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读懂阿里巴巴和亚马逊业务、市值、核心竞争力及优劣
腾讯科技2017-10-10
1、核心事实
10月10日晚间消息，根据CNBC的报道，阿里巴巴股价涨逾1%，市值超过4700亿美元，超越亚马逊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电商平台。截至发稿时，阿里巴巴股价报183.76美元/股，上涨0.92%，涨1.67美元，亚马逊股价报958.6美元/每股，跌0.61%，跌6.38美元。
2、过去市值、股价、业绩对比
1）股价方面
阿里巴巴自2014年9月20在纽交所上市以来，整体股价浮动较大。而亚马逊自1997年5月15日上市以来，股价呈现持续增长态势。但自2016年12月以来，亚马逊和阿里巴巴股价都呈现增长态势。
2）市值变化
2014年9月20日，阿里巴巴在美国纽交所挂牌上市。发行价为每股美国存托股(ADS)68美元，以此计算阿里巴巴市值将达到1748.28亿美元。
阿里巴巴的上市首秀达到了令人吃惊的高度，阿里首日开盘价报92.7美元，较发行价上涨36.3%，市值达到2383.32亿美元，市值盘中最高达2461亿美元，为美股第9大公司，其市值远超当时亚马逊1500亿美元左右的市值。而随后阿里巴巴市值却被亚马逊反超，并长期陷入低迷，直到2016年12月，阿里巴巴的股价才开始强势反弹并一路走高。
而近来，亚马逊股价一直上涨。在2017 财年第二季度财报要发布的前一天，市场的狂热预期将亚马逊的股价推高了 1.2%，当日亚马逊股价最高曾达到1083.31美元/股，使得该公司CEO贝索斯正式超越比尔·盖茨，戏剧性的登上世界首富的宝座，净资产达到909亿美元。
而当周四财报公布之后，远低于预期的表现让亚马逊的股价盘后下跌3.06%，贝索斯的财富也缩水，盖茨重新成为全球首富，让屁股还没坐热的贝索斯从首富的宝座上又跌了下来，位居全球第二大富豪。
3）业绩对比
3、业务对比
1）电商业务
根据阿里巴巴公布的2018财年一季度财报显示，电商业务达430.27亿，占其营收总额的85.7%。而亚马逊的2017财年第二季度财报也显示，来自于产品销售的净利润达237.54亿美元，占净营收的62.5%。可见，电商在两者公司营收中都占据重要位置，成为两家的核心业务。
而两家的区别仅在于商业模式不同，亚马逊采用自营方式，拥有一套完整完整采购、下单、物流体系，所有环节自己控制。而阿里巴巴物流由其他公司承担，产品商业由商家解决，阿里巴巴在其中充当平台的角色，提供交易的场所。
2）云业务
据阿里巴巴公布的2018财年一季度财报显示，云计算付费用户数量超过100万。受益于付费用户的增长，云计算收入同比增长96%至24.31亿元（约合3.59亿美元），占总营收4.8%。美国权威投资研究机构晨星预估，未来五年，阿里云营收将保持45%以上的年度复合增长率。
而亚马逊AWS目前已经是全球最大的云服务提供商。亚马逊的2017财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来自AWS的净营收占总营收的10.78%，达41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28.86亿美元，这与阿里现状有着不小的差距。阿里巴巴的云业务未来将与亚马逊展开激烈竞争，这也将成为两者未来核心的业务之一。
3） AI业务
云计算业务是AI战略布局的承载者。阿里巴巴的AI也正处于起步阶段，摸着石头过河，除了推出的DT PAI平台外，亮点并不多。但阿里巴巴正加大着对人工智能的投入，以巨大的资源和资金扶持AI项目的发展，并于2016年成立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于今年7月发布第一款智能语音终端设备“天猫精灵X1”。
同比，亚马逊的人工智能领域布局已经很深入，已经从营收规模、用户数据、基础设施覆盖取得了比较领先的优势。B端为用户提供技术，C端落地为智能产品。亚马逊现在已经推出一款智能控制设备Echo，同时包含一个名叫Alexa的语音助理，这一“人工智能”产品使得其进入行业前列。同时，亚马逊正在利用云来作为超级计算机，打造更加强大的人工智能。
4）新零售业务与布局
亚马逊在“零售”布局方面，影响力巨大。2016年末亚马逊推出线下实体超市AmazonGo；今年6月份，又宣布以总价值13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全食超市；今年8月份，推出 Instant Pickup 服务，下单取货几分钟就能完成。
迫于亚马逊在技术层面上的强势、京东等电商平台的追击以及其他线下零售业态的崛起，阿里巴巴不得不祭出“新零售”的大旗进行应对，形成联合各大商业平台的线上线下销售模式。但目前其新零售仍在试水阶段，无人值守的“淘宝会员店”和线下盒马鲜生也才刚刚露出头角，未来仍具有较大的潜力。
5）海外布局
阿里巴巴和亚马逊这两家，除了国内投资，也都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且竞争异常激烈，尤其在东南亚地区。
阿里通过Lazada的投资，将业务覆盖至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多地。目前，阿里巴巴还在努力开拓高端市场，通过在美国底特律和加拿大举行峰会的形式，让更多国外的企业认可阿里巴巴的品牌，让更多国外品牌进入中国的市场。
亚马逊除了维持欧洲市场外，也加入东南亚市场的争夺战中。在东南亚采用自己在美发展相同的方式，建立全产业链的方式来发展电商业务。
（部分内容参考21世纪经济报道、华尔街见闻等）
这就是中国未来的生存法则，再读不懂就晚了！（深度好文）
2017-10-09 商界核心
1
这个时代变化有多快?
从第一台计算机诞生到互联网发明，不过44年；
从门户网站到电子商务的崛起，不过5年；
从智能手机普及到微商遍地，不过1年；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
这不是金星撞火星，也不是火星撞地球，而是“新世界”在撞击“旧世界”！
先来回忆一下前几年发生的事吧:
网店革了实体店的命;
滴滴革了出租车的命;
自媒体革了报纸的命;
直播革了电视的命;
微信革了移动的命;
支付宝还要革银行的命;
同时发生的还有：
外地人正在入侵本地人;
新城区正在取代老城区;
90后开始碾压70后;
平台化正在代替公司化
……等等。
这就是互联网不断吞噬传统行业，也是“新世界”对“旧世界”的猛烈撞击！
2
没有一种商业模式是长存的；
没有一种竞争力是永恒的；
没有一种资产是稳固的；
科技革命、互联网浪潮、经济危机、地区冲突等等不断加剧，它们争先恐后的给世界洗牌。
柯达、诺基亚可以一夜间倒下去；
索尼、松下可以瞬间在市场上消失；
家乐福、沃尔玛可以说走就走；
就连阿里、百度、腾讯，京东、随时可能沦为传统企业；
无论你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总有一款危机适合你。
所谓百年企业在这个年代只是一个传说；
无论你是一个多么牛X的人，总有一种革新针对你。
机器人要取代蓝领、人工智能要取代白领；
这是从未有过的革命浪潮，我们身处新旧世界交替的夹缝里，每一个人都在夹缝里求生存。
我们不安，我们彷徨、我们期待。
3
每一个时代，都成全了一部分人，也淘汰了一批人。
第一批被成全的胆大的人，比如：
90年代去深圳摆地摊的人，如今都是大老板；
04年开淘宝店的人，坚持下来年销售额轻松过千万；
05年开始炒房子的人，如今固定资产动不动好几个亿；
07年开始炒股的，几乎都是坐等着赚钱；
第二批被成全的是嗅觉灵敏的人，比如：
10年玩微博的人都成了大V；
14年做微商的人都成了网红；
15年开滴滴的人动不动月入好几万；
16年做直播的人即使农村出身也已经红了！
如今，世界正在成全第三批人，他们应该是一群这样的人：
有文化、有知识；
懂创新、会创造；
读懂时代、迎接变革；
携带正能量，愿意改变世界！
中国在境外有多少资产 1.3亿日本人1年才能挣这么多
2017-10-13 10:46:28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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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投资的步伐进一步加大。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达1701亿美元，较2012年的878亿美元，5年间几乎翻了一番。
10月12日，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2012年以来，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2016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高峰还表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境外资产总额达到5万亿美元。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注意到，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6年日本GDP为4.9万亿美元；而日本总务省今年7月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月1日，日本国内的日本人口总数约为1.2558亿人。——这意味着，中国的境外资产总额，1.3亿日本人需要辛苦1年才能挣到。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5年来，我国对外投资呈现出3大特点，首先是走出去的规模不断扩大；其次，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不断提高；第三则是产业国际布局加快。未来，商务部将继续统筹推进对外投资、工程承包、劳务合作，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高峰强调。
“走出去”规模扩大
高峰说，2016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二位。截至2016年底，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1.3万亿美元，境外资产总额达到5万亿美元。2012年到2016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累计约7100亿美元，年均增长9%，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的对外承包工程国之一。截至2017年上半年，我国企业在44个国家的97家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289.9亿美元，入区企业3825家，上缴东道国税费30.9亿美元，为当地创造24万多个就业岗位。
此外，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通过梳理商务部数据发现，2012年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增速已经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2~2016年期间，我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从878亿美元提升至1701.1亿美元。对外投资增速都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其中，2013年，我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1078.4亿美元；2015年起，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首次超过日本，达到1456.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告诉记者，对外投资流量的提升反映出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型升级。“过去我们重视商品输出，现在是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并重。过去，我们以引进外资为主，现在是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并重。这种变化，最直接的会体现在对外投资金额上。”
新闻配图
白明表示，2015年起，国际经济格局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各国努力实现经济复苏，国际产业重组和资源优化配置加快，各国与我国开展经贸合作意愿加强，对开展投资合作寄予厚望，加之我国企业加大力度转型升级，“走出去”步伐加快，对外投资合作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不过，2017年1~8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2个国家和地区的4789家境外企业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687.2亿美元，同比下降41.8%。
对此，白明认为，今年的对外投资并不具有可比性。“由于去年对外投资增速高，带来基数高，加上政策约束，今年的增速必然会下降。降幅有望在12月得到放缓。明年起，对外投资增速很可能由降转升，向理性回归。”
制造业对外投资增长强劲
高峰介绍，在国内要素成本上升的背景下，开拓国际市场、发挥两种资源优势，成为我国工业化发展的必然选择。“2016年，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达到290.5亿美元，同比增长45.3%。”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家风险报告(2017)》指出，近两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增长最为强劲，凸显了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驱动力向寻求战略性资产转变。2016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制造业海外并购共计77.27亿美元，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第一大行业。
新闻配图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主任张明表示，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企业需要从低附加值的经营活动向高附加值的经营活动转移。中国企业倾向通过跨国并购尽快实现核心技术、研发设施、人力资本、品牌、消费者基础、市场渠道、管理技能等战略性资产的积累。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我国企业对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分别为310.6亿美元、203.6亿美元和49.5亿美元。其中对制造业投资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从2015年的12.1%上升为18.3%。
2016年全年，我国企业共实施对外投资并购项目742起，实际交易金额1072亿美元，涉及73个国家和地区的18个行业大类。其中对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实施并购项目197起和109起，占我国境外并购总数的26.6%和14.7%。
白明认为，境外并购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高水平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
“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特别是制造业，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新技术革命推动下，我国企业在制造业的多个领域开展并购，获取专利技术、品牌、营销渠道。未来，制造业对外投资将更加聚焦于高端制造业。”白明说。
北京时间10月9日傍晚，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的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获得这一殊荣，理由是其在行为经济学的成就。
理查德·塞勒是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1945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曾先后在罗彻斯特取得文学硕士（1970）和哲学博士（1974）学位。先后执教于罗彻斯特大学 （1971-1978）和康奈尔大学（1978-1995），1995年起任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生院行为科学与经济学教授、决策研究中心主任至今。现为美国经济学会会员、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
在理论研究上，塞勒对反常行为、经济人假设、禀赋效应、跨期选择、心理账户和股票市场均做出重大贡献。在实际应用上，塞勒通过助推思想和选择设计来分析和解释了消费者行为和包括社会福利政策和储蓄投资研究在内的政府政策行为。
作者：华泰证券 李超团队
中国人均GDP和可支配收入接近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
2016年中国人均GDP为8123美元，接近于70年代末的美国、德国、法国、日本，80年代初的英国，90年代初的韩国。201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5060美元，同期美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400美元；2015年，中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当于同期美国水平的12%、日本水平的26%、韩国水平的35%、英国水平的17%，大约等同于美国上世纪70年代初的水平。中国经济逐渐向以服务业和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将继续提升。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深化产业结构性改革，循序渐进发展城市化，构筑新的经济增长推动力。
我国当前城市化率接近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50年代的日本
2016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7.35%，进程接近于1851年的英国、1930年的美国、1955年的日本和1980年的韩国。对照各国城市化发展历史，未来五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依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各国城市化的历史表明，当城市化率达到70%-75%左右时，城市化的进程将放缓。在各国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存在三种不同的模式，我们认为中国更接近日本和德国模式，中国城市化进程或在达到65%-70%的水平后增速放缓，这意味着当前我们距离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边际拐点还有10年左右。
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水平相当于1970s的美国和意大利、80s的日本
2016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0.8%，近似于70年代的美国、80年代的日本、70年代意大利，但中国老龄化速度快于上述三国。人口老龄化的长期影响，一是导致全社会抚养负担或大幅提升，2050年，全社会平均抚养负担或为现在的1.9倍；二是生命周期理论认为老龄化社会应以高消费、低储蓄、低增长为特征，然而在中国这一特征尚不明显。从长期看，中国消费终归向经典理论靠拢，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三是人口结构变化也会影响资产配置选择：中年家庭更青睐高风险资产，年轻家庭和老年家庭更青睐低风险资产。
我国当前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相当于发达国家70年代末
70年代末，欧共体和日本也曾相继开展了钢铁等重化工业的去产能计划。去产能与大宗价格、PPI和相关行业股价关系如何？以日本为例，我们发现，78年后钢铁行业表现以及拐点，均与通胀走势密切相关。日本钢铁行业的产能去化较慢，在去产能政策推出初期到产能真正向下拐点之前，钢铁行业股价迎来三波上涨行情，且涨幅明显优于大盘。这一期间PPI走势与PPI钢铁分项走势较为一致，股价的走势则呈现一定的滞后。产能向下拐点前夕，钢铁股曾迅速下跌，随后表现显著弱于大盘。
对环境污染与单位能耗的国际比较
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往往呈现倒U型关系，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从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人均排放量看，中国和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均已经进入EKC曲线右侧下滑区域，中国相比英美日等发达国家进入EKC右侧通道晚20-30年。我们认为中国总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将迎来拐点。中国的单位能耗相当于全球平均单位能耗1993年的水平，中等收入国家2000年左右能耗水平，高收入国家80年代水平。2017年政府预计全年单位GDP能耗环比下降3.4%，与2016年目标保持一致。十三五期间单位能耗比2015年下降15%。
一、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国际比较
1.1 中国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接近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发达国家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的人均GDP数据，按当期汇率换算成美元对比，2016年中国人均GDP为8123美元，接近于70年代末的美国、德国、法国、日本，80年代初的英国，90年代初的韩国。2016年中国人均GDP首次高于中高等收入国家人均GDP （7939美元），和全世界人均GDP 10151美元的差距进一步缩窄，最接近于2007年的世界平均水平。
自1992年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中国人均GDP年度增速一直远超世界平均增速。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自2015年开始，高等、中高等及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出现下行，但中国人均GDP在2015年和2016年仍继续保持5%和1%的正增速。
