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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富求仁--巴菲特的积累和捐助的效率
编者：孙涤先生新近的文章不多，最初发现这篇文章时，有些如获至宝，随着南方周末的步调，已登过前两部分。新浪财经推出孙涤周，全文刊载，我们亦抓住此良机，求个功德圆满。或许此文如有个亮丽的名字，会受到更多关注，但相信其中精华，自会被有缘的识宝人所鉴赏！（亚利）
为富求仁--巴菲特的积累和捐助的效率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8月07日 09:28 新浪财经
新浪专栏作者孙涤。
孙涤，1979 年跳级以第一名考入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院，主修国际金融。1982年留美后取得经济硕士和管理博士学位。1995年越级晋升为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终身正教授。并任上海交通大学顾问教授；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南京大学等的兼任教授。2005年起任深圳发展银行的首席信息官。
8月7日-8月13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孙涤。----编者按
为富求仁--巴菲特的积累和捐助的效率 8月7日 星期一
文/孙涤
一
“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谁复知？” 原本是针对奸相王莽的行迹而发的感言。王莽曾是个出名的循吏，谦谨堪称楷模，然而其孝廉伪饰被日后他颠覆西汉的篡权打个粉碎。忠奸莫辨乃许多历史遗憾的源头，可能不完全适合我们要探讨华伦·巴菲特最近(6月27日)的捐助行动的案例，不过巴菲特的豪举使人们有恍然大悟之感，道理则是一样的。巴菲特在慈善捐赠上一向啬刻，竟然在身体健朗的情况下，为公益事业一举捐出了惊人的 370 亿美元(他积累的巨富的 85%)。除了时机(巴氏正值盛年)和规模(有史以来世界之最)，捐助的方式和动机也透发着发人深省的魅力。
在“市场”竞争的驱策下，绝大部分人都将以钱财追求为标的，也以钱财多寡为评判成功。
我们这几辈人，受到转型的压力和摩擦，虽说是莫可奈何，却总不免要向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提出些质疑。一位老知青朋友，下海成功后曾向我描述他当时的致富驱动力。由北京插队到陕北，他曾牧羊数年，在与当地的小羊倌沟通时受到了撼动。小羊倌说自己劳作辛勤是受着一种憧憬的指引：多放羊――多卖羊——多赚钱――娶媳妇——多生儿子。朋友问，儿子长大后又如何呢？回答是：再多多地放羊、卖羊。知青由是感叹自己断不能如是，必须求突破。如今的他，已拥有企业若干、房产多间，很多人在为他“牧羊”。然而，他又在替谁“牧羊”呢？
这个故事是否实有其事，我不确知，但另有一则故事，可以肯定不是原创性的，那是德国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伯格的一个短篇，常常被收入文集。说的是一位金融家备受业绩的逼迫，周末到海边透一口气时，遇到一个渔夫在晴空下睡懒觉。金融家感到不解，这不正是捕鱼的好时光吗？于是引发了一段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渔夫对金融家居高临下俯视自己享受风和日丽的懒散有所辩解，便故作好奇，请教金融家努力拼搏的动机。在对话中发觉，金融家的模式也不过是：勤勉工作——职位提升——赚足够多的钱——购置房子车子――再努力工作和进步——赚更多的钱——购置游艇等等。逻辑似乎很圆满，可渔夫接着问，买了游艇要干什么？金融家嘿嘿不答。饶了一大圈，不就是要享受和风丽日吗？和生子牧羊一样，两者有殊途同归之趣。
