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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融创中国2018年年度销售额可能达到4500亿元的巅峰，但孙宏斌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喜悦。正相反，这是一贯健谈幽默的孙宏斌自融创中国上市以来，他在业绩会上最寡言的一次。



2018年8月31日，融创中国（01918.HK）正式发布2018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取得显著增长。2018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5.8亿元，同比增长215.3%；归母净利63.6亿元，同比增长389.3%；核心净利66.1亿元，同比增长391.8%。2018年上半年毛利率24.7%，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5个百分点。

严控买地节奏
2018年上半年，融创中国严格拿地纪律，控制买地节奏和支出，并提高了拿地标准。据悉，融创目前拿地必须保证IRR 高于 50%，项目净利润率高于15%。

中期报告显示，融创土地储备规模达到2.31亿平米，总货值3.29万亿。货值布局非常合理，超过92%的土地储备位于供求关系健康的一二线及环一线城市。在土地市场，融创中国以并购见长，目前融创合作房企快速从2016年的109个增加至2018 年中期203个，为融创提供一线的土地线索和发展机会。目前，融创土储超过70%是通过收并购合作的方式获取。通过并购拿地也有效降低了融创获取土地的成本，融创土地储备的平均成本只有 4470元/平米。

融创中国表示：“2018年融创中国还将更有效发挥产品、操盘和品牌优势，依托多年来在市场上良好的并购市场口碑及专业且经验丰富的收并购团队，整合合作机构资源，以更少投入获取优质土地。通过合作模式，融创2018年至今共获取土地建筑面积2920万平方米，权益建筑面积1545万平方米，综合成本仅为3620元/平米，土储成本进一步下降。”

安全第一
在规模增速方面，利用并购这一方式，融创中国完成了弯道超车的野心，并表现出惊人的爆发力。但在业绩会上，孙宏斌多次提及“小心”、“谨慎”以及“安全”。尽管他坚定认为融创中国会“越来越好”，但他已意识到“两年后，房企业绩将发生严重分化”。

根据融创中国中期业绩报告，2018年上半年，融创实现整体合同销售额1915.3亿元，同比增长76%，权益合同销售额1378亿元，同比增长83.7%。

从此前公布的销售数据上看，2018年1-7月融创实现合同销售2254亿元，已经完成全年销售任务4500亿逾50%。考虑到2017年1-7月销售数据仅占全年销售数据的37%，以及融创2018年下半年有共计369个项目、4912亿可售资源，在融创管理层坚定去化战略指引下，融创2018年超额完成4500亿销售目标几成定局。

值得关注的是，从销售数据上，融创2015年到2017年三年间整体合同销售额复合增长率超过130%。未来融创中国是否还能保持如此高速发展，是业绩会上众人关注的焦点。对此，孙宏斌坦言，“我们相信我们保持这种规模的难度不大，但是要增长可能也很难。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脚踏实地、更安全地发展。我们这一两年一直都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在主要经营指标快速增长、资产规模持续增厚的过程中，融创中国延续2017年下半年以来加强销售回款、提高现金回流速度的稳健财务手段。2018年融创中期报表显示，上市公司资产明确增厚至6699.42亿元，有息债务整体下降95亿，2018年上半年融创执行去杠杆过程中，目前账面现金为874.2亿。

孙宏斌表示，从8月市场情况看，购买预期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宏观调控短期内也不会放松。因此，未来一两年内，融创中国会小心、谨慎，做到安全第一。

另外，除了培育文旅板块以外，孙宏斌仍然坚定认为，融创中国不需要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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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子威有些期待。9月1日开始，按照最新政策，作为在深圳就业和创业多年的香港居民，可以申领一张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生活和工作都应该会方便不少”。

与过去携资本而来的企业家先辈不同，新一代北上港澳人士有着独特时代属性与追求。他们或是创业者，受近年内地双创浪潮吸引和启发，前来寻求将梦想实现；或是就业者，凭借高学历、高技能和视野前沿等诸多优势，他们在内地经济转型中备受青睐，获得广阔发展空间，如高端服务人才和科技人才等。

不过，北上之路并不平坦。一直以来，身份特殊使得他们在内地工作生活面临诸多不便。而多方信息综合显示，当前正推进建设的粤港澳大湾区，将这一问题摆在优先解决的位置。

除了推出前述的“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制度外，近期国务院还宣布取消“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许可”。8月15日召开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也重点强调，要进一步便利港澳居民到内地创业就业。

受访专家说，人是最活跃经济要素，港澳人士向内地便利流动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的关键，按“成熟一项、推出一项”原则，未来还应有更多配套政策举措会出台，不断推动港澳人士北上发展从“去境外”转为“在湾内”。

提升居住、工作便利

今年30岁的江子威是一名金融服务从业者，毕业后曾在香港和内地之间几番辗转，最后“终于想清楚了”，2016年定居深圳，就业并着手创业。

最开始，江子威频繁在两地之间往返，路上要花两个多小时，还得排队等待过关，那时他觉得这是最麻烦的事。第二年，逐步适应了深圳的工作，太太也跟着过来了，慢慢不再两地跑，这时江子威发现，他还面临诸多不便。

“我在深圳只有一个回乡证，很多事情做不了。”江子威说，比如，他无法购买五险一金，虽然公司为他购买了商业保险，但相对而言还是少了很多福利；仅靠回乡证，无法注册使用移动支付，想买车也没法参与摇号。

江子威记得，有一次他从深圳到桂林出差，赶到车站后发现回乡证丢了，但他无法像内地居民一样通过办理临时身份证来购票，最后未能成行。“感觉很麻烦也很尴尬”。

这不是个案，2012年就来到深圳从事AR领域创业的香港人萧铭乐说，作为创业者，他曾想通过微信公号来进行品牌宣传推广，但他却发现用回乡证无法注册公号，“甚至我在购物网站上也没法进行实名认证”。

而比上述两人更早来内地的陈霆烽感受更深，他早年毕业于暨南大学，然后又通过内地司法考试，成为广州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和合伙人。他认为，“社保、公积金、金融等不便，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幸运的是，如今随着“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制度等一系列便利化举措的不断推出，上述种种不便将成为过去。

9月1日开始，港澳台居民可以通过申领居住证，享受到与诸多与内地居民同等的待遇，这包括依法享受劳动就业、参加社会保险、依法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等三项权利；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就业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六项基本公共服务；乘坐国内航班、火车等交通运输工具，住宿旅馆，办理银行、保险、证券和期货等金融业务，在居住地办理机动车登记等九方面便利。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还采用与内地居民身份证相同的技术标准制作，包括编制相同的身份号码，确保他们能在办理网上购票、自助取票、旅馆住宿、金融业务过程中充分便利，包括在银行、电信、铁路、民航等领域享受快速核验。

“这确实体谅了我们的难处，并做了很关键的工作。”江子威表示，他正研究如何申领。

陈霆烽在近期参加了一场港澳人士在广州的考察活动，“大家也都在谈这个政策，都比较期待，我也在帮大家多方了解具体信息”。

这还只是一个开始。据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黄柳权表示，类似的支持港澳、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会陆续有来，并且有些政策措施也可以在港澳居民工作、生活比较多的地方，如粤港澳大湾区先行先试。

珠三角的吸引力

多位受访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这种便利性的提升，将有望吸引更多港澳居民到内地就业创业，尤其是毗邻的珠三角地区。

江子威认为，香港金融行业强大但传统，按部就班，而深圳不一样，这里年轻人多、公司多，可发挥的空间比较大，并且得益于在香港有过从业经验，以及学历等方面优势，“找工作时的竞争力还是稍微会强一点”。

站稳脚跟后，江子威开始创业。“在深圳，创业很容易被理解，容易找到资源、视野匹配的合伙人，各方面配套找到能力也很强，想法能迅速落实。”

萧铭乐则道出了选择内地创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成本。萧铭乐创业起步于香港，为寻求较低成本，便北上转移至深圳，“这里生活成本和租金成本都比较低，而且人也好招，我们全部开发人员都在深圳招”。

一开始，萧铭乐延续传统的“前店后厂”模式，香港接订单，在深圳研发生产，但渐渐地，一些国内知名企业也开始向其抛来了橄榄枝。

陈霆烽现在的很大一部分业务则是为两地提供法律服务，近年随着内地与香港商业互动活跃，这项业务蓬勃发展，“许多业务投融资双方来自两地，由我们从法律层面来牵线搭桥”。

这也正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所希望实现的效果：通过促进港澳人士向内地便捷流动，带来港澳高水平服务业、强大科研创新能力及更多创新资源，与内地尤其是珠三角雄厚的产业化能力和广阔市场有机结合，协同发展。

中山大学学者张光南在《港澳青年内地创业》书中指出，相比老一辈港澳创业者，当代港澳青年具有“四高”特征，普遍具有大学及以上的高学历、从事产业多数具有高科技含量、位于价值链高端、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具有高附加值。

陈霆烽说，近年他接触一些港澳学生发现，不少人还未毕业就已明确要在内地创业，甚至已经开始创业，“时代、环境和条件都不一样了”。

“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流动才能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广东省政府特聘参事陈鸿宇说，除普惠性政策外，未来大湾区还需进一步配套更精准针对港澳各层次各类别人才政策，并构建相应创新体系和服务平台做进一步支撑。

陈鸿宇进一步指出，当前对港澳人士便利性提升，从根本来看是“开放”，通过开放推动港澳人士北上发展不像是“去境外”，而是在“在湾内”。此外，未来在大湾区建设过程中，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的顺畅亦需如此推动。

现在，陈霆烽每周在香港和内地的时间大约各占一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出后，有学者提出的“大湾区人”的概念，似乎在他身上可以看到端倪。

不过，包括陈霆烽在内，诸多受访港澳人士和学者还指出，除政策层面赋予便利性外，未来要吸引更多港澳人士尤其高端人才北上，内地城市还需要在整体营商环境，以及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配套上再优化，提供同等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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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伟（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内外部局势的复杂化，人们开始逐渐关注人民币汇率，毕竟汇率触及重大的利益分配。人民币汇率何去何从？看起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平台正在切换，央行似乎在平静地等待市场预期跟上这种切换。

如何看待汇率？
简而言之，汇率长期看购买力，短期看信心。所谓长期看购买力，是指货币币值能否保持稳定，这是汇率稳定的关键。因此，稳定的经济增长、稳健的金融体系和合理的收入分配，是稳定汇率的根本。尽管购买力平价的实证研究效果不佳，但人们通常还是愿意接受这一点。所谓短期看信心，是指汇率波动，汇率相当大程度上是投资者用钱对一国经济趋势和信心的投票显示机制。购买力能不能稳得住是个慢变量，而预期和信心则是个快变量。目前看，人民币购买力似乎未出现太大麻烦，但预期和信心因内外部局势复杂化，而显得纠结。这也是诸多官员习惯于给出“人民币没有大幅贬值基础”这一判断的原因。

人民币的发行节奏到底如何
将货币是否超发和人民币汇率稳定挂起钩来，是一种热门简易的做法，但它很有可能仅仅是一种借口。许多人从M2/GDP、中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等指标，去尝试得出人民币严重超发的结论。也就是俗称的“钱毛了”。央行行长易纲从90年代中期就专注研究了这个问题，当下也有许多学者的持续研究。一个倾向性的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的发钞节奏，大致维持了经济增长、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的相对稳定，同时国际收支也很良好。人民币的发行节奏，可能和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相关，例如教育、医疗和养老以往作为和货币无关的社会福利，现在需要缴费了；例如房地产以往是企业“办社会”的累赘，现在大致商品房化了，这些市场化进程几乎就是货币化进程，需要大量货币支撑。至少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要轻易得出“货币超发”这一结论并不容易。钱毛不毛，也要从国际角度比较，如果观察一下，全球债务相当于全球GDP的约250%，发达国家债务状况甚至更严重一些，主要西方国家的毛储蓄率大约在18%-25%之间，偿还债务至少需要约10年以上，而该比率在中国则为约5.7年。看起来，钱超发了吗？钱毛的程度？都不太容易说清楚。但欧洲北美的整体物价和生活成本，相对中国而言仍显得高昂。或者说，“钱毛了”和汇率波动关系不太大。

美国经济和美元走势直接影响人民币
尽管有许多人关注人民币汇率指数，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和中国外汇交易系统的相关指数，但实际交易和民众关注的焦点，仍在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现在的大致情况是，全球经济的不同步性凸显，美国经济是亮点，特朗普的治理方式和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使今年美元指数处于强势并隐隐然成为避险货币。相形之下，中国经济稳中有变，难以跟得上美国经济周期和强势美元的步伐，因此走软也是难免，但这期间进程有波折，先是2017年下半年和2018年年初人民币兑美元有所上升，尔后持续下行，伴随疲弱的经济数据以及惨淡的A股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悲观情绪被共振。美国经济能闪亮多久？通常预期2018-2020美国经济增长分别为2.8%、2.4%和2.0%，特朗普刺激政策的效果随时间而递减，而2012-2017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2.2%，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约为1.8%，因此并不能排除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美联储加息节奏放缓，美国股市和楼市有所降温的情况。如果中美之间经济周期的差异性不再继续拉大的话，也许2019年人民币汇率有不确定性，但并非单边悲观可概括。

中国经济发展预期收敛会带来什么
人民币汇率当然和中国经济好不好，公众对未来的预期如何密切相关。中国经济的长周期平台不断下行，如无全球重大技术创新和产业集群，则中国经济增速每10年下降0.7到1个百分点，到2050年前后增速约在4%、中国经济的中周期是平台切换。在过去12个季度经济增速约在6.7%-6.9%这个平台，而在未来12个季度，增速切换到6.0%-6.5%这个平台的概率较大，目前正处于平台切换期，这也是为什么市场预期剧烈分化的原因。中国经济的短周期则是2018年经济增长逐季下行，2019年也仍然增长承压和金融风险抬升。以2018年4月份为分水岭，在此前，公众预期比较高，然后逐步降温，经过磨练，逐步接受了“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即公众对中国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的预期值，与实际经济运行和政策落地现实值之间的情绪从焦虑转换为平缓。从目前看，中周期的增长平台切换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股市和汇市在无奈徘徊的氛围中，呈纠结平缓之势。

