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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公布各地2018年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速，数据显示，中部地区和西南部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明显，人均消费额排名靠前的北京和天津社零消费总额增速排名靠后。在个别省市表现上，安徽增速排名全国第二，天津市增速垫底。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区域经济领域专家和消费领域企业，解读宏观数据和微观消费领域的细微变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湖北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中部和西南地区消费增速明显与其人均收入增速加快有一定关系，其中湖北和安徽较为明显。北京地区人均消费额和升级类服务性消费依旧在全国保持领先。

湖北安徽汽车零售保持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排名靠前十的省份中，除了福建和陕西外，其它都来自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其中表现排名前五的分别是西藏、安徽、云南、四川和湖北，中部六省中除了山西其他五省均进入前十。

西藏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30.92亿元，增长14.9％，相对前十的其它省份来说，其增速较快在于增长基数较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比中部、西南地区和全国平均数据发现，汽车一直是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拉动作用较大的商品，但今年全国范围内汽车销售低迷，全国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零售额同比增长0.2%。

但中部省份和西南省份的汽车消费虽然较往年增速放缓，但总体来说还保持着一定的增长，其中，湖北全省汽车类限上商品零售额较上年同期增长6.1%，安徽限额以上汽车类零售额增长8.7%，四川汽车类商品实现零售额同比增长5.4%。而社零消费总额增速排名倒数第一的天津，前三季度限上汽车零售额同比下降14.7%，北京的汽车零售数据在统计公报里没有体现。

湖北官方数据显示，湖北基本生活类消费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前三季度，全省粮油食品类、服装类和日用品类限上商品零售额预计分别增长12.2%、15.2%和18.8%。

京东大数据研究院提供的数据也显示，中西部地区在今年的双十一消费中，健康、教育、服务、母婴等品类占比提升，汽车后市场、装修等服务产品爆发式增长；另外一些基本的生活消费品的消费增速快，陕西、四川、贵州等地区在大促期间，大量用户在京东购买了小家电的相关服务。

叶青分析，中部和西南地区消费增速加快的原因，一方面是地方人均收入的增长，特别是安徽、湖北等地人均收入增加明显，另外中西部地区消费潜力也在爆发，消费内容也在丰富和多元化，过去衣食住消费占比高，现在汽车消费以及农村地区的汽车、家电实物消费相对一线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也都还有一定的市场需求。

北京居住消费增长20%

在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最慢的三省市依次为天津、北京和吉林，其中天津排名倒数第一。北京的4.1%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3个百分点；天津的增速下降了0.6个百分点；上海市的社零消费增速降低了0.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上海、北京、天津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排名前三。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前四省市排名，依次是上海、北京、浙江和天津，其中上海和北京也是前三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4万元大关的仅有两个地区，上海市前三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8339元，直逼5万大关。

数据显示，天津、北京和上海社零消费增速缓慢，和社零消费水平基数较大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消费数据最健康的还是上海，上海人最能赚钱也最能花钱，虽然社零消费和居民人均消费基数都大，但是增速放缓不如北京明显。

虽然北京社零消费数据下降，但另一组值得注意的数据是，前三季度的市场总消费中，服务消费实现同比增长11.3%，在总消费中的占比达到54.4%，对总消费增长的贡献率达75.5%。

从北京市前三季度人均消费来看，北京人均居住支出11569元，同比增长20.0%；人均医疗保健支出2817元，同比增长24.3%。居住消费和医疗保健消费增速迅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湖北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均对记者表示，相对其它地区，北京地区消费结构中，居住消费占比高，20%增速是很快的，一定程度上挤压其他消费。

不过一线城市也保持了其明显的消费特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文体娱乐行业发现，以北京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在消费升级领域比如文化体育娱乐服务性消费和消费升级类产品方面还是保持了优势。某奢侈品网购平台近日公布的2018年双十一购买区域榜单中依然被一线城市稳稳占据，奢侈品购买力最强城市前两名分别是北京和上海。

京东大数据研究院提供给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数据显示，我国消费主力普遍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及南部发展较快城市，2018年双十一期间，广东、北京、江苏消费力前三，浙江紧跟其后。其中北京服务类消费数据交易较高，北京地区重视出行质量，大促期间，北京机票酒店旅游生活品类订单量排名上升到第3。

11月21日，七幕人生公司CEO杨佳敏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他们的音乐剧消费受众也是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而且近几年增速很快。音乐剧市场主要从一线城市开始向其他地区覆盖，目前上海的市场成熟度更高，北京受众喜欢成熟深刻的作品，上海喜欢悬疑和时尚的作品。比如一部音乐剧在北京演三个月，还能保证有人来观看，但是在其它二三线城市就很难演这么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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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之后，公交车司乘冲突导致的安全事件仍在各地不断出现。

11月25日，在湖南省隆回县的5路公交车上，一名乘客上演了“抢方向盘”事件。目前，44岁的违法行为人庞某青因扰乱公共交通工具秩序，被行政拘留15日。

据报道，自10月28日重庆万州发生了公交车坠江事件后不到20天的时间里，全国发生类似任性乘客大闹公交车危害公共安全事件又有近20起。

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发布《公交车司乘冲突引发刑事案件分析报告》（下称《报告》），报告显示，从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结的公交车冲突刑事案件共计223件。

据此推断，大量公交车司乘冲突事件没有受到刑法处罚。上述案件涉及的罪名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占比39.01%，位居首位。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典型的重罪，起刑点为3年。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案例发现，司法实践中，大量案件刑期为起刑点3年左右，亦有大量案件被适用缓刑，实际刑罚效果差距较大。

最高人民法院二级大法官胡云腾近日建议，可以考虑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参考危险驾驶罪量刑。

“公交车司乘冲突可能导致重大人身伤亡，应该实行刑法提前介入，就像对于醉驾的治理，以前只是治安处罚，如今可以判处危险驾驶罪，可以预防和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刑法研究所副所长彭新林说。

危害公共安全犯罪量刑不一
《报告》显示，在公交车司乘冲突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为乘客时，案件量排名第一的罪名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占比约55.77%。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量刑分为两档：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相关案例发现，该罪名的量刑以3年左右的案件数量为多，但也有案件适用了缓刑。

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年2月裁定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陈枫因为琐事和公交车驾驶员发生争执，后在车辆行驶的状态拉拽公交车驾驶员，导致车辆失控，有两名乘客构成轻微伤，车辆、路灯、路牌等遭受了近1万元的损失。陈枫因此被判刑3年。

上海市二中院2017年3月作出裁定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王乾坤在行驶途中的公交车上拉扯公交车司机并遮挡其视线，导致车辆失控造成车损约8700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

但实践中，还有大量案件适用了缓刑，或者没有采取刑罚措施，而是处以治安处罚，或简单教育了之。

重庆市万州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严学万近日介绍，2015年至2018年，万州法院共审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案件9起，与公交车相关的有7起。法院对7案均作出有罪判决，大多数被判处缓刑，1件被判处实刑。

严学万认为，基层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对定罪量刑标准存在困惑。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起点刑是3年，而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或指导意见明确犯罪情节和危害后果。

2014年，被告人刘某推搡和强拉行驶中的公交车司机和方向盘，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减轻处罚的原因是刘某系自首。判决书显示：鉴于被告人刘某因错过公交下车而在情急之下采取了过激行为，其主观恶性相对较轻，结合本案的其他情节，故对被告人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吴刚因为抢夺正在行驶中的车辆方向盘，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但2017年1月二审时，被改判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司乘冲突中不同的情节产生的后果是不同的，我认为应该把抢夺方向盘、殴打司机、强行变档位等情节，作为判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要件，对这类被告人处以较重的刑罚。”彭新林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
在更多的公交车司乘冲突案件中，危害后果不是特别严重，没有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也不是特别大。这类案件可能难以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彭新林认为，仍有必要将这些案件纳入刑法范围，加大打击和威慑力度。

最高人民法院二级大法官胡云腾近日表示：“如果在正在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殴打司乘、抢夺方向盘、损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行驶的行为，应当依法一律入刑。”

他建议可考虑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将乘客“采用威胁、暴力方法侵犯正在驾驶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员的人身权；强行干扰公共交通工具的正常行驶等行为”纳入其中，量刑可参考危险驾驶罪。

“危险驾驶罪是一个轻罪，量刑为拘役，并处罚金。”彭新林说。

“乘客简单地推、拽司机，砸公交车玻璃，乘客之间在公交车上互相殴打影响行车安全等情节，可以考虑纳入妨害安全驾驶罪处罚。”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公交车司乘冲突案件中，也存在司机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的情况。《报告》显示，乘客占被告人身份的比例约70%，司机占被告人身份的比例约23%。

彭新林认为，有必要修改危险驾驶罪，将尚未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司机的轻微犯罪行为纳入其中，从而严密法网。

危险驾驶罪目前包含4种情形：醉酒驾驶；追逐竞驶；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

彭新林认为可将第三种情形相应修改，纳入公交车司机的不当行为。胡云腾也认为，今后对于擅离职守的司机，其行为可考虑纳入危险驾驶罪，长时间玩手机、与乘客发生纠纷离开驾驶位等都应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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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中欧双双宣布，中国、欧盟、加拿大、印度等十余位成员22日已向WTO提交联合提案，力推尽快启动上诉机构成员遴选。

联合提案称，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成员离任前不迟于6个月应当自动展开甄选程序，要为上诉机构成员提供6-8年的更长的任期，并且将目前的成员人数从7个增加到9个，将岗位设定为全职工作。

11月23日，中国公布了自己关于WTO改革的三项原则与五点主张。在此之前，美欧日、加拿大、欧盟等各方纷纷发布了各自关于WTO改革的主张。各方在争端解决机制、发展中国家、农业补贴、透明度等问题上存在分歧。

其中，由美国主导的美欧日方案对上诉机构成员遴选避而不提，而中、欧、加拿大等各方均要求尽快解决上诉机构停摆问题；中方要求保证发展中成员的特殊与差别待遇，部分发达国家则提出发展中国家的分类、过渡期以及毕业等机制。

