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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当前的外资政策和营商环境，外商投资者如何看待？

中国欧盟商会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在2017年度达沃斯论坛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与欧洲在华投资者的期盼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我们往往陷入到两个极端，难以给投资者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中国欧盟商会南京分会主席魏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该商会近期发布的两份年度报告中认为，一方面，中国改革的步伐相对以往越发加快，大部分在华企业2017年度实现了丰厚的收益和息税前利润；但另一方面，从绝对意义上看，国企垄断地位的加强以及监管政策的复杂多变导致改革进程并未尽如人意。

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因偏好“大项目、大企业、大投资”，导致欧盟投资者在华中小企业压力较大。“从中国金融业近几年的贷款流向看，70%左右的资金流入到了国有企业。”商会政策和资讯协调员甘杰克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在市场准入方面，《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分别于7月28日、30日正式实施，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此外，中国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投资环境。

对外资在经营中反映的诸多问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白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中，对所有的市场主体都是一视同仁。

外资在华“冰火两重天”

中国欧盟商会在民政部注册，目前拥有1600多家会员单位，另在9个城市设有7个分会，覆盖中国主要经济区域。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该商会发布的报告中发现，分区域看，欧盟投资者在华企业处于“冰火两重天”的状态。

在南京分会，73%的会员表示，过去的2017年盈利有所增加，而西南分会近50%的企业反映2017年收入持平或下降，背后的部分原因是天然气的短缺。

甘杰克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自从强制实施“煤改气”工程后，天然气资源丰富的西南地区开始大规模向北方输送天然气，一到冬天当地很多依赖天然气的生产企业只能停工。

而西南地区营商环境的改善，让投资者不满意程度有所下降。相反，在天津和上海，大部分企业认为“经营正变得更加困难”。

同时，南京、西南和东北地区的欧洲企业对自身获得的平等待遇最为认可，这是因为当地全力吸引和留住外商投资。但与之对应的是，在北京和上海，欧洲企业发现受欢迎的程度越发偏低。

同在中国，为何欧洲企业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反应？白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是由城市的定位和产业结构决定的。北京、上海等城市国际化特点突出，外籍人士、外事活动多，反而更能公平获得机会。

欧洲投资者关注三大问题

报告对中国的人才素质给予“点赞”，随着时间的积累和人才的成熟，这让欧洲在华企业越发感觉到“竞争压力加大”，新的挑战越发明显。

甘杰克认为，随着中国市场越发成熟，优秀企业和人才（尤其是中国留学生回国）不断增加，欧洲企业普遍感受到来自中国本土企业竞争的压力，并且这一压力“激增”。

调查显示，外商投资者表示，尽管欧盟企业是以高端和先行者的姿态进入中国市场，但中国企业已在很多领域具备了同等甚至更高的竞争力和创新力。受调查企业在这方面的感触每年都在加强，如在认可本土公司的市场开发和商业模式上，2018年同比提升至少10%。特别是，认可本土企业产品和创新服务能力的，比2017年提升了一倍。

不过，欧洲投资者认为，中国企业在更具挑战性领域的创新能力仍然相对缺乏，这集中在科研和工程方面。

欧洲投资者认为自己面临的问题是市场准入、国有企业和监管环境，而这三者之间又是相互关联的。

以金融业为例，中国政府于2017年11月宣布放宽金融业的外资企业股比限制，但从实践中看，外资银行获得中资银行大额股权的可能性几无，不具备操作性。中资银行的体量巨大，已成为全球金融系统中的超大型机构，主观上也不可能将股份拱手让人。因此，对外资而言，向任何一家中国大型银行甚至中等规模银行购买有影响力的股权都是不符合实际的，更谈不上收购控股股份成为有影响力的股东。

此外，虽然名义上外资银行可以扩大经营地域，但一次只能申请在一个地点开办一家分行的规定没有彻底改变。目前，在中国本土成立的外资银行约40家左右，合计市场份额仅占1.38%。

“中国金融机构，无论是国有或民资，体量规模大，是由中国的市场决定的，企业规模强大也是在市场发展中形成的。”白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金融事关国家安全战略，况且中国已制定了金融行业的开放时间表和路径，“欢迎外资加入，但得按照市场规则来。”

至于如何理解监管政策的变化，甘杰克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中国有公司法和外商投资法这两部分立的法律，但欧洲只有一个，除了国防军工等特殊行业外，所有的企业都在同一个法律框架下，没有任何附加限制。

白明认为，2008年中国在企业所得税改革中，取消了多年来对外资在所得税上的优惠，“对外资的优惠就是对内资的不公平”。

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革研究处副研究员周丽莎表示，中国政府也意识到国有企业带来的问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势在必行，国有企业退出的领域对其他市场主体都是一样的。

近半数企业削减在华成本

考虑到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扬，欧洲在华企业的投资者继续持审慎态度。

魏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有46%的受调查企业已在2018年执行“瘦身”计划，以削减在华成本。对企业来说，这会产生精简高效的成果，但从另一方面看，投资者主观上将企业做成中小企业，很难出现“新的、大型项目”，而当前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偏好“大项目、大品牌、大公司”。诸多鼓励中小企业的政策，仅适用于本土企业，外资企业难以获益。

白明指出，中国的开发区已告别过去“野蛮式”增长的模式，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中，强调“投入产出比”是正常的。

同时，因为中小企业是高风险、低回报的代名词，外资企业想要获得本土银行贷款需要由境外银行提供担保，这就需要外资银行总部进行进一步的风险评估，从而降低了投资效率。

魏博进一步指出，以南京为例，除了欧洲的初创企业和拥有中国产业政策相关技术的中小企业外，其他欧洲中小企业往往不受7个主要开发区（园区）待见，因为园区强调招商引资的规模效应，中小企业要进园区必须要有足够大的规模。

并且，中小企业一旦在某个园区注册后，往往很快会接到地方政府提高投资额的要求，这让企业难以形成稳定性预期。而如果中小企业变更注册地，尽管在同一个城市的管辖范围内，也会非常麻烦。

南京某开发区官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一旦企业做大后从街道等地方搬到开发区，正常情况下，街道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需要到新的现场查看，比如是否有现实存在的生产线、生产物资、办公地等。

白明认为，外资企业遇到的这些问题，正提醒中国需要跨区域进行创新，更进一步开放，而很多地方都在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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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下称“全国股转系统”）挂牌企业半年报披露截止日仅剩三天，仍在新三板挂牌的19家私募基金管理机构中，已有11家披露了半年报，其中包括九鼎集团（430719）、信中利（833858）、硅谷天堂（833044）等明星私募。

颇受市场关注的是，2018年的半年业绩公告，是新三板挂牌私募机构整改完成后的第一个信息披露期。

2017年12月，全国股转系统对挂牌私募机构的整改进行了收尾，数家不合规的私募机构被强制摘牌，而没有被摘牌的私募在整改期间为了达标也进了各类变身或瘦身。

时隔半年，这些幸存的私募发生了什么变化？

告别单一私募业务

尽管二级市场低迷，IPO并购重组等一级市场也不活跃，但多家私募还是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除了阳光私募思考投资因为二级市场行情大亏外，普遍都实现了盈利。

九鼎集团半年报显示，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47.31亿元，同比增长19.07%；利润总额7.73亿元，同比增长11.39%；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9亿元，同比增长4.34%。

硅谷天堂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约4.41亿元，同比增加了92.78%；实现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22亿元，同比增加了824.46%。

信中利的业绩同比也有较大提升，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6.81亿元，同比增长206.13%，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2.22亿元，同比上涨0.49%。

可以看出，多家挂牌私募的业绩并没受到私募整改的影响，反而逆势上扬，此外糟糕的市场情况也并未对这些私募机构有太多影响。

记者梳理发现，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和私募告别了私募基金管理人这一单一业态相关，多元业务构成充分地在这些公司的2018年上半年年报中体现。

“当时为了应对私募整改，很多机构的做法就是改变自己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身份，包括扩张业务，从母公司中剥离私募投资业务等，这样做法的结果就是尽管这些机构在登陆新三板时都是私募，但从2018年年报来看，这些公司已经不仅仅是私募了。”一位西部证券的投行人士8月28日认为。

九鼎集团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回顾其在新三板挂牌历史可以发现，其多元经营思路早在整改前便已存在，而在整改中九鼎集团很大程度也借由这一身份成功过关。

2018年上半年，九鼎集团净利和营收贡献的最大来源已不是其私募投资业务，而是来源于旗下保险业务。

九鼎集团收购的富通保险，2018年上半年保费同比增长25%，实现营业收入32.24亿元，同比增长23%，实现净利润5.12亿，这两项数据在总营收和净利润的占比分别为68%和66%。

另外，九鼎旗下的九州证券也在2018年上半年贡献了营业收入4.01亿元，净利润1.68亿元。

“从半年报来看，九鼎集团的基石业务已经从投资转移到了保险业务上，投资业务的营收，利率占比应该达到了其挂牌以来的最低值。”一位九鼎投资人士表示。

信中利业绩向上的原因也和多元经营有很大关系。信中利表示，营收大涨的重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其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惠程（002168.SZ）收购哆可梦，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在年报中，信中利也将自己描述为一家新产业投资、控股实业经营、投资增值服务的综合性投资集团。

价值是否低估

尽管业绩逆势上扬，但多家私募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却依旧没有太多起色。

截至8月28日，九鼎集团报收于0.91元，信中利报收于3.8元，而硅谷天堂则报收于1.08元。而上述这三家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分别为1.56元、2.92元以及1.36元。可以看出，九鼎集团和硅谷天堂股价已破净，信中利也接近破净。

由此，市场也掀起了这些公司价值是否低估的讨论。

九鼎集团的一位投资者表示：“我们在2元左右的时候买入了几笔，当时就觉得股价已经低估，没想到现在跌破1元了。现在市场整体不好，我们打算在0.8元位置再买入几笔准备长期持有，对于这些机构未来二级市场价格还是有信心的。”

但也有机构投资者近期对记者表示，即便这些私募中报业绩不错，价格被低估，但在目前权益市场低迷的情况下，还是不敢进入这些流动性好的标的中，。

“新三板挂牌私募机构都是流动性好的标的，因此股价也更容易被压。从半年报发布后的两天来看，这些公司的股价都没有太大变化，说明市场对于积极的消息已没有正反馈，在这种情况下宁愿空仓观望。” 杭州泽浩投资投资总监曹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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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东不西的中部地区，投资为什么厉害了？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从全国投资1-7月的数据，以及国家发改委统计的拟投资项目意向来看，中部地区的投资远远高于东部和中部，位居全国第一。这也表明，接下来8月以及更长时间内，中部地区的投资将表现出色。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7月中部地区投资增速为9.3%，高于东部的5.8%，西部的2.3%，东北的3.3%。

发改委监测数据显示，从新增意向投资额同比增长看，东、中、西、东北四个地区1-7月投资同比增长分别为-20.3%、63.9%、11.9%、32.7%，增速比1至6月分别回落3.5、8.4、3.9、11.5个百分点，中部数字独占鳌头。

国家发改委发布分析报告指出，从目前新增意向投资等数据看，未来一段时间投资增速放缓压力较大，更好发挥财政金融政策作用需要持续加力。据了解，目前投资意向最大的是房地产，制造业和基建投资显得低迷。

