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水贴

govyvy

再有银行成为上市公司股东。*ST天化22日晚间的一则大股东重整计划的公告，宣告了以中国银行为首的7家银行将摇身一变成为公司的股东。根据数据统计，截至去年底，共有15家公司的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了银行的身影，其中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分别持有6家公司股份。对此，业内人士表示，通过债转股，部分银行成为了上市公司股东，但对银行来说正反两方面影响均有，关键还是看相关公司后续能否扭转经营颓势。
　　7家银行成*ST天化股东
　　22日晚间，*ST天化公告称，由于公司无法到期清偿债务，且明显丧失清偿能力的可能，被法院裁定重整，中国银行泸州分行等7家银行受领大股东泸天化集团所持的公司股票用于抵债清偿债务。
　　泸天化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79亿股将全部用于清偿自身债务。本次权益变动将于近日完成，变动完成后，泸天化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清零，持股比例由11.45%下降至0%。
　　除了中国银行将获得公司5.51%的股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成都银行、工商银行泸州分行、天津银行成都分行、民生银行成都分行、泸州商业银行等都获得了用来抵债的*ST天化股票。
　　受化肥行业产能过剩影响，泸天化2016年和2017年连续两年亏损后披星戴帽。*ST天化2016年亏损6.37亿元，2017年更是亏损14.9亿元。
　　去年6月，公司收到债权人泸州天浩塑料《通知书》。申请人以泸天化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的可能为由，向四川省泸州市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控股股东泸天化集团也在今年5月被法院裁定批准重整。
　　由于无法偿还银行的贷款，大股东也只好以股抵债了。不过，对于获得股份的银行来说，*ST天化今年业绩大有改观，其持股不排除能获利。中报预告显示，公司今年上半年实现扭亏为盈，预计净利润在2.3亿元~2.8亿元，同比大增692.78%~821.65%。
　　对于业绩大增，公司表示，进入重整程序后，金融机构借款停止计息，财务费用大幅减少。化肥和化工产品市场回暖，产品价格逐步上涨，同时加强费用管控。
　　去年底银行持有15家A股
　　记者注意到，银行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早已有之。根据数据统计，截至去年底，两市共有15家A股的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了银行的身影。
　　数据显示，江苏国信去年底共被5家银行持有，包括江苏银行、广发银行、浦发银行、中国银行和南京银行。其中，南京银行持有江苏国信9287万股，持有流通股比例高达17.23%。
　　此外，ST云维去年十大流通股东中也出现了5家银行的身影，包括农业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其中，农业银行去年底持有流通股比例高达3.93%，而今年上半年持股比例进一步上升到4.2%。

　　从目前来看，大多银行成为上市公司股东主要因为相关公司破产重整等而债转股。
　如长航凤凰去年年报显示，前十大股东名单中，第二和第三大流通股东分别是民生银行和光大银行武汉分行，持股比例分别为2.91%和1.75%。
　　回溯2013年，多家债权银行向法院提出对长航凤凰财产保全申请，公司走上破产重整之路。根据最后通过的重整方案，每100元普通债权将分得约4.6股股票，重整后多家银行成为了长航凤凰的股东。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银行持有已退市的公司，如中国银行去年底持有的6家公司中，长油5和国重装5退市前为长航油运和二重重装，持有股数高达2.5亿股和3.68亿股。
　　长航油运退市后变身长油5。中报显示，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有7家银行位列其中。未来公司能否恢复上市，将直接影响到7家银行持有股权的损益情况。

govyvy

018年二季度以来，焦炭期货价格累计涨幅已经突破40%。焦炭主力合约J1901昨日最高价为每吨2677.5元，最低价为每吨2529元，收盘于2570.5元/吨。数据显示，焦炭最新报价为每吨2303.75元。

随着焦炭价格持续上涨，A股上市公司*ST安泰(600408)可为受益不浅。据了解，*ST安泰从8月6日起涨停，截止到今日的13个交易日出现了12次涨停。如果要从6月最低价1.5元算起，*ST安泰在2个月时间实现了股价以及市值翻倍增长。*ST安泰股价的连涨，并非出于资本运作因素，主要还要归功于焦炭行业基本面带来的预期推动，加之上半年债务重组的顺利推进也为公司“摘帽”奠定基础。但由于现在市场赚钱效应较弱，市场情绪的炒作大于题材、技术的炒作，对于一些已经走高了却没有基本面支撑的个股而言，反而需要警惕下跌风险。

由此看来，国内焦炭市场需求旺盛，交易活跃，厂商销售顺畅，价格稳步攀升，整个市场涨声阵阵。根据目前的运行状况，在短期内焦炭市场仍将持续目前的运行态势，价格或将稳中趋升，但上涨幅度有限。后市行情很大程度取决于一些不确定因素对市场的影响，这些不确定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焦炭市场的终端有效需求能否支撑价格持续上涨。
2、环保限产是影响焦炭市场供给的最大因素之一，往后是否会放宽不得而知。
3、上游原料市场行情变化对焦炭市场走势有一定影响，原料价格上涨将带动焦炭价格继续飙升。
4、经营者心态的变化对后期焦炭市场行情也有一定影响，焦炭价格止跌反弹后，贸易商心态出现较大的变化，前期的悲观情绪消除了，且信心增强，尤其在焦炭市场价格连续两轮强劲反弹之后，萌生惜售心理，有现货资源偏紧的商家，积极备料补库，等待后市行情上涨。

这段时间焦炭市场交易量大幅上升，贸易商拿货意愿增强，焦炭市场的“中端需求”在释放，这种贸易商投机性需求，为推动价格攀升起到了推波助澜效应，有关厂商业绩将会持续得到提振。易狩财富分析团建议关注*ST安泰(600408)、美锦能源(000723)、金能科技(603113)、百花村(600721)等相关上市公司。

govyvy

中美贸易差额如此之大，原因来自五方面：各国储蓄&投资失衡、国际货币体系输出美元的需要、加工贸易链条的夸大作用、美国对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数据统计方式的影响。因此，简单以此说明中国“占了美国便宜”并不合理。

[size=13.3333px]当然，美国此次着力指责中国的是经济体制、知识产权、产业政策等更为深远的问题，但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成为了特朗普施压的手段。我们分析了美国公布的340亿、160亿、2000亿三轮关税清单对行业和整体出口的影响，若征收25%关税则出口额会下降30%，若征收10%关税则出口额会下降12%，500亿25%的关税最终影响大约是150亿美元，而2000亿10%关税的最终影响大概是240亿美元，合计对出口的边际负面影响为1.7%。

[size=13.3333px]多个视角表明关税对短期的影响会很有限：第一，与外国在华投资有关的出口短期转移难度较大；第二，他国事实已印证了关税的短期影响不大；第三，二季度的抢出口和对下半年的透支并不明显；第四，美国不是中国制造的唯一买家，因此中美关税可能造成贸易的再分配；第五，美国的贸易保护对全球贸易的影响仍然有限，其他国家的加速开放是一个对冲力量。

[size=13.3333px]中美摩擦及其延展对于长期格局的影响才是重中之重。从美日贸易摩擦的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对日本采取的措施对于扭转贸易逆差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但是日本在应对外部的压力所做出的妥协、以及一系列政策的应对，是造成日本经济悲剧的真正推手。同样，中美目前的摩擦带来的短期出口下滑压力对中国而言是能够应对的，应重点关注中美摩擦及其扩散对长期格局的影响：首先，加速对外开放给中国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其次，未来中国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速度和路径将受到影响。

govyvy

海口楼市限价升级背后：加大土地出让 加速产业转型
　　一则限价调控通知，再次将海口的问题摆上了台面。

　　8月26日，海口市发改委及住建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商品房销售价格备案管理》的通知，要求具备预售（现售）条件及未售房源的商品房项目，房地产开发企业需在9月28日前主动核实成本，调整价格并重新申请价格备案。该通知也是在被国家住建部门连续两次约谈后，海口楼市限价调控的升级版。

　　但在此之前的7月2日，海口市政府在其制定的《海口市2018-2019年政府性债务化解规划方案》（下称《方案》）中提出，海口市要在2018年完成土地出让收入295亿元，在保障省市重大项目建设之后，筹集80亿元用于偿债。

　　在受访专家看来，海口一方面全力遏制房价上涨，一方面却又在加大土地出让。“看似如此矛盾的行为，背后反映的实则是海口市面临斩断地产依赖后如何调整产业结构的现状。海口只是一个缩影，整个海南都到了去除房地产依赖思维的关键时刻。”

　　调控初见成效
　　房地产依赖思维，一度被认为是海口乃至海南省的病根。

　　据不完全统计，仅2017年，海口市市辖区土地出让就有26宗，成交24宗，土地出让面积达到95.67万平方米，成交面积为86.22万平方米。

　　如果按照海口市市辖区土地出让成交地面均价7450元/平方米计算，海口仅靠土地出让获得的财政收入就超过64亿元。

　　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世杰对21媒体记者分析，海口历届政府对于房地产的依赖都很大，“土地财政”一度是海口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也在公开场合表示，“相当多的城市卖地收入占到财政收入的40%，有些城市差不多达到一半。”

　　“但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势必不会长久。”诚如李世杰所言，该模式严重依赖土地这一稀缺资源，而据了解，海口市当前的土地可开发面积已不足100平方公里。“海口亟需斩断房地产依赖思维。”李世杰说。

　　于是，有人将此次海口升级限价调控视为“治病”的信号。海口有意主动摆脱对于房地产的依赖。但关键在于，该用缓药还是猛药？

　　海口市政府开出的药方是，“沉疴需猛药”。

　　在此之前，海南已对楼市进行了调控，效果也初见成效。

　　21媒体记者梳理海口市1-7月份相关数据后发现，其房屋销售面积和房屋销售总额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较二季度分别降低了13.4和13.1个百分点。

　　而在被国家住建部相关部门约谈两次后，海口市更是将楼市的限价调控升级，对房企的新房价格备案要求进一步加强。“商品房销售价格备案后，6个月内不得擅自调高备案价格。”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陈耀认为，此举意在遏制房价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海口摆脱对“土地财政”的过分依赖。

　　但在李世杰看来，“猛药”药效过猛或许会适得其反。“海口市财政已经入不敷出，又没有什么融资渠道，如果一下子去除土地收入，海口估计是没有喘息的机会的。”他说。

　　事实证明，1-7月份，海口房地产开发投资为325.98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7.7%。“调控导致的固定投资下降，再加上新兴产业又尚待培育”，来自这两方面的压力逐渐传导为海口市的财政压力。

　　海口在《方案》中提到，海口要在2年内消化政府性债务余额269亿元，2019年年底前将全市和市本级政府债务率风险指标控制在警戒线以内。要实现这一目标，海口市提出要在2018年完成土地出让收入295亿元。

　　不单单是海口的现状
　　在李世杰看来，海口一方面全力遏制房价上涨，一方面却又在加大土地出让。此举是出于其平稳度过转型阵痛期考虑。

　　从2018年起，海口市就提出利用两年时间，通过加快推进十二个重点产业发展、发展总部经济、做强本地实体经济等措施，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

　　李世杰对21媒体记者说，早在2015年他就对海口市政协提过发展“总部经济”的提案，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彼时，海口的商业地产非常少，导致要发展规上企业尤其是总部经济，没有足够承载的空间。”因此，李世杰猜测，海南提出的限价调控政策，一方面是要稳定房价，另一方面或许是想将对于住宅地产的投资转移到商业地产和产业地产。

　　“通过限制住宅地产这种交易让资本投向商业地产、产业地产，从而做活海口乃至海南的经济。”他说。

　　但问题在于，这不单单是海口的现状，海南各市县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海南下一步要怎么办？这是多数人关心的问题。

