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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月外贸账

10月中国外贸的成绩延续9月的向好局面，排除今年1-2月的季节性因素，进口和出口的增速均创下了年内的高点。中国内部强劲的需求支撑了进口高于出口的快速增长，举办首届进博会更释放了中国将进一步扩大进口的积极信号。出口方面则要警惕“抢出口”红利期褪去后外贸企业的生存压力，更好地应对目前中美贸易的新常态。（林虹）

10月中国外贸取得一份不错的成绩单。

海关总署11月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10月中国进出口总值2.75万亿元，增长22.9%，创下年内新高。其中，出口1.49万亿元，增长20.1%；进口1.26万亿元，增长26.3%，排除今年1-2月的季节性因素的话，这两个增速创下了年内的高点。

中国内部强劲的需求支撑了进口高于出口的快速增长：尽管部分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大宗商品进口数量保持稳步上升；在国内消费升级的背景下，日用消费品的进口也出现了明显增长。举办首届进博会更释放了中国将进一步扩大进口的积极信号。

中美贸易短期难改善
按美元计，10月中国进出口总值4005.5亿美元，增长18.2%。其中，出口2172.8亿美元，增长15.6%；进口1832.7亿美元，增长21.4%。10月中国实现贸易顺差340.1亿美元，收窄7.8%。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10月外贸增长迅速是国内外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中央将“稳外贸”列入了“六稳”，地方也出台了多种帮扶外贸企业、推动贸易便利化的具体措施；另一方面，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抢出口”仍在持续。

“此前出口的激增主要是抢9月24日以前的出口，实际上据我们了解，加征10%的关税很多外贸企业还能承受，其与上下游以及国外客户会各分担一部分来消化这些影响；但美国的‘一加一扩’（明年初加征25%关税，特朗普威胁对中国剩余的267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引起了企业的焦虑，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抢出口’。”

此外，他指出，10月份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数次接近7，这也促进了出口的增长。

交银金研中心高级研究员何飞指出，主要国家经济增长稳定，有利于中国出口的平稳增长。10月对欧盟、美国、东盟和日本等主要市场出口均有增长；同时，10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增速高于整体。

白明指出，中国对日本、欧盟、东盟的进口增速都超过了出口，而只有美国正好相反，“对美扩大出口、减少进口并非中国的主观意愿，而是美国采取极端手段带来的客观结果。加之美方一直以来限制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带来了如今的巨大逆差。”

前10月，中美贸易总值为3.44万亿元，增长7.4%，占我外贸总值的13.7%。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2.56万亿元，增长8.7%；自美国进口8733.8亿元，增长3.7%；对美贸易顺差1.69万亿元，扩大11.5%。10月当月，中国实现对美顺差317.8亿美元。

白明表示，近期两国元首通话之后，中美贸易关系有所缓和，不过他认为，短期内中美停止贸易战并不现实，“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性保持充分的清醒。”

何飞也表示，今年广交会，对美出口订单额减少三成，预计半数对美出口企业将受影响。这表明，在贸易摩擦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对于明年的订单，美国企业表现不够积极，国内出口企业也存在观望现象。

国内需求支撑，

10月进口大增26.3%
对于进口的高速增长，何飞认为主要是来自内需的强劲支撑，对原材料的进口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基数上看，去年放假天数较多导致金额数值不高，今年的工作日较去年有所增加，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进口增长。

此外，刚需进口商品价格的明显上升带动了进口的同比上浮明显。何飞指出，10月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较9月明显上升，WTI原油和布伦特原油均价较去年同期分别大幅上升38.5%和42.4%。

前10个月，中国进口原油3.77亿吨，增加8.1%，均价上涨30.5%；进口煤2.52亿吨，增加11.5%，均价上涨1.6%；进口天然气7206万吨，增加33.1%，均价上涨18.9%。