保外储还是保汇率？
许多人在考虑人民币汇率问题时，也会自我设问这个棘手的问题。关于外汇储备的变动，人们记得2015年8·11汇改之后，人民币汇率波幅加剧，一度接近破七，为稳定汇率，外汇储备减少了逾1万亿美元。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当下外储约3.1万亿美元，外债约1.8万亿美元，在中国国际收支顺差对GDP占比仅约1%的约束下，为继续大力度稳汇率而消耗外储的可能时间有多久？关于结售汇市场的变动，目前银行和居民处于净购汇，企业处于净结汇，这种态势会不会变化？如果央行面对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的购汇共同上升时，有何良策？是坚持市场化方向？还是暂时强化资本管制？还是在市场化和强管制之间的模糊地带，采取使得交易程序更为繁琐和不透明的“窗口指导”？这些都不甚明朗，我们只能说，8·11汇改离现在不远，人们对此记忆犹新，暂时形成央行也许会“守七”的预期也并不令人意外，汇率也并非可随意放弃的价格信号，否则人们就很难理解诸多经济体的央行为什么在遭遇市场信心挫败时，总是从试图稳定汇率，到可稳定汇率的资源消耗得差不多时，才不得不收手的困窘，而不是在汇率面临压力的初始就直接放弃。从2016年10月到2018年3月，中国经济增长还有短周期反弹，今天人们逐渐接受了中国经济长周期的放缓，中周期的平台切换和短周期的趋缓趋险；人们也看到了外汇储备的总量和增量与三年前大不同。每个人都在揣测政府会在外储和汇率之间做何权衡，并进而对自己的资产负债和投资进行相应调整。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怎么动？
未来央行手中的弹药箱和工具箱如何变？回顾1998年的港币保卫战，以及8·11汇改之后的稳汇率努力，都谈得上壮烈，央行主要使用外汇储备在现汇市场上不断干预，打的是代价比较高和回旋余地比较小的明牌。当下中国央行可能又可以如何做？例如在汇率形成机制中重新加入逆周期因子，国家外汇管理局发言人解释年内人民币汇率的贬值时，曾明确指出人民币汇率出现了顺周期的走势，既然如此，重新加入逆周期因子也顺理成章。例如目前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容量已经很薄，市场干预所需资金较少，如果干预主要地是在远期或掉期市场，并结合中间价的灵活调整，那么汇率干预的资金会更少一些。例如也有研究在关注巴西政府的外汇干预措施，其中比较有趣的建议是，也许外汇交易系统的损益可以用本币清算，如果交易规则做出这样的变动，则央行干预现汇市场不仅可以用外汇也可以用人民币。现在看来，中国央行进行市场干预的弹药箱和工具箱都有扩充余地。同时央行在汇市也是深谙市场的老手，干预技巧足够丰富强悍。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得不指出，上述讨论指向的是央行的货币政策技巧，而不是货币政策智慧。1995年前后中国政府启动汇率并轨，并在1998年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是智慧之举，它使得当时还羸弱的人民币获得了国际声望，并避免了东亚货币的竞争性贬值。任何一种可信赖的国际货币都是在危机洗礼中锤炼出来的避险货币。

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最大三个因素
当然，影响人民币汇率的还有许多因素，例如中美贸易冲突何去何从？会升级还是降级？甚或蔓延到金融领域？例如新兴市场的货币动荡会如何演化？如果港币的联系汇率制遭遇挑战，其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可能更直接和剧烈。例如2019年中美经济表现是继续加速分化，还是有所收敛？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民币汇率何去何从。简而言之，如果我们试图判断人民币汇率的长周期趋势，那么相应地，中国经济的未来、改革开放取向、货币政策独立性及人民币币值等慢变量才值得列入考虑，如果我们试图判断的仅仅是数个季度甚至数周的人民币汇率，那么讨论人民币是否超发，中美经济增长分化，中国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变动等等，都对汇率的短期判断没有太大的解释力。

如果我们试图对人民币汇率何去何从做一个现实和短期的判断，影响最大的因素有三个：一是公众的乐观预期明显转向平缓谨慎，中国经济则处于从过去三年的增长平台，向未知的新平台切换的关键期，向下切换的幅度将如何导致预期的再调整？二是人们对8·11汇改记忆犹新，形成对年内“守七”的某种预期也很自然，央行如何评估适当稳定汇率的必要性和条件性，耐人寻味。目前央行似乎在耐心等待市场预期理解和跟上中国经济金融已发生的变化。三是短期内有无超出预期的事件冲击？例如中美经济关系的变数、新兴市场尤其是东南亚周边货币局势的变动？年内结售汇市场会否突变等等。尽管短期汇率预测很困难，但当我们谈及人民币汇率的中短期变化时，仍然是一个沉重而非轻松的话题，仍然需要面对中国经济的现实，不断调试自己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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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中国农业银行与21世纪经济报道联合主办的2018“财智私行•领袖峰会”广东南海站圆满落幕。

中国农业银行南海分行副行长吴镇禧在致辞中表示，该系列活动立足于“财富管理”与“财富传承”两大主题，意在搭建农业银行与私人银行客户群体之间的沟通桥梁和共享平台。

在2017年活动基础上，2018“财智私行•领袖峰会”系列活动以“预见未来”为主题，在全国3+8个城市巡回开展。此次南海站围绕“聚焦粤港澳、投资新经济”，邀请到了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解读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就中美贸易问题，杨德龙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很难通过一两次谈判达成一个协定，但中美贸易存在很大互补性，仍有长期合作的基础。

出口、投资和消费遇到各自的瓶颈后，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在投资方面，杨德龙建议坚持战略投资和价值投资，选择真正有发展潜力的行业和企业。

至于房地产投资，杨德龙认为，未来将会出现分化趋势。核心区的房子仍有投资价值，“地段”是房价的关键。“只要这个地方的GDP在增长，房价都是增长的。”

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前景，杨德龙则表示，一定要发挥城市发展的协同效应，否则将造成资源浪费，也很难令大湾区真正崛起成为世界级湾区。

改革开放四十年，第一代人富起来了，财富如何保值增值？财富管理和传承的挑战面临新课题与新挑战。活动现场，中国农业银行总行私人银行部副处长曹洁就三项私行产品和服务做了详细介绍。

资产配置方面，农行私行有两大优势，一是自身具备的大类资产研究和配置能力，二是筛选网罗了市场上优秀的投资顾问，在专业细分领域进行投资。农行私行为高净值客户提供的资产配置服务，致力于控制资产组合波动率，在小波动基础上实现资产保值增值。

家族信托方面，曹洁分析主要有三个好处，一是进行财富传承，包括实现跨代传承，比如在子女创业时、在第三代出生时，设置不同条款，把资金非常灵活支付给自己想支付的人；二是婚姻财产保全，把自己的子女作为唯一的受益人，能够有效保护子女的婚前财产；三是可以进行资产隔离，让家人免受债务影响。农行目前与外贸信托、中信信托和华宝信托建立了合作。在运营模式上主要有共同决策模式和全权委托两种模式。

绿钻卡也是农行私人银行的一项特色产品。据曹洁介绍，该信用卡采用“1+1”套卡形式发行，向在农行AUM2000万元以上客户定向邀约，授信从100万到500万元不等。另外，还附送2000万元的保险，包含1000万元的公共意外险和1000万元的用卡保障。绿钻卡也加载了非常丰富的尊享服务，包括行政管家服务、机场贵宾厅服务，以及国际几大机场的中文接机服务等。

曹洁还分享了资管新规后购买理财产品的建议。过去，购买理财产品只需了解三个要素：收益、期限、起卖时间。但资管新规落地，打破刚兑后，投资人更要关心产品底层投资了什么，要对具体的投资标的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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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美国知名二手奢侈品寄售平台The RealReal发布2018年中期二手奢侈品寄售行业报告（《State of Luxury Resale》）。The RealReal首席商务官Rati Levesque在报告中表示：“奢侈品寄售市场呈指数级增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贴合主流。大家都在关注在线和实体寄售市场的发展，以洞察消费者行为，了解客户的需求。”

截至今年6月，The RealReal已寄售了 800万件奢侈品，根据这一庞大数据库，该公司统计了奢侈品在二手寄售市场的发展趋势、畅销品牌和款式，为业内人士和公众了解这个市场规模扩张迅猛的行业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

二手Gucci最抢手

据报告显示，特定品牌和款式的奢侈品体现出显著的长期价值。例如，Gucci在2018年表现非常抢眼，一举从去年整体排名的第三跃升至第一位，击败了去年排名第一的Chanel和排名第二的Louis Vuitton，雄踞搜索量榜首。Cartier（排名第10）、Dolce & Gabbana（排名第12）、Tiffany（排名第13）、Saint Laurent（排名第15）和Fendi（排名第16）也在热门搜索榜单上节节攀升。但今年法国老牌箱包奢侈品巨头Goyard似乎失去了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从去年的第8位大幅跌至第17位。而来自法国的女装奢侈品牌Isabel Marant也表现不佳，从去年的第11位下滑至第18位。

在销售量方面，Gucci在众多品牌的角逐中再次夺魁。在其创意总监Alessandro Michele大力推广极繁主义设计理念的努力下，Gucci在2018年上半年获得了总体同比增长62%的佳绩。而紧随其后的Hermès和Chanel也分别同比增长40%和34%。即便是在二手寄售交易中，奢侈品牌间竞争的激烈程度仍然有增无减。由于今年消费者纷纷转向Balenciaga购买先锋设计师Demna Gvasalia的最新设计，导致由Demna担任设计总监的另一品牌Vetements总体销量不佳。Johanna Ortiz也因为其竞争对手用较低的价格提供类似风格的时装，寄售价格总体下调了27%。

至于今年最受欢迎的奢侈品款式，“logo包”系列再度成为大众的热门选择。Dior经典马鞍包的销售量同比增长了89%，Gucci标志性绿红绿织带包增长了51%，Louis Vuitton经典字母老花双肩包增长了26%。Levesque指出：“大多数带有Dior、Gucci和Fendi等招牌logo花纹款的手提包寄售价格都在不断走高。相反，没有打着招摇logo图案的过季手提包销售额则在走下坡路。”

千禧一代成主力军

除了可以管窥各大奢侈品牌款式的人气与热度变化外，本次报告中还有一些奢侈品行业的消费现象和趋势值得关注。报告显示，在千禧一代中更受欢迎的奢侈品牌占二手寄售总额的较大比重，年轻一代顾客是行业的主要增长点。例如，在各个年龄组中表现均遥遥领先的Gucci，在千禧一代中的销量增速比其他年龄组超出48%。除此之外，Hermès也以71%的销售额增长表明自己在18-34岁消费者眼中极具吸引力。对各大奢侈品牌而言，二手奢侈品寄售市场既是年轻人尝试奢侈品消费的入门方式，也有助于提升该群体未来的奢侈品消费意愿，长远来说对奢侈品一级市场消费也有积极意义。

年轻消费者之所以成为二手奢侈品寄售行业的主力军，一方面有赖于寄售平台的数字化定位，吸引了惯于线上购物的千禧新贵。据悉，The RealReal近三分之一线上访问流量来自24-34岁的人群，而来自18-23岁、35-44岁的人群各占18%。另一方面，千禧一代的消费者更享受二手购物带给他们的个性、混搭和高性价比的体验。The RealReal创始人Julie Wainwright此前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指出，时下美国消费者被过多雷同的时尚所淹没，而千禧一代却尤其渴望个性化的外表。她表示：“永远不要低估千禧一代对前卫个性奢侈品的需求，这是The RealReal过去和未来成功的关键。”

“老爸风”单品受青睐

随着越来越多男性开始关注和接受二手奢侈品消费，男性腕表、潮牌男装等品类的消费亦有大幅增长。据报告统计，在千禧一代男性消费者中，Rolex、Gucci和Louis Vuitton成为最受男士欢迎的奢侈品牌前三位。此外，由于上一波时尚设计师主推厚实运动鞋和土味牛仔布的低调设计，2018年上半年的男性消费者转而更青睐“老爸风”的街头潮牌服饰。图案张扬清爽的中年男士夏威夷衫搜索量较去年提升了84%，而男士腰包的搜索量更是同比激增了614%。此外奢侈品球鞋的热度也居高不下，由Kanye West设计的Yeezy X Adidas系列最叫座，几乎风靡全美各州。

据大众时尚品牌的二手寄售平台Thredup预测，到2022年，二手寄售市场的总销售额将达到410亿美元，二手商品店也将成为今年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Levesque在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指出，二手寄售平台正成为重要的二手交易风向标，甚至还可以促进一手交易。他说：“据调查，许多奢侈品买家在购买新品前都会先查看二手交易平台。即使他们从未寄售过二手商品，但如果想买的新品价格较高，提前了解其二手售价对作出购买判断也有帮助。如果一件商品的二手价格能回本80%左右，消费者就更有可能购买一手的商品。”

近年来，由于二手奢侈品寄售市场逐渐成为奢侈品买卖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投资人也意识到二手奢侈品寄售行业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2017年，The RealReal创始人Julie Wainwright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该公司2011年刚上线时销售额仅为一千万美元，而六年后的今天，销售额已突破五亿美元。今年七月底，The RealReal完成了1.15亿美元的G轮融资，目前融资总额已达2.88亿美元，成为获得投资最多的二手寄售网站。二手奢侈品寄售平台重新定义了奢侈品的购买模式，未来随着人们对于二手奢侈品的态度越来越开放，奢侈品行业或将迎来新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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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岁的奶奶，从来没踏出过宁夏偏远的小县城……”这段话来自出国旅行定制公司无二之旅的宣传手册。与普通旅游宣传单不同，不仅没有促销和“惊爆的价格”，这本手册更像一本画册，以用户和旅行定制师的故事展现“旅行的温度”。

8月23日，在经过正在举行的2018全国旅行社渠道运营商年会主会场外展示厅时，记者收到许多定制旅游的宣传单页，这些定制旅游公司都希望借此年会，多多拓展B端市场。

随着目前游客获取旅游资讯的渠道越来越多，旅行社信息不对称的优势越来越小。在跟团游、自由行之后，定制旅游逐渐成为带动旅游发展的第三引擎。2016年被称为行业定制游元年，定制旅游创业公司经过前几年的酝酿开始扩张规模，如世界邦、6人游、无二之旅、指南猫、游心旅游、妙计等。同时，携程、途牛等OTA也进入定制旅游行业，推出定制服务。