在规则公平上，美欧日要求在工业补贴、国有企业、技术转让等问题上进行改革；中方要求取消一些成员在投资安全审查和反垄断审查中对特定国家企业的歧视，纠正发达成员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保卫”上诉机构
11月22日，欧盟、中国、加拿大、印度、挪威、新西兰、瑞士、澳大利亚、韩国、冰岛、新加坡、墨西哥等WTO成员提交了关于争端解决上诉程序改革的联合提案，并计划在12月12日的WTO总理事会会议上就此发表联合声明。

商务部表示，中方高度关注上诉机构遴选危机问题，愿迅速与WTO成员积极开展讨论，尽早启动上诉机构成员遴选程序，共同保障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行。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此次联合提案中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防止上诉机构停摆也符合绝大多数世贸成员的利益，因而各方积极参与了这一提案。

他表示，此前上诉机构大法官遴选是在前一位大法官任期结束后，由各成员推选候选人，此次提案希望在卸任前启动遴选程序，尽早选出大法官，有利于平稳的过渡；同时，延长任期、增加法官人数有利于上诉机构的稳定运行。

“由于长期无法纳新，上诉机构缺少人手，案件审理周期不断拉长，今年更面临着上诉案件堆积如山的窘境。”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指出，WTO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困局，上诉机构大法官的遴选是其关键。“此前欧盟与加拿大的方案都强调要解决这一问题，但由于美国的因素，美欧日发布的四个联合声明都没有提到上诉机构的问题。”

相当于全球贸易最高法院的WTO上诉机构常设七位法官，由于近一年多来，美国对于上诉机构法官任命的蓄意阻挠，目前上诉机构仅剩三位大法官，而且三位中有两位的任期将在今年12月到期，剩余一位的任期将在2020年11月结束。

美国阻挠法官遴选的原因在于，其认为上诉机构中的法官们在解释WTO法律的过程中“越界”，审查有关成员国内法含义，“滥用了WTO法中并未赋予他们的权力。”

崔凡表示，上诉机构处理每个案件至少需要3名法官，由于贸易案件所发生的区域同法官来自的国家之间存在敏感度，在实际案件中存在着需要回避的情况，“三名法官中有两名来自美国与中国，这意味着，在涉及中美贸易争端的问题上，上诉机构已面临停摆。”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来，中国、欧盟、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各方纷纷提出了各自关于世贸改革的主张。在上周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即将举行的G20领导人峰会上，WTO改革也都成为讨论的焦点。

屠新泉表示，WTO改革引发热议的背景是，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不断损害WTO的权威，其对任命上诉机构法官的阻挠正使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瘫痪。“在这一问题上，除美国外的所有成员立场是一致的，美国比较孤立。”

11月23日，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将WTO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瘫痪列为WTO“三大生存危机”之首，他指出，WTO的协定、纪律没有争端解决机制来裁定，所有协定将成一纸空文，而这是美国与所有其他WTO成员的分歧。

何为规则公平？
规则公平或将成为不同提案方另一个博弈的焦点。

美欧日11月12日向WTO提交的改革方案要求，针对不向WTO报告持续实施本国产业优惠政策的国家，将设定新的惩罚条款。

实际上，在过去四次联合声明中，美欧日三方就产能过剩、产业补贴、国企、技术转让等“规则公平”问题多次发声，业界普遍认为，这些表述针对的是中国。

中国也主张解决规则的公平问题。王受文指出，改革应该解决一些发达成员过度农业补贴，对国际农产品贸易造成的长期的、严重的扭曲，应纠正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特别是在反倾销调查中的替代国做法，这一做法对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干扰。

在农业上，王受文指出，WTO允许一些成员拥有很大的政策空间来进行补贴。比如，三个发达成员一年补贴的金额达到了190亿、350亿、850亿美元；而另一些发展中成员就没有这项权利。“这种规则不公平，导致了一些发达成员通过补贴刺激农产品生产，扭曲了市场，带来了农产品生产的过度供给，价格下降，给其他发展中成员造成了损失。”

崔凡表示，关于“公平”各国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此前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在发达国家具备比较优势的信息产品等领域实现了零关税，而在发展中国家具备优势的农产品和纺织品领域却截然相反，“发达国家对农产品不但有很高的关税和壁垒，而且还有大量的国内补贴；纺织品同样如此，不但设置了很长的过渡期，而且还有配额。”

他指出，发达国家因为历史上有农业补贴就继续实施这种补贴，而中国历史上当时没有补贴，所以中国就没有获得补贴额度的权利，这是不合理的。

此外，他强调，美欧日等国在对华反倾销中沿用显失公平的“替代国”做法更是既不合理又不合规的。“根据中国入世协议，入世满15年之后，也就是2016年12月，各国对华‘替代国’做法必须取消，按照世贸规则，这明显是不合规的。”

对于美国在技术转让问题上的对华指责，崔凡强调，当前的技术流动更要关注技术提供方政府对市场的过度扭曲。

王受文表示，WTO改革应该取消一些成员在投资安全审查和反垄断审查中对特定国家企业的歧视，要纠正一些发达成员滥用出口管制措施，阻挠正常的技术合作的做法。

中国驻WTO首任大使孙振宇在近期的一次座谈上表示，下一步应对TRIPS协议改进与补充，这一协议主要从发达国家企业技术专利保护出发，但对技术专利的引进方利益关注不够。任何政府干预企业，强迫转让技术或者禁止转让技术都是与WTO基本原则相违背的，应同样鼓励技术的自由流动。

中国还主张WTO改革应该尊重成员各自的发展模式。中方反对一些成员否认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对不同发展模式的歧视，不赞同将发展模式问题纳入到世界组织改革，不同意将没有事实依据的指责作为WTO改革的议题。

商务部世贸司司长洪晓东指出，目前少数成员否定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一方面指责其他成员的国有企业、产业补贴等正常的发展模式和政策措施，另一方面又限制正常的科技创新成果交流，实际上是希望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限制其他成员的发展空间。

崔凡表示，WTO中存在着中美欧等不同的发展模式，不同模式各有差异，包容是WTO的核心价值，中方反对借WTO改革对国有企业设立特殊的歧视性纪律，这有违WTO长期以来的“所有制中立”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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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投行明年策略密集出炉新兴市场机会涌现
　　在流动性趋紧的背景下，近期全球主要股市震荡下行，主要资产价格走低。年终岁尾，2019年资产配置策略成为市场关注焦点。本月以来，高盛、摩根士丹利、美银美林等华尔街投行已陆续发布2019年投资策略报告。

　　尽管全球市场仍在震荡下行，但华尔街投行普遍认为，现在谈规避风险为时尚早，建议投资风险资产，但对2019年投资持谨慎观点，更加注重投资资产的质量，并建议考虑投资组合多样化，开展合适的风险对冲。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增加，但投行一致看好2019年新兴市场表现。

　　新兴市场受青睐
　　尽管伴随流动性趋紧，今年包括土耳其、阿根廷等在内的部分新兴市场动荡，但目前已发布展望报告的华尔街机构，一致看好新兴市场表现。

　　高盛本月报告列举的2019年十大主导投资格局的顶级宏观和市场主题指出，巴西、土耳其、俄罗斯、阿根廷以及南非等今年面临困境的一些中型新兴经济体，明年将会有所复苏。另外，其他新兴市场、小型开放经济体也分别存在投资机会。

　　摩根士丹利也预计，一些多年性趋势将于2019年出现重大转折点，新兴市场资产应该表现更佳。目前，大摩已把2019年新兴市场股市的投资评级从“减持”提到“增持”。汇市方面，大摩指出，新兴市场的弱势多半已经完结，而美国信贷市场的下滑还有发展空间，美元即将陷入颓势。鉴于新兴市场汇率前景改善，该机构更看好新兴市场本币债券，而非硬通货债券。

　　美银美林预期，2019年新兴市场将进入牛市，由于美元的预期疲软，新兴市场的债权和外汇价格将迎来反弹。

　　瑞银报告指，明年新兴市场股票和债券均将出现正回报。其中，在今年出现两位数的跌幅后，新兴市场股票在2019年应能获得7%至8%的回报率。此外，新兴市场本地债券应该能回报6%，而硬通货债券则将回报4%。

　　投资组合应多样化
　　尽管近期多家华尔街投行预期，2019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速仍居历史高位，但2019年将面临风浪。伴随风险资产波动性上升，投行的资产配置逻辑发生转向，并建议考虑投资组合多样化，开展合适的风险对冲。

　　从经济基本面分析，瑞银表示，全球宏观失衡风险保持低位，通胀得到控制，全球金融环境宽松，所有这些有利因素使瑞银预测，有70%的几率经济将持续扩张至明年年底，然而，瑞银策略师同时也指出，看起来相当良好的前景，也正面临越来越多风险。美国经济的潜在放缓不足以推低股市，但预计波动性将上升。板块方面，相对于昂贵的成长股和防御股，瑞银更青睐价值股、金融股和周期股。备受关注的是，该机构将中国股市上调至“超配”，因考虑到中国市场距离其2008年和2015年估值低点不到10%，且“政策刹车”正在松开；看好铁路设备和相关建筑企业，同时对地产及关联板块持谨慎态度。

　　摩根士丹利对2019年股市保持中性立场，并将美国股票评级下调至减持，预计2019年底标普500指数达到2750点。在投资风格方面，摩根士丹利偏向于价值股而不是成长股。大摩在报告中解释，价值股集中在金融、原材料、能源和共用事业板块，并对这四个板块给予增持评级，而对科技、医疗和消费板块给予减持投资评级。需要注意的是，摩根士丹利还对金属和矿企给予增持评级，因为相应的板块“正在经历长期的盈利支撑”。

　　关于各类资产走向，美银美林做出如下判断，即美元将遭遇颓势，美元于2019年初的超调过后走低；大宗商品进入牛市，油、铜、黄金价格均上涨。美银美林给出的2019年推荐交易包括，看多恐慌指数期货基金VXX、看空美国国债利差等。