江西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麻智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整个投资放慢，主要是制造业领域没有好的项目投资，而房地产因为房价上升快回报高，所以投资意愿很高。但是要注意的是，在房价上升快之后，不只是制造业，就是服务业的成本也在快速提升，很多省市的一般制造业被挤出明显。原因是人工成本和房租成本上升过快。

中部地区投资动力强劲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发改委的数据，目前中国中部的投资增速，在全国四大板块中显示最高。

以国家统计局今年1-7月数据为例，投资额最快的前十名中，中部6个省份占据了四个，分别为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投资增速均为两位数增长。但是投资增速靠后的地区，以东北、西部和东部地区的省市自治区为多。今年1-7月投资负增长的11个地区，东部有3个，东北有2个，西部有5个，中部仅仅为1个。

1-7月中部地区投资增长9.3%，增速提高0.2个百分点，增速为全国最高。如果从未来投资项目的意愿来看，中部地区投资动力最足。

发改委数据显示， 2018年1至7月，东、中、西、东北四个地区新增意向投资额同比增长分别为-20.3%、63.9%、11.9%、32.7%，增速比1至6 月分别回落 3.5、8.4、3.9、11.5个百分点。

2018 年1—7月份，新增意向投资额同比增长前十位的地区，中部有三个，分别为江西、河南和湖北，其余增长快的地区东部有天津、山东、上海，东北有黑龙江、吉林，西部有重庆、陕西。

为什么东部地区投资开始放慢，中部现在投资增速？江西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麻智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因为东部地区房价高，很多制造业必须向中西部转移，而且持续好几年，中部现在进入投产期。

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目前东部地区快速增长的只有少数高新计技术产业和房地产，一般制造业投资均为负增长，比如2018年1至7月，东部新增意向投资的基础设施、制造业、房地产同比增长分比为-44.4%、-29.1%、13.1%。其中房地产是唯一正增长的行业。

高端产业发展中，1-7月东部新增意向的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同比增长分别为 24.1%、17.1%、12.3%。

企业房地产投资意愿强
相对而言，西部的人力成本更低，且有更好的向西开放的优势，比如可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为什么西部的投资增速不如中部投资增速快？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王业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现在各地投资传统的制造业产业找不到热点，投基建又因为债务问题缺钱，即使新发专项债券拿到钱，也是大部分还债了，所以还是房地产看起来有回报，值得投资。”所以很多地方实际上还是卖地生财的模式，甚至特色小镇其实也是房地产。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各地投资整体最高的是房地产，基建和制造业显得低迷。

数据显示，2018年1至7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5.5%，增速比1-6月份回落0.5个百分点。具体来看，工业投资同比增长4.1%，增速比1至6月份提高0.2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增长7.3%，增速提高0.5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5.7%，增速比1-6月份回落1.6个百分点。

但是2018年1至7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65886亿元，同比增长10.2%，增速比1至6月份提高0.5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增长14.2%，增速提高0.6个百分点。住宅投资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70.5%。

而国家发改委监测发现，企业更加愿意投资房地产，而不是基建和制造业。2018年1至7月份，基础设施、制造业、房地产业新增意向投资额分别同比增长-35.2%、12.4%、38.1%，增速比1至6月分别回落1.7、11.3、0.5 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速几乎是一枝独秀。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加快
而制造业投资有热点的，主要是在高新技术产业。2018 年 1至7 月份，高新技术产业中，同比增速较快的行业是核辐射加工、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增速均超过 60%。占比前三位的是新能源、电子信息、新材料。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由于东部地区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制造业加快退出，目前制造业投资比重低。

比如沿海一些经济总量大的省市自治区中，按照2016年制造业投资占总投资之比，与2005年数据看，只有江苏比重增加，2005年比重是 43%，2016年达到了46%。北京、上海的制造业比重从2005年到2016年甚至下降了一半左右，分别只有5%、11%左右。广东、 浙江、山东、天津比重也均有下降。

而中部省份投资加快，与制造业加快投资有关。从2005年到2016年，除了山西以外，制造业投资占总投资之比则大幅增加。比如湖北、湖南制造业投资比重提升到了 34%、31%左右，提高幅度在7个百分点左右。安徽甚至从23%提高到38%左右。但是西部地区，除了重庆、陕西、新疆、广西等少数地区外，其他地区制造业投资比重下降较多。

中国投资协会副会长刘慧勇指出，基建投资目前增速放慢，是因为债务约束的原因，导致地方财政拿不出更多的钱进行投资。而房地产回报率高，企业兴趣大，是因为中国城镇化率提高还有很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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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业头部公司的竞争再次趋于白热化。

近日，顺丰控股、圆通速递、申通快递等公司陆续公布的半年报显示，2018年上半年快递业依然保持高速增长，A股4家快递企业平均净利润同比增长20%以上。与此同时，各家公司的业务增速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

一方面，赴美上市的中通快递已连续3年业务量领先，并保持着接近40%的增长率，另一方面，韵达股份反超圆通坐上第二把交椅，圆通、申通在上半年增速虽然再次落后于行业，但近期的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复苏的趋势。

竞争加剧
尽管中国的快递业已基本被“通达系”及顺丰等企业瓜分，但它们之间的“排位赛”仍竞争激烈。

从净利润上看，顺丰、申通、圆通和韵达上半年分别实现净利润22.34亿元、8.67亿元、8.02亿元和10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18.59%、16.21%、15.69%和33.78%。

境外上市的中通和百世未公布半年报，可以参考的数据是，中通一季度、二季度分别实现净利润5.57亿元、14.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9%、108.1%；百世方面快递业务量占比相对较少，目前仍在亏损之中，不过幅度收窄。

从业务增速上来看，顺丰、申通、圆通、韵达、中通、百世上半年业务量分别为18.6亿、20.5 亿、28.1亿、29.9亿、37.2亿、22.3亿票，同比增长分别为35.3%、18.7%、24.3%、52%、39.3%和46%。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220.8亿票，同比增长27.5%。

其中，中通仍占据市场第一的份额，并以39.3%的高增速领先于市场，市场占有率进一步增至17.4%；韵达则延续了去年的趋势，反超圆通成为业内规模第二，上半年甚至以29.9亿单的业务量拉开了与圆通的差距。

相对而言，申通和圆通的快递业务量增速落后于行业整体，尽管圆通今年上半年在市场占有率方面也提升了0.1个百分点，但仍然面临挑战，而申通不仅增速放缓，而且业务量在“通达系”中也排名垫底，甚至有被百世超越的“危险”。

不过，半年过去后，今年7月的情况又出现了变化，无论是申通还是圆通，似乎有迎头赶上的趋势。7月单月,申通业务量同比增速36.96%，高出行业9.66个百分点，扭转了上半年增速低迷的局势，4.18亿票的单月数据也创造了今年的最好成绩；圆通业务量也同比增加37.01%，有一定的复苏迹象。

事实上，多家上市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均有提升，而它们的业务很大程度上是由“争抢”第二梯队快递公司业务而实现的，快递行业的集中度变得越来越大。

除了圆通之外，以商务件为优势的顺丰也在年报中宣布市场占有率达到8.41%，同比提升约0.5个百分点；韵达的市场份额达13.56%，较去年同期提升2.2个百分点；甚至排名第一的中通，市场份额也从去年同期的15.4%提升了2个百分点。

不过，行业头部公司仍未放弃追求规模。中通快递董事长赖梅松表示，在快递行业持续增长的大环境下，中通的目标是实现每年高出行业增长10个百分点的增速，持续扩大市场份额。

单票收入下降
在业务量持续增长的同时，部分快递公司的单票收入呈现下降趋势。

例如，圆通上半年单票快递产品收入（含派费）3.57元，较去年同期下降0.06元，降幅为1.6%；韵达上半年单票快递业务收入1.74元，同比减少0.25元/票，其单票收入下降幅度高达12.6%，被业内视为价格战仍然存在的佐证之一。

从快递企业的数据来看，价格战并未远离，无论是派费还是快递公司的单票产品收入，依然呈现规模越大、单价越低的特征。尽管单票收入下降有各方面的原因，但发展多年快递单价难以上涨也是不争的事实。

事实上，随着自动分拣等多种设备及系统陆续投入使用，当前快递公司的单票成本也有显著的降低，这也是上市后的快递公司们抵御“低价”风险的应对措施。

同样以圆通和韵达为例，上半年单票成本分别为3.18元、1.2元，分别降低1%、12.74%，中通也在二季报中披露，单票运输成本从去年同期的0.71元下降至0.6元，单票分拨成本则由去年同期的0.35元下降至0.33元。

快递物流咨询网首席顾问徐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中通、韵达等公司之所以增速快于行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投入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在中转分拣等环节提高了效率并降低了成本，也能在上游价格端享有更高的支配权。

双壹咨询的研报也表示，在快递行业蓬勃发展时，中转和运输环节的产能竞争是焦点，中通的优势即在于直营中心数量、自有卡车数量、自动分拣机数量均领先于行业，因此能够在成本控制方面领先于同行。

从目前的数据看，中通、韵达、顺丰等在分拣中心、车辆等方面投入较为“超前”。不过徐勇表示，尚不能就此判定快递市场的走势，将来各家的市场份额及盈利水平还有待观察，物流设备投入、对末端网点的控制等能力都是重要因素。

不过，单票收入下降也不完全是价格压制的结果。天风证券一位交通运输行业分析师对记者表示，单票价格下跌属于正常现象，也有统计口径方面的原因。

“韵达成立快运公司后，轻量货留在快递，重货则分流到快运。”上述分析师称。韵达半年报也在单票价格下跌方面分析，“主要系公司货品结构持续优化(变小变轻)、电子面单使用率提升等原因所致。”

另外，申通快递票单价若剔除派送收入，也略低于行业其他公司，一方面是因为申通提高了大货派费后，促进了中小件数量上升，另一方面，中转中心口径大小也与同行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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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二彪[亚洲成长研究所（日本）宏观部主任、教授]

日美贸易摩擦开始于1950年代中期，在1960年代末以后显著增多。1980年代中期-1990年代早期，其激烈程度到达顶峰，此后渐渐缓和。其大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官民协力，从废墟中再生。1968年，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GDP体量一度达到美国GDP总量的7成。与此同时，1970年代后美国逐步成为世界最大贸易赤字国，而对日贸易赤字长期占据美国贸易赤字的最大比例。



为了保护国内产业（特别是各时期的代表性产业以及半导体产业等国防关联产业）和雇用机会，美国在1960年代以后（特别是1974年制定通商法301条款以后），以日本企业廉价倾销、日本通商产业省（简称通产省，现改名为经济产业省）的通商和产业政策影响公平贸易等为理由，对日本实施了接二连三的调查和制裁。引发的主要贸易摩擦（争端）包括：纺织品摩擦（1950年代中期-1970年代初）、电视机摩擦（1960年代-1970年代）、钢铁摩擦（1960年代末-1980年代）、半导体摩擦（1970年代末-1990年代）、汽车摩擦（1970年代中期-1990年代）。此外，还经历了以1985年《广场协议》为标志的汇率摩擦。广场协议签订后的两年内，日元对美元升值近一倍！

日美贸易摩擦中日本的应对措施

纵观历次日美贸易摩擦，最终大多以日方妥协而握手言和。这是因为，不光日本政府不得不重视日美同盟关系，日本产业界也从赶超美国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互惠关系”的重要性。日方各时期的应对措施主要包括：

（1）自主减少对美出口。为了避免美方的报复性关税，在通产省和行业协会的协调下，日本从1956年、1969年、1972年和1977年开始，分别对棉制品、钢铁、纺织品、彩色电视机的出口量实施了自主减少。1981年，日本对出口美国的汽车数量也设定了上限，开始了自主管控。

