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产业在过去五年获得了飞速发展，是中国“三新”经济的代表性行业之一。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这五年从无到有，成为全球领先的产业，其中尤其是动力电池产业，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一，并出现了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公司。
在产业成长的过程中，一大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企业也得到发展，他们占据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90%的份额。不过，市场地位难言稳固，因为越来越多的跨国车企和新创企业也正在加入战局。新能源汽车行业仍然处于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编辑：谭翊飞）
新能源汽车产业五年来平地起高楼，但行业竞争格局也正面临大变。
2012年，国务院印发《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的通知，提出培育和发展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这是五年来，影响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重要文件。
此前，2009年，纯电驱动汽车的技术路线已经确定。“纯电驱动真正实现产业化是在2014年，但发展模式仍比较粗放，2016年开始，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才逐步趋于理性。”今年年初，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教授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称。
今年9月，工信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为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五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从培育期已进入黄金成长期，在世界新能源汽车产业中的话语权明显增强，新能源汽车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升。
自主品牌占据中国90%新能源汽车市场
201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迎来真正的发展元年，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当年计划产销量的1.5%，跃升至37.9万辆，这也让中国成为了全球新能源汽车消费第一大国。
紧接着，2016年新能源汽车销量突破50万辆大关，2017年产销量更有望突破70万辆。同时，整车、电池、电机等关键产品都已基本实现了国产化，部分产品实现批量出口。在这背后，是一大批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崛起。
据中汽协统计，截至去年，中国新创电动车造车公司已经超过200家，主要分为四类：传统自主品牌车企，如北汽新能源、比亚迪等；相关企业转型新能源车企，如长城华冠创立的前途汽车、长江汽车等；互联网企业造车，如蔚来汽车、车和家等；完全新创的车企有奇点汽车、FMC、小鹏汽车、零跑等。
在多重优惠政策的推动下，新能源汽车也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接受，新能源汽车积分政策则为拉动市场火热再添了一把火。
以北京为例，截至今年10月8日，个人示范应用新能源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和确认延期的共80785个。按照往年经验，2018年北京将发放6万个新能源指标，其中私人指标5.1万个，企业指标9000个。由此推算，2018年的新能源指标已经分完。
目前，自主品牌占据了国内新能源汽车90%以上的市场份额。
截至9月底，2017年我国已经累计生产新能源汽车27.4万辆。比亚迪、知豆、北汽新能源、奇瑞新能源、上汽荣威等自主企业在新能源汽车销量榜上持续领先。
10月9日，北汽新能源党委书记、总经理郑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政策为自主车企提供宝贵的“抢先发展的机遇”，为我国自主品牌赢得了7-8年的发展窗口期。
自主品牌车企的市场策略主要是切入10万元左右的中低端电动车市场，主打国民车。随着发展深入，自主品牌开始发起高端化尝试，不断推出续航里程更高、配置更高级、造型更时尚高端电动车。
不过，合资车企纯电动车正在贴近市场，自主品牌过去几年在纯电动市场上的优势，即将面临挑战。
“自主品牌在新能源领域投入更早、发展更快，也让这些企业拥有了一定市场地位和存量优势，积累了一定用户和经验。但整个行业还处于相对早期阶段，规模依然有限，如何维护好现有存量用户、挖掘潜在客户资源，与跨国品牌抗衡，是他们要认真思考的。”蔚来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人张君毅10月11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称。
研发支出纳入GDP（地区生产总值）后，2016年各地的GDP发生了变化。其中，沿海经济大省增加不少，有的少则新增700亿元左右，多的达到1000亿元左右。
所谓研发支出纳入GDP，是指在实施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之后，扣除价格因素等，将其由中间投入调整为固定资本形成计入GDP。一些核算专家认为，名义的研发支出额度最后核算后，约有五六成纳入了GDP。
受其影响，广东2016年GDP调整后有望突破8万亿元，江苏可能会达到7.7万亿元。浙江、北京则已经公布修订后的2016年GDP总量，分别达到了4.73万亿元、2.57万亿元，比之前的数字均增加了700多亿元。
不过，各省的GDP总量调整幅度不一，比如北京提高了3.1%，浙江提高了1.7%。一位地方统计局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研发支出占GDP比重高的省份收益大。
2016年，北京、上海、天津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在3-6%左右，为全国最高，这些地区GDP总量经过修订后有望增加1.5-3.5%。一些沿海经济大省，比如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3%，相应GDP修订后也有望增加1-1.8%左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导、湖北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指出，很多地区经济总量虽然超过了京沪，但是研发支出与京沪差距大。实施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后，将其由中间投入调整为固定资本形成计入GDP，具有重要的导向和激励作用。
沿海经济大省GDP上调多
受国家实施统计核算改革的影响，研发支出纳入GDP后，2016年各地的GDP总量进行了修订，目前沿海经济大省新增加的总量比较大。上述数据有望在2017中国统计年鉴公布。
北京统计局公告指出，按照国家统计局部署，2017年开始实施地区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将研发支出未计入地区生产总值（GDP）部分进行补充核算。根据国家统计局反馈的核算结果，北京市统计局修订了1996年以来的GDP数据。
实施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后，1996年以来各年北京GDP总量相应增加，GDP增长速度有所变化。2016年北京含研发支出GDP为25669.1亿元，其中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新增GDP为779.6亿元，增加幅度为3.1%。
浙江统计局发布的公告显示，2016年该省GDP总量经过修订，将研发支出纳入GDP后，新增加了773亿元，达到了47251亿元，上调幅度为1.66%。
上海2016年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3.82%，在全国仅次于北京，支出额达到了1049.3亿元，GDP相应也会有数百亿元的上调。
调整后，沿海地区研发投入较多的广东、江苏、山东的GDP相应收益比较大。广东2016年研发支出为2035.1亿元，略高于江苏的2026.9亿元，两地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分别为2.56%、2.66%。粤苏两地研发支出比重低于京沪津，但是因为研发支出总额最大，相应转为GDP的新增量也最大，约有1000多亿元。受此影响，广东年初快报公布的GDP总量为79512.05亿，经修订后，GDP总量将变为8万亿元以上。江苏2016年GDP也有望达到7.7万亿元，比原先的7.6万亿元要高。
一位地方统计局核算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般研发支出的六成左右转化为GDP，所以沿海大省研发支出额度大，相应GDP总量修订后上调大。但是这对GDP增速影响不大，原因是沿海经济大省的GDP总量已经很大，研发支出转为GDP后新增加几百上千亿元，而GDP总量高达几万亿元，增速并不会受到较大影响。
2016年北京的研发支出纳入GDP后，尽管GDP增加3.1%，但实际经济增速仅增加了0.1个百分点，达到6.8%。2016年上海经济增速6.8%，修订后增速有望提高0.1个百分点。2016年浙江GDP总量上调幅度为1.66%，经济增速只增加了0.004%，达到了7.6%。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林致远指出，研发支出过去是作为投入成本要扣除，现在算成了GDP后，会使得研发投入大的省份GDP总量增加比较多。但增加的幅度仍然有限，对于经济增速影响微乎其微。
“目前中国页岩油地质储量7643亿立方米，成为仅次于美国、加拿大后的第三大页岩油国。”10月11日，国土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主任张大伟在上海召开的一个国际页岩气论坛上表示。
据了解，截至10月11日，中石化旗下涪陵页岩气田中国首口实现商业开发的页岩气井——焦页1HF井累计安全生产页岩气1770天，累计产气突破1亿方，是国内生产时间最长的页岩气井，也是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加拿大后的第三大页岩油国的重要成果。
但张大伟坦言，在石油央企快速发展的同时，地方企业和民企在页岩油气方面的发展令人担心，“有些区块经济性不高，很多项目处于亏损状态。”
对此说法，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张有生等专家都表示认同。
上述专家认为，目前国家正在进行供给侧改革，如何增加页岩气等天然气的消费是重要改革方面，然而这对很多刚刚进入页岩气产业的企业来说，就不是一个好消息。
“很多民企刚刚进入页岩气产业，其成本必然很高，需要一个合适的市场环境，但是国家希望通过天然气价格的改革和价格下降，让更多的企业和居民享受到改革的成果，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有石油央企专家说。
更重要的是，目前国际天然气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可能长期存在，这意味着国内天然气价格将长期维持，甚至还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这些地方企业和民企面临抉择。
“目前国家发改委已经出台了很多改革措施，但是能源价格改革还没有出台，显示了能源价格改革的难度。”张有生坦言道。
两难的选择
国家发改委网站运行快报统计，8月份天然气产量11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0.2%；天然气进口量77亿立方米，增长58.3%；天然气消费量181亿立方米，增长30.4%。而1-8月，天然气产量978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0.8%，天然气进口量570亿立方米，增长24.8%；天然气消费量1504亿立方米，增长17.8%。
这让中国天然气产业的人都很兴奋。
张大伟表示，2016年中国页岩气产量达到78.82亿立方米，预计2017年产量达到100亿立方米。“我国页岩气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力争实现产量300亿立方米，2030年实现产量800亿到1000亿立方米。目前来看，我国页岩气的产量目标可以实现，甚至偏保守。”
他表示，国土部正在向国务院申报天然气水合物新矿种，组织编制《天然气水合物勘查规范》。随着页岩气、水合物和干热岩等新的能源产品发展，中国非常规能源发展获得多项重大突破。
但是张有生等专家坦言，2020年页岩气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消费目标是经过各方面专家讨论的结果，最重要的是，未来民营企业天然气和页岩气产量是否有经济性。
那位石油央企专家透露，中石化涪陵页岩气田已经进行多年了，其规模性与经验都已经很丰富了，而地方企业和民企是白手起家，因此完全无法与石油央企竞争。
更重要的是，目前国际天然气市场供大于求，气价在低位震荡，“让白手起家的民企如何竞争？”他反问。
张有生等专家表示，随着清洁能源的发展和电动汽车、机器人产业快速普及，2030年后中国天然气产量是否还能继续增长，是一个很大问号，因此如何加大国内天然气消费量是国家发改委更重要的目标。
据了解，目前新奥集团在浙江舟山LNG项目正在快速建设，2018年这个项目的首期将竣工投产，首期项目为LNG300万吨/年。
而9月19日湖北能源（000883）发布公告称，与舟山市政府、长联石油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加拿大斯图尔特能源集团75%股权）已签订投资建设舟山LNG接收站项目及配套项目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有媒体称，浙江舟山LNG二期建成后接收能力达到500万吨/年，三期建成后接收能力累计达到1000万吨/年。
“这意味着未来有更多国际天然气资源将在中国市场竞争，那些希望在中国页岩气产业发展的民企将面临更大的困境。”那位石油央企专家坦言道。
去年9月30日，北京发布了被称为“9·30新政”的楼市调控措施，拉开了全国新一轮的楼市调控序幕。
新政实施一周年之际，在多轮调控影响下，多地楼市成交量下滑明显，市场向理性方向发展。
易居研究院数据显示，9月份，在其检测的50城中，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同比减少31%，已连续7个月下跌。其中，四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为169万平方米，同比减少53%。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则显示，十一黄金周期间，其重点监测的25个城市成交面积环比下降62.6%。
分析人士指出，一方面，调控城市的楼市成交量持续下滑，在经历了两三个季度的“量跌”后，正处在向“价跌”转变的关键节点，市场预期变化明显；另一方面，尽管根据房企发布的销售业绩，大型房企将在2017年迎销售业绩与利润的新高峰，但行业整体分化进一步加剧，中小房企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萎缩。
60城累计出台126条限购政策
“9·30”调控一年以来，楼市成交量下滑明显。
根据易居研究院监控的50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报告，一线城市今年前三季度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为1796万平方米，创10年新低，为2007年以来的最低值。
即使在传统的销售旺季，“金九银十”，市场仍维持低位。9月份，易居研究院监测的50个典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为2266万平方米，环比增加3%，同比减少31%，同比数据已连续7个月下跌。
这一趋势也延续到了“十一”黄金周期间。受假期出行影响，“十一”期间一直是楼市成交淡季，网签量一般处于相对低位，但相较往年，今年黄金周格外惨淡。
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示，十一黄金周期间，受其重点监测的25个城市成交面积环比下降62.6%。其中24个城市环比下降，占监测城市的96%；与去年同期相比，25个代表城市成交量整体下降60.9%，其中21个城市均有所下降。
分城市来看，各线城市同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下降。环比来看，一二城市降幅均超六成，且一线代表城市降幅高于二三线。同比来看，各线城市均下降，一线城市降幅超八成。
易居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认为，此轮市场降温主要原因还是各地持续出台的调控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供给端和需求端均作出限制，使成交维持在低位；同时，由于去年调控前的楼市火爆，销售数据基数较大，使得今年的同比降幅比较明显。
