期内能通过压缩成本来提高盈利水平,但销售最终还是盈利长期增长的驱动因素。如果你发现一个公司盈利的长期增长率显著高于销售增长,那么这就是个红色信号,它警告我们该考察这个公司增长的持续性了。但一个公司由于运营效率的提高、财务杠杆的作用,从而使得盈利的增长率高于销售增长是可以接受的。鉴于这个原因,要求销售增长高于盈利增长的选股标准很可能将好公司排除在外。因此,我们取而代之的方法是,除了盈利增长外,其对应的销售收入近三年来年均增长率至少为15%。这样,我们就能挑出那些盈利及销售均呈健康增长的公司。现在就由你自己去进行下一步的分析了,看目前这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未来能否维持。
盈利增长动能
下一步,兹威格要找出具备盈利增长动力的公司,包括长期和短期要素。兹威格比较最近一季度盈利的同比增长率与之前的三个季度较上年同期同比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兹威格给出了一个例外,并不将近一季度每股盈利突然大幅增长的公司排除在外,尤其这种增长水平有望维持的公司。因此,他也能接受那些最近一个季度同比增长率超过30%的公司。兹威格也将盈利的最近一个财政季度的同比增长率与长期增长率相比较,希望找出季度增长率较高的公司。因此,我们的选股要求季度每股盈利的季度同比增长率高于三年增长率。组成兹威格选股的标准试图将那些能从目前经济周期和市场环境中获利的公司挑选出来。随着经济以及市场环境的变化,这些公司所处的行业也会发生变化。
第三部分:市盈率
兹威格另一个选股要点是市盈率。他避免那些处于边缘的公司,即市盈率过高或过低的公司。市盈率过低的公司,他认为有两种类型——那些正经历财务危机和处于被忽略行业的公司。在兹威格看来,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风险太大,投资价值难以评判,因为这些公司的风险抹杀了这些股票的潜在投资价值。被忽略的股票,从另一角度来讲,是因为公司本身或所处行业的不利消息所致。在某些案例中,这种因负面因素遭市场过渡反应的公司往往有着超过平均水平的估价增长潜力。研究表明,长期里这些股票总是能战胜高市盈率的股票。然而,根据兹威格选股标准的性质来看,我们的结果是否能获取到被忽略的公司还存在很大疑问。兹威格认为,如果公司真的在给定选股的增长率要求的前提下市盈率非常低,你应该立刻去研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看是否存在问题。市盈率过高是另一个极端,兹威格对这些公司非常紧张。这类股票如果没能达到市场对它们过高的期待,将面临被投资者愤怒抛弃的命运。市盈率越高,市场对公司的期待越高,一旦无法达到期待水平这些股票就跌得越惨。比较理想的是选择市盈率接近或略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公司。我们选股标准中市盈率的约束包括最低水平5.0(避免可能陷入困境的公司),最高不能超过整个股票市场的中值水平的1.5倍。
相对价格强度
在他的书中,兹威格花了大量时间讨论单个公司的股票价格走势和价格强度。兹威格最基本的方法是比较市场与个股的走势。他希望找出个股走势胜过大盘的股票。股票价格可能上涨,但假如上涨幅度落后于大盘,仍可认为其表现落后。因此,兹威格排除这些走势落后于整个市场的股票,尤其当市场整体表现良好的时候。他从中得出结论,如果一个公司果真那样好,那它的表现起码不应输于整个大盘。我们的选股排除近26周以来那些价格相对强势并超过标准普尔 500平均水平的公司。
其它条件
为充分说明兹威格的选股方法,我们还需对数据追加一些条件,以进一步保证我们最终考察公司的信息完整性。首先我们排除掉美国存储凭证(ADS),即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我们还需排除业务繁杂的金融服务及房地产行业的公司,这类公司通常包括封闭式的共有基金,以及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最后,选股方法标准考虑了投资于缺乏流动性(日成交量相对较低)的股票时可能会遇到的困难。虽然兹威格认为一般来说投资者不会遭遇流动性问题,但我们最好还是规定一个日成交量的最低水平。兹威格选股标准运用百分比排名,即在一个给定数据库范畴内 ,将相应数据进行排列。这种方法要求公司平均月成交量(以最近三个月为基础)居整体前75%。
相关因素
通常,我们所选的股票多数正处于起跑点位置而并非终点。随着数据被筛选出来,我们还应该用其它兹威格认同的相关方法进一步检验这些股票。
债务水平
兹威格认为对那些负债水平过高的公司,投资者不应花太多精力去关注。高负债率即意味着高风险,因为它们与利息费用相关的固定成本太高。一个公司合理的负债率水平与公司所处行业高度相关,所以公司负债率最好与行业平均水平相比较。
价格表现
兹威格从不买那些价格创新低的股票。他非常坦白的说他只关心价格处于上扬状态的股票,尤其是那些受盈利意外增长公告的刺激而价格走高的股票。那些通过兹威格筛选的股票在他的高度关注范围内。一旦这些公司公布季报,他马上开始实施两个步骤。首先,在参考了新的季度或年度数据后,看这些公司是否仍然能保留在他的关注范围内。接下来,他便开始研究股票在公告日的价格走势。盈利公布后的价格表现可以作为衡量市场对新消息反映的测量仪。若消息公布后价格下跌,则说明盈利未达到市场预期。研究表明,果真出现这类状况,则此次对股价的打压形成的负面影响可能持续一年。鉴于这个原因,兹威格选择不去逆市而行,他将那些最近季报公布后股价显著下跌的公司排除在外。同样,若报告结果高于市场预期,则会在较长时期内对股价产生正面影响。
内部人行为
通常兹威格对于内部人大量卖出股票的信息比缺乏内部人买进更为关注。兹威格以最近三个月来内部人员买卖股票的行为作为潜在的买卖信号——三个内部人买进即意味着买入信号,反之则为卖出信号。他希望这个信号表现非常一致,即一个买入信号中至少有三个买进,没有卖出,或一个卖出信号至少三个卖出,没有买入现象。虽然股票投资者确实应跟踪内部人的买卖行为,但这类数据必须涵盖近六个月以来的情况。一些网络如MSN的货币中心会追踪近三个月来的内部人行为。
结论:
运用任何一个选股策略都只是我们投资的第一步,这一点我们必须铭记在心。马丁.兹威格的选股原则帮助我们揭示所选公司盈利及销售的高增长性,市盈率相对于整个市场水平的合理性,和值得关注的股价相对强势。
选股标准
* 最近一个财政季度(Q1)与去年同季度(Q5)之间每股盈利同比增长率为正
* 上一个财政季度(Q2)与去年同季度(Q6)之间每股盈利同比增长率为正
* 上上一个财政季度(Q3)与去年同季度(Q7)之间的每股盈利同比增长率为正
* 三季度之前一个财政季度(Q4)与去年同季度(Q8)之间的每股盈利同比增长率为正
* 最近一个财政季度(Q1)与去年同季度(Q5)之间销售收入同比增长率为正
* 最近一个财政季度(Q1)较去年同季度(Q5)的销售增长率高于上一财政季度(Q2)较去年同期(Q6)的增长率。
* 最近12个月的每股盈利不低于其上一财政年(Y1)水平
* 最近一个财政年(Y2)的每股盈利不低于其上一财政年(Y2)水平
* 最近一个财政年(Y2)每股盈利不低于其上一财政年(Y3)水平
* 最近三年来每股盈利连续年均增长率大于或等与15%
* 最近三年来销售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大于或等与15%
* 近一个财政季度(Q1)的每股盈利较去年同期(Q5)的增长率高于上三个财政季度(Qs 2-4)的每股盈利较一年前同期三季度(Qs 6-8)的增长率;或近一个财政季度(Q1)的每股盈利较去年同期(Q5)的增长率大于等于30%
* 近一个财政季度(Q1)稀释后的每股盈利较去年同期(Q5)的增长率高于近三年来稀释后的每股盈利增长率。
* 市盈率高于5,但低于整个市场中值水平的1.5倍
* 近26周来价格相对强度为正
* 排除美国存托凭证
* 类属业务繁杂的金融服务和房地产行业的公司排除在外
* 最近三个月来平均交易量居市场前75%
(十五)罗兰.怀李吉(Roland Whitridge)
i罗兰.怀李吉(Roland Whitridge)
价值成长投资选股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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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罗兰.怀李吉(Roland Whitridge)生于1938年,在1984年接掌戴维.包布森(David L. Babson & Co.)的包布森价值基金(Babson Value Fund),至1996年止,包布森价值基金的总报酬率在所有成长/收益型类股基金中,不论以3年、5年及10年期来比较,排名皆在前10名之内,操作绩效卓著;1999年5月罗兰.怀李吉因年事已高,将基金经理的职位传给现任经理人安东尼.马拉马克(Anthony Maramarco),新任经理人仍承袭罗兰.怀李吉一直成功的选股方法,即使在股市大跌的2000年,包布森价值基金的年报酬率仍有9.06%,大幅超越S&P500指数表现达18.21%,显见罗兰.怀李吉的投资方法,能够历久不衰。
戴维.包布森公司早在1940年就成立,是美国历史悠久的投资顾问之一,目前已成为麻州相互人寿保险公司(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的子公司,管理资金逾600亿美元。
投资程序:
罗兰.怀李吉虽然被视为价值型投资者,但其投资过程中的选股方式,仍考虑成长性为重要因素,并且可视为市场的相反意见法的投资模式;以下为其选股时所用的指标:
目前本益比低于市场平均值
公司目前本益比和过去15年平均值比较是否偏低,但过去5年加权计算
目前市价/净值比低于市场平均值
公司目前市价净值比和过去15年平均值比较是否偏低。
股利收益率是否高于市场平均值。
预估盈余成长率的变化
盈余成长动能,以上一季前12个月的盈余数值和最近一季前12个月的盈余数值做比较。
最近一季盈余数字是否超出分析师的预估值。
不增资的情况下,盈余可以持续成长多久?即是以再投资率【(每股盈余减去每股现金股息)除以每股净值】衡量企业的盈余持续。
配息率(Dividend-payout Ratio)愈低愈好。
大师选股报告的使用方法:
由于罗兰.怀李吉的方法中第八项牵涉到的数据无法普遍性取得,因此本 系统其方法使用之顺序稍作更进程序如下:
目前本益比(P/ER)<市场平均值
目前股价净值比(P/BR)<市场平均值
股利收益率>市场平均值
目前本益比(P/ER)<历史本益比的平均值
目前股价净值比(P/BR) <历史股价净值比的平均值
预估盈余成长率,选取前50%的公司
最近4季盈余,选取前50%的公司。
再投资率选取前50%的公司。。
每股现金股息/每股盈余选取最低的50%的公司.
(十六)汤玛士.麦克修 (Thomas J. McHugh)
汤玛士.麦克修 (Thomas J. McHugh)
中大型成长股 选股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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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汤玛士.麦克修(Thomas J. McHugh)是美国老牌的成长型资产管理高手,投资经历长达40年以上,曾为美国著名的皮特肯家族(Pitcairn Family)管理资产达22年,并代表皮特肯家族出任匹兹堡平板玻璃公司(PPG:Pittsburgh Plate Glass Co.)的董事,由于管理的资产有80%皆是为保持经营权的持股,操作空间不大,但期间非PPG的资金由5000万美元成长至6亿美元,获利达11倍,至1985年止,管理的资产达12.5亿美元以上,1986年创立麦克修联合公司(McHugh Associates ,Inc.),开始为投资人管理资产,至2001年第一季底,管理资产近10亿美元,客户包含有钱的富人、捐赠基金、民间基金会、退休计划,甚至宗教团体。汤玛士.麦克修曾任多家上市公司董事,现在仍是The Rouse Company(知名房地产及零售中心经营业者)及Philadelphia Consolidated Holding Corporation(保险控股集团)等公司的董事,汤玛士.麦克修曾在1974年以3万5千美元投资国通公司(Quotron:美国著名电子报价系统厂商),后来以8000万美元出售,获利2285倍,最为人称羡。
汤玛士.麦克修的选股特色以市值超过3亿美元的中大型成长股为主,并集中投资在最看好的20~30支个股,强调公司必需要有长期的优良营运记录,也因为曾任多家公司董事的缘故,他特别注重公司的经营阶层是否有能力使公司持续获利,他的名言是"除非你有强力的经营管理,否则你不会有好的投资"(Unless you have a strong management,you don't have a good investment),形成其特有的投资风格。
注:本模块主要数据来源为McHugh Associates ,Inc.网站及汤玛士.麦克修接受美国媒体的专访数据。
投资程序:
选股标准:
在价值线(Value Line)数据库4000家公司中,选择总市值大于3亿美元的公司( We want companies that have a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at least $300 million)。
过去5年平均股东权益报酬率至少15% (We want companies that have a return on equity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of at least 15% )。
过去10年盈余复合成长率高于12% (We want companies that have grown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at a 12%compounded rate in earnings)。
营运的一贯性:过去10年获利成长的年度至少8年 (We want consistency, in that we insist on the earnings being up for at least eight of the last ten years)。
优异的营业利益率 (Demonstrate superior operating margins)。
强力的财务报表 (Have a strong balance sheet)。
正面的自由现金流量 (More cash flow than needed to reinvest in the business)。
买进标准:
本益比低于市场平均值的1.5倍 (We will not pay more than a 50% premium over the market for any of the stocks we are going to buy)。
大师选股报告的使用方法:
选股标准:由于汤玛士.麦克修以价值线(Value Line)数据库4000家公司为初始样本,在总市值方面作限制,对结果影响不大.
最近5年平均股东权益报酬率 > 15%。
最近10年盈余复合成长率 > 12%。
最近10年获利成长的年度至少8年。
最近5年平均营业利益率 > 市场平均值。
最近一季负债比例 < 市场平均值。
最近四季自由现金流量 > 0。
买进标准:预估本益比 < 市场平均本益比*1.5。
对冲基金明星交易员——贾布里
对冲基金明星交易员——贾布里即使是最出色的滑雪运动员,敏捷的反应和经验都没法让他避免雪崩的致命威胁。对冲基金交易所菲利普·贾布里去年认识到了这一点。
三次大难不死
去年2月,当时身为伦敦对冲基金GLG Partners明星交易员的贾布里和妻子扎扎(Zaza)及一位客户和两名向导在高雪维尔(Courchevel)滑雪时,一大块积雪飞快地向他们压下来。雪崩袭来,他妻子被埋在了下面。贾布里和同伴们花了23分钟,试图找到她并把她挖出来,她生还的可能在一分一秒地减少。然而,她奇迹般地死里逃生,并于今年1月份重返那儿的山坡,宣告她彻底康复。贾布里在法国的这个滑雪胜地拥有一处住宅。
2005年,贾布里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也降服了两股可能要吞没他的强大力量。第一次是遇到了信用市场近乎灾难性的巨变,这让他的GLG市场中性(GLG Market Neutral)基金在整个5月份缩水了18%。后来这只基金在贾布里的努力下,业绩显著回升,并在12月获得了两位数的回报率,使之全年成长率达到5.47%。
第二件事是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对他2003年2月的日本住友(Sumitomo)股票交易进行调查。因为交易前他得到消息说,高盛(Goldman Sachs)即将进行一笔可转债交易。这是伦敦对冲基金界历史上最令人关注的一次监管调查。
这件事日前已盖棺定论,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监管决策委员会作出决定,确认交易员贾布里和他先前效力的公司GlG违反市场操守并犯有市场违规行为,对贾布里及公司各处以75万英镑(合109万欧元)的罚款。
贾布里现年45岁,出生于一个显赫的黎巴嫩天主教家庭,他所受到的罚款是迄今为止对个人所处的最大一笔罚款。尽管遭到罚款,但监管决策委员会的裁决标志着贾布里第三次逃过了可怕的命运。该监管委员会决定,贾布里不是故意犯下市场违规行为,裁定他没有违反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关于市场廉正的1号准则。委员会没有听从金融服务管理局监管人士的建议,决定不禁止贾布里的从业资格也不暂停他的执照。
在某些方面,他能保住执照逃过一劫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奇迹。去年这场为期两年的调查水落石出时,对于伦敦对冲基金业的许多人来说,似乎让贾布里最终“人头落地”的理由很充分。随着调查的进行,细节变得越来越不清晰,就像常见的情形——投资和对冲基金之间的信息交换暧昧不清。
当局的决定确保了贾布里还能上演他的第三幕戏。这位20年来伦敦投资界出色的固定演员,他的第一幕戏是辉煌成功,第二幕是监管调查下大难不死,第三幕则可能是重掌基金。第三幕的情节发展可能不会一帆风顺,他将回不了GLG,如果他计划启动一只新的基金,就必须重新注册才能管理资金。这意味着,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再一次手握开启他未来命运的钥匙。
对冲基金界的传奇
虽然贾布里对他未来的命运没有发表任何言论,但伦敦对冲基金界的几位知名人士表示,无论结果如何,鉴于他的才干,第三幕将紧跟头两幕上演。
“菲利普是对冲基金界的传奇,”伦敦某基金经理人表示,“他天生就会赚钱,这种人少之又少,即使在对冲基金界也是如此。”这位经理人所掌管基金的投资策略与GLG部分类似。据熟知贾布里的人表示,他的个性是最杰出的对冲基金经理人应有的那种,而且只会更理想。众所周知,进入这个领域的条件是非凡的竞争力、高智商和创造性思维。
贾布里年纪轻轻就在伦敦投资界建立了声誉,成为了一名勇于冒风险的出色交易员。他于1982年获得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MBA学位,在JP摩根(JPMorgan)接受了培训,并很快设法进入了法国巴黎银行(BNP)的Baii部门。他在那里工作了16年,专门在可转债套利这一萌芽市场从事交易,可转债套利的战略是买入一家公司的可转换,并卖空该公司的股票。
由于贾布里投资手段较为激进,他在批评人士中也颇有名气。他于1997年加入了GLG Partners,这是由高盛前银行家诺姆·戈特斯曼、皮埃尔·拉格朗日和乔纳森·格林创办两年的热门对冲基金。贾布里加入GLG Partners时,该基金已经在蓬勃发展的伦敦对冲基金行业逐渐建立起了声誉,贾布里的加入,为公司的可转债套利交易带来了新局面。一位曾在上世纪90年代活跃的对冲基金经理人表示,“鉴于这项调查,现在的情况很有讽刺意味,但GLG令自己能成为一家公司生存下去的一大举措,就是把菲利普招入麾下。”
贾布里的市场中性基金在其顶峰时,所掌控的资产逾40亿美元,在1998年到2005年期间,扣除各项费用后的平均回报率为23.1%。据熟悉其投资风格的人士称,贾布里的年平均回报率之所以能比基准回报率高出18%,是因为他主动从可转债套利中抽身,转而在各种不同资产类别中进行投机性更强的交易。
GLG帮助有四个孩子的贾布里成为富人,他的个人财产估计在1.8亿到2亿英镑,使他能致力于慈善事业,包括对黎巴嫩各项事业的关注。
可能另起炉灶
然而,持续两年的金融服务管理局调查在GLG高层和贾布里之间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紧张关系。熟悉公司的人士称,GLG开始将贾布里看作是冒不必要风险的人,有人将这种裂痕描述为“类似一个成名的摇滚乐队,它的成功导致最终散伙”。
虽然公司方面的说法是贾布里还在休假,但人们都认为他不会再回GLG了。贾布里肯定会考虑为自己的公司筹集资金。一些人称,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可能决定阻止他在伦敦设立任何新基金的企图。但其他对冲基金行业从业者则称,由于监管决策委员会没有吊销他的执照,金融服务管理局也有可能会批准他的申请。没有人会怀疑贾布里依旧具备吸引投资人的能力,一位对冲基金经理人称:“某天有人问我,如果贾布里开始经营自己的对冲基金,他能否募集到资金。我的天哪,当然了,人们会把他的门挤破。” ( StephenSchurr/文 李裕/编译)
债券之王:比尔·格罗斯
比尔·格罗斯http://images.blogcn.com/2006/10/24/5/leson1234,20061024989.jpg
对于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而言,债券就是他的生活。投资债券领域超过30年,比尔·格罗斯对债券投资的热爱未曾衰减,他形容债券投资有如一场游戏:“当你真的沉浸其中时,你会发现,这是一场游戏,有输有赢,每天早上都会重新开始一场战争。”
格罗斯相信在变化莫测的债券市场中,有一种必然性的因素,那就是数学的精确。把所有债券的平均到期日带入一个数学公式里,就可以看出在一段持续时间内利率浮动对债券的影响,这是一种简单的衡量风险的办法。债券期限时间越长,它随着利率的波动而波动的幅度就越大。
他正是利用这一系列的数学公式,把债券市场的利润最大化。在短期的风险竞争中,他最大的挑战就是能够在历史上驾驭一艘最大的航空母舰于债券的牛市之巅。
“我喜欢把历史拼凑在一起,不单单是因为我对此感兴趣和有这方面的癖好,而是国家之间、洲际之间不同的争论。”通过学习战争,他能分析各国政府为什幺会这样做和他们为什幺会犯错,这些变化给了他一个经济增长模式、通货膨胀,利率和债券价格的线索。
他就是被业界称作债券之王的比尔·格罗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格罗斯就开始走红华尔街,成为福布斯杂志评选的最具影响力的25位美国企业界人士之一,同时也是唯一入榜的现任基金操盘手。
对于比尔·格罗斯在全球债券市场的影响力,市场上恐怕无人能及,这也是市场尊称其为“债券之王”的原因。格罗斯现在管理着超过3500亿美元的债券投资。他的一句话会引起14万亿美元的债券市场的震动。
作为世界上最大债券权威德盛安联资产管理集团旗下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缔造者与战略制定者,他的作用无可替代。自1973年以来,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资本以平均每年10.6%的速度增长。
格罗斯的言论往往显得语不惊人死不休,最近他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宣称,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25年来最不稳定的状态,而且可能会在高昂负债的影响下突然脱轨。这番言论引起了金融界的一片哗然。
数学高手
“拉斯维加斯教会了我可以通过艰苦工作获得自己的理论,以及让我学会忍受一般人难以忍受的枯燥,但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最有意思的东西。”格罗斯说
格罗斯在债券领域一直有他自己的投资理念。他举例说,当美联储把利率调高一个百分点,一只5年期的债券售价将下跌4%,而一只30年期的债券售价将下跌12%。所以,对谨慎的投资者来说,短期债券风险将会比较小。如果可以确定稳定的利率或低利率的话,毫无疑问,买长期债券会比较划算。
格罗斯相信在变化莫测的债券市场中,有一种必然性的因素,那就是数学的精确。把所有债券的平均到期日带入一个数学公式里,就可以看出在一段持续时间内利率浮动对债券的影响,这是一种简单的衡量风险的办法。债券期限时间越长,它随着利率的波动而波动的幅度就越大。
他正是利用这一系列的数学公式,把债券市场的利润最大化。格罗斯有着多年的债券经验,在短期的风险竞争中,他最大的挑战就是能够在历史上驾驭一艘最大的航空母舰于债券的牛市之巅。
格罗斯能走到今天,和一本名为《庄家与取胜之道》的书密切相关。那一年,22岁的格罗斯还在美国杜克大学念四年级,因为一场严重车祸让他头部受到重创,于是在那学期剩下的时间,他都是在医院接受植皮、治疗肾脏。
格罗斯为了打发漫长的治疗时间,开始读一本名为《庄家与取胜之道》的书,书中关于风险最小化而利益最大化的提法让格罗斯很感兴趣。伤愈后,格罗斯来到拉斯维加斯,他每天用16个小时专门研究那套书里的纸牌赌博理论,并在大量实践基础上,根据书里的理论,创造了自己的一套方法。
“我不知道我要做什幺,但是我对心理学感兴趣。”格罗斯说。大学毕业之后,他在拉斯维加维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玩21点和牌九。格罗斯说:“我知道我不能在维加斯继续我的工作。但是,我明白我是数学和游戏的高手。”6个月后,当被他应征入伍时,他已将200美元变成了1万美元,而这笔钱成了他从越南回来后进修MBA的费用。
“拉斯维加斯教会了我可以通过艰苦工作获得自己的理论,以及让我学会忍受一般人难以忍受的枯燥,但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最有意思的东西。”格罗斯说。也正是因为他的维加斯经历,也为他成为一个债券经理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格罗斯相信“债券是一个长期的借条,而有稳定的利息支付,当利率上涨,债券价格回落,你能更好地计算出债券返还而得出的利率,但是,债券经理人不得不计算出什么将使美国和世界利率改变,因为债券管理真的是一个不能有丝毫差错的游戏,债券经理不得不计算出什么投资能够产生出百分之几的产量而没有太大的风险。”
在越南服役两年后,格罗斯凭借自己在拉斯维加斯赚到的1万美元到USLA大学进修MBA学位,而那时候他的目标是成为一个股票经理人。但是,当他毕业以后他只收到一份工作聘用书:在太平洋投资当一名债券分析员。“我惟一可以找的工作是在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做一个债券分析员,但是我希望能借这个机会进入股票市场。”格罗斯说,“之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债券。”
