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水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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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是再融资政策。

继并购重组连续推出近十项政策后，证监会在11月9日也对再融资相关政策做出了符合目前市场诉求的修订。11月9日，证监会发布了《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表示，修订后的《监管问答》主要是聚焦两方面的变化，一是明确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务的监管要求。第二方面则是对再融资时间间隔的限制做出调整。

证监会上一次修改再融资规则要追溯到2017年2月，彼时修订幅度非常大，对之后两年的再融资市场尤其是定增业务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如今，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面临问题，证监会作出了相应修订来回应上层的要求和市场的诉求。

“证监会此次作出的两项修改很好理解，目前企业尤其民营企业融资难，放宽再融资的时间和目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将会缓解上市公司利用再融资补充资金的压力。”一位中金公司投行部的人士对记者表示。

两变两不变
2017年初修改的监管问答中，对于再融资时间间隔的修订对市场影响巨大。

根据当时的修订，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申请增发、配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距离前次募集资金到位日原则上不得少于18个月。前次募集资金包括首发、增发、配股、非公开发行股票。

此处修改市场的反馈也最为强烈，一位中融信托人士回忆道：“当时政策修改的严厉程度超乎想象，发行间隔周期是18个月，但实际上如果考虑到资金到位，召开股东会、董事会等流程的话，发行间隔的实际周期很有可能会到3年左右。”

在当时的背景下，证监会想要遏制上市公司超发，滥发再融资的行为，因此时间间隔设置在18个月也符合当时的监管诉求。

政策也在根据市场的情况变化，对于众多公司而言，除了IPO之外，增发是最主要的也是门槛相对较低的融资方式，因此18个月的间隔也给上市公司最为常用的工具做了相当严格的限制。

因此，本次修订中将18个月的间隔缩短至6个月被市场认为是证监会放宽再融资的重要信号。

添睿资本并购研究院的分析人士便表示：“本次缩短增发、配股和定增的‘时间间隔’限制，更有利于上市公司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再融资计划。这是一个很强的放开再融资的信号，放开定增还贷补流，才是真正利好上市公司融资的规定。”

除了缩短再融资间隔周期外，证监会在这一次修订中还专门表示，符合一定条件的再融资，上市公司将可以用来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务。

具体来看，如果是通过配股、发行优先股或董事会确定发行对象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募集资金的，可以将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务。而通过其他方式募集资金的，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务的比例不得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30%。

“这一项调整符合这一轮监管变化的基调，此前并购重组配套融资里面也放开了补流和偿债的部分，总体来说这是为化解上市公司资金问题做出了改变。”前述中金公司人士讲道。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修订并非全盘推翻了2017年初的修订内容，因此这一次的政策不变的内容也需要特别注意。

融资市场格局变化
首先是“上市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拟发行的股份数量不得超过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20%”这一项要求没有改变。

此前一位太平洋证券分析师分析道：“我们观察到，原来市场上有一些大体量的融资个案，定增的量非常高，有的能达到原有资本的50%以上，甚至是100%。这样的融资对公司来讲，相当于再造了一家公司，也会给市场带来比较大的冲击。之前有规定配股是不超过30%，所以目前根据现有的比例关系，对定增做出适当的规范是合理的。”

另外，证监会在2017年修订版本中要求，“上市公司申请再融资时，除金融类企业外，原则上最近一期末不得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这一项同样没有变化，在新版本中依旧有效。

“上述两项内容没有变化也意味着证监会要控制再融资总额，防止上市公司滥发，超发的监管思路仍在，也是基于市场合理诉求的再修订，而非全面推套此前监管逻辑。”北京地区一家大型券商的保代认为。

此次修订政策有两处变化，同样有两处不变，这样有条件的放开，又将传导出怎样的影响到再融资市场？

2017年2月证监会修订政策后对再融资市场的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2017年和2018年增发的市场规模较2016年下降非常多。

根据Wind统计的数据显示，2016年A股市场上市公司增发的规模为16918亿元，2017年在监管政策变化的情况下增发规模降至12700亿，而2018年截至11月9日，增发的规模仅有6773亿。

增发被遏制，优先股、可转债以及可交换债则是监管层希望市场利用的再融资工具，在监管层的鼓励和引导之下，尤其是可转债市场迎来了大发展，但这些融资工具并不能填补增发下滑的市场空白。

因此，新政实施之后，再融资市场的格局或将会有一番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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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研发规模仅次于美国，这十分独特。没有一个城市能像北京一样，从政府到学术机构，对药物研究创新投入如此之多。”见到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时，他刚从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的入驻仪式上赶来。

11月初，盖茨出席完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便马不停蹄地奔赴北京，参加 “新世代厕所”博览会。在开幕式上他手持一罐“粪便”强调粪污危害，成为热议的话题。

“我一直通过创新的角度看这个世界。”11月7日，盖茨在接受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在内的媒体采访时称。他幽默地说，成为自学成才的“粪便专家”后，自己在这一领域了解颇深，任何问题都能回答。“粪便能否燃烧，能量如何实现转换，怎样进行分离，很多都是有趣的工程问题。”

在盖茨看来，厕所领域正在进行一场堪比从“大型计算机”到“个人电脑”的革命，现有的水冲厕所、污水收集加处理站体系须实现“跨越”，采用新的方案和产品，才能解决全球面临的卫生危机。盖茨基金会已为此先后投资逾2亿美元。“这是我们第一次展出具体产品，虽然还比较贵，但已让我们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在博览会上，盖茨再次作出2亿美元的投资承诺。

这位一手打造了微软帝国的科技奇才，多年来不断探索以“创新”来改变全世界成百上千万最贫穷人口生活。在盖茨眼中，中国大力支持盖茨基金会所关注领域的创新研发，同时也承诺为其他国家提供发展援助资金，是盖茨基金会重要的合作伙伴。

推动中国疫苗走出去
投身基金会事业以来，盖茨与其夫人致力于改善全球健康和发展状况。从全球儿童死亡数据来看，每年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人数，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1100万减少至500万，表明世界已取得巨大进步。

“我们希望到2030年，全球5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能再减少一半。”谈及基金会的目标时，盖茨这样说，这一数字意味着需将疟疾致死人数减少一半。今天，中国提供的抗疟药品数量已超过印度和美国，复星医药是最大的抗疟药物提供商之一。在新一代抗疟药物的供给上，中国可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每年有大量全球儿童死于本可通过接种疫苗就可以预防的疾病。“我们一直希望能获得低成本的疫苗，并把这些疫苗提供给最贫困的国家。”盖茨说。

2000年，盖茨基金会和许多合作伙伴一起成立了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我们为Gavi争取到很多捐赠资金，Gavi通过谈判来降低价格。幸运的是，富裕国家的疫苗制造商同意阶梯定价，对富裕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贫困国家的疫苗制定不同的售价。”盖茨说。

尽管中国在疫苗研发和低成本制造方面具有优势，但“中国疫苗”走出去仍面临挑战。世界卫生组织（WHO）预认证是为保证疫苗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而进行的一项评估认证工作，当前中国生产的疫苗和药品在WHO预认证的产品中占比不足4%，而印度的这一比例高达67.5%。

多年来，盖茨基金会致力于帮助中国疫苗产品达到WHO预认证资格标准。在其支持下，2013年，中国生物的乙脑减毒活疫苗成为首个通过WHO预认证的中国疫苗。目前，该疫苗出口已超过4亿剂，惠及全球近3亿儿童。2017年底，中国生物的二价减毒脊髓灰质炎疫苗（bOPV）也通过了WHO预认证。这在盖茨看来，是“里程碑式的进展”，基金会希望在全球范围消除脊髓灰质炎，而中国企业能够确保提供足够的疫苗供应。

盖茨称，当前基金会正在与中国药监局开展合作，分享专业知识，帮助中国提高药品监管标准。这将有助于快速提高中国药品的标准、改善中国民众的健康，同时也能促进中国制造的高质量疫苗输出到贫困国家。

在他看来，中国生物科技在过去十年间的跨越式发展令人惊叹。基于中国的生物医学研发实力和突出的人才优势，盖茨基金会与清华大学和北京市政府联合建立了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打造新药研发和转化的创新平台。

中美AI技术并非零和博弈
谈及生物科技、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刚刚度过63岁生日的盖茨，眼神仍如20 岁出头、创建IT帝国时那般，透着热情。“对于自己热爱科学并拥有一定天赋，我感到很幸运。我本以为自己会成为一个数学家，但是微处理器出现了。”在人们尚未意识到时，盖茨已看到发展趋势，从而使微软成为第一家“为这些神奇的芯片”做软件的公司，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化迭代。“下一阶段，人工智能非常重要。人们都渴望参与到变革中来，而科学是实现的途径。”

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角力，一直是中外媒体讨论的焦点。前谷歌（Google）中国区总裁李开复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人工智能技术已由“发现”向“实现”转变，标志着人工智能的重心从美国转向中国，原因在于中国的商业环境、资本推动以及在获取海量数据等方面的优势。

“当人们在比较中国和美国的AI实力到底谁更强时，我不确定他们是如何定义的，比如微软亚洲研究院应该算中国的，还是美国的？很难界定。”盖茨称。

这是因为，全球创新领域如今十分开放，科研成果和科研项目大多是公开的，微软和谷歌等科技巨头也乐于将技术开源。“这就好比要比较北京和上海的AI实力，你当然可以就此写篇文章，但并没有意义。因为技术发展的前沿基本相同，没有什么大秘密。”

相较竞争，盖茨更倾向于从合作角度来看待AI技术发展。他认为，中美的AI技术发展并非“零和博弈”，不像足球比赛，总会产生输赢，利用AI 开发武器除外。若能将AI应用到研发新型药品、治疗癌症和阿尔茨海默症，或开发教育软件让贫困家庭的学生也能学习，那么此类创新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作出的，都是益事。

中国在数字化领域的创新也获得盖茨的称赞，他认为，阿里巴巴、腾讯、蚂蚁金服等中国本土企业可跻身全球最优秀的企业之列。“如果说哪个经济体的数字化发展最先进，那一定是中国。”对于数字支付的普及，中国人已习以为常，但事实上中国是目前唯一做到这点的国家。盖茨基金会也在帮助贫困国家发展数字金融，以降低存款、贷款的交易成本。

11月8日，微软亚洲研究院迎来建院二十周年，盖茨称，研究院获得两国政府的支持，目前并未看到中美在软件或者生物研究领域的合作受到贸易摩擦影响。“中美之间应保持积极的关系，我从不避讳这样说，这会（给彼此）带来很大的益处。”在他看来，美中关系内涵丰富，贸易问题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矛盾是能够化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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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知秋，一叶障目，同是“一叶”，两个成语背后别有两番不一样的天地。

在每一轮经济周期的跳转中，都有企业家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当回首望去，时代的巨子与弃儿，总是交织出最激情四溢的历史场景。当然，也有“远见者”最终陷入困境无法自拔；有“短视者”则在一亩三分地稳如泰山……

本期A股样本观察，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选择传统鞋服企业的三家温企，与一家传统发动机制造公司为样本，观察其转型之路。

站在局中，看故事，不知结果，或许别有一番滋味。（李新江）

11月6日，温州永嘉站落地，抬头就是奥康的大幅广告牌。

作为“中国鞋都”温州第一家冲刺A股市场的制鞋企业，“三十而立”的奥康国际（603001.SH）正经历十字路口的选择。

瓯江对岸的森马服饰（002563.SZ），除了是国内休闲服领域的佼佼者，也正在重点发力儿童产业市场；另一家服装企业报喜鸟（002154.SZ）则向着“智能定制”一路奔跑……

这三家公司的辉煌，代表了温商的探索和勇气；亦是这座中国民营经济翘楚的城市最好的名片。

而在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及今年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他们的资本经历，亦成为观察国内制造业生态的不二视角。

基于这一背景，连日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三家上市公司进行了实地走访，旨在勾勒目前实体经济经营近况，亦为捕捉民营企业转型之线索。

风光与险滩
“穿奥康，走四方”，奥康国际的风光曾经有目共睹。

中国行业企业信息发布中心（CIIIC）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奥康品牌在男皮鞋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二，为5.79%。2012年，奥康品牌实现男鞋市场占有率6.79%，排名第一，女鞋市场占有率2.35%，排名第十一。

这样的业绩也体现在跳动的财报数字上。

2010年，奥康国际归母净利润2.8亿元，到了2011年，飙升为4.57亿元，2012年上市时最盛，保持5.13亿元。然而2013年以后增长开始放缓，2015年-2017年，连续三年净利润分别降至3.9亿元、3.05亿元和2.26亿元。

转型的故事早已上演。

犹记得，2015年8月8日，成立27周年的生日当天，奥康国际拿下了Skechers（斯凯奇）在中国的总代理，更喊出“未来五年内在中国境内开设1000家斯凯奇品牌专卖店”的口号。

到了2017年新年，奥康国际又和比利时鞋服巨头Cortina以及印度户外品牌Woodland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目前，奥康国际拥有奥康、康龙、美丽佳人、红火鸟4个自有品牌，且获得意大利品牌万利威德的大中华区品牌所有权和美国运动品牌斯凯奇的经营权。

不过，今年前三季度，奥康营收同比下降4.03%，净利润下滑10.5%。具体而言，代理品牌斯凯奇表现强劲，斩获1.46亿元营收，同比上涨74.83%，但是奥康主品牌营收14.4亿元，同比下滑5.43%，康龙营收3.12亿元，同比下滑4.01%。

尴尬的是其背景，2018年前三季度，沪深两市89家纺织服装上市公司实现营收2177.78亿元，相比上年同期增长10.5%。在行业整体复苏行情下，个体的焦虑感真实存在。

同为温州民企的森马，也许能够深刻理解奥康的转身选择。

10年前，“穿什么就是什么”的森马服饰凭借休闲服而一炮走红，Twins、谢霆锋、罗志祥、韩庚等9位明星轮番成为其代言人，一时风光无两。

或许很少有人知道，上海如火如荼进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会议志愿者穿的服装都是森马赞助的。