截至2017年9月30日，全国范围内已经有近60个城市被纳入调控范围，累计出台126条限购政策、166条限贷政策。分析人士指出，此轮调控持续时间长，且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不断加码，是其区别于此前几轮调控的主要特点。
据了解，北京、杭州、南京、成都、厦门、保定等多个城市已经历四轮及以上政策加码。而在9月末，西安、重庆等多个热点城市先后集中出台楼市新政。
中国指数研究院认为，9月末出台新政的多数城市，均将限售作为本次政策的核心聚焦点。其政策的核心诉求就是：抑投机、稳预期、促理性。多城限售继续发力，将使调控力度达到较高的程度，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引导市场更快地向理性方向发展。“未来楼市政策仍会延续‘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明确的楼市调控主线。”
1、十九大新闻中心11日正式启动服务，十九大期间新闻中心将首次开设“党代表通道”，组织多场采访活动。
2、一年一度的阿里巴巴杭州云栖大会昨日开幕，马云也照例发表了讲话，为阿里巴巴的发展指出新的方向，今年的焦点则是千亿研究投资计划。
3、“双11”临近，韵达和中通两家快递公司宣布调整价格。目前，涨价的两家快递企业尚未宣布调价幅度和范围。对此，顺丰回应称，将不跟进涨价。
4、近日，网络上有消息说“王者荣耀团队年终奖100个月的工资，腾讯员工回应：也不全是，我是120个月!”11日下午，腾讯游戏对此正式发布消息称，这传言太离谱啦。
财经要闻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将中国经济今明两年增速较7月份时均上调0.1个百分点，分别提高到6.8%和6.5%，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第四次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2、11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上任后的首份施政报告中称，将大力发展科技、创意等新兴产业，继续增建公共租住房屋。
3、今年前三季度，一线城市楼市成交量创10年新低，大部分热点城市均出现降温态势，北京、广州新建商品房成交面积下跌六成。
投资风向
1、据券商中国报道，最高10倍杠杆股票配资动静又搞大了，竟能"翻墙"接入券商交易系统。与2015年不同的是，目前配资公司的分仓系统分实盘和虚拟盘。实盘是子账户的交易可以直接对接母账户，在券商的交易系统体现。更令人忧心是一类虚拟盘子账户，这类账户的交易并没接到交易所，而是在配资公司开发的交易系统内交易。
2、节后A股迎来反弹行情，同时也激发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减持的冲动。统计显示，截至10月11日，沪深两市共有48家上市公司公告了相关股东的减持计划，部分公司甚至出现股东“清仓式”减持。
3、具备杠杆效果的融资融券业务节后活跃，两融余额再度逼近万亿元大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月10日，两融余额为9925.82亿元，连续两个交易日快速增加，较国庆节前增加230.84亿元。
4、保监会官网一口气挂出5份监管函，直指五家保险公司珠江人寿、上海人寿、阳光人寿、渤海人寿、君康人寿在“三会一层”即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运作、关联交易、合规与内控管理、内部审计、考核激励等方面存在问题。要求上述五家保险公司自监管函下发之日起6个月内，禁止公司直接或间接与关联方开展包括借款等在内的部分交易。
5、中国联通：混改方案获证监会审核通过。中国联通晚间公告，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获证监会审核通过。公司尚未收到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证监会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社会热点
1、最高法：法官辞职后3年内不得受聘律师事务所。
2、12306网站公示称，自12日起C、D、G字头的动车组列车选座功能正式上线，选座不收取额外费用。
3、国家林业局：承德、通化、铜陵、福州、泉州、上饶、赣州、景德镇、日照、莱芜、张家界、佛山、江门、百色、攀枝花、宜宾、巴中、临沧、安康等19个城市被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4、今日8时至明日8时，西南地区大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海南岛、台湾以及河北中部、北京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青海南部、河北西北部等地有雪或雨夹雪。
5、2017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地区数量较去年大幅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已有17个地区公布了2017年最低工资标准。其中，上海、深圳、天津、北京的月最低工资标准≥2000元。
国际要闻
1、美联储9月会议纪要显示，鉴于美国通胀率长期低迷已有更多美联储官员质疑12月份是否需要加息，美股周三继续收涨，三大股指再创历史新高;
2、纽约黄金收盘下跌0.4%报收1288.90美元，但在美联储纪要公布后黄金期货略微反弹，收复部分失地;
3、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市场需求预期提振，纽约原油上涨0.8%报收51.30美元，已连续三日收涨;
4、欧洲市场因西班牙政治担忧缓解，泛欧斯托克600持平报收390.15点。
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则是国企改革，这不仅体现在国企改革内容在《决定》里占据重要位置，还包括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调研并确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与此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也是国企改革，“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等五大任务以及清理僵尸企业主要发生在国有企业。
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改革总目标。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并且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实现改革目标的关键就是对国有企业以及政府作用进行重新定位。
一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逐步退出计划经济开始，至今为止，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0）以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为突破口；第二阶段（1981-1982）的主要内容是试运行经济责任制；第三阶段（1983-1986）的主要内容是利改税；第四阶段（1987-1991）是以完善企业的经营机制为主要目标，实行承包制，打破大锅饭。
经历以上探索之后，特别是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确立了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国企改革因此也进入第五阶段（1992年后至今），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求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方向，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十六届三中全会则进行了详细的顶层设计：对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
在国企改革进入最后阶段后，在1990年代末与本世纪初的几年当中，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出现一次跃升，很多央企实现上市。这一轮 “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为中国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后，随着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国企加快发展和为稳增长扮演压舱石角色先后成为国企工作的主旋律。一方面，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数年内，我国经济规模迅速膨胀，市场增量很大，这对处于供给上游的国企有巨大的利好，国企改革压力减弱；另一方面，2008年后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国有企业又承担了稳定经济增长的政治任务，强化了国企的非市场功能色彩。与此相对应，国企改革进入一个平缓发展期。
二
2012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要“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十多年进展缓慢的国企改革显然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硬骨头。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国企改革难的不是找准问题、提出目标和方案，而是执行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就是要摆脱改革空转的局面，砥砺奋进，改革前行！
对于一些担忧私有化与国有资产流失的声音，2015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等文件，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党的建设与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实现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接、工作对接，确保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得到体现和加强。他表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
一个月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调研国企时谈道，国有企业是国之重器，改革成败关乎经济全局、民众利益。他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真正确立企业市场主体地位，改革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也要避免市场的盲目性。这次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为国企改革确立了价值判断标准。
2015年9月，作为国有企业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文件《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发布，明确了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从分类改革、国资管理体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多个方面提出了改革的方向和措施。此后，国企改革围绕着这份意见出台了22个配套文件，形成了“1+N”政策体系，完成了顶层设计和四梁八柱的大框架。
这次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制定了时间表，以避免改革继续空转。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更加符合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经营机制。执行层面也进一步强化改革的进度：2015年是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制定出台年，2016年是国企改革政策落地年，2017年是国企改革的见效年。
两个月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次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企改革同步进行，国企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承担了推动国企改革的重要任务。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开始时不我待的快速推进。
暗度陈仓？
近日，有消息指出，中期协发文要求期风险管理子公司不得与自然人客户开展衍生品交易服务。市场普遍认为，中期协的文件关上了最后一道自然人参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的大门。但事实上，一些机构已经研究出办法绕开监管，让自然人参与其中。
另一方面，场外衍生品业务近年来发展迅猛，但其杠杆和变向融资的属性也成为配资的另一个主战场。
监管层近两年组织数次核查并对权益互换等业务进行指导。但今年场外期权业务在多重因素刺激下规模大涨，成为主要的场外衍生品产品。
然而，场外期权具有杠杆和配资的属性，部分风格激进的券商甚至鼓吹利用场外期权替代原有配资业务。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券商处了解到，目前监管层或有意加强对相关业务的监管，预防市场参与配资的热情重燃。
配资新战场
近一两年来，监管层对场外衍生品业务加强监管，并且提出要求。以2016年底地方证监局对辖区内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核查为例，其核心要求是不得为客户提供融资或变相融资服务。
显然，监管层已重视市场利用场外衍生品业务进行配资的情形。但此前监管重心放在收益互换为代表的衍生品业务上。
10月10日，一位兴业全球基金的人士告诉记者：“前两轮在配资这一块的监管实际上查的就是以收益互换为代表的衍生品，这种业务基本类似场外版融资融券，具有很强的杠杆性，同时因不透明的特点很难被管理。当时来说，场外期权的规模不大，个股期权的范围也很小，因此场外期权并没有吸引过多的监管关注。”
然而，2017年以来在各种因素的刺激下，券商场外期权业务发展迅猛。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及中证报价系统披露的月报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证券公司的场外权益类衍生品新增初始名义本金，同比变化不大，但其中期权业务新增规模逐月提升。
数据显示，2017年1月、2月份，单月新增场外期权业务规模均不足150亿元。但到6月份，这一业务的规模已经升至近320亿元。与此同时，场外期权业务单月新增交易数量也由年初不足450笔增至6月份超过1100笔。
刺激场外期权业务迅猛增长的主要因素便是利用场外期权进行配资的需求大涨。
上海一家大型券商营业部打出场外期权宣传资料时，甚至称“场外期权如何替代配资，不要再错过这波红利期了”。
10月10日，北京一家大型券商深圳营业部总经理向记者表示，两者性质完全不一样，虽然场外期权有些地方与配资效果相似。
“从本质来看，现存的场外期权绝大多数合约就是场外配资，剩下的就是一些客户做套保和锁定收益。”沪上一家大型券商营业部的人士也向记者透露。
记者从券商处了解到监管层或已经做出限制。深圳一家券商负责场外期权的人士表示，“目前公司场外期权的增量业务已经限制，只能做存量。”
前述深圳地区营业部总经理向记者表示，由于很多中小券商路子太野，把场外期权当作配资来做，长此以往肯定会受监管关注。目前公司较以往更谨慎了，对于单纯想通过场外期权达到配资炒股目的的生意，已经不接单了。
在国庆节后第一天，南方旗下首只公募FOF——南方全天候策略高调亮相纳斯达克广告牌，该举动很快在业内引起注意。有消息人士透露，南方FOF的广告在纳斯达克广告牌上亮相的时间其实很短，花费并不高，但此举仍然反映了南方基金对FOF营销的重视程度。
作为新式公募品种，首批公募FOF（基金中的基金）自发行以来就备受瞩目。然而，来自销售渠道的消息显示，首批公募FOF的销售情况并不如预期，市场对FOF的认可度较低。这对于首批发行FOF的基金公司而言，无疑是较大的压力。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首批公募FOF的发行情况也引起了监管层的关注。从国庆节前至今，监管相关部门一直在与首发公募FOF的几家基金公司进行沟通，并提出了多项要求，希望基金公司提高对FOF发行的重视程度。
实际上，迄今距离9月26日首批公募FOF发行仅仅经过了7个工作日，尽管当前销售情况不如预期火爆，但随着各公募在FOF发行营销工作的持续发力，投资者对FOF的认知程度将有望提升，从而带动后期FOF发行销量的提升。
监管重视
自9月26日公募FOF首发至今，已经过去7个工作日。在此期间，各基金公司分别展开了营销推广工作，其中南方、华夏、嘉实表现得相对积极，而海富通、建信以及节后才开始发行的泰达宏利在FOF营销上亦有动作。
整体而言，当前在营销上最为积极的当属南方基金。尽管有着“宇宙行”代销作为先发优势，但南方基金在营销上丝毫未敢松懈，甚至将营销战线延伸至了海外。