不过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各区域经济发展仍存在不均衡等因素，在换算成美元后，我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201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5060美元，而同期美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400美元，2015年，中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当于同期美国水平的12%、日本水平的26%、韩国水平的35%、英国水平的17%，大约等同于美国上世纪70年代初的水平。英国和日本自上世纪80年代有统计以来，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均高于我国当前水平。日本近年来以美元计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波动，但主要是受汇率因素影响，以日元本币计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维持稳定。
1.2 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2016年中国人均GDP首超中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这标志着我国迈入向高收入国家方向发展的关键阶段。如何才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由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指的是当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劳动力成本上升，但技术创新并未得到显著发展，导致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相比，失去低廉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而在技术创新方面，无法与高收入国家比肩，导致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深化产业结构性改革，推动第三产业发展，构筑新的经济增长推动力。中国的优势产业集中在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行业，但迈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劳动力和原材料等价格上涨，推动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进一步深化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如何平稳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现阶段的较大挑战，其核心关键在于在稳健增长，调整结构，惠及民生，促进改革之间寻找平稳点，以可持续的方式循序推进。未能实现转型，或是创新瓶颈未能突破，是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停滞不前的原因。中国政府在结构升级中因势利导，积极推动供给侧改革促进行业出清和技术革新，提出了“中国制造”的全面深化改革规划，改变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局面。
中国经济逐渐向服务业和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将继续提升。国家发改委在6月15日定时定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强调“目前，中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从国际经验看，已经进入服务业全面跃升的重要阶段。”发改委发布的重要文件《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年）》也明确了一个核心（打造促进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和软环境）和三个重点（1．放松管制、促进竞争； 2．扩大开放、融入全球；3．完善机制、提高标准），积极推动中国由服务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迈进。
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消费升级，扩大内需，维持经济发展动力，不过分依赖外部经济，降低外部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全球央行货币政策边际收紧，长期宽松和低利率的金融环境可能面临拐点，部分金融市场 或将受到冲击。潜在的贸易摩擦、贸易逆差和外部债务积累，是部分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中国经常账户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并且是对外净债权人，持有的外国资产大于欠外国的债务，对外部经济依赖度相对较小。
循序渐进发展城市化，缓解因快速发展带来的城市问题集中爆发，形成对经济的持续支撑。应注意避免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问题，即大城市过度发展导致人口过于集中，造成城市与农村差异悬殊以及大城市内存在大量“贫民窟”的现象，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严重分化，中低收入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减弱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激化社会矛盾。中国城市化进程和拉美国家情况不同，但需引以为鉴。十八大已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概念，坚持以人为核心，强调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实现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目前进展良好，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稳步上升，逐步促进产业发展和提升劳动力集聚能力。同时，新型城镇化将助力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公平发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二、城市化率接近于1930s的美国、50s的日本和80s的韩国
2.1 我们认为，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依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2016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7.35%。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过，二十一世纪影响人类发展的有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发展，一是中国的城市化。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末，中国城市数量达到657个，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7.35%。
城市化率口径中是包含一部分进城务工人员的。在我国，城市化率的计算是以城镇常住人口为分子，以总人口为分母计算得出。所谓常住人口就是城里面居住6个月以上的人群，包括一次性居住6个月，或者是一年之内居住过6个月以上。因此城市化率的统计口径中不仅包括了具有城镇户口的人，也包括了部分拥有农村户口但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不过这样的统计口径与国际通行的标准是一致的。如在联合国公布的数据中，2014年中国城市化率为54.41%，与同期统计局公布的54.77%极为接近。
中国城市化进程接近于1851年的英国、1930年的美国、1955年的日本和1980年的韩国。与其他国家的城市化历史数据相对照，我们找到了各国与中国城市化率相当的年份。可以看到英国、德国、美国是最早启动城市化进程的国家，随后法、意、日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均在1960年之前就达到了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水平。前苏联（1965）、巴西（1970）、南非（2000）也分别先后达到了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水平。
对照各国城市化发展历史，未来五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依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在下表中列述的16国达到中国当前城市化水平后，其后五年内，其城市化率平均增长3.52个百分点。其中1970年之后达到这一水平的经济体城市化速度更快，五年内平均增长4.62个百分点。但这其中也包含两个例外，一个是1930年的美国，一个是1965年的瑞士，两国五年内城市化水平都是停滞的。究其原因，美国是受1929年大萧条影响所致，而瑞士则是在收入水平大幅增长后出现了一定逆城市化现象。
2.2 各国城市化进程存在三种不同的模式
在各国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存在三种不同的模式。首先是英美发达国家模式，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这些国家城市化进程的推动力量主要是第三产业。在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扩大，而第二产业占比不断缩小。如1990年，美国城市化率达到75.3%，第三产业占比升至77.7%，但第二产业占比降至20.7%。
其次是日本和德国模式，包括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在这些国家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第二产业依然是重要的经济支柱，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城市化的贡献是相当的。如1975年日本城市化率达到75.7%，第三产业占比升至51.0%，第二产业占比依然高达43.2%。之后日本第二产业占比也终于逐渐回落，第三产业占比上升，但与前一种模式不同，第三产业占比扩张之下，城市化率并未继续快速上升。这一种模式下最终城市化率往往略低，如意大利至2014年城市化率也只有68.8%。
第三种模式是拉美国家模式，包括巴西、智利、阿根廷、墨西哥等国。这些国家在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第三产业在GDP当中的占比走高，第二产业占比走低，与英美发达国家模式相似。但不同于前两种模式的是，这些国家在较低的人均GDP水平下就启动了城市化进程，随后人均GDP持续低于同样城市化水平的其他国家。如1995年美国、加拿大、巴西的城市化率分别是77.26%、77.68%、77.61%，极为相近，但（已基于购买力平价调整过）人均GDP分别是2.9万国际元、2.3万国际元、0.8万国际元。
2.3 城市化进程的边际拐点何时到来？
各国城市化的历史表明，当城市化率达到70%-75%左右时，城市化的进程将放缓。城市化率的增长往往会呈现一个拉长的S型曲线，即经过第一个拐点后城市化率加速上升，而经过第二个拐点后城市化率增速将明显放缓。
我们认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边际拐点或在10年后到来。在上述三种城市化模式中，我们认为中国更接近日本和德国模式。一方面这些年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较为紧密，包括进城务工人员在内，相当一部分人口来到城市进入了建筑业和制造业。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均耕地较少，也不适宜于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同时历史因素导致土地产权问题较为复杂，这也比较接近日本德国等“旧大陆国家”，而非美国等“新大陆国家”。根据日本和德国模式的经验，我们认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或在达到65%-70%的水平后增速放缓。以最近几年的城市化速度推算，这意味着当前我们距离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边际拐点还有10年左右。
2.4 推进城市化的本质是提高潜在经济增速
生产要素改革决定经济长期发展。近年来，各类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层出不穷，导致市场对生产要素改革的关注往往不足。虽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影响立竿见影，是熨平中期经济波动的利器，但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则由各类要素生产率的进步决定。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生产要素的改革所释放的制度红利，是中国经济取得诸多成就的重要原因。当前生产要素改革包括两个重要方向，一个是以非户籍人口落户为主的劳动力要素改革，一个是以农村土地流转为主的土地要素改革，而这两项改革实际又都指向经济增长的核心目标，即人的城市化。
2014年3月16日，新华社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45%。当前来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的目标不难达成，这相当于2017-2020的四年中每年提升城市化率0.66个百分点，而过去四年的平均增长在1.2个百分点。同时，到2014年，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占比为36.63%，距离45%的目标总共相差1.15亿人。
2016年10月公布的《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明确要积极推进农民通过对“三权”的自愿有偿退出机制的方式，来实现获取收益、进城落户，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方式实现城镇化。非户籍人口落户的政策以在农村通过升学、参军、就业、举家迁徙进入城镇的人口，以及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对象。拥有城镇户口意味着可以享受所在城市的社保、教育、医疗、养老等资源。落户政策一方面保证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持续性，即城市化的持续性；另一方面通过放宽小城市相对于特大城市的落户政策，以增加其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也能缓解一些结构问题。
《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文中，要求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农村土地流转有深刻的经济学意义。传统上，我们认为中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已经消耗殆尽。农村土地流转改革旨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解放人口红利。经典的刘易斯模型假设农业生产效率是恒定的，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如果农业生产效率能够持续提高，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就能持续。
三、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水平相当于1970s的美国和意大利、80s的日本
3.1 中国老龄化程度高、增速快
2016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0.8%。2016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3.8亿人，较2015年增长809万人。从年龄结构看0-14岁人口占比上升0.1个百分点至16.6%；15-64岁人口占比下降0.4个百分点至72.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0.3个百分点至10.8%。按照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就意味着该国进入老龄化。根据人口模型预测，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继续提升，至2020年升至12.1%，年均增长0.5个百分点；至2030年升至17.2%，年均增长0.5个百分点；至2040年升至24.6%，年均增长0.7个百分点。
当前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近似于70年代的美国、80年代的日本、70年代意大利，但中国老龄化速度快于上述三国。对照发达国家人口数据，当前10.8%的老年人口占比相当于1977年的美国（10.85%）、1985年的日本（10.3%）、1970年的意大利（10.8%）。不过上述国家在对应年代的老龄化速度均不及当下的中国。如果拿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的增速比较，2011-2016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年均上升0.34个百分点，增速相当于1986-1990年的日本和意大利，而美国直到近些年才达到这一速度。
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微观行为影响显著。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倾向，给传统以家庭为单位的“养儿防老”模式带来了挑战，还进一步衍生出了“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一系列社会现象。我们从家庭行为的微观视角，从抚养负担、消费-储蓄选择、资产配置三个方面来剖析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3.2 人口老龄化导致全社会抚养负担或大幅提升
抚养比是目前广泛使用的衡量抚养负担的指标。抚养比指的是劳动力人均承担的抚养人数，即（未成年人口+老年人口）/劳动力人口。依照国际通行的标准，未成年人口指的是0-14岁的人口，老年人口指的是65岁及以上的人口。
根据我们的测算，2050年，我国的总抚养比将达到69.7%，老年抚养比将达到46.7%，全社会平均抚养负担将是现在的1.9倍，老年人抚养负担是现在的3.6倍。2007年后，原本的劳动力人口开始大量退出劳动力市场，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劳动力市场新鲜血液不足，老年抚养比开始快速上升。当前，我国的总抚养比为36.6%，少年儿童抚养比23.5%，老年人口抚养比13.0%，处于历史的相对低点；我们的抚养比不仅远低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但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抚养比有可能出现较大上升。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养老保险支出增速超过收入增速。我国养老保险规模快速增加，2014年参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数已达8593万人，养老保险的收支压力也开始逐渐显现。从数据来看，我国社会保险基金中，养老保险的收入一直大于支出，累计余额持续增长。从2000年开始，我国社保基金中养老保险的收入增速一直大于支出。2000-2012年间，养老保险收入年均增速为20.72%，养老保险支出年均增速为18.80%。但从2012年开始，养老保险收入增速下降明显，支出增速超过了收入增速，累计余额增速也相应减缓。虽然目前我国社保基金中的养老保险累计结余高达3.56万亿，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初现端倪。
3.3 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消费上升、经济增速回落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老龄化社会应以高消费、低储蓄、低增长为特征。从经典的生命周期理论（Life Cycle Hypothesis）看，一般而言老龄人口储蓄倾向较低、消费倾向较高，当社会中的老年人口占比增加，社会整体的消费率就会上升，储蓄率则会下降。而储蓄率的下降将导致经济增速的回落。这一特征在日本最为典型，实际上，不少经济学研究将日本经历的“失去的二十年”归因于人口老龄化的加速。
然而在中国这一特征尚不明显。虽然中国老龄化的程度已经相当于80年代的日本，但居民消费增速并未大幅增长，甚至处于历史较低水平。除了整个宏观经济减速之外，还存在一些特有的因素：1）当前一辈老年人是1950年及以前生人，他们的收入水平普遍不高，消费观念受传统影响较深，大多属于节俭型，消费能力不强；2）城镇地区相对富足的老人们有很强的赠与动机。他们对自己的消费虽然克制，但是对后代很慷慨。老年人减少自己的消费为后代进行储蓄；3）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18，其中城市为0.88，镇为1.15，农村为1.44，这与发达国家1.7 的总和生育率相差很多。少子化使今后的不确定性增加，人们不得不增加储蓄以防未来的不确定性。
从长期看，中国消费终归向经典理论靠拢，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随着消费观念较为现代、消费倾向相对较高的60后、70后逐渐进入老龄化阶段，或许将逐渐改变中国老年人“低收入、低消费”的局面，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行为的边际影响，也将越来越趋近于经典理论的推断。
3.4 人口老龄化导致居民资产配置发生变化
近年来居民资产多元化配置趋势明显。《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1》的数据显示，样本家庭所持有的金融资产为6.37万元，持有的非金融资产为115万元。在金融资产中，储蓄存款比例最高，占比超过一半，远远超过其他类型资产。除存款外，在居民资产中，理财产品凭借较高的收益和较低的风险，增长最为迅速。2010-2014年间，居民理财产品规模增加了6.6倍，占居民资产的比例迅速上升至15%。而保险、股票也展现出了较高的增速，占居民资产的比例也分别上升了3.81%和3.84%。相对应，居民资产中存款比例从72%下降至56%。
相对美国、日本等老龄化严重的国家，我国居民的资产配置选择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别：共同点表现在金融资产总量近年来出现上升，安全资产比例有所下降；股市参与度显著增长，通过保险基金等参与股市趋势明显；“负债消费”模式有所增长。