（2）以贸易让步交换其他利益。为了顾全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竞选期间对家乡选民的承诺，1972年日本对纺织品出口美国实施了自主减少。这一贸易让步被认为可能是同年美国把冲绳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的推动因素之一。有研究者将这一交易夸张为“以丝（纺织品）换绳（冲绳）”。

（3）增加从美国进口（特别是以往限制进口的产品）。比如，根据1986年日美半导体协议，同年日本设定20%的市场份额为数字目标，进口美国等外国产半导体。1991年，开始自由进口牛肉橙子等美国农产品。1995年，开始从美国等外国进口最低限度（占日本市场份额4％-8％）的大米。1999年实施大米进口自由化（撤销份额限制，保留高关税）。

（4）扩大在美国和第三国的现地生产。1985年的广场协议签订后两年内，日元对美元升值一倍，在日本国内劳动力工资激升的同时，日元在国际上的购买力和投资力也大涨。为了寻求较低的生产成本和避免贸易摩擦，19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企业以东亚、北美和欧洲为三大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加速扩大了现地生产。

（5）实施扩大内需的结构性改革。1988年美国修改了贸易法，增设了超级301条款，对存在“不公平进口障壁制度和行为”的国家，允许美国对该国进行单方面的制裁。这项超级301条款的主要目标就是日本(同年，日本人口规模为美国的50.1%，GDP高达美国的58.7%)。1989年，美国将日本列为存在“不公平进口障壁制度和行为”的国家。为了避免事态恶化，1989-1990年两国开始“日美结构性问题协议”。之后，日本承诺将扩大内需、消除日本市场的非关税壁垒、欢迎美国对日投资和出口、改善日美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具体对策包括：加大公共投资以扩大内需。在10年内，实施总计430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限制企业间交叉持股，消除企业并购障碍。加强“反垄断法”的实施。改正企业间协商投标、企业集团内交易等排他性传统商业行为。放宽《大型零售店法》中的相关规制。纠正国内外产品价格差异。

日本应对措施的影响、得失

（1）对日本特定产业的影响

历次日美贸易摩擦都曾对日本的出口产业带来冲击。不过，在日本的应对过程中，有些产业逐步失去了领先世界的优势，也有些产业反而化外压为动力，在逆境中变得更强。前者的典型为半导体产业，后者的典型为汽车制造业。

1980年代的日本半导体产业如日中天，其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曾达70%。世界前10位半导体制造商中，日企也常占7席左右。但是1986年的《日美半导体协议》以及1991年的《新日美半导体协议》签订后，日企被要求减少对美出口、并扩大进口美国产品的比例（占日本市场份额20%）。这些协议阻挡了当时日本企业席卷世界的强大攻势，为技术领先但经营不善的美国企业卷土重来争取了时间和市场。其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在美国率先发展，旺盛且高质量的市场需求以及吸引全球高端人才的移民政策有效地推动美国半导体企业重成世界霸主。而日本半导体企业，不光在市场需求与年轻人才供给方面不及美国，还陷入了日企间相互竞争、后续研发资金不足等困境，目前不仅落后美国，部分产品领域还被韩国和中国台湾反超。

与半导体产业相反，日本汽车制造产业的应对相当成功。日美间发生汽车摩擦后，日企选择美国主力企业不重视的中小型家用车为主打产品，韬光养晦，不断改善产品性能（安全、便利、节能、环保）和售后服务，逐步改变了廉价贩卖形象。同时丰田、本田、日产等三大公司利用日元升值扩大了在美国和北美地区的直接投资，既提升了日系车在美国的市场份额（目前高达40%左右），也增加了当地雇用。结果是日本企业后来居上，目前在全球汽车生产第一方阵（德日美）中也处于优势地位（环保节能技术领先、价格适中、成长可持续性强）。

（2）对日本对外贸易全体的影响

与特定产业的贸易摩擦相比，汇率摩擦影响日本对外贸易全体的走向。广场协议签订后，以美元测算的日本制造业成本（特别是工资成本）激增。作为降低生产成本和避免贸易摩擦的对策，日本企业纷纷选择走出去，以东亚、北美、欧洲为中心扩大现地生产。其结果是，在最初的10来年，如果用日元计算，日本对美出口明显下降。但是，此后随着全球产业链的形成，海外子公司与日本母公司间的企业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促进了日本对美出口和对外出口的继续扩大。当然，与1980年代中期前相比，增长速度已显著放慢。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用美元计算，直到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前，总体上日本对美出口保持增长趋势。而且日本一直保持对美贸易巨额黑字，2017年仍高达631亿美元。

这一数据表明，经历了多次贸易摩擦和汇率摩擦之后，尽管以日元计价的日本对美出口明显减速，但是以美元计价的出口额依然在增加。日本仍然保持了对美商品出口的显著比较优势。因此，从对外贸易的动向来看，日本的应对可谓相当稳健和成功。

（3）对日本经济全体的影响

与特定产业的贸易摩擦相比，1985年的广场协议（汇率摩擦）导致的日元升值和1989年以后的《日美结构性问题协议》给日本带来的扩大内需压力，对日本经济全体带来更深远的影响。

1980年代末以后，日本遵守日美结构性问题协议中的承诺，在逐步消除日本市场的非关税壁垒、放宽外资对日投资规制的同时，连年实施了巨额公共投资，试图借此扩大内需、减低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其意图正确，但是实施过程中，日元升值、国内制造业环境恶化、过于宽松的金融流动性、大企业的跨国企业化、东京成为三大全球都市之一等因素交错在一起，诱发了以三大都市圈为中心的日本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面对膨胀的泡沫，日本政府在1990年前后同时采取了连续加息、征收短期房地产交易利得税（5年以内为40%）等过强反投机措施，短时间刺破了泡沫。由此引发了以不动产为担保的金融机构贷款的大面积坏账和金融机构的连锁型倒闭，严重损害了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造血功能。1990年代，与美国相比，日本失去了有活力的金融部门的援助，也没有建立起积极吸引全球人才的移民制度，使得在其后的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大发展时期，日本的步伐明显落后于美国。不仅1980年代风靡世界的辉煌不再，而且平均年经济增长率也低落到1%以下。这一状况延续到安倍内阁执政开始的2012年前后，被称为“失去的20年”。

对于19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中国国内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是美国精心策划的贸易战或与之关联的金融战、汇率战的结果。但是许多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与日美贸易摩擦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主要应归咎于日本对少子老龄化趋势对应不力。在日本力图扩大内需的过程中，如果能正确预见1990年代以后日本劳动力数量不足、质量下降、总人口减少（发达国家中唯一）、市场萎缩的话，应该把巨额公共投资的一部分优先用于改善女性生育环境、改善儿童教育环境、改善能大规模接受优秀外国留学生、专业人才的大学科研教育设施，而不是把巨额资金盲目地撒向人口低密度地区的机场、铁道、高速道路、公园等土木工程。倘若这些对策能够付诸实现，即使当时资产市场的泡沫破裂后，在一个较光明的未来期待支撑下，容易出现资产市场的价格反弹和经济增长的回复，20多年的经济低迷现象恐怕很难发生。

对中国的启示

美日贸易摩擦史可以看作为以20世纪后半叶为背景的财经连续剧，悬念不断，高潮迭起。举世瞩目的是，1990年代末以后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美国贸易赤字的最大贡献国，并且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与日本的过去相比，中国正面临来自美国的更强硬的贸易保护压力。如何应对？从日美贸易摩擦过程中，中国可得到以下启示。

（1）中美贸易冲突乃至中美贸易争端和战略冲突具有必然性，这是总体经济实力变化的结果。中美经济关系缓和需要时间，不是通过某个对策、一两年、或者几年就能解决。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美需要在摩擦中保持理性对待对方。一方面，中国产品需要在美国这样的高标准大市场经历竞争考验，另一方面，成长中的中国市场也必定会给美国带来更多商机。和日美经贸关系一样，中美间需要有更强的“互惠”意识和理性的妥协。

（2）贸易摩擦等外压可能成为影响经济增长势头的转折点，也可以成为促使中国产业走上新台阶的里程碑。关键是如何争取缓冲时间、培育产业界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在缓冲、适应过程中，企业要加强对知识产权和市场经济规则的尊重，提高创新和国际竞争能力；政府在诱导扩大内需时，应当高度重视生育率下降和总人口减少问题，慎重选择公共投资领域。

（3）中国与美国政经体制不同，更不是同盟国。中国有比日本通产省更有权力的政府部门，也有发达国家罕见的众多国有企业。出于国家利益考虑，美国无疑对中国会比对同盟国日本更为戒备。要缓解今后可能常态化的贸易摩擦，必须继续改革中国的政企关系，建立符合现代国际经贸规则的企业制度。同时，也迫切需要完善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交流、协商制度。构建一个能够相互理解、存异求同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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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益丰药房以1.33亿元收购市民大药房53%股权，其发布的半年报显示，益丰大药房上半年共收购了209家门店。另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2017年初到现在，益丰大药房、一心堂大药房、老百姓大药房、大参林医药四大上市药店共发起61起药店收购，总额达38.15亿元，共收购零售门店2103家。

随着几大连锁药店的上市，PE资本介入零售药店，药店收购已经在部分区域市场与产业资本展开贴身争夺。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随着基石资本、高瓴资本等机构的进入，医药零售行业开始洗牌，这导致了这个行业进入了极其惨烈的竞争。

“面粉贵过了面包，一级市场并购价格已经跟二级市场的估值差不多。而且随着人工、租金成本上涨等因素使得毛利率净利率都在下降，同时监管体系改革等影响药店的游戏规则也正在改变，未来一大批药店面临关闭、被并购。”一位长期关注零售药店的资本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据中康资讯的综合竞争力调研，2017年百强连锁的租金成本相比上一年增长了10.7%，人工成本增长了16.9%，但毛利率和净利率却低于2012年的经营水准。益丰大药房董事长高毅直言，目前零售药店有30%要“死”掉，50%要华丽转身，也就是成为大连锁的子公司，只有20%可以长期生存下去。

面粉贵过面包
8月25日，益丰药房公告称，其全资子公司江苏益丰或江苏益丰的控股子公司将购买江苏市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53%的股权，交易价格为13250.00万元。

同一日，大参林也发布公告称，其全资子公司南昌大参林拟以8787.6 万元收购江西会好康药房所持有的7家门店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同时拟以不超过1200万元收购会好康药房所持有7家门店的库存商品。

另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2017年初至今，益丰大药房、一心堂大药房、老百姓大药房、大参林医药四大上市药店共发起61起收购共2103家零售门店。

其中，益丰大药房共有19起收购，总额23.33亿元，收购零售门店928家；一心堂大药房共有16起收购，总额4.46亿元，收购零售门店407家；老百姓大药房共有16起收购，总额7.26亿元，收购零售门店587家；大参林医药共有10起收购，总额3.1亿元，收购零售门店181家。

上述产业资本的上市连锁药店“疯狂”并购，在一定程度PE资本进行贴身肉搏战。从2016年开始，资金雄厚、没有业绩压力的PE资金并购的速度和力度异常凶猛。

中康资讯总裁吴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之所以资本进入迅猛，是因为资本看到了大健康产业的前景和包括医药分家处方药外流等政策红利。