市场化的强劲推动，人们不由自主地被席卷而去，加入“竟富”的大潮。出色的、灵活的、或运气好的先行富了起来。然而富到一定程度，就不免像小羊倌生了儿子，金融家买了游艇之后，不得不面对相似的问题。即使没有特里莎修女的德行，我想，一个人也总得回答这类问题。现成的答案有的是，生儿子还怕多吗？除了游艇阁下怕没地方花钱不成？各种渠道以最精美的图像、文字、音响，轰炸式地宣导人们，奢侈是如何的荣光，亿元豪宅、瑞士钻表、犬马名模，无不令人振奋，催人冲锋不止，难道我们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来质询有钱或赚钱的合理性么？叔本华或克尔加特等人早就告诫过，别做在赤炭铺就的跑道上奔跑而停不下来的光脚汉吗？人们大可以自慰说，这些哲人，怪诞而不食人间烟火，难以与时俱进。可是，赚取或保卫钱财并非没有成本，投入往往过于高昂，殚精竭虑再多赚一块钱是否划得来？或迟或早，无论是为了追求快乐还是为了支配他人(至少是他人的劳作)，富翁和渔夫都要寻找赚钱和花钱的意义，及其它们的限度在哪里。
巴菲特尤其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巴菲特出身至多是个小康，自认为天生善于理财，运气又好，得以一路赚来，积聚了 450 亿美元的个人财富。这个数额超过了联合国不少成员的整体国力，在全球排名仅次于盖茨先生。巴菲特不但是世界首富之列中唯一完全靠金融投资发了财的人，据说还是首富之中唯一仍然朝夕操劳不息，孜孜赚钱不止的人，以他自己的话，是“乐此不疲”。反过来看，他的消费却很简陋，同一袭西服穿十几年，同一幢房子住三十几年，买钟爱的可乐饮料时还不忘用折扣券买大箱的；他又明言把财富传给子女属“不道德”的行为，不符合自己的财富理念。然而在富人们常做的慈善捐助活动中，他却甘居人后，老是掂斤掂两的；并且称公司的钱是股东的，自己作为受托经营者，无权慷委托人之慨。(其实巴氏把 90% 以上的财富投在了控股的卜克夏公司，占了公司股权的百分之三十多。) 巴菲特长期来每年捐出的区区一、二千万，和他的巨富地位并不相称。
作为巴菲特的推崇者，我对他的通达、务实、勤勉、坦诚、睿智、幽默、深邃和精于计算非常折服，并从 1995 年开始就在国内报章多次撰文推介和颂扬。记得1999 年在巴氏一本书的中文版序言里，我对巴氏经常口称“财富回哺社会”的微言大义却始终不见行动，颇有些刻薄的批评，认为“老头对财富这个玩具倒真能执意玩不放手，非得死而后已。”
确实，要是巴菲特坚持迟迟不肯出手，万一有个意外的话，又有谁能够知道他真实的财富观和效率观呢？
二
可以说，巴菲特就是效率的人格化。以高效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之后，他对金融投资的回报追求仍旧不稍懈怠，虽然年届七十五，还是急不可耐地要增值公司的资产。公司的付董事长、八十好几的蒙格先生说，巴菲特投入工作从来都是全身心的；以巴菲特的话，自己每天是踩着舞步去上班的 (waltz to work)。他工作的地点在卜克夏公司的总部，占了奥马哈的一座不起眼的低层小楼的一层楼面，承租于他的一位投资伙伴。几年前巴菲特曾自豪地公告，卜克夏总部的全部员工为 15 个半，而至今也没有超过三十人。凭着这支精干的小团队，在过去四十几年里公司的资产扩展了一万倍，从1965年的一千万美元增值为目前的1100多亿(与此对照，S&P 的指数在同一期间上升了近五百倍)。值得一提的是，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完全不依赖外源和咨询顾问，也很少依赖电脑信息系统。笔者曾于2001年初趁公差之便访问过奥马哈，那里地处偏远，如同我国的兰州。当发觉超级高效竟然发生在超级简陋的卜克夏总部时，我不胜惊讶；出于好奇，我又造访了巴菲特的住宅，叹服之心油然而生 (请见所附照片)。想来读者也会有同感吧。
作者摄此照片于奥马哈，背景即为巴菲特的住宅。
据报道，巴菲特1956年以三万一千美元购置，五十年来一直居住于此；目前约值五十万美元。
积聚的财富如此庞大，而本人又是如此勤俭，巴菲特到底是为谁在“牧羊”呢？人们确实有理由这样问。