那么，定制游是谁的游戏？定制师和AI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

AI提效

定制旅游已经嗅到了精准营销的先机，在需求分散的情况下，定制游的优势愈加凸显。

按照携程的调查统计，定制旅游的绝对主力人群年龄在35岁至50岁之间，占比46%；其次是20至34岁青壮年，占比28%。2016-2017年的出游主题中，私人出游占比71%，其中家庭占比最高达到40%。

在定制操作上，以携程旅行定制平台为例，用户只需在携程APP上填好自己的旅行需求和预算并提交，后台会通过大数据和AI匹配定制师，半小时内就会有定制师接单并联系客户。

为定制旅游企业提供技术支持的妙计创始人兼CEO张帆指出，在旅游行业从资源不足慢慢转变为资源过载的情况下，旅行社要转变思路，不能把自己当成人肉广告牌。

但是，转型过程首先要面对的难点就是效率低、成本高。

“资源端采购到终端用户消费，定制游中间增加的利润成本超过30%，地接社赚15%，携程要收8%，给门店也有10%等等。” 张帆说。

张帆介绍，从询单到最终出行，客人平均修改7次，成交率、转化率通常是5%-10%。就算每个人只修改两三次，也意味着要做60个行程才有1人买单。这就造成定制游看起来收费高的原因，但从业者认为其实并不暴利，反而很辛苦。

据携程统计，73%的客户需要咨询多名定制师。由于多家供应商相互竞争，价格门槛反而被降低了。从全国范围来看，2017年国内定制游人均消费约3200元，同比下降20%，境外定制游人均消费约7800元，同比下降8.2%。

从成本和售价的对比来看，需要定制游公司实现标准化和规模化来提高效率。张帆指出，目前的定制游公司是以人力为核心价值的行业，每个人的效率决定产生的利润，所以当业务的增长已经不能去抵消人效下降的时候定制游业务就到头了。

所以，AI+定制师往往成为这类定制游公司提高效率的标配，用人工智能技术组合目的地碎片化资源。通过AI先对客户要求进行筛选，初步生产旅行路线，再由定制师进行细化，改变冗长的销售流程，通过IT、大数据提升服务效率。

例如妙计可以提供一整套的系统，让一个小白定制师在2分钟时间帮助一个客人做复杂的要求。同时背后连接大量供应商和资源，通过智能打包，组合不同品类，让门店等终端销售更加容易把产品“生产”出来。

无二之旅联合创始人蔡韵则给出了更精确的提效数据：以前一个定制师一个月只服务4-6组客户就累得不行，现在定制师通过算法的辅助，90%非常低效的工作就可以用算法取代，一个定制师服务50-70组甚至100组的定制客户都毫不费力。

资源之战

无论是妙计还是无二之旅，其创始人团队都是技术出身。

张帆告诉记者，团队中工程师数量超过大半，并不像传统的旅游企业，因为搭建数据平台需要这些人才支撑。

从定制游公司的运营模式也可看出，大数据资源无疑是重要的竞争力。

张帆表示，妙计收集数据的渠道是多样化的，有自己标记的、有网上抓取的，还有来自供应商的数据。

“对于数据的真实准确性有不同的评价体系，例如对于内容类的，可能自己人工确认；对于评分类的会参考多家网站，有一家错了不会有影响；对于供应商提供的数据，我们是给予信任的。”张帆说道。

蔡韵介绍，无二之旅生产的定制游产品底价，是由后台18亿条之前的定制师搜集的信息做出来的，再通过算法排列组合出产品的可能性。任何产品线路，定制师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销售需求加上销售的利率。

但是对于这样的“小白模式”，业界并非没有疑虑的声音，比如定制师不专业，数据库不充实等。特别是对于数据库，除了网上的数据外，定制游创业公司的数据主要来自合作的B端资源方，例如批发商、地接社，甚至是OTA预订平台，质疑主要集中在数据量有限、而且不是一手数据方面。

另外，定制游面临的一个问题在于品控，虽然定制游企业号称拥有当地资源，但在整个服务过程中是否能随时响应、遇到突发问题如何解决？实际上，作为高端的定制游客户对体验的要求已经超越了对价格的要求。这又回到定制师资质的问题上，如果没有在当地的生活经验，如何解决旅途中的问题？

在这过程中，地接社是定制游对接的重要供应方，对于目的地资源的掌控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定制游的品质。一批如云地接这样的地接资源商随着定制旅游应运而生，包括做供应链配套的好巧网、蘑菇旅行、道旅等。

“云地接在每一个目的地深度挖掘全球司导、酒店、门票、用餐等资源，并且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帮同业通过技术手段灵活组装各项资源，从而帮助旅游从业者从每个用户身上赚到更长久的钱，并且在单次出行上持续降低采购成本。” 云地接CEO盖书华表示。

但面对一个快速成长同时也意味着不成熟的行业，盖书华表示，“在做定制游的过程中，发现我们从用户身上赚钱的能力越来越弱了。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中，成本越来越不可控。”他说，一些定制游企业并不具备全球覆盖的资源，不能够形成“回头客”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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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明 特约作者

根据民政部日前发布的《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7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3%。而2012年底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9390万人，占总人口的14.3%。五年间，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激增近25%。由于老龄化快速发展，原有老年人口住房不适应养老需求，养老设施和护理人员短缺等矛盾越来越突出，需要优化养老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养老，“飞地养老”或成为一种选择模式。

“飞地养老”有利于解决老年人口的照顾难。目前，在一些大城市中心城区养老一床难求，郊区养老院却供过于求。究其原因，由于中心城区与郊区在医疗资源上分布不均，老人为求医问药方便不太愿意移居郊区，造成郊区的养老院往往入住率不高。而为郊区较为分散的养老院配建医疗设施规模效益较差，随着土地资源日益紧缺和地价抬升，大部分大城市郊区难以规划建设大型养老社区。如果集约化养老，发挥规模优势，规划飞地养老，按照大城市中心城区的标准为异地养老的老人们配建大型医疗机构，提供医疗保健服务，通过培训提高护理人员水平，就可以解除老人们不敢离开大城市的后顾之忧。

“飞地养老”有利于解决老年人口的出行难。悬空老人，不接地气，成为目前大城市的独特现象和突出民生难题。在大城市的多层老式住宅（7层以下），由于设计年代较早，基本没有电梯设施。上下楼难，造成了一大批“悬空老人”。养老飞地的老年公寓都应该按照“无障碍”出行来设计，配有电梯，建筑物之间以风雨连廊相连接，台阶和楼梯坡度放缓、宽度加大，居室房门便于轮椅、担架进出，必要时还可以马上转变为护理病房。

“飞地养老”还有利于解决老年人口的消费难。在老年社区按照原有老人生活的街区风格配有商业街、餐厅、邮电所、学校、体育馆、医院等，物美价廉，再加上自然山水、生态优良，使老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让老人们觉得生活在飞地与生活在原地一样方便，却有不一样的享受。

为此，建议一是结合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推进养老城建设。根据国土资源部和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方案》的通知，确定第一批在北京、上海等13个城市开展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可以由政府规划引导、企业组织实施，依托日益发达的交通网包括高铁、城际铁路和城市轨交延伸线等大客流运输工具，建设一批为本行政区域内老人服务的大型域外养老基地，实施一体化发展，促进城市与乡村、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功能的合理转换、分解与互补。

二是推进医养结合等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如果集约化养老，发挥规模优势，可按照大城市中心城区的标准为异地养老的上海老人们在当地配建大型医疗机构，通过连通医保卡费用结算，培训提高护理人员水平，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同时，该医养结合医院还可以输出大城市医院的管理模式和品牌，为当地居民服务，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化分布。

三是着力推进城市人口结构调整、疏解非核心功能，提高创新活力和幸福感。老人们在大城市的住房可以交给政府收储作为公租房，既为老人们提供稳定的养老费用，又可以增加进城年轻创业就业人口的住房供应，减少他们的房租支出。

四是在建设大型养老飞地的过程中，要群策群力。要注意发挥大型企业的龙头作用，多方集资，包括社保资金、养老资金、旧改资金等，形成长期运营机制，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基本权益。政府对从事养老服务的企业制订一定的优惠政策，包括土地、税费、财政、融资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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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意外”纳入首批5家金控试点范围之前，苏宁集团旗下金融虽时有声响，但鲜少出现在聚光灯下。

今年5月，金控集团监管首批试点消息传出，首批5家试点机构分别为招商局、蚂蚁金服、苏宁集团、上海国际集团和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虽“事出意外”，但作为江苏省第一大民营企业，且已获得较为齐全金融牌照的苏宁集团显然是产融结合的典型样本，试点价值显而易见。尽管相对更为外界熟知的蚂蚁金服、腾讯金融、京东金融等，苏宁金融并无优势凸显。

目前苏宁金融已经形成苏宁金服（曾称“苏宁金融”）、苏宁消费金融、苏宁银行三足鼎立的格局。那么，涉足金融已7年有余的苏宁，是否梦想实现？

牌照布局之路

苏宁集团金融之路始于2011年，直至今日，苏宁已获得第三方支付、互联网小贷、商业保理、保险代销、企业征信、消费金融公司、基金代销、融资租赁、民营银行等金融牌照或资质，几近全牌照布局。其牌照布局甚至也不逊于已万亿估值的蚂蚁金服，比如截至目前，蚂蚁金服尚未获得消费金融牌照。

和阿里、京东相似，苏宁最早布局金融，也是出于服务产业发展的考虑。相似的逻辑是，在电商交易的需求下，先从第三方支付切入，再针对供应商融资需求，发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然后针对线上个人客户发展消费分期和贷款业务。

2011年，正值第三方支付兴起，苏宁便涉足第三方支付领域，旗下南京苏宁易付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获批成立，次年，易付宝获央行第三方支付业务许可，重庆苏宁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也获批成立。

“苏宁以前是重资产模式，很多门店，后来考虑互联网化，可以在苏宁易购官网购买商品，类似淘宝网，就需要支付了；后来有了电子产品等新兴产品，又引入了众筹；苏宁易购做大了以后，供应商有融资需求，就开始搞供应链金融，都是基于业务发展需求。”一位熟悉苏宁金融核心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此后，在金融牌照或资质获取方面，苏宁每年都有新进展，并于2015年开始独立运营金融板块，搭建了苏宁金服平台。

多位接近苏宁金融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之前都是小打小闹，2015年，苏宁金融集团（后称“苏宁金服”）宣布独立运营，那个时候，交通银行原首席风控官戴宏过来，负责这块业务，他在风险把控方面做得很好。2015年10月，华夏银行副行长黄金老赴任苏宁副总裁，分管金融业务，他比较善于协调各方资源。后来，戴宏离开苏宁了。”

2016年4月，苏宁公告称，公司拟对旗下第三方支付、供应链金融、理财、保险销售、基金销售、众筹、预付卡等金融业务进行整合，以苏宁金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为主体，搭建苏宁金服平台。苏宁金控出资58.34亿元，持有苏宁金服增资扩股后35%的股权；核心员工增资8.33亿元，持有苏宁金服增资扩股后5%的股权。苏宁金服投后估值达到166.67亿元人民币。

2017年度，苏宁审议通过苏宁金服战略引资事宜，其投前估值270亿元,向本轮投资者增资扩股16.50%新股,合计募集资金53.35亿元，引入苏宁金控、云锋新创投资、上海金浦投资、中金资本、光大控股、深创投集团等战略股东，进一步强化苏宁金融在资金、场景、人才资源方面的竞争能力。截至2018年6月30日,苏宁金服引入战略投资者募集资金已到账22.4亿元。

苏宁的金融布局持续在深入：2015年，苏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经银监会批准成立；2016年12月，江苏苏宁银行获批筹建，并由此形成了今日苏宁金融板块的整体架构。

“苏宁金服、苏宁消费金融、苏宁银行，这三家其实是独立运营的，合为苏宁金融。”多位接近苏宁金融人士称，但业务会有重叠。

“确实如此，比如供应链金融、消费信贷业务，但正好激发斗志，而且，作为专营机构开展业务，有其便利性。”苏宁金融一位高管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三足鼎立”价值待考

不过“三足鼎立”的苏宁金融对于苏宁而言，价值有起落。

据苏宁控股集团官网，创立于1990年的苏宁在中国和日本拥有两家上市公司，产业经营不断拓展，目前已形成苏宁易购、苏宁物流、苏宁金融、苏宁科技、苏宁置业、苏宁文创、苏宁体育、苏宁投资八大产业板块协同发展的格局。

8月29日，由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8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揭晓，2018年苏宁控股集团紧随华为之后，以5579亿元的营收规模位居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二名。

对比不难发现，一度“苏宁金融是苏宁最赚钱的板块之一”。接近苏宁金融人士称。

8月30日晚间，苏宁易购（股票代码：002024）发布2018年半年报，2018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06.78亿元,同比增长32.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03亿元,同比增长1959.41%，若不考虑出售阿里巴巴股份带来的利润影响,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4.02亿元,同比增长37.95%。

再回溯，苏宁易购2017年年报显示，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79.28亿元,同比增长26.48%，报告期内公司基于整体发展战略安排,出售了部分阿里巴巴股份,在扣除初始购股本金以及股份发行有关成本及相关直接费用后,实现净利润约人民币32.85亿元。因此，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42.13亿元,同比增长498.02%。若不考虑出售阿里巴巴股份带来的利润影响，2017年，苏宁易购实现净利润9.28亿元。

苏宁易购2017年年报同时披露了苏宁金融板块之一——苏宁金服业绩概况。年报显示，苏宁金服实现营业收入21.79亿元，同比增长103.53%；实现净利润5.08亿元，同比增长4349.66%，苏宁金服创收可见一斑。

对于2018年，苏宁金服的业绩目标更上一层楼。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获得的一份今年1月苏宁金服内部材料显示，2018年，苏宁金服将坚持以O2O融合为特色的金融科技企业定位，争取实现1.5万亿交易量、50亿元营业收入、10亿元利润、400亿元资产规模的目标。