　　“新兴产业在短时间内不会见效。”李世杰对21媒体记者分析，新兴产业的培育有一定的规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需要海口乃至海南采取超常规的方法。”

　　他建议，海南要利用先行先试的政策，尽快批准、尽快上马一些重点产业。“以赛马产业为例，这是一个至少1000亿元以上的产业链，完全可以部分替代了房地产的依赖。”

　　另外，他认为还要加快推进海南的税制改革。“中国实际上是处于一个高税赋的状态，相比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港，对于吸引投资尤其是外资是没有优势的。”他建议，海南可以率先搞试点。

　　“如果在海南进行税制改革试点，相信马上会有企业把总部迁来，届时总部经济、楼宇经济都能发展起来，海南既可以做出样板，又可以在摸索的过程中不断试错，包括税率降到何种程度、税制简化到什么程度等。”李世杰也坦言，涉及税制改革必须要经全国人大讨论、同意。

　　但陈耀认为，这也并非不可以探讨。

　　“事实证明，经济特区的税收优惠是一项非常有吸引力的政策，在早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陈耀对21媒体记者说，“中央既然要把海南建设成为全国开放度最高的地区，那么因为这个特殊性，在税制上我觉得是可以考虑有所突破的

govyvy

新华社昆明8月28日电 题：拒载、议价、拼客——督查组两次暗访昆明火车站“打车难”　交管部门连夜整改
　　“火车站有点乱啊，打不到车。”

　　“是啊，车站就是有点乱。”

　　“叫了好几辆车，都拒载了！”

　　“多给钱就走。”

　　“车站离酒店不太远吧？”

　　“酒店在市中心，来回都会堵车。”

　　……
　　26日下午，国务院第二十五督查组抵达云南昆明，开始对云南进行实地督查。以上是发生在督查组成员黄祖亮与昆明市一出租车司机之间的对话。

　　昆明火车站“打车难”一直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黄祖亮针对该问题，落地就督查，在昆明火车站进行了体验式暗访。

　　从昆明火车站到督查组驻地酒店大约3.5公里，按照正常的出租车计价器计算，只需花12元左右。

　　“当我出站的时候，前前后后有10多人凑上来问我要不要坐车、住店、旅游。”黄祖亮说，我一路走，一路有人搭讪，有些人骑着电动摩托车跟随，不断问我要不要坐电动摩托车。

　　黄祖亮告诉记者，他出站后走了很长一段路，拦了第一辆出租车，司机以“不知道酒店在哪”为由拒绝，第二辆出租车司机说“已经有人约了”，第三辆出租车司机告知“要交班”。随后，他又叫停了两辆出租车，司机听到酒店地址后，直接开走了。

　　“可能是距离近，他们都不愿意去。”黄祖亮说，“连续六辆车都拒载，直到第七辆车要价30元，我没办法，只能上车。”

　　记者从黄祖亮提供的一段录音中听出，该出租车司机在承载过程中，还不断放慢速度，大声呼喊，招揽客人。当黄祖亮提出“怎么还能拼车”的疑问后，司机说“当然可以”。

　　一路上，出租车司机没有开启计价器。到达酒店后，黄祖亮向司机索要发票，司机给了一张50元（打车费为30元）定额发票，上面盖有“昆明市世博出租车有限公司”的公章。

　　为了深入了解情况，27日15时许，记者跟随黄祖亮再次到昆明火车站暗访。令人惊讶的是，遇到的情况如出一辙。“在昆明火车站打出租车一般不打表，一口价，这是多年来的行业习惯了。”一出租车司机的一句话，道出了问题的严重性。

　　两次暗访“打车难”，黄祖亮认为，出租车司机在昆明火车站“挑活”“宰客”，频繁拒载，不打表计价，乱收费，集中凸显了昆明市出租车市场运营不规范、监管不到位。此外，昆明火车站站前管理混乱，出站口没有明显的公交车、出租车候车区域指示牌，电动摩托车拉客、抢客问题突出。

　　针对发现的问题，督查组相关人员于27日16时30分许，不打招呼，直奔昆明市出租汽车管理局进行督查。督查组认为，昆明市作为旅游城市，出租车客运服务代表了城市形象，关系到广大市民和中外游客的出行体验。昆明市须高度重视出租车市场管理，有关部门要针对督查组反映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立即整改，还须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确保出租车市场规范、健康、有序发展。

　　昆明市出租汽车管理局没有回避督查组发现的问题，表示认真接受督查组的整改意见，正视监管存在的漏洞和不足。昆明市交通运输局深刻检讨，承认行业管理粗放，下一步将举一反三，加强出租汽车、城市公交、轨道交通、公路客运的监督检查，全面做好交通运输行业管理各项工作。

　　28日晚，昆明市出租汽车管理局迅速对涉事出租车进行调查、核实、处罚，连夜召开全市出租汽车行业大会，派出执法人员到机场、火车站、客运汽车站等公共区域开展监督检查。该局局长普兴堂说，接下来一周将对全市出租车市场进行大整改，形成全天候、无空档、全覆盖的监管网络，依法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运营现象，加强对出租车司机培训教育。完善监管机制，推进行业改革，实现源头治理、长效监管。

　　国务院督查组将密切关注其整改进展。

govyvy

G行业周期切换在即

8月24日中国IMT-2020（5G）推进组组长王志勤表示，计划今年9月将正式发布5G频谱资源的最终许可方案。频率分配是5G建设周期开启的风向标，在此之前，全球已有五个国家完成5G频谱的拍卖，欧盟独占四席。在5G网络商用之前，各国频谱资源政策的竞争已经拉开帷幕。

基本确定的频谱分配方案基本确定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的5G赛道。联通、电信舍弃了之前的频谱资源，换来了目前产业成熟度最高的3.5GHz资源；移动则在2.6GHz频段持续深耕；分配方案各得其所。

从目前来看，全球的5G竞争主要集中在中国、美国、韩国、欧洲之间，尽早、大规模商用5G网络的国家，能够大概率巩固现有的产业优势，并进一步在全球扩大影响力。而这取决于，这一国家的运营商是否能够尽早储备技术、产业链成熟的5G方案，并且拥有足够的资金去持续建设5G网络，这也是各国政府都在竭力克服的难题。（林虹）



中国5G初期建设的频谱分配方案已基本确定。

“在2.6GHz频段，原本分配给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用于4G建设的2555MHz-2575MHz、2635MHz-2655

MHz将被收回并重新分配，并且向上下拓展总计60MHz，总计100MHz的2.6GHz频谱资源，全部分配给中国移动用于5G建设。”据一位接触频谱分配方案的知情人士介绍，“新增了2515MHz-2575MHz、2635MHz-2675

MHz，加上在4G时期就分配给中国移动的2575MHz-2635MHz，整个2515MHz-2675MHz资源都属于中国移动。”其表示，中国移动或许会重新分配其中用于4G、5G网络的频谱资源，但至少有100MHz用于5G建设。

“回收电信、联通的2.6GHz频谱的决定，已经在半个月之前内部通报过了”，上述人士透露，“而作为博弈的回报，中国联通、中国电信舍弃了之前的频谱资源，换来了目前产业成熟度最高的3.5GHz资源。其中，3400MHz-3500Mhz分配给中国电信，3500MHz-3600MHz分配给中国联通。”

除上述频谱之外，中国移动还在4.8GHz频段获得了100MHz频段用于5G建设，但由于4.8GHz产业链目前成熟度匮乏，这一频段在5G初期可能暂时不会应用。

根据GSA协会在8月份发布的报告，目前爱尔兰、拉脱维亚、英国、韩国、西班牙已经完成了指定用于5G的频谱拍卖。此外，美国、德国等8个国家此前已经完成的诸如700MHz、3.5GHz、39GHz等未指定用途的频谱拍卖，这些频谱同样可能用于5G建设。在5G网络商用之前，各国频谱资源政策的竞争已经拉开帷幕。

明确5G赛道
在3G、4G时期，运营商的频谱资源以及业务牌照几乎在同一时间发放。但5G改变了这一节奏，从目前来看，5G频谱发放要比5G牌照提前近一年左右。

多位设备商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如果想要实现5G全球领跑，频谱的提前发放是必须的，此外，虽然标准已经定了，技术方案、系统方案的验证也基本完成了，但真正距离网络规模覆盖的成熟还有很多事没有做。

2016年1月，工信部牵头多家运营商、通信设备商启动5G技术研发试验，分三阶段逐步对关键技术、技术方案、系统方案进行验证。目前，5G关键技术、技术方案验证已经完成，5G的速率、用户能力、覆盖、设备互通均达到了预期效果。目前，工信部已经启动第三阶段系统方案验证，以确保5G按期商用。

“虽然工信部在推动技术验证，但5G网络规模建网之前还需要运营商进行大规模的外场组网测试”，一位运营商人士向记者介绍，“但现在运营商还基本没有做外场组网测试，主要原因是因为频谱没有确定下来。”

我国早在2013年就开始进行5G规划、研发，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但直到2017年底才确定了5G商用的中、高频段，且一直没有明确频谱分配，频谱政策落后于美国、韩国等先行国家。

上述运营商人士介绍：“国内可能用于5G连续覆盖的频段基本就是2.6GHz、3.5GHz、4.8GHz三个频段，由于这之间的产业成熟度、技术方案的跨度太大，不可能三个都测试，贸然选择一个的风险也比较大，所以只能等频谱确定之后再开始。”

2017年12月，3GPP标准组织提前完成了5G非独立组网（NSA）标准；2018年6月14日，3GPP完成了5G独立组网（SA）标准，首个完整的5G国际标准Release 15正式落地。标准落地的同时，早已储备多时的设备商就完成了基于这一标准的技术测试。

虽然5G网络的规模商用仍需要等待一年之后5G手机产业的成熟，但目前的标准落地、网络设备的方案成熟，使得运营商已经具备了技术路线储备的基础，“现在，5G的频谱确定了，100MHz连续的频谱也基本满足前期网络覆盖建网的需求，运营商已经可以明确选择自己的技术路线，确定5G赛道。”上述运营商人士介绍，“接下来大家就需要在各地搭建实验网，进行外场组网测试、做技术储备，以确保技术路线、产业成熟度能够在牌照发放时支撑5G商用。”

三大运营商角逐3.5GHz产业
与之前电信行业监管普遍存在的“倾斜性”调控政策不同，此次三大运营商之间的频谱分配相对平衡。

“对电信、联通来说，分配给他们的2.6GHz基本一直是闲置的，监管部门早就想收回这部分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了，所以电信、联通基本没有什么损失，但换回了最成熟的3.5GHz”，前述知情人士向记者分析，“而对于中国移动来说，虽然2.6GHz的成熟度略低于3.5GHz，但在2.6GHz上做5G，能够最大程度利用中国移动现有的4G站址。”

4G时期的“倾斜性”牌照政策，使得拥有雄厚资金优势的中国移动凭借一年的窗口期将电信、联通遥遥甩在身后。目前，虽然电信、联通凭借长期的价格战在4G新增市场上与中国移动持平，但用户总数始终难以望其项背。

这也导致三大运营商之间的资金实力存在巨大差异。根据近期三大运营商发布的2018半年财报，中国移动目前拥有388.59亿的自有现金流以及3000亿银行存款，电信、联通现金流虽基本与中国移动持平，但均有200-300亿的银行贷款。

“3.5GHz基本是全球运营商都要支持的频段，这种情况下，各种器件的规模效应、网络成熟度、终端成本都会是最优的”，多位设备商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2.6GHz上的射频、天馈虽然也在4G时代已经成熟了，但应用到5G上还需要一些调整，而且还要考虑接下来国际漫游的问题，成熟度略低于3.5GHz，现在大概落后半年。”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财力或难以扶持2.6GHz产业链，但3.5GHz足够的产业成熟度，却可以使二者凭借较低的建网成本、较早成熟的终端等优势与中国移动在5G初期竞争。