　　高盛表示，2019年投资者依然可以保持适度的风险倾向。宏观上考虑投资组合多样化和对冲组合，微观上关注盈利能力高的企业。相比2019上半年，2019年下半年全球市场表现更乐观，同时可关注大宗商品组合。本周高盛发布的“原材料十大交易策略”建议投资者，鉴于大宗商品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错位，目前已迎来做多石油、黄金和基础金属的机会。
　 .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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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张表藏玄机：“大放水”预期落空
　　央行逆回购连停24个工作日，叠加暗藏在央行报表里的正回购线索，市场对货币政策的预期出现微妙变化。但事实上，不搞“大水漫灌”一直是坚持的立场，对流动性合理纠偏也不意味着货币政策转向收紧，流动性一直处于“上有顶下有底”的管理区间内。

　　全月央行逆回购停摆概率大增
　　到11月28日为止，央行已连续24个工作日未开展逆回购操作。而且，就目前情况看，有很大可能性在11月最后两个操作日继续停摆，如此，整个11月将出现央行逆回购零操作的局面。

　　临近月末，财政支出进入每月投放的高峰期。从以往经验来看，有望给11月末的银行体系带来较多“活水”。历史上，11月多为财政净支出月份，体现为财政存款余额下降。例如，2016年、2017年的11月份财政存款就分别下降了2876亿元和378亿元。

　　从27日开始，央行公开市场交易公告已连续两日提示，临近月末财政支出增加，将推高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并将其作为不开展逆回购操作的主要理由。11月最后两日，在财政支出的支援下，流动性供给有保障，而央行也有理由继续停做逆回购。

　　上一次，央行连续一个月不开展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还是在2015年5月份。

　　两张表暗藏线索
　　目前有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央行在10月底开展了定向正回购操作，而这笔操作于11月到期后形成了资金投放，因此本月央行就不再通过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投放资金。

　　10月底，市场上曾出现过关于央行开展定向正回购操作的传闻，起因在于，当时资金面出现了急剧的收紧。据了解，10月最后一天，资金市场“画风”大变，DR001从1.5%一线跳涨至2.4%附近，单日涨幅创下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最大值。常规因素很难解释资金面这般突然而剧烈的变化。“市场上有传央行对几家大行开展了定向正回购，不然资金面不会突然这样。”当时一位资管机构固收部总经理告诉记者。

　　央行一般不会主动披露定向回购操作的信息，但还是可能在一些官方信息中留下蛛丝马迹。近期，央行公布10月份货币统计概览，在其中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和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就留下了这样的蛛丝马迹。

　　国盛证券分析师刘郁称，央行日前发布了10月资产负债表，其中两个科目指向央行可能于10月进行正回购操作。一个是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对中央银行债权”科目。该科目10月环比增加3800亿元，而前几个月一直保持在0。该科目为持有央行发行的债券及其他债权，指向央行可能进行正回购操作。另一个是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其他负债”科目。该科目10月环比增加4364亿元，一般为正回购和外汇法定准备金，而后者一般与资产科目下的“其他国外资产”相对应，10月“其他国外资产”仅增加115亿元，也指向4364亿元的变动可能主要是正回购操作。

　　方正证券分析师杨为敩亦称，从变动规模（4364亿和3800亿）来看，二者大部分可能是重叠的，这是央行释放正回购的典型信号。而这只可能是定向正回购，因为在10月份的公开市场交易公告中没有关于正回购的任何信息。

　　央行开展正回购操作是回笼流动性。即便是定向操作，也难免引起市场对货币政策取向的猜疑。11月以来，随着央行逆回购操作和MLF操作双双“哑火”，这种疑虑难免进一步上升。

　　“大放水”显然更没戏了
　　毫无疑问，今年货币政策在实际操作环节是偏松的，市场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宽松。2018年以来，银行间市场资金面改善明显，货币市场利率相比2017年大幅降低，DR007中枢下行约25BP至2.6%左右DR007甚至多次跌破7天期央行逆回购操作利率。

　　但央行一直坚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的取向，并多次重申不会搞“大水漫灌”。从金融机构超储率来看，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有所增长，但确实没有显著增长。

　　超储率是衡量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关键指标，决定了商业银行资产扩张能力，也是影响银行间市场资金面的核心因素。今年前三个季度末，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分别为1.3%、1.7%和1.5%，上年同期则为1.3%、1.4%和1.3%，数据有所上升，印证了货币政策边际宽松，但绝对水平并不高，说明央行投放的增量资金有限。近5年，超额准备金率的平均值约2%。

　　今年以来，央行强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这本身就是“带有前提条件的充裕”--流动性既要充裕，也要合理，不应紧张，但也不宜过度充裕。从公开市场操作来看，今年央行始终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导向下，对中短期流动性进行双向调节--资金过松的时候，暂停逆回购操作，并通过逆回购到期引导流动性回归合理充裕；资金偏紧的时候，适时重启并连续以较大力度开展操作，维护流动性合理充裕。

　　10月底，降准叠加财政支出，推高流动性总量，资金面一度非常宽松，鉴于逆回购到期规模少、存量殆尽，央行开展疑似的定向正回购操作很大程度应源于对流动性合理纠偏的目的。

　　从这一点来看，货币政策取向和央行流动性管理目标一直没有变化，即便开展了正回购操作，也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项手段，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会收紧。当然，不搞“大水漫灌”也一直是坚持的立场，在如今汇率约束加大的情况下，“大放水”显然更没戏了。(中国证券报张勤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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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线城市土地市场年末冲刺 楼市供求格局酿变
　　e公司讯，时值年末，土地市场持续升温。数据显示，11月一二线城市合计供应土地已近1500宗。在这背后：部分资金充裕的房企正积极拿地备货。而资金链紧绷的房企则收缩战线、出售资产，转型求生存。房企间的实力分化也越来越明显，"50强"已成为房企融资过程中的关键门槛。另外，房地产融资渠道正持续收紧，开发贷、发债、股权融资及海外融资受限，由此信托融资也变得愈发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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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印发《行动计划》，鼓励企业联合创新、跨界互补、注入动力——

　　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国资委日前印发《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鼓励大中小企业创新组织模式、重构创新模式、变革生产模式、优化商业模式，进一步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这是第一次提出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不仅是配套协作的供应链关系，还存在创新链、数据链、价值链等多方位、多角度关系的文件，是适应当前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对企业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提出新要求的文件。”工信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江平表示，印发《行动计划》目的是通过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产业生态，进一步提升中小企业专业化能力、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企业的创新模式正从单打独斗走向众创、共创、广域协同，资源整合从产业链整合走向跨行业、跨界融合互补，大中小企业不再是独立割裂的个体，而是以创新创业为纽带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资源、共享能力，以数据和资源赋能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在新的产业形态下实现快速迭代，创新成果通过创新链、供应链、数据链回流大企业，为大企业注入活力。

　　王江平表示，要通过夯实融通载体、完善融通环境，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提高中小企业专业化水平，形成大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为大企业注入活力的融通发展新格局，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支撑制造业创新，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行动计划》提出，用3年时间，总结推广一批融通发展模式，引领制造业融通发展迈上新台阶；支持不少于50个实体园区打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特色载体；培育60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和一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业内专家认为，结合当前在高端装备制造业、互联网企业以及一些产业园区中萌生的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创新协同、产能共享、供应链互通、品牌互动的融通发展趋势，《行动计划》重点挖掘和推广围绕供应链协同的纵向融通发展，将为企业和地方开展工作提供指导和借鉴。

　　“企业作为融通发展的主体，提高大企业引领和带动融通发展能力、中小企业参与融通发展的能力是实现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根本。”王江平说，《行动计划》从推动大企业共享生产能力、共享创新能力、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人才支持3个方面发挥大企业在融通发展中的引领支撑作用。在提高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能力方面着重加强中小企业的专业化能力，通过培育一批细分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引导中小企业走专业化发展的道路；通过开展“互联网+小微企业”行动，支持中小企业业务系统向云端迁移，依托云平台构建多层次中小企业服务体系，提高中小企业信息化应用水平。

　　为提高平台载体作为大中小企业信息、资源、能力、品牌对接渠道的融通支撑能力，工信部会同财政部、科技部由中央财政通过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分3年投入100亿元支持200家优质实体经济开发区打造包括大中小企业融通型特色载体在内的4类创新创业特色载体，依托特色载体打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新型产业创新生态。今年已经批复36家实体经济开发区打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型特色载体，未来将继续推进该项工作。

　　此外，将充分发挥现有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等平台的资源整合和对接能力，依托工业互联网构建多层次企业服务云平台。

　　王江平说：“优化和完善融通发展环境的核心是降低企业之间协同、融合发展的成本，提高企业融通发展的效率。《行动计划》从夯实企业融通发展的基础网络环境，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服务体系和进一步深化企业的对外合作多个方面推进相关工作，切实为企业提供更加积极、包容的发展环境。”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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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讯（记者 崔启斌 宋亦桐）金融业对外开放再进一步，11月28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18年12月27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此次银保监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共作出18条修改。从修改内容看，主要是对外资银行业务进一步规范，其中包括银保监会对直接监管的外资银行承担监管主体责任、外国银行分行完成清算后，应当在提取合格资产5日前向所在地银保监会派出机构报告等要求。

　　银保监会表示，此举是为了进一步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促进银行业竞争力提升，增强外资银行风险抵御能力，加大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从修改内容看，主要是对外资银行业务的进一步规范。例如，在原第六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七条规定，外国银行已在中国境内设立外商独资银行或中外合资银行的，在设立外国银行分行时，应当具备银保监会规定的审慎性条件。原第九十一条改为第一百零一条，外国银行分行完成清算后，应当在提取合格资产5日前向所在地银保监会派出机构报告，提交清算完成情况的报告、税务注销证明等书面材料。在原第九十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零九条，“银保监会对直接监管的外资银行承担监管主体责任，并指导派出机构开展外资银行监管工作”。又例如，在原第七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九条，内容显示，外国银行向中国境内分行拨付的营运资金合并计算。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增设分行，如合并计算的营运资金满足最低限额及监管指标要求，该外国银行可以授权中国境内分行按法规规定向增设分行拨付营运资金。