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我国储蓄存款居高不下，而保险、基金、股票绝对占比还是太小；参与股市投资行为的风险度高，直接持股的占比较高，而美日等国则主要通过买入基金等媒介，实现间接持股。
人口结构变化也会影响资产配置选择：中年家庭更青睐高风险资产，年轻家庭和老年家庭更青睐低风险资产。根据美国消费者财务特征调查数据，年轻家庭在有限收入、购房置家、幼儿抚养等多方面约束下，很少投资于风险资产，之后才逐渐参与风险资本市场；随着年龄增加，居民会趋于风险厌恶，老龄家庭更偏好投资于低风险或无风险资产（如银行存款、债券等）。其他研究也进一步表明，随着年龄的递增，居民对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的配置参与比例分别呈现“倒U型”和“U 型”的分布特征。家庭金融结构与年龄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表现为随着年龄增长对风险资产的偏好先增后减。我们发现当家庭年龄处于中年阶段时，会更青睐股票等风险资产。而在青年和老年阶段时，家庭金融资产的选择会更为保守，其资产组合显著区别于中年阶段。
四、我国当前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相当于发达国家70年代末水平
4.1 从产能过剩和去产能阶段看，中国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相当于发达国家70年代末水平
中国重化工业在经历长期的供过于求后进入去产能阶段。去产能在自2016年启动的供给侧改革中占据重要地位，2016年钢铁去产能计划4500万吨，实际完成6500万吨；煤炭去产能计划2.5亿吨，实际完成2.9亿吨。2017年钢铁去产能计划5000万吨，1-6月已全部完成；煤炭去产能计划1.5亿吨，1-7月已经完成了1.28亿吨。
与中国去产能形成对比的是，70年代末，欧共体和日本也曾相继开展了钢铁等重化工业的去产能计划。70年代的发达国家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速在受冲击后逐渐回落，未能回到之前的水平。然而前期在对经济的乐观预期之下，重化工业产能曾经大幅扩张。因此这些行业迅速进入供过于求的阶段，到了70年代末，供需格局迟迟得不到好转之下，欧共体与日本相继通过全行业协调的方式，开始去化产能。欧、日在70年代的经历，实际上与中国在欧债危机冲击后经济回落、产能大幅扩张导致过剩，产业结构需要调整的背景较为相似。
4.2 日本70年代末钢铁去产能
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开始转型。作为能源极度依赖进口的日本，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既体现在增速上，也体现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上。1973年政府出台《石油供求合理化法》、《安定国民生活临时措施法》等确保能源供应和分配的措施。同时调整产业政策方向，一是促进高能耗行业从扩张向集约的转型；二是大力发展加工业，摆脱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三是发展节能技术在内的高技术产业。
1978年“特安法”公布标志着钢铁等行业被认定为萧条行业。石油危机造成能源价格暴涨、世界性需求不振，再加上发展中国家的追赶，包括钢铁在内的传统行业，迅速进入衰退期。政府于1978年5月制定了《特定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简称“特安法”。“特安法”规定平炉电炉炼钢业、炼铝业、合成纤维业、造船业等制造业为“结构性萧条行业”，政府将协助行业处理过剩设备。
“特安法”和其他政策条款下，政府对过剩行业设备的处理方法包括：（1）设备注册制度。对现有设备和生产品种摸底，限制非注册设备和新增设备的生产；（2）制定准入标准。过剩行业新企业的组建，需要满足一定产能门槛；（3）淘汰落后设备。新增设备必须首先淘汰一定旧设备；（4）实行政府补偿。政府出资收购过剩设备，然后予以报废；（5）鼓励使用节能设备。由政策性银行提供低息贷款，推广节能设备的使用。此外，政府设立萧条基金，对由于设备报废而产生的借款提供信用保证。
同时政府积极干预受萧条行业影响较大的群体和地区。针对产业调整中可能产生的失业和地方经济衰退问题，政府还出台了《特别萧条地区产业离职者临时措施法》、《特定萧条地区离职者临时措施法》、《特定产业结构改善临时措施法》等政策。针对失业者的措施包括（1）对失业者进行再就业培训；（2）雇佣特定产业、地区的失业者，政府对企业提供雇佣开发补助费；（3）延长失业保险金等。针对衰退地区的措施包括（1）支持过剩行业就地转产；（2）提供转型企业维持生产的低息紧急贷款；（3）对特定企业退还法人税、所得税、提供企业诱导补贴等。
成为萧条行业的日本钢铁产量缓慢下降，钢铁行业价格条件好转。“特安法”之下的日本钢铁行业，终于自高速扩张进入衰退期。不过在之后的时间里，日本钢铁产量基本维持稳定，也没有出现大幅下行。到1983年，日本粗钢产量降至9718万吨，较1973年的高峰下降了19%，即产量年化降幅仅为1.9%。作为日本钢价的替代变量，同期钢铁行业PPI累计上升了71%。不过， PPI上升不仅仅是去产能的影响，PPI回升是外部冲击、经济转型和行业发展变化三者合力的结果。
在总产量稳定的背后，是先进产能逐步替代落后产能，日本钢铁的国际竞争力依旧在提升。到1979年，世界最大的10座高炉中，日本占有7座。至1982年，日本粗钢产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钢铁生产国，仅次于苏联。
4.3 欧共体70年代末钢铁去产能
和日本同期遭遇的外部冲击一致，西欧粗钢产量在 1974 年达到峰值后，即陷入严重的钢铁危机，产能过剩、需求萎缩。欧共体国家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化解西欧产能过剩，应对钢铁危机。
1977年欧共体出台“达维尼翁计划”，限制钢铁降价，去化钢铁产能。欧洲在 1976 年提出在欧共体范围内确定钢铁产品价格指导方针来防止恶性竞争和抵御需求萎缩，并在此基础上于 1977 年提出了“达维尼翁计划（Davignon）”。该计划规定了钢筋最低出售价格，还提出了等量置换和减量置换的建议，即每增加一吨产能就要有相当的产能或更大的产能被淘汰，以防止产能扩张。
在这一计划指导下，欧共体开始限制各成员国粗钢产量，规定了最高总产量限额和欧共体成员国内大多数品种钢材贸易量最大限额；建立最低价格机制，评估钢铁企业竞争力，完善钢铁行业补贴制度。政府补贴主要用于设备升级与安置工人，以大幅削减钢铁产能，提高行业和企业竞争力。1978 年后，补贴大部分被用于建立替代性行业和转岗员工培训。在针对限制进口方面，欧共体还与其 15 个主要钢材进口来源国（占进口钢材总量 75%）达成了“自愿限制协议”。协议对从欧洲自贸成员国之外的国家进口钢材数量进行明确限额，对进口价格也做了明确规定。
4.4 钢铁去产能与PPI、钢铁板块股价的互相作用：以日本为例
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通胀实际上是外部冲击、经济转型、和行业发展变化三者合力的结果。从1978年日本钢铁产业逐渐成为萧条行业以来，日本的PPI和CPI确实出现了明显上升的趋势。但从之前石油危机的历史表现、以及钢铁行业PPI波动小于全行业PPI的现象来看，我们认为钢铁行业价格上涨并非PPI指数大幅上扬的首要因素。貌似“去产能”引起的通胀，实际上有外部冲击、经济转型和行业发展变化三方面的原因。
输入型通胀是解释钢铁行业波动的关键变量。从产能数据看，作为“特安法”规定的萧条行业，日本钢铁行业在1978-1983年间产能一度继续着惯性扩张，但扩张速度已经放缓。在这一阶段中，钢铁行业景气出现先强后弱的走势。
结合钢铁行业数据与通胀数据，可以看到，78年后钢铁行业表现以及拐点，均与通胀走势密切相关。从78年1月到80年5月，原油价格大幅上升，导致日本PPI持续走高。在这一阶段，钢铁行业实际上是比较景气的，具体表现为粗钢产量上升、粗钢库存下降、产能利用率上升；而从1980年6月到1981年6月，PPI从高点回落，钢铁行业才展现出萧条的特征，具体表现为粗钢产量下降、粗钢库存上升、产能利用率下降。
日本钢铁行业的产能去化较慢，在去产能政策推出初期到产能真正拐点之前，钢铁行业股价迎来三波上涨行情，且涨幅明显优于大盘。1974年10月-1978年底，钢铁股表现是弱于大盘的。1978年12月开始，即“特安法”公布半年之后，钢铁股走势发生明显好转，1978年12月-1981年8月，新日铁住金和神户制钢两家公司的股价有三次明显上涨。在此期间，新日铁住金股价涨幅为95.7%，神户制钢股价涨幅则高达122.9%；与此同时，日经225指数从5967点缓慢上升到7816点，涨幅仅为40%。
去产能前期PPI走势与PPI钢铁分项走势较为一致，股价走势则具有一定滞后。PPI同比和PPI钢铁分项同比大幅上涨分别开始于1979年3月和1980年4月，而新日铁住金股价最大涨幅（即第三波上涨）则开始于1981年3月。
产能拐点前夕，钢铁股曾迅速下跌，随后表现显著弱于大盘。从1981年8月开始，钢铁股出现了持续的下跌。1981年8月-1982年9月，新日铁住金和神户制钢股价跌幅分别为40%和36.2%，跌幅远高于大盘。从1982年9月开始到1984年底去产能结束，钢铁股走势基本保持平稳，新日铁住金股价涨幅为14.8%，神户制钢则为15.4%。与此同时，日经225指数从7123点大幅上涨为11543点，涨幅高达62.1%。
五、环境污染与单位能耗的国际比较
5.1 我国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
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复杂且紧迫，政府近年加大环保力度。根据中国环保部发布的《2016年环境状况公报》，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仅占全国全部城市数的24.9%，饮用水源也有约10%不达标。除此之外，土壤污染成为全国工业城市基地遗留的尖锐问题，生态环境被破坏的速度也远高于自然生态修复速度，其恶化趋势也未能扭转。因此绿色发展和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值已然成为政府发展经济一再强调的重点目标。目前我国环境保护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近年来政府为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不断完善环境保护政策法律法规体系，同时加快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减小我国对能耗产业的依赖程度。
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往往呈现倒U型关系，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家库兹涅茨于1955年提出的库兹涅茨曲线引申而来，目前在学术界获得相对广泛的肯定。类比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变化的倒U形关系，经济增长（人均GDP）与环境污染程度也存在相应的倒U形逻辑：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且会随着经济发展程度而加剧；但是当经济发展到达一定水平——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之后，环境污染程度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得到改善。
5.2 中国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排放落后发达国家约20-30年
从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人均排放量看，中国和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均已经进入EKC曲线右侧下滑区域。因为EKC曲线的局限性在于它只研究特定的环境污染物，比如大气污染物中的二氧化硫；所以以EKC特征明显的二氧化硫（SO2）和氮氧化物（NOx）为环境污染程度指标，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中国在大气污染EKC曲线上均已经入右侧区域。尽管作为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目前EKC整体表现不显著，但难以否认EKC是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收入与环境关系的基本轨迹。
中国相比英美日等发达国家进入EKC右侧通道晚20-30年。在二氧化硫EKC上，中国比英美日晚了近30年走到拐点；而当中国在2006年达到二氧化硫排放峰值时，其二氧化硫排放量约为2589万吨，和美国拐点数值（2804万吨）差距不大。而在以氮氧化物衡量的EKC上，中国2012年拐点处的氮氧化物排放量为2338万吨，略低于美国拐点处氮氧化物的排放值（2534万吨）。
5.3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整体拐点将很快到来
横纵坐标方面均反映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将迎来拐点。从横坐标来看，据格鲁斯曼和克鲁格（1995）提出EKC曲线时发现，曲线的拐点实际上会因为污染物指标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大多数国家在人均GDP8000美元之前达到拐点。2016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123美元，正处于上述拐点人均GDP值域附近，应该紧邻或已经出现拐点。
再从纵坐标来看，根据上述数据和现存研究，在EKC曲线研究局限性背景下，中国的一些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已经进入下行通道；主要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已经分别在2006年和2012年就出现了拐点，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虽然还未出现峰值，但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交了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的目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预计可能进入下行通道，所以主要大气污染物的叠加总量应该将在未来几年之内达到峰值。
综合EKC曲线的横纵坐标，中国人均GDP刚刚越过多数国家EKC曲线拐点出现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大气排放量也马上会迎来总体叠加峰值，加之政府大力度的新环保体制出台，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国民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认知加强会进一步拉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到来。
5.4 中国单位GDP能耗相当于发达国家80年代水平
我国单位GDP能耗近35年来呈下降趋势。单位GDP能耗是反映国家能源利用总体状况的能源效率指标，其下降幅度越大代表我国低能耗进程发展越快，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越小。2016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为0.61吨标准煤，同比下降5%，高于政府预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1980年以来，我国单位GDP能耗一直处于下降通道中：1980年到2002年单位GDP能耗呈线性减小，12年间下降了1.75吨标准煤每万元；2003年到2005年出现小幅上升至1吨标准煤每万元，因为该时间段内高耗能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加速发展；2006年至2015年，在政策导向下，单位GDP能耗回到直线下降通道。
中国的单位GDP能耗水平相当于全球平均单位GDP能耗1993年的水平，中等收入国家2000年左右的能耗水平，高收入国家80年代水平。尽管截至2015年我国单位能耗下降成果显著，但如果将中国置于全球范围的横向比较中，我国能耗依然高于发达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以2011年不变价计算，2014年全球平均消耗每千克油当量，可创造7.89美元的GDP值，高收入国家可创造8.8美元，而中国仅能创造5.7美元，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约15年前的创造效率。而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早在1998年单位能耗就能创造了5.7美元GDP，2014年消耗同样单位能耗的油当量比中国多创造约3美元GDP。由此可见中国单位能耗创造GDP的效率相比全球其他国家仍有很大差距。
政府规划在十三五期间单位能耗较2015年下降15%。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数据显示，2017年政府预计全年单位GDP能耗环比下降3.4%，与2016年目标保持一致。政府在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计划中都对单位GDP能耗提出目标并制定相关政策推动目标实现。十三五计划中提出我国将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能源，实行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全民节能行动计划，加强高耗能行业能耗管理；到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单位GDP能耗将比2015年降低15%。
智谷君语：
一部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阶层流动性不断变化的变奏。当下北京学区房的价格被炒上天，源于人们对于下一代打赢阶层战争的强烈意愿和输掉战争的恐惧。本文梳理阶层流动的中国局，穿透力强，推荐阅读。
◎作者 | 元淦恭
◎来源 | 元淦恭说（yuangg173） 已获授权
高房价区隔了阶层，没有及时上车的白手起家外地“90后”，哪怕清华北大毕业，在京沪深上车的理论可能性已经趋近于零了。
最近几乎所有人都在热烈地讨论着房事，社会阶层流动停滞的阴影，重重地笼罩在人们头顶。
01
要理解中国的事，需要理解中国的特殊性。
中国人不同于其他种族最鲜明的特性，就是对种地这种技能的迷恋，人类相对发展较早的文明，最重农抑商，依赖种植的就是中国。精耕细作锻造了中国人的勤劳，农耕文明也浇筑了中国人对土地的情感。
你在中国要说一辈子租房也没啥，何必要买房，且不论在现实生活中会面临多少重障碍，大多数人在心理上就无法接受。
房子，是阶层地位的象征，也是安全感的来源，现在追逐京沪深的钢筋混凝土盒子，和当年徽商晋商要建巨大的宅院，本质上并无而致。
我无意探究财税制度和货币政策如何给一线城市房价推波助澜，这样的讨论已经太多了。
我们换个角度来想，一个十三亿人的经济体，其中所有有条件的人都将自己的中国梦寄托在少数几个城市的房产之上时，这些城市的房产的价格，其趋势不言自明。
昔年，发财了的人衣锦还乡，在自家土地上建筑大宅，而今这样的需要全被一二线城市房产吸走。
中国广袤的大地，容得下许多乔家大院，但如果乔家大院全部都要盖在北京上海，北京上海的房价自然会被炒到珠穆朗玛峰上。
许多人都在说，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有房有车孩子还要就读学区房的绝对顶尖的物质生活，哪里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阶层跃升？这个问题其实是个代际矛盾。
如今在京沪深作为中坚的“70后”，因为进入社会早，当时房价并非高不可攀，够够就到了。
然而，和当年“70后”背景相似的“80后”“90后”就没有这种幸运，即使家庭背景相似、资源和能力禀赋差不多，但因为这一波史无前例的货币放水大漫灌，“70后”的资产借房产增值坐上了火箭，“90后”望洋兴叹只能读诗说从前的日色过得慢。
一部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阶层流动性不断变化的变奏。大时代中的个体，命运浮沉全靠变奏的大基调。
02
秦灭六国，依靠的是制度优势。秦国消灭了贵族，而六国旧贵族始终强势。秦国能够直接以国家机器强力汲取到个体，六国却不具备这样的汲取能力，因为封建（此处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不是中国用的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所谓封建）的贵族对国王的汲取有抗拒。
秦国建立一整套“无军功者不受爵”的制度，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社会阶层的快速流动，不管你有没有知识，有没有背景，只要杀的人够多，你就可以出将入相。
从本质上说，秦人之勇猛，正源于这种激励，强社会阶层流动的秦国，自然战胜了弱社会阶层流动的关东各国。
从秦到隋唐，人事制度几经兴替，最终导向平民化的科举制。帝王以科举，招揽天下英才，无论贵族庶族，最终都放在同一张试卷下面来检视。
这一制度，使中国拥有了在古代世界无可比拟的阶层流动性，“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要能够中举，阶层流动可以在一夕之间完成。
在农耕社会，社会上除商人（在当时完全没有社会地位）以外的其他群体，财富创造能力并无多大差别，如果在再分配过程中处于优势，即可成为社会的强势群体。
也正是如此，这造就了中国“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也使得中国难以形成在社会阶层代代相承国家的那种“工匠精神”。
1905年，科举制度终止。社会流动状况发生立竿见影的变化。西风东渐，沿海沿江开埠，中国的工业化始得发端。
但总的来看，彼时的中国，社会整体贫富差距不可与后来同日而语，但不同地域间的发展水平，却比现在更不平衡。科举制下，江南文风鼎盛，当地士人向来独占鳌头，但全国其他区域士子，也不是全无机会。
及至私塾改新学，子女教育成本和往日科举时代不可同日而语，至于知识界的尖端，更都是出洋留学归国者，以当时的社会状态，能够支撑子女留洋的，更是凤毛麟角。
翻看民国到中共建政之初政治人物的简历。国民党文官中，留洋尤其留学欧美的比例极高，共产党高官中，顶多也就是留苏或者赴法“勤工俭学”而已，完全不可比。
国府中坚中江浙人比例高，而共产党人中内陆人比例高，某种程度上恰是当时经济程度差异导致的阶层分野的反映。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种现象而今已在重演，京沪穗深宁杭等城市最顶尖的家庭，其子女教育目标早就是常青藤的名校，再过若干年，拥有更高技术的国际化“海归”可能成为国内金领白领职位的“标配”，彼时，社会阶层流动也自然更固化了，和百年前的图景并无二致。
1949之后，社会阶层流动经历了前三十年的特殊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期，社会重新陷入劳动生产率较低且缺乏竞争的状态，社会资源分配重回行政分配路径。
一方面，对“地富反坏右”等阶层的歧视，使一部分人参与社会流动的机会被彻底剥夺。
但另一方面，对于另一部分人而言，只要一朝考学招工招兵最终进城，就可以享受计划经济体制的襁褓，一夕之间改变自身的阶层。
纵观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最高领导人的集权程度越高，社会基层的原子化程度越深，反而使社会最低阶层向中高阶层的流动变得容易，而当最高权威涣散的时候，贵族也好，世家也罢，更多聚集中上层的资源，社会低阶层向高阶层的流动反而困难。
03