而对于曾经独立支撑整个TD-SCDMA产业的中国移动而言，推动2.6GHz产业成熟并非难事。而且，由于中国移动4G网络基本建立在2.6GHz，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移动5G网络可以最大程度上沿用现有的站址、机房等资源，这将为中国移动节省大笔建网资金。

各取所需的频谱分配策略，既可以保障三大运营商5G初期的建设能力，又可以促进运营商之间的竞争以加速5G网络的发展速度，同时，中低频段的建网规划也有利于中国射频、天线等核心器件产业的发展。

不过，5G产业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原本用于室内分布系统的3300MHz-3400MHz，由于存在物业施工障碍、技术方案不成熟等问题，目前只能暂缓分配；而产业链成熟度较差的4.8GHz，目前暂未开展过任何技术测试。考虑到5G是一个长期演进、长期竞争的产业，上述问题都需要在接下来的产业政策中予以推动，室内分布系统、更多的频谱资源，都将是5G未来竞争的关键。

govyvy

日前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下称“金融委”）主任刘鹤主持召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专题会议上，听取了有关防范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情况的汇报。

会议认为，前一阶段，有关部门和地方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明确责任，密切配合，积极稳妥应对，上市公司股票质押等风险整体可控。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6月份的市场下行以来，已有部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在濒临风险暴露前采取了较为稳妥的控制权转让等措施，避免了“一平了之”等强制平仓可能带来的次生风险。

分析人士认为，部分稳妥转让的质押盘风险处置案例，将为更多上市公司发生同类情形时提供参考，从而缓释市场对质押盘强平风险的负面预期和隐忧。

质押盘被关注
被金融委关注的股票质押规模并不低。

据Wind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下称“中国结算”）官网披露的周频率数据计算，截至8月24日，已处于质押状态的上市公司股票股本达6300.86亿股，占A股总股本比例达9.86%；质押市值达4.93亿元，约达A股总市值比例的10%。

虽然存量规模较大，但其中存在高质押率等潜在风险的只是“少数派”。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28日，股票质押比例超过40%的上市公司数量为384家，约占A股总数量的10.85%。

有业内人士指出，股票质押风险被金融委会议所关注，重要原因在于该类业务具有较强的风险传递性。

“股票质押风险具有比较强的传递性，一方面高质押盘容易加剧市场的恐慌情绪，进而导致‘下跌-平仓-再下跌’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不少质押盘的融资方是金融机构，跌破平仓线之后的处置不及时，也将给银行、券商带来坏账问题。”8月28日，一位接近监管层的券商投行人士表示。

“在跌停板机制下，连续跌停对流动性的丧失容易导致市场超跌，因此这种风险也必然需要‘有形的手‘来调控。”该人士表示。

记者发现，部分券商在股权质押业务布局上也较为集中，数据显示，从2018年初至8月28日以来，申万宏源证券、海通证券、中信证券的股票质押交易涉及参考市值排名前三，分别达764.26亿元、580.44亿元和456.83亿元。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伴随着A股估值整体处于低位，加之投资端杠杆率的下降，A股市场的质押盘风险已经有所缓和。

“目前A股的下行空间比较有限，再出现连续跌停的概率已经不大。”北京一家私募机构负责人表示，“同时资管新规的落地以及前段时间的市场状况，已经进一步压低了投资端的杠杆率，所以潜在的处置风险也越来越低。”

事实上，大股东质押股数占比的下降亦是上述风险缓和化的表征——例如在6月以来的市场下跌中，大股东质押股数占比从5月29日的8.05%下降至8月28日的7.03%。

“大股东的质押盘告急往往会对市场情绪带来比较大的打击，但大股东的质押比例已经出现下降了。”8月28日，南方一家大型券商机构部人士坦言，“一些大股东担心质押盘出问题导致控制权生变，已经寻求其他渠道融资来提前部分还款，适当降低自身的质押率。”

平稳处置路径
事实上，对于股票质押风险的化解，金融委会议已经明确了解决思路，即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但同样监管部门也要提供相应的环境与帮助。

“防范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要创造好的市场环节，鼓励和帮助市场主体主动化解风险。” 金融委会议指出。

例如6月11日，科陆电子(002121.SZ)实控人饶陆华所持有的全部4.82亿股股票处于质押状态，并触及平仓风险，引发市场担忧。

不过在积极筹划、寻求转让方式化解后，市场恐惧的强制平仓并未到来。两个月后，深圳国资旗下的深圳远致投资有限公司成为饶陆华10.78%质押股份的受让方，涉及资金10.34亿元，而这部分资金也为饶陆华偿还股权质押融资提供了“弹药”。

随后，这一股票、资金的平稳转让和过渡也带来了更多增益效应。在国资企业远致投资进入科陆电子后，后者在部分银行的授信额度也开始恢复。

业内人士指出，科陆电子的案例是一种融资股东、上市公司、中小股东乃至金融机构的四方共赢。

“这种方法其实是一种四赢，大股东缓解了资金危险，上市公司的经营没有受到影响、中小股东不用惧怕股价下跌，金融机构的质押贷款也避免了损失。”前述券商机构部人士表示。

“这个案例中，大股东持有比例比较高，在不丧失控制权的情况下有减持股份的空间。”前述机构部人士进一步表示，“其次国资股东进入后，出于对国有资产的保值等原因，上市公司也能够获得更好的资源协调和信用，进而对危机形成缓解。”

在其看来，类似案例也给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事件形成了化解参考，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这种参考一部分是公司端的，即上市公司股东、机构可以参考这种模式化解风险。”上述机构部人士称，“同样也是投资者端的，市场看到质押盘破位时，对想象中‘一平了之’的恐惧会有所下降。”

另有国资人士认为，部分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也有意愿参与到部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事件中，寻找低成本获得上市公司大股东席位乃至控制权的机会。

“大股东缺少资金补仓时，往往对应股价也跌到了一个比较低的位置，这时候也会形成一个地方国资控股上市公司的机会。”8月28日，一位接近成都国资人士表示，“而且目前各地国资也有一定程度的证券化率要求，在二级市场获得一家上市公司话语权甚至控制权，也给国资整合增加了平台的宽度。”

govyvy

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再次审议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该草案显示，将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6万元（个税起征点为每月5000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其中，专项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支出。

当前执行的是分类税制，修改后将由分类税制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转变，把以前的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作为综合所得，按照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进行征税。也就是个人纳税的收入基数扩大了。采取这种做法的主要目的是发挥调整收入分配的功能，有利于提高纳税人意识。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真正决定收入差距与贫富分化的不是工资收入，而是资本利得与资产收益。中国真正有钱的富人几乎没有靠工薪所得，工资水平并不是引起中国贫富差距的原因，因此，长期以来，个税被认为是工薪税。在真正的富人并没有缴纳平抑分配差距与贫富分化的资产增值与资本利得税之前，个税具体设计需要考虑到更多的问题。比如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税设计要考虑如何促进知识创新，鼓励个人勤劳工作，明确国家和社会对鼓励创新、勤劳等价值导向。

具体的税法实施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地区之间不平衡，消费支出差异大于收入差异的事实。工资性收入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特别是一线城市，这些地区基本的生活成本也相应的高。发挥个税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要看到基本支出成本，所以具体实施细则需要能体察各地方这种生活成本差异。

另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是通胀与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购买力变化。全国工资收入上涨追不上房价上涨的幅度，显示出购买力下降的现象。如果再考虑到通胀与房价上涨，实际上，过去数年收入名义增长，但购买力反倒缩水。从2011年至今，中国各地房价提高了至少一倍以上。以北京为例，2011年北京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903元，2017年为57230元，增长了74%，但是，2011年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均价2.07万元/平方米，2017年上涨到5万元左右，上涨150%左右，如果仅统计六环之内，那更是高的离谱。每个家庭最大支出就是住房，房价上涨意味着工资购买力大幅缩水，很多人不得不兼职或打几份工来积累首付或还按揭。这一目前环境下的民生痛点，是未来制定具体实施个税细则时应该注意的。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此次提出了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和赡养老人等6项税前扣除，这有利于纾解民困。但是，这些扣除的具体细则需要细致考虑。一般来说抵扣是以发票的形式，但教育支出、房租等如果索要发票，相关方会将其税负转移给个人，从而导致扣除减税的额度还没有承担的企业税负高。赡养老人的抵扣考虑有现实意义，但是具体抵扣方式则比较难设计。过去一直有意见提出个税以家庭征收，客观而言以家庭为单位征收，可以实现对孩子、老人以及失业者按照人头减免一定额度，的确能减轻个人或家庭的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等压力，的确值得考虑。特别是目前社会积极呼吁生育二胎，这样就需要更多的母亲辞职照顾孩子，这就需要我们在细节上注意到这些宏观问题。税法的重要性就在于其每个细节都涉及到上亿人的经济生活，所以每个细节都是宏观问题，需要慎之又慎！

现在，全社会对个税征收的讨论较多，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税负较高，个人收入要承担40%-45%的社保与个税，企业高税负（住房、汽车、燃油以及日常消费品等）可以用不同的办法转移给消费者，但是个人作为最终纳税者是无法转移压力的。中国个人和家庭承担的隐形税费较高抑制了内需，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构成阻碍。税改固然要谨慎，但是减税不妨步子迈得大一些。

govyvy

债市统一监管进行时

业界呼吁多年的债市统一监管提上日程。日前金融委会议首次提出“建立统一管理和协调发展的债券市场”。实际上，自去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相关部门对债市的监管已在逐步协同。作为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机构，金融委提出这一举措后，债市统一监管有望进一步深化，以减少监管套利。（杨志锦）



近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下称“金融委”）召开防范化解金融高风险专题会议，提出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其中包括“建立统一管理和协调发展的债券市场”。这一提法是金融委首次提出。

长期以来，中国债市分割的局面一直存在，市场分为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市场，不同债券品种则由央行、发改委、证监会、财政部等多个部委各管。“五龙治水”的局面下，部委间的藩篱阻碍债市的信息流通，还因部门利益给了市场监管套利的空间。过去多年里，关于统一债市监管的呼声不绝于耳，但在市场人士看来，在去年之前，并无太多实质性进展。

2017年7月，旨在加强金融监管协调的金融委宣布设立。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债券监管部门的协调工作开始变得更加有效，近期证监会与交易商协会联手开展现场检查后处罚评级机构大公国际，即可视为部委协作的一个范例。

“2016年开始陆续出现一些规模比较大的信用违约事件，代持、高杠杆等问题也暴露出来，加上后来三大攻坚战里排在首位的就是防范金融风险，债市统一监管就推动得快。”8月28日，北京某券商固收部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2017年以来，债券市场监管全面从严，预计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

“从处罚大公的案例来看，通过与证监会协作，交易商协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执法权缺失的问题。”该人士说，“这对银行间市场债券发行人将构成很大的威慑。”

弥补交易商协会执法权短板
国内债市监管部门众多，涉及央行、发改委、证监会、财政部等。其中，在公司类信用债领域，主管发行的部委则三分天下：交易商协会（其业务主管部门为央行）监管短融、中票、债务融资工具（PPN）等，发改委负责审批企业债发行，证监会则负责公司债。

客观地说，部委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信用债的发展，尤其是交易商协会主导下的注册制发行，让证监会与发改委更为重视市场需求，改善相关制度。在当前信用违约逐渐成为常态后，债市分割局面下的制度安排即显露出其短板。