营销上的发力与代销渠道的给力，使南方FOF在发行量上暂时领先其它FOF。但无论是南方FOF还是其它几只FOF，目前在发行上都难言火爆。作为新式品种，显然投资者目前对公募FOF的接受程度还较低。
首批公募FOF发售的遇冷及市场对FOF较多的质疑声也引起了监管层的注意。
上述人士表示，“首批FOF推出后，虽然基金公司做了不少宣传，但舆论的认可度并不高，大家对这类新生品种还是抱有较多怀疑的态度。监管方面十分关注这一情况，所以相关部门找了首批发行FOF的几家公司进行交流，要求基金公司必须提高对FOF发行的重视程度，无论在营销上还是其它方面做出一些举动，尽可能地消除市场对FOF的部分疑虑，帮助FOF成功发行。”
有公募基金公司高层向记者坦言，“公募FOF得以推出其实非常不容易，基金业协会在背后做了很多努力，因为创新的步伐必定要克服很多障碍，能够推出已经是很成功的一件事，监管自然也希望公募FOF能够成为市场认可的产品。”
作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重要内容，正在快速发展的工业大数据成为世界各国争相抢夺的制高点。
10月10日，在由工信部指导、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的“2017中国工业大数据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上，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今年中国工业大数据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212亿元，而2020年，这一数字有望突破800亿元。
工信部相关官员在论坛上表示，为促进工业大数据发展，该部正加快编制《工业技术软件化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由该部牵头编制的关于数字工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目前也完成了初稿，预计在今年底明年初发布。同时，该部与发改委共同编制的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纲要也已完成征求意见。
培育数据驱动的新型工业体系
论坛上，中国工业大数据创新发展联盟发布的《2017中国工业大数据产业发展概要》（下称概要）显示，2016年中国工业大数据市场规模已达150亿元，今年这一规模有望达到212亿元，202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达到822亿元，在行业应用中，预计到2020年工业大数据的占比将达到6.64%。
工信部信软司软件产业处处长商超表示，IT技术的持续创新催生了大数据时代的加速到来，在此大背景下，数据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预计到2020年，全球的数据总量将达到40ZB，中国的数据量将占全球数据总量比例的20%，成为世界第一大数据资源大国。
清华大学软件学院院长王建民表示，工业大数据主要包括企业内部数据、产业链数据以及跨界数据（市场、地理、环境、法律和政府等外部跨界信息和数据）三部分。
他认为，当前人和机器是产生数据的主体，未来由人产生的数据占比将越来越少，而机器产生的数据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高。显然，巨大的人口规模以及庞大的工业体量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工业数据“富矿”。
工信部信软司副司长李冠宇在上述论坛上也表示，中国既是制造大国也是网络大国，并由此正在成为数据大国，拥有丰富的工业数据资源的中国，急需深挖工业大数据的潜力，培育数据驱动的新型工业体系。
李冠宇认为，推动工业大数据的应用发展，核心任务是构建覆盖工业全环节、全流程和产业全生命周期的数据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基于数据分析的系统级的工业智能。
在他看来，智能制造的核心就是打通数据链，从需求分析，设计、生产、制造到销售，打通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的数据链，并催生出网络协同制造、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等一系列新的商业模式。
当前，中国发展工业大数据面临重重挑战。在制造业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大而不强”的现象，工业各领域信息化程度参差不齐，生产的各环节信息采集仍不充分，信息孤岛现象比较严重，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工业数据难以集成应用，数据管理和建模技术水平也不够高，对海量实时异构数据的挖掘能力不足，大数据在产品全生命周期各环节的应用也尚未普及。
不过，随着处理能力步入超摩尔、后摩尔时代以及AI技术的爆发，算法效果提升非常显著，这为工业大数据的应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商超表示，工业大数据与AI正呈现出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海量的数据为AI技术提供了充足的学习资源，另一方面深度学习技术能够有效利用海量数据资源。
北京时间10月11日晚，IMF在华盛顿秋季年会发布2017年10月《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报告表明，今年全球金融体系继续增强，近期风险已下降。但除了进展之外，IMF提醒全球警惕目前的资产估值和杠杆率升高带来的压力。IMF称，目前在中国等一些主要经济体内，私人非金融部门的偿债压力和债务水平过高，影子信贷增速过快，希望中国继续深入去杠杆化的改革进程。
《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对全球经济发展持乐观态度。但报告认为，另一方面，货币政策持续宽松的环境也导致资产估值和杠杆率上升。金融稳定风险正从银行体系转向金融体系中的非银行和市场部门。
建议中国继续去杠杆
关于中国的金融稳定情况，IMF充分肯定了中国此前改革银行体系取得的成就，但认为仍旧存在着一定的金融稳定风险。
IMF称，中国银行部门资产与GDP的比率已经从2012年底的240%上升到目前的310%。IMF希望中国政府继续深入改革，着眼于降低薄弱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脆弱性，致力于实现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承诺，在金融部门政策收紧与经济增长减缓之间谨慎取得平衡。
中国目前的问题同样是全球范围内共同面临的压力，IMF分析指出，虽然全球银行的健康状况在改善，但在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中，仍有约三分之一（持有17万亿美元左右的资产）可能继续面临收益不可持续的状况，甚至该状况将持续至2019年。
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负债在增加。二十国集团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目前高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在中国等一些主要经济体内，私人非金融部门的偿债压力和债务水平过高，可能导致未来损害市场信心，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风险。
家庭债务猛增
IMF当天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家庭债务仍继续提高。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6年，新兴经济体家庭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的中位数从15%上升至21%；在发达经济体，这一数据则从52%上升至63%。
IMF研究发现，家庭债务提高在短期内有助于提高消费、推动就业、提升房产和银行资产价格，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在3年至5年后，家庭债务攀升对经济增长则有负面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会引发银行业危机。
如果这种下行情景发生，全球金融环境收紧带来的经济影响的严重程度约为全球金融危机的三分之一，且影响广泛；货币正常化进程在美国将出现逆转，在其他国家将停止。新兴市场经济体四个季度内的证券投资流量估计将减少1000亿美元。
此外，目前有过多的资金在追逐过低的收益资产——在全球投资级固定收益资产的当前存量中，不到5%（1.8万亿美元）的收益率超过4%， 而在经济危机之前，这一比例是80%（15.8万亿美元）。在一些市场，投资者为了提高收益，被迫接受高于其风险偏好的信用和流动性风险，因此资产估值同样承受压力。
IMF建议，鉴于这些变化和风险，政策制定者必须利用全球前景的改善，解决不断加剧的中期脆弱性问题，避免掉以轻心。
监管从严。
10月11日，保监会“一口气”下发了5份监管函，珠江人寿、上海人寿、阳光人寿、渤海人寿、君康人寿上榜。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保险公司在3-5月进行的公司治理现场评估中，存在“三会一层”运作、关联交易、内控管理、内部审计、信息披露、发展规划等方面的问题。
普华永道中国金融行业管理咨询合伙人周瑾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可从两个维度观察：一是动机，一些股东对管理层和公司行为的干预，导致公司治理踩红线、碰禁区；二是机制，由于股权结构的问题，导致公司治理失效，约束机制形同虚设。此外，还有外部市场环境的原因，中小保险公司生存压力较大。
监管函要求，上述5家保险公司应于11月30日之前将整改报告书面报至保监会，并自监管函下发之日起6个月内，禁止直接或间接与主要股东及其关联方进行相关关联交易。
5家公司治理问题存共性
在公司治理现场评估中，珠江人寿、上海人寿、阳光人寿、渤海人寿、君康人寿的问题具有共性。
以上海人寿为例，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包括公司治理运作方面和内部管控方面。在公司治理运作上，体现为董事会运作不规范；独立董事制度缺失，管理不规范。监管函显示，上海人寿董事会决议存在超出报告期限报送保监会问题等。尚未单独建立完善的独立董事制度；尚未单独建立独立董事考核评价机制；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性声明，未按期报告保监会。
在内部管控上，体现为关联交易管理不规范；薪酬管理不合规；内部审计管理不到位。监管函显示，上海人寿关联方档案不完整；关联交易未识别未报告。2016年高管人员考核优秀奖为当年发放，未对绩效薪酬进行递延；2015年包括总裁在内的所有高管人员绩效薪酬支付按照三年6：3：1的比例进行递延发放。未对董事会秘书进行离职审计。
其中，这是珠江人寿近期二度收函。8月4日，保监会曾发布对珠江人寿的监管函，称在“两个加强、两个遏制”回头看现场检查中，发现珠江人寿存在偿付能力制度建设和执行不规范等六方面问题。
而珠江人寿在此次公司治理现场评估中发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会一层”运作方面、内部管控方面。例如，关联交易管理不规范。珠江人寿资金运用关联交易比例不合规；关联方档案不完整，管理不规范；关联交易未识别未报告。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的信息显示，通过公司治理现场评估，保监会发现中资保险公司主要存在六方面问题，包括公司治理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内部管控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关联交易管理亟需进一步加强；个别公司股东股权方面存在问题；集团管控需进一步规范；公司自我评价不客观不合规。
11月底前上报整改报告
对于存在的问题，监管函要求，上述5家保险公司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公司内控制度的有关要求，按照整改方案，对评估发现的问题逐项整改，形成整改报告，并于11月30日前书面报至保监会。已经整改完成的，列明整改完成时间及具体措施；尚未完成的，列明整改时限及具体方案。
监管函强调，自监管函下发之日起6个月内，禁止上述5家保险公司直接或间接与主要股东及其关联方开展关联交易，如提供借款或其他形式的财务资助；除存量关联交易的终止行为（如到期、赎回、转让等）以外，开展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包括现有金融产品的续期，以及已经签署协议但未实际支付的交易）等。
君康人寿回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此次检查主要针对公司过往的治理情况，在忠旺成为君康的股东以后，已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纠正，将会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继续提升公司整体管制水平。”
对此，渤海人寿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对于监管函中指出的问题，已在5月公司治理现场评估反馈意见中获悉，并根据保监会现场检查存在的问题，迅速制定了整改方案。截至目前，各项整改工作稳步积极推进。渤海人寿将以此次评估和整改为契机，不断完善和健全公司治理结构，确保公司按监管要求规范运作，保障公司安全稳健发展。”
周瑾认为，部分保险公司股东股权领域存在一些风险隐患，部分公司治理有效性“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关联交易风险引人关注，应该狠抓源头，这需要监管和公司共同完成。监管应该进一步严格股东资质审核，引导股东正确认识保险本源。
据悉，保监会正在研究制定《保险法人机构公司治理监管办法》。其中，要以真实、合法、自有为重点，加强股东股权监管，坚持穿透股权、穿透投资，规范股权质押行为；要完善风险源头防范机制，严格章程制定和修改审批，增强监管检查的专业性、穿透性，改进公司治理监管评价规则，加强公司治理量化评级和分类监管，强化关联交易监管，随机选择、穿透抽查关联交易；加大公开质询力度，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加大信息披露强度。
此前，融创中国董事会主席孙宏斌曾连续多年抱怨，融创中国股价被严重低估。然而，这一局面在2017年彻底发生扭转。截至10月11日，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01918.HK）从2016年底收盘价的6.45港元，到2017年10月11日收盘的37.00港元，股价涨幅达到473.64%。
与融创中国同样股价创新高的的还有中国恒大集团。截至10月11日，中国恒大（03333.HK）从2016年底收盘价的4.83港元，到2017年10月11日收盘时的27.75港元，股价涨幅高达474.53%。早在今年7月，恒大市值就已超过万科A。
伴随美股上涨，港股内房龙头股几乎迎来一轮集体上涨。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发现，同为港股的内地房地产公司，碧桂园年内股价涨幅高达190.78%；雅居乐集团年内股价涨幅为186.58%；龙湖集团年内股价涨幅高达102.03%；远洋集团年内股价涨幅为49.57%；中国海外发展年内股价涨幅为24.82%。对比香港本土房地产开发商。九龙仓集团、新鸿基地产股价涨幅仅为37.25%、32.14%。
再反观A股，则整体表现平平。截止到目前，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的房地产开发指数（881153）跌幅为-3.99%，同样为从事物业开发及物业管理服务的房地产开发商，涨跌幅的差异为何如此之大？港股的内地房地产公司为何如此上涨迅猛？
港股内房股加杠杆
2014年6月，万科总裁郁亮公开发表了一篇人民日报也予以转发的文章《我国楼市进入“白银时代”》。郁亮的主要观点是：行业暴利时代结束，整体增速放缓，行业集中度有望提升，将更注重普通住宅和商业地产，一线城市的优势更明显。2014年10月，郁亮在第六届中国房地产科学发展论坛上再度发表他对于地产“白银时代”的观点。
万科作为彼时的龙头房企，其“白银时代”观点受到行业内高度重视。而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是，伴随房地产行业洗牌加剧，以规模论英雄成为行业共识，房地产行业集中度正在前所未有地加速。一些具有规模意识的房企大量使用杠杆型扩张动作，除了常规贷款以外，还有大量的配股、优先股、永续债等手段；与此同时，这些房企大举拿地。无论是通过招拍挂还是收并购等方式，均在加速跑马圈地。这其中，以港股内房龙头股融创中国、恒大地产、碧桂园等房企为代表。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比了这些房企负债率情况。根据同花顺统计数据显示，融创中国近三年的负债率分别为83.19%、87.92%、91.92%；中国恒大近三年的负债率为81.22%、85.75%、88.74%；碧桂园近三年的负债率为75.32%、86.2%、88.13%。相比之下，香港本地房企九龙仓和新鸿基负债率则一直保持在20%-30%之间。
港股内房龙头股的规模扩张成绩直接体现在房地产销售排行榜单上。
