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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家族的暴富史，纪念改革开放40年
厉以宁无疑是改革开放理论鼓吹手，是瓜分国企的马前卒。从其家族的暴富史，不难窥见改开的罪恶史。他们的幸福是建立在千万下岗职工的痛苦之上的。
　　厉以宁先是把他的老婆何玉春安排成中共党员、北京大学高级工程师，还兼任了一个深圳延宁发展有限公司的监事，接和着把他的宝贝儿子厉伟弄成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中共党员。
　　1992年通过关系调入深圳宝安集团工作，任深圳市安信投资发展公司和深圳市安信财务顾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宝安集团总经理助理。 1997年3月任深圳市延宁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他还把他儿媳妇崔京涛安排到神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当董事长。
　　厉氏家族所非法控制的深圳市延宁发展有限公司和神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地址都在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四号华匀大厦B座。根据目前已经暴露的情况，厉伟夫妇二人自到深圳闯荡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敛集了令人难以想象的个人财富，这多半要归功于他著名经济学家的老子厉以宁。
　　请看厉氏家族的财富之冰山一角：1996年下半年在深圳罗湖区红岗路银龙花园7栋购置501、701两套复式结构住房，加上装修费用，合计约达到300万元左右，钱从何来?!1996年购置进口豪华吉普车一辆，钱从何来?!1997年3月，厉伟在深圳市延宁发展有限公司中出资2380万元，以崔京涛名义出资2040万元，占有65%股份，钱从何来?!1998年初在深圳购置高级别墅一幢，加上装修费用，约600万元，钱从何来?!1998年初又购置进口凌志轿车一辆，价值百万，钱从何来?!
　　以厉伟名义在深圳市神华投资有限公司出资150万元，占15%的股份，钱从何来?!厉伟等人以各种名义在其它公司中的出资和购置房产、豪华汽车，以及在境内外的亿万存款，钱从何来?!!!
　　厉伟的“发家史”：厉伟1992年7月进入深圳宝安集团，1993年9月，担任由宝安集团投资1亿元设立的深圳市安信投资发展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1994年3月，深圳延宁实业有限公司成立，厉伟任总经理，1994年9月又兼任深圳市安信财务顾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加至2000万元，并且在经营范围中明确有“企业上市策划、咨询、上市推荐服务、投资兴办实业，”开始操作厦门龙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活动。
　　1995 年，厉伟开始任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1996年2月，深圳延宁实业有限公司变更为深圳市延宁实业有限公司，由崔京涛任董事长，厉伟等3人任董事。1996年3月，深圳市神华投资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深圳延宁实业有限公司和厉伟各出资150万元，崔京涛为董事，厉伟为监事(又一家夫妻店!)。1996年5月31日，靠弄虚作假和包装起来的厦门龙舟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圈钱，证券代码为 600711。
　　1996年7月2日，深圳市安信财务顾问有限公司进行变更，厉伟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但仍任深圳市安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后调任宝安集团总经理助理。1996年7月24日，神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在深圳特区报宣称其为“经国家工商局核准登记注册的全国性大型期货经纪公司，由国家部属公司共同投资兴办，资金雄厚，实力强劲。”1996年7月30日，厦门龙舟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二次股东大会，厉伟、罗飞等7人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1996年9月，由罗飞与其妻子喻琴合伙成立深圳市佳定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1996年12月，厉伟离开宝安集团，转入深圳市实业有限公司工作，以回避其原来具有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好“大干一场”!1997年3月，深圳市延宁实业有限公司变更为深圳市延宁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300万元猛增至6800万元，企业类型变更为“非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定代表人由厉以宁儿媳妇崔京涛变更为厉以宁的儿子厉伟，其母何玉春参加监事会。该公司由厉氏家族绝对控股，其巨额资本来源不明!
　　1997年5月28日，厦门龙舟股份公司召开1996年度股东大会会，免去厉伟等三人董事职务(同时被免职的两人为罗飞、庄伊明，现均已因诈骗被捕，厉伟因其父亲是厉以宁而安然无恙)。1997年后，厉伟开始公开以延宁公司名义进行各种投资活动和商务诈骗活动，并担任多个公司董事或监事，有的则以他老婆崔京涛名义出任董事或监事。1997年8月，延宁公司与佳定公司、香港智源企业有限公司一起出资170 万美元收购控股深圳红光奥康光电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深圳智同指纹技术有限公司)，延宁公司占有55%的股份。
　　1998年4月下旬，延宁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罗飞在深圳被厦门检察院来人拘捕，同案犯厉伟第二天就派人携巨款前往营救。1998年4月29日，厦门龙舟股份公司公布1997年年报，该公司上市第二年就亏损3904万元，平均每股亏损0.647元，5月13日，各证券报公布厦门龙舟股份公司副董事长吴守洁、副总经理庄伊明因涉嫌受贿罪和商业受贿罪被捕。厉伟、罗飞等又安然无恙!1998年六七月份，厉以宁教授前往厦门“讲学”期间，狗仗人势的厉伟跑到厦门检察院狂妄宣称，自己、罗飞与厦门龙舟造假无关，敢跟厉家作对，“决没有好果子吃!”
　　1999年5月，厉伟将经营不善已难以为继的智同指纹公司转让给北大方正集团，与此同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宣布，在职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班列入该基地项目。1999年6月，厉以宁在深圳特区报举办的经营管理高级研修班上大谈“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 (厉家父子何曾有过一丝一毫的“道德”?!)1999年8月，厉伟竟然将别人寄给北大党委的举报信公开示人，气势汹汹地指责有人竟敢举报厉家父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里存在一个以厉氏家族为核心，以原宝安集团和金融证券部门人员为骨干，以深圳市延宁发展有限公司和神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为据点的暴富利益集团。这批人在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的短短几年中所敛集的资产远远超出其正常收入，一般都已拥有数千万元至上亿元的资产，他们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就很快离职进入早就注册好的私营企业，利用这些来历不明的资产作为资本进行新的“创业”。一方面将这些资产通过各种方式“清洗”或者转移国外，另一方面继续利用其敛集更多的财富。
　　根据初步调查，与上述焦点企业有关联的企业有：深圳市佳定实业有限公司，厉以宁儿媳妇崔京涛任董事;深圳市神华投资有限公司，厉以宁儿媳妇崔京涛任董事，厉以宁厉伟任监事;深圳智同指纹技术有限公司，厉伟任董事;深圳市泽尔达贸易有限公司，崔京涛任监事等。另外与厉氏家族及厦门龙舟股份公司(现更名为“雄震集团”股票代码600711)关联的公司有：深圳市安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安信财务顾问有限公司，深圳市鹭亚投资有限公司，西安安华东郊洗车有限公司，深圳九州方圆有限公司等。
　　上述公司中对厉伟的敛财活动比较了解甚至直接参与的关联人物有：罗飞、肖朝君、刘晖、李丽、孙景明、岑池明、张新华、张鸿健、贺德华等。其中李丽、孙景明已携款移民海外。
　　面对如此胆大妄为的暴富一族，善良的人们瞠目结舌。环看四周遵纪守法的普通百姓，人们唯有唏嘘。我们的政府和经济学家到底应该总结推广这伙骗子的“致富经验”、研究他们的“成功秘密”，还是应该追究他们违法乱纪的责任?太多的问题使人们完全有理由一再地质疑，但太多的现实却使人们一次次地失望。
　　2007年3月两会期间，湖北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在两会上对厉以宁等多位国内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严厉批评，称这些人利用特殊地位“圈钱”，厉以宁等人“是中国最先富起来的精英代表，但其魔术般致富与敛财速度超过了任何垄断企业，因为他们是靠权力和不对称信息致富!”
　　洪可柱指出，以全国政协常委、证监会股票发审委首届委员厉以宁为核心的厉氏家族，已拥有上亿资产，直接和间接投资控股参股的企业达二十多家。洪可柱在该届人大会议上提案，要求审计署、中纪委和监察部，联合调查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历届委员，并对他们进行审计，其中包括多名大陆着名经济学家。洪可柱说，不排除部分委员本身就是庄家，是炒股内线。
　　厉以宁先以为上面有人要“弄自己的事”，非常恐惧，让自己的儿子准备了三千万元准备“摆平”，后来发现洪可柱身后并没有什么“来头”和“背景”，洪可柱仅仅是一小小的代表时，他马上轻蔑地说:“那不管他”，“有证据，你去告我吧。”
　　他还对全国人大建议，“经济学家不必建立亲友回避制度。”而厉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他父亲厉以宁的确就是国家立法机关重要成员和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也是证监会首届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但自己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任何”帮助。我们很难想象，象厉以宁这样一位亦官亦学亦商亦富豪的著名人物，在受到人大代表质疑时，其内心究竟是一种仇视代表、蔑视人民群众的情绪。
　　但不论怎么说，他对人大代表提出的疑问置之不理是符合现行“政治需求”和“官场潜规则”的，是符合***理论和几个代表重要思想精神的
　　我们在查看每一个“著名”经济学家的简历时，发现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兼任”着某一家或几家、甚至几十家公司的“独立董事”。不要说这样的身份不代表出资人，也不代表公司管理层，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实体，聘请著名经济学家出任董事，本身就是利益关系。就像球队聘请裁判当球员，角色的转换决定了他们“本身就是庄家”或“炒股内线”的极大可能。
　　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不但自己“圈钱”，而且相互之间也为“圈钱”开脱。比如，公众对居高不下的房价不满，就会有学者站出来引导舆论，说“这是供需不足造成的，房子供不应求，房价怎么会不高?”而事实上，商品房的闲置率却一年高过一年;又比如，面对潮起潮落的股市，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家都回避其中的造假问题，顾左右而言他，把责任全推到了中国广大“无知”的股民头上。
　　开始，人们尚以为这些经济学家面临的是学术需求市场、政治需求市场、企业需求市场，违心说话，善意撒谎，是“改革开放”的需要，是他们所担任的“角色”需要。谁知这些人却铁了心、一贯地站在富人的立场、站在“企业需求”的角度，为了个人的利益，昧着良心包装一些濒临倒闭的破烂公司上市，什么公平竞争，什么优胜劣汰，在他们那里只不过是演讲的台词而已。
　　如果他们仅仅是学者也就罢了，像厉以宁，身为北大教授、光华学院名誉院长，完全可以在自己学院的课堂上发表宏论、进行学术研究，而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证监会首届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他面对的是个拥有十几亿人的政治群体和几千万的股民，既然没有为“政治需求”服务的诉求，凭什么在那里胡说八道!
　　2007年1月23日，连英国的《金融时报》也认为中国的“知识精英”、“专家学者”确实做得太过头、有点太不要脸了，忍不住就此评论说：腐败势力在中国日益嚣张，某些学术群体对腐败行为不以为耻，他们甚至鼓吹这就是市场经济。
　　是啊，“市场经济”就是改革开放，就是***理论和几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人心所向，是大势所趋，谁敢反对?如洪可柱那样的人大代表都无力撼动他们的良知，还能指望普通老百姓吗?
　　容信股份(股票代码002123)前身为1998年11月19日成立的鞍山荣信电力电子有限公司(下称“荣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870万元，鞍山市电子电力公司与辽宁科发分别出资670万元、200万元，各持股77.01%、22.99%。
　　2000年8月3日，荣信有限公司以截至2000年6月30 日评估净资产值1150万元为基础，按1:1比例折为股份，鞍山电子与辽宁科发分别占885.60万股、264.40万股，同时吸收深港产学研、河南新纪元、辽宁世凯等五位新股东的增资，其中深港产学研出资420万元。深港产学研何许人也?
　　查阅资料后我们可以发现，深港产学研成立于1996年9月，注册资本为15000万元，法人代表为厉以宁的公子厉伟，第一大股东厉以宁的儿媳妇崔京涛持股62%。增资后，荣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至2600万元，鞍山电子、深港产学研与辽宁科发出资比例分别为34.06%、16.15%、10.17%。2000年9月20日，荣信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以截至2000年8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2631万元按1:1的比例折合股本2631万股。
　　2003年2月18日，荣信股份进行了第二次增资扩股。深港产学研出资538.8万元，新增股东深圳延宁出资216万元，以经审计的2002年底每股净资产1.20元为基准认购新股，荣信股份注册资本增至3420万元。二次增资扩股后，鞍山电子、辽宁科发持股比例分别下降至26.20%、7.83%，而深港产学研、深圳延宁持股则分别上升为25.55%、 5.26%。
　　深圳延宁又是何许人也?资料显示，深圳延宁成立于1994年3月，注册资本6800万元，第一大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为厉以宁的儿媳妇崔京涛，持股为70%。经过此次增资扩股，厉以宁家族旗下的两家公司持股比例已超过第一大股东鞍山电子，成为荣信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2005年11月，荣信股份决定进行第三次增资扩股，深港产学研出资460万元按每股1元价格认购，而至2005年末，荣信股份每股净资产已经达到2.32元，厉氏家族每股1元的认股价格明显低于每股净资产，大量国有资产又一次流入厉氏家族!
　　随着以厉氏家族旗下的深港产学研、深圳延宁逐渐掌控荣信股份，国有资本却逐步退出公司。2006年6月和8月，鞍山电子、辽宁科发所持有的荣信股份股权分别被北京天成天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自然人张新华拍走，转让价分别折合每股1.72元、2.80元。至此，在荣信股份4800万股总股本中，国有资本全部退出。
　　厉氏家族这一系列准备工作就绪之后，为保证亿万财富确凿无疑地圈进厉氏家族，厉以宁以国家立法机关重要成员和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的身份，伙同其子厉伟大肆“活动“，花大价钱对中国证监会包括股票发审委在内的上上下下各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打点”。
　　2007年2月2日，荣信股份首发“毫无悬念地得以”审核通过(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有厉以宁“神圣”的一票!一群什么东西!)。从荣信股份最后一次国有股转让到发审委上会通过的短短半年时间内，荣信股份就被包装成为一家高科技公司，并迅速在2007年3月以令人惊叹的高达18.90元/股的价格公开发行上市!该股上市后，二十多个交易日内就窜升到百元之上，以2007年12月28日的收盘价93.10元计算，厉氏家族仅在这一家公司就拥有高达12.4亿元的巨额财富!
　　不过，在荣信股份的股市历程中，所有的一切已与国有资本没有任何关系，荣信股份已成为厉氏家族的超级自动提款机，可以说是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多少年积累起来的财富，转瞬之间成为厉氏家族的个人财产!!!
　　在厉以宁父子的亲自操纵下，上演了一幕国有企业改制、增资扩股、股权转让、上市融资环环相扣的资本运作丑剧，而国有股权在此期间则被逐步摊薄、最终清理出局!!!
　　下面就让我们认识一下厉氏家族的其他几位重要成员吧。　　何玉春，厉以宁夫人，北京大学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1997年3月兼任深圳延宁发展有限公司监事。
　　厉伟，厉以宁之子，1963年出生，1988至 1991年在北京大学读经济学硕士，中共党员。曾任职于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北京大学科技开发公司，1992年3月至1996年11月任深宝安(股票代码 000009)股份事务代表、董事局证券委员会主任、安信财务顾问公司总经理、宝安集团总经理助理，自2000年11月起任荣信股份董事，现任深港产学研董事长兼总经理、大连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独立董事等。
　　崔京涛，厉以宁儿媳妇，1967年出生，北京大学毕业，硕士，曾任职于北京海淀职工大学、工商银行深圳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现任深圳延宁董事长等职。
　　厉氏家族除控制了荣信股份、深港产学研和深圳延宁外，还直接或间接控制了20多家公司，旗下资产数以亿计。其中有的企业由厉氏家族以自然人名义直接投资，有的通过以自然人名义绝对控股的公司再进行间接投资，以下是厉氏家族所拥有的已经公开的公司：
　　1、 深圳市延宁发展有限公司(由厉氏家族绝对控股，厉伟任董事，崔京涛任董事长)
　　2、 深圳市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由厉氏家族绝对控股，厉伟任董事、总经理)
　　3、 深圳市神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由厉氏家族绝对控股，由崔京涛任董事长)
　　4、 深圳市神华投资有限公司
　　5、 深圳市泽尔达贸易有限公司
　　6、 深圳市北大纵横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7、 深圳市北大纵横社保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8、 深圳市北大科兴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9、 厦门北大之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0、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11、北京众邦慧智计算机系统集成有限公司(由厉伟任董事长)
　　12、北京网际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3、鞍山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4、西安交大捷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5、深圳市拓朴众邦软件有限公司
　　16、深圳市经天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17、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8、深圳键桥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19、深圳市冠日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1、深圳市华深达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2、深圳市玉宇科技有限公司
　　23、深圳市华动飞天网络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4、深圳市深港产学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25、北大财富网
　　26、北大商学网
　　27、香港智源企业有限公司
　　为什么没有人敢管厉氏家族非法暴富的犯罪行为?
　　“厉氏家族暴富”成为一场跨世纪的风波。自史实明(化名)自1999年第一次向国家有关部门举报厉以宁家族暴富和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后，至今已将近8年了。但8年过去，举报者史实明表示，他仍有三大遗憾无法释怀：一是国内竟无人敢对厉氏家族非法暴富的真相进行查处;二是有关部门对如此瞩目的权贵案件视若无睹;三是举报中涉及的厉以宁父子至今没有对如此重大的“诽谤”进行反击和追究，这岂非咄咄怪事?
　　除了厉以宁公开蔑视人大代表和不把法律当回事外，他的儿子厉伟更是牛比烘烘，多次叫嚣，我家的财产及来源属于个人隐私，没有向外界披露的义务，否则就会回到文革时期的险境，这是生活在法治社会的人们所不愿看到的。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请尊重我的公民权利!我的公司均无需对外界披露信息，这是法律赋予企业的基本权利。
　　对于“作为中共党员和全国人大常委的厉以宁及其夫人，在申报财产和子女情况等问题上是否执行了中央的有关规定?是阳奉阴违还是明知故犯?”这一问题，厉伟所说的话几乎就是放屁：“厉以宁曾经是全国人大常委，他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和社会公众人物。
　　迄今为止，没有法律要求中共党员和全国人大常委及其配偶申报财产和子女情况，也没有规定要求社会公众人物申报财产和子女情况”。“对待骚扰与威胁，我一概不予回应，因为谣言止于智者。”
　　我们不禁会问，作为国家立法机关重要成员和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的厉以宁，其公职与其家族的“暴富”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厉以宁在其家族“暴富“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果厉以宁始终对此拒绝作出解释和澄清，那“清者自清”岂不将成为“浊者自浊”?
　　在提倡“依法治国”的今天，厉以宁作为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要人物，面对公众的质疑，竟然能若无其事或不屑一顾，而国内主流媒体竟无一例外地保持沉默，党政机关乃至厉以宁所任职的北京大学和民盟中央也都对此三缄其口，连声称要从“街谈巷议”中发现反腐败线索的执法单位面对如此明显的“轩然大波”也视若无睹，这种现象确实令大多数人难以理解，出现这种状况显然是很不正常的。
　　如果从社会学角度观察，这种现象完全可以称为“厉以宁现象”，这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尽管类似的现象在国内各地时有发生，但唯有“厉以宁现象”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我们通过对“厉以宁现象”特色的初步研究，至少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
　　1、从“厉以宁现象”可以看出，在中国，公众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和质询、要求公职人员公开申报私有财产、公职人员不得从事与本职工作存在利益冲突的个人行为、公职人员以权谋取私利必须受到追究、公职人员的重要失职必须引咎辞职等等措施在中国的实施还非常遥远。中国宪法所规定的“人民当家作主”还是一句空话。
　　2、“厉以宁现象”披露后，“厉氏家族暴富”的真相至今依然不明，这已经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条款更加形同虚设，也使所谓的“法治”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使“发现一个查处一个”等豪言壮语成为笑谈。
　　3、“厉以宁现象”之所以能延续如此之久，“厉氏家族暴富”之谜至今无法解开，其背后真正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尚待深入研究。
　　总之，“厉以宁现象”存在着许多说不清、道不明之谜。“厉以宁现象”的真相不仅与厉以宁家族的声誉有关，而且与“阜阳奶粉事件”和“西安彩票事件”一样，已经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和依法治国的信心，严重影响到国家的公信力。其实，厉氏家族并不讳言也无法否认自已已经“暴富”，只是未能说明其合法来源而已。
　　厉以宁所具有的身份和地位显然有责任向公众对其子女在股市敛财的合法性作出解释，主流媒体显然有责任揭露 “厉以宁现象”的真相，而有关部门也显然有责任对此作出审查结论。
　　2000年，基金黑幕被揭开，股票市场失去光环，包装上市的股份公司“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亏损”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吴敬琏借势发难，说中国股市是一个赌场，被舆论称为“赌场论”。在此前后，一则厉氏家族通过上市策划、咨询、上市推荐等业务聚财近亿的报道在香港《争鸣》杂志上刊出，令人侧目。从此，厉以宁的丑恶嘴脸渐渐暴露在国人的面前。按说，厉先生应该有所反省、有所收敛吧。不，厉以宁却变本加厉。
