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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小“火”了一把的配股融资，今年又有重归平静的迹象。东财Choice数据显示，截至11月30日，证监会2018年共审核通过8家公司的配股申请。这一数据在2014年至2017年分别是10家、11家、9家和20家。除2017年的暴涨外，其余年份配股申请均保持较为相近的数量。新发布的配股预案数量同样有所回落。2018年以来，发布配股预案的公司有17家，而在2017年这一数据是29家。

　　开源证券投行部资深人士在接受上证报采访时表示：“配股权实际上是一种短期看涨期权。去年配股市场火，是因为大家觉得股价处于阶段性低位，配股可以看涨。但是后续价格持续下跌，甚至跌破发行价，便无法实施配股了。”

　　9家公司终止配股
　　今年以来，新推出的配股方案数量大幅减少，终止的配股方案数量却在增加，其中，终止的方案基本是去年发布的存量配股方案。

　　年初至今，共有9家公司“叫停”自家配股事宜，而这一数据在2015年至2017年分别只有1单、3单和5单。合众思壮(002383)、美康生物(300439)、久其软件(002279)等公司的配股计划从启动到终止均未超过半年，而宜华健康(000150)一年内甚至两次“叫停”配股。

　　有的公司即使配股方案已获监管审核通过，仍毅然终止配股。例如，厦门港务配股申请于今年3月19日获审核通过。7月26日厦门港务发布公告称，结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内外部各种因素，公司决定终止此次配股方案。

　　今年获通过的配股方案企业中，目前仅陕国投A、南山铝业(600219)实施了配股计划。莱茵生物(002166)、浙江东日(600113)、华微电子(600360)、贵研铂业(600459)等公司的配股方案虽获通过，却仍未实施。

　　在上述终止配股的公司中，国信证券(002736)的配股计划开始地最早。早在2015年5月，国信证券股东大会便已通过配股议案，此后该议案连续两年延期，最终于今年5月终止。

　　有些公司终止前次配股方案后，随即发布新的配股方案。宜华健康5月3日终止2017年配股方案后，9月4日便发布2018年度配股预案。公司表示，此举主要由于前次审批时间相隔较远，分属不同年度，且募投项目发生了变化。然而，后一次配股方案最终也未能成行。

　　或因大股东手头紧
　　对于终止配股的具体原因，上市公司的解释大多比较笼统。可结合今年以来的“股东质押风波”来看，期间或存在一定关联。

　　合众思壮5月11日披露2018年度配股预案，拟以每10股配售不超过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11亿元将用于偿还有息债务，19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控股股东郭信平承诺以现金全额认购本次配股方案中的可配股份。

　　仅过了一个多月，合众思壮便于6月30日宣布终止该方案。资料显示，彼时“恰逢”公司实控人郭信平质押率高企。配股终止后，郭信平先后进行了2次质押和4次补充质押。根据最新公告，郭信平个人的质押率已达到91%。

　　北京某券商投行人士表示：“通常情况下，股权质押率高的股东资金都比较紧张，股东自己有债务压力，不可能再抽出资金参与配股认购。”

　　上述开源证券投行部人士也表示：“配股需要大股东有钱才行。现在有钱的大股东不多，敢配股的上市公司也不多，谁也不知道股市是否见底，大多数人现在没有信心。”

　　根据规定，配股成功的要求包括：A股股东认购股票的数量应达到该次A股配股拟配股数量的70%，因此大股东是否承诺参与配股、所配股比例显得尤为关键。

　　在股价比较低的情况下，如果大股东自身资金不是特别宽裕，无法认购相应份额，配股便很难发行成功。“如果其他人配股参与较多，可能会稀释大股东持股比例，这是上市公司不愿看到的。”

　　另寻门路“补血”
　　配股不成，上市公司要想“补血”，只能另寻他路。

　　10月22日、29日，宜华健康先后发布公告，全资子公司达孜赛勒康、亲和源分别筹划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其进行增资扩股，前者预计增资金额将超过8亿元且不超过20亿元，后者增资金额将超过10亿元且不超过25亿元，这两次增资均不会导致公司丧失对两家子公司的控股权。

　　厦门港务7月26日宣布终止配股方案。8月25日，公司便发布了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为满足公司的资金需求、降低资金成本，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15亿元超短期融资券。

　　尽管上市公司面对配股热情降低，但市场人士依然认可这种融资方式。

　　上述北京某券商投行人士表示：“配股和定增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为双方的条件不一样。不是说不做定增，就可以做配股。其实很多时候，上市公司愿意配股，但自身条件达不到。目前证监会比较鼓励做公开发行，不鼓励做非公开发行，所以从审核上来讲，配股的审核比较快。”

　　上述开源证券投行部人士也认为，相对来说，配股实施的风险比较小，失败的概率比较低，定增失败的概率却比较高。
□ .陈.碧.玉　 .上.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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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94点，恒生AH股溢价指数于12月3日盘中跌至一年多以来的低点，距沪港通开通4年来的最低点位113.19点（2017年3月21日）仅一步之遥，居于近4年运行区间（高点为154.11点）的底部。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港股市场投资者近期更倾向于加仓金融类H股等大蓝筹。

　　截至12月4日收盘，恒生AH股溢价指数报116.54点，微升0.4%。在全部106只A+H股中，共有19只股票的溢价水平不到16.54%，即低于指数水平。其中，海螺水泥、中国平安、鞍钢股份、招商银行、淮柴动力、宁沪高速、中国石化等7只股票A股较H股处于折价状态。海螺水泥是唯一AH折价率超过10%的股票，相较年初的折价比例有所扩大。

　　近期，AH股溢价指数的趋势下行主要是因为11月份港股走势相对较强。中泰国际策略分析师颜招骏表示，11月份，银行及保险板块H股的股价修复幅度较大。前期，港股受外围市场波动影响曾大幅回调，推动AH股溢价指数在10月份出现一波急升。而此后的H股补涨行情则又使AH股溢价幅度收窄。

　　与A股近期热炒低价股、题材股不同，近期的H股行情中，大盘蓝筹股反弹更为强劲。颜招骏分析认为，港股市场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他们通过估值、前景、分红及流动性等因素来选股，权重金融股成为近一阶段的热门。

　　在AH溢价表的另一端，洛阳玻璃、绿色动力等8只股票目前的A股溢价率超过200%。其中，洛阳玻璃的A股溢价率更是超过了500%。分析人士指出，H股的头部效应更为显著，资金更倾向于大盘股，市值低于50亿港元的股票流动性欠缺。以港股市值还不到6亿港元的洛阳玻璃为例，其H股12月4日的成交额仅103万港元，收盘价2.33港元/股。其A股的当日成交额达2339万元，收盘价12.47元/股，流动性差距显著。

　　近两个交易日，AH股溢价指数出现回升态势。有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南北向资金活跃度逐步提升，AH股的联动性愈发提高。不过，颜招骏认为，由于金融条件、市场结构、自由流通股数等方面的差异依然存在，AH股有明显折溢价的情况仍会延续
□ .刘.昌.源　 .上.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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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说：为哪般？挥霍光了烂账一大堆了就发行上市去圈、去续命呗！当年的四大行不也是这样发行上市的马，否则今天的人们都不知四大行为何物股市就是用来给权贵、败家子发财的买单的割韭的。

　3家银行成功挂牌上市，2家银行刚拿到IPO批文，2家银行已通过发审会，9家银行进入“预披露更新”阶段……与去年的沉寂境况不同，2018年国内银行在IPO进程上明显加快。

　　除这些“一只脚”已跨进IPO大门的银行之外，还有30多家城商行、农商行正焦急地等在大门外，无不积极地推进上市辅导备案等进程。


　　这份拟IPO名单上都有哪些银行？哪些地区更积极？争相冲刺A股的背后，反映出银行的哪些共性？

　　银行拟IPO名单上都有谁？

　　今年以来，中小银行掀起了一股上市小高潮。成都银行、郑州银行、长沙银行相继在A股挂牌上市。

　　紧随其后的是，西安银行与青岛农商银行分别于今年10月、11月成功通过发审会，只待批文的“临门一脚”。有望抢在这两家前面率先登陆A股市场的则是江苏紫金农商行银行、青岛银行，已于11月拿到IPO批文。

　　除上述“一只脚”已跨进IPO大门的银行之外，还有浙江绍兴瑞丰农商行、重庆农商行、厦门银行、厦门农商行、江苏大丰农商行等9家银行已进入到“预披露更新”状态，根据流程，下一步他们将集体进入初审会环节。

　　另外，重庆银行、江苏海安农村商业银行和安徽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这三家刚刚进入到“已反馈”阶段。

　　尽管已有10余家中小银行进入了A股IPO倒计时，排队者仍然络绎不绝。上证报综合各地证监局官网信息进行了粗略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共有30余家银行正在进行上市辅导备案。

　　这还不包括拟转板的中小银行。公开信息显示，已经在新三板挂牌的江苏如皋农商行和齐鲁银行，都在11月宣布拟申请A股上市。


(数据来源：证监会网站)

　　集中冲刺上市为哪般？

　　相比往年，中小银行为何如此集中地想登陆资本市场？

　　“自去年监管套利空间被严堵后，一些中小银行的利润增速出现明显下滑，内源性资本补充的动力日渐不足。但另一方面，随着业务规模的持续扩张，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压力却越发严峻。在此背景下，中小银行冀望登陆资本市场来缓解融资饥渴的信号越发强烈。”一位银行业资深人士一语中的。

　　一份来自某主流券商的研究报告，更加直观地陈述了中小银行当下所面临的资本补充困境。

　　一方面，因大股东资本实力的日渐式微，中小银行依靠大股东实现定增的概率在一定程度上受限，或是定增规模较预期打了折扣；

　　另一方面，虽然现在银行热衷发行二级资本债，但实际上二级资本债只能补充二级资本，无法缓解核心一级资本压力偏大的现状。

　　在此背景下，中小银行开始转战资本市场，冀望从根本上解决资本补充的难题。

　　当然，真正触发中小银行上市提速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整个IPO环境的变化。

　　天风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志明认为，“监管部门多次出台文件引导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城商行、农商行根植于支持地方民营经济，是地方信贷投放的主力军。通过上市实现补充资本后，更有利于鼓励中小银行加大信贷投放。”

　　哪些地区最积极？

　　在逾40家排队候场的中小银行中，哪些地区相对更积极？

　　上证报梳理发现，江苏、浙江、广州等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中小银行，在备战上市上更为踊跃，呈现头部集中的情况。

　　其中以江苏省的中小银行居多。截至目前，除了已在A股上市的7家上市银行(5家农商行和2家城商行)外，江苏还有3家农商行正在IPO排队中，此外还有两家农商行昆山农商行和江南农商行正在进行上市辅导备案。

　　民营经济较发达的浙江，也不甘人后。目前有3家中小银行杭州联合农商行、稠州商业银行以及温州银行正在进行上市辅导备案，另有2家银行已进入IPO排队序列。

　　安徽也是中小银行IPO“后备军”的聚集区。不仅有亳州药都农商行、马鞍山农商行已进入IPO排队序列，还有芜湖扬子农商行也开启了上市辅导备案。

　　与华东省市相比，来自其它兄弟省份拟上市的银行数量普遍在1至3家。比如，从公开信息来看，目前青岛、重庆、厦门等地都有“1家城商行+1家农商行”正在候场。

　　还有一些地区正朝着上市银行“零突破”的路上迈进。从各地证监局公布的备案辅导信息来看，内蒙古、宁夏、新疆等地均开始有银行释放出IPO破冰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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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发改委4日消息，近日，国家发改委等11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僵尸企业”及去产能企业债务处置工作的通知》指出，相关市场主体依据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开展债务处置，区分不同情形采取适当处置方式，自主协商形成处置方案，依法公平合理分担处置成本。各地区应建立“僵尸企业”及去产能企业债务处置工作机制，定期确定需开展债务处置的“僵尸企业”和去产能企业名单，原则上应在2020年底前完成全部处置工作。