克而瑞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与2016年同期相比，今年1-9月TOP100房企整体销售规模达50046.2亿元，业绩同比增幅显著达36.7%。各梯队房企的市场份额较2016年末继续提高，门槛、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其中，TOP3房企的门槛由2016年前三季度的2139亿元提升至3659亿元，在各梯队房企中增幅最大达71%。TOP20和TOP30房企的门槛增幅也较高，分别达到了37.6%和51.2%。值得注意的是，TOP10房企的门槛首次超过千亿达1010.3亿元。
在热点城市限购、限售政策加码的影响下，TOP100房企今年第三季度的总体销售规模环比下降较为明显。但行业集中度前所未有地加剧。截止到三季度末，千亿房企数量达到11家，TOP10房企的门槛达1010.3亿元。随着各梯队房企门槛、集中度的提升，百强房企的分化也在进一步加剧，规模房企的优势正逐步凸显。TOP10房企进一步拉大与其他梯队间的差距，TOP50-100梯队集中度甚至下降1个百分点。
值得关注的是，此时，房地产行业老大已经从万科易主为碧桂园。在克尔瑞这份销售额前十名排行榜上，港股内房龙头股占据了较多席位。包括碧桂园、中国恒大、融创中国、中海地产、龙湖地产。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这些房企今年股价整体表现大都比较抢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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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持新规效果显著股市生态修复 减持操作细则待明确
时间：2017年10月13日 06:40:14 中财网
2017年5月底，面对清仓式减持等吃相难看的股市乱象，证监会果断出手，推出史上最严减持新规。
减持新规推出4个多月来，积极效果开始显现，不仅减持节奏放缓，而且通过正本清源，股市生态得到显著修复。
新规出台减持降温
今年5月26日，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这是证监会在2016年1月7日发布减持规定的基础上，对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大股东及董监高的减持行为，作出进一步约束。
这一措施对减持的降温效果立竿见影。3个交易日后的6月2日，沪深证券交易所双双宣布，日均减持额降幅超五成。同时，上市公司拟减持股东纷纷调整或终止减持计划，调整计划主要涉及减持方式与减持数量，即下调减持数量，新增集中竞价、协议转让等减持方式（传统的减持方式主要是大宗交易等）。
证券时报数据中心统计显示，自减持新规发布以后，最初的3个月包括大股东、董监高等在内的重要股东减持额出现明显下降，不过9月份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
图1：2017年1-9月重要股东减持数据
数据来源：证券时报数据中心
总体上，2017年1-9月的减持总额也较2015年峰值显著回落。
表1：2010年至2017年9月重要股东减持数据
数据来源：证券时报数据中心
股市生态得到修复
减持新规不仅让上市公司重要股东短期减持量大幅下降，也给A股生态系统带来了深远影响。
一、大宗交易热度下降。大股东及董监高借道大宗交易减持，曾是A股最主要的减持方式，一度占据股东减持的半壁江山还多。据有关统计，大宗交易受让方平均持股时间为20个交易日，7个交易日以内就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等方式卖出的，占到受让股份的68%左右。
按照减持新规，大宗交易受让方在6个月内不得转让所受让的股份，大宗交易由此受到明显冲击，6月至8月的月度大宗交易成交笔数环比前几个月大幅下滑，成交金额也持续处于低位。
表2：2017年1-9月大宗交易成交概况
数据来源：证券时报数据中心
二、定增市场回归理性。按减持新规，相关方参与上市公司定增所获得的股份，在解禁后12个月内减持不得超过持股量的50%；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在连续90个自然日内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参与定增的投资者减持时间延长，参与定增项目的时间成本和持有成本提高，定增市场单个项目平均募资规模明显下降。
表3：2017年1-9月拟定增募资额
8月份数据异动系中国联通混改增发所致， 数据来源：证券时报数据中心
深圳一家小型券商定增业务负责人接据记者采访时说：“本来公司规模小，竞争实力弱，去年定增行情好，还做了五六单业务，今年到现在一单也没做成。”
定增基金同样受波及。据招商证券策略分析师侯春晓测算，5月29日至9月初，市场定增主题基金发行募集公告同比减少2/3，同时基金公司参与增发累计获配投入资金大幅下降，同比减少近七成。
三、股票质押市场受冲击。中金公司研报指出，减持新规推出后，由于质押人信用弱化、处置难度加大，股票质押债权的信用水平略有下降、流动性风险加大。也就是说，减持新规一方面直接影响了大股东、董监高的资信水平，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券商处置受质股份的难度。
相应的，股票质押率随之明显下降。据前述深圳券商定增业务负责人介绍，之前上市公司股份的质押率一般在五成左右甚至更高，但现在很多公司的股份质押率只能做到三至四成左右，质地较差的创业板公司连三成也达不到，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过高的公司更是基本不碰。
股权质押比例过高潜藏风险，这在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减持新规客观上为持续火热的股权质押市场适度降温。
与此同时，可交换债受到上市公司追捧。
可交换债指的是上市公司股东发行的、以质押上市公司股份为增信措施的债券。在约定换股期内，债券持有人可按约定的换股价格将债券换为股份，而换股的股份来源就是上市公司股东质押的股份。假设债券顺利换股，就相当于上市公司股东实现了变相减持。
减持新规虽然将可交换债等纳入监管范围，但实质影响有限。中信证券有关研究指出，可交换债目前实际发行已经比肩去年年底最为火爆的阶段，拟发行预案公告超过了去年的峰值。
减持新规有待完善
据记者表示，从监管的视角出发，减持新规的最终目的是规范减持行为，并不是单纯收窄减持通道，事实上，在某些方面（如协议减持），新规还留出了空间。他们认为，减持新规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有必要进一步完善。
可交换债成为新的减持利器。
例如，本钢板材控股股东本钢集团通过可交换债实施换股，减持本钢板材4.02%股份。公告显示，截至9月4日，本钢集团发行的可交换债累计已完成换股1.26亿股，占本钢板材总股本的 4.02%。
再如，7月17日至8月9日，亿纬锂能控股股东亿纬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因可交换债换股而累计减持公司4.68%的股份。此外，三一重工、中泰化学、天海防务的部分股东发行的可交换债均进入换股期，各公司在公告中也提示了相关股东股份减少的可能性。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此前曾表示，“明确可交换债换股、股票权益互换等类似协议转让的行为应遵守《减持规定》”，即按照协议转让的规定加以约束。不过，前述深圳券商定增业务负责人称：“可交换债投资者分散，单个受让方很难达到5%的限制，发行人也不可能一一去协调各个投资者的换股减持。”
市场人士认为，减持新规对可交换债的转股及其后续减持影响不大，相关股东可借此曲线减持。9月8日，证监会调整可转债和可交换债发行方式，取消申购预缴款，市场将此理解为监管层对可交换债持鼓励态度。不过，监管层未来是否会针对可交换债涉及的减持予以进一步规范，尚需观察。
上市公司减持操作细则待明确。
减持新规主要约束大股东及董监高，而上市公司则是最主要的信披主体，减持新规涉及的信息披露、减持时间、减持方式等细则问题均须上市公司一一落实。
爱尔眼科董秘吴士君接据记者采访时表示，“实事求是地说，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减持，占用了减持方的精力和时间，确实不如大宗交易简单方便。”
同时，对于大宗交易接盘方6个月后才能在二级市场减持等规定，吴士君建议，如果未来市场生态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可以考虑对减持新规做出完善，毕竟一个有效的证券市场是以充分的流动性为前提。
另一家上市公司张姓董秘则对记者表示，减持新规很全面，但仍有一些操作细则需明确。她举例说，上市公司董监高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形式减持股份，应当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但并未要求董监高通过大宗交易形式减持也需要提前15个交易日预先披露。再比如，董监高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股份，且离职满半年至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依然受每年减持不超过25%的限制，在限制期间内通过集中竞价减持是否也需要提前15个交易日预披露，也需要进一步明确。
还有一位不愿具名的上市公司高管表示，减持细则比较详细，但大股东及董监高不见得都熟悉减持新规，偶尔也会出现误操作。此前有报道称，一线监管机构正加紧研发监控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的交易系统，一旦相关股东触及减持新规相关条款，将自动触发交易限制。该人士希望，尽快推出这类技术防范措施，从而避免减持误操作。
违规减持必须受到处罚。
减持新规自5月26日发布以来，违规减持案例不在少数。
如尖峰集团8月11日晚公告，副总经理张峰亮当日收到浙江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其于7月17日买入公司股票2200股，后于7月18日卖出500股，触发短线交易规定，亦未预先披露减持计划。浙江证监局决定对张峰亮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根据减持新规，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未按照规定和证券交易所规则减持股份的，证券交易所应当视情节采取书面警示等监管措施和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纪律处分措施；情节严重的，证券交易所应当通过限制交易的处置措施禁止相关证券账户6个月内或12个月内减持股份。
招商证券策略分析师侯春晓据记者表示，目前规范大股东、董监高的减持行为，主要还是靠自律，违规后的主要处罚一般是上缴收益、公开谴责、书面警示、通报批评等层面，减持违规成本相对较低，警示效果还有待加强，他建议监管层对违规减持出台更为明确、具体、严格的处罚细则。
除此之外，沪深交易所在减持新规某些操作细则方面略有差异，例如，对减持窗口的界定等。不过侯春晓认为，深沪交易所对某些条款的细微差异问题不大，不需要特别抠字眼，不影响整体监管效果，反而是今年来减持过程中的一些典型问题，包括清仓式减持、过桥减持、精准减持等，更需要关注。
侯春晓说，减持新规出台后，各种大规模的减持计划时有所闻，各种新花样开始冒头，包括多种减持方式综合使用、金融衍生品锁定减持受让方收益、持股比例减至5%以下，以及借减持之道实现“存量定增”等。
譬如前不久，一家知名创投公司的子公司屡屡减持多家上市公司股份，每次减持均为100股，持股减持至5%以下，之后就可以绕开减持新规。
针对类似博弈减持新规的新动向，监管层应密切关注，并及时完善规则，以便更好发挥新政的作用。 .证.券.时.报
根据Bitfinex交易网站数据显示，比特币今日上午突破5900美元关口，最高达到5920美元，继续创历史新高。(证.券.时.报. .罗.曼)
比特币攀至5600美元上方新高 市场看法仍显露分歧
根据CoinDesk的报价，北京时间13日10时16分，比特币价格报5604.66美元，涨幅3.04%，此前一度触及5614.68美元的历史新高。至此，比特币本月以来的涨幅已经超过28%。
不过，市场人士针对比特币的看法仍然存在分歧。加密货币基金Tetras Capital的创始合伙人Alex Sunnarborg指出，越来越多的开发商正在撤回对SegWit2x升级的支持，这表明原始比特币仍将占主导地位。他对比特币仍然看好，并认为有进一步上行潜力。
与此同时，由于比特币价格已经高达每盎司黄金价格的近一半，导致不少业内人士对泡沫发出警告。其中包括Fortress投资公司前宏观对冲基金经理Michael Novogratz等。
哈佛大学经济与公共政策教授Kenneth Rogoff则预测，加密货币背后的技术将会蓬勃发展，但是比特币价格将会崩溃。(中.国.证.券.网.王.宙.洁)
央行姚前：若以比特币为货币无疑是场灾难
继中国掀起一场针对比特币交易和ICO监管风暴后，更多国家加入这一行列。近日，俄罗斯针对比特币严厉表态，称类似比特币这样的加密货币构成“严重风险”。俄罗斯央行高层更表示，俄政府将计划屏蔽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交易网站。
在国内，比特币平台关停大限将至。9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帀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比特币中国公告称将于10月30日12时停止提现业务。据Coinhills网站统计，比特币的人民币交易份额在全球市场已从此前的逾20%下跌至3.56%，跌至第四位。
在10月12日国际电联第一次法定数字货币焦点组工作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发表演讲表示，比特币的价值来源目前来看以投机因素居多，无价值锚定。“在现代日益复杂的信用经济，若以比特币为货币，无疑是场灾难。”姚前说。
除了被大量用于投机以及犯罪的风险隐患外，姚前论证了比特币因其自身内在缺陷，“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难以成为真正货币。姚前表示，观点仅代表个人的学术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意见。
2017年国际电联法定数字货币焦点组（ITU-T FG-DFC）第一次法定数字货币标准化研讨会暨第一次焦点组工作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与国际电信联盟（ITU）共同主办，并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以及美国数字法定货币研究所的大力支持。
比特币无价值锚定
姚前回顾货币的发展历史指出，各种货币形态均有价值锚定，而比特币的无价值锚定必然决定其难以成为真正的货币。
姚前指出，商品货币金属货币的价值锚定来源于物品本身的内在价值，金本位制度下各国法定货币以黄金为价值锚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各国法定货币虽不再与黄金挂钩，但却是以主权信用为价值担保。
货币发展到了法定数字货币这一形式，价值锚定将继续得到传承。反观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私人货币，他们的价值来源目前来看是投机因素居多，比特币的无价值锚定必然决定其难以成为真正的货币。
另一方面，姚前强调，法定数字货币具有信用创造功能，本质上是发行主体信用的证券化，具有金融属性，货币创造过程就是一种信用创造过程，因此法定数字货币对经济有实质作用。
他指出，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及“金融加速器理论”都从不同角度分别论证了各种情况下信用货币非中性的微观机理和宏观表现，支持了货币在经济中的关键作用。
以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为例，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主动创设多种流动性支持工具，将援助对象由传统商业银行扩展到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企业，迅速阻止了危机的进一步传染和恶化。“这正是当前美国经济能够快速复苏的关键金融因素。”姚前称。
姚前指出，货币的信用创造功能对于现代经济至关重要，尤其是金融危机时刻的流动性救助，对于防止危机传染，助推经济快速复苏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他看来，从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到中心化机构的出现是市场自然而然演化的结果，而像比特币这样按照算法设计，每四年产生数量减半，最高上限为2100万个，其实是货币进化的“开倒车”。
姚前称，这等于重新披上了商品货币和金属货币的面纱，对经济没有实质意义，仅起到克服物物交换困难的便利交易作用，在现代日益发展的信用经济环境下，若以比特币为货币，无疑是场灾难。
机械僵化脱离社会经济发展实际
近几十年来，加密货币理论创新与实践进展迅速。2008年比特币的发明者中本聪发表《比特币：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一文，提出了一种去中心化的、完全通过点对点技术实现的电子现金系统。
姚前指出，实际上比特币的区块链技术融合了当时各种加密技术的最新进展。不过他认为，比特币的POW共识机制，这种规则与交易手续费捆绑在一起，机械僵化，煞有介事，根本上脱离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无法适应现代宏观经济调节的需求。
他认为，未来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算法规则，理应是一套能在保持币制稳定的前提下，让货币供给充分适应宏观经济多变量环境变化的智能规则，以目前的技术水平看，有可能是一套精致的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人工智能模型。(一.财.网.宋.易.康.)
