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水贴

govyvy

近日，《广东省进一步促进就业若干政策措施》（下称《促就业措施》）出台。

《促就业措施》提出，降低社保成本和企业招工费用，以补贴、失业保险基金支出等优惠政策，通过中小微企业、鼓励创业、激励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加大技能培训、帮扶困难企业职工和困难人员等方式，促进扩大就业。

广东省在今年机构改革前，就由税务机关征收社保费。《促就业措施》明确，保持企业社保缴费成本总体稳定，严禁行政执法机关自行对企业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

作为全国养老保险企业缴费费率（14％）最低的省份之一，广东此次未下调养老费率，对失业保险、医保、工伤保险、残障金的缴费进行调整。

到2020年底，失业保险费率维持1%，继续实施失业保险浮动费率制度；职工医保符合条件的城市，以不少于0.5%的幅度阶段性降低企业费率；工伤保险全省平均费率再下降30%左右；残障金执行2017年征收标准。

《促就业措施》还提出了一系列优惠措施来引导农村劳动力、外省劳动力就业，降低企业招工费用。

例如，全省每年组织500场以上省内“村企”、“园村”、“校企”招聘活动，组织200场以上省际劳务对接活动，支持外省（区）在粤设立劳务工作站，并通过就业补助资金给予适当补助。

支持粤东西北地区通过就业创业服务补助购买基本服务成果，引导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经纪人等市场主体开展农村劳动力有组织劳务输出，每成功介绍一名农村劳动力稳定就业并参加社会保险6个月以上的，由就业补助资金给予不超过800元的补助。

附全文：

广东省进一步促进就业若干政策措施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就业工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完善就业政策，持续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活力，促进扩大就业，有效应对当前经济环境的新情况、新变化，促进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18〕39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一、稳定政策适度降低社会保险等成本。我省由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的政策和征管程序不变，缴费方式不变，保持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成本总体稳定。规范执法检查，严禁行政执法机关自行对企业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用人单位缴费费率维持不变，继续执行分类确定缴费工资下限。失业保险费率维持1%标准至2020年底，继续实施失业保险浮动费率制度。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累计结余剔除一次性预缴基本医疗保险费后，可支付月数超过9个月的地级以上市，阶段性降低用人单位缴费费率，降低幅度不少于0.5个百分点，实施至2020年底。工伤保险在全面实施浮动费率的基础上，阶段性下调缴费费率，全省平均费率再下降30%左右，实施至2020年底。2018至2020年底，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下调为按2017年的征收标准进行征收。（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省医保局、省残联负责）

二、进一步降低企业招工费用。组织开展人力资源状况调查，统筹利用好省内省外劳动力资源，全省每年组织500场以上省内“村企”、“园村”、“校企”招聘活动，组织200场以上省际劳务对接活动，支持外省（区）在粤设立劳务工作站，并通过就业补助资金给予适当补助。支持粤东西北地区通过就业创业服务补助购买基本服务成果，引导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经纪人等市场主体开展农村劳动力有组织劳务输出，每成功介绍一名农村劳动力稳定就业并参加社会保险6个月以上的，由就业补助资金给予不超过800元的补助。积极培育人力资源服务业，提升人力资源服务集约化、专业化、精细化水平，对促进就业创业成效显著的国家级、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省分别奖补200万元、100万元。强化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管理，严厉打击“黑中介”、“工头”违法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对被评为国家、省“人力资源服务诚信示范机构”的，省分别奖补50万元、20万元。（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市场监管局负责）

三、加大重点用工企业服务力度。用工量2000人以上或一次性新增用工500人以上的企业属于重点用工企业，由企业所在地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设立就业服务专员，全程提供用工政策对接和协调服务。组织开展重点用工企业人力资源需求摸查，按照已建成、新开工、新投产、新规划进行分类，建立台账和数据库，实行动态管理。全省每年组织200场以上重点用工企业专场招聘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重点用工企业介绍员工，稳定就业并参加社会保险6个月以上的，由就业补助资金按每人400元给予职业介绍补贴。（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省税务局、省统计局负责）

四、积极支持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将小微企业招用应届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期限从1年延长至2年。登记注册3年内的小微企业，按其吸纳就业人数给予带动就业补贴，招用3人（含3人）以下的按每人2000元给予补贴，招用3人以上的每增加1人给予3000元补贴，补贴总额不超过3万元。支持家政服务业吸纳就业，对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按不超过其为所招用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50%给予补贴。鼓励中小微企业吸收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稳定就业并参加社会保险6个月以上的，由就业补助资金按每人3000元给予补贴。对用人单位、产业园区吸纳就业效果显著，且被省评定为示范性就业扶贫基地的，给予30万元一次性奖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扶贫办负责）

五、进一步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东部7省（市）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32号）规定，进一步研究用好失业保险基金支持就业创业措施，各地级以上市可在留足相当于上年度失业保险待遇支出总额两倍储备后，按10%左右比例从滚存基金余额中提取资金用于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和贴息支出，有关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管理办法和贴息资金管理办法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牵头制定。对符合条件的创业者提供最高30万元、最长3年的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合伙经营或创办小企业的可按每人最高30万元、贷款总额最高300万元实行“捆绑性”贷款；对符合条件的劳动密集型和科技型小微企业，贷款额度最高为500万元。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应优先为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提供低费率的担保支持，不断提高其贷款可获得性。将一次性创业资助标准提高到1万元，范围扩大到返乡创业人员。深入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鼓励各类群体到乡村创业就业。大力实施“粤菜师傅”工程，每年培养1万人次，带动6万人以上就业创业；将乡村经营驿道客栈、民宿、农家乐的创业者（经营主体），纳入一次性创业资助、租金补贴和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等扶持政策范围。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建设。整合建立一批主要面向到乡村创业人员的创业孵化基地，各地级以上市按每个基地10万元标准由就业补助资金给予一次性补助。支持稳定就业压力较大地区为失业人员自主创业提供免费经营场地。（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教育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广东银保监局、深圳银保监局负责）

六、进一步激励高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应届高校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或乡镇、村居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稳定就业（服务）并参加社会保险6个月以上的，由就业补助资金按每人3000元给予到基层就业补贴，在粤东西北地区的按每人5000元给予补贴。扩大“三支一扶”志愿服务招募规模，进一步提高工作生活补贴标准。将求职创业补贴标准从每人1500元提高到2000元。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的，按不超过个人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2/3给予补贴。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职业培训补贴范围，由毕业学年学生扩大至在校期间学生，毕业前每人可申请一次。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各类创业孵化基地、众创空间、科技孵化器创业创新，落实场租、税费减免等扶持政策，提供创业融资、参展参赛等服务支持。全省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每年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服务活动1000场以上、就业创业政策进校园活动100场以上。支持高校健全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体系，根据其开展就业创业政策宣传、就业创业指导、技能培训、补贴申领等服务情况，从就业补助资金中给予适当补助。（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负责）

七、进一步加大劳动力技术技能培训力度。加快构建教育与产业统筹融合发展格局，推动学科专业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加快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各地要根据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需要，研究制定劳动力技术技能提升培训规划和计划，加快培养掌握先进技术技能、岗位适应能力强的劳动力大军和懂种养、会经营的职业农民队伍，参加技术技能提升培训取得职业资格或按规定通过考核的，给予劳动力技能培训补贴，全省每年补贴25万人次以上。各地级以上市要及时公布企业紧缺急需职业（工种）目录，对获得目录中职业（工种）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人员，劳动力技能晋升培训补贴和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均可在规定标准基础上提高30%。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将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条件由企业在职职工参加失业保险3年以上放宽至参保1年以上。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鼓励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与企业开展合作办学，积极参与劳动力培训，提升能岗匹配性，有关培训课程与教材开发、教师授课、设备购置与耗材、职业工种开发、项目管理与服务等相关费用，按规定从职业培训收入中列支。（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商务厅负责）

八、帮扶困难企业职工稳岗转岗。进一步加大援企稳岗力度，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对符合相关条件的参保困难企业，返还标准可按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列支，具体操作办法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牵头制定。支持困难企业开展职工在岗培训，所需经费按规定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培训计划及成果经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评估合格后，由就业补助资金按困难职工每人不高于1000元给予一次性特别培训补助。困难职工失业后参加3-6个月技能培训（含创业培训）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创业培训合格证）的，可申领技能提升补贴或创业培训补贴，其中符合失业保险金领取条件或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人员，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列支；其余人员从就业补助资金列支。参加培训劳动力属就业困难人员、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成员、低保对象或残疾人的，培训期间由就业补助资金按每月500元给予生活费补贴，但领取生活费后不可同时领取失业保险金。用人单位吸纳困难职工就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参加社会保险的，按每月不低于200元、不高于最低工资标准50%给予一般性岗位补贴，补贴期限不超过1年；对其中属失业前已参加失业保险的人员，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列支，其余人员从就业补助资金列支。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介绍困难职工稳定就业并参加社会保险6个月以上，由就业补助资金按每人400元给予职业介绍补贴。各地要建立困难企业全程服务机制，指导确需较多裁员解困的困难企业制定裁员安置方案，依法依规妥善处理劳动关系和社保转移接续等工作，及时提供求职指导、岗位信息、技能培训和创业支持等服务；依法依规调处劳动争议，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确保稳定。本条所列政策措施实施至2019年底。（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商务厅、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总工会负责）

九、加大困难人员托底帮扶力度。将就业见习补贴对象扩大至离校未就业（毕业两年内）高校毕业生和16-24岁失业青年；对见习者属就业困难人员、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成员、低保对象或残疾人的，见习期间由就业补助资金按每月500元给予生活费补贴。见习者见习期满被用人单位留用，稳定就业并参加社会保险6个月以上的，由就业补助资金按每人3000元给予用人单位留用补贴。对依托互联网服务平台等新业态、新模式实现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给予不超过其社会保险实际缴费额2/3的社保补贴。加大公益性岗位统筹开发力度，用人单位开发公益性岗位招用符合条件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由就业补助资金按最低工资标准给予公益性岗位补贴；对在公益性岗位就业的人员，按其本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给予个人缴费补贴。对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失业人员，及时发放失业保险金，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其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对生活困难又不符合失业保险金领取条件的困难职工，由就业补助资金按每人5000元给予临时生活补助。及时落实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等措施。符合条件的异地务工人员可按规定在常住地或就业地办理失业登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享受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和有关就业创业服务。（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民政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扶贫办、省残联负责）

各地、各单位要统一思想认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全面落实支持实体经济、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利用外资等系列政策措施，促进产业就业协同；进一步加强对促进就业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就业形势分析研判，细化目标任务，明确责任分工，及时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各地级以上市政府要在本通知下发之日起30日内制定完善实施细则和办事指南，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要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建立健全享受扶持政策的困难企业和困难职工实名制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完善认定标准和流程，做好动态管理和跟踪服务；要对现有补贴项目进行梳理，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对补贴项目、补贴方式进行归并简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强政策解读和实施效果评估，及时调整完善相关扶持政策。

govyvy

明年1月1日起，欠缴税款10万元以上将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黑名单”。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信息公布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公告，其中，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办法》将逃避追缴欠税纳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的标准由“欠缴税款金额100万元以上的”修改为“欠缴税款金额10万元以上的”。该《办法》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办法》，欠缴税款金额10万元以上的纳税人，纳税信用级别直接判为D级，适用相应的D级纳税人管理措施。

Q: 纳税信用等级为D级有什么后果？ A: 对纳税信用评价为D级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公开D级纳税人及其直接责任人员名单，对直接责任人员注册登记或者负责经营的其他纳税人纳税信用直接判为D级；

（二）增值税专用发票领用按辅导期一般纳税人政策办理，普通发票的领用实行交（验）旧供新、严格限量供应；

（三）加强出口退税审核；

（四）加强纳税评估，严格审核其报送的各种资料；

（五）列入重点监控对象，提高监督检查频次，发现税收违法违规行为的，不得适用规定处罚幅度内的最低标准；

（六）将纳税信用评价结果通报相关部门，建议在经营、投融资、取得政府供应土地、进出口、出入境、注册新公司、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获得荣誉、安全许可、生产许可、从业任职资格、资质审核等方面予以限制或禁止；