进博会上，国家能源集团总经济师贾晋中预计，2019年中国煤炭需求将保持一个相对平稳、价格小幅波动的趋势，石油将保持着稳定的增长态势；而天然气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并成为能源贸易的热点。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日用消费品进口也保持着快速增长。11月8日，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在进博会上表示，2017年中国日用消费品进出口总额8097.3亿美元，同比增长15.5%。一直以来，中国日用消费品以出口为主，2017年出口额6076.8亿美元，同比增长6.8%；进口额为2020.5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了53.0%。

进博会上，苏宁易购集团副董事长孙为民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目前大量进口商品正在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其提供了一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苏宁海外购美妆商品的种类同比增长164%，销量同比增长132%；母婴商品种类增长272%，销量增长159%。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在进博会上表示，中国正从扩大出口为主，转变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

实际上进博会正是中国将扩大进口的一个重要信号，白明表示，随着进口的增加，未来中国外贸将保持更平衡的发展。

预测明年，白明认为存在较大的压力，一方面，中美贸易冲突并未停止，来自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也有升温迹象；另一方面，从中长期看，部分国际产业链正在发生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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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保经济平稳发展，从中央到地方系列会议密集举行。

11月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谋划明年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黄益平、何德旭、魏尚进等专家和浙江荣盛集团、紫光集团、智联招聘等企业负责人围绕经济运行、民营企业发展等发了言。

李克强在座谈会上指出，今年以来，全国上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积极应对各种困难挑战，经济在高基数基础上保持平稳运行，新动能蓬勃发展，城镇新增就业提前实现全年目标，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但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变化给经济运行带来了新的下行压力，实体经济困难增加，地区、行业走势出现分化，矛盾和问题不容低估。

中央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后，各地促进降低税费措施很多，同时支持民企发展的政策也正在加快出台。

交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宏观分析师唐建伟认为，目前要加快各个改革措施落地，让市场配置资源发挥决定性作用，特别是降税费的措施。下一步各地应该加快探索降低成本的措施，鼓励各地竞争，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国务院座谈会再关注民企
在11月8日的座谈会上，李克强同大家深入交流讨论，希望广大专家和企业家围绕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破解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积极出良策提建议。

李克强指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密切跟踪国内外形势变化，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加强预调微调，提高政策的协同性，更加精准施策，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宏观环境。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补短板促升级，更大力度减税降费，采取有效措施努力让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状况有比较明显的改善。

李克强说，促进发展一个关键环节是要为企业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围绕企业关切和诉求完善政策，设身处地帮助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克服困难。要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减少审批事项，扩大民营企业市场准入，鼓励和支持他们进入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等领域，保障公平竞争。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抓手支撑更多就业，支持各类企业瞄准市场需求攻克关键技术难关，不断增强自身竞争力，促进新动能加快成长。要在扩大开放上下功夫，对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类企业一视同仁，使他们投资兴业更加便利、合法权益得到更好保护。

中国社科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王业强指出，目前经济发展整体稳定，但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很多成本难以降下来。比如，劳动力人口持续下降，劳动成本还会持续提高。土地成本较高，需要解决国有土地作为唯一供地的模式。

“要注意的是，工业用地价格不能随房价不断上升，否则制造业难以发展。”王业强说。

地方也在加快行动。继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之后，山东、宁夏、江西、天津、福建等也纷纷研究出台降低企业成本、支持民企发展措施。

11月8日，在济南举行的首届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指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代际传承的关键阶段。广大民营企业家要抓住深层次改革、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新技术革命、产业转型、消费升级、“一带一路”等机遇，聚焦实业、做精主业，心无旁骛创新创造，踏踏实实办好企业。各级工商联要深入民营企业了解情况，及时反映企业诉求，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支持企业创新发展。

近期，江苏、浙江、上海等地陆续出台降低企业成本、支持民企发展的措施后，更多的地方也在加快出政策，相关会议也在陆续召开。

11月2日，山东召开民企座谈会，提出推出实施更多“能感知、有温度、见效果”的政策举措。当天，宁夏召开会议，研究出台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有关意见。