ofo创始人戴威:一笔生意只收1元 2年攒起35亿身家
时间：2017年10月13日 07:31:03 中财网
每到财富榜榜单出炉，不少人都会关注“首富更替”、“财富增减”等话题，如果你足够细心，或许还能从榜单中看到各行业及科技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共享单车无疑是全社会讨论的热点之一。尽管“如何盈利”还是未解之谜，至少在当下，它让26岁的ofo小黄车创始人兼CEO戴威获得了令人艳羡的财富。
▲戴威
10月12日，胡润研究院发布的《36计?胡润百富榜2017》显示，戴威以35亿元的财富成为第一个上榜的白手起家“90后”。记者还注意到，在9月下旬，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7胡润30X30创业领袖》中，戴威同样榜上有名。
第一个上榜的白手起家“90后”
26岁，对不少人来说，应该是大学毕业后工作几年，或者刚刚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而1991年出生于安徽淮南的戴威，已在最新的胡润百富榜上，凭借35亿元的财富位列第1214名（与70多组“选手”并列）。
戴威就读于北京大学，还曾在青海支教了一段时间。2014年，热爱骑行的他与4名合伙人开始了共享单车的创业。一开始他们拿出的是骑游项目，但迟迟融不到钱。
根据此前媒体报道，2015年上半年，戴威一度遭遇人生最苦闷的时刻——近十名ofo员工工资已发不出来，更找不到创业的方向和前景。经过数月调整，ofo选择转向单车共享平台。
2016年1月底，戴威和ofo联合创始人张巳丁甚至有点“晕乎乎的”，那时候他们刚拿到金沙江创投的1000万元A轮投资。他们也没有预料到，半年后，共享单车成了当年最热门的创业项目。
今年6月，戴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ofo营收的主要来源是用户的骑行费用，而其他的盈利模式都是锦上添花，他预计，ofo在今年将实现收支平衡，2018年将实现盈利。
互联网在不断进化，而近两年来的主角是共享经济。胡润百富榜数据显示，滴滴的程维（财富165亿元）、ofo的戴威（财富35亿元）和优客工场的毛大庆（财富20亿元）成为共享经济的代表企业家。他们在创造出新的业态的同时，也让自己的财富超越传统模式迅速地增长。
今年7月，ofo小黄车宣布完成由阿里巴巴领投的超过47亿元的E轮融资。摩拜也在今年6月完成了由腾讯领投的超过41亿元的E轮融资。目前共享单车企业在各平台入口跑马圈地，继摩拜全面接入微信后，ofo在引入滴滴的产业投资后也在双方平台全线打通，更引入了阿里系的投资，在支付、信用等方面全面合作。
记者注意到，在胡润这份榜单里，年轻的新势力也是越来越强大。一方面，以戴威为首共有6位“90后”上榜，比去年增加3位；另一方面，更引人注目的还是“80后”群体。榜单数据显示：
有100位“80后”上榜，比去年增加32位，其中白手起家的有39位，比去年多18位，基本都从事IT行业。北大校友，新“教育大王”，好未来37岁的张邦鑫以400亿财富首次成为“80后”白手起家首富；其次是大疆37岁的汪滔，财富360亿元。
“85后”则有36位上榜，比去年增加18位。其中有6位是白手起家的，比去年多3位。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世纪华通32岁的邵恒成为“85后”白手起家首富，财富55亿元。
相信不少网友会好奇，ofo的创始人都赚大钱上榜了，摩拜单车创始人是否也差不多呢？记者查阅发现，上述胡润百富榜中并没有胡玮炜的名字。上榜人士中，与摩拜有关联的是其天使投资人、易车网CEO李斌，身家为67亿元。
不过，在今年9月《财富》（中文版）杂志公布的《2017年中国40位40岁以下的商界精英》排行榜中，胡玮炜（第5位）排在了戴威（第13位）前面。但必须说明的是，《财富》的这份排行榜并未公布上榜者身家，排名先后是否以财富数值为依据，也尚不明晰。
共享单车双雄局面已经形成
在以前，要说到“红橙黄绿青蓝紫。”人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彩虹，而现在人们想到的多半是满大街的共享单车。
由于门槛相对较低，共享单车刚出现时，行业呈现出“群雄逐鹿”的场景，但随着竞争的加剧，残酷的淘汰也在进行中。大数据分析公司易观指出：
“2017年6月，悟空单车和3Vbike相继退出共享单车市场。这些退出市场的共享单车品牌均存在着技术能力薄弱、车辆品质不高、车辆投放不合理等问题。在行业领头企业宣布获得巨额融资的同时，个别企业因自身经营原因被迫停止服务退出共享单车市场，行业深耕者与追风者的处境形成了鲜明对比，共享单车市场洗牌已初见端倪。”
根据易观最新数据显示，在2017年6月，ofo共享单车与摩拜单车分别以51.9%和45.2%分别占据中国共享单车APP活跃用户覆盖率的前三名，从该统计数据来看，显然呈现出双寡头的态势。
此前曾报道，有外媒称摩拜与ofo投资人正考虑让两家公司合并。但消息出来不久，摩拜、ofo官方均予以否认。
易观分析认为，各企业应努力加强资源管理，借助现金通信技术和大数据技术提升运营效率，树立行业壁垒，以获得高硬核度用户为运营目标，避免在即将到来的行业洗牌阶段被淘汰出局。
富豪榜座次大挪移
让我们再次把注意力放回榜单本身。
此次富豪榜的前十名同样出现了较大的变化。许家印半年身家上涨2000亿，以2900亿首次登顶中国首富。马化腾财富增长52%，超过马云位列第二。碧桂园杨惠妍超过前首富万达王健林，以1600亿位列第四。王健林退居第五。
胡润表示：“中国的首富和二富仍然分别来自地产和IT行业，只不过今年许家印代替了王健林，马化腾代替了马云。”
记者注意到，虽然马云退居富豪榜的第三名，但阿里系成了大赢家。阿里系有43位股东上榜，比去年新增25人。胡润表示：“如果加上蔡崇信、前阿里系的滴滴程维和蘑菇街陈琪，大阿里系都有近50人上榜，1999年我们第一次发榜时，全中国就找到50个人。”
而财富缩水最大的富豪，要算贾跃亭了，其身家缩水95%至20亿元。不过贾跃亭过去一年的新浪微博粉丝数涨到了1600多万，成为第五红的富豪。而根据新浪微博粉丝数排名的社会影响力榜单中，赵薇以8050万的粉丝数成为了第一名，王思聪、马云、潘石屹分列二至四名。而赵薇夫妇也以70亿元的财富名列第567位。(.每.日.经.济.新.闻.)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今日午评：大会前指数企稳拉涨 资金再度聚焦医疗股
时间：2017年10月13日 11:30:04 中财网
早盘深市指数全线小幅高开，仅有沪指小幅低开，但是随后深市指数略作震荡以后，开始震荡上行，沪指被带动拉升翻红。大盘以创业板最为强势，拉升涨幅一度超过0.8%，其次是中小板指，而沪指相比之下最为弱势，虽然深强沪弱的格局再线，但是两市指数今日全线飘红，做多气氛较为浓烈。
截至收盘，沪指涨０．１５%，深成指涨０．６１%，中小板指涨０．８４％，创业板涨０．９０%。
板块方面，今日高送转板块领涨大盘，同兴达封住涨停，皮阿诺、元成股份涨逾5%，亚太药业、S佳通涨逾4%，荣泰健康、洁美科技涨逾3%，板块大部分个股飘红。
医疗器械服务板块今日同样领涨大盘，乐心医疗、大博医疗、英科医疗、九安医疗封住涨停，康德莱、开立医疗涨逾7%，南卫股份、健帆生物涨逾5%，迦南科技涨逾4%，板块大部分个股均有不错涨幅。
苹果概念板块今日涨幅居前，南洋科技封住涨停，水晶光电涨逾7%，安洁科技涨逾5%，蓝思科技涨逾4%，立讯精密、联创电子、科森科技涨逾3%，板块大部分个股飘红。
除此之外，新股与次新股、西藏、健康中国、租售同权等概念板块同样涨幅居前。
跌幅榜上，二维码识别、网约车、宁夏、汽车整车、无人驾驶、国防军工、大飞机等板块跌幅居前。
盘中热点
1、早盘，次新股表现抢眼，盘中拉夏贝尔，飞鹿股份，博士眼镜，乐心医疗，泰嘉股份，新华网，大理药业，同兴达等多股涨停。华通热力，达安股份，德艺文创，科信技术，正元智慧，原尚股份，美芝股份，永吉股份，开立医疗等股涨超7%。
2、早盘，苹果概念股拉升走强，盘中水晶光电涨6.06%，信维通信，安洁科技，蓝思科技，科森科技，立讯精密，歌尔股份，欧菲光等股涨超2%。
3、早盘，高送转概念股快速拉升，盘中同兴达涨停，皮阿诺，亚太药业，元成股份，洁美科技，杭州园林，亿联网络，三圣股份等股均有不错表现。
4、早盘，化工板块活跃走强，盘中上海家化强势涨停，雪峰科技，拉芳家化，*ST昌九，三棵树，飞鹿股份，*ST三维，氯碱化工等股均有不错表现。
大盘分析
股指震荡依然保持维稳格局，盘面上，主力拉升煤炭，有色维稳大盘。昨日跌幅较大的有色金属与煤炭板块也出现技术性反弹的同时，医疗股早盘继续大幅上涨，乐心医疗四个板成为绝对的龙头，九安医疗继续上涨，整体医疗保健板块也是异常活跃。
这种盘面表现，就意味着市场今日的走势还是偏多，因为一方面是资源股的反弹到来，另一面又有热点板块的发酵，这就形成市场的一种共振效应，有利于指数获得上攻的基础。
除了医疗器械强势表现以外，全面屏、智能手机产业链以及次新股表现相对活跃，军工、银行、通信表现偏软，整体强弱并不明显。近期如果指数出现稍快一点的下跌，则可以盘中关注保险、银行等权重股，如果指数运行平稳，则可以留意次新股和创业板小盘股的机会。
从大的方面来看后市行情，指数仍将会以维稳为主，在经历前面的杀跌之后，市场氛围开始再度回暖，题材股活跃起来了，那么市场自然就没风险了，同时下周就是党的十九大召开， 大会前行情必涨成共识。
数据分析
【今日主要指数信息】
截止今日11:30 各大指数表现分别为：
其中涨幅最大的为：创业板指(399006)（0.90%），
表现最弱的为：上证50(000016)（0.08%）
上证指数(1A0001)3391.16点，上涨5.1点，涨幅0.15%；
深证成指(399001)11376.4点，上涨69.0点，涨幅0.61%；
中小板指(399005)7773.79点，上涨64.8点，涨幅0.84%；
创业板指(399006)1917.14点，上涨17.2点，涨幅0.90%；
上证50(000016)2720.46点，上涨2.1点，涨幅0.08%。
【最佳概念板块】
今日（-）表现最佳的5大概念板块为：
医疗器械 48家，成员股平均上涨2.25%，40家上涨,领涨股为：开立医疗（300633）涨停，乐心医疗（300562）涨停，九安医疗（002432）涨停，
全面屏 12家，成员股平均上涨2.17%，9家上涨,领涨股为：同兴达（002845）涨停，京东方Ａ（000725），蓝思科技（300433），
智能音箱 9家，成员股平均上涨1.51%，6家上涨,领涨股为：信维通信（300136），北京君正（300223），歌尔股份（002241），
中科院系 8家，成员股平均上涨1.41%，5家上涨,领涨股为：中科曙光（603019），福晶科技（002222），东方中科（002819），
次新股 514家，成员股平均上涨1.33%，394家上涨,领涨股为：陇神戎发（300534）涨停，开立医疗（300633）涨停，博士眼镜（300622）涨停，
【最佳行业板块】
今日（-）表现最佳的5大行业板块为：
卫生 9家，成员股平均上涨1.54%，8家上涨,领涨股为：迪安诊断（300244），创新医疗（002173），览海投资（600896），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11家，成员股平均上涨1.21%，6家上涨,领涨股为：永吉股份（603058），新宏泽（002836），界龙实业（600836），
住宿业 8家，成员股平均上涨1.08%，5家上涨,领涨股为：岭南控股（000524），*ST东海A（000613），金陵饭店（601007），
医药制造业 197家，成员股平均上涨0.95%，145家上涨,领涨股为：陇神戎发（300534）涨停，特一药业（002728）涨停，南卫股份（603880），
金属制品业 53家，成员股平均上涨0.94%，31家上涨,领涨股为：英联股份（002846）涨停，泰嘉股份（002843）涨停，东山精密（002384），
【个股涨跌停统计】
今日开盘即封涨停的个股有4家：（600315）上海家化,（300062）中能电气,（002389）南洋科技,（300222）科大智能,
今日开盘即封跌停的个股有0家：无
【最佳概念板块（昨日）今日表现】
最佳概念板块昨日涨幅最大三大板块:大飞机板块跌幅-0.48%弱于大盘;智能音箱板块涨幅1.51%强于大盘;全面屏板块涨幅2.17%强于大盘;
【今明新股发行】
今日（10月13日周五）发行新股有：集泰股份(深:002909)，发行价7.47元，网上发行量3000万股。京华激光(沪:603607)，发行价16.04元，网上发行量2278万股。阿科力(沪:603722)，发行价11.24元，网上发行量2170万股。
明日（10月16日周一）发行新股有：无
【今明新股上市】
今日（10月13日周五）上市新股有：华阳集团(002906)，东方材料(603110)，宇环数控(002903)，
明日（10月16日周一）上市新股有：翔港科技(603499)，聚灿光电(创)(300708)，金逸影视(002905)，
【今明停盘个股】
今日（10月13日周五）停牌个股有：奥联电子(300585)，Ｎ 华 阳(002906)，Ｎ 宇 环(002903)，Ｎ 东 方(603110)，
明日（10月16日周一）停牌个股有：无
【今明复牌个股】
今日（10月13日周五）复牌个股有：昆百大Ａ(000560)，上海家化(600315)，南洋科技(002389)，文化长城(300089)，康尼机电(603111)，Ｎ 华 阳(002906)，Ｎ 东 方(603110)，Ｎ 宇 环(002903)，
明日（10月16日周一）复牌个股有：无
【今明除权除息个股（含方案）】
今日（10月13日周五）除权除息个股有：巨化股份（600160）10派1元，时代出版（600551）10派2.39元，晶瑞股份（300655）10派2元，
明日（10月16日周一）除权除息个股有：中来股份（300393）10派1.49362元，道道全（002852）10转增7派4.1元，
中国人民很听话，外汇储备很坚挺。
10月9日，央行公布数据，截止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85亿美元，较8月底上升170亿美元，环比升幅为0.5%。从今年2月开始，外汇储备连续第八个月回升。
外汇储备回稳，大家的心放回了肚子里，搓着热腾乎乎的手说，哎呀，看来人民币跌也跌不到哪儿去。
这三年外储真是过山车啊，俺滴个小心脏啊。。。2014年6月，外汇储备3.99万亿美元，到2017年1月，外汇储备为29982亿美元，跌破3万亿大关，时隔6年重回“2”时代。大家忙不叠的换美元，可现在，外储又八连涨了，是不是都要换回人民币呢？
从几个方面来说，外汇储备没有太多的利好，那为什么回稳呢？
以下是几个负面因素。
1、估值效应，对以美元计价的外储不利。
9月美元指数小幅升值，由月初的92.86升至93.07，升幅0.23%；欧元对美元汇率由月初的1.1861跌至1.1814，跌幅0.40%；美元对日元汇率由月初的110.25升至112.52，升幅2.06%。
美元升值，会让我们外汇储备里以欧元、日元等计价的资产估值下降。
2、 外汇储备中的证券，主要是债券，债券收益率上升、价格下跌。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由9月初的2.16%上升至2.33%，债券价格下降，给外汇储备账面价值带来损失。
9月，若按本币计价，德国国债、美国国债、西班牙国债以及意大利国债的回报都低于-1%，美国国债损失了100亿美元左右。只要不卖，就不是真的损失。
以下是正面因素。
1、 贸易顺差上升。
10月7日，路透发布调查，低基数及外需向好料带动中国9月出口加速，中国9月出口同比增速料回升至8.8%；受进口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进口增速有望小升至13.5%；当月贸易顺差可能收窄至395亿美元。
货物贸易一直是顺差，服务贸易一直是逆差，估计顺差大约在150亿美元到200亿美元之间。
更妙的是，香港从内地进口的数据可以看出，贸易数据没有大规模造假，套外汇空间下降。
今年8月，内地与香港贸易额为239.9亿美元。其中，内地对香港出口232.9亿美元，自香港进口7亿美元。从港府统计处数据看，今年8月从内地进口为1749.77亿元，与上面数据出入不算太大。
以前内地和香港数据有天壤之别，内地出口到香港要高一倍以上，现在总算恢复正常。
2、美元下行，人民币汇率企稳，维持人民币汇率动用的美元下降。
以做空人民币闻名的Mark Hart举白旗为分界线，国际做空人民币的势力大减，央行砸美元维护人民币汇率也就失去了意义。
3、 外汇储备每个月有利息收益和投资收益。
保守按3%的收益率测算，每年的利息和分红至少约900亿美元，每季度贡献225亿美元，每个月75亿美元。
4、最最最重要的是，银行银行结售汇逆差下行，资金外流减少。
2017年上半年，银行累计结汇5.31万亿元人民币（折合7727亿美元），售汇5.95万亿元人民币（折合8665亿美元），结售汇逆差6443亿元人民币（折合938亿美元）。
7月，银行结汇8632亿元人民币（等值1276亿美元），售汇9681亿元人民币（等值1431亿美元），结售汇逆差1049亿元人民币（等值155亿美元），跟上半年的均值差不多。
8月逆差大幅下降！8月银行结汇9422亿元人民币（等值1412亿美元），售汇9677亿元人民币（等值1450亿美元），结售汇逆差256亿元人民币（等值38亿美元），比7月份要低117亿美元。
根据招商证券的报告，9月上旬人民币汇率快速跳升时期，即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询价的日均成交量比8月日均萎缩24%，理论上形成的结汇规模有限。
肿么回事？难道大家都不想在国外投资了？
不是大家不想换，打两条后台朋友的留言：
哎呀！换汇需填哪些表，会不会有天被按骗汇罪论处呀！吓死宝宝不敢换呀！
想瞒天过海向海外转移资产就应该严惩！
换句话说，政策起作用了。企业在境内购汇下降，在境外的也不一定汇回来了，免得麻烦。
至于个人呢，换汇的少了，也不敢蚂蚁搬家了。外汇也不搬回来存，存款从个人境内外汇存款看，上半年累计下降17亿美元，2016年同期为增加129亿美元。
这才是正常的情况，听话，但也在境外留点小金库，放点美元、英镑什么的。
接下来咋样？
外松内紧的政策不会变。
9月初，高盛集团表示，中国采取措施放松远期汇率市场的限制，此举暗示决策者对资本外流的担心下降。据知情人士上周透露，中国央行自9月11日起将境内金融机构开展的代客远期售汇类业务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调整为零。
以为政策彻底放松，大错特错。即使现在形势这么美，9月底，外管局还警告，美联储加息速度若超过预期，有可能导致中国面临一定资本流动压力。美联储12月加息，咱们这儿加快修筑护城河。
央行对一年以内的人民币汇率不再担心，那我们还担心什么呢？那个时候要担心的主要是税收、房地产。别忘记，2018年9月，是中国对外首次交换帐户信息的日子。
不管你有美元，有澳元，还是人民币，无所不在罗网之中。（微.信.公.众.号.叶.檀.财.经）
2015年的一篇旧文，文章探究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若干动因，而金融自由化及金融大爆炸，为中国储蓄率的提高奠定了可靠的体制和机制基础。
一方面是金融抑制的长期存在及软约束体制痼疾；另一方面，摆在我们面前的又是一个过度金融化的经济体及由此带来的债务危机，两种现象奇妙地存在于转轨期的中国。
接下来的金融业，怎么走？