（七）D级评价保留2年，第三年纳税信用不得评价为A级；

（八）税务机关与相关部门实施的联合惩戒措施，以及结合实际情况依法采取的其他严格管理措施。

根据2014年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忘录》，这些D级纳税人将面临多项惩戒措施：比如阻止出境、限制担任相关职务、金融机构融资授信参考、禁止部分高消费行为等等。

失信案件将增加
《办法》指出，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欠缴税款金额10万元以上的，该金额标准由原来的“欠缴税款金额100万元以上的”收窄为“欠缴税款金额10万元以上的”。

国家税务总局特聘研究员杨默如向记者表示，短期内将使纳入黑名单人数增多，但此举亦将提高当事人的纳税遵从度，长期来看也将提升全社会的依法纳税意识。

恒大研究院研究员罗志恒也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金额标准收窄会产生失信案件增加，但这种增加不意味着是标准收窄导致违法失信行为的增加，只是体现监管更加严格。

罗志恒表示，我国税制建设的方向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如果不强化对税收违法行为的打击，纳税人违法成本低，税法的遵从度就会低，不利于公平竞争。

此外，被列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的还有八种情形，比如，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等等，这些纳税人的纳税信用级别直接判为D级，适用相应的D级纳税人管理措施。这些重大税收违法失信行为也被称为“黑名单”制度。

纳税信用级别设A、B、C、D四级，对D级纳税人税务机关将在增值税专用发票领用、出口退税审核、纳税评估等多方面加强监管，此外税务机关与相关部门实施联合惩戒措施。

10月，税务总局稽查局副局长于海春在国家税务总局第四季度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税收违法“黑名单”实施情况。他表示，自2014年“黑名单”制度实施以来，各级税务机关累计公布案件数量达13468件，其中今年三季度新增3389件，较上一季度增长131%。

根据信用中国，10月新增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企业730家，退出3家。

阻止出境、限制买房等惩罚
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有哪些后果？将受到哪些惩罚？

根据《关于对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合作备忘录》，对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的严重失信主体实施阻止出境、限制购买不动产、乘坐飞机、乘坐列车软卧、G字头动车组全部座位和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位、旅游度假、入住星级以上宾馆及其他高消费行为等措施。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副主任何代欣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将税收黑名单与社会诚信连接起来，可以有效威慑偷逃税的行为，限制高消费行为给逃税人新增生活和工作成本，这些人会权衡利弊，最终有助于引导诚信纳税。

记者注意到，11月底，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布了五例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石家庄港弘贸易有限公司、石家庄市钝卓贸易有限公司、石家庄哆哺贸易有限公司、河北天一商贸有限公司、石家庄左祥商贸有限公司法人王某、米某、苑某、王某、施某进行布控，全年共阻止出境5人次。

全国政协常委、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张连起表示，对成熟经济体来说用“黑名单”是非常管用的，一旦犯事在很多地方就不方便了，日常消费、生活、企业正常运营都会受到影响。我们国家现在用联合惩戒的方式，有十几个部门参与，好处就是让守信者一路畅通，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govyvy

一切来得猝不及防。

12月4日，阿里大文娱方面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确认，阿里影业董事长樊路远将兼任优酷总裁；根据举报，原阿里文娱大优酷总裁、阿里音乐CEO杨伟东因经济问题，正在配合警方调查。“涉及杨伟东的，一切信息以警方披露为准。”多位阿里人士如此表态。

值得一提的是，11月29日，杨伟东还出席了由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官网中其被称作网络视听领域唯一的国家级行业组织）主办的第六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杨伟东在会上发表演讲，分享了优酷对于网络视听产业的一些思考。

11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杨伟东的署名文章《方向感让网络视听走的更远》。文章指出，面对大发展和新调整，网络视听行业亟待建立全局观、全球观和未来观，以明确方向感和积极心态迎接未来挑战，迎接新的繁荣。

由此可见，对于杨伟东出事，阿里方面或并无预期。

11月26日，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发出全员公开信，宣布樊路远接棒杨伟东，任阿里大文娱事业群新一届轮值总裁。对于此次“换届”，有阿里人士评价为“轮值期满，正常交棒”。

影业、视频市场虽大，水也很深，即使是阿里，做起来也那么费劲。

附：杨伟东职场履历

2009年至2011年，杨伟东在诺基亚一路升任至诺基亚大中国区市场营销总监，全面负责诺基亚大中国区品牌。

2011年到2013年，杨伟东联合创立麦特文化，任首席执行官，主攻娱乐和青年文化。

2013年03月，受古永锵邀请加入优酷土豆，杨伟东先后担任优酷土豆集团高级副总裁、土豆总裁。

2015年11月，合一集团发布内部邮件宣布人事任命，任命杨伟东担任优酷土豆BG联席总裁。

2016年05月，担任合一集团总裁，全面负责优酷、土豆、来疯、来玩的相关平台业务。

2016年10月，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成立，杨伟东被任命为大优酷事业群总裁。

2017年12月，担任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轮值总裁，兼任大优酷事业群总裁。

2018年05月，兼任阿里音乐CEO

govyvy

中国汽车市场整体下行，豪华车市场依然呈现上升势头，汽车制造商与经销商之间的关系貌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

中国乘用车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11月前三周，整体车市降幅达到28%。相比低迷的大盘，豪华品牌乘用车细分市场的确呈现逆流而上的态势，前10个月同比增长10%。

没有意外的情况下，从1992年开始、连续26年中国车市的正增长，将在2018年画上句号。不可否认，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全球经济三大支柱之一的汽车产业链，正在面临“寒冬”。



表面看来，豪华车市场呈现一抹亮色，但是，豪华品牌经销商真实的生存状态如何？12月1日，记者实地走访包括奔驰、宝马、奥迪，凯迪拉克、捷豹路虎、沃尔沃等北京多家豪华品牌4S店。

销售人员闲散地招呼稀疏的顾客，与往年“门庭若市”的最后一个月大相径庭，大部分4S店呈现的状态都是冷清。

实际上，豪华车市场的增长大多依靠高折扣拉低价格，挤压中端品牌而获得的份额和增长，而豪华车经销商的生存状态就是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很多深层次的东西。

“虽然每个月北京部分宝马经销商销量可达到200多辆，但经销商们新车销售基本处于赔钱状态，只能靠售后等业务来反哺新车销售的亏损。此外，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经销商转型，但实际操作非常困难。目前集团层面在寻求新的投资者，我们现在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活下去。”12月1日，北京通州一家宝马经销商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以价换市

综合记者市场实地调查结果、以及部分经销商的反馈信息，目前北京各大豪华品牌终端的折扣价格如下：奔驰品牌车型平均折扣9.1折、宝马品牌平均折扣为8.1-8.2折、奥迪品牌平均折扣在7.8折、捷豹路虎最低平均折扣在7.5折。

奔驰、宝马、奥迪三驾马车对于销量的竞争向来激烈，但是奔驰目前似乎已经放弃了年底冲量。

“目前厂家在经销商的库存，如SUV GLC、轿车C级和E级等热销车型虽有现车，但部分色系、配置都需要预定，并且刚上市不久的A级车要等到明年才能提车。” 一位大兴奔驰经销商告诉记者。在这家店里，以奔驰C级车为例，现金优惠幅度在3万元左右。

与奔驰相反，奥迪和宝马的经销商似乎大部分还在年底冲量。在大兴的一家奥迪4S店，热销车型A4L优惠幅度达到5万左右，而Q5L、Q2L暂无优惠。而在通州一家宝马4S店，宝马在华销量主力车型3系，终端优惠一度达到十万左右。

同样的优惠力度，在北京南四环的一家凯迪拉克经销店，凯迪拉克ATS优惠幅度高达十万元以上，首付不到5万元。

实际上，记者用一个月的时间与多位经销商投资人沟通之后发现，库存驱动价格折让、倒挂亏损已经成为车市普遍现象，豪华品牌并不例外。

11月3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调查”VIA显示，11月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75.1%，环比上升8.2个百分点，同比上升25.3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警戒线之上。

调查同时显示，经济大环境影响，汽车市场整体需求量降低；经销商集客量下降，到店人数减少；部分消费者观望国六车型，等待国五降价；临近年底，来自于厂家的压库使得经销商库存压力进一步增加；资源车商的跨区域销售对授权经销商体系形成价格冲击；为清库存，经销商降价销售，利润下降。

确切地说，豪华车市场10%的增长是用惨重的代价换来的。11月2日，在海口举行的将近3000人参加的中国汽车流通大会上，一场整车企业销售总经理与经销商集团投资人之间的小规模闭门“领袖峰会”由车市失速开始。

“豪华车市场的增长是用厂家和经销商的利润换来的，这里面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整体豪华车市场的成交价格降幅大于整个乘用车市场，自然抢占了很多中端品牌的市场。二是中国的老百姓有消费升级的需求，再加上价格的下探，看起来豪华车市场还可以，但实际上痛不痛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一位德系豪华品牌销售老总在11月2日的会上，直言不讳。

“绝大多数豪华车车型价格折扣20%左右，而大部分品牌商务政策在10%左右，经销商无法覆盖成本，销售业务处于失血状态，靠厂家阶段性补贴来止血和补血，这是事实、也是极不正常的现象。”海口会议上，一位豪华品牌经销商集团投资人，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如果终端价格下降得太严重，对品牌一定有很大的伤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经济环境的变化，我们随着经济环境形势，在终端做适当的反应，让消费者能够接受；第二，在产销层面展开完整的协调，不因为库存结构导致价格跌落。这两方面平衡只要能掌握好，终端价格体系就能够长期保持在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11月15日，沃尔沃汽车集团大中华区销售公司总裁陈立哲，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当务之急

此刻，到底什么是豪华车市场的当务之急？从整车企业的角度来看，当务之急是把库存做到合理水平，保证现金流不断。

“短期内做好进销存的管理，把库存做到合理水平，让现金流不至于断，这是经销商的当务之急。”上述德系豪华品牌销售老总强调，越是市场困难的情况，经销商越要抓好自己内部的管理，从库存、资金各个方面增加运营效率。

在经销商看来，赢利性乃当务之急。汽车制造商（也叫主机厂）首当其冲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产品、定价和供需。中国早已成为绝大多数豪华品牌全球第一大市场，合品牌全球市场竞争和增长也更加倚重中国贡献，关注和满足中国消费需求，产品量体裁衣成为必然。

“目前豪华车包括国产车定价普遍远高于国外，以致大部分品牌的产品终端成交价折让都在20%左右，有的甚至达到30%，价格偏离价值并成为常态是不正常的现象，当然定价是复杂的系统问题。”一位豪华品牌经销商投资人告诉记者，这点雷斯萨斯做得最好。

经销商库存是保证消费者需求的缓冲池，而不应充当蓄水池，厂家应当建立蓄水池，起到市场供给调剂节拍器作用，用前置供需、结构和节奏管理代替靠压库和简单价格折让销售管理模式。

“这样做的好处不言而喻。”上述经销商投资人告诉记者，第一资源优化成本节省，流动资金和运营成本降低，运营效率提高；第二理性销售，避免价格战和跳水，实现自我造血。但凡能够使经销商库存深度始终保持1以内的品牌，经销商销售都保持赢利状态。

“呼吁建立经销商库存深度健康指数<=1的标准，设立库存预警关闭指数为1.5，也就是当经销商库存>=1.5时，厂家必须停止向经销商批售，这样的供需结构管理，将有利于经销商渠道保持可持续健康发展。”上述投资人进一步表示。

压库曾经被业内定义为终端价格混乱、经销商严重亏损、最终让品牌形象大打折扣、甚至爆发经销商“反水”事件的万恶之源。

而一个运营良好有序的豪华车品牌的营销体系，一定对供需、特别对经销商的库存管理，非常合理。

在大势下行的状态之下，厂家的自律非常重要。“我感觉在困难或者不困难的时候，厂家是最主要的，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主导位置还是比较重要，要更加自律，特别是供需的调整对调节非常重要。”雷克萨斯中国副总经理徐崙在海口会议上表示。

分化开始

记者经过调查发现，纵观整个豪华品牌，目前雷克萨斯、保时捷、奔驰经销商的生存状态相对比较好，而包括奥迪、宝马、沃尔沃、凯迪拉克等豪华品牌都面临各自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捷豹路虎经销商目前的生存状态最不理想。