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重启。农耕时代、工商资本时代、金融资本时代、科技资本时代，发达经济体两三百年走过的路，中国只用了三十多年。
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阶层流动性，在短期内经历了极为剧烈的变化。
回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80%的居民还是农民，城乡二元结构下，城镇居民生活状况虽然远好于农民，但除了少数高级官僚以外，内部分化也非常小。
彼时，高考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途径，所谓“一考定终身”，只要通过高考成为“大学生”，就脱离工人、农民获得干部身份，并能够被“包分配”到处于社会相对顶层的单位。
这一时期的社会流动，和科举时代的大逻辑并无区别，从某种程度上和1949年到1966年的“前十七年”也有延续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时民众没有择业自由，毕业之后能不能留在北京上海，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多数彼时的大学毕业生而言，也是“一锤子买卖”，能够留下来的人，生存竞争自然相对不激烈。
八十年代，全社会整体仍在计划经济轨道上，但已有少部分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开始兴起，到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全社会才有普遍性的下海经商浪潮。1992年“市场经济”写进中共党章，中国才开始进入工商资本兴起的时代。
工商资本时代是典型的高增长时代，实体经济活力旺盛，产业投资回报丰厚，即使是社会流动性严重过剩，也只是推高消费品的通胀，除了高度计划管制的股票以外，全社会大多数资本品的价格，相对而言并没有太多的泡沫。
只要能够赶上经济增长的班车，只要有从容的收入增长，无论在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买房都不是件特别困难的事。
04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实体经济增长越来越困难，而流动性过剩的态势越来越明显。经济增长虽然相对放缓，导致居民收入增幅的低迷，但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进程尚未停止，使得大多数消费品的成本并没有提高甚至还有所降低。
这种形势下，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总体比较温和（比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居民整体消费水准的飙升，源于资本品价格（如房地产）飙升抬升房租等其他成本，导致服务价格蹿升明显。
如果说其他经济体从工商资本时代进入金融资本时代带有主动性，中国从工商资本时代进入金融资本时代，从某种程度上带有明显的被动性。
流动性过剩下，谁能获得流动性，谁就能跑赢通胀跑赢大盘，谁不能获得流动性，谁就面临市场的淘汰。上市公司股权也好，一线城市房产也罢，莫不是因其流动性高地的地位，而成为财富快速增值的绝佳标的。
从工商资本时代到金融资本时代，增长方式的变化和代际矛盾复杂交织，社会流动性状态发生深刻变化。
工商资本时代，不同行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并不大，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也不发达，全社会也不存在严重的流动性过剩。
这种情况下，处在相对较好行业，和处在相对较差行业的人，收入差距并不大，按部就班都能上车，被抛离主流人群的，主要是国企下岗人员。
从 南巡讲话到本世纪初期，新进入到大城市的人，以彼时二三十岁的中青年为主，核心人群是“60后”、“70后”。“60后”“70后”和“80后”“90 后”大不相同，“60后”、“70后”的父母大多是“40后”、“50后”（还是偏早的“50后”），在他们进入一线城市之时，绝大多数人的父母都没有什 么积累，何况这部分人多数是多子女家庭，父母就算在老家有点房产，也不可能变现之后掰开来给几兄弟姊妹用。
所以，这一阶段的生存竞争，是相对平面的竞争。
一来，工商资本时代是第一个资本时代，不管是老板还是打工的，此时在做的都是第一波的积累，没有太多老本可吃。
二来，工商资本时代的主要玩家无法从上一代获取太多资源，因此生存竞争是一代人以内的竞争。（从农村进城的第一代，上一代压根没有生存竞争的弹药，1998年房改之前，城市居民大多都没有自己的房产，更不用说卖房变现参与一线城市生存竞争了）
从代际竞争的角度来看金融资本时代的事，很多就变得容易理解。金融资本时代新进入一线城市的玩家，是“80后”和“90后”，其父母大多属于“50后”（“50后”后期）和“60后”。
和“40后”、“50后”普遍积蓄不多不同（个别下海早的以及在体制内达到一定层次者除外，但这个规模很小），“50后”“60后”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后分化较明显的群体，“50后”、“60后”中搭上工商资本时代快车的人，已和同龄人在资产上拉开了一定的差距。
而“80后”、“90后”普遍又是独生子女，这意味着其父母可以开始以其储蓄和资产全面支撑其参加阶层战争，这无疑大大加剧了战争的烈度。
在工商资本时代，一代人面临的竞争，是自己这一代的收入竞争。到了金融资本时代，竞争变成上一代人的资产+这一代人的收入的双重竞争。
工商资本时代的平层积累，变成金融资本时代加杠杆的基础，这是竞争烈度放大的根源，也使得在一代人中完成阶层上升，变得困难了许多。
05
2012年以来，中国的社会竞争进入新阶段。简单地说，金融资本时代达到高潮，科技资本时代呼之欲出。“索洛模型”所描述的劳动、资本与技术三大要素，在生产中所扮演的功能在变化，在分配中所处的地位亦面临历史性的变革。
一个人的财富，是由收入和资产共同决定。只要进入到资本时代，社会财富就面临分化，中国时代迭代的进程明显快于全球平均水平，这一分化速度也自然非常可怕。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一代人近乎发达国家的几代人，顺风顺水时，别国几代人才能完成的阶层跃升在中国一代人就完成了，逆风逆水时，别国几代人才家道中落而在中国一代人之内就可能跌落谷底。
这种分化，概括起来其实不复杂。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收入分化一直在加剧，简单地说，一部分人收入停滞或者负增长，一部分人收入算术级数增长，一部分人收入几何级数增长。从工商资本时代到金融资本时代，再到未来，这三部分人的边界不断发生变化而已。
06
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收入停滞或负增长的主要是城市贫民，包括大多数竞争性行业的老国企职工，这部分职工所在的企业如果大幅裁员甚至破产倒闭，职工沦为失业者自然收入负增长，即使苦熬，基本上工资也仅能维持生计，没有什么盼头。
绝大多数人（无论是白领、还是农民工）收入都在算术增长。也有收入几何增长的，但那几乎是绝少数的有特殊资源或特殊禀赋的老板，在总人口中的基数极小，可以忽略不计。
2008年到2012年，金融资本时代的上半场，实体经济增速的放缓，使大量传统产业的从业者，开始从收入算术增长，沦为收入增长停滞的一族，而流动性过剩极大地刺激了金融系统，无论是金融业，还是房地产，一些强势行业的普通从业者也开始享受收入的几何级数增长。
概而言之，在底端，收入增长停滞也不再只是下岗职工的事，在顶端，收入几何增长不再只是老板的专利。收入增长停滞的人变多了，收入几何增长的人也变多了。
对收入算术增长甚至零增长的人而言，面对着自己不能够到金融地产行业直接分一杯羹，就只有通过穷尽所有手段扩张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来对抗流动性过剩下的货币贬值。
2012年以后，金融资本时代的下半场，科技资本时代开始预热。“新常态”和“新经济”交织。
所谓“新常态”，反映的是大多数传统行业在成本高企和效率提升困难的双重打击下，面临持续困境，甚至有的行业已走到生命周期的末尾。
而“新经济”，则反映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从某种程度上说，短期内“新经济”很大程度以概念吸收泡沫，而从中长期看，“新经济”对“旧经济”的优势是不可逆的。
在这个下半场，人们开始看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状态。90%的人收入增长停滞，9%的人收入算术增长，1%的人收入几何增长。曾经大量处在“算术增长”区间的“白领”，在这一时期都跌落到收入增长停滞的区间，其中典型代表就是银行业。
实体经济的不景气，已经传导到银行，银行的不良资产风险积聚，除个人房贷以外的传统信贷业务越来越难做，银行间市场和债券市场充满交易性机会，但在银行里做这些交易的技术岗位毕竟只是极少数，大量的普通银行从业人员，其收入已经从过去的算术级数增长，陷入到增长停滞。
那到底是谁收入在几何增长呢？答案很简单，谁能够承接流动性，谁的收入就能够几何增长。
“新常态”下，承接流动性的，无外乎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与开发性金融、非银金融和高科技这几途。基建和开发性金融，属于政策性稳增长工具，与大多数白领、金领关系不大，房地产、非银金融和高科技，才是泡沫的畅饮者。
在金融资本时代的下半场，非银金融的地位自不待言。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成功的秘诀在于庞大人口基数带来的商业模式的可复制性。
即使这样，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已经可以非常成功地汲取最大量的资源，而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更足以进一步推高整个相关产业的估值水平，使TMT产业成为中国流动性盛宴的重要享用者。非银金融和高科技产业，成为新时代的1%顶端人士的产出者。
人的一生，选择的机会有限，大多数身处99%相对较低增长行业的人，终究无缘转型进入盛产金领的领域。
对于他们而言，押宝房地产几乎是唯一的选择，既然收入不能随流动性几何增长了，那就只有靠自己的资产来分食流动性过剩的这杯羹，再不这样做，以后更上不了车了。
07
对 于大多数人而言，未来比当下更可怕。这里我直接抄网红向小田的一段微博：“科技和互联网的创新使得中国前1%的富豪群体和其他人拉开差距，前者成了真正的 上流社会，想要通过财富创造财务易如反掌；而后者却陷入了严重的“资产荒”，不得不拿出辛苦工作赚的钱去购买前者创造出来的高估值资产，否则就要在财富游 戏中被淘汰出局”（@向小田，2015.12.18）
如果说在金融资本时代的下半场，我们所看到的互联网产业，还只是商业模式+资本所形成的巨大的流动性汲取者的话，到了真正的科技资本时代，新技术将不再简单地和资本抢夺流动性，而将以其巨大的效率优势碾压其他的生产要素。
更何况，不能低估中国政府乃至特朗普政府的政治意志，全球性的这一波流动性过剩，本来也快结束了，科技资本的魅力，终究将不在其概念，而在其效率，这一点，其他类型的资本很难比得上了。
我的朋友谢熊猫君有一篇在中文世界很有名的译介人工智能的文章，里面提出来了一个很中国的词——“吓尿指数”。简单地说，未来学家Ray Kurzweil把人类的加速发展称作加速回报定律（Law ofAccelerating Returns）。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规律，是因为一个更加发达的社会，能够继续发展的能力也更强，发展的速度也更快。“一个人去到未来，并且被吓尿，他们需要满足一个“吓尿单位”。
满足吓尿单位所需的年代间隔是不一样的。在狩猎采集时代满足一个吓尿单位需要超过十万年，而工业革命后一个吓尿单位只要两百多年就能满足。”在未来，“吓尿单位”只会越来越短，不会越来越长。
人工智能、生物医疗、5G通信，现代人类正在不断地憋更多科技创新的“大招”。无论中国在这些新技术中扮演什么角色，即使是作为追随者，当21世纪的所有新技术的效能全面显现之时，这些新技术的掌控者，其劳动生产率将是其他行业的百倍千倍，科技资本对其他产业（甚至包括非银金融和房地产）的从业者都可能带来降维打击。（科技不是“新经济”的唯一元素，新兴的消费和服务当然也很重要，譬如“明星经济”，那是另外一个范畴的事，此文按下不表）
向 小田前几天的文章里写道“能创造一种资产的人永远是占据优势地位的，拿着钱去买别人资产的人都是被动的。前面一种人是少数人，所以他们永远享受着一种高溢 价。后面一种是多数人，所以看似轻松，实际上承担了比别人更大的风险，而且是潜在的买单者。”的确如此，但绝大多数人成为后一种人，并不是因为图轻松，而 是因为没办法。
北京学区房的价格被炒上天，源于绝大多数人对于自己下一代打赢阶层战争的强烈意愿和对输掉这场战争的恐惧。对于大多数今生注定和泡沫与新经济绝缘的中年人而言，他们的选择无可厚非。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想法是对的，在那个1%的人的劳动生产率碾压99%的人的时代，成为那1%比什么都重要，而培养子女成为那1%的成本，也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高。
终有一天，买不起北京学区房的人，就培养不出来能上清华北大的人，那不是平面意义上的社会板结，而是一个三维世界的真实图景。（这里“清华北大”不是实指，实际上指的是最好的受教育机会，而那些买得起学区房的人从理财的现实角度也未必一定要去买）
绝大多数人的困境和无奈在于，面对注定会来的三维世界，自己只能在二维平面上做选择。
地铁站内：向左，是自动滚梯；向右，爬楼梯。
以前走进地铁站时，我经常都会面临选择困惑。
后来抱着面临岔路挑一个方向走下去的心态，分别尝试对比后发现：
选择走滚梯时，滚梯会带着我往前走，相对轻松省力。但是，滚梯的速度是固定的，每个人的位置、顺序也是相对固定的。每次我不习惯慢节奏尝试插队赶超时，难度都很大。
选择爬楼梯时，每次都走得辛苦费力很多。但是，如果我体力状态好，又努力地往前赶，调整位置的选择空间比较大。
向左，还是向右？
文：李尚龙
1
狗忠于上级，狼忠于食物
有一年我去一个单位见朋友，单位等级森严，我不得不在门岗做登记，可能是速度慢了，门岗忽然开始大吼大叫的骂人，甚至说起了脏话，我很生气地看着他说：你好好说话，大吼大叫干吗？
他继续大骂：你进了这个门，就得听我的，要么听话，要么滚蛋。
我那时有些生气，刚准备还击，朋友从大院里出来接我，瞬间，他肃然起敬，甚至还冲我笑笑，不仅放我进去，还一直在道歉。
后来，我问朋友，怎么态度转变这么大，他笑着说：他归属保卫处，我是他直属领导，体制内嘛，你懂的，最顾及的，就是直属领导。
瞬间，我明白了，在体制内，没什么比直属领导，更能震慑一个人的了。
我忽然想到一句话：体制内是狗，体制外是狼。
这句话没有侮辱人的意思，也并非出自我笔下，只是喜欢，于是就拿来当标题了。
我想，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应该是这样：体制内想要有所成就，就应该像狗一样忠心的对待上级和单位，凶狠的对外、对敌，因为领导决定了你大多数的利益和升值空间；而体制外想要有所成就，就要像狼一样，疯狂的嚎叫，拼命地掠夺，伶牙和俐齿是他们的武器和工具，身上的股狠劲儿是他们谋生的手段和方式。
简单来说，狗忠于上级，狼忠于食物。
2
猎犬狗有主人呵护，狼只能靠自己。
“公务员”在我的小时候是一个非常抢手的职业，以至于许多丈母娘都在过年时十分自豪的介绍着：我的女婿是公务员。
国企、银行、民办教师、军官这些体制内的职业在那个温饱都有问题的中国，就代表着优秀，代表着卓越，代表着稳定和有保障。
可是现在的中国呢？一些职业，似乎变成了限制人自由和发展的枷锁。
《未来简史》中写道：人类已经基本战胜了饥饿、疾病和战争，接下来在乎的首要议题，是怎么让自己幸福起来且永远幸福。
当幸福成了人类追求的东西，当饭不再是人的最高追求时，那些体制内的稳定、保障带来的枷锁，就开始让许多人无法忍受了。
过去不一样，过去我们没有粮食，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挨饿，于是我们喜欢在做一件事情之前问自己的孩子：这事儿能当饭吃吗？
过去的中国，所有的狼，都在近乎枯萎的森林里，寻找着同样是皮包骨的野兔，偶尔看到一堆骨头，也要拼命地死咬着。
在物质匮乏的国土里，每一只狼，都可能会因为没有保障而被饿死。而狗不一样，他们有主人，虽然他们的食物不一定美味，但主人需要它们看家护院，总会剩下一口嘴边的粮食，哪怕是一根骨头，让它饱腹。
在那个饥饿的国度里，所有人只看到了狗口中容易得到的骨头，却忽略了狗脖子上的铁链，因为那个时代的狼，不是饿死，就是即将饿死，谁还能在乎铁链。在吃成了主题的国度里，所有的狼都在痛苦地呐喊着，期待能有一口粮食，哪怕有铁链拴着。
所以，狗有主人呵护，而狼只能靠自己。
即便是今天，瘸腿的狼，懒惰的狼，无法找到食物的狼，依旧会在饿着肚子的时候自言自语，或者跟自己的孩子讲：看看那些有保障的猎犬，它们过的真好。
3
要么迅速地改革，要么慢慢地灭亡
可是时代会变，那些稳定的生活，在改革开放、在中国突飞猛进的今天，变得烟消云散，我们开始变的不那么在乎食物，而在乎更优质的生活，更幸福的明天。
• 过去我们喜欢说：有困难找组织；现在我们开始说，你要靠自己去战胜困难。
• 过去我们认为银行工作稳定，可是支付宝和微信的出现，让整个支付领域改变了，让银行的许多项目变得脆弱不堪。
• 过去我们以为当兵稳定，却发现裁军过后，人心惶惶。
• 过去我们认为的稳定职业，都因为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或者政策的改变，变得不那么稳定了。
• 过去我们的大锅饭变成了现在的超级个体，合作依旧是主流，但尊重人才、尊重个性变得格外重要。
所以，如果说之前狼们羡慕狗被主人精心的呵护，是因为狗有每日稳定的食物和温暖的窝，那么现在，凶狠的狼得到了猎物后，看到更多的，是狗脖子上的链条，那些链条，是体制内的条条框框，有些无用的规矩，甚至变成了枷锁。
我们总以为人会有稳定的生活，却不知道你所谓的稳定，不过是别人替你负重前行，我们把稳定框在了一项政策或者一个看似不变的规律中，到头来才发现，规律一直在变，政策从未稳定。而人却傻乎乎的觉得岁月安好。
因为政策改变，而不得不变换自己的职业的人太多；因为规律变更，而不得不更换自己领域的人也不少。
那些所谓的稳定，都在市场经济下，被冲的烟消云散，无影无踪。
这就是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曾经稳定的狗，主人忽然间决定减少他们的粮食、增加他们的锁链，或者因为节省开支，放养它们到森林里时，可是，因为牙齿和爪子的长时间退化，它们的捕食能力，已经无法和狼相提并论，更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训练出捕食的技能。
等待他们的往往是两条路：要么迅速地改革，要么慢慢地灭亡。
4
狼虽凶猛，
但注定了一辈子颠沛的打拼的生活
其实，本文并没有鼓吹狼，也没有贬低狗，因为当森林里食物变少时，或者猎人变多时，狼图腾也就不复存在；换句话说，当经济发展不好，当政策紧缩时，那些自由职业者、体制外的工作人员，马上就丢掉了保障。
所以，每一个在这个市场上打拼，没有进入体制内的人都有一把剑悬在头上。它们可能随时更换工作，随时变更自己熟悉的领域，随时丢掉自己的稳定生活。
只有成为终身的学习者，只有不停地进步开拓，才能永远不会淘汰。
我的朋友Spenser曾经写过一句话：体制内是深井，体制外是江湖。
什么是江湖，江湖就是人心，江湖就是社会，江湖险恶，只有时刻把宝刀放在身边，只有时刻警惕着，只有拼命地划桨，才能在激流的河流里，相对稳定着。
我想这就是体制外工作者最大的优势和挑战：你要绝对进步，才能相对稳定。
因为你一天不努力，就可能因不明白时代的潮流而被时代掩埋过去。
而体制内的人不用去太考虑进步，实际上，他们的个体进步确实很慢。
因为当领导告诉你：你无论怎么干，干的多么好，工资一样，待遇相同，请问，你还有工作的动力吗？
可是，体制外的人不一样，如果你这个项目干不好，或者别人比你干得更好，你就会被无情的淘汰，这样的动力和压力下，就逼着你无时无刻思考着两条路：第一，优秀不够，是否卓越；第二，退出战场，要不赶紧换轨道。
狼虽凶猛，但注定了一辈子颠沛流离的打拼的生活。
狗不一样，至少它能有个窝。
可是，狗的窝一定是永恒的嘛？
5
狗缺自由，狼缺保障。
狗喜欢内斗，狼热爱厮杀。
我曾经问过一个从体制内出来的朋友，体制内和体制外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告诉我，体制内就是什么都有保证，但很不自由。
朋友是一个县城学校的老师，他说，月薪稳定，绝对看不到拖欠工资，不多也不少，但内斗现象太严重，比如每天都要开大量的会议，写大量的报告，甚至在会上有大量的批评表扬工作，这些形式化的东西太占人时间，让老师没时间备课，学生没精力学习。
而且，如果自己的领导恰好不喜欢自己的话，自己今年肯定升职无望。
总的来说，在体制内，所有的未来都放在了一个人手上，那这样的变化可就太多了，因为指不定哪天他心情不好，你就遭了殃。
体制外不一样，你的表现和成绩，市场会给你一个比较公平的结论，这些评价，在大数据下，很难被一个人左右，而会在一群人中被制衡。
不足的是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不停地向前奔跑，随时的按照智慧做选择。
总之一句话：
狗缺自由，狼缺保障。狗喜欢内斗，狼热爱厮杀。
6
对于一些人来说，
无论体制内和体制外，都一样
一个朋友，想从体制内辞职，他辞职的理由很简单：说不想每天被领导训话，不想每天那么劳累，想要自由，也想学点技能在这个变动的世界里活下去。
他问我，你觉得我现在没有一技之长，应该干什么？
我说，你应该感谢你们领导不杀之恩，好好干着吧，辞职啥。
他说，可我不想这么下去啊。
我说，那你就赶紧抓紧时间磨练出一技之长啊。
他挠挠头，说，这不是天天上班没时间嘛，所以想辞职啊，辞职完了，不就可以学习了嘛！
我说，为什么不能通过下班的时间去学习呢。
他说，下班后多累啊，就想玩玩游戏看看电影就睡了。
我说，那你觉得，体制外的生活，会不累嘛？
他笑笑说：那可不？
他还是辞职了，辞职前，还打电话跟我说：我终于要进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自由职业领域了。
那句话让我特别蒙头转向：谁告诉你，自由职业就能无拘无束，就能无比自由了？
我说，恭喜你，终于可以无牵挂的学习了！
辞职后，他报了一个学ps的班，学了两天，就不去上了，我后来问他为什么，他挠挠头说：太早了，起不来。
后来又报了一个英语班，也就去了几次课，我问：这课不都晚上嘛，怎么还不跟下来。
他又挠挠头，说：好难。
从他身上我明白一个道理：辞职前不做的事情，辞职后也不会做。想做什么事情，别管你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没有能阻挡你的理由。要真想改变，别等辞职了，从现在开始，用下班的时间开始不行吗？
我还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于一些人来说，无论体制内和体制外，都一样。
7
好狗不养尊处优，好狼不骄奢淫逸。
分析了这么多体制内外的利弊，想必你应该开始明白，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选择，或者，你是否应该从体制内跳出来，或者从体制外考入体制内？
在体制内的人，永远不要以为自己的生活稳定，就可以浪费时间的天天打游戏、上班等下班、下班等工资，这样的生活只会让人在晚年的时候后悔。当一个人的命运变成了别人案板上的肉，留下的只会是悲剧。
体制内，依旧有许多努力向上的人，他们不满于现状，抓住一切向上爬的机会，那些人，牢笼困不住他们，那些别人看来的稳固围墙，只能是给他们提供保障的家。
曾听过济南的一个市长讲过一句话：体制内的人，要保持随时离开体制的能力。
这句话不是让你随时离开体制，相反，而是让你在安稳的生活下依旧努力进步。你已经有了安稳，不代表着你可以懈怠，你更应该自觉去进步。很多所谓的稳定不过是温水煮青蛙，只有每天进步的生活才是稳定的。
其实，体制内的人不一定要抓紧辞职去做所谓你喜欢的事情，要知道下班后的生活，才决定了未来。别着急裸辞，而要学会骑驴找马，更应该在体制的保障下深造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
只要自己够努力，拥有了一技之长，牢笼一定能变成翅膀，枷锁能变成家。
而体制外的人也不要因为自己能赚到一些钱变得戾气重、易浮躁，我在当老师的时候，老教师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培训教师赚钱确实多，没人管你怎么赚钱，但你一定要提醒自己应该怎么花钱。
总之一句话：
好狗不养尊处优，好狼不骄奢淫逸。
体制内看起来风平浪静，却荆棘满地，弄不好遍体鳞伤；体制外看起来波涛汹涌，但对于热爱探险的水手，这些波浪只是生活的点心，他们在路上痛并快乐着。
?