在那时,债券投资并不复杂,所需做的就是买入一种债券,然后收取利息单。通胀、不景气的经济使债券投资显得无利可图,那是最艰难的时期。格罗斯在这个时候向他的老板提交了一份提议,让他成为投资经理并掌管操作一笔债券资金,看看他是否能做得更好。
他对老板们说,通过预测对利率有很大影响的通胀率,他认为可以在让资本基本不担风险的情况下获益。他指出,当一项投资看上去很危险时,投资经理可以通过减持债券、牺牲一些可能的利益的方法来减小风险。
最终,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划了1500万美元给他管理。这其实只是个开头,4年后,他手头的资金已经增加到了4000万美元。在其他那些债券持有人痛苦地挣扎着的1975年,格罗斯的战略给他带来了17.6%的回报率,接下来的一年达到了18%。到1987年,资产已升至200亿美元。从1987年开始,格罗斯接管了“Pimco Total Return”债券基金,在过去15年,他每年获得9.5%的收益,这个收益甚至早以超过美国雷曼兄弟公司每年债券市场中获利比例。
此后,史无前例的争斗发生在股票和债券之间,格罗斯和他的债券小组选取了大量的蓝筹股基金,“Pimco Total Return”债券基金的资产现在已经超过760亿美元。没有多少人会想到,在股票市场中选择风险性收益性强的基金,到现在的收益居然已经落后于精明且保守的人所购买的债券基金之后。格罗斯的收益甚至让许多华尔街人士感到吃惊,这让那些在华尔街股票市场闯荡多年却一直对债券市场没有兴趣的投资者感到惊讶。
格罗斯说,“如果当初我入了股票经理这一行,我想我也会干得很出色。两个市场都基于数学,取决于对人性的敏锐感觉……我入债券这一行时,正值债券从被动型向主动型(投资)转变,我当时觉得有必要开始交易,以获得资本收益,而不仅仅是剪下息票去拿利息。”
敏锐感觉
格罗斯的一举一动都是同行关注的重点,他们开始买入大量某种的债券时,往往会吸引对手的注意,而后他的同行们也通常会跟风行动
30年来,格罗斯每一天都是从早上4∶30开始,先是走下住宅的地下室,打开Bloomberg和Telerate的数据终端机,查看10年期国债的变化、全球债券市场的情况、各种货币的汇率情况,以及股票及债券指数;最后,格罗斯会看看他的幸运骰子是否还在昨天晚上所处的位置。然后,经过12分钟车程到纽波特海滩,进入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交易大厅。他的衬衣领子从来不扣,领带经常不系好,随随便便地坐在椅子上,轻轻打开他桌子周围的4台电脑——这一切都是每天都相同的程序。
大约在上午10点,他到体育馆坐45分钟的瑜珈课和骑半小时的固定自行车。“在我50岁的时候,我告诉我妻子,我不会用我的后半生再去做这同样的事。”格罗斯说,“现在我有一个新的身体,它的好处是能帮助我思考。”
在做完运动之后,他回到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办公室和他的员工进行两个小时的会议,他大概在4∶30的时候回家,下午5点前回家和家人在一起,到晚上9点上床睡觉,严格的作息时间让人明显地感觉到那种军人的气质。
2000年5月,他就坚持认为,美国的一场经济衰退就要来临,而高科技股票泡沫的破裂和美联储为了冷却经济而疯狂提高利率的举动,正在为这一场残酷的经济减速创造条件。这时,他的公司便开始将100亿美元的公司债券转换为美国政府债券和政府支持的住房抵押债券。在几个月内,他就为公司赚取了5亿美元。2001年2月,格罗斯又把200亿美元投入到美国国债,他相信美国为了全力以赴恢复经济增长,美联储会大幅度下调利率,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在国债中撤走了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并将20亿美元投入一种短期债券的操作,从中,太平洋投资管理获得了15亿美元的利益。
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格罗斯感觉到美国经济已经渐渐的接近底部,于是他便开始买入价值50亿美元公司债券,其中包括AT&T、福特以及GMAC的债券。格罗斯的一举一动都是同行关注的重点,他们开始买入大量某种的债券时,往往会吸引对手的注意,而后他的同行们也通常会跟风行动。所以,当太平洋投资管理购入这三家企业的债券的消息开始在华尔街传出时,市场的反应是一致看好,格罗斯新购入的资产马上升值了2亿美元。
2001年12月,美联储连续第11次削减了利率。当这一消息公布时,从伦敦到纽约的交易所里都充满了激动不安。债券市场也立刻显得生机勃勃,很多债券的价格都开始上扬,大量急切的交易电话不断涌进芝加哥债券市场。格罗斯又一次用事实来展现他的实力,由于准确预测到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他在一天前刚刚进行的10万份欧元合约的买卖,而这10万份欧元合约也在一天之内为他挣回了1亿美元。
纵然取得了这么重大的胜利,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60个投资经理、分析家及交易助理,没有一个人大声喧哗,也没一个相互拥抱以示庆祝,人们所能听到的仅仅是敲打了计算机键盘的声音。因为在格罗斯的公司里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在他的交易大厅里需要一直保持安静。和别的投资大师都不太一样,格罗斯认为,债券投资是一项团队活动,他的团队非常大。
在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里,37位投资经理操作着超过50000只股票,在事务所里还另有14位专门负责调整风险的哲学博士。格罗斯的公司管理着超过2500亿美元的养老基金和私人账户以及从德盛安联资产管理集团借来当做固定资金的500亿美元。
2000年德盛安联资产管理集团用33亿美元的代价收购了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并且与格罗斯签订了一份价值4000万美元的5年合同。格罗斯从卖出自己的股份中大概赚取了2.3亿美元。对于比尔·格罗斯而言,债券就是他的生活。投资债券领域超过30年,比尔·格罗斯对债券投资的热爱未曾衰减,他形容债券投资有如一场游戏:“当你真的沉浸其中时,你会发现,这是一场游戏,有输有赢,每天早上都会重新开始一场战争。”
惊人之语
格罗斯日前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更是语出惊人,他认为目前是全球经济近二十多年来最混沌的时期,负债过多、地缘政治风险及多项泡沫已为全球经济营造出相当不稳定的状态,经济景气指数随时有翻转的可能
格罗斯是一个想法大胆且不惧风险的人,而且他从来不会对自己的观点遮遮掩掩,而他的言论往往会对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
2001年秋天开始,美国上市公司的黑幕事件层出不穷,一些曾经大名鼎鼎的公司一夜之间名声扫地,安然、环球电讯、安达信都纷纷破灭,由于市场的联动效应,很多曾经近乎完美的榜样也受到了投资者的质疑。格罗斯此时也并不掩饰他对安然事件的紧张不安,他预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安然事件。”
2002年3月20日,格罗斯在一份报告中对通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矛头直指GE的信息披露及其传奇式的商业模式。格罗斯指出,通用极佳的口碑是靠实体业务赢来的,这包括飞机发动机、照明设备、医疗器械等,但作为金融公司的GE表现并不突出,它也面临着其他金融公司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只是这些风险被掩饰了而已,正是这一点美化了GE的形象。同时,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也指控通用犯下了欺诈罪,并当场宣布停止购买GE的短期债券。
格罗斯的言论很快地触动了市场敏感的神经,就在格罗斯发出对通用的批评后的第二天,通用的股价大跌超过6%,收盘报37.45美元。几乎在同一时间,通用刚刚在3月13日发行的评级为Aaa的30年期债券交易价格也迅速下滑到了与Aa级相近的水平。几个月后,他声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真实价值约在5000点,这话令股票基金经理们非常焦虑。
也正是因为低位徘徊的利息率、欲振乏力的宏观经济和节节败退的股票市场,投资者将债券基金当作最好的资金避风港,市场促使多数债券基金连续走强。除了高收益类债券类别外,几乎所有的债券基金2002年都获得收益。
可是正当众人的目光更加专注于债券市场的时候,格罗斯却开始告诫投资者,因为债券连续第三年胜过股票市场,所以固定收益类别极有可能会告别最好的时光。格罗斯说,美国利率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在低谷,只有当经济复苏的时候,利率才会上涨。
他对当前的投资展望与全球经济作一个对比,好像一块湿木头,根本就点不燃。经济增长将会很慢,通货膨涨将会很低,回报也会很小。众多的债券经理们在听到格罗斯对未来债券市场的评价后惊惶失措,他们不能不为格罗斯的言论在市场中作出更加谨慎的判断。在格罗斯发出上述警告后,债券价格迅速滑落。
今年4月初时,格罗斯再次建议投资者不要买美国债券,他认为他它任何投资工具都要较债券吸引。这是因为预期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将推高债券的利息,从而导致债券价格的下跌。不过,格罗斯之后补充说,他认为美国国库券更具投资价值,并不意味债券的熊市已经结束,仅代表债券价格已反映联邦基金利率会逐步上升。
格罗斯日前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更是语出惊人,他认为目前是全球经济近二十多年来最混沌的时期,负债过多、地缘政治风险及多项泡沫已为全球经济营造出相当不稳定的状态,经济景气指数随时有翻转的可能。格罗斯还表示,全球经济目前已有好几个泡沫,包括商品市场、英国房市及美元等等。格罗斯还说,影响经济稳定的另一项威胁来自于“财务点石成金术的出现”,尤其是对冲基金的使用率大幅提高,“连银行都在运用此一借短贷长的息差交易(carrytrade),他们现在操作以前从未使用的手法,经济所隐含的风险甚至不比5年前少”。
格罗斯这番言论又一次让投资者感到惊讶,同时也让金融界同行感到忧心忡忡。格罗斯的预言能兑现吗?或许只有时间可以证明。
缪里尔·西伯特(MurielSiebert)华尔街第一夫人
纽约证券交易所据说是1792年5月17日纽约的24位从事股票交易的经纪人在华尔街的一棵梧桐树下商议成立的,一开始就采取会员制,而且从1868年起,要成为它的成员,只有从老成员手中买得席位才可以。席位的价格则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观察各年纽交所的席位价格波动,可以看到一种有趣的现象:股市高涨时席位价格也跟着涨,股市低迷时则席位价格亦看跌。1868年刚实行转让时,购买一个席位只需7千美元。到了1929年,每个席位涨到62万5千元。1929-1933年的大崩溃使席位价格直线下落;到1940年,一个席位只卖到区区1万7千元。此后席位价格随着道指走高而逐级走高,其间发生了两次大的调整,一次是在70年代石油危机时期,另一次是在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到2000年,纽约证券交易所一个席位可以卖到200万美元。1998年1月5日,纽约证券交易所收市的钟声是由一位女性敲响的,以纪念这位女士获得纽交所交易席位30周年,她就是缪里尔·西伯特(MurielSiebert)。1967年,西伯特用44万5千美元购得纽交所的一个席位,成为第一位拥有纽交所席位的女性。人们称她为“华尔街第一夫人”,不仅因为她在华尔街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因为她拥有多项第一:除了是第一位获得交易席位的女性,她还是第一位出任州银行监察官(SuperintendentofBanking)的女性,她的缪里尔·西伯特公司则是美国第一家提供佣金折扣的经纪公司。后来她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也买得一个席位,成为继英女王后第二位在伦敦交易所持有席位的女性,这当然也是一个头筹。确实如人所说,美国商界要是缺少了西伯特这样一位女性,将会乏味很多。
按照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西伯特申请交易所席位一事曾在华尔街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多年来证券投资一直被认为是“男人的游戏”。纽交所成立170多年来,从未曾有过女性会员。很多人甚至打赌,交易所绝不会同意把席位卖给她。理由有二:一是女性无法忍受交易所里的那些粗话,二是纽交所里根本没有女厕所,西伯特当然没有理会这类鬼话,不过她倒是用了好一阵子便携式厕所。西伯特当时要借钱,遭到了好几家银行的拒绝。银行主管都断定她是没有可能买到席位的。西伯特最终还是如愿以偿地从大通银行借到了钱。此后10年中,西伯特一直与1365名男性交易员在纽交所混战,直到1977年,才有第二位女性入围。
西伯特可不认为作为一名女性有什么天生的劣势。她认为某些情况对一位女性来说可能是一些障碍,但却鞭策她更加努力工作。毕竟,美国的性别歧视还不算厉害。要是在日本和德国,困扰就要大得多:管理决策者的宝座只限于男性。这是多大的浪费,近一半的智慧和能力没被开发出来。对于女性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西伯特倒也从容面对,她说:“你不可能一下子打破175年的传统,还想让每个人都喜欢你。”
对于所有的成功人士来说,其实运气和个人努力是缺一不可的。西伯特则大度地把她的成功更多地归于幸运,这似乎也能从她的一些经历中得到印证。1954年,刚从大学退学的她怀揣仅有的500元钱只身来到纽约,希望能够在华尔街取得一席之地。她找到的第一家证券公司是著名的美林公司。美林问她:“有没有大学文凭?”她说:“没有。”当即被美林回绝。于是又找到第二家,再被问到有无文凭时,她灵机一动谎称有,就被录用了。幸运的是,那家公司并没有去调查究竟,使她得以从此在华尔街一展身手。
当初借钱给她的大通银行的主管为了确保西伯特还得起款,给西伯特公司下了最初的几笔单子,而且金额都不小。这几笔单子中拿到的佣金恰好等于她头几个月必须偿还银行的钱,也算贵人相助吧。
但笔者认为,敢为人先的决断力以及面对困境坚韧不拔的品质才是西伯特制胜的法宝。1975年5月,美国联邦政府废除固定佣金制,西伯特立即宣布她的公司将佣金减半。华尔街对此反应非常强烈,长期为她做清算的公司甚至愤而断绝了与她的业务往来。按规定,如果在60天内找不到一家清算公司的话,她将被逐出纽交所。然而在几乎到期前的最后一天,西伯特终于和另外一家清算公司签约而保住了在纽交所的席位。从此,西伯特在经纪业务方面蒸蒸日上。
在西伯特出任纽约州银行监察官的70年代末,正值美国利率节节上升,银行倒闭事件此起彼伏。西伯特的举措迅捷而又大胆,她强迫银行进行合并,并说服州政府调集了大量资金用于救助危难银行,甚至迫使一位银行行长把自已的工资减去一半。在西伯特的努力下,整个纽约州没有一家银行破产,创造了银行界的一个奇迹。
在她出任银行监察官的五年间,她将公司以保密委托(blindtrust)形式委托给她的员工管理。但是在她卸任回来时,公司的情况已经是一团糟,三个离职的员工甚至带走了公司的客户名单。西伯特对公司进行了彻底重组,很快重整旗鼓。今天缪里尔·西伯特公司已拥有100多名员工,年收入超过2500万美元,成为全美国最成功的证券经纪行之一。
西伯特的最新举措是介入网上交易业务,并很快成为与Schwab等齐名的在线交易商。2000年10月,西伯特买下著名的女性金融网站Women’sFinancial?Network,公司股价也应声而起,她趁机减持了部分公司股票。看来,西伯特又作了一次精明的选择。
大师的生活
比尔·格罗斯(BillGross)Pimco公司首席投资官
远离喧嚣
我凌晨4点半起床查看市场情况。
我楼下有彭博(Bloomberg)财经信息、Telerate财经信息以及其他设备。彭博资讯最重要,你既能看到纽约某场最新演出的评论,也可以找到巴西里亚尔半个世纪的货币发展史。它能让人获得如此众多的信息,真是太神奇了。总之,我查看了日本和欧洲市场的情况。我给自己准备些早餐,然后工作到5:45,6点左右到办公室。
头一两个小时是熟悉市场情况以及各种经济数据公报。大量重要的宏观数据,如国内生产总值(GDP)、失业人数以及其他就业统计数字通常在凌晨5点半左右(太平洋时间)公布。这些因素会影响经济增长和通胀率上涨,并进而影响债券价格。
对于一位组合投资经理而言,剔除干扰尤为重要。你必须把信息量精简到最低水平。否则你就得整天阅读不同的观点。对于不想看的邮件,我不看也不回复。除了给我妻子打电话之外,我每天只打三四个电话。我没有手机,也没有BlackBerry掌上电脑。我的座右铭是,我不想与外界联络,我希望与世隔绝。我坐在三楼一间可容纳70人的交易大厅的中央,从我们的办公楼能够俯瞰太平洋。我周围有6台显示屏播放彭博资讯。在吸收消化了经济公报和市场动态之后,我开始著手处理投资组合。Pimco管理著约5,500亿美元资金,我直接负责的资金约为2,000亿美元。我检查由我管理的各种组合的状况,并且决定其中某些部分是不是太多了,某些部分是不是不足,然后进行调整。
当然,有些日子实际交易量可能并不多。当管理著2,000亿美元资金时,我们需要市场其他部分能够在数量上予以方便。如果某一天没有太多令人兴奋的事情,这一天的工作能力就像是受到了遏制。因此,如果你是一只趴在墙上的苍蝇,你就会看到,我只是坐在那里,浏览屏幕,研究不同债券或货币之间的关系。有很多沉闷的停工期。局外人看了可能会问:“他究竟在搞什么名堂,竟然能挣这么多钱?”但这个行业就是这样。
对我而言,一天中最重要的时间并不在交易大厅。每天早晨8点半,我起身离开办公桌,去马路对面的俱乐部健身。从8点半到10点,我在那里用一个半小时左右练习瑜珈、健身。过去30年里,只有两三次有人穿过马路跑来告诉我赶快回办公室。其中一次是1987年崩盘。大家都知道,这里是我的天堂。我的一些最好的想法实际上就是当我倒立练瑜珈时想出来的。我离开办公室,离开喧嚣的环境,离开彭博资讯的大屏幕──还有呢,倒立也增加了大脑的血流量。在做了约45分钟的自行车练习以及10或15分钟的瑜珈之后,灵光就会突然闪现。我把这一个半小时视为一天中最宝贵的时间。
马里萨•迈耶(Marissa Mayer)
谷歌公司(Google)搜索产品和用户体验部门副总裁
不要只是处理信息,而要以信息为乐。
我没有被信息淹没的感觉。实际上,我喜欢这样。我用 Gmail 处理私人邮件──每天大约 15 至 20 封,但我每天收到的工作邮件却有七八百封之多,因此我需要一些速度非常快的东西。我使用的是一个名为 Pine 的电子邮件程序,这是个基于 Linux 系统的软件,我从大学时就开始用了。这个简单的纯文本邮件编辑器有一个小得可怜的程序窗口,而且所有文字均以 Courier 字体显示。你可以直接登录服务器,因此你不会像使用客户端程序 Outlook 那样遇见诸如“邮件正在下载”这样的问题。我在星期六或星期天的某个时间集中回复电子邮件,就像跑马拉松赛似的。我会一连坐上 10 到 14 个小时处理电子邮件。我几乎一直开著电视机或广播。它们有时播新闻,有时播情景喜剧。实际上,我喜欢同时接收两股信息。我想,我是 25 至 35 岁年龄段人群的典型代表,这一人群现在非常享受两块屏幕的生活。
我非常讲求速度。以 TiVo 录像机为例,我觉得自己生命中有太多的时间用在看“请等待”的提示上了。我很喜欢手机,但接听电话的时候总有一秒钟的延迟: 喂,喂?我是有个 BlackBerry 掌上电脑。不过,因为我们整个办公区都有无线网络,所以我上班的时候根本不用它。我更喜欢笔记本电脑,尤其是我现在有了一张 EVDO(一种无线宽带标准)卡,几乎可以随时随地上网。
我和笔记本电脑形影不离。现在,它就在我面前。我们公司有一股浓厚的笔记本电脑友好型企业文化。当你走入谷歌公司的会议室,你通常会看到人人面前都摆著一台打开的笔记本电脑。(董事长兼 CEO)埃里克 施密特(Eric Schmidt)很讨厌有人坐在他身边打字,所以我们建议,若是想在埃里克出席的会议上有一次美好经历,千万不要带笔记本电脑入场。这可是个忠告。
为了时刻了解工作进展,我建立了一个名叫任务清单的小文件。对于每一个与我共事或互动的人,我都在这个文件中注明了他们正在进行的工作或者我希望他们实现的目标。这只不过是个纯文本格式的文件而已。有了它,我可以在前一个晚上把第二天的工作安排妥当,比如“这 5 项内容是要优先考虑的重点事项”。但是,在谷歌公司,情况瞬息万变。今天早晨,我根据自己的想法做了一份工作清单,但现在我却做著完全不同的工作。
我的一天从上午 9 点开始,所有会议大约在晚上 8 点左右结束。随后,我会待在办公室里处理活动项目和电子邮件。我每天睡眠 4 到 6 个小时就足够了。我每 4 个月休假一周,以此来缓解压力,放松心情。
我有一个助理,名叫帕蒂(Patty),她负责处理外来的电话,回复电子邮件和信件,并且解答人们的询问。她非常善于安排日程。通常,我每周大约安排 70 场会议,每天大约开会 10 或 11 个小时。周五帕蒂会让我提前下班,时间在大约 6 点左右,随后我会去旧金山做些我感兴趣的事。
可能的情况下,我会在每天 4 点到 5 点半坐在办公桌前回答管辖范围内出现的任何问题。我们在外面准备了一张硕大的签到单。我们开玩笑说,应该准备一个熟食店用的记数器,然后喊: “68 号进来!”不过,这里有舒适的沙发、笔记本电脑电源,门外还安排了等候区。每天的来访人数大约是 13 个。他们有时向我展示一些实体模型或演示他们希望改进的想法,有时给我做一番关于他们手头工作的提案演示,还有些时候他们只是来问我一些关于谷歌公司管理大局的问题。在这里,任何事情都是公平透明的。所以如果他们问我: “我们为什么要在中国开展业务?”我会尽量坦率地回答他们。
雷富礼(A.G.Lafley)
宝洁公司(Procter.Gamble) 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休息一会儿,即使是在周日晚上加班的时候。
我已经学会了如何调控我的精力。过去我只注意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我早晨5点到5点半之间起床。我先锻炼,然后在6点半到7点之间到办公室,接下来一直埋头工作,直到晚上7点,下班回家后我会与妻子玛格丽特(Margaret)小憩片刻,之后再投入工作。我每天就是埋头苦干。
在我接受这份工作的第一年,每个周六和周日早晨我都要工作。现在,我集中精力工作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然后,我会休息一会儿,四处走走,和大家聊聊天。休整的时间大约是5至15分钟。这就好像运动员的间歇训练。
我从为宝洁公司管理人员举办的一个所谓“公司运动员”的活动中学到了这些。我参加了那个为期两天的项目,在活动中我还学会了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过去,我几乎不吃早餐。现在我要喝一杯V-8果汁,吃半个百吉饼,喝一杯酸奶。而且我一天吃五六顿。这是为了控制血糖水平。你可不希望自己的血糖水平忽高忽低。
“公司运动员”项目的另一项内容是有关精神方面的,也就是让你做到心平气和。我正在学习沉思。我有60%的时间在出差,每当这时,我发现晚上在酒店房间里静思5分钟、10分钟或15分钟的效果,与健身锻炼一样好。总的来说,我觉得比以前更了解自己了。这一切有助于让我在巨大的压力下保持冷静。
保持冷静的关键是把海量信息最小化。我记不得最后一次写备忘录是什么时候了。我在信笺上大致做些记录,然后用我的BlackBerry向外发送一段或是更少的内容。其实我更喜欢与人交谈。正因为如此,我的办公室以及整个高级经理办公区是开放式的。CEO办公室通常不是什么温馨好客的地方,但大家觉得自己可以来这里和我谈谈。我们配备了模样滑稽的粉红色和淡黄绿色的椅子,坐垫和靠背都是软的,框架是镀铬金属制的。
我周末仍然加班,但不像以前那么拼命了。周日晚上,我会和(人力资源部负责人)狄克安东尼(DickAntoine)谈谈我们的领导力开发计划,要么在他家,要么在我家,或者是打个电话。我担任CEO后没多久,我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因为我知道自己能够为公司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帮助下一代领导人做到最好。
汉克•鲍尔森(Hank Paulson)
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无时无刻不在用电话工作。
我从来没用过电子邮件,但我却对语音邮件推崇备至。我每天要处理几百封语音邮件,而且我会立即回复每个电话,无论对方是客户还是公司员工。这样做有利有弊。我没时间和人闲聊。偶尔有些难缠的人打来电话,我就把他们转给我的助理朱莉(Julie)。但是,朱莉从不帮我筛选语音邮件。高盛公司的人必须能够联络到我,客户也必须能够联络到我。
我一直在花大量的时间打电话。甚至在上世纪 80 年代,手机还是个新鲜玩意儿的时候,我就开始用了。当时,我还在芝加哥,我一边拿著砖块一样的摩托罗拉手机打电话,一边走出火车站,直奔办公室。今年圣诞节,我和妻子温蒂(Wendy)、女儿阿曼达(Amanda)和女婿一起在智利徒步旅行了 10 天,在此期间,女儿给我拍下了许多拿著大个儿的卫星电话通话的照片。
今年 1 月回到办公室上班的第一个星期里,我总共给 60 位 CEO 打了电话,祝他们新年快乐。我以前从未这样做过,不过这种做法棒极了。我问了他们公司的发展情况,以及他们与高盛公司的关系。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培养高盛公司的职员和企业文化,我们必须成为本行业最优秀的雇主。因此,我抽出时间去商学院,并且亲自主持招聘工作。去年,我们开了一个董事长论坛,目的是提高人们对商业判断力的重要性的认识。我讲了不下 25 节课,高盛公司在亚洲、欧洲和美国的 1,200 名总经理都听了我的课。这就是在构建公司文化。
公司 40% 的收入来自美国以外的市场,因此我经常出差。出差的时候我总要抽出时间锻炼身体。我每次去中国的时候(16 年来,我去过大约 70 次),都乘坐早晨 6 点到达的航班,这也是飞机著陆的最早时间。我一入住酒店,就直接去健身房踩单车。随后,从 8 点开始,我连续工作,直到晚上 9 点。第二天日程照旧。我会确保在晚上离开,这样我就能在第二天一大早回到纽约的办公室上班。
我向来非常讲求效率,而且很有规律。如果我设商务晚宴,大家都知道宴会 6 点半开始,8 点半结束。当我在纽约家里时,我 10 点睡觉。凌晨 5 点半起床,并争取每周锻炼四五次。我每周在中央公园跑一两次步,每次 4 英里。我以前 7 分钟跑一英里,现在改为 8 分半到 9 分钟。
粟耀莹·从加州理工到高盛银行
粟耀莹·从加州理工到高盛银行Why --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o Goldman Sachs
Adventure of Alyce Su
CalTech,PIMCO,McKinsey,Goldman Sachs so that I get to see Larry Ellison !!!!!