分化已经开始。今年前九个月，雷克萨斯的库存只有0.3-0.4个月，雷克萨斯经销商的利润同比大概增长20%-30%以上。

雷克萨斯与丰田对于供需的管理得到经销商一直以来的认同，良好的供需保证了经销商的盈利能力，由此保证终端价格稳定和品牌力不失，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在主流豪华品牌中，沃尔沃经销商的生存状态居中。来自经销商层面的反馈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沃尔沃的销售情况还好，进入五月之后价格大幅下滑，十月份的利润非常不理想。

不过，沃尔沃的反应速度比较快，十月中下旬，便在济南召开了经销商投资人大会，核心内容是给予经销商比较大的补贴。用经销商的话说，沃尔沃给了三颗子弹：Q4计划、全年计划，还有一个很大的补贴红包。

“这三个措施，对于经销商的整体盈利有很大的帮助。基本上，我们沃尔沃的店可以不亏损了。”一位沃尔沃经销商告诉记者，但是沃尔沃还是要做品牌，打造品牌对于沃尔沃是当务之急。

现在，第二阵营的豪华品牌对于量的追求非常强烈，纷纷制定很高的目标，但是他们有一个普遍性问题，就是品牌力不够。“如果主机厂的一把手关心的只是每个月的批售数量的话，这个品牌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上述经销商表示，沃尔沃的品牌，仅仅从北欧的简约和安全来支持太单薄了。安全这个元素，已经无法与其他豪华品牌区隔。

当然，逆势之中选择扩张的经销商也并非个案。中国TOP3汽车经销商集团大连中升就选择在逆势中扩张。

中升集团成立于1998年，2010年在香港主板上市，集团旗下4S店数量超过300家。按照计划，目前中升旗下沃尔沃经销商有12家，2018年一下并购了5家，到今年年底会扩充到13家沃尔沃4S店。明年，深圳、佛山开业之后，届时共计拥有15家沃尔沃经销店。

“中升最早的5家沃尔沃店，无论从销量还是利润上每年都在增长。尤其是去年这5家店的盈利水平让我们很满意。”此前，大连中升集团沃尔沃品牌总经理周新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不破不立

目前主流豪华品牌经销商生存状态比较严峻的是捷豹路虎。

“此刻的捷豹路虎有点像奔驰成立销售公司之前的状态，价格体系混乱，进口车和国产车两套商务政策，经销商亏损严重。”一位捷豹路虎经销商投资人告诉记者。

捷豹路虎现在的产品已经非常多了，但是销量还在往下走。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IMSS联合机构只是一个机构，不是一个公司，目前捷豹路虎进口车和国产车针对经销商的商务政策也是两套。

“目前，整个捷豹路虎在中国的所有经销商网络开发停下来了，我们觉得现在经销商网络数量足够支撑现在的销量，不希望在这个时间点上仍然去继续扩张网络。”捷豹路虎中国朱恒利在海口会议上表示。

实际上，捷豹路虎之前的高增长造成经销商网络发展疯狂状态，很多经销商网络建在不适合建网的地方，这些问题在整个市场下跌以后，很多小城市的经销商没有办法生存下去，这也成为捷豹路虎下一步调整的重点。

另外，今年整个捷豹路虎把销量目标做了大幅度调整，以降低经销商的库存，减少经销商的压力。但是，停止扩网和降低销量目标，还不足以解决捷豹路虎目前的问题。

不破不立，捷豹路虎需要吸取奔驰当年的前车之鉴。“奇瑞捷豹路虎是奇瑞重要的利润来源，而中国市场对于英国捷豹路虎来说又至关重要，所以两边都不愿意放手。对于我们经销商来说，已经到了奔驰当年的最低点了，但是对于厂家来说，也许还没有到最难的时候。”一位捷豹路虎经销商告诉记者，捷豹路虎经销商目前缺少的是信心。

车市下行，良好的沟通渠道和及时的目标调整是车企和经销商可以共渡难关的关键。

“大体来讲，我们年初会设定一个大的目标，根据不同品牌门店的数量和整体经营能力，能够接纳多少销量目标等，厂家也会定期跟我们来沟通，互相交换数据，目的就是维持和促进与厂商更好的关系，确保良好的市场表现。目标一致，业绩很容易做上去，达到双赢的结果。”周新表示。

针对目前的现实情况，一位不愿具名的经销商投资人提出三个解决方案：

第一，诚恳建议厂家应该积极地做出调整减少产量，合理制订产量，同时厂家的商务政策也要随着产量的减少来加以完善，加以优化。

第二，经销商要正确地面对当前的形势，坚守好价格，提升销售质量，避免高库存的压力。

第三，厂家不仅有库存问题，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返利。

“厂家拖欠经销商返利早已不足为奇了，我们打1亿到厂家，回笼的资金就九千万，长期存在厂家拖欠我们的返利等问题。”上述投资人最后表示。

govyvy

“推动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将有助于充分发挥北京的标准与政策优势；天津的港口、科研和进出口物流优势；河北的原材料与制造业优势。三地优势互补，将真正打通地域瓶颈，京津冀一体化将成为一地化平台建设的共同市场的典范。”北京市酿酒协会会长林楠日前在2018中国酒业京津冀一体化品牌发展高峰论坛上表示。值得关注的是，该论坛由北京市酿酒协会、天津市酿酒工业协会、河北省白酒葡萄酒工业协会三省协会共同参与举办，这是三省协会罕见同框。

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快速推进，让三地间的人员往来、产业链互通与消费水平差距不断缩小，带动的酒类与餐饮消费正在具备更多共性，消费者的品牌与市场共识正在形成，生产企业间的交流与沟通也在加强，这些都对未来酒类共同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如何让酒业搭上京津冀一体化的快车？



白酒市场结构性调整

历经2012年至2015年深度调整之后，白酒行业逐步呈现稳步复苏趋势。而回暖背后是白酒市场结构性调整。整体而言，在消费升级背景之下，高端酒正成为白酒市场强增长新引擎。

整体而言，近两年白酒市场发展势头依旧向上。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去年全年规模以上白酒企业累计完成销售收入5654.42亿元，同比增长14.42%；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028.48亿元，同比增长35.79%。

“40年来，白酒行业在结构调整实现了成功转变。在产业规模方面，1985年，全国白酒生产企业总共才900多家，工业总产值也仅有32亿元；但去年全国规模以上白酒生产企业达到1570家，产品结构随着中高档酒销量增高，酒行业整体利润也获得快速增长。”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技质量部主任杨强称。

北京卓鹏战略咨询培训机构董事长田卓鹏中也指出，当前酒业新一轮增长主要是“新高端置换性增长”。他指出，“ 2017年年初有三类企业在增长：全国龙头，省级龙头和区域龙头；而2017年年底和2018年上半年，只有一类企业在增长，就是全国名酒，这背后主要就是新高端酒在增长。”

高端酒增长背后是消费升级。“我们现在有14亿人口，约有4亿中等收入人群。在消费结构升级背景下，高端酒呈现较好拉动。”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会长刘兆彬表示。

尽管高端酒成为市场增长突破口，但酒业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也一直存在。首先酒业产能过剩现象严重。“前些年，我们大概算了一下有三百万吨的过剩的产能，市场竞争激烈，而且我们全行业的业态散乱，绝大多数的县都有自己的小酒厂，产业集中度不高。”

此外，酒业自身在国家产业政策中受限制发展、假冒伪劣的产品横行、进口酒带来冲击等多方面挑战也随之而来。“2017年我们整个酒类进口达到了47.5亿美元，烈酒进口数量也达到了十亿美元，这对我们酒业既是压力也是挑战。”刘兆彬说。

京津冀一体化机遇

在区域一体化成为解决地区间、城市群、人口以及经济等诸多问题的重要突破口的今天，如何借助京津冀一体化提升酒业品牌也成为白酒行业一种探索思路。总体而言，京津冀地区地方酒在品牌价值上大多不如全国性的名牌国企，目前市场格局分散，多而不强现象突出。整合各地优势，形成三地合力，或许能够为京津冀市场带来一个更好的前景。

“北京市场的最大特点是没有垄断，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欢迎全国各地的酒类产品进入北京，这也是推动京津冀一体化的基础和有利条件。”北京市酿酒协会会长林楠认为。据林楠回忆，“北京市酿酒协会成立30年以来，借改革开放的春风，白酒行业有了较快发展。截止到2017年，北京地区持有白酒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9家，增加至139家，产品销售收入达到270亿，上交税金超过30亿；从产品结构看，北京酿酒行业已经实现了从高度酒向低度酒的转变，从普通酒向优质酒的转变，二锅头酒向单粮型，多粮并举的转变；从酒种看，北京酒正向优质多品种转变，葡萄酒正在向基地化优质化转变。全市酒类产品实现了不同香型系列化，不同档次系列化，不同规格系列化，不同包装系列化的发展。”

林楠认为，在北京市场，北京本地的品牌始终占据着最为主要的中、低端市场；而在中高端品牌市场，由于城市功能的政商与文化属性，全国特色产品——茅台、五粮液等在高端政务领域具有代表性，同时拥有相对固定的消费群体与消费场景。随着首都城市功能的定位逐渐清晰，单纯的酒类生产型企业在北京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与潜力已经所剩无几，生产规模扩大几乎没有可能，这迫使京城酒类企业把目光转向周边区域，同时也给津、冀两地带来更多的机遇。

比起北京白酒市场，天津酒业市场发展却并不乐观。“明年的全国秋季糖酒会将在天津举办，这也是近年来糖酒会首次落户北方。”天津市酿酒工业协会秘书长李跃华透露。李跃华认为，与首都相邻的天津市具有独特的港口优势，并且一度是北方食品工业中心，拥有完整的食品工业生产体系和便利的运输与物流优势。但近些年来天津酒业市场的发展却并不乐观：主流产品长期不温不火，本地尚未形成喝本地酒的消费意识，本地品牌表现得并不强势。但同时也表明，消费市场有待发掘，本地品牌和相似区域品牌有继续占领市场的潜力。

比起北京和天津，河北作为传统酒类经营大省，无论是白酒还是葡萄酒都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在京津冀一体化中，河北有着自己的腹地优势。河北省白酒葡萄酒工业协会会长张志民介绍，“河北市场区别于北京、天津市场，省内出现了多个具有区域特色的产品，除了个别全国化产品之外，本地特色的产品丰富，酒类市场呈现“大而全”特征。近年来，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快速推进，以河北省为代表的酒类深加工迎来了蓬勃发展。由于具备纵深腹地，土地、政策、交通等优势，众多北京、天津甚至整个华北区域的酒类企业与河北展开战略合作，把河北做为市场拓展的重点。”

除了京津冀一体化，业内人士也认为，雄安新区或许也可以为京津冀一体化提供更多的可能。近年来，围绕首都北京及周边长远规划与发展形成的京津冀一体化，尤其是国家级战略雄安特区的规划与公布，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立等一系列项目的促进，使京津冀形成事实上的共同市场。

govyvy

12月3日，路透社消息称，陆金所在最新一轮融资中融得13亿美元。对此，陆金所相关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回应称不予置评。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此次陆金所C轮融资的领投方包括在全球排名前十的主权财富基金卡塔尔投资局（Qatar Investment Authority），国内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春华资本，以及摩根大通、瑞银、高盛等的私人股权投资部门，另有一批中资和外资的机构跟投，预计此次融资额在13亿美元左右，投后陆金所的估值接近400亿美金。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C轮融资的完成也预示着陆金所的上市步伐再次加快，此前陆金所已多次传出IPO的消息，但因外部市场环境和监管因素等各方面不确定性，一再延后。

国内金融科技企业估值排名第一的蚂蚁金服，其上市进程也是一再推迟。而蚂蚁金服对此一直表示，上市“没有时间表”。

400亿美金估值贵不贵？

400亿美元估值是什么概念？多位金融科技业内人士表示，在今年这个资本寒冬的形势下，陆金所的这轮融资估值已是非常不错的水平。一位陆金所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公司内部也对这个估值颇为满意。