还记得肖申克的救赎里那句经典台词么——
You know some birds are not meant to be caged, their feathers are just too bright.
有些鸟儿是永远关不住的，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
总有些人，他们一辈子注定要活到极限，一辈子都想触碰自己能力的边界。对于他们，生命的每一天，都忙碌着为自己活，哪有后悔的时间。
而那些患得患失到底要不要改变，要不要向前，犹豫不决的人，倒是常常在后悔。
— END —
做了这三件事，“中国制造”终于翻身了
时间：2017年10月14日 09:30:26 中财网
“我想乘着‘复兴号’看更多中国风景。”正在北京举行的“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现场，有外国观众留下如此感叹。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转型，中国产品各方面发生巨大变化。“让世界爱上中国造”这句广告语，正日益成为现实。
从“低端”到“高大上”
“中国造”曾被贴上“低端”标签，高铁等一件件国之重器，改变了外界这一刻板印象。
据统计，当前中国高铁里程已突破2.2万公里，总里程超过第2至第10位国家总和，其中近六成建成于近五年。随着“八纵八横”高铁网络规划出炉，中国计划到2020年，将高铁总里程提升到3万公里，覆盖80%以上大城市。
中新社发徐崇德摄中新社发徐崇德摄
在“中国路”上飞驰的，是“中国车”。今年6月，中国首列标准动车组“复兴号”下线；9月，7对“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高铁提速至时速350公里。中国铁路总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复兴号”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该动车的254项重要标准中，中国标准占84%。
高品质让“中国造”走向世界。中国为塞尔维亚量身定制的电力机车将运行在巴尔干区域最繁忙的货运线路上；在美国波士顿、洛杉矶，中企亦拿下多份地铁订单。
从“简单重复”到创新制胜
多年来，中国产品以“来料加工”、“来样制造”为主，常被诟病“简单重复、缺乏思考”。
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比的是创新能力，这正成为如今“中国造”的“制胜法宝”。中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近年来持续快速增长，2013年跃升至世界第三位；中国年发明专利申请量稳居世界首位，2015年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突破百万件，2016年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百万件。
中新社发张进刚摄中新社发张进刚摄
例如，作为世界上首个发明并使用纸币的国家，中国如今正引领全球支付体系迈入新时代。今年二季度，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规模超过23万亿元人民币，稳居全球最大移动支付市场。
移动支付技术被不少在华外国人称作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指出，在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复制推广这一经验，或将使其直接越过支票、信用卡等传统交易阶段，进入基于网络的移动支付时代。
从“山长水远”到“天涯咫尺”
中国产品能够走向世界，还得益于中国推动建设贸易大动脉，加速与世界各地贸易融通。
中新社发吴德军摄中新社发吴德军摄
近期在中国官媒热播的纪录片《辉煌中国》提到，52条中欧班列线已将32个中国城市与欧洲12个国家的32个城市紧紧相连，汇聚成全新国际贸易大通道。以往通过海铁联运，中欧货物运输时间需三个月，而中欧班列将这一时间缩短至20天。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李朴民表示，将中欧班列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和信誉度的国际知名物流品牌，对于日益增长的亚欧大陆国际货运需求、释放丝绸之路经济带物流通道潜能、把丝绸之路从过去的商贸路变成产业和人口集聚的经济带，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助推下，在沿线国家共同努力下，未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还将更加紧密。“一带一路”东牵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穿越非洲，环链欧亚，堪称全世界跨度最长、最具潜力的合作带。沿着这条道路，“中国造”料将进一步影响世界。 .中.新.网
凤凰网财经综合 10月14日据财新消息，证监会2015年落马的发行监管部女处长李志玲一案有了最新进展，李志玲被判刑，跟她打过交道的投行人士都认为她“比较凶”，“券商要攀上她的高枝儿，得很有办法才行”。
2015年6月20日，证监会官微发布消息，发行监管部处长李志玲配偶违规买卖股票，证监会决定对李志玲作出行政开除处分。因涉嫌职务犯罪，李志玲已被移送司法机关。
据公开报道，李志玲在证监会从事再融资审核工作多年，此前在发行部审核四处工作时，每年都会参加保荐代表人业务培训，负责介绍再融资财务审核的相关问题。
2014年4月，证监会内部机构调整，发行部和创业板部合并。新成立的发行监管部内设9个处室，负责制定上市规则、发行可转债规则，以及审核IPO文件、再融资申请文件等。一处、二处负责主板、中小板IPO审核；三处、四处负责创业板IPO审核；五处、六处负责再融资审核；七处、八处、九处分别负责发行、发审和综合事务。
李志玲在当时的调整后，担任发行部六处处长，主管再融资财务审核。
据华夏时报2015年的报道称，“再融资的水很深，有无必要再融资、再融资的用途等等，都要经过审核方能批准。”一位大型券商直言，不过对于再融资而言，审核的官员和投资者接触较为透明，因为都要经过股东大会审议，并予以公告，随后再进入证监会批准；但随后的细节会出现信息不对称，容易滋生腐败。
上述券商人士表示：“不过，李志玲的开除原因是配偶炒股，看似简单，毕竟配偶炒股、如何炒股，均涉及她是否知情、知情多少的问题。由此开除，不排除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正如公告中的涉嫌职务犯罪等。”
“这是中纪委查的，有人举报。”一位接近证监会的内部人士向本报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因为她的权力比较大。这似乎并不是个案，从此前证监会历次“失足”官员的履历可以看到，发行、上市等核心权力部门为重灾区。
2004年，原证监会发行部发审委工作处副处长王小石就曾突然被检察机关带走。随后，反贪检察官以涉嫌受贿罪对其正式提请批准逮捕。今年4月，第六届创业板发审委兼职委员胡世辉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而现在看来，李志玲只是证监会反腐的开始，在李志玲之后，原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原证监会副主席姚刚接连被调查。
十八大后金融反腐效果显著，李志玲称年龄最小的金融体系落马官员
据正义网消息，十八大后金融体系落马达117人，其中银行业落马高管达50余人占了将近一半的比例，证券、保险机构高层人员涉贪腐事件相比银行较少,但证券市场内幕交易和利益输送、保险公司套取费用等违法违规问题依然严峻。保监会主席项俊波的落马,为保险、证券行业乱象敲响了一记警钟。
金融贪官之最
落马级别最高的官员:保监会原党委书记、主席项俊波,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2017年4月9日发布公告称,保监会原党委书记、主席项俊波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这也是首位“一行三会”被调查的掌门人,金融系统被调查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年龄最小的落马官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监管部原处长李志玲,2015年6月20日,据证监会网站消息,李志玲配偶违规买卖股票,证监会决定对年仅41岁的李志玲作出行政开除处分。因涉嫌职务犯罪,李志玲已被移送司法机关。最早落马的高管: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原行长陶礼明,2012年6月,陶礼明因涉嫌个人经济问题被查。2015年12月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判处陶礼明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涉案金额最大的高管:内蒙古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成林,2016年3月7日,内蒙古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内蒙古银行原董事长杨成林涉嫌犯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一案,涉案金额超6亿元。
10月13日，上证综指收于3390.52点，比今年首个交易日收盘上涨8%。上证综指于8月25日突破站稳3300点之后，至10月13日，共30个交易日，一直在3400点一线进行区间震荡整理，投资热点显得比较分散，一些分析人士由此担心行情不可持续。也有人认为，央行定向降准、下半年消费扩大等利好因素将推动行情继续走高。
笔者认为，鉴于2017年前10个月两市的波动率在12%左右，目前两市平均市盈率为19倍、市净率为2.18倍，主流投资者整体偏于理性，行情继续稳定发展的概率较高。
2016年3月份至今，我国股市的运行环境和内部治理都已发生了诸多变化，这决定了近期震荡行情与以往的震荡行情有三点根本性不同：
一是宏观经济在稳定增长基础上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今年，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长连续三个季度实现6.7%的增幅，而物价上涨幅度仅为2%左右。初步预计2017年全年经济增长6.8%，CPI上涨1.5%。在经济结构深度调整时期，保持这样的GDP增速和物价上涨水平殊为不易。同时，结构调整亮点突出：前三季度，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6%和9.1%，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6个百分点和3.1个百分点；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735元，同比名义增长8.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3%；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71.0%，比上年同期提高13.3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增长10.8%，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高4.8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表明，经济结构调整有效，增长后劲可观。震荡的股市行情是投资者价值发现过程的正常反映，而不是由于投资者“六神无主”。
二是金融经过治理整顿运行质量更高。
2015年下半年以来，金融整顿力度不断加大。金融整顿的关键是完善制度措施，促使市场主体依法依规负起主体责任。通过对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等进行摸排整顿，对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机构精准稽查，风险资产、制度短板和相当一部分违法犯罪活动得以暴露，依法查处工作取得重大进展，金融风气显著改善。
证券期货机构加强自身制度建设，强化风险防控机制，按照投资者适当性要求“一肩挑两头”，在充分了解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的前提下对其提供专业服务，降低了市场系统性风险。证券期货交易所加强一线监管能力建设，及时扑灭风险苗头，及时排除风险隐患。今年以来，证监会稽查系统建立了“集团化”办案模式，集中优势力量突破重点案件；在行政刑事联动、跨部委执法协作、跨境执法合作等层面创新执法思路，对违法违规行为形成较强的震慑效果。
金融机构主体责任履行到位，监管机构依法全面从严监管，消除了大量“浮躁操作”，挤压了“自娱自乐”空间，金融运行的整体质量得以提高。股市波动率大为降低，两市平均市盈率较低，成交量中的水分被挤掉，是股市运行质量提高的突出表现。
三是价值投资理念增强，价值投资力量壮大。
2016年3月份以来，虽然大盘指数涨幅并不大，但是一批业绩良好、内部治理规范、持续发展力强、注重分红的上市公司股价持续上升，其中金融、家电、医药等蓝筹股表现突出，一部分新经济类上市公司的股价表现也很好。与此同时，一些习惯于讲故事、造概念的上市公司业绩滑坡甚至严重亏损，其“注水的估值”受到“残酷纠正”。
可以说，无论从政策措施、监管环境方面看，还是从投资者价值取舍、趋利避害的行动看，还是从上市公司规范化建设的因素看，过度的概念炒作已无前途。很多人注意到，有的机构试图继续打着“国家政策”的名义炒作相关板块股票，结果是频遭“棒喝”。证监会强调加强交易所一线监管，其中就包括打击这种绑架国家政策进行炒作的现象。
目前，我国股市处在价值投资理念逐步壮大、旧有的概念炒作习惯逐步消退，价值投资队伍逐步扩大、概念炒作群体逐步缩小的阶段。新旧两种力量相互交织，有时还会有所冲突，这一机制性问题体现在盘面上就是热点不够持续，行情不能势如破竹，显得有些“纠结”。但这种现象是暂时的，随着概念炒作继续退潮，近期看似热点散乱的状况会发生改变，并且这种改变很可能是根本性的。
笔者认为，有业绩、可持续、管理强、重回报的上市公司是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中坚力量，它们也应当成为投资者重点持有的标的。无论传统蓝筹公司，还是创新类公司，还是“成长在路上”的准蓝筹公司，都要坚持“业绩为王”这个根本原则。“即将到来的业绩”也是投资买入的理由，只不过，这一点更加考验投资者的眼光。 (原标题：今日视点：中国股市“已改变的” 和“将要改变的”)（证.券.日.报.董.少.鹏.）
换个角度看消费龙头
来源：中国证券报
由于海外资金进入和境内机构投资者结构的变化，消费龙头的微观交易结构并不如市场认知的拥挤，相反甚至处在改善的通道中，继续看好秋季消费的投资机会。
市场对消费龙头最大的担忧来源于今年以来对确定性的抱团，导致了持股的过于集中，特别是二季度基金重仓数据更加印证了这一担忧。通过观察发现，如果以格力电器、泸州老窖、贵州茅台和伊利股份等代表性龙头的股东数作为观察，持股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集中趋势。这意味着消费龙头的市场微观结构并没有明显恶化，这与市场普遍认知的不同，也与历史的普遍情况背离：历史上基金重仓数出现明显增加时，往往股东户数会明显减少。
基本面支撑下，微观市场结构助力秋季消费行情。2017年国庆黄金周消费持续繁荣，消费升级的趋势更是愈发明显，这样的趋势之下，消费行业的三季报不乏亮点。相较稳增长的就共识，消费升级新趋势下的个股业绩超预期，有望带动消费板块实现估值切换。投资建议上，仍然建议投资以白酒、家电、医药、商贸零售、定制家具、汽车和种业中的消费龙头公司。
低调的互联网金融帝国：拿下最全金融牌照，腾讯成最大“搅局者”？
原创 2017-10-15 付扬 国际金融报
不知不觉中，腾讯又悄悄拿下一块金融牌照。
10月11日，保监会批复腾讯旗下的微民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这意味着腾讯正式拿下保险代理牌照。此前不久，腾讯刚刚24亿战略投资中金公司，曲线拿到了境内券商牌照。
虽然腾讯官方表示，不做大而全的互联网金融。事实上腾讯拿金融牌照的鼓点越来越密集，不声不响间成为牌照最全的互联网金融帝国。
金融野心不断膨胀的同时，对外姿态上腾讯却越来越低调。看似战略迷失的腾讯金融，实际却在施展惯用的跟随策略，待时机成熟后，借助庞大用户基数发起致命一击。