与国内大多数服装企业一样，森马的日子并非一路晴空。

随着国外服装快时尚品牌的冲击，以及消费市场的细分，2012年-2013年，森马休闲服饰主营收入连续两年下降。2012年，休闲服饰主营收入48.8亿元，同比下降12.64%；2013年，这一板块主营收入46.83亿元，同比下降4.04%。

与此同时，门店的过度扩张也成为累赘，2011年森马门店净增1400余家，到了2012年，门店已经达到4420家，转型被倒逼开始，2013年，森马开始大规模关闭低效店铺，当年关店近400家。

事实上，这家给人“中低端大众消费”印象的服装企业，早在多年的历练中低调转型，延伸大众休闲、中高端服饰、儿童服饰等多领域服饰产业集群。

到了2016年，其休闲服饰回归56亿营收的水平，儿童服饰板块与之比肩，也实现50亿元营收。

今年三季报，森马服饰实现营收97.64亿元，同增21.41%，净利润12.72亿元，同增25.66%，营收和净利保持双位数增长可谓不易。

转型路径AB面
在历史大潮下，每一种转型选择，都有背后自洽的逻辑。

“全品类、多领域、时尚运动化是奥康未来的发展方向”, 奥康董事长王振滔曾经提到，奥康想做的是一个“鞋业生态系统”。

这与森马的选择截然不同，坚持“小河有水大河满”经营哲学的森马服饰，则在“虚拟经营”的模式下，选择了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

森马内部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森马采用的是“虚拟经营”的模式，主要负责服饰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运营，而将前端的生产环节交给供应商，将终端销售也交给代理商。

手握以“森马”品牌为代表的成人休闲服饰和以“巴拉巴拉”品牌为代表的儿童服饰，森马服饰近年来在儿童产业上，动作频频。

这与两者的产业基础不同有关。

对于拥有永嘉瓯北、永嘉千石、重庆璧山三大制鞋生产基地的奥康而言，做好皮鞋固然重要，但是奥康内部人士也透露，“皮鞋的量毕竟有限，我们主要的方向是做运动时尚休闲鞋，以后要叫奥康鞋，而不是奥康皮鞋。”

一方面，奥康国际希望重点打造奥康单一品牌的长青平台，在2017年推出了15秒内测量顾客一只脚脚型的镭射脚型测量仪，希望以C2M定制“获得1000万个脚型数据”，另一方面，重点发展以斯凯奇、康龙(奥康自有的时尚休闲品牌)为主的时尚平台。

这两个方向，无疑仍然着力于“鞋”的故事。

而今年10月9日晚间，森马服饰宣布，通过全资子公司森马国际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约1.1亿欧元（约合人民币8.44亿元）收购法国Sofiza SAS100％股权一事已在10月1日完成交割，进而获得Kidiliz集团全部资产。

Kidiliz集团是一家欧洲童装品牌，总部设在法国巴黎，全球共有8家子公司，拥有11000个销售网点和829家门店，2017年实现销售额4.27亿欧元。

“出资8.44亿元收购法国最大的童装公司Kidiliz，是基于‘森马’新五年发展规划的目标。到2023年，‘森马’计划实现800亿元的产业目标，而要实现这个宏大目标，除了需要‘森马’发展格局和发展动力的转型，更需要儿童产业的引擎作用”，森马服饰董事长邱光和表示。

2002年创立的巴拉巴拉品牌，已经成为目前国内童装市场占有率第一；此外，今年巴拉巴拉童装品牌已经进驻香港，并提出未来3年内，在香港布局20家至30家左右门店的计划。

今年3月，森马与北美最大童装品牌The Children’s Place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发境内市场，9月份在上海开出首店。

森马走出“运动休闲”的冲动可见一斑。

报喜鸟，与奥康似有异曲同工，也在更加专注于“西装”生意。

在2016年上半年亏损高达9700万元，经历2007年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之后，做西装起家的报喜鸟进军了高端定制领域。

11月7日，在永嘉瓯北报喜鸟园区的智能生产车间，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看到，通过投资超1亿元的“云翼智能制造”系统，接受来自全国的定制西装订单，每件衣服的生产数据由设备自动识别并显示在工位前的电子显示屏幕上，并且物料通过吊挂系统在每个流程之间自动传送。

报喜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相比传统裁缝1个人3天做一套定制西服，智能流水线打造的“智能裁缝”可以实现1个工人1天做两套定制西服。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一件定制西服，其价格与成衣是一样的。

2017年，报喜鸟实现收入26.01亿元，同比增长29.5%，净利润2593万元，同比扭亏为盈。

故事外的故事
不同的故事会各自走到哪里？猜得到开头，却很难猜得到结尾。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为了更好运作斯凯奇,奥康从2015年起连续两年冠名赞助温州马拉松,斯凯奇也成为温马指定运动品牌。

最新财报显示，斯凯奇开业店铺145家，尽管与五年1000家店的目标还有差距，但是在奥康内部人士看来，“如何追求店铺数量和管理效率的平衡”亟待解决。

截至2018年9月30日，奥康国际在越南、科威特开设26家经销集合店，并与印度知名户外品牌Woodland合作，已开设了60家品牌互换网点。

而另一边的森马，在森马集团层面为儿童游乐和教育等配套服务的“梦多多”小镇，早在2015年开业，森马还以超1亿元将早教品牌——FasTracKids(天才宝贝)和 FasTracEnglish(小小地球)纳入囊中……

报喜鸟董事长吴志泽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非常看好报喜鸟推出的私人定制业务。

“一方面是为企业转型寻找出口，打个比方，服装制造业中如果拥有1000万的产量，往往就有400万的库存，出清率不高；另一方面则是旨在做中国人合体的衣服，以我多年做衣服的经验来看，在中国，10个人里就有2人需要定制服装尺寸，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两个人不将就穿衣，服务更多人”，吴志泽提到。

目前，报喜鸟也在打造多品牌战略，拥有（含代理）品牌包括高档商务装BALDASSARI、TOMBOLINI、Solosali，中高档商务装报喜鸟、法兰诗顿，年轻时尚商务装圣捷罗，中高档休闲装HAZZYS，高档职业装BONO及顶级定制品牌CARL BONO等。

最近一期的财报显示，报喜鸟2018年前三季度营收20.99亿元，同比增长24.59%；净利7062万元，同比扭亏，预计2018年净利为8038万元-9334万元，同比增长210%至260%，源于品牌网点较上年同期增加及加盟商买断制（发货即确认收入，并允许一定比例退换货）合作模式占比提高，报喜鸟、代理品牌哈吉斯（HAZZYS）等品牌销售收入增长，同时，获得政府补助增加。

当然，这并非故事的全部。“潜伏”了14年之后，奥康集团旗下另一张“王牌”开始显山露水——成都康华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这家奥康全资控股的子公司，成立于2004年，位于四川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路182号，其研发的“人二倍体狂犬疫苗”，已上市并实现盈利。

从四川证监局官网最新披露来看，康华生物和民生证券已于2018年7月30日签订了上市辅导协议，准备冲刺A股市场。

被温州当地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一个故事。

同为温州制鞋企业、拥有三十年历史的浙江日泰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尽管2017年获得浙江省“隐形冠军”培育企业名单，不过至今没有上市，其体量与奥康存在较大差距，品牌知名度的差距或许更大。

对于转型的时机和勇气，“浙江日泰”们或许有更深刻的感受。

年关的业绩冲刺
在今年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奥康1-9月的出口板块营收下降47%。

不过，奥康内部人士强调，公司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相对较小，以后将把出口重点放在东南亚市场。

能否扭转前三季度的净利下滑，无论出口，还是内销，都需要铆足更大的劲儿。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走访时，距离“双十一”只有两天时间，各家企业都忙着筹备“双十一”活动。

着手会员运营、布局AOK-MART、启用华东物流中心、拓展运动板块打造全品类鞋业王国、强化供应链，是奥康布局新零售全渠道的五大动作。

“通过线上线下的全面打通，真正实现了消费方式逆向牵引生产变革。面对变化的市场环境，奥康仍要继续在探寻过程中挖掘新的出路。”奥康负责人将其归纳为一场新零售“变形计”。

在2017年“双十一”拿下8.219亿元总销售额的森马电商，也期待今年进一步突围。

线上购物热潮背后，两则公告形成了一种对照。

7月18日，报喜鸟结束了无主状态。

持有9.64%股份的吴婷婷（吴志泽之女），通过累计增持236万股后，与第一大股东吴志泽、上海金纱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2.52亿股，占比20%，成为报喜鸟的控股股东。

而8月31日晚间，奥康国际的控股股东奥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一致行动人股东王晨（实控人王振滔之子）则公告，拟以6.25亿元出让15%股份。

奥康投资、王晨仅表示转让是“基于自身的资金需求”，目前这笔资金具体用途尚不可知。

可以想象，在守护产业与对接资本市场的路上，这些民企龙头，一定有更多的感受可以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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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定要打破“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等隐形壁垒，解决好为民营企业做好服务，特别是中小企业融不到资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当下则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比如中小企业的资产质量、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与结构转型、金融机构激励机制与业务构成的改善、所有制歧视以及信用文化不足、风险意识过低等等问题，意味着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要想高质量地解决这个难题，需要时间和政策的协同性。

11月9日，央视报道，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表示，对民营企业的贷款要实现“一二五”的目标，即在新增的公司类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1/3，中小型银行不低于2/3，争取三年以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按照经济预期的信贷投资原理，谁是活跃的经济主体，谁能承担未来发展的经济主体，谁就应该获得更多的融资。我国的金融市场仍然是银行为主体，银行更多需要考虑客户存量资产以及资金能力，才能进行融资，于目前的经济发展而言，较为滞后。金融监管主管机构对市场发展做了预期展望，这也和货币当局所提出的改革“三支箭”方向一致，可以想象未来中国金融市场在市场多样化、产品多样化会有更为积极的努力。当然就目前而言，郭树清指出，支持民营经济首先是要“稳”，首先要稳住预期，稳定融资，稳定信心。也就是说既要让市场看到未来的希望，有效处理存量的债务问题，也不能让市场错误认识将有大规模信贷刺激，会有大水漫灌。“稳”字当头，才能逐步有效促进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解决。

首先，缓解融资难题不能靠放松风险管控，不能靠降低信贷标准。风险管控体系、审慎稳健的理念和精细化的管理机制，这些都是银行的专业操作。要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支持力度的时候，银行就要更好地改进风险管理，这首先要更为稳健的操作。

其次，银行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的信贷需求不能搞简单化“一刀切”，这就需要尊重银行部门基于风险管控的自主经营权，增强银行的风险识别能力。事实上，很多时候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主要与自身质量有关。此外，银行机构对国有企业风险审查过松，不等于对民营企业过严，主要是国企与地方政府融资需求太多，对民企融资产生了挤出效应，降低国企融资需求，可能更有利于化解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其三，当前民企信贷比例偏低，与前几年影子银行膨胀有关，导致民营企业主要依赖影子银行渠道融资，这避免了在宽松进程中给银行带来风险。现在，治理影子银行使得民营企业与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变窄，与此同时他们的资产质量恶化，这个时候银行放贷必然会更加谨慎甄别，避免接管坏的资产。在一个高风险的市场环境里盲目提高融资的可得性，会产生逆向选择现象，即风险最高的企业更愿意寻求借款续命，同时也会产生道德风险，即健康的企业在获得资金后去从事投机性项目。

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能以降低防范风险为代价，故而先“稳”住预期，而后有“改”，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一个经济下行期，市场风险加大，也应该甄别到一些企业融资困难的市场合理性，是否“所有制歧视”或者其他非市场因素所致。必须把短期的市场特点和长期的机制缺陷结合起来看，避免“一刀切”。监管部门应该在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方面下功夫，调动信贷、债券、股权、理财、信托、保险等各类金融资源。

应当说，杠杆率快速增长而投资效率逐渐降低的环境注定会产生风险并有市场出清的必要性。目前，我们在清理僵尸企业，控制地方融资平台以及降低国企杠杆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房地产盲目扩张带来的资产风险尚未完全化解。我们需要进一步发挥经济周期调整的作用，为企业发展创建更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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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类消费正成为全国居民最大的消费支出内容。

国家统计局11月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分别同比上涨2.5%、3.3%。其中， 居住类消费占CPI权重为22%左右，已经超过食品消费的19%左右的权重。并且，该态势已经维持了多月。

2018年以来居民居住类消费支出上升迅速。2018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居住支出同比增长12.2%，高于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居住支出增长8.7%的数字。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居民居住消费支出快速增长，主要原因是房租上升快。目前统计部门公开的居民居住消费支出增速数据与实际房租上升的数据吻合。“未来若要降低房租涨幅，还需加快供应，特别是集体用地住房的出租供应。”他说。

居住类权重在扩大
目前，全国包括房租在内的居民居住支出，是否已经成为居民最大的支出了呢？

国家统计局地方省市调查队的一位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居住类消费包括房租支出、装修支出、贷款利息支出、水电燃气等支出，权重在20%左右是没问题的。近年来居住消费权重上升较快，而食品消费权重则在不断下降，从大趋势来看，居住类权重与食品类权重差距大是肯定的。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全国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为4063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8.5%。人均居住消费支出3269元，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2.9%。

交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宏观分析师唐建伟指出，目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多月以来居民在居住消费的支出权重，已经超过了食品，但是全年是否超过，还需要全年数据验证。

但是，近年来服务型消费的权重都在快速增加，不仅是居住类，还有医疗服务、教育服务以及生活服务等。因为居民收入提升，食品占整个居民消费的权重下降，居民开始享受医疗、教育、旅游等各项服务。因此食品价格涨幅虽大，对物价的影响却在降低。

服务性价格涨幅不如食品价格波动大，因此整个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会趋于稳定。“例如发达国家食品消费所占的权重更低，更能说明问题，由此来看未来消费物价难以大涨。”唐建伟说。