　　通知明确，分类处置“僵尸企业”和去产能企业的直接债务，清分“僵尸企业”和去产能企业统借债务并纳入直接债务处置，自主协商处置“僵尸企业”和去产能企业的担保债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级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按照处置范围并结合实际情况，定期确定需开展债务处置的“僵尸企业”和去产能企业名单并及时通报相关金融机构和其他债权人。尚未确定过“僵尸企业”和去产能企业债务处置名单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级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在本通知发布后3个月内确定首批名单。要合理安排确定后续处置企业名单，原则上应在2020年底前完成全部处置工作。仍有部分营业价值的“僵尸企业”、资产负债率高于合理水平且偿付到期债务有困难的去产能企业，鼓励通过金融债权人委员会机制与债权人自主协商开展资产、债务和业务重组，支持引入战略投资者推动兼并重组。各相关利益方应在“僵尸企业”名单确定后6个月内协商一致形成重组方案。符合破产重整条件的“僵尸企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级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应积极推动进入重整程序，由管理人或债务人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应在6个月最多再延长3个月内形成破产重整计划草案。符合破产清算条件的“僵尸企业”，应坚决破产清算。对列入处置名单后在规定时限内达不成债务重组方案或因其他处置困难导致资产负债率持续偏高的“僵尸企业”和去产能企业，符合条件的应按照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相关规定，列入资产负债率重点监管企业名单，对其债务融资和其他经营行为实行严格限制，企业应及时制定降低资产负债率方案，符合破产条件的应转入破产司法程序进行债务处置。

　　通知指出，在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规范国有资产转让相关程序，提高审批效率，完善“僵尸企业”及去产能企业债务抵押物处置规则。积极利用产权交易所、租赁、资产证券化等多方式充分盘活“僵尸企业”及去产能企业有效资产，用于清偿债务。对债务处置不到位资产负债水平持续超出合理水平且按时偿付到期债务有困难的“僵尸企业”，监管部门应严格展期续贷、借新还旧、关联企业担保贷款等业务的实施条件，禁止给予金融机构特殊监管政策支持，并对操作不规范的金融机构实施必要的惩戒。落实去产能和“僵尸企业”债务重组政策，对债务处置过程中形成的损失做到应核尽核及时核销，并落实尽职免责。加大对兼并重组的金融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提供发放并购贷款，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并购票据和引入并购基金。

    11部门强调2020年底前完成处置“僵尸企业” 符合破产清算条件的企业应坚决破产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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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报发布前夕，陌陌遭机构沽空。

　　近日，知名沽空机构大会Kase Short-Selling Conference在纽约举行。金融市场内容服务商Seeking Alpha的消息称，投资咨询公司J Capital在会上警告，中国视频直播平台陌陌可能存在“循环营收”的问题。

　　J Capital分析师安妮·史蒂文森-杨（Anne Stevenson-Yang）表示，陌陌是中国公司制造“虚拟营收”的典型案例。她指出，该公司很大一部分营收增长均由用户驱动，这部分用户在付款后可获得75%至100%的返现。Stevenson-Yang认为，这种方式可能被用来洗钱，并估计这种行为可能影响陌陌约40%的营收。

　　该分析师还指出，尽管陌陌向投资者描绘了一幅月活用户不断增长且用户增长潜力巨大的景象，但其月活用户数实际上在一年前就已见顶。另外，陌陌所处的视频直播行业不仅竞争激烈，还面临较高的监管风险，股票内部抛售也很厉害。

　　同时，Stevenson-Yang分析称，中国货币供应在2019年收紧，将带来与2009-2010年期间类似的效应，彼时巨人网络、完美世界、第九城市和盛大等游戏公司均受重创。

　　截至发稿，陌陌方面并未就此回复。其股价在周一（12月3日）收盘上涨5.5%至33.08美元，但盘后即出现了小幅下跌，目前跌幅为0.39%，报32.95美元。市值逾67亿美元，较2018年6月的高点跌去近四成。

　　

　　近年来，陌陌虽然营收一直保持稳步上升态势，但同比增速却在2016年第四季度见顶后大幅下滑，自2017年第四季度起，近三个季度均维持在57%上下。

　　

　　而在用户数据方面，其月活用户也在2018年一季度突破一亿大关，但同比增速却在2017年第二季度达到顶峰后逐渐放缓。

　　

　　除了遭机构沽空，近日，陌陌还被曝出将3000万条用户数据在暗网以50美金的价格出售。卖家贴出的交易截图显示，这些数据包括用户的手机号、密码，写入时间是2015年7月17日。

　　不过，陌陌方面表示：这个所谓的三年多前通过撞库得来的数据，跟陌陌用户的匹配度极低，测试结果都是错误信息。同时，陌陌采用的算法对用户密码进行了加密，任何人无法直接从陌陌数据库中直接获取用户明文密码。

　　美国东部时间12月5日美国股市开盘前（北京时间12月5日晚），陌陌将发布截至9月30日的2018财年第三季度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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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纾解民企融资困境的背景下，信用风险缓释凭证（CRMW）迎来一波发行小高潮。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12月4日，银行间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合计创设金额超过30亿元。业内人士预计，未来将会有更多银行加入这一队列，这也是未来商业银行的发展趋势，但需要注意的是，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的发行也取决于融资主体的信用水平，不能仅仅依靠风险缓释工具来降低民企融资的难度。

　　迎发行小高潮

　　今年10月22日，在央行明确提出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之后，多家银行和增信机构纷纷加入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的创设队伍。进入11月以来，包括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浙商银行、北京银行、江苏银行、杭州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青岛银行、邮储银行、宁波银行在内的14家银行先后推出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支持民营企业债券融资。

　　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12月4日，银行间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合计创设金额超过30亿元。此外还有两家机构进入预配售进行时，分别是邮储银行创设本金总额不超过10000万元的18通威SCP006、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债增进”）计划创设不超过30000万元的18通威SCP006。

　　可以预计的是，未来将会有更多银行加入这一队列，这也是未来商业银行的发展趋势。此前央行按照中债增信和其他市场机构各提供100亿元初始资金以及8倍杠杆测算，最终能够形成1600亿元的规模去支持民企债券融资。市场观点认为，如果创设量达到预计规模，大部分明年到期的民企债可以被覆盖到，对缓解民企特别是低等级民企融资问题会有一定效果，这也预示着，沉寂多年的信用衍生品工具迎来快速发展的机遇窗口期。

　　天风证券固定收益孙彬彬团队指出，央行助推风险缓释工具，希望能够提振市场主体的信心。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核心功能在于缓释信用风险，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有效的信用风险管理手段。华泰证券宏观团队也表示，央行新工具是考虑到债券市场具有透明度高、预期引导强等特点，以支持民营企业发债作为突破口，精准发力，有利于改善货币政策在金融市场传导中的效果，提振市场信心，带动金融体系对民营企业融资的整体修复。

　　定价趋于合理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并非新面孔，事实上早在2010年，我国就已经推出两款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信用风险缓释合约和信用风险缓释凭证。

　　其中，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是指由标的实体以外机构创设的，为凭证持有人就标的债务提供信用风险保护的，可交易流通的有价凭证。不过由于银行的参与热情不高、投资者对冲信用风险的诉求并不强，再加上产品设计等方面的问题，导致推出后不久便陷入停滞。2016年市场回暖之后，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又推出了信用违约互换和信用联结票据两款新品种。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信用缓释凭证可在二级市场流通，但由于在一级市场它与既定债券绑定发行，发行总额受到限制。500金研究院院长肖磊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风险缓释工具能够很好地提升民企债的吸引力，实际上也是给债权人提供了一个风险对冲工具，而且能够在二级市场很好地分散风险，但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供给增多之后，工具的成本也会上升。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参与，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的定价也日趋合理。从已有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的产品看，越来越多的产品信用保护费费率保持在1%-2%，比最初几单0.4%左右的费率高出不少，有业内人士指出，未来随着挂钩主体资质的下沉，费率还会更加有层次。

　　除了定价合理之外，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的认购情况也在好转。例如11月20日，北京银行与中债增进联合创设的“北京银建投资公司成功发行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债券”。该笔债券期限为365天，发行规模为5亿元，发行利率为6.34%。最终有多家机构参与了信用风险缓释凭证认购，认购倍数达3倍，最终创设费率1.6%。本期债券创下近期同期限同评级民企债券利率新低。

　　肖磊进一步指出，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未来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的发行也取决于融资主体的信用水平，不能仅仅依靠风险缓释工具来降低民企融资的难度。

　　提振效果有待观察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的标的债券主要为相对优质的短期债券且创设金额较低，创设机构承担风险的动力仍显不足。在当前风险承担主体和担保规模仍较为有限的情况下，市场风险偏好的后续提振程度仍待观察。

　　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院院长王红英说道，“目前存在的问题也非常明显，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对于银行专业人才储备、专业经营的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人才储备之外，目前商业银行评级模式有90%都是靠中债增进的方式来进行，未来监管应当允许商业银行自身对企业发债建立一个评判标准”。

　　王红英进一步表示，这种“债+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的方式实际上是打开了金融机构对于世界产业融资的大门，对目前市场的流动性支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但目前参与交易的主要都是信用较好、评级较高的商业银行，未来市场可以扩展更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来进行风险缓释工具交易。

　　肖磊强调称，未来主要还得看企业本身的竞争力，所以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在金融市场的发展跟实体的发展水平可能会保持一定的一致性。

　　北京商报记者 崔启斌 宋亦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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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乐视系近亿元资产被法院冻结一事，乐视网给出了回应。12月4日，乐视网公告称，《民事裁定书》涉及保全金额非上市公司最终需承担金额，上市公司最终法律责任以有权机关裁决结果为准。

　　乐视网称，若上市公司胜诉、裁决意见证明天弘创新此次申请为错误保全，上市公司保留向申请人追究错误保全责任的权利。

　　事件源于天弘创新对乐视体育原股东的起诉。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天弘创新作为乐视体育B轮投资方，根据相关协议，如果乐视体育未能在2018年底上市，乐视体育原股东将承担回购责任。今年9月17日，天弘创新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对乐视体育原股东、三家乐视系公司价值9002.2万元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10月2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申请人乐视网、乐乐互动、北京鹏翼名下价值9002.2万元财产。

　　不过，乐视网对此裁定提出了异议。乐视网称，据公司了解，本裁定所述事项未履行《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审议、签署程序，其法律效力存疑。上市公司会积极应诉，以避免上述违规事项对公司、中小股东权益的损害，保护上市公司利益。

　　乐视网称，如果公司最终胜诉，公司免于承担任何赔偿、回购责任，公司或有债务将得到缓解，有利于后续生产、经营恢复；如果公司败诉，上市公司根据承担的回购和其他赔偿责任、债务等，会向相关责任人及相关公司继续追索、起诉。

　　根据乐视网此前公告可知，如果乐视体育A+轮和B轮各新增投资者均对上市公司提起仲裁申请，经初步计算，乐视网、乐乐互动、北京鹏翼可能共承担约110亿余元以内的回购责任。而截至9月30日，乐视网背负的有息债务规模达80亿元左右。这意味着，如果败诉，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乐视网来说，无疑雪上加霜。

　　乐视网还将相关责任指向了贾跃亭一方。乐视网称，关联方及关联方公司应承担此次违规行为对上市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与此同时，上市公司将全力对关联方应收款项进行催收，维护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合法权益，并在必要时通过法律途径保护公司利益。