前言
19岁走出台湾赴美
进入加州理工
从物理转生物科技
得到芯片之父 Carver Mead 及诺贝尔奖得主 Rudi Marcus 的鼓励
到生物系找指导教授
我做出了一个经典生物物理模型
我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从事蛋白质工程研究
蛋白质工程研究成果得奖
柏波提示我走从商之路
用蛋白质工程研究成果换取美国绿卡
蛋白质工程研究成果申请专利,向创投公司融资,开生物科技公司XENCOR
创办领导加州理工学院的Case Practice Group进军麦肯锡
麦肯锡McKinsey & Co.梦碎进军华尔街
一星期内搞懂”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圣经”进入PIMCO
我在PIMCO受的训练
赢得「债券王」Bill Gross的心
我买卖房子一年160%投资报酬率
考入麦肯锡 McKinsey & Co.
我在麦肯锡受的训练
在麦肯锡McKinsey & Co.的日子
进入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 & Co.
我在高盛受的训练
在高盛公司 Goldman Sachs & Co.的日子
我与「甲骨文」老板的一段交往: 初遇北京
我与「甲骨文」老板的一段交往: 再见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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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整十年前,我妈妈洪冬桂博士写「我家胖比」一书,造成很大轰动。那个小名「胖比」的女孩,就是我─艾丽斯,粟 (Alyce Su),粟耀莹。那本书写了我从降生到大学毕业的许多趣事,把我塑造成一个很逗人喜欢、奋发上进的小姑娘。我还记得那书最后的结论是:“人们不会怀疑十年之后的科学家名单中有粟耀莹的名字,可是到那时候,除了她爸爸粟教授外,很少人会知道世界上曾有一个名叫『粟胖比』的女孩”!
妈妈这个结论,是根据我当年表现出的性向而下的。我在科学方面的天赋确实很高,举个例子,我进入大学四年级的时候,由于已修完了所有物理系的应修学分,便到研究所去选修公认最难的课:量子物理学和相对性天文学,结果我前者拿了九十九分,后者拿了九十八分,满分都是一百。我也拿到朱经武奖学金。那时我非常自信,认为此生应可拿到一项诺贝尔奖。
以前台大物理系的恩师们,丘宏毅教授,李文中教授,林清凉教授,扬信男教授,黄伟彦教授,张国龙教授,都对我诸多期许与鼓励。尤其是林清凉教授,在上量子物理时,总是以我作例子,教训和我同班上课不够认真的台大物理研究所的学长们。
后来很多人问我,Alyce,你拿了加州理工这么难念的博士,怎么不教书或作研究这个问题,自我从商开始,已经回答了N遍,答案是:我从来没有想要教书或作研究,我去加州理工,这个在世界上诺贝尔奖得主密度最大的地方,是为了接受其熏陶,以悟出如何得到诺贝尔奖的道理,并对我当年的偶象Feynman费因曼(著名的物理诺贝尔奖得主,著有Surely You’re Joking,Mr.Feynman 一书)生前待过最久的地方,进行模拜。
当年因为家庭环境的缘故,不知道还有Bill Gates,Larry Ellison,Warren Buffet,这种人,不然一定早就打算如何进华尔街或硅谷,作交易员或向风险投资家融资来创业。后来知道世界上原来还有这些白手起家的富豪,二话不说,在加州理工学院修得生物科技/物理学博士,也就是受完最好的自然科学训练之后,马上跳出了科学方面的职场,慨然踏进了金融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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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走出台湾赴美
大学四年级时,我还不到二十岁,考完托福和GRE后 (多谢来欣补习班的方有毅老师,当年我的GRE是全台湾考出的前三高分),申请学校的结果,得到多所美国名校的入学许可。加州理工,哈佛,哥伦比亚,柏克莱,康奈尔,芝加哥,等等。加州理工物理系历年为全美物理排名第一。哥伦比亚给我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奖学金。柏克莱给我全额奖学金,其天文系第一把手徐遐生教授来台湾演讲时,还特地安排与我见面,希望要我选择柏克莱,以为中国天文物理界培育接班人。康奈尔也派出钟威,当年台湾清大有名的资优生,向我招手。钟威在康奈尔学的是最难的“超弦论” (Super-String Theory),但后来也投身华尔街。
我和父亲特别到美国这些学校都看过,才决定加州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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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加州理工
一九九二年六月,我正告别了深爱我的家人,要到加州理工学院这所精致的大学深造。临行前一天,有缘和当年台湾最有名的天才,扬柏因见面。扬柏因刚从MIT回台湾,以4年时间修完博士,为台湾历史上最年轻的博士。在台大时,扬维哲教授是学生最喜欢的老师,扬柏因为扬维哲教授之子,又是台大物理系的学长及当年有名的资优生,未见面前很多人告诉我很多传闻,听说是又矮又小。结果一见之下,居然又高又大。我们聊的很开心,可惜第二天我就飞美国了。
本来怀这雄心壮志到加州理工学院,结果才发现学物理的找不到工作,去拜见物理系的教授,不是不收学生,就是研究经费减少,然后就造就了许多10年的研究生,不时没毕业,就是一直留在实验室作同一个教授的博士后研究员。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怪不得读博士学校付奖学金,读MBA则要交学费。
当时我连计算机都不会用,只是理论很行,为了在研究中能生存,一九九二年夏天,一天晚到校园的计算机中心泡在计算机前苦练计算机。有一天,我计算机屏幕上有人从另一台计算机上给我写字,约我和他去喝COFFEE。我望那一台计算机一看,看到一个中国人,个头不高。原来他是中国大陆少年班出来的,12岁进安徽的科技大学,16岁大学毕业到加州理工学院博士班。我还以为我19岁来加州理工学院博士班多了不起,原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但他已经来加州理工4年了,正在写博士论文。
他的指导教授是Tom Prince在美国的计算机天文学中是领导。他们一天到晚有一大堆的资料,从看星星得来,要作数据处理。因为数据真的太多了,他们有时要用PARAGON也就是“超级并行计算机”来作”并行计算”(Parallel Computing)。那时全美国也只有5个地方有这样大计算容量的计算机,加州理工为其中之一。
他告诉我,暑假还是准备开学的考试。考过了,就不必花一年的时间修物理课。越早开始做研究越好。我听他的话,专心准备。
1992年9月,学校便给我们这些新生一个考试,要测定所有新入学者的真实程度,以确定对每个人如何安排,如是要念硕士还是直攻博士甚至是不是要转系。考试的科目为:(1) 古典物理,(2) 量子物理,(3) 数学物理。我前两门得了全班前五高分,数学物理得了第二高分。数学物理最高分的是一位哈佛Harvard来的,大学就和教授做“超弦论” (Super-String Theory)的研究,大学毕业论文就相关的题目,还发表在Physics Review。我虽然一个最高分都没那到,和以前在台大物理系很不一样,我很高兴没丢台湾人的脸。我们那一年受了30个左右的新生,是从全球来的精英。
物理博士生第一年,主要是修课,谁要是不想修也可以,但又得参加免修考试,考过了就可免修考试考的都是很难的题目,那目的可能是要挫一下想免修的人的锐气,要人知难而退,乖乖修读所有课程。考试的科目为:(1) 古典物理,(2) 量子物理,(3) 高等应用数学,(4) 高能物理,(5) 核物理。其中我后4门都用考过的,只有第一们古典物理特别去上Kip Thorne的课。Kip Thorne是近代相对论的始祖,其嫡传弟子包括台湾清华大学名教授倪维斗。
考试证明实力之后,物理系的系主任及教授们都认识我,也给我比较多的自由。系主任有几次请我去爬山,我带朋友一起去。
这一年我因此而有比较多的空档时间,我把这些时间用来扫描物理学门中比较有发展前途的课题,以决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我曾去拜见过叶乃裳教授,叶乃裳教授是台湾有名的才女,当年上过Time Magazine,一个星期工作100小时,以作超导体著名。我一看,她实验室的博士生就是收在机器旁边等数据。我问这位女博士生,何必守在旁边和机器一起等数据,她说机器还是有可能故障,一出故障,数据收集要从新来过。这个女博士生出身不凡,是印度的公主。堂堂印度的公主在自然的面前也没有特权,可见这科学科技真的是凭真本事。
这时我发现,物理学本身几乎处于饱和状态,倒是物理学与生物学交界的学问,很值得研究。那时在这个部门用心的人极少,这就是今天全球正在热炒的生物科技,或称生物工程。
我打定主意,要以生物科技为自己的研究主题。但是问题来了,我根本没有修过大学有关生物学的课程。没有这方面的基础,而想进行生物科技研究,并要取得成绩,实在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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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理转生物科技
说到这儿,我就要感谢加州理工弹性的教学体制。当我把我的研究计划提出来后,我要求到大学部去上生物课程,这在别的学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加州理工竟然准了,让我用一年的时间,跟生物系的大学生一道修生物方面的专业课,并学习基本的实验。加州理工大学部是有名的天才班,很多11的12岁的小孩确问最犀利的问题,或能答出教授所问最难的问题。我20岁坐在那儿,已经算老了。这时候我才知道以前和我同学的学长姐们,有何感想。
所谓隔行如隔山,到我亲身从物理学界跨进生物学界,才真正了解这句话的真正涵义。在此之前,我从高中就不念生物,生物只有国中程度,对生物学所知真是有限,待进了大学生物系的课堂,才发现要学的东西多着呢。但加州理工毕竟不一样,教授讲生物思考模式,而不是琐碎的事件,常讲最新的发现,或是自己研究的发现。每一子科的课本中,重大的研究成果好像都从加州理工作出来,课本上面的某某,要嘛是加州理工学校的教授,或是同学的父母亲或亲戚,读起来真的很带劲,让人有一个有为者亦若是的抱负。
虽然物理和生物两门学问,不论在思考学习的模式或实验方法主体上,在科学之间相邻最远,但我觉得物理于生物学交叉的部分真是蕴藏着无限的学问,故很愿意花时间下工夫。
但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一定有所谓「保守势力」,他们对于具创新意义的事,总有些抵触情绪,连加州理工生物系也不例外。学校批准我这个物理博士生到生物系大学部修课,有些老师、同学都当笑话看,不知道学校在弄什么花样。直到我生物学修课了好成绩,并且用所学得的这方面的知识与物理学结合,做出了很有价值的实验,且取得了可以实用的专利,投射在我身上的异样眼光才收敛掉,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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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芯片之父Carver Mead及诺贝尔奖得主Rudi Marcus的鼓励
加州理工有一个新建的系,叫 Computation and Neural Systems 计算及神经系统系。这个系的创办人之一叫做Carver Mead,所有电机系出身的没有不认识他的,他是超大型机体电路VLSI之父,也是Intel创始人Gordon Moore的好朋友。Carver Mead是Feynman费因曼在加州理工最好的朋友之一,因为两人的程度都不是一般人的智力能及。Feynman费因曼在死前,在加州理工最喜欢的研究题目,已经不在纯物理的范围,而在Nano-Technology一类用做原子做工程的应用,以及物理和生物的交界尤其是神经科学这种和电有关系的,这正是Carver Mead毕生研究的范围。
正像很多最杰出的工程师一样,他们觉得最了不起的计算机设计无他——就是人脑!故Carver Mead就想做chips that can see会看的芯片,chips that can hear会听的芯片。Carver Mead觉得要能理解人脑,一定要能建造一个,才表示懂。而人脑如此复杂,一定要把他分成几块,于是能看的这一块,和能听的这一块,都被他抽出来磨拧。Carver Mead用他的研究成果开了很多家公司,多在北加州,靠进旧金山及史旦佛大学一带。有一个公司取名叫Synaptic神经突触,其意不言自明。他在加州理工开课,就是为他的公司培训以后的员工。
Carver Mead曾指导过一个天才女学生,Misha Mohawald,她是第一个加州理工获得最优秀博士论文的女性,也上过美国全国电视网介绍杰出女科学家的节目。Carver Mead和Misha Mohawald 共同作出了第一片能看到芯片。Misha博士后到Oxford拜师Rodney Douglas名下。Rodney为Misha 在瑞士最好的理工大学ETH开了一个系,叫Neuro-morphic Engineering仿神经网络的工程系。Misha于30岁出头,自杀结束了她精彩但短暂的一生。
我研究生第一年修Carver Mead的课。Carver Mead在加州理工是研究生心目中的神。每堂课爆满不说,每个学生都枪要坐前面,而且枪者回答Carver Mead的问题,希望引起Carver Mead的重视。那些学生多是电机系的,而且是加州理工的电机系,功力之高可想而知。我也属于坐前排枪答Carver Mead问题的学生,但高手环视之下,我大学又不是学这个的,出头很难。
不过,全班大概就我一个中国女生。期末,有一次,Carver Mead画了一个很难的线路图,很多平常的高手,不是没回答,或是答错。我一看原来那些答案是错的,我便举手,用了消去法,猜出了一个答案。Carver Mead一听,很高兴,觉得孺子可教也,课后就请我去Athenaem喝一杯小酒。那时快要过Christmas圣诞节了,去喝一杯小酒很正常,校园大家都在开舞会。
Carver Mead的课是5:00 pm上到7:00 pm。那一天晚上,7:00多,天色很暗,Carver和我在走在到Athenaem (Athenaem 是加州理工一个教员学生吃饭的地方) 的路上,我向Carver 问起我的偶象Feynman 生前的情形。在Feynman已经去世的情况下,Carver这位Feynman生前最亲近的朋友,感觉上是与Feynman 最相近的人。
我们在Athenaem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Carver 告诉我许多 Feynman 生前的事情,言语中充满怀友之情。Carver问我打算选那一个研究方向或题目? 我说生物物理方面,但还不确定那一个题目。我物理考试都高分考过,重新和大学学生一起学生物,也修电机系您的课,就是想多了解这个领域。Carver说:我在班上有注意到妳,妳一看就是那种很努力,一天到晚想要跳得更高的人,妳需要一个教练。Carver再说:这样吧,我时间有限,不能亲自指导妳,但我的另一个好友,Rudi Marcus,刚的化学诺贝尔奖的那一位,身在学术界,应该有多一些时间与妳讨论,妳不妨去找他谈谈。
我第二学期就去修Rudi Marcus开的课。Rudi是个很有儒家修养的教授,身为诺贝尔奖得主,并无改变他的生活。Rudi对我非常赏识,提我写了很好的推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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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生物系找指导教授
1993年,加州理工已公认我是本校物理系与生物系合作的拓荒者。在我之前,这所全美首屈一指的理工名校,还不曾有过一个扮演这种角色的人。至拓出什么名堂来,很多人还在看。但我的名气是不缺,所有生物系的教授都认识我。我很欣慰的是,1998年我博士毕业那一年,加州理工生物系特别成立了一个“生物物理奖学金”,开放给所有希望在物理与生物交界处作研究的博士生,就是像我这种人。
1993年的万圣节,我参加加州理工校园举办的万圣节Halloween Party。加州理工本来就是有名的怪,再加上万圣节这个作怪的节日,怪上加怪可想而知。每个人的装扮不止是面具,披风,有人用玻璃和晶体管把自己围住,装扮成计算机司服器computer server,引起很多人围观。那真的很厉害,从外面看还真的以为是计算机司服器。
我就是在那个舞会上,遇见Steve Mayo我后来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和他的第一个研究生Bassil Dahiyat。
Steve Mayo那时刚被加州理工聘进来当助理教授,他想做一个可以做蛋白质设计的计算机软件。Steve在大学时就写过一软件程序做分子模型模拟,在加州理工念博士时,就是把大学写的软件程序推广,后来和他的指导教授一起成立了一家公司专卖这个软件给学术机构和大公司的研究部门。最后这家公司被 Pharmacopia 收购,Steve的股票大赚了一笔。
Bassil Dahiyat大学念的是约翰-霍普金斯,三年就毕业,后来在约翰-霍普金斯又待了两年,不但拿了硕士,还替他的指导教授成立实验室,发表多篇论文。Bassil的专长是Biomedical Engineering生医工程,理论实验都非常厉害,是那一年加州理工有名的高材生。
这两人1993就有一个远景,要把这个蛋白质设计的计算机软件做出来,并且商业化。
我一听,觉得这就是我想做的方向,第二天就去Steve Mayo的实验室和他谈,他也欣然答应受我作学生。因为他就是要找对生物有兴趣,但又能用理论的方式建立模型的人。
那时我是Steve Mayo的第三个门生,Steve Mayo 的第二个门生叫做Jay,是中国科大的高材生,得过科大的最高荣誉之一的郭末若奖学金。但Jay没有选择做蛋白质设计的计算机软件,作别的博士题目。
Steve Mayo,Bassil Dahiyat,和我,三个人就展开了几年蛋白质工程的科技商业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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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出了一个经典生物物理模型
Steve Mayo的实验室才刚开张,由于Steve在计算机方面的功力和成功的科技商业化(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成功经验,实验经费相当宽裕,尤其是私营的研究经费。Steve用了这些经费先买了好几台计算机,SGI,Sun,Mac,各种版本的都有,编译器也是有Fortran和C语言的。也买了一台600的NMR全美只有最专业的地方才有。其它的实验器材在慢慢的采购之中,实验室每天茁壮成长,渐渐成型。
那时,有个名气很大、人也非常好的犹太教授亨利-乐斯特 (Henry Lester) 和他一个超强的助手,从以色列来的犹太博士后研究生瑟拉-美革 (Sela Mager) 他们有非常稀有的数据,从某稀有蛋白质 (neuro-transmitter transporter)上量到。这种蛋白质,对了解药物上瘾,有很重要的药理功能。他们希望对这一类的蛋白质输送分子的行为,做一个动力模型,以方便日后科学家对药物上瘾学的研究。有一天,他两走进我们的实验室,找Steve谈。因为这个模型的建立需要用计算机,写程序,是Steve的专长。
Steve那时正亲手写一个快速寻找的计算机程序,没有这个程序,蛋白质设计的计算机软件是无方运做的,故在等这个程序的过程中,Bassil和我都先做其它的项目。Bassil和Beckman Institute 的一个实验室合作,做实验。我则在Steve,Henry和Sela,的同意和指导下,开始我的第一个研究计划,为他们的实验数据做一个模型。
制作生物学模型须依助计算机。当时我的计算机功力还不强,还没有完成过高级的设计。正在这时候,一个计算机方面的厉害角色,出现在我的身边。
这个人叫Erik Winfree,是个德国裔的犹太人,只比我大两岁。他在计算机方面不是普通的高强,真称得上是圣手级。Erik的父亲Art Winfree是有名的教授,得过McArthur (Genius) Award,在美国那个叫天才奖。Erik也替Mathematica的创办人,也是加州理工前校友,另一个天才Steve Wolfram做过程序及研究。这种背景,计算机与逻辑的功力真是无庸置疑。Erik在拿到博士学位后,立刻被加州理工聘为教授,这是极少极少有的事。有其父必有其子,他后来也拿了一个McArthur (Genius) Award。
Erik和我常常就这个模型讨论,也在计算机方面给我的指导。Henry和Sela也很够意思,每有新资料就喂给我的模型。Sela和我也经常就这个模型进行讨论。讨论到一定程度是,就报告给Henry看还有没有要改进的地方。他们本来只要解释他们自己的数据,结果看哪个模型越来越厉害,连他们还没测量到数据也可以预测,就变本加厉把别的实验室量到,有关这种新潮蛋白质的资料也拿来看我们的模型是否能解释。给他们这样一搞,这个模型把那时所有的数据都不但解释,而且预测到了。
我所做出的这模型,不但可以解释Henry和Sela他们发现的现象,还可预测一些别的新的实验现象,这些预测到的现象,后来在其它的实验室如UCLA的名实验室中被发现,因此我做的模型在生物学界相当轰动,Henry和Sela到那一阵到什么地方都讲这模型。
Henry和Sela这两个老犹对我完成的工作满意极了,他们在我毕业后为我写求职推荐信时,把我写得非常完美。Henry和Sela是很典型的犹太人(Henry的儿子取名叫Ben,可想而知)我为此不但对他俩,也爱屋及乌,对所有的犹太人充满预先的敬意。
1995年,我从加州理工发表的第一篇科学论文,就是说明这个模型所统合的各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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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从事蛋白质工程研究
我和Henry和Sela的合作,实验资料是他们提供,我自己是一个实验也不用做。生物学为何初学时感觉是很多片面的知识,因为实验是生物学的基础,生物学便是由这些实验结果基类出来的。如果只是用记忆实验结果的方式,而不去探讨为何会去做那样的实验,是无法了解其精髓而为己所用的。
蛋白质工程和一个纯生物物理模型的差别,是一定要有实验数据来证实或推翻一些假设。用已证实或推翻的假设为基础,再往上堆积。我从1993年到1994年,陆续修了一些大学部的实验课程,从最基本的Pipetting(一种实验仪器)开始学。这是最基本的蹲马步,问题是这些学会了之后,和真正能设计自己的实验,并完成这些实验取得可信的实验结果,是两回事。
实验最恐怖的是变因太多,当你以为都想好时,可能结果跟你预期的不一样,因为还有你没想到的变量。故可能要多做几次,才看到所有没考虑到的因素。这时,一要耐心和体力,二要经费。实验是非常耗费金钱与资源的。随着实验越做越多,技巧越好,越能越快得到好的数据。所以一般的指导教授喜欢找有经验的实验研究生,如果以前没有做过实验,没有经费的指导教授是不愿意让这些学生浪费钱的。因此,我从进入Steve的实验室开始,无时无刻在想我要如何说服Steve和Bassil能让我做实验。
Bassil是做化学实验出身,可以在不用仪器之下,做出很长的蛋白质。但若要更有效的做出更大的蛋白质,必须买仪器(peptide synthesizer)。但再大的蛋白质,就的用分子生物的方法,买 Oligonucleautide 用 PCR 技术备份,再把这些 DNA 和载体 (Plasmid) 都用效素在特定的地方切,再用粘效素 (ligase) 把 DNA 和载体结合。这种Recombinant DNA 进入细胞以后,就利用细胞现成的机制,把DNA变成蛋白质。这个蛋白质从细胞中做出来,到纯化,到干干净净又大量的能进入试管中,做生物物理的定量研究,如 Circular Dichroism 或 NMR 核磁共震,又需要很多人力。 这就是所谓的 Genetic Engineering 基因工程,是蛋白质工程里面很重要的一环。