但是从支出看，服务业类消费增长迅速。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主任王有捐分析指出，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食品烟酒占消费的权重）为28.5%，比上年同期下降0.7个百分点。主要是居民用于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支出增速明显快于基本生活消费支出，其中全国居民人均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支出分别增长12.2%、9.4%、17.4%，增速分别快于食品烟酒消费支出6.6、3.8和11.8个百分点。同时，食品烟酒消费价格指数低于总体消费价格指数对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继续快速增长。前三季度，居民享受更多社会化服务，全国居民人均家政服务支出增长38.7%，交通费支出增长24.1%，旅馆住宿支出增长38.6%。

集体用地供应需加快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目前大城市居民居住类消费增长快。以北京为例，2018年1-3季度，北京全市居民人均居住支出为10576元，同比增长19.0%，占全部消费权重为36%，远远超出人均食品烟酒支出5660元（权重为19.3%）的数字。

福州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刘福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居住类消费支出增长快，主要是房租上升快。而房租上升快与住房供应不足有关。很多城市限购措施出台后，一些住房难以加快上市，而集体住房上市的速度还跟不上需求。

据了解，今年以来各地加快出台了降低企业成本的措施，不少地方对大学生买房给以八折优惠，对工业用地实施七折优惠，对土地税费减免。

另外，目前各地居民居住支出上升快，也涉及到水电燃气成本，以及贷款利率上升、装修成本上升等方面。从工业品价格看，今年以来石油、煤炭、钢铁等成为工业品领域价格上升最快的领域，对下游以及居民消费带来了影响。住房限购和贷款利率上升等也加大了居民贷款支出。同时服务业价格上升快，也与各地户籍政策存在限制，导致劳动力难以自由流动，农村居民在城市打工难以享受均等服务。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0月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出厂价上升了42.8%，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出厂价上升了24%，钢铁价格也同比上升了6.9%。而未来要遏制包括房租在内的住房价格快速上升，仍需推动土地、劳动力、石油、煤炭等系列要素的市场化。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指出，近期像北京等城市房租涨幅放慢，与部门约谈一些中介机构有关。一些中介机构高价圈占出租房源再转手出租推涨了房租，未来要促进房租稳定，还是要有更多的市场主体能提供房源。除了正常的商品房供应，集体用地的房屋用于出租试点已经有进展，下一步关键是要加快推出这类集体用地的出租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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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政策迅速出台。

11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将MLF合格担保标准扩大，力争主要商业银行四季度金融机构新发放的小微企业平均贷款利率比一季度降低1个百分点，并明确了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运行方式。

对民企和小微企业而言，政策从货币政策的再贷款、信贷额度、贷款利率、担保措施等四方面进行了细化要求，力图进一步疏导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信用传导链条。

扩大小微再贷款、授信额度
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拓宽融资渠道，将中期借贷便利（简称MLF）合格担保品范围，从单户授信500万元及以下小微企业贷款扩至1000万元。

近年来，再贷款逐渐成为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工具，再贷款规模逐渐上升。再贷款工具中，作为主要工具的MLF余额先后创下历史新高，9月末MLF规模为5.38万亿元，央行10月未对金融机构开展MLF操作，10月13日，部分金融机构使用降准释放的资金偿还中期借贷便利4515亿元，MLF余额降至4.93亿元，仍是近年来的较高水平。

其余再贷款工具中，截至2018年10月末，常备借贷便利（SLF）余额为29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余额33111亿元。

MLF余额快速增长，面临缺少抵质押物的问题。为此，央行等监管机构逐渐扩大MLF担保品范围。央行已于6月新纳入不低于AA级的小微企业、绿色和“三农”金融债券，AA+、AA级公司信用类债券（优先接受涉及小微企业、绿色经济的债券），优质的小微企业贷款和绿色贷款。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单户授信500万元及以下小微企业贷款扩至1000万元。使得对小微企业的MLF的再贷款范围标准与小微企业贷款一致。

针对“融资难”，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从大型企业授信规模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增加小微企业贷款。创新融资工具，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支持更多小微企业开展股权、债券融资。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部分银行已经对小微贷款“额度充足保证”。一位深圳股份行人士表示，小微企业风险高，银行想贷不敢贷，小微企业贷款多但存款少，占用银行信贷规模，因此银行对小微贷款不一定有额度。近年来，银行与地方税务合作，可以获取企业纳税信息，极大降低了运营成本，小微贷款有利可图，该行已经对小微贷款额度优先供应。

一位大行华南分行人士表示，今年以来，该行新增小微贷款的额度占对公贷款的一半以上，而且，“客户经理做小微企业的绩效标准比一般对公业务高。”

“去年贷款额度比较紧张，今年上半年额度紧张了一段时间，7月开始额度充足”，一位股份行人士表示。

降低小微贷款利率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力争主要商业银行四季度新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比一季度下降1个百分点。整治不合理抽贷断贷，清理融资不必要环节和附加费用，严肃查处存贷挂钩等行为。同时采取措施做好信贷风险防范。

数位国有大行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小微贷款利率已经明显降低，“四季度比一季度降低1个百分点不是问题”。今年三季度，监管机构要求国有银行对小微企业、个人商业贷款实施收息率统一考核，将小微、个体户的商业贷款利率“一降到底”，小微企业贷款月利率、个人生产经营及农户贷款的月利率已开始低于4厘。

“监管三季度对我们有窗口指导，要求小微贷款利率降低50BP。”一位华南大行人士表示，该行抵押类的小微贷款利率从去年的7.55%降低到6.26%，下降了超100BP，信用类小微贷款6.66%，也大幅降低。

一位深圳新能源配件公司负责人表示，该企业前两年融资环境比今年好，去年末到今年上半年比较紧张，利率上升，上升了20-30BP，额度紧俏。6月以后恢复到去年水平。

不过，小微贷款利率降低，银行也面临压力。

一位华东城商行杭州表示，存款量一直在降，成本一直在升，贷款信用风险一直在升，利率要求要降。

“存款成本增长太快，去年我行的存款付息率是1.6%，今年就大幅上升到2.3%。但是，贷款利率却在降低，贷款利率今年会降低到8%左右。经营稍不谨慎就会亏损。”一位农村金融机构负责人坦言。

明确融资担保运作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了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支持小微企业的要求。

包括，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要以支农支小融资担保为主业，重点支持单户担保金额500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和金融机构承担的风险责任比例原则上均不低于20%，银行不得因此减少实际放款数额。

一位银行业内人士表示，近期出台的民企增信措施中，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属于用银行的强信用，从投资端为民企发行信用债强增新，激活信用债的流动性。融资担保则为从债券或贷款的发行端或发放端，提供强担保。

一位华南股份行小微信贷人士表示，小微不良率，抵押类肯定比信用类不良率要高一些。对银行来说，要把握好支持小微和防风险之间的平衡。该行已经采取的措施包括：调整小微信贷的资产结构，目前60%是有抵押和担保安全类资产，另外才是信用类高风险。此外，利用征信等金融科技手段实现全流程掌握小微企业动态。

另一城商行人士表示，该行去年新增额度60%以上投向小微。在投放策略上，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选择与地方的国有融资担保公司合作，“担保公司对户数有考核，最近深圳两大担保公司也进行了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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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享受此轮棚改带来的三四线楼市红利后，房企似乎有了回归热点城市的迹象。

同策研究院近日对300个城市的土地交易分析指出，今年10月，一线城市成交的土地金额为606.91亿元，环比大幅上涨143.36%，同比上涨13.11%。同期，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土地交易金额均出现下滑。该机构指出，“受政府政策影响，众多房企重返一线城市。”



客观上，这种变化的出现确有政策原因。一方面，棚改货币化退潮，使三四线楼市的前景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在监管层的督促下，一线城市的供地规模有明显提升。

而在主观上，上海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总监严跃进指出，一线城市虽然调控仍然严厉，但市场潜在需求规模较大，且“利空出尽”。对于房企而言，战略地位仍然不容忽视。

那么，一线城市土地交易升温，三四线城市降温，是否意味着房企的战略重心正在向核心一二线城市回归？

热点城市土地交易升温
从结构上看，近期一线城市的土地交易规模明显提升，而二三线城市土地交易则出现降温。

这也在不同机构的数据中得到了佐证。华创证券对100个城市的土地市场进行统计发现，10月一线城市成交的住宅用地建筑面积环比上涨43.1%，二线城市下降22.4%，三线城市上涨1.4%。成交金额方面，一线城市上涨113.3%，二线城市下降34.8%，三四线城市上涨6.4%。

易居克而瑞对40个城市统计发现，10月一线城市宅地成交面积和成交均价都有提升，属于“量价齐升”，二线城市“量价齐跌”，三线城市“量跌价涨”。

土地交易的热度，通常能反映出市场预期的好坏。

华创证券指出，今年以来，三四线城市对整体成交同比拖累仍在持续，这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4季度为全年基数最高区间；第二，三四线销售市场超预期下行，情绪逐渐向土地市场蔓延。至于超预期下行的原因，则被普遍认为和货币化棚改退潮有关。

对于一线城市的热度，上海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总监严跃进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在长期严厉的调控下，一线城市的土地供需长期处于低位。今年以来，这些城市土地供应量骤增，刺激了“久旱逢甘霖”的开发商出手拿地。

但这些土地的限制条件相对苛刻，使得开发商不得不变得“理性”，因此一线城市土地交易的价格和溢价率都相对不高。比如，11月5日，北京成交一宗奥体中心商业地块，不仅要求建成后全部自持，而且要求拿地者有运营大型国际会展的经验。同日成交的另一宗混合土地，则要求公建部分自持20年以上。

北京某房企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选择的余地确实比较大，竞争也不太激烈，但考虑到北京的调控不会轻易放松，大家也比较理性。”

事实上，除一线城市外，部分热点城市的土地交易也因类似的情况而升温。今年以来，重庆、郑州、苏州的土地出让金水平均已超过千亿，杭州则超过2000亿。

板块轮动效应明显
由于区域发展水平和调控政策出台节奏的差异，我国房地产市场呈现出明显的板块轮动特征。具体表现为，当市场上行时，通常是一线城市率先升温，二线、三四线城市依次跟进。当市场下行时，也大致按照同样的轨迹降温。

正因如此，房地产企业往往在不同的时点选择不同的布局策略，从而最大限度地收获市场红利，回避市场风险。

以最近两个楼市小周期为例，2009年，楼市从金融危机的影响中恢复，一线城市率先升温。次年，二三线楼市跟进升温，房企大举布局这些区域。但随着2013年末楼市风险凸显，企业的区域布局又回归核心一二线城市。

在2015年末至今的这轮市场周期中，历史重演。一线城市曾是最先升温的市场，但从2016年年中开始，二线城市全面回暖。此后，借助货币化棚改大潮，三四线楼市升温明显。很多全国性房企的布局重心，也从一线城市层层外扩。目前，三四线城市对其业绩增长的贡献率仍是最大的部分。

严跃进认为，如今房地产调控政策依然严厉，楼市尚无全面复苏的动力。但由于去库存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此前火爆的三四线城市，将不再受到政策眷顾。

货币化棚改政策的退潮，被认为是三四线楼市的最大利空。严跃进认为，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市场空间不大，并在此前的一轮周期中释放殆尽。加上部分城市的房价和地价攀升至高位，房企的积极性正在受到影响。

他表示，将战略重心向核心一二线城市回归，有着逻辑上的正确性，部分企业已经做出这种选择。

新城控股高级副总裁欧阳捷也指出，在很多区域，县城房价已经超过省会城市，这既反映出价格的失序，也说明“相比一些三四线城市，省会城市的住房价值显然被低估了”。

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兰德咨询机构总裁宋延庆就认为，未来几年，限购、限价的一二线城市机会很少。三四线城市以及可以归为五六线的县城市场，是未来的机会所在。但这些城市需要满足两个特点：不限购、不限价；很少有外来开发商。

前述房企人士指出，不同企业的区域布局策略有所差别，这主要跟公司的整体战略有关。目前可以确定的是，核心热点城市的成交量处于历史同期低位，尚有不少释放空间。三四线市场在经过此轮释放后空间不足，部分城市甚至出现透支。

他认为，由于楼市调控政策严厉，核心一二线市场很难在短期内真正复苏。但综合考虑市场空间、楼市运行周期、区域辐射力等因素，将战略布局重心回归至一二线城市，是房企的重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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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素质教育里的垂直赛道，在线音乐陪练在经济寒冬中正成为资本市场的宠儿。

11月2日，在线音乐教育平台“VIP陪练”宣布完成1.5亿美元的C轮融资。本轮融资由老虎环球基金领投，腾讯、兰馨亚洲、金沙江创投、蓝驰创投、长石资本、北京华联长山兴等跟投。

据了解，VIP陪练主要通过一对一在线乐器陪练，解决5-16岁琴童的练琴问题，目前提供钢琴、小提琴、手风琴、古筝四种乐器陪练服务。它的本轮融资创下素质教育行业融资纪录，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产品研发、教研培训、AI及数据技术的探索等方面。

而在这个刚刚兴起的市场中，还有快陪练、熊猫陪练、美悦陪练等众多玩家。今年8月，快陪练宣布完成5000万人民币（等值美金）天使轮融资，由高榕资本领投、IDG资本跟投。熊猫陪练的运营方是做智能钢琴硬件起家的The ONE，公司也曾获得郎朗、创新工场、真格基金、红杉资本等的投资。

在线音乐教育的市场究竟有多大，为何频频受到主流投资机构的青睐，什么才是其中的竞争壁垒？

在线音乐陪练的需求与市场
VIP陪练的CEO葛佳麒也曾是一名琴童，他从小师从李聪教授（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国际手风琴联盟副主席、中国音协手风琴学会会长）学习手风琴，后就读于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

大学时期的他每天会在琴房练习八九个小时，并在顶级国际大赛中获得第六名的成绩。“我不是一个有天赋的人，而是通过正确的练琴方式获得的成就。”葛佳麒说。学琴首先是技能训练，如果没有基础训练，再有天赋的人也不可能成为演奏家。