　　2001年初，厉以宁与与董辅仍、萧灼基、吴晓求、韩志国等其他几位经济学家联手反驳吴敬琏的“赌场论”，要求人们“像爱护婴儿那样爱护股市”，这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厉氏家族在股市中的重大利益：股市不仅是“厉股份”的发迹之所，而且也是他的发家之地，厉以宁是利益中人，为了厉氏家族的实际经济利益，厉以宁无耻地领衔发表了“中国股市婴儿论”，批驳说“中国股市一团漆黑了，不符合事实”。
　　此后，厉以宁斗志昂扬，又连续发表基尼系数二元论，反平均主义论，二套房论，认同论，家庭服务员论等，旗帜鲜明地扮演起暴富阶层代言人的角色，“顺便”也维护了自己家族的巨额财富。于是，厉以宁又获得一个新时代的别号：“厉暴富”。
　　随着争论的愈演愈烈，更多的人卷了进来。时任职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杨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韩德强教授等认为，理论之争背后有着隐而不宣的利益问题。2001年3月1日，韩德强、杨帆与中国社科院的左大培就此问题写了《关于当前股市情况写给全国人大的一封信》上书全国人大。公开信称:“大批经济学家投身股市，与庄共舞，成为庄家的代言人，为这个过度投机的股市喝彩叫好，造势做市。
　　如不制止，中国将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金融寡头集团，他们将肆无忌惮地掠夺社会财富，加速两极分化，败坏社会风气，甚至左右中国政局的发展，出卖中国利益。有鉴于此，我们建议，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密切关注股票市场，并运用立法、行政和司法手段，严厉打击股市庄家，整顿股票市场。”公开信在对策中称:“凡参与制定证券立法的两会代表，其本人和直系亲属不得参与证券业的经营;根据揭发，个别人大常委、经济学家，其子女在深圳从事证券活动有上亿元资产，社会影响极坏，应该作出解释并接受调查。”
　　在公开信最后，三位经济学家称:“鉴于经济学家往往与利益集团关系密切，我们建议，经济学家进入人大和政协须经公开辩论，让人民更加广泛了解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应设立‘经济政策听证会’，经常性地、公开地邀请政府各部门解释经济政策，听取各派专家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我们要求人大财经委进一步直接听取我们的意见。”
　　公开信中所说的“个别人大常委、经济学家”就是指厉以宁。杨帆在接受采访时强调，领导干部子女不许经商，怎么能父亲(指厉以宁)在制订有关证券的法律，儿子(指厉伟)在炒股呢?“历来都有回避制度，厉以宁儿子如果真在炒股的话，那肯定不合适!”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封公开信的结局：如同其他正义的呼声和建议一样，不会有任何回音。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势力的强大、社会良知的缺失，使得厉以宁之流身居重位，垄断主流话语权，而谋个人及小集团之私利，谏言千钧却话自身之私愤。
　　2007年3月，武汉市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顶住威胁利诱，又一次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股票市场的建议。下面是该“建议”的摘录：“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从1993年成立以来为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是勿庸讳言十多年来中国股市曾经发生严重股价虚升，投机泛滥，筹集资本的渠道成了吞噬资金、圈钱投机的黑洞，做庄做局欺骗广大、中、小投资者(即散户)，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最大赌场，而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会的部分委员，利用特殊的地位、垄断的权力，不对称的信息，以各种方式让配偶、子女、亲属、学生、朋友大肆参与炒股，有的人本身就是庄家，利用一级股票市场获得低价乃至无偿违法赠送的原始股在二级市场抛售，大肆牟利，获得超额利润。”
　　“以全国政协常委(原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首届委员厉以宁为首的厉以宁家族已拥有上亿资产，直接和间接投资控股参股的企业达二十多家……厉以宁先生在其家族暴富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厉以宁先生却始终拒绝做出解释和澄清。”
　　洪可柱的建议指出，几位经济学者身处中国第一流的顶尖大学、中国第一流的顶尖研究机构，其弟子毕业后的去向不少是中央国家机关，老师和不少弟子互相借光，师生联袂、长袖善舞。四位先生为了避嫌分别到对方学生任职的企业和机构担任高级顾问，如果是上市公司则担任独立董事。
　　四位先生就像娱乐界的明星大腕一样，挂名、兼职、讲学均要给高额的出场费。“他们可说是中国最先富起来的精英代表，但其魔术般的致富与敛财速度超过了任何垄断企业，因为他们是靠权力和不对称信息致富。”
　　“中国股市的种种问题的产生，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洪可柱指出，一些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也是身兼数职，一只手审核上市公司的上市发行申报材料，另一只手却在为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投资咨询顾问公司从正在积极争取上市的公司承揽相关业务，进行关联交易，本人还要兼任自己审核发行上市公司的法律顾问、财务顾问、经济顾问甚至高级顾问，企业为了早日上市只能乖乖掏钱。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管理专家、法律专家、财务专家出身的审核委员们难道不清楚某些上市公司圈钱的‘空手道’把戏，难道不明白它们根本就不符合上市条件?”他说，只有那些亏损企业、破烂公司骗了国家之后再骗银行，没有地方骗了只能到股市上来骗老百姓。
　　凡是此类公司均出手大方，无偿违法赠送原始股，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但因为利益关系使然，委员们只能装聋作哑。“这最终损害的是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败坏的是中国股市的声誉，请问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部分委员的公平、正义何在?”
　　洪可柱建议，对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历届委员进行责任审计，并设重奖奖励检举揭发股票市场各个环节的违法行为。具体为：由国家审计署会同中纪委、国家监察部对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历届委员进行责任审计，重点审计是否存在利用职务之便和信息不公开、不对称通过配偶、子女、亲友、学生的关联交易，在股票发行、上市的过程中无偿接受或低价购买原始股获取非法不正当收益的问题，以及通过信息披露在股票市场煽风点火、错误引导、哄抬股价以牟取暴利，欺骗广大中小投资者(散户)的问题。
　　对接受上市公司违法无偿赠送和低价出售的原始股和其他股票的委员所获取的非法所得，由国家无条件收回并按有关法规处以严厉的罚款，特别严重者应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
　　国家设重奖奖励检举揭发股票市场各个环节的违法行为，使中小股民有低成本起诉和监督上市公司、证券机构和政府决策的可能性。对其他资本市场也同样办理。
　　凡参与证券立法的人员、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委员、证监会的工作人员，其本人和亲属、学生不得参与证券业的经营工作。
　　鉴于目前经济学家、法律专家与利益集团关系密切，经济学界腐败已相当严重，我们提议，经济学家、法律专家进入人大和政协必须公示，广泛了解民意，也让人民群众更广泛地了解他们所代表的是利益集团还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全国人大、政协财经委应举办“经济政策听证会”，经常性地、公开地邀请政府各部门解释经济政策，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由中央电视台对听证会进行现场直播，使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中来，最广泛听取社会各阶层的声音，最大程度吸收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加快社会和谐、经济发展、人民富裕的美好愿景的早日实现。
　　令人遗憾的是，洪可柱代表的建议因为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呼声，触到了一小撮既得利益者的痛处，不但得不到来自高层的任何支持，而且其人大代表也被威胁要予以 “取消”!
厉以宁家族暴富内幕       厉以宁家族控股或参股的部分企业
　　据初步考证，由厉以宁家族投资控股或参股的企业为数可观，为方便起见，可称作“延宁系”。以下仅仅列出“延宁系”中已经公开曝光的部分企业。其中有的企业由厉以宁家族以自然人名义直接投资，有的通过以自然人名义绝对控股的公司再进行间接投资，有的企业即将在中小企业板上市。欢迎各位网友对以下名单进行补充，有错误之处请予更正。
　　1、 深圳市延宁发展有限公司
　　(由厉氏家族绝对控股，厉伟任董事，崔京涛任董事长)
　　2、 深圳市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由厉氏家族绝对控股，厉伟任董事、总经理)
　　3、 深圳市神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由崔京涛任董事长)
　　4、 深圳市神华投资有限公司
　　5、 深圳市泽尔达贸易有限公司
　　6、 深圳市北大纵横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7、 深圳市北大纵横社保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8、 深圳市北大科兴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9、 厦门北大之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0、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11、北京众邦慧智计算机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由厉伟任董事长)
　　12、北京网际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3、鞍山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4、西安交大捷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5、深圳市拓朴众邦软件有限公司
　　16、深圳市经天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17、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8、深圳键桥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19、深圳市冠日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1、深圳市华深达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2、深圳市玉宇科技有限公司
　　23、深圳市华动飞天网络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24、深圳市深港产学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25、北大财富网
　　26、北大商学网
　　27、香港智源企业有限公司
　　谈谈具有中国特色的“厉以宁现象”
　　自那篇署名为“史实明”的“厉以宁家族暴富内幕”一文于1999年12月开始在网上披露，至今已经有四年半了。与美国克灵顿的“拉链门”，日本小泉的“保险金”或香港梁锦松的“免税车”等政要和高层权贵的丑闻不同，也与国内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宝马车撞人事件”、“阜阳奶粉事件”和“西安彩票事件”不同，尽管这一被《瞭望东方周刊》称为非常具有“震憾力”的文章一再地在网上流传，但国内的主流媒体对此似乎已经麻木，不为所动，始终保持沉默。今年二月，作为主流媒体的《瞭望东方周刊》终于首先打破沉默，刊登《“厉以宁家族暴富“风波》一文，并提出，“厉以宁教授完全可以在流言蜚语之中挺身而出，做出解释，并主动要求国家有关部门进行调查，打碎无耻谰言，惩办肇事者和诋毁者”。三个多月过去了，厉以宁教授仍然置之不理，拒绝作出任何解释。如果厉以宁是被诬陷的，按正常的逻辑推理，厉以宁家族为了维护自已的声誉，完全可以和在香港控告某媒体损害其“名誉”一样，提出“史实明”文章中的“诬陷”证据，理直气壮地向警方报警，要求追查此文作者“史实明”的真实身份，并追究其刑事责任。但人们至今也未能见到有任何“惩办肇事者和诋毁者”的消息。以厉以宁先生的地位和能量，只要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立案侦查，“史实明”隐藏得再深也难逃法网。据称，厉以宁先生以“清者自清”为由，根本不屑与之理会。《瞭望东方周刊》似乎也就此偃旗息鼓，没了动静。其它国内媒体和有关部门对此依然不置可否地保持沉默。似乎一场“风波”已经平息。
　　但实际上，“厉以宁家族暴富”依然是一个谜，人们依然希望了解这一“风波”的真相。前几天，有网友贴出《“厉以宁家族暴富”究竟是“谣言”还是“事实”?》的文章，对此再次提出疑问。其实，“厉以宁家族暴富”确是可以肯定的事实。正如有的网友所说，“厉以宁家族不暴富才是怪事”。因为只要合法的“暴富”，并非是什么不光彩的事。因为对 “厉以宁家族暴富内幕”一文中所披露的内容很容易从公开渠道获得证实，该家族目前拥有的资产以数亿元计，明显与其正常收入不符。中国经营报在2001年对厉以宁之子厉伟的一次采访中也透露其是通过股市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厉伟也多次公开承认自已的巨额财富来源于股市。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在去年10月的《21世纪经济报导》和前几天刚刚出版的《新财经》杂志，均在对被称为中国最“黑”的资本黑马“飞尚系”李非列隐去的原始积累链条的调查中，披露出这位已控制了三家上市公司的“黑马”，其原始积累也是在厉以宁家族控制的“深圳神华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完成的。而此位“李非列”就是厉以宁之子厉伟1988至 1991年在北京大学读经济学硕士时的同班同学。
　　所以，人们现在其实已不必再去探究“厉以宁家族暴富”究竟是“谣言”还是“事实”，真正要追问的是：“厉以宁家族”究竟是怎样在股市“暴富”的?厉以宁家族是否应当向公众解释与其正常收入明显不符的巨额财富的具体合法来源?作为国家立法机关重要成员和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的厉以宁，其公职与其家族的“暴富”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厉以宁在其家族“暴富“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果厉以宁始终对此拒绝作出解释和澄清，那“清者自清”岂不将成为“浊者自浊”?
　　在提倡依法治国的今天，厉以宁作为一个曾经在我国经济改革和证券市场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著名经济学家和政要人物，面对公众的质疑，竟然能若无其事，而国内媒体竟无一例外地保持沉默，党政机关乃至厉以宁所任职的北京大学和民盟中央也都对此三缄其口，连声称要从“街谈巷议”中发现反腐败线索的执法单位面对如此明显的“网坛众议”也视若无睹，这种现象确实令大多数人难以理解，出现这种状况显然是很不正常的。如果从社会学角度观察，这种现象完全可以称为“厉以宁现象”，这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尽管类似的现象在国内各地时有发生，但唯有“厉以宁现象”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其主要“特色”是：
　　1、这种“现象”由未能掌握主流媒体话语权的民间人士通过网络BBS披露事涉国内政要或高层权贵可能存在的丑闻或腐败行为。这说明网络时代给人们带来了网上更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更为平等的话语权，为实现民主监督提供了一种新的形式。
　　2、这种“现象”能使所披露的内容在极短的时间内在极大的空间范围内得到迅速传播，影响大，范围广，从而使任何政要和高层权贵都将面临新的挑战。
　　3、国内主流媒体面对这种“现象”竟然能如此长时间地保持沉默。甚至连一些著名网站的论坛对批评厉以宁的文章也一概予以封杀。中国主流媒体罕见地对“厉以宁现象”出现“集体失语”，甚至“集体封杀”，从而使其的监督职能和公信力受到质疑。究竟是由于缺乏“新闻自由”，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4、在“现象”中被揭露的政要竟然能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无视或拒绝民间的批评和监督，拒绝对真相作出任何解释，依然若无其事。而与此同时，网络上的“始作俑者”居然也未见得到任何处理，由此出现了明显反常的逻辑现象。
　　5、在“现象”被披露后，国内有如此之多的“领导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人士”、“知识精英”等等所谓敢于直言的人士，大多也对“厉以宁现象”予以回避或沉默。这是“为尊者讳”抑或是出于共同的“既得利益”?
　　6、对这种“现象”中被揭露的主要人物负有管理、使用和监督责任的单位、主管部门和执法机关竟然也共同“不作为”，也能在几年的时间内始终保持沉默。这充分说明，来自民间对上层政要和权贵人物的监督并未能得到党政权力部门和执法部门的积极响应。
　　……
　　事态的发展或许还会继续表现出其它的“中国特色”，反映出当代中国官场的形形色色的奇怪现象。但通过对“厉以宁现象”特色的初步研究，至少已经可以给予我们如下的启示：
　　1、从“厉以宁现象”可以看出，在中国，公众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和质询、要求公职人员公开申报私有财产、公职人员不得从事与本职工作存在利益冲突的个人行为、公职人员以权谋取私利必须受到追究、公职人员的重要失职必须引咎辞职等等措施在中国的实施还非常遥远。中国的体制改革还任重而道远。
　　2、“厉以宁现象”披露后，“厉以宁家族暴富”的真相至今依然不明，这已经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条款更加形同虚设，也使所谓的“法治”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使“发现一个查处一个”等豪言壮语成为一句空话。
　　3、如果“厉以宁现象”确属蓄意诬陷，那么如果不能对肇事者依法惩办，同样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公民的声誉如何才能得到合法的保护?
　　4、“厉以宁现象”之所以能延续如此之久，“厉以宁家族暴富”之谜至今无法解开，其背后真正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尚待深入研究。
　　总之，“厉以宁现象”存在着许多说不清、道不明之谜。“厉以宁现象”的真相不仅与厉以宁家族的声誉有关，而且与“阜阳奶粉事件”和“西安彩票事件”一样，已经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和依法治国的信心，严重影响到国家的公信力。其实，厉以宁家族并不讳言也无法否认自已已经“暴富”，只是未能说明其合法来源而已。厉以宁所具有的身份和地位显然有责任向公众对其子女在股市敛财的合法性作出解释，主流媒体显然有责任揭露“厉以宁现象”的真相，而有关部门也显然有责任对此作出审查结论，还厉以宁一个真实面目。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确立一个具有示范和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例。“厉以宁现象”延续时间越久，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就越加严重。因为它涉及到应当如何依法保护公民的声誉和合法的私有财产，如何实现人民群众对公职人员的有效监督，归根到底也是我国能否真正进入以民主和法制治国的一个重要标志。显然，对“厉以宁现象”及其伴生的其它社会现象，是很值得学者们对此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更何况，这种“现象”的存在和发展势将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现在和未来。
就厉以宁家族暴富一案的再次声明
　　史实明 2007年3月13日
　　从我于一九九九年末第一次向国家有关部门举报厉以宁家族暴富和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至今，已经整整七年有余了。在此期间，关于厉以宁家族暴富一案的传闻始终不断。三年前，新华社下属的刊物《暸望东方周刊》曾经对此案作了一些披露，当时本人也曾向该刊编辑部发出过一封公开信，表示本人愿对网上文章《厉以宁家族暴富内幕》一文中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并且明确表明，如果国内也出现厉以宁家族向香港某刊物那样对有关单位提起类似的诉讼，“只要当事人需要并提前在媒体上作出公告，本人愿意前往出庭作证，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然而，很遗憾，《暸望东方周刊》却令人意外地作出了“致谦声明”。在经过小心斟酌的短短的“致歉声明”中，我看到了该刊编辑部的一种无奈。显然，这是由于该刊受到了来自上面的压力。
　　对此，我表示理解。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社会的民主监督之路依然还十分漫长而艰辛。
　　令人欣慰的是，三年后，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先生也对厉以宁等经济学家的“圈钱”行为提出质疑，明确指出他们是“靠权力和不对称信息致富”，并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对历任证监会发审委委员进行离任审计。而厉以宁对此却作出了与其身份很不相符且让人难以想象的回应。这一次，国内的媒体和网站大多已不再封杀和删贴，有不少媒体还作了跟进报导，同时，对洪可柱代表的敢言行为，在网络上受到了许多网民的关注和支持。尽管主流媒体还没能积极主动地对“厉以宁家族暴富”一案的真相去进行调查和报导，但这些细微的变化已经让人明显地感受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主监督进程正在不断进步。
　　为此，我作为“网上文章”的“始作佣者”再次声明如下：
　　1、我坚决支持洪可柱代表对厉以宁等人“暴富”提出的质疑和向全国人大提出的有关对厉以宁和历任发审委委员进行审计的建议。
　　2、我衷心希望中央和国家的纪检、检察、监察和审计等部门根据党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履行职责，严肃执法，查清厉以宁家族暴富的真相，给人民一个明确的答案。如果确是有人对厉以宁家族进行诬陷，也应当依法追究其责任，还厉以宁家族一个清白。
　　3、鉴于事隔多年，由于当事人和知情人的不断变迁，更由于有的当事人已在近几年通过密谋串通，甚至重返事发地的有关单位，想方设法地转移档案和销毁证据，我提请有关部门注意尽早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免造成对违法犯罪分子的放纵而难以追究。
　　4、昨天(2007年3月12日),厉以宁家族通过律师声明在《南方都市报》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2001年1月21日就民事案件2000年第4430宗所作出的赔偿金评估“裁决”。对此，我提请律师不要将其冒充成什么“终审裁定”，而刻意隐瞒此案的正式裁决。希望厉以宁家族能有勇气公布在此赔偿金评估裁决中明确提到的香港高等法院于2000年8月29日对该案作出的正式裁决书，让公众了解案情经过，以正视听。
　　5、本人认为，根据《暸望东方周刊》对香港方面被诉人的采访，由于厉以宁家族有意选择将已经离开某刊物的刘某作为被诉人，从而让被诉方无人出庭，导致在香港高等法院审理此案时并未能对“厉以宁家族暴富”一文中的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控辩，法院只是依据一方当事人的片面举证作出了裁决，所以该裁决不能证明厉以宁家族的清白。
　　厉以宁家族以此将“厉以宁家族暴富内幕”一文的内容说成“诽谤”是毫无根椐的。我在此再次声明，愿意对此文中提到的内容是否属实承担法律责任!厉以宁家族是否能明确向国内媒体说明，此文中究竟哪一部分内容不符合事实?
　　6、对《暸望东方周刊》在三年前作出的“致谦声明”，其中已明确是起因于一封“读者”来信。我认为，只要仔细看一下这位“读者”所提出的问题，再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读者”才能够提出这些问题?又是什么样的人物才能让该刊作出这样的“致谦声明”?个中奥秘，不言自明。我不明白的是，《暸望东方周刊》为何不根据这位“读者”所提出的问题再作一次深入的调查和采访，从而以确凿的事实、充分的理由和权威的身份，还厉以宁一个“清白”?
　　最后，我想说的是，七年多来，关于“厉以宁家族暴富的内幕”早已众人皆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国内媒体竟无人能有勇气去对其真相进行调查核实，国家有关部门对涉及如此嘱目的权贵的案件竟然也视若无睹，声名显赫的厉以宁居然至今也不敢对如此重大的“诽谤”案进行举报，岂非咄咄怪事?这种情况究竟说明了什么?这实在值得关心此案的每个人深思。好在时过境迁，大家都已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人不再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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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策略季”。