不过，现实与目标差距甚远。苏宁易购2018年半年报披露，2018年1-6月，苏宁金服营业收入12.9亿元，同比增长210%，净利润6171万元，同比下降75.3%。

在苏宁金服起伏之时，苏宁金融另一大板块，苏宁消费金融也已运行三年左右。苏宁方面曾披露，苏宁消费金融公司在运营初期，为发展用户、提高品牌知名度，加大了推广投入，支出较大，带来阶段性的亏损。2016年11月，《21世纪经济报道》曾独家报道，至2016年三季度末，苏宁消费金融不良率为10.37%，贷款余额为15.12亿，利润为亏损约1.9亿元。

不过一年后，苏宁消费金融宣称实现了盈利。苏宁消费金融方面称，2017年度营业收入为3.8亿元，增幅282.26%，其中，净利润为2.17亿元，不良率2%左右。

华东某城商行消费金融业务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消费金融业务完整的周期一般为三年，届时其规模、不良、收益等数据才有参考价值，目前各家消费金融机构都在探索初期，前期需要投入，亏损也属正常，其他消费金融机构亏损或许更高，现在不好评价；不过，苏宁消费金融公司在客户定位、风险技术、运营技术等方面还需加强。”

另据多位江苏银行业人士消息，股东方南京银行对苏宁消费经营情况并不太满意，加之南京银行亦有消费金融中心，因此有意退出苏宁消费金融，自行申请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一个佐证就是，2016年10月，南京银行并未参与苏宁消费金融增资事宜。

作为苏宁金融的另一大兴起板块，苏宁银行仍待考。2018年6月15日，正值苏宁银行开业一周年之际，其成绩单显示：资产规模突破220亿元，贷款和存款余额分别超100亿元、180亿元，其中供应链金融贷款投放超过50亿元；获得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等50家银行的同业授信，授信规模达到490亿元；个人客户数已达数百万，企业客户数超千户。

苏宁金服内部材料显示，在产业协同方面，苏宁金融在扩大融资量、降低融资成本；提供资金拆借与结算服务；促进销售；提高投资收益率等诸多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O2O模式之困

不过，硬币有另一面。

苏宁金融定位为“O2O融合发展的金融科技公司”,依托场景化和数据化两大发展特点,持续聚焦供应链金融、消费金融等核心业务,为上下游供应商、平台商户及广大消费者,提供综合化金融服务。在宣传材料中，苏宁金融如此解释其O2O战略：“借助苏宁易购线上线下流量优势，在线上,设立金融门户;在线下,依托苏宁全国众多门店,设立苏宁财富中心,打造完整独特的O2O闭环体系。”

公开资料显示，苏宁财富中心分为旗舰店（600平方米）、标准店（200平方米）和体验店（100平方米以下）三种类型，包括易付宝专区、消费金融专区、理财专区、小微金融专区、众筹专区以及咖啡休闲区等六大功能区域。

对于苏宁财富中心，苏宁最开始寄予厚望，从2015年4月28日第一批门店落成，至2016年4月底，苏宁金融已经在全国37个城市设立75家苏宁财富中心，彼时称，到2016年年底将在全国范围内增开至191家。

但时过三年，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发现，苏宁O2O金融模式颇为尴尬。8月，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实地走访上海两家苏宁财富中心（注：一般开设在苏宁门店旁边）时发现，门店虽然开门营业，但没有顾客，也没有工作人员在场，犹如“弃子”，异常冷清。接近苏宁金融人士表示，至2017年年中，全国仅剩50多家苏宁财富中心。

“我早就不在苏宁了，没什么业务了，现在去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一位苏宁财富中心离职员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多位接近苏宁金融人士表示：“很多苏宁财富中心基本没人，长期如此，之前还整改过，但用处不大。原因在于，线下理财合规性存在问题，监管早已禁止，机构没有资质做这个，且门店顾客太少，员工收入低，成本很高，很难运营下去。”

苏宁方面也深知其中问题，上述内部材料也指出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比如线上线下融合问题和政策监管问题，指出线下门店优势决定苏宁金融走O2O融合、差异化路线，但当前对线下资源利用存在较大不足；互联网金融监管的不断推进将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但近期来看，监管趋严导致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业务发展空间受限，合规成本上升。

更加具体而言，存在金融与门店没有建立有效合作营销机制、线上易购和易付宝客户到线下转化率低、部分大区财富中心人员招聘进度缓慢等诸多问题。

不过上述内部材料依然认为，金融线下业务存在巨大机会，通过支付支持和任性付、任性贷等贷款支持反哺门店，促进门店的销售；2018年，苏宁还将加大O2O融合力度，以及线下发展资源投入，比如，金融分部及财富中心计划新增700人，新增财富中心数65家等。

苏宁银行也定位于全国第一家O2O银行，但目前仅有一个网点，具体运营如何，仍有待观察。苏宁银行于2017年6月16日正式开业，聚焦四项核心业务，包括供应链金融、消费金融、微小商户金融和产品销售平台。

在具体业务上，供应链金融方面，苏宁银行已累积提供超过50亿贷款，目标客群为股东生态圈30多万供应商及其上下游企业；消费金融方面，面向个人消费者设计开发的纯信用个人综合消费贷款产品；微小商户金融方面，推出税E贷——基于小微企业税务缴存信息的融资新模式。

风控之忧

与模式之困相伴的还有风控隐忧。“不能只看放烟火的时候，放完之后，还要考虑处理空气污染。”接近苏宁金融人士如此比喻。

一位熟悉苏宁金融的核心人士认为，苏宁做消费金融业务，一方面，风控优势并不突出，数据维度较单一，内部数据仅来自易购、易付宝，外部数据如税务、公积金等均未接入，缺乏足够样本；另一方面，需要强化金融思维，弱化电商思维，需要强化市场化，弱化规模指标。

比如苏宁金服内部材料称，2018年，苏宁金服将全力加大消费信贷投放规模，力争实现日均5亿元、年累计900亿元的消费贷款投放量。

苏宁金融有两款产品，分别是任性贷和任性付，对标蚂蚁借呗和花呗。“但二者有功能重叠，存在竞争关系。”接近苏宁金融人士称。其中，任性贷以苏宁小贷为运营主体，任性付则由苏宁消费金融推出。此外，苏宁小贷还经营供应链金融业务，即针对供应商的贷款，盈利情况较好。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获得数据显示，2017年，苏宁金融完成243亿（含任性付）的消费贷款投放，同比增长184%，但相比蚂蚁花呗、京东白条，仍有很大差距。其中，任性贷投放37亿元，任性付投放206亿元。

多位接近苏宁金融人士透露，由于前期扩张太快，风控没把握好，加之原有核心风控团队高层变动，苏宁小贷现有约8亿逾期，其中，任性贷5亿左右，供应链金融3亿左右，目前苏宁金融正在全力处理这些逾期，进行催收。

“任性贷5亿逾期比较悬，恶意欺诈的比较多，供应链金融3亿逾期，由于有抵押物或应收账款，还有希望催回来。”接近苏宁金融人士称。

一位贷款中介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任性贷业务已经暂停了，来苏宁金融平台，很多人都是奔着钱去的，根本不想还或还不了，逾期率比较高，这也是网络贷款行业的共性，一些客户存在欺诈、多头借贷等问题。但蚂蚁借呗相对好点。”

对此，上述苏宁金融高管回复比较含糊：“任性贷没有暂停，只是在和苏宁消费金融公司的任性付产品重新定位，对标花呗和借呗，集团统一定位产品和运营营销。”

多位接近苏宁金融人士表示，目前管理层已经将原来几位苏宁小贷业务和风控负责人从苏宁银行调回苏宁金融，专门处理该事宜。

“苏宁高层对于苏宁金融风控体系不满，且预估到目前的窘境，因此做了这样的人事安排，目前着力做好催收工作，比较困难。”接近苏宁金融人士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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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募资难的市场环境下，8月，元禾控股旗下并购重组、大项目运作管理平台元禾重元新一期人民币基金完成10亿元首轮关闭，四大关注领域将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物联网。



“我们希望大家给到元禾重元的标签：第一，理解技术，第二，踏实而稳健。”元禾重元执行合伙人李莹在苏州东沙湖基金小镇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这样介绍她对新基金的预期。

据了解，新基金的投资策略是通过聚焦、深耕、优选，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为驱动，围绕制造升级和消费升级打造生态链圈。

李莹是元禾控股最早的四个投资经理之一，她在参与直投业务的第一个七年就投出了10个IPO项目，在元禾体系内历任中新创投投资部总经理、元禾控股财务总监及副总裁、元禾母基金投委会委员。

元禾控股并不是李莹投资生涯的唯一一站，她曾在2015年到2017年间加入基石资本担任合伙人，负责公司的基金募集和TMC（技术、文娱和消费）行业的投资。

拓展投资边界

“我希望把这么多年的经历和积累放在一个平台上落地。”李莹的投资生涯始于元禾，并在2017年回到曾经培养她成长的元禾控股，加入市场化平台元禾重元。

截至2017年年底，元禾重元共管理着六只总规模为55亿元的PE基金，在四大主投领域投资了顺丰速运、晶方科技、齐家网、同程旅游、山石网科、新美大、奇虎360、同盾科技、Ucloud、旭创科技等项目。

其中，顺丰速运、旭创科技在2017年登陆资本市场，齐家网、奇虎360在2018年登陆资本市场。

元禾重元在投资中强调“研究先行”，对应每个投资团队成员都有各自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领域。

“这种对具体行业的深入理解，让我们在给企业估值的时候不会有怯怕感。”李莹说，在对行业有深度认知的基础上，才可以谈得上投资的独立判断，也才能有投资之后给企业的更多增值服务。

对已投资项目的深度挖掘，则是元禾重元团队在研究先行之外的第二大投资和运营策略。

具体来说，团队基于行业研究通过投资进入到一个新的投资领域后，会通过与这家细分领域头部机构的交流获得更深入的行业理解，进而在被投企业的上下游产业链进行投资延伸。

2013年，元禾控股、招商局、中信资本等机构近80亿元投资顺丰速运，创下当年人民币股权投资市场最大的单笔交易纪录。

元禾重元团队内部将顺丰定义为技术驱动的现代物流企业，后续围绕智慧仓储和智慧物流的主题在行业上下游进行积极储备和布局。

李莹告诉记者，元禾重元团队正在以同样的思路以同盾科技为锚点进行金融科技领域行业上下游的项目布局、以UCloud为重点头部项目进行大数据云计算领域的深度行研和项目布局。

事实上，除了通过深耕行业研究和围绕过往头部项目进行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元禾重元在项目源方面还有一大先天优势。

元禾控股的投资业务矩阵，对元禾重元来说就是一个天然的项目池：截至2018年6月，元禾控股直投平台及管理的基金投资项目593个；通过主导管理的VC母基金投资子基金84只，这些子基金已累计投资了超过1200家企业。

“这是非常丰富的矿藏，这些项目里面与ABCI（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相关的项目都可以和我们产生很好的协同。”李莹说。

价值贡献背后

7月的一个下午，李莹和一家智能制造企业的创始人聊了近四个小时。见面之前她就知道，团队的估值预期与公司创始人的预期相距甚远——也就是说，这是一笔不大能够完成的投资交易。

但在交流过程中，她将团队对当阶段宏观经济形势、微观行业发展、公司发展中可能遇到的挑战进行了逐一分析，取得了项目方的理解和认可，并最终成功获得了对项目的投资权。

“有时出于基金存续期和当期投资主题的限制，我们无法出手一些项目，但我们会希望创业者与我们的每一次交流都是有收获的。”李莹说。

这种倾囊相授还源自团队内部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与企业管理团队深度交流后，不论与项目是否达成投资交易，不急功近利，而是通过与项目方长期的深度的沟通取得互信与共赢，都会把对项目所在行业的思考和关于项目未来发展的建议完全地给到公司管理团队。

根据中基协的数据，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私募基金管理规模已达12.79万亿，私募基金管理人数量达到2.4万家。

与中国基金管理机构数量迅速增长同时的，还有过去几年中市场上大量涌现的创业项目。

尽管股权投资行业在过去几年取得了飞速发展，但真正优秀的年轻投资人仍是稀缺资源，这也是一线投资机构将人才梯队建设作为基金工作要务的原因。

李莹告诉记者，元禾重元的选择是建立好公司文化，在公司机制上坚持透明公开公正，完善公司制度，合伙人亲临一线，公司上下同样创业的心态，培养一支有协同能战斗的团队。

“项目基数大了很多，从筛选的角度来讲增加了我们的工作成本。这对投资团队也是一种考验，投资人必须沉得住气，不能说所谓风口来了就怎样。”在她看来，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投资团队一如既往地坚持投资原则、为被投企业创造持续价值则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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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个月进入创投机构合伙人视线的商业计划书上，正在出现一个共性的变化：创业者们不仅列出了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还明确标注了预期的盈亏平衡时间点。

“这说明大家都已经明白，投资人都很关注项目的造血能力。”华映资本创始管理合伙人季薇认为，中国创投行业从2017年以来迎来的是“无风口”型的投资机会，这样的市场环境中，资本更加青睐长线投资，也真正拥抱价值的回归。

华映资本主要关注文化和TMT领域的投资，代表案例包括海蝶音乐、51信用卡、时空电动、界面、微盟、深兰科技、开始吧等。

截至目前，华映资本的基金管理规模超过60亿元人民币，共投资超150家企业，91%的项目中以当轮融资领投机构的身份出现。

今年7月，华映资本宣布：联合湘潭市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共同发起设立了华映湘江文化产业基金（“湘江基金”），基金首期规模20亿元，以“母基金+直投”的方式聚焦文化领域的行业投资。

这一次，他们不仅要作为投资人争取到头部项目，还要作为出资方参与到头部基金中、组建一支文化投资领域的“GP尖兵连”。

“做母基金业务本身并不是我们的目的。主要是帮助我们在看好的领域进行深入布局，这些细分赛道上有很多既有投资心得也有行业资源的‘尖兵’。”8月21日，季薇在华映资本上海办公室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说。“我们想做的，是希望通过构筑行业生态，建立起行业投资的壁垒。”