为了让这个蛋白质设计软件不止是个理论软件,其设计结果有实际用途,我们必须把软件设计出的蛋白质序列从实验室中做出来,然后用生物工程的仪器,如Circular Dichroism 或 NMR 核磁共震等,测出所设计蛋白质的性质,如抗热性,稳定性,结构,等等,来看看软件设计的结果如何。软件设计的结果如果不如预期,我们便要调整软件里的参数,重新再预测新的蛋白质序列,重新再做实验,看结果如何,一直到软件里的参数能够值得信赖地预测出设计者要的蛋白质。
在我开始做实验之前,Bassil都是用化学的方式,用 Peptide Synthesizer 把蛋白质做出来。这个方法对于小一点的蛋白质可以,但对于大到60个amino acids左右的蛋白质就不行了,因为 coupling efficiency 不够,产量太低。所以非得用基因工程的方法。我们实验室里,从来还没有人用这种方法做成功过。
我因为设计的蛋白质有56个amino acids,起初用Peptide Synthesizer做产量太低,根本无法量产到够做后来的测试实验。而且这种方法非常贵。我只好想办法用基因工程的方法。
我们实验室有一个学生,以前是 UC Davis 生物系大学部的高才生,她不做蛋白质设计的软件,做别的题目。我和她研究这个基因工程要如何做法。她给我画出了实验步揍,我去买了实验原料,照着她画的步揍做。一开始总是做不成,前面的几个不揍还可以,但到了粘接的步揍总是不成。我再查了其它的书,和其它实验室的朋友请教,把每个实验步揍需要的时间,非常精准地写下来。然后带着一个定时器,只要定时器一响,就算是凌晨3:00,我也照样从床上爬起来,从宿舍走到实验室进行下一个步揍。很多时后我干脆睡在实验室。这样过了几个星期,居然被我弄成了第一个蛋白质成品。这也是我们实验室第一次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做出来——被一个理论物理出身从没作过生物实验的人做出来。从此Steve和Bassil对我刮目相看,不但不阻止我做实验,还尽量鼓励我多做几个。
原来以前实验室没有半个人做出成果,是因为不按照时间来。可能凌晨3:00该起来做下一步时,他睡到上午8:00。或者星期五晚上,该做下一步实验是,他去吃饭跳舞。只有我这个笨蛋,愿意随身戴一个定时器,照着自然的规矩来。等我熟能生巧后,我就可以安排做实验的时间,而不必再过那种非人的生活了。
这样的日子足足过了三年。那段时间,有两次爸爸、妈妈从台北到美国来看我,我竟然抽不出时间到旅舍去会他们,他们到学校来,我也只能匆匆跟他们打个照面。他们心疼得不得了,尤其是我妈妈,我看到她的眼睛一离开我,就在掉眼泪。
很多人也问我,Alyce,你为何一个博士花了那么久才拿到。其实,如果我愿意选一些无足轻重的题目,随便弄个计算机模型跑一跑,也可以毕业。这种博士有很多的。但我选择了硬干,从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一个生物实验都不懂,到做出实验室第一个基因工程的实验,我向一个重要却困难的题目挑战,而得到了好的成果。现在很多人知道我是台湾最历史上最年轻的女博士,一来现在大家都去念MBA了,二来,如果那是我入加州理工的志愿,我还可以更早毕业。
现在,「蛋白质工程」在学术界已是很红、很热的题目,可是在我起步的那时候,我却是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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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工程研究成果得奖
1997年初,我还没有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也就是尚未毕业,但我发表的蛋白质工程相关论文,已使美国的学术界注意到我这个人。麻州理工学院有个大大有名的教授卡尔-柏波(Carl Pabo),是诺贝尔奖评审团的委员之一。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Steve Mayo由于只是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要升正教授,其研究成果必须得到美国研究领域最上层的认可。卡尔-柏波就是这类权威人士的代表。于是Steve Mayo便请Carl Pabo由东岸的麻州理工学院飞到西岸的加州理工学院来亲自审核我们实验室的研究成果。
Carl Pabo来时,时间排得很紧。既有安排他的专题演讲,每个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们,尤其是年轻的助理教授,都排队要见他。应届毕业的研究生们,想继续在科学界找工作的,都抢着要当他的招待。那时因为Carl Pabo是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请来的,而我的研究成果,和Bassil Dahiyat 的都是我们实验室研究成果的代表,我有幸和一些应届的精英研究生和Carl Pabo一起用中饭。
我向他解释我的研究题目及结果,他认为我的题目选得很好,不但把古代和现代经典的研究方法连在一起,有实验结果证实这套方法的可行性,并兼具研究及商业的价值。
以他在科学界的地位,能被他注意到,是非常不容易的。经过他一品题,身价就不祇暴增十倍了。由于柏波教授的推荐,我得了美国蛋白质学会的学术奖。这个奖颁给我这个二十出头的「黄毛丫头」,让学术界大感意外,因为这个奖在美国蛋白质学术界是很崇高的,许多人在争取,不够天分的科学家可以为它努力了一辈子还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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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波提示我走从商之路
当天下午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Steve Mayo赶紧把Carl Pabo拉到他的办公室,好好地讲解他的研究成果一番。那天下午我恰好身体不舒服,先回宿舍休息。傍晚忽然来了一个电话,是Steve Mayo打来的,问我晚上去哪里吃饭。我正纳闷,因为Steve Mayo向来不打电话到我宿舍的。结果电话那头忽然转手,Carl Pabo把电话抢了过去,并说“把中间人干掉(Let’s eliminate the middle-man)”他问我晚上可否和他单独一起用餐。
这个机会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我当然说好,虽然我身体不舒服。
遵照他的吩咐,我替他带来一些素食,到他下榻的Athenaem去。他坐在床上打坐,我坐在和床离一段距离的书桌旁边的椅子上,和他聊天。
我当时知道以自己的能力,不论想往何处发展,总是有志者事竟成,连理论物理都能转到实验生物科技。但我对是否留在科学界,有很大的疑问。我的个性喜欢和人打交道,作研究太孤独了。我那时已经开始看华尔街日报,也觉得华尔街日报的内容很有意思。但加州理工学院是一个非常与世隔绝的地方,连商学院都没有。我不晓得原来我的性向是喜欢从商的。
Pabo告诉我,他在科学界这么久,他觉得科学界和宗教最像。如果我决定在科学界发展,他以爱才之心,愿意全力帮我。但柏波又说:“科学界的天才已够多了,天才们想出来、做出来的东西,要放到市场里,做最好的推广,让许多人能够享用,这件事也要有天才去做”。
他这话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只是我从小到大做的都是科学家梦,现在已到了实现的边缘,这时要换一个大方向,真有点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
柏波教授再说:“你考虑一下我的建议罢!我有一个学生叫Philip Ma,过去在我的实验室表现得很优秀,但大学在英国牛津念生意的,一天到晚看华尔街日报,后来被招进了麦肯锡公司,居然有更杰出的表现。如果你想走这条路,我可以介绍他跟你谈谈”。
过了几天,柏波的这个学生Philip Ma菲立甫·玛,果然打电话给我。跟菲立甫一谈,我才知道在科学之外,还有一个宽广而多彩的世界,商业是一个足可与科学抗衡的行业。我也才知道了麦肯锡公司是干什么的。这些东西引起我很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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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蛋白质工程研究成果换取美国绿卡
1997年中,我的博士论文大纲及相关数据都已准备齐全,要写的话可以很快写完,也开始想加州理工毕业之后该做什么。这时我发现没有美国绿卡是多麻烦的一件事。不但很多奖学金,很多工作,都无法申请,而且也听说很多老板会故意拖延替你申请绿卡的程序或种类,如此他可以多用低薪留住你,使得许多移民都是廉价劳工。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只好照美国的规矩。那时我一心想在美国工作,绿卡非常关键。
那时美国也体认到高等智慧移民的有用,故开了一个新的移民种类,叫National Interest Waiver 国家利益豁免,是Alien of Exceptional Ability杰出人才的一种。
我听说加州理工的华人博士生圈中已有几个案件通过了,以上述的方式得到绿卡。我便向他们请教。原来重点是研究成果和推荐信,这个我不缺。从美国国会议员,诺贝尔奖得主,大公司老板,名教授,都不吝大力推荐。我照着这些华人朋友的范本,把这些推荐信放入。幸运的也通过了,以此获得美国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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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工程研究成果申请专利,向创投公司融资,开生物科技公司XENCOR
1997年底,我的博士论文已全部完工。论文题目是:「Coupling Backbone Flexibility and Amino Acid Sequence Selection in Protein Design」,这已不是物理学的论题,完全偏向生物科技尤其是蛋白质工程方面,但是因为我进学校时是由物理系收我的,所以我仍被列为物理学博士。
Steve和Bassil作的成果也被发表在Science杂志。此时,他俩正积极的为他们的研究成果申请专利,找创投公司融资,开一家公司叫XENCOR。这时我才发现,我辛苦了这么久,把我的青春放在实验室里这么多年,也为他们作出成果,原来一点股权也没我的份。Bassil说,为了保险起见,他希望为我申请专利,然后XENCOR可以向我申请专利,付我专利金。这个意思就是希望买断我所做的蛋白质设计的研究成果,以免那一天我自己找到了风险投资家融资,和他们竞争。Steve也从此不在公开科学发表场合介绍我的研究成果。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博士研究生,能有什么还价的余地呢?
从那时开始,我义无反顾的踏进商业界。
XENCOR目前是美国生物科技界一个被视为很有前途的事业,Bassil是CEO。很多台湾的风险投资家都知道XENCOR这个公司,也很想再去投钱。很多作生物科技创投的朋友,也会把手上的营运计划让我看,让我来帮忙评估,因为像我这样有踏实生物科技背景,再加上有日后McKinsey和Goldman Sachs的工作经验的,实在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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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领导加州理工学院的Case Practice Group进军麦肯锡
1997年9月到1998年6月的毕业典礼,是我一生很大的转折点。25岁之前,我从来不觉得钱很重重要,甚至对钱一点概念都没有。这一年,一来看到自己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在钱的面前,对自己的学生是一点也不保护。同时又开始接到爸妈从台湾的一些电话,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找工作,赚钱,买房子。真是废话。我那时只恨为什么没有人早告诉我这些东西,我的那些时间可以用来学如何赚钱的,都被浪费在实验室里。然后,一个加州理工博士又能卖到多少钱?
我以壮士断腕的心态,打定主意,非从商不可。
从商,对一个加州理工博士谈何容易?所有美国顶尖的大学都有商学院,就是加州理工没有。我那时知道唯一有名的商业团体来做校园征才的就是McKinsey麦肯锡咨询公司。我想,加州理工可能有一群想从商的人,我一定要把这一群人找到,聚集在一起,互相学习,分享资源,在最快的时间内找到好的商业工作。
因为麦肯锡在面试时,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所谓的Case面试。这些Case是真实商业界里面大公司会遇到的问题。麦肯锡就是以这些Case来淘汰那些没有商业感business sense的博士生。因为我那时一心想进麦肯锡,故把这个团体取名为Case Practice Group,顾名思义,就是让大家一起来收集,练习,以破解麦肯锡考博士生的Case。
我建了一个网站,解释了Case Practice Group的宗旨,活动方式,也放了一些收集到的考题,我这个创办人的电子邮件以供大家联系。然后做了很多海报,一点也不华丽,就是白纸黑字,把网站的内容及网址放上,然后自己一张张的贴在校园最显眼的地方。1997年那时网站还在学校酝酿,没有掀起后来的网络疯狂 internet frenzy。我那时就发现加州理工这种地方,用网站和电邮是最方便有效的广告及联系方式。
我一提出这个建议,尚根本不是「登高一呼」,竟然有廿七个人写电邮给我来报名参加。加州理工很少有这样大的社团,特别是以研究商业为目的的社团,我这个物理学博士候选人,理所当然的成了这个社团的头。我举办了第一次的社团聚会。
这时有人在我们的社团活动中提出,现在好像有一种趋势,许多大银行、证券公司、咨询公司,常到学校中来招收学自然科学的人,似乎对数学程度好、反应快的人特别有兴趣。而过去,这类单位只在社会科学的范畴招人。
这个问题提出来后,引起整Group成员强烈关注。因为加州理工的毕业生以往的出路,几乎固定是科技界,而现在科技界似乎有人才饱和现象,不但求职难,而且入了行待遇也不高,比不上金融业,甚至只及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大家的共同认识是:我们既然是在美国这个大共同体,无论在哪一行服务,都是在促进美国的利益。而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价值都是以钱来衡量,包括知识都是如此,获得的待遇高,那意思就是获得社会比较高的肯定。有了这个共识,我们这个Group的成员,就不再把求职的范围限制在修习的本行了。
经过一番酝酿,Group的多数人,竟然把进麦肯锡咨询公司当成了第一志愿。我们觉得这个公司很特别,它本身并没有商业业务,甚至严格禁止它的成员介入工商活动,它只是为各行各业的单位提供咨询,也就是提供卓越的知识,来换取金钱。进入这个单位,我们过去所受的训练及修习得的知识,可以得到比进入本行更好的发挥。
于是,我们开始搜集麦肯锡公司过去招考新人时的考题,加以解析,大家一道研究出最合理的答案。不但如此,我们还想办法请了历届被麦肯锡录取的加州理工学长姐们,分享他们的经验。我设立了一个团体电邮,把这些会员的电邮放在一起,大家要互相联络,就把自己的问题或经验透过这个团体电邮分享。我则把每次搜集到的麦肯锡的考古题和解答提示放到了网上。我们并定期准备相互练习的机会,即大家聚在一起,两两一组,进行角色扮演,互相扮演面试者及应试者。
我可以看网站是谁在看,而知道谁有兴趣。一开始不过是会员在看,后来加州理工Career Development Center就业辅导中心也在看。后来这个社团名声大了,连麦肯锡的人都上来看了好几次。
我参加麦肯锡的口试,通过第一轮校园口试。第二轮在旧金山举行。第二轮有一个麦肯锡董事Principal问我。他第一句话就说「阿丽丝小姐,你确实很厉害,我们都知道你和你办的Case Practice Group,但我们希望你回去后能把麦肯锡公司招人可能考的问题从网上拿掉」。
那年麦肯锡没有录取我,但是,加州理工所有被录取的学生,都是我的Group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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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McKinsey & Co.梦碎进军华尔街
当麦肯锡没有录取我之后,我才开始注意到华尔街的校园征才。那时虽然听说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 & Co.是华尔街的老大,可惜已经错过高盛公司在加州理工进行的第一轮面试。虽然错过了高盛公司,但幸好还赶上了投资银行Salomon,和避险基金如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 (LTCM),和D. E. Shaw等,在加州理工进行的第一轮面试。
那时康奈尔学“超弦论” (Super-String Theory) 的钟威已经弃物理转华尔街了,在Morgan Stanley 替人家作金融工程及模型 (Financial Engineering and Modeling)。我打电话向他请教,他说,理工科的博士去华尔街要很小心,在面谈时要注意是面谈金融财务方面的工作 (financial engineering),像他一样,或者只是提别人写计算机程序 (computer programmer)。如果只是提人写计算机程序,你可能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Salomon是其分析能力最有名的Yield Book部门在招人。Yield Book是Salomon对所有市场参与者提供的金融软件,上面有华尔街常用的所有金融模型,让使用者都能作产品定价及风险管理。
Salomon在所有加州理工第一轮面试考了一大堆数学问题,只选了三个人非到San Francisco做第二轮面试。我一到San Francisco才发现所有西岸有名的学校如Stanford,Berkeley第一轮通过的人,都在一起。这时候Salomon比较资深的长官都出现了,技术上的问题问得少,但重视你对Salomon的了解,和你是否有其它地方的面试。我那时为了Salomon的面试,特别买了一本“Liar’s Poker” 来看。同时我也被华尔街当时最有名的两家LTCM和D. E. Shaw避险基金请去Greenwich 和New York 做第二轮的面试。
华尔街是特别讲究市场效率的地方,他们特别喜欢互相抢。他们看上的通常是最好的,也以比谁抢到最好的货色为傲。Salomon一听我和 LTCM 和 D. E. Shaw 都会在东岸进行公司内面试,二话不说,也叫我去 New York 总部面试。我去了New York之后,才知道我已击败Stanford,Berkeley的博士们,是西岸的代表。
Salomon这份工作不是好拿的,因为这个工作不写计算机程序,而是为Yield Book Group作金融模型,尤其是 Term Structure 和 Prepayment Modeling。华尔街在交易方面对金融模型非常注重,因为如果你的模型错了,你就回用高价买进低价货,或用贱价出售高价货,让别人赚钱,你就要关门了。理工科的博士生如果想进华尔街翻身作金融,这是一个很好的跳板,怪不得挤破头。很幸运的,决定这份工作的人是亚洲人,也喜欢我,在所有人都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把唯一的工作承诺给了我,年薪十四万美金。纯写计算机程序的工作,后来给了加州理工的另一个大学毕业生。
有了Salomon的工作承诺之后,我还是必须与LTCM和D. E. Shaw这些避险基金作最后的面试。“Liar ’s Poker” 这本书写的是 Salomon 以前的超级债券交易员 (这些人有个不太雅的统称,叫大老二 Big Swinging Dick),这些书本上的人物,我竟然在 LTCM 都见到了。LTCM 的合伙人Greg Hawkins 是书中的一员,亲自来加州理工挑人,挑了我和其它两个人去Greenwich。LTCM 的办公室在 Greenwich,是东岸很多有钱人住的地方。但我在西岸天气好的地方住久了,看到不管是Greenwich 或 New York 都很不习惯和害怕。东岸很冷,Greenwich的树都枯了,New York 人好多又都是摩天楼,让我这个从西岸来的乡吧老很害怕。D. E. Shaw是华尔街有名的Quant Shop里面全是数学竞赛冠军。我和LTCM 和 D. E. Shaw这些避险基金都谈得很好,因为大家都一样会算数学。LTCM期望我能去日本。当时我因在加州有个很好的做独立电影导演的男友,故希望留在加州。
1997到1998年,加州理工新出炉的博士的行情,一般是八万美金一年,十四万已真是高薪。当我从纽约回到巴沙底那,准备收拾行装去赴任的时候,在校园里碰到一个学长,他向我说,Newport Beach新港有一个叫PIMCO的投资管理公司有一个美金廿万年薪的工作机会(PIMCO是Pacific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pany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简称)。
那个学长来头不小,叫Oleg,俄罗斯人,是加州理工应届独一无二的金融博士,以前代表俄罗斯参加全世界的数学奥林匹克竞试,得过第一名。他去PIMCO应试后,PIMCO惊为天人,给他美金廿万年薪。但他没有接受,因为他想留在学术界。加州理工内又很多像这样的怪才,天赋异秉,但对钱完全不稀罕。
我想,他不去,那我去试试看。于是我向那个学长要了PIMCO的地址和联络人,马上写信过去。
我的信发出不过一两天,就接到了公司的回信,要我去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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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期内搞懂“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圣经”进入PIMCO
新港离巴沙底那不远,开车也就是一个钟头左右。我开着一部1983年美金1500元的Chevy烂车,有点怕半路抛锚。车一开进新港,马上天空澄蓝,马路平坦宽阔,和风徐徐,恍如室外桃园。令我感觉最深的,是和巴沙底那及落山机比起来,忽然好车如龙,BMW,Mercedes,Porche,Jaquar最多,Ferrari也偶有。我那一个大Chevy烂车在中间真的格格不入。海边望去,还有许多游艇和帆船。旁边的Fashion Island有最贵,最新,最高档的限量欧美服装。
新港是美国最有钱的人退休圣地之一,和东岸的Greenwich并提。怪不得很多退休金管理公司都在这里。在巴沙底那及落山机常见的墨西哥人,新港半个都看不出到。也几乎没有亚洲人,全部是白人。更不用说是非裔美人了。和东岸华尔街严寒枯黄的景象比起来,新港的感觉真像天堂。我心想,若能在这里工作居住,该有多好。
在PIMCO见到的第一人是一位金发年轻的帅哥,坐在一个大办公室,年纪么约三十出头,已经是Executive Vice President。他和我寒暄了一下,忽然话锋一转,问我一些数学问题。我回答的很好,他又问了一些金融问题。我对金融的问题其实不很懂,但是我告诉他我会用如何的思想架构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时,他可以感到我有天分,但没有受过正规的金融训练,故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向我扬了扬,问我以前看过这本书吗?