对比来看，今年6月，蚂蚁金服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融资金额高达140亿美元。投后蚂蚁金服的估值达1500亿美元，成为国内估值最高的“独角兽”。

与蚂蚁金服相比，陆金所400亿美金的估值似乎不贵，但如果与平安集团旗下的另外一个子公司平安银行相比，陆金所现在的估值已远远超过平安银行。截至12月3日收市，平安银行市值为1818亿人民币，按照最新汇率计算约263亿美元。

一位国内资深金融科技投资人12月3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个估值偏高，尤其是在目前的局势下，“如果陆金所的商业模式是官方介绍的消费金融+财富管理+机构业务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布局，即使完全做到不也就是一个平安银行吗，为什么它的估值能远超平安银行？”

他表示，国内所有的P2P业务几乎都是“伪P2P”，因为实际上都是PtoB，再toP，没有哪个个人给别人借款时是完全独立决策的，主要还是看平台的背景。

2018年平安集团的半年报显示，截至2018年6月，陆金所平台注册用户数3684万，同比增长18%；累计贷款金额7925亿元，管理贷款余额3137.47亿元，较年初增长8.8%。资产管理规模为3852.12亿元，较年初下降16.6%。

平安集团半年报解释称，2018年上半年陆金所资产管理规模下降主要受资产管理结构调整、产品主动清理影响。

平安集团去年年报显示，2017年陆金所的管理贷款余额2884.34亿元，较年初增长96.7%，并首次实现全年整体盈利。

P2P业务占比减至10%

在C轮融资之前，陆金所还有两次融资。第一次A轮融资在2014年，平安创新基金投资2.92美元。

第二次是2016年1月，陆金所完成B轮融资12.16亿美元。其中包括B轮投资者的9.24亿美元、A轮投资者行使认购期权投资（追加投资）的2.92亿美元，融资完成后，陆金所估值达到185亿美元。

也就是说近三年来，陆金所的估值翻了一倍。

B轮增新股比例是6％-7％，所有股东股份都被稀释。B轮融资前，平安集团拥有47%的股份，融资完成后占股降至43％-44％。不过，平安集团并非陆金所的控股角色，只是最大股东，员工控股在20%左右。

由于C轮融资还未完全完成，部分跟投方还没有进来，因此具体股权比例稀释情况尚未有更多细节披露。

2016年1月初，陆金所完成12.16亿美元融资(其中包括B轮投资者9.24亿美元投资和A轮投资者行使认购期权投资的2.92亿美元)时，估值达到185亿美元。两年间估值翻了一倍。

为了规避政策风险，陆金所在2016年完成业务重组，相继纳入重庆金融资产交易所、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以及平安普惠，业务覆盖了财富管理、机构间交易以及消费金融领域，P2P业务交易量则缩减，占比不到10%。

govyvy

“来势汹汹”。12月3日，北京一家大型基金公司的渠道负责人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对银行理财子公司开闸的消息，给出上述四个字的评语。

12月2日，银保监会正式发布《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意味着目前已超20万亿规模的银行理财市场正式进入独立子公司运作时代。自此之后，银行理财子公司将拥有一张“超级牌照”， 整个大资管业受到强震影响，由于发行的产品和公募基金基本重合，公募基金公司不得不面临巨大的挑战。

三类资产受到的影响较大
“由于《管理办法》是周末发布的，因此周一一大早开晨会的时候，我们就对目前的形势进行了分析。从业务层面看，银行系理财子公司的建立将让通道项目失去生存土壤，银行债券委外业务预计也将随时间大幅减少。但是银行系理财子公司对于股混基金团队的建设可能会较固收团队晚一步，主动权益产品是基金公司的传统优势所在，可以差别化竞争，进一步加强这部分产品与银行系的合作。另外，一些短期不建立理财子公司的中小银行，将是下一步重点沟通的银行客户。然后从大的策略讲，公司需要更加看重主动管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对于新渠道、新客户的持续开拓。”上海一家基金公司的总经理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根据基金业协会的数据： 截至2018年9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119家，其中中外合资公司44家，内资公司75家；取得公募基金管理资格的证券公司或证券公司资管子公司共13家，保险资管公司2家。以上机构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合计13.36万亿元。

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认为，《管理办法》对于公募基金的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基金销售渠道中银行代销量将进一步下降。银行代销一直是基金公司及其他资管机构产品销售的重要渠道。2013年开始，随着银行非标产品的推行，代销基金在银行理财销售结构中占比一直下降。截至2018年上半年，国内银行代销基金占整体理财产品销售规模的比重已降至10%以下。受此影响，公募基金的销售渠道逐渐转向第三方平台和直销，银行代销占比从2007年的77%降至2018年的8%，伴随着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的落地，银行理财产品将进一步走向“自产自销”，代销公募基金的规模将进一步缩小。

其次公募基金固收产品的市场份额将遭受挤压。目前，我国公募基金管理资产中约有80%份额涉及固定收益投资（货币基金68%、债券型基金0.1%、混合基金12%），由于债券型基金、混合型基金所占规模相对不高且主要以信用债为主，与银行理财具有差异性。但主要以投向银行定存、大额存单、央票等短期资产的货币基金，无论在收益率（集中于2%-3%区间）还是投资风格上，与银行理财产品有着较强的替代性，而银行本身长期作为此类投资的参与者，其在理财产品中固定收益资产（债券、货币市场工具等）占比约为六成。银行理财子公司一旦发挥固收投资的资源优势，并依托母公司在流动性管理上的支持，将直接替代公募基金同类产品的市场份额。

第三，银行系资管通过延续非标投资优势构建行业优势地位。从银行理财产品投向来看，2017年底，非标资产余额占比16.2%，仅次于债券。从2013年以来，银行正是凭借非标投资的资源优势，迅速做大理财规模。自资管新规以来，监管对非标业务的清理导致非标融资不断缩减，但新规对银行系投资非标的监管要求有所放松，仅要求全部理财产品投资于非标资产余额在任何时点均不超过产品净资产的35%（此前有对银行母公司投资非标资产与金融机构资本净额10%、上年总资产4%之间的限额要求）。因此，银行理财子公司将来利用大股东的商业资源，延续其在非标理财业务上的优势地位。

银行系基金受冲击更大
此前背靠大树好乘凉的银行系基金在《管理办法》的裹挟下，优势变成劣势。“对于投资者来说，肯定是好事。相当于大资管领域增加了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有利于解决普通投资人和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理财资产配置的需求。但是对银行系基金公司来说则确实存在一定的麻烦，从目前来看业务基本上完全重合，而且银行理财子公司的投资范围似乎还更大一些，公募基金压力其实还是比较大的，业务肯定会被分走一块，但是多少，目前还不得知。我们是属于银行系基金，产品中以固定收益为主，此前母公司确实在销售上给了不少关照，但一旦 ‘亲儿子’下场挑战，母公司给予我们渠道上的关照自然会大打折扣。公募基金目前的优势在于发展了20年，本身积累的人才、制度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能持续多久，目前还不得而知。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具体的差异要看未来公司开始运营以后说。”一家大型银行系基金公司的市场部负责人表示。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分析师杨慧敏认为：《管理办法》对公募基金有一定的冲击。特别是在资管发力较早的大行，如招行、工行等，一旦自己的理财子公司发展起来，银行系公募基金将面临与理财子公司共同竞争母行的资源，竞争压力增加。这个竞争来自于客户资源的竞争，也来自于渠道的竞争。此外在互联网宝宝收益率持续下跌的形势下，投资者或会转向更为灵活的银行T+0产品。这都会给公募基金以巨大的压力。

不过公募基金公司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北京某家以权益类产品为主的基金公司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由于行情不给力，今年做权益的全都灰头土脸，公司此前多次开会想要发展固收业务，没想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刚开始冲击不大，即使是大行，在权益投资方面也没有完善的投研体系，可能更多的会寻求和公募基金的合作，对于基金公司反而是业务机会。 公司现在主要考虑未来能不能和理财子公司合作，例如理财子公司的FOF产品，公募基金可以提供自己的产品成为底层资产。 ”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合作只是公募基金单方面的愿望。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从今年9月份开始，已经有国有行、股份行和实力较强的城商行都开始发布招聘广告，网罗权益类投资的基金经理，缘由不言自明。

govyvy

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经历的一道坎，而基本养老缺口的问题也早已摆在了大众跟前。

近期，从企业到政府部门也围绕这一难题进行了各种探索。从企业角度看，发力养老产业成为商业保险公司近两年来的一大风潮；从政府层面看，研讨数年的养老第三支柱终于迈开实质性的步伐，税延养老保险和目标日期基金都已于近期推出。

日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和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共同发布的《2018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报告》显示，今年中国居民退休指数为6.65，自2016年起两连升。

从细分指标的得分上看，主要因为居民对养老安排主观意识的提升，“报告中凡是反映主观意识的指标都有明显提升，反映客观能力的指标都没什么太大变化。”上述报告发布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教授、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秉正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8家险企养老产业

已投入678亿

这一指数报告始自2012年始，中国于2013年被纳入调查范围，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覆盖15个国家。今年中国地区的调查样本数据来自于29个省市自治区的2000名居民，其中90%是在职没有退休的人员，10%是已退休的。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商敬国在上述报告发布会上透露，目前，大公司对养老产业基本上都有所投入，从现在的统计数据来看，一共有8家机构在18个省区建立了29个养老社区，面积达1200万平方米，投资总额678亿，拥有4万个床位。在这个行业里面，保险公司已经摸索出一套经验了。

2017年11月，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明确指出，从2017年开始选择部分中央企业和部分省份试点，统一划转国有股权的10%充实社保基金。2018年，三家试点央企国资划转社保基金超200亿元。

“这个通知非常及时，表明政府已经看到并重视这个问题了。”复旦大学保险研究所所长、教授徐文虎表示，中国的养老事业要解决双轨制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历史问题，一个是解决现实压力的问题。

养老市场需求供给矛盾凸显

不过，其中问题重重。特别是，养老的市场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且这种矛盾并非单纯地体现为供给不足。

陈秉正对记者表示，从金融产品的角度看，国内产品非常少，但是其实能做的产品种类很多，比如商业保险公司可以做的长期护理保险；银行可以发行以养老为目标的理财产品（目前银行理财绝大多数为短期理财，十年以上的极少）。

金融工具在投资运作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同方全球人寿总经理助理兼首席团险事业执行官兼健康险事业部总经理彭勃对记者表示，前些年养老年金都不成功，其实这里面需要很多的风险对冲工具，其中还牵涉到比较复杂的定价，缺乏数据，“美国以前就出现过类似问题，保险公司对寿命预期不准导致定价不足，使得很多保险公司出现巨额亏空，不得不停售长期护理险。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从养老产业和养老服务的角度来看，彭勃表示，现在供需矛盾的表现是：一方面有效供给不足，另一方面有效需求也不足。目前有4000万失能人口，按照1:3的比例需要1300万护理人员，而目前事实上只有30万护理人员，缺口1000多万。另一方面，在供给端，近几年来，我国养老服务机构的数量以及养老机构的床位数量都在快速增长，但实际入住率却在逐年下降，显示出养老需求与供给的不匹配。

第三支柱建设仍面临重重困难。一位养老企业资管部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税延养老保险试点启动以来，各家公司的实际运行情况相比预期都有一定差距。

陈秉正对记者解释，这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可能制度设计存在较大的问题，比如优惠力度不够；其次，操作上比较困难，这和税收征管体制有关，我国是单一报税且由单位代扣、代缴，增加了其复杂性；第三，现在税收优惠能覆盖到的群体不够多。

至于目前诸多保险公司正发力的养老产业，商敬国表示，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首先，行业准入成本很高，保险公司投入其他的养老相关产业时，光审批环节就特别多。其次，投资回报周期很长，很多外资、合资公司非常谨慎。另外，现实情况是养老服务市场的环境的确不容乐观，至少服务供给方面特别差，能力技术参差不齐，缺少标准化规范，而且长期发展能力不稳定。

govyvy

资本市场当前绝对焦点——科创板，正以超预期的速度迅疾推进。

近日，上交所召集会员理事、监事召开座谈会，就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征求市场意见。与会的11家会员主要负责人围绕科创板发行上市标准、发行承销方案、交易制度、持续监管，以及注册制试点实施方案等议题逐一讨论。据悉，上交所已完成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方案草案。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接近上交所人士处获悉，2019年1月份大概率会发布科创板实施办法和细则。2019年6月之前会启动科创板的工作，而最快或在2019年3-4月份就能接受有关企业的申报材料。