中康资讯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药品市场（不含零售药材）总规模达1.58万亿元。预计2018年中国药品市场规模将达1.712万亿元，其中由于受政策因素推动，药店全品类总规模将达3938.9亿元。

此前华创证券研报认为，如处方院外销售额占处方销售总额45%，院外处方将新增3000亿元，这一增量将主要由零售药店、第三终端等承接。

为此，资本的强势进入亦成必然。

如在川渝市场，一心堂将其作为大西南扩张战略的重点，已通过并购加自建布局了700多家门店情况下，但高济医疗和全亿健康依然强势进入，也直接推高了药店收购价格，原有的产业平衡也正在打破中。

据了解，一心堂在四川的大部分门店都是2016、2017年收购的，当时的交易价格基本在0.5－0.6倍PS。而自2017年底至今，门店过百家的连锁已经报价到1倍PS，甚至更高。

又如在江苏市场，2017年12月，老百姓在以1.173亿元的价格收购江苏普泽大药房51%股权。此次交易中，普泽大药房估值2.3亿元，而其年销售额约在1.88亿元，交易价格已经高达1.22倍PS。

一心堂董秘田俊坦言：“面粉贵过了面包，他们在一级市场并购的价格已经跟我们在二级市场的估值差不多。收购成本上升的确给我们造成了压力。”

谢子龙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随着基石资本、高瓴资本等机构的进入，医药零售行业开始洗牌，导致了这个行业进入了极其惨烈的竞争格局。

中康资讯数据显示，随着资本战的加剧，在竞争力百强榜里排名50以后的连锁药店企业成为主要争夺对象，去年被并购或控股的13家上榜企业，排名50以后的占12个。而今年新上榜的14家竞争力百强企业，都排名在后50位这个区间。

随着并购竞争的加剧，优质标的逐渐减少，而且在资本推动下，拟并购药店标收购金额大幅提高，包括吴瀚等业内人士看来，无论是对于产业资本还是PE资本，药店并购整合的风险都在加大。

以PE资本并购为例，上述资本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PE资本并购后，规模能够迅速推进，但后续的管理整合是关键，这对行业的发展影响其实很大。“收购后的整合比收购要难得多，PE没有产业背景，统一品牌、营销、进货、管理、信息系统等方面都是很大的考验。”

一半面临生死劫
尽管现在药店收购处于火爆状态，但吴瀚认为未来二三年内，药店并购会更加趋于理性，回归其药品零售的本质，“面粉比面包贵”的现象或可以得到解决。

“而且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随着医改的推进，目前药店与医院的药价正在形成倒挂，药店作为零售终端，应该更好地做好场景服务，不仅是简单的卖药场所，否则将被电商等直接替代。”吴瀚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中信证券也在研究报告中指出，随着连锁化率逐年提升竞争日趋平衡化，以及人力和房租等成本的上升，连锁扩张的难度逐年加大，未来的竞争更依赖于优秀的门店布局及精细化的门店管理。据中康资讯的综合竞争力调研，2017年百强连锁的租金成本相比上一年增长了10.7%，人工成本增长了16.9%，但毛利率和净利率却低于2012年的经营水准。

目前药店面临各种成本的增长。如人工成本的上升，目前药店配备执业药师是硬性指标，分级分类管理办法中对一、二、三类药店的药学技术人员配备标准提出明确要求，这比普通销售的支出要多，另外相关药品不断涨价导致采购成本上升，以及国地税合并后，租金、税收成本的上升等因素。

对于国税地税的合并，谢子龙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表面上看这个事与医药产业关系不是很大，但其背后的作用却对医药产业影响深远。国税地税改革以后将多出1/3左右的可调配人员，这些人更多地将从事稽查工作，包括很多药店在内都会受到稽查工作的影响。

与此同时受医改影响，医院严格控制药价，很多地方出现了药店与医院价格倒挂的现象。如今年4月浙江“两定机构”统一医保支付价，导致部分药店药品价格出现“倒挂”，定点药店与有财政支持的定点医院执行统一支付价，其他药店受到严重影响。

对此谢子龙坦言，药店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而且他更为关注的是国家药监体系改革对药店零售行业的影响。

在谢子龙看来，省以下不再有药品监督管理局，今后基层监管很可能是一些其他领域的监管部门。怎么说服他们，怎么利用专业知识去打动他们将是企业在未来面对职能部门的一个艰巨挑战。

根据现状判断，益丰大药房董事长高毅认为目前零售药店有30%要“死”掉，50%要华丽转身，也就是成为大连锁的子公司，只有20%可以长期生存下去。

不过，辽宁襄元堂医药董事长石岩却认为，44万家药店，不会“死”一半。“虽然，目前资本已经开始进入到东北地区，7月份也有大量的连锁药店被资本收购，但中小连锁不能被他们吓倒，宁可战死，也不能吓死，大家应该沉下心来，积极做连锁应该做的事。”

此前，山西孝义市德盛堂大药店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德生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达过类似观点，认为虽然中小连锁药店被挤压，但并不意味着就要被关闭、被收购，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在夹击中突围。

如李德生就利用自身的优势，在药店旁边开超市，还开饭店，开通便利卡，让药店会员既可以买药又可以吃饭、购物。“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实力进行正确评估，本地药店因为生根当地多年，还是有很多优势的，不需要害怕。”

在吴瀚看来，在一定时期后，资本都将趋于理性，而且在机构改革重组后，专业监管变为综合监管，同时飞检的频次更高、力度更强，而且合规性将更强。“规范经营也对行业长期发展而言是利好，这样也能出现更多的专业药店，不断提升药学服务。未来零售药店并不仅是卖药场所，除了作为线下渠道之外，更是大健康生态圈的入口，推进分级诊疗、签约家庭医生和预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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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门医院的玉红膏、协和的硅霜、北京中医院的红纱条、广东省中医院的疏肝降脂片、广州正骨医院的万应理伤膏……一些包装简单、价格便宜、疗效却长期受到大众认可的院内制剂成为各地医院的“金字招牌”。北京中医院的标婷维生素E乳颇有成为“伴手礼”的火热程度。

甚至一些患者不惜跨区域前去医院“求购”，兴起了一部分院内制剂加价“代购”的风潮，此前就有众多患者异地求购广安门医院对术后愈合效果显著的院内制剂玉红膏，医院售价仅为十元以内，而代购者可以以30~50元不等的价格卖给全国各地的客户，获得一定差价利润。

更不乏在淘宝上兜售各大医院院内制剂的专业商家。这些成为“网红”的院内销售的药品大都成分简单，大都来源于医院长期以来处方的积累，中药、中成药占据“半壁江山”。年头长，名声大，普遍市场认可度高。主要治疗领域集中在慢性疾病、皮肤病等。

前世今生

一位南京三甲医院药剂科工作人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道：“很多院内制剂更加注重效果，而并不太注重使用感，例如硅霜。院内制剂大都是性价比之王，走量大，种类也繁多，可以看做是对现有市场上药物的一种补充。类似碘伏、炉甘石医院选择自己生产则是因为本身需求量大、成分简单，可以降低成本。总体来说院内制剂有盈利空间值得挖掘。”

院内制剂大多来自于古方或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的经验方，经过长时间的临床检验，药效显著，通常拥有更加完备的临床试验数据，对于新药研发来说具有一定“加速剂”的作用，药企注意到其中“玄机”。然而由于跨区域限制、医保定价、多为中药、中成药等众多原因，近些年来从院内制剂出发成功走向新药上市的例子却仍是凤毛麟角，除了三九胃泰冲剂，以及“罗生门”不断的复方丹参滴丸，鲜有院内制剂实现产业化生产，成为成药，大多数的院内制剂仍如同金屋藏娇。

尽管部分明星药品广受欢迎，但总体来说，很多院内制剂面临着停产的结局。

院内制剂源于建国初期制药工业的落后，药品供不应求的局面之下，各级医院根据临床需求自行研发内部使用的药物成为院内制剂。而现存的大部分院内制剂形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至今更多情况下院内制剂成为市场上成药的一些辅助和补充，其中也不乏一些宝藏。中药院内制剂以传统的膏、丸、散、剂为主。而西药的院内制剂则以油、膏等外用制剂为主。存量到现在的产品中成药、中药、外用制剂占据体量更大。

自2005年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布实施《医疗机构制剂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规范文件，院内制剂的申报注册和配制收紧，相应的医院制剂的研发成本有所上升。在2005年以后普遍出现了一波院内制剂规模萎缩、生存困难的情境。目前一个制剂品种从申报到批准生产需要3～5年的时间，尽管对比此前研发周期和成本投入都有所增加，但与新药研发相比较仍具有一定优势。

产业化解局难

产业化能使院内制剂走出目前存在的一些规模萎缩、价格倒挂、生存困难的危局，同时通过专利转让和专利入股增加医院收入，提升科研能力。

但院内制剂寻求工业化生产的道路仍充满坎坷。

神威药业研发副总裁陈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医院制剂现阶段无法实现大规模产业化落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受到流通的限制比较多，院内制剂原则上在本院或者本院附属医院进行销售，就导致其市场扩容量有限，而使得药企介入生产的积极性不高。

无独有偶，今年两会期间，河南开封市中医院院长庞国明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管理的意见》也指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目前只能在本医疗机构内凭医师处方使用，不得在市场上销售或者通过互联网、邮购等变相销售。因此，在当前的医联体内，并未对院内制剂进行开放流通。”

基于此，他建议尽快建立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在医疗专科联盟内相互流通使用备案管理制度，以加快推进医疗专科联盟的建设。参照中医药法关于医疗机构中药传统制剂备案管理相关发展模式，建议各医疗联盟单位之间中药制剂实行备案调配制。即向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后，可在本行政区域医疗联盟内进行中药制剂的调配，跨辖区调配使用时，申请调配单位向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后，即可调配。

中药制剂生产单位应对调配的中药制剂质量负责，使用制剂的医疗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制剂的说明书使用，并对超范围使用或者使用不当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担责任。

另一方面，院内制剂存在药方涉及药品过于宽泛，更加适用于临床体系。尤其是一些中成药，在现行的新药审批程序中承担的风险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院内制剂中，中药、中成药的占比很大。中药的院内制剂属于中药处方权的一种延伸，绝大多数属复方组成，市场化之路也就同样也面临着中药新药审批的困境，难以现代西方医学理论解释清楚其药理、活性成分、有效成分等。大多数医院，尤其是中医医院进行临床前药理、毒理等基础性研究难度大。

《中医药法》于2017年7月1日正式实施，其涵盖中医药服务、中医药保护与发展、中医药人才培养、中医药科学研究、中医药传承与文化传播以及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多个方面。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中医药法》第32条将应用传统工艺配置的中药制剂由原来的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备案制的实施对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医药制剂实行备案制后，在手续上更快捷、更方便，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医疗机构配置的中药制剂前期研发的投入成本与风险，使广大医务工作者研发中药制剂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促进医院尽可能收集日常工作中的经方、验方，并将其用于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的开发，有利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起草并公布了《关于对医疗机构应用传统工艺配制中药制剂实施备案管理的公告（征求意见稿）》。

今年年初，正式明确对医疗机构应用传统工艺配制的中药制剂实行备案管理，由中药饮片经粉碎或仅经水提取制成的固体、半固体和液体传统剂型、颗粒剂，由中药饮片经粉碎后制成的胶囊剂，及用传统方法提取制成的酒剂、酊剂等医疗机构配制的中药制剂，拟由目前的注册管理改为省级备案管理，并免去临床试验相关要求。