　　修改后的《实施细则》规定，“外国银行分行应当按公众负债额的一定比例持有合格资产，具体比例要求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在修改之前，外资银行分行需将运营资金的30%以国务院认可的高质量资产方式保有。

　　《实施细则》还给出了外资银行分行持有合格资产的比例，即应按不低于公众负债额的5%持有合格资产。合格资产余额达到营运资金的30%时可以不再增持。所谓合格资产，包括中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票据、中国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在指定机构1个月以上（含1个月）的定期同业存款，以及经银保监会认可的其他资产。《实施细则》还增加了一条规定，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同时设有外商独资银行（或中外合资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的，该外国银行分行只能从事批发业务。批发业务是指对除个人以外客户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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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市场监管总局、证监会“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启动仪式在市场监管总局举行。《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此次在国家部委之间展开的联合抽查监管工作尚属首次，为全面推开联合监管作了有益尝试。

　　两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是减轻企业负担的重要举措。

　　启动仪式上，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和证监会私募部负责同志共同通过随机摇号方式产生了260户私募基金。这标志着此次市场监管总局和证监会联合开展的“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正式启动。

　　据介绍，抽查检查结果将统一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防范各类市场风险是政府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此次针对私募基金领域开展“双随机”定向抽查，是为了加大对违法行为的震慑力度，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是为了从部委层面探索开展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下一步部署全面实施积累经验。

　　今年私募行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来自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9月底，协会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24255家，已备案私募基金74337只，管理基金规模12.80万亿元，私募基金管理人员工总人数24.61万人。

　　数据同时显示，截至9月底，已备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35833只，基金规模2.39万亿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26536只，基金规模7.52万亿元，其他私募投资基金5795只，规模2.07万亿元。

　　随着私募基金行业的发展壮大，出现问题也在所难免。根据证监会此前通报，今年上半年，证监会组织对453家私募机构开展了专项检查。

　　从检查结果看，私募行业整体守法合规意识有所提高，但是一些私募机构仍然存在违规问题。

　　据证监会介绍，本次检查发现139家私募机构存在违法违规问题，包括涉嫌非法集资、挪用基金财产、从事损害基金财产和投资者利益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存在公开宣传推介、向非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未履行投资者风险评估程序、未对私募基金进行风险评级、承诺保本保收益等违规募集行为；存在开展“资金池”业务、证券类结构化基金不符合杠杆率要求、未按基金合同约定进行信息披露、未按规定保管基金相关材料、基金合同约定不托管但未在基金合同中明确基金财产安全保障措施等违规运作行为；存在私募基金未按规定备案、登记备案信息更新不及时不准确、证券类私募基金从业人员未取得基金从业资格、证券类私募基金委托个人提供投资建议、不配合监管检查等其他违规行为；内控不健全、兼营与私募基金无关业务等不规范问题。

　　而针对专项检查发现的问题，根据违法违规行为的具体情形，证监会依法采取了处理措施：对126家存在资金募集、投资运作等违规问题的私募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对5家存在从事损害基金财产和投资者利益等严重违规行为的私募机构立案稽查，并先行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将6家机构涉嫌违法犯罪线索通报地方政府或移送公安部门，并对其中2家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1家立案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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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宝证券最新披露的投连险数据显示，10月份排名体系内账户共209个，当月投连险账户单月平均收益-3.45%，这已是投连险连续第三个月平均收益为负了。

　　自去年以来，投连险的平均收益就不尽如人意。数据显示，2017年10月份至2018年10月份可获取数据的相关投资账户总体平均回报率分别为1.67%、-0.63%、0.72%、1.55%、-2.35%、-0.49%、-1.00%、0.84%、-2.47%、0.18%、-2.15%、-0.21%和-3.45%。在这13个月中，有8个月处于亏损状态。

　　与平均收益为负相呼应的是，投连险保费也出现负增长。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今年前9个月，行业投连险独立账户新增交费出现23.9%的负增长，开展投连险业务的26家寿险公司中，有15家投连险独立账户新增交费出现负增长，占比超过六成，有6家负增长超过60%。

　　仅三成投连险取得正收益

　　受权益市场影响，今年10月份的投连险收益仍旧不太乐观。

　　华宝证券表示，将激进型投连险月度平均收益率做等权重加权制作出激进型投连险指数，并将其与沪深300指数做对比，10月份权益市场震荡下行，当月激进型投连险指数收益-7.95%，沪深300指数收益率为-8.29%，截止至2018年10月31日，激进型投连险指数收于132.65点，调整后的可比沪深300指数收于59.07点。

　　从单个账户来看，10月份排名体系内账户共209个，其中有75个取得正收益，占比35.89%，类型上以货币型、类固定收益型和债券型为主。收益率名列前列账户包括：生命稳健I（1.97%）、生命增强货币（1.67%）、恒安标准债券型（1.35%）、生命稳健II（1.26%）和中宏债券型（0.95%）。

　　银保监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共有26家险企有投连险独立账户有新增交费，合计保费约290亿元。其中，3家寿险公司投连险独立账户新增交费合计为237.6亿元，约占行业投连险保费的82%。

　　投连险平均收益长期为负，保费也随之出现下滑。今年前9个月，投连险独立账户新增交费出现23.9%的同比下滑。对此，业内人士表示，通常投连险会设有保障和投资两个账户，而资金大头是在投资端。在股市、债市都不乐观的情况下，保户自然会选择其他产品进行理财。投连险遇冷则主要与市场情况有关。当股市向好，投连险账户能获得较多收益时，投连险的投保人就会增多。

　　15家险企投连险保费下滑

　　由于市场行情不太乐观，不少险企投连保费负增长。

　　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26家开展投连险业务的险企中，有15家业务出现负增长，占比约六成，仅11家出现正增长。

　　值得关注的是，个别公司投连险出现大幅下滑后，现金流出现为负的情况。

　　例如，某寿险公司今年前三季度投连险同比大幅下滑36.8%。其在偿付能力报告中表示：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基本情景下经营活动实际净现金流约为-4.55亿元，与第二季度预测值-4.04亿元相比，净现金流出增加约0.51亿元。第三季度实际净现金流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由于实际销售比计划延迟，故实际保费收入及其他业务收入现金流入合计比上季度预测减少约0.2亿元，同时各账户实际退保及费用现金流出合计比前一季度预测增加约0.31亿元。

　　除市场原因之外，去年以来监管层明确表示，险企投连险不能以附加销售也对保费增长形成一定影响。去年原保监会发布的《中国保监会关于规范人身保险公司产品开发设计行为的通知》明确规定，万能型保险产品、投资连结型保险产品设计应提供不定期、不定额追加保险费，灵活调整保险金额等功能。保险公司不得以附加险形式设计万能型保险产品或投资连结型保险产品。

　　实际上，投连险更多地由消费者承担投资风险，从1999年保险市场出现首款投连险产品至今，该险种已经走过18年的历程，其发展也几经波折。2006年，股票市场一路上扬，投连险受到追捧，在2008年遭遇股灾后再度陷入沉寂。由于目前市场行情较为低迷，投连险在保险整体市场的占比较小。

　　值得一提的是，人社部于今年8月31日发文，即日起暂停企业年金投资万能保险和投资连结保险。根据此前规定，企业年金基金可以投资万能险、投连险产品，但刚起步的职业年金在办法制定时投资范围删除了万能和投连险产品。这对投连险业务也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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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风波缠身的宝塔实业公告称，因合同纠纷，控股股东宝塔石化所持公司全部股份4.05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05%)遭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轮候冻结，轮候冻结期限36个月。这并非宝塔石化所持股份首次遭到处置。11月26日，阿里司法拍卖平台信息显示，宝塔石化集团所持有的甘肃银行超过1亿股股份将被司法拍卖，评估价为2.22亿元。

　　这些风波与宝塔石化集团的票据债务危机相关。随着宝塔石化集团董事局主席、宝塔实业实控人孙珩超因涉嫌刑事犯罪一事浮出水面，知情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孙珩超涉嫌刑事犯罪主要因为集团下属财务公司票据违约引发无限连带责任所引起。

　　出现票据违约

　　孙珩超执掌的宝塔石化集团涉及的业务包括实业、教育、金融和科技领域。孙珩超曾在2014年、2016年两次成为宁夏首富。在最新的2018年胡润百富榜中，孙珩超以155亿元资产，排名宁夏富豪第二位。

　　孙珩超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系，曾在宁夏中卫检察院短暂工作1年。1984年，孙珩超转身成为兰州大学讲师。在兰州大学执教9年期间，孙珩超主讲国际法，并升至副教授。

　　1993年，孙珩超创立甘肃商务代理公司，1997年回乡创办宁夏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现任宝塔石化集团董事局主席、银川大学(银川能源学院)校长。创业26年间，孙珩超从教师转身成为宁夏最大的民营企业掌门人。

　　据了解，在此次票据违约事件中，涉嫌刑事犯罪的还有宝塔石化集团财务公司董事长孙培华等人；而孙培华是孙珩超之子。根据宝塔石化集团财务公司公告，目前警方已对孙珩超、孙培华采取强制措施。

　　宝塔石化集团称，已成立三人领导小组，负责代行董事长职责，处理票据违约事件。对于上市公司的实控人涉案，宝塔实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还未接到控股股东方面的回应，上市公司目前经营正常。

　　被列入“老赖”名单

　　今年以来，宝塔石化集团风波不断。7月10日，宝塔石化集团下属财务公司称，因公司工作失误，对风控兑付问题未进行严格统筹，致使到期票据未能如期兑付。财务公司承诺，8月20日前全部兑付完毕。这显示出宝塔石化集团资金链紧张态势。

　　宝塔集团财报显示，截至2018年9月底，集团总负债共计340.56亿元。其中，流动负债259.35亿元，占比76.15%，短期偿债风险高。

　　据悉，宝塔石化集团下属财务公司设立于2016年4月，作为宁夏第一家企业财务公司，曾一度成为追捧热点。财务公司成立后，孙珩超公开表示：“近几年，我们在宁夏、珠海、新疆都有在建项目，需要大量资金，发展遭遇资金瓶颈。集团财务公司成立，使这些‘成长的烦恼’迎刃而解。”