人民币基金启幕

与中国绝大多数老牌基金是美元基金管理人起家不同，华映资本管理的第一只基金是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下属的投资移民基金，基金出资人多是个人财富投资人。

2008年那场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一批美元VC基金管理人开始积极探讨在中国设立纯人民币基金的可能性。这时，正在新加坡管理着投资基金的华人投资团队华映资本，也希望成为这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另一大市场利好也推动基金管理人们加速了基金管理人筹备人民币基金的节奏。2009年10月，创业板开闸迅速带来造富效应，很多投资团队将重点锁定在Pre-IPO阶段的人民币基金。

华映资本另一位创始管理合伙人熊向东是TMT投资出身，曾投资过携程网、如家酒店、易趣网、好耶等项目。考虑到PC互联网的主要流量入口已有大公司存在，他和团队共同将人民币基金的投资方向聚焦能够在PC互联网平台上承载的内容和服务。

“投资行业一直在变化，文化相关的产业也正在经历从发展到兴旺到成熟。如果有一些东西没变的话，我们整个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没变的。”回顾基金管理团队的投资历程，季薇说，华映资本关注的核心一直是如何抓住人群的流量入口，以及创业团队如何将这些流量进行变现。

截至2017年底，华映资本在文化和TMT领域投资的150多个项目中，有超三成的项目集中在文化娱乐领域，并覆盖了从IP来源到平台渠道和衍生变现的完整产业链。

“华映是主要做文娱投资的，在行业内从上游到下游都有布局。他们在资源整合方面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支持，也非常积极地在推动项目之间的合作互动。”元聚网络CEO俞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我们最好的资产，是每天和这些项目在一起，让我们能够第一时间感知到行业正在发生的变化。”华映资本内部有一个被形容是“毛细血管”的数据库，每月更新被投项目的财务数据和运营数据，一方面用于跟进项目发展、及时提供建议，一方面用于发现行业变化、为新的投资做准备。

在季薇看来，随着创投行业竞争加剧，行业投资人的“精细化管理时代”已来。“行业投资的门槛越来越高，考验的是投资机构能否有更精细化的管理、更完备的团队分工，以及对行业的敏感度和对数据的追踪利用。”除了自建数据系统，提供“产品化、系统化”的投后服务；华映内部有若干的虚拟研究团队，季薇将其称作“先锋小队”，持续对行业进行跟踪和研究。

从成立之初开始，华映资本即强调“布局型”投资策略，以闭环布局与生态整合的思路，推动被投项目之间的互动合作。10年后，这一思路应用在了更为广泛的文化娱乐、消费升级、金融科技、企业服务四大板块的投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往toC消费的基础上，华映资本的投资触角已经延伸到企业服务领域，在企业通用级需求的人力资源、社保、财税等服务，延展至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出行等细分领域进行积极布局。

2018年上半年，华映资本作为D轮领投方之一，投资了大数据技术服务商天云大数据。这笔投资的负责人是华映资本合伙人章高男，他在加入华映之前曾供职于雅虎。

天云大数据CEO雷涛告诉记者，华映资本团队在沟通中表达过在布局文娱内容同时打造科技生态的思路，这是他乐于接受华映的重要原因。

投资完成后，天云大数据成为华映资本为被投项目做数据和科技赋能的抓手之一，一方面服务于其他被投项目的业务，另一方面也支持华映资本在新投资上的项目筛选。

“这种合作的过程中也帮天云做了升维。华映投资了很多在应用场景上已经有实际落地的初创企业，帮助我们将客户从过去的大B企业拓展到了更多行业不同体量的客户。”雷涛说。

全阶段投资

2013年开始，中国创投市场上专注文化投资的基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方面是综合基金纷纷加大在文化消费领域的投资比例，另一方面是文化方面的专业型基金迅速涌现。

当时的市场背景是中国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按照国际经验，很快将出现国民在体育、娱乐等文化消费的迅速增长。

这时华映资本已经在影视、音乐、游戏、演艺等文化产业细分领域广有布局，在占领各细分领域流量入口后开始积极推动商业变现。除了支持被投项目进行扩张，还将投资阶段向前延伸到创业孵化、向后拓展到控股并购。

在没有找到理想标的的细分领域，华映资本选择用孵化的方式创办企业。

2016年，华映资本联合上海报业集团、人民网共同孵化了面向90后用户的个性化推荐移动资讯阅读客户端“唔哩”，时任华映资本合伙人的钱奕担任公司CEO。

两年后，“唔哩”不仅成为90后用户喜欢的生活服务类资讯阅读客户端，而且还基于其内容算法平台为100多家客户提供集中式内容分发，合作方包括金立、360、WiFi-万能钥匙、触宝等。控股并购方面，早在2014年，华映资本就曾经阶段性控股过一家数字阅读企业，后在帮助整合后，将控股权交给创业公司管理团队、继续作为第一大机构股东支持公司发展。

谈及未来在控股投资方面的计划，她说：“我们希望在投资团队看好、并且有能力自建管理团队的情况下，通过控股的公司去整合一些项目，作为核心企业进行独立的资本运作。”

投后服务方面，华映资本注重资源的整合，一方面推动被投项目之间通过合作的方式进行更高效的变现，另一方面帮助创业公司寻找合适的并购标的进行业务补充。

2016年，团队曾推动了被投项目追书神器与漫画岛的合并，实现产品和团队的无缝链接。合并后的元聚网络成为国内领先阅读分发平台，用户超2亿。

“行业的整体环境是孤军难战，大家抱团在一起发展得会更快。”俞赟介绍，除了支持公司整合优质资产，华映团队还介绍公司与中作华文、大唐星禾等多家企业展开业务层面的合作，还推荐了拥有行业资源的战略投资人。

无论是孵化、整合、并购，还是资源的合纵连横，季薇认为全阶段投资的意义在于打造生态体系。“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以布局为抓手、在行业里深耕’。”

组建尖兵连

专注在文化和TMT领域整整10年后，华映资本建立了自己的核心能力和行业资源，也结识了一批文化投资各细分领域中优秀的同业者们。

“有了湘江基金，现在我们资金规模比较大，可以做更多的事情。”2017年，华映资本决定通过发起设立母基金的方式与更多优秀投资团队形成合力。

具体来说，湘江基金以“FoF+直投”的方式围绕“内容+”“科技+”等方向进行布局：母基金业务方面，进一步整合行业资源、培养细分领域的投资尖兵；直接投资方面，资金将主要投向拥有头部内容制作能力、技术创新实力、平台孵化能力以及清晰商业模式和专业管理团队的成长型优秀项目。

作为提供给GP子基金的增值服务，华映资本会将已有的募资、法务、数据库等中后台资源进行开放，以推动合作方将时间精力资源更多投入到投资业务中。

为了更好的结合团队优势资源、完善母基金管理机制，季薇在基金成立之前找到元禾辰坤主管合伙人徐清学习母基金运营的经验，还邀请了拥有母基金和直投基金运作经验的原上海朴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加入母基金管理团队。

根据华映资本的规划，湘江基金将有一部分资金用于发起成立一只围绕微信生态进行投资的基金，投资那些在社交、电商、游戏等领域通过小程序赋能企业的创业项目。

华映资本曾在2014年先后投资了自媒体联盟WeMedia和微信开发服务商微盟。如今，WeMedia新媒体集团旗下已拥有十余家互联网新媒体公司，微盟发展成为集软件开发、电商平台、广告营销、金融服务、大数据平台为一体的多元化公司。

最初对这两个项目的投资主要基于新流量入口的判断，而今微信已经从一个拥有大流量的手机应用成长为生态级的、基础设施式的存在，华映资本决定通过专门的主题基金进行更多更快的布局。

过去几个月创投圈的热点是行业低谷、募资难、现金流紧张、团队跑路。相较于这些，季薇说，她更关注的是行业未来的发展机会在哪里，以及下一步要把资金配置到哪些赛道。

“前一轮的流动性过剩推高了项目的估值，以至于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估值倒挂、一些公司选择流血上市。如今的低谷让大家开始反思，到底什么是真正有商业价值的。”对于华映资本在过去10年的文化投资路复盘后，她说，团队接下来的要务是在低GDP增速中寻找高成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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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因自身数据量、成本、安全及性能的不同需求选择单一私有云或公有云部署，私有云及公有云方案凭借各自优势获取一定目标用户，但也存在各自的痛点，比如私有云基础设施投入大、可扩展性差，而公有云在安全及隐私保护方面不及私有云。（见图3）

弹性配置，混合云的融合优势

单一公有云或私有云方案无法满足企业的多样化需求，以公有云与私有云相结合的混合云方案综合吸收两方优势，取长补短，提供弹性化的按需解决方案。兼顾成本及安全，混合云既可以尽可能发挥云计算规模经济效益，同时又可以保证数据安全性，存在高峰值及高负荷但并不敏感的非关键业务可由混合云中的公有云模块实现，而对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关键应用则可以迁移到私有云模块实现。

调查结果显示，减少基础设施投资及资源扩展速度快为国内企业选择混合云的两大主要原因，其次是安全需求，混合云一方面吸收私有云相比更安全的优势，另一方面吸收公有云相对私有云突破硬件限制的快速扩展及低成本优势，因此当前对数据增长快，但成本有限、带宽不足及重视数据安全的客户吸引力十足。（见图4）

费用支出上，一方面，利用不同云特性实现资源最优部署，在一定的设施基础上按需租用更多资源，通过“即用即付”云计算资源来减少对私有云模块的依赖，从而达到降成本的目的，IDC预计通过部署混合云可节省高达24%的IT成本。

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促进成本的削减，2015年较早布局混合云的微软Azure采用了先进的超融合架构构建混合云，每位用户平均5年内可节省195万美元的费用，其中在存储网络等硬件上的成本削减最为突出，拥有更便宜的私有云模块更能提升云组合的吸引力。（见图5）

展望全球，国内“入云”及混合云比例有待提升

Rightscale年初的全球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企业使用云计算的比例超过90%，且云计算部署以混合云为主，占比高达58%，相比2016年提升3个百分点。IDC预测全球未来混合云将占据整个云市场份额的67%，而Gartner更是预计到2020年90%的组织将利用混合云管理基础设施。（见图6）

放眼国内，2017年国内使用云计算的企业占比提至54.7%，入云水平仍有待提升，且云计算主要以公有云为主，混合云占比最低，只有12.1%，远低于国际水平。（见图7）

厂商争相布局，国内政策助攻

混合云已成为各路厂商争夺的焦点，当前市面主流公有云及私有云厂商均通过混合云评估，从阿里腾讯等巨头最早2016年开始布局，截至2018年7月已有18家通过可信云混合云解决方案评估。近年来我国推出一系列加速云计算的政策，工信部当前提出力争2020年全国新增上云企业100万家，企业上云比例有望改善，包括混合云在内的云计算需求将进一步释放。（见图8）

结语

混合云集成公有云与私有云的双重优势，通过弹性配置解决用户多个痛点，全球市场对比之下国内云计算及混合云成长空间较大，起步较晚的国内厂商目前争相布局混合云，加上有利政策的扶持，混合云将成为云计算的重要发展趋势，未来成长空间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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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执掌的港大深圳医院，在2012年7月1日开业时起，就承担了“医改试验田”的重任。这个项目也是内地与香港两地首个医疗合作的创新工程。

港大深圳医院由深圳市政府出资、香港大学派驻管理层共同运营。按照双方的预设想，医院将按照国家医改的思路，通过引入香港先进的医院管理理念和国际诊疗模式，探索一种新的公立医院运行机制，破解传统医院难题。

2016年，卢宠茂接棒第二任院长时已有55岁。“港大深圳医院本身就是一次伟大的科学研究”，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自己毕业33年来也仅帮到了几千人，但改革如果成功，影响到的不仅是深圳2000万人，而是整个广东1.1亿常住人口。

香港模式一定走得通吗？

“香港模式一定走得通吗？”说实话，6年前的卢宠茂也不敢确定。

相比内地而言，香港医疗系统最大的特点在于高水平、标准化兼具公益性。“香港公立医院95%的收入是政府给的，所以病人不需要考虑医院收费的问题，医院也不需要考虑病人支付的问题。”卢宠茂认为，内地公立医院则比较市场化。

“香港只有700万人口，而内地有超过13亿人，公立医院要政府补助那么多，是不可能的。但即使是公立医院也要自负盈亏，导致不少医院不得不通过医生多接诊、多开药创收。”

港大深圳医院迈出公立医院改革的第一步，是取消了门诊输液。

“按照国际和香港的标准，为病人注射静脉抗生素是没有必要的，‘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是基本的用药原则。”卢宠茂说。

“港式”医疗服务在初期就遭到了病人的投诉。“很多病人不相信‘不打点滴就能治好病’，甚至选择直接离开医院不再就诊。”

病人对新模式的抗拒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医院门诊量的提升。彼时，有医生建议医院选择输液，一是借此提升门诊量，二是可以为医院创收。但港大深圳医院并没有妥协。

卢宠茂认为，“专业”是香港模式带给深圳最大的改变。

这在港大深圳医院日后的改革中随处可见。2016年1月，港大深圳医院推出10种手术病例住院打包收费服务。

卢宠茂介绍，打包收费是一门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医院的医疗水平和质量。“实际上，我们医院的打包收费价相比其他医院各项收费总和还要低30%-40%，甚至还包括了手术后假设出现并发症的治疗费用。”他说。

一项2018年6月的数据显示，港大深圳医院抗菌药物使用率为13.28%，在内地属于相当低的水平；医院药占比不到20%，与2016年全广东省各级医院平均药占比35.7%相比，明显较低。

“杜绝过度检查和用药，一切以病人为中心。”卢宠茂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港大深圳医院的改革不是为了赚钱，绝对不能因为创收让医生做药厂的推销员。

加强效率和竞争意识

成为新掌门后的两年，卢宠茂越来越觉得港大深圳医院的成立本身如同一个巨大的试验田，“内地和香港两地的医疗各有特点”。

先是意识到香港医疗系统的缺点——虽然香港医疗的优势是公平专业、有质量，但效率太低，“香港的病人已经习惯了等位看医生，一个小时都不会投诉”。

“约一个医生可能要等3年，某些手术甚至要等9年之久。”卢宠茂坦言，内地医疗的优势是“效率和市场化”，如果放在内地要排如此久，“病人早走光了”。

诚如他所言，尽管港大医院如今的日均门诊量在六千至七千人次左右，但相比深圳其他三家医院动辄过万的门诊量，仍有很大的空间。

在他看来，港大深圳医院就是探索两种优势融合的载体。过去6年的改革探索，就是要在“港式”专业和内地效率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实际上，在港大深圳医院开业之初，就曾推出全科门诊预约制。该模式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平衡。