此外也要求医疗机构应用传统工艺配制的中药制剂限于在取得该制剂品种备案号的医疗机构使用，一般不得调剂使用，需要调剂使用的，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不得在市场上销售或变相销售，不得发布医疗机构制剂广告。

相比较之前的审批制，对医疗机构应用传统工艺配制中药制剂实行备案管理，更有利于发挥中医药特色，经过时间检验、效果不错的中药制剂有可能成为申请注册新药的潜力股。对于区域流通性则仍持保守态度。

双向试水

在政策方面扫清了院内制剂发展障碍的前提下，一些药企也开始探索在院内制剂的赛道里，反向试水新药产业化更便捷的道路。

某大型药企业内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我们对于院内制剂市场化的探索并非对于现有医院院内制剂的新药开发，也会做一些新的尝试。在企业本身已经搜集到了一些中成药配方的基础上，考虑到新药开发周期长困难大的诸多问题。从而选择了先以院内制剂的形式在省份内医院面向市场。相对于普通的新药研发，院内制剂具有一定优势在于已经进行了推广，从而有更好的临床基础。而涉及的领域也是糖尿病慢性病的管理。”

上述业内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道：“药企和院内制剂的合作其实是有利于双方发展的。药企获得更适宜的新药储备，医院能够带动科研活动，提升科研水平，实现双赢。”

药企除了对于明星产品有更多的兴趣，在对于新药储备和布局方面也会有所侧重。上述药业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药企对于院内制剂的研发在安全有效的前提上，更倾向于对市面上没有同质性的产品展开针对性的开发合作。”

此外，制剂涉及的病种是不是个大病种，患者群体的实际人数，药品的广泛适用性，科学先进性以及在特定领域突破性，都会成为药企试水院内制剂领域时，综合考虑的因素。提前布局优质院内制剂，选择生产经营比较好，治疗领域比较大的品类，布局新药研发储备工作。

而在“反向”探路院内制剂的道路上，药企同样面临着院内制剂区域性流通较差的挑战。现阶段的院内制剂流通仍以省级单位为限制。法规上来说以仍省级单位进行审批，以省级单位进行申报注册。“现行的征求意见稿已经提出了跨省进行院内制剂流通的可能，但是距离最终落地仍有一段时间，需要申报主体，目前没有成功的案例。只在一个省份进行院内制剂的推广其受众群体使用半径必然有限，不利于更大程度地市场化推广。”上述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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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药企在中国的合资企业非常关注中国药品监管政策变化，在中国上市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如3至5年，请问未来在药品审评方面是否会有所调整？对于接受境外临床试验数据有哪些标准？”由印度医药出口促进委员会和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共同举办、印度驻上海总领事馆和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创新促进分会共同支持的“印中医药合作研讨会暨企业对接会”近日在上海举行，在问答环节，一位印度药企代表提出上述问题。

这代表了众多在巨大的中国药品市场门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印度药企们最为头疼的几个方面。

“印度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时存在很多疑虑，特别是对政策、市场准入规范等。”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孟冬平表示，“我相信在以后的生意往来中，还会有磕磕绊绊、不理解、误解和需求，但从医药、健康产业的国际合作来看，政府是非常关注的，印度企业不用担心。”

仿制药巨擘

“印度仿制药在美国占据很大市场，为患者提供许多低成本的药物选择。”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肿瘤学卓越中心（OCE）主任Richard Pazdur此前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但FDA在审批仿制药进入美国时非常谨慎，包括审查生产企业、试验数据、效用一致性等。从个人角度来说，我自己也吃仿制药，对于批准合法、合规的仿制药上市没有任何问题。”

自1970年印度政府颁布《专利法》，使印度药企可以合法地仿制跨国药企的原研专利药品，印度制药产业高速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药品价格最低的国家，紧接着大量出口，让印度成为“世界药房”。

中国和其他国家由此发展出了代购印度药品的产业链，近年来诸多事件和报道更让国人对印度药品产生了“廉价、优质仿制药大国”的印象。

印度工业部和商业部的数据显示，印度制药业在全球制药生产中的贡献为10%（按总量计算），2.49%（按价值计算）。2017至2018年度，印度药品出口额达到172.76亿美元，同比增长2.92%。

根据印度药品出口促进会会长Ravi Udaya Bhaskar在上述会议上提供的数据显示，印度药促会目前有超过3000家注册企业，印度药品出口超过180多个国家。其中，美国是印度最大的出口国，2017-2018年度增长率和贡献率虽有所下滑，但出口金额仍然高达51.16亿美元。

在2015-2018年间印度制药的前30大出口国中，中国排名第18位，2017-2018财年出口额2亿美元，但却是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17-2018年度增长率37.52%，仅次于30位的印度尼西亚（44.82%）。

同为仿制药大国，中国与印度药业的“龙象之争”在医药产业也一向是热点话题。

据EvaluatePharma 数据，从2006-2016年，全球各区域的仿制药市场销量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北美市场体量从52%升至70%，欧洲从47%升至62%，亚洲和澳洲则从74%轻微下滑至71%。据其预测，从2017年至2022年，全球仿制药市场将以6.5%的复合增长率、从2017年的840亿美元增至2022年的1120亿美元。

如果从出口全球及美国的仿制药体量来比较，中国不及印度。根据瑞银证券发布的《印度制药·评估来自中国制药公司的竞争》报告显示，“一些领先的中国公司正试图在美国推出复杂的仿制药产品，但我们认为它们不太可能成为印度制药公司在美国市场的重要竞争对手。印度制药公司规模更大，复杂性曲线更高，与美国经销商的合作更有利于他们。但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可能会对生物仿制药构成威胁，因为他们在研发和资本支出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

除了未来在生物制药上的机会，印度原料药生产厂家仍然大量依赖于从中国进口中间体生产制剂，将近60%～70%的中间体需求不得不依赖中国。2017-2018年度，印度从中国进口的原料药及中间体为20.55亿美元，其余为药品制剂与生物制药（1.28亿美元）、外科（6621万美元）和Ayush及草药产品（92万美元）。

落地难题

自2016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医药市场，对于印度药企来说也是块巨大的蛋糕。在上述对接会上，有数十家印度药企代表出席。

印度药企Dr. Reddy’s Lab代表Satheesh Kumar提供了一组数据，2017年印度药业霸主SUN在印度市场占比8%，第二、三名分别为Abbott（6%）、Cipla（5%），均是最早一批进入美国市场的仿制药公司。Dr. Reddy’s Lab排名15，占比2%。

但Satheesh Kumar表示，“Dr Reedy’s已经进入中国20年，应该是目前在中国最大的印度制药公司。”据其介绍，1990年代末进入中国市场时，在昆山成立了合资企业，目前在所有外国药企中排名49位，在中国医药市场排名235位。产品在28个省的医院销售，设有北京代表处，负责进口印度产品在中国的注册工作，也是印度最大的向中国出口药品配方的公司。

“目前我们企业员工大约有700多人，只有3个外国人。2017年在中国的销售额超过5亿元人民币。2010年以后，我们开始在中国申报药品进口注册，2014年在中国上市了第一个进口产品。”Satheesh Kumar认为，印度药企的机会和优势在于，中国近年来药品审评审批加速，且加入ICH以后规则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印度药企与欧美标准接轨多年，经验成熟，“中印两国政府和企业合作越来越频繁的环境下，印度企业能够提供更多患者可负担得起的高质量仿制药。”

Satheesh Kumar强调，Dr. Reddy’s在中国有一支庞大的团队来处理多种产品的注册工作，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目前印度药企们进入中国市场的难点和痛点。

国药控股国际贸易部杨文哲认为，印度企业可能会有“中国市场看起来很大，但是抓不住、摸不着的感觉”，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市场究竟需要什么药品？二是中国市场怎么进入？如何跨过市场准入、完成注册、进入市场？三是都是经过注册的药品，如何把药品卖好？”

孟冬平也建议印度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时，要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避免水土不服；认真研究中国政策，根据中国市场规则办事；在遴选产品方面更要郑重选择，避免同质化竞争。

在药品选择上，印度药企以仿制药见长，同时中国也有非常强的仿制药基础，印度企业在开拓中国市场时，无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品种和市场上的冲突。杨文哲认为在原研药和未被临床满足的一些药品上，尤其抗肿瘤、儿科和罕见病，以及新给药途径、更适合临床需求上有更大机会。

在准入方面，注册时间长、要求高、对法规了解不透彻、费用和临床试验等问题也是落地一大难题。但随着监管部门去年以来的一系列提速，7月10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接受药品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技术指导原则》等政策的发布，中国医药行业与国际标准接轨更近一步，对于印度药企准入是一大利好。

在市场销售方面，印度药企则面临着本土药企的强竞争环境，且在公立市场招标中质量层次与国产药品没有区别，一些终端医生和患者对印度药品知之甚少、认可程度有限。

上海沪源医药董事长刘顺礼表示，建议印度药企多关注地域文化和相应的用药习惯，如欧洲美国用量大而中印用量少的品种，如老年痴呆、偏头疼等类别。“品牌和价格上，建议进入中国市场的印度企业先将品牌定位在中国一流企业之下、二流企业之上。药品的价格与品牌定位相适应，再耐心经营、长期投入，逐步增进中国民众对印度药品质量的了解，再以符合市场定位的价格逐步积累市场份额。”

上海沪源医药是最早代理印度药品入华的公司之一，据其官网介绍，2004年，沪源开创了医药行业新模式，“即通过自选产品并承担全部注册费用的方式将印度原料药引入国内。2018年，沪源已有IDL（《进口药品注册证》）品种33个，已申报在审评品种接近60个。70%以上印度原料药生产商与沪源有过业务往来。”

刘顺礼认为，“在销售方式选择上，进入中国市场的初期以独家代理为好，可避免多代理打乱生产商制定的秩序而降低品牌的评价，可减少管理中国代理商的成本，也能够更好地制定销售政策、积累市场中长期资源。亚洲文化对家庭、亲情的观念比欧美更强，使中国的区域性市场，如一个县城，在药品供应上是相对稳定的。处理好区域代理的利益分配，是印度制药商选择代理商的首要工作。”

govyvy

北京时间8月26日凌晨，第八届DOTA2国际邀请赛（简称TI8）的总决赛在加拿大温哥华打响。最终在经历了近6小时的五场鏖战之后，来自欧洲的OG战队以3：2的成绩战胜了来自中国的PSG.LGD战队，成功捧起TI8 冠军奖杯。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DOTA2国际邀请赛再次突破了此前自己创下的总奖金记录，最终奖金超过2553万美元，而这也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电竞赛事的最高总奖金。基于此，OG战队在夺冠之后获得的奖金数也将超过1000万美元。

虽然中国的战队最终未能如愿夺冠，但是另外一则消息足以打消中国玩家的失落。在TI8决赛现场，DOTA2研发商Valve宣布，第九届DOTA2国际邀请赛将在中国上海举办。据记者了解，截至目前，除第一届和第八届外，其余DOTA2国际邀请赛均在美国西雅图举办。

TI9移师上海，意味着中国的DOTA2粉丝明年将告别时差，不再需要熬夜观看比赛，同时，对中国的DOTA2战队而言，主场作战也意味着更大的压力。不仅如此，这一全球奖金最高的电竞赛事登陆中国，也将检验中国对顶级电竞赛事的承办能力。