上一次，倒在腾讯这一招面前的是电信运营商。这一次，手拿全牌照的腾讯金融帝国，会否变成金融行业的颠覆者呢？
最全牌照金融帝国
你可能都没意识到，腾讯已成为所有互联网金融玩家中金融牌照最齐全的公司。版图横跨第三方支付、保险、证券、银行、基金、征信、小贷等领域的腾讯金融，牌照种类丰富程度超过所有竞争对手，是名副其实的金融帝国。
第三方支付是腾讯布局最早的互金板块，目前其手握支付牌照，并拥有财付通、QQ钱包和微信支付等多个前端支付产品。
在小贷领域，腾讯早在2013年便拿到牌照成立了财付通小额贷款公司。
基金也是腾讯不能错过的一个领域，通过入股好买财富，腾讯获得了基金销售牌照。
银行方面，腾讯旗下的微众银行则是国内首家开业的互联网银行。
征信领域，腾信也不遑多让，腾讯信用是央行批准的八家个人征信试点之一。
腾讯在保险业也屯下了重兵。财产险方面，腾讯通过众安在线拿到了牌照。寿险方面，年初腾讯在香港投资设立了英杰华人寿，在大陆则投资了和泰人寿。而在被认为有可能颠覆保险行业的网络互助领域，腾讯先后投资了水滴互助、轻松筹等公司，再加上才入手的保险代理牌照，腾讯的保险布局十分完善。
证券则是腾讯在BATJ的竞争中领先所有对手的一个领域。蚂蚁金服、百度和京东金融在证券领域目前并无牌照斩获，而腾讯此前就投资了可以提供港股、美股交易的富途证券，再加上此次中金的境内券商牌照，打通了用户开展境内外的证券交易的通道。
极力隐藏实力的颠覆者
虽然腾讯金融抢下了最全的金融牌照，但目前仍养在深闺，既没有成立专门的金融集团，市场也缺乏对它的了解，以至于有观点认为腾讯在互联网金融领域战略缺失，架构不清。
事实上，梳理最近几年马化腾等人的言论后发现，腾讯在互联网金融有着清晰的发展战略，低调潜行、隐藏实力只是当下的策略。
由于很少主动对外发声，每年全国两会期间马化腾的媒体发布会，成了外界少有的了解腾讯金融战略的机会。
2013年两会期间，马化腾对媒体表示，腾讯将申请更多金融牌照。
2015年面对媒体时，马化腾的表述是，未来不排除整合集团的互联网和金融业务。
到2016年两会，马化腾则话锋一转，称要不要搞一个金控公司，这些都形式并不重要。
到2017年，马化腾的回答变成了，腾讯互联网金融业务不会包在一个所谓的“金融集团”里面来做，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拆分而拆分。
言辞间一年比一年低调，腾讯的互金战略也越来越让人捉摸不定，有人士据此认为腾讯缺乏金融人才。事实上，包括腾讯总裁刘炽平在内的诸多腾讯高管都是资深金融行业人士。在专家看来，腾讯没有像阿里、百度和京东一样，将金融板块独立出来并高调宣传，而是默默地收集牌照，这恰恰是腾讯的聪明之处。
此前微信在电信领域的颠覆之举，曾招来几大运营商的强烈抗议。相对于电信行业，金融是监管更强的领域，在真正具备实力之前低调行事有助于减小发展阻力。业内人士认为，腾讯具有其他公司难以比拟的用户优势，只要等他悄悄完成布局，而后借助微信等产品的强大动能突然发力，就可以瞬间击倒竞争对手，这一招腾讯此前屡试不爽。
腾讯在金融领域的强大颠覆能力目前已獠牙初露。在支付领域，微信借助红包对支付宝发动了“偷袭”。而在消费信贷领域，今年5月15日，上线两周年的微粒贷所放贷款总金额已达到3600亿元，超过众多中等商业银行的累积贷款规模。
马化腾说：“金融最核心的问题是稳健，就是拼谁的命长，而不是看谁在短期内跑得多快。”表面上按兵不动的腾讯金融，如今已牌照齐整，在业内看来，未来腾讯金融将成为金融业真正的颠覆者。
记者 付扬
【注：2017年的半年报，已经是苏宁明确的拐点，2018、2019年营收和利润增速大概率超预期。至于股价，感觉2017年半年报后已经是风口了】
【亿邦动力网讯】10月9日消息，亿邦动力网最新获悉，节中张近东召集高管团队开启了“闭关模式“，在苏宁总部召开连续封闭会议谋划2018年战略。一系列涉及线下互联网、生鲜超市等重点项目纷纷明确，预计将全面冲击市场。据了解，此次会议张近东称要在2018年新开5000家互联网门店。
为达成张近东的5000家的快速开店目标，除了旗下苏宁置业拟在全国大规模推进之外，内部会议还透露拟与全国性大型地产商和地方龙头地产商进行战略合作，联合定制，苏宁广场、生活广场、苏宁超市、红孩子母婴、苏宁影城、苏宁小店入驻国内主流的商业广场、各类住宅小区等，在这之前已经吸引了一些嗅觉灵敏的地产商的积极响应，此次封闭会进一步释放的明确合作信号，在地产行业进入新的调整周期之际，张近东伸出的这一橄榄枝，或将成为国内地产商的寒冬腊梅，引发地产商的系列联动！
张近东称，“818发烧节、国庆大促，我们的智慧零售已经超出了预期。经过几年的转型探索，我们用互联网技术驱动线下门店升级，已经在行业中率先趟出了线上线下融合的O2O模式，今年苏宁易购生活广场、小店、直营店、母婴店等各类业态模型已经建立起来了，2018年我们必须要全面高速推进！”
自从8月苏宁首家无人店开设以来，一系列数据显示运营效果超出预期，大幅提升了苏宁加速发展无人店的信心。据悉苏宁内部已经成立了集技术、连锁、互联网等跨体系团队，拟在双十一前后在全国开设20家无人店，到时候全国一线核心城市都将能够感受到苏宁无人店的魅力。另外，2018年苏宁拟在全国开设350家苏宁易购生活广场。
据亿邦动力网了解，苏宁易购直营店至今已经开设近2200家，半年报披露其坪效增长33.51%。苏宁首家零售云项目苏宁易购来安精选店在开业一个月时间内，营业额就突破了1000万，成为进军四六级市场的新生力量。而苏宁红孩子凭借线上丰富的供应链和用户，成为母婴O2O领域的领军者，其线下门店已经开设达到39家，成为门店流量来源、吸引女性会员的重要平台。
比特币8年涨754万倍：8年前4万买入 如今可成中国首富
时间：2017年10月16日 07:00:13 中财网
比特币8年涨754万倍：8年前4万买入 如今可成中国首富
原标题：8年涨了754万倍！8年前只要4万块买些比特币，如今中国首富可能就是你了，更大风险看11月
比特币俨然一只不死鸟。严监管之下，比特币再次突破前期高点，但似乎结局已经注定。
这两天的比特币市场，有个段子火了。
比特币突破5800美元（约合人民币38280元），2009年发行当初，1美元相当于1300个比特币，啥叫投资？8年翻了754万倍，当时你只需花38460元人民币买些比特币，那现在中国首富就是你了，现在的许家印以2900亿成了中国首富！
不仅是涨幅惊人，从比特币6361亿人民币（967亿美元）市值来看，也不输给A股上市公司，在A+H市值排名TOP20来看，比特币大致可以排到第11位。
配表格
此外，比特币市值还超过了多数国际知名企业，如必和必拓(966亿美元，折合人民币6355亿元)、高盛集团(929亿美元，折合人民币6111亿元)、摩根士丹利(891亿美元，折合人民币5861亿元)和Netflix(84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5559亿元)。
在ICO被紧急叫停、各大比特币平台宣布暂停人民币交易业务后，比特币价格再度上演过山车行情，从最低点的16661元到如今的即将破4万大关，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与此同时，全球监管都加大了对比特币的关注，态度紧缩。
我们先来看看比特币的历史。
2009年1月3日
中本聪在位于芬兰赫尔辛基的一个小型服务器上挖出了第一批50个比特币。
2010年5月21日
一位程序员用1万个比特币购买了价值25美元的披萨。这项交易诞生了比特币第一个公允汇率。
2011年2月9日
比特币价格首次达1美元。比特币与英镑、巴西币、波兰币的互兑交易平台先后开张。
2012年12月6日
世界首家官方认可的比特币交易所——法国比特币中央交易所诞生。
2013年3月30日
按市值换算成美元后，全部发行比特币总值突破10亿美元。
2016年
从年初约2800元上涨至超过6800元，涨幅超100%，创三年来新高。同时，ICO开始走入大众视线。
2017年
比特币强势上涨，从年初8000元左右涨至目前的37000元左右，目前市值已逾960亿美元，ICO在国内被定性为非法集资。
币价即将冲击4万大关
“混过币圈买过比特币的人，一般都不想再买A股了，因为已经不能刺激到投资者的大脑皮层了。”一位比特币玩家对券商中国记者聊到。
确实，比特币一直在创造着神话行情，而这行情中也伴随着无数一夜暴富和为之倾家荡产的故事。今年九月初，野蛮生长的ICO（虚拟货币首次公开发行）迎来了重拳监管。央行等七部委发布提示防范ICO融资风险的通知，明确要求全面摸排、一律叫停ICO新发行的项目，对已完成的ICO项目要逐案研判，针对大众发行的要清退。ICO业务被全面叫停。
走势图
受此影响，数字货币哀鸿遍野，一片暴跌。半个月内，比特币价格从32000元左右最低跌至16661元，几近腰斩。然而，暴跌行情仅持续了半个月，9月17日，比特币价格触底反弹，至截稿时间，币价收于37599元，离突破4万大关仅有一步之遥，月内实现价格翻番。而相比于今年年初比特币的价格，涨幅已达470%。Coindesk数据显示，境外比特币价格达到5200美元的，比上周上涨了18.75%，比上个月高23%。打破了九月最高点5013美元。
币价上涨的逻辑
空头不死，涨势不止这句话，用在比特币这波上涨行情上尤为贴切。
“有朋友经常问为啥比特币又涨了，其实根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不看好比特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而这些人才是比特币真正的潜在购买者，会逐步转化如果大部分人都认可比特币看好比特币并且都买了比特币，那么比特币就要跌了。”一位币圈大牛在朋友圈内发表自己的观点时提到。
同时，比特币价格的上涨和区块链技术的大力发展也息息相关。由于比特币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区块链应用，而随着各大区块链联盟的成立以及各国对区块链技术的研发与探索，区块链将会应用于越来越多的场景。届时，区块链技术的普及也会对比特币身价起到拉升的作用。
除此之外，OKEx分析师认为：
第一，比特币价格或已利空出尽。受政策影响，不少持币者呈观望态度，市场的流动性下降。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比特币价格上涨成为必然。
第二，投资者对于比特币信心只增不减。由于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交易品可以在八年时间内实现754万倍的涨幅。因此投资者坚信即使价格下跌也是短期现象。
第三，比特币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避险资产。诸多国家还未从10年前的金融危机带来的阴影中走出来，当前美股泡沫继续膨胀，原有金融体系是否面临崩盘险境依旧是投资者担心的问题。比特币的强劲表现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市场，资金的涌入又会推动价格上涨，因此，比特币跻身避险资产行列更受欢迎。
另有观点认为，上涨还主要来自11月份即将到来的分叉投机预期。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比特币再次暴涨的驱动力应该是即将到来的硬分叉风险激发了市场投机情绪，高风险意味着高收益，若发生了分叉会形成重要利空，但若没有分叉或分叉本身并未导致社区的严重分裂，则一直被分叉风险压制的比特币可能迎来暴涨行情。当前的快速上涨，可能是市场对后续分叉乐观情绪的一种提前反映。
不过，OKEx分析师也给出了投资提醒，上涨不言顶，比特币短期内价格仍有继续冲高的可能性，短线可继续看多，但中长线投资者在目前位置不建议追多。
全球态度紧缩
在比特币去中国化的过程中，全球面对数字货币的态度也在愈加谨慎。
之前对数字货币一直持开放态度的俄罗斯近日也敲响警钟。普京表示，比特币等数字货币已经构成了严重风险，该国有可能会出台政策对数字货币进行监管。俄罗斯财长也于近日发声称“加密货币是一种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不应该忽视它们的崛起，但它们需要接受监管”。
摩根大通CEO也在两个月内两次对比特币进行贬斥，认为政府迟早会进行监管打压，曾称比特币是“比郁金香泡沫更糟糕的骗局”。
拥有“华尔街影子总统”之称的美国资产值第一大银行摩根大通CEO戴蒙，不仅打破了此前一天称“再不谈比特币”的誓言，还与全球最大资管公司贝莱德的掌门人芬克一道，攻击比特币的真正价值是犯罪和洗钱。
IMF前首席经济学家也于近日发声看空比特币，他认为随着加密货币持续面临各国政府的监管压力，比特币价格终将崩溃，但比特币的底层技术——区块链技术会蓬勃发展。
欧洲央行则对数字货币的支撑技术持谨慎态度。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比特币的底层技术还没有成熟到足以使欧洲央行在决策过程中或支付体系中需要考量的程度，将继续关注这项技术的发展。欧央行副行长也表示称比特币只是投机工具，并非货币。
重大变革与风险将在11月落地
从种种迹象和预期来看，11月份将会迎来的分叉是推动此轮价格上涨的最重要原因。那么比特币分叉是怎么一回事，又有什么影响，会带来风险还是福利，且听记者一一道来。
首先吃瓜群众们需要明确的是，11月份的这次分叉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计划有预期的，与分叉相关的争论自比特币诞生后不久就已产生，可谓由来已久，是比特币技术升级的需要，也是比特币各相关方利益纷争的结果。虽然此次分叉是大概率事件，但最终结果尚未确定。
比特币最初的设定是每个区块大小为1M，平均每十分钟产生一个区块，比特币网络理论上每秒最多可以处理7 笔交易。随着比特币持有者和区块链上交易的不断增长，原本1M的区块大小已不足以支撑日渐庞大的交易量，网络拥堵、交易延迟等问题日益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比特币社区探讨了种种方案，主要包括将“隔离见证+闪电网络”，以及修改比特币区块链的代码，以期突破1M区块上限，即比特币扩容。
比特币各相关方曾提出了多种扩容方案。目前达成共识的方案是“纽约共识”，即先在比特币区块链主链部署隔离见证，随后在11月再进行1M到2M的区块扩容，届时比特币交易拥堵的问题有望得到缓解。
但该方案并未得到Bitcoin core即比特币核心开发社区的认可。纽约共识中并没有比特币核心开发者参与。该核心团队扬言，若扩容被执行，团队就要在11月份之前再进行分叉，坚持1M的区块大小。此次对分叉的预期正是基于这一背景。
分叉对比特币意味着什么呢？为何斗争如此复杂。主要原因是对比特币理念的理解不同和背后的利益纠纷。如果只部署隔离见证，那么矿工通过验证交易获取的报酬就会降低。而Bitcoin core坚持不扩容，并用隔离验证+闪电网络的方式解决比特币区块链拥堵的问题则是因为，一方面小区块更能保证区块链的安全，另一方面防止矿工权利过大导致比特币的中心化。
Bitcoin core认为，中本聪最初创造比特币的目的就是为人们提供一个去中心化的安全的交易网络，安全性、不可逆转性和独立性是它的本质。一旦发生硬分叉，区块大小从1M 扩大到2M，随着时间推移，当2M 也无法满足需求的时候，区块体积继续扩大，直到最后普通的私人计算机难以运行整个区块链，所有的算力都集中到矿工身上。这样一来， 矿工就能够依靠手中的算力，削弱区块链原本依靠全节点共同维护的最小化用户间信任的安全模式，导致区块链网络的中心化。
这一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实际上，类似的“分叉”早在今年七月底已经发生。在该次分叉前，比特币价格也曾有25%左右的跌幅。而分叉后，由于不确定性的消除，比特币价格打开了上升空间，整个八月都呈上升态势，屡创历史新高。
7月底的分叉带来的另一“重大利好”是新币种BCC的诞生，BCC复制了分叉前的比特币区块链，分叉后的区块则扩容至8M，随后该币种在多个交易平台上线，最高价格曾将近6千元，目前价格在2千元左右，总市值排名第四。
值得注意的是BCC的获得方式。最初的BCC并非通过购买，而是按照原有的比特币进行1:1发放。即一个比特币赠送一个BCC，相当于是“白捡的”。
正是基于7月底分叉的经验——币价上涨并且附送新币种，投资者对接下来11月份这次分叉的预期普遍乐观。也出于对免费获得新币种的心理，推动了交易量和交易价格的攀升。
分叉对于比特币来说，虽然可以带来技术上的升级，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算力的分散，并产生“到底谁是比特币”的争议，甚至削弱对“总量2100万枚”的可信度。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分叉可能面临“重放攻击”的风险。根据火币区块链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郭大治据记者的介绍，分叉之后，原有比特币持有人应该获得分叉之后的两个币，但是由于分叉初期程序的不完善，在支付BTC1时可能会顺带把BTC2也送给别人，这个可以通过设置规避，7月的分叉中就主动修改了程序，但这次为了争正统都不修改程序，程序改的越少越有可能继承“比特币”这个名字。比特币持有者应该注意此风险并加以规避。 .券.商.中.国
我的盆友党九说，上周发生的两件事，让她对娱乐圈越来越有信心了。