　　不过，目前贾跃亭所持乐视网股份已几乎全部质押，且已被全部冻结、轮候冻结，乐视网则要求贾跃亭以Faraday Future（以下简称FF）资产或股权抵债。“上市公司将要求非上市体系关联方优先以现金偿还债务，在关联方公司未满足前述现金偿还情况下，上市公司优先要求FF相关资产或股权抵偿债务。”乐视网在公告中表示。

　　而贾跃亭创立的FF在今年6月份接受恒大注资之后，其所持股份已经大大摊薄。根据恒大健康此前公告显示，注资后，恒大健康方面将持有合资公司Smart King 45%股权，成为Smart King第一大股东，而Smart King全资拥有FF；FF原股东持有合资公司33%股权；剩余22%股权预留作为股权激励计划。

　　如今，FF与恒大对薄公堂，新的融资未见落地，贾跃亭能否偿还以及如何偿还乐视网债务，仍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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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部分支付机构在近日收到了央行特急文件《关于支付机构撤销人民币客户备付金账户有关工作的通知》（银支付〔2018〕238号，以下简称“238号文”）。“238号文”要求，支付机构能够依托银联和网联清算平台实现收、付款等相关业务的，应于2019年1月14日前撤销开立在备付金银行的人民币客户备付金账户，规定可以保留的账户除外。

　　有行业资深人士分析指出，这意味着支付机构吃备付金利息的日子行将结束。同时，还可以有效防范支付机构挪用客户备付金等风险问题，用户的资金将更加安全。在撤销备付金账户之后，支付机构少了这个与银行进行通道谈判的筹码，“断直连”的进度也会大大提升。

　　业内：有人故意拖延

　　事实上，这并不是央行第一次对支付机构提出注销客户备付金账户的要求。早在今年6月，央行官网就发布了《关于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全部集中交存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办发〔2018〕114号，以下简称“114号文”）。“114号文”指出，除跨境人民币备付金账户、基金销售结算专用账户、预付卡备付金账户和外汇备付金账户外，支付机构应于2019年1月14日前注销在商业银行的其余备付金账户。2018年7月9日起，按月逐步提高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交存比例，到2019年1月14日实现100%集中交存。

　　相比之下，“238号文”对于支付机构撤销人民币客户备付金账户相关工作的部署更加细化。除明确撤销时间外，还要求支付机构制定切实可行的销户计划，与备付金银行做好沟通，明确销户时间。同时，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切实履行属地监管职责、加强监测。对未按计划撤销的账户，要求支付机构逐个说明不能撤销的具体原因和解决办法。对于无故拖延销户时间的，应加大对相关支付机构以及相关备付金银行的检查、督导力度。

　　有业内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离央行要求的集中缴存最后期限只剩下一个多月了，但目前行业内的相关工作进展并不顺利，甚至有人故意拖延，因拖一天就有一天的利息可赚，全部缴存之后备付金的这部分利润就被掐断了。离最后期限越来越近，工作量也不少，这可能是央行再次发文督促备付金交存的原因之一。

　　某行业资深人士分析指出，“114号文”旨在确立支付机构备付金100%集中交存目标、进度和时间节点，是政策纲领性文件；而“238号文”已经就备付金100%集中交存后各支付机构撤销原有备付金账户的环节提出了包括时间节点、安全监管、情况报送等具体要求，主旨是保障备付金100%集中交存和备付金账户撤销工作的安全平稳运行。

　　部分小机构可能被淘汰

　　消费者在进行交易消费时，资金会先存放在支付机构，等到交易行为结束后，再由支付机构转给商户，交由支付机构存放的这笔资金就是客户备付金。客户备付金的所有权属于客户，但不同于客户本人的银行存款，不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也不以客户本人名义存放在银行。在实行集中存管客户备付金之前，这部分资金是以支付机构的名义存放，由支付机构管理。

　　资深人士分析，在支付行业，客户备付金不仅是“直连模式”的基础，也是支付机构重要的收入来源。作为支付过程中的沉淀资金或在途资金，从所有权上看，备付金属于客户；从控制权和利息受益权上看，备付金则属于支付机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容易诱发道德风险，这种风险普遍表现为备付金的挪用（用于其他业务或购买理财产品），更有甚者卷款跑路。

　　该资深人士向记者表示，“数据显示，支付行业2017全年的备付金利息收入约为70亿元，2018年只会更多。而在2019年1月14日实现备付金100%集中交存之后，将迫使各支付公司转变盈利模式，开拓新业务并进一步提高产品附加值，以拓展营收范围”。

　　融360分析师刘银平认为，备付金集中交付之后，对支付宝、别站这样的支付机构影响有限。但对于其他小型支付机构而言，将对其盈利模式产生巨大冲击。部分小型机构有可能被淘汰，支付牌照的价值也可能因此缩水。不过，这一举措可以有效防范支付机构挪用客户备付金等风险，用户的资金将更加安全。

　　“支付机构吃备付金利息的日子彻底结束”，在支付网创始人刘刚看来，支付机构再也不能拿备付金作为条件去和银行谈判争取费率上的优惠，新政策让支付公司和银行之间的合作更为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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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手起家、亿万富豪、“女首善”，东方园林董事长何巧女身上有诸多标签。而“PPP第一股”东方园林是其名声大噪重要因素。

　　今年5月，东方园林一纸“史上最凉发债”公告，推倒了一系列多米诺骨牌，并引发公司股价大跌。同时，大股东面临股权质押平仓及流动性危机。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公司集中释放系列融资方面的利好，不少机构投资者感叹东方园林“最暗时刻”已经过去。东方园林到底是“雨过天晴”还是“骤雨初歇”？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赴多地实地调研发现，由于资金链紧张，作为东方园林十大PPP项目，原定今年年底完工的北京房山琉璃河湿地公园、淄河水生态一期项目仍没有完工迹象，且项目已经停工数月。此外，多位东方园林员工透露，11月28日公司刚发放了此前拖欠了三个月的工资，但员工垫付的报销款以及去年奖金仍在拖欠。

　　对此，东方园林证券部人士回应称，根据市场环境进行经营和战略的适当调整，包括人员优化等。正在妥善处理离职人员的相关问题，涉及款项正在逐步发放中。

　　多处PPP项目建设停滞

　　在资金链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东方园林的PPP项目进展如何？

　　今年6月22日，东方园林回复深交所对公司2017年报的问询函时列出了截至2017年底十个重大PPP项目进展情况，包括北京房山琉璃河湿地公园、巴彦淖尔机场路及京藏高速工程、临淄淄河水生态一期等。

　　其中，北京房山琉璃河湿地公园为东方园林2015年9月中标的项目，合同金额18.98亿元；截至2017年底，完工率为74.87%，累计收入12.68亿元。按照计划，该项目将于2018年12月完工。公司彼时表示，基本按合同约定执行。

　　11月26日，中国证券报记者来到房山区琉璃河湿地公园发现，原定于今年底完工的公园工程仍没有收尾的迹象。

　　在琉璃河大桥西侧，已经建起了木桥、莲池，铺上了草坪；但河岸杂草丛生，没有修整；到处是半拉子没修好的水渠、铺了一半的草坪。河对岸的污水厂，仅建起了一格格的池子。公园内有几个员工在给草地浇水、割草，但没有看到施工队伍。

　　大桥东侧更是荒凉。地上散落着一堆堆的石板、水泥井圈。河边停着一辆压路机和平板拖车，压路机的滚轮已经生锈。不远处堆着的钢筋已经锈迹斑斑，杂草长了半人高。

　　在这里看守高压电设备的供电所职工李师傅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9月份这里就停工了。听说是东方园林的资金出了问题，工程车都扔在这。原来正常施工的时候，一天好几百人干活，到处都是施工的人。”在公园钓鱼的当地居民同样对记者表示，这里已经停工了三个月，听说是公司没钱了。

　　公园一角是东方园林旗下的北京东园京西生态投资有限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由于工程还没有完工，不方便对外透露信息。工程原定于今年年底完工，由于各方面原因，公司和房山区政府协调到明年6月份完工。

　　据东方园林相关人士透露，房山琉璃河公园此前一直是公司宣传的主打项目。由于施工停滞不前，公司已经不主动向客户介绍该项目了。

　　11月28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又来到东方园林位于山东淄博市临淄区牛山路上游的淄河水生态一期项目。在两架铁路桥之间，只见上百米的河床坑坑洼洼，河床中间堆满了泥土，杂草丛生。在这里，没有看到任何施工人员或施工车辆。河岸两侧两条水渠边上散落的景观石，说明这里曾经进行过整治。

　　在淄河北岸的一个开阔处立着三块大牌子，上面写着“淄博市临淄区水生态建设项目，包括淄河、乌河、运粮河三河提升改造工程，项目总投资21.53亿元，2017年6月开工，计划2024年完工。施工单位为东方园林。”其中，“淄河水生态牛山路上游建设项目，计划2018年底竣工。项目建成后将形成溪影风荷、梦泽嬉园、沧林拂晓三大景观。”

　　据河边的村民介绍，东方园林从去年开始在这里施工，但今年8月份一场水灾过后，之前修的全部被冲毁，东方园林的施工队伍都走了，连东方园林的大牌子也撤走了。

　　该项目业主方临淄区水务局办公室主任刘利(化名)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5年前东方园林开始在淄博拿项目。今年8月，淄河出现水灾，那个时候东方园林资金方面也出现问题，施工人员就撤了。我们和东方园林沟通过几次，但何时复工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有一些施工工人被东方园林拖欠工资。”

　　对此，东方园林证券部人士称，主要基于基建工程行业的政策性和季节性因素而做出的合理安排和调整。公司根据项目融资情况和回款速度合理安排施工，在建工程基本正常。项目停工有些是冬季达不到施工条件。

　　不过，东方园林官方微信号11月28日的一篇《打造蓼河新城新地标》的文章显示，同处于山东省的“济宁市鸿雁湖施工现场依然是一派热火朝天繁忙的景象”。某PPP行业人士表示，北方冬季能否施工要根据项目具体情况来定，不是所有工程冬季都不可以干。

　　拖欠员工奖金及报销款

　　除了PPP项目停工，东方园林的资金危局像多米诺骨牌已波及员工工资。自今年9月起，不断有关于东方园林裁员、拖欠员工工资以及报销款的报道。

　　中国证券报记者联系到了五名东方园林在职或离职的员工了解情况。上述员工均表示，从8月开始公司就全员未发工资；此外，近半年的报销款及去年奖金未发。不过，部分员工表示于11月28日收到了东方园林此前拖欠的工资。

　　11月从东方园林离职的员工李方(化名)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8月-10月三个月公司全员未发工资。且春节之后差旅接待等费用一直让员工垫付，少则两三万元，多则十来万元。离职的时候，东方园林给了一份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不提拖欠的工资、报销等金额何时支付，强令员工签字。

　　东方园林在职员工王明(化名)说，“在职的已经三个月没有按时发工资。截至今年四月份，差旅费就停止报销了，去年的奖金也一直没有发放。每个员工平均拖欠在五六万元以上。”

　　“曾经的东方园林员工们”在微博发布的《关于离职人员应付报销款未支付事宜的沟通函》显示，“今年二季度，公司开始放弃一些在跟项目，调整结构、缩减人员，离职前已提交的报销，离职数月后公司也未结算付款，有的甚至拖欠长达半年。每次询问基层财务，得到的答复都是公司资金紧张，等有钱了会优先打款，但没有准确的解决方案及时间。”

　　根据该微博11月28日更新的动态信息，“所有10月底按公司及个人意愿离职的同事，拿到了拖欠的工资和补偿款项。另外，在职同事，8级以下收到了两个月，目前尚欠一个月未发；8级以上同事收到了一个月，目前尚欠两个月未发。所有差旅报销款项未见处理。”