偶数年夺冠神话破灭

对于中国的DOTA2玩家来说，TI8是遗憾收场，因为“中国队伍偶数年夺冠”的神话没有延续下去。在TI8之前，中国的DOTA2战队共获得三次冠军，四次亚军，而且巧合的是，夺冠均发生在偶数年，所以今年，玩家们对中国的战队也同样抱有极大的期望。

虽然比赛远在大洋彼岸的加拿大，但现场依然能看到数量众多的中国观众，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目的却都只有一个，就是为中国的DOTA2加油。一位中国选手在接受采访时便表示，在赛场上看到中国国旗，听到中国观众的呐喊，会让自己内心充满一股力量，去更好地完成比赛。

北京时间8月27日零点刚过，LGD战队的中单选手路垚发了一条微博，称“就像做了一场很久很久的梦，梦的过程很开心，结局很难受。多希望一觉醒来是我们刚刚来温哥华的那天，吃饭的时候我把这个故事讲给队友们听。”

路垚与其他四位队友距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但竞技体育的残酷就在于此，主角似乎永远只有一个。不过，整个TI8的比赛，LGD的表现已经足够优秀，这一点毋庸置疑。

在总共18支参赛战队中，有6支来自中国，但小组赛结束的时候，只有LGD还保留在胜者组，剩下的有4 支在败者组，另外一支则早早被淘汰。按照DOTA2国际邀请赛的赛制，处于败者组便意味着站在淘汰边缘，除非一直胜利才能走到最后，而胜者组的队伍若输了，还有进入败者组继续比赛的机会。

败者组比赛进行到第二轮的时候，该组的4支中国战队均被淘汰，而LGD在胜者组的前两轮均以2：0战胜了对手，成为仅剩的中国战队。在总决赛的前一天，LGD与OG在胜者组决赛中交手，OG以2：1险胜，LGD掉入了败者组。但经过在败者组的一番血拼，LGD最终又重新回到了总决赛，可OG战队技高一筹，最终以3:2战胜了LGD战队。

值得注意的是，在总决赛当天，LGD共进行了7局比赛，从早上10点半开始，一直到晚上8点半结束所有比赛。一位在现场的电竞领域从业者告诉记者，这么长时间的比赛，对队员的心态和体力都是一种考验，更何况LGD除了自己对冠军的渴望外，还肩负着中国玩家的期望。

赛后，很多中国观众等候在LGD战队的大巴前，当队员们出现时，他们依然为之呐喊、鼓劲。LGD队员徐林森在微博中写道：“其实没什么，被打倒再站起来就行了。有输有赢才是电子竞技的魅力嘛，来年的我，还会变得更强。”

此外，OG战队的登顶也颇具励志色彩，因为今年5月份的时候，战队曾险些被迫解散，然而临阵建立的新阵容却助力他们走上了最终的梦想舞台。

TI9登陆中国

在得知明年的TI9将在上海举办时，一名DOTA2铁粉兴奋地告诉记者，终于可以在中国观看DOTA2的国际邀请赛了。

事实上，这也代表了众多中国DOTA2玩家的心声。一直以来，中国地区有着浓厚的DOTA2文化氛围和庞大的DOTA2玩家数量，三冠五亚的成绩更是冠绝各大赛区。因此，能亲身前往DOTA2国际邀请赛现场观赛，几乎是每位中国DOTA2玩家的梦想。

据记者了解，截至目前，中国地区的DOTA2玩家数量仅次于俄罗斯和美国。但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若计算赛事的观众数量，那中国地区肯定是全球第一。

Valve将TI9放在上海，也是基于对中国乃至亚洲地区玩家的重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完美世界作为DOTA2在中国地区的运营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完美世界CEO萧泓告诉记者，将DOTA2国际邀请赛引进中国，完美世界做了很久的努力，他们要向Valve证明，中国已经具备举办该赛事的能力，同时，在中国举办对DOTA2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萧泓认为，DOTA2国际邀请赛已经是全球最高水平的电竞赛事，它对整个电竞产业的发展都有借鉴意义。而中国的电竞市场近些年得到了高速发展，是有希望成为中国引领世界的一个领域。

事实上，DOTA2经过多年的运营已经摸索出一套成熟的竞技体系，包括通过玩家众筹的奖金制度，让TI比赛从2014年奖金便超过千万美元；此外，除了全球邀请赛外，Valve还参与构建了多个官方区域联赛，这使得整个DOTA2的赛事体系相对丰富。而成熟的赛事体系和高额的奖金，无疑是战队和职业选手长久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

回顾本届DOTA2国际邀请赛，除了激烈的赛事外，Cosplay秀、舞蹈及音乐表演等丰富了玩家在现场的观赛体验，而Open AI与人类直接的团体对抗表演赛，则前所未有。

记者注意到，正是本届DOTA2国际邀请赛将人工智能与电子竞技密切联系在了一起，使得赛事整体更具备话题性的同时，观赏度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连续性的突破与奖金再创新高，证明了DOTA2在世界范围内愈发高涨的关注度，也代表着电竞赛事已被越来越多的受众所接纳、认可。明年将在上海举办的TI9，注定会成为中国电子竞技的一场盛会。

govyvy

8月28日，中国恒大发布2018年度半年业绩，多项利润指标创新高。

上半年，恒大实现净利润530.3亿，净利率17.7%，同比增129.3%；核心利润550.1亿，同比增101.5%；核心利润率18.3%，同比增3.8个百分点，归母净利润达到308亿，超过了中海。

自2017年来，过去一直以规模取胜的恒大放缓了增长速度，转而注重规模和效益的平衡。

转变发展战略的恒大持续去杠杆、降负债，提前赎回千亿永续债，并引入三轮战投，为净利润增长提供了空间。

利润大涨的秘密

恒大总裁夏海钧表示，利润大增的原因，首先在于超前锁定低价土地储备的战略。

半年报显示，恒大土地储备达3.05亿平方米，土储成本为1683元/平方米，龙头房企中最低。“这些年恒大积累了大量优质的土地，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前十大上市公司楼面价最便宜也是三四千元/平方米。”夏海钧表示。

他进一步介绍，在提前储备了大量低价土地的基础上，恒大平均每个项目建筑面积是37万平米，都是大项目，一期开发完了以后，二期、三期有了完善的配套，楼面价是锁定的，销售价格是增长的，建筑成本略为增长，利润自然就提升了。

从恒大的销售单价来看，从2012年的六千多/平方米一直涨到今年的一万多/平方米，但楼面单价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

其次，恒大采用统一规划、统一招标、统一配送的运营模式控制成本，降低销售、管理、财务“三费”。公司半年报显示，上半年销售管理费用率同比下降近两个百分点。

永续债的偿还在去年年报中就引人注目。恒大执行董事、首席财务官潘大荣表示， 1129亿元人民币的永续债的提前偿还，释放出巨量利润空间，也带动了净利润的增长。

从财报来看，恒大上半年销售3042亿，同比增长24.6%，比碧桂园少了逾1000亿，与万科基本持平，但营收则较2017年同期上升59.8%至人民币3003.5 亿元，是碧桂园、万科的1318.9亿、1059.7亿的两倍到三倍。

夏海钧表示，未来，恒大将进一步优化全国布局。目前已进入全国228个城市，项目总数822个。随着房地产市场分化加剧，恒大将重点深耕一二线，目前一二线城市土地占比68%。

重组回A持续推进

谈及重组深深房回归A股的进展，夏海钧回应称，虽A股房地产IPO基本停掉，但是恒大回归A股和房地产企业IPO有本质上的区别。

他表示，此次回A是深深房进行国有企业混改，符合国企改革大方向，公司跟证监会保持顺畅沟通。

此外，与其他企业发行新股、进行企业融资不同，恒大完成资产受让以后借壳上市，不需要进行资本市场的资金募集。恒大表示，目前A股市场波动较大，公司在等待合适时机进行重组上市。

此次回A对恒大的派息亦有影响。早前中国恒大宣布拟派发2016年度、2017年度两个财年股息，总额超过147亿元。限于之前回归A股的政策要求，恒大地产的评估日挪到2018年。夏海钧称，恒大未来的派息政策将保持稳定。

股价也是关注的焦点之一。夏海钧在发布会现场表示，恒大的增长空间远远没有释放出来，当前市盈率仅有5倍左右。若像碧桂园7倍市盈率，恒大市值将达到5200亿港元；若像万科13倍市盈率，恒大市值将接近万亿港元。

govyvy

快乐的加菲猫

额滴神呀，以为今天终于可以避免“肉弹”袭击，最终还是被------辣到了

govyvy

快乐的加菲猫 发表于 2018-8-29 15:57
额滴神呀，以为今天终于可以避免“肉弹”袭击，最终还是被------辣到了

肥猫，今天拿你烩土豆，哈哈哈哈哈哈哈

快乐的加菲猫

govyvy 发表于 2018-8-29 18:43
肥猫，今天拿你烩土豆，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是好学生，毛主席说了----------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窃以为，此道菜才是我等红五毛最爱的菜）

govyvy

中弘股份(000979)与加多宝，一对难兄难弟，上演一出“狗血”的剧情，23万中弘股份股东被忽悠。中弘股份(000979)是一家位于北京的房地产开发商，逾期债务超过50亿，早已跌成仙股，已经处于生死时刻。而加多宝集团是在香港注册的“凉茶大王”，曾经是行业里无可争议的王者，但近年来经营每况愈下。“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两家公司，就是这样一南一北，在8月28日上演了一场“闹剧”。

事情应该从2018年8月27日晚间说起，中弘股份(000979)发布公告称，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弘集团、加多宝以及银谊资本共同签署了《债务重组及经营托管协议》。三方一致同意，由加多宝以及银谊资本对中弘股份及中弘集团进行债务重组，以完善资本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方向。同时加多宝以及银谊资本对中弘股份以中弘集团注入优质项目，提供流动性支持，帮助中弘股份以及中弘集团化解面临的债务危机。

据中弘股份的公告显示，加多宝2015年至2017年未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100.4亿元、106.3亿元和70.02亿元，净利润分别为-1.89亿元、14.89亿元和-5.83亿元。截至2017年底，加多宝资产总计127.15亿元，负债131.68亿元，债务超过总资产4.53亿元。

在中弘股份的公告发布后，加多宝也立刻发表了声明，称中弘股份所述有关加多宝的经营情况及财务数据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虽然加多宝否认了业绩数据，但并未对外公布真实的数据。而中弘股份在加多宝否认业绩后，再次发布公告称，加多宝经营情况和财务数据由加多宝提供给中弘股份，中弘股份已在公告中如实作出披露。

行业分析师认为，此次事件中最受关注的仍是加多宝的业绩数据。一直以来，加多宝都以凉茶第一品牌自居如果中弘股份所披露的数据属实，那么加多宝实际上已风光不再。

而在2018年的终端市场，加多宝面临严重的危机。纵观加多宝近年来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对外深陷与王老吉的巨额诉讼赔偿；创始人陈鸿道在外潜逃，只能遥控指挥加多宝。与此同时，加多宝的中高层频繁离职，内部动荡不断。而在合同伙伴方面，原本关系密切的中粮包装(00906)和奥瑞金(002701)，均对加多宝提起了诉讼，前者是在向加多宝提供资金，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商标股权，对加多宝“翻脸不认账”的做法提起了诉讼，而后者则直接要求加多宝以股权换取债务。