　　11月21日至23日，申万宏源2019资本市场年会在深圳举办，吸引了千余名机构客户和150多家上市公司参会。策略分析师指点后市方向，行业分析师预测未来热点，这场票价不菲的策略会上，都有哪些真知灼见？

　　展望2019，已有多家券商亮明观点并给出交易策略，其中多数看多，与去年底的情形有些相似。难道又出现了“一致预期”？还会和市场的实际走势背道而驰么？还是事情真的已经起了变化？

　　小编梳理了最新的券商年度投资策略报告中的干货，仅供参考。

　　A股策略：“新起点”与“静待花开”

　　2018年，A股的“主色调”是调整。

　　对于后市，策略分析师们普遍预期市场将迎来“复兴”，但措辞上又有微妙之处。

　　申万比较含蓄地让大家“静待花开”；
　　华泰则称要“等待水到渠成”；
　　中金是更为谨慎的“守正待时”；
　　中信证券则相当乐观，直接喊出“复兴新起点”；
　　西南证券判断A股市场“帆未动，心已动”。

　　那么，到底何时“花开”？机构观点略有分歧。

　　申万宏源
　　2019年将是市场快速回落之后的“磨底年”，结构性机会相比2018年有所增加。“政策底预期”支撑风险偏好是2019年3月份前的“核心”；之后，市场“核心”将重回基本面趋势。

　　2019年，基本面趋势将继续回落，但下行幅度可控；风险偏好处于历史级底部，继续下行空间有限，这些就是认为2019年可“静待花开”的重要基础。

　　中金公司
　　受增速继续下行、政策逐步托底等基本面与政策面因素交互演变的影响，当前时段到2019年底，股市或将经历风险的继续释放与机会的逐步显现。

　　华泰证券
　　7月底以来的政策调整截至目前仍然是“有水”但“渠未成”。“通渠”的进展决定了2019年A股的节奏，重点关注2至4月、7至8月两个时间点。报告预期2019年全A盈利增速回落至5.5%，但呈U型，趋势或好于2018年，即A股有望回升。

　　中信证券
　　预计2019年经济增速在二季度到三季度见底回升，而A股也将在风险充分释放后，迎来未来三到五年“复兴新起点”。

　　西南证券
　　2019年，上证指数有望达到3200点，创业板指有望回归1700点。市场格局、政策效果、国际态势三大因素将成为影响2019年市场的关键因素。

　　投资配置：布局新经济
　　明年该怎么投资A股？机构“出招”各有侧重，其中，新经济当仁不让地成为年度策略会的亮点。

　　申万宏源旗帜鲜明地指出，2019年在新经济方向上寻找核心资产势在必行。

　　逻辑有这3点：
　　1、无风险利率阶段性回落和风险偏好上行是2019年主要的收益来源，新经济领域和中小盘风格占优；
　　2、机构投资者对传统核心资产的配置已处于历史高位，经济增速回落，传统核心资产基本面承压，在稀缺的成长性中寻觅新核心资产是迫切的需求；
　　3、“创投思维”在经济管理中“占上风”，新经济领域重回良性发展通道。

　　具体方向上，申万宏源建议关注5G、光伏风电、游戏、新能源汽车和军工。另外，券商、保险和黄金也都是2019年值得关注的景气方向。

　　中信证券则聚焦结构转型，拥抱高端制造和服务业两条主线。

　　高端制造方面看好以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和光伏为代表的具备全球竞争力领域，以半导体、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自主可控设备/核心零部件，以5G为代表的新基础设施，以及以新能源车、智能家居为代表的新兴消费品制造。服务业方面看好医疗服务、保险服务和教育。

　　华泰证券认为，2019年A股市场风格或偏重“科技成长”，建议配置通信、军工、金融。

　　中金建议，从当前到2019年，行业配置与主题选择要注重八个字：“逆向思维、守正出奇”，建议投资者遵循三大线索进行标的布局。

　　这三大线索是：
　　1、逢低吸纳符合中国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趋势的优质龙头；
　　2、关注下跌时间长、幅度大、估值低、预期已较为悲观的部分板块的边际改善机会，包括券商、保险、军工、部分新能源等；
　　3、相对看淡近年受益供给压缩，但未来需求放缓更明显、估值风险释放尚不充分的板块，主要包括原材料。

□ .徐.蔚　 .中.国.证.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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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余省份设纾困基金为民企减负规模达万亿
　　继11月1日民营企业座谈会召开后，支持民营企业的政策在地方相继落地。据中新网记者梳理发现，11月1日以来，广东、江苏、浙江等十余省份密集发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为民营企业“排忧解难”，减负规模累计达万亿元。

　　另外，多地出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措施中，设立上市公司纾困基金的“身影”常常出现。据不完全统计，北京、上海、广东等至少13个省份设立了纾困基金，驰援上市企业。各地纾困基金规模基本在几十亿元至上百亿元不等。(证.券.时.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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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8、9两个月的发行高峰之后，我国地方债年内发行已近尾声。媒体记者从业内获悉，新增专项债发行的全年额度至10月底基本已经用完。今年以来，地方债发行规模已经超过4万亿元。记者了解到，目前已发行的地方政府专项债主要集中在土地储备、棚户区改造、收费公路等领域，其对投资的撬动效应已经逐步显现。展望明年，地方债发行的压力与今年相比或将不减，而近期地方债投资渠道扩容以及地方政府层面积极探索制度创新等，都将为明年地方债顺利发行奠定基础。

　　今年以来，地方债发行呈现出年初低开、二季度提速、在8、9两个月达到年内发行高峰的趋势。数据显示，今年1至10月，我国共发行地方债超过4万亿元，其中专项债1.89万亿元，占比超过46%。截至10月底，我国新增专项债已发行13252.63亿元，基本完成全年1.35万亿元的额度。

　　10月当月，我国发行地方债2560亿元，较9月的7485亿元已大幅回落。进入11月，发行规模继续回落，前两周除四川省外，其他地区均无地方债发行，总发行额度仅40亿元。

　　业内指出，全年新增地方债额度基本用完是地方债发行规模骤降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多个地方已经完成了全年的发债任务。“今年我省政府债券发行工作（不含雄安新区）已于9月顺利完成，共发行1823.36亿元。”河北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告诉媒体记者。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已发行的地方政府专项债主要集中在土地储备、棚户区改造、收费公路等领域。例如，2018年河北新增政府债务限额1319亿元，其中，张家口市新增政府债券额度109.7亿元，比去年增长74.43%，新增债券资金主要用于崇礼铁路、京张高铁、宁远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棚户区改造、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业内认为，伴随项目进展，专项债输血投资的效应将在未来集中显现。此前有专家测算，全年新增专项债中预计将有数千亿“输血”基建，杠杆作用下，预计撬动的投资规模或超万亿。

　　中国国际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汤林闽对媒体记者表示，经过数月爆发式发行后，至10月底，今年的大部分新增债券额度都已经完成发行，年内发行压力减弱了很多。从总体态势来看，11、12月的地方债发行，主要将集中在借旧还新的再融资债和置换债方面，例如10月再融资债发行了1480.5亿元，占发行总量的近6成。但值得注意的是，10月发行的置换债仅有2.38亿元，较9月底还剩余的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2565亿元而言，杯水车薪。所以，预计剩余的非政府形式债券可能不会主要采用置换债的方式予以化解。剩余的地方债发行任务主要是再融资债。“综合预计，今年剩余1个多月时间，地方债发行的总额大致在不到2500亿元，全年地方债发行规模将达约4.3万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地方债投资者的购买能力和购买意愿，在三季度爆发式发行下，很明显都已经在经受考验。考虑到当前经济形势，明年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的可能性在提高，从而明年地方债发行的压力比今年很可能只大不小。

　　值得关注的是，前不久，央行、财政部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地方政府债券柜台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为地方债投资渠道和资金来源开启扩容通道，地方政府层面也已在积极探索地方债制度创新，这些都将为明年地方债发行奠定基础。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技术负责人张伊君对媒体记者表示，地方债柜台业务的开通，扩大了地方债投资者的范围，有望提升地方债交易的活跃度，进一步完善地方债定价机制，并对地方债一级市场发行产生正反馈作用。投资者向个人扩容，从社会责任的角度来说，也有利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和信息披露形成新的外部约束。他表示，鉴于地方债的低风险和高于国债的收益率，其将成为包括个人投资者在内的中小投资者重要的资产配置类别。目前在银行间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约占全部地方政府债券的41%，因此，此次通过银行间柜台业务开放中小投资者购买地方政府债将进一步为地方债市场带来新的增量资金。从中长期来看，中小投资者对地方政府债券的投资或将占据地方债交易的三分之一以上。

　　“今年地方债发行高峰已过，因此扩大地方债的发行渠道和发行投资者来源的深意在于考虑未来年度的地方债发行。”汤林闽表示。

　　地方政府层面也在积极探索地方债制度创新，为明年的地方债发行铺路。河北省财政厅上述负责人介绍，河北在探索完善地方债发行机制方面颇有成效。包括探索建立债务管理长效机制，切实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借得来、用得好、还得上”全过程闭环管理制度体系逐步形成。建立常态化发行机制，确保债券顺利发行。完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确保债券资金使用效益。健全预算约束机制，确保按时还本付息等。（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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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千亿元地方纾困资金跑步进场驰援民企
　　主持人孙华：针对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近期有关金融部门和一些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今日本报围绕金融机构、相关部委、各地政府给予民营企业的支持进行梳理，以飨读者。