我接过那本书看了看,那本书就是Hull and White on Derivatives,我听过华尔街的钟威学长提过,但在加州理工书店内找不到的书。我老实告诉他,我听过,但从来没有真正见过这本书。
那位先生说:「我发觉你确实很聪明,数学能力超强,现在我想测试一下你的理能力和吸收能力,你把这本书拿回去,好好念念,一个星期后来跟我们讨论」。说完,我知道这一场口试已结束了。
那位金发年轻的帅哥是PIMCO的大红人,年纪轻轻就爬到很多人一辈子也爬不到的地位,几百万美金的年薪,我离开PIMCO的那一年,他被封为Partner是PIMCO有史以来最年轻的Partner。他本来在 Upenn 的 Wharton 从大学部直升博士班,是金融科的助教,也教 Executive Education 中的管理层们如何应用金融,Wharton上上下下都认识他,故博士班才进了一年,就被华尔街挖走了。就是他和加州理工的Oleg学长惺惺相惜,给了Oleg美金二十万年薪的工作承诺。Oleg给我PIMCO的联络人就是他。
当天还有两个面试,两个都是PIMCO的Partner。一个以前在Salomon一个以前在Goldman Sachs。PIMCO的最上层,很多是以Salomon的超级债权交易员,即Liar’s Poker中所称的大老二 Big Swinging Dick。他们告诉我,PIMCO是非常独特的地方,不召中间的管理层,但用比华尔街还高的价钱,华尔街最好的有多年经验的人才做最上层投资管理员Portfolio Manager。每年新进的金融工程师最多只招一个。在华尔街每年新进的人很多,要和上层的人见面不易。PIMCO的好处是新进的人少,如果你真的有本事,出头很容易。
我拿了那本PIMCO方面给我的书回到巴沙底那,好好把它翻了一下。所谓隔行如隔山,我对那方面的内容几乎没法领会。但是,这件事是我自己找上去的,在这个「难」字面前,我怎么能退缩?时间还有一个礼拜,我就好好拼一下吧!
中国古训有:「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那本Hull写的大书,竟被我在一个星期中弄清楚了。我如期前往PIMCO。
PIMCO是一个非常有效率,注重实效的地方,我第二次到公司,二话不说,就被带入一个房间考试。考了一个上午 Hull 那本书的内容。题目是一个俄国人,Yuri,出的。Yuri是比我早进 PIMCO 几年的金融工程师,是Chicago物理博士转念Chicago Business School的金融MBA,他把以前Chicago Business School的期末考题目拿来考我。
我很冷静地定下心来,接受考试,结果,我考了将近满分。这个公司录用了我,年薪比照加州理工的Oleg学长。我不得已告诉Salomon那位对我很好的亚洲主管,我选择到PIMCO。虽然说这句话不容易,尤其Salomon的那个工作承诺也是费尽心血拿下来的,我想,把Salomon的机会给了另一个需要那份工作的人,也是好事。
后来我才知道,Hull那本书,在MBA课程中要念一年,而且得有教授讲解。我进了PIMCO之后,Yuri这个自负的老俄,Chicago Finance MBA加物理博士对我说:「你一个星期能读通那本书,程度还算不错」!
1998年最后一个学期,我到加州理工的金融系修了一个Option Pricing,就是OLEG的指导教授开的课程,用Hull这本书,我得了一个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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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PIMCO受的训练
1998年我从加州理工毕业之后进入PIMCO,搬到 Newport Beach 新港居住,正式脱离学校的生活,开始了我从商的第一步。PIMCO 给我很好的加入红利 Signing Bonus,我便拿这份钱买了一部金色的敞蓬车,也照着新港的衣着规距(dress code)置装。后来麦肯锡台北公司把我评为衣着最优雅The Most Elegant Dresser,很多高盛的客人也夸我的打扮有高贵有气质,这都拜新港的文化熏陶所赐。
PIMCO是个很了不起的公司,因为他付的钱比华尔街还高。在华尔街这种完全金钱导向的文化下,PIMCO是最了不起的公司之一当之无愧。PIMCO招进来的人很少,最上层都是重金请来华尔街有多年经验最好的交易员 TRADER做PIMCO 的Portfolio Manager。这些华尔街最好的交易员之所以会从华尔街跳槽到PIMCO,没有钱是不可能的。我进来的那一年,他们从高盛招了一个在高盛有名的交易员,他和他在New York华尔街的朋友最常用来介绍PIMCO 的字眼,就是 “Upside better than Goldman Sachs 最上层比高盛付得多”。Allianz 把PIMCO买下来时,就以5年美金两亿 US$ 200 mm GURANTEED保证拿到的薪水签下PIMCO的大老板,Bill Gross。
PIMCO把这些华尔街最贵的交易员买来后,全部放在交易室Trading Room里面。这个交易室是非常小的房间,是PIMCO最神圣的地方,所有的客户的资产超过美金两千亿US$ 200 bn,就是在这个小交易室统一管理。我进PIMCO时,他们给我的头衔是Financial Engineer 财务工程师,阶级在Portfolio Manager底下,做Portfolio Manager的助手。在我之前,Financial Engineer 是不给进交易室的。那位金发年轻的帅哥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对我特别好,把我招进PIMCO后,便安排我进交易室实习。
PIMCO的交易室早上4:30就有人在,还不算前一晚上留在交易室的,5:30每个人一定到齐,6:00进来就算晚了,每一天都如此。PIMCO有一个非常兢兢业业的投资文化,和军队差不多,重视纪录。害我每天天色还没亮就摸黑爬起来,开着金色敞蓬车从山上下来,一定敞蓬,让冷风把我吹醒。
我进交易室是见习性质,还不能跟华尔街方面对话,但可以在看了银屏上的数据后,向上级提出意见。PIMCO对我很好,让我从第二支电话听他们和华尔街的谈话来学习。因为PIMCO是华尔街的大户,一举一动若不小心会移动市场,故行动快速低调。华尔街的大行,对PIMCO非常尊敬和害怕,给PIMCO取名叫“沉没的鲨” (Quiet Sharks)。
我在交易室待了一段时间,主要负责三个部分,CMO(Collateralized Mortgaged Obligations),Treasury Derivatives,和International bonds。负责这些产品的 Portfolio Manager 如果想知道产品的实际价值,Financial Engineer 就要用现成或已有的模型算给他们看,让他们比较我们算的价钱和华尔街的价钱差多少,差在哪里,我们和华尔街的假设有什么不同。他们多年的经验给他们很好的直觉和自己的一套方法,他们向我们要的是一种Bottom Up 由下往上的建议。
因为PIMCO是买方,华尔街是卖方,PIMCO 送我到华尔街去受训,一来是买方该尽量利用卖方的资源,二来是要多和华尔街打交道,知道并提升自己的程度,三来是最好把华尔街有名的模型学会,搬到PIMCO来。PIMCO这种公司,要赚他的钱还真不容易。在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方面,Bear Stearns 和Salomon两家特别强,所以我就常去。
Bear Stearns 有一次办完培训后,大家晚上到一个酒吧去,那些Bear Stearns的交易员就开始打撞球,有些打桌球。我和另一个Bear Stearns的男交易员一组,对打对面的两个Bear Stearns的男交易员。交易员可爱的地方就是喜欢比赛,喜欢赢。对家两个男交易员看我不过是一介女子,还穿着套装和高跟鞋,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被我杀了几个球之后,才发现不对,马上全力以赴。结果我和我的搭挡以2比0把他们干掉。本来我不以为意,结果马上话就传到PIMCO,那位金发年轻的帅哥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在我回PIMCO上班时对我说,没想到你桌球打这么好。
到Salomon时,也拜访了当年给我工作承诺的Yield Book Group,他们对我很好,我也很感谢他们。Salomon那时有个叫Y.K.Chan的有名中国人做模型的。他写了个2-factor的term structure模型,当年很红的,因为别家的模型都是1-factor,那时因为Yield Curve 变动的很厉害,很多华尔街的公司因没有2-factor的模型,无法抓住Yield Curve 的变动,输了钱。PIMCO就派我去看这2-factor的模型到底怎么搞法。Y. K. Chan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说明这2-factor的模型是如何做出来的。我在PIMCO看了他的文章以后,打电报和Y. K. Chan讨论,也指出文章有一些看来有心的错别方程式,让读者很难重复他的结果。Y. K. Chan说我是第一个卖方看得懂他在写什么,还能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的人。到华尔街时和Y. K. Chan和他的团队讨论了很久,回到PIMCO就作出了一个小模型。第二次到华尔街要和Y. K. Chan讨论时,Y. K. Chan和他的团队就借故回避,派出一些不太懂的人应付我们。因为Y. K. Chan怕照我这种搞法,把他华尔街的赚钱模型全偷走了。
那时知道PIMCO对亚洲市场的开发有兴趣。便请家母引见PIMCO的业务代表和台湾管党产及退休金的长官见面。那时很多台湾的大的资产管理机构都没有听过PIMCO,但在家母的引见下,那些长官马上对PIMCO留下了很深很好的印象。PIMCO为了感谢我,特别让我和亚洲商务代表,和那位金发年轻的帅哥Executive Vice President到北京,香港,新加坡,一起向这些区域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推销PIMCO的服务。
PIMCO 的 Secular Forum 是每季都会举行的投资展望大会。每次大会都会请到全世界的投资权威讲结他们的看法。1999年请到了香港的 Marc Faber。Marc Faber提 Forbes 写专栏,对老外而言,是中国的专家。Marc Faber讲完的那天晚上,PIMCO开了一个 cocktail reception,Faber对我很好,问我等一下要不要和他一起去晚饭。那天晚饭在附近的一个乡村俱乐部举行,同桌的还有PIMCO的一个合伙人。那个合伙人后来告诉我,他一起来晚餐是要来保护我,他怕Faber会对我动手动脚。这个合伙人对我很好,我们一起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Investment and Pensions Europe,讲Treasury Inflation Protected Secu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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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债券王」Bill Gross的心
PIMCO的老板名叫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他是美国金融界大大有名的「Bond King」─债券王,他白手起家,靠做债券而聚集了大量财富,我进他的公司时,他已有调拨两千亿美金的实力。他的「债券王」的绰号,有人说是「财富」杂志取的,有人说是在华尔街自然产生的,我比较相信后一种说法。比尔多年来在华尔街只做一样:债券,美国的同业都很敬畏他,公认他是有史以来最有本领的债券操盘手、投资人,他对债券市场的判断几乎没有失误过。
比尔在公司里说一不二,真的像个「王」一样。比尔人很怪,他的全副精神集中在债券投资上,但他不相信科技,连PC怎么开都不晓得,他平常只跟几个大头交换意见,所有交易员都跟他说不上话,因而大家都不能直接知道他的意向。
我来PIMCO 转眼快一年了,与比尔·格罗斯一句话都没说过,只有在交易室里见过他,听他每天对市场的评论及交易,和他与大头们的交谈,间接学习。要知道比尔-格罗斯在想什么,只能从比尔·格罗斯在PIMCO网站上对顾客发表的文章,间接猜测。另外,就是每几个月PIMCO内部开的长期投资策略大会,比尔·格罗斯和大头们都会对全球经济的展望,发表高见。PIMCO最厉害的地方就是预测得很准。
1999年5月,PIMCO觉得利率将会Range-Bound within a 200 basis point band (在一定的区间内 变动,这个区间宽为2%)而市场可能还没有把这个看法定价(market has not priced in yet)。在这种情况下, range floater 是一种好的投资工具来表示着个看法。比尔·格罗斯在他的文章里隐约这么说,但没说明白(不然别家就会作这个交易了)。
我一看,就和我的老板,同事,讨论如何作出一个模型,能把比尔-格罗斯的想法定量化,并有参数让他可以调整他想法的强弱。我把Option Pricing的圣经 Black and Scholes 的模型改了一下,把平常利率的机率分布标准差缩小以符合比尔·格罗斯的想法,而标准差的宽度比尔·格罗斯可以自己决定。
我很快就做出了那个模式,并透过正式管道给了比尔。我虽然对我的模式很有自信,但不知比尔会有怎样的反应,是不屑一顾还是欣赏。
不料比尔很快就传下话来,他早就想做一批这样的模式,但找不到人商量,而我做出来的正是他构想中的一种。他竟要我就这个问题,对全公司交易员以上的人,做一次演讲。
那时我只有廿几岁,而公司的交易员们都是四、五十岁的人,在他们面前讲任何问题,我都太嫩了点。可是,比尔的命令是不能违抗的,我只得以向大家说明我的模式的形式,来做这次演讲。
没有想到这次演讲很成功,不但大家对我做出的模式兴致很多,比尔更当众称赞我做出的模式很棒,能解决问题。会后,他亲自打电话给我,要我把我做的模式,上到他个人的计算机里。这对比尔这个不相信科技,连PC怎么开都不晓得的「债券王」而言,意义非凡。
2000年底,公司全体开圣诞节舞会Christmas Party。总公司有几百人,相互之间大都不认识。PARTY 开始后几分钟,比尔·格罗斯走进会场,他笑眯眯向我走过来,向全体同仁大叫一声:「Alyce,Everybody knows Alyce!」─「阿丽丝,大家都认识阿丽斯!」后来有一位在公司服务多年的同事跟我讲,他从来没见过比尔这样兴奋过。
我在PIMCO从1998年到2000年,表现不错,也得到好的奖金。但是,因为我在公司第一次露脸是由于做出了一个比尔欣赏的模式,因而公司高层便把我的责任范围定在做模式方面,我竟没有别的范围可以发挥。我渐渐有了倦怠感,觉得这份工作没有什么意思。正好那时知道了麦肯锡公司又在招人,我认为麦肯锡的工作应该比 PIMCO 有趣,于是我毅然向PIMCO提出辞呈,而参加了麦肯锡公司2000年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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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买卖房子一年160%投资报酬率
我从拿到加州理工博士开始,就无时无刻想赶快买个房子,免得爸妈咯索。我在PIMCO工作的时候,由于待遇相当高,存了一些钱,便想在加州买房子。
从那以后,我在公余就花了一些时间留意加州的房屋市场。将就我的年收入来考虑该买哪里的房子。新港的房子是有名的贵,倒是尔湾Irvine的房子因为很多人喜欢退休之后在哪里住,有人要(有 demand),也不算太贵,有升值的空间,又有些华人区,华人生活方便,我觉得是个可以给爸妈退休后住的地方。到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之后,在我离开PIMCO之后,便邀请爸爸、妈妈加上妹妹,只差一个那时还在服预官役的弟弟,一道来尔湾 Irvine 看房子做决定。
我们看中了一个四房两厅,前后有院子,附近有购物中心,及散步的树丛小径,离医院不远 (因为爸爸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与医院打交道的机会也就增多)的房子。那户房子定价美金29万,杀到28万,头期款20%要美金五万六。那时我还没那末多现金,大概只拿得出美金三万的存款。PIMCO的一个合伙人,就是很赏识我,和我一起写过一篇Treasury Inflation Protected Bond的那一位,待我不薄,于我们全家人见过面后,慷慨解囊借我两万六凑足头期款。美金两万六对这种身价上亿 (光年薪就美金上千万的人) 真的不算什么。我告诉他以后一定还他。他是难得的好人,他说在美国已经很难看到子女为父母买房子的人,我们有这份心,他愿意帮忙。这位PIMCO的合伙人,以前在高盛。
那时我以离开了PIMCO,也因为下一个工作有了着落,知道不会在美国了,房子不但要买,还要租出去。幸好那个地点很好,房租比我付的房贷还高,所以整个交易是所谓的Self-Financing自给自足,我除了头款,其它不用再付钱。我有想过一年后可以看能不能变现,但不能变现亦无妨,因为市场还好,房价升值。
回到台湾一年后,妹妹申请到MBA要出国,弟弟也要去念JD,因为平常赚的钱交给母亲还台湾的房贷,手上一点现金都不剩,只好赶快一年后就把尔湾 Irvine 的房子卖了。出手的价钱近美金33万,赚了5万。头期款五万六还了PIMCO的合伙人的两万六,手上净拿美金8万。一年内用3万赚8万,回报率百分之一百六十。
原来所谓的LBO,Leverage Buy-Out 就是这样干的。
8万赶紧先分给了弟弟妹妹。税的事情我再去负责。
弟弟很争气,他在服完兵役之后,一面准备律师考试,一面申请到美国深造的学校,因为他在台大法律系的成绩很好,各种课外纪录也不弱,哥伦比亚大学都给了他入学许可。律师考试也是全台湾第十七名。
妹妹念完MBA后,也有幸进入台湾最好的创投公司中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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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入麦肯锡 McKinsey & Co.
我在前面说过,在进PIMCO之前,我考过麦肯锡公司,没有录取。但是我对这个公司怀有高度兴趣。另一方面,要想在美国商业界发展,最好有个MBA(企业管理硕士)学位,我没有这个学位,要想念一个,要花两年时间,还要交一大笔学费。而美国企业界有个默契,只要在麦肯锡工作过一年,便视同MBA资格,这就不但使我因兴趣而想进麦肯锡,实在还有必要进。这样,我就报名参加麦肯锡的一九九九年底的人才甄试,那年我赶上麦肯锡在全美国招收给大中华两岸三地的人才。经过第一轮在加州理工进行。第二轮在落山机进行。我因以前就准备过麦肯锡的甄试,再加上PIMCO所受的训练,对麦肯锡的口试应付自如,也轻易的进了最后一关。最后一关全美一共只收了40个人,送去上海,进行为期五天的培训及最后一轮的甄试。麦肯锡给我们这一群人的绰号叫Insight 2000。
2000年初到上海,我马上被这个城市给慑住了。我从1992年离开台湾,之中只有回去台湾两三趟,中国我倒是一次也没回去过。1992年到2000年的牛市Bull Market 中,两岸三地发生了多少大事,造就了多少人物,而我却一件事也没赶上,一个人也没遇上。2000年的上海与我印象中的中国是多么的不一样!