　　孙珩超没预料到的是，本希冀通过资本为集团实业发展助力，而集团财务公司爆发债务危机带来了更多“烦恼”。

　　孙珩超涉案消息披露后，宝塔集团再度曝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俗称“老赖”)。最高法院被执行人信息平台显示，仅2018年以来，宝塔集团先后被石家庄、杭州、慈溪、西安等地法院7次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宝塔集团旗下多家子公司，均因未能履行欠款义务，被多地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此外，中国证券报记者查询到，孙珩超本人2018年以来已有3次被列为“老赖”的记录。

　　11月19日，宝塔集团财务公司就孙珩超、孙培华等人涉案发布公告称，正努力筹措资金偿还债务。据媒体报道，截至11月底，宝塔财务公司未结清票据(包括逾期未兑付与未到期)约175亿元，总笔数超过2.7万笔。

　　高管频繁更换

　　在宝塔实业披露孙珩超涉案的同日，公司另一位高管，担任董事及副总经理的郝莉萍宣布辞职，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随后，公司另一名独立董事宣布辞职。

　　Choice数据显示，仅2018年以来，公司离职高管就有6位。2018年7月，郑小将取代赵立宝成为公司新任董事长。郑小将进驻高管阵营后一月，公司董秘和财务总监进行了调整。巧合的是，新上任的三位高管均有东旭集团任职背景。

　　公开资料显示，董事长郑小将2008年5月至2015年9月就职于东旭集团，历任东旭集团金融投资本部本部长、副总裁，东旭集团执行副总裁兼东旭新能源板块总裁；董秘柏志伟曾任东旭集团新能源实业群总裁助理，分管证券部。财务总监李勐曾任东旭集团财务中心总经理。三位“东旭系”高管空降董事会，且把持公司核心高管席位。宝塔实业表示，更换高管意为提升公司盈利水平。然而，有投资者在互动平台上指出，公司高管变动但业务层面并未迎来较大起色。

　　据宝塔实业2018年三季报，1-9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49万元，同比下滑131.51%。三季报披露后，“宝塔系”8位高管宣布拟合计减持146万股公司股票。

　　宝塔实业证券部一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高管变动是大股东层面的意思，人也是他们派来的，上市公司不是很了解。对于大股东目前涉及的债务问题，该负责人表示，大股东方面欠了别人的钱，我们不是很清楚，上市公司经营没有问题。

　　业内人士表示，控股股东的信用问题会影响上市公司融资业务。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尽管短期经营层面风险尚未显现，但长期来看未来定增或发债都会受到此次风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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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宝证券最新披露的投连险数据显示，10月份排名体系内账户共209个，当月投连险账户单月平均收益-3.45%，这已是投连险连续第三个月平均收益为负了。

　　自去年以来，投连险的平均收益就不尽如人意。数据显示，2017年10月份至2018年10月份可获取数据的相关投资账户总体平均回报率分别为1.67%、-0.63%、0.72%、1.55%、-2.35%、-0.49%、-1.00%、0.84%、-2.47%、0.18%、-2.15%、-0.21%和-3.45%。在这13个月中，有8个月处于亏损状态。

　　与平均收益为负相呼应的是，投连险保费也出现负增长。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今年前9个月，行业投连险独立账户新增交费出现23.9%的负增长，开展投连险业务的26家寿险公司中，有15家投连险独立账户新增交费出现负增长，占比超过六成，有6家负增长超过60%。

　　仅三成投连险取得正收益

　　受权益市场影响，今年10月份的投连险收益仍旧不太乐观。

　　华宝证券表示，将激进型投连险月度平均收益率做等权重加权制作出激进型投连险指数，并将其与沪深300指数做对比，10月份权益市场震荡下行，当月激进型投连险指数收益-7.95%，沪深300指数收益率为-8.29%，截止至2018年10月31日，激进型投连险指数收于132.65点，调整后的可比沪深300指数收于59.07点。

　　从单个账户来看，10月份排名体系内账户共209个，其中有75个取得正收益，占比35.89%，类型上以货币型、类固定收益型和债券型为主。收益率名列前列账户包括：生命稳健I（1.97%）、生命增强货币（1.67%）、恒安标准债券型（1.35%）、生命稳健II（1.26%）和中宏债券型（0.95%）。

　　银保监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共有26家险企有投连险独立账户有新增交费，合计保费约290亿元。其中，3家寿险公司投连险独立账户新增交费合计为237.6亿元，约占行业投连险保费的82%。

　　投连险平均收益长期为负，保费也随之出现下滑。今年前9个月，投连险独立账户新增交费出现23.9%的同比下滑。对此，业内人士表示，通常投连险会设有保障和投资两个账户，而资金大头是在投资端。在股市、债市都不乐观的情况下，保户自然会选择其他产品进行理财。投连险遇冷则主要与市场情况有关。当股市向好，投连险账户能获得较多收益时，投连险的投保人就会增多。

　　15家险企投连险保费下滑

　　由于市场行情不太乐观，不少险企投连保费负增长。

　　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26家开展投连险业务的险企中，有15家业务出现负增长，占比约六成，仅11家出现正增长。

　　值得关注的是，个别公司投连险出现大幅下滑后，现金流出现为负的情况。

　　例如，某寿险公司今年前三季度投连险同比大幅下滑36.8%。其在偿付能力报告中表示：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基本情景下经营活动实际净现金流约为-4.55亿元，与第二季度预测值-4.04亿元相比，净现金流出增加约0.51亿元。第三季度实际净现金流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由于实际销售比计划延迟，故实际保费收入及其他业务收入现金流入合计比上季度预测减少约0.2亿元，同时各账户实际退保及费用现金流出合计比前一季度预测增加约0.31亿元。

　　除市场原因之外，去年以来监管层明确表示，险企投连险不能以附加销售也对保费增长形成一定影响。去年原保监会发布的《中国保监会关于规范人身保险公司产品开发设计行为的通知》明确规定，万能型保险产品、投资连结型保险产品设计应提供不定期、不定额追加保险费，灵活调整保险金额等功能。保险公司不得以附加险形式设计万能型保险产品或投资连结型保险产品。

　　实际上，投连险更多地由消费者承担投资风险，从1999年保险市场出现首款投连险产品至今，该险种已经走过18年的历程，其发展也几经波折。2006年，股票市场一路上扬，投连险受到追捧，在2008年遭遇股灾后再度陷入沉寂。由于目前市场行情较为低迷，投连险在保险整体市场的占比较小。

　　值得一提的是，人社部于今年8月31日发文，即日起暂停企业年金投资万能保险和投资连结保险。根据此前规定，企业年金基金可以投资万能险、投连险产品，但刚起步的职业年金在办法制定时投资范围删除了万能和投连险产品。这对投连险业务也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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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A股市场波动之际，重要股东是用“真金白银”向市场传递信心，还是伸手向市场减持套现，将给投资者预期带来不一样的影响。

　　■本报记者 余若晰

　　联姻4年未能陪伴全聚德走出低谷，IDG选择了离场。

　　11月22日晚间，全聚德发布公告称，近日收到股东IDG资本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简称IDG）《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IDG持有全聚德1736.98万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5.63%。计划在公告披露日起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全聚德全部股份。

　　而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这是年内全聚德第二次发布有关IDG准备离场的公告。

　　对于选择离场“烤鸭第一股”，IDG资本方面以“我们暂时没有接受采访的计划”，拒绝回答相关问题。

　　IDG拟清仓式减持

　　彼时，2014年7月14日，全聚德发布了简式权益变动书，IDG通过定向增发的形式进入到全聚德股东的阵营。一起走过4年，IDG决定退出。

　　根据公司公告显示，IDG资本计划采取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或者其他何方方式减持股份。此次资金的来源是IDG资本通过参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而获得的股份。

　　对于此次减持股份的原因,IDG资本表示，是因为资金安排需要，而减持的价格视市场价格而定。

　　彼时，根据全聚德发布的公告显示，IDG及华住进入全聚德的目的就是获得股票增值收益。

　　而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2014年7月份，IDG是以每股13.81元/股的价格，花了2.5亿元买入股份成为全聚德股东的，而这4年间，全聚德的股票在2015年走出32.57元/股的历史高位，今年内，公司每股股价低于20元。

　　虽然IDG资本就本次减持的时间确定为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但从目前公司股价走势来看，IDG进入全聚德的这4年并未实现通过股票增值带来的收益，反而是亏钱。

　　对于IDG的离场，全聚德董秘唐颖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IDG资本并未确定最终减持的方式，所以全聚德在公告中将多种减持方式都披露了。

　　在唐颖看来，IDG资本的减持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一般来说，投资公司的投资都是周期性的，此前双方协商的过程中也表明此次的减持是因为IDG资本的资金需要。

　　事实上，早在今年年初，IDG资本就曾表示计划减持全聚德股份。

　　1月31日，全聚德发布公告称，其持股5%以上的股东IDG资本计划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当时，IDG资本持有全聚德1810.2万股股份，占全聚德总股本的5.87%，按照当时的公告，IDG资本也是计划全部清仓其所持有的股份。

　　不过，所谓的清仓减持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

　　全聚德在8月7日发布的公告显示，在减持计划期间内，IDG资本共减持公司股份73.3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24%。《证券日报》记者按照IDG 资本减持期间的均价13.64元-14.33元计算，累计共套现1025.8万元。

　　对于IDG资本当时并未完全清仓，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称：“不排除IDG要观望一下提出减持后全聚德有没有动静，全聚德也会和IDG协调把减持给公司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此外，沈萌还指出，“清仓式减持并不是一次性全卖，会打压二级市场价格，也不利于减持。”

　　然而，时隔近10个月之后，IDG资本又一次计划清仓其所持有的全聚德股份。

　　在减持公告发布后的第二天，11月23日，全聚德的当天的股价下跌了4.49%，收盘价仅为每股11.9元，11月26日开盘后，股价持续下跌，收盘为每股11.79元，11月27日有小幅度回升，收盘价为每股11.89元。昨日，公司股价报收于12元/股。