11月5日至7日，江西省委书记刘奇在调研时勉励全省民营企业做优做强，各地各部门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保护民营经济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减轻企业负担，让民营企业轻装上阵、给民营经济阳光雨露。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忠明指出，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民企发展面临哪些问题，需要什么样的动力，这些都要进行研究。

今年以来，全国民企投资增速已经超过了全社会投资增速，民企投资动力在加快。前三季度，民间投资同比增长8.7%，增速与1-8月持平，比去年同期高2.7个百分点，比全部投资高3.3个百分点。民间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增长9.5%，农林牧渔业投资增长11.3%，服务业投资增长9.1%，整体均保持了高速。

民企深层问题仍待解决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促进降低税费等成本的措施在加快出台。

11月8日，中国政府网公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国办发〔2018〕104号）指出，目前亟需以市场主体期待和需求为导向，围绕破解企业投资生产经营中的“堵点”、“痛点”，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和竞争力。

其中还提出，财政部要抓紧研究提出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的具体方案。人社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医保局等部门要根据国务院有关部署，抓紧制定出台降低社保费率的具体实施办法，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与征收体制改革同步实施，确保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

目前，民企加快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仍待解决。民企发展的土地、劳动力、税费、社保以及物流成本，都需要降下来。

重庆大学建筑与房地产学院院长刘贵文指出，现在各地出台政策压低工业土地价格、减税减费，对降低企业发展成本有利，但是空间不是很大。

各地正在陆续出台降低成本的措施，比如江西最近公布了降成本的措施，涉及到降低税费、融资、物流、生产要素、运营等成本。江西如对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购税，对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免征契税，对资金账簿减免印花税等。

对企业而言，要解决成本上升的问题，根本还是要加快创新步伐。

在11月8日的首届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上，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书福指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要深化改革，都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寻求更好的发展，无论在企业经营战略层面，还是资本结构层面，都应该随着国内外市场的变化而调整。虽然近几个月国内经济需求不是很旺，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依然可以带来巨大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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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弘股份退市“一锤定音”。

11月8日晚间深交所发布公告称，根据《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以及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深交所作出中弘股份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

深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严格履行一线监管职责，坚持退市制度市场化、常态化、法制化，通过优胜劣汰、进退有序的市场化方式切实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将在1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限30个交易日。对27万股民而言，是重要的退出机会，深交所呼吁，高度关注即将摘牌公司的投资风险，切莫随意买入。另有6只资管产品“踩雷”，涉及招商财富、国都证券、齐鲁证券资管等机构。

一边是“1元退市”，一边却是ST概念股狂欢。数据显示，在最近15个交易日里，在游资炒作下，ST概念指数上涨16.73%，其中*ST长生在8日当天上演“地天板”。业内人士表示，投资者不要对ST股、绩差股心存侥幸，主要因为壳价值有限，基本面恶化易爆雷，退市风险不容小觑。

27万散户退出的关键期
11月8日深交所表示，今年以来中弘股份陆续披露业绩大额亏损、多项债务逾期、主要项目停工等重大风险事项，投资者通过市场化行为表达对公司投资价值的判断。9月13日至10月18日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每日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1元），属于《股票上市规则》第14.4.1条规定的终止上市情形。

这成为史上首个因市场指标而退市的上市公司。

据了解，在几天前（6日），深交所上市委员会召开中弘股份终止上市听证会。同日，上市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对中弘股份终止上市事项进行审议。

随着中弘股份退市结果确定，股民迎来关键的退出阶段。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4.4.23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自11月1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限为30个交易日，证券简称将变更为“中弘退”，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10%。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

根据三季报数据显示，截至9月30日，股东总户数共有27.45万户，较第一、二季度呈增长态势。未来30个交易日将成为散户“逃生”的重要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上市公司进入退市整理期以后，即使公司股价被炒至1元以上，也不可能改变退市结果。