前三天是培训,麦肯锡的顾问们先告诉我们他们的背景,做过的案例(当然案例都不具名)。然后把我们分组,给我们案例,让我们分组讨论,并上台报告。然后角色扮演,我们扮演麦肯锡的顾问,麦肯锡的顾问们扮演公司的CEO,CFO,VP of Marketing 等,让我们感受实际和公司管理层打交道的压力,并对我们的表现给予讲评。麦肯锡也教我们一些最基本的生意架构 (business framework)。晚上麦肯锡为我们安排到上海有名的饭馆体验当地的生活。这三天的假设是,我们这一批,都是中国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一批,都没有MBA,这三天,就是快速的将一些MBA的观念,做麦肯锡顾问最基本的工夫,交给我们,然后要看我们学得如何。
后两天是非常严格的面试,面试都是案例Case看我们前三天学得如何,并看每个人的生意感觉Business Sense。从这40个人中,麦肯锡挑了10个人,分别进入北京,上海,香港,及台北,4个办公室。我也顺利进入台北办公室,正式成了麦肯锡公司的一员,圆了我加州理工时代的一个梦。
我当时知道,我一定要在麦肯锡待上一年,获得训练和实际经验,以换取和Harvard MBA同等的对待。有了麦肯锡在我的履历表,别人就不敢老是看我是博士,问我为什么不去做研究员或工程师,因为麦肯锡就是全球最有名的”管理”顾问,专门为Fortune 500 的CEO 提供战略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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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麦肯锡受的训练
对于像我这样的不是学财经出身,但被证明有智慧且具博士学位的人,在被麦肯锡招进之后,公司会郑重其事对我们做MINI MBA训练,受训的地点有时候在美国内,有时候在美国外。我受过一次在西班牙的小型MBA训练,还有一次在美国匹兹堡的BASIC CONSULTING READINESS基本咨询准备。两次都是三星期。
如这本有名的 The McKinsey Way 所言,麦肯锡是个很讲究团队精神的公司,为了使同仁们工作上能充分相互配合,公司么面提倡:无论你个人如何优秀杰出,但你必须能与工作伙伴合作,不能只求一个人表现。大家既然来自不同国度,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且都是在平辈中顶尖的人物,要形成一个圆融的工作团体真的不简单。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所受的两次训练。确实发生了很好的作用,而且决不仅是对我个人如此。
我们在西班牙受训,第一个星期是讲「微观经济」,告诉我们单一企业的特质,企业的运作要领;第二个星期讲「公司融资」,第三个星期讲「公司策略」,所有的讲员都是全球各名校的最好的MBA教授,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这些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学员,过的可以说是海军陆战队的新兵般的地狱生活,听讲、讨论、做习题、交报告,没有一分一秒浪费,那时间的安排,比我在加州理工修博士时还要紧凑。巧妙的是那最后的报告,一定要用集体的智慧才能完成,参加撰写报告的人,都会感觉到并且承认,那么面蕴含着一些自己提不出的、确实比自己高明的意见。我想,这是训练充实我们的知识之外,另一个具启发性的目的。
在受训的时候,麦肯锡公司允许并且鼓励我们学员在周末心情放松,一道游玩。这样使我们在成为深有默契的工作伙伴之外,也成为很好的朋友。在西班牙的三个星期训练,给了我终身难忘的回味。
在匹兹堡的三个星期训练,题目叫做BCR,即「BASIC CONSULTING READINESS」,基本咨询准备。这是麦肯锡公司的本业训练,先由公司仿真一些客户状况,由一组学员把这些问题承接下来,然后由一个人做头,把问题分割成几「块」,每个人负责解决一「块」的问题,各人先就自己负责的一「块」去搜集资料及思考,然后用集体智慧将这些「块」整合起来,再成为整体,提出解决的策略及方案。在训练中每个成员都有做「头」的机会,没有畸轻畸重的情况。这是一种比在西班牙所受训练更深一层的团队工作训练,进一步教给学员对伙伴智慧的重视。另外的重点是学画图,即所谓的 CHARTS 图表,因为顾问和客户的沟通工具是用特别的CHARTS,要如何用言简意亥的方式画出你要传达的意思。
麦肯锡的训练是按照个人在公司中的职业成长设计的,譬如,一个刚进来的顾问,可能需要小型MBA训练或基本咨询准备。等这个顾问做了三个案例或进来一年以后,要接受别的训练,升到 Engagement Manager 或 Principal 或Director 后也有配合不同的训练,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有个很有名的训练每个参加过的顾问都喜欢谈,就是将每个人做性向测验,把人的个性分成16类,然后每个人在身上挂名牌,写上自己的类别。你在与别人交谈时,要针对对方的个性类别说话。如此重复几天。俗语说,见人说人话,可能是同样的道理。
我最怀念麦肯锡的是每三个月举办的 GCO Square,GCO 是 Greater China Offices 的简称,包含北 京,上海,香港,台湾。GCO Square 都选在上海办。全部4个办公室的顾问都聚集在上海,受训,联谊,分享为顾客解决案例的成果,大家讨论,看下次如何可以做得更好。
最难忘的是2000年底在海南三亚的天域酒店,麦肯锡举办的GCO Retreat,全部大中华4个办公室的顾问聚在美丽的三亚,开会,联谊,受训,讨论麦肯锡未来的发展方向几长官们对新顾问们的期许,然后对所有新的顾问排名,决定顾问一年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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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肯锡McKinsey & Co.的日子
如 The McKinsey Way 所言,麦肯锡内部的顾问分成几个等级,人数分布为金字塔型,由长而幼为依序为:Director,Principal,Engagement Manager,Associate,Analyst。每一个等级间大约是两年。但由于是采用所谓的 “Up or Out (上或淘汰)” 系统,很多人两年一到升不上去,就得走路。因为这个缘故,对所有同一年的顾问,上面的人都会做 forced ranking 强迫排名。新进来的顾问,罩子要放亮一点,赶快看上面有那些年资较深的顾问愿意带你,把你认作他的人,因为麦肯锡仍是所谓的 Partner 制,所有向上的晋升一定要有人从上面给你投票。麦肯锡么面本来 Harvard MBA 就最多,在这种体系下,毕业学校就成了一个自然组织集团的方式。我进麦肯锡是 Associate,新的Harvard MBA 近来也叫Associate。
麦肯锡是以顾客“案子” (engagement)为导向。“Director” 从顾客手中接过案子时的,公司就针对顾客的要求设计“案子”的长短,然后从麦肯锡的顾问群中挑选最适合这个案子的 “Principal”,“Engagement Manager”,“Associate”,“Analyst” 的组合。这个过程叫“staffing案子征才”。对一个案子,整个大中华区是统一的案子征才,最上面的Principal也可能从其它亚洲办公室,或者全球的其它办公室找人。这是麦肯锡独特的地方,永远找公司么最好的人才,组成最好的团队,为顾客服务。在这种制度下,新进人员像我,不但有机会从团队中年资深的顾问学习,更有机会互相认识其它大中华办公室的新近人员。麦肯锡对外注重为顾客服务,对内注重学习。
2000年初到2001年初,在麦肯锡做事一年,我接过三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在香港,第二个案例还在香港,第三个案例在台湾。我在香港最好的酒店之一 Grand Hyatt 东方君悦酒店住了半年以上,住到酒店服务人员和旁边的JJ俱乐部收票员都认识我,并直到现在还会对我打招呼。
第一个案子是为香港第二大集团作公司融资与战略顾问。首先,对中国一出版公司价格作评估,评估方法包含现金流量折现法,市场乘数法,用不同的折现率及收益乘数来划出估值的范围。其次,为此集团的网络投资分部准备与另一个香港大集团销售部门的合作协商档。最后,替集团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寻找并购对象。
第二个案子是为全球最大农化公司的亚太地区高层主管提供并购后重组服务。对亚太地区共13个国家的业务进行分析,然后估计两个公司间的生意互利及重迭。对互利实行及重迭消除方面作出了执行计划及里程碑。此计划为亚太地区最高指导委员会同意并执行。麦肯锡的3人小组在5个月间整合了3000个员工。
第三个案子是为台湾最大的金融集团等设计并购策略及并购后资源的整合方案。2000年底,台湾金融界因法律改变允许 Financial Holdings Company 的成立,一连串的改变正在酝酿。我们看中这一批改革风潮会带来台湾金融界的震撼,与各集团积极展开讨论合作的可能性。
我们打交道的对象是各行各业大企业的CEO — Chief Executive Officer翻成中文是「执行长」,也就是他那企业掌握最后决定权的人。这些人在他那行业多有许多年的经历,自然那方面都内行,我们这些麦肯锡的顾问,要他们出高价聘请提供咨询,当然大大不简单。他们一定是遭逢到了棘手的问题,才来找我们,而我们这些人也许对他那一行了解并不深刻,但是一经他们礼聘,短期内就要拿得出能解决问题、令他们折服的方案,这种事的难度可想而知。
麦肯锡的顾问,理论上应是「万事通」,随便什么问题,一谈就要能进入状况。这要求有高度的领悟力和学习能力。CEO们都忙,没有时间听空话,所以跟他们谈话,一定要很快领会他们的意图,明白困扰他们的问题何在。把他们的意图摸清楚了,找出「当局者迷」迷在何处,才能对症下药求解。
除了这份聪明,还得十分认真、努力,吃得了苦。因为解决问题的方案要很快做出来,这要查阅非常多的相关数据,并做合理消化。因此,接案之后,顾问的工作几乎是不分日夜,一天十六、十八小时都有可能,每分每秒都是挑战。
这份工作,对极了我的味口,我的性格就是喜欢捕捉新的、一般人看起来艰涩无解的问题,找出别人找不出或不易找出的答案,挑战越多、越尖锐,我不但不以为苦,反而觉得是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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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高盛公司 Goldman Sachs & Co.
我向麦肯锡公司递出辞呈的时候,许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进入这家公司是那样困难,而我进入公司之后又表现得非常好,留在公司几乎确定有光明的未来。因此有人劝我慎重考虑,不要急于离开。
对于这些好心人的意见,我没有采纳。因为我最初放弃学术岗位而选择金融行业,就是想在「银海」中求得发展,在赚得足够的钱之后,再凭我的所学,不管是在生物科技方面创业,闯出一片天地,或是找好的投资伙伴们,一起入股收购物美价廉的公司。在麦肯锡公司任职只能出卖智慧,赚钱是有限的,而且我在这公司工作已超过一年,在熟悉美国企业界行情的人眼中,我已具有像 HARVARD MBA 的资格了。
离开麦肯锡,我向美国最大而著名的投资银行Goldman Sachs & Co.,中文译名「高盛公司」求职。进这公司的难度,不下于进麦肯锡。我之所以选择投向高盛,是想弄清楚投资银行是怎样聚合资金,而后又是怎样运用资金的。高盛公司是这方面国际性的佼佼者,一旦投身进去,应可学得一些这方面的学问。
在很多坊间的书局中,可以见到一本书,叫做Goldman Sachs,the Culture of Success (高盛,成功的文化)”。如此书所言,要进高盛公司,每个人最少要10个以上的面试,20几个面试,是常事。因为高盛公司,如此书所言,重视团队工作。一定要大多数人觉得可以与你共事,才有进公司的可能。
我在高盛台北及香港的公司,都被面试。来来往往也见了十几二十个人。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台湾投资银行界的教父,宋学仁先生。宋先生话不多,但一针见血,又愿意和你讲最好,最诚实,最中肯的建议。怪不得是所有大企业家最倚重的Advisor咨询者。没进高盛前,就听说宋先生进高盛,是带兵投靠,把所有大华证券的客户,化为高盛所有。高盛在台湾,从零开始,到台湾成为高盛全球重视的收入来源重镇之一,宋先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宋先生不但自己贵为高盛亚洲的副主席,更重要的是,他培育了一批台湾人,都为高盛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位居高位。我一辈子觉得最可惜的是没赶上那一波追随宋先生的机会,不然我也不会提早离开高盛。
我面试的结果,Investment Banking投资银行部和Investment Management投资管理部,两个部门都表示要录用我。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样的情形是不多见的。我选择了投资管理部,因为2001年的资本市场不太好,一般的理解下,投资银行部在市场不好时裁员最快最多,而且是后进先出。我当时希望在高盛待十年以上,故选择了投资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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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高盛受的训练
从麦肯锡转到高盛,几乎是变换了一个世界。我在前面介绍过,麦肯锡公司只给别人出主意,本身不用资本市场的工具为客户融资,这是个原则,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不能违反。高盛除了可以提供麦肯锡的战略服务之外,还可以用资本市场的工具为客户融资,或从事资本市场的交易。
就是因为特质有异,所以这两个公司对职业的训练也有很大的不同。高盛在每年的夏天,将当年从全世界招来的新生送到纽约,集中训练。这时通常会包下一家大旅馆,做训练场地,那气派的豪华,令新进人员感到震慑,觉得自己投身的果然是一家不同凡响的大企业。
高盛训练的第一课,是把整个企业摊开给新进人员看,告诉你高盛有哪些部门,如投资银行、贸易部、资产管理部等,向大家介绍这些部门如何操作。这时的讲员多是高盛的资深高级主管,他们不但熟知高盛的各项业务,而且都对高盛银行有感情、有贡献。透过他们的讲述,新进人员不但了解了这家投资银行本身,对于全球的投资银行业,也会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高盛为期数月的新人训练,主要目的之一是给那一年的全球新进人员有一个相互认识的机会,并对自己部门的人员,规矩,专业知识,有所了解,还要测试。在纽约那个夏天,我有幸认识那年全球进高盛的新生,亚洲,美洲,欧洲,有幸和几位德国的新生做了好朋友。晚上上完课后,及周末,我们都一起到纽约去玩,纽约真是个非常美丽又好玩的地方。
我的部门特别给我们做电话对谈训练,是很有意思也很实用的一个训练项目。不但像我这种学自然科学出身的,即使是名校的MBA,也未必受过电话对谈专门训练,不一定知道那里面有那样大的学问。因为高盛每一个分支机构的业务辖区都很大,做行销的时候,如果都由人上门去洽谈,那成本势必很高,这样就有必要通过电话来接触客户,高盛可以把它的行员训练到只要客户一开口,就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心中要马上形成为客户解决他所悬问题的腹案,那笔生意八九不离十就能做成。高盛不是教行员骗人,而是提高行员捕捉问题、消弭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在接受了这方面的训练之后,经历了好几个相当大的案子,是用电话谈成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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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盛公司 Goldman Sachs & Co.的日子
我在高盛公司的工作地点,被安排在香港长江集团中心六十八楼,即公司的亚洲总部,被委负大中华地区─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吸收资金的责任。对我来说,这真是个极大的挑战。我在这个地区的人脉并不广,主要是在麦肯锡公司工作时建立的一些关系,现在既然承担了高盛公司赋予的这份责任,只有尽一切力量来建立人际网络。
2001年到2003年我是高盛资产管理部大中华区业务负责人。虽然我上面的外国老板来来去去两年内换了三个,因为整个部门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所有大中华区有关的事务都是我实际在做。我为大中华区美金现金管理业务开发首席代表,负责美金近十亿。
我与大中华区重要Chairman,CEO及CFO们谈投资和公司买卖交易的机会。带领高盛投资银行部门美国,欧洲的产业专家,与大中华区公司领导们讨论全球经济局势展望,产业趋势,及竞争者分析。
我负责大中华区投资者关系管理及新生意发展。与投资者沟通以理解其投资需要,根据其投资需要,量身订做资产配置,并找寻最好的固定收益,股票,避险基金,及其它种投资产品,来满足投资着需求。
和同仁一起,我们调查并设计中外合资公司资产管理合作的可行性和合作模型。我们也设计,组织,并召开两届为期一星期的亚洲机构投资者培训课程,培训与资产管理相关的重点项目。
在当代经理人杂志社办的中国成长企业一百强CEO峰会中,我应邀为主讲者及专题主持人。讲题为中国企业如何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及比较各国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
我打交道的对象,是一等一的富人,或者是有钱在库而又想生出利润的机关。高盛公司有一套严谨的制度,它的工作人员必须按照这套制度工作。我们代表公司与人接触,只要做出了承诺,就要百分之百做到,绝不能打折扣,总之一切要顾全公司的信用。这对于我这个学科学出身的人并不难,因为我长期所受的训练就是求「真」,无论说话、做事,都以「不假」为原则,因而我打从进入高盛公司起,就没有违规过。
由于管理的范围太大,我在外旅行的时间很多,有时一个星期要坐好几次飞机。我惯于独来独往,常常是一个手提箱就出远门。每次到台北,我习惯住到爸妈家里而不住旅馆,妈妈看我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样子,心疼得不得了,总得我安慰她,她才能回过神来。其实,我东飞西跑,并不觉得如何疲累,反而是看到爱女心切的妈妈那难受的样子,我才心疼。
由于在高盛公司工作,我认识了很多富豪。我发觉这类人几乎都有很精准的投资眼光。我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大中华区最优秀的企业家交流,不但觉得他们的这套本事,很值得我学习,真是三生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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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甲骨文」老板的一段交往:初遇北京
世界的软件业者,没有不知道「ORACLE」(甲骨文)公司。这家公司的老板叫LARRY˙ELLISON拉瑞-爱理逊,一度是被富比士杂志排名全球第一、超过「微软公司」老板比尔-盖兹的富人,后来有几年排名第二,二○○二年则排名第九。这位先生很有意思,他是以特立独行、傲视全球闻名的人物,但却对我非常欣赏,在百忙之中亲自给我发过很多电子邮件,并在与我晤面时给我很多的褒奖。
甲骨文公司对于出身加州理工学院的人绝不陌生,多年来这个公司在加州理工招聘科技界的新人,出价都很高,被它挑中的加州理工大学毕业生,年薪达六万五千美元,博士则给八万美元,因此许多加州理工大学部最优秀的毕业生都参加了这个公司。只是这家公司的老板很特别,他很少直接接触公司的新进人员,一般职员只能在报刊上看到他放言高论,及他与比尔-盖兹之间的竞争,很少人见过他,跟他面谈过的人更少。
我是在加州理工相邻的书店中,看到一本名叫 www.amazon.com) 发表读后感。日本是Ellison最喜欢的国家之一,因为Oracle全球卖得第二多的国家就是日本。Alternative Shuksa和Alyce Su的开头都是一样。Shuksa是犹太语“女朋友”的意思。以后约莫有两年时间,我不管在什么报刊上看到有关爱理逊的言论,或者对他的报导,总会一口气看完。我既读过那么多来源不同的有关爱理逊的资料,有时在跟朋友闲聊时谈到他,朋友们都很惊异我怎么知道这么多有关爱理逊的细微之处,于是有人称我为「爱理逊专家」。
2002年三月某日,我忽然在报上看见,爱理逊六月份要到北京一行。我一算那时间,那时我也会在北京。我想,既然这样,我何不设法与他见上一面,看看我的偶像的卢山真面目。Oracle成立这么多年来Larry Ellison上次亲临北京已绖是快十年前了。
六月初,我试着给爱理逊发了一封电子信,问他能否在六月十日,在北京与我一晤。我当然知道自己的份量,在他这种国际大财阀面前,我算老几?因此,在信发出之后,我并不真的期待他会有回音。
可是,出乎我所料,他竟很快覆信给我:「I would love to meet you,you are most interesting !」(我很高兴与你会晤,你太有意思了!)
Larry Ellison,Mike Milken ,Rupert Murdoch [媒体大王梅铎] 三人合作一个公司叫 Knowledge Universe [知识宇宙]。以前我在 Los Angeles 时,在我离开 PIMCO 去 McKinsey & Co.之前,曾向Mike Milken递过我的简历,结果这份简历落在 Steve Fink,与Mike Milken 私交甚深的好友桌上。自从Mike Milken被判终身不得从事证券交易之后,所有与商业有关的活动均由 Steve Fink 负责。Steve Fink也是 Forbes 杂志专访过的对象,其兄弟 Larry Fink 为华尔街著名公司 Blackrock 的创办人及总裁。 Larry Fink 和 PIMCO 的创办人像 Bill Gross 或 Chris Dialynas 十几年前在华尔街交手时就互相认识。华尔街是个小圈子,这些身价上美金亿的大老们都互相认识,再见过我之后,多谢他们都记得有 Alyce Su 这一号女博士。我一直不确定为何像 Larry Ellison 这么德高望重的巨富,竟然会亲自回我的电子邮件。我猜想,但没有证据肯定,可能是这些华尔街巨头的推荐。
爱理逊的回信当然令我兴奋。但是,我考虑到,我并没有跟他确定谈话的主题,及参与谈话的人,这些事不落实,他随时可能取消这一约会。于是我立刻联系平常在大中华地区接触密切的各方要人,问他们有不有兴趣跟爱理逊谈谈。这一切都是以私人事务的方式进行,和高盛的业务无关。
这个讯息发出之后,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回来的讯息大量涌至,政府官员,财经,高科技豪杰,及北京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们,莫不想与这位巨头一谈。我过滤了他们的各种要求,整理成两大主题,然后把它发给了爱理逊。
很快,爱理逊的回信来了,他完全同意我所建议的谈话内容,但他表示,六月十日他尚未到达北京,与我们会面,以六月十二或十三日为宜。
爱理逊一向以善变著名,这分钟答应的事,下分钟可能就变挂,更何况是六月十二日“或”十三日,这到底是几日呢?如果这些大中华区的名流真的冲 Larry Ellison 的面子而来,而被放鸽子,那我以后怎么混呢?