全科门诊意在解决分层医疗难题，该模式在香港已非常常见。在业内人士看来，当前的三甲医院依赖的是病人流量，无论大病小病都看，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引领医疗技术、解除疑难杂症方面的作用。

港大深圳医院通过“先全科、后专科”，是希望让小病、常见病患者在全科门诊完成诊疗，先由全科医生做全面检查，做出基本判断。如果需要专科医生则再转介到相应的专科进行进一步的诊疗。

该就医模式配合预约制，很好地发挥了香港模式的优势——事实证明，85%的病症都能通过全科医生解决，全科医生判断后转入相应专科的也为病人节省了大量的就医时间，且更具针对性。

而港大深圳医院另外一项改革则充分显示了“内地式”创新。

在香港医疗系统内，无论是内科与外科还是病理与放射科等，所有医务人员都是统一的年薪标准，没有奖金、绩效等激励机制。

“内地公立医院尽管存在一些弊端，但确实有效解决了大量接诊的难题，这在内地十分重要。”卢宠茂承认，虽然绝大部分的香港医生是非常专业的，不会因为统一薪资而怠工，“但人还是需要一点动力”。

港大深圳医院付给医务人员的薪资由70%的基本工资加上30%的绩效工资构成。据港大深圳医院介绍，基本工资以岗定薪，一定程度上反映医生的专业价值；绩效工资则由ABC三个考核指标相乘而来。

A由科室主管根据个人工作表现打分；B是与整个科室的效率相关，效率由数据（效率与成本之比）来评定；C由医院所有人参与评估的部门质量决定。

“医疗其实一个团队的工作不是个人的表现，因此我也不希望某个医生一个人包揽，所以我们加入了很多团队的比重。”卢宠茂在接任院长后，率先改革了薪资制度。

“我们强调B、C的重要性，不单是效率，更要考虑质量，而质量不是某一个人决定的，而是所有部门创造的。”他说。

从数据看，加入“效率”的成效显著。2017年，港大深圳医院门诊量为167万余人次，相比2016年提升了23%。

压力与挑战

如今，港大深圳医院先行的全面预约制度已经在深圳市全面推广；取消编制、按岗定薪的人事管理和薪酬制度推广到深圳市新建公立医院；2016年10月，广东卫计委也要求，全省二级以上医院逐步取消门诊输液。

尽管改革获认可和支持，但卢宠茂却深感压力。压力来自于病人和政府对医院的高期待，而“医院的探索才起步不久，还是一个婴儿”。

“很多人认为我们是从香港来的，运营经费由政府兜底，就把我们当成是一个超人。”卢宠茂说，“坦白来讲，大家对港大深圳医院有太深的误解，很多人说政府投入了那么多钱，却没有产生很高的效益。”

但事实上，深圳市政府对港大深圳医院的投入标准与其他新建公立医院是一样的。深圳市政府对所有新开公立医院实施总额预算、以收定支的原则进行补助，补助在开业后逐年递减。

一项港大深圳医院提供的数据表明，港大深圳医院在深圳市财政中占有的拨款数额与同等级别的医院在绝对数额上看，甚至是最低的。

“深圳市公立医院管理中心2015年度部门决算信息显示，深圳市人民医院、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和港大深圳医院获得的财政拨款分别是8.6亿元、6.8亿元、7.2亿元和5亿元。”

另外，港深两地医疗卫生合作上在人流、物流、资金等方面还有不少的改进空间。

以物流为例，香港公立医院买核磁共振、CT等设备，只要有钱就可以，不需要拿牌照。而在内地，医院要添这些设备，得先拿牌照，这个牌照还需要国家卫健委批准。

“我们多年来只有一台核磁共振设备，每天从早晨6点开到晚上12点，依然有大量的病人排队。”卢宠茂说。

另外，港大深圳医院在资金流流通上也遇到了难题。此前，港大深圳医院的工资由香港大学垫付，而港大医院在向香港大学还钱过程中发现，从深圳打回香港的钱需要缴纳企业增值税。

“香港到内地的养老医疗券可以过河，而作为一家公益性公立医院，对专家的工资却需要缴费。”在卢宠茂看来，“这些问题都是粤港澳大湾区医疗融合需要急迫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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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金融似乎成了大型产业集团的标配，怀抱着“金控野心”，崛起的产业集团积极布局金融业。直到今年，金融监管趋严，产业集团进军金融的步伐才开始变得缓慢，偏向聚焦主业。

“一些企业家对金融认识不够深入，认为金融就是融资，给体系内输血，其实存在监管合规问题；然后觉得金融牌照稀缺，会有价值，先拿了再说，并没有深入思考。”一位曾在多家大型产业集团负责金融业务的高管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不过，今年5月，金控集团监管首批试点消息传出，首批5家试点机构分别为招商局、蚂蚁金服、苏宁集团、上海国际集团和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监管层面也密集发布相关文件，比如印发了《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办法》也在途中。

在此背景下，一些产业集团因时而变，发展策略有所调整。

比如，两年前，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简称“绿地金融”）董事长兼总裁耿靖表示，银证保、第三方支付、海外金融牌照一个都不能少。而今，绿地金融方面回复称：“金融行业的门槛会越来越高，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动机不纯、实力不足的企业将会被淘汰出行业。在这一背景下，绿地金融未来将本着谨慎务实的原则获取核心金融牌照。”

曾经不断获取金融牌照的蚂蚁金服、京东金融、百度金融等互联网金融巨头也改口了，一方面联姻传统商业银行，另一方面，则开始宣称“去金融化”，声称不做金融，定位科技公司，为金融机构服务。

谨慎前行的同时，还应思考的是，涉足金融为何而来，又如何用金融而非产业的思维经营“金融”。

“我认为，金融是依附产业发展而发展的新兴产业，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去发展的。但一些民营企业做金融，往往前台10人，后台1人，而金融机构是前台10人，后台3人，所以这个问题较为突出。”上述高管认为。

苏宁最早布局金融，亦是出于服务产业发展的考虑。对于苏宁目前的金融布局，该高管直言：“比如，供应链金融应该保留，第三方支付格局已定，空间有限，至于消费金融、民营银行等，苏宁需要摆脱原有的思维模式，需要加强金融思维，提高风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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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区域历来是房企必争之地，而自“粤港澳大湾区”升级为国家战略后，这里更成为彰显龙头房企实力的战场。

除万科、恒大、碧桂园、华润等总部位于华南的龙头房企，以及佳兆业、龙光、时代等本地房企外，外来房企近三年来也突入大湾区，尤其是千亿级房企，如龙湖、泰禾、阳光城等纷纷强力布局，打破了华南区域多年来主要由本地房企垄断的局面。



8月30日，阳光城广州公司首次公开了入穗两年来的商业版图和计划：货值500亿的项目储备，以及下一步大力整合集团资源，布局产业地产。

除广州公司外，阳光城在深圳、佛山、东莞等城市也储备了大量项目，包括住宅开发和综合体、特色小镇等多种业态。

这也是众多房企入局粤港澳大湾区的一致路径——从单纯的住宅开发到综合的城市运营、产城开发，大湾区这片热土也成为房企在下半场的决胜之地。

阳光城的华南版图
闽系房企阳光城近年来发展迅猛，扩张凌厉。上半年，阳光城集团位列全国房企销售排名第16位，销售金额700.11亿元，土储4267.54万平方米，储备货值达5842亿元。

其中，华南区域成为重仓之地。半年报显示，阳光城在珠三角的土储达702.57万平方米，仅次于战略城市和大福建区域，但其付出总对价仅为161.5亿，平均成本2299元/平方米，为各区域最低。

阳光城集团广州区域总裁刘煜透露，目前阳光城在广清储备开发了5大项目，货值达500亿元，包括南沙的阳光城丽景湾、越秀的江湾壹号、天河的东莞庄项目以及清远的天安智谷和富强路项目。

2016年，阳光城拿下国家级自贸区、广州唯一副中心南沙300万平方米地块，两年后，南沙丽景湾俨然成为阳光城集团内部的“明星项目”。

上半年，其单盘销售达35亿，摘得广州上半年销售金额、面积、套数“三冠王”。住宅部分的销售飘红之后，阳光城也启动了丽景湾80万方商业配套集群的打造。

目前，阳光城在珠三角已形成了广州、粤东、深莞、佛山、南粤五个区域公司的布局。

财报显示，除广清外，阳光城在东莞、深圳、佛山还有储备项目5个，在建项目5个，总占地面积达45.37万平方米，计容面积达120.42万平方米。

阳光城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经济活力、产业协同以及人口、物产、资金、信息的自由流通都将达到一个新高度，“以产带住”、产城开发成为必经之路。

除广铺开发业务以外，阳光城也践行“以产带住”，整合阳光控股集团资源进行深入布局。

据刘煜介绍，阳光城的母公司阳光控股旗下拥有六大产业集团：龙净环保、阳光教育、阳光城、阳光金融、阳光物产及阳光资本，在影视、康养、文旅等方面与行业龙头企业有着广泛的合作。

刘煜透露，广州区域公司已经成立专业的产业投资团队，将在接下来的三年内，携手阳光控股所有产业资源，于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多个特色小镇。目前正围绕广州市中心80km圈，在广清佛莞惠区域进行康养、教育、影视等项目选址，并有望在年内实现首批项目落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入华南的项目获取上，阳光城更多采取并购，如江湾壹号、东莞庄项目便分别是收购广东国投旗下广信江湾城项目、汉国置业的东莞庄地块而来。未来，阳光城将更多通过收并购、与地方政府合作等方式助力规模扩张。

龙头房企抢滩湾区运营
除阳光城外，大湾区市场争夺战中的主力，首先是大本营位于华南的房企，如碧桂园、恒大、保利、中海均已覆盖大湾区9市。

截至上半年，碧桂园在建项目超三分之一布局在大湾区，仅深圳就布局近十个产城项目，总体量在500万平方米以上。

碧桂园将大湾区作为业绩的重要来源，仍在积极拿地。据易居资料统计， 2018年前7月碧桂园及其子公司惠州市亚婆角碧翠湖实业有限公司在大湾区一共拿下21块地，其中惠州和佛山占比最高。

万科虽然还没有全覆盖，但其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张旭在中期业绩会上表示，公司今年上半年在包含大湾区的南方区域投资占销售额19%-20%，未来在大湾区会有更大的投入。

相比龙头房企，深耕华南区的房企则对大湾区市场更为依赖。像时代、龙光、佳兆业2018上半年在大湾区的销售额都过半，分别为91.3%、70.2%、55%。佳兆业和龙光重点布局深圳，龙光深圳销售额今年上半年占比53.2%，佳兆业占比37%。

据公司2018中期财报，时代、龙光、佳兆业土储也都过半在大湾区内，分别为59%、74.4%、57%。

截止至8月15日，龙光土地货值储备共6400亿元，其中粤港澳大湾区总货值占比高达81%，为5100亿元，仅深圳货值就超过1800亿。

作为为数不多的实现大湾区9+2全覆盖的奥园，预计今年在大湾区可售货值为418亿，占公司全年可售货值的34%。

而近年来处于快速扩张阶段的房企，如阳光城、泰禾、融创、龙湖、绿城、融信等，他们大多通过在大湾区并购获取资源。

这些房企进入大湾区虽普遍较晚，但不容小觑。像龙湖2015年才落地广州，短短几年，已布局深圳、佛山、香港、惠州等地。泰禾2015年底进入深圳，目前已覆盖佛山、东莞、珠海、惠州、广州等市；融创2015年入深，已布局大湾区10大城市30个项目。

无论是哪类房企，进入大湾区后的经营思路都在改变，从开发转向运营。据21世纪经济报道统计，前50强房企中超过28家积极布局大湾区运营，依靠地产搭载产业能力去获取项目资源，是房企的重要诉求。

目前50强房企落地大湾区的产业项目超过了70个。如碧桂园进军农业、科技小镇，万科下乡、恒大、宝能收购新能源汽车，建汽车产业园等；湾区内地9市均已有特色小镇项目进入或计划进入。

整体来看，即便是前50强房企，在大湾区的运营类业务也才开始不久，如长租公寓、产业地产，都是近两三年才开始布局；而知名的房企商业运营品牌，在除广深以外的城市落地也很少。这都表明，湾区城市在商业消费、文化娱乐、物流运输、产业科技等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提升空间。

不过，大湾区房地产投资的潜在风险也已显现，在严厉的楼市调控下，广州、佛山受限价限签等政策影响明显。据21世纪经济报道了解，广州多个开发商的项目在售出一年后都未能网签。

此外，华泰证券分析师指出，重仓大湾区的房企，还可能会遇到大湾区规划推进不达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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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路透社近日报道，由于中国千禧一代对奢侈品消费的积极推动作用，国际奢侈品牌再度加大在中国市场的投资，线上线下双管齐下，一方面再度下沉西安、武汉、成都等二三线城市；另一方面，不断加大对电商的投入，入驻线上平台或自建电商。

二三线城市吸引入驻

麦肯锡高级合伙人Daniel Zipser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中国上半年奢侈品营收增长了15%-20%，“95后”的年轻一代是奢侈品消费增长的主力军。

据路透社报道，行业专家认为，20到34岁这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奢侈品消费启蒙更早，购物也更频繁，所购产品从珠宝、时尚单品、美妆到包袋，范围很广。同时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很多千禧一代选择定居在家乡，而不是生活成本更高的一线城市。为了迎合这批消费者，国际奢侈品牌在五年后再度向体量更小、但增长速度更快的中国二三线城市进发，期望在一线城市奢侈品消费增长逐渐疲软时，抓住新的增长点。