“交易商协会是个自律组织，本身没有行政执法权。而部分发行人本身的行政级别较高，在出现问题时，交易商协会拿他们没办法。”8月28日，北京大型券商固收分析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作为自律组织，交易商协会对于违法违规行为能采取的措施仅限于自律处罚措施，最多就是暂停业务，对恶意逃废债、欺诈发行等行为缺乏更严厉的惩罚手段。

2016年4月，交易商协会对绿地集团、云峰集团涉嫌信息披露违规等事项开展自律调查，但为绿地集团提供审计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未积极配合调查，严重影响相关案件自律调查工作的正常推进；但在交易商协会对瑞华采取自律处罚后，却遭到了瑞华的公开“叫板”，一度备受关注。

但随着证监会与交易商协会合作，证监会的执法权可衍生至银行间市场，在处置违法违规事件的同时，对市场的参与者构成更大的威慑。

“发行人过于强势容易导致欺诈发行、逃废债行为的发生，埋下风险的同时也扭曲了市场价格，投资者保护难以落实。”前述北京券商固收部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但随着部委间协作的加强，发行人的违法违规行为将得到更大约束，未来交易商协会只要把违规证据提交给证监会，后者就可以直接开展调查，严重的还可以作为刑事案件起诉，威慑肯定更大。”

统一监管进行时
通过联合执法弥补交易商协会执法权短板，只是债市“统一管理和协调发展”蓝图中的一块，且属于后端的制度安排。而在发行端，因监管标准不一带来的套利空间也颇受诟病。

“部委出于自身利益，往往有动力做大自己监管的债券品种，过程中可能存在降低发债门槛、审核不到位、信披不充分等问题，为后续留下隐患。”前述北京券商固收部负责人对记者说，“发行人在一个市场发不了债，但一转身，到另一个市场可能就可以发。”

他同时表示，随着债市监管趋严，此类监管套利的行为正在大幅减少。

今年3月，市场传出央行将主导统一债券发行的信息披露规则。但截至目前，尚未有相关文件出台。不过，记者采访的数位业内人士均认为，债券发行标准的统一将是大势所趋。

业内人士认为，债市的“统一管理和协调发展”，还有很多需要理顺的地方。可以预见，此次金融委会议后，未来监管部门还将出台更多措施。

在德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债市法律专家柯荆民看来，债市统一管理接下来需要注重规则、人员和托管机构三个“统一”。

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由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制订的规则不适用《证券法》，在债券持有人起诉到法院后，会面临司法审查，即法院可能认为大量规则是无效或者效力存疑的，因此，国内债券市场首先应该解决的是《证券法》的统一适用问题，即银行间市场有关固定收益工具如短融和中票适用统一的《证券法》，即《证券法》适用范围里增加短融、中票。

人员统一方面，他认为在监管机构难以统一的背景下，较为现实的办法是：证监会债券部的工作人员和交易商协会的人员实现对调，目的是“把自己熟悉的规则带来另一个监管机构”，进而实现两个市场的协调和发展，适用共同的规则。

“国外的债券，基本是由一家债券托管机构托管。实现托管的统一，是债券市场统一的前提。”柯荆民表示。

govyvy

在最新召开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下称金融委）会议上，有关“建立统一管理和协调发展的债券市场”的表态引起多方关注。

在业内人士看来，监管层近年来针对交易所债市结构的调节，正是促进债市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以来，交易所债市扩容带来新增债券过度向信用债种类集中，而针对这一问题监管层也采取多种措施进行调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监管层从去年起便开始不断加码对交易所利率债、结构性债券的推动力度。一方面，通过动员券商承销地方政府债、政策性金融债等债券；另一方面以可交换债、可转债为代表的结构性债券规模也在快速扩张。

种种举措下，信用债占比过高的问题不断得到纾解，而交易所债市的债券类型结构也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分布。

鼓励多元化

早在一年多前，监管层就对交易所信用债占比过高的不协调问题有所重视。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监管层对信用债的关注最早发生在债券回购业务调整上。去年3月份，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提高了质押回购业务的入库券标准，即只允许主体、债项分别达到AA/AAA、AA+/AAA、AAA/AAA三类公募债进入质押范围。

随后，交易所则对地方政府债、政策性金融债等利率债的发行进行鼓励——去年5月，上交所召集部分券商进行地方政府债承销动员，同时也将金融债作为推动发展的大类债券。

“2015年之后的公司债扩容，让交易所的信用债比例快速上升。”北京一家中字头券商债承人士称，“而积极引导地方债、金融债等更多的利率债来交易所发行，其目的既是丰富交易所债市品种，同样也是为了改善债市结构。”

“之前利率债主要还是以银行间市场为主，因为债市的买方机构主要是银行和保险等大资金方。未来交易所市场也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该债承人士坦言。

此外，以可转债为代表的结构化债券也被监管所鼓励。去年9月，新修订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允许可转债投资者进行信用申购，而去年10月份以来可转债发行数量开始井喷。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地方政府债与金融债均属于利率债，该类债券的供给增加一方面有助于对占比过高的信用债带来挤出压力；另一方面利率债的配置机构通常为大型持债机构，利率债的发展有助于改善交易所债市参与主体结构。

“为了改变之前信用债占比过大问题，监管层的方式是试图不断促进债券种类的多元化，从利率债到结构性债券。”汇金系一家券商固收分析师表示，“这不只是鼓励债券品种的多元化，更是通过债券品种的发展，实现参与交易主体的多元化。”

结构调整

一连串政策下，信用债在新增债券中的占比已经不断趋降。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Wind数据计算发现，包括公司债、企业债、私募债、集合企业债等在内的交易所信用债在交易所债券中的发行规模占比，已然从2016年的32.69%进一步下降至2017年的21.99%。

2018年初至8月28日以来的信用债发行占比进一步下降至20.63%。

“2015年以来，交易所债市扩张速度加快，造成了新增债券高度向信用债品类集中的现象，这让信用风险过多的积聚在持债机构上，特别是在加杠杆不断的情形下。”一位接近交易所的债承人士表示，“调降信用债的占比，符合监管层对交易所债市结构调整的预期。”

信用债占比下降背后，取而代之的是政府类债券和结构性债券占比的提升。

2016年以来，包括中央国债、地方政府债在内的政府类债券占比规模则出现不断提升——Wind数据显示，政府类债券的占比从2016年的63.02%提升至2018年至今的69.67%，不过政府类债券的主要供给仍然来自于国债的增加，其2016年、2017年、2018年至今的占比分别为24%、32.56%、31.69%。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交易所鼓励券商承销地方政府债，但地方政府债的新发占比却从2016年的39.02%下降至2017年的34.42%。

不过该比例在2018年以来出现回升，截至8月28日地方政府债发行占比达到37.97%。

此外，以企业资产支持证券（下称ABS）、可交换债、可转债为主的结构性债券占比也在快速增长。2016年，上述三类结构性债券新发规模仅占总规模的4.29%，而2017年该比例提升一倍以上至10.81%。

其中，ABS的扩容提速是支撑结构性债券规模比重不断攀高的主力。2017年全年，交易所ABS发行规模达7478.88亿元，较2016年的4026.80亿元同比增长85.73%，占比也从3.52%提升至7.93%。

同时，并不“主流”的可交换债与可转债的占比亦从2016年的合计不到0.7%提升至2.24%。

有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下半年更多可转债及可交换债项目的发行，该类债券的总量和占比还将持续提升。

一方面，2018年内通过董事会预案或股东大会决议的可转债发行项目多达106只，涉及拟发行规模达2416.57亿元；另一方面，记者统计发现8月13-24日的两周内，可转债过会项目已达8只，这一发审速度已达到年内峰值。

“预计下半年结构性债券的发行规模会加快，特别是可转债、可交换债。”前述分析师认为，“一方面是将信用债需求替代为可转换债与可交换债，进一步压缩信用债比重，另一方面可转债、可交换债从性质上能够对股权质押等业务风险形成替代，避免平仓处置等次生风险的发生。”

govyvy

对资本市场而言，IPO上市企业首份财报即出现“业绩变脸”，始终是备受关注的永恒话题。

8月27日晚间，今年2月才成功上市的中源家居（603709.SH）发布了上市以来的首份半年报。其中，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6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8.27%。

类似中源家居上市后出现业绩下滑的现象，近年来在A股一直屡见不鲜。

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8月28日，今年成功在沪深两市IPO上市交易的73家公司中，便有17家（已披露中报58家）出现了净利润下滑的情况。2017年IPO上市的438家企业中，去年年报即出现业绩下滑的企业数量则为124家。

分行业而论，制造业无疑成为次新股“业绩变脸”最多的领域，去年以来有115家来自这一行业，占比高达8成，其次则是金融业。地域上，广东省则是“业绩变脸”企业最多的地区。

21世纪资本研究院统计发现，次新股出现“业绩变脸”的原因，主要集中于三类，即宏观政策调整下出现的行业周期性因素及季节性因素、经营管理不力影响以及并购“踩雷”。

8月28日，一位接近监管层人士表示，IPO发行常态化后，发审委不会对首发企业的利润水平、上下波动或季节性变化而直接采取否决态度，但企业盈利能力问题和成长性问题一直是关注重点。

“业绩变脸”频发
根据中源家居8月27日晚间披露的半年报显示，在公司营业收入出现同比增长2.82%的情况下，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却同比下滑38.27%，基本每股收益亦较上年同期减少48.48%。

由于中源家居2018年2月9日才成功登陆上交所，这是其上市以来的首份中报。此前一季报中，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幅度亦高达45.10%。

中源家居上半年38.27%的净利润下滑幅度，在今年上市的企业中，仅次于宁德时代（300750.SZ）的49.70%。

财务数据显示，宁德时代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93.6亿元，同比增长48.69%，但净利润仅为9.1亿元，同比减少49.7%。

Wind资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通过IPO实现上市的73家企业中，类似宁德时代这样净利润出现下滑的共有17家，占比达到23.29%。

行业而论，17家“业绩变脸”企业有10家为制造业企业，数量最多；其次则是金融业，共有3家。金融业中，净利润下滑幅度最大的是南京证券（601990.SH），达到23.17%。

地域方面，浙江、江苏、广东和北京四个地域分别有3家企业上半年出现了业绩下滑，并列为最多。

如果将时间线延长至2017年，则“业绩变脸”的情况更为突出。

据21世纪资本研究院统计，在2017年IPO上市的438家企业中，披露去年年报后出现净利润下滑的达到124家，占比达到28.31%。

分布行业中，来自制造业和金融业的业绩下滑企业数量依然占据前两名，且为制造业的企业数量达到105家。

同时，上述124家企业有15家来自广东，数量最多；其次则是浙江，有13家。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将筛选范围进一步缩小至去年年报和今年中报均出现下滑，则仍有56家之多符合这一情况。其中50家来自制造业，3家来自金融业。

对于为何制造业多“业绩变脸”的企业，北京一家大型券商投行人士认为，制造业作为行业的大概念，所涉及面很广，因此申请和通过IPO的企业数量远超过其它行业，因此出现业绩下滑的概率就高，这一点也同样存在于制造业企业IPO被否数量最多上。

无论是去年净利润下滑幅度，还是今年上半年的该项数据，高斯贝尔（002848.SZ）均占据着头把交椅。

财务数据显示，去年2月中旬才成功上市的高斯贝尔，2017年全年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77%，今年上半年该项指标更是出现259%的下滑幅度，由此造成3113.17万元的亏损额度。