一件是鹿晗不顾身后哀嚎遍野的大型脱粉现场，以及身为流量明星可能面临商业价值降格的风险，宣布了恋情。
另一件是赵薇48岁的哥哥赵健和结缡多年的妻子陈蓉分手，据说陈蓉是赵健的初恋，俩人曾经感情笃洽。赵健把他名下的A股上市公司唐德影视8.01%的股权中的大部分(占总股本4.81%)给了陈蓉。按照唐德影视目前的股价，这部分分手费的市值超过5亿元。
党九目光灼灼地说，赵薇他哥分股权出去那个唐德影视你知道伐？投拍了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的那家啊。他们宣布离婚那天，唐德影视刚好发业绩预告，说《那年花开月正圆》的发行收入和毛利率均较高，公司业绩大幅增长。
“你看，他们为了追求爱情的自由，愿意付出多么高的代价。特别是赵薇她哥，这都是实打实的钱啊”，党九激动地流下了鼻涕。
不知道党九注意到没有，此次财产分割后，赵薇的哥嫂持股唐德影视的比例都降至5%以下。按照证监会规定，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股权变动必须披露相关信息。而接下来不管是真离婚还是假离婚，两人都能绕开监管悄没声息地减持套现。
虽然常被嘲讽金鱼记性，但格格炒了一把万家文化的先例实在殷鉴不远，A股的韭菜们还没忘记，在收割他们这件事上，格格是有前科有经验，还有能耐挥一挥手全身而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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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巩俐主演的《画魂》到安徽芜湖取景，师范毕业打算去幼儿园当老师的赵薇被选去跑龙套。
这部老片里，17岁的赵薇脸颊圆又鼓，胶原蛋白丰沛。二十年后参加金马奖时，聊起和巩俐的这次合作，她说“如果没有那场演出，我可能还会是个大胖子呢！”
巩俐与赵薇
一个放弃铁饭碗去考影视学校的冒险决定，让这个世界少了一个女胖子。
从谢晋的恒通影视学校，再到北京电影学院，大二那年又被彼时两岸三地第一造星高手琼瑶相中出演小燕子，赵薇就此一炮而红。
从那时开始，每年的寒暑假的电视屏幕上，除了有美猴王，还有小燕子。
今天的鹿晗还有不少同期流量竞争者，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赵薇却是独上高楼，拔剑四顾无对手的真顶级流量。
不过身为一个流量，担心自己什么时候会过气，是永恒的焦虑主题。
焦虑了就总想做点儿投资，希望有一天能不靠人赚钱，而是靠钱赚钱。
3
那时，嫂子陈蓉是赵薇的贴身经纪人。开过文具店、也干过4S店的哥哥赵健，负责打理生意和投资。
赵薇（前）和嫂子陈蓉（后）
2006年，赵健迈出了这个家族财富增值路上关键的一步——参与出资成立唐德影视。
在唐德影视的三位初始出资人中，吴洪亮曾在中影集团担任领导职务，参与制作过多部影视剧。刘朝晨是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总经理及合伙人，拥有丰富的投融资经验。而赵健的最大入股资本，无疑是赵薇。
不过彼时，赵家兄妹也许都没意识到，这笔投资意味着什么。那一年他们轰轰烈烈押上大注的，是另一笔投资。
2006年，A股启动前所未有的大牛市。眼尖的股民在重庆路桥三季报上逮到了赵薇，她名列流通股股东第六位。不过在次年一季报中，赵薇又从流通股股东前十名单上消失了。
几个月后，重庆路桥股价直线拉升，暴涨近5倍。
好事的记者后来问她此事，她抱怨“我炒股不是发了，是哭了，我绝对是个地道的受伤股民。”
面对资本市场，那时赵薇还是一只小燕子。不过，这也是格格最后一次公开站在A股韭菜们的队伍里，因为她很快就要学习格格的游戏规则了。
大概是2008年6月的一次聚会，王菲把人称“龙哥”的富商黄有龙介绍给赵薇，一年后俩人正式结婚。
结婚这一年，赵薇投资的一家号称七星级的奢华餐厅“乐福餐厅”在北京三里屯盛大开业，赵薇在开业典礼上说：“我现在的理想就是做生意，变成大富豪。
黄有龙履历神秘，江湖上最盛最戏剧化的传闻莫过于，他曾是深圳某落马高官的司机，其财富累积也与此脱不开关系。在该八卦流传多年后，今年1月，黄有龙终于在微博上否认：“我从没有做过任何人的司机，好好去查询，请胡说八道的人敝（闭）嘴，我们生活在法制社会是有公道！”
赵薇和黄有龙之间，应该是讨论过炒股重庆路桥的那次投资吧。也不知道黄有龙与她之间，是否会有一段“你四不四洒，竟然亲自去炒二级市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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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赵薇生下女儿小四月，据说与黄有龙有生意往来的马云受邀上门做客，一来二去就相熟了，马云还认了小四月当义女。
小四月一周岁，唐德影视启动股份制改造，摩拳擦掌向A股。
作为一家影视公司，拉自带知名度、资源和信用背书的明星来一起搭千里长棚理所当然。出现在增资扩股名单上的娱乐圈人士，除了赵薇，还有张丰毅、霍建起等人。
有意思的是，还有范冰冰。
这两位《还珠格格》里走出的大花，彼此间堪比中美两国关系，人人都觉得她俩不和，互相也没少别苗头，但并不耽误两人一起手拉手做生意，闷声发大财。
唐德影视成立后不久，就和范冰冰工作室合作了《胭脂雪》、《金大班》等电视剧。2011年4月，唐德影视增资扩股，范冰冰认缴新增注册资本85.6万，比赵薇认缴的份额还多点。
范冰冰放出话来，嫁什么豪门，我自己就是豪门。
入股背后，这对还珠姐妹也把自己的电视剧独家代理及电影和广告的非独家代理都给了唐德影视。
范爷的给力还在于，2014年唐德影视全力冲刺IPO之际，由其挑大梁的《武媚娘传奇》虽然口碑稀烂，还遭遇了剪刀手，但却实实在在地赚尽了话题度，还为唐德影视带去4.66亿的收入。
比起一起整蛇精脸、养泰迪的娱乐圈塑料花姐妹，野心勃勃的女人们联手征服名利场才更有看头。
2015年唐德影视的IPO的敲钟仪式上，还珠姐妹首次世纪同框，力破多年不和传闻。
毕竟，共同环绕着这样一口大钟，谁能不笑呢。
这一年，格格在资本市场上的斩获不止唐德影视。
2014年底，赵薇夫妇曾斥资31亿港币，以每股平均价1.6港币购入逾19.3亿股阿里影业股权。
唐德影视上市两个月后，他们以每股3.9港币减持了其中的2.56亿股，净赚5.9亿港币。
这是格格在资本市场上声誉的最高点，舆论甚至将女版巴菲特的头衔送给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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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己就是豪门，一个成了女版巴菲特。两位美人在唐德上市仪式那重重一敲，也许是惊醒了谁，也震裂了她们名利双收的顺遂。
范冰冰没有一个像阿里影业那样的灶台，另煮一锅汤。于是，她得把唐德灶上的这锅汤，炖出佛跳墙。
2015年3月经纪代理合同到期后，范冰冰和唐德影视未再直接续约。双方本意是运作一桩高溢价收购案：范冰冰以300万元注册成立爱美神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并把自己10年个人全约打包进该公司，随后唐德影视以现金方式收购爱美神51%的股份，给出的估值约为4.35亿。
但当一大波大小明星有样学样，挂名开个公司就准备以夸张的价格让股民买单。韭菜们终于回过了神：这特么是抢钱啊！
2016年5月，监管层收紧对影视并购标的重组审核。当年共有19家影视公司上市失败，包括万达影视和乐视影业。当然，还有范冰冰的爱美神。
虽然唐德影视随后宣布通过合资公司的方式继续与范冰冰“在一起”，但市场并不买账，复牌当日股价跌停，机构出逃。
而格格赵薇面临的，则是自己15年前命运的再次上演。
2001年爆红未久后的日本军旗装事件，一度曾给其事业带去毁灭性打击；2016年，因新片《没有别的爱》男主涉台独，赵薇再次陷入公关危机，被指“欠祖国和人民一个道歉”。
更重要的是，她已不仅是当年那个可以说自己很傻很天真的年轻女明星了，她还是一个女富豪，背后有一张庞大的政商关系网。公关大战在互联网上迅速上升成阶级斗争，在草根网民眼里，女巴菲特分分钟成了控制舆论的万恶资本家。
接下来的万家文化事件进一步强化了格格身上资本之恶的公众印象。
2016年底，A股上市公司万家文化公告称，赵薇的公司龙薇传媒要花30亿元买下其近三成的股份。消息一传开，吃瓜群众们议论纷纷，我们知道格格你赚了不少钱，但好像也没多到能一口气掏出30亿的份上。经交易所代询问，格格回复：只准备自掏6000万剩下全靠融资。
如此高杠杆令市场侧目，监管层介入调查。然后格格撒娇耍赖了：不买了，一股也不买。她身轻如燕全身而退，万家文化的股价却因此几近腰斩，坑杀了一众之前奔着格格来的股民。
而现在，唐德影视的股东名录上，赵健、陈蓉、赵薇和范冰冰依然在列——按照上市时的承诺，他们的股票在锁定3年后才能出售，也就是到2018年2月解禁，还有差不多4个月。
那年花开月正圆，接下来却会不会凛冬将至？韭菜们，你们瑟瑟发抖了吗？
至于相信那对伉俪离婚是为了追求爱情的党九，也不知道是不是穷限制了她的想象力。（花.儿.街.参.考）
A股现皇室后裔?38岁女子4年狂赚10亿
时间：2017年10月16日 08:02:05 中财网
杭州临安，有一家上市公司，名叫帝龙新材，系全国装饰纸行业首家上市企业，2008年6月在深圳中小板上市。
帝龙新材其前身是浙江万利实业有限公司，曾用名临安万马防雷器材有限公司、临安万利防雷器材有限公司。2007年股份制改造时更名帝龙新材，2016年又更名帝龙文化。
帝龙文化老板叫姜飞雄。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帝王、龙都代表九五之尊。
姜老板敢以帝龙命名公司，彰显了一股雄浑霸气。
不过，10年前，霸气的姜老板绝不可能想到，有朝一日，公司真会和“龙”扯上关系。
因违规买卖股票，10月9日，浙江证监局对帝龙文化股东第三大股东爱新觉罗肇珊出具警示函，引发媒体广泛关注。
据浙股君调查，爱新觉罗肇珊出生于1979年，原名肇珊，吉林省临江市人，本科学历，今年1季度刚更名爱新觉罗肇珊。
临江是白山市代管的县级市，临近中国满族的发祥地和满族文化圣山——长白山。
有资料显示，在某个特殊年代，爱新觉罗大多数改姓金、肇、毓等姓氏。
肇珊更名爱新觉罗肇珊，应该是家族恢复旧姓的行为。
爱新觉罗肇珊是什么人，她是怎么成为帝龙文化股东的呢？
这要从帝龙新材的一桩并购说起。
2015年12月，帝龙新材发布重组议案，拟出资34亿元并购游戏公司苏州美生元信息科技。
肇珊是美生元的第二大股东，持有17.49%股份。按照美生元的估值，此时肇珊的身家已经达到5.95亿元。
美生元成立于2013年11月，注册资金200万元。成立时肇珊以货币出资55 万元，持有27.5%股份。
根据信息披露，肇珊先后任北京分众无线传媒技术有限公司3G业务部总监兼媒介部总监、格融移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商务副总裁、北京点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2015年4月起任苏州美生元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
肇珊目前是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CMPM1604班的学员，北京小魔仙科技据说也是她的公司，但股东和法人代表显示为刘永生。
美生元是一家神奇的游戏公司。
2015年7月，火凤天翔、杭州哲信入股时，公司估值为2亿元。
10月底，肇珊将部分持股分别转让给霍尔果斯水泽、杰宇涛、前海盛世、周团章时，美生元的整体估值已变为28亿元，肇珊一举套现1.6亿元。
2015年年底被帝龙新材并购时，其估值又达到了34亿元——从成立到被并购，从200万元到34亿元，仅仅用了2年时间！
美生元34亿元并购方案公布时，曾引发资本市场的广泛质疑，有业内人士称其为“一个多企业的联合打包借壳行为”。
经由此次并购，美生元及被美生元火线收购的多家游戏公司，都完成了“借壳”上市。
2016年3月，此次重组获证监会有条件通过。
肇珊一变成为帝龙新材的第三大股东，持有6006.67万股，持股7.05%。帝龙新材也随之更名帝龙文化。
按照10月13日的收盘价，这些股份市值8.88亿元。
加上其之前套现的1.6亿元，4年时间，肇珊浮盈超10亿元。
今年6月，肇珊所持股份解禁——她是众多新晋股东中唯一仅限售1年的。
6月14日，帝龙文化公告，爱新觉罗肇珊拟减持不超850万股，占总股本的1%。
两天后，其即通过大宗交易减持343.43万股，套现4162.42万元——简直急不可耐——投资成本早已清零，不急才怪……
7月31日，爱新觉罗肇珊卖出帝龙文化31.38万股，当天又买入1万股，8月1日又卖出438,242股。
至此，爱新觉罗肇珊共减持帝龙文化690万股，套现8000多万元。
正是8月1日这笔买入1万股的误操作，涉及违规买卖，让爱新觉罗肇珊收到了浙江证监局的罚单。
爱新觉罗肇珊是不是满清皇室后裔？
她的股份是自己的还是代持的？
她与“帝龙”的联姻是巧合还是刻意为之？
美生元蹊跷并购背后，还隐藏着什么秘密？（微.信.号.浙.股）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风投调研机构CB Insights近日发布报告称，谷歌、亚马逊、阿里巴巴以及印度本土金融科技公司Paytm等正在印度金融科技市场展开激烈的争夺，这一竞争主要体现在移动支付领域。这些公司已纷纷推出了新款应用和数字钱包服务，同时也在与其他公司建立合作，来对抗竞争产品。
印度政府加大金融科技投入
市场普遍认为，去年印度政府废除大面额纸币的行动是该国移动支付发展的契机，再加上智能手机的推广，印度人正逐步开始接受移动支付。2016年印度推出统一付款接口（United Payments Interface，下称“UPI”），这是印度支付领域的一大关键性进展。UPI可让两个拥有银行账户的个人能够相互间凭借标识符进行及时转账。
这些标识符就包括Aadhar（与指纹或者虹膜扫描等生物特征识别相关的识别码），其能够将印度公民的身份与生物特征关联起来，打击假冒身份和身份盗用行为。印度政府表示，截至2017年8月，它已经录入了12亿人的生物特征识别数据。
与此同时，印度还提供多种不同的牌照，方便企业提供移动银行服务，并借此催生出新的金融科技系统。例如，想要提供储蓄服务的金融科技创业公司可向印度储备银行（RBI）申请电子钱包牌照。除此之外还有更强大的支付银行牌照。支付银行除了提供电子钱包以外，还能够发行借记卡、提供在线银行服务并且允许通过ATM机提取现金。与官方银行的唯一区别仅在于，它们不能提供贷款和其他的信贷产品。
根据CB Insights调查发现，印度消费者目前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交易：其一是通过提供电子钱包和拥有支付银行牌照的金融科技公司；其二是使用基于UPI的创新App应用和传统的银行账户。普华永道报告显示，印度移动支付市场规模在2016年为500亿美元，到2020年会达到5000亿美元规模，印度市场有足够的空间供所有玩家并存。
国际巨头抢占印度市场
截至目前，谷歌、Facebook、阿里巴巴、亚马逊、软银等国际巨头已纷纷通过不同方式进入印度移动支付市场。
谷歌于今年9月在印度正式发布了为印度量身打造的移动支付应用Tez，同时支持苹果(156.99,0.99, 0.63%)和安卓双系统，并与当地商家展开大量合作，通过补贴的方式吸引用户。虽然Tez不能储蓄，但用户可通过UPI或者“音频二维码”进行转账。目前，Tez已经被PayU等特定的支付网关运营商以及交通预订服务redBus等特定的公司网站采用。
亚马逊于今年7月向印度市场推出半封闭式电子钱包，不仅能支持网上支付，还拥有储蓄功能。但亚马逊进入印度市场不仅仅体现在当地民众可以在亚马逊印度网站上使用亚马逊钱包，同时还可以在线下咖啡连锁店Cafe Coffee Day和快餐店Faasos使用。
印度本土目前的移动支付前三名分别为Paytm、Freecharge和Mobikwik。根据应用分析公司App Annie的数据，Paytm目前在印度iOS应用商店排名第八，是印度下载量最高的金融科技应用。与此同时，Paytm已经获得日本软银和阿里巴巴的支持，在印度目前拥有2亿的注册用户。
截至2017年9月28日，MobiKwik在印度的iOS应用商店排名第15位，到目前为止共计完成融资1.62亿美元，投资方包括Sequoia Capital、印度媒体企业集团Times Group和American Express Ventures。
此前，提供UPI选项的电子钱包Freecharge也广受欢迎，但在今年第三季度它将该服务卖给了艾克塞斯银行。
不过，各巨头也在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保障各自钱包应用的服务优势。例如，印度电商独角兽Flipkart和亚马逊都不支持MobiKwik和Paytm；而电商创业独角兽公司Snap deal不支持Paytm、MobiKwik和UPI，仅接受传统的在线银行选项、信用卡或者Freecharge余额支付；Uber则同时提供Paytm、MobiKwik和最近新增的UPI应用BHIM等多个支付选项。(.第.一.财.经.网.)