　　据媒体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海南、河北、广东、北京、上海、深圳、湖南、浙江、四川、福建等地已推出或酝酿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纾困基金，规模合计逾千亿元。　
　　360金融PPP研究中心研究总监唐川对媒体记者表示，当前制约民营企业发展以及造成民企运营困难的主要问题是融资难，而造成“融资难”的原因除了一直以来都存在的民企综合资质问题，当前民企因财务成本较高且难以“借新还旧”而面临的破产风险也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地方政府出面成立民企纾困基金，实际上是用自身的信用说服并引导金融机构、大型企业将更多资金投入民企体系。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代表国家行使该项职责时，监管机构也将为其提供许多便利，进而大幅提升了民企体系的资金补给效率。　
　　具体来看，近日，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出十条措施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其中，省政府将设立支持民营企业转型升级专项基金或民营企业发展融资担保基金，参照银河证券牵头联合央企、地方国企、金融投资机构、大型民营企业集团等设立600亿元基金纾困民营企业的方式，政府发挥引导作用，银行、证券保险各金融机构参与，纾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上海市出台的《关于全面提升民营经济活力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大流动性风险专项防范力度，建立规模为100亿元的上市公司纾困基金。日前，上海以市属国资平台国盛集团为主，联合相关市属国企，发起设立100亿元规模的上市公司纾困基金。　　
　　针对民营企业中的上市公司，山东省组建总规模100亿元的资本市场纾困基金，用于帮助民营企业渡过资金难关，缓解上市公司股东流动性风险。山东省国资委副主任樊军介绍说，首期纾困基金规模约40亿元，由债权、股权两类基金组成，其中债权基金主要化解上市公司大股东股票质押风险，股权基金用于上市公司健康发展，也用于通过协议受让、大宗交易受让大股东股份。　　
　　福建省设立总规模150亿元的纾困基金，首期规模20亿元；设立20亿元的纾困专项债，首期10亿元，用于帮助有股权质押平仓风险的民营企业。对符合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方向、有前景的民企进行必要的财务救助。　　
　　唐川表示，从技术角度看，根据目前各地、各公司公布的纾困基金介入方案，该类基金将通过直接入股、可转债投资、股票质押委托贷款，或者借道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债转股基金等方式来缓解民企资金压力。目前，许多因质押率、负债率偏高而无法通过传统途径获得金融机构融资的民营上市公司都在国资“纾困基金”处找到了福音。政府纾困基金的介入不仅是资金的提供，对民企而言也带来了资信上的提升，使其能够在向金融机构提交债权融资、股票质押融资申请时获得更多的政策倾斜。　　
　　唐川认为，整体而言，如果政府助力民企融资的服务成为常态，不仅能够有效降低民企融资成本，还能够为市场资金配置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改变当前存在的不公现象。不过考虑到目前市场资金资源有限，故短期来看，该纾困基金驰援的民企将主要聚焦于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具有产业龙头地位的传统企业。（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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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民营企业和科技创新企业金融服务的实施意见》，通过四大方面20条意见，进一步提升对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企业的金融服务力度，引导更多金融资源“精准滴灌”支持上海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科创中心建设。

　　为了切实发挥中央银行货币信贷工具导向支撑作用，增强民营企业信心，实施意见运用了多种货币信贷工具“多管齐下”切实传导优惠政策：

　　一是充分发挥再贷款定向调控、精准滴灌功能，将不少于100亿元的再贷款额度聚焦于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民营、小微企业，同时努力撬动金融机构运用自有资金进一步加大信贷投放。金融机构要将再贷款优惠利率传导至企业，运用再贷款资金发放的民营、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要低于运用其他资金发放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二是加大对民营企业票据融资支持力度，对民营企业票据再贴现不设单张和总额的限制，对有一定规模和行业知名度的民营企业票据再贴现重点倾斜，开通科技创新企业票据再贴现绿色通道，对科技型小微企业小额票据优先办理再贴现，力争每年办理民营企业和科技型小微企业再贴现超过150亿元，把央行再贴现优惠政策传导至民营企业和科技型小微企业。

　　三是落实“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政策，发挥金融管理部门、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债券市场专业机构等多方合力，通过创设信用风险缓释工具、担保增信等多种方式，重点支持暂时遇到困难但有市场、有前景、技术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

　　四是发挥好抵押补充贷款资金的引导作用，辖内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机构要积极运用抵押补充贷款资金加大对科创和外贸领域重点民营、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根据实施意见，在利用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方面，对金额50万元以下创业担保贷款，无需借款人提供质押担保，企业借款人的贷款最高金额由原100万元提升至200万元。为支持科技创新企业发债融资，实施意见要求金融机构积极发展定向可转票据、信用联结票据等适合定向发行方式的创新产品，推动开展融资工具含权化和结构化试点，为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科技创新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提供差异化的融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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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Wind数据，截至25日，11月以来全国已发行地方债13只，总额398.09亿元；月内还有3只地方债待发行，计划发行总额为61.32亿元。以此计算，11月全月地方债发行额可能不到500亿元，或创下3月份以来新低。今年2月地方债发行启动以来，发行额最小的一个月是2月份，单月发行额只有285.61亿元，3月份到10月份，单月发行额均为千亿元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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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晚，上交所发布《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并公开征求意见。细则完整体现了精细监管的思路，松紧结合，张弛有度。对护盘式回购亮“绿灯”，取消了现有规则的一些限制，给予更大自由度。对“动机不纯”的回购，细则也设置了针对性条款。一方面，通过规范回购提议、不得随意变更或终止回购方案等规定，压缩“忽悠式回购”的空间；另一方面，为堵住利用回购进行不当套利的漏洞，新增了一系列要求，比如只有“护盘式回购”可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出售回购股份，且严控减持节奏和数量，减持方还需要遵守锁定期和减持预披露的要求。

　　打开自由度和便利度

　　护盘式回购、库存股制度、回购程序简化，被认为是此次回购制度三大新突破，交易所细则对以上诸多创新都进行了完善，在简化回购程序、明确库存股制度等方面做了安排，确保规则落地。尤其是细则体现了鼓励正当回购的规则取向，打开回购“自由度”和“便利度”，护盘式回购拥有更大空间。

　　提升自由度方面，首先，对部分回购情形不再设置回购前置条件。现行业务指引要求公司实施回购需符合“上市已满一年”等前置条件，而根据之前证监会等三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对护盘式回购取消了上述限制。上交所在细则中对此予以落实。

　　回购资金来源亦更加丰富。细则规定了多种回购资金来源渠道，允许上市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发行优先股和债券募集的资金(包括可转债募集的资金)、金融机构借款等作为股份回购的资金来源。

　　中介机构意见也不再作为硬性要求。细则取消了回购管理办法中“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就上市公司回购股份事宜进行尽职调查，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的规定，由公司自主决定是否聘请中介机构出具意见，降低回购成本。

　　压缩不当套利空间

　　在打开自由度和便利度的同时，细则进一步压缩违规行为的生存空间。

　　针对“忽悠式回购”等行为，细则主要通过强化信息披露、规范回购提议、限制特定主体减持、不得随意变更或终止回购方案等四方面进行规范。例如，针对屡见不鲜的上下限差异巨大、玩“文字游戏”的回购方案，细则明确，公司需在回购股份方案中明确拟回购股份数量或者资金总额的上下限，且上限不得超出下限的1倍。又如，细则规定，回购价格区间上限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该股票平均收盘价150%的，应当在回购股份方案中充分说明其合理性。

　　公司一边回购，公司股东、高管一边减持的“回购”也广为市场诟病。因此，细则明确了回购期间减持限制，尤其是在进行护盘式回购期间，其董监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不得直接或间接减持公司股份。

　　另一层面，之前市场高度关注上市公司是否会利用回购“高抛低吸”冲击二级市场的问题，细则规定，仅允许护盘式回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出售已回购股份，其他情形的回购应当按照披露的用途进行转让或者注销。细则同时对护盘式回购的减持设置了限制，如6个月的锁定期，并且要求公司提前15个交易日进行减持预披露。同时，回购细则从减持窗口期、回购交易申报时段、价格、数量、信息披露等方面，对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出售已回购股份作出了限定和安排。

　　此外，细则扩大回购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的填报范围。参照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相关规定，细则扩大了内幕信息知情人推定名单，上交所在此基础上加强市场监察。

　　防止冲击二级市场

　　其他方面，细则完善股份回购交易机制，防止冲击二级市场正常交易秩序。

　　细则在现行回购交易机制安排的基础上，对股份回购的交易方式、窗口期及回购交易申报时段、价格、数量等交易机制具体安排进行了完善和优化。例如，现行业务规则规定，每日回购股份的数量不得超过其拟回购总数量的三分之一，但每日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20万股的除外。细则对此优化为，每5个交易日回购的数量不得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5个交易日成交量之和的25%，但每5个交易日回购不超过100万股的除外，以防范对二级市场的正常交易产生冲击。

　　细则保留了现行回购规则关于防范回购冲击二级市场正常交易的回购窗口期、申报价格等必要限制安排，包括一般不得在定期报告、业绩信息以及其他重大信息依法披露前后的敏感期间回购股份，以及竞价回购申报价格不得为当日“涨停价”、不得在开盘集合竞价时段、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价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进行回购申报等。

　　深交所要求护盘式回购三个月内完成

　　昨日晚间，深交所就《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向市场公开征求意见，以及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支持和规范上市公司依法实施股份回购。

　　据了解，此次细则是深交所结合上位法要求及日常监管实践，在2008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基础上制定的。本次修订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拓宽回购股份适用情形，明确“为维护上市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情形的回购要求。细则将回购目的拓宽为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用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股权转换以及维护上市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等多项情形。同时，进一步明确了“为维护上市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的具体适用标准，明确该情形下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保证回购效果。

　　二是简化特定情形回购审议程序，规范回购股份的提议程序。细则规定，因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可转换公司债券股权转换以及维护上市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等情形回购股份的，可以由公司章程规定或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议实施。对于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提议人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回购股份的，提议应当明确具体，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并规范提议程序、披露要求等。公司收到提议后应当尽快召开董事会审议，并将提议内容与董事会决议同时公告。

　　三是细化回购股份信息披露及方案变更要求，要求公司合理安排每日回购股份数量。细则指出，公司回购股份用于多种用途的，应当在回购方案中明确各种用途下的回购股份数量或回购金额范围。公司披露回购方案后，非因充分正当事由不得变更或者终止。

　　为维护上市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实施回购且已明确用于减少注册资本的，不得变更回购股份用途。除“为维护上市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外，其他情形下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不得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该股票成交量之和的25%，但每五个交易日回购数量不超过一百万股的除外。

　　四是明确回购资金来源，回购股份支付现金视同现金红利。根据细则，上市公司可以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包括：自有资金；发行优先股、债券募集的资金；发行普通股股票取得的超募资金、募投项目节余资金和已依法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金融机构借款；其他合法资金。公司当年回购股份所支付的现金视同现金红利，与该年度利润分配中的现金红利合并计算。

　　五是明确回购股份的减持要求和限制。根据细则，为维护上市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回购的股份，可以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六个月后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减持前应当提前十五个交易日进行预披露，并应当遵守窗口期限制，履行减持进展信息披露义务。同时，每日减持的数量不得超过减持预披露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日均成交量的25%，但每日减持数量不超过二十万股的除外。此外，该情形下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不得在公司回购期间直接或间接减持本公司股份。

　　据悉，本次征求意见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11月30日。届时，深交所将根据市场各方的意见，对《实施细则》进一步修改完善。《实施细则》正式发布后，原《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将同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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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园林董事长何巧女，这位身材娇小的女企业家，曾将东方园林打造成资本市场的“园林第一股”，也因承诺大手笔捐款被称为“女首善”。

　　这位白手起家的女富豪，最近一次高调亮相，是在今年9月初。何巧女在一次会议上，面对央行行长易纲时，说了一番话：“现在民营企业太难了，如果易行长给我批准一个银行，我一定拯救那些企业于血泊之中，一个一个地救。”

　　全场哄堂大笑。笑声背后，却是苦涩的现实。今年5月，东方园林发布了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的发行结果，原计划两个品种发行规模不超过10亿元补充资金流，票面利率高达7.00%，但最终两个产品却只募得了5000万元，其中一个债券产品更是无人问津，被市场称为“史上最凉发债”。

　　这次发债失败推倒了一系列多米诺骨牌，合作银行基本停止对公司的新增贷款，到期贷款不予续贷或展期，引发东方园林股价大跌，大股东的质押股权触及和跌破平仓线。

　　近6个月时间里，东方园林一直在危险的边缘徘徊，而昔日为慈善出手阔绰的何巧女，走上了四处“找钱”之路。

　　发债失败的骨牌效应

　　和大多数民营企业家一样，何巧女的经历励志而传奇。传奇的起点，是一个来自浙江的“卖花女”的故事。

　　1991年，何巧女辞去杭州植物园的“铁饭碗”，来到北京开始创业，从开花店起步。1992年，成立东方园林。后来在市政景观领域做得风生水起，相继拿下了北京T3航站楼、北京通州运河文化广场、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大道等诸多市政项目。2009年11月27日，东方园林成功上市，成为中国园林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股价在半年时间里爬上200元，被外界称为中国园林景观“第一股”。

　　股价飙涨带来的是财富和名望。2010年，何巧女、唐凯夫妇凭借公司上市，以113亿元的身家首次进入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排名第54位。2017年何巧女夫妇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身家是225.1亿元，排名第79位。

　　而热衷慈善让何巧女获得了更大的公众知名度，她常常高调承诺大手笔捐款。2012年，以她名字命名的北京巧女基金会成立。2016年1月，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了《2015中国捐赠百杰榜》，何巧女因承诺向基金会捐赠个人持有的7630万股东方园林公司股票，总价值29.27亿元，位居榜单第一，她也因此被媒体称为“中国女首善”。

　　2017年5月4日，北大成立119周年纪念日当天，何巧女还以北京木兰汇公益基金会主席的身份携几位理事向北京大学捐资3亿元，并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校董。

　　2017年10月，何巧女在摩纳哥参加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会时，亲口承诺将捐出15亿美元，用于保护野生动物。这笔在当时折合人民币95亿元左右的巨额认捐，曾经引发全球媒体的关注。美国知名娱乐节目《艾伦秀》在社交媒体上如此描述：这名中国女人捐出15亿美元(她三分之一的财产)拯救濒危动物。这是有史以来数额最大的、针对野生动物保护的个人慈善项目捐献。

　　但她或许没有料到，仅仅半年之后，东方园林会陷入极度的资金困境。

　　今年5月17日，东方园林发行规模为10亿元的公司债券，用于偿还到期债务及补充流动资金，然而，最终却遭机构抛弃，10亿元的公司债最终仅发出5000万元，遭遇了史上罕见的发债惨败。

　　对于这次发债失败，东方园林董秘杨丽晶曾对媒体回应称：“在此次发债之前公司对债券的认购情况做过一次摸底和预估，我们当时对市场的判断偏乐观。主要原因是因为过去我们几次发债市场反应都很理想，就乐观预估了这次的发债情况，最终结果确实没有之前预想那么多。”

　　东方园林发新债还旧债的努力失败后，外界开始对其债券偿还能力产生了怀疑。以发债失败的5月为节点，当时东方园林存续债券规模合计74亿元，年内到期的债券合计37亿元。2018年8月，东方园林中报进一步披露：截至上半年末，公司金融负债合计高达101.05亿元。其中，有73.61亿元需要在未来的一年内偿还。与高负债相对应的是，公司账上只有不足10亿元的不受限货币资金。

　　外界担心，如此缺钱的东方园林，是否具有按时兑付的能力？

　　从发债失败开始引发系列连锁反应，东方园林股价开始大幅下跌，各大机构以近乎恐慌的方式大量抛售东方园林股票。从5月17日“发债门”事件开始直到5月25日停牌的共计6个交易日中，该公司股价由19.55元跌至15.03元，累计跌幅高达23.12%，公司市值蒸发超120亿元。

　　遭机构大举抛售的情况下，东方园林终于坐不住了，于5月25日早间公告临时停牌。停牌期间，何巧女四处奔走。东方园林公告显示，一方面，何巧女夫妇不断提高股权质押比例，从而获得更多资金；另一方面，东方园林在推进资产重组谈判。

　　在停牌90天后，8月27日，东方园林终于复牌。然而，携靓丽半年报、重组、高管增持等多重利好复牌的东方园林，并没有给投资者带来信心。复牌后股价仍在持续下跌，至10月16日股价跌至7.46元。

　　股价大幅下跌，让大股东何巧女夫妇的股权质押风险一触即发。5月18日，何巧女及丈夫唐凯及其一致行动人股权质押率仅为56.01%。而到了10月17日，东方园林发布《澄清公告》提到，“截至2018年10月17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质押股份11.13亿 股，占其持股比例82.88%。如此高的股权质押率，在股价5个月下跌61.84%的现实中，平仓风险引发了广泛担忧。