更令外界意外的是，上市仅一年半的高斯贝尔即麻烦缠身，被监管层重点关注。

8月22日，高斯贝尔发布风险提示公告，称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存在退市风险。

8月28日，高斯贝尔证券部人士表示，因目前正处立案调查期间，不便接受采访，上述涉及的有关情况公司将随时进行披露。

多因素引“变脸”高发
对于高斯贝尔连续出现“业绩变脸”乃至亏损的情况，公司方面给出的解释，是行业处于产业升级，由此引发净利下滑，并认为公司并不是个例。

同时据高斯贝尔预计，前三季度公司可能亏损2901.65万元-5388.77万元，同比下降1459.79%-2625.32%。

不过在高斯贝尔上市后的一年半时间中，引发其经营困局的原因，也许还来自公司去年8月拟推动的一笔收购。

彼时，高斯贝尔董事会决定，变更IPO时募资用途，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收购深圳市高斯贝尔家居智能电子有限公司（下称“家居电子”）100%股权。此前3月，则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200万元购买了理财产品。

据高斯贝尔招股说明书披露，其原拟募资4.47亿元（实际募资2.64亿元），用于生产基地技术改造及产业化和补充流动资金等四个项目建设。

但在随后，湖南证监局在对高斯贝尔收购家居电子进行现场检查后，发现其存在2119.7万元的收入不符合规定，以及少计396万元费用和未披露关联交易等违规行为。同时，更意外的是高斯贝尔当初的部分收购款进入了公司高管个人账户，涉及8位董监高。

高斯贝尔证券部人士对21世纪资本研究院表示，公司管理层近日一直在就未来发展方向开会讨论，但截至目前仍未到合适的对外披露的时机。

相比于高斯贝尔并购“踩雷”的情况，多数IPO企业上市后“业绩变脸”的原因，来自于去年以来整体金融监管环境，外部贸易变化以及行业特有的周期性和季节性因素。

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28.06%的明阳电路（300739.SZ）有关人士即表示，业绩波动是综合因素影响，其中既有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也有制造成本的升高导致。

“公司90%以上的业务都在海外，今年中美贸易摩擦频繁，人民币汇率波动较大，从而出现了汇兑损益。另一方面，制造原材料价格也在上涨，造成营业成本和销售费用升高。”上述明阳电路人士说。

明阳电路中报显示，公司上半年营业成本与销售费用均同比增长20%以上，财务费用则同比下降137.01%，主要原因即是汇率变动导致的汇兑损益增加。

上海一家大型券商制造业分析师对21世纪资本研究院表示，今年以来随着金融去杠杆政策的深入，叠加中美贸易摩擦等偶然因素，以民营居多的制造业企业在融资成本方面出现了明显的提升，同时由于很多制造业企业涉足海外业务，更增添了业绩波动的不确定性。

此外，还有如宁德时代这样受特定因素引发的“业绩变脸”情况。据其财报披露，宁德时代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转让了持有的普莱德新能源电池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取得的处置收益影响，扣除转让普莱德的处置收益及其他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对业绩的影响后，净利润将同比增加36.55%。

监管从严预防“变脸”
尽管造成次新股“业绩变脸”的因素繁多复杂，但频繁出现类似情况时，市场总不免对监管机构多有微词。

但实际上，自2016年四季度IPO发行常态化以来，尤其是去年10月新任发审委上任以来，对首发企业的审核已颇为严格。

Wind资讯数据显示，今年IPO上市的73家企业中，去年年报出现净利润下滑的企业数量虽然有20家，但这一时期归母净利润最低的企业仅有一家是3000万元级别，即百华悦邦（300736.SZ）的3964万元。

其中，更有37家去年归母净利润超过亿元，占披露了去年年报企业数量58家的比例高达64%。此外，更有11家净利润在10亿元级别。

一位接近监管层人士对21世纪资本研究院表示，IPO发行常态化后，监管层并未对首发企业的净利润有所谓的数值红线要求，也不会单纯就企业净利润的上下波动，或者季节性变化而直接采取否决的措施，而更关注企业的盈利能力问题和成长性问题。

“相比于过去坚持业绩具体数字，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成长性进行关注显然更符合实际情况。在从严审核、监管的基调上，对利润水平进行弹性评估，也更有利于企业上市后的发展。”上述接近监管层人士说。

与此同时，对于IPO企业上市后“业绩变脸”的情况，监管层亦在某种程度上投入了更多关注。

今年6月，证监会在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等文件中，分别增加了一条针对IPO企业上市后出现“业绩变脸”，保荐人应该承担何种责任的条款。

其中规定，当保荐人保荐的企业上市首年即出现亏损，监管部门将自确认之日起暂停保荐机构的保荐机构资格3个月，并撤销相关人员的保荐代表人资格，但尚未盈利的试点企业除外。

虽然上述条款并非新鲜事，2008年发布的《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中便有提及，但此次从“业内知悉”到广为人知，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监管层对企业上市后出现业绩波动情况的重视。

在监管层从严预防首发企业上市后业绩波动之余，自去年以来，市场似乎也在“业绩为王”的逻辑下，自动修正上市公司的估值水平。

Wind资讯数据显示，2018年上市即出现业绩滑坡的17家企业中，截至28日收盘已有2家股价低于上市首日的收盘价，华西证券（002926.SZ）跌幅更已超过30%。

2017年上市便业绩下滑的124家企业中，至最新股价低于上市首日收盘价的数量更多达40家，占比接近三分之一。其中，金麒麟（603586.SH）等三家较上市首日收盘价的跌幅，均超过50%。

“今年以来A股行情波动较为激烈，如今随着中报披露季的收尾，对一些上市公司而言，只要有业绩可以兑现，股价就有表现的可能，没有业绩的话，资金也不会认可，即使股价短期上涨，也是昙花一现。”前海开源基金执行总经理杨德龙说。

govyvy

把钱存余额宝获取利息已经是不少人的理财习惯，但这笔每天躺着赚的零花钱又要减少了。记者注意到，余额宝平台已经有货基的七日年化下行至3%。

值得一提的是，从6月底全市场的货基持有数据来看，机构投资者的持有数量在不断减少，而个人持有数量和占比依然在不断增加。

余额宝平台货基七日年化“破3”
余额宝向来被看作是货币基金的一大风向标，自平台开放以来，已经有8只新货币基金进驻，加上原有的天弘余额宝，目前共有9只货基。

虽然选择增多了，不用设闹钟抢，也不用担心限额，但是收益率却持续在下滑。牛妹注意到，这9只基金中，银华货币A在8月27日、8月28日的七日年化收益率已经降至3%以下，分别为2.8770%和2.8930%。



除了这只货基，另外还有几只货基的收益率也都非常接近3%。比如华安日日鑫货币A、诺安天天宝A、博时现金收益货币A在8月28日的七日年化分别为3.0630%、3.0900%和3.0090%。可以说，离3%也仅仅一步之遥。

而在余额宝平台之外的货基，有的甚至跌破了2%，惹得部分专户的大户投资者打电话到基金公司关心货基的情况。对此，有业内人士指出，

“如果算全年平均的话，其实货基收益率还是不错的，有的货基确实做得很差，连续多年收益率垫底，对于这些绩差的货基，没必要去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在余额宝平台不断开放之后，牛妹近期还注意到，腾讯理财通也同样增加了不少货基，相比于之前只有4只产品，目前同样增加至9只，新增的5只分别为招商招钱宝货币A、工银添益快线货币、嘉实现金添利、富国富钱包货币、鹏华增值宝。





而从七日年化收益率来看，这些货基还都保持在3.2%以上，甚至有7只是在3.7%，这除了和其所配置的资产收益率有关以外，可能也是刚接入不久，新增资金还不是很多。

机构持有货基占比下降
有意思的是，在货基收益率一路下滑过程中，截至6月底，机构投资者持有货基的比例已经在明显下降，而个人投资者则是明显提升。

具体来看，财汇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统计的7.11万亿货基中，机构投资者持有份额为2.26万亿份，持有比例为31.8%，个人投资者持有份额为4.85万亿份，占比为68.22%。如果回看2017年底的数据，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的持有占比分别为42.64%和57.38%。

另外，基金公司和基金公司股东持有的数量和占比也都出现了下降。其中，基金公司持有货基的占比从2017年底的0.25%，下滑至今年6月底的0.16%；基金公司股东的持有占比则是从3.46%下滑至2.54%。不过，基金公司员工持有的货基数量有小幅提升。

这点从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20%的相关数据也能有所发现，截至6月底，在赎回份额较多的基金中，前10位有8只是货币基金。

比如浦银安盛日日盈货币，2季度“机构1”申购份额2445.58万份，但赎回份额30.72亿份，国寿安保货币2季度“机构1”申购份额约为2203.2万份，但赎回份额为35.27亿份；“机构2”申购份额约为3419.2万份，但赎回份额为15亿份。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部分机构在二季度减少了货币基金的投资。

govyvy

主营房地产开发和商业经营的新光圆成（002147，SZ），想要达成一笔大买卖。

新光圆成准备“买买买”的标的，是港股公司中国高速传动（00658，HK）。公告显示，中国传动100％股权作价163亿元~184亿元人民币，而新光圆成打算收购其51％~73.91％的股权，算下来对应的收购资金至少需要83亿元——但是截至2018年6月30日，新光圆成账面上的货币资金只有2.14亿元。

为了解决收购资金，新光圆成选择向控股股东新光集团借款50亿元。然而，新光集团却“自身难保”，其短期就承担着较多的偿还债务。

8月28日，新光集团董事长周晓光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对新光圆成的50亿元借款会如期借，到期的债券等资金都会按期偿还，目前几个资金都在准备中。”

收购标的只保留盈利强劲资产
公开资料显示，新光圆成以房地产开发和商业经营为主营业务，而回转支承等精密机械制造业务为辅。中国传动为港股上市公司，它是全球风力发电传动设备的领先供应商，主要从事研究、设计、开发、制造和分销广泛应用于风力发电及工业用途上的各种机械传动设备。

收购方案显示，新光圆成与丰盛控股、Five Seasons签署《框架协议》，中国传动拟剥离数控机床、柴油机、芯片、锅炉及治金设备等研发、制造业务，且完成上述资产剥离将是新光圆成本次重组的先决条件。这意味着，本次交易将只保留中国传动盈利强劲的风电传动设备和工业传动设备。

此外，根据香港联交所颁布的《收购守则》，上述协议转让完成后，新光圆成需就中国传动全部已发行股份（不包括新光圆成已通过本次协议收购持有之股份）作出无条件强制现金要约。新光圆成将根据最终要约的接受情况决定是否维持中国传动在香港联交所的上市地位。

对于此次收购中国传动的原因，新光圆成表示，上市公司现有机械制造业务发展空间有限，而中国传动为全球风力发电传动设备龙头企业，其技术实力雄厚、资产质量高、盈利能力强。在国家政策大力鼓励下，装备制造业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在进一步拓展市场的同时，还能大幅度提升公司装备制造板块的业务份额，为未来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增添动力。

收购资金超账面货币资金40倍
值得注意的是，新光圆成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但是根据收购方案，收购对应中国传动100％股份总价为人民币约163亿元~184亿元，这意味着新光圆成收购51%股权最少需要83.13亿元。然而根据新光圆成的财报，截至2018年6月30日，新光圆成的货币资金仅有2.14亿元。



货币资金仅有2.14亿元，然而其用于收购的现金则高达83.13亿元，几乎是前者的40倍。关于新光圆成收购的资金来源问题，也引起了深交所的关注。

深交所在7月9日向新光圆成下发《关于对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问询函要求新光圆成补充披露上市公司支付现金对价的资金来源及对应金额、模拟测算此次交易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若后续触发全面要约，公司预计需筹措的资金数量及来源等。

按照深交所要求，新光圆成应在7月13日前回复问询函。但是截至目前，新光圆成依旧未对深交所的问询给予回复。由于长时间未回复深交所的问询，8月27日，深交所下发关注函，要求公司加快重组问询函回复工作，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并尽快申请股票复牌。

控股股东借款50亿助力
按照新光圆成的方案，收购资金来自于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为此，新光圆成把资金来源瞄向了大股东新光集团。