中国奇迹之关键，就在于创造出了有效的动员和分配储蓄的体制机制。1978～1994短短的15年中，中国的金融机构从人民银行一家独享天下，“爆炸式”地分蘖成为包括中央银行、（全国性和区域性）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财务公司、城乡信用社、非银行金融机构（证券、信托、租赁、基金等）、政策性银行等在内的门类齐全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等等直接融资方式也逐渐成为人们熟悉的投资场所。正是这种空前绝后的爆炸式发展，为中国储蓄率的提高奠定了可靠的体制和机制基础。
文章：李扬：破解“储蓄不足”和“双缺口”困局 ——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探讨
来源：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作者：李扬
自1978年以来30余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展现出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鲜明特色，其中最显著者，当推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同时出现且内洽地持续数十年。另外，中国经济的成长还长期伴随着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这与发展经济学的传统范式也不尽吻合。这些现象是如此之独特，以至于国际社会将之称为“中国之谜”。
本文将从剩余劳动力转移入手，分析这种发展道路赖以产生并获成功的关键环节以及支撑它们的体制机制，以期揭开中国之谜背后的理论逻辑。我们认为，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工业化）、由农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国有向非国有（市场化）持续转移，是我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而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长期并存、互相支撑，既是劳动力得以持续转移的前提条件，也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构成这种发展模式得以维持的基础。
中国发展道路的实践经验及其揭示的理论逻辑具有全球意义，因为它在一个曾以“一穷二白、人口众多”为基本国情的发展中大国里，有效地冲破了长期困扰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致命瓶颈——发展资金短缺问题。
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双缺口”理论，其要点是：发展中国家所以落后，是因为那里普遍存在两个制约其发展的资金瓶颈——在内，存在着储蓄缺口，即国内储蓄不足；对外，存在外汇缺口，即难以吸引国外投资。由于存在严峻的资金约束，发展中国家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便不得落实，为其庞大且贫困的人口提供就业机会的任务便容易落空，增长愿景便也容易落空。因此，破解双缺口困局，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几十年来，双缺口理论屡试不爽。本轮危机开始，世界似乎看到了摆脱双缺口魔咒的前景。在危机的头几年里，当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每况日下、不断为其“量宽”加码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却不受影响，独自走出了一波靓丽的增长行情，以至于有“双速脱轨”的惊呼。然而，当美国开始“量宽退出”，大量资本重又向美国回流之时，人们无可奈何地看到，上世纪70～80年代发生在拉美国家，以及90年代发生在韩国、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老故事立刻重演，广大发展中国家相继陷入经济减速、通胀压力增大、股市暴跌、国际收支恶化、资本外流和本币汇率在剧烈波动中急剧贬值的困境中。这波“过山车”周期令人沮丧地提醒我们：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结构性扭曲并未改善，双缺口困境依然故我。这种状况更充分说明：在全球化深度发展且美国依然发挥主导作用的国际环境中，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环顾危机后的世界，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发展道路的价值：自1994年开始，中国便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摆脱了“双缺口”的束缚；依凭丰裕的国内储蓄，中国经济方可不受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国内政策的外溢性冲击，“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奇迹。因此，探讨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总结、概括导致这个奇迹发生的关键环节，以及与之相应的体制机制变化。
1、理解储蓄/投资在经济运行中的关键地位
现代社会再生产的基本特征是扩大再生产，而进行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需要有新的资本不断形成。因此，投资，并基于它形成新的资本，便是一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之一。
从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上看，资本形成的现实过程包括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资本聚集过程，即储蓄过程；第二个环节是储蓄的使用过程，即投资过程。宏观经济平衡的核心便是保持储蓄和投资平衡。在这里，储蓄是一个实物经济概念，指的是国民收入中未消费部分。在居民，储蓄指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减去消费后的剩余；在企业，储蓄是指其税后利润中扣除向其所有者分配利润后的余额；在政府，储蓄指的是政府部门的财政收入中扣除用于国防、教育、行政、社会救济等经常项目支出后的剩余部分。政府储蓄的来源主要有税收、规费收入和债务收入等。
在刻画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经济理论中，储蓄恒等于投资。但是，这种储蓄和投资的“相等”，只是一种“事后”（ex-post）的定义性关系。换言之，所谓“事后”，是就结果而言的。保持恒等的关键要素是“库存”在经济学体系中的特殊性：在国民收入的供给端，企业新产出的库存被归为储蓄；而在国民收入的需求（亦即使用）端，它同时又被定义为存货投资。可以说，正是存货在国民统计中的这种双重存在，使得“储蓄”当然地等于“投资”。当然，也正是因为库存在供求关系中的这种双重存在，库存便成为宏观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周期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既然有“事后”，就存在着“事前”（ex-ante）。在经济分析中，“事前”指的是各经济主体依循自己的决策函数、根据所处的客观环境自主决定的经济活动。也就是说，“事前”是就起点而言的。毫无疑问，从全社会来看，事前的储蓄和事前的投资总是不相等的，于是就可能有储蓄不足或投资不足的现象出现。当储蓄不足时，经济（在事后）便存在通货膨胀压力；而当投资不足时，则可能（在事后）导致存货增加，从而产生通货紧缩压力。这样，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任务，就是力促储蓄和投资在事前相等；当不相等的情况出现时，则要设法通过各种政策手段来对两端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调整。
在市场经济中，由于人们大都只存在于社会分工和交换体系的一个环节上，储蓄主体和投资主体相分离便成为常态。通常的格局是：居民部门作为消费主体，其储蓄大大高于该部门的投资，因而它是全社会中最大的资金盈余部门；企业部门作为投资主体，其储蓄经常不足以支持该部门的投资，因而它是全社会中最大的资金短绌部门；政府部门的储蓄和投资动态无一定之规，但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的储蓄不足以支持政府的投资，因此，政府部门通常也是资金的短绌部门。
既然在国民经济中储蓄者和投资者经常由不同主体担任，各主体资金余缺状况迥异，于是，便有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必要性，相应便有了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制问题。
储蓄向投资转化，即可通过财政的媒介，也可通过金融的媒介。前者指的是政府通过课税、收费等手段将一部分民间储蓄集中起来，最终以预算支出的方式由政府完成投资；后者则指的是储蓄者通过购买存款凭证、外汇、股票、债券、理财产品等金融产品的方式将其储蓄（通过金融中介）转移到投资者手中，由后者完成投资。
如同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曾经是储蓄短绌的国度。1958年的“大跃进”和1977年的“洋跃进”所以给国民经济造成灾难性破坏，就是因为“跃进”所需的国内投资远远超出了国内储蓄可以支撑的水平。陈云同志在1981年国务会议上总结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教训时，曾将我国经济工作的总方针概括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他用这朴素的语言，阐明了国民经济运行中几类关键因素的相互关系。在这里，吃饭当属第一要义；饱暖之余，才有储蓄；有了储蓄，投资（建设）才有无通货膨胀的资金来源支撑。
因此，有效地动员储蓄，籍以支撑高水平的投资，启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确保日益增长的适龄人口就业，就成为改革开放的头号任务。质言之，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奇迹得益于人口红利、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展开且相辅相成的话，那么，这些因素的“风云际会”，则显然启动于储蓄率和投资率的稳步提高。就此而论，中国奇迹之关键，就在于创造出有效的动员和分配储蓄的体制机制。
2、改革激发储蓄意愿
动员储蓄的第一要义，就是激发微观经济主体从事储蓄的意愿。这一目标，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前，主要通过推进渐进式分权改革和大力发展金融体系实现；1993年之后，则全面蕴含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过程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近三十年的经济和金融业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的，后三十余年来的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则是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过渡的历程。在中国，这一历程最初采取了渐进的分权改革模式。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后者由中央计划者统一决定资源的调配，而前者则是由众多分散的经济当事人根据市场价格信号作出决策，这些决策的集合引导着资源的配置。因此，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本质，就是在资源配置的决策过程中由“集权”走向“分权”。
这种资源配置权力的分散化（“分权”），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政府向企业和居民户分权，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转向大众创业、企业主导的市场经济。这是一种“经济性分权”，它代表了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转向分散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旨在赋予广大微观经济主体明确的产权，激发其储蓄、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第二，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这是一种各级政府间的“行政性分权”，它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重新配置，旨在大规模激发各级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同，中国的经济性分权和行政性分权改革采取的都是渐进、而非“大爆炸”的步调。这不仅表现在对改革目标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而且还表现在改革的措施也是分步安排，并尽可能沿着帕累托效率改善的路径来实施的。
现在已经可以确认，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当时普遍存在的希望从计划经济一步“跳跃”到市场经济的幼稚想法相比，渐进式的分权改革无疑是务实、稳健和成功的。分权的过程向微观经济当事人赋予了产权，为其开展经济活动创造了激励相容的框架，从而刺激了储蓄投资的动力，使之焕发了经济的活力；而渐进的方法则让包括决策者在内的所有经济当事人都能够有一个对新事物不断探索、试错、总结和逐步熟悉的过程，而新机制也就在这种渐进的过程中建立和完善起来。
回顾过去三十余年来的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我们发现，1994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一方面指的是，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终于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明确目标，因而此后的改革举措与此前存在着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宏观经济运行中最具基础性的一对关系——储蓄和投资的关系——在此前后存在着方向性的区别。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明确之后，“计划”和“市场”的无谓争议基本结束。在改革的重点上，1994年之前重点讲“放权让利”而不注重改变产权制度，只关注“给好处”而不强调建立微观经济当事人激励约束机制的简单做法也得到纠正，企业改革开始强调明晰产权、完善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财政体制也开始了影响极其深远的“分税制”改革。从那时开始，不仅企业逐渐成为自我决策的市场主体，而且，通过“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地方政府也获得了很大的经济管理权力——后来被国内外学者称做中国经济发展又一“密钥”的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主动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政府间竞争，自此拉开了序幕。
改革的不断深入，无疑从制度层面推动了我国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上升。
首先，市场化改革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投资主体从以国有经济单位为主向多元化主体转变。投资主体的转变，意味着市场经济机制逐步发挥作用。这不仅极大地刺激了投资的上升，提高了投资的效率，而且也大大激发了广大微观经济主体的储蓄积极性。因而可以说，企业的“企业化”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是支撑我国高储蓄和高投资，进而支撑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本制度因素之一。
进一步看，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使得就业人口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逐步减少乃至消失。在需求侧，这些改革使得需求向市场转移，必然要求居民预先增加储蓄，以便储备支付能力。此外，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就业和福利、养老一体化的体制相比，市场化改革可能还会造成劳动人口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性上升，因而会额外地增加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在供给侧，供给主体的转变和市场机制对计划机制的逐步取代，极大地刺激了全社会的投资。制造业投资激增自不待言，住宅、养老、医疗、教育等长期被屏蔽在政府投资清单之外的广大“民生”领域，也开始吸引越来越大的投资，进而，当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进入我们的视野之后，中国的投资更是进入了长期高增长时期。
3、金融“大爆炸”
与经济体制改革中资源配置的权力由政府计划转向市场主导的取向一致，自改革开放开始，“大一统”于中国人民银行一家的金融体系便被渐次分拆为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日益复杂的金融组织体系，同时，一大批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其他金融机构如信用社、财务公司等和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基金市场在内的各种金融市场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金融资源的配置越来越多地由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非金融部门的分散决策共同决定。