一直以来，巴菲特向世界宣称，他的财富是不会传诸儿女，而终将回馈给社会的。《财富》杂志廿年前有过一篇专题报道(“你是否应该把财产都留给儿女？” 1986年9月29日)，围绕巴菲特的财富观访查美国超级富人对财产在身后的安排。其中巴菲特的观点极为明朗，他的著名论断 “留给你孩子足够多的钱，使他们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又不足以使他们无所事事”(“the money for children should be enough so that they would feel they could do anything, but not so much that they could do nothing.”)曾极大地震撼了当时初出茅庐的盖茨，并且成了盖茨日后身体力行的座右铭。1986年巴菲特的个人财富按《财富》估算在15亿之谱， 2006年为450亿以上，但是期间巴菲特的捐赠总数不超过2亿美元。他能否切实贯彻自己的信仰，人们有理由疑惑。对此，巴菲特辨称，他之所以迟迟不出手做大幅捐赠，是因为他相信，在他的管理之下钱能够更加高效和迅速地增殖。可不是吗，他和妻子1960年代成立慈善基金时，年收入为五万美元，净资产也不过一百万左右。假如他当时就倾囊捐款，何来今天的 370 亿？
巴菲特在追求投资效率方面真可谓是巨细靡遗，这又体现在他对金钱的尊重上。人们常常引用他的好友格兰欧姆(华盛顿邮报的东主)问他要一毛五分打公用电话时他竟拿出二毛五分的硬币想去找零的趣谈，来揶揄他是多么的辎铢计较。而他女儿苏珊也不无微辞，说就是还给父亲20元一张支票，他准不会忘记去兑掉。
为了替旧金山的一个慈善基金会募款研究一种怪疾的治疗方法，他以公开竟拍的方式出售与自己共进晚餐的“权利”。一连五年，价码节节上升。今年这项“权利”为国人段永平以六十万美元拍得。段永平在遭人质疑有作秀之嫌时声称，自己在捐款之外，是为了请教巴氏的投资秘诀而去吃饭的。巴菲特素有“奥马哈的圣贤” (Oracle of Omaha) 的美誉，段永平如能就此探得堂奥，六十万元可能并不算虚掷。段兄说他想问老头的问题为二： 1、假如有大笔闲置资本，又无合适投资机会该怎么办？ 2、在很有前景的投资机会下没有足够的资金又怎么办？对于这类问题，其实巴菲特已经用平实幽默的语言反复解答过，并在他致股东年会的陈述中公诸于世。段永平以及其他任何人果真有心了解的话，不需要花一分钱在互联网上，或者只需花上十六块人民币买一本书或杂志里，即可轻易获得巴菲特的教诲。(例如，《价值》月刊中的“巴菲特俱乐部”专栏，或者《从100元到160亿――巴菲特的投资要义》，《巴菲特致股东的信》等书。) 仅此小小案例，教你不得不为巴菲特令富人心悦诚服的掏出大洋一起赞助慈善事业的效率叫好。巴菲特希望他的捐赠行为会带动更多的传统富翁加入到资助慈善事业的行列中来，正如盖茨的表率作用已经激起了“科技新贵”们建立慈善基金会的新一轮热潮。
巴菲特能够达到他的高效率，内中一个关键的成功因素是他对人才的重视。人们常常强调他得到格兰汉姆的价值投资方法的真传，却往往偏忽巴菲特得益于菲里普· 费雪(Phillip Fisher)重视经营管理团队来评判一个企业的真谛。巴菲特一再重申，他自己“所做的最成功的事就是挑选了真正的英雄”，也就是挑选了他的经理团队。在慧眼辨识品格、能力、热忱兼备的人来主持各项业务之后，巴菲特又能充分信任、充分授权，激励他们充分发挥。巴菲特的骨干团队数十人，四十年来除了病故的、退休的，都一直追随着他。这个纪录，比起他的投资增长率毫不逊色，或许更加难能可贵。
巴菲特的这次庞大捐赠，主要是“外包”给盖茨夫妇来进行的。与媒体描述的“第二富翁送钱给第一富翁”的“马太效应”正相反，巴菲特为他巨大财富的高效和正当使用聘任了一位世界上最能干、最可靠、而且不计薪酬的经理人。巴菲特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选择，来展现他不世出的精明和效率吗。
三
巴菲特认为，他出类拔萃的投资效率主要是得益于1、自己天生擅于打理财产；2、适逢其时(I was born wired the right way and born in the right place and right time)；3、好父亲、好老师、好太太和好伙伴。从他六岁时向祖父借了2毛5分钱买了一盒6瓶装可口可乐再以1毛一瓶卖出的突出表现，似乎也得到了一些应证。