2014年，葛佳麒创办上海妙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开始探索互联网+音乐教育的可能性。经过早期的尝试探索，公司2016年开始将品牌方向确立为从“陪”和“练”角度切入的在线音乐教育平台，正式开启乐器陪练服务，老师通过iPad即可在线远程辅导孩子在家练琴。

以往琴童们练琴的场景是，家长每周陪同孩子去上一两次主课，然后指导孩子每天在家练琴，以此提升每周上主课的效率。但家长可能因为工作原因，无法按时盯着孩子练琴。把孩子送到老师那线下练琴，在路上也需要耗费较多时间。如果家长陪孩子练琴时不够有耐心，也容易激发亲子矛盾。

VIP陪练等平台的出现，让音乐老师可以在线上把练琴方法进行标准化输出，有助于琴童做有效率的提升和练习。同时平台可以用数据化、结构化的方式，将练琴结果呈现给家长。

“我投这个项目是因为我女儿也在用，没有陪练的时候，每天盯着她练琴很伤感情的。”金沙江创投是VIP陪练的早期投资方，其董事总经理朱啸虎说。小朋友通常不愿意练琴，老师上线不用家长去督促，效果会好很多。

对于这个行业的市场规模，业内通常的看法是，以其中占比90%以上的在线钢琴陪练市场来算，中国学习钢琴的儿童数量有3000万，如果每位琴童一年花费几千块请陪练，这已经是几百亿规模的市场。在这个足够大的市场中，如果每位琴童有五六年的持续度，企业获客后的留存率将会很高。

“我前几天在电梯上也看到钢琴陪练的广告了，但还是对这件事有顾虑。练琴不是把曲子弹下来声音流畅就行，指法、力度、情绪都是非常必要的，老师通过iPad究竟能不能对孩子指导到位呢？”一位琴童的家长对21世纪经济报道说。

但目前已经有部分家长，尝试了这种新方式。葛佳麒表示，VIP陪练已服务超过33个国家的50多万名琴童，有6万左右付费用户，续课率超过80%。同时，VIP陪练单月营收突破8000万元，单日最高销售额超1300万元。

壁垒在于稀缺的音乐教师
“过去一年里，我们进步比较快，用户活跃率、消费率、用户留存等各项指标都在往上走。从市场占有率、产品、师资、学员数量等方面来说，VIP陪练是在线音乐陪练赛道上的第一名。”葛佳麒说。

他同时强调，公司也抓得很细，不希望牺牲效率换取销售额的增长。毕竟从教育本质来说，教育质量很关键的。

快速增长的数据，让VIP陪练迅速获得了资本的青睐。本次老虎环球基金领投的C轮融资，已经是VIP陪练在今年完成的第二笔融资。今年1月，VIP陪练刚完成腾讯领投的数亿元人民币B轮融资。“老虎的判断力和快速的动作是我们选择他的原因，整个融资过程非常快。”葛佳麒对21世纪经济报道说。

他坦言，虽然现在受到资本的认可，但在创业早期，VIP陪练也曾吃过不少闭门羹。团队走过了非常漫长的周期，甚至过去有段时间跟投资人接触时，得到的反馈都是“这是一个长不大的行业”。

但中国领先的天使投资人之一、长石资本创始合伙人汪恭彬并不这样认为。他领投了VIP陪练的A轮融资，在他看来，教育市场厚积薄发，而葛佳麒及团队有着丰富的行业背景，对在线教育行业有着深厚认知，团队同时有着极强的深度思考能力。

葛佳麒也表示，在线教育是一个综合性的产品，需要销售能力、服务能力、师资力量等各方面要素具备后，才会获得用户的青睐。VIP陪练早期花了14-16个月的时间搭建各个板块，这些基础板块搭建完成后，公司业务从去年七八月份开始放量增长，并实现正向现金流，才逐渐获得资本的关注。

随着VIP陪练的发展，快陪练、熊猫陪练等竞争者也不断涌现。各家公司的获客成本在不断提高，对供给端教师资源的争夺也越来越重要，不禁引发人们对价格战的担忧。

“在线教育的行业属性跟打车、外卖等互联网行业完全不同，如果用高价砸流量、高薪挖老师的方式做这件事，需要非常强大的心理和资金准备，我不认为这个行业应该这样做。”葛佳麒说。在线教育行业有很长的增长周期，只有把教育做好，用户才会帮忙带来更多生源，靠钱砸出来的生源是留不住的。

同时他认为，在音乐陪练的细分市场，最为稀缺的是老师。流量可以用钱买，技术可以用钱来发展，但师资培养、教育经验的积累以及相关数据的积累，整个需要很长的周期。在筛选老师、保证老师质量、与学生匹配等方面，VIP陪练有足够的积累和良好的师资培养体系。并且VIP陪练已经宣布，将联合100所高校成立妙克艺术人才基地，投入6000万成立基金支持高校科研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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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央行官网披露，央行审查通过连通公司银行卡清算机构筹备申请，美国运通成为第一家获准在中国境内筹建银行卡人民币清算网络的外资公司。

根据《关于实施银行卡清算机构准入管理的决定》（国发〔2015〕22号）、《银行卡清算机构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6〕第2号）等有关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日前会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查通过了“连通（杭州）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通公司）提交的银行卡清算机构筹备申请。

央行表示，连通公司是美国运通公司在我境内发起设立的合资公司，并作为市场主体申请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运营美国运通品牌。批准连通公司银行卡清算机构筹备申请是贯彻稳步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政策要求的又一具体成果，是我国银行卡市场开放的重要一步。开放银行卡市场有利于为产业各方提供多元化和差异化的服务，培育公平竞争环境，构建合理稳健的产业结构，提升我国银行卡市场服务水平。

按照相关规定，连通公司需在一年筹备期内完成筹备工作后，依法定程序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开业。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有序推进银行卡清算机构准入工作。

对此，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金融科技50人论坛首席经济学家杨涛认为：“这是我国支付清算市场发展中的重要事件。这意味着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中最为关键的清算组织环节，将很快出现第二家持牌卡组织，有助于提升银行卡市场的竞争和服务效率，有利于消费者享受更加多元化的支付服务；也表明我国的金融国际化步伐仍在按照既定方针稳步推进，并且进入到作为核心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层面，可见推动金融业双向开放的战略并没有动摇，这也可以消除近期国际形势多变背景下的海外疑虑。”

同日晚间，美国运通方面称：“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正式通知美国运通，已批准其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的筹备申请。美国运通现已可以开始着手筹备建设能够处理中国境内人民币交易的银行卡清算网络。由美国运通与中国金融科技服务公司连连数字共同合资成立的连通（杭州）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将负责筹建该支持美国运通品牌卡在中国境内使用的人民币清算网络。”

企查查显示，连通（杭州）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10月17日，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连连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持股50%，American Express Travel Related Services Company，Inc.持股49%，American Express Marketing & Development Corp.持股1%。美国运通相关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美国运通和连连支付分别持股50%。

2002年3月26日，中国银联在上海开业，长期以来，中国银联是国内唯一的银行卡清算机构。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Visa、万事达卡均已向央行递交了申请，不过暂不清楚申请主体情况。

11月9日，Visa相关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Visa欢迎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行业，包括支付领域所做出的持续努力。Visa已经向中国人民银行递交了在国内建立银行卡清算机构的资质申请，并与中国政府和监管部门就资质申请一事保持密切沟通。”

万事达卡相关人士也表示：“我们对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并已递交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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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受国内外各种因素影响，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比较突出，甚至有所加剧。银行对民营企业还是有一些隐形壁垒，一定程度上造成很多民营企业从银行渠道融资成本偏高。
中国银保监会郭树清主席近期指出，“民营企业好，则金融好，民营企业兴，则金融兴，帮助民营企业渡过难关，就是帮助金融业迈过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这个重大关口”。

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实现民营企业“敢贷、能贷、愿贷”，是一项系统工程，同样需要多个行业通力协作，集思广益，发挥作用。

爱心人寿旗下爱心保险经纪，运用信用保险手段控制风险及增信融资的模式，来破局中小企业、科创企业、民营企业等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已开始引起越来越多政府、银行、企业的关注，具备良好推广价值。

该模式运用了“供应链+信用险+区块链”科技金融综合服务方案。一是解决了企业少抵押、弱担保的问题，通过信用保险增信提升其信用额度;二是运用了供应链金融平台技术，引进国际先进的风险评价技术，把企业方、银行、保险几方捆绑在一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三是在保险额度审批后，企业融资便捷高效。四是信用风险评价科学合理，利用市场机制，优质科创企业获得优势融资条件;五是国际分散风险体系成熟，风险能够充分稀释，技术成熟、可靠;六是价格合理，低于现有其他模式融资价格，有效减轻企业负担。

目前，爱心人寿旗下爱心信用保险经纪团队正在国内主要地区开展业务推广，效果初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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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北京市才供应一万多套限竞房， 就已经面临去化难题。而明年北京市还有四五万套限竞房需要上市，但北京一年的新房需求量也就两三万套。

“我们项目首付可以分期，一个月内付20%，其余只要在明年3月15日之前付清就可以。如果您能全款，项目还可以打94折。”北京位于孙河的某限竞房项目销售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该项目为楼盘二期，销售总价在1100万-1300万之间。受限价影响，相比已经售罄的一期，二期销售价格下调不少。

自2016年9月开始，北京出让的新住宅项目主要以限竞房和共有产权房为主。北京限竞房算商品房而不是政策性住房。与以前的普通商品房的唯一区别是，房产证或者缴纳契税5年以后才能上市交易；土地出让时，“限房价，竞地价”，开发商获得土地使用前就已确定了销售价格的上限（在此上限基础上可以降价），且绝大多数要求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户型，占比超过70%（以下称90/70）。

严厉调控之下，“限竞房”销售也意外“遇冷”。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北京合计有26个限竞房项目取得31期预售证，合计提供商品房限竞房源15982套，183万平方米（另外还有车位等配套）。由于部分项目刚取得预售证，合计网签只有2767套，签约均价为49842元每平方米，按此比例计算，网签销售率只有17.3%。而即使计算所有项目的真实销售，限竞房平均去化只有3成多，相比之前的4成继续下滑。

限竞房也存在销售难
2017年4月11日，北京市国土局竞拍大厅内，10家房企及联合体参与同时竞争北京市丰台区王佐镇青龙湖地区某地块。

该地块属于典型的限竞房地块，集多种用地性质于一体，规划建筑面积24.9999万平方米。商品住房销售均价不超过4.123万元/平方米，最高销售单价不得超过4.3292万元/平方米，并执行“90/70”政策。令业内意外的是，整场竞拍仅经过20轮不到20分钟就结束了，溢价率17%，未触及事先预定的土地价格上限。

一年之后，上述地块以案名翡翠西湖出现在北京房地产市场上。与当时竞拍遇冷情形类似，受严厉调控影响，翡翠西湖销售均价也并不理想。

“前段时间推出了几套特价洋房，面积是89平方米，销售单价约为3.5万元/平方米，最便宜的310万，楼层不好，有遮挡或特殊户型之类的，目前该楼盘洋房处于销售尾期，还剩80~100套。开发商还在搞优惠活动，首付可以分期，一期首付可以只交35万。如果首付不分期的话，东西向洋房总价大概320万，南北向洋房总价370万左右。即便是按照首套房首付40%计算，也就是说南北向洋房首付150万元，东西向洋房首付130万。”翡翠西湖项目一位销售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这位销售员介绍，相比其他项目，翡翠西湖可以称之为片区销冠。“客户来源主要是海淀和丰台上班客群，基本都是年轻人首套置业。因为首付比较低，而且都是洋房，品质较高。”

绝大部分限竞房项目与翡翠西湖处于同样的命运。前两年，开发商还在不少场合抱怨限价对利润的影响，但随着调控深入，他们旗下的楼盘销售价格甚至不能触及政府设置的价格上限。一个名叫中海云筑的限竞房项目，土地出让时限价4.2万/平方米，一期开盘均价约为3.6万/平方米；目前正在销售的二期3.7万/平方米起售。89平方米三居室大约总价320万，首付130万左右；名叫金樾合著的限竞房项目，限价3.9万/平方米，销售均价仅为3.6万/平方米，总价最低315万起。

“现在打折力度比较大，而且限竞房本身利润就比较低。”翡翠西湖销售员如此劝说记者。

千亿库存去化困境
北京限竞房最大的挑战是库存。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日前，北京年内商品房住宅供应套数已达32635套。这也是最近3年，北京商品住宅供应套数第一次超过3万套。而2017年同期，北京市商品住宅供应量只有20269套。也就是说，北京市商品住宅库存面积出现了明显的增长。目前住宅库存高达6.6万套，相比去年末增加了1.3万套。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几年北京出让的大量土地开始形成有效供应，增量主要体现在限竞房。截至目前，北京有26个限竞房项目取得31期预售证，合计入市920亿货值，而真实销售数据只有280亿左右，也就是形成了640亿市值的库存（如果计算车位等部分，已经超过700亿）。按照最近入市节奏看，未来2个多月，还将有1万-2万套限竞房入市，预计2018年限竞房库存或达1000亿。

“2016年9月以来，北京市所有出让的土地全部限价。过去两年土地供应高峰逐渐开始反映到住宅房源数量上。此时，受调控影响，购房者开始观望。”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认为，限竞房区域供应扎堆现象明显，部分区域入市超过3000套，开始出现供大于求。而限竞房市场分化明显，部分限竞房接近售罄，而部分限竞房去化不足2成；从价格看，限竞房项目也出现了价格调整，而且随着后续供应量的继续上升，去化难度加大的区位属性不好的限竞房有可能开展价格战。