易狩财富分析团认为在此背景下，加多宝如何实现上市的目标、如何解决内外交困的局面仍是未知数，但可以肯定的是，如今的加多宝已没有了往日的辉煌。现在加多宝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内部管理，加多宝在内部管理上存在很大的弊病，如果不能很快平息自己的麻烦事，很难走出困境。根据2018年三月加多宝的计划，加多宝未来的战略目标为：二次创业、开源节流、整合优势资源、三年内实现公司成功上市。以目前加多宝的市场情况，需要一支稳定的团队并稳固根基。加多宝缺乏好的合作团队，导致企业无法形成凝聚力，加多宝应对市场的拉力被抵消太多。对加多宝而言，能够起到稳定人心与市场信心的作用。

govyvy

自从8月20日上证综指盘中探底2653.11点以来，沪指在本轮反弹中已收复上百点失地。又到了考验多头敢不敢追、空头敢不敢等和卖方研究员敢不敢喊的关键时刻！

　　国泰君安固收团队今日发表了一篇名为“A股熊市反弹的轮回和宿命”的研报。我们来给这篇研报划划重点：
　　“目前A股上涨才刚刚开始，走的是估值修复的逻辑，后续随着市场做多情绪进一步升温，可能见到A股较大级别的反弹行情出现。”“对于本轮股市的反弹要有想象力，这一轮反弹将大概率演变为一次中级的吃饭行情。”

　　具体来看，该团队总结分析了2002年-2005年、2008年-2014年以及2015年下半年三次熊市中的反弹规律，认为即便长期熊市也有涨幅可观的吃饭行情，且超额收益更多体现在中小创。

　　报告进一步指出，2018年以来，A股尚未见到像样的大级别反弹，四次弱反弹中，主要指数表现几乎平分秋色。而随着市场情绪修复，政策不断加码，以及前期导致市场暴跌的主要利空逐渐消弭，A股有可能出现较大级别的反弹，且中小创的弹性会导致其有获得更大超额收益的可能。

　　与该观点遥相呼应的是国泰君安李少君策略团队的另一篇研报。

　　在“调结构，迎金秋”的策略报告中，李少君策略团队表示当下市场成交量持续低迷，或显示市场情绪趋于平稳。三条风险主线均出现边际积极变化，加上经过持续回调，目前市场估值水平已处于历史低位，风险偏好提升驱动的9月金秋行情有望展开。

　　既然手下的分析师都这么说，那国泰君安研究所的掌门人黄燕铭又怎么看呢？今天上午10：38，一般不轻易公开发声的黄所长在微博上说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中国经济过去处于8%、甚至更高的经济增速，现在回落到7%左右增速的新常态时期，那经济8%一定是牛市吗？不是的，经济7%一定是熊市吗？不是的，而是在于8%和7%的时候，人的内心是什么样子的。

　　经济增速下来的时候，人们的内心世界其实是有严重的变化的，我们来看一下，当经济在8%的位置上，但是经济8%快要撑不住的时候，人的内心是什么样？是恐惧的。但是经济真的掉下来了，到了7%以后，刚开始人们的内心是失落的，但之后，大家想到在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在7%左右是一个常态，这个时候人们的内心会变成坦然接受。

　　这种内心世界的变化就会反映到股票市场上来，所以股票市场的指数波动并不是8%和7%这些数据的反映，真正变成大盘走势的是当人们看到8%这个数字，和看到6.5%的数字的时候，人们的内心感受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说8%的时候指数就高，6.5%的时候指数就低？8%的时候就应该是牛市，6.5%就应该是熊市？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大家自己体会一下~
　　除了国泰君安，还有部分机构未明言反弹预期，但认为当前市场已经释放出积极的信号。

　　兴业证券表示政策预期提升、估值水平处于底部区域、流动性边际改善都证明积极信号正在不断积累。

　　安信证券策略团队则梳理了2008年至2017年间出现的5次成交额极低的历史时刻，得出结论在此前的5次成交额低点中，有3次A股在随后的不久触碰大底，并且5次反弹中，中小市值股票表现最为突出。

　　当然，市场上也有不那么乐观的声音。

　　中金公司认为，从市场情绪指标、绝对估值水平、偏长线资金入场预期来看，目前A股市场已经具备中长线投资价值。但短期上涨逻辑不够明晰，缺乏持续反弹的催化因素。

　　天风证券表示，估值层面看，尽管当前估值已经到历史低位，但不意味着能立刻均值回归；业绩层面看，经济周期下行趋势下，业绩增速极有可能进一步回落。因此天风证券建议投资者不过度悲观，但未来一段时间内，市场何时能走出底部区间，还需进一步等待更有力的市场催化剂来促成。
　 .中.国.证.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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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多个化工产品价格轮番上涨，一批上市公司享受“涨价盛宴”

　　8月29日，全球最大的涤纶长丝生产企业桐昆集团再次上调涤纶POY的价格，最新价格12360元/吨，较一周前上涨了650元/吨。

　　这只是近期多个化工产品轮番涨价的一个缩影，从TDI到甲醇，从涤纶长丝到粘胶短纤，涨价的风潮已蔓延到了多个化工产品的领域，一些相关上市公司因此享受着由行业高景气度带来的“涨价盛宴”。

　　TDI价格“蓄势待发”
　　尽管9月份是TDI销售旺季，但整个8月里TDI的价格却呈现出小幅微跌的反常走势，这让市场上此前一直看好TDI上涨的贸易商们变得小心翼翼起来。

　　此前的7月份，TDI经历了一波凌厉的涨势，从阶段底部16000元/吨左右一路涨至30000元/吨左右，用了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后就进入高位盘整，目前维持在31000元/吨的水平上。

　　在多数从业者看来，这一波始自去年的景气周期还远没有看到结束的迹象，因此许多人对TDI的未来走势抱有“谨慎乐观”的心态。

　　TDI产品全称甲苯二异氰酸脂，主要用于软泡、涂料、弹性体和胶粘剂。TDI的生产投资成本高、技术难度大，具有较高的资本和技术壁垒。

　　目前，国内共有6家TDI生产企业，合计产能84万吨，其中沧州大化、福建石化、甘肃银光、烟台巨力分别为15万吨、10万吨、10万吨以及8万吨，两家外企科思创和巴斯夫在中国的产能分别为25万吨和16万吨。

　　甲醇疯狂炒作
　　进入8月以来，甲醇的持续涨价首先体现在期货市场上的炒作，其主力合约1809从1850元/吨附近迅速拉升至最高3295元/吨，进而带动了二级市场上对相关概念股的一波炒作。

　　对于近期甲醇价格上涨的原因，国内甲醇生产商之一的新奥股份在互动平台上曾公开表示，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国内甲醇库存处于低位。未来随着需求旺季的来临，采暖季环保限产等多重因素将继续利好甲醇价格上涨。

　　有分析人士表示，近期甲醇上涨的主要逻辑就是港口低库存，且由于国内、国外两条进货路线均发生困难，导致短期低库存现象难以改变。

　　绦纶供应依然紧张
　　今年以来，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不断上涨，绦纶长丝的价格也一直在持续上涨中。

　　这甚至引发了下游经编厂家与上游绦纶长丝企业的尖锐对立，浙江桐乡等地的经编商会一度对外发布停产倡议书，公开宣称要以停产放假来共同抵制上游的“不合理”涨价。但这一“要挟”显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在最近的半个多月里，绦纶长丝的涨价幅度达到12.23%。

　　有机构研报指出，目前全国绦纶长丝企业的平均开工率为83.2%，库存压力并不大，FDY与POY库存分别为4.5天和0天。目前涤丝厂家的开工率维持高位，部分POY工厂出现负库存，整体而言，供应面呈紧张状态，其市场价格也将继续维持高位。

　　粘胶短纤价格回暖
　　与其他处在新一轮涨价周期的化工品不同，粘胶短纤的价格上涨更多的是一种“恢复性上涨”，由于下游行业逐渐进入生产旺季，粘胶短纤行业的景气度也正处于逐渐回暖的态势。

　　进入8月下旬以来，粘胶短纤市场呈持续回暖趋势，主流产品的市场报价较月初均有500元/吨以上的涨幅，目前的主流报价在14500元/吨左右。而主力生产厂家的报价也不断上调，其中作为行业龙头的三友化工出厂价已上调至15000元/吨，较去年三季度的出厂均价涨幅在9%左右。

　　从整个行业来看，粘胶短纤市场到年底将有75万吨新增产能投产或复产，国产溶解浆市场下半年预计投产60万吨，溶解浆和粘胶的应用比例是1.1:1，市场对进口溶解浆需求仍有提升。

　　从行业龙头来看，三友化工今年新投产的功能性、差别化粘胶短纤维项目两条生产线已完成投料试车，很快将会正式投产。届时公司在粘胶短纤方面的产能将达到70万吨/年，将进一步巩固其行业龙头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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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个税改革开了好头 民众期盼"公平税负"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题：个税改革“开了好头” 民众期盼“公平税负”——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热议修改个税法决定草案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29日分组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草案。历经6月份初审和随后一个月的公开征求意见，这部关系亿万纳税人福祉的税法草案再度接受公开审议更好倾听民意。

　　“基本减除费用标准缘何要一刀切？”“子女出国费用能否抵扣？”“买房贷款利息如何申报抵扣？”……问题和关切背后，是纳税人对税收法定和公平税负的期盼。 　“个人所得税制度的一次突破性改革”
　　尽管分组审议时与会人员围绕百姓关切广泛热议，但总体认为此次个人所得税改革力度非常大，方案日趋成熟，建议尽早通过。

　　“我认为修改后的草案已经比较成熟，赞成这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且尽快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说， 此次修改个税法是落实党中央改革决策有关部署的重要举措，草案注重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调节收入分配格局。与之前历次修改相比，此次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是个人所得税制度的一次突破性改革。

　　与会人员认为，此次个税法大修亮点不少，为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打下良好基础，可以说开了好头。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蔡继明认为，此次修改个税法两点值得肯定，一是提高了“起征点”，二是实现由原来分类计税向分类和综合计税转变。

　　不过，也有与会人员认为，提高“起征点”对工薪阶层是好事，但每月5000元标准还是偏低，建议在今后实施过程中结合配套改革不断调整优化。

　　王教成委员建议，建立个税“起征点”的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民收入变化需求，确保税负顺应经济发展大势动态合理调节。全国人大代表颜宝玲则提出，考虑到全国各地经济发展差异，建议不宜在个税征收标准上实行“一刀切”，应按地区发展水平细化各地的起征点和税率。

　　“法律出台了，如果细则没跟上，会产生一些误读”
　　分组审议中，最受关注的是此次修法的新亮点——专项附加扣除。

　　决定草案明确，专项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支出，具体范围、标准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确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新华说， 相比草案一审稿，决定草案一个很重要变化，是对专项附加扣除的提出和实施整体流程作出法定安排，这既符合国际惯例，也符合税收法定原则。

　　“商业化教育是否可以扣税？”“子女出国费用能否抵扣？”“买房贷款利息如何申报抵扣？”包信和委员抛出一系列问题说：“法律出台了，如果细则没跟上，会产生一些误读。”他建议，法律通过出台的同时，国务院应尽早公布细则，确保税法平稳实施。

　　郭雷委员认为，个税法草案对个税“起征点”设立全国统一标准是合适的，但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建议根据不同地区生活水平、抚养赡养水平、居住城市水平制定，并明确路径和条件。

　　杨震委员建议，国务院制定具体方案时可参考国外比较成熟的做法。如在美国、日本，制定子女教育专项扣除细则不问家庭具体收入，只要有一个子女在教育阶段，就按一个定额进行扣除，如此操作比较简单，也能避免钻空子，希望国务院相关部门能尽快明确专项附加扣除方法。