当一个人在为稻梁谋、为生计奔波、为子女学费筹划的阶段，赚钱本身的正当性就已然非常充分，并不需要依附在额外的目标上面。然而，聚集到了一定程度，如本文开篇所提出的问题，财富就变得越来越重大，不是个人消费所能承担得了的，需要有更高远的目标(propriety) 来支撑，而实现这类目标的效率(efficiency)也需要以正当目标是否达成(effectiveness)来衡量和检验。巴菲特经常讲的，“一件不值得做的事情干得再好也是不值得的，” 也应该包括这层涵义。可惜的是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有效率的往往未必能够产生正当的效果。
聚集财富的意义和社会效应，是一个大课题，连专著都未必说得令人信服，何况是周末的杂谈呢？即使这个巴菲特捐助的个案，要展开来讨论，也非本栏目所能容纳。我们这里要指明不过是，巴菲特确有值得敬仰的高卓之处。古人云，“胜人者有力，胜人者强；知人者智，知人者明。”笔者以为，巴菲特庶几可及矣。
和一般绕有余财的富人不一样，巴菲特打开始就表示他不会为儿孙“牧羊”，不考虑把财富留给子女，这得到了他夫人的完全赞同。巴菲特夫妇的理由是，遗产会使下一辈失去生活的热忱、做事的成就感，甚至丧失自尊和毅力而堕落。他们宣称，巨额遗产是一种“反社会”的错误，和自己的财富观念背道而驰。历史上看，富家子因骤富而淫逸而颓靡而沦丧可能已是通例：白得的巨额遗产过于沉重，子孙们往往难以承受。后裔虽说是基因相传，却未必有创业者的精力、毅力、智力，更不要说致富的激情、意愿、牺牲精神了。继承了没有能力保守得住的庞大遗产，反而会陷儿孙于危险的境地。对于富家子女，常人可以享有的亲情、友情、爱情，在财富的诱惑和异化之下，都变得渺不可及了；更加险恶的是，受着觊觑财富的各路人马的环伺，平庸的子孙如同离开母鲸的幼鲸那样，游于群鲨之间，成为彼等丰盛的午餐，遭人算计、诱惑的机会反而陡增！因此不难理解，据《财富》杂志的访调，为什么担心子女能否保有健全的心智与平和生活的美国富翁所占的比例高得出奇。
按照经济学的“原理”，经济现象及其永恒的冲突在于，世上之资源有限，吾人之欲念无涯。所以怎样有效率的生产，让更少的资源满足更多的欲望，更具体一点说，让我花更少的钱来满足我更昂贵的欲念，于是成了“经济科学”致力要解决的难题，这委实是一场“道高一尺，魔高十丈” 的角逐。究其根本，财富的征逐，超出一定的界限，就不再是为了消费和对物的支配，而是同球赛或者权利的角逐一样，是人际之间的相互克服，籍此表达我比他人优越。在这个层面，个人的消费，可以肯定地说，不再是巨富们追逐的动力，钱在这里不过是一种指标一种筹码而已。巴菲特是个公认的强者，在财富的博弈中他明显的战胜了别人――所有的人，包括盖茨先生――盖茨有着特殊的好运气，并且受着专利法的庇护，而巴菲特则是在一个更平坦的场地上展开他的竞赛的。
巴菲特谋定而后动，一出手就捐款370亿，正是通过它，巴菲特有力地证明了，他的无休无止追求投资回报的过程不是残缺的，他此前所有作为的正当性以及聚财效率的效果性于焉有了交待，得到落实，具备了它们的完整意义。
四
捐款中310 亿是捐给盖茨伉俪基金的。盖茨夫妻通过他们的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简称 BMG)对公益事业做了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投入, 自 1994 年成立以来，他们向 BMG 捐出了 260 亿美元；11 年来已经用出 80 亿。 2006 年BMG计划用出 15 亿，目标用款一如既往： 60%将用于传染疾病，主要为症疾、肺结核、艾滋病毒的防治，并且集中用到非洲和亚洲的欠发达地区；其次的用途是 2、美国城镇的贫困地区的学校改善；3、互联网在公立图书馆的应用； 4、家乡华盛顿州的一些扶贫建设。 BMG 目前仍有超过300 亿的资产，这是因为BMG的组合投资相当成功。BMG 的投资组合分散广泛，却唯独没有任何微软的股票。