“限竞房价格限定决定了它的对标人群就是刚需客群以及刚改客群，这部分人群支付能力相当有限。动辄三四百万的首付对这部分人群压力很大。” 合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价格的限定和产品的雷同，限竞房从土地供应开始就决定了它未来滞销的命运。据郭毅观察，目前北京房地产市场上，除了部分位置好、拥有稀缺资源以及产品受认可的项目外，绝大部分限竞房销售状况远低于企业预期。“有些项目开盘认购量还可以，但在转签约时，不少购房者冷静之后却选择了退房，客户流失比例很大。在这种背景之下，开发商要么采取价格手段促销要么在产品上做加法。”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认为，目前限竞房的价格优势并不十分明显。限竞房的本质还是商品房，优势却不明显，不少项目区位偏远。目前上市的限竞房大都处于房山、大兴等区域，在北京二手房降温明显的现状下，有房票人群的购房选择更为理性，同时限竞房的集中上市也造成短期内供应增量明显，更不利于整体快速去化。“明年北京还将会有大量的限竞房上市，以目前行情来看，这些新增供应的销售压力依然较大，不排除部分项目会采取贴着成本最低售价的方式销售。‘够本就先走量’或许是明年不少限竞房不得不采取的销售策略。”

“限竞房的生存困境可能才刚刚开始。今年北京市才供应一万多套限竞房， 就已经面临去化难题。而明年北京市还有四五万套限竞房需要上市，但北京一年的新房需求量也就两三万套。”郭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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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绿荫遮掩的小巷，两旁的骑楼闯入眼帘，散发着浓浓的西关味道。刚被雨水冲刷干净的街道上，早班电车安静地穿过，在早起老人的寒暄声中，永庆坊也苏醒了过来。

居民楼中的老猫还惺忪着睡眼，早到的游人便已开始驻足拍照。这里是广州荔湾区的百年老街恩宁路，转角一隅便是永庆坊，麻石板、满洲窗、油纸伞、粤剧院，旁边则是风格清新的饮品店、现代化的无人超市……



传统和现代碰撞、历史与现实交织，作为广州第一个旧城微改造项目,永庆坊重新开放运营两年,已成为兼具“西关风味”与“现代时髦”的代表。

10月24日，永庆坊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广州考察，第一站便到了永庆坊。

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说，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恩宁路是广州保存最完整和最长的骑楼街，承载着广州千年商都的文化记忆。2007年底，恩宁路被纳入广州旧城改造计划，而永庆坊是“微改造”的首个试点项目。

2016年，万科中标永庆坊旧城改造，对片区近8000平方米进行一期“微改造”；同年9月30日，永庆坊文化创意街区正式开业。

运营两年多，永庆坊已成为广州年轻人的“网红”打卡胜地，现出勃勃生机；恩宁路旧城改造二期项目也在酝酿中，二期的面积是一期项目的十倍，耗资达十亿。

对于生长于此的老西关人来说，乡土文化和传统风俗的保存，让他们心中萦绕的那股“乡愁”有处可归；另一方面，西关旧城活化更新，利益攸关的本土居民心情既有期待又很复杂。

目前，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已搭建公众参与平台，以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社区的变迁中来。

活力永庆坊

徜徉在永庆坊，扑面而来的既保留了循旧仿古的传统气息，又像大雨冲刷后的嫩芽透着一股清新，彰显着微改造后的活力与能量。

永庆坊遍布着餐厅、咖啡馆、服装、手工、艺术、创意、民宿等丰富的商业元素，其中一些建筑打通后连接起来，一楼是餐饮和店铺，上楼则是办公区域。

“感受最深的是，这里有浓重而亲切的历史感，又很现代、很潮。”小米是一位时尚博主，她带着摄影师来此拍照，已经是第二次了。

走进广东粤剧武打演员行会组织銮舆堂，在刻有书法对联的门内，小演员们穿着戏服在练习；隔壁便是当代话剧的文化剧场——西瓜剧场，形成有趣的对比和碰撞。

休闲与办公也融洽共处。“一开始以为永庆坊在老城区，不符合科技公司的感觉。但实地考察后发现，这里既保留了广州老西关的味道，也能满足办公的需要。”“80后”亮风台技术部负责人韩磊说。

鲜明对比还存在于风格清新的文创商铺与市民生活的烟火气之间。永庆片区内目前尚有12户民居；躲藏在商铺之间的住宅门前依旧晾满了衣物，一只慵懒橘猫兀自躺在阳光下打盹儿，好似这热闹与自己毫不相干。

这正是万科在微改造中刻意营造的氛围。将永庆坊打造为文化创意街区，而非一般的商业街，兼容传统与现代，商业与生活，呈现出更多的包容性和可能性。

万科广州公司人士介绍，在保留岭南特色风貌的旧建筑同时，永庆坊引入了文旅商业、众创办公、创意产业，吸引了本地居民、外来人口来此居住、创业、经商，也让市民、游客可来此逛街听曲、赏玩民国建筑、欣赏先锋话剧，或者到粤剧博物馆、李小龙祖居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开业两年多，络绎不断的游客慕名而来。面积不大的老街上，三三两两的青年男女拍照驻足，吃喝游玩。

“我在网上看到的，说是有历史特色的文化老街，周末就和朋友过来玩玩”，从珠海过来的任微玩得很开心。

商家自然也乐见于此，“现在天天都有好多人来问路，我要是开餐饮店就好了。”在临近的蓬莱路五金店店主李先生语带遗憾。

在永庆坊正对面摆了个粉面摊的马师傅就很高兴，“永庆坊以前很淡的，现在真的是天天旺”，马师傅夹杂着粤语说，“现在游客逛完上下九，也会顺路来这里看看啰。”

那一抹乡愁

“以前就是老楼，破破旧旧的没什么人来参观。”在恩宁路上贩卖水果的阿婆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前两年人也不太多，今年人就好多了”。

位于荔湾区恩宁路中段，永庆片区是典型的广州老城区，矮楼交错，树木连绵，街坊将桌椅搬到树荫下，沏上一壶茶，便又是一个下午。不需登高望远，随意那么一打眼，就能望见不远处珠江边上的现代高楼。

晚清开埠时恩宁路是中国南部的经济核心区域，侨民从南洋带来了骑楼建筑，最早由张之洞主张修建，最终形成了广州市最长和最完整的骑楼街，十三行兴盛其中，具有非常独特和深厚的历史文化。

深厚的历史底蕴中又沉淀了个人对社区的情感联系。对于老西关人来说，最难放下的就是对这一方记忆中乡土的深深眷恋和淡淡“乡愁”。

永庆坊永庆大街30号的“啡标”店主欧阳，就是这样一位拥有难以割舍的西关情结的老西关人。“我和我拍档都超爱这里，到恩宁路上吃鸡煲，其他地方没这么地道的。”因为这份西关情结，欧阳又将自己的咖啡红酒小店开到了永庆坊。“（拆迁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想走，就喜欢以前那样子的生活，是最有人情味的。”

“以前荔湾区很出名，骑楼、西关小姐，都是广式文化的代表，这里的街坊，男的喜欢提个笼子遛鸟，女的就喜欢坐在门口聊天，有急事走了也可以不关门。”“老西关”刘先生说。

“后来楼也旧了，人也陆陆续续搬走一些了。”说到这里刘先生又被游客请求帮忙拍照去了。

老城发展缓慢，老龄化严重，房屋损坏情况不容乐观。在万科实施微改造之前，永庆坊43栋征而未拆的房屋中，有30栋为“严重损坏”，有的已经倒塌。

改造活化势在必行，文化古巷也需要注入新的活力。只有旧城得到新的发展，才能让像欧阳这样的年轻人可以回去，才能“留住乡愁”。

“历史是往前的嘛，该修葺的就修葺，一味原地踏步就没发展了。”欧阳说，“但是该保留的必须要保留。”

三方共赢

对文化老城的修缮改造，需要考虑到更多方的因素，如何处理居民社区与商业活化、遗留文物与城市更新之间的关系，也成为政府和企业的一大问题，难度可想而知。

2016年2月17日，广州市荔湾区政府启动了旧城微改造项目，采用BOT模式公开招商。最终，万科中标永庆坊旧城改造项目，计划引入众创办公，青年公寓，教育营地，特色商业四大核心产业，对老街进行活化升级。

万科有关人士说，所谓微改造，就是遵循修旧如旧的基本准则，保持原有建筑的外轮廓不变，对建筑立面进行更新、保护和整饰，保留岭南建筑民居的空间肌理，如西关大屋建筑风格的砖木结构，内有雕花大梁，彩色雕花玻璃屏风间隔。

而在房屋内部，则引入现代建筑元素，如钢筋结构、玻璃会议室、咖啡屋，注重现代生活的便利和舒适。

片区历史文化建筑和文物单位，则得到修葺。永庆一巷13号的李小龙祖居，保留了浓郁的西关风；而位于永庆大街24-28号的民国大宅，富有民国特色的红砖也得到修整。

值得关注的是，微改造创新采取了“政府主导，企业承办，居民参与”的模式来实现政府、民众和企业的“三方共赢”。

由荔湾区政府提出规划并公开招商，万科负责改造、建设和运营，运营期15年，期满后交回政府。

居民可自行改造，参与更新，只要改造遵循政府对基地内建筑的总体规划控制和产业经营要求。同时，居民也可以选择将自己的物业出租给企业运营，或自行出租获得收益。

“政府没有失权、失地、失益，只是用了15年时间，解决了市场资金进入，这种三方模式可为未来城市更新所借鉴。”广州一位资深城市规划专家说。

但在这种三方模式的首次试验中，也历经些许波折。

万科有关人士坦言，在永庆坊一期的微改造中“既有经验又有教训”。有恩宁路居民反映，一期改造未公告征求居民意见，还有一些施工扰民等问题。

此外，由于面积的限制和其他因素，万科早期计划中包括的长租公寓和教育营地，均未能实现。

三方沟通和协调还在继续推进、深入。今年9月，应居民要求，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共同缔造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是广州旧城更新首个公众参与平台。

目前，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共同缔造委员会的成员共计25人，其中包括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社区规划师、居民代表、商户代表、媒体代表、专家顾问等，改造范围内的居民和商户代表占了14位，超过总人数过一半。

共同缔造委员会的成立，是对三方模式中民众一方力量的重要补充，显示出对“居民参与”的重要性的认识。

荔湾区城市更新局调研员江伟辉说，委员会希望建设成一处本地居民可以驻足交流的场所，共同品读旧时城市记忆，让很多想法、诉求真实表达。

“现在的变化，肯定是好的，而且会越来越好。”欧阳说。

未来可期

《广州恩宁路永庆片区微改造实施评估研究》报告显示，原住居民也成为改造的主要受益方。

除了经济方面的推动，微改造对人口结构及数量变化也存在正向影响，因引入新型产业等原因，其人口结构正向年轻化、收入中高等化、教育水平中高等化转变。

年轻人又回来了。用欧阳的话说“其实年轻人没走，这里的年轻人是离不开这里的”。

恩宁路二期的改造也正在计划进行中，二期项目包括恩宁路以北，多宝路和元和街以南，宝华路以西地段范围内，区旧城改造项目中心已征未拆和拟复建的房屋约7万平方米，是一期面积的十倍，投资额约10亿元。

即将启动的二期改造,将由市国规委招标做实施方案，定位为广州西关历史文化创意街区，设置创意办公区、滨水文化餐饮（酒吧）配套、时尚商业（体验式）及综合配套、精品民宿等，并保留部分居住功能。

老街的保存活化,本质在于呈现特殊的地域文化,本地生活方式和文化底蕴，这也是真正的价值所在。恩宁路诸多居民、市民希望，后期的改造可设立社区博物馆,展示当地历史源流及文化传承。

正如马师傅说的那样，“这里的变化才刚刚开始”。

夜幕悄至，云集的游客陆续散去，永庆坊华灯初上，这条老街似乎又重归了闲静。

永庆坊的街道上的霓虹亮起，负责道路维修的工人赶紧趁着这个时候撬开地砖进行维修，一些商家陆续关门，留下民宿和酒吧灯光依旧。

骑楼下小店纷纷掩住了木门，恩宁路上，食客们用炭火打着鸡煲，絮絮叨叨的谈笑声听不太真切，在荔枝湾涌上散开了。

日月流转，永庆坊又将迎来新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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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名称变了，我们的工作内容也将有革命性的变化。”11月8日，山西省能源局工作人员林正华（化名）告诉记者。

中央今年10月批准了《山西省机构改革方案》。山西省能源局10月27日挂牌成立，它的前身是山西省煤炭工业厅。

“能源局的职责调整很大。”林正华说。按照方案，山西省能源局整合进了省发改委的能源管理职责，省经信委的节能降耗、能源管理职责等，将煤矿安全监督管理职责转到了应急管理厅。



新任山西省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启瑞在挂牌仪式上亮相，其原任山西省属企业晋能集团董事长。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山西省七大煤炭集团之一的大型国企，晋能集团近年来正在转型，将以清洁能源作为主业。

新的工作很快启动。11月1日，王启瑞带队进行了为期3天的能源革命综合试点专题调研。“山西省已经提出不做‘煤老大’，争当能源革命排头兵，能源局引导产业转型的责任至关重大。”林正华说。

11月2日，新工作如火如荼开展的同时，林正华送走了来自7个处室的20多位老同事，他们将赴新成立的山西省应急管理厅报到。

山西省能源局的设立是此轮省级机构改革的缩影。截至目前，至少29省份的机构改革方案已获中央批复同意。最新的消息是，《北京日报》11月9日发布了北京市机构改革后市政府机构名单。

一方面，各省份省级主要机构设置同中央保持基本对应；另一方面，“地方机构改革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可以根据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设置相应的机构。”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此轮省级机构改革的“自选动作”亮点频现，比如各省份普遍设置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破题地方金融监管；大批省区市设置了大数据管理机构，顺应数字省域和智慧城市建设趋势；一些省区市还针对当地区域经济合作设置了专门机构。

对标与自选
“我国的机构改革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在地方机构改革中，省级机构改革是基础和样本。”竹立家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各省份的党政机构平均数量在60个左右，广西、广东略少，分别为58、59个，重庆略多，为64个。其中，各省份党委机构数量在16-19个不等，省（区市）政府机构数量在39-47个不等。