这个被国内外研究者称作解除“金融抑制”的改革进程，首先触及的是资金的价格，长期被扭曲地压抑在低位上的利率水平随金融改革的深入而逐步提高，并成为刺激中国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因素。不过，与一般教科书的简单结论不同，影响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的因素十分广泛，其中至少包括：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居民倾斜；随着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居民的货币化收入水平快速上升；制度变迁迅速与不确定性的增强，引致广大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增强；中国一直采取抑制消费信贷的政策，导致居民负债率极低等等。
然而，中国储蓄率不断提高的主要动力，无疑归因于金融体系的迅速发展：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不断丰富，为广大微观经济主体提供了日益宽广的储蓄渠道。
1978年，中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金融机构。该行独揽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全部职能，同时，它还是政府的一个部级行政机关。
1978～1984年，与经济主体的多样化和经济运行的市场化进程相适应，中国的金融体制也开始了多样化的进程。此间最令人注目的事件，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后改名为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相继恢复和建立。
随着金融管制的松动，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信用社也开始发展起来。1979年10月，中国第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1980年，为了满足迅速发展的城市集体和个体企业的资金需求，第一家城市信用社在河北省挂牌营业，并很快在全国引发了组建城市信用社的高潮。同时，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相对应，从1953年便已存在中国农村之中的农村信用社的数目也迅速增长。1981年4月，中国东方租赁有限公司成立，标志着融资租赁业也开始进入中国的金融体系。
1985年，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一个新的承接被分离出来的商业银行功能的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宣告成立。这样，在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形成了基本框架。
以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为契机，中国进一步启动了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创新热潮。
在商业银行方面，1986年，中国第一家以股份制形式组织起来的商业银行——交通银行重新开业。1987年，第一家由企业集团发起设立的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宣告成立。继之，第一家以地方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出资的区域性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也开始营业。其后，又有民生银行、海南发展银行等十余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北京、深圳和上海等数十家城市商业银行成为中国商业银行体系中的新成员。
随着城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城市信用社在中国的城市中迅速普及，在最繁盛时期，总数曾达3000余家。农村信用社适应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也飞速扩张，最繁荣之时，总数曾高达4万多家。
非银行金融机构也迅速成长。信托投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以企业集团为依托的财务公司从1987年开始出现，并很快就达到数十家的规模。投资基金也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破土而出。1991年以后，随着股票市场的兴起，证券公司在全国迅速发展，最多时曾多达近200家。
以上述发展为基础，从1994年开始，根据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相分离，以及银行业、信托业和证券业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的原则，货币当局又对中国的金融机构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长期被包含在国有商业银行之中的政策性贷款业务被分离出来，交给了新成立的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和农村发展银行等三家政策性银行；同时，国有银行也按照商业银行的方向开始了又一轮“商业化”改革。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等长期被人们讳言的金融市场也从上世纪80年代初登堂入室。1981年开始，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苏和浙江地区，就出现了一些“地下”的以调节资金余缺为目的的资金拆借活动。1986年1月，拆借市场正式被纳入中国的金融体系。1982年，人民银行倡导推行“三票一卡”（即汇票、本票、支票和信用证），可谓中国票据市场的发端。1982年，中国恢复国债发行，资本市场发展开始发动。1991年，在已有相当程度发展的国债市场基础上，国债回购业务开始试点。更应当大书特书的重大事件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此前全国企业股份制试点的基础上，上海和深圳两地的证券交易所分别于1990年底开业，标志着股票市场正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概言之，1978～1994短短的15年中，中国的金融机构从人民银行一家独享天下，“爆炸式”地分蘖成为包括中央银行、（全国性和区域性）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财务公司、城乡信用社、非银行金融机构（证券、信托、租赁、基金等）、政策性银行等在内的门类齐全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等等直接融资方式也逐渐成为人们熟悉的投资场所。正是这种空前绝后的爆炸式发展，为中国储蓄率的提高奠定了可靠的体制和机制基础。
统计显示，从1994年始，我国储蓄率和投资率便双双走上稳步提升的道路。
1978年之前，如同发展经济学的经典论断所述，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始终受到“储蓄缺口”（储蓄率低于投资率）的约束。在开始改革的1978年到改革进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阶段的1993年的16个年份中，中国储蓄率高于投资率和储蓄率低于投资率的情况分别各有8个年份。
1994年之后，情况出现了根本变化。储蓄率高于投资率，成为中国经济的常态。这种状况表现在国内，就是银行存款的长期高速增长；表现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则是经常项目的长期、持续顺差，以及由此导致的外汇储备高速增长。
1978年，我国储蓄率仅为37.9%，1994年便上升到42.6%，并超过了当年的投资率（41.25%）。自那以后，我国储蓄率一路攀升，2008年便上升到51%左右，2013年则保持在50%左右，2016年虽略有回落，但仍保持在47%左右。与之对应，我国的投资率（资本形成）也稳步提高：从1978年的38.22%上升到1994年的41.25%，2008年达到44%，2013年进一步上升至49%左右，只是近两年来，在诸多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我国的投资率才缓步下降，但仍然稳居世界前列。平均而言，30多年来我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分别达到39%和38%左右，远高于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历史上高速增长时期的发达国家。正是如此之高、持续如此之久、且相互支撑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为我国30余年GDP年均增长近10%的奇迹奠定了牢固的经济基础。
4、人口：从“负担”到“红利”
在短期内，投资率和储蓄率主要是资本利润率和利率的函数；而在长期内，投资率和储蓄率的高低则主要决定于人口结构。
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长期并存，导致“人口红利”出现。人口红利产生于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在一波“婴儿潮”之后的数十年里，通常发生的现象是，经济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增加，而儿童人口比重（少儿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比重（老年抚养比）则相对下降。在人口发生这种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如果适龄劳动人口能够同时获得就业，则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上升。参与率上升至少从两个方面推动了储蓄率的上升：第一，工作人口比重的上升导致全部人口的总收入增加，这必然会提高储蓄水平；第二，年青工作人口的相对增加，将会导致总人口的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进而产生额外的储蓄率提高效应。进一步看，在高储蓄率背景下，如果投资率也能够相应提高，则经济将维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这种由人口结构变化引致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高经济增长率同时并行并内洽地相互支撑现象，就是“人口红利”。不过，需要特别明确指出的是，人口结构变化只是产生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之一，其充分条件则是持续不断地大规模提供就业机会，后者显然只能产生自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
研究显示，人口红利是一种普遍发挥作用的经济现象，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口红利发生的时间有先有后，而且，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也有深浅之别。
1949年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显著地经历了两波婴儿潮。一波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维持在20～30‰左右的水平；另一波是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维持在15‰左右的水平。通过简单的推算便可知：60年代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口目前大约在45到55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人口不仅是改革开放后劳动大军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随着其工作的逐渐稳定和子女长大成人，收入的相对增长和消费的相对下降，将导致这些人口成为主要的储蓄者。同样，80年代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口目前也已成为主要的生产者和储蓄者。毫无疑问，两波婴儿潮、尤其是60年代的婴儿潮，有力推动了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并对此间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影响。
同其他国家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我国也产生了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高经济增长率同时并行的“人口红利”现象。在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增加的同时，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就业率一直维持在98%左右的水平，这导致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递增。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我国的总人口参与率只有42%，到2004年，总人口参与率已经达到近58%，2010年更高达74.2%，自那以后，中国人口参与率开始下降，2014年降至67.0%——虽然已经较前有所下降，但仍显著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同期的63.6%和我国台湾地区的60.4%。从趋势上看，总人口参与率与储蓄率、投资率的变化是高度一致的。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以中高速增长为基本特征的新常态，人口红利成为朝野热议的主题之一。多数人说的意思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收获了几种红利，其中，人口红利最为显著也最持久。但如今，大约从2009年开始，人口红利将逝，我们急切需要为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规划新的支撑。
这一思路正常而且合理。然而，我们特别想指出的是，如果把将逝的人口红利仅仅视为人口问题，因而对未来的规划主要围绕人口而展开，那可能是一个误区。仅仅提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就够了：如今人人扼腕的作为人口红利产生之必要条件的总人口增长和人口参与率上升，在改革开放之前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期中，却是人人必欲除之的负担。那时，论及人口，从国内到国外，从理论到政策，众口一词地都认为它是中国发展的“癌症”、“死荷重”。因为有了过多的人口，而且人口结构高度年青化，中国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就业问题和吃饭问题，所以需要控制人口，终至产生了如今备受争议的“计划生育”政策。若深入讨论，关于这个问题，改革开放之前还有著名的马寅初之辨值得记取。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教授坚称人是“口”。鉴于地少、粮少、人多的现实，他主张要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反对者坚称人是“手”，“众人拾柴火焰高”，所以不必介意人口增长。在当时及其后的一段时期中，马寅初显然是对的。反对者们虽然仍在口头上坚称马寅初的“马”是马尔萨斯的“马”而非马克思的“马”从而给予批判，但在实践上也不得不在文革后期将2千万“知青”乃至一些城市青年下放至农村，以缓解城市的就业困境。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显然是在“人口红利”的概念下，享受着传统体制留给我们的众多年青人口。
同样一个人口，它可以是谈之色变的负担，也可以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红利，个中分野，显然需要联系其他社会经济条件及其变化方能说得清楚。我以为，通过改革，创造出将人口从负担转化为红利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条件，正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沃土。
5、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作用
从各国的经验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只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高经济增长率同时并存的必要前提条件之一。形成“三高”的另一个前提是适龄劳动人口能够就业、尤其是在经济增加值较高的非农产业中就业。在这里，将人口引导到非农产业就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所以，大量农业人口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将导致就业人口的收入显著上升并带动总人口的收入上升，进而引发一个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同时，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由于减少了农业就业人口，从而亦会产生提高农业就业人员收入水平的效果。于是，全部人口的收入上升必将带来储蓄增加的效应，而储蓄的增加又为投资的增加提供了条件，从而形成一个非农产业就业增加、收入上升、储蓄上升、投资上升、非农产业就业进一步上升的良性循环。