　　值得一提是，IDG资本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投资基金。而据《证券日报》记者在其官网上查阅发现，其投资的公司包括腾讯、百度、搜狐、小米、携程、爱奇艺、哔哩哔哩bilibil等多家知名企业。从其投资的版图来看，IDG资本涉猎范围虽广，但大多公司还是集中在互联网行业，涉及食品饮料行业的仅有全聚德、江小白、周黑鸭、三只松鼠、喜茶、乐纯、天福茗茶、八马茶业这几家企业。

　　对于此次IDG资本为何决心退出全聚德？IDG资本方面以“我们暂时没有接受采访的计划”为由，拒绝了《证券日报》记者的采访。

　　沈萌则表示，“全聚德国有话语权太强，IDG资本无法对其进行有效制衡、改善治理结构，所以退出。”

　　不过，在唐颖看来，IDG资本进入后，全聚德也在努力改变，包括品牌定位、成立“鸭哥科技”推广“小鸭哥”，以及计划一些收购项目。“IDG资本加入全聚德期间，曾经对全聚德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引入IDG是画了一张饼？

　　值得一提的是，在IDG宣布退出之意的同时，市场上将关注目光都锁定在全聚德身上。

　　彼时，《证券日报》记者参加全聚德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在当时的股东大会上，全聚德的高管对于引入IDG和华住对公司将带来的影响也有阐述。

　　时任全聚德董事长的王志强在2013年股东度股东大会上表示，IDG进入全聚德后，其国际资本和投资理念会在全聚德的投资决策上起到积极的作用。而引入华住集团，看中的则是其在全国各地选取优质物业的能力。

　　在当时的股东大会上，王志强向股东们描绘引入IDG给全聚德带来的美好前景的同时，也给画了一张二级市场上股价上涨的“大饼”。他表示，IDG和华住集团进入后，其股票要被锁定36个月以上，因此它们会非常关注公司的市值管理。对于它们来说，如果股票不升值，其投资就是失败的。所以，引入战略投资者对提升公司市值有帮助，也对中小股东二级市场股票升值有利。

　　如今看来，全聚德的原高管确实给股东们画了一张“大饼”，好看但不好吃。4年时间过去，IDG对于全聚德的影响甚微，而DIG也并未在二级市场上获得更多的回报。

　　在业内人士看来，IDG的退出虽然有自身的战略考虑，但是全聚德的业绩表现不理想，公司股价低迷是促进IDG离场的另一原因。

　　《证券日报》记者查阅全聚德2018年三季报业绩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全聚德的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减少了6.33%、10.7%和8.53%。另外，全聚德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则下滑最明显，同比减少了42.52%。

　　与此对应的，2018年前三季度，全聚德在营收、净利润、扣非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少。

　　对于公司业绩表现，唐颖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营收、净利润等数据的下滑，是门店的上座率下降所造成的。

　　唐颖认为，上座率下降和整个餐饮行业的大环境有关，正餐整体不太理想。除了上座率之外，食品板块略有下降。

　　事实上，在三季报中，全聚德对全年的业绩做了预测，公司表示，2018年度，预计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15%至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1.15亿元至1.56亿元。

　　老字号处于转型阵痛期？

　　停滞就意味着不断被追赶和被超越。

　　作为一家老字号企业，全聚德有着154年的历史沉淀。但是，如今看来，老字号如何留住消费者，让这个金字招牌继续发扬光大，成为全聚德人待解的难题。

　　在今年7月份，正值旅游旺季，《证券日报》记者曾经走访全聚德北京什刹海点以及王府井店，不过，记者走访时发现，虽然当时正值旅游旺季，但全聚德的人流量并不能算特别火爆。

　　对此，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丹蓬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将全聚德存在的问题归咎于三点：“第一是品牌的老化，第二是产品缺乏创新，没有升级。第三是中国网红类餐饮越来越多，吸引着大量的消费者。”

　　事实上，在走访全聚德时，记者也同步走访了大董烤鸭店，在饭店等位就餐的客人之多，与全聚德形成鲜明的对比。

　　对于全聚德整体表现，沈萌表示，全聚德需要彻底改观市场化经营理念。“目前，全聚德问题是体制机制都严重老化、思维落伍僵化，躺着吃老本不思进取。”

　　而对于公司目前的状况，在唐颖看来，目前的全聚德，还处于转型的阵痛期。

　　唐颖告诉记者，“从2016年开始，我们进行了管理层面上的调整，更换了全新的领导班子。同时，紧跟国家发展战略，选准与品牌定位相适应的重点目标区域，聚焦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实现重点区域布局，重点发展。深入研判百姓消费升级、市场快速细分的新形势，明确了实施“品牌连锁化、系列化”发展的战略调整思路，围绕新的发展战略，实施’提质、复制、孵化和管理升级行动’策略。”

　　“战略虽然短短几句话，但真正实施却需要很久，我们现在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中。”唐颖表示，“但是，作为一家国有企业，经营了一百多年的传统正餐，想要调头和转弯可能会显得有些慢，还是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进行一些升级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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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五环外”消费人群，以社交电商起家的拼多多在资本市场谱写了造富神话，尽管非议不断，但成立三年就上市， 约250亿美元市值足以让众多创业者羡慕不已。

　　在拼多多创始人黄峥造富神话的刺激下，《证券日报》记者获悉，近日一款名为“拼少少”的电商对外宣布即将上线，其不仅和拼多多一样定位于社交电商，甚至连名字、商标也类似。

　　从目前情况来看，拼少少还未在苹果App store上线，且拼少少官网上公开的联系电话也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况。此外，公司申请注册的商标也仍未有明确进展。

　　早在10月份，拼少少就开始高调发声，声称是社交电商界的下一个“天猫”，并且对各种“撞衫”（如投资人之一与阿里巴巴CEO张勇重名）也毫不避讳，不过，拼少少至今并未有实质性产品推出。

　　拼少少“撞衫”拼多多

　　拼多多的辉煌，让不少创业者冒出了模仿的念头。

　　深圳虹新零售打造的这款名为“拼少少”的社交电商APP，不仅和拼多多一样涉及的是社交电商领域，而且名字、商标也类似，如LOGO设计，均以红色为主，都有一个汉字“拼”等。

　　打开拼少少官网，比较醒目的是：互联网+时代把握机会的宣传语，拼少少官方定位为：社交电商新物种。

　　拼少少称，80、90后是我国移动社交网络发展的中坚力量，00后是移动社交网络界的新生代，而社交电商的用户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拼少少的目的是推动中华老字号和非遗项目，通过社交电商，让更多90后、00后认识、了解、购买到中华老字号和非遗项目，传承中华文化。帮助传统企业解决营销和销售问题，助力中华老字号与非遗传承。

　　从目前来看，公司官网展示的合作品牌有5家，分别为韩后、黄金搭档、红旗轿车、贺贺文化和紫砂传说。

　　实质进展不大

　　不管怎么说，拼少少已经成功吸引了大众的眼球。

　　从公开资料查看，在社交电商的头号阵地别站公号中，《证券日报》记者发现，用拼少少官方注册的账号非常多。拼少少以深圳虹新零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运营主体也注册了官方账号，不过记者查看其更新状态，除了10月5日、10月16日以及10月22日有过更新外，截至11月28日，拼少少在注册的诸多官方账号中并没有进一步更新相关内容。

　　此外，面对诸多雷同产品，拼少少在官网辟谣称，“看到一些评论对疑似拼少少的平台质疑。再次声明：拼少少平台还在内测阶段，尚未公开亮相。大家通过百度看到的自称‘拼少少平台’，非公司所有。”

　　从股权结构来看，拼少少大股东叫张静波，占股60%；二股东叫张勇，占股40%。拼少少在官网中直接点名这位张勇是公司创始人并在背后出谋划策，让人不免与与阿里巴巴CEO张勇和海底捞创始人张勇联系起来。

　　《证券日报》记者发现，拼少少的创始人张勇，在拼少少的职位是监事，实际掌舵者为张静波，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总经理。

　　10月23日，拼少少表示，公司正在申请注册11枚“拼少少”商标包括食品、广告贸易、教育娱乐、技术服务、通讯传媒、化妆品等类别，目前处于实质审查阶段。

　　截至目前，拼少少方面不仅公开电话无人接听，这些商标注册也还未有进一步的信息。

　　拼少少称自己是学习小米有品，并定位是社交电商界的下一个“天猫”。但从公司过往履历来看，其在社交电商方面的经验为零。

　　来自企查查的信息显示，在定位社交电商新零售之前，深圳虹新零售的前身为深圳沸点娱乐有限公司，业务领域包括演出、明星、文化经纪和影视制作、发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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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证监会官方获悉，东吴证券原纪委副书记、监察室主任杭五一在近10年时间里，与他人合资炒股并负责下达账户交易指令，获利近30万元，最终被证监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88.73万元罚款。

　　东吴证券人士告诉记者，杭五一已经从公司离职。记者从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发现，杭五一已于2017年5月办理离职。

　　每经记者 陈 晨 每经编辑 何剑岭

　　●违规合资炒股获利近30万

　　证监会官网最新披露的信息显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证监会依法对杭五一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应当事人的要求，证监会依法举行听证，听取了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杭五一自2002年至证监会调查时任职于东吴证券，2004年3月18日取得证券从业资格，2012年2月至证监会调查时任东吴证券纪委副书记、监察室主任。

　　2007年3月21日，何某英于东吴证券苏州狮山路营业部开立证券账户，下挂一个上海股东账户和一个深圳股东账户，证券账户对应的三方存管同名银行账户为建设银行。

　　2007年3月，杭五一、何某英、徐某音、董某梅、许某英五人商议决定每人出资30万元，合计150万元，放入何某英证券账户。上述5人约定对何某英账户的收益均享、亏损均担。

　　2010年2月至2015年1月，上述5人通过4次分红分别获得收益24万元，合计120万元。

　　何某英证券账户自开户日至2016年10月14日，杭五一负责账户交易指令下达，并主要委托东吴证券苏州滨河路营业部（以下简称滨河路营业部）总经理辛某文具体操作下单交易。