我想到,如果爱理逊真是想跟我会面,他一定会还有电子邮件发给我,我可以稍等一下。结果,在几天之内,爱理逊发来很多封电邮,确定要与我在北京见面。他在电邮中,并与我交换了私人电号号码。他也把日期确定在六月十二日。但是最确定的只到日期了,至于时间地点,完全不知。
六月十日我到北京,机场到处是 Oracle 的旗子,气派的确不凡。
六月十一日晚上,我还是不晓得 Larry Ellison 到底会不会和我见面,我也没敢再麻烦大中华的名流。
六月十二日早上九点多钟,我忽然接到爱理逊的私人秘书从他的美国总部打来一个电话,告诉我 Larry 希望今天下午6:00 pm 和我及我的朋友们吃饭。她说,Larry wants it to happen,马上 Larry 就要在北京的 Oracle 大会发表他的 Keynote Speech。Larry 演讲过后,Larry 的北京私人秘书 Judy 就会打电话再和我联络。
从这个电话算起,Larry总算确定了。但是从上午九点多钟到下午6:00已经没多久了。我马上给我的合作伙伴们打电话,请他们待命。我也亲自打了几通电话给重要的人,请问他们6:00是否有空。
近中午,Larry 的北京私人秘书 Judy 打给我,说 Larry 要把晚饭由下午6:00改到 4:00。这个变动太突然,令我暗暗叫苦。因为我所约的人无不各有要公,要调整两个小时的业务不是容易的事。但是我想到,爱理逊若不是有绝对必要,他不会提这个要求。我只得先承诺下来,然后再来考验我自己的协调能力。
我开始一个一个跟预定参加会见爱理逊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个变动,并希望他们能重新安排时间,不要放弃这个与美国软件大王面谈的机会。大家或许是感于我的诚恳,竟都答认重新安排行程,来共襄这欢迎美国大财阀的盛举。
当天下午三点五十分,我所约请的与爱理逊欢谈的客人,一个不少出现在北京东方君悦酒店。我先将客人们带到会见的会议厅,然后爱理逊的秘书打了一个电话给爱理逊。不一会儿,Larry从一个隐密的地方走出来。
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我在报刊上细读了两年多的产业界的大人物,觉得他真是很「酷」,气宇果然不凡。对我而言,他好似从书籍、杂志中走出来。
那天的聚会真是很热烈,一开始人数算少了,位子不够,还要叫餐厅加椅子,加到后来那个桌子加不下那末多椅子,只好请一位晚到的朋友先出去等,我告诉他若有位置,马上通知。
晚饭是4:00开始的,5:30,有位中国最大电信公司的COO要先走,我便走出房,打算请那一位晚到的朋友入座。才一出门,马上有人给我递名片,原来中国前三大投资银行的CEO已经在门外等了一个半小时了。这位CEO干过中国第一大,第二大,及第三大投资银行的CEO,当年中国最大的电信公司,就是由他做幕后推手推上市,风头一时无量,被人誉为Deal Maker。这位CEO带了两个他的左右手,在门外等了一个半小时就为见Larry。我带他们三人进房,请Larry起身,介绍这为中国最有名望的Deal Maker (the Greatest Deal Maker in China)。这位CEO坐在Larry的右手边,我坐在 Larry 左手边。同桌的还有一位全球最好的投资银行的中国首代,坐在我左手下面两个位置。
爱理逊口才,风度,真是一级棒。他在桌上,没有人能跟他比,他讲了好多笑话给我们听,也讲了许多商场上的战略。
他对于我安排事情及协调的能力非常激赏,故透过它的公司在亚太地区的负责人问我愿不愿意到他旗下工作。在我婉谢了他的好意。
从那以后,我与爱理逊之间一职保持着联系,2002年九月,有幸到他旧金山的家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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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甲骨文」老板的一段交往:再见旧金山
Larry 和我自2002年六月初北京一别之后,只有靠电子邮件沟通。他问我如何才能飞去旧金山见他。我知道这是不太可能的是,在大中华区我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忙,不可能一下子飞去看他。我于是想到了在 Case Practice Group 中义结金兰的好友,Polly Preventza。我想把Polly介绍个Larry,因为Polly在 Morgan Staney 的西岸办公市,做高科技的投资银行家。Polly 在加州理工时就是有名的大美人。我虽不能身在旧金山,但希望因地缘关系Polly能就近陪Larry。
Larry 有时也会给我写一些令人感动的信。
终于,2002年九月中的某一天,我忽然想飞到旧金山见他。另一个原因是,我身怀美国绿卡,必须每半年入美国一次。上次是2002年4月初入美国,九月中该再去了。Larry 写信告诉我与他见面的时间地点。
我和Polly 下午3:00到了Larry 的家,一个长得很像Larry 的人来开门,Larry还没来,他说。Polly和我,先到房间坐。桌上有一盆很漂亮的花,这个人告诉我们这花是三天前Larry吩咐送来的。我一听,心里有一点感动,因为三天前我还坐在香港的办公室里想着真的能和Larry 在他家见面吗。三天后我就坐在他的房子里。世界上的事情有时是说不定的。
过了一会儿,Larry 从外面三步并作两步的跑了进来,身上穿着一件很薄的T-Shirt,上面写满了 “America’s Cup” 和 “Oracle” 的标记,原来Larry 一整天都努力的在和他的船员们一起训练,为2002年冬季在澳大利亚的初赛而准备。他花了US$ 85 mm 造了最好的船,请了最帮的船员及船长,就为了要赢得这个 America’s Cup。
Larry 好心的带我和Polly参观这个日本设计家做的房子。Larry的左右都是有名的富豪,如Getti Museum 的Getti。房子面向海和旧金山的跨海大桥全部是玻璃,有一片视野很大的海景,有很多帆船。他指向他的帆船,说方才他就在那里练习。但Larry对防地震非常重视,玻璃的材质陪上高级金属做的栏杆,这个房子在几次地震中都没事。对着这一片海景,Larry说 “对 美丽的事物 我是永远不会厌倦的 – I can never get tired of beauty”。
房子里有一个电梯,可以通到不同的楼层。每一层楼都有不同的材质和颜色设计。有一层楼放了Larry最心爱的帆船缩影模型Sayonara。这架Sayonara 的长宽比很漂亮,像一个模特儿一样,颀长秀丽。在上面的层楼旁边还有一个很大露天洗三温暖的池子,旁边有树荫稍微挡着,因为这个池子比较高,故池里的人可以看两旁的邻居,但两旁的邻居不能看到池里的人。
这间房子虽然漂亮,但看得出不是 Larry 常住的地方,倒更像是给记者参观的地方。屋子里没有他家人的照片,唯一的一张照片,是和新闻集团的总裁 Rupert Murdoch 梅铎一起赛船的。
Larry,Polly 和我,三个人谈天说地,Larry的学识真的很渊博,天文地理,Information Technology,金融,生物科技,丛 London 到深圳各地的文化他都能朗朗上口,真的非常厉害。我们从下午聊到晚上天暗了,他说他还要去和他女儿用晚饭。
临走前,Larry在一楼为我们表演了几首吉他,一楼除了吉他之外,还有一台 Steinway 史坦威钢琴。Larry 应该会弹钢琴,因为他用吉他弹了许多钢琴名曲,有Bach 巴哈,也有Beethovan 贝多芬,尤其是贝多芬的”Fur Elise 给艾丽斯”,我听了很感动。我也上去这一台Steinway弹琴帮他伴奏,我知道他一定不喜欢别人抢他的风头,故我用高很多个八度试着提他伴奏,感觉一下为Larry伴奏是什么滋味。十八年前,我就是参加旧金山的儿童天才才艺比赛,用钢琴得到全旧金山的冠军。十八年后,我竟有幸用钢琴为我最崇拜的人 (My Favorite Billionaire) 在旧金山伴奏,我告诉自己,有一天我一定会再回到旧金山来。
我很珍惜这一段缘分。
秃鹫投资之王
秃鹫投资之王是什么让这位华尔街上的传奇人物拥有着巴菲特般“走在曲线前面”的智慧?威尔伯·罗斯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详尽地解释了他为什么对中国下注,以及如何让那些濒临死亡的钢铁厂、纺织厂和煤矿,实现网络企业般的投资回报
7月13日,浙江嘉兴市郊的一个宾馆内人头攒动,一个工厂的奠基揭幕仪式在这里举行。时逢大雨,但主席台仍坐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官。仪式的中心话题是要在嘉兴的经济开发区兴建一个投资额近1亿美元的纺织厂。主持人宣称:该厂将采用“世界最先进技术”,于2007年正式投入运营,年产高品质牛仔布2800万码,预计年销售收入可达8000万美元,“必然对中国纺织工业项目有巨大推动作用。”
在发言的人们大讲此投资案的前景时,一个带着助听器的小个子美国老头静静地倚在椅子上,就像一个典型的大学教授,直到听到主持人提到“the bankruptcy king(破产重组之王)”这几个字时,他微笑了一下。
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67岁,美国“国际纺织集团(International Textile Group,以下简称ITG)”董事长,管理着超过40亿美元基金的私人资本运营公司WL Ross & Co的董事长兼CEO,这个投资案的真正主角。尽管这已是他第16次来中国,但嘉兴的投资仍是这位美国投资界的传奇人物目前在中国最大的生意,ITG在全球第二大独立生产企业。
“这是我们真正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步,”罗斯告诉《环球企业家》,“我们是第一家也是目前惟一一家来这里投资的美国大型纺织公司”。
在欧美相继对中国纺织品采取限制性措施以及中国政府不断加强宏观调控的情势下,这样的一个大手笔的时机选择堪称冒险。
但对自称“热衷冲进起火的建筑”的罗斯来说,这只是他多年逆向操作(contrarian)的又一个案例而已。2003年,他在破产法庭上成功地击退巴菲特,以6.14亿美元的价格买下Burlington纺织厂——1960年代曾是世界最大的纺织厂。2004年,他又花9000万美元买下Cone Mills,在此基础上组建ITG。嘉兴的投资,是ITG在全球庞大扩张计划的一部分。
“现在纺织产业没有独领风骚的大企业,我们的目标是成为纺织业的no.1。”罗斯告诉记者, “对我来说,中国的低劳动成本和高技术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组合,是一个赢面很大的组合。”
没有什么能比“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更能概括罗斯这次的投资了——2003年罗斯来华时,他是以中国纺织界的敌人形象出现:代表美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保持纺织品配额,限制对美出口。现在,他在接受《环球企业家》专访时则表示,“配额对我来说是暂时的,我本质上是一个自由贸易主义者,着眼于全球。”
但嘉兴投资这种白手起家的做法可不是“the bankruptcy king”的标签。事实上,当Fortune杂志在1998年首次将“the bankruptcy king”这个称号送给罗斯时,就已将他置于那些最富争议性的金融大亨的行列中:
一方面,他们堪称是“价值型投资人”的代表,像当年的J.P摩根那样,他们运用资本杠杆将那些濒临破产的企业重新整合为有竞争力的企业集团,使得股东和债权人能够从恶化的投资中全身而退,从而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因此,他们被赋予“拯救者”或“帝国构建者”的形象。
另一方面,他们也因在重组过程中猎食他人公司的不幸,解雇工人而声名狼藉,“秃鹫投资者 ”(vulture investor)的称号随之而来。法律诉讼、环境污染、恶性循环阶段、盈利不理想的公司,都是他们大展身手的舞台。
自行创业仅5年,但罗斯的成绩已足以让同侪敬畏。
真正使“the bankruptcy king”称号名至实归的,是他在钢铁领域的豪赌:自1998年以来,受来自俄罗斯、韩国和巴西等国的廉价进口钢铁的冲击,有30多家美国钢铁厂宣布破产——近行业总数的一半。就在小布什政府2002年3月宣布对进口钢铁征收30%关税的前一周,嗅觉异常敏锐的他以3.25亿美元代价收购破产的美国第四大钢铁厂LTV。
接下来,罗斯在钢铁领域四处出击,并在2003年斥资15亿美元将申请破产保护的百年钢铁巨头伯利恒(Bethlehem Steel)纳入囊中。整合上述钢铁投资的国际钢铁集团(International Steel Group,以下简称ISG)于2003年底上市,获得超额认购。尽管当时美国政府已取消关税壁垒,但疲软的美元、工业基础的改善、来自中国的强劲需求,还是使ISG迎来钢铁行业数十年来最为繁荣的局面。今年5月,罗斯以45亿美元现金加股票的价格将ISG卖给印度裔英国工业家拉克希米 ·米塔尔(Lakshmi Mittal)。通过此次出售,WL Ross & Co.获利2.6亿美元!这为他在国际投资界赢得了如巴菲特般“走在曲线前面”的美誉。
一个蒸蒸日上的公司会令他无精打采,但一家因高劳动成本和国外的竞争残酷而步履维艰的公司则让他怦然心动。他回避网络这样的新兴产业,破烂的钢厂、纺织厂、煤矿这些最传统的工业领域是他的主战场。
“我们一直在寻找那些身处麻烦的东西,”罗斯说,“一般当别人说这很糟糕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购买的最佳时机。”
但他拒绝将自己归为“秃鹫投资者”。“他们只对死的东西感兴趣,而我们只对奄奄一息的公司感兴趣并实施我们的计划。我们更愿意把自己说成是凤凰,浴火重生,在灰烬中成为一只新的鸟。”
小池塘里的大鱼
WL Ross & Co的总部在纽约。那里,其装修风格为清朝的庙堂圣物和日本当代摄影家森万里子的组合。在佛罗里达的棕榈滩,罗斯也有一个办公室。在美国,他有19名员工,海外有13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雄心勃勃的年轻MBA。这些员工根据不同的行业分成小组。比如,其中的一个小组眼下正在研究美国深陷泥潭的航空业——尽管罗斯还没有想出一个重振之道。
尽管已是古稀之年,罗斯仍会参与到每笔交易中——没经他同意任何投资都不能生效。当他没有为谈判或法庭破产程序奔波时,他就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助手把早饭、午饭和晚餐以及一杯接一杯的咖啡和水送过来。
每天早上8点(除了周日),罗斯都会和他的团队聚在会议桌前讨论他所称的“购物清单”。清单上一般是50至75家公司,这些公司看起来还健康,但罗斯的团队预计它们会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出现问题,这样就可以低价收购。
“对我们来说,没有会计丑闻的缓慢死亡是最好的投资机会,”罗斯说。
这种对已死和将死企业的密切观察,让罗斯赢得了“the bankruptcy king”的声名。从1976年直到2000年,他都在欧洲令人尊敬的投资银行Rothschild的美国分部工作。在美国最大的25宗破产案中,罗斯和他的团队为5家提供过咨询服务,包括德士谷(Texaco)、大陆航空公司(Continental Airlines)、 环球航空公司(TWA)和Revco。
罗斯收购破产企业开始于Revere Copper & Brass。那是“垃圾债券”大行其道的1980年代,迈克·米尔肯和他在德崇证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的同行用高收益的垃圾债券给杠杆收购提供融资,给借贷市场带来一场革命。但与他大多同事的看法相左,罗斯认为,许多过度依赖杠杆融资的企业将崩溃,当它们倒闭时,债券持有者将会损失惨重。
“债券持有者就像是工厂的工人,”罗斯回忆说,“他们独自是没有杠杆的,但是如果有个人将他们凝聚到一起,他们就能够和任何人谈判。”
那个人就是罗斯。当Revere Copper & Brass申请破产保护时,该公司的一群债权人变成罗斯的第一批客户。作为华尔街的破产顾问先行者,他参与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早期最声名狼藉的破产和重组——包括德崇证券。
随着1990年代中期破产浪潮的逐渐放慢,罗斯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在亚洲金融危机最严重时,他大举投资韩国和日本,买下少有人敢碰的债券。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对韩国投入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时,罗斯所获颇丰。
在美国,罗斯对网络狂热熟视无睹,坚持捕猎传统企业。在1998到2000年间,他对管道公司Plains All-America Pipeline、电力厂商AES Thames的投资,也获得了与网络投资者相若的收益:前者的投资回报率是657%,后者是787%。
他希望自己所做的不仅仅是劝诱他人按自己的方法行事。从1997年开始,他在Rothschild内部经营一个私人资本基金。但是他不能在Rothschild充当顾问的交易中投资,这使他丧失了三分之一的破产投资良机。
于是在2000年愚人节那天,罗斯离开了他在Rothschild舒适的办公室,从Rothschild那里买回他管理的私人资本基金,与四名顶级投资精英以4.4亿美元资本金创办WL Ross & Co。WL Ross & Co最大的投资者是退休基金巨头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Calpers)。其它合伙人或投资人包括高盛集团、美国国际集团、通用电气金融服务公司(GE Capital)、军火商Northrop Grumman以及一些大学的捐赠基金等。
当被问及为什么投资罗斯时,高盛私人资本集团的联合主管查尔斯·拜利的解释是,这部分是因为罗斯在收购LTV钢铁时技术高超。“很少有人能把那笔交易做成。”
“逆向操作”的大玩家大致可归为两类:像TCW 集团这样的热衷于在大公司被拆零出售时买进不被看好的债券并快速转手以套取利润;而像Apollo Advisor这样的则是做长期的股权投资。
罗斯并不属于这两类中的任何一个。他集中在一个华尔街大行不愿意去游的小池塘——其他“ 逆向操作”基金认为太小、太不熟悉或太烦人的投资对象;他想要的是能够控制重组过程的位势——他通常以债券持有人的身份进入一家公司,但是他又会把自己的一部分债权转化成股权 ——此举更为冒险,但也意味着可能有更多的潜在回报。此外,罗斯也直接从破产法庭购买猎物。他的投资经常维持一年半,有时候时间要稍长一些。通常,罗斯都会寻求相对快的局势扭转——新的管理团队,新的竞争策略或者更低成本的做生意的方式的出现,以带来更好的回报,以及更快的退出——通常是把其出售给一个更大更健康的竞争对手。他的基金和投资者的协议通常是七年期:四年的投资期,其余三年来进行投资清算。
罗斯让那些通常都会把投资集中在股指基金、固定收益投资等领域的投资者在破烂的钢铁厂和纺织厂这样的领域看到了更广的投资机会——它们虽不是朝阳产业,但仍能创造巨大利润:罗斯最初的私人资本基金自1997年11月成立以来,平均有35%的年回报率。而他在2002年2月成立的第二个私人资本基金在成立的第一个年头,就取得了令人咋舌的179%的回报率。
与罗斯亦敌亦友的敌意收购大王卡尔·艾肯(Carl Icahn)这样评价罗斯:“他有着能从其他投资家们所忽视的地方看到机遇的能力。”
做足功课
这种预见能力不是什么超自然的天赋,而是大量调研和准备的结果。“我们花了好多时间去研究,哪些行业将在未来的一年内处境堪忧,”罗斯说,“然后就研究哪些企业是可以挽救的。”
罗斯自己主持WL Ross & Co的研究。他一贯精于数字:在会议中计算长除法时,那些年轻的MBA会拿出计算器,罗斯则拿钢笔,计算速度却是前者的两倍。对他来说,陷入困境的公司当然意味着投资机会,但要实现局势扭转,必须得做好基本功。
罗斯认为,自己这种做足功课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于中学时所受的严格教育。他出身于新泽西州郊区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学校教师。高中时,罗斯就读于纽约曼哈顿一所军事色彩很强的天主教学校。在那里,罗斯练习跑步,同时带领一支来复枪射击队成为全美冠军。随后,他就读他父亲的母校耶鲁大学。刚入校时,罗斯想成为作家,并为此在学校的文学杂志和电台工作。但在修了一学期的文学课后,罗斯决定放弃——每天写500字的任务让他不胜其烦。于是导师给他在华尔街找了份暑期工作,从而奠定了他后来的职业道路。
在调研时,罗斯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寻找那些在特定的一年中高收益融资最为集中的行业。经验告诉他那些行业渴求资金,而许多公司都会出现偿付困难,这就为他以低价收购债务敞开大门。一旦确定这些行业,罗斯会评估它们结构性变革的潜力,在目标公司的债券价格跌到70美分之前,了解其一切能为人所知的情况。
“这就是达尔文进化论所讲的,”罗斯说,“弱者被淘汰,强者更强。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出哪些可以做的更强,然后让弱者加速死亡。”
看一下Burlington的案例。在2001年初,罗斯即把生产地毯、粗斜纹棉布、室内装潢材料的Burlington锁定。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Burlington都是美国最大的纺织公司,1964年该公司的营业额约为12亿美元,而伯克希尔·哈撒韦纺织厂——巴菲特如今实业投资机器的前身——的收入仅为5000万美元。2001年11月,当Burlington宣布破产的时候,罗斯已对它的资产作了详细的调查,并在之前的30周内通过旗下的对冲基金持续做空Burlington的股票。
在罗斯看来,做空是他在Burlington宣布破产后作出快速反应的最关键的因素:在两天内,他就能以低廉的价格买下了Burlington所有未清偿债券——当时那些债券价格已经下跌到11美分,成为Burlington的最大债权人。
“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买下那些债券的唯一原因,”罗斯说,“是我们对它已经非常熟悉了。”在Burlington申请破产前,罗斯和Burlington的管理层有30多次的接触。在每天早上8点,他都召开员工会议听取有关Burlington的新的交易情况。一年之后,罗斯持有的债券价格已攀升到30美分左右。
罗斯本可以通过在幕后支持一个买家获利,而巴菲特5.79亿美元的出价也使债券价格接近35美分(早在1985年的致股东信中,巴菲特就以Burlington为例,说明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在一个日益商品化的产业对股东来说是何其不幸),但罗斯还是决定应战——作为Burlington的最大债权人,他以价格过低回绝了巴菲特,并游说破产法庭考虑其他收购者,这其中就包括他自己的公司——没人在破产法方面的知识能超过他。
这就是罗斯喜欢的方式。他至少购买一家公司的三分之一的债券以保证自己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
这样的策略当然会导致争议。Cone Mills破产的时候,愤怒的股东和董事会成员指控罗斯利益冲突:他不但是一个主要的债券持有人,也是公司资产的竞标者。他们说,罗斯为了取得公司控制权而操纵管理层宣布并不必要的破产。
罗斯对这样的指控淡然处之,“我们做过的交易没有一个不是与他人冲突的。”
但他同时也声称,他非常讨厌那些涉及到欺诈和诉讼的“道德上的卑鄙行为”。那样的投资太难评估,要脱手也要花很长时间。
罗斯并不追求处处领先:在研究的狩猎对象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比例,他都不会直接投资。
只有一件事能让他感到后悔:出价高。
豪赌
罗斯喜欢对别人讲述ISG的投资故事,那是他迄今为止的最大一次冒险。
冒险的背后逻辑是:钢铁产业对于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来说非常重要,美国政府不可能让国内钢铁生产消失掉。
事实上,在为自行创业做准备时,罗斯就瞄准了钢铁行业。在研究了两年半后,他的结论是破产收购是关键:除了低价,还能规避破产公司沉重的医保债务,并将养老金责任转嫁到由行业注资、政府运营的养老金收益担保集团(PBGC)。
当他在2002年竞购LTV时,后者陷入破产已经一年并已基本停产,情况非常糟糕,其他钢铁厂无意竞购,这使得罗斯的出现被很多人看作是救世主。由于LTV已经进入清算阶段,罗斯不必承担高昂的养老金以及医疗保险费用。
尽管如此,他仍通过雇用下岗钢铁工人和削减高层管理人员而赢得了工会的全力支持。早在2001年春天,罗斯就与美国钢铁工人协会(USWA)展开磋商。工会发现就业前景灰暗,愿意做出妥协,但是几十年来与僵化的管理层的恶劣关系导致他们裹足不前。在罗斯那里,他们“呼吸到了新鲜空气”。USWA主席杰拉德对美国媒体表示:“罗斯和他手下的人实实在在地关心我们想表达的东西。”
工会也投桃报李——他们向罗斯透露,让庞大的钢铁工厂恢复运转,代价要比许多人所想的要便宜得多。最终,罗斯用9000万美元的现金以及承担2.35亿美元债务的出价,收购了账面资产达25亿美元的LTV。
为了能够让仅有3000名员工(原来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的LTV达到650万吨的产能,罗斯从业界的标杆企业Nucor Steel精挑细选了一个管理团队。此前没有人重新运行过一个像LTV这样发展迟缓的钢铁厂。
收购后差不多一年里,新成立的ISG与工会没有签过一份正式合同,有时仅仅是握手解决。在非正式协议中,工会在福利和工作条件等方面做了很多让步,作为交换,罗斯得在管理层中大幅裁员——工会一直争论说行业中有着太多领着高薪却无所作为的管理者,在ISG只设置了22 名高管。
其结果是,ISG将每吨钢材的人力耗费从每人2.5小时降低到了一小时。相当于为每吨售价300 美元的钢材节省了45美元,工人们的基本工资则平均上涨了20%。
在此之前,行业内没有其他人能得到这样甜蜜的合同,这成为罗斯最强有力的武器。
其间,罗斯一直在调研Bethlehem钢铁集团,并在2001年它破产之前一年就开始做空其股票。Bethlehem总裁罗伯特·米勒在2003年5月交易宣布后黯然离开。他对媒体表示,自己斗不过罗斯的劳工交易,也无法游说工会给他同等的待遇。“除非被ISG兼并,否则工会是不会做其它考虑。”收购后,罗斯建议将员工总数从12000名削减到8000名,并且仿照ISG的模式来制定劳动合同,超过96%的工会成员投赞成票。
在罗斯打理下,ISG关闭了效率低下的工厂,把非核心业务外包,将工种由32个缩为5个,成为美国钢铁工业中最具效率的综合钢铁集团:它生产的热轧钢成本为250美元/吨,是LTV 和Bethlehem以前成本的一半。
他选择豪赌的时机被证明是再正确不过——就在LTV的熔炉重启时,小布什政府将外国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了30%。2004年,ISG的利润达10亿美元。利润部分得益于因收购破产企业而获得的联邦税减免。而将养老金负担转交给政府也使得每年成本削减近20亿美元。罗斯表示,钢铁厂实现高盈利的进程比他预想的要快很多。
批评人士指出,罗斯的盈利是建立在那些被裁撤员工的不幸基础上的:政府接管后,大多数钢铁工人的养老金标准都没有降低,但是他们的医疗福利却被砍掉了。
罗斯争辩说,在他买下这些破产的钢铁厂之前,原来的所有者已经砍掉退休医疗福利,并把养老金转移给政府。
但罗斯也表示,早在1980年代中期,当LTV第一次申请破产时,他就向管理层建议砍掉退休医疗福利,但当时管理层因为害怕引起纷争,根本没兴趣那样干。
现在,他们则不得不这样干——海外的公司并不需要向退休员工支付医疗福利。为了竞争,美国的钢铁公司得被迫削减这一福利。罗斯说他当然不乐意看到这个现象的发生,所以美国政府对钢铁行业应该提供更多的救援和帮助。
罗斯自己并没有耐心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尽管过去两年ISG盈利状况良好,但灵活的工会同盟不再是它独有——美国钢铁公司也有一个类似的联盟;关税壁垒也消失了。而未来几年内,ISG的升级改造也将耗费逾1亿美元。
虽然罗斯很享受拥有ISG这样的大企业,但当时机成熟需要改变时,他从不犹豫。因此就在去年8月,当英国钢铁大亨拉克希米·米塔尔带着他的儿子到纽约找上门来时,尽管全球钢铁生产商都在大幅提高生产能力和产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满足中国对钢铁产品高涨的需求,罗斯觉得套现时机已到。
去年10月,双方正式宣布米塔尔的LNM集团——世界第二大钢铁制造商——将和罗斯的ISG—— 在美国钢铁界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钢铁公司——进行合并,新成立的米塔尔钢铁公司将取代美国的Arcelor钢铁,成为全球最大的钢铁公司。米塔尔钢铁88%的股份由米塔尔家族持有。当罗斯收购LTV和Bethlehem时,钢材价格接近300美元/吨。宣布合并时,价格已上升至550美元/吨。