6月12日，新光圆成发布公告，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因并购重组的需要，向新光集团申请借款，新光集团同意向公司提供人民币50亿元的借款金额，借款期限为不超过60个月，年利率为4.75％。

而在4月24日，新光圆成发布公告，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公司融资业务授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新光集团临时融资借款。

另外，除了要借给上市公司新光圆成50亿元之外，新光集团还面临业绩补偿的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查询新光圆成此前的借壳方案，新光集团承诺，标的2016年度净利润不低于14亿元；2016年、2017两年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27亿元；2016年~2018三年累计实现的合计净利润则不低于40亿元。

根据公告，新光圆成2016年、2017年的合计净利润实现比例为105.54%，也就是说新光圆成达成了2016、2017两年累计实现净利润约27亿元的承诺，2018年还需要完成近13亿元的净利润。不过，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新光圆成仅仅实现净利润1.52亿元，这与承诺的近13亿元业绩相差甚远，如果未完成业绩承诺，那么大股东新光集团等需要补偿业绩。

虽然2016年和2017年，新光圆成完成了业绩承诺，但是从2017年完成业绩的手法来看，新光圆成自身经营业绩可能并不如意。在2017年，新光圆成出售了两家公司，分别是建德新越置业和南通一九一二文化产业发展的100%股权，对利润总额影响近23亿元。根据公司披露，两项股权出售获取的净利润占净利润总额的 69.36%和 38.51%，总计达到107.87%。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两笔交易，那新光圆成不仅无法完成业绩承诺，还会在2017年出现亏损。

新光集团存在即期偿债压力
新光集团要借出50亿元，那么该集团的资金实力如何呢？

财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新光集团资产总额776.4亿元，负债448.7亿元，负债率57.79％。

此外，新光集团旗下的“11新光债”是新光集团2011年发行的16亿元公司债券，将在今年11月23日到期。除了“11新光债”之外，发行规模均为20亿元的“15新光01”和“15新光02”，将分别于今年9月25日以及10月22日进入回售。同时，新光集团旗下还有“17新光控股CP001”、“17新光控股CP002”两期共20亿的短融分别将在9月和10月到期。待回售的债券除了“15新光01”、“15新光02”，还有“16新光债”。根据Wind统计，新光集团目前债券总余额120.42亿元，共计11只债券。

另据鹏元评级出具的新光控股公司债2018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新光集团最新主体长期信用评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鹏元评级在评级报告中表示，新光集团持有的新光圆成股票很大一部分被质押，资产受限比例高，公司负债规模进一步扩大、有息债务规模大、存在较大的即期偿债压力。

自2018年年初以来，新光圆成为控股股东新光集团累计提供28.5亿元融资抵押担保。其中2018年3月12日，公司为控股股东新光集团提供19亿元融资抵押担保；2018年4月12日，公司为控股股东新光集团提供9.5亿元融资抵押担保。

除了通过上市公司新光圆成担保获得融资之外，新光集团还拿手中新光圆成的股票进行质押。截至7月20日，新光集团持有新光圆成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1.34亿股，占公司总股本62.0455％，已累计质押新光圆成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1.15亿股，占其持有新光圆成股份的98.2951％，占新光圆成股份总数的60.9877％。

对此，券商分析师吕宏对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mews）记者说：“新光集团短期内的偿债压力，以及回售的资金压力非常大，对于其本身资金链也是非常大的挑战，如果不能按期偿债并进行收购，那么对新光集团的影响将非常大。”

govyvy

房租快速上涨，成了最近一段时间民众和公众舆论热议话题。对此，深圳拿出了大招。

证券时报·e公司从深圳房博会了解到，深圳正在探索建立全市稳租金商品房项目制度，以塘朗城精品公寓为试点项目（无缝接驳地铁），采取严格的租金管制，一房一价、一年一调，租金年增长率最高不超过5%。

观点地产网报道称，“稳租金商品房”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建设并组织运营，在一定期限内只租不售，接受政府主管部门的租金管控或指导。

此类稳租金商品房的基本特点是：租金管控、不限对象、租房排队、有限租期、全流程在线。其中，“有限租期”是指首次租赁期限为3年以内，可续租不超过两年，期满退租后可重新排队。“租房排队”指试点项目面向深圳缴纳社保满一年的未购房居民，在线申请后进入排队程序。

上述作为作为深圳首批稳租金商品房试点项目的塘朗城精品公寓将于明年推出，首批试点房源248套，预计2019年初可上线出租运营，2019年9月交房入住。

稍早深圳市表态将管控住房租金，探索限定租金、限定租期的双限租赁房制度。

深圳房租7月同比大涨逾30%
此前21世纪经济报道援引中国房价行情网的数据报道称，在选取的11个城市中，7月份平均房租平均涨幅达到22.12%。其中，深圳以30.5%的同比增长位列第三，仅次于成都和广州。（详见：11城住房租赁市场报告：重点城市7月租金整体涨幅超20%）

央视财经称，每年的暑期毕业季都是租房旺季，平均每年会涨价约10％，月租涨幅在200-300元之间，区域地段不同可能略有不同，但今年的涨幅大大超过往年的幅度。

在福田中心区黄埔雅苑小区，5、6月之前，70多平米的两房市场的租金最便宜的在8500元、9000元，好一点的10000元。但在7月过后到现在，租金大概在10000-13000元。个别三期的两房可以租到14000元，租金涨了20%到30%。

21世纪经济报道称，7月深圳房租平均为每平米78.8元，折合一套100平米的住房租金为7880元，而当地应届毕业生平均月薪为6231元。

统计数据显示，深圳租房市场规模超千亿，高达78.2%的年轻人租房，占深圳常住人口的三成。

虽说深圳租赁市场的房源中绝大部分仍来自房东个人出租，但长租公寓带来的连锁反应不得不引起重视。长租公寓在此轮争论中被指为推高房租租金的“元凶”。

证券时报援引某房产中介称，在福田区御河堤小区， “单身公寓月租去年是3800元，今年涨到了4200元，但我们最近都以4600元的价格从业主那里收了好几套公寓。经过装修后，租金在5500元左右，租客还要交相当于月租10%的服务费，周边的业主知道情况后涨租也在所难免。”

这位房产中介还说：“我们挑房源也是有选择的，会选择一些年轻人多、交通方便的社区，租客的承租能力相对强一些。除了租金差和服务费，公司的如意算盘还在于买卖，先通过租赁把房源锁定。”

深圳表态：将管控租金
房租急速上涨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之后，诸多分析师认为这可能不利于经济结构转向消费型经济，因高企的房租将迫使租房者压缩开支。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政府层面需要加快搭建房源和资金运作的共同平台，同时，平台需承担房源和客源信用评级的功能。政府可借由运作公租房等房源，充当房租市场的稳定器。

连篇累牍的报道见诸报端之后，深圳等房租上涨幅度较大的城市提出“必要时限制租金价格”。

央视财经上周报道，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王锋表示，在稳定租金方面，主管部门正在先行先试，探索限价租赁房制度，特别对于新出让的一些用地建设的租赁住房，包括一些配建房地产项目。今后将采取限定租金，限定租期的双限方式来稳定租赁市场。

“必要的时候，对于租赁市场的专营机构，对于它的租金价格我们要进行备案管控。像房地产市场对于限价的这些手段，建议用到租赁市场的价格管控中，这样防止企业恶性竞争，哄抬租赁价格。”

严跃进预计，各重点城市都将对租赁市场积极管控，主要有三个领域：租赁房源的获取、租房价格的管控、租赁公寓破产等事件。

govyvy

周三，两市小幅低开后，维持窄幅震荡走势，午后河北板块虽然持续走强，但依旧不改市场低迷格局，成交量再度萎缩。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但ST概念股活跃，*ST天马等8只个股涨停。

截至收盘，沪指跌0.31%，收报2769.29点；深成指跌0.64%，收报8678.26点；创业板指跌0.80%，收报1481.19点。

从盘面上看，知识产权保护、养殖、网络安全、新疆振兴、ST板块、雄安新区等板块涨幅居前；钛白粉、高送转、稀土永磁、新材料、苹果概念、次新股等板块跌幅居前。

虽然行情萎靡，但多数机构的观点依然较为乐观。容维证券指出，前期指数连创新低对市场信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目前市场从中期形态上看仍未走出下降切线压制，市场在面临2800点整数关口时明显出现了游移徘徊，加之30日均线形成的双重压制，使短期观望情绪更加浓重。所以，指数短期等待权重股调整结束之后，再行发力上攻的可能性较大。

湘财证券认为从A股历史上的熊市来看，3—5年是一个周期，中位数是4年，理论上2019年出现牛市概率要大于2018年，所以目前以时间换空间的走势概率较大。总结一句话：既然有了对于市场的中期预判，那么短期行情的涨涨跌跌也就没什么大惊小怪，毕竟小波动要服从大趋势，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当下多点耐心、修炼内功才是正道。

govyvy

8月24日，中国农业银行与21世纪经济报道联合主办的2018“财智私行·领袖峰会”首站在杭州圆满落幕。

本次“财智私行·领袖峰会”系列活动以“预见未来”为主题，杭州站聚焦“新互联时代的投资机遇、财富保障与传承”，邀请到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解析新格局下的财富逻辑，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瀚分享家族财富管理的法律安排，以及来自保险、信托和法律界的专家共同解码家族财富传承之道。

1535473413277260.png

中国农业银行私人银行部总裁孙宁在致辞中表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以浙商为代表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与中国经济腾飞共舞，锐意进取，积累下了可观的财富。与此同时，财富传承、企业转型与代际需求转换日渐兴起，财富传承市场大有可为。

1535473428968723.png

作为开场演讲嘉宾，王忠民结合社保基金投资之道分析了加杠杆和去杠杆不同市场环境下的财富管理思路。随着去杠杆的不断深化，新的金融工具和市场性金融方法成为新投资发力点，比如债权领域中的高收益债券以及不良资产处置，股权领域中的资产证券化和优先股，蕴含着更多的投资机会。

在观众现场提问互动环节中，王忠民表示，过去十五年美元和美元资产价格持续上涨，有一个周期问题。相对而言，未来如果资金是在境内，在前述的投资方向之外，还可以关注两样保值增值的资产，一是中国人手里的黄金，二是中国人的“奢侈品”，即教育和医疗服务，涨势可期。

1535473443269323.png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瀚随后分享了家族财富管理的法律安排，并指出人寿保险、基金会和家族信托各有优势。其中，家族信托有五大优势，最大优势是可以财产隔离：不再是个人的财产，未来也不是个人的遗产，而是属于信托公司名下的财产;第二体现在控制权，委托人不管是在生前还是身后，都可以通过信托合同的设定来控制财产的管理;第三是分配灵活，可以按需求设置分配方式;第四是私密性，受益人相互之间可不知道收益情况;第五，税务筹划方面，未来如果开征遗产税，在税务部门认可的情况下，有可能实现减税避税的目的。

1535473471885339.jpg

家族财富传承的话题意犹未尽，圆桌对话环节由农银汇理基金副总经理施卫主持，四位对话嘉宾再从专业角度提供建议。

农银人寿公司副总经理王进就保险产品分析三大优势，第一是保障功能，“损失可谓不惨”;第二是稳健增值，人寿保单期限长，可以实现保单价值的长期稳健增值，另如果客户中间需要用钱，可以通过保单质押贷款;第三是保险的定制服务功能，可以通过指定受益人和个性化的设置，实现财富传承的定制化。