各省份党委机构改革步伐较为一致，纷纷对标中央组建多个议事协调机构，但也体现了不同地区的差异。比如各省份设立了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但在两个委员会办公室设置上又有不同。

河北将省委深改委办公室设在省委政策研究室；辽宁将省委深改委办公室设在省委财经委办公室，后者是一个专门的省委工作机关；黑龙江则将省委财经委办公室设在省发改委；还有的省将两个办公室同时设在省委政策研究室或发改委。

“省委政策研究室主要是从宏观层面为省委领导决策提供参考，发改委的工作相对来讲就比较具体，不同省份的设置不同，主要出于各省份实际情况及以往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竹立家说。

省（区市）政府机构改革则涉及政府办公厅及组成部门、直属特设机构、直属机构和部门管理机构四个部分。前两者大多对标国务院及其组成部门和直属特设机构，整体较为一致，但也有自选动作。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除了个别直辖市保留了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各省、区纷纷改建为工信厅或经信厅。一方面，这与原来的省经信委职能划分有关，比如山西省经信委改为了工信厅，原有的经济运行相关职责划入省发改委、能源管理职责划入省能源局、口岸管理职责划入省商务厅。另一方面，“厅、局是省级政府规范的组成部门形式，委员会改为厅，体现了这些地区相关职能配置的专业化、规范化。”竹立家认为。

此外，吉林、宁夏组建了市场监督管理厅，作为政府组成部门，而非像其他省份均组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政府直属机构，体现了对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重视。

11月8日，林正华告诉记者，能源局对于不想再成为“煤老大”的山西都可谓举足轻重。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公布了省级机构改革方案的省份里，只有山西和内蒙古将能源局设置为政府直属机构，即正厅级单位。辽宁、广西、甘肃、宁夏等地是在发改委加挂了能源局牌子。湖北、湖南、陕西等设立了能源局的省，则是作为部门管理机构设置，级别为副厅级。

而省（区市）政府直属机构和部门管理机构序列，也是此轮改革各地“自选动作”最多、亮点也最多的所在。

金融机构分层监管
一些改革并非平地而起，而是先由试点积累经验随后复制推广。

2009年3月，北京市政府成立金融工作局，作为北京市政府的直属机构，监管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机构等地方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机构。

随后，山东、深圳等地先后成立了地方金融监管局，江苏省则在2017年9月将省金融工作办公室由原来的省政府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省政府直属机构，同时加挂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牌子。

自2003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陆续成立金融工作办公室。地方金融办主要承担金融监管协调职能，同时负责制定地方金融发展规划，促进地方金融发展。

“但各个地区金融办的职责并不一致，一些省份的金融办仅是协调机构，没有监管职能。”福建工程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叶文庆介绍，比如原福建省金融办共有10项职责，主要涉及拟定金融发展规划、金融工作协调等方面的工作，没有地方金融监管方面的职能。

10月24日上午，福建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挂牌成立。按照方案，将整合进省经信委有关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内资）的监管职责，省商务厅的融资租赁公司（外资）、商业保理公司的监管职责，省发改委的推进全省企业上市和再融资职责等整合，同时加挂省金融工作办公室牌子。

自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后，中央就要求各地金融监管部门加挂地方金融监管局牌子，明确对相应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责。“这意味着‘一行两会’对银行、保险公司等大型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地方金融监管局对小型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实现了对所有金融机构的分层监管。”叶文庆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江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麻智辉认为，由金融办改为金融监管局，可以看出对金融工作的重视度愈加提升，同时地方金融监管局在协调金融工作方面的力度将更有力，主要还是突出监管，兼顾服务。

作为改革先行区，海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还将主要负责综合协调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建设，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按照中央要求履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

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省政府网站消息显示，福建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的职责包括“承担省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日常工作”。这意味着，继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后，地方政府也将成立专门的金融稳定发展机构。

叶文庆认为，省级金稳委可以由熟悉金融的副省长担任主任，作为一个议事协调机构。“有些省份以前成立了金融工作领导小组，职能实际上与此类似。”他说。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发现，湖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就加挂了金融领导小组办公室牌子。

打破信息孤岛
政府机构职能的配置，正在随着时代和技术发展而与时俱进，大数据管理机构即是鲜明体现。

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发现，至少有10个省份设立了相关机构。其名称各不相同，包括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政务数据服务局等。

其中，陕西省在工信厅加挂了政务数据服务局牌子，山东、安徽、吉林、广西、重庆则设置为政府直属机构，福建、浙江、广东、河南则设置为部门管理机构。

大数据产业发展迅速的贵州省是先行者，该省2017年1月将贵州省公共服务管理办公室更名为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整合进了省经信委有关数据资源管理、大数据应用和产业发展、信息化等职责，但这是一个省政府正厅级直属事业单位。

有的省份设立大数据管理机构，并不是直接为了发展大数据产业，而是为了推进政务数据的整合和应用。

浙江组建了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负责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和大数据资源管理等工作。浙江省机构改革方案指出，通过组建这一机构，进一步加强互联网与政务服务的深度融合，统筹管理公共数据资源和电子政务，推进政府信息资源整合利用，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共享，进一步助推“最多跑一次”改革和政府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数字浙江建设。

“政务信息孤岛问题，是由于信息数据被分割存储在不同部门的信息系统中，未能互联互通和整合利用，会加剧群众办事过程中在各个部门反复奔波、行政审批环节繁复等现象。”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詹承豫说。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信息孤岛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分散，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各个部门间的权力和利益格局意识，这些改革可能不是一个大数据管理部门能解决得了，还需要从顶层进行设计和推动，对所有政务信息进行统一规范的管理，破除部门利益的枷锁。”詹承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跨区域合作机构
随着贸易和经济交流的扩展，跨地域甚至跨境经贸合作日益普遍，一些省份相应成立了专门机构。

其中，广东省组建了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广西则组建了自治区北部湾经济区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成立这个办公室，可以让北部湾经济区更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并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西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

重庆则组建了市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作为市政府直属机构。统一管理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承担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管理委员会日常工作。

吉林省商务厅加挂了中朝罗先经济贸易合作区领导小组办公室牌子；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加挂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牌子。在没有高级别跨区域经济协作战略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设立了区域经济合作局。

近日，中央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已形成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四大跨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格局。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王福强表示，跨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未来区域发展主要着力点，旨在打破行政区划藩篱，提高产业集聚与关联度，促进城市间功能互补，降低生产生活成本，提升区域综合实力和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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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不可逆，全球清洁能源替代已是大势所趋。

在11月1日上午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中央领导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坚持绿色发展;要推动能源转型，减少煤炭消费，坚定不移地推进清洁发展。中国会信守《巴黎协定》诺言，坚定不移的推进节能减排，推动能源革命，兑现我们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向全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

结合中国的巴黎气候承诺，以及相关国家产业政策和规划来分析，到2020 年，中国的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2030年达到20%;这是基本的“既定目标”。

不过，结合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水平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笔者认为过往的“既定目标”都显得有些保守了。事实上，截止到2017年底，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已经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的14.2%(含水电)，这已经“非常接近”2020年15%的目标。而结合近期中央高层的指导精神，特别是随着未来光伏、风电等“平价上网时代”的到来，2020年实现非化石能源占比20%、2030年占比30%、2050年超过50%，都成了“大概率事件”。

超越20%是“大概率事件”

要实现中国的巴黎气候承诺，能源的清洁化替代尤为关键;大幅提升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早已是大势所趋。

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统计，2016年制定可再生能源政策目标的国家数据已达176个。2017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增加167GW，约增长8.3%，达到2179GW。

政策层面，笔者梳理发现，最近两年官方针对未来可再生能源发展占比的文件共有三份，分别是《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和《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

其中《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中针对可再生能源的占比规划为“2020 年和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分别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15%和20%”;《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对可再生能源的占比则规划为“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15%以上，天然气消费比重力争达到10%，煤炭消费比重降低到58%以下”;《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中可再生能源的占比规划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 15%;2021—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 20%左右;展望 2050 年，能源消费总量基本稳定，非化石能源占比超过一半”。三份重量级文件基本都界定了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15%的目标。

综合能源管理部门及权威研究机构的数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在近年来实现的大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截止到2017年底，中国水电装机达到3.4亿千瓦，风电装机1.64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1.3亿千瓦，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已经达到了14.2%(含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已占全部发电量的26%。2017年，水电、风电、光伏发电量分别达到了11945亿千瓦时、3057亿千瓦时和1182亿千瓦时。

于是，在11月1日上午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先生提出光伏行业面临的三大“困难和问题”之一便是，光伏产业政策难以满足我国能源转型的需要：《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规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仅为20%左右;《“十三五”能源规划》确定到2020年底太阳能发电不低于1.1亿千瓦，而2017年底国内光伏装机就已达1.3亿千瓦。规划未能体现能源革命的方向、未能表达国家能源转型的决心、未能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刘汉元先生还在会上提出了三点建议，其第一条便是“坚定推动我国能源革命，明确可再生能源方向。制定更具前瞻性的发展目标，从目前来看，有条件实现非化石能源占比2020年20%、2030年30%、2050年超过50%的目标。”结合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水平的趋势，2020年20%的目标实现已经是“近在眼前”。而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2030年30%、2050年超过50%的目标也是“大概率事件”，甚至届时会有不小的超越。

全球相关权威机构对于中国能源产业的清洁化发展整体持积极态度。《BP世界能源展望(2018年版)》分析指出，中国的能源结构继续演变，煤炭占比将从2016年的62%降至2040年的36%。可再生能源(非水电)的占比将从2016年的3%增至2040年的18%。亦有国际权威机构最新预计，到2030年，预计我国发电总装机将超过2800GW，非水清洁能源(风、光、核)的合计占比将自2017年的18.6%升至34.4%;届时全国年用电总量将达到9.3万亿度，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的占比将分别达到7.35%、7.37%、5.81%。

光伏必将成为绿色先锋

事实上，伴随着光伏发电规模不断扩大、度电成本的快速下降，以及未来光伏“平价上网时代”的加速到来，光伏产业也必将在能源变革以及巴黎气候承诺的实现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历经艰难困苦却越做越强，全球市场占率从2010年的40%上升到2017年的近70%。在麦肯锡对中美产业优势对比报告中，光伏是中国产业中罕见的一个全面领先美国的产业，评为满分。在产业规模上，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量连续5年全球第一，累计装机规模连续3年位居全球第一。正因如此，中国光伏才能与神舟飞船、国产大飞机、高铁等行业一起登上“十九大”邮票纪念封，成为中国新时代的国际名片。从整体趋势来看，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将在未来加速提升。

中国的光伏产业，不仅是在研发、制造，还是应用领域都具备了巨大的引领优势，而且具体到节能减排效益上，光伏业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做出了巨大贡献。权威机构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底，我国光伏发电累计节约标煤8181.8万吨，累计减少碳排放量2.1亿吨，相当于种植了4.8亿棵树。

毋庸置疑的是，光伏行业全产业链的成本下降，是促成中国光伏平价上网时代到来的首要因素。而平价上网时代的到来，必将为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打开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也为实现“2030年30%、2050年超过50%”的目标提供更大的保障。

在11月1日上午举行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中央领导指出，要推动能源转型，减少煤炭消费，坚定不移地推进清洁发展;中国会信守巴黎气候诺言，坚定不移的推进节能减排，推动能源革命，兑现我们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向全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他关于新能源行业发展的重要指示，使刚刚经历寒冬的光伏产业一扫阴霾，信心倍增。在未来的中国能源革命中，以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将成为绿色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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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或真或假的流言11月9日在市场流传，事关聚光灯下的民企，也事关我们今天的主题供应链金融。

流言的内容大致是，某贸易金融公司董事长与一人士交流民营企业贷款事宜，该人士称，如此下去很可能会出现银行为了完成民企贷款指标，通过供应链等模式让国企做担保给民企贷款做通道，贷款最后绕到国企平台的现象。因为贷款资金去向难以监控，于是“皆大欢喜”：银行完成指标，国企平台有贷款，民企还能赚个通道费。

“我话音未落，他说你说得太好了，回去马上设计个民企通道融资方案大家皆大欢喜，我们公司就是干这个的，这一年恐怕又有饭吃了。”在流传的段子中，该人士如此描述自己与上述贸易金融公司董事长交流之时的反应。

流言看似一则笑话，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采访中也确实发现，在实际操作上，有部分银行信贷资金通过供应链渠道，流入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等被限制的领域。

浙江地区某接近监管人士表示，供应链金融是支持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的有效工具，因此监管持鼓励态度，但也正因为限制较少，反而给了部分银行和企业套利的可能。

他举例说，具体操作可以是由当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企业、房地产企业自行成立一个小微企业或找到一家合作的小微企业，该小微企业再使用这些企业开具的应收账款凭证、票据向银行申请融资，这样相当于大企业实际使用了这笔贷款。

而西部地区某村镇银行行长则阐述供应链贷款如何流入房地产企业。“假设当地有一家房地产企业难以从银行贷款，但其上游涉及石材、沙土、钢筋水泥、运输等供应商，而这些供应商是符合小微企业贷款标准的。如果银行将贷款给到这些供应商，但贷款下发后房企可能会和这些供应商达成一些协议，比如可以延后付款或者到期后由房企补贴利息来还款。”

而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此前采访的一位华中地区股份行负责人也表示：“南方部分地区银行前期通过向商业保理公司做再保理投放的过桥资金，由于房地产反向保理ABS被叫停出不来，未来银行可以直接向保理商的小微投放贷款，归还再保理过桥资金，既支持了小微，又解了套，贷款最终又通过小微流入房地产公司。”

“上述的操作从流程上来讲，只要应收账款是真实存在且有效，那么银行并没有违规，至于房地产企业、地方融资平台和供应商之间的交易，金融监管部门则很难监管，面对这种资金变相利用的情况，其实地方监管部门也比较为难。”上述接近监管人士表示。