　　在一个投资者与公司的互动平台上，有投资人对此提出疑问称，“根据报告显示，董事长夫妇及其他高管质押平仓线都在9.00元~9.43元一线。目前公司股价早已经跌破平仓线。更何况，还有很大一部分质押平仓线是12.4元左右。为什么既没有看到有补充质押的公告，也没有看到质押被强制平仓的公告？”

　　积极自救

　　对于这个疑问，东方园林回应称，“大股东为确保进一步降低质押风险，已提前布局增加了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并取得很大进展。”

　　东方园林所称的“很大进展”，在10月中旬揭开了谜底。网上流传的一份北京市证监局通知显示：政府出手相救了。

　　10月17日晚间，一份题为《关于请债权人谨慎采取措施的建议函》红头文件在网络流传。建议函显示：北京市证监局召集第一创业证券、浦发银行等23名东方园林债权人参加集体协商会议。会上，何巧女表达了积极还款的意愿并提出了具体的偿债计划，绝大多数债权人表达了支持公司稳定发展的意愿，并表示会审慎处置控股股东所质押的股份。北京市证监局建议各债权人从大局考虑，给予公司控股股东化解风险的时间，暂不采取强制平仓、司法冻结等措施，避免债务风险恶化影响公司稳定经营。

　　东方园林对媒体确认了这份文件的真实性，并表示，“这次协商是上级主管部门考虑到目前股市异动情况采取的预防性措施”，“目前公司控股股东的质押状况在安全线内。”

　　实际上，从8月之后，东方园林的资金困境出现了逐步缓解的迹象。

　　8月20日，东方园林2018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18东方园林SCP002)发行成功，发行总额12亿。东方园林方面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应称：5月发债失利，更多是受到资管新规的影响，但是后面的几次发债都非常成功，认购意向超过原定发债计划，打消了市场和融资机构的顾虑。

　　信贷方面，东方园林先后获得了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广发银行和华夏银行超过64亿元的授信。

　　债转股也获得实质进展。东方园林与农银投资签署了《市场化债转股战略合作协议》，农银投资拟出资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持有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园林集团环保有限公司不超过49%的股权。

　　四处“找钱”的经历让何巧女感触很深。在9月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召集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何巧女的发言爆红媒体。

　　何巧女在会上提及难处是指，东方园林的合作银行基本停止对公司的新增贷款，到期贷款不予续贷或展期，5月份以来仅有民生银行和兴业银行提供新发放贷款。

　　在国内金融“去杠杆”的大背景下，不少民营企业陷入流动性困境。从下半年开始，问题已经开始引起监管层的重视，并逐步出台一系列举措加以缓解。

　　在整个大环境改善的局面下，东方园林多管齐下，采取了多种方式积极自救。与国企战略结盟或引入国有背景资金作为股东，是东方园林此次化解风险的尝试之一。在5月的发债失败后，何巧女一直在积极与央企、地方国资接触，并进行了多轮谈判。

　　10月23日，东方园林与国资背景的长江三峡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东方园林公告称：“公司目前在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共有 50 余个 PPP 项目，公司与三峡集团 的合作，并加入长江生态环保产业联盟，能有效推动、整合上述项目的良好运行。”

　　随后的11月2日，东方园林又发布公告称，北京市朝阳区国资委旗下的北京市盈润汇民基金管理中心，将作为战投受让何巧女等不超过总股本5%的股份，并为公司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支持。在此前一份公告中，东方园林曾披露何巧女欲转让不低于10%上市公司股权用于引进战投，这意味着即使在朝阳区国资委介入后，仍有可能会有新的战投入局。

　　饮鸩止渴

　　东方园林一直被视为环保行业的龙头民企之一，为何会突然陷入困境？

　　“公司从园林到环保的转型是比较成功的，完全是基于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和产业前景的判断。从现在的困境上看，PPP模式弊端导致公司遇到资金和经营问题，而且民营企业融资贵、融资难也是一直以来的现象。”东方园林方面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应称，不想探究政策决策方面的对错，但这是环保企业普遍的困难，不止是东方园林一家，很多民营中小企业的境遇或许更糟，只是没有被放大。

　　东方园林原本主营业务为传统市政园林景观业务，不过，从2014年之后，开始出现明显转型。

　　2014年是东方园林最困难的年度之一，那一年东方园林实现营业收入46.80亿元，同比下降5.9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48亿元，同比下降27.17%。当时，园林景观业务陷入困局。

　　不过，2014年年底，财政部下发《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鼓励推行PPP模式。

　　PPP模式让东方园林看到了希望。当不少民企还在观望时，东方园林则快速切入，并将主营业务变更为以PPP模式开展的水环境综合治理及全域旅游业务，成为国内最早参与PPP项目落地的民营企业之一。

　　东方园林在PPP领域步子迈得很大。从2015年开始，东方园林至今共中标PPP项目113个，总中标额达1693亿元。一些业内人甚至认为，可以说东方园林实际上是一个靠PPP项目养活的企业。

　　不过，对企业来讲PPP模式绝非是一种稳赚不赔的模式。在业内人士看来，PPP其实是把双刃剑，虽然能带来规模的快速提升，但战线太长，周期性过长，会占用大量资金。过于激进拿取PPP项目，对于一些民企来说，可能是一种饮鸩止渴式的订单获取方式。

　　东方园林在8月的投资者交流会上回应称，“PPP模式的问题在于，如果利润不能覆盖投资，公司会有现金流问题，所以大家对PPP都不看好。但对于东方园林而言，只要贷到款，就没有风险。”

　　在这种模式下，东方园林不断举债。数据显示，2014年年底，公司负债总额73.46亿元，今年6月底为281.94亿元，短短三年半激增了208.48亿元。同期，资产负债率从56.22%增长至70.21%。

　　不过，由于各种不规范运作，PPP一度出现大跃进现象。针对PPP领域的乱象，2017年11月，财政部下发通知规范PPP项目库管理，进行“清库”，表示要防止PPP异化为新的融资平台，坚决遏制隐性债务风险增量。大整顿随后持续铺开，大量不合规项目被清除出库。PPP项目融资雪上加霜，也导致了一些“半拉子工程的存在”。

　　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东方园林仍然没有停下PPP的步伐。2018年上半年，公司共计中标36个PPP项目，涉及水环境综合治理、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等领域，中标金额约为339.48亿元。

　　PPP惹的祸？

　　不少声音认为，2015年以来，PPP模式迅速提高了上市公司的项目规模。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导致大量项目处于建设期，对资金占用较大，回款周期较长，推高了环保工程类公司(尤其是PPP板块)的资产负债率，部分公司现金流恶化。而在这一轮股权质押危机中，环保领域似乎也正是爆仓的重灾区。

　　在北大环境学院E20联合研究院副院长薛涛看来，不能一概而论，混淆重点。在他看来，当前环保企业PPP项目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更仔细的分析和看待。“做垃圾发电的公司基本都没有爆仓的，而重度参与PPP的园林公司，压力都非常大，东方园林是其中的典型。”

　　“到2014年，财政部和发改委发起的PPP改革，范围大大拓宽了。”薛涛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其中大大增加了非运营和施工类项目，包括河道治理、园林景观、市政道路、办公大楼、城市广场等。

　　薛涛分析，扩容之后的PPP项目和以前特许经营项目在商业模式上有本质的区别：工程施工类PPP项目的结算方式，由于没有量价的收费机制，只能以政府回购为主。这就必然变成，假如一家公司投了10亿元的工程，每年只能拿回一定比例，例如1亿元的工程款，赚走工程利润。

　　“这种商业模式构成了这一轮PPP投资中的70%左右。”薛涛分析，与以前的特许经营类项目相比，施工类PPP在财务模型上有致命的缺陷。

　　以前的运营类项目，在建设期负债率会提高，进但入运营期后会迅速缓解，运营之后就会迅速进入比较舒服的状态，财务稳健，负债率也下降。“投资建设一个2亿的污水处理厂，在运营期间内，能回收七八亿总的现金流。而做一个园林景观或市政道路，投入2亿，做了10年，能回收多少现金呢？可能是2.2亿，就是投资回收加一点维护费。”薛涛表示，运营收入一般是工程投资的三四倍，甚至七八倍，而施工类项目中，维护费收入仅是工程投资的10%左右。

　　在他看来，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忽视的区别是，运营类项目比非运营类项目相对更安全。比如污水处理、垃圾焚烧等，如果一旦不运营，会对城市运转、百姓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这是地方政府不可承受的。而一些施工类项目，如市政道路或园林景观，一旦建好之后，就算企业不运营，也不会有很大伤害。

　　“这就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政府财政困难，不想给钱，他会选择哪种不给呢？他一定会选择后者。”薛涛表示，这种情况不一定实际发生，但以前的确发生过，“当你掌握有话语权的项目，政府的支付信用度就会提升。”

　　由于模式本身的不安全性，非运营类项目，一旦出现问题，将导致金融机构对整个PPP模式的怀疑。

　　薛涛表示，施工类PPP公司，总体是希望在前面就把钱赚回来。而如果政府后期支付出现困难或违约，实际上倒霉的是银行。“银行对这类项目的不信任就逐渐增加了，这才是这一轮建筑公司和园林公司出现资金断裂的关键点。”薛涛坦言，施工类PPP出现的波折，把正常的运营类PPP项目也连累了，“听说现在银行听见PPP项目都怕了，一些垃圾发电项目，叫PPP，还不如叫特许经营的好。”

　　在薛涛看来，混淆问题产生的原因，会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救助的时候找不准切入点。

　　“很多人因为感冒而倒下了，但有那么一个人，既有癌症，也有感冒，最后倒下，但他对外说，我是感冒倒下的，这不是一回事。”薛涛表示，并非所有环保类企业都容易出问题，更不是所有PPP项目都会导致问题，很多企业倒下更多是因为自身问题，“政府来救是救感冒的，不是来救癌症的，有了癌症的企业为什么要去救呢？”

　　危机已过？

　　“骤雨初歇，一轮红日彩霞满天”，这是东方园林董事长何巧女在8月23日复牌路演PPT的标题。一些媒体当时报道称：“经历了风雨的东方园林大局已稳。”

　　东方园林也通过公告不断释放消息稳定市场信心。11月8日，东方园林公告称，已经如期完成 2017 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兑付，本息合计人民币10.545亿元，“公司目前资金状况良好，经营情况正常。”

　　不过，一些业内人士仍然对东方园林模式的未来表示了担忧。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环保企业中，有一些企业，例如岭南园林，也做PPP项目，但是在业务总量中占比很小，不超过20%。而东方园林则正好相反，PPP项目在整体业务量中超过80%，太过激进。

　　在他看来，东方园林的业务模式容易出问题，还有一个因素是，东方园林中标项目中，欠发达地区比较多，比如贵州、内蒙古等，“东方园林容易在这些地方拿到项目，由于地方财政问题，也容易导致项目回款出现问题。”

　　在这位业内人士表示，东方园林目前手里最有价值的，是一些能产生持续固定收益的项目，主要是危废处理项目。东方园林方面表示，集团旗下的东方园林集团环保有限公司拥有14家运营期危废工厂，旗下拟建在建及进入运营期的危废工厂已经近百家，产能布局近1000万吨，取得的环评批文远远超过同行。

　　“为了缓解当前的流动性困境，这些项目是可以卖掉的。”前述业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而东方园林手里的大量园林景观类PPP项目，基本是卖不掉的，也没有企业会接盘，“比如在某个城市，有个城市景观，企业买来后，又不是自己的，又不能收钱，谁会去买呢？”

　　“东方园林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位不具名业内人士表示，现在各类资金纷纷出手相救，让它现在不崩盘，但这只暂时止血。“对一个公司来说，现金流是血液，利润是肌肉，资产是骨骼。东方园林在前两年达到了PPP项目的高峰，但河道治理、园林绿化这些项目，一般两三年就做完了，可能会使当年有爆发性利润，相当于产生了一大堆肌肉，但没有骨骼，肌肉是无法附着的。没有骨骼，也就是没有资产，3年后的利润从哪赚？”

　　“现在买了血瓶，给企业打了血。但商业模式怎么办？过了这关以后，下面干什么？”前述业内人士表示，东方园林这次现金流没断，渡过了暂时的危机，但未来仍然要面临更严峻的难题：接下来要做什么项目？业绩从哪来？商业模式是什么？

　　薛涛也持类似观点，在他看来，PPP逐步走入规范以后，今后规模肯定会缩小，量会降下来，这对东方园林这样的企业，存在很大的考验。

　　受访者普遍认为，对东方园林而言，相关部门援助不是长久之计，商业模式需要变革。何巧女未来的挑战是，在去杠杆的背景下，如何破解借新还旧的扩张模式。

　　东方园林自身也意识这个问题。在8月复牌前的路演会上，东方园林表示，“未来的策略是不定目标，政府在去杠杆，项目肯定会减少，公司在保证不出危险的情况下，能干多少干多少……未来东方园林也会严格PPP项目准入制度，只有融资能落地的项目才去做。”

　　这样的谨慎表态，和何巧女之前一贯的豪放表态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今年3月9日，在东方园林一年一度的颁奖盛典上，何巧女提到东方园林的一个“小目标”：要打造最美的千镇万村。

　　“等我把千镇万村打造好了以后相当于什么？相当于10个瑞士。我们打造的花海，超过世界上所有的花海；我们打造的田园，一定要超过欧洲最美的田园；我们打造的度假农场，会超过美国所有的农场总和；我们修复最多的世界文化遗产小镇。”说到这里，何巧女提议台下的四五千名员工：“热烈鼓掌！”

　　何巧女还曾不止一次提到，东方园林要做到千亿市值。最近一次是在2016年年底，她说：“明后年有望到千亿元。”

　　而在经历了半年的资金炼狱之后，东方园林目前市值256亿元，比高峰时期的600亿市值，已经缩水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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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湖北秭归的脐橙、甘肃礼县的苹果……数据显示，“双11”当天阿里巴巴全平台农产品交易额超过45亿元。产自东北的五常大米仅用10秒钟便卖了100万斤，四川的平武蜂蜜，更是在售罄后预售到了明年9月。火爆的销售，让这些农产品走出田间地头，走向全国各地。撑起这些数据离不开买家的热情，更离不开网络等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在农村地区逐渐普及。

　　如今，随着电脑、智能手机等设备的广泛应用，在广大农村，上网已经不再是新鲜事儿。农村网民数量在增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四十二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36.5%，农村网民规模为2.11亿，占整体网民的26.3%，较2017年末增加204万人。网络应用场景在扩大。对于新农民而言，网络是可以学习种植技术、租赁大型农机、遥控无人机植保作业等的好工具，手机成为新农具；对农村里的留守人群而言，别站、视频等是和在城里务工的家人互致问候的好渠道。网络改变乡村生活的威力在显现。“互联网+”带来的农村电商、众筹农业、直播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正为农业农村发展增添新动能。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农村电子商务收入已达到1.25万亿元。

　　应当看到的是，由于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依然突出。从硬件看，目前宽带网络仍未覆盖的地区、网络普及水平较低的地区基本上都是地处偏远、自然环境复杂的农村地区，这些地方网络建设难度大、投入成本高。从软件看，在与日常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网络购物、旅行预订、网上支付及互联网理财等应用方面，农村网民的使用率也远远低于城镇网民。这些问题制约着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动能的释放、农村居民生活便捷度、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亟待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中统筹解决。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农情，大国小农的基本特征将长期伴随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演进过程。如何建立起农民生产与市民消费的有效对接机制，如何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重要而迫切。网络能够跨越时空距离的“魔力”，恰恰能够让广大农民直接与世界对话，直接与大市场联通。因此，面向未来，一方面要瞄准农业农村现代化，通过发展数字农业，让数据链带动和提升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支撑农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新动能；另一方面，顺应亿万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通过建设数字乡村，让“互联网+”教育、医疗、交通、娱乐等公共服务延伸到村，提升农民数字化应用能力，丰富乡村的数字化生活，全面支撑乡村振兴，让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一道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搭上数字经济发展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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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三季度，北京推出了上百亿元的企业减免税优惠，税务部门还通过“税银互动”助力企业融资，与10家银行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为365户企业发放贷款302.45亿元。日前，市税务局披露了这一惠民大红包的细节。

　　“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从5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目前这项政策已经为我们节省了2.14万元的税款，占所得税总额的60%。”北京芯锐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关德辉告诉记者。

　　为落实好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政减税降负、提升服务水平、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等要求，本市税务部门今年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助力民营企业发展。

　　2018年前三季度，本市9.03万户小型微利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减免税11.19亿元；申报享受小微企业增值税政策纳税人93.4万户次(不含零申报)，申报销售额317.36亿元，申报免税额9.59亿元。此外在今年前三季度，本市3414户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减免税更是高达89.55亿元。

　　眼下，在京部分民营和小微企业遇到资金困境，反映最强烈的共性困难就是融资问题。其中，比融资贵更可怕的是融资难。近日，在市工商联召开的“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服务企业发展座谈会”上，民营企业四达时代集团总裁庞新星表示，今年四达的融资成本直线提升，资金最紧张的时候，一度使用过年化成本达到72%的资金用于周转。