　　李方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已经拿到之前拖欠的三个月工资，但报销款和去年的奖金仍在拖欠。

　　东方园林2018年三季报显示，应付职工薪酬2.0亿元，期初为8538.70万元，增长134.66%，主要为公司人力成本增加。公司去年年报应付职工薪酬为8535万元，今年一季度和半年报分别为1.07亿元和1.22亿元。

　　对此，某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人士分析，东方园林今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仅12%，但应付职工薪酬大幅增长。这很反常。特别是今年三季报应付职工薪酬较半年报大幅增长7780万元。这说明公司可能存在资金紧张的情况。

　　对此，东方园林证券部人士表示，公司今年做了一些人员方面的优化，前几年扩张比较快，需要一定的“瘦身”。这在经营困难情况下较为常见，离职补偿存在争议也正常，上周公司已经解决了拖欠工资的问题。

　　债务危机持续发酵

　　5月21日，东方园林一纸“最凉”发债公告，成为公司今年一系列危机的导火索。

　　今年5月，东方园林发布了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的发行结果。原计划两个品种发行规模不超过10亿元，以补充资金流，票面利率高达7.00%。但最终两个产品只募得5000万元。其中，一个债券产品更是无人问津。

　　对于此次发债失利，东方园林董秘杨丽晶曾对媒体回应称：“此次发债之前，公司对债券的认购情况做过一次摸底和预估，当时对市场的判断偏乐观。主要因为过去我们几次发债市场反应都很理想，最终结果确实没有之前预想得那么好。”

　　此后，东方园林股价连续受到重挫，且大股东股权质押触及平仓线。截至12月4日，公司股价从5月初至今跌幅达55%，市值从516亿元跌至231亿元。

　　同时，东方园林的债务危机进一步发酵。10月16日，北京市证监局召集第一创业证券、浦发银行等23名债权人参加集体协商会议。北京市证监局建议，各债权人从大局考虑，给予公司控股股东化解风险的时间，暂不采取强制平仓、司法冻结等措施，避免债务风险恶化影响公司稳定经营。

　　东方园林随后开始一系列“断臂求生”的动作。11月2日，东方园林公告称，北京市朝阳区国资委旗下的北京市盈润汇民基金管理中心，将作为战投受让何巧女等不超过公司5%股份，并为公司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支持。

　　港股公司上海电气11月16日的一份公告则透露出东方园林向其出售固废资产。上海电气公告称，拟使用募集资金3.42亿元，收购东方园林集团环保有限公司(简称“环保公司”)与台州宗泽持有的吴江市太湖工业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100%股权；拟使用募集资金7.56亿元收购环保公司与台州宗泽持有的宁波海锋环保有限公司100%股权。环保公司分别持有吴江太湖和宁波海锋65%和60%的股权。东方园林半年报显示，环保公司为东方园林的全资子公司。

　　PPP行业人士指出，东方园林目前手里最有价值的，是一些能产生持续固定收益的危废处理项目。为了缓解流动性危机，公司只能先卖掉这些优质资产。而东方园林手里的大量园林景观类PPP项目基本卖不掉，也没有企业会接盘。

　　此外，东方园林密集通过公告释放利好以稳定市场信心，包括股权、债券、信贷等方面获得了融资支持。股权融资方面，东方园林11月28日披露非公开发行优先股预案，拟发行优先股募资不超40亿元。其中，36亿元用于还债。发行完毕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将由70.43%降至61.17%。11月7日，公司公告称，农银投资向公司旗下环保集团增资，首期增资10亿元已到位；增资后，农银投资持有环保集团35.71%的股权，农银投资拟进一步增资不超过20亿元。

　　债券方面，公司完成了金额10亿元的2018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与中债信用增进公司、民生银行、中关村融资担保公司签署《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意向合作协议》。

　　信贷方面，公司10月与华夏银行签订银企合作协议，获得24亿元意向性融资服务。

　　虽然获得了多方资金驰援，但东方园林的债务情况仍不乐观。公司三季报显示，截至三季度末，公司流动负债合计261.76亿元，负债合计292.40亿元。截至2018年9月末，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33.25亿元，其他流动负债(主要为短期应付债券)余额为50.97亿元，长期借款余额为6.92亿元，应付债券余额为22.38亿元。

　　PPP狂飙出现后遗症

　　早在2014年，东方园林曾经历过“最困难”时刻。当年公司营业收入为46.80亿元，同比下降5.91%，归母净利润为6.48亿元，同比下降27.17%。公司原本的主营业务园林景观陷入困局。

　　2014年底，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发文鼓励推行PPP模式。这成为东方园林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此背景下，东方园林快速切入PPP领域，成为最早参与PPP项目落地的民营企业之一。

　　凭着惊人的业绩，东方园林成为A股大白马。2015年-2017年，公司营业收入增长了2.8倍，归母净利润增长了3.6倍。公司前复权股价从2015年初的7.32元/股，攀升至2017年底的20.09元/股，三年上涨174%。

　　东方园林在PPP领域狂飙猛进的拿单速度令同行侧目。从2015年至今年5月，东方园林合计中标PPP项目113个，总中标额达1693亿元。其中，2015年累计中标PPP项目约330亿元，2016年380亿元，2017年715.71亿元。即使是遭遇流动性危机的2018年，东方园林也没有放慢脚步。2018年上半年，公司共计中标36个PPP项目，涉及水环境综合治理、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等领域，中标金额约为339.48亿元。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2017年11月，财政部下发规范PPP项目库管理的通知，对PPP项目进行“清库”，防止PPP异化为新的融资平台。随即各级财政部门针对在库PPP项目展开了全面清理、整改工作，大量不合规项目被清除出库。

　　今年8月23日，东方园林在投资者交流会上表示，“PPP模式的问题在于，如果利润不能覆盖投资，公司会有现金流问题，所以大家对PPP都不看好。但对于东方园林而言，只要贷到款，就没有风险。”不过，东方园林最后的问题就是出自资金上。

　　对于东方园林出现的问题，E20研究院执行院长、国家发改委财政部PPP双库专家薛涛认为，PPP是重资产经营，如果资金链紧张，很容易出问题。尤其是在扩张速度特别快的情况下，更容易出问题。

　　薛涛指出，PPP项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政府特许经营项目，如供水PPP、污水厂BOT、垃圾焚烧厂BOT等；另一类是非运营类的工程类PFI项目，如黑臭水体治理、海绵城市、园林景观等，其基本特征是按可用性付费进行结算，没有按量付费的机制。

　　“这相当于两种不同的赛道，传统项目是柏油路，PFI是砂石路。传统项目运营属性强，对政府的支付信用约束也更强。如污水处理、垃圾焚烧、环卫项目等，如果一旦不运营，会对城市运转、百姓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而园林景观等工程类项目，如果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可能会找理由推迟这类项目的支付。”薛涛说。“东方园林的大部分项目都是PFI项目，且扩张速度特别快。同时，东方园林在融资方面优势不够，相当于普通车在PFI的砂石路上高速行驶，当然容易甩尾。”

　　某资深PPP从业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分析，为追求扩张速度，东方园林大部分PPP项目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如贵州、内蒙古等地。这些地方PPP项目竞争没有那么激烈，相对更容易拿到项目。相应的是回款可能出现问题。

　　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了东方园林2017年拿的48个PPP项目，其中20个项目在西部省份，中标总金额300亿元，占2017年总金额的45%。

　　“从东方园林的商业模式看，希望最大限度拿到当期工程利润。一个项目只出20%-30%的资本金，如果工程利润超过30%，实际上第一把已经把钱拿了回来，银行可能成为最大的风险承担者。”上述人士表示，“所以当资金出现问题时，银行后续借贷会比较慎重。”

　　对于PPP的下一步走势，薛涛认为，随着PPP项目的规范化以及资管新规和控债的双重作用，大型PFI项目数目或收缩，非运营的PPP项目或减少。对以这类非运营PPP项目(即PFI)为主的东方园林而言是很大的考验，公司面临转型的风险。东方园林需要控制规模，提高项目品质，挖掘运营属性创新方向等方面作出战略性调整。

　　事实上，今年下半年以来东方园林加快了PPP业务转型。2018年半年报显示，公司正在调整业务区域，重点推进地方财力雄厚、支付能力有保障地区的业务；调整业务模式，灵活采用EPC模式或PPP模式开展面向政府的业务；在项目决策中实行金融一票否决机制，严控项目开工条件(要求融资不到位不开工)；公司和地方政府共同与金融机构进行磋商，争取金融机构对生态环境治理项目的优先放款，保障项目的正常实施。

    资金链紧张多处重大项目停工 东方园林PPP领域狂飙后遗症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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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阿里大文娱集团发布消息，根据举报，原大优酷事业群总裁、阿里音乐CEO杨伟东因经济问题，正在配合警方调查。阿里影业董事长樊路远将兼任优酷总裁。

　　阿里大文娱方面回应《证券日报》记者称，对待贪腐问题绝不手软， “阿里有史以来，对这类事情都是态度鲜明、决不妥协的。”

　　“挺突然的”，有优酷内部员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之前从未听到相关消息。11月29日，杨伟东还代表优酷，出席了第六届网络视听大会，并做出关于《连接年轻人 践行新责任》的讲话。

　　不过，据《财经》报道，阿里内部对于杨伟东的调查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杨伟东此次涉嫌贪腐的项目主要集中在优酷于2018年推出的“这就是”系列综艺，主要是关于综艺项目的收支问题。该系列综艺以《这！就是街舞》打头阵，后陆续推出了《这！就是灌篮》等。

　　杨伟东在优酷供职5年，被誉为“视频圈常青树”。公开资料显示，杨伟东1974年生人，2009年至2011年间，任诺基亚大中国区市场营销总监。2013年3月份，受古永锵邀请加入优酷土豆，先后担任优酷土豆集团高级副总裁、土豆总裁。2015年11月30日，杨伟东担任优酷土豆BG联席总裁，2016年5月份升任合一集团总裁，负责优酷、土豆、来疯、来玩的相关平台业务。2016年9月20日，兼任阿里音乐CEO。

　　2016年11月1日，阿里文娱集团成立，杨伟东任大优酷事业群总裁。2017年11月15日，阿里巴巴大文娱实行班委基础上的轮值总裁制，杨伟东加入班委并担任第一任轮值总裁。今年11月26日，在阿里集团新一轮架构调整中，杨伟东一年轮值期满，樊路远接任，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此轮组织架构调整与杨伟东涉嫌经济问题有关。

　　这不是阿里文娱板块第一次披露反腐情况。2016年2月1日，合一集团内部信称该公司前副总裁卢梵溪涉嫌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违法犯罪行为，已被警方带走调查。合一集团称，在内审中发现有些制作项目存在严重的财务疑点。

　　值得注意的是，合一集团发布上述反腐内部信时，卢梵溪已经宣布离职创业近半年。

　　根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于2017年5月份发布的《近年互联网公司涉腐反腐案件榜单》，从2010年至去年5月份，互联网行业反腐事件共29起，其中包括京东8起，阿里与百度均6起，腾讯3起。

　　从阿里的反馈看，杨伟东事件进一步情况还要等警方的调查和披露。不过，阿里历来对原则问题绝不妥协的鲜明态度没有改变。早在2009年阿里出台《阿里巴巴集团商业行为准则》，用以规范其员工与客户、业务伙伴、股东在业务关系中的行为。

　　2012年，阿里成立专司腐败调查、预防及合规管理的廉正合规部，与各业务线以及内审、内控部门都保持充分的独立，廉正调查“上不封顶”，问责权限一视同仁。同年，阿里公布反腐邮箱。