上市标准：考虑市值、收入及特定行业指标
什么样的企业才能在科创板上市呢？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科创板的定位是面向科技型创新创业企业。

“在产业政策方面，科创板企业应属于国家鼓励和支持的行业。科创板会明确负面清单，对于去产能的行业以及高污染危害环境的行业明确禁入，对于传统金融行业、房地产业等也不会接纳。”一位接近上交所的人士表示。

科技型创新企业必须拥有核心技术，拥有领先的科学技术，而现有的一些商业模式并不适合科创板。

“首先一些模式创新类企业科创板不欢迎，因为商业模式成立与否尚不可知，上市风险很大。第二，一些只是应用了时髦技术的创业企业，比如无人机送外卖也不适合科创板。第三，对于有些领域噱头成分过大的技术，比如区块链等，技术本身尚未成型，也不适合科创板。”上海一位券商人士告诉记者。

“科创板需要的企业是细分行业龙头，是在国内当前制度框架内难以上市的‘隐形冠军’。”上述接近上交所人士表示，对于如何判断申请企业是否为科创企业，后续会要求券商在申报时明确陈述理由。

业内人士分析，科创板上市标准或将参考成熟市场的上市条件，综合考虑市值、收入以及特定行业的指标，比如创新药企业的临床进程。

“科创板面向的是在当前制度框架内无法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科技型创新创业企业，对标纳斯达克和联交所。科创板上市标准将参考这些成熟市场的上市条件。”接近上交所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

上述接近上交所人士表示，未来的上市标准还未最后确定，但大致的制度设计方向基本成型。

“可以不要求企业盈利，但需具备一定的收入规模，市值也要有一定的体量。科创板上市企业应该是在PE投资阶段的，而不应是天使轮以及VC轮投资阶段的企业。”接近上交所人士表示。

“对于互联网和医药企业大概率不会设盈利指标，否则推出科创板和注册制就失去了意义。在这方面证监会应该会参考港交所。”一家南方券商投行人士表示。

今年4月份，港交所开始实行改革后的上市规则。其中，主要变革之一就是允许未有收益或盈利的生物科技企业在香港主板上市。这一方式或也将出现在科创板中。业内人士表示，预计无收入的创新药企业也会被科创板接纳，可作为特殊行业设立特殊标准，具体的标准可能是临床进程。

“至于是临床二期完成还是临床三期完成尚在讨论中。目前倾向于临床三期完成，科创板初期需要控制整体风险。但科创板未来会立足实际情况，比如满足各标准的企业数量与综合风险，也可能以临床二期完成作为标准。”上述接近上交所人士表示，未来可能不会在细则中明确临床进程标杆，但会在监管中给予一定的指导。

“市场和存续期也需考虑，但最终标准还没确定。”上海一位券商人士表示，比如，在存续期方面，可能会要求成立满两年也可能是满三年。

“科创板的上市标准和监管方式需要一个持续不断完善的过程。但在科创板初期可能不会有过多特殊性的考虑，而会综合各行业情况选取相对均衡的数值作为主要标准。”上述券商人士表示。

交易制度：
同股不同权纳入讨论
“科创板将适用连续竞价，主要交易制度和主板不会有显著差别，这一交易制度设计吸取了新三板的经验和教训。”接近上交所人士表示，在涨跌停板制度方面，科创板将会相对于主板而言更为开放，可能设计更大的涨跌停板幅度。

“科创板可能会设计单次‘T+0’制度，即可以让投资者具备一次日内买入并卖出的机会。”一位券商人士认为，这可能是考虑到涨跌停板幅度变大，需给予中小投资者在不利情况下日内退出的机会。

此外，在合格投资者方面，或将吸取新三板市场的经验，可能以50万可投资资产作为准入标准，从资金实力和投资经验两个角度对投资者的适当性进行规范。

在减持方面，业内预计，相对现在的锁定期制度以及减持新规会有一个较大程度的改变。大概率会参考港交所6个月锁定期的规定，但具体执行的锁定期标准可能会长于6个月。

尽管科创板部分制度借鉴了新三板，但在新三板与科创板间没有任何直接转板的制度设计。“新三板企业若计划在科创板上市，仍需先从新三板退市，再向科创板提交申请材料。”上述接近上交所人士告诉记者。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在推出科创板消息之后，一些拟IPO企业开始转向科创板。业内人士认为，科创板推出初期，或将对主板产生“吸血效应”。

“预计初期不会以很快的节奏推动科创板IPO，待市场预期稳定时再以正常的市场节奏推动科创板IPO。”上述券商人士表示。

事实上，本次科创板相关制度的设计更多借鉴港交所经验。比如针对“同股不同权”问题。“科创板能否接纳同股不同权尚在讨论中。其实同股不同权的设计比较符合创新创业企业的架构，目前大家的意见还是比较支持同股不同权的安排。”接近上交所人士表示。

govyvy

11月30日，万豪集团对外公布，喜达屋旗下酒店的客房预订数据库被黑客入侵，在2018年9月10日或之前曾在该酒店预定的最多约5亿名客人的信息或被泄露。此前中国的华住酒店集团也卷入了“数据泄露”风波。

业界认为，对于数据隐私和保护来说，2018年是灰色的一年。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业务浸入每个普通人的生活，新技术与传统社会秩序之间的适应性问题日益突出。

这也是全球范围数据治理面临的挑战：如何在促进以大数据为要素的技术产业创新的同时，又能保护好个人数据权利，保障好国家数据安全。

12月3日，在深圳举行的第七届北大-斯坦福互联网法律与公共政策研讨会上，“大数据保护和隐私安全”成为来自全球30多位专家学者共议的话题。

与会专家认为， 数据治理需要精细化设计政策，促进监管干预、技术路径和市场动机等因素充分互动。



数据保护灰色年

腾讯研究院资深专家王融表示，之所以称2018年是数据保护灰色之年，是因为接踵而至的负面消息与挑战。

挑战主要来自四个方面。其一是数据泄露事件一直在发生，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今年的数据泄露都是亿级以上，如万豪集团事件；其二是数据滥用，如影响很大的Facebook事件；其三是数据歧视，国内不断爆出的大数据杀熟事件（指同样的商品或服务，老客户得到的价格反而比新客户要贵出许多的现象）；四是执法部门对数据的跨境获取，比如美国今年出台了Cloud法案（海外数据使用权明确法）。

通常而言，数据治理有产业视角、个体视角和国家视角三个不同维度。国家视角强调数字经济竞争力和跨境数据流动安全，从个体来说强调个人权利保护，产业视角则强调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平台数据开放和数据竞争。

由于各国对待隐私和数据保护上有不同的标准、视角和做法，目前数据治理尚未达成共识，各方仍存在较多分歧。“这些问题曝光之后，我们目前并没有找到特别清晰的思路。”王融说。

不过，2018年，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欧盟，都在数据治理方面有了一些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介绍，个人信息的保护学术界呼吁了15年以上，最近两年好消息不断。

“今年发布的‘十三五’立法规划把《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数据安全法》列入一类计划，民法总则虽然没有用个人信息权的概念，但是实际上已经隐含了这个意思，同时民法总则也涉及隐私权和名誉权。”周汉华说。

他同时表示，目前个人数据的观念仍然在形成的初期，它和个人信息到底是什么关系，目前还是在磨合，不同的主体对个人数据观念的接受度也不尽相同。

中国以外，2018年在数据保护方面动作最大的应该是欧洲。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是目前覆盖面最广的数据隐私保护法规，规定了企业在对用户的数据收集、存储、保护和使用时新的标准；对于自身的数据，也给了用户更大处理权。这个法案于今年5月25日生效。

各国立法实践和产业影响

在研讨会上，产业界讨论最集中的还是欧盟的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事实上2018年以来，产业界和学术界关于这份被称为最严数据保护法案的讨论一直没停歇过。一些企业也是风声鹤唳，包括推特、Facebook和谷歌等美国互联网巨头公司都在欧盟遭遇过多项用户隐私相关的调查。有观点认为，GDPR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盟的科技产业创新。

根据 GDPR 规定，任何企业违反信息跨境流动要求和未经信息主体许可的收集、处理等行为，最大处罚额可达到 2000 万欧元或者当年全球收营业额的 4%，且二者取较高值。

王融对此持赞同观点。在他看来，GDPR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做到了极致，引入了非常强大的权利体系，对整体产业所有的环节建立了非常严格的规则，引导大小公司在数据合规上面投入了更加多的力量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在GDPR出台之后到正式生效的两年过渡期内，整个行业为数据保护的合规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从实际效果来看，企业数据处理的透明度在增加。

“但是也要看到，GDPR的域外适用性，对深度学习、神经网络学习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对AI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王融说。

探恪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合规负责人 Isabelle Hajjar 也在研讨会上提及GDPR对产业的负面影响。她表示，GDPR的本意是实现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但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合规成本将中小企业置于不利地位，反倒对大型互联网公司更为有利。而且，GDPR的制定已经对人工智能、区块链产生负面影响，比如数据最小化、匿名化与AI需要巨量的数据相冲突，解释权虽然没有规定在GDPR条文中，但也难适用于人工智能系统。此外，区块链交易的不可逆性、不可篡改性等直接与被遗忘权、更改权相悖。物联网、量子计算等也是法律的制定者未来需要思考、解决的问题。

对于美国的立法实践，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Andrew Grotto介绍，美国现在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越来越重视，相关法律法规越来越多，规管的整个架构也更加明确。中国现在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在努力。

目前美国有一部综合的、范围覆盖广泛的隐私法。 Andrew Grotto建议，大法在实践中可能并不那么有效，不如把它变成很多的小法，每个行业制定一部隐私法来规管这个行业，“这个行业的隐私要求和另外一个行业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数据治理也在趋严。2018年，有知名大数据公司因侵犯公民信息被判刑。有报道称，最近四年，全国法院公开宣判的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案件超过2000件以上。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在2015年创业风口上成立的一批以数据交易为主业的大数据公司，很多已转型。一位已转型到芯片领域的前北京大数据公司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行业规范了很多，很多做数据交易的小公司都消失了，或者不再做数据业务了。

govyvy

高校开设电竞专业成为热潮。

四川传媒学院日前宣布，将在2019年建立二级学院——“国际游戏与电竞学院”，首届招生规模为90人。这是该高校在2017年设立电竞专业后，在电竞教育化方面的更进一步探索。

“电竞教育已经实现了0到1的突破，即产教分离到产教融合。”国际游戏与电竞学院副院长李津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未来的突破方向将是如何更好地培养电竞人才。”

目前，重庆、新疆、黑龙江、上海等地区均有高校开设了与电竞相关的专业。然而，分析人士亦表示，在电竞教育呈现出“蓝海”的状况下，师资队伍、专业教材的缺乏，是当下电竞教育产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探路电竞教育

国内高校开设电竞专业的元年，是2017年。其背景是2016年9月，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做好2017年高等职业学校拟招生专业申报工作的通知》，在13个增补专业中，包括了“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此后，包括四川传媒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等国内高校开设了电竞专业，对电竞教育化进行探索。

而随着电竞比赛进入雅加达亚运会，以及iG（Invictus Gaming）电子竞技俱乐部在英雄联盟2018年总决赛夺得世界冠军后，国内再次掀起了对电竞产业的关注潮。

“过去我们说电竞，总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影响学习。”李津舟说，“通过高校开设电竞专业，希望通过教育方式为电竞行业培育人才。”

需要注意的是，电竞专业并非以培养电竞选手为主要目的——这不仅是相关高校需要进一步对公众消除的认识误区，亦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探索的方向。

以四川传媒学院国际游戏与电竞学院开设的专业为例，其下辖的“游戏创意与制作”和“电子竞技与管理”两个教学系，包括4个本科专业和两个专科专业，即动画、艺术与科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广播电视编导、游戏设计、电竞运动与管理。其中的一个教学方向是对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开设电竞主播课程。