巴菲特对BMG 的运作效果非常赞赏 (per dollar, very effective)。有了他的捐助，BMG今年用于上述目标公益事业的总额将超过30亿美元。盖茨对巴菲特的慷慨大度衷心感谢后，信心满满地说，这些经费的使用效果将有增无减，向既定目标迈进的成效将扩大一倍。
巴菲特又是一个公认的知人高手。人们问他何能至此，他说当他直面正视一个人时就能明白此人是不是一位称职的经理人。巴菲特认为，寻求生意上的伙伴和企业经理的时候，“一定会看三个条件：智慧、精力和品格，但如果品格这个条件不具备的话，那么前两个条件越是出众，你的麻烦反而越大。” 他在致股东的信中曾说，他要求他委任的每位经理人要能够以三个假定的条件来经营企业：1、你拥有企业 100% 的权益；2、企业是你和你家人所拥有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财产；3、你至少在一百年里不能出售或者兼并它。言下之意，经营公司的代理人要能够同心同德，才能做到尽心尽力的服务，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
巴菲特完全认同BMG 基金说设定的目标，他相信盖茨夫妇对于他们管理的BMG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条件。也许他早就想物色盖茨夫妇担任经理来运作自己的巨额捐赠，他之所以在今年6 月27日才作此决断，倾囊赞助 BMG，除了他的夫人在两年前猝死的变故之外，6月中旬盖茨宣布他今后逐渐把主要精力放在基金会的公益事业，到2008年更将全身心投入基金会的公益活动，也很有关系。在投资实践中巴菲特高度强调定力和耐心，他比喻说，棒球赛里超级打击手之所以卓越是因为他们有出众的耐心等待到好球才挥棒击球。看来，他终于等到了由盖茨来击出“公益事业的全垒打”。
这次捐助中有三十多亿美元是捐给他亡妻的基金苏珊· 汤姆森·巴菲特基金会(Susie Thompson Buffett Foundation, 或称 STB)。 STB 长期以来的名字是巴菲特基金会，2004 年苏珊病逝后更名。巴菲特不但把妻子个人财富的约 25 亿重数纳入基金会，也撤除自己的名字。STB 的公益目标十分简单明了：生育健康、人口控制、支持妇女堕胎权利、以及防止核扩散。巴菲特也分别赞助给他的子女：霍华德、彼得、苏珊所有的三个公益基金会各10 亿美金。他们的公益目标集中在儿童早期教育、饮用水安全，等等。
显而易见，上述捐助的目标都是为了增进一切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基础条件。巴菲特所认定它们的价值，符合他反哺社会的使命感，值得倾其资财加以促成。推进这些目标，等于扩展了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所谓的“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capacity)。” 有鉴于此，巴菲特特别在致盖茨夫妇的捐款函中强调，这些目标的收益人将无分种族、性别、信仰、地域，显示出他对终极价值的关怀和公义准则的信仰。
五
巴菲特为什么不采取世俗的通行做法，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基金并主持公益事业的运作和资金分配呢？巴菲特说得很坦率：自己不善于从事这类事务。首先，他没有足够的耐心来等待公益事业的回报，公益事业产生效果的周期对他来说未免太慢了。同时他也不乐意与各色人等交谈，听取各类汇报，或参加各种会议，然而那类乏味又耗时的活动却是基金决策人不得不亲历亲为的。加盟BMG后，巴菲特将成为基金会的第三位理事 (trustee)。BMG 的一切重大决策向来由它仅有的两位理事，比尔和玛琳达做出的。巴菲特会不会加入决策者的行列？他的回答是明确的：不会。他说他也许会提供一些经验，假如盖茨夫妇需要的话，但却不会越俎代苞，这就像他如果要委任老虎伍菲替他打高尔夫球的话，就不会想着要去指导伍菲如何挥杆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巴菲特的角色似乎更像一个后勤粮草官。