　　为了济企业之困，本市税务部门积极通过“税银互动”来助力企业融资。目前，市税务局已经与10家银行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共为365户企业发放贷款302.45亿元。市税务局纳税服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还将进一步优化银税信息交互，不断提高服务质效，继续发挥税银互动助力企业发展的作用。”

　　本市税务部门还通过提升服务水平持续改善在京企业的营商环境。目前，本市纳税人已经可以通过综合性办税服务厅、网上税务局统一办理所有税收业务，实现了税收业务“一厅通办”、“一网通办”、“主税附加税一次办”和12366咨询热线“一键咨询”。北京美中双合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晓意告诉记者，“比如发票网上配送，过去我们的会计每月为买发票就要往返税务局至少两次，有时还会由于发票开具不及时而影响销售业务，现在都是网上申请快递送到，方便又快捷。”

　　本市税务部门还将于近期开展新一轮针对民营企业的大调研大走访活动，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优化整合信息系统，提升民营企业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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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11月25日讯 今年以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指示精神，在依法合规、严守风险底线基础上，持续推进银行业保险业各项开放措施落地实施，同时受理和批准了多项市场准入申请。在完成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筹建重庆分行、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筹建工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大韩再保险公司筹建分公司等10项市场准入申请审批后，近日又批准香港集友银行有限公司筹建深圳分行、德国安联保险集团筹建安联（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其中，安联（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将成为我国首家外资保险控股公司。

　　银保监会表示，下一步，将在持续提升风险防范水平和监管能力的基础上稳步扩大对外开放，开启金融业对外开放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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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高送转信息披露指引》23日正式发布，旨在规范上市公司高送转行为，引导公司合理安排投资者回报方式，培育健康的价值投资文化。按照新规，上市公司实施高送转需与业绩增长挂钩，发生亏损、业绩降幅较大等情形的不得披露高送转方案。

　　上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用未分配利润送股或资本公积金等转增股本，本质上属于上市公司在业绩持续增长情况下，出于股份流动性等考虑适度扩大股本的行为。但长期以来，不少上市公司送转股比例远远超过公司业绩增幅和股本扩张的实际需求。这种与自身经营发展明显不相匹配的高送转，不仅引发市场跟风炒作，也会导致公司股本过度扩张、每股收益过度摊薄，在股本管理方面透支后续发展空间。

　　指引明确高送转与业绩增长相挂钩，业绩复合增长率应不低于股本摊薄比例。同时，若公司亏损、业绩降幅较大、送转后每股收益过度摊薄、重要股东减持或所持限售股解禁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均不得披露高送转方案。

　　上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高送转与公司业绩等指标挂钩，主要考虑是保证高送转有优良的业绩作为支撑，使上市公司送转股回归本源，真正反映公司经营业绩和实际股本扩张需求，引导上市公司专注主业。

　　据了解，指引在制度设计上充分保障了上市公司正常的送转股需求，对每10股送转5股以下的不作特别规范。与此同时，指引设置了例外条款。对部分股本规模较小、业绩高速增长的上市公司，以及进入成熟期、业绩稳定但股价较高的公司，充分考虑其扩充股本、增强流动性的合理需要，在其推出高送转方案时可以不受业绩增长率等指标限制。

　　具体制度安排上，规定最近两年净利润持续增长且最近3年每股收益均不低于1元的公司实施高送转，其送转比例可以不受净利润增长率、净资产增长率等指标的限制。但为避免股份过度扩张导致的每股收益被过度摊薄，新规要求上述公司送转后每股收益不得低于0.5元。

　　高送转是近年来许多上市公司偏爱采用的分配方式，历史上曾有公司推出每10股送转30股的超高比例送转方案。部分上市公司披露高送转方案后遭遇市场炒作，股价持续走高。

　　事实上，高送转属于权益内部调整，无法直接反映和提升公司业绩，更无法直接提升上市公司价值。相反，高送转与二级市场行为之间还容易存在一定的利益链条，如信息合谋操纵、内幕交易等违规行为“借道藏身”，掩护减持套现、对冲限售股解禁压力等动机明显。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严重背离公司经营业绩的高送转，往往容易偏离权益调整的本源目的，在满足小部分人利益的同时，可能导致大多数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受损。

　　值得注意的是，在监管层的持续规范和引导下，上市公司高送转已经明显降温。2017年年报期间沪市仅有10家公司推出高送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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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复杂市场环境下，必须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决打赢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攻坚战。”日前，证监会系统召开警示教育大会。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刘士余通报剖析了十八大以来证监会系统典型违纪违法案例，要求“全系统要以案为镜、以案为戒，深刻反思教训、坚决守住纪律红线”。

　　面对证券审核监管领域腐败问题时有发生，证券发行审核权力面临较大廉洁风险的现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证监会纪检监察组发挥“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与证监会党委形成监督合力，紧盯审核监管权力运行，在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的同时，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切实强化对证券审核监管权力的有效监督，努力把解决金融审核监管领域腐败问题这一重大政治任务落实到位。

　　挑战：监管审核人员面临较大廉洁风险——

　　应对：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资本市场利益关系复杂，财富效应明显，一些市场从业人员和利益相关方涉嫌行贿或介绍贿赂的问题比较突出，严重破坏了行业生态，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投资者利益。

　　“无论股票发行审核，还是对上市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公司等日常监管和牌照许可，都对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有着直接影响，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监管审核人员面临较大廉洁风险。”驻证监会纪检监察组有关同志说。

　　一名原证监会发行部处长为有关公司取得证监会的融资核准批复提供帮助，进而收受或索取上市公司、保荐机构负责人给予的巨额贿赂。驻证监会纪检监察组(原证监会纪委监察局)将其涉嫌受贿问题移交司法机关，2017年9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只有以零容忍态度惩治审核监管和金融信贷领域的腐败问题，才能不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更好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

　　党的十九大以来截至今年9月底，驻证监会纪检监察组处置问题线索45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及组织处理17人次，督促指导证监会系统单位纪委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6人次。党的十八大至十九大的五年间，驻证监会纪检监察组共处理问题线索461件，作出党纪政纪处分和组织处理135人次。多起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犯罪案件被移送司法机关。

　　挑战：“曲线”敛财、跨期交易花样翻新——

　　应对：对重要部门、关键岗位开展监察

　　去年4月，证监会一纸《行政处罚决定书》引发A股市场关注。深交所发行审核部前副总监、证监会发审委前委员冯小树在证监会兼任发审委委员期间，通过在企业上市前突击入股、企业上市后高价抛出的方式，非法获利2.48亿。证监会决定没收其非法所得，并顶格罚款2.51亿，同时采取终身市场禁入措施。

　　“证监会严禁系统监管干部及其近亲属使用本人或他人名义买卖股票，这是一条铁的纪律。冯小树不仅无视纪律规定，甚至利用担任发审委委员的职务便利，突击入股获取巨额利益，涉嫌金融腐败，严重扰乱了资本市场的正常秩序，给证监会的形象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辜负了组织的信任与重托，情节十分恶劣。”驻证监会纪检监察组组长、证监会党委委员王会民谈及此案时说。

　　冯小树案暴露了证监会发行审核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从近年查处的案件情况看，股票发行审核领域问题较为突出。随着市场和产品的创新发展，证券审核监管领域的腐败方式也更加复杂多变，既有传统的权钱交易，也有隐蔽多样的新型腐败手段。近年来，涉及证券市场的不少案件都是通过结构化产品、股权代持、期权等较为隐蔽的手段进行利益输送的。这种“曲线”敛财、跨期交易方式，给审查调查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为此，驻证监会纪检监察组切实强化对证券审核监管权力的有效监督，坚决查处金融审核监管领域各种腐败问题。驻证监会纪检监察组以掌握的问题线索为抓手，综合运用约谈谈话、查阅档案、旁听会议等多种手段，先后5次对证监会发行监管部、上市公司监管部和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开展监察，重点加强对重要权力部门、关键和敏感岗位的监督，排查审核人员是否存在利用自由裁量权搞利益输送等问题，重点检查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具体执行情况，检查全面从严治党、廉洁纪律要求是否内嵌到监管业务全流程，检查监督问责有无缺位遗漏等情况。

　　监察整改工作期间，证监会系统累计建立健全各类制度192项，重点优化了发行与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委员的选聘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机制，专门成立发行与并购重组审核监察委员会，切实强化对发审委制度运行的常态化监督。

　　挑战：资本市场领域管党治党责任如何压实——

　　应对：对内严肃追责问责 对外强化廉洁从业监管

　　今年1至9月，驻证监会纪检监察组谈话函询了结10人次、“面对面”初核了结7人次、诫勉谈话2人次、批评教育2人次、通报批评1人次、提醒谈话5人次，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持续发力。

　　此外，驻证监会纪检监察组负责人与证监会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班子成员经常性开展谈话，利用任前谈话、干部培训、调研座谈等机会每年保持对证监会系统单位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约谈全覆盖。

　　加大日常监督力度，紧盯“关键少数”。证监会目前已对全系统400余名会管干部建立廉政档案和廉政活页夹，全部录入纪检监察综合管理平台，实现“一键查询”。结合对派出机构、会管单位等巡视和干部考察情况，为证监会各单位各部门班子进行画像，有效反映班子整体情况，全面掌握证监会系统“树木”与“森林”状况。

　　为倒逼责任落实，驻证监会纪检监察组与证监会党委联合印发了《中国证监会党委问责工作实施办法》，对问责情形、问责方式、问责程序等进行了具体细化。因“两个责任”落实不力，证监会系统单位先后有2个班子在全系统被通报批评、2名一把手被免职、3名纪委书记被调整出纪委书记岗位，还有多名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和班子成员被采取诫勉谈话、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系统内通报批评和在民主生活会上进行检讨等方式进行问责。

　　在对内严肃追责问责、从严加强管理、持续健全证券发行审核监督制约体制机制的同时，证监会发布了《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规定》以及有关配套制度，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期货业协会和中国基金业协会也分别研究制定了有关行业廉洁从业自律监管的实施细则，对“围猎”监管工作人员、探听保密信息、干扰审核工作等突出问题作出了细化规定，把强化对市场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监管作为证监会监管执法和纪检监察监督的一项重要任务，切实净化市场环境，确保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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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保住了全球第一智能机制造商的地位，但是三星的日子并不好过。

　　数据研究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近日公布了全球第三季度(7月-9月)市场数据，三星仍以19%的市场份额占据全球榜首。但相较去年同期，这一数据下降了3个百分点。三星手机全球出货量也从去年同期的8330万台降为今年的7230万台。

　　除了销量走低，三星第三季度的盈利情况也不乐观，其移动业务营业利润为2.2万亿韩元(19.5亿美元)，较上一季度下降逾30%。此外，中国市场份额的大幅缩水，也令投资者担忧其在国际市场增长的可持续性。

　　登顶以后如何避免走下坡路，这是眼下三星亟待解决的难题。

　　三星自曝面临危机

　　据韩媒The Korea Herald，三星电子CEO高东进在一封企业内部信中表示，如今三星智能手机业务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并希望三星即将推出的Galaxy S10和折叠手机Galaxy F能够帮助公司度过此次危机。

　　据悉，三星集团副董事长李在勇曾要求三星电子相关部门改善三星手机的智能摄像技术，并因三星手机竞争力削弱一事指责高东进。对此，三星电子内部人士称，“自上而下且僵化的决策系统是三星手机部门最严重的问题，它阻碍了公司找到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创意和解决方案。”

　　中新经纬注意到，在三星市场份额不断走低的同时，其竞争对手的市场占有率却在稳步提升。

　　全球知名调研机构IDC数据显示，华为Q3的市场占有率为14%，较去年同期增长4个百分点；苹果手机的全球市场份额则占到了12%。此外，新列入全球前五名的两个中国品牌小米和OPPO，分别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

　　TMT行业分析师付亮告诉中新经纬，虽然榜单内其他手机企业在短期内超越三星的全球销量居首的地位有一定难度，但销量不断下滑对三星企业自身业绩产生的压力并不小。

　　三星手机的业务危机也影响到了其在资本市场的表现。据金融信息企业Fnguide，截至今年11月14日，三星集团旗下16家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为418.33万亿韩元(约合3695亿美元)，较上年年底的475.12万亿韩元下降11.95%。而作为三星集团旗下市值最高的公司，三星电子市值今年已下降13.94%，为283.92万亿韩元，其主要原因或为投资者担心三星电子半导体销量将下滑。

　　在华市场份额缩水

　　三星的国际市场还能支撑多久？

　　中国市场被众多国外品牌视作星辰大海，而如今，“爆炸门”后的三星在这里逐渐星“沉”大海。

　　2016年8月19日，Note7手机在全球开始销售，却在短期内被诸多用户投诉新手机充电发热、起火甚至爆炸等问题。2016年9月2日，三星宣布在全球召回该款手机，却独独将中国排除在外。这一举措深深伤害了中国消费者，也导致了三星手机在中国市场的“滑铁卢”。

　　作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中国市场正日趋饱和。2018年上半年整体市场容量持续缩减之下，三星在华市场份额增长愈加乏力。

　　根据赛诺数据，2018年1-6月份，OPPO(3813万台)、vivo(3551万台)、苹果(3211万台)、华为(3057万台)、荣耀(2839万台)、小米(2670万台)六大品牌组成了第一集团，位居第七的魅族上半年销量则不到700万台，三星更是被远远甩开。多家机构数据显示，三星目前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可能不足1%。

　　通信行业观察家项立刚在接受中新经纬采访时表示，如今的三星手机业务可谓“内外交困”。

　　“首先，三星手机的定价较高，但产品本身的创新性不足，性价比较低，这就很难吸引消费者；其次，中国是全球智能手机的最大市场，但三星在中国的销量排名却逐年下降，市场份额不断缩水。”项立刚说，“如今中国手机企业的发展非常迅猛，华为、OPPO、小米等手机品牌的产品线都十分丰富，覆盖了低、中、高端手机用户。三星无法像中国对手那样积极深入低端和新兴市场，难以发展新的业务领域，这严重阻碍了其在中国市场的发展。”

　　项立刚还提到，面对在华市场份额不断缩水的现状，三星手机销量居全球首位的好成绩主要得益于国际市场。但随着中国手机企业在国际市场的不断发力，三星的国际市场地位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中新经纬注意到，在三星主导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智能手机市场，小米、OPPO和vivo等中国手机商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这些国家的市场格局。据Counterpoint，小米在第三季度在印度的市场份额为27%，其次是三星，占23%。此外，传音手机在非洲、华为手机在欧洲及中东也都占据了稳定的市场。

　　毫不夸张的说，三星手机正在全球范围内遭遇着中国手机的“立体围剿”。靠国际市场支撑全球销量龙头宝座的三星，未来的路恐怕很难走。

　　高东进的“救命稻草”能奏效吗？

　　面对中国手机在全球范围内的“立体围剿”和三星手机的发展危机，三星分别采取了应对策略。

　　据The Korea Herald，三星电子公司业内消息人士22日表示，为超越其中国竞争对手小米，其计划下周在印度市场推出Galaxy A9智能手机。

　　三星方面表示，Galaxy A9将是其首款配置四个摄像头的终端智能手机。该设备将于下周三在印度发布，而其在韩国的发布时间还未确定。

　　据悉，为加码印度市场，三星电子2018年已在印度发布了多款智能手机，包括Galaxy J系列、旗舰产品Galaxy S9和Galaxy Note 9。今年8月，三星发布了首款Android Go设备Galaxy J2 Core。硬件厂商可以通过Android Go对低端机型进行配置，让硬件厂商在降低硬件成本的情况下还能保证系统的运行顺畅。

　　此外，高东进还在企业内部信中提到，将于2019年二月份推出Galaxy S10和折叠屏式智能手机Galaxy F来度过企业危机。

　　The Korea Herald提到，Galaxy S10将是世界上首款显示指纹屏幕的手机；Galaxy F则将采用折叠技术，实现屏幕折叠90度的弯曲角度，屏幕尺寸也将达到7.3英寸，使视野更加开阔。

　　然而，高东进口中的“救命稻草”能奏效吗？

　　项立刚认为，三星的折叠屏创新力度仍不足。“其他手机企业像华为、中兴等也在研究折叠手机。虽然该技术备受业界关注，但并不意味这其具有改变手机市场格局的影响力，更难保障其能改变三星手机销量持续下跌的困境。”

　　“此外，价格定位也是个问题。由于三星手机在性价比方面一直不受好评，之前NOTE系列手机‘爆炸门’问题频出也严重影响了三星的品牌形象。若新机型因为特有功能定价过高，则很难保障销量。”项立刚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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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南省湘潭市警方和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破获了一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抓获18名犯罪嫌疑人，查获大量知名品牌化妆品，涉案金额高达1.3亿元。

　　这起案件的源头，竟是一个调包盗窃案。。。

　　湖南湘潭：男子调包盗窃 牵出假冒高档化妆品大案

　　监控画面显示，3月26日中午1点，在湖南省湘潭市某地下商城的服装店内，一名黑衣男子以兜售便宜手机为由，收下了店员的购机款，然而，接着却趁店员不备，将假冒手机的模型和真机进行调包，随后逃离现场。