新股申购指南及中签收益查询
年初至新规实施之前，319家IPO公司共募集1603.32亿元，其中基金获配67.43亿元，占比为4.21%。在9月7日新规实施之后，公募基金获配金额占IPO公司实际募集金额比例下降了0.32个百分点。
近期，国务院修订发布《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正式确认基本养老保险A类优先配售地位，与此同时，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的获配比例或将被挤占。但是多位公募基金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打新对基金组合贡献度较低，而且养老金账户较少，不会对公募业绩产生影响。
实际上，自2016年1月份的新股发行规则实施之后，公募基金打新收益就已经大幅回落。媒体基金新闻部记者统计发现，2015年新股申购平均中签率为0.1995%，2016年和2017年以来截至10月13日，新股申购平均中签率分别为0.0120%和0.0144%，较2015年下降逾九成。2015年基金打新平均收益率为1.46%，2016年和2017年以来，基金打新平均收益率分别为0.17%和0.09%，较2015年下降九成左右。
北京一家大型公募基金基金经理告诉记者，随着IPO发行规则变动，近两年中签率大幅下降，即使每只新股都参与申购，全年运作下来，也只有1500多万元的绝对收益，对5亿元—10亿元规模基金的净值贡献较小，而2亿元左右规模的基金，若要参与沪深两市的打新，底仓就需要1.2亿元，占60%的仓位，底仓配置比打新更重要。
养老金A类优先配售地位获确认
公募业绩影响较小
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发布关于修改《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决定的公告，该办法于9月7日已正式发布实施。与2016年1月份起实施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相比，此次修改的文件中，养老保险基金首次被纳入网下发行股票40%的优先配售范畴。
南方基金对媒体基金新闻部记者表示，目前养老金账户较少，暂时不会对公募业绩产生影响。国泰君安分析师孙金钜表示，目前参与新股申购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不过10余只，社保账户也仅有30余只，和目前A类1500个账户相比比例极小，不存在明显影响，未来新增账户影响需要持续观察。
记者根据数据统计，今年以来至10月13日，共357家IPO公司完成上市，募资共计1789.08亿元，新规实施之后，即9月7日以来，有38家完成上市，共募集资金185.76亿元，其中基金获配7.23亿元，占比为3.89%。年初至新规实施之前，319家IPO公司共募集1603.32亿元，其中基金获配67.43亿元，占比为4.21%。由此，9月7日新规实施之后，公募基金获配金额占IPO公司实际募集金额比例下降了0.32个百分点。
中金公司表示，在2016年10月底之后，A类配售的实际比例明显高于规定的40%，达到50%-55%，因此影响不大。而基本养老基金入市后划入A类之后，或在边际上小幅挤占公募和社保基金的空间，但其入股市打新或是逐步的，且主承可以进一步提高新口径下A类总体的获配比重，对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影响或也较小。
基金中签率较2015年大幅下降
打新收益率下降约九成
实际上，近两年以来，随着IPO发行规则变动，从全额缴款到非全额缴款，网上和网下分成也变动较大，参与打新的人群增加，目前基本已经进入全民打新的时代，而公募基金打新收益持续被摊薄。北京一家大型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对媒体基金新闻部记者表示，近两年基金中签率大幅下降，今年以来的新股涨幅也下了一个台阶，所以打新对基金组合的贡献已经很少，如果每只新股都参与，全年运作下来，也只有1500多万元的绝对收益，对于5亿元-10亿元规模的基金来说，贡献率仅在3%-1.5%。而对于2亿元左右规模的基金来说，如果要参与沪深两市的打新，需要有1.2亿元的底仓，仅底仓占比就在60%左右，底仓配置比打新更重要。
记者据数据统计，今年以来至10月13日，具有数据统计的263只新股，网下申购平均中签率为0.0144%。2015年和2016年，新股网下申购平均中签率分别为0.1995%和0.0120%。今年和去年新股网下申购的平均中签率比较接近，但是跟2015年同指标相比，均有明显下降。2016年和2017年新股网下申购的平均中签率分别较2015年下降逾九成。
打新对基金贡献究竟下降了多少？记者据数据统计，2015年、2016年和今年以来，分别有671只、1781只和2197只基金参与打新，打新平均收益率分别为1.46%、0.17%和0.09%。较2015年相比，2016年和今年以来，基金打新的平均收益率分别下降1.29个百分点和1.37个百分点，下降九成左右。
上述大型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对记者表示，目前的IPO新规可以理解成一种惠民政策，让更多的人能参与获益。公募基金打新利润已经很薄的情况下，打新只是一种收益来源，作为一种增强收益的手段，已经不足以支撑一只产品，所以养老金被纳入A类之后，对公募基金业绩影响也十分有限。（.证.券.日.报）
随着pre-IPO市场项目估值水涨船高，热门行业市盈率动辄在30倍以上，一二级市场倒挂已不鲜见，通过pre-IPO、“短平快”获利的打法面临巨大挑战。
多位私募机构负责人表示，“放长线、钓大鱼”、“一鱼多吃”的股权投资新打法愈发盛行，深度绑定优质标的的长线投资已成趋势。“我们已提前帮助所投pre-IPO企业物色上市后的并购标的，力图吃透企业资本运作每一环。”一位股权私募机构投资经理说。
此外，不少实力雄厚的私募机构将长线投资目光转向上市企业。他们开始超越上市公司幕后推手的角色，直接当起操盘手。分析人士指出，直接操盘上市公司对机构实力和交易结构设计要求甚高，被套事件并不鲜见，未来股权投资将向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方向转移，不论是深度绑定标的或入主上市平台，都将极大考验产业整合能力。
短平快策略行不通
“仅靠短平快的pre-IPO投资策略已经行不通，股权投资整体向长线及‘一鱼多吃’的趋势发展。”民享投资创始合伙人程韬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我们不仅把目光锁定在企业上市后的退出收益，也在帮助企业制定登陆资本市场后的并购路径，提前成立并购基金、提前物色合适标的进行投资。这种布局一般提前一年，这样标的成长空间高些，收益也更高。”
在深圳某私募机构负责人看来，股权投资朝长线发展是“迫不得已”的选择。随着资金大量涌入pre-IPO市场，一级市场项目估值水涨船高，医药、新能源、新材料、TMT等成长性较强的项目市盈率动辄就在30倍以上。与此同时，一二级市场套利空间不断缩小。若剔除10月上市的3只新股，下半年累计发行104只新股，平均一字板涨停天数为8.49天，9月平均一字板涨停天数为8.81天，明显低于以往新股常见的10多个涨停板。
“有不少资金在炒作次新股，但IPO提速背景下，一二级市场利差不断收窄是不争的事实，机构退出的收益率整体下滑。目前创业板市盈率平均为三十多倍，我身边不少投资人投资的Pre-IPO项目最后上市都出现倒挂现象。”上述私募机构投资人说。
同时，在减持新政影响下，首发股东3年锁定期过后，减持比例和节奏受到严格限制，退出节奏明显放缓。“原先很多机构投完IPO就不管了，希望赚钱后离场。如今退出周期拉长，给予机构和企业深度绑定的机会。”华南一位私募机构投资总监表示，“我们不单单只做上市前的股权投资，还会持续跟进企业上市后相关的资本运作，吃透企业资本运作每一环。很多pre-IPO企业上市之后都有并购冲动，不管是出于产业链的整合还是增厚业绩的需求，机构可以在前期投资建立的信任基础上为企业提供并购服务。这种全链条的服务是我们现在努力的方向，周期更长、获益更丰。”
该私募机构投资总监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事实上，pre-IPO企业在选择投资机构时，越来越重视机构全链条资本运作的能力。“一个好标的，估值合理并且成长性比较高，后面都有十几家机构在抢。我们与一些标的的股东商谈时，发现他们考虑的不仅仅是投资作价、股份稀释等问题，还很重视机构是否有能力提供后续服务，包括产业整合、并购、市值管理等，甚至宁可在股份上牺牲一点，也要找一家有丰富资源和强大资本运作能力的机构。”他说。
意欲操盘上市平台
不少实力雄厚的私募机构更将长线投资目光转向上市企业，他们已经超越上市公司幕后推手的角色，直接当起操盘手。
上述深圳某私募机构负责人指出，此前PE机构操盘上市平台多是效仿九鼎：将PE业务注入上市公司，实现曲线上市。这种模式并不受监管认可，证券市场不鼓励PE类公司上市，担心证券化后会产生大量泡沫。“目前来看，机构入主上市公司后更倾向于围绕产业链进行布局，把上市公司作为所投实业项目的退出平台。”
“经济结构正在经历明显的转型变化，资本市场上传统企业转型需求迫切，可以看到私募入主的上市企业多属于‘旧经济’领域。私募机构进来之后，可能作为大股东或二股东，利用自身的资本运作经验和产业资源，帮助上市公司围绕新兴产业进行布局。”程韬告诉记者。
“PE第一股”九鼎投资是布局该路径的“老手”，一手操刀了宝利来（现“神州高铁”）的转型之路。彼时，酒店餐饮行业持续低迷，以五星级酒店为业务核心的宝利来营收增长乏力。九鼎投资为这家公司制定了“成为轨道交通运维领域的行业龙头”的转型路径，宝利来先后收购新联铁、交大微联、武汉利德等，九鼎投资在其中承担的角色包括战略咨询方和注入标的的早期投资方。锁定期过后，九鼎系将5.04%股份转让给杭州霁云，转让总价款为9.7376亿元，退出收益颇丰。
“不论是将上市公司作为之前所投项目的退出平台，抑或借助其背后的产业资源为上市公司治病换血，退出获益都令人羡艳，这也吸引实力雄厚的私募沿着这一方向进行长期布局，但操盘上市公司对私募机构产业实力和资本运作能力要求很高。”上述华南私募机构投资总监说。
事实上，新主到来后难促成双赢的案例并不少见。科融环境去年6月迎来新主，原控股股东杰能科技91.96%的股份转让给天津丰利。天津丰利入主后，公司2016年的净利润报亏1.32亿元，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净利润2530.54万元，但业绩增长主要来源于闲置房产处置。此外，一年多来有多位高管离职，公司治理陷入混乱。天津丰利股东此前接受采访时坦言，天津丰利缺乏产业背景，没有操盘上市公司的经验，贸然接手一家上市公司确实面临很大挑战。
产业整合能力是关键
业内人士指出，未来股权投资将向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方向转移，不论是为拟上市企业提供全链条的资本运作服务，还是直接操刀上市公司进行产业转型，都将极大考验机构产业整合能力。“特别是操盘上市平台，需要一开始就对上市公司有一个明确的长远产业规划，并且有相应产业资源和资金支持，不能拍脑袋就拿下控制权。”
上述深圳某私募机构负责人表示，资本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推手，PE的作用不仅仅是寻找、发现标的，更要帮助企业构建产业协同优势。“一方面，不论是刚刚登陆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还是传统上市平台，并购需求都非常旺盛。上市公司有实业经验，但缺乏资本经验，私募恰恰相反，两者具有明显契合点。”该负责人说，另一方面，pre-IPO市场投资溢价明显降低，如果要获得更多收益，必须找到另一个增长因素，就是并购，实现一二级市场联动投资。
“粗放式的市值管理越来越难成行，‘投资＋套利’模式很难延续，蹭热点、蹭概念、击鼓传花式的并购面临巨大挑战，比如二级市场股价连续下挫、资金不看好等。现在市场上的市值管理做得越来越精细，需要机构对企业有战略判断，对企业法律结构、财务指标、证监会并购规则理解有较深研究，才能进一步寻找标的、设置交易结构。”程韬说。
上述私募机构投资总监表示，股权投资向长线发展将进一步推进私募行业洗牌转型，特别是一些产业资源较弱、整合能力较差、风险管控相对乏力的机构，将被淘汰出局。“能够留下来的私募机构，肯定有自己长期跟踪的行业，对行业前景、发展趋势、标的选择等方面有深入研究。”
□ .张.晓.琪 .中.国.证.券.报
知识产权律师游云庭向媒体记者指出，高通和苹果的诉讼，实际是对于专利授权费的一个博弈，除此之外，双方还会通过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博弈，或需3年到5年的时间才有结果
索罗斯说，美国文化的核心是科技和金钱。当今美国两大科技巨头高通和苹果之间，就上演了为钱而战的连续剧，并且战火愈演愈烈。
据媒体报道，高通在中国针对苹果公司发起诉讼，旨在禁止后者在中国市场上销售和制造iPhone.
据悉，高通就三项非标准基本专利起诉苹果，这三项专利涉及到iPhone 的电源管理、Force Touch 等领域。目前高通已在9月29日向法庭提起了上述指控，也正在请求美国当局对某些版本的iPhone 颁布进口禁令以对其进行限制。
中国市场对于苹果公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是迄今为止这家芯片厂商对苹果公司发起的最大攻击。
对此，苹果公司回应称，在和高通的多年持续谈判中，这些专利从没有被讨论过，事实上也只是在过去几个月内才给予的。“世界各地的监管部门判定高通多年来滥用其地位。这一指控没有价值，相信和高通其他的法庭手段一样，这次的法律行为也会以失败而告终。”
高通发起最强攻击
若胜诉将沉重打击苹果
苹果公司与高通之间的斗法始于今年1月份，当时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指称高通强迫苹果公司使用其基带芯片以收取更高的专利使用费；3天后，苹果公司对高通发起了索赔10亿美元的诉讼。
对此，高通指控苹果公司歪曲事实，声称将发起反诉。自这场纠纷开始以来，苹果公司一直都在扣发高通专利使用费，而此前在今年5月份，有报道称高通寻求推进一项美国iPhone进口禁令。另外，苹果公司还指示其供应商也不要向高通支付专利使用费。
因而，高通起诉了富士康(鸿海)集团等4家拒付专利费的苹果代工厂。高通总裁艾伯利(Derek Aberle)曾公开表示，高通与苹果爆发专利授权纠纷，对代工厂夹在中间感到遗憾，但不会影响到双方合作关系。
诉讼战火也烧到了中国大陆市场，高通向北京智慧财产法院提出诉讼，希望封杀苹果iPhone手机在中国大陆的销售与制造。
根据苹果财报公布的数据，苹果去年的2156 亿美元的全球营收中有22.5% 来自大中华区市场，而苹果有接近三分之二的营收来自iPhone。所以高通这次要是真的胜诉，对于苹果来说可以算是最沉重的打击。
科技巨头为钱而战
利益攸关寸步不让
IHS Technology中国研究总监王阳在与媒体记者交流时表示，高通之所以放出大招源于公司压力大。
虽然高通大部分销售额都来自于生产手机芯片，但大多数盈利则来自于收取专利使用费，这些专利覆盖了所有现代手机系统的基本专利。有分析师指出，高通每年原本可从苹果拿到20 亿美元左右的专利使用费。但是受到了与苹果诉讼的不良影响，苹果代工厂未能如约支付专利使用费，而该笔费用在2016年3季度为7亿美元。
苹果4月底曾表示在双方解决法律纠纷之前，将停止支付高通与iPhone有关的权利金。这直接导致高通被迫下修2017会计年度第3季财务展望。高通坦言，由于苹果扣留应付给合约制造商的权利金，致使合约制造商无法支付高通相关权利金。
实际上，此番争议对双方而言可谓都是利益攸关，也因此高通和苹果此次力战都寸步不让。
在高通而言，专利费是其利润的重要来源；而对苹果而言，iPhone的高利润是苹果每年利润的核心，所以它奋力避免任何情况的利润减少。而专利费确实是其一笔庞大的支出。
就在上周，即将退休的苹果公司首席律师布鲁斯·斯维尔(Bruce Sewell)在接受采访时详细描述了两家公司之间的冲突。简而言之，他表示高通芯片给苹果公司带来的成本约为每部iPhone手机18美元，外加售价的5%，而苹果公司认为这个数字过高了。
巨头专利费博弈战
或需5年才能解决
不过，业内普遍推测，高通此举的目的应该是“以战逼和”，苹果停卖iPhone可能性低。王阳称，就算一审判高通胜，苹果还可以上诉，所以苹果停售不太可能。“实际上这些都是套路，大家告来告去都是在增加谈判的筹码。”
而高通和苹果此战命运如何，要看中国法院怎么判。知名知识产权律师游云庭昨日在与媒体记者交流此案看法时表示，这会是一个时间很长的全世界范围内的博弈，应该需要3年到5年的时间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对于结果，目前不确定性比较大。
他指出，高通和苹果的诉讼，实际是对于专利授权费用的一个博弈。除了专利法上的诉讼博弈，双方还会通过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博弈。
“高通起诉苹果专利侵权，苹果正常情况下在专利法上的防守手段是，向国家专利复审委提起专利无效申请。即便国家专利复审委作出裁决后，败诉的一方还可以通过诉讼对裁决结果寻求司法救济。通常，专利无效的结果走完全部程序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在此期间，苹果可能还会起诉高通，违反反垄断法，违反专利授权的公平原则，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游云庭表示。
游云庭还认为，目前，这个博弈的战场不仅仅是在美国，也在中国，可能在苹果手机主要销售的市场都会有诉讼争议。在中国开展的专利诉讼只是双方交锋非常多环节中的一环。这个结果受其他博弈结果的牵连性也比较强，所以比较难于进行预判。 (原标题：科技巨头为钱而战 高通起诉苹果寻求在中国禁售iPhone)（.证.券.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