非农产业就业率的上升，首先同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如果说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人口红利产生的基础，那么，工业化则是人口红利产生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人口红利的产生还有赖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
最近，国际计量史学界披露了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认为，就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工业化是3000余年来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其他事件虽很有趣，但不重要。因此，人类历史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之分。因为，从大的方面看，世界人均GDP在1800年前的两三千年里基本没有变化，只在工业革命之后才逐渐上升。微观方面，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形态以及文化内涵都有本质性的大变革。在工业化之前，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经济增长都服从马尔萨斯定律。即，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自然灾害或战争导致人口死亡，继而人均收入增加，为下一轮生育率上升、人口增长提供条件；可是，人口增长后，人均土地和人均收入又会减少，生存挑战越来越大，进而导致战争或瘟疫发生，并使接下来的人口又减少，如此循环不已。工业化打破了这个循环，因为工业化使得人类可以进行“迂回生产”。因为有了迂回生产，大量的科学技术就能对象化，财富才可能不断积累。所有这一切，都导致生产率不断提高。
接下来的问题是，工业化如此重要，它发生的条件是什么，为什么它首先发生在英国？西方经济学家的结论是，因为那里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换，是通过非暴力的“光荣革命”实现的，继而实行了宪政，在意识形态上，则归功于启蒙运动，等等。
这是一个极有趣味、充满挑战、而且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论题。按国际标准，中国的传统工业化已基本完成，但我们显然走的是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道路。我们用暴力革命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步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我们实行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这与西方的宪政存在重大区别。在推进工业化的早期，我们的政府发挥了主导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既有类似发展私有经济、推广“承包制”等的体制变化，也有维持集体所有，通过乡镇企业的成长壮大而取得重大进展，等等。归纳而言，政府的积极作为、人民的自主创造、多元的产权结构、集体组织的转型等等，构成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动力。
中国工业化的模式及其效果在改革开放前后显然存在极大的差异。在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和不顾客观经济规律的重工业化冲动抑制了中国的正常工业化进程；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工业化进程开始遵循经济的客观规律而顺利展开。
就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进程及其效果而言，一个有意义的指标就是非农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比重逐渐上升。以非农就业人口的变化为线索，我们可以将1978年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1978～1990年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工业化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展开的，得到发展的主要产业是轻工业。1991～2000年为第二个阶段。国有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构成此间工业化的主要推动力，获得快速发展的主要产业是出口导向的加工业和一般制造业。2001～2012年为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各项改革开放政策都得到进一步深化，在产业发展上，则呈现出显著的重工业化趋向。2012年以来为第四个阶段。迅速的全球化、服务业高速发展并导致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占比，是这一阶段的突出特色。这意味着，不仅我国非农就业占比仍在提高，就是在非农就业内部，其优化过程已经展开。
说到运行机制，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既是工业化得以进行之因，也是工业化顺利展开之果；因果循环，生生不息，便有了中国长期的高增长。然而，我们也可以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拉丁美洲那里找到两者不一致而没有产生人口红利的例证。那时，拉丁美洲也曾出现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变化，但是，由于拉美各国采取了错误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致使那里没有像后来的东亚那样普遍出现“三高”，从而丧失了加速经济发展的机遇。
进一步讨论，非农就业比率的上升，不仅反映了经济的工业化进程，也清晰地记载了城市化的步调。事实上，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同一件事物的两个不可分割的过程。从人口区域分布的角度看，城市区别于农村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人口相对集中。而人口之所以能够集中起来形成城市，其基本的推动因素就是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广泛的分工和交换网络。与工业革命之前的封建城市和贸易城市相比，工业化从两个方面极大地推动了市场规模乃至城市的发展：第一，工业化使得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工厂得以产生；第二，工业化使得工厂和工厂之间、产业和产业之间产生了相互促进的聚集效应。反过来，通过劳动力市场、中间品市场和消费品市场规模的集聚和扩大，城市化也极大地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
伴随工业化的进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也迅速提高。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之比仅为17.9%，1993年城镇人口占比上升到27.99%，15年上升了约10个百分点。1994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城镇化进入快车道，城镇人口占比由1994年的28.5%跃升到2014年的54.77%，20年上升了约26个百分点。
城市人口和就业人口的增加，同样推动了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上升。首先，由于城镇就业集中在人均收入较高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的增加和收入的提高，必然导致储蓄率上升。其次，城市化也意味着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投资的大幅度增加。其三，城市化过程不仅直接推动了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上升，而且，通过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还导致了投资的增加。虽然由于存在收入分配不公等现象，我国依然存在贫困问题，但是，对于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来说，住房、汽车、休闲、旅游等正在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消费信贷扩张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结构的调整，有效纾缓了当期收入及储蓄的积累对居民消费大宗消费品的预算约束，更好地平滑了消费者生命周期内的收入，给予人们预支未来收入的便利。所有这些，无疑为我国居民尽快实现第三次需求结构的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毫无疑问，这些新的消费需求，无不对社会基础设施、市政建设、汽车、住房等新产业产生巨大需求；而这些需求又都对煤电油运等产生了长期且持续的巨大压力。这些需求和压力，均要求投资率保持一定的水平。
说到工业化和城市化，还有一个关于两者关系的问题需要讨论。
由高投资引发的城镇化进程，必然与工业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国的实践显示，我们的城镇化显然是由工业化引致的。城镇化跟随工业化而展开，造成了我国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的现实。这一点，曾引起很多研究者的诟病。我们认为，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不仅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弊端，相反，工业化先行，产业发展先于城镇发展，恰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之处，也正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主要经验之一。因为，它遵循的是“投资增加——产业发展——就业增加——人口集中——储蓄增加——城市发展——投资增加……”的自然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路线，保证了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获得了就业的支持，从而大规模避免了一些发展中国家过早出现大城市无序膨胀、贫民窟遍地的严重社会问题。
6、简短的结语：渐进式改革的成功
以上我们从剩余劳动力转移入手，着重探讨了高储蓄、高投资、人口红利、工业化、城市化等因素如何“风云际会”，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30余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我们表达的分析逻辑是：从机制上说，上述诸因素风云际会，并共同为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正能量，以储蓄率的提高为必要条件和基础；而储蓄率的提高，则归因于我国金融体系在改革之初的爆炸式扩张，归因于我们形成了对居民、企业和各级政府的正向激励机制；而金融体系的扩张和正向激励机制的形成，显然是中国式渐进改革智慧的结晶。
经历了长达30余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如今的中国已进入了以中高速增长为外在特征的新常态。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人口红利式微、资本积累效率降低、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产能过剩、杠杆率飙升、以及金融领域“量宽价高”悖论等同时出现，既是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原因，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挑战。
中国经济新常态绝不仅仅意味着增长速度下滑，其深刻的内涵则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和效率改善；综合的结果，便是中国经济将迈上新的台阶。在我们看来，新常态区别于常规经济周期中的衰退和萧条阶段，它是经济发展脱离常轨，另辟蹊径的新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另辟蹊径意味着供应链的重组、经济结构的转变、治理体系的重塑和大国关系的再造；在国内，除了上述全球共性，另辟蹊径还意味着对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增长方式的脱离，对质量、效益、创新、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并由此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迈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简言之，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浴火重生”。
然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非唾手可得。当我们说新常态开拓了通往新繁荣的康庄大道，那也指的是它为我们创造了新的战略机遇，为我们发展的新阶段提供了新的要素、条件和环境——机遇要变成现实，还有待我们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去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任务。
完成这一历史任务需要具备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在中国依然基本具备。中国正处于传统工业化基本完成、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正在展开过程之中。鉴于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仍然处于高位且还将持续10年甚至更久，支持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资金基础依然强固。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仍然十分光明。
《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16页。
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
见“陈志武：量化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什么？”《经济观察报》，2013年9月14日。
北京川流不息的车辆。（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
原标题：美媒称中国对全球经济举足轻重：没有中国全球GDP将少增1/3
参考消息网10月13日报道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0月11日刊文称，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道路将对全球市场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并非只是大而已，中国经济的开放、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国民日益增长的财富令它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与世界其他地区相融合，全球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就业、金融市场都将受到中国影响。以下列出了投资者需要认真关注中国的几大原因：
中国产品价格
中国价格、即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的价格对美国带来了巨大影响，在帮助拉低通胀的同时对美国国内制造商构成了挑战。中国的工资不断上涨可能会推高价格，使得美国制造商更具竞争力，但让消费者支付更高的价格。
富裕中国的影响
一个富裕的中国对于全世界意义重大，如果没有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过去五年全球GDP将少增三分之一。
中国人全球经济地位提升
快速增长提高了中国人的收入，不仅让人们在全球经济中拥有了一席之地，而且使得经济状况良好与人们息息相关。
抛售美国证券
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的另一面是，中国积累了超过1.5万亿美元的美国证券。一项挥之不去的担忧是，如果中国将其卖出会发生什么？
中国客户
从采矿到技术和汽车，各个行业现在都越来越依赖中国客户，中国的私家车数量在过去十年中增加了九倍，使得它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参.考.消.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