据了解，Prada集团今年在西安SKP商场内为旗下三个品牌开设了7家门店，其中主品牌Prada三家，副线品牌Miu Miu两家，鞋靴品牌Church's两家。9月5日，Hermès也将在西安SKP开设新门店。此前的5月，Hermès还在长沙开了一家新店。奢侈品中国联盟荣誉顾问、美银美林分析师张培英分析称：“随着一线城市商业地产的红利逐步消失，奢侈品门店也趋向饱和。大型商超中心对奢侈品牌的补贴和优惠政策逐渐向二三线城市转移，从开店成本和收益方面综合考量，很多奢侈品牌开始选择在二三线城市入驻。”

在奢侈品牌首选的入驻城市方面，张培英认为成都、西安、武汉一直是公认的潜力城市：“成都在奢侈品消费水平上一直排在全国前列，而西安和武汉有众多高校，汇聚了庞大的千禧一代年轻群体。”长沙则在近年来异军突起。“随着当地娱乐产业的快速发展，长沙聚集了一批高消费水平的年轻群体。”张培英表示。

奢侈品牌与二三线城市的关系一直若即若离。在过去十年间，奢侈品牌数度上演开店又关店的戏码。上一波大型关店潮就在2014至2016年间。其中，2015年底至2016年底，Prada集团在中国关店近三分之一。同样在2016年，Louis Vuitton陆续关闭广州、哈尔滨、乌鲁木齐、上海、太原、天津、苏州7家品牌专卖店。

究其原因，根据贝恩咨询中国奢侈品年度报告，由于政府打击贪腐、出境游火热、奢侈品关税高等多重因素，自2014年开始，中国奢侈品消费下行，顶不住经营压力的奢侈品牌只好先关闭二三线城市的门店。

今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复苏，并对国际奢侈品牌的业绩增长起到关键作用。开云集团首席财务官Jean-Marc Duplaix在发布2018年中报后的电话会议上表示：“Gucci业绩的强势增长离不开中国消费者的追捧。”LVMH集团也表示，各地区在今年上半年均录得双位数增长，尤其受到亚洲与美洲市场的推动，其中，中国地区第二季度需求增长要高于第一季度，对于业绩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

财报发出的讯号，让奢侈品牌重新看到了中国市场，尤其是二三线城市的潜力。张培英表示奢侈品牌目前的布局，也瞄准了二三线城市线下奢侈品销售渠道出现的“真空”。“传统而言，奢侈品集成店、买手店是二三线城市线下销售的主流渠道。近年来，随着奢侈品电商、海淘等业态的发展，这些集成店、买手店开始逐渐退出线下市场，因此奢侈品牌选择抓住这个机会在线下布局。”张培英说。

加大线上投入

线下扩张外，奢侈品牌也在加大电商方面的投入，8月29日，意大利高级珠宝品牌Buccellati宣布入驻京东旗下的奢侈品平台TOPLIFE，目前，TOPLIFE已迎来31个品牌入驻，而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天猫Luxury Pavilion有73个。

就国内电商平台而言，除TOPLIFE和Luxury Pavilion之外，寺库入驻了Versace、Salvatore Ferragamo、Tod's、Lanvin、Roger Vivier等过百个国际硬奢品牌。Dior、Chloe、Givenchy则尝试了搭建微信商城。

此外，今年7月初，LVMH集团旗下的投资公司L Catterton Asia与京东联合向寺库投资了1.75亿美元，投资后，LVMH集团旗下品牌也将入驻寺库。

另一方面，从国际奢侈品电商平台入驻情况来看，奢侈品牌已经逐渐放下对中国电商市场的戒心，不断拥抱。时尚咨询机构L2的数据显示，Farfetch平台上的奢侈品牌，2016年只有76%在中国市场上线，2017年增长至85%，Yoox则是从72%增长至78%，Net-a-Porter从48%增长至57%。

动作最大的还是一线奢侈品牌，Louis Vuitton、Gucci、Prada都在去年搭建了品牌官方电商网站，据路透社报道，Hermès的中国电商网站也正在筹备中，或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上线。

张培英分析认为，对一线奢侈品牌而言，无论目前采取怎样的线上策略，最终落点一定是自建电商。“平台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导流能力。但对于一线奢侈品牌来说，来自电商的流量转化率不高，线上导流意义不大。无论从用户还是品牌出发，自建电商都能够提供更加优雅而可控的线上体验。”

张培英介绍说，目前电商平台间竞争非常激烈：“一个要点在于采用会员制等方式设置用户门槛，为奢侈品牌提供更高效的线上导流。”同时，随着奢侈品定义更加广泛，一些针对年轻市场的潮牌则与电商平台调性更加相符。“无论从客户定位还是线上导流的价值来看，奢侈品电商平台与潮牌的合作显然能走得更远。”张培英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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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技术发展至今已有60余年的历史。2014年，Facebook收购Oculus促使VR技术在消费领域爆发。旅游行业是VR技术应用的主要场景之一，在旅游内容展示、营销以及观光和主题乐园项目细分领域具有优势。



今年8月初，携程宣布全面推出“VR+旅游”服务，在全国携程旅游门店提供全景VR沉浸式旅游体验，并且为游客免费开放。携程将此次大规模落地虚拟场景与人的服务深度结合的“VR+旅游”项目为行业首例。

在此之前，虽然部分VR厂商以及旅行社小有尝试，但尚未取得明显的效果。在推进过程中，也存在内容单一、吸引力有限等问题。



多环节试水
携程此次的“VR+旅游”服务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植入线下与门店服务结合。VR作为辅助工具，可以帮助客人全方位了解景点，改善行前选择、行中服务和行后反馈。这不仅改善了游客的体验，也能改变门店传统的口头讲解模式。

据介绍，携程门店与虚拟旅游体验服务运营商“全景客”合作，目前第一批20多个省市、300多家携程旅游门店已配备VR设备，免费提供给市民体验。未来，还准备为携程、旅游百事通和去哪儿三个品牌的门店都配备VR设备。

这是携程利用VR提升营销端效率的一次尝试，携程方面人士8月30日回复记者称，VR技术的优势在于可以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不再局限于想象，尤其是针对中老年人群，能有效促进门店的成单率。但目前第一批VR眼镜放进门店的时间并不长，相关数据也不是很全面，无法准确提供。

“但从市场反应来看，‘VR+旅游’作为一种前沿技术此前已经有游客尝鲜，反馈的情况也不错，比较明显地促进了门店的交易，目前我们也在计划筹备第二批第三批VR落地门店的工作。相信随着VR技术的提升，未来全行业普及，也不是太久远的事情。”上述携程人士指出。

在此之前的2017年，携程已经与酷开VR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就“VR+旅游”整合相互的资源，形成优势互补之势，以加快VR+旅游的落地，使得更多的用户可以通过VR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除了实景体验，VR还被旅游界寄予了“搜集数据”的厚望。

2017年2月，国家旅游局信息中心、任我游、HTC Vive发布“中国VR旅游云数据服务平台”。该平台以VR及互联网+为技术基础，集合即时通信、信息分享、在线娱乐、大数据分析等功能于一体。

中国VR旅游云数据服务平台整合了国家旅游局信息中心的旅游大数据以及Vivepaper平台的VR旅游内容，通过任我游开发的智慧旅游门店交易系统落地至全国旅行社店面，为店面提供虚拟现实相关应用及云服务的相关解决方案。当时，中国国旅总社、中国康辉旅游集团、中国凯撒旅游、湖北宝中旅游、南湖国旅、厦门航空国际旅行社、厦门旅游集散服务中心七家旅游企业都参与了合作。

同时，对于品牌宣传，现在各种展览中的展商都积极布置VR的体验内容。在故宫今年在雅昌艺术中心的展览中，戴上VR眼镜，操作手柄瞬间“穿越”回过去变成了戴着大扳指的手，在这里可以拿起毛笔批阅奏折，或生气地扔掉桌上的砚台。

VR旅游营销方兴未艾，但对于游客来说，最直观的“VR+旅游”体验来自各类景区景点中的VR项目。项目方开始设计、采购VR游乐项目，打造身临其境的沉浸式旅游体验和穿越时空的历史再现和极限体验。

尚未大规模爆发
蓝驰创投专注VR/AR领域投资的何嘉伟告诉记者，总结起来，VR在旅游场景的应用可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用于酒店、景区的品牌推广，例如柏悦酒店、万豪集团，还有四川等省份的旅游局都拍过VR宣传片；第二种用于旅行社和OTA的线下销售卖团；第三种，是在酒店中推广旅游景点项目，例如温德姆酒店和洲际旗下的indigo酒店都有在房间内放VR设备；另外还有作为具体的景点项目，例如进入文旅小镇。

“现在的景点已经有点同质化，VR项目可以根据当地的特色，用另外的一种形式做文化的展示。” 何嘉伟说，目前VR在旅游场景的落地，更多是VR公司、制作公司和广告公司在推动。

在“VR+旅游”方面，蚁视早在2015年就做了故宫文渊阁VR版，虚拟场景的制作、VR沉浸式游览、VR拍摄。

不过，蚁视创始人、CEO覃政告诉记者，目前蚁视暂时不做旅游方向了，而且历史上也做得不多。“作为主业为核心硬件技术的厂商，对于落地场景并没有明确的要求。具体在某个行业里的应用，自然有专门做应用的公司去做，如数字旅游公司，或者数字仿真的公司。” 覃政说道。

无独有偶，HTC方面也回应记者，在与国家旅游局合作之后，在旅游场景并没有新的应用。

而对于旅行社的部分，记者咨询了参与HTC与国家旅游局合作的七家旅行社中一家的相关人士，其表示对于落地的相关内容并无太多了解。

同时，记者咨询的一家华南地区旅行社高层人士告诉记者，目前门店暂时没有考虑使用VR设备，他指出，虽然科技效应在旅游行业有所显现，但对于体量不大的地域性旅行社，获客最主要在于当地的地推和宣传，因为门店数量有限，VR展示效果可能不如多做活动。

何嘉伟表示，的确，虽然VR旅游营销在B端有一些落地，不过体量相对来说不够大。特别是传统的广告代理商，除了拍传统影片外，现在附加VR内容，可以推销给客户。未来或许可以尝试贝壳找房的模式，做成旅游资讯平台。

另外，VR在景区景点项目的落地也存在成本的阻碍。

根据普华永道VR顾问提供的数据，2018年第一季度，VR消费者支出大幅增长，预计2018年全年支出将达2.99亿美元，涵盖的四大类LBVR(基于位置的VR)分别为：商场、多玩家体验、VR电影院和VR主题公园。

在这四个类别中，VRCades的门店数量最多，全球大约有4000家，其中中国占绝大多数，为75%-80%。同时，VRcades的增长速度最快。2017年，这一类消费者支出估计为7900万美元，占所有LBVR收入的40%。

因为商场中的VR体验设备安装成本相对较低是其优势所在，虽然为客户提供的体验比较有限。而电影院和主题公园可以实现更大场景，更丰富的体验，但一次性投资大，所以，本身的数量不多，也造成消费金额占比不大或无法统计。

另一方面，VR需要戴VR头盔或VR眼镜这一点使项目并不适合长时间体验。华特迪士尼公司现任首席执行官Bob Iger曾表示，VR头显会阻挡观众视野，让观众在电子世界中错过其他场景，所以迪士尼公园对它不感兴趣。

内容待创新
与许多科技旅游类项目类似，VR+旅游也存在内容问题。

上述携程人士告诉记者，现在门店的VR眼镜都是合作方免费提供，内容也是由携程定期根据当下热点，联系合作方进行更换，或者维护，内容管理相对简单。“比如目前是暑期，热门目的地是泰国、新加坡等地，我们会联络合作方，增加这些地方的内容，以便于对应产品的销售工作。”

一般而言，VR内容的呈现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实景拍摄，第二种是3D建模场景制作，这其中又包含可以在场景中行走和不可以行走，每个VR内容制作需要设计师、程序员、拍摄组、后期制作等多环节、多专业人员配合。

实景内容制作相对简单，只需要利用全景相机进行拍摄。但这样的展示模式缺乏创新，而且在一些旅游项目中，需要更多的交互元素。

近年来，VR硬件快速发展，引发了市场对内容短缺的重视。何嘉伟告诉记者，在景点项目中，VR主要以卖项目的方式进入，这背后的产品和内容多为一次性提供，即硬件+软件的销售方式。例如HTC是直接和政府合作，会去集成和采购，VR硬件和内容一起卖。也因此，在内容方面，短缺情况不如2C严重。

“B端内容是按需制作，但好的内容在C端可能达不到一定量。开发优质的2C的VR内容产品需要内容团队支持，但目前游戏人才普遍集中在传统主机或手游领域。而在VR游戏方面，如果一款产品能够达到1000万-2000万的销量已经是不错的情况。”何嘉伟说，这些人才是否愿意放弃在影视、游戏圈的收入是需要考虑的。但对于一些初创或者准一线的游戏公司来说，VR也是他们希望借以弯道超车的机会。

可见，硬件层面的逐步升级已经开始倒推VR内容与平台的发展。在内容资源方面，游戏IP在运营到主题乐园等项目中有先天优势，除了能够充分发挥VR的交互效果外，也为游乐项目带来了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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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中国信托业协会披露数据显示，二季度末信托业资产余额下滑超万亿，降至24.27万亿元，不过上半年房地产信托余额逆势增长2244亿。

资深信托研究员袁吉伟称，二季度资产规模大幅下滑，主要是存量项目清算量大，而新增项目持续大幅度放缓，尤其是通道业务受到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同时主动管理业务受到募资难等因素影响也有放缓，未来信托存续规模仍将下滑。

伴随规模下滑，业绩出现一定回落。上半年全行业营业收入同比略增3.11%；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32%。值得注意的是，行业不良率升至0.788%。

“二季度不良增长快还是与上半年信用紧缩有很大关系，这种情况还会延续到下半年，尤其是房地产领域风险值得关注，信托公司需要加强风险管控。”一位华北地区信托公司人士称。

通道规模减少8414亿
信托资产规模正快速萎缩。2018年初信托资产规模超26万亿，一季度末降至“25万亿级”，二季度末再度降至“24万亿级”。

具体而言，二季度末信托资产余额24.27万亿元，比一季度末25.61万亿元下降了1.34万亿元。这是自2010年有季度统计数据以来，信托资产规模首次出现连续下滑。“今年上半年信托资产规模增速的下降，除了受到GDP增速放缓的影响之外，上半年监管政策密集出台、监管力度不断加强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中国信托业协会特约研究员和晋予称。