除此之外，目前应收账款的拆分、转让、确权、流通等，还涉及到银行风控条例和法律法规的相关问题，各方也还在探索之中。虽然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极大得降低了“欺诈”、“假票据”、“假合同”等问题，但如何在供应链金融环节中，防止资金被违规使用，从而增大企业、银行的风险，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不过我们毫不怀疑供应链金融对于支持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的重要作用，亦希望被视为直接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供应链金融规范地站上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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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前夕，阿里巴巴宣布其建设运营的未来酒店菲住布渴即将在杭州开始试运营，将基于阿里经济体的一系列技术创新，全力打造智能化的酒店服务体验。

不管是国际还是本土酒店管理公司，在技术进步和消费细分的催化下，似乎无时不在受到“跨界者”的冲击：分享住宿、出行公司、地产开发公司、旅行社及OTA、互联网公司……

别的不说，旅行社OTA这样的渠道端，与酒店这样的资源端，似乎就一直处在“相爱相杀”的阶段，不外乎有人在今年环球旅讯举办的中国住宿业峰会现场提了以下刁钻问题：“如果酒店全力做直销，而大OTA开始全力发展自营酒店，谁的胜率会更高一些？”

当时锦江国际集团旗下WeHotel总裁孟令航表示：“那OTA就变成了酒店集团了。OTA有它的优势，主要是技术以及拉新。服务好客户，才是酒店要做的事情。”

但OTA老大哥携程还是做了丽呈。十年前，它还做了整合低星单体酒店的品牌星程，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失利，并卖给华住。

丽呈则切入了酒店业利润最高的一块，高端市场。北京联合大学在线旅游研究中心主任杨彦锋认为，中国渠道端与酒店行业处在失衡状态。欧美发达国家，酒店品牌集中度达到50%以上，酒店议价权高，而国内则与之相反，除了华住这样的大集团比较有话语权之外，大部分很分散，另一边则是相对集中的OTA，携程系、美团、飞猪、途牛等等，议价权更强，从而造成了位置上的失衡，即OTA去做酒店，其他酒店供应商也拿它没办法。

杨彦锋说，携程做酒店还是要依赖流量，推出丽呈属于抢抓时机，趁着酒店集中度不高、对其决策没有干扰能力的时候尽快扩充，用其流量能力更多孵化旗下酒店。

这也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毕竟渠道端做酒店早不是新鲜事，国外旅行社如Thomas Cook、途易等也是自己开酒店，但携程则更带着互联网思维。

浩华管理顾问公司董事蒋海峰撰文认为，酒店行业一直是人力密集型的行业，但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工成本的高企和新生代劳动力的稀缺，是时候将其引向技术密集型了。对于酒店业来说，凡是可以提高客户体验，提高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的工具都值得采用。

阿里未来酒店CEO王群介绍，通过酒店管理平台系统能力的提升，未来酒店的人效比是传统同档次、同等规模酒店的1.5倍，未来这些沉淀下的能力将可能赋能到酒店业的其他公司。

国际酒店集团亦在行动。据丽笙酒店集团亚太区总裁关若荷透露，丽笙斥资10亿美元，在全球组建了一个300多人的技术团队，正在打造独家的统一技术平台“EMMA”，将全方位跨越集团核心业务，将多个物业管理系统以及商务功能整合于一个全球平台，以更快、更低成本的方式实现收益的优化和延展，第一阶段系统将于2019年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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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雨连绵的天气为上海进博会增添了别样色彩，但这并没有阻挡进博会的热情。超过200家企业在这里展示了他们最新最优秀的成果。根据进博局新闻中心信息，截至目前，智能及高端装备、消费电子及家电、服务贸易等成为最受关注的展区；而最受欢迎的展品更是涉及到人工智能、智能家居、移动设备、工业自动化与机器人等多个领域。

在进博会上，房地产行业着墨并不多。保利、绿地等是为数不多在会展方面展露的房企。公开信息显示，保利集团进博会签约5个项目，涉贵金属、酒店、文化等多领域；而绿地集团则与世界知名的专业会展组织和场馆运营商——巴塞罗那国际展览中心签订战略协议。在进博会上，文化和旅游也备受关注。

这或许也是房地产行业转型一个缩影。当高速增长的房地产行业面临转型的十字路口，投资美好生活成为地产商角逐新时代最好的战场。而存量市场也将迎来备受关注的时代。

利好商业地产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称“进博会”）不仅提供货物和服务交易，而且承载了国家形象展示、全球性重大问题探讨等多重功能，将成为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公共平台。

仲量联行认为，进博会释放出的积极信号，将会对房地产市场带来正面影响。

仲量联行中国区研究部总监姚耀表示：“贸易摩擦背景下，一些外企可能暂时对中国市场的未来走势并不十分确定，但进博会释放出的开放信号，将会促使这些企业继续看好中国市场前景。这样的信号不仅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入华投资，对于那些已经进驻中国市场的企业而言也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他们在扩大规模和办公使用面积时将更有底气，这必然会为办公楼租赁市场带来大量新增需求。”

进博会的举办地位于上海虹桥商务区。根据仲量联行数据，大虹桥区域的中高端以上酒店供应量一直位居上海前列，在过去两年内有超过3500间客房的新供给进入市场，截至2017年底，大虹桥区域共计拥有7156间客房，在未来两年内，这一供给爆炸的情况还将延续，预计到2021年新客房供应量将达到4，423间。仲量联行中国区酒店及旅游地产投资咨询部副总裁陈姵君表示：“上海作为亚太地区新兴的会展之都，每年攀升的会议会展面积及持续稳定提升的商业发展吸引酒店投资者来沪建设酒店，所以上海也是亚太地区酒店供给以及业绩飞速发展的城市之一。”

陈姵君强调，这一局面将因为进博会的召开被打破：“此前我们曾经担心虹桥商务区的酒店客房供大于求，可能会带来入住率的进一步下降，但进博会一下聚齐了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800多家企业、15万名采购商，毫无疑问会带来大量的新增住宿需求，从而大幅度提高虹桥乃至整个上海今年的酒店入住率。进博会推动了上海整体公共服务体系的优化和建设，这大大加速了上海成为一流国际会展之都的建设发展，有利于未来虹桥地区乃至整个上海的酒店市场业绩。”

进博会带来的另一效应是，上海零售正呈现突飞猛进的发展。据第一太平戴维斯近期发布的2018年中国零售20城报告，上海仍居此次零售商指数排名首位，虽然北京领先高端奢侈品市场，且在轻奢及美妆护肤市场大幅缩小与上海差距，但上海在大众及中端市场的表现依然强势。此外，上海在餐饮市场独有的国际化优势，也有望为消费市场增添更多吸引力。

“投资者的决策行为是跟着租户走的，当某个区域的租赁基本面发生正向变化时，一定会吸引投资者的目光。因此，中国继续扩大开放的举措除了利好办公楼租赁市场，也会带动大宗交易市场的进一步活跃。”姚耀解释。

此外，进博会将促进跨境消费升级需求的提升，从中长期来看，这必然会推动跨境消费体验店在中国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的普及，吸引更多的国外品牌在中国开设实体店。仲量联行上海区零售地产部总监、中国区业主代表负责人隗然指出：“这些因素都将为上海零售物业租赁市场带来一定的新增需求，特别是高端时尚品牌、汽车、高科技电子产品，定制旅游以及定制医疗服务的体验店等。”

58安居客首席分析师张波认为，从长远影响来看，进博会对于房地产相关的建筑业、酒店业、交通运输业、旅游业将产生直接拉动效应，增强上海乃至长三角城市群的吸引力，带动经济增量同时增强人才吸聚力，对于房地产行业的长远发展起到潜移默化作用；从短期效应来看，进博会对于虹桥商务区房地产的拉动作用不容小觑。进博会是企业服务对接全球资源的重要载体，更是上海扩大开放与对外贸易的崭新窗口。拥有“大交通、大商务、大会展”三大标签的虹桥商务区，这三重效应影响之下，会吸引更多的国际性公司入驻，对于区域的商业地产带动效应将最为直接，这也使得虹桥商务区在上海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优势更为凸显。

房企转型之路
在进博会上，开发商身影并不多。保利、绿地等是为数不多的企业。在房地产住宅市场进入“白银时代”的当下，部分大型房企也在寻找他们的转型之路。

11月6日，绿地与世界知名的专业会展组织和场馆运营商——巴塞罗那国际展览中心签订战略协议。作为全球领先的展览行业生态领导者之一，该机构在西班牙拥有总计超过40万平米的展览场馆。

签约背后是绿地对会展领域新的野心。绿地刚刚通过重组升级核心产业未来发展战略，在原有酒店集团的基础上重组成立酒店旅游集团，以该平台为核心，着重发展酒店、旅游、会展三大产业。绿地控股董事长、总裁张玉良透露，未来三年，绿地将进一步新增会展场馆项目投资400亿元以上，新建展览面积500万平方米以上，从而形成总面积1000万平方米以上的会展场馆及配套设施，成为国内拥有场馆数量最多、展览面积最大的城市开发运营服务商。

除了会展，绿地在进博会上也透露，将借助“地产+商贸”模式在津打造北方最大商品贸易港，承接进博会带动和溢出效应。11月2日，绿地控股（600606.SH）与北辰开发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通过“地产+”的多元创新模式助力天津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这标志着绿地在天津北辰开发区的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新市镇建设、绿地缤纷城栖湖公馆二期3个项目整体落地。未来三年，绿地商贸集团将打造成中国商贸流通行业的大型龙头企业集团，成为海外优质进口商品全经营业态的领军企业，力争2019年至2021年每年营业收入实现翻番增长，到2021年营业收入达500亿元。

除了绿地，保利集团也出现在进博会上。公开信息显示，保利发展和洲际酒店集团就有关酒店、文化区、娱乐等10个地产酒店类项目进行酒店委托管理项目的合作签约，签约金额为1700万美元。保利发展将有可能成为洲际酒店集团在中国最大的合作伙伴。

绿地、保利等在进博会上的业务拓展也是当下地产行业转型一个侧面。随着房地产步入下半场，产业以及文旅地产成为目前开发商下半场竞争的重点。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进博会的影响有很多，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本地的也有全国的，有贸易领域的也有全行业的。进博会总体上释放了积极的信号，符合当前国家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和导向，其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也比较多。从其对于市场影响来说，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包括上海虹桥板块、上海市和全国。其中虹桥板块未来的贸易功能会增加，尤其是每年举办一次的贸易活动，将利好贸易相关的产业发展，包括部分商业办公楼宇；而从上海市来说，进博会也使得上海市场上的投资机会增加；从全国来看，进博会释放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积极信号，相关科创类和贸易类产业发展良好，对于相关产业地产和主题乐园等也有较大的发展机会。从后续进博会的影响看，一些新产品、新产业和新服务会加快进入中国市场，尤其是有大零售和大消费概念的地产企业，未来可以积极围绕此类概念做深化，进而形成更强的非地产业务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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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晚间，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凯城集团”)发布了关于转让房产项目资产包的进展公告。

具体来看，此次挂牌转让的房产项目资产包由杭州嘉凯城滨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杭州名城博园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诸暨嘉凯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重庆华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张家港嘉凯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75%股权等五家公司股权构成，并涉及六个项目。

公告内容显示，10月31日，嘉凯城集团及其子公司通过浙江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上述房产项目资产包。2018年11月7日，杭州锦蓝置业有限公司参与竞买，并最终以人民币3.55亿元竞得上述挂牌房产项目资产包相关公司股权。

此次转让房产项目资产包是嘉凯城集团加快存量去化的重要一步。嘉凯城方面表示，公司根据住宅业务发展战略转让标的公司股权，进一步加快存量去化，有利于公司集中精力发展第二主业，从而更好地推动公司长远发展。

在今年7月，嘉凯城宣布收购明星时代影院、艾美影院等两大影院，从而正式走上培育第二主业的道路。其中，收购的明星时代影院拥有国家新闻出版广播总局电影局印发的《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

另一方面，对于转型过程中的嘉凯集团来说，此次挂牌转让也将增强公司流动性。嘉凯城集团在关于转让房产项目资产包的进展公告中指出，如按照设定的挂牌条件成功转让，与受让方完成全部交易，收回全部款项，为公司下一步发展提供了较为雄厚的资金储备，并将对公司现金流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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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智利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投资方面，双方合作还有很大空间。在参加进博会的同时举办“智利周”，体现了智利提升贸易招商引资双管齐下的思路。如今两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新巢已成，静等凤至。(董黎明)

得益于一贯的市场友好型政策,身处拉美的智利没有感染“拉美病”，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保持强劲增长，经济规模扩大了两倍，并于2010年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经合组织（OECD）。



但近几年“智利奇迹”有些褪色。随着2014年铜价急跌，智利增长渐显疲弱。其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7年，智利GDP平均增速低于2%，投资也停滞不前——2017年智利吸收直接外资仅为67.19亿美元，同比减少40%。

今年3月智利新任总统皮涅拉就职后，将振兴经济吸引投资作为首要议程，十分重视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为赶上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档期”，智利第四届“智利周”特意推迟至11月1-7日举行。智利外长亲率高级代表团来访，并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在智利看来，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将使智利在中国投资者眼中更具吸引力。

发布中文版投资指南
尽管中国是智利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投资方面，中国占比仍然较低。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末，中国对智利直接投资存量仅4.04亿美元，主要原因是智利国际和国内市场融资成本较低，中国对外投资的资金优势难以充分发挥。

不过，形势正在变化。“事实上我们正处于一个拐点，去年我们获得来自中国的大量投资，目前中国对智利投资达到18亿美元。”智利外国投资促进局局长罗德里格斯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当前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存量已超过2000亿美元，智利迫切希望能从中多分一杯羹，为此特别发布了中文版的《智利外国投资者指南》。