“电竞主播和传统主持人不一样，强调通过感官表达实时画面的变化过程。”四川传媒学院电子竞技与主持方向负责人胡巍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电竞主播的即兴表达能力很重要，同时还要有对一项游戏深入的了解过程。”

同时，四川传媒学院还通过设立“电竞社团”，培养学生对于电竞比赛组织、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学生社团是一个试验田，一些社团活动的经验，也将反馈到实际的电竞教学中，形成教学模式。”胡巍说。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四川传媒学院“上马”二级学院，培育电竞人才，一个外部因素是国内电竞产业日益增长的市场规模。根据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伽马数据联合发布的《2018年1-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今年1-6月，中国电子竞技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417.9亿元，同比增长16.1%。而随着市场规模的增长，人才缺口日益凸显。

而内部因素是四川传媒学院已取得的探索经验。2017年9月，四川传媒学院建立了第一届的电竞专业，招生来源是该校的专科三年级学生。

“在1000名大三学生中，有100多人报名，最后筛选了25个人，构成了第一届电竞专业的生源。”胡巍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现在看起来还不错，25个电竞班学生有超过一半已经在电竞企业就业。”

师资教材缺口待解

在巨大的需求潜力背景下，看上电竞教育“蓝海”的不仅是四川传媒学院。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还有重庆、新疆、黑龙江、上海等地区的部分高校开设了与电竞相关的专业。

其中的代表为上海市浦东新区。目前，该区已经出台了多项旨在培养电竞人才的措施。如其鼓励辖区范围内高等、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率先设立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学科，进一步提升电竞产业的普及度，加强电竞产业人才的培养，并提出打造“上海电竞产业发展核心功能区”，以巩固电竞产业优势地位。

就分析人士看来，高职或中职院校设置的电竞专业，类似于体育运动员退役后的返校接受继续教育的模式。

“大部分电竞选手的黄金期在17岁至24岁之间，而一旦退役，受制于文化水平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而高职教育中设置电竞专业，一方面可以弥补其在文化上的缺陷，也可以系统性、产业化地培育退役选手继续从事电竞行业的潜能。”上述人士说。

但目前，从电竞专业的招生规模看，整体仍然较小，处于“试水”状态。如2018年9月，新疆乌鲁木齐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开设的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首批招生规模仅25人。而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所开设的电竞专业，今年计划招收8名学生。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体育学院开设的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共46名学生。

即使是以二级学院方式出现的四川传媒学院“国际游戏与电竞学院”，2019届的招生规模亦仅在90人左右。

就专业人士看来，各学校对于电竞教育的谨慎态度，不仅在于作为新增专业，无任何教学经验可借鉴，同时师资队伍和教材的缺乏也是关键。

在这一方面，四川传媒学院采用以校企合作的方式，为电竞教育探路。

具体而言，“国际游戏与电竞学院”除以四川传媒学院为教学主体外，文化娱乐产业集团——完美世界是另一家参与方。据了解，在教师队伍中，其名誉院长和执行院长等均来自完美世界，并皆为企业方的副总裁及以上级别人士。

“如我们的执行院长郭擂，是完美世界教育板块的常务副总裁，未来将专职于学院的教育工作。”国际游戏与电竞学院院长助理段世馨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同时，在四川传媒学院的电竞教学中，完美世界将派出其在电竞教育板块的导师参与。

“如果当场课是企业老师主讲，那么学校老师就是助教。同时学校更加规范外聘教师的讲授业务，使得教学方式、课件制作，符合教育规范。”段世馨说，将以“项目进课程、教学在现场、线上定任务、校企双评价”的方式展开教育。

在教材方面，除任课教师编写的讲义外，四川传媒学院也将在教学中采用部分新出版的电竞教材。其中包括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电竞解说概论》，以及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电子竞技概论》等。

“我们一共收集了20多本教材，分析后大概有4-5本符合我们的专业要求。”胡巍说，“但作为电竞教育的先行者，我们的目标是经过几年的探索后，出版自己的教材。”

govyvy

2018年下半年中国证券市场的两件大事：科创板目前正在只争朝夕地筹备当中，而沪伦通最终还是先行一步，进入了倒计时阶段。

12月1日，华泰证券宣布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虽然此事最终成行还需要英国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批文，但以常理的逻辑不难推断，市场期待多时的沪伦通确已接近落地，且首单浮现在水面。

日前，还有多位券商投行向记者透露，从沪伦通近来的发展进度分析，如无意外，年内落地是大概率事件，最早于本月中旬。

首单花落华泰证券

2018年12月1日，华泰证券（601688.SH）公布了一则重要公告，在资本市场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公告称，当日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批复》。

据批复内容，中国证监会核准其发行不超过8251.5万份GDR，按照公司确定的转换比例计算，对应新增A股基础股票不超过8251.5万股。公告还称，完成本次发行后，便可到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

虽然公告中并未把话说满，华泰证券表示，本次发行GDR并上市还需取得英国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最终批准，但鉴于沪伦通现已万事俱备，只差这一“东风”，且截至目前唯有华泰证券一家拿到了沪伦通的批文，因此不难预见，该公司将成为首家在伦交所发行GDR的A股上市公司，也将是沪伦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来自上交所的统计显示，沪市现有上市公司1449家，那么在这么多上市公司中，沪伦通首单缘何花落华泰证券？

就此，一家大型券商投行负责人表示，一方面沪伦通西向业务与东向业务分两步走，前者先行，即上交所A股上市公司在伦交所挂牌GDR要早于伦交所上市公司在上交所挂牌CDR。

另一方面，华泰证券也是A股市场中一家不错的上市公司。公开资料显示，华泰证券成立于1991年，2010年2月在上交所上市，2015年6月登陆港交所，成为“A+H”两地上市的大型综合证券集团。目前其主要业务包括财富管理、机构服务、投资管理和国际业务。

今年11月22日，华泰证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披露发布了上市意向函，其表示，此次GDR发行将支持公司国际业务内生与外延式增长，进一步扩展海外业务布局，增强资本实力，持续提升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同时，募集所得资金也将持续投资并进一步增强公司现有主营业务条线，补充营运资金和其他一般企业用途，为拓展发展空间和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提供更大可能。

CDR后行不会抽血A股

按照进程规划，华泰证券发行GDR拿到英国相关证券监管部门批文后，即将启动询价发行，而其挂牌之时就是沪伦通正式运营的开始。

从国家战略层面而言，沪伦通的实施是深化中英双方金融合作，积极扩大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向世界表明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信心的一项重要举措。而从市场层面而言，沪伦通的推出进一步深化创新资本市场开放模式，有利于丰富境内企业融资渠道，支持实体经济跨境并购，助力境内券商“走出去”打造国际一流投行。同时，更为直接的，为境内股民提供了多元化投资标的，使他们有了一片新的瓜田菜地。

事实上，沪伦通酝酿了三年之久，直到今年下半年才有了实质性框架。今年8月31日，证监会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市场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监管规定（试行）》征求意见稿，并于2018年10月12日颁布。随后，上交所于2018年11月2日披露了十项沪伦通业务相关规则。

据记者了解，至目前，沪伦通东向业务CDR仍在紧锣密鼓筹备之中，譬如相关的技术性测试一直在按阶段进行。虽然在CDR推出前，对于A股市场投资者来说，参与度低，影响并不直接，但仍有部分机构及普通投资者关心沪伦通落地后对A股市场的实质影响。

日前，兴业证券策略团队发布研报表示，沪伦通推出不会对A股形成“抽血效应”，CDR分流资金的影响也可控。而两地企业的差异有望为A股市场带来新的增量资金。该团队还认为，上交所A股企业在金融、地产等行业估值较低，业绩表现情况要好于伦交所主板高级上市企业。而伦交所企业在能源、材料、以及偏成长的领域的估值或业绩情况比上交所A股企业要好。

GDR定价差异影响有限

此前青岛海尔D股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每股1.05欧元，折合当时人民币约8.35元，与那时的青岛海尔A股价格相比，折价幅度较大。那么此次华泰证券赴伦交所发行GDR，发行价格又能定在多少呢？

对此，券商人士普遍表示，并不用过分在意两地的价格差异。“境外市场IPO价格的确定是通过符合全球资本市场惯例的方式作出的。在全球各资本市场的首次公开发行过程中，发行人通常都会在公允价值之上给予一个首发折扣”，一位上海的券商投行人士向记者表示。

还有一家公募基金海外事业部总监指出，沪伦两地市场估值差异是结构性的，在不同类别股票上，沪伦两地各自拥有估值优势。无论东向CDR还是西向GDR，如果选取相对本地市场同类股票拥有估值优势的对方市场股票作为DR的基础股票，那么沪伦通项目就不会对A股估值造成压力。其次，境外DR市场实践表明，基础股票价格对DR的价格具有主要引导作用。伦敦市场与A股市场相关性不高，极端情形下沪伦通CDR不会造成两地市场波动“共振”。

govyvy

12月3日，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发布《2018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这是该机构连续第二年发布。报告对35个城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的营商环境进行了评价及排名。与去年相比，今年的排名发生了较大变化，位列前五的依然是深圳、上海 、广州、北京、重庆，深圳是从去年的第三名跃升首位。

营商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时指出，我们提出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开放促进我们自身加快制度建设、法规建设，改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降低市场运行成本，提高运行效率，提升国际竞争力。

从国务院的部署来看，目前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开展营商环境评价。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提出，发展改革委要牵头在2018年底前构建营商环境评价机制，通过引入第三方等方式在22个城市开展试评价；2019年在各省（区、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若干地级市开展营商环境评价，编制发布《中国营商环境报告》；2020年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营商环境评价。

根据一套指标体系对主要城市的营商环境进行评价，对于我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指标体系与评价机制是改善营商环境的“指南针”。世界银行有一套评价营商环境的指标和方法，包括11个指标。这套指标体系对我国改善营商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推动了简政放权的实施。但世行的这套指标体系，由于要覆盖近200个经济体，而且基于世行自身的理论和目标，考虑的主要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即着眼于营商便利性，而对于市场环境、基础设施、运营成本等因素不够重视。这些因素与营商便利性一样，对企业运营具有重大影响，但没有在世行的指标体系中充分体现。

中国的政府和企业需要一套更贴合中国发展实际的“指南针”。国家发改委将逐步构建营商环境评价体系。而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已经在这方面先行一步，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填补了一个空白，编制了一套评价城市营商环境的指标体系，并通过连续发布形成可以比较的数据序列，其报告及方法、指标体系可以为其他机构和研究者提供借鉴，推动我国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和评价机制的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的“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 编制有四级指标，一级指标是城市营商环境；二级指标有6类，即软环境、生态环境、市场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社会服务环境、商务成本环境；三级指标29个，四级指标32个。6类二级指标涵盖了中国企业需要面对的各种环境，再通过三级、四级指标进行量化，使城市在优化营商环境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凸显出来，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例如，商务成本指数包含房价收入比成本，一些城市由于房价上涨，在商务成本指数排名中的位次下降。抑制房价上涨对于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我国的实际情况，符合人们的经验。无疑，这些指标可以帮助地方政府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中有的放矢。

govyvy

根据国家公务员局公布的数字，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9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网上报名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为95:1，比上一年的58:1的水平几乎高出一倍。

同时，过去的边远冷门岗位变得比较热，比如像统计调查、海关、地震、气象等。像西藏很多职位注明是艰苦边远地区，不少职位面试人员比例与招考比例在3:1甚至5:1。

中国人民大学公管学院教授王丛虎表示，一方面基层待遇有所提升，另外，一些大学研究生录取也在向基层公务员倾斜，均增加了吸引力。

从数据上看，今年国考报名人数较去年只减少了17%，然而录用名额却较去年减少近半，因而竞争仍然激烈。

统计显示，本次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计划录用1.45万余人，共有137.93万人通过资格审查，108万余人缴费确认参加笔试，92万人实际参加考试，参考率约为84.5%。过审报名人数与计划录用人数之比约为95:1，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比例约为63:1。

两项比例都高于去年。2017年，国考报名和录取比例为58:1，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比例约为36:1。

对于其中的原因，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今年一些中央部门进行了重组，机构编制管理上有总量控制，造成了岗位数大幅减少。