2017年12月，《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下发，对银信合作业务进行规范；此后原银监会又出台《关于进一步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对监管套利的通道业务进行严格限制。

一系列监管政策扭转了此前银信合作业务快速增长的态势。年初以来，中信信托、紫金信托、西部信托、中航信托等多家公司先后表示，严控甚至暂停新增通道类业务。

“今年公司主要是压通道，目标是压缩700亿通道业务，同时小幅增加部分主动管理业务，估计增100亿-200亿，所以总规模仍会下降。”一位华北地区信托公司信托业务负责人称。

一般而言，事务管理类信托被通俗理解为通道业务。二季度事务管理类信托规模下降明显，从一季度的15.14万亿下降到14.30万亿，减少8414亿元。据测算，事务管理类信托的下降对信托规模下降的贡献度达到了62.57%。

不过，近期监管对通道业务有所放松，8月17日，银保监会信托部下发《关于加强规范资产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信托函［2018］37号），支持开展符合监管要求、资金投向实体经济的事务管理类信托业务。

前述华北地区信托公司人士分析，此举能够部分对冲规模下滑压力，但是通道业务仍要满足资管新规要求，加之目前最主要通道需求方银行理财资金仍在整改之中，因此短期通道业务规模还会下降，信托存续规模下滑趋势不变。

紫金信托总裁刘燕松称，原来信托公司有点“虚胖”，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银行理财的规模。资管新规之后，通过通道做大规模、同业嵌套监管套利的模式必然都要舍弃。未来信托规模增速会下降，绝对余额也会出现负增长。

不良上升
今年以来，市场上频频出现信托违约的消息，21世纪经济报道据公开报道不完全梳理，上半年约20款产品被曝出违约，包括“金鹤189号”“金鹤287号”“嘉润30号”等。

这种情况也反映在数据中，二季度末风险项目个数为773个，比一季度末增加114个；风险资产规模达到1913.03亿元，比一季度末增加了421.71亿元，为2015年以来最高。其中集合信托风险资产规模为1189.44亿元，比一季度增加了391.15亿元，增长较为显著。

和晋予称，信托业风险项目和风险资产规模的增加与宏观环境息息相关。今年以来国家加大了对地方政府融资和房地产的政策调控力度，地方政府偿债能力有所下降，部分地区的房地产销售遭到严格调控，因此对部分信政合作项目和房地产信托项目产生一定的流动性影响。

由于资产规模下滑，信托资产不良率攀升较为迅速，二季度末为0.788%，而一季度为0.582%。业内人士认为，虽然信托资产风险率有所攀升，但仍维持在0.8%以下，与其他金融行业资产不良率相比，信托业的不良率仍保持了较低水平，行业风险整体可控。

未来信托不良攀升压力将有所缓解。数据显示，未来一年的信托到期规模为5.57万亿元，比1季度末下降3782亿元，连续两个季度出现下调。其中，集合信托到期规模也由一季度末的2.49万亿元下降到2.42万亿元。

根据资管新规的要求，信托的刚性兑付已不被允许，如何用市场化手段来化解风险甚至防止风险的发生，成为信托行业应重点关注的问题。事实上，已有个别产品违约的信托公司陷入了兑付与否的尴尬处境。

一位西部地区信托公司高管称，刚性兑付是一种风险缓冲机制，先安抚投资人，再去找融资方清偿债务。近期下发的37号文明确，资管新规发布后发行的资金信托新产品应符合新规，但老产品还是执行原有规则，可以发行老产品对接未到期老资产，这表明老产品可以按原有程序操作。

和晋予认为，在监管力度不断加强、风险水平有所提升的情况下，信托公司要主动加强合规风控体系建设力度，切实防范化解行业风险。一是要强化合规意识，提高合规管理水平。二是要提升风险管理的专业化、精细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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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半年沪深两市非银上市公司通过经营活动所实现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921.48亿元，较去年同期水平翻了两番。以现金净流量与净利润比值所测算的净利润现金回报率为0.61，同样远高出去年同一时期的比值0.2。

整体而言，报告期内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情况有所好转，上市公司的收益质量增强。

非银金融、采掘经营性净现金流最大

在除银行外的27个申万一级行业中，18个行业的经营净现金流为正数，非银金融和采掘行业的经营净现流分别以2333亿和2292亿元，分别占据行业前两名；化工和公用事业行业紧随其后，经营现金流净额均超过1000亿元。

建筑装饰行业的经营现金净流出额最大，上半年共流出2249亿元，占行业资金净流出总额的一半以上。报告期内其余经营现金净流出超过200亿元的行业还有房地产、计算机、电气设备和汽车。

纺织服装、轻工制造

经营性净现金流增幅居前

从成长性来看，轻工制造、纺织服装、非银金融、电子和农林牧渔行业的经营净现流较去年同期翻倍，其中，轻工制造和纺织服装的同比增幅超过300%。

汽车、商业贸易、建筑装饰、计算机、机械设备和房地产的经营净现金流同比下滑，汽车行业的下滑幅度达328%。

建筑装饰经营性净现金流与净利润缺口最大

从经营现金流和净利润的关系来看，采掘行业的经营净现金流比净利润高出1495亿元，通信行业经营现金流净值为净利润的十倍，这意味着该行业可能通过预收账款等科目提前获取了未来利润的现金回报，若行业未来的议价能力减弱，则当前高利润现金回报率难以持续。

建筑装饰、房地产和汽车行业的经营现金净流量和净利润的缺口最大，分别高达2977亿元、1385亿元和882亿元。高缺口暴露了这些行业可能会面临的部分净利润难以变现、过多使用财务调节手法等问题，收益质量受到影响。



保险券商笑傲经营性净现金流榜单

从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的绝对金额上看，中国平安、中国太保、中国人寿、国泰君安和中信证券5家保险和券商占据了榜单前十名中的五席，其余五个席位被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神华、中国联通和绿地控股瓜分。榜单前两名中国平安和中国石油的经营现金净流量分别为1616亿元与1462亿元。



经营净现金流榜单前十的企业中，中国平安，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神华、和中国人寿同样位列两市净利润前十，重合比例达50%。十家公司相对于净利润的平均超额现金流比例高达500%。

西水股份经营性现金流净流出879亿元，为两市经营现金净流出额最大的企业。此外，中国建筑、中国铁建、中国交建、中国中铁四家建筑装饰行业的企业占据了经营现金净流出额前十名中的4席。



上市公司受汇率影响偏正面

2018年上半年汇率变动使两市总现金流增加了42.92亿元，而去年同期汇率的变动导致了两市4亿元现金的流出。总体而言，上半年上市公司受汇率变动所带来的影响偏正面。



受汇率变动带来的现金增加额超过1000万元的企业有165家，其中中国平安、中国石油、中国建筑的增加额最高。119家企业受到汇率影响带来了超千万的现金降幅，其中，绝对金额受影响最大的三家企业京东方A、中集集团和葛洲坝的现金分别下降了6亿、4.11亿和2.17亿元。

券商获现能力强

房地产企业现金回收速度快

数据宝将企业通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与当年营业收入的比值记作销售现金比，该指标用于反映企业每单位销售额所得到的净现金以评价企业获取现金的能力。2018年上半年两市整体销售现金比为0.037，在营收一亿元以上的企业中，销售现金比大于0.5的企业有118家，大于0.1的有1042家。

从个股来看，券商的销售现金比最高，获现能力最强，太平洋、长江证券、西南证券、招商证券、国泰君安和广发证券均位列销售现金比最高的企业榜单前十。



进一步用销售收现比（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收入）来考察企业的现金回收速度。报告期内两市整体现金回收速度为0.97，营收一亿元以上的企业中现金回收速度大于1.5的企业有112家。

现金回收速度前十名的榜单中，房地产企业占到6席，美好置业、华丽家族、宋都股份、财信发展、荣安地产和迪马股份榜上有名。



22家高负债公司连续多期现金流不达标

以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与当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比值作为净利润的现金回报率指标，该项指标过低表明企业的收益质量不佳或是企业有通过会计手法粉饰利润表的嫌疑。

在净利润大于1000万元的2939家企业中，净利润现金回报率大于1的企业有921家。西水股份、厦门信达、华远地产的净利润现金回报率均小于-80倍，表现不佳。



连续经营现金流为负数会带给企业带来一定的债务隐患。当前两市资产负债率高于80%且连续三年经营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小于0的企业有22家，其中7家为ST公司。22家公司中建发集团、首开股份、海王生物和乐视网的现金流缺口最大。



声明：数据宝所有资讯内容不构成投资建议，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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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媒体主办、证券时报协办的2018中国私募基金高峰论坛上，来自业内的资深投资人士，就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调整和机遇、近期二级市场的一些新变化和未来的趋势做了分析，小编做了初步的整理。

　　重阳投资总裁王庆：市场短期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当前股票市场的反应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可能把长期问题短期化了，而忽视了短期正在发生的一些积极变化。

　　他指出，今年以来股票市场的影响因素，从自上而下的大面上来讲，有两块：一是紧信用一个是贸易战，而这两个因素有4个组合关系，情景一是有紧信用没有贸易战，似乎是一季度发生的情况；情景二是紧信用和贸易战都有，两者因素叠加共振的影响，二季度市场的下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态势；三季度从目前政策的变化，似乎紧信用出现相当明显的边际变化，贸易战仍然在持续，在这个时点上，需要判断的是后续来看会在哪个情景继续表现，股票市场目前的表现来看反应出的是第二种情景很高的概率。

　　王庆认为，可以观察到，首先6月和7月A股上市公司在回购股票，从数量和金额上都创了新高，这是最了解上市公司的那部分投资者，在自己做回购。而回顾美国股票市场2009年到现在十年的牛市，在牛市中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力量就是上市公司的回购股票，这是宽货币紧信用环境下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其次，所谓的长期资金，即使在各种不利因素叠加影响下，这个情绪低迷的环境下，以北上资金为代表的外资一直成规模的净买入A股，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A股的交易量和换手率都在创新低，这个代表什么呢？王庆认为，这说明对上市公司最不了解的那部分投资者的行为，即占有A股市场80%交易量的个人投资者、散户的行为就体现在这个指标上。

　　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投资者构成不同，有最懂上市公司的，也有长期资金投资者和最愿意炒作的个人投资者，他们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特点。

　　高毅资产董事长邱国鹭：市场波动的现象与本质
　　他认为，过去三年市场波动特别大，也经历了几轮短期的几涨几跌。波动本身是市场固有的一部分，它其实就是一种现象。

　　对现在的市场，邱国鹭认为，今年虽然是一个普跌的环境，但是相比2015年下半年和2016年初，还是要好一些。他指出，虽然说今年下半年的宏观面和微观的行业利润还是会有往下走的趋势，但不一定是贸易战的原因，更多的是上半年的去杠杆，这些东西本身就有滞后的反应。邱国鹭认为，流动性和货币政策的导向在6、7、8三个月有了比较明显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之下在下半年的市场有可能就会碰到一个相对宽松的流动性，以及相对良性的货币和利率环境。

　　对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邱国鹭认为，中国在很多的产业链里应该要有信心，六个月之前可能大家有点盲目乐观，但六个月之后又感觉很悲观，觉得只要贸易战一打，很多行业都做不下去，其实不是的。

　　邱国鹭认为，作为一个经济体，中国对外贸的依存度是低于大多数国家的，外贸的依存度过去几年连续下降，现在贸易依存度是30%多，核心的要看中国真正起来的力量背后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同样的价格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是不是比其他国家更高。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看好消费升级带来的机会
　　李迅雷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存量经济主导的明显特征，经济增速在下行的趋势当中，而这个趋势的延续时间可能还是会比较长的，要做好经济结构长期调整的准备。在此背景下，未来的消费热点在哪里呢？随着人口老龄化、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服务消费的需求也会上升，互联网的发展，对于网络消费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见的，这些都是热点。

　　他指出，从实际数据来讲，由于居民收入增速的下降导致消费的增速下降，增速在下降，但是还是在增长，只不过增长速度没有前几年那么快了。而随着基尼系数的上升，对于高端消费应该是有利的，而高端消费对于消费升级还是带来了一个明显的推升作用。

　　李迅雷表示，在存量经济特征之下，消费越来越向头部企业集中，这其实也是消费升级的体现。过去消费不讲究，只要这个东西可以用就可以了，现在要考虑质量、品牌等等。像家电行业，行业集中度明显提升，比如众所周知的三大家电巨头，格力、美的、海尔；生物医药行业集中度也在提升，地产行业的集中度提升就更明显了。今年来，二级市场有关二锅头和榨菜的一些股票走势比较好，但这不代表所有的低端白酒的走势。相反是有品牌的低端商品或者是中低端商品的销量在上升，没有品牌的价格在往下跌，销量也是在往下走。

　　他总结，从二级市场来讲，从去年全年到今年上半年涨幅比较好的还是集中在消费领域，比如食品饮料、家用电器、医药生物、休闲服务，说明整个经济其实是在向消费型经济转型，当然这个转型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但是在二级市场上面已经体现出来，说明大家对于消费的未来还是比较乐观的。一些变化的东西，抱怨消费降级其实都是一些短期现象，
　　信璞投资公司CEO归江：养老之路，任重道远
　　归江指出，全球养老金规模为GDP的1.2倍左右，挪威银央行更高，但是中国养老金，加上国家社保、地方社保、企业年金和寿险资产，其实占的GDP比例只有20%左右。另外，全球养老金的配置，股票接近占到了50%。

　　回过头来看我国的养老金资产里面，除了国家社保，所有地方社保股票的几乎没有纳入投资范围，保险、寿险股票资产的配置10%不到，我国的养老保险过度的追求保守，其实在迅速的贬值。归江认为，因为我们太关爱投资者，政府太关爱投资者，最后结果是使他的养老彻底被边缘化，根本养不起老。而资产配置我们可以看见，中国老百姓的配置，沪深300长期回报10%，但是规模却非常少。老百姓大量的配置在存款和房地产领域。

　　归江认为，机构投资者的使命不是让富人更富，而是希望能够帮助社会变得更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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