对于他放弃由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基金会，巴菲特说得很轻松洒脱，但这却是对人性限制的极大突破。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为历史垂名，对于人，尤其是精英分子，有着莫大的魔力。我们经常看到杰出人士，能够做出各种牺牲，忍让诸般权益，唯独对名义是非常执着而在意的。例如，卓越的科学家以探索宇宙奥秘为职志，可以不顾计较回报，甚至放弃专利，然而谁能够容忍“自己”的发现被他人所“窃取”，也就是以别人的名义来发表呢？许多学者的全力冲刺，可以说目标都是为了“冠名权”，要争在所有的人之先以自己的名义公布成果。我们前面说了，财富的征逐超出一定层次，也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消费，主要成为竟取名望——我比他人优越——的游戏。图谋名气的冲动是如此强韧，要超越它，殊非有理性的人所可做到的。巴菲特三言两语把这个人类的大束缚轻轻拨开，能不叫人佩服！
巴菲特说他最尊敬的人是他的父亲，他一直谨记住父亲的教诲，“最要紧的计分牌是在一个人内心而不是外界,”(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on his inner score card versus outer scorecard.”)，而且也切切实实地在实践它。
巴菲特致函受捐者的五封信都很短，一页半纸。信中都不忘强调两点，他叮嘱受捐者要：1. 倾注精力于已经选定的目标，不要再扩大范围。因为把有限的几件事做透彻，才会有所成就；2. 要独立判断和决定，不要屈从于别人的影响，尤其是那些琐碎的请求。这在似乎应了慈善捐助事业的开山鼻祖卡内基的哲学：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并且紧紧看住它。再一次，巴菲特显示出他为了成就一项功业，完美结合“目标正当——目标达成——完成效率”的智慧和风格。至于如此庞大的资金运作，会不会有失误？巴菲特显示出他的高度智慧，认为勇于决策，“积极”地犯错误，能够在犯错在学习和前进，是正确的途经。他甚至热情称赞盖茨夫妇比自己准备得更充分去犯错误。 (they are“more prepared to make mistakes than me.”)
对于巴菲特所追求的目标不是没有争议的。我的一位同事很惋惜地评论，“巴老头这么多钱，都给了没有生产力的人，哪怕留给我一点有多好！” 这位仁兄显然认为他的生产力要高于不知名的非洲病童，不过他恐怕很难证明，钱在他手里要比在盖茨的手中的生产力要高。
另一种批评似乎比较难回应，它们指出巴菲特捐助有违反市场的法则，弱化产权意识，和否定自由企业精神的弊病。此外，如人口控制、支持合法堕胎等目标，也引起了保守人士的反对。例如，华尔街日报在捐款两天后(6 月 29 日)就著文提出质疑。华尔街日报一向伸张富人的权力，对巴菲特和盖茨等富人居然公开反对布什政府减免遗产税的做法早已有所不满。该评论认为报纸有责任向巴氏表示遗憾，指出巴菲特的成功有赖于市场竞争，他不该忘本，以至于连一点钱都不留下，来支持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和政策，云云。而一位反对堕胎的全美协会的主席也立即要求约见巴菲特和盖茨，要质询他们的企图心何在。
对此，人们或许只能说，巴菲特是效率的化身，但他不是人格化的资本，他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本篇曾刊于《南方周末》，2006年7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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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7 2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