　　2015年6月份，阿里联合碧桂园、万科、美的、顺丰等企业发起中国企业反舞弊联盟，推动建立跨行业的廉洁从业信息交流与共享平台。两年的时间，联盟已发展到159家成员公司。

　　2017年4月7日，阿里巴巴廉正合规部发布处罚公告，宣布永久关闭其平台上36家以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的店铺。廉正合规部在上述公告中强调：“阿里巴巴经济体是透明的、实打实的经济实体。透明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承诺。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的坚决对腐败说不，让灰色在阳光下无处藏身，推动生态体系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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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利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屡见不鲜。近日《证券日报》记者统计数据发现，今年11月份，仅一个月时间，就有420家上市公司购买了811.58亿元的理财产品。其中，银行理财类产品是上市公司的首选，券商理财产品、信托产品等份额较少。

　　不过，随着理财新规、资管新规逐步落地，银行理财“保本”优势正在悄然减退，而券商理财逐渐成为上市公司的“新宠”，尤其是不属于资管产品范畴的券商收益凭证优势愈加明显。

　　11月份上市公司购买

　　超30亿元券商理财产品　　　

　　近日，上市公司蠡湖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使用不超过3.4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购买的理财产品主要为证券公司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和银行保本非固定期限型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在4.25%至3.65%之间。

　　蠡湖股份表示，公司对购买的理财产品进行了严格筛选，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同时，蠡湖股份表示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还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报。

　　此次蠡湖股份购买的理财产品大部分为证券公司类理财产品，这在大批热衷于理财的上市公司中并不是个例。

　　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发现，部分券商理财产品能达到5.6%的预期最低收益率，此前更有上市公司购买的券商理财产品预期最低收益率达到了7.5%。

　　事实上，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屡见不鲜。《证券日报》记者根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今年11月份，仅一个月时间，就有420家上市公司购买了811.58亿元的理财产品，其中大部分为银行理财产品和结构性理财产品。

　　不过，随着银行理财“保本”优势的逐渐减退，券商理财产品逐渐出现在上市公司的视野当中，这主要由于券商理财产品具有“保本”特性。本报记者根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11月份至少已有40家上市公司购买了72只券商类理财产品，合计金额达31.15亿元。

　　尽管目前券商理财产品占比较少，但收益凭证等券商理财产品的特有优势，使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逐渐将券商理财产品纳入考虑之中。尤其是操作灵活、安全性高且可以量身定制的收益凭证，让超过七成的上市公司在购买券商理财产品时，选择了收益凭证产品。除此之外，上市公司在券商理财的选择上还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质押式报价回购交易、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理财产品。

　　收益凭证

　　受上市公司欢迎

　　上市公司在选择券商理财产品标的时十分谨慎。《证券日报》记者在统计数据时发现，从券商角度来看，11月份，华泰证券发行的收益凭证等理财产品最受上市公司欢迎，共有10只华泰证券理财产品被上市公司购买，认购金额为8.02亿元；海通证券和国泰君安共有7只理财产品被上市公司购买，位居前列。此外，中信证券、中航证券的被购买只数也较多。

　　事实上，今年以来，上市公司认购收益凭证的热情逐渐上升，券商收益凭证发行规模也持续上涨。据中国证券业协会最新发布数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已累计发行25210只收益凭证，累计发行规模已达5720.91亿元，存续规模达3851.45亿元，未兑付的收益凭证发行期限以6个月以上为主，收益结构以固定收益型为主。

　　从最新单月数据来看，今年9月份，证券公司新发收益凭证2,272只，发行规模411.84亿元。其中，中金公司、广发证券、中国银河证券、招商证券、华泰证券在最新发布的9月份收益凭证发行规模中位列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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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发布了贵州平塘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塘农商行”）信用等级公告。公告显示，联合资信对平塘农商行长期信用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确定平塘农商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18年9月底，平塘农商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68亿元，较2017年末增长41.8%；该行不良贷款率为6.49%，较2017年末增加1.55个百分点。

　　同时，平塘农商行拨备覆盖率自2017年末就已经低于监管红线。截至2017年底及2018年9月末，平塘农商行拨备覆盖率仅为117.34%、113.53%，不足120%的监管底线要求。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就该行不良贷款等相关事宜致电平塘农商行，但对方未做出回应。

　　不良贷款率猛增

　　近期，联合资信发布了平塘农商行的信用等级公告。值得注意的是，平塘农商行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大幅增加。截至2018年9月末，平塘农商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68亿元，较2017年末增加0.79亿元，较2017年末增长41.8%；该行不良贷款率为6.49%，较2017年末增加1.55个百分点。

　　平塘农商行不良贷款率猛增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评级报告显示，近年来，平塘农商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持续下行，主要由以下几方面原因造成：

　　一是主要贷款群体为农户，农户长期以来的还款习惯为按年偿还利息，而平塘农商银行近年来根据监管要求将付息频率调整为按季度结息，导致大量农户贷款出现利息逾期的情况。二是改制初期，风控体系尚不完善，业务管理较为粗放，同时响应当地省联社对于规模考核的要求，投放了多笔异地企业贷款（包括异地社团贷款），主要涉及房地产、建筑等行业，随着整体经济景气度的下降，上述异地贷款出现本金逾期的情况。虽然有足额抵质押物，但抵质押物处理时限较长、难度较大。三是由于宏观经济下降，平塘县当地部分贷款客户出现经营困难的情况，还款能力下降。截至2017年末，平塘农商银行投放的异地企业贷款（含异地社团贷款）余额3.6亿元，其中不良贷款余额1.67亿元。

　　同时，联合资信指出，上述信贷投放造成其信贷资产质量恶化，因此平塘农商银行近年来信贷投放趋于谨慎，回归“支农支小”的本源，不再新增大额非农企业贷款，贷款业务规模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逐步放缓。

　　拨备覆盖率低于监管红线

　　记者注意到，平塘农商行拨备覆盖率自2017年末就已经低于监管红线。

　　今年初，原银监会下发《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银监发[2018]7号)，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由150%调整为120%~150%。

　　而公告显示，平塘农商行拨备覆盖率已经低于120%的红线。截至2017年底及2018年9月末，平塘农商行拨备覆盖率仅为117.34%、113.53%，不足120%的监管底线要求。

　　联合资信称，总体看，近年来平塘农商银行营业收入和拨备前利润保持增长，但净利润的实现受贷款减值准备计提的影响较大；考虑到其拨备仍然不足，拨备覆盖率未达到监管要求，未来贷款减值准备计提力度的加大将会对利润实现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截至2018年9月末，平塘农商行资本充足率三项指标达标，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2.89%、11.9%和11.9%，较2017年末有所提升。

　　据悉，平塘农商银行成立于2014年9月，在原平塘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基础上进行农商银行改制成立，初始注册资本为1.2亿元。近年来，经过多次增资扩股及股金分红转增注册资本，平塘农商银行注册资本增至2.6亿元。

　　截至2018年9月末，平塘农商银行下设22家营业网点，包括1家总行营业部、10家支行及11家分理处，均分布在平塘县内，员工总数226人。前五大股东分别为贵州铁路投资物产有限公司、三都千色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贵州源翼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合朋金石建材市场开发有限公司和贵州双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平塘农商行三季末不良贷款余额猛增 不良贷款率高达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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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红牛世纪之斗，不仅是大众熟悉的有关于公司控制权之争斗，还牵扯到了过去已落袋的钱。在许氏家族和严彬围绕红牛饮料中国市场的纷争中，严彬独立于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牛中国）这家合资公司之外，又打造了一个完全归属于他个人的华彬集团的商业帝国——包括多家工厂和销售公司。

　　2016年10月，红牛中国商标整体到期，许氏家族表示不再续约。除了这一点外，华彬集团旗下的其他红牛相关公司——就是那些许氏家族没有持股的公司，被许氏家族认为自出生起就没有获得过红牛商标的授权。当然，严斌方面并不同意这一说法。关于这一争执，还有一出并不被外界所知晓的合同“罗生门”。

　　授权合同现两个版本

　　据红牛中国官网介绍，红牛饮料当前在中国共设有北京、江苏、广东、湖北、海南5个生产基地，此外，其销售网络也遍布全国。但工商资料显示，在这一庞大的红牛产销体系内，存在许氏家族股权的，仅有位于北京市怀柔区的红牛中国总部、位于海口的海南红牛饮料有限公司，其余当前全部隶属于华彬集团。

　　许氏家族律师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合资公司是中国内地唯一一家获得许氏家族许可生产红牛饮料的企业，严彬在此之外擅自设立的隶属于华彬集团的3家红牛工厂和数家销售公司，自始至终都没有获得过许氏家族的授权，其生产和经营红牛产品也没有法律依据。

　　但红牛中国说它有这个依据。作为红牛商标所有权方的泰国天丝医药保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丝医药，许氏家族旗下公司），它和红牛中国签订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到底允许红牛中国把商标用到什么程度？

　　记者调查发现，双方手中各有份本应完全一致的合同，但如今看来却在关键之处，存在明显的意思差异，红牛的商标授权也就此陷入新的罗生门。

　　这要从华彬集团旗下北京红牛饮料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销售公司）说起，北京销售公司是目前国内负责红牛饮料销售业务的最大公司，其前身为华彬集团旗下北京华商饮料销售公司，于2006年12月才更名并采用“红牛”作为商号。更名时，公司章程的修改决议提到：“为了便于我司业务更好地开展，现红牛中国特别授权我司使用‘红牛’作为商号”。

　　记者获取的一份来自北京销售公司备案文件的“红牛商标授权许可合同”显示：“许可方（天丝医药）授权被许可方（红牛中国）为红牛在中国经营发展需要，可组建必要的营销机构并径直使用或授权使用红牛作为企业商号。”该份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06年。按照这一条款，北京销售公司的成立则顺理成章。

　　但许氏家族律师团队坚称，天丝医药从未签署过含有该条款的“商标许可协议”。一位律师表示：“对于红牛这样的全球知名品牌而言，签署这种不经许可方同意即可进行转授权的条款，也显然不符合商业逻辑。”

　　许氏家族的律师向记者展示了双方分别于2006、2009年签订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对应条款则显示：“除非有许可方（天丝医药）之在先书面同意，被许可方（红牛中国）不得将本合同中由许可方授予被许可方之权利（使用红牛系列注册商标的权利）中的部分或全部转让给任何第三方，也不得将许可方授予被许可方的任何权利再做委派，给予或分配。”这一表述也的确与北京销售公司引用的版本大相径庭。

　　许氏家族的律师团队甚至坚称严彬“篡改”再授权相关条款。针对两份红牛商标授权合同的差别，记者于近日向华彬集团的一位管理人员进行咨询，但其表示并不知情。一时间，这份重要的商标授权文件变得真假难辨，上述华彬系的红牛公司的成立过程也变得扑朔迷离。

　　商标权之争为何进展缓慢？

　　2016年8月起，许氏家族以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对华彬集团旗下的3家红牛工厂和北京销售公司及其多家分公司提起诉讼。此外，许氏家族还对严彬个人在担任红牛中国董事长期间，利用其他企业对红牛中国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造成伤害为由提起诉讼。

　　面对许氏家族的起诉，严彬的对抗态度也十分耐人寻味。据裁判文书网的记录，2017年，严彬一方曾以红牛中国的名义对天丝医药提起诉讼，认为尽管相关红牛商标系以天丝名义申请注册，但根据各合资方在1995年和1998年合资合同中的有关约定，红牛饮料使用的相关红牛商标及近似商标是红牛中国资产的一部分，天丝医药有义务立即将第878072、878073、1289559、1264582、5608276、1219609号注册商标及相同或近似的红牛系列商标更名至原告（红牛中国）名下。该案件于2017年9月19日立案。