　　据查明，何某英证券账户自开户至2016年10月14日共委托下单2700余次，其中网上委托有2500余次，网上委托中的1440余次使用了滨河路营业部的IP地址，此外该账户还有203次使用热键委托方式。2010年1月1日至2016年10月14日，该账户共委托下单2025次，其中1431次使用了滨河路营业部IP地址，192次使用热键委托方式，4次使用营业部员工王某手机下单。其中，使用滨河路营业部IP地址下单对应的001E907400C2等14个MAC地址的委托下单电脑系滨河路营业部的电脑。

　　何某英证券账户自开立至2016年10月14日累计买入成交金额13905248.04元。经计算，该账户累计卖出成交金额15362648.36 元，合计已获利金额1478793.11元，归属于杭五一的获利金额为295758.62元。

　　●杭五一不服申辩三条理由

　　证监会表示，以上事实，有相关劳动合同、证券执业证书、证券交易流水、相关账户资料、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定。杭五一利用何某英账户持有并买卖股票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所述情形。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查阅，《证券法》第四十三条明文规定：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从业人员、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其他人员，在任期或者法定限期内，不得直接或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持有、买卖股票，也不得收受他人赠送的股票。

　　杭五一对于上述事实并不认同，在听证与申辩材料中提出了三条申辩理由：其一，何某英账户与杭五一有关的资金所有权属于杭五一母亲郑某华；其二，何某英账户的收益归郑某华所有；其三，杭五一未参与过账户的操作或者决策。

　　经复核，证监会认为：第一，调查取得的银行转账单显示何某英账户资金来源于杭五一，杭五一在听证阶段称资金实际是其母亲卖房款，但杭五一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其资金来源于其母亲，其母亲和其他人的证言无客观证据支持，我会对杭五一此项申辩理由不予采纳；第二，何某英账户盈利均通过银行转账直接给杭五一，杭五一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将收益再转给其母亲，我会对杭五一此项申辩理由不予采纳；第三，调查获取客观证据证明杭五一的下单指令与实际交易基本一致，杭五一提供的有关人员证言前后矛盾，我会对杭五一未参与过账户操作或决策的申辩理由不予采纳。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证监会决定：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没收杭五一违法所得295758.62元，并处以887275.86元罚款。

　　记者从东吴证券处获悉，杭五一已经离职。记者在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发现，杭五一离职备案日期为2017年5月。

　　一个有着15年从业经历的证券“老兵”，而且还是一家券商的原纪委副书记却违规炒股被罚，又给证券行业从业人员敲了一次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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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棋的人当中做手机做得最好，做手机的人当中下围棋下得最好。”这说的是刘立荣。他生于上世纪70年代，毕业于中南大学，于2002年正式创办金立手机。如今是金立走过的第16个年头，但曾高速发展的公司，正接连曝出资金链断裂、诉讼、股权冻结、裁员、工厂关闭以及刘立荣豪赌输掉了十几亿元等负面消息。

　　对于亏损170亿元且资不抵债的金立，供应商们认为眼下最好的解决方案莫过于破产重组。继11月23日召开金融债权人会议后，11月28日上午10点，金立在位于深圳福田区的时代科技大厦又召开了经营性债权人会议，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了解，参会的供应商主要是债务在8000万元以上的债权人。

　　多家上市公司参会

　　记者于28日上午9点15分左右抵达时代科技大厦时，楼下已经聚集了一小批中、小供应商债权人，随后，记者赶往21楼，但金立拒绝供应商以外的人参会。

　　不过，记者注意到，领益智造（002600，SZ）子公司东方亮彩、维科技术(600152，SH)、欣旺达（300207，SZ）、深天马（000050，SZ）等公司均派人前来参会。另外，给金立提供手机芯片的高通、提供结构件的东莞誉鑫公司以及提供PCB板的名幸电子也有人来到现场。

　　欣旺达人士透露，针对金立的欠款，公司现在心里也没底，所以金立每次债权人会议都会来，“法院那边要举办听证了，看是破产还是清算，如果重组的话，就要看怎么重组。现在先听金立的重组方案，大家先商议一下。”

　　誉鑫公司相关人士则表示，公司正在准备材料起诉金立，目前金立方面已经确认了公司的债权。“金立的情况越来越恶化，对我们很不利。早在去年10月份，我们就停止对金立供货了，因为金立的供货占公司的30%~40%，它的欠款超过3亿元，所以公司受到的影响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办法是，订单优化，只做一些好的客户，并且回款要及时。”该供应商略气愤地表示，要钱比送货还辛苦。

　　除了经营性债权人外，11月23日，金立还举办了金融债权人会议，金融债权人代表60余人出席。会上，金立集团董事会授权代表卢光辉宣布了股东决议，金立集团副总裁徐黎回答了金融债权人有关提问，金立财务顾问德勤对金立情况进行了通报，法律顾问君泽君和与会者沟通交流了有关金立的法律问题，现场发放反馈表。事实上，在该次会议上，几乎所有银行都同意金立进行破产重组。

　　涉多起诉讼

　　如今，金立的多起诉讼和债权纠纷案件已经相继浮出水面。

　　据上述誉鑫供应商透露，一位跟刘立荣关系很好的人曾向他表示，金立的大小债权人总共400家，很多小的供应商已经“死掉了”。11月20日，在数次要债未果后，有近20家金立供应商前往深圳中院，向法院提交对金立进行破产重整的申请。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金立的债权人主要有银行等金融机构、上游供应商、广告商以及其他债权人。此前，金融机构和规模较大的供应商大都已采取法律手段申请财产保全，而中小型债权人则大多选择与金立进行协商谈判。

　　对于外界关注的金立负债情况，刘立荣近日在接受《证券时报》采访时表示，大概有170亿元左右。其中包括银行债权人债务约100亿元，上游供应商约50亿元，广告供应商约20亿元。

　　而金立持有的资产则包括微众银行3%的股权（稀释前），2017年连续对南粤银行做的财务投资，以及同年7月，金立宣布在重庆投入50亿元建设生产基地。另外，金立还拥有正在建设中的位于深圳前海的金立大厦等。今年8月底，金立财务总监何大兵在一次供应商债权人会议上曾表示，上述金立的资产值150亿元左右，但前提是金立不破产，一旦破产清算，上述资产只能贱卖。

　　实际上，金立当下的局面已经是资不抵债。有小债权人无奈地对记者表示，“现在真的是硬抗，再过两年就都‘死’了。”

　　当日中午12点40分左右，债权人陆续离开金立，其中一位律师透露，会上金立提供了破产重组的草案，但有的债权人同意，有的不同意，最终没有定下来。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富海银涛公司董事长武捷思现身该会议，对金立债务持调研态度，而其本人曾任广东省省长助理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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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宁夏首富孙珩超正面临着人生的至暗时刻。

　　这位从大学教师做到宝塔石化集团（以下简称宝塔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银川大学校长的传奇人物曾经荣誉等身，然而如今这些光环正在逐渐褪去。11月16日宝塔集团旗下上市公司宝塔实业（000595，SZ）发布公告表示，公司实际控制人孙珩超涉嫌刑事犯罪。

　　根据媒体报道，孙珩超很可能事出债务问题。据财新网报道，宝塔集团旗下宝塔集团财务公司（以下简称宝塔财务公司）目前未兑付的票据达到175亿元。11月19日，宝塔财务公司官网公告，宝塔集团董事局主席孙珩超、宝塔财务公司董事长孙培华等人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孙珩超曾于2014年和2016年两夺“宁夏首富”称号，根据2018年胡润百富榜，孙珩超身家达到155亿元。孙培华为孙珩超儿子。11月26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进驻宝塔集团工作组发布第一次公告，为依法稳妥解决宝塔财务公司到期票据相关问题，将对逾期票据开展登记工作。公告还称，宝塔财务公司有关票据活动涉嫌违法犯罪，公安机关正在调查取证。

　　被指未兑付票据上百亿

　　宝塔集团作为西北最大的民营炼化企业，其持股100%的宝塔财务公司发生巨额承兑票据逾期，导致大量债权人追债。当地政府已组成工作组进驻宝塔集团。据《新京报》11月27日报道，当地政府工作组发布关于宝塔财务公司票据逾期第一次公告宣布，为依法稳妥解决宝塔财务公司到期票据相关问题，将对逾期票据开展登记工作。

　　媒体曝出的文件显示，工作组要求，现场到期票据持有人携带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合同、增值税发票原件或复印件、银行流水单原件等证明材料，前往银川宝塔石化大厦进行登记。未在现场的到期票据持有人可邮寄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宝塔财务公司票据逾期的规模，到底有多大？目前仍然没有官方的说法。11月2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也多次拨打工作组电话，但无人接听。

　　但据财新网报道，目前宝塔财务公司未兑付的票据达到175亿元。

　　“根据宝塔财务公司召开债权人座谈会期间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该公司有超过170亿元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尚未兑付。”也有债权人告诉媒体称，“到期应该无条件支付的汇票大约50亿元。”

　　早在今年5月，宝塔财务公司开始暴露出票据逾期的问题，公司曾称是因为“由于在工作上的失误，对风控兑付问题未进行严格统筹”，并承诺将于8月20日全部完成兑付。但后来事情愈演愈烈。随着宝塔财务公司票据逾期问题暴露，宝塔集团掌舵者孙珩超也被抓。

　　11月16日晚，宝塔集团旗下上市公司宝塔实业（000595，SZ）公告称，11月16日下午15:00，在宁夏宝塔石化大厦4楼多功能厅召开的集团高级别领导会议上，公安机关通报公司实控人孙珩超涉嫌刑事犯罪。而3天后，宝塔财务公司董事长孙培华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宝塔集团所持银行股份被拍卖

　　实控人突然被抓，也让外界关注宝塔集团的未来。

　　宝塔集团是西北最大的民营炼化企业，也是国内少有的获得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审批的原油进口配额和资质、原油进口使用资质、国际原油贸易资质、成品油批发资质、燃料油进口资质等“五证齐全”的民营石化集团。在2018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上，宝塔集团以524.78亿元的营业收入位列第306位。