从西部地区来看，本次国家公务员考试招录，西部职位共计划招录3441个职位、4730人，占35.6%，相比2018年国考，招考的职位数和人数均有所缩减。

这导致今年“西部偏远岗位”的竞争比，也有明显增加。有统计显示，去年，“西部偏远职位”的最高竞争比为1541:1，而在今年，最高竞争比翻了一倍多，达到了3662:1。

西部报名热度也在提升。有媒体报道，“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西双版纳调查队业务科室科员(2)”这一职位属于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职位，仅招录1人，竞争比达3339：1。

另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像过去报名人数少的新疆、西藏税务、统计、海关检疫、统计调查岗位，今年都比较热，一般面试人员比例与招考人数比为3:1，甚至更高。

王丛虎认为，这说明国家对基层及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逐渐奏效。

此前， 2017年11月中组部等单位印发的《 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提出，落实新录用到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或艰苦边远地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县以下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高校毕业生高定级别工资档次或薪级工资相关政策。

同时，将基层高校毕业生纳入当地人才政策扶持范围，符合条件的提供住房、医疗、子女就读、落户、职称申报等方面配套支持。各级各类人才表彰奖励项目进一步向基层一线倾斜，将基层高校毕业生纳入表彰奖励对象范围。

另一个因素是西部地区收入水平也在提高。据统计显示，2016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前两名城市是北京和上海，分别为122749元、120503元，拉萨为111009元，位居全国第三，比杭州、深圳、广州要高出2000多元。

根据了解，基层单位职位虽然报考人数多，但是条件仍艰苦。同时一些超大城市看起来热门的职位，但是实际上工资收入与当地生活支出水平相比优势并不明显，一些城市提出工作若干年后提供保障住房的待遇，但是仍有不少人员在解决户口后离职跳槽去新的高收入单位。有专家指出，未来公务员系统仍要解决待遇问题，留住优秀人才。

govyvy

珠海、东莞，这两个广东省“窗口型”城市正同步展开一项新探索：跨境电商。

11月29日，广东省同时印发中国（珠海）、中国（东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

尽管东莞和珠海分属珠江东西两岸，但两市的跨境电商“蓝图”有诸多共通之处。一方面，两市的目标、方向和重点任务等均与当前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衔接，珠海提出，力争建成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电子商务重要一极；东莞也提出，力争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基地。

另一方面，两市还均强调立足于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加快相应园区、平台及其余诸多支撑体系建设，并探索创新体制机制，以构建跨境电商生态圈。其中，珠海要打造珠港澳跨境电商生态圈；东莞则要加速形成制造、交易、集货、支付、物流、结算、结汇等全产业链“闭环式”跨境电商生态圈。

受访人士表示，对两市而言，发展跨境电商的优势和竞争力一方面来源于与粤港澳协同；另一方面则着眼于与自身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融合。

三年发展目标明确

以3年为时间节点，两市均谋划了雄心勃勃的跨境电商发展目标。

珠海提出，未来3年力争建设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电子商务重要一极、辐射粤西地区的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基地、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及拉美地区国家跨境电子商务合作平台。

东莞的目标则是，经过3年建设，力争打造成为投资贸易便利、政府服务高效、环境宽松有序的跨境电子商务供货基地、物流基地、“双创”基地和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基地。到2020年纳入海关统计的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额突破450亿元，打造3-4个示范带动园区，形成东莞市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新增长极。

可以看到，两市均希望在跨境电商方面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占据一席之地。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无疑也是区域内城市设置具体发展目标和路径时的一个重要“参考坐标”。

“这是一种战略性必然。”广东亚太电子商务研究院院长陈海权认为，当前，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跨境电商是深化粤港澳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借此，珠海和东莞可获港澳在对接国际市场渠道、经验和模式等多方面的帮助，这同时也将为港澳发展开拓出新的更大空间。

比如，珠海强调要突出自身珠港澳合作优势，推进横琴新区、珠澳跨境工业区珠海园区和广丰物流园等现有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建设。珠海的方案中重点强调要发挥跨境电子商务园区的作用，要推动建成覆盖珠海、服务港澳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园区，希望借此形成一系列能够承接和聚集相应资源的载体和平台，包括为跨境物流提供充分的配套服务。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毛艳华表示，珠海外贸体量不大，但优势和功能独特，探索跨境电商有利于推动澳门产业适度多元化，以及将从扩大进口角度强化与葡语系国家及拉美地区国家合作，服务国家全方位开放。

东莞更直接，为实现其大湾区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基地等目标，明确要推动港澳地区商务、物流、金融、会计、法律等生产性服务业资源与东莞跨境电子商务供应链有效对接。

陈海权进一步分析，从地理位置上看，国家布局珠海和东莞两个跨境电商综试区，本身就是毗邻港澳的两个节点，探索深化与港澳的协同发展，自然就是二者的特色之一。

“这也契合跨境电商综合试验推进方向，当前跨境电商综合试验某种程度上已走过个体自我完善的阶段，更强调接轨国际，加强内外部联动性，构建开放型的跨境电商发展格局。”陈海权说，近期国家相关利好政策出台，显示推动跨境电商发展力度加大。而据他了解，未来国家层面还有望出台力度更大、更开放、布局更广的政策，这也需要珠海和东莞这样的城市积累多样性探索经验。

外贸新动能

与此同时，作为制造业和外贸色彩较为浓重的城市，珠海和东莞两市还均视跨境电商为经济发展新动能，并希望推动其与各自传统产业结合，以加速整体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珠海明确，该市要通过跨境电子商务的创新实践，促进外贸转型升级，形成外贸发展新动能，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和增速位居全省前列。具体而言，包括将推动品牌企业实施“互联网+”战略，集聚一批跨境电子商务龙头企业，培育一批本土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实现外贸出口和产值同步增长。

此外，珠海方案中还提出，鼓励电子商务平台以互联网+供应链生态系统的商业模式为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提供外贸供应链综合服务，为广大制造企业、贸易企业提供一站式综合物流服务。

作为“世界工厂”，东莞在此方面更是有着全面布局，明确要用3年时间推动东莞加速形成制造、交易、集货、支付、物流、结算、结汇等全产业链“闭环式”生态圈。

东莞一个细化目标是“跨境电子商务供货基地”，思路是要顺应外贸订单碎片化新常态，推动传统制造业企业应用跨境电子商务开展“互联网+营销”新模式，逐步提高跨境电子商务出口在全市外贸出口中的比重。

陈海权认为，当前各跨境电商综试区的一大探索重点是要加大与当地产业结合，推动更多产业嫁接互联网，并由此形成跨境电商产业集聚，“只有这样才能探索出地方特色，进而为全国提供多元化经验，并且从方向上来看，未来的跨境电商综试区的探索也将从制度创新层面进一步向更贴近市场的方向延伸，并且还将突破商品层面，融入服务贸易”。

在东莞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韩俊看来，目前，东莞跨境电商规模与本身制造业优势不相匹配，也与深圳、广州等差距较大。比如，东莞卖家数量不及深圳十分之一，个体的体量也有较大差距，深圳营业额在3亿-5亿的公司比比皆是。此外，服务机构、配套、支付等方面也有差距。

韩俊相信，上述短板将随着东莞跨境电商综试区的探索建设而逐步扭转，从而推动东莞转型升级，提升市场和贸易开放度。

毛艳华表示，当前国家加快布点跨境电商综试区，旨在推动外贸方式转型升级，提升外贸竞争力，调整贸易结构，实现“优进优出”，东莞是制造业和外贸大市，探索跨境电商与制造业融合，对中国产业和外贸转型有重要意义。

govyvy

互联网巨头和OTA跨界酒店业的当下，传统酒店管理集团未来何在？华住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季琦近日在2018华住世界大会上给出了华住的答案：“规模和效率才是未来。”规模即酒店、客户、加盟商、互联网等网络协同，效率就是整个华住体系AI化，实现人机合一、效率最大化。

华住CEO张敏随后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进一步解释，在扩大规模方面，华住将以“硬品牌+软品牌”的方式，用增量模式逐步混合存量模式，掘金单体酒店整合机会，并将于2019年推出新的高端软品牌，定位于整合四星到五星的单体酒店。



在张敏看来，接下来中高端即四星级市场将是行业下一阶段的爆发点，华住将会进一步加码。高端市场方面，张敏透露，除了发力自主品牌，未来也会考虑在国内选择合适的高端品牌进行并购，“我们在中端、中高端还是比较饱满的，但是高档到豪华还有补充空间。”华住近两年陆续收购的桔子水晶和花间堂，正是分属中高端和高端层级。

“我们不跟风，不做风口上的猪，不会什么圈钱快去做什么，而是守正出奇，做好产品、服务好客人、善待员工，再创新、购并和国际化。”张敏透露，华住将会以积极而稳健的步伐来推进国际化，未来华住的海外总部可能会选在新加坡。近期华住与雅诗阁在新加坡签约，全季酒店首家海外直营店将于2019年落户新加坡，另外台北也将有几家旗下品牌落地。

2018年，作为平台的OTA开始涉入供应链，如携程、飞猪开始自营酒店品牌。季琦认为，在中国单一大市场背景下，中国酒店行业的连锁化率仅20%，美国如今已经超过60%，中国酒店市场想要达到美国的市场化程度，还有10倍空间。

软品牌掘金单体酒店

全球范围内来看，洲际、携程、OYO等今年以来纷纷推出将单体酒店连锁化的品牌，令单体酒店“脱单”热潮再次回归大众视野。此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发现，全球单体酒店连锁化趋势已持续数年，此前更多是通过合并收购来扩大规模，今年则选择的是一条更为轻资产的道路。

实际上中国80%以上的酒店处于非连锁状态，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的背景下，单体酒店群体还面临着来自OTA的挤压、成本上升、产品陈旧等几大困境。

季琦评价华住在单体酒店整合市场遇到的潜在对手时表示，传统酒店管理集团拥有品牌和管理能力，OTA拥有流量和技术优势，而OYO、Airbnb拥有情怀梦想和海量资金。

张敏表示，华住的优势则在于可以提供从品牌到管理、到分销和后套技术支持的全套解决方案，“甚至包括酒店到底要在哪几个关键点上做一些少量的投入，来显著改善客户体验，我们都有比别人更深入的专业和经验。”

华住即将于2019年推出第四个软品牌定位高端市场，专门整合四星到五星的单体酒店。张敏坦言，华住整合单体酒店已有几年并小有所成，接下来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原有的基础上更有效率、更灵活的来支撑转化未来更大体量的单体酒店的网络业务。

华美酒店顾问机构首席知识官赵焕焱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发展高端酒店一般需要不动产的基础，因为租赁物业后巨额投资装修改造风险太大，由于酒店管理公司不持有物业，统一风格的品牌硬件勉为其难，采取营销联盟式的所谓软品牌则可以允许硬件的不一样风格，发展将会容易得多。

2018年华住开放3亿元的金融贷款，帮助单体酒店加盟，2019年这一金额将攀升至10亿元。张敏透露，华住也通过“人机合一”的技术让连锁服务业降本增效，例如搭建中央采购平台“易采购”，一年售出1亿瓶装水，以规模效应获取更好的议价权，降低酒店成本。2018年华住还在全球推出RMS智能化收益管理系统，建立科学的数学模型预测经营情况，目前房价自动调价比例已经超过58%，全业态自动化结算100%。

财报显示，华住年均的IT投入达1.7亿元人民币，IT开发团队近500人。华住2018年第三季度旗下酒店RevPAR（每间可供出租客房收入）同比增长7.1%，为217元人民币；ADR（已出租客房的平均房价）同比增长9.8%，为239元人民币；平均入住率为90.7%。

住宿业革新

未来最有可能胜出的是怎样的酒店集团？季琦认为有两种，一是“品牌+OTA”的新型酒店集团，合并了流量和品牌，华住实际上想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二是“海鲸搅动江湖”，比如亚马逊智能音箱入驻了万豪。

赵焕焱表示，在历经佣金、分享经济的两次交手后，现在传统住宿业与互联网企业的交手已经到了第三次，互联网企业可以以入口优势和流量优势向产业链上下游发展而进入酒店品牌。代表作即携程的丽呈、阿里巴巴飞猪的菲住布渴，滴滴、京东、美团、今日头条等都在潜在名单上，他们的优势是入口和流量，劣势则在于落实酒店管理，协调平台流量的公平原则与自己酒店的优先策略。