　　同时，就许氏家族在对全国多地的“华彬系”红牛公司提起的商标侵权案，严彬方面也相继以确认不侵权为由提起反诉，甚至基于“不当得利”，要求许氏家族返还华彬集团曾为红牛投入的巨额广告费用。红牛中国对商标相关权益从未松口，甚至要求返还费用，此外，公司还不断对于相关诉讼的管辖权提出管辖权异议并持续上诉。这一系列举动的目的何在？全国律师协会的杨荣宽律师解释道：关于知识产权的诉讼，如果主张别人侵权，首先必须证明自己有权属，其次要证明对方是侵权的，第三才有索赔。权属、侵权、索赔构成判定这类案件的三个关键，是一环套一环的。

　　严彬一方面否定了对方所认定的权属关系，提起了确权诉讼认为红牛商标的权利并不是天丝医药，而是红牛中国的。另一方面，他还提起了一些反诉行为，也就是确认自己不侵权的诉讼。

　　“这两个步骤的共同目标就是对抗性诉讼，商标权归属是基础，如果权利动摇，那么后面的审判可能会出问题。因此无论其提出的理由成立与否，法院都是要审的，经历这个过程之后，整个诉讼程序的时间就被延长了。此外，提管辖异议也是拖延诉讼的惯用方法。”杨荣宽说。

　　对此，上述华彬集团的管理人员表示，在不违背法律程序的情况下，集团进行的相关诉讼，目的是为了有时间还原产生纷争的历史过程，双方的确需要对一些事实进行梳理，从而让整个历史事实和法律事实更加清楚，其他只能等待人民法院审理和判决。

　　双方在诉讼上不断交锋，案件的进展也确实变得十分缓慢。

　　据了解，红牛中国作为原告状告天丝医药主张要回红牛系列商标的所有权一案，已于今年8月被原告申请撤诉。而许氏家族起诉三家“华彬系”红牛工厂和相关销售公司的商标侵权案件，目前有一些已开过庭，但法院尚未作出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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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传已久的带量采购《“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文件》（下称“《采购文件》”）已经正式出台，12月6日，上海将作为第一个带量采购试点开标。而背后的国家医疗保障局或许成为药品采购体系中拥有最大话语权的决策方，此次招标议价后的采购价格可能会放大到全国，形成价格联动。

12月1日，在中国医院院长年会上，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金维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国家医保局的组建解决了“多龙治水”，成为具有统筹决断权力的集权部门，同时也是集采购权、定价权和支付权于一身的超级买家。

“长期看，带量采购将对行业的商业模式产生深刻影响，仿制药的营销属性逐渐减低，生产工艺和成本优势将成为仿制药企核心竞争优势，拥有原料药和制剂一体化生产能力的企业，有望受益新的行业规则。”万联证券分析。

“4+7”带量采购

此次带量采购首先在11个城市试点，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和广州、深圳、沈阳、大连、西安、成都、厦门7个城市。

天风证券研究所测算显示， 2017年全国西药销售规模1.46万亿元，本次试点采购的11个城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地合计销售规模3018亿元，占全国比例超过20%。考虑到其他省份仅广州、深圳、成都药品销售规模较大，预计影响全国30%的药品市场。如果按照60%至70%的带量采购规模，中标企业将获得全国约12%至21%的市场。

自从带量采购消息流出，部分业内人士就对其核心问题产生了担忧，鼎臣医药咨询创始人史立臣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带量采购首先要解决“量”的问题，既往采购量仅是以一个省或一个市的使用量来表达，没有明确数据，可能会出现药企中标后销售量不达标但无人负责的状况。

《采购文件》则对采购品种和采购量进行明确规定，在带量采购的31种药品中，5mg氨氯地平口服常释剂型采购数量最大，为2.94亿片， 500mg培美曲塞注射剂采购量最小，为2.29万支。同时《采购文件》还公布了11个城市各自对每种药品的具体采购量。

量的问题似乎得到了有效解决，部分业内人士还对支付表示担心。“之前，带量采购价格谈判是一部分人，进行实际采购和支付的却是另一部分人，就会导致当时谈成的支付方式成了空话。”史立臣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上述人士的担忧不无道理，之前带量采购的招采、支付和定价职能分属于原国家卫计委、人社部和国家发改委，而在今年组建的国家医保局，完成了招采合一，成为集采购权、定价权和支付权于一身的“超级买方”，由此来看，支付问题似乎也得到了改善，医保强支付时代或将开启。

而且此次带量采购还会签署购销合同，各试点地区在联采办发布中选通知后，按照中选品种及中选价格在合规采购平台上完成挂网工作，按要求组织签订购销合同并执行，购销合同必须如实反映实际供应价格和采购量，采购方应当根据合同的约定及时回款，不得拖欠。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在此前也曾表示，带量采购的核心是以量换价、以款换价，相较于之前的采购，现在有回款保证采购量和市场，让价格明显下降，同时减轻企业的销售成本。“药价中销售成本占比很高，采购量确定后，可以降低药价，回扣也能得到改善。”

据上海人社局医保处副处长龚波介绍，完成集中采购后，医保部门将与卫生部门合作，从行风建设、合理用药、临床用药综合评价等方面入手，加大对医疗机构监督，保证约定的采购量得到执行。

同时，本次中标流程采取预中选和拟中选制，最终只有1家企业中标，即：企业先报价，该品种选定1家企业预中选；有3家报价的品种，预中标满足条件即为拟中选品种；有2家报价的品种，根据低价、销量大、中标地区多等要求，降幅双方达成一致后，成为拟中选品种；对于只有1家企业申报的情况，将直接获得预中选资格，降幅通过协商决定，是否成为拟中选品种。但对于不参加或不接受议价谈判的，该品种作流标处理，且将影响该企业在试点地区所涉药品的集中采购。

对于中标流程中的议价环节，一位业内人士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谈判确实有成效，但很多谈判结束后，会出现企业怨声载道和患者获得感不强的现象，这就提醒我们，促进产业发展和创新只是医保的延伸功能。”

金维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要逐步完善国家医保局与药品供应方之间的谈判机制，同时还要完善与医疗服务机构和卫生部门之间有关医疗服务价格的谈判机制，并建立对医疗服务价值的科学评价体系，以此为基础进行谈判。

“带量采购或医保谈判都应该制度常态化，以往都是一批一批地谈判，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如果能形成一个合理固定的运行机制，就可以随时根据需要采取措施，成为整个医保的基础之一。”金维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药企生死局

此次带量采购是建立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取得阶段性进展的基础上进行的，在《采购文件》的申报要求部分，提出了药企的药品品种应属于原研药及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参比制剂，或是满足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等要求。

同时在11月21日，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公布的《“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上海地区补充文件》（下称“《补充文件》”）进一步明确，符合本次集中采购申报要求的同品种仿制药品生产企业超过（含）3家的，不再采购其它不符合本次集中采购申报要求的同品种其他生产企业药品。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企业或许可以抢先获得“入场券”，但入围之后也免不了激烈竞争，截至11月8日，国家食药监局药品评审中心共受理一致性评价受理号517个，涉及196家企业的189个品种，目前已通过一致性评价受理号达75个，涉及41个品种。

本次《采购文件》公布的31个品种，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11月，共有46家企业符合要求，仿制药企业共30家，其中有10家药企是不少于2个品种入围，部分药品将面临多家药企竞争的格局。

如31个品种中的瑞舒伐他汀口服常释剂型，2017年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的销售额为50.19亿元，也面临着包括原研药企在内共5家药企的竞争，如正大天晴即为其中仿制药企之一，它除了面临原研药企阿斯利康的对抗，还要顾及与其市场份额难分伯仲的京新药业和海正药业。

此次正大天晴入围品种4个，均非独家仿制药，而且同时面临3家以上同类产品的竞争，其中恩替卡韦口服常释剂型2017年公立医疗机构市场销售额高达84.25亿元，对此，正大天晴面临江西青峰以及原研药企施贵宝的竞争，目前正大天晴此药品的市场份额已超过施贵宝，同时其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的市场份额仅次于原研药，又大幅超过竞争对手华海药业的同类产品。

复星医药也有4个品种入围，只有阿法骨化醇口服常释剂型是独家通过一致性评价，氨氯地平口服常释剂型也面临4家企业同台竞标。

原研药也面临着两难的处境。据中银医药研报，在前五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28种药品（57个品规）中，原研市场份额高于80%的占25%，高于60%份额的合计超过46.4%，高于40%份额的合计超过67.8%，仅有1/4的品种原研市场不到30%。

而此次31个药品品种主要波及的原研企业16家，辉瑞、阿斯利康、赛诺菲、葛兰素史克、施贵宝等均在其列，这些药企的吉非替尼、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左乙拉西坦等在2017年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的市场份额均在90%以上，同时在我国，多数原研药专利期到期后并没有出现“价格悬崖”，它们的价格仍普遍高于国内仿制药。

因此部分业内人士认为，这些原研药企业目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与仿制药一同降价，竞争品种入选资格，二是放弃“4+7”城市的市场份额，继续发力剩下的市场。

对于第一条路，《补充文件》显示：“符合本次集中采购申报要求的同品种未中选的最高价药品，必须在本市2017年中标价（或挂网价）基础上，根据价差实现梯度降价后（以中选价托底）方可继续采购使用，价差较大的须进一步加大降价幅度。”因此，原研药参与竞标后，若降价幅度不够，或许会面临第二次降价才能继续被采购使用。

对于第二条路，《采购文件》显示：“本次集中采购以结果执行日起12个月为一个采购周期。”意即带量采购入选品种会以年为周期进行迭代，同时带量采购或许也会以年为周期持续进行，同时有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三权合一的“超级买家”国家医保局出场，在试点带量采购后或许会进一步将其适用于全国市场，届时原研药可能会大幅杀价以保住市场。

对于此次带量采购中各药企所面临的价格难关，金维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了近年药品谈判的降价情况，2015年10月，原国家卫计委率先开始对3种药品进行国家级药品谈判，谈判成功后降幅超过50%；2017年进行了第二轮国家医保药品谈判，谈判成功36种药品，总体价格降幅达到44%，最高降幅达到70%。今年国家医保局牵头对17种抗癌药品进行国家级的谈判，价格降幅也很高，平均达56.7%，最高降幅也超过70%。

“由此可以看出通过谈判，药品价格降幅都比较高，但谈判有利于形成市场导向的价格形成机制，在全面医保背景下可以通过以量换价实现共赢。” 金维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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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债市统一监管来说，这是历史性的时刻。”一位接近证监会人士12月3日晚间感慨。

当晚，证监会联合人民银行、发改委共同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债券市场执法工作有关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化监管执法，加强协同配合，建立统一的债券市场执法机制。

长期以来，中国的债市存在市场分割的局面，业内称之为“九龙治水”。市场分为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市场，不同的债券品种则由人民银行、发改委、证监会等多个部委分别监管，不同的监管模式也产生了差异化的业务标准，增加了金融机构之间竞争的不公平，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监管套利。

如今金融防风险，去杠杆的大背景下，监管层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债市统一监管，消弭由于市场分割带来的潜在风险，《通知》的发布意味着债市统一监管向前迈出了巨大一步。

证监会获统一执法权

根据《意见》的内容，证监会将依法对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所债券市场违法行为开展统一的执法工作，对涉及公司债券、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金融债券等各类债券品种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以及其他违反证券法的行为，依据证券法有关规定进行认定和行政处罚。如果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非证监会监管的金融机构在此次债券市场执法权统一后，也将纳入证监会执法的范围内。