　　财报显示，今年1~9月，宝塔集团实现营业收入331.69亿元，净利润为48.39亿元。而截至2018年9月底，宝塔集团总资产为668.50亿元，总负债为340.56亿元。宝塔集团全部340.56亿元债务中，流动负债占比76.15%，达到259.35亿元。宝塔集团流动负债主要为应付票据和短期借款，分别为164.1亿元和43.85亿元。

　　记者注意到，宝塔集团的债主包括10多家金融机构，以银行、信托为主，包括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包商银行、重庆银行、甘肃银行、西藏信托等。近日，宝塔集团所持部分资产的股权亦遭拍卖。

　　11月28日，记者在阿里拍卖平台上注意到，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12月27日10时至2018年12月30日10时对宝塔集团持有的甘肃银行10054.1667万股份进行拍卖，起拍价约为2.22亿元。

　　“这次拍卖的甘肃银行股权属于涉案资产，拍卖所得将直接打到法院提供的账户上，再由法院进行处置。”负责拍卖咨询的宁夏嘉德拍卖行相关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

　　早在今年8月3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已对宝塔集团所持有的甘肃银行股份进行了司法冻结。

　　目前，宝塔集团已被列入“老赖”名单。最新一条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发布于10月17日，执行法院是慈溪市人民法院。因2000万元及利息，宝塔集团“全部未履行”，被法院认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玩金融”玩崩了？

　　在资金问题上，孙珩超曾对外公开表示，“（集团）过去被资金卡脖子”。为此，近年来，宝塔集团一直在拓展“钱路”。今年58岁的孙珩超，26年前从兰州大学教师的职务上“弃文从商”，创办了甘肃省商务代理公司。1997年，孙珩超收购了当时濒临倒闭的南梁农场小型炼油厂，并将其打造为宁夏最大的民营炼化企业。“孙珩超为人随和，算得上是一个实干企业家。”据媒体报道，即使目前宝塔集团处境艰难，不少宁夏当地的企业老板仍希望他能渡过难关。

　　除宝塔财务公司，宝塔集团还手握保险经纪、小额贷款、商业保理、融资租赁、银行、基金销售等多个金融牌照。

　　2015年底，宝塔集团与新华联集团、巨人投资有限公司、汇源集团公司、重庆三峡果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成立了亚太互联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后者经营范围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和万能型保险等业务，总部设在银川。

　　宝塔集团还入股了一家P2P平台——上海多玺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玺云）。多玺云官网显示，其股东为上海宝塔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宝塔）。上海宝塔为宝塔集团旗下公司。孙珩超对宝塔财务公司冀望颇高，让其子孙培华亲自执掌宝塔财务公司。成立宝塔财务公司后，孙珩超曾对外称，“过去求爷爷告奶奶，拿资产这里抵押一点，那里抵押一点，成本高速度慢、融资有限，成立的宝塔财务公司唤醒‘梦中人’，在资本杠杆撬动下，宝塔石化集团将大有可为。”

　　谁曾想到，成立仅两年后，被寄予厚望的财务公司问题爆发，导致整个宝塔集团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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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新政，是光伏企业遇到的一个“坎”，随之而来的是今年前10个月光伏新增装机容量同比下滑。“断奶”的阵痛中，中国光伏业还遇到了贸易摩擦的升温，企业们选择“转变中求生存”，既有逆市扩产，提升核心竞争力，也在积极布局海外产能，开发新兴市场。这一场光伏业的“寒冬”，最终却并不冷。



距离“531”新政出台，已过去半年。

这份名为《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的政策文件，提出暂不安排2018年普通光伏电站建设规模，仅安排1000万千瓦左右的分布式光伏建设规模，进一步降低光伏发电的补贴力度。

这一政策可谓威力十足，被业界视为比肩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3年欧美双反的第三次行业“危机”。

来自于国家发改委智库专家的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光伏新增装机容量同比下滑两成。

光伏上市公司也“难逃一劫”，从上游的多晶硅、硅片，到中游的电池和组件，再到下游的EPC、电站企业，三季度业绩下滑上市公司比比皆是。

然而，在采访中，不少上市公司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将坚持此前的扩产策略。通威集团副总裁胡荣柱对记者称，通威在保障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对多晶硅和电池片的成本控制到业内最低，凭借这样的经营管理水平，“有底气”扩产。

展望明年，第一批平价上网的光伏项目将诞生，若要实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销售侧平价目标，光伏企业普遍认为，还需要尽快推动配额制等新制度的实施，调整政策性因素，降低非技术成本等。

新增装机容量下滑
“531”新政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前三季度光伏新增装机量下滑。

11月22日，根据一位发改委能源智库专家在合肥召开的中国光伏行业年度大会上透露的数据，今年前10月，全国新增装机3578万千瓦，同比下降21%。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多晶硅产量增长约24%，前三季度增幅仅8.8%左右；硅片增幅则从上半年的39%变成前三季度的11.1%；电池片和组件的产量增幅都从上半年的20%以上，放缓至前三季度的个位数增长。

“‘531’新政以后，光伏业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但比预期好得多。企业没那么滋润，但还是比较健康，总体来说渡过了难关。” 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称。

事实上，尽管行业可以称得上低迷，仍有不少企业逆势扩产。通威股份凭借多晶硅料生产的优势，三季度净利实现增长，不过增幅显著下滑。

今年下半年，通威股份继续“逆势扩产”，三季度在建工程余额同比增长256.66%。三季度后，通威股份的内蒙古包头年产5万吨高纯晶硅项目，其一期的2.5万吨于10月底投产；四川双流基地3.2GW高效晶硅电池生产项目于11月投产；乐山年产5万吨的高纯晶硅项目，其一期2.5万吨预计12月投产；安徽合肥二期高效晶硅电池项目，即将于2019年1月建成投产。

胡荣柱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531新政出来后，通威对扩产坚定不移，在建项目不受影响，如期建成。”

此外，隆基股份董事长钟宝申也向记者表示，隆基股份不会调整“2020年底实现45GW产能”的扩产计划。

今年年初，隆基股份公布的《单晶硅片业务三年（2018-2020）战略规划》显示，隆基股份在2017年底单晶硅片产能15GW的基础上，力争在今年将产能提升至28GW，2019年和2020年底产能还将分别扩大至36GW和45GW。

这一战略规划公布之时，隆基股份业绩可观，2017年前三季度营收和净利同比分别上涨了27%和104%，全年股价上涨173.83%。

然而，今年前三季度，隆基股份在降价策略下营收增长35.26%，净利却下滑24.53%。

对此，钟宝申说：“目前公司战略委员会没有打算调整计划，因为制定规划时的外部形势和内部的企业自身情况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当时判断的大形势是全球光伏产能需求还会持续增长，虽然会有波动，但总体会稳定在100GW以上。这一情况下，高效电池会迅速占领市场，一些低效的产能会退出，这需要相对高效的原材料的支撑，不然会制约行业发展。”

不过，钟宝申同时强调，“市场和价格总在波动，但一旦扩产，增大的产能却无法立即消失。因此扩产时要把握技术进步的节点和自己的能力，来减少风险。”

而正泰新能源董事长仇展炜则表示：“光伏行业从宏观上来说扩产能是必然，因为光伏以后将成为主要能源。但对于企业来说，考虑市场供需关系，这个时点大规模扩张，容易踩坑。”

多措并举探索平价上网
补贴政策让光伏业被外界称为“巨婴”，对这一表述业内人士认为有些委屈。

曹仁贤向记者表示，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很多理念、制度没有跟上。实质上光伏、风电创新强度非常之大，企业研发经费多，没有原材料，按照收益率法来计算必然存在资金缺口。

他认为，如果没有补贴，光伏、风电行业无法做到如此快速地“提质降本”。纵观全球，中国企业最大的优势是低成本创新。而从国家体量来说，可再生能源补贴并不算大。

“补贴是为了不补贴那一天早些到来。”曹仁贤说。而明年，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多位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人士处获知的消息，补贴退坡已是共识。

光伏业更关心的则是如何弥补巨大的光伏补贴缺口。目前，光伏补贴资金渠道仅有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1.9分/千瓦时的标准自2016年起就未调整。

据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2017年底，累计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缺口总计达到1127亿元，其中光伏补贴缺口455亿元。

对此，曹仁贤建议提高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智库专家测算电价附加水平提高到3分钱/千瓦时，2021年将新增资金规模520亿元。届时，光伏、风电全面实现上网侧平价，预期能够在“十四五”末期实现当年的收支平衡，而累计补贴资金缺口预期通过扩大与配额制衔接的“绿证”交易规模来解决。

弥补补贴缺口还将促进光伏平价上网。另外，曹仁贤表示，要尽快计入化石能源的环境污染成本，这部分成本最终由消费者买单，越晚买单，代价越大。

此外，不少光伏企业管理层提出，推动平价上网，还需解决非技术成本偏高的问题。这部分费用至少占25%，具体包括土地使用税、发电增值税、拆迁补偿租赁等其他费用、电网接入成本、融资及财务成本等。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赵玉文向记者表示，随着技术成本不断下降，非技术成本凸显且有上涨趋势，比如土地政策不明确、不规范，费用越来越高。建议中央对非技术成本有明确限制，比如对非技术成本中的土地、路条等与政府相关的部分设一个比例上限。

曹仁贤表示，专门为可再生能源降低融资成本比较难，可向发达国家学习通过减税刺激能源导向，比如减收土地税，同时与环境税等经济调控手段协同。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勃华则表示，光伏产业亟待从追求规模和速度向质量和效益转变，制造业要朝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系统集成要创新驱动，朝应用多样化发展；电站要探索隔墙售电等模式。加快企业兼并重组脚步，加快落后产能淘汰脚步。

未来一段时间，新政对于光伏企业的压力将逐渐退去。据前述发改委智库专家透露，明年工作重点将在电价循序调整、规模化项目管理的调整、上网侧平价项目、配额制、绿证交易机制等方面；“十三五”末期及“十四五”初期的工作重点将在无补贴项目的推进以及完善配额制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