吸引中国企业前去智利寻找商机的，是其良好的营商环境。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上，智利全球排名第56位，拉美排名第2位，仅次于墨西哥。在开办企业（平均用时6天，拉美平均为28天）和执行合同方面，智利尤为突出。

但在罗德里格斯看来，智利最大优势在于法治健全，监管框架稳定。“我们希望向外国投资者传递的信号是，智利能够提供‘确定性’。我们的规则五十年后还会和现在一样，不会受政局变动影响。”此外，智利“税制改革”正在国会层面讨论，目标是进一步完善税制系统，使其更加现代化和简化，这对外商投资将是一个利好。

锂产业成开发重点
就投资领域而言，智利的矿业仍然最具吸引力。智利国家铜业委员会预计，未来10年智利矿业将吸引总计657.5亿美元的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受全球电动汽车产业发展驱动，电池关键原料——锂的需求量以两位数增长。继铜矿之后，锂正成为智利的开发和投资推介重点。

智利锂储量占全球总储量的一半。智利矿业部长普罗库里卡说，智利之于电动汽车，犹如“沙特之于原油”。然而，2017年智利被澳大利亚赶超，失去“世界第一大锂生产国”位置。据中国驻智利使馆经商参处数据，2016年至2017年，智利锂的市场占有率从37.6%降至32.8%，澳大利亚则从36.8%升至43.5%。智利铜业委员会（Cochilco）指出，面对新需求，智利“反应不够快”。

“我们正与中国、美国以及其他拉美国家加强合作，希望吸引外资，帮助智利加快锂产品的生产和制造。智利不仅要出口原材料，更希望出口附加值较高的制成品。目前已有很多优秀的中资企业进驻智利，我们也授予了很多中资企业能源特许经营权。” 智利前总统兼政府亚太事务特使弗雷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称。

中国被视为全球锂需求的主要推动力。高盛预计，到2030年，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将占全球产量的60%。中国企业正在加紧布局锂资源供应，最受关注的莫过于天齐锂业对SQM公司的股份收购。

总部位于智利的SQM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锂原料供应商之一，天齐锂业拟斥资41亿美元从加拿大公司Nutrien Ltd手中收购SQM 23.77％的股份。然而这一收购案曾多次传出“流产”消息。曾有报道称智利生产促进局（CORFO）前常务副局长比特兰提交投诉文件，要求阻止天齐锂业的收购。

“有些信息和解读是错误的，智利政府并未阻止收购。SQM是一家完全私有化的公司，收购发生在中国和加拿大公司之间，与智利政府没有关系。根据智利的法律规定，并购要向公平竞争部门及其他相关法律部门提交证明，这个过程已经完成。” 弗雷对记者说。眼下法院裁定已出，相关股权交割有望年底前完成。

48个基建项目公开招标
另一空间广阔的投资领域是基础设施建设。位于南半球和太平洋东岸的智利渴望与北半球国家加强联系，格外重视“联通性”。“智利地理位置遥远，必须确保物流链的竞争性。”智利公共工程部部长丰泰内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称，目前智利机场、道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亟待升级，政府计划2023年底之前通过PPP模式开展60个基建项目，总值达146亿美元。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该投资计划对外招标项目为48个（一些医院和机场项目被打包招标），包括26个公路项目（96.31亿美元）、7个医院（26.18亿美元）、6个机场（5.04亿美元）、2个水库（8.23亿美元）、3个有轨电车项目（7.22亿美元）、2个缆车项目（1.68亿美元）、1个市政中心（4000万美元），1个体育场（3100万美元）及其它项目（5400万美元）。

“这些项目将进行公开国际招标，欢迎智利公司和外国公司参与，无论是作为建设者、运营者还是提供融资。”丰泰内说。在他看来，中国公司颇具国际竞争力。“我们已打过交道，比如中国港湾中标了拉斯帕尔马斯水库项目。无论是在进取精神，还是技术和融资成本上，中企都很有优势。”

当记者问智利会否考虑高铁项目，丰泰内表示，智利对高铁合作持开放态度。智利国家铁路公司正在尝试，项目或通过PPP模式投资，中国和智利也正就圣地亚哥至瓦尔帕莱索高铁接洽。

据了解，智利有超过25年的PPP项目经验，已签署特许经营合同94份，总金额达230亿美元。丰泰内告诉记者，智利基础设施项目风险较低，对长期投资者很有吸引力。已运行的项目投资回报率基本超过5%，部分甚至达到两位数。

城市收费公路就是成功例子。近10年来，智利高速公路车流量、机场吞吐量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消费能力较强的智利人乐于掏“过路费”方便通勤，公司也希望货物更快地到达港口，支付意愿较强。而正在回暖的智利经济有望继续拉动基建需求——随着铜价回升，今年第二季度智利经济同比增长5.3%。

“绿地投资风险会高一些。对风险很高的项目，智利政府会提供一定补贴，令投资者收入更有保证。我们还会设定一个‘最低流量’，当车流量低于设定数值，就由政府补足差额。” 丰泰内对21世纪经济报道介绍:“不过，我们推出的投资组合也包含了很多棕地投资。这些项目风险较低，并从投运第一天就能带来收入。”他补充说，智利政府负责项目前期的可行性研究，而具体的可研报告、工程细节等由投资者负责，环境许可由谁负责因情况而定。

樱桃牛油果在华销量大增
“30年前，智利主要依靠与美国、欧洲以及拉美其他国家的贸易，如今重心转移到亚太，60%的商贸是与亚洲展开的。而且我们非常清楚，中国是智利目前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也是我们所依靠的亚洲的核心。” 谈起中国的重要性，弗雷相当坦诚。

目前，中国是智利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国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智利是中国在拉美第三大贸易伙伴和进口铜的最大供应国。2018年前8个月，双边贸易额达287.55亿美元，同比增长29.4%。智利正盯上日益扩大的中国中产群体对健康食品的需求，水果、葡萄酒和三文鱼对华出口大幅增长。

“应总统要求，我们要在农业领域最大程度地加强与中国的联系。” 智利农业部部长沃克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称，“我们期望4到6年内对华农产品出口能有巨大增长，并在未来实现‘翻一番’目标，确保对华出口的农产品在质量、外观、安全和口味上达到一流水准, 成为中国信任的贸易伙伴。”

沃克则向记者介绍了智利农业的优势和挑战。“我们与中国气候条件互补，且农产品很少有生物和昆虫危害。智利是首个与中国签署自贸协议的国家，如今拉美越来越多国家与中国签署了自贸协议。面对挑战，我们唯有提高产品质量，给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

自2016年起，智利成为中国第一大鲜果供应国。谈及出口增长最快的产品，沃克称樱桃无疑“创造了奇迹”。今年前三季度，智利向中国出口樱桃7.71亿美元，占该产品总出口的90%。此外，智利牛油果在华销量也迅速增长。2016到2017年度，智利取代墨西哥，成为中国市场第一大牛油果供应国，拥有近60%的市场份额。

“2017年智利牛油果向中国出口了14300吨牛油果，同比增长34%。我们希望今年出口量能实现18%的增长目标，达到17500吨。” 智利哈斯牛油果协会主席贡塔尔多（Francisco Contardo）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国际上还有许多其他的牛油果供应国，所以我们深知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贡塔尔多说，要想实现出口良性增长，不仅要重视出口数量，还要提高质量，销售环节要进行更多“科普”，让进口商、连锁商店和消费者都能了解智利牛油果，让其保持最佳状态。“我们已经开始与多个电商网络平台合作，因为我们了解到中国大约26%的水果是通过电商销售出去的, 智利在这方面也不能落后。”

沃克向记者介绍称，目前中国和智利针对“梨出口”的谈判已进入最后收尾阶段，不久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将访问智利。“希望中国海关总署的专家可以尽快到智利完成考察，期待明年3月份能把智利梨对华出口协议签下来。梨出口的目标完成后，下一个对华出口的目标是柑橘类产品，我们会递交申请。目前正在谈判的主要产品还包括榛子、冷冻水果、蜂蜜，以及更多肉类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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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至7日，首届进博会期间，英飞凌科技分别与阳光电源、海尔家电、海信等多家中国企业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

“进博会是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大型博览会，它也是中国政府加大对外开放的一个创举。”英飞凌科技（Infineon）首席市场官赫尔姆特·盖索（Helmut Gassel）表示，“此次进博会为我们提供了最佳的展示平台。我们通过这一平台，展示创新的科技，巩固和中国合作伙伴合作共赢的战略关系。”

中国市场对英飞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17年英飞凌全球营收超过了70亿欧元，其中25%来自中国市场。这个自1995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见证了中国汽车、家电、新能源等多个产业崛起的半导体巨头，如今也正在亲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成长。2015年，该公司中国营收首次突破13亿欧元，超过全球营收的20%，公司也于同年推出了“与**赢”战略。

“与**赢”实施情况如何？如何评估中国市场的优势和挑战？如何把握这一轮新兴科技兴起对半导体产业的驱动？英飞凌科技首席市场官赫尔姆特·盖索于11月6日就上述话题，在上海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

“与**赢”战略的四大支柱
《21世纪》：英飞凌公司在首届进博会重点展示了什么？

盖索：首先，作为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供应商，英飞凌致力于通过我们的产品打通数字世界和现实世界间的连接，以使人们的生活可以更加便利、安全、环保，我们在进博会进行的展示也是围绕这一主旨。你可以看到，首先是智能汽车，然后是智慧城市、智能工厂，再到智能家居。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通过进博会在中国展示这些科技产品，希望能以此和更多的当地政府、企业一起合作，打造更完善的生态系统和更美好的未来。

《21世纪》：英飞凌三年前提出了“与**赢”战略。能否介绍下目前的进展情况和下一步规划？

盖索：这主要基于四大支柱。一是支持中国的工业转型，二是支持中国企业走向全球，三是打造本土生态系统，四是专注于新兴科技应用的发展。在这四个方向上，我们均采取了实际行动。比如，在工业转型上，我们在今年3月和上汽集团成立了功率半导体合资企业，主要生产新能源汽车所需的核心零部件；在帮助中国企业走向全球上，我们在全球各个区域都建立了分支机构和办公点，为客户提供必要的服务和支持；在打造生态圈上，我们也已宣布了和阿里云、京东以及百度的合作，以加速物联网的发展；而在关键的新兴技术应用上，我们也有着明显的进展，包括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等在物联网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目前需要专注建立一个生态系统
《21世纪》：在新兴前沿科技上，中国市场有哪些优势和挑战？

盖索：确实，中国市场展现了强烈的探索新技术的意愿。综合来说，中国消费者渴望接触和尝试最新的技术应用。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因为在这些前沿科技带来的新鲜应用中，很多技术都大量使用了我们的产品，例如新能源汽车。从挑战来看，在物联网领域，我们不仅需要理解自己的大量产品，还需要理解这个系统和使用场景，以明白用户究竟会如何去使用它们。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规模颇大的生态系统。有太多的新鲜事物和思想正在涌来，这个系统必须足够快地被建立起来，这无疑是一项挑战。

《21世纪》：英飞凌在中国市场如何定位？首要任务是？

盖索：我们确信自己目前在中国市场是处于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领域，我们甚至有可能继续扩大在中国市场的领先优势和市场份额，将超过市场整体增速。

目前我们需要专注的是建立一个生态系统，以对不断涌现的新科技加以应用。为此，我们在上海、深圳和香港的办事处中都设立了能力中心（Competence Center），以与合作伙伴紧密合作，理解这些新应用的使用场景。

未来十年半导体行业仍将高增长
《21世纪》：新兴科技的成熟与应用能否推动半导体产业持续增长？

盖索：近年来，尤其是在过去三四年，半导体行业的增长再次加速，受这些新兴科技应用的驱动，很多分析师对这个行业的预期也显得乐观。比如，新能源汽车对英飞凌的业务增长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驱动力。像汽车这样庞大的产业，在实现电气化和自动化的过程中，会催生巨量的对电子设备的需求。此外，包括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也都会驱动产业的进一步增长。所以我认为，在下一个十年，半导体产业的增长会高于过去的十年，产业未来会继续繁荣。

《21世纪》：也有担心称，半导体产业将进入衰退周期，你如何看待？

盖索：半导体行业本就是一个周期性行业，过去已有体现，但实际上要确切地判断转折点将在何时出现是非常困难的。但比短期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产业结构性增长的驱动，即使出现了短期的波动、回调，产业也会在之后很快实现反弹。因此，我对半导体产业中长期的增长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投资物联网与机器人技术
《21世纪》：近年来，半导体产业并购整合频发，英飞凌持什么策略？

盖索：首先，英飞凌高度专注于实现自身有机的增长，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这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其次，对于并购，我们也是持非常开放的态度，但根本的战略是要寻找可以帮助我们发展核心业务的相邻业务，来加强核心业务的基础。此外，我们有时也会扩展我们的业务至新的领域。举例来说，我们最近收购了Merus Audio，一家在音频技术领域的领先公司。我们还投资了一家名为XMOS的公司，后者专注于语音识别业务。这些公司的技术都和我们提升改善人机界面的主题高度契合。总结来说，我们是这么评估并购行为的：第一我们更关注公司有机的发展，不断对主营业务进行投入；第二我们要确保并购活动能对主营业务有所帮助；第三就是通过并购拓展至新的业务领域。

《21世纪》：英飞凌希望拓展哪些新业务领域？如何和已有业务间实现平衡？

盖索：如前所述，一个是物联网，尤其是其中的人机界面。我们希望人机之间的互动能够变得更加敏锐、自然和人性化，从而能通过和身边一系列电子设备更通畅的交流来提升生活质量。另外就是投资于机器人技术，以理解如何让机器人能够更加安全、方便地与人合作。这两个方面都非常吸引人，同时颇具潜力。

如何平衡对已有业务和新兴业务的投资，这比较难回答，这就像问一位父亲更偏爱哪个孩子。已有的核心业务是我们获得价值的基础，让我们有资本投入新的业务。我们希望保持已有核心业务的平稳健康发展，以使我们有能力去投入新业务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