“通知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证监会未来将可以对商业银行在承销各类债券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依照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进行处罚。”前述接近证监会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同市场人士交流后了解到，由证监会统一执法后，跨市场的执法尺度应该如何统一是市场较为关心的问题。

深圳一家大型评级机构的分析师12月4日接受采访时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证监会近两年对公司债的监管非常严格，同时还采用了现场检查、抽查底稿等手段，这些严监管的风格如果都延续到银行间债市，相关机构和公司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来适应了。”

但统一执法权并非统一监管，《通知》中也明确提出了人民银行、证监会、发展改革委继续按现行职责分工做好债券市场行政监管。债券市场自律组织及其他市场参与机构做好自律管理等相关工作。

也就是说，接下来债券市场的监管将是多部委协调行政监管，证监会统一执法的局面。

“对于长期分割的债市来说，统一执法权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进一步统一监管还需要其他层面共同推进。”4日一位国信证券固定收益部人士对记者表示。

为了加强证监会执法的权威性，《通知》也做了多处强调，如：证监会依法履行职责,被调查的单位、个人应当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文件和资料,不得拒绝、阻碍和隐瞒以及对不配合调查的责任人员,证监会有权建议有关金融监督管理机构或者业务主管部门依法责令责任人员所在单位给予纪律处分,或者建议依法取消其任职资格、禁止其从事有关金融行业工作等。

在《通知》发布的同时，证监会也通报了今年针对债券市场的监管成绩单。

证监会表示，2018年至今证监会查办债券市场违法违规案件6起，涉及欺诈发行、虚假陈述、操纵市场等行为。

具体来看违法违规的行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债券发行人粉饰业绩，制作虚假申报材料，骗取发行核准；二是债券发行人未按规定披露定期报告，隐瞒重大担保事项或者擅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三是出于非法目的，人为制造虚假交易，干扰债券市场正常交易秩序。

“在《通知》发布的同一天公布今年的监管动向也意味着未来跨市场的统一执法也将在这几个方面集中展开。”前述评级机构的分析师认为。

更多统一即将到来

在此次证监会统一执法权之前，监管层先行统一了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评级业务资质、评级标准等。

另外，6月14日证监会、央行和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三大监管机构首次联合检查，针对的便是证券评级机构存在的评级虚高、评级泡沫，未能有效揭示信用风险等突出问题，这也是首次交易商协会和证监会两个不同的监管部门进行的联合执法行动。

但正如前述业内人士所言，债市的“统一管理和协调发展”，还有很多需要理顺的地方，可以预见，未来监管部门还将出台更多措施。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4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便分析：“接下来债市统一管理仍有可能在不同领域推进，包括：承销商业务资质的统一，信息数据统一公布，信息披露标准以及违约处置流程规范的统一，收益率曲线的统一等，当然这要建立在两个市场互联互通的基础上。”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也从证监会处了解到，下一步证监会联合发改委、人民银行将从债券市场统一发行准入和信息披露标准、政策性金融债跨市场发行、完善回购制度、加强信息共享和失信联合惩戒等五个方面共同推进债券市场的协调监管。

除了上述这些内容外，一位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12月4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还指出，债市统一管理接下来需要注重规则的统一，如国内债券市场首先应该解决的是《证券法》的统一适用问题，即银行间市场有关固定收益工具如短融和中票适用统一的《证券法》。

事实上，这一次由证监会统一执法权一定程度上也为司法适用统一提供了重要的前置条件。

可以预见的是，在“统一债市监管”这一口号喊出数年时间之后，2018年终于有了实质性的推动，债市统一监管指日可待。

“就我们理解来看，债市统一监管并非将所有债券市场统一到一个监管部门下，而是充分发挥协调监管机制，当然前提是如资管产品一样统一债券市场的所有标准，这种情况下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监管的统一。”前述国信证券固定收益部人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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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改再临变数。

12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获悉，在2019年的棚改计划中，政府购买棚改服务模式将被取消。具体而言，对于新开工的棚改项目，不得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名义变相举债或实施建设工程，而是要求以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式（棚改专项债）为主进行融资。

对此，多位分析人士均表示，叫停政府购买棚改服务模式主要是为了防范隐性债务风险。棚改新三年计划还将继续推进，但棚改规模和推进力度可能会较之前有所缩小。

防范隐性债务风险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叫停政府购买棚改服务模式，已有征兆。

10月25日，住建部副部长倪虹曾在北京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座谈会，研究 2019 年棚改政策，安徽、江西、山东、四川、贵州五省和各省1个城市代表参会。会议明确，政府购买棚改服务模式取消，2019年棚改以发行专项债券为主。

据了解，在此次会议上，各地总体意见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棚改融资政策由政府购买棚改服务模式转为棚改专项债后难以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二是棚改不应列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棚改债务应单列管理；三是对棚改需求大财力又极为困难的西部地区给予特殊政策和重点倾斜。

同时，政策的收紧也在持续。近期，住建部等相关部门则明确要求，对于2019年新开工的棚改项目，不得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名义变相举债或实施建设工程。防范隐性债务风险，被认为是叫停政府购买棚改服务模式的主要原因。

2017年5月底，财政部印发的《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以下简称87号文）明确指出，严禁将铁路、公路、机场、通讯、水电煤气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储备土地前期开发，农田水利等建设工程作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但87号文还专门指出，“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的棚户区改造、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涉及的政府购买服务事项，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有东部省份的国有资产管理官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87号文所指的相关规定，主要指2015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指出，市、县人民政府将购买棚改服务资金逐年列入财政预算，并按协议要求向提供棚改服务的实施主体支付。

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表示，中央文件在棚改领域给政府购买服务模式留了“口子”之后，有地方将一些工程项目、建设支出包装成棚改相关支出，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支付。由于政府购买服务支出纳入地方政府预算，这实际上形成了地方财政为棚改项目兜底的局面，造成隐性债务风险加大。

今年5月，财政部宁波专员办的一篇文章称，在中央“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积极稳妥化解存量隐性债务”的要求，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实施化解债务专项行动的目标任务下，目前主要资金筹集于银团贷款和政府购买服务的棚户区改造作为隐性债务的一大来源，成了地方政府重要攻坚对象。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今年6月26日，财政部发布《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办法》被认为主要沿袭了87号文内容，明确列出了政府购买服务的负面清单，包括货物和工程、服务与工程打包的项目、融资行为等。但《办法》并未专门提及棚改。

因此，李奇霖指出，政府购买棚改服务模式如果取消，那么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地方财政隐形债务风险加大。未来的项目融资，将更多依据项目本身的偿债能力，采取市场化的方式进行融资。

而据接近住建系统人士介绍，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其它贷款方式，并将鼓励国开行、农发行对收益能平衡的棚改项目继续贷款。

棚改规模有所收缩

10月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一次重申将继续推进棚改计划。

会议指出，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新的三年棚改计划，督促各地加快开工进度，确保按时完成全年棚改任务。同时，各地要严格评估财政承受能力，科学确定2019年度棚改任务。

所谓“新三年棚改计划”，就是2018年-2020年将改造各类棚户区1500万套，其中2018年改造任务580万套，2019年、2020年还要累计完成920万套。

目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11月中旬，住建部在其官网发布消息称，截至10月底，全国棚改已开工577万套，占年度目标任务的99%，完成投资15000多亿元。按此计算，未来两年年均改造规模约460万套。

多位分析人士均指出，改造目标的降低是相关方面取消政府购买棚改模式的原因之一，但是棚改专项债资金可能难以满足新开工项目的融资需求，因此有些地方可能需要中央财政资金的支持，否则棚改整体的开工进度将会受到一定影响。

中信证券信用分析师吕品表示，一方面，如果叫停政府购买棚改服务模式，短时间内可能面临棚改整体资金不足的问题，即使通过国开行等政策性银行发放贷款，由于收益能平衡的棚改项目相对较少，最终进入棚改项目的资金总量也会较少；另一方面，2019年房地产周期继续向下的概率较大，对于棚改主力三四线城市而言，新的库存压力已经逐渐形成，地方政府继续推动棚改的动力不足。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不仅是政策风向改变，已经有地方在重新审视以城中村改造为棚改重点的城市更新模式。

11月5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公布的《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总体规划（2018-2025）》（征求意见稿），要求各区开展以综合整治为主，融合辅助性设施加建、功能改变、局部拆建等方式的城中村更新，并且将全市56%的城中村划为综合整治区，未来7年不得“拆除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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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一个周末夜晚，北京某科技公司负责公关的年轻妈妈Lily发了一条朋友圈，母女俩当晚先是音乐启蒙课，然后是2小时《灰姑娘》百老汇音乐剧。

2018年，消费降级的声音此起彼伏，但音乐剧等文化演出类消费和电影市场一样一路增长，特别是在一线城市。一位音乐剧行业从业者分析，中产文化消费市场并无明显过冬迹象，城市中产带孩子看音乐剧演出，也只会选最好的，升级大于降级。

和很多文娱体育新消费一样，国内外从业者和投资人认为，中国音乐剧市场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当下还有巨大空间待挖掘。

一线城市演出市场井喷

一位住在北京东城区的年轻妈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过去他们夫妇周末都很宅，有了孩子后，文化体育生活质量提高了很多，陪孩子逛博物馆、公园，晚上还要经常陪孩子看音乐剧、话剧演出，北京的文化资源丰富，很多合家欢剧目适合带小朋友看。

11月21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英国大使馆的一场文化活动上采访了英国音乐剧制作公司GWB Entertainment制作人Paul Warwick Griffin。他表示，中国一直是整个音乐剧发展的前线，中国音乐剧剧场也是如此。中国是全球现在发展最快的音乐剧市场，应该把最好的作品拿到中国。

某票务网站联合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17中国演出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演出市场总体经济规模489.51亿元，相较于2016年的469.22亿元，上升4.32%。其中，演出票房收入(含分账)176.85亿元，占到了36%的份额，较2016年提升5.2%。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数据发现，美国演出票房通常是电影票房的2倍，2017年中国国内电影总票房559亿元，中国演出票房市场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目前，中国一线城市演出市场正在爆发，部分爆款演出一票难求。2015年，音乐剧《剧院魅影》在广州连演40场，在北京连演64场，平均上座率高达97%，总票房超过1.2亿元。《音乐之声》从2016年7月份至今，两年多时间已演出了314场，创了中文版音乐剧在国内短时间内连演的记录，以家庭为单位的观众超过了47万。

专门从事西方经典音乐剧版权引进及中文版制作的七幕人生公司CEO杨嘉敏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公司四五年前做用户调查时，80%的用户是第一次进剧场，2018年上半年调查时这一数字变成了30%。现在他们和合作伙伴谈项目时，发现很多中国人对不太热门的音乐剧剧目也都听说过。

杨嘉敏还表示，目前七幕人生的观众群中，一线城市占比较高，在一线城市中，上海是音乐剧受众最多的市场。上海观众对新的艺术形式接受速度最快，在剧的类目方面更喜欢悬疑、时尚一些的剧目。北京也是很大的市场，观众更喜欢思想性的和深刻一些的剧目。

虽然二线城市的市场绝对值不比一线城市，但是二线城市对好作品的渴求度比较高。相对来说，好作品在一线城市更常见，所以去二线城市演出时，观众的热情极高，二线城市人群的消费水平、欣赏能力也很高。

资本寒冬里音乐剧仍火热

业界有一个说法，音乐剧市场爆发的节点是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目前中国人均GDP刚超过9000美元，一些发达地区人均GDP早已超过1万美元。

杨嘉敏认为，当年《猫》的引入让日本音乐剧市场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剧院魅影》的出现让韩国音乐剧市场进入飞速发展的十年，也会有一部音乐剧作品让中国音乐剧市场出现新的拐点，或者是爆发点。