今年5月,ISG的交易正式完成。那些在去年大干快上的玩家现在则发现,在过去几个月来,钢铁需求的增长在逐渐放缓,这迫使他们开始削减产量,并将去年积聚起来的巨额财富用于业内并购。今年前半年,全球钢铁和冶金行业共发生了144起并购交易,达到了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又一次,罗斯走在了曲线的前面。
“消失的品种”
在美国的传统行业中,很难再有比钢铁行业前景更暗淡的了。但是罗斯发现了一个——纺织品行业。
与钢铁投资策略不尽相同,罗斯在墨西哥拥有数家纺织厂,除了在中国的投资,ITG在土耳其和印度也都有合资企业。
这次,罗斯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因为公开支持与中美洲低成本国家进行纺织品自由贸易,罗斯已经失去了美国纺织业主要游说人士的好感,他们指责罗斯“与敌同眠”。
在去年底召开的美国纺织与服装进口联盟的年会上,罗斯则这样抨击同行:“我一直被教育地球是圆的,但许多纺织界人士相信它是平的,如果你离开美国,你就会跌入太空。”
这与他一年前的形象大相径庭:2003年底,罗斯频现各大报纸,反对从外国进口,支持采取关税和严格的贸易限制来保护美国制造商,认为不公平的贸易政策致使美国就业机会流失。那时,差不多每周他都在华盛顿与白宫讨论他的贸易观点和美国保护就业的重要性。他还于去年9 月份发起了一个名为美洲自由贸易联盟(Free Trade For America Coalition, 简称Freetac)的强大游说机器,目标是与损害美国制造商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进行抗争。
“我们是逆向操作者,那是我们一生的使命,”罗斯现在这样解释,“因为ITG的客户全球化,它必须得成为一个国际制造商。”
他希望防皱衬衫和防污地毯这样的产品给ITG带来好运气。在过去一年多来,罗斯向ITG旗下的 Nano-Tex公司投资3000万美元,以研究纳米技术在纺织品的应用。Nano-Tex专门从事防污渍和防静电面料的开发,它已经研发出一种新技术,让纺织物的纤维中充满了微小的颗粒——是毫微米或是十亿分之一米的聚合物。这些聚合物具有抗水性,同时可以不改变面料的其它特性。通过这种方式,面料有了抗皱、防污的新特性。这种技术也会让衣服“呼吸”,因为这些聚合物很纤细,它们不会阻止空气的交换。Nano-Tex已和包括Nike、GAP和Dockers在内的生产商和分销商签订了合同。
但即便是罗斯的崇拜者,也认为ITG将是一个长期的赌博——纺织领域的挑战要远比钢铁严峻。但他们也相信,在纺织品配额在2008年被全部取消前,ITG要比它在美国的对手有更大的机会存活下来——通过整合业务、裁员和减少保健和退休福利,ITG已经削减了10亿美元的债务,并实现了盈利。
“1990年代是高科技的10年,但21世纪的头十年将是基础工业的十年。”罗斯乐于重复这样的预言。
他现在最大的兴趣点是煤炭行业。去年10月,以他为首的一批投资者以7.6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申请破产保护的煤矿公司Horizon。Horizon的煤矿分布在西弗吉尼亚、肯塔基、印第安那和伊利诺依等州。在Horizon的基础上,罗斯成立了国际煤矿集团(International Coal Group,ICG)。今年4月,ICG以2.75亿美元的价格,买下Anker煤矿集团57%的股份以及CoalQuest Development49%的股份。当这两个收购完成后,ICG的年销售将近10亿美元,产能将达到2300万吨,让ICG跻身全美10大煤矿公司的行列。今年8月,ICG将在纽约上市。
罗斯相信,全球经济的转强将促进能源的需求,推动煤价的上涨。“全世界的生活标准都在提升,”罗斯说,“在如今的经济中,生活标准决定了商品消费。”与核能、石油及天然气等能源相比,罗斯认为煤能给电力设施带来巨大的成本效益。
对这一新宠的投资,罗斯再次显示了他对时机的惊人把握能力。在持续多年的价格低迷后,受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的推动,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煤价已开始上涨,而整个美国煤矿行业也出现复苏势头。
与钢铁领域不一样,大多数的煤矿公司都没有工会。因此,他们的医疗和养老的成本就要小得多。在观察人士看来,罗斯在煤炭领域的赌注要比纺织领域赢面更大。
汽车配件业可能是罗斯的下一个大赌注。眼下,他已经拥有了日本的汽车配件商Nikko Electric 和Ohizumi Manufacturing。今年初,他竞购几家美国汽车配件厂的动作虽被其它出价更高的买家击退,但他仍认为美国的大汽车配件公司破产中酝酿着巨大的投资机会:如同钢铁一样,美国的汽车配件业也面临退休人员众多、工会相当活跃、医疗和养老负担沉重以及外国对手残酷竞争等问题。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领域:它相当分散,将会从全球化的过程中受益,一如它的客户那样。”罗斯说。
爱看007系列电影的罗斯在自己的角色里看到了一种英雄主义。他说他主要是在为债权人工作——这些人在他眼中是受害者,而不是为管理者工作——这些人在他眼里是恶棍。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热衷冲进起火的房子里的人。”
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引火上身的时候。2000年11月,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曾因他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对韩投资授予其工业荣誉勋章。但当2002年罗斯接管现代集团的部分资产时,尽管罗斯强调他只是寻求正常的担保,大批韩国国民还是对政府做出的巨大让步感到愤怒异常,迫使罗斯决定停止下注韩国。
就个人生活而言,他也因与第二任妻子的离婚事件遭遇重创。1990年代中期,他与时任纽约州副州长的Betsy McCaughey结婚。此后,有关两人订婚、结婚、离婚的消息成为媒体的谈资。离婚迫使罗斯出售了自己花15年收集的一套先拉斐尔派的画作。他看起来既不怀旧也不恼怒,愉快地将兴趣转移到收集当代摄影上。
像所有成功的投资者一样,罗斯从来不会让情绪控制自己——他的同事从来没有见到他发火。
成功投资者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无限的精力,罗斯也不例外。他会在圣诞节打电话给基金投资者,也通常在深更半夜从纽约给西海岸打募集资金的电话。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罗斯代表的是投资界正在消失的一个品种。在不良资产收购这个圈子,大多是急功近利的交易员、破产律师、高息债券分析师或基金经理,“罗斯是独一无二的,他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扭转局势专家。”高盛私人资本集团的查尔斯·拜利说。
“我想……,我是一个乐意帮助别人的人。我没有成为一个好作家,于是去从事商业,在赚钱的同时创造就业,回报一些东西给社会,这种感觉很好。”罗斯告诉本刊记者。(本刊记者张亮、助理记者周小雍、张晶对此文亦有贡献)
“我其实是一个自由贸易者”
7月14日,出现在上海金茂大厦54层的早餐厅的罗斯精神矍铄。他的状态显然并未受到昨天在浙江嘉兴整天奔波的影响。
这是他此次中国之行第二次接受本刊的专访。
秃了大半的头发,小步走路的样子,还有透过镜片的狡黠眼神,都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侦探彼洛。
一边俯视下面一块正待施工的空地,他一边笑着说:“我喜欢上海,因为我喜欢变化。”
对中美纺织界来说,他这次的中国之行的确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随着“康龙纺织”13日在嘉兴奠基揭幕,这位华尔街的传奇人物开始对中国正式下注。
在这笔投资中,罗斯占有51%的股份,其余由合作伙伴香港永新集团持有。在3年前纽约的一个慈善派对上,罗斯认识了永新集团的继承人曹其锋,一年前,双方开始讨论投资,并在6个月前达成了此次合作。
对于他在纺织品贸易上的突然转身,对于嘉兴投资所面临的政策挑战,罗斯一概微笑置之。他会把记者亲切地称为“老板”,大家对他第三任妻子Hilary Geary——纽约社交名流、Quest杂志专栏作家——的赞美,显然让他非常愉快。
中国的私人资本运营市场前景固然令他兴奋,但他更为自己在旅行过程中搜集到钟爱的画作感到开怀。在专访开始前,罗斯向记者热情展示他在香港买的两本画册:一本越南画册,一本中国台湾画家刘国松的画册,兴奋劲儿一如他在一个奄奄一息的企业中发现了巨大的投资机会。
刘国松的画册里夹着一张小标签,翻开来的是罗斯深为喜欢的一幅画。
以创新水墨为代表的刘国松,常常把人带入一种行神如空,行气如虹的境界。其表现技法和肌理效果,一时还不为偏爱东方笔墨情趣的人理解,但由于其柔和了抽象主义和中国古典水墨,却让它在西方另有一番美誉。
罗斯就是给予其美誉的众人之一。罗斯热爱这张画的原因之一就是非常切合他对中国的印象:无限延伸的蓝色象征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而白色的月亮是抽象的和当代的,看到了中国充满活力和包含的种种可能。
“中国画令人陶醉。”他说。
虽然已近古稀,但他还像一个精力旺盛的斗士。通常,他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8点钟就在办公室召开工作会议,开始一天的工作,到晚上7点下班。每周差不多有两三天,他都会做商务旅行。有时会去华盛顿呆上一两天——他是克林顿竞选基金的主要募集者,也是约翰·克里的好朋友,但务实的一面也使他会与共和党的政客们频繁探讨各种政策;更多的时候,他会去各地视察自己的猎物——那些一度衰败不堪的钢铁厂、纺织厂和煤矿。
华尔街的“秃鹫”大亨们往往不愿抛头露面,忌讳谈论自己的投资事宜,唯恐竞争对手会一头扎进来,搅乱生意。罗斯尽管同样深思熟虑,却喜欢有问必答。他问问题很简短,但是会给很长的答案。他会向来访者详细讲述他所参与过的重大交易,当他的叙述被电话打断时,他都能接着讲下去,补充最小的细节。
“做足功课”的精神在访谈中体现无遗。他会向记者请教北京和上海的哪些商业媒体值得关注,但在谈到煤矿投资时,他则能告诉你在去年中国煤矿安全事故中遇难矿工的准确人数;而在谈到中国制造业前景时,他会提醒你,中国现在工程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是美国的三倍。
以下为本刊两次访谈的摘要。
关于下注中国
GE :你曾经多次来到中国,这里最令你印象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罗斯:中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成功的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俄罗斯和其他许多国家都试过但失败了,这是中国政府的独到之处,我对此印象非常深刻。可能这其中也有一些泡沫经济成分,但是中国经济一直以9%的速度稳步增长,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中国这样的大经济体能够这样长时间高速增长的,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经济奇迹。
此外,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产生太大的影响,没有银行倒闭,人民币没有贬值。在SARS发生时,中国政府的管理也非常出色。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度,可能会为世界设立新的标准。如果你把中国和美国比较,美国本来有80%的农业人口,20%的城市人口,就像中国20年前的情形。美国花了40 年时间演变到40%城市人口,中国却只花了20年就做到了。中国人已经喜欢创造财富,喜欢冒险,我相信这里将越来越受资本驱动。
GE :什么时候开始考虑进入中国市场?
罗斯: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中国多年了。我在日本买了两家日本汽车零配件公司Nikko Electric和Ohizumi Manufacturing,从1997年开始,就在广东有了工厂,不过规模很小。
在美国,汽车电热调节器的不合格率是10%,日本是6%,而广东是3%,这个数字是非常理想的,我们既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又降低了产品的不合格率。我们非常惊奇中国的质量控制比日本的质量控制还要好,因为日本企业一向是以优异的质量控制闻名的。这使我感到中国不仅能生产玩具这样的低附加值产品,也能在高科技产品生产上有更大作为。
高质量的工程技术是中国真正让我兴奋——没有高质量的工程技术而只能提供廉价劳动力的经济体是很难值得自豪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过去五年里,中国每年工程方面的毕业生比美国的三倍还多,所以,中国在工程方面将逐渐拥有巨大能力。
我相信在未来五年内,中国将有可能成为世界半导体产业的领先者。而在未来20年里,中国将经历一场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向的革命,那些产品由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高质量的工程和技术构成。
现在,我们要在这里打造一个大型纺织企业。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技术——粗斜纹棉布的生产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技术。在美国,我们是将纳米技术应用于纺织领域的领先者。我们还有强有力的品牌。所以我们的战略就是结合低劳动成本、高技术和品牌,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概念,将使ITG成为真正的第一家全球性的纺织公司。其他纺织企业也许只在一两处设厂,但ITG现在在美国、墨西哥、印度和土耳其都有厂,现在我们来到了中国。我们还将去越南,将来还会去任何可能的地方。
现在纺织产业没有独领风骚的大企业,我们是最大的企业之一。我们的目标是成为纺织业的No.1。对我来说,低劳动成本和高技术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组合,是赢面很大的组合。
GE :现在来中国投资,是不是晚了?
罗斯:嘉兴是我们在中国第一笔大规模直接投资,我们是第一家也是目前惟一一家来这里投资的美国大型纺织公司。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似乎是晚了一点,但事实上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很早的。
GE :为什么你在投资钢铁的时候固守美国,而现在投资其他业务时,则走出来了呢?
罗斯:对我来说,只有在再造了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企业之后,才可能成为战略投资者。
投资钢铁时,我们是首先巩固在美国的事业,然后再国际化,和米塔尔钢铁进行合并,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在这个领域,在我们有业务的国家,我们的价格都是最具竞争力的。我们任何一项业务的目标就是在这个领域达到最低的成本和最高的技术相结合。
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力量,它的进程的加快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使得商品化消费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我们做的生意,就是这种与全球化相伴随的快速商品化的产业。最近几年来,我们对中国的制造业非常感兴趣,首先选择进入的就是纺织业。但纺织业的情况要比汽车配件复杂的多,我们觉得不能单干,而需要当地的合作伙伴,于是我们找到了现在嘉兴的企业。现在这个公司需要留在中国,从而在将来使ITG成为有竞争力的跨国企业。
GE :为什么选择香港永新集团作为合作伙伴?
罗斯:永新集团总裁曹其锋先生是一个很好的企业家。在很早的时候,他的父辈就在上海有产业,他的家族非常了解中国制造业的情况。我是西方人,不会说中文,如果我要在这里发展,就需要一个“好主人”来让我确信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客人,曹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合适的合作者,他有丰富的跨国运营经验,非常有活力,精力旺盛。
GE :美国现在仍对纺织品实行配额保护,你认为现在投资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么?
罗斯:配额的存在只是一定时期的。我们的厂建成还需要14个月,到正式投产又需要几个月,到那时可能配额已经不存在了——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最迟2008年就取消配额。我们是长期的投资者,所以配额制度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大事,它对我来说是暂时的,我本质上是自由贸易者,着眼于全球。
其次,我们的工厂只生产布料,而不是成衣。部分布料将销往国外,但是许多都将销给国内的制衣厂,所以算的是制衣厂的配额,而不是我们的。
GE :除了纺织业,你还对中国的哪些行业感兴趣?
罗斯:我认为煤炭业在中国和在美国一样景气。中国和美国一样需要从外界进口石油,但两个国家有着世界上最多的煤炭,储备都够用一百年甚至两百年。现在,两个国家都正在经历能源危机,所以煤对我们非常重要,炼钢需要煤,发电更需要。中国很多地方缺电。利用稳定的煤炭资源可以相对解决缺电问题,所以我认为中国的能源政策应该更多地开发煤炭。
但据我了解,现在中国的煤矿管理得不好,煤矿工人工作危险非常大,小公司难以负担安全方面的支出,只有大公司才能做好。我们拥有美国第五大煤矿公司,在安全和环境技术等方面有保证,我们很希望和中国的一些煤矿公司合作,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对煤矿业进行整合,使得外商可以把技术和设备大规模投入。
同时,我们也很关注中国的汽车配件业,中国对汽车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是很多零部件还都需要进口,这让我非常奇怪。很多美国汽车零件制造商在中国没有任何工厂,他们有技术,有工具,如果在中国制造这些零件,将大大降低汽车的造价。
至于钢铁,我们可能只是以合资的形式。
GE :如何看待中国私人资本运营市场的前景?
罗斯:我认为中国有更大的私人资本运营市场是非常好的。私人资本运营公司帮助日本和韩国改革了银行体系,他们可能也会改善中国的银行体系。
我们对于在亚洲的业务非常有信心。我们在日本和韩国有很多资本运作。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我们帮助重组了很多韩国企业,因此获得韩国总统金大中颁发的勋章。现在,我们很高兴能进入中国这个最大最重要的国家,我们已经和一些中国大银行就合作洽谈过,针对的就是在中国进行私人资本运营。
GE :在中国,对不良资产的处置虽然已成生意,但大多数海外玩家的成绩单可谓糟糕,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罗斯:可能有以下的原因:首先,他们并不是想改造业务,而只是想赚钱。他们会发现这个目标很难达致。我们的目标不是赚钱,而是努力除掉债务,把它变成股权,然后改造业务,这是完全不同的想法。
其次,很多不良资产是源于国有企业或者和政府相关的企业,这意味着解决这些不良资产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可能还是一个政治问题,这点中国政府比我更了解,我无需多说什么。
GE :你没有加入到中国不良资产的收购中来?
罗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不过,我这次中国之旅的一个日程就是会见一些中国银行家,试图和他们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做收购不良资产的必要前提是我们在中国有好的合作伙伴,中国的银行了解这些事情,可以帮助我们不犯错误。
GE :你如何评估在中国投资的风险?
罗斯:事实上跟其他任何地方没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是,相比美国,中国政府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当地寻找合作伙伴,以确保我们对政府有好的理解。
其实在日本也是如此。在那里,我们买下不良贷款,买下了Nikko、Ohizumi,也从日本政府那里买下濒于破产的银行Kofuku, 在大阪它有许多坏账,政府已把管理层投进监狱。我们带来的管理团队全部都是日本人:一个来自通用电气日本公司,一个来自花旗日本,另一个来自东京银行。我们在第一年就大赚一笔,这是个巨大的成功。然后我们把Kofuku和当地的另一家银行合并。但我们不叫它“国际银行”,而是“关西新生银行(Kansai Sawayaka)”。
GE :那你愿意投资民营性质的中国企业,还是政府背景的企业?
罗斯:我们首先会考虑民营化的企业,但也不介意国有企业,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进行民营化。我们在美国已经做了许多民营化的案例。
关于如何“走在曲线前面”
GE :你现在投资的企业集团,通常都有统一的命名模式,都是“国际……集团”,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罗斯:他们看起来奇怪,不过在美国,很难拿到公司的名字,因为许多名字已经被采用了,“ 国际的”,“商品名字”,和“集团”这样的组合不是经常被采用,我们就决定用这样的命名。如国际钢铁集团,国际煤炭集团,国际纺织集团,人们就会知道那是我们的公司之一。我们喜欢做大型独立行业的公司。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大型公司更具有竞争力,特别是在任何国家都设有工厂的跨国公司。就煤炭行业来说,我们希望在中国、波兰、塔吉克斯坦或者是南非建立工厂,哪里有煤,我们就会去哪儿。
GE :ISG的经营状况很好,为什么要卖掉它?
罗斯:我们并不是真的卖掉它,而是和另一家公司合并。在ISG合并案当中,米塔尔家族支付了22.5亿美元的现金和价值22.5亿美元的股票,我们进入了合并后公司的董事会。合并完成后,我们成为最大的钢铁公司,然后我们开始走向国际。
ISG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到各地包括中国去并购当地的企业;另一条是选择与已进入那些地方的企业进行合并。米塔尔在波兰、罗马尼亚、捷克、 阿尔及利亚、南非、墨西哥等地都有工厂,他们的生产成本相当低,且很早就进入了这些国家。如果ISG单干,我们在每个国家可能要花5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来找寻机会,并可能要付出更多的钱。
钢铁是资本集中型的行业,规模效益显著。而在与米塔尔合并后,我们就能给钢铁行业带来深刻的变化:如果你是通用汽车这样的跨国公司,不论你的汽车需要什么类型的钢材,我们都能提供给你同样优质、同种设计的钢材。在任何地方,我们能提供你需要的任何东西。对顾客来说这是极其重要的。
GE :在你的投资组合中,最看好哪个行业?决定进入和退出的标准又是什么?
罗斯:煤炭方面的交易让人兴奋。纺织业也是,汽车零配件也是我们将要大力进军的。现在美国的汽车零配件公司陷入麻烦,有将近20多家破产,我们已经和其中的一些开始接触讨论,试图帮助他们并且建立一个国际性的汽车零件公司。
通常来讲,我们进入那些陷入麻烦的行业。他们需要帮助。通常走到破产那一步时,管理层都已疲惫不堪,非常失落,既丢了脸面,又损失了金钱。这时,你就需要找新的管理团队,他们能对重振一项事业感到兴奋。你还需要做更多改变,纠正过去管理层所犯的错误,拿出新的策略,与其它业务进行整合。
我们其实并不经常退出一个行业。就拿钢铁来说吧,它不是退出,而是合并。
GE :很少退出?
罗斯:是的。有一天,我会死掉,那是最终的退出 (大笑)。
GE :大型对冲基金公司最近都在苦苦挣扎,你如何确保整合实业的不断资金渴求?
罗斯:我们的方法可能很不同。首先一些对冲基金自身借了很多钱,风险比较大,往往一个小的错误会造成大的事故。我们不会去借钱,所以我们很少有债务。
第二,我们的融资主要来自私人资本运营,对冲基金只占一部分。许多对冲基金的投资者都是短期的,如60天或90天,而我们的投资者都是长期的,甚至有11年的——你不可能在一个月就实现公司重振,所以我们可以十分耐心。比如ITG要做的是控制一家公司,把它做大做强,可能实现赢利要花费很长时间,这和做交易可不一样。
像Calpers、GE Capital、高盛和芝加哥大学等机构都是我们的投资者,他们有很多资金。通常我们去他们那里说我们想做什么,他们就会给我们更多的钱去做。如果我们的资金需求超过我们所认为的基金管理的上限,他们也会与我们联合投资。到今年的6月29日,我们筹集到29亿美元来投资不同国家。6月30日,我们又筹集了11亿美元。我们给投资者每年超过35%的回报,他们非常乐意继续给我们注资。
GE :不良资产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将成功建立在别人的不幸上,这对你构成了道德困扰吗?
罗斯:没有。这些不幸不是我们造成的,在我们到来之前,这些不幸已经造成了。问题是,得有人来帮助他们,结束这些不幸。我想这就是我们的角色。如若不然,这些不幸的公司的职员的处境将更糟。如果我们能出色地做好我们的工作,我们将拯救很多的工作机会,从道德上来说,这是一件好事。
GE :很多人把你称作秃鹫投资者,你如何看待?
罗斯:我不这么想。秃鹫只对死的东西感兴趣,而我们从不关心死的东西,我们只对奄奄一息但不是死去的公司感兴趣并实施我们的计划。我们更愿意把自己说成是凤凰,浴火重生,在灰烬中成为一只新的鸟。
GE :怎样去做一个好的决定?
罗斯:迈克尔·罗伯托教授写了一本很有趣的书《为什么伟大的领导人不会把“是”当作答案》,这本书就围绕着怎样做决定这一话题,让我印象深刻:如果你没有问合适而准确的问题,或者得到一个肤浅的回答,你不会得到真正的答案。如果你强迫别人做不想做的决定也会出现问题。让人们参与进来,贡献智慧,决定的过程要比决定什么更重要。每个经理人都应该读这本书。
GE :你的投资成功的秘密是什么?
罗斯:带来改变。
GE :时机很重要么?
罗斯:对,一般当别人说这很糟糕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购买的最佳时机。
GE :对你来说,直觉重要么?
罗斯:我认为得把本能的直觉(instinct)与研究相结合。在投资一个产业前,我们花很大力气做研究以避免错误,至少提前一年进行研究,然后决定投资哪个公司。
GE :你现在还介入每一项决定吗?
罗斯:是的。介入最终的决定。
GE :如何保持旺盛的精力,有什么秘诀吗?
罗斯:哈哈,你还没有看到我27岁的时候的样子(笑)。我经常打网球,大概每周3到4次,网球对我来说是好的锻炼。
还有就是不要暴饮暴食,看起来这是保持健康的做法,健康和旺盛的精力是紧密相连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真的热爱你所做的事情,你就有旺盛的精力去做;如果你讨厌,你什么精力都没有。
在退休之前,我都会充满旺盛的精力,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打算退休。我非常喜欢我现在的工作,这种扭转乾坤的工作能够重塑一个产业。在钢铁产业,我们为美国人提供十万个就业机会,那使我感觉非常好。赚钱是我们的目标,但同时也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这是令人自豪的。
GE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你如何概括?
罗斯:(很为难地)……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乐意帮助别人的人。我没有成为一个好作家,于是去从事商业,我很为我现在所做的感到高兴,在赚钱的同时创造就业,回报一些东西给社会,这种感觉很好。(文/《环球企业家》□ 本刊记者 李波 周惟菁|文 出自:2005年8月 总第1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