在家族信托方面，华宝信托党总支书记、副总经理王锦凌更多是是先建议委托人设立资金信托，同时也在对财产型信托和房地产、股权，还有实物资产方面做探讨。

张瀚也提出了类似观点，因为国内的信托登记和信托过户的制度还在完善中，目前对于以非现金形式财产设立家族信托，在方案和信托架构上还需针对具体实物财产类型，结合委托人传承需求进行规划和设计。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唐乐则把焦点置于税务筹划。她提示税务筹划应具有前瞻性，要考虑到未来政策变化，以及遗产税和赠与税等问题。欧美发达国家的税务筹划经验值得借鉴。

一直以来，农行私人银行依托全行强大的产品研发及资源整合实力，致力于为高净值客户提供全面、优质的私人银行服务。目前已形成了涵盖资产管理、财务规划、顾问咨询及增值服务等较为完善的私人银行产品和服务体系，为客户财富的保值、增值与传承保驾护航。

govyvy

新三板市场期待已久的发行改革或将很快到来。

虽然早在2017年12月22日，全国股转系统三箭齐发，分别发布了新制定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分层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分层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转让细则》（以下简称《转让细则》）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

但上述三项改革对应的分别是交易，分层以及信息披露，未提及发行制度。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下称“全国股转系统”）多次指出改革的总体思路是“以分层为抓手，配套推出发行、交易、信息披露、监管等差异化改革”。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期了解的情况显示，新三板市场接下来或将很快迎来发行制度的改革。

2018年以来，新三板挂牌企业最为重要的融资通道——定增市场融资规模大降，因此这一次发行制度改革毫无疑问肩负着提升或重整新三板市场融资功能的重任，市场也对此给予更高度关注。

8月25日，全国股转系统副总经理隋强指出：“怎么完善市场功能有很多说法，有的说提升融资功能，有的说要完善定价功能。但是千功能万功能，如果这个市场融资功能不行，所有功能都是虚无缥渺而无任何意义的。”

现行制度实践契合度差
2013年12月30日全国股转系统正式发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两项文件构成了新三板市场发行体系。

但从发布至今，上述两项文件并没有经历过系统性的修改，对于一些新出现的问题和市场疑问，监管层统一用监管问答或是问题解答等口径来处理或者化解。

就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来看，现阶段一些情况下现行政策已经和实际操作严重脱节，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市场的发行融资功能。

隋强也在今年多次表态称，现行的制度是新三板建立初期的统一安排，随着市场发展阶段的提升，融资制度的灵活性和便利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很多现行制度安排与实践的契合度不高。

一位接近股转系统的内部人士8月27日同记者交流时也认为：“现行政策有一定的优化空间，如目前发行融资管理中备案介入、资金使用等时点设置上的串行安排，虽然有效地防控了风险，但也形成了一定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另外每次定向发行的新增投资者数量、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的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等这些都和如今的市场需求有所脱节。”

近年来，包括股东人数200人限制，发行股份新增股东人数不能超过35人等约束确实给企业在发行或并购重组时带来了很大困扰。

事实上，除了高层表态之外，记者获悉全国股转系统近期还举行了多次内部研讨会，听取部分挂牌公司和主办券商对于发行制度改革的建议。

新三板市场发行制度的改革渐行渐近。

两方面推行存量改革
记者根据目前获取的信息梳理后发现，此次新三板发行制度改革主要在两方面，首先是要设立差异化的融资制度，即要建立了灵活多元的融资机制，在现行小额融资制度上增加大额融资制度。

隋强曾公开表示，既要有把现行小额快速灵活的定向发行机制进行更为便捷的个性化安排，也要积极应对优质企业大规模融资需求和新经济企业的独特制度需求。

“长期以来新三板市场融资定位是小、快、灵，但每年市场也不乏有几十亿甚至百亿的大额融资，大额融资同一般融资对比来看，在发行对象，发行时间，信息披露等多方面都有很大差异，因此差异化的发行制度是十分有必要的。”华南地区一家中型券商新三板业务条线的负责人8月28日告诉记者。

其次是清除现行政策与实践契合度不高所带来的障碍，进一步提高企业的融资效率以及投资机构积极性。

前述股转系统内部人士表示：“新三板融资功能不健全、发行制度单一、信息化程度不足、效益还不够高。发行股份作为并购重组工具，受到发行人数和投资者适当性的限制，导致并购重组的效率不高，要考虑能不能用有效的方式破除一些不适合的障碍。”

记者了解到，这类制度改革安排包括优化挂牌公司内部股票发行审议程序，提高公司决策效率；调整中介核查衔接安排，前移自律审查介入时点，降低募集资金沉淀成本等多方面。

除此之外，在发新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提供更多融资品种也是此次改革的需要关注的要点。

隋强透露：“在股票融资的基础上提供更为丰富的融资品种，我们现在主要以股票融资为主，债券融资还没有，如果我们在发行制度上有所突破，不同的品种就可以匹配不同的发行方式、不同的交易机制。”

但不能否认的是，此次全国股转系统推进的发行制度改革更多的是存量改革，是对原有政策的优化和调整，市场长期以来期待的一些“猛药”政策并不在此次改革中。

其中一位接近参加过座谈会人员的北京地区券商人士8月28日告诉记者：“我们还是希望股转系统这次推行的改革力度能再大一点，但就目前全国股转系统调研和讨论的内容来看，改革大部分内容都是在优化存量的政策。”

另一方面来看，市场期待的增量改革或仍需时间，目前的市场或也无法具备承受强刺激政策的基础。

前述沪上券商人士也讲道：“这几年来新三板市场最让人期待的改革便是公开发行制度，但显然在这一次改革中，公开发行仍旧很遥远，市场应该冷静看待这次改革，如果最终发行制度完善后能够解决部分市场问题以及企业、中介机构的难处已经很不错了。”

govyvy

2018银行半年报透视
2018年上半年，盛京银行、天津银行、青岛银行、张家港农商银行缩表，资产规模负增长。

随着近年中小银行在A股、H股上市潮迭起，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银行成为上市银行主力。

不过，中小银行业绩随之开始出现深度分化。中小银行表现为两个明显特征，一是资产规模增速明显放缓，二是业绩大幅分化，呈现一定的区域特征，东北地区、天津、山东等部分地区的城商行业绩面临压力。

多家中小银行资产负债表“重构”。上海银行资产总额新增6.14%，其中贷款新增36.73%，投资总额为8129.97亿元，同比下降2.43%，主要原因为主动压缩同业投资规模。江苏银行上半年资产规模增长4.37%，贷款新增11.01%，但同业资产猛降19.71%，衍生及投资资产下降2.30%。宁波银行资产总额增长4.30%，由于公司证券投资、发放贷款、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等增加。

收入剧烈分化，部分银行依赖投资收益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在A股、H股上市的24家上市城商行和农商行业绩，2018年上半年，甘肃银行、常熟农商银行资产规模为两位数增长外，盛京银行、天津银行、青岛银行、张家港农商银行缩表，资产规模负增长；其余18家城商行、农商行资产增速全部为个位数，数家银行甚至进入1%区间，显示中小银行资产扩张较为乏力。

究其原因，主要是去杠杆下同业资产萎缩较大。对于资产投放，徽商银行董事长吴学民说，徽商银行上半年表内规模增长5.19%，贷款增长10%，上半年同业资产448亿，同比大幅下降，主要受到去杠杆的影响。表外资管规模1093亿元，与去年底基本持平，未来重点是调整结构，发展个人理财。

在收入方面，虽然中小银行资产扩张乏力，但利润增速不一，显示银行业绩出现深度分化。

2018年上半年，在资产规模超1万亿元的四家城商行净利润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的归母净利润分别为93.72亿元、68.52亿元、59.78亿元、57.0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21%、10.93%、17.11%、19.64%。宁波银行利息净收入下降3.79亿元，手续费和佣金净收入下降1.65亿元，但其他非利息净收入猛增17.5亿元。

资产规模5000亿元至1万亿的银行中，业绩开始出现分化，盛京银行、天津银行、哈尔滨银行或缩表，或净利润下降。其余的徽商银行、杭州银行、广州农商银行、中原银行的归母净利润分别为42.73亿元、30.15亿元、33.22亿元、18.52亿元，分别增长13.04%、19.12%、26.68%、7.70%。

资产规模5000亿元以下的银行中，张家港农商银行由于规模萎缩2.13%，资产规模险些跌破1000亿元大关，缩表原因主要是由于同业业务萎缩。

两家刚刚上市的江西省内城商行——江西银行、九江银行，净利润增速分别高达40.05%、52.50%。不过，九江银行上半年利息净收入同比下降19.3%、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下降7.9%，资产减值损失增加10.5%，但投资证券净收益增加13.17亿元。江西银行利息净收入41.31亿元，同比增加19.84%，手续费和佣金净收入4.03亿元，大幅减少44.54%，但投资型证券所得收益净额7.36亿元，暴增159.87%。

东北、华北部分银行承压
东北地区银行面临业绩压力，出现资产规模下降、利润和息差下降等情况。

东北最大的城商行——盛京银行上半年资产规模9579.50亿元，比上年末下降7.10%。税前利润29.62亿元，同比下降29.8%；归母净利润28.41亿元，同比下降19.0%。利息净收入同比下降6.6%；净息差1.49%，同比下降0.23个百分点。盛京银行上半年金融投资净收益11.81亿元，同比增加2747.7%，主要为公募基金的公允价值变动和处置收益。

盛京银行缩表的原因是由于金融投资减少843亿元，在总资产的比重从去年末的55%下降至上半年年末的50.3%；贷款占比同期从17.1%上升至34.9%。净息差下降主要是由于同业资金等负债付息率上升造成。

另一家东北城商行——哈尔滨银行资产总额5719.42亿元，同比小幅增长1.4%。该行上半年归母净利润26.06亿元，同比下降3.02%。净息差1.70%，同比下降0.54个百分点。

该行财报称，利润下降的原因，是由于上半年利息净收入仅39.71亿元，同比大降21.4%；手续费及佣金收入11.32亿元，同比下降6.7%。

此外，净息差下降的原因是，经济增长放缓、资产质量下滑等因素导致贷款收益率、债务证券投资收益率下降；市场利率上行导致存款、同业、新发债务成本率上升；流动性付息成本有所增加；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实施后重分类影响。展望2018年下半年，预计贷款收益率仍将呈下滑趋势，净利差、净利息收益率面临较大下降压力。

8月27日晚，东北最大的农商银行——九台农商银行（06122.HK）发布盈利预警称，预计2018年上半年净利润将有不少于40%跌幅。主要原因包括：手续费及佣金、投资证券等净收益减少，长白山农商银行等四家农商银行解除一致行动协议后，不再纳入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天津银行、青岛银行也出现“缩表”。两家银行上半年资产总额分别为6500.03亿元、3021.59亿元，资产规模分别下降7.40%、1.34%。

其中，天津银行贷款、存款分别下降3.1%、6.0%，净利息收入19.66亿元，同比下降54.3%。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9.04亿元，同比下降14.0%。但上半年投资收益高达27.76亿元。

青岛银行营业收入31.30亿元，同比增长10.40%；利息净收入17.36亿元，同比下降25.94%。主要原因是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增加，确认利息收入的金融资产减少。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3.42亿元，同比下降33.91%，主要是理财业务手续费收入减少。

中小银行的惨淡已经持续了较长时间。根据联讯证券统计数据，2017年，457家中小银行净利润仅2878亿元，同比大幅下降17%。

govyvy

青岛银行（03866.HK）回归A股闯关成功。

8月28日，证监会发审委通过了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IPO申请，青岛银行顺利成为山东首只上市银行股，也成为了国内除了郑州银行之外的第二家A+H的城商行。