　　对于个税税率问题，不少与会人员建议，应伴随改革推进进一步配套优化税率结构。来自基层医院的全国人大代表雷冬竹说，现在一个博士后或院士的收入动辄超过百万，最高税率定得太高不利于留住人才。“专家留不住，病人往北京、上海赶，老百姓看病就难。”
　　“为纳税人年终报税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或许不久的将来，更多纳税人会习惯在年终进行个税申报。

　　改革后，现有的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为主的模式将变为平时预扣预缴，年终汇总申报、多退少补的模式。

　　“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希望税务机关能够为纳税人年终报税提供更便捷的服务。”郑功成委员说，修法的同时，行政机关要配套改革为纳税人提供更有效服务。

　　“怎样提高信息化征管水平，完善个人所得税信息系统，能否做到在互联网上自行申报、自行计算？”全国人大代表苑广睿说，以后税收征管既有代扣代缴，又有自行申报，难度很大。

　　韩晓武委员也建议进一步提高税收征管能力建设，让该收的税能真正收上来。

　　“现在去一些餐馆吃饭，你如果不要税务发票，店主就可以给你两个易拉罐饮料；在建材市场买建材，你如果要税务发票，他就不给你打折了。”韩晓武委员说，这些已经成为潜规则，背后是税收的流失。

　　个税制度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不少与会人员认为，一方面应借助修法加强税收宣传，加强税收征管，完善税收服务，提高人民群众的税法遵从度和满意度；另一方面，应围绕人民群众关切的热点问题，结合征管和配套条件完善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更公平公正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新华社韩洁,郁琼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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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常委审议个税法二审稿 常委委员建议提高起征点
　　人大常委审议个税法二审稿常委委员建议提高起征点
　　由于细则不明确，围绕专项附加扣除有诸多猜测。有分析认为，几项专项附加扣除加总可抵扣的额度可能在2000元左右，有分析认为不会超过5000元（基本费用扣除标准）。

　　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了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这是继6月22日之后，人大常委们第二次分组审议个税修正草案。

　　二审稿维持一审稿起征点（即基本减除费用标准）5000元/月（6万元/年）不变，综合收入适用的超额累进税率结构也维持不变，专项附加扣除细则仍有待国务院确定。

　　相较一审稿，二审稿对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延续了部分现行个税法的费用扣除、优惠政策，新增规定“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收入减除百分之二十的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稿酬所得的收入额按百分之七十计算”；新增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等。

　　这部涉及所有人利益的法律，引发常委们热烈的讨论，围绕起征点、税率、专项附加扣除的建议依然很多。有委员建议提高起征点，建立起征点动态调整机制；建议专项扣除办法由人大确定，建议国务院同步公布细则，建议增加抚养子女专项附加扣除等。

　　建议动态调整起征点
　　时隔七年后，个税法再次迎来修正，起征点从现行3500元/月提高到5000元/月，引入综合税制，对四项劳动收入按年综合征税，统一适用3%-45%七档超额累进税率，扩大了较低三档税率级距，并首次引入专项附加扣除。

　　这系列安排有望为中低收入人群带来减税，随着四项收入综合纳税并统一适用累进税率，部分高收入人群税负可能会提高。不少分析认为，个税法修正草案二审提交表决并通过的可能性很大。

　　一审时，人大常委们提出了诸多问题和建议，包括追问起征点为何定在5000元，建议提高起征点，建议降低45%的最高边际税率并优化税率级距，建议按照税收法定原则细化专项附加扣除，探讨如何确保专项附加扣除的公平性和可操作性等。这些问题在二审依然被热议。

　　“我本人原以为，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出来以后会得到很多人的拥护和称赞，这是我上次审议时个人的一种预期，特别是个税征税的起点，由3500元/月提到5000元/月”，委员孙建国表示。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孙建国听到三个反映，概括为三句话。第一，早就该修正了！第二，起征点还是低了，还应该提高。5000元/月起征点，特别是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起征点太低了，很多生活比较困难的人在税收上还有负担。第三，人大常委会应该在个人所得税、遗产税、房产税上加快推进步伐。

　　“个税制度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表示，这次个税法修改关注度比较高的两个点，一是起征点的问题，能不能进一步提高；二是最高边界税率的问题，能不能适当降低。这两个问题争论比较大，有一些意见建议也是有道理的。

　　王东明赞成宪法和法律委员等相关同志的意见，建议继续推进个人所得税制改革，适时提出逐步扩大综合征税范围，完善费用扣除，动态调整起征点，优化税率结构等。

　　王教成委员附议专委会委员提出的“建立动态调控机制”，对减除费用的高低众说纷纭，要等各方面意见完全一致以后再来通过这部法，不太现实。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应尽快通过并实行，建议建立好起征点或者减除费用的动态调整机制，确保税负顺应经济发展大势、动态合理调节。

　　抓紧落实专项附加扣除细节
　　个税法此次修正，新增了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赡养老人支出专项附加扣除。

　　但二审草案明确，“专项附加扣除、其他免税所得等由国务院确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意味着操作细则尚不明朗。

　　“社会上和有关专家提出了很多意见建议，希望认真予以研究。专项附加扣除的范围、标准和实施方案由国务院确定，还要报全国人大备案，时间已经很紧了。希望抓紧时间早点制定方案，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报全国人大备案，以便于个税法从明年1月1日开始能够顺利地实施”，徐绍史委员指出。

　　由于细则不明确，围绕专项附加扣除有诸多猜测。有分析认为，几项专项附加扣除加总可抵扣的额度可能在2000元左右，有分析认为不会超过5000元（基本费用扣除标准）。

　　宋琨委员指出，税前专项附加扣除项目的数额怎么掌握？如果这个问题不明确的话，这部法可能会打折扣。

　　“我的建议是，在法律通过出台的同时，国务院应该将细则公布出来，这样才能比较平稳，法律才能比较好地实施”，包信和委员指出。

　　这些重大民生支出的专项附加抵扣，具体如何操作，如何更公平合理，成为分组审议的一大焦点。

　　包信和委员指出，比如说子女教育扣税，到底是义务教育支出部分，还是商业化教育也可以扣税，或者送子女到国外是否可以扣税，这些都需要明确。

　　杨镇委员建议进行定额扣除。比如子女教育支出，不问家庭具体的收入，按定额扣除，操作比较简单，也避免钻空子。赡养老人支出，也可按定额来处理，如果是几个子女共同赡养便进行分摊。

　　专项附加扣除比较复杂，可能造成不公平，能否直接提高起征点？二审分组审议时仍有这样的声音。李飞跃委员建议，对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支出的专项附加扣除再研究，可考虑通过提高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来体现住房支出项目的要求。

　　李飞跃指出，这个政策不能全面反映住房支出的全貌，有政策上的漏洞，也会增加不公平的现象。全国各地房价差距很大，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支出专项扣除项目会导致税负区域不公平，房价高的地方，贷款利息高，专项扣除多，有可能反向推动房价上涨。有的人住豪华别墅，贷款利息房租高，反而缴纳个人所得税少，造成纳税人个体间纳税不公平。另外，住房支出存在全款支付，仅将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支出纳入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不够全面，不能合理反映纳税人的扣除项目。

　　在一审分组审议时，部分委员提议增加赡养老人、赡养子女专项附加扣除。二审分组审议，仍有委员指出“子女教育”不够全面，建议增加抚养孩子专项附加扣除。

　　沈跃跃副委员长建议，目前草案的子女教育覆盖不了抚养，二孩政策以后很多家庭因为抚养成本过高，经济压力大，而处于观望状态。要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建议在个税法中将婴幼儿的抚养或者孩子的养育支出纳入专项附加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将在个税法实施条例中加以明确。据新华社报道，相关部门正抓紧细化政策，会适当考虑地区差异，但公平起见，将主要采取限额或定额扣除办法，而非据实扣除。在政策设计上，尽量实现个体报税的便利化。(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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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财政部：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多地学习隐性债务问责办法： 终身问责 倒查责任

　　财政部：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中国财政部：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中国财政部部长刘昆28日在北京说，要依法依规管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妥善化解隐性债务存量。省级政府对本辖区债务负总责，省级以下政府各负其责，重点加强对高风险地区债务化解力度。

　　受国务院委托，刘昆当日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作《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报告从五方面回顾了落实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预算决议的情况，包括着力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在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方面，刘昆介绍，一是积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组织核查部分地区违法违规举债担保问题并按规定严肃处理，公开通报一批典型案例。进一步完善监管政策，从规范金融企业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加强对企业发行债券的监管等方面入手，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

　　二是大力支持脱贫攻坚。1月至7月全国财政专项扶贫支出2244.52亿元（人民币，下同），增长38.9%。中央财政补助地方专项扶贫资金1060.95亿元已全部拨付，增加的200亿元资金重点用于支持“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建立扶贫资金动态监控机制，对所有用于脱贫攻坚的资金探索建立总台账，及时监控各级、各地、各类资金安排使用情况。调整规范易地扶贫搬迁融资方式，严控扶贫领域融资风险。

　　三是加大污染防治力度。中央财政预算安排大气、水、土壤三项污染防治资金合计405亿元，投入力度为近年来最大。1月至7月全国财政污染防治支出967.53亿元，增长16.5%。环境保护税顺利开征，费税制度实现平稳转换。

　　刘昆同时报告了下一步财政四方面重点工作安排：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支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落实重要改革举措，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刘昆说，要坚持标本兼治，依法依规管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督促整改政府投资基金、PPP、政府购买服务中的不规范行为，严禁各种违法违规担保和变相举债。妥善化解隐性债务存量，省级政府对本辖区债务负总责，省级以下政府各负其责，重点加强对高风险地区债务化解力度。(中新社　梁晓辉　马海燕　高凯）多地学习隐性债务问责办法： 终身问责 倒查责任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防控又一重磅文件下发各地。

　　第一财经记者发现，多地地方政府近日学习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办法〉的通知》，一位地方政府人士也对第一财经记者证实确实收到前述通知，这意味着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办法已经出台。此前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的要求全面落地。

　　近些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长较快，规模较大，引起了中央高层警惕，加大对隐性债务问责力度迫在眉睫。

　　去年7月份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12月底，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在下一步防范化解隐性债务举措时表示，正在研究出台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制度办法。

　　近日，湖北省武穴市委常委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办法〉的通知》。湖北省仙桃市、江苏省建湖县等地也相继学习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办法。

　　中央财经大学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认为，目前地方隐性债务规模较大，为了防止系统性风险，中央出台了隐性债务防范化解这一最高级别文件，意义重大，将加大地方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力度。

　　从去年3月起，财政部就已经公开问责了违法违规举债担保形成隐性债务的相关负责人，涉及重庆、山东、河南、湖北、贵州、江苏、江西、四川、安徽、宁波、云南、广西12个地方，负有直接责任的财政局长和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负责人绝大多数被撤职、免职、开除。其他负有相关责任的市县主要领导也被诫勉谈话、批评教育、党内警告甚至行政开除，并体现了倒查责任。

　　比如，2017年3月，重庆市公布了问责黔江区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行为的情况通报，称对违法违规担保负有直接责任的黔江区财政局局长卢某给予行政撤职处分。这是我国公开消息中第一个因为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被问责撤职的财政局长。

　　除了地方政府之外，给违法违规举债提供融资和服务的金融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也受到处罚。

　　预算法明确，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除了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资金外，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