　　当地警方接警后，锁定了嫌疑人赵某。4月3日，警方查明赵某已经从湘潭跑到株洲，并和一伙人在株洲某宾馆登记入住。警方从宾馆处了解到，赵某及其同伙共有11人，开了5间房，还有两辆车。警方守株待兔将赵某抓获，除了查获假冒手机的模型之外，还有了另外的发现。

　　湖南湘潭市公安局雨湖分局雨湖路派出所副所长 赵谦：对他们随身物品进行核实的时候，就发现有高档的化妆品，5间房里面每个人都有，后面经过对他们询问，当时车主有两台车，车主自己也说车上还有相关的化妆品。

　　警方顺藤摸瓜 查获两处假货仓库

　　警方调查发现，现场共查获2千余件护肤品和化妆品，全部都是劣质化妆品灌装、假冒知名品牌，货值金额约70余万元。

　　警方查明，这是一个售卖假冒伪劣化妆品的团伙，以犯罪嫌疑人韩某为首，于3月26日进入湖南境内，在多地流窜作案，期间通过快递补充过一次货，发货人是河南平顶山的辛某。警方随即赶到河南，开始蹲守摸排。

　　湖南湘潭市公安局雨湖分局治安大队食药环中队队长 张彪：据分析，辛某只是一个打工的，幕后还是应该会有上线以及他们的老板。河南这边到底是属于一个仓库，还是属于加工点，还是属于中转站，要更进一步地去确定，我们要抓捕的犯罪嫌疑人。

　　经侦查，警方最终确认，毛某某、辛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从上线处购入假冒化妆品，通过物流运回河南省平顶山市，对货物进行收取、保存，再分销给下线韩某。

　　5月12日，警方对该团伙设在平顶山市叶县的2个仓库采取行动，当场缴获假冒42个品牌的化妆品81000多盒，涉案货值达4000余万元。

　　办案人员赴广东 锁定销售假化妆品上线

　　这两处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的假货仓库，他们的上线是哪里？假冒化妆品的生产窝点又在哪里？

　　警方通过对犯罪嫌疑人通讯、银行账户的分析，初步确认销售假冒化妆品的上线有犯罪嫌疑人洪某某、杨某某等人，这些人户籍地均为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其中，洪某某还在广州注册了一家化妆品店。警方随即赶赴广东，以这家店为突破口展开重点侦查。

　　湖南湘潭市公安局雨湖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队长 邝赛：这个店，白天基本上顾客到里面去，基本上是很少的。到了晚上，生意就开始好了起来，特别是对这些化妆品进行打包，很多箱很多箱地送过来，分装之后贴快递。

　　警方侦查发现，该店内无灌装生产化妆品的设备和原料，但是有一辆车常到店里来，且停留时间较长。警方调查车主吴某某，锁定了其位于汕头的生产和仓储地点。8月中旬，警方在广州、珠海、汕头三地同时展开抓捕行动，抓获6名犯罪嫌疑人，捣毁制假窝点一处，现场查扣大量假冒化妆品24万多盒，制作假冒化妆品搅拌机、灌装机等设备2台。至此，涉案假冒商品总价值约1.3亿元。

　　警方查明，该案件涉及广东、河南、湖南、重庆等1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目前，警方已抓获18名犯罪嫌疑人，网上追逃1人，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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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8》（以下简称《报告》）发布了！2018年度广东省区域创新能力蝉联全国第一！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是以中国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为主题的综合性、连续性的权威发布年度研究报告。

自1999年以来，科技部已经连续19年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分析，该报告是国家创新制度系列报告之一。

2017年度广东区域创新能力跃居全国第一，2018年度广东蝉联全国第一。那广东在哪些指标上有了进步？咱们又能从《报告》中提取什么干货？小科这就和亲们一起看看！

广东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总体情况

广东省区域创新能力连续两年排名全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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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区域发展战略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增强区域发展协同性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调研期间指出，我们要坚定沿着改革开放之路走下去，同时要向更深更广的领域中不断开拓，不断提高水平。

广东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创新投入和产出能力引领全国。2017年度和2018年度区域创新能力连续两年居于全国第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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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领域看，广东省企业创新能力、创新环境、创新绩效均排名全国首位；广东省知识创造、知识获取分别排名全国第4位、第3位。

《报告》将区域创新能力分解为：创新的实力、效率与潜力，指标体系相应的分为实力指标、效率指标和潜力指标。

实力是指一个地区拥有的创新资源，如绝对的科技投入水平、科研人员规模、创新的产出水平、专利的数量和新产品的数量等。

效率是指一个地区单位投入所产生的效益，如单位科技人员和研究开发经费投入产生的论文或专利数量。

潜力是指一个地区发展的速度，即与去年相比的增长率水平。

尽管如此，创新实力强的地区想实现较快速度的增长也是有困难的。因此，实力强的地区与潜力大的地区不一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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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新的实力、效率和潜力三个指标看，广东的实力指标排名第1位，效率指标提高到第3位，潜力指标跃升13位，排名第5位。

广东区域创新能力评价分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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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创新能力突出，反映在创新的开放度高，外贸经济发达，且市场活力较好，创新创业活动十分活跃，具备宽松的创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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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础数据看，近年来广东省在科技创新研发投入以及科技企业支持方面狠下功夫，部分指标翻番增长，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幅很大，经济增长的质量在逐渐提升。



从基础指标排名来看，近年来广东省在研发投入、技术转移以及创新载体培育方面狠下功夫，部分指标翻番增长，“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额”、“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企业研发经费外部支出额”、“新产品销售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以及“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等多项指标排名均列全国第1。

《报告》对广东的点评
广东省连续两年排名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第一位，源于雄厚的经济基础，开放的发展理念以及发达的对外贸易体系。

在全球化持续深化的今天，广东省从未停止对外开放的步伐，促进了外来资金和新技术的引进，使得内外技术加速融合，推动本地产业升级，加快转型步伐。

广东省重视创新创业环境培育，在人才、投融资、税收等方面为初创企业、创新型企业提供了丰富的优惠条件；重视高层次人才引进，持续吸引高端人才入驻，为创新创业提供智力支持。

广东科技2018表现亮眼
广东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近年来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开展高新技术企业树标提质行动。1-9月，全省新增入库培育高新技术企业2256家，累计达2万家，累计新增税收超169亿元。1-10月，全省高企总收入5.2万亿元，净利润4100亿元，上缴税收305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8%，9.3%和13.5%。

加快制定《广东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配套政策，研究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政策措施，完善新型研发机构扶持等创新政策。截至2017年底，经省政府批准认定的省级新型研发机构219家。

大力推进孵化育成体系建设，初步形成“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园”的全孵化链条。截至2018年10月底，全省共有科技企业孵化器900家（国家级110 家）、众创空间785家（国家级104家），均居全国第1位，实现21个地市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全覆盖。

截至2018年上半年，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有32项达到或接近国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有128项达到或接近国内领先或先进水平。 共申请发明专利2163件，已获授权发明专利324件。 引进和培养人才6516人。 新增销售收入305亿元。

出台了《关于我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打造创新人才高地的行动方案》等政策。大力引进高精尖缺人才和优秀青年人才；完善人才培养开发体系和发展集聚平台；建立人才综合服务保障体系和评价激励机制；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人才一体化发展和粤东西北地区人才发展。

设立广东省创新创业基金，整合后基金规模为财政出资71亿元，争取带动不低于财政出资额4倍的社会资金，基金总规模达到355亿元。出台了《关于发展普惠性科技金融的若干意见》。截至2018年上半年，全省普惠性科技金融试点服务工作累计发放小微科技企业贷款37.35亿元，惠及小微科技企业3051户。

2018年广东科技工作大事
2018年1月  我省牵头项目首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立浧主持完成的“特高压±800kV直流输电工程”项目拿下201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实现了我省牵头完成特等奖项目“零的突破”。

2018年2月  湛江、茂名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升级：国务院批复同湛江、茂名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现了我省国家高新区在粤西的布局。

2018年3月  我省11家国家高新区排名全部实现提升：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布了2017年度国家高新区评价（试行）结果中，我省11家国家高新区排名全部实现提升。评价结果显示了我省国家高新区集聚创新资源能力、整体创新效能全面提升。

2018年4月  世界首例亨廷顿舞蹈病基因敲入猪：广东科学家领衔的国际研究团队经过四年努力，首次利用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和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成功培育出世界首例亨廷顿舞蹈病基因敲入猪，精准地模拟出人类神经退行性疾病。

2018年5月  第二届中国高校科技成果交易会：以“促进产学深度融合 携手创新共赢发展”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高校科技成果交易会举行。本届科交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科技成果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中展示和交易。

2018年6月  全面启动建设珠三角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科技部正式批复支持广东建设创建珠三角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珠三角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正式全面启动。

2018年7月  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港澳台赛：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港澳台赛在内容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办赛规格更高、组织机构构成更丰富完整，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积极推进区域创新资源整合。

2018年8月  首次面向全国（含港澳）征集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今年3月7日参加广东全国人大代表团审议时要求广东“主动承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重要讲话精神，根据广东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和全省科技创新大会相关部署，省科技厅专门制定了“关于主动承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遴选一批符合广东需求的项目入库支持”的项目指南。

2018年8月  中国散裂中子源通过国家验收：建在东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通过国家验收，投入正式运行，并将对国内外各领域的用户开放。中国散裂中子源90%以上的装置设备为自主研发并实现国产化，填补了我国脉冲中子应用领域的空白，为材料、生命和能源等科学领域的突破提供了重要手段。

2018年8月  《广东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发布：广东省政府正式印发《广东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广东人工智能发展目标分三步走，将重点推进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智能创新融合应用等方面形成协同发展新动能，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构建广东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

2018年9月  首次出台全面系统部署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工作的政策文件：我省首次出台全面系统部署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工作的政策文件《关于加强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的若干意见》，坚持系统部署和问题导向，重点聚焦基础研究布局、基地平台、人才队伍、经费投入、科研环境、专业化管理等方面。

2018年9月  首次面向社会征集适合揭榜制的重大科技项目需求：省科技厅进一步改革完善省级科技计划管理体系，积极探索实行揭榜制项目组织管理方式。在商报省科技厅发榜后，组织省内有技术需求和应用场景的企业进行揭榜转化。

2018年9月  新一轮省部会商合作：科学技术部与广东省人民政府在广州举行2018年工作会商会议暨新一轮会商合作议定书签署仪式。根据协议和会商议题，部省双方将七个方向展开合作，共同加快广东省建设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创新强省，为全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2018年10月  四家省级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授牌：广东省建设多个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智慧医疗广东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智能无人系统广东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智能制造广东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和智能家居广东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启动建设。

2018年11月  第二批广东省实验室启动建设：广东省启动建设第二批广东省实验室，分别是化学与精细化工广东省实验室、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和生命信息与生物医药广东省实验室。连同2017年12月启动的第一批4家广东省实验室，共有7家省实验室。首批4家广东省实验室建设进展顺利，新增国内外院士40位，人才聚集效应显著。

2018年11月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改革：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广东省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启动深化科技奖励制度一系列重大改革。改革后，省科技奖授奖总数将不超过185项，比之前减少三成；奖金总额上限为7300万元，比之前增加了2800万元，增幅为62%，奖励力度为目前国内省市最高。

2018年11月  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广东赛区)暨第六届“珠江天使杯”科技创新创业大赛颁奖仪式圆满落幕：本届大赛共吸引来自省内的5465家企业报名参赛，占全国参赛企业数量的六分之一，参赛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本届参赛企业获得广东各级财政资金支持超过2亿元，参赛企业获得银行授信31亿元，获得投资超过20亿。

2018年11月  广东与中国科学院签署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合作协议：广东省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在广州签署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合作协议。根据合作协议内容，省院双方将共同争取建设珠三角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共建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高水平科研机构、成果转移转化服务平台、广深科教融合园区，推动重大科研任务与成果落地转化，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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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来一直大幅跑输银行保险的券商板块最近一个月可以说有点咸鱼翻身的味道，当然，这种上涨同时伴随着很多专业投资者的质疑声。

今年上市券商业绩这么鬼差，股价却涨成了一朵花，这个巨大的背离现象让人费解。之所以质疑，是因为上市券商半年报披露的数据就很寒碜，除了前几位头部券商的业绩还挺得住之外，十名开外都是呆若木鸡的节奏。

等到三季报出炉，大家就更加都“冇眼睇”了。

不仅业绩全面下滑，部分中小券商更是出现了近年罕见的亏损！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业绩面前，券商股却展开了一波极为犀利的上涨行情：从10月19日至11月19日，券商ETF从0.584一路涨到0.803，一个月最大涨幅高达37.5%，而同期上证指数最大涨幅不到11%，表现已经很不错的创业板指数最大涨幅20%，对于券商这样一个以大盘蓝筹股为主的板块，短期内这样的涨幅，可以用“惊人”两字来形容了。

上周大盘回调，券商板块随之出现了一定调整，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投资者对券商股后市的分歧。

券商股是大行情的先行指标
啥情况啊？业绩最差的时候，股价反而要会大涨，甚至比在券商业绩最好的时候涨得还要厉害？

不要说散户没看懂，基金经理都没看懂！

今年以来，股市一直处于天寒地冻状态，被讥笑为“看天吃饭”的券商行业，在幸灾乐祸者看来，这个苦逼的行业，秋天没到就直接“入冬”了，老天爷不赏饭，要看就要走上拿碗讨饭的绝路了，那就自求多福吧。

其实，你要是经历过两次以上的牛熊周期的话，就很可能得出这一个判断：

这么多年来，虽然A股市场基本上没有起到经济发展晴雨表的作用，但是，券商板块倒是在每一次大级别行情中扮演了先行指标。

具体来说，行情见顶之前，券商板块先跌，行情见底之前，券商板块先涨。

跟其他蓝筹股不同的是，券商行业业绩最好的时候市场处于顶部，业绩最差的时候市场处于底部，所以，对于券商的操作来说，最好是逆周期去思考，估值低的时候市场多处于亢奋状态，系统性风险大，估值高的时候市场极度低迷，系统性风险小，故有“在10倍PE时卖出，在100倍PE时买进”之说。

券商板块修复性行情还在路上
每到股市低迷，就有人关心券商的日子过得咋样，不管是什么季节，总有那么一些好心人关切地问道，券商如何过冬？棉袄准备好了吗？

大爷我好早以前就写过一篇文章，券商没有冬天，只有春天和秋天。当然，我说的主要是实力雄厚的优质券商，对这些券商而言，一般都会提前准备好了棉袄或者羽绒，只不过都是放在衣柜里备着，春天和秋天嘛，平日里基本上就是衬衣领带，西装革履，就算内心忐忑也会笑容满面，精气神一样不落下。

所以，不要用老眼光看待券商行业了。券商的江湖早已经不是那个业务高度同质化、收入高度依赖交易佣金、为抢几个散户打破头的爬行动物世界了。

大爷我梳理了一下，发现对券商行业不必过于悲观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全行业来看，大多数券商还是要看天吃饭，但是，头部券商开始摆脱这种听天由命的被动状态，从业绩的波动率来看，市场疲弱、交易萎缩等因素对大券商与小券商的影响已经不再“步调一致”了，头部券商业绩抗周期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也就是说，券商之间业务同质化现状开始瓦解。

第二，有人担心外资券商加速涌入会对国内券商行业带来不利影响，其实，国内头部券商早就开始了国际化的布局，中信、中金、华泰，国际化的步子相继迈出去了。

例如，国内首例GDR项目也快落地了，华泰证券公告称，公司已向证监会递交了关于拟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申请材料，并获证监会的正式受理。

据专业人士分析，此次GDR的发行将支持华泰证券的国际业务增长、进一步扩大海外业务、增强资本实力，从而提高其核心竞争力。

第三，有人仍然担心股权质押对券商行业的负面影响，但是，各地相继推出的纾困基金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质押危机正在不断得到化解，对券商来说，股权质押有望从危机转为机会。

据不完全统计显示，截至11月18日晚间，一周来已经有116家公司发布公司股东解除股份质押公告，此前市场担忧证券板块业绩受股权质押风险影响，跌幅较大。未来随着股权质押纾困行动的推进，加上市场情绪回暖，之前跌幅巨大的证券板块就可能出现较大的修复性行情。

第四，科创板与注册制试点，对券商来说，不起利空而是利好，券商投行业务和直投业务迎来较大机遇。

种种迹象表明，科创板渐行渐近了。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近一两天内就在小范围对科创板企业进行征询推荐，引发投行圈对科创板企业可能标准的热议。

券商中国记者不完全统计和梳理发现，剔除目前正在进行A股IPO排队的项目，93家投行1699个进入辅导期的IPO项目中，高端装备、高端技术、机器人、集成电路、电子软件、医科、生物、网络、新材料、新能源、医疗医药和智能等科技型企业有729个。

根据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对科创板的定位，科创板将瞄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关键重点领域，具有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独角兽”“隐形冠军”企业。

进入IPO辅导期的科技型企业在选择投行方面，也比较集中在行业排名靠前的券商。

据不完全统计，参与上述729家科技型企业的保荐机构有70余家，其中保荐数量排位前十五的机构IPO辅导期项目占总体的比重达50%。招商证券、广发证券、国金证券、海通证券、民生证券、中信证券和兴业证券7家投行的储备项目数量超过30家。