2017年全国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达7327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8.1%。全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2086元，占全部支出的11.4%。

2017年，北京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已达3917元。在2018年11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活动上，该中心总经理张利透露，2015年到2018年，天桥艺术中心共演出剧目574部，其中音乐剧是亮点。2019年上半年，音乐剧品牌也将继续擦亮，《绿野仙踪》等一批经典音乐剧被列入清单。

保利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文鹏也表示，2019年保利院线头等大事是把家庭音乐剧《玛蒂尔达》做好，除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还将在保利院线13个城市进行全国的巡回演出。

资本市场也看到了中国人在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潜力，部分文娱类项目在2018年的资本寒冬里顺利拿到了新一轮融资。2018年，七幕人生获阿里文娱集团现场娱乐事业群领投、君联资本跟投的B+轮融资，创下迄今为止音乐剧演出行业最大规模单笔融资记录。2015年，他们也拿到了当时业内最大一笔投资，来自黎瑞刚负责的华人文化产业基金，金额为3000万元。

对资本方来说，2018年这笔投资也是阿里文娱扩充线下版图的一个案例。2017年9月，阿里文娱集团宣布成立现场娱乐事业群，涵盖大麦、MaiLive和麦座三大业务，提供从内容出品、渠道触达到落地服务的一站式平台。

杨嘉敏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阿里对线下娱乐比较看好，中产消费增加，线下娱乐未来会有快速增长，音乐剧会是线下娱乐市场最大的蓝海市场，现在市场还没有挖掘出来。阿里投资后，有些资源会打通。

七幕人生新五年战略将由单一的音乐剧演出业务，升级为音乐剧演出、少儿培训与艺人经纪三大核心业务并行。其中，少儿音乐剧培训市场，是新尝试的领域。这方面的市场需求和增速超出预期，目前已经占到了收入的10%，这些从小参与演出和培训的孩子将是音乐剧未来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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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子公司的“出世”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多类机构的担忧，因12月2日发布的《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对其业务范围定义相对宽泛，可投资非标，可兼顾公募、私募范围，可直接投资股票，拥有众多独特优势。

不过，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信托牌照和公募牌照项下部分业务，银行理财子公司不能涉足，理财子公司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公募+私募+信托”。

不同的“信托关系”

《办法》中对银行理财子公司的法律关系表述中提及，银行理财产品依据信托法律关系设立，这引发市场误以为银行理财子公司牌照可替代信托牌照。

不过，一位银行理财专家表示，银行理财子公司是信托法律关系，实际上更多是基于客户理财资产的信托隔离，从保护客户、处理法律纠纷的法律角度出发。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询相关其他资管机构，与其他资产管理产品有关法律关系的表述与理财子公司一致。2018年10月22日，证监会发布《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及其配套规则，在新闻稿和答记者问中说明各类私募资管产品均依据信托法律关系设立。

“银行理财子公司与信托公司的业务范围存在本质区别，银行理财产品依据信托法律关系设立，不应理解为理财子公司具有信托牌照、可开展信托业务。”上述理财专家表示。

根据《信托公司管理办法》（银监会令2007年第2号），信托业务是指信托公司以营业和收取报酬为目的，以受托人身份承诺信托和处理信托事务的经营行为。银行理财子公司与持有信托牌照的信托公司存在不同，比如，银行理财子公司不能开展财产权信托（设立特殊目的载体SPV）、动产或不动产信托、慈善信托等业务。

资深信托研究员袁吉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短期看来自银行理财的通道业务需求肯定会明显下降，“但信托的通道业务并没有完全被‘堵死’。其一，不设立理财子公司的银行做理财业务还需要信托通道；其二，理财子公司的部分非标业务如果做贷款还需要信托；其三，除银行理财之外还存在部分通道业务。”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接近监管人士处也证实，银行理财子公司并不能直接发放贷款，如果非标要发放信托贷款还需要通过信托牌照。

一位资管业务人士也对记者指出，虽然“可投非标债权”，但是，涉及抵押的项目，只有银行和信托可以开展，作为银行的理财子公司还是需要借助通道进行操作。

能与不能

《办法》还规定，银行理财子公司理财产品不得直接投资于信贷资产，不得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主要股东的信贷资产及其受（收）益权，不得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主要股东发行的次级档资产支持证券，面向非机构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品不得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不良资产受（收）益权。此外，理财子公司在自有资金运用方面限制也较多。

对于衍生品业务，《办法》的规定是，银行理财子公司发行投资衍生产品的理财产品，应当按照《银行业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获得相应的衍生产品交易资格，并遵守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关于衍生产品业务管理的有关规定。

不过，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衍生品交易资格牌照并不难获取，地方银监局即可发放，已经有诸多银行有相关资质。

另外，与证监管理下的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相比，理财子公司主要从事资管业务，也不能通过设立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同时，像租赁这种需要牌照的业务，银行理财子公司也不能直接开展。

不过一位非银资管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不管是资产证券化还是融资租赁这些银行理财子公司不能直接开展的业务，都只是融资方式而已，银行理财子公司可以投资非标债权，即可作为资金方通过合作等方式进行投资，“对于融资人而言，关心的问题只是能够融到资金，至于具体的融资方式并不重要。”

一位银行资管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银行理财子公司这块牌照很重要，理论上，重要的金融业务均可开展，不能直接从事的那些事实上体量很小。“有些业务不能投，有些业务即使能投也不代表会去投。”

对于非银机构而言，未来的一大空间将是探讨与银行理财子公司之间的合作。《办法》规定，银行理财子公司的理财投资合作机构包括但不限于银行理财子公司理财产品所投资资产管理产品的发行机构、根据合同约定从事理财产品受托投资的机构以及与理财产品投资管理相关的投资顾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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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政府出台了一波又一波的减负政策：给企业减费降税、调整个人所得税、还下调了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虽然到了年末，国务院的政策依然不断。

今天（12月5日）上午，新华社报道称，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就业工作的决策部署，把稳就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促进就业创业，强化培训服务，确保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业目标任务完成和就业局势持续稳定。



意见明确：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此外，从明年1月1日起，实施三年百万青年见习计划，将就业见习补贴范围由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扩展至16—24岁失业青年。

不裁员、少裁员
可返企业50%失业保险费
《意见》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的重点举措，其中包括支持企业稳定发展。

（一）加大稳岗支持力度。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标准可按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或按6个月的企业及其职工应缴纳社会保险费50%的标准确定。上述资金由失业保险基金列支。

（二）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作用支持小微企业。充分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支持创业就业。各地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应优先为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提供低费率的担保支持，提高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负责）

人社部发布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至2017年，失业保险基金收入分别为1289亿元、1380亿元、1368亿元、1229亿元、1113亿元，支出分别为532亿元、615亿元、736亿元、976亿元、894亿元。

不难看出，失业保险基金当期收入大于支出，基金累计结余规模在逐年增加，近5年的累计结余规模分别为3686亿元、4451亿元、5083亿元、5333亿元、5552亿元。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执行研究员孙永勇告诉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失业保险基金之所以出现累计规模不断增加的情况，主要是社会中参保失业保险的人群比例较低，主要集中在事业单位、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职工参保失业保险的比例不高，而真正需要支出的对象可能就是这部分的群体。

对于返还50%的失业保险缴费金额，孙永勇认为，对于企业来说，失业保险的费率本身就不高，一般在1%（企业0.5%+个人0.5%）左右，返还的基金规模不会很大，但是体现的政府积极减负的态度。政府应该是在打组合拳，下一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费率肯定会有调整，对于企业社保缴费而言，这两块才是大头。

扩大就业见习补贴范围
除了对企业支持之外，《意见》还提出了诸多针对个人的鼓励和帮扶政策。

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力度，符合条件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可分别申请最高不超过15万元和3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鼓励各地加快建设重点群体创业孵化载体，支持就业压力较大地区为失业人员自主创业免费提供经营场地。

扩大就业见习补贴范围。从2019年1月1日起，实施三年百万青年见习计划；将就业见习补贴范围由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扩展至16—24岁失业青年；组织失业青年参加3—12个月的就业见习，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并适当提高补贴标准。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向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介绍，扩大就业见习补贴范围，一方面说明政府更加关心青年失业人员，同时也说明大学生就业救助取得较好的成绩，政府有能力救助更多的失业人员。

对于提高补贴标准，苏海南称，近年来，随着社会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就业见习补贴的金额本身也在不断提高，下一步如何进一步提高补贴标准，需要看失业保险基金的承受能力。目前来看，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较多，具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一些地区已经在积极推进提高见习补贴标准的相关工作，比如：今年5月，苏州市人社部门出台《高校毕业生及青年就业见习实施办法》，见习学员个人享受的生活补贴，由以往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当年城镇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的80%提高到100%。

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困难企业可组织开展职工在岗培训，企业职工教育经费不足部分，经所在地人社部门审核评估合格后，由就业补助资金予以适当支持。

对下岗失业人员普遍开展有政府补贴的培训，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其中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成员在培训期间再给予生活费补贴；将技术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条件由企业在职职工参加失业保险3年以上调整至参保1年以上。

及时开展下岗失业人员帮扶

失业人员可在常住地办理失业登记，申请享受当地就业创业服务、就业扶持政策、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下岗失业人员，及时落实失业保险待遇，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和临时救助范围。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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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广州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广东省委书记、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李希主持会议，省长、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马兴瑞出席会议。

李希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深入系统领会，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确保大湾区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引领广东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一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和坚决贯彻党中央战略意图，担当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职责。二要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准确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于广东的全局性、牵引性重大作用，切实把建设大湾区作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大机遇、大文章抓紧做实。三要进一步强化协同意识，准确把握粤港澳在改革开放中的独特地位和优势，加强优势互补，注重错位发展，强强联手打造高质量发展典范。

李希强调，要牢牢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个“纲”，带动全省各方面各领域工作。一要把大湾区建设的带动作用落实到战略引领上，加快搭建和完善我省推进大湾区建设的“四梁八柱”，牵引优化完善“1+1+9”工作部署，相应做好有关重大规划部署的细化实化工作。二要以大湾区建设带动广东新时代改革开放全局，切实在大湾区建设体制机制创新上下功夫，依托大湾区携手港澳打造“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支撑区，加强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协同联动。三要以大湾区建设推动广东全域工作，结合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发挥好珠三角主阵地作用，强化“一带”“一区”的融入支撑作用，引领推动生产力优化布局、区域协同发展。

李希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工作，携手港澳深度合作，切实把大湾区建设历史机遇转化为现实发展优势，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一要加快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抓好抓实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重点工作，吸聚更多高端创新资源，着力提升大湾区自主创新能力。二要完善重大项目配套建设及政策安排，充分发挥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综合效益。三要稳步推进民生领域合作，积极研究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广东学习、就业、创业、生活等相关政策，成熟一项、推出一项，不断增进三地人民群众福祉。四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合作，把生态保护放在大湾区建设优先位置，携手建设美丽湾区。五要依托港澳独特优势，发挥广东自贸试验区的试验田作用，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高地。六要携手港澳深度合作，加快建立和用好三地推进大湾区建设协调机制，抓紧落实我省近期赴港澳考察对接的工作成果，谋划推动系列重大政策创新。七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思想引领，完善工作机制，加强研究谋划，切实做好宣传工作，为推进大湾区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马兴瑞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动力源泉，落实省委深化“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工作安排，以更高政治站位和更大责任担当，举全省之力推进大湾区建设，尽快完善出台配套政策文件，形成一批硬招实招，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合作，加快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携手香港、澳门推动开放优势互补，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不断增强粤港澳三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省领导王伟中、林少春、张硕辅、许瑞生、黄宁生、欧阳卫民、张光军，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其他成员、省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