这也是所有传统酒店集团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几大本土酒店管理公司在打法上呈现了一定的相同之处，例如都重视产品研发和迭代创新、酒店经营的降本增效、会员体系建设、中高端品牌扩张、强调生态圈发展。

以产品研发创新和经营降本增效为例，华住11月29日在上海正式揭幕研发中心，据华住集团首席发展官兼执行副总裁孙武介绍，华住研发中心将着重于未来住宿趋势研究、创意设计及IT技术应用，包括酒店产品设计、营建材料测试、智能产品应用等，无缝连接设计与营建环节，加速酒店产品迭代周期。

锦江股份CEO张晓强近日也对媒体表示，锦江正在构建“一中心+三平台”，即锦江酒店全球创新中心（设立于欧洲和上海），研究未来引领产业的新设计、新体验、新业态，以及基于“互联网+共享经济”的WeHotel全球酒店共享平台、全球统一采购共享平台和全球酒店财务共享平台，希望有望实现酒店集团间的协同效应，降低成本和费用。

赵焕焱认为，华住是一家比较认真地实事求是遵循发展规律的本土酒店集团，因为华住与锦江、首旅如家这样的国有控股企业不一样，没有资产，没有不动产，以输出管理和特许经营为盈利模式。不过他也认为华住以往的并购决策值得探讨，例如花间堂这样的个性化特色品牌不容易普遍推广，“收购高端品牌选择一定要慎重，因为收购代价比较大。”

govyvy

时隔九个月，浙商证券终于解决了横亘在可转债发行前的难题。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12月1日，浙商证券向证监会反馈提问时称，对于浙商证券子公司浙商期货以及6月被国资委划转过来的新世纪期货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控股股东目前已有解决方案并作出相应承诺。

之所以成为“拦路虎”，除了与合规相关，另一方面浙商证券本次募集资金的投向之一就是要扩大期货子公司业务规模。

事实上，除了浙商证券以外，近期多家券商将期货子公司作为重点投放对象。比如国信证券百亿定增中要增资国信期货，兴业证券增资兴证期货等。

随着近年来期货市场活跃度上升，期货子公司对券商利润贡献越发突出，业内普遍预测，期货子公司有望成为券商重要业绩增长点。

券商密集增资

早在今年3月，浙商证券发布可转债预案，随后遇上同业竞争问题，而如今，浙商证券可转债发行迎来实质性进展。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浙江省国资委6月将其持有的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商业集团”）100%股权无偿划转至浙商证券的控股股东交投集团，成为子公司，但省商业集团下属的新世纪期货则与浙商证券子公司浙商期货出现同业竞争关系。

由于可转债募集资金会用于扩大浙商期货等子公司业务规模，监管层怀疑本次募投是否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产生同业竞争。

12月1日公告显示，交投集团承诺在2020年6月30日前，通过将新世纪期货与浙商期货内部重组或第三方处置（含国资划转）方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此外，公告还回应称，募投项目围绕自身主营业务开展，且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公司独立实施的项目，该等项目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产生新增的同业竞争或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随着控股股东给出解决时间表，浙商证券增资浙商期货有望排除监管障碍。

除了浙商证券以外，近期多家券商计划扩大对期货子公司的投放，包括增资和收购。

据了解，兴业证券在11月30日公告表示，计划为控股子公司兴证期货增资6.64亿元，二股东增资300.15万元。增资完成后，兴证期货的注册资本增至8.04亿元，股权结构保持不变。增资原因主要基于期货子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提升资本实力，进一步优化公司业务布局和收入结构，提高总体竞争力。28日，国信证券推出150亿定增方案，计划对国信期货增资14亿元，主要投资于种子基金和资管业务以及开展风险管理子公司业务等。

此外，银河证券22日表示，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收购苏皇金融所持银河期货股权16.68%，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对价总额为2.39亿，以现金支付。这意味着银河期货将从中外合资变身中资。主要考虑到有利于银河期货整体经营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发挥银河期货在公司整体业务协同发展战略中的积极作用。

对于券商陆续为期货子公司“输血”行为，深圳一名非银分析师3日表示，近年来监管层鼓励期货公司扩充资本金，通过提升资本实力实现做大做强，同时满足相应的风控指标。

“比如要加强系统建设、引进人才等，风险管理也对资本金消耗很大。期货行业竞争很激烈，如今市场向头部公司集中，只有资本金规模越大，才能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该名分析师谈道。

新盈利增长点

随着期货子公司对券商的利润贡献越发突出，期货业务重要性凸显。

公开数据显示，有12家上市券商的期货子公司在2017年净利润过亿，其中有5家净利润达2亿元以上。

以中信证券为例，中信期货上半年营业收入10.72亿，占营收比重5.36%，净利润实现1.85亿。

值得注意的是，期货子公司更容易成为小券商的业绩“亮点”。以山西证券为例，公司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29.80亿元，其中大宗商品交易及风险管理业务营收则达到22.04亿元，同比上涨137.42%；期货经纪业务收入1.33亿元，同比增长11.67%。据了解，公司期货业务主要由全资子公司格林大华开展。

广州证券同样受益其期货子公司广州期货，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7亿元，超过母公司四大传统业务各项收入，同比增长164.72%。

而在近期，监管层对股指期货放开部分限制，引起市场关注。

前述深圳非银分析师表示，随着股指期货新政落地，预计期货子公司利润贡献有望进一步增加。“股指期货交易量的回暖将带来增量手续费的贡献，提振券商期货子公司业绩。”

华中一家期货公司人士3日认为，松绑以后，券商系期货子公司的优势或将更为突出。“券商系期货公司的崛起，本就始于2010年股指期货上市之时，只是因为后来期指受限，券商系期货公司受到一定影响。但券商做期货子公司有天然优势，一方面有雄厚资金实力，另一方面客户资源丰富并且相通，如果期货监管放开力度足够大，对金融期货业务能产生带动作用。就本次股指期货新政落地来看，力度高于前两次，但是距常态化还有不小差距，所以对券商系期货公司的带动，还需要后续观察期指成交、持仓的增长。”

govyvy

tree_yi

govyvy

昨日，不停牌披露借壳方案的ST慧球收获了连续第三个涨停。相较于市场对“新浪”光环表现出的莫大热情，投行圈更关注“简易披露”新规下的新玩法，加上之前的共达电声，“买壳+吸并”的另类借壳模式正显山露水。

　　尤需关注的是，天下秀通过同步实施“买壳+吸并”借壳ST慧球，在A股市场尚属首例。而ST慧球现任控股股东瑞莱嘉誉则在“卖壳”时引入重组方案提振股价，获得了238%的控股权转让溢价。

　　在资深投行人士看来，两例“买壳+吸并”借壳方案的最大争议之处是，标的资产既是买壳方又是借壳方，高溢价受让控股权的成本，通过吸并方式转移到上市公司，“壳费”最终由上市公司股东承担。

　　另类借壳转嫁壳费压力
　　ST慧球重组预案发布后，公司股价毫无悬念地连续涨停。

　　引人注目之处是，ST慧球是A股首例“买壳+吸并”同步走的借壳方案。据预案，天下秀先以5.7亿元受让ST慧球大股东瑞莱嘉誉所持11.66%股份；上市公司再以发行股份方式作价45.5亿元收购天下秀100%股份，并对后者吸收合并。

　　这并非“简易披露”新规下披露的首个借壳案例。11月15日，共达电声披露重组预案，拟通过换股吸并方式收购间接控股股东万魔声学100%股权，交易对价34.1亿元。拉长时间轴看，2017年底，万魔声学子公司爱声声学出资约10亿元入主共达电声。由于未停牌，共达电声在方案披露后迎来三个涨停板。

　　在投行人士看来，吸并方式的借壳交易更为高效。但上述案例的最大争议之处是，买壳方的金主即为借壳主体，借壳方在被吸并后注销，控股权收购的费用最终由上市公司买单。而在以往的借壳案例中，买壳方和重组对象是分离的，承担“壳费”的并非借壳主体，而是其控股股东。

　　共达电声及ST慧球的重组方案均设计了类似条款，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被吸并方将注销法人资格，上市公司作为存续主体，将承接（或以其全资子公司）承接标的资产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资质及其他一切权利和义务。这意味着，承债主体也将发生转移。

　　例如，天下秀受让股份成本达12.38元/股，较预案披露前一日价格溢价达238%，溢价部分就是通常意义上说的“壳费”。无论是自有资金还是借款融资，天下秀在被吸并注销后，这些成本都将转移到ST慧球。同样的，万魔声学受让股份价格为18.10元/股，彼时溢价幅度达119%，资金主要来自于万魔声学对外股权融资。在被共达电声吸并后，万魔声学的买壳成本转移给了共达电声。

　　并购汪研究中心人士认为：“此前万魔声学高溢价买壳，付出成本较高，并可能因此增加了部分债务；通过这一前置的吸收合并，将股东债务置入了上市公司，将股东债务变成了上市公司债务，实现了貌似完美的资金链闭环。”

　　但这种买壳成本的转移，对上市公司中小股东而言是否公平，值得商榷。再看ST慧球的重组预案，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单价为12.38元，发行股份收购资产及现金选择权的价格均是3元/股，落差极为悬殊。作为一揽子的借壳方案，究竟哪一个是公允的价格？是否充分保障了中小股东的利益？
　　“为谁辛苦为谁甜”
　　细看方案，虽都是“买壳+吸并”，但两个案例也有不同，最大的区别在于，ST慧球“买壳”与“吸并”同步进行。根据预案，其股权转让不以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为前提，也不以上市公司吸收合并天下秀为前提。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这种“切割”设计意味着，即使资产注入未能成行，ST慧球大股东瑞莱嘉誉仍可以高溢价转让股份脱身。

　　尽管如此，瑞莱嘉誉还是做了一回赔本的买卖。简单回溯，其进驻ST慧球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在2016年7月至9月间，瑞莱嘉誉斥资6.2亿分两次举牌ST慧球，对应3948万股，持股比例达到10%。随后一个月内，瑞莱嘉誉又以约5000万元的代价增持约386.6万股，截至当年10月10日持股比例上升至10.98%。

　　此后，公司经历了一番“谁才是实控人”的波折，直到2017年1月，瑞莱嘉誉主导改组ST慧球董事会，实现对公司的实际控制。粗略计算，瑞莱嘉誉持股成本高达每股15.46元。

　　第三个阶段是在2017年四季度。当时，ST慧球股价下挫至6元至8元区间，平均股价7.35元，瑞莱嘉誉又“补仓”269.4万股。截至目前，瑞莱嘉誉持有公司11.66%的股份，对应约4604万股。综合测算，瑞莱嘉誉整体持股成本接近15元/股。

　　由此可见，12.38元/股的转让价格尚未回本，但与目前市价相比已大幅“减亏”，而买壳的成本最终通过吸并将由上市公司承担。

　　投行人士指出，在ST慧球的案例中，由标的资产而非其大股东作为股权收购主体，客观上的另一个好处是避税。“可能标的资产的股东资金有限，如果由其购买控制权，需要从标的资产处取得分红，那样就涉及分红税，这样还不如直接由标的公司出面收购，就能省去这部分税。”

　　另一个不同点是，虽然两家公司的重组背后都闪烁着互联网巨头的光芒，但也有差异。共达电声与万魔声学均身处耳机行业，有一定的产业相关性。相比之下，ST慧球的重组“跨界”标签明显。不应忽视的是，作为前几年并购的一大热门领域，数字营销业务“来钱快，门槛低”，但不少公司在并购后业绩不达预期，此类并购并不为监管层所鼓励。

　　另外，正如监管问询函所关注的那样，两家公司的重组均构成借壳，因借壳审核参照IPO标准，监管部门是否放行也是一项不确定因素。“其实，对瑞莱嘉誉来说，借壳能不能成并不是关键，关键是能以高价顺利退出。同步推出一个吸睛的重组，显然可以达到刺激股价的效果，也可为本次股权转让抬升身价。这对借壳交易双方都是有利的局面。”市场人士认为。
□ .吴.正.懿. .赵.一.蕙　 .上.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