要用科技股的标准挑选券商股
券商股的后市，短期看超跌反弹，中期看业绩弹性，长期看科技含量。

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18年全球数字财富管理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的互联网财富管理规模已达到6千亿美元，中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额高达188万亿人民币。充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为客户提供全面财富管理服务，深挖数据潜在价值，提升客户体验，正成为证券公司业务发展的新模式及重要战略选择。

科技赋能金融，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两个行业像现在这样勾肩搭背，甚至如胶似漆。

看看国际上的那几家券商豪门正在干的事，就应该知道国内券商的未来在哪里。

不记得是高盛还是大摩放出口风，宣称自己正在成为一家高科技公司。

这个愿景正在为国内头部券商所模仿，它们纷纷加大了对金融科技的重视，致力于打造金融科技核心竞争力，大力推动从技术支撑服务到技术驱动业务发展的跨越。

不远的将来，我们在评价一家券商核心竞争力的时候，最为看重的两个指标可能是：

第一，年研发经费与年营业收入的占比。

第二，研发人员与员工总数的占比。

券商三季报依然交出了一份不甚理想的成绩单，行业步入“凛冬”，券业人员流动也比往年的数据要更引人关注。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数据，120家证券公司及子公司，11月11日从业人数共33.77万人，较今年初的34.24万人减少了4708人。从业人员整体减少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其中经纪人减员数量最多，年初至今减少了5254人；一般证券业务从业人员年初至今减少3113人。投资顾问和分析师的人员数量则在增加，其中投顾作为稀缺资源，年初至今增员3406人，分析师的数量则增加267人。

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从全行业来看，可替代性强的普通岗位裁减势头最猛，而TMT领域的人才却成了香饽饽，被券商高薪征揽；业绩受制于股市行情的中小券商员工流失较多，而业绩与股市行情关联度相对较小的头部券商员工队伍基本稳定。

9月份以来，银河证券、华泰证券、中金公司、申万宏源等多家券商陆续启动了2019年校园招聘，逆势吸纳人才力量。从校园招聘的岗位看出券商业务格局的调整策略。

据券商中国记者调查发现，已公布校招信息的多家券商中，人才需求高度集中于财富管理、信息技术等岗位。

例如，华泰证券的校招岗位重点是网络工程师、信息安全工程师、电气工程师、软件开发工程师和数据挖掘岗等技术高位，而申万宏源公布的校招计划中就有信息技术专场招聘，广发证券也举办了金融科技专场招聘。

可见各大券商对信息技术人才的需求有多么迫切了。

关于校园招聘出现的这个趋势性变化，银河证券副总裁罗黎明接受券商中国记者采访时道出了行业转型的迫切愿望。人力资源配置更多地向TMT领域倾斜，一方面是布局财富管理行业国际化的需要，需要加紧提升对战略客户和专业型投资者的服务水平，另一方面，大力提升金融科技应用能力是头部券商保持领先优势的武器，也是落后券商弯道超车的机遇。持续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满足广大客户日新月异的差异化服务需求，持续提升客户体验，是券商的使命。

发力金融科技，增加预算投入，以金融科技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寒冬中练兵，积蓄力量，以期在下半场开赛时抓住机会实现弯道超车，已经成为了券商行业的共识。

头部券商纷纷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和研发人才的引进。华泰、中信、国君、广发、银河等券商在研发投入上都非常激进，例如华泰证券，2018年中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底公司IT研发人员数量已达655人，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加，并没有受到下半年行情低迷的影响。

金融科技已经全面渗透到券商的组织架构、业务节点与管理流程，过去我们认为只有信息技术部门与金融创新部门需要更强大的信息技术作为支撑，现在开始，在华尔街和国内的一些顶尖财富管理机构，具备一定的编程能力是对前中后台员工的基本要求，就连风控与合规部门这样的后台员工都需要自己写程序，不会编程就跟不会写字一样，处于随时被替代的威胁之中。

国内头部券商一方面大量压缩营销岗位的普通员工，一方面又在通过“校招”和“社招”途径，大举招聘TMT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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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手机正在全球范围内遭遇着中国手机的“立体围剿”。  

尽管保住了全球第一智能机制造商的地位，但是三星的日子并不好过。

数据研究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近日公布了全球第三季度（7月-9月）市场数据，三星仍以19%的市场份额占据全球榜首。但相较去年同期，这一数据下降了3个百分点。三星手机全球出货量也从去年同期的8330万台降为今年的7230万台。

除了销量走低，三星第三季度的盈利情况也不乐观，其移动业务营业利润为2.2万亿韩元（19.5亿美元），较上一季度下降逾30%。此外，中国市场份额的大幅缩水，也令投资者担忧其在国际市场增长的可持续性。

登顶以后如何避免走下坡路，这是眼下三星亟待解决的难题。

据韩媒The Korea Herald，三星电子CEO高东进在一封企业内部信中表示，如今三星智能手机业务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并希望三星即将推出的Galaxy S10和折叠手机Galaxy F能够帮助公司度过此次危机。



据悉，三星集团副董事长李在勇曾要求三星电子相关部门改善三星手机的智能摄像技术，并因三星手机竞争力削弱一事指责高东进。对此，三星电子内部人士称，“自上而下且僵化的决策系统是三星手机部门最严重的问题，它阻碍了公司找到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创意和解决方案。”

中新经纬注意到，在三星市场份额不断走低的同时，其竞争对手的市场占有率却在稳步提升。



全球知名调研机构IDC数据显示，华为Q3的市场占有率为14%，较去年同期增长4个百分点；苹果手机的全球市场份额则占到了12%。此外，新列入全球前五名的两个中国品牌小米和OPPO，分别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

TMT行业分析师付亮告诉中新经纬，虽然榜单内其他手机企业在短期内超越三星的全球销量居首的地位有一定难度，但销量不断下滑对三星企业自身业绩产生的压力并不小。

三星手机的业务危机也影响到了其在资本市场的表现。据金融信息企业Fnguide，截至今年11月14日，三星集团旗下16家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为418.33万亿韩元(约合3695亿美元)，较上年年底的475.12万亿韩元下降11.95%。而作为三星集团旗下市值最高的公司，三星电子市值今年已下降13.94%，为283.92万亿韩元，其主要原因或为投资者担心三星电子半导体销量将下滑。

三星的国际市场还能支撑多久？
中国市场被众多国外品牌视作星辰大海，而如今，“爆炸门”后的三星在这里逐渐星“沉”大海。

2016年8月19日，Note7手机在全球开始销售，却在短期内被诸多用户投诉新手机充电发热、起火甚至爆炸等问题。2016年9月2日，三星宣布在全球召回该款手机，却独独将中国排除在外。这一举措深深伤害了中国消费者，也导致了三星手机在中国市场的“滑铁卢”。

作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中国市场正日趋饱和。2018年上半年整体市场容量持续缩减之下，三星在华市场份额增长愈加乏力。



根据赛诺数据，2018年1-6月份，OPPO（3813万台）、vivo（3551万台）、苹果（3211万台）、华为（3057万台）、荣耀（2839万台）、小米（2670万台）六大品牌组成了第一集团，位居第七的魅族上半年销量则不到700万台，三星更是被远远甩开。多家机构数据显示，三星目前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可能不足1%。

通信行业观察家项立刚在接受中新经纬采访时表示，如今的三星手机业务可谓“内外交困”。

“首先，三星手机的定价较高，但产品本身的创新性不足，性价比较低，这就很难吸引消费者；其次，中国是全球智能手机的最大市场，但三星在中国的销量排名却逐年下降，市场份额不断缩水。”项立刚说，“如今中国手机企业的发展非常迅猛，华为、OPPO、小米等手机品牌的产品线都十分丰富，覆盖了低、中、高端手机用户。三星无法像中国对手那样积极深入低端和新兴市场，难以发展新的业务领域，这严重阻碍了其在中国市场的发展。”

项立刚还提到，面对在华市场份额不断缩水的现状，三星手机销量居全球首位的好成绩主要得益于国际市场。但随着中国手机企业在国际市场的不断发力，三星的国际市场地位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中新经纬注意到，在三星主导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智能手机市场，小米、OPPO和vivo等中国手机商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这些国家的市场格局。据Counterpoint，小米在第三季度在印度的市场份额为27%，其次是三星，占23%。此外，传音手机在非洲、华为手机在欧洲及中东也都占据了稳定的市场。

毫不夸张的说，三星手机正在全球范围内遭遇着中国手机的“立体围剿”。靠国际市场支撑全球销量龙头宝座的三星，未来的路恐怕很难走。

高东进的“救命稻草”能奏效吗？


面对中国手机在全球范围内的“立体围剿”和三星手机的发展危机，三星分别采取了应对策略。

据The Korea Herald，三星电子公司业内消息人士22日表示，为超越其中国竞争对手小米，其计划下周在印度市场推出Galaxy A9智能手机。

三星方面表示，Galaxy A9将是其首款配置四个摄像头的终端智能手机。该设备将于下周三在印度发布，而其在韩国的发布时间还未确定。

据悉，为加码印度市场，三星电子2018年已在印度发布了多款智能手机，包括Galaxy J系列、旗舰产品Galaxy S9和Galaxy Note 9。今年8月，三星发布了首款Android Go设备Galaxy J2 Core。硬件厂商可以通过Android Go对低端机型进行配置，让硬件厂商在降低硬件成本的情况下还能保证系统的运行顺畅。

此外，高东进还在企业内部信中提到，将于2019年二月份推出Galaxy S10和折叠屏式智能手机Galaxy F来度过企业危机。

The Korea Herald提到，Galaxy S10将是世界上首款显示指纹屏幕的手机；Galaxy F则将采用折叠技术,实现屏幕折叠90度的弯曲角度，屏幕尺寸也将达到7.3英寸，使视野更加开阔。

然而，高东进口中的“救命稻草”能奏效吗？

项立刚认为，三星的折叠屏创新力度仍不足。“其他手机企业像华为、中兴等也在研究折叠手机。虽然该技术备受业界关注，但并不意味这其具有改变手机市场格局的影响力，更难保障其能改变三星手机销量持续下跌的困境。”

“此外，价格定位也是个问题。由于三星手机在性价比方面一直不受好评，之前NOTE系列手机‘爆炸门’问题频出也严重影响了三星的品牌形象。若新机型因为特有功能定价过高，则很难保障销量。”项立刚补充道。

govyvy

如果在截止目前的人生里，有什么事情是我认为我领悟到的最重要的，那就是：人的生活就像投资品价值一样，是存在均值回归的。

那个均值，就是你内心最深处的冲动，是你真正的欲望，是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的成长经历，如果刨去在学校里因为纪律不好、早恋、翘课、打架、打球摔断腿这些十年以后都没所谓的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中国学生成长经历。

进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中考区排名前10，高考分数也足以排入第一梯队。之后我从复旦辍学出国，去的也都是北美最好的大学。

走在这条路上的我，直到大学的时候，都一直认为社会的金字塔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筛选形成的。

的确，至少从一个校园里的学生的角度来看，中考的失败者们，高考的失败者们，出国留学去了一个不那么知名的大学的留学生们，相比于人大附、清华、哈佛的同龄人，他们被排除在了某一种可能性之外。

这种残酷的竞争，就是多少年来鞭策我们每一个人时刻不敢松懈的原因。

毕业以后，起初，父母是达官显贵的去接手家族生意，哈佛毕业的去Top tier投行，清华北大毕业的去知名券商，三本毕业的小学同学去某个不知名的公司领一个月三五千的薪水……

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符合设定的。紧接着过几年，事情慢慢就有点奇怪了。

一些在校时候成绩非常优秀的、毕业以后也顺应着期望去投行拼死拼活的，慢慢的受不了了，离开这个行业，去做其他压力小一些的行业，在美国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稳日子；

一些教育背景一般般，但是上学的时候就特别「折腾」的同学，回国创业，现在已经小有所成；

一些接收父母生意的，干不下去，最后公司卖掉的也有，倒闭的也有；

也有一些毫无背景的，工作之余勤勤恳恳的爱好着自己的写作，现在成了小有名气的作者。

在一个经济自由度越来越高，具象的门槛对一个人的发展束缚越来越小的社会，到底什么事情决定了你要走的路呢？

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一些学生时代看起来特别优秀的人，后来成了特别平凡的人。

而又让那时候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一些人，后来做出了一些似乎超越了他水平的事情。

2

我想这样东西在今天和在两千年前是没有区别的。

那就是——你的渴望。

我在这里不是要评判任何人的生活选择。

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求仁得仁。平淡生活也好，激烈拼搏也好，只要最终你获得了你想要的，所有的生活都值得被祝福。

但是我最终明白的是，人生任何一个阶段的“筛选”都只是一种形式，别被这些一时的标准迷惑。

定义你最终归宿的，一定是你能力和欲望综合的那个真实的你。

因为即使你毕业的时候成绩优异获得了一份高薪高压的工作，如果你是个不那么野心勃勃的人，那么你早晚会被压力逼迫离开这份工作；

即使你学的是理工干的是码农，如果你最热爱的是写作，那么早晚有一天，你会用你的闲暇时间因为热爱而驱动自己创作。

也许你在工作中得到的是薪水，但你的人生在你的写作里。

大多数人应该都会相信，李白如果做了官，他还是会有一天脱靴骂高力士，他还是会有一天浪荡江湖。

为什么？

因为他那么一个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人，是不可能因为一纸封诰就杀死自己心里澎湃的诗情画意的。

所以，再后来，当我每年遇到那些想从事金融行业的应届生的时候，我总是像无数前辈们一样，喜欢问这样的问题：

你为什么喜欢做金融？

你喜欢金融的哪个细分？

你为什么喜欢这个细分？

这个行业你认为会带给你什么？

我也一次又一次的听到下面的这些答案：「金融很刺激，能够改变世界」、「金融需要数学头脑，我数学学得很好」、「金融挣钱多，是很体面的工作」、「我喜欢M&A，一种直觉」等等。

当然也会偶尔有那么一两个人，娓娓道来，告诉我他们对行业的认识和了解，告诉我什么事情表明了他们基因中的东西适合这个行业。

3

第一种人让我哭笑不得。

而第二种人，哪怕他们的答案不那么全面和正确，哪怕他们的答案里有一些矫揉造作，我依然认为他们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和渴望要远比第一类人强得多，他们可能会在这个行业里生存的更好。

因为当你发现你所在行业的本质和电影里的刺激感与高大上毫无关系的时候，还要有一种别的东西让你愿意去从事这份工作。

因为不管金融行业可以给你提供多高的薪水，我相信早晚都有那么一刻，你会发现钱的边际效应不如每天下班陪你老婆/老公吃一顿幸福的晚餐、不如一年可以有五个月去周游世界、不如去写一个程序、不如写一篇小说。

把一件事做到8分好也许是因为钱，但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一定和钱没关系。

另一件想起的事情，是在北美的那些年里，有几年夏天住在温哥华。

有一个夏日的晚上，我坐在自家院子门口，看着才六七岁的外甥和外甥女儿在门口的车道上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追跑打闹。

夕阳落下来，整个天边都是红色的，夏天的温哥华一点都不热，落日余晖晒在我身上，暖暖的。

那一瞬间，温哥华那种闲散的生活仿佛积累在一起突然拍打在我的心上。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老年人，每天在这个有雪山有大海的地方，每天遛狗、做饭、和朋友打打牌、陪陪小朋友。

我想很多住在海外移民城市的人都有过相似的感觉。

温哥华、墨尔本、Orange County，这些地方就像是一个个巨大的养老院，整个城市与世无争的安坐在那里，和北京上海纽约这种分秒必争的地方形成最鲜明的对比。

我也猜想很多人奋斗了一辈子就是希望自己从压迫感过剩的社会里逃出来。

但是在那个晚霞美如画的夏日傍晚，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我要逃出来。

我才不到25岁，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还想滚滚红尘，我还想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还想怎么样都好，但是我不想静止。

我拿到job offer回国的时候，我也知道这不见得是一个多么好的选择，但是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因为迈出这一步，我才知道接下来一个新的我想要什么，而不是在旧的我身体里活活困死。

4

我想绝大多数中国人回首自己在学校里的日子，甚至是迈入社会的日子，最应该遗憾没有一开始就被告知的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清楚地认识自己。

我是谁？我的性格如何？我有什么优缺点？我适合做什么？我喜欢或不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残酷的社会压力逼迫我们通过复制所谓的成功道路来获取社会资源，而完全忽视了人的内在动能才是决定你位置的根本因素。

这些东西最终会决定你愿意为什么奋斗，最终会决定你对一份事业的热情和责任心，最终会决定你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是舒服的，最终会决定你人生的意义。

最重要的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很复杂，不见得立刻就有答案，这些问题的答案还是不断变化的；

这些问题需要你以自己和世界的样子互为对照，去不断地追问，又不断地在追问后塑造。

这需要漫长的时间，会发生很多反复，你会不认识自己，也会不断地重新认识自己。

世俗的选择永远都会给努力的人以入口，也永远都会给想离开的人以出口，只是你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那么认识自己这件事情，恐怕越早开始越好，因为越早，你就可以以越小的代价去选择你是应当离开，还是应当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