海尔陪跑17年
2015年12月，青岛银行曾在香港发行H股上市，全球共发售9.9亿股，其中9亿股为新股；每股发行价为4.75港元，募资总额为42.75亿港元。然而与大多数登陆港交所的内地中小银行股一样，长期破净且交易活跃度不高，频现“零交易日”。8月28日，青岛银行每股收盘价为5.75港元，跌5.74%，每股净资产为7.65港元。

在港上市1年之后，青岛银行便提交了其回A申请，拟发行不超过10亿股，保荐机构为中信证券。

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青岛银行成立于1996年，由青岛市21家城市信用社合并组建而成，是山东省资产规模最大的城市商业银行。截至2017年6月30日，该行在山东11个城市共设立11家分行，106家支行。

青岛知名企业海尔集团是其重要股东，已经陪跑17年。根据招股书，2001年7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审核通过了海尔投资等6家企业入股该行的股东资格，同意其以货币资金方式入股 51,070 万股，每股价格为1元。此后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于2008年8月8日获银监会批准认购青岛银行股份。

据其招股书，海尔投资、海尔空调电子、青岛海尔等9家关联企业共计持股比例为20.01%，而圣保罗银行持股15.37%，青岛国信实业有限公司持股12.41%。该行目前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济南不良率超5%
从业绩层面看，青岛银行2018年上半年已经较去年有所改善。

2017年全年，青岛银行实现营业收入55.68亿元，同比减少7.15%；归属于股东的净利19.00亿元，同比减少9.02%。业绩大幅缩水伴随着不良抬头，不良贷款率1.69%，高于全国城商行和农商行的平均水平，拨备覆盖率153.52%，逼近150%的监管红线，资本充足率16.60%。

去年业绩下滑甚至给了同样是山东省内的齐鲁银行反超的机会。齐鲁银行去年实现净利润20.15亿元，自2012年以来首次超越青岛银行。

好在青岛银行业绩出现转机，上会前夕公布的2018年半年报中，青岛银行于期内营业收入为31.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40%。归属于该行股东净利润为13.2亿元，同比增长3.58%。公告显示，期内不良贷款率1.69%，与上年末持平；拨备覆盖率160.07%，资本充足率16.79%，均比上年末有所提升。

但值得注意的是，青岛银行这半年关注类贷款大幅上升，占贷款总额的百分比从期初的5.45%一路上升到6.34%。

淤积的不良主要来自于公司贷款，尤其是批发和零售业，而公司贷款原本也占据了该行贷款总额近70%。上半年，公司贷款不良率从1.92%上升到1.99%，而零售贷款不良率从1.19%下降到了1.00%。

从不良暴露的地区来看，东营和济南两地的不良最高，分别高达6.28%和5.02%，而期初这两项数据分别是4.96%和3.93%。青岛银行称，现已对授信审批体制进行调整，成立了青岛、济南两个授信审批中心，对风险较高地区，提高授信准入标准，防范区域系统性风险。

“港漂”银行纷纷回A补血
截止到8月23日，证监会披露信息显示，还有10家银行等待登陆主板市场，分别是威海市商业银行、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西安银行、浙商银行、厦门农村商业银行、厦门银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亳州药都农村商业银行、江苏海安农村商业银行和重庆银行；另有5家银行排队等待深交所中小板IPO，分别是兰州银行、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苏州银行、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安徽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其中浙商银行、重庆银行都曾在H股上市。

之所以银行出现一波回A潮，主要是补充资本的压力。

根据青岛银行的招股书，此前H股发行和这次的A股发行，募资用途都是补充资本金。

“随着2018年以来金融严监管、去杠杆的持续推进，银行业务回归本源，表外资金回归表内，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银行的资本压力，”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尽管监管部门通过创新资本补充工具、调整MPA参数来减缓相关压力，但是随着业务发展资本约束越来越明显，两年内补充资本压力依然很大。

除了补充资本以外，董希淼称，这些城商行、农商行为主的中小银行，主要业务还是在中国大陆，回A是必然之路。虽然两地市场都频现“破净”，但A股市场银行的估值相对于H股要更高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原本山东排队上市的银行中，青岛农商行原本可以拔得头筹，今年7月率先上会，然而证监会7月2日公告称，该行有相关事项需要进一步核查，只得将“山东首家上市银行”的位置拱手让人。

govyvy

8月下旬，两场“智博会”先后来临。8月23日，2018中国智慧城市国际博览会在深圳落幕的同日，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又于重庆开幕,“智慧城市”成为两场智博会的核心。

一般认为“智慧城市”概念源于IBM于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提出的“智慧地球”理念。10年后，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智慧城市也加入了新元素。有分析甚至认为，受大数据分析、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推动，智慧城市已迈入“3.0”阶段。

中国在智慧城市建设上起步并不晚，只是与全球领先城市相比尚存差距。不过，城镇化规模、城市和人口的数量令中国在应用场景等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先天优势。PwC Russia一份报告中指出，在迎接未来科技的“就绪度”指数排名上，上海高居全球第二，仅次于全球智慧城市标杆新加坡。

全球智慧城市排名中国略弱
8月22日，深圳智博会期间，由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与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人工智能推动智慧城市发展趋势分论坛”上，2010年上海世博会总规划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志强介绍了“智慧城市”的故事。

“当时IBM要做一个‘智慧地球’的展示。”吴志强说，经讨论IBM放弃了这一设想，“它留下一个‘智慧’，我留下一个‘城市’，我们握手签订协议，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智慧城市’，这是在2007年。”

2010上海世博会是一次对智慧城市的初步实践。当时规划团队将世博园人群模拟分为22525个基本单元，通过模拟推断每小时、每条路上的人流量。结果显示，位于黄浦江边的中国馆所在位置人流量为一般地区的67倍，有较大安全隐患，最终中国馆被移至南部广场区域。吴志强认为，这套2006年构建的系统正是未来城市管理系统的样板。

全球范围看，对智慧城市的探索亦大致始于10多年前。新加坡是全球最早推行政府信息化的国家之一，曾于2006年公布“智能城市2015”计划，并于2014年进一步推出“智慧国家2025”计划。如今它已是全球智慧城市建设典范之一。市场咨询公司ABI Research于2018年5月公布一项全球智能城市排名，新加坡名列榜首，第2至8位城市依次为迪拜、伦敦、纽约、巴黎、东京、首尔和洛杉矶；西班牙纳瓦拉大学IESE商学院近日发布2018年《IESE城市行动指数》报告，在全球165个研究样本城市中，新加坡位列第6；罗兰贝格2017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也显示，新加坡、芝加哥和维也纳在智慧城市指数上排名前3。

中国城市在这些“榜单”上的表现略显弱势。IESE报告显示，被纳入研究的中国城市中，除香港位列第9位，大陆城市中上海位列第57位，其后是北京（78）、广州（109）、深圳（115）和天津（149）。在ABI报告中，上海和北京也被归为“落后者”，分列第9和第10位。ABI认为，尽管这两座城市在部署智能电网、共享单车及车辆电气化方面进行了努力，但严重的交通拥堵和污染，以及人均GDP问题限制了其排名。

市场规模及场景优势巨大
不过该报告同时指出，由于从基础的传感器核心科技层面到更高级的先进方案上均在持续提升，且受益于在小型城市试验中总结出的专业知识，上海和北京都有巨大提升潜力。

罗兰贝格TMT行业与数字化转型业务负责人王欣认为，目前中国城市在智慧城市建设上主要弱项是软实力和顶层规划欠缺，优势则是“人多、企业多、数据多、潜在应用多、社会资本充足。”“从顶层规划拉通各项业务，增强数据分析应用能力，加强产业孵化与创新能力，是中国很多城市需要补的课。”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在深圳智博会期间发布了“城市超脑计划”的科大讯飞则看好智慧城市在中国的市场前景。科大讯飞轮值总裁陈涛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城镇化依然有较大推进空间，很多老城区也面临改造，这些都会带来很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催生新的产品和技术，如此大体量的市场在其他地区少见。“智慧城市不只要看到城市管理方面的机会，事实上在整个城市建造、城镇化推进过程中都有巨大机遇，我们非常愿意用人工智能技术，在这些环节进行全产业链的赋能。”他说。

陈涛认为，除城镇化规模，中国城市的优势还在于应用场景和每一个应用场景下的人数。以智慧医疗为例，“欧洲很多地方可能也就二三百万人口，细分到某一种疾病可能也就四五千患者，这事实上连大数据都构不成。”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但在中国，人口基数是十几亿，细分到某一领域可能会有上千万样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精确性和全面性来说，这提供了非常好的数据原料。”

在陈涛看来，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已经意识到智慧城市的应用场景，科学手段可以在城市规划、建设、发展和运营过程中得以使用。“比如美国，它的城市化可能七八十年代就完成了，当时信息化还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他说，“在智慧城市建设上，中国的优势和机会非常大。”

科技就绪只等有效商业模式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表示，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IT技术革命将是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两件大事。“15年后，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城镇化已不是15年前只知道建房子、修路、建桥的城镇化，而是城市的智能化。美国的信息化也已被如今的人工智能计划所引领。”吴志强在深圳智博会期间表示，“掌握了AI技术，就掌握了明天。”

在他看来，上述两项大事可以组合发力，即建设人工智能城市（AI City），用城市带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以AI推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运营等，实现城市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化。正如科大讯飞轮值总裁陈涛所言，中国巨大的应用场景优势为智能技术在城市建设中的应用提供了优质数据原料，新兴科技的就绪则让利用这些“红利”成为可能。

PwC Russia发布的《未来将至：城市就绪度指数》报告旨在评估各城市接受、部署新兴技术和创新方案的能力，上海在排名榜上高居第二，仅次于智慧城市标杆新加坡，香港排名第九，仅次于东京，领先于悉尼。

在2017年的智慧城市报告中，罗兰贝格曾指出，目前全球城市的智能策略往往比较局限，缺乏全面性，只关注出行、能源、政府管理，忽视教育、医疗健康与建筑等方面。罗兰贝格TMT行业与数字化转型业务负责人王欣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商业模式的困难。

“出行、能源、政府管理等是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因而政府出资会向这些方面倾斜。但政府资金是有限的，如不能找到商业盈利模式，就无法吸引社会出资。”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政府需要思考“出钱”之外还能做些什么，“比如出政策、出数据，来孵化、促成新的商业模式和企业，扩大应用范围。”

陈涛认为，智慧城市是一个过程，而非简单定义的点或阶段；王欣也指出，智慧城市是一个方向，而且全球各地城市发展阶段差别很大，对智慧城市的诉求和建设进度也不一样。

王欣认为，目前国内多数试点城市在进入“智慧城市2.0” 阶段。“第一阶段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特别是在平安城市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而2.0阶段重点在于软实力的提升，比如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业务数据拉通与协同，以及大量数据产生之后的分析和应用。”他说，“这一阶段难在没有基础设施建设那么直接，没有平安城市那么明显的效果和商业模式，难在理念，却是必须克服的阶段。”

在他看来，人工智能、5G等新兴科技产业将有效拓展智慧城市的应用场景，提升应用效果。“例如5G高带宽、低延时的技术优势将促进物联网、无人驾驶的应用。人工智能在交通、教育、医疗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对于提升效率、增强效果、降低成本都有很大帮助。”他表示。

科大讯飞轮值总裁陈涛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强调多项新兴技术合力对智慧城市的推动作用。在他看来，5G的到来为AI从中心计算到边缘计算提供了可能性，再结合区块链技术，则可以将针对区域的人脸模块、底图或模型进行下发，由边缘计算处理后再进行储存，而非一次性将全部数据上传到中心服务器以待处理。“原先较大问题就是数据传输，技术上进行边缘计算也有些困难。但现在，随着边缘计算技术逐步成熟，（5G）网络在速度和传输性上面有了比较好的保障，未来就可能形成一个分布式的计算，特别是在智慧城市领域。”陈涛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