同时，中弘股份背后还有众多机构投资者，前十大股东中共有6只资管计划，招商财富、齐鲁证券资管、国都证券等均“踩雷”。

其中，“招商财富－招商银行－增富1号专项资管”持股最多，截至三季度末，持有8亿股，为第二大股东；“招商财富-招商银行-硅谷天堂2号专项资管计划”持有1.63亿股；“国都证券－浙商银行－国都景顺1号资管计划”持有5.78亿股，为第三大股东；齐鲁证券资管的两款产品——齐鲁碧辰8号资管计划与齐鲁碧1号资管计划，分别持有5560万股、5.15亿股。

深圳一家券商投行人士分析表示，机构投资者体量较大，在退市整理期难以完全退出，“大概率到股转系统进行转让。”

深交所表示，根据相关规则，公司股票将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的四十五个交易日内，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股转系统”）进行挂牌转让。

警惕绩差股风险
对于中弘股份退市结局，多名业内人士认为这是投资者“用脚投票”的结果，是市场效率的体现；而沪深两市多只“仙股”或将步中弘股份后尘。

中弘股份2017年净利润亏损25.11亿，今年前三季度亏损18.85亿。债务问题也较为严重，截至10月29日，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累计逾期债务本息合计78.16亿元。

公司正在通过变卖资产来筹措偿债资金。据阿里拍卖网信息显示，中弘股份将拍卖不良债权和商铺。前者是截至10月31日标的债权本金25亿元，债权利息（含罚息）及违约金8.64亿元，合计33.64亿元；后者为位于海口市的24家商铺位。

“中弘股份退市案例说明公司基本面一旦恶化，终将被投资者抛弃。”深圳一家私募基金分析师表示。

事实上，与中弘股份情况接近的壳股、低价股在资本市场上并不少见。就在近期，ST概念股却在上演狂欢的一幕，游资火中取栗。

Wind数据统计，11月8日ST概念板块整体上涨2.88%。事实上，在最近15个交易日里，有12个交易日板块翻红，累计上涨16.73%。

深圳一名券商分析师表示，ST板块得到游资炒作主要有多方面因素，其中并购重组政策放开部分限制，比如IPO被否后借壳上市期限从3年缩短至6个月，刺激壳资源价值回升。但在他看来，ST股炒作不可持续。

“无论是壳股还是低价股，共同特点就是基本面出现较大问题，比如资不抵债，有爆雷的可能性，退市风险比较高。”该名券商分析师表示。

比如*ST凯迪（000939.SZ）、*ST华信（002018.SZ）、*ST海润（600401.SH）均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意见；*ST长生则因为疫苗安全事件触及退市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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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引起了前所有未有的关注。习近平总书记11月1日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总书记在讲话中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方针，并且强调一定要打破“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等隐形壁垒，解决好为民营企业做好服务，特别是中小企业融不到资的问题。

话音刚落，银保监会就迅速行动起来。11月8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民营企业的贷款要实现“一二五”的目标，即在新增的公司类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1/3，中小型银行不低于2/3，争取三年以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毫无疑问，这一政策落实到位将大大增加民企融资资金的供给，缓解民营企业的资金饥渴。

三类民企融资解决思路

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给地里的农作物浇水要适宜，少了会“旱死”，多了会“涝死”。企业融资也是这个道理，渴求资金的企业如果得不到支持可能资金链断裂而死，过度融资和授信的企业也可能因无序扩张而亡。

长期以来，民企与国企的竞争都不在同一起跑线上，融资也是。我国的民营企业数量大、种类多，发展状况千差万别，有资产规模几千亿的大集团，也有两三人的夫妻店。因此，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样作为商业主体，无论是从成本收益还是风控的角度，都更愿意给大型国有企业贷款。即使是一些实力雄厚抗风险能力较强的大型民营企业，也容易受到各类“黑天鹅”事件的影响。

经济稳，金融才能稳。针对这样的情况，郭树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将民企遇到的问题归为三类，并提出了具体可行的解决思路。

第一类是企业在环保、安全生产、产品质量等方面出现突然性风险事件。对这种情况需要“一企一策”进行逐一研判，帮助采取化解和改进的办法与措施。第二类是出现信用违约的情况。比如，企业贷款或者债券到期还不上，这个问题今年以来比较突出。要求银行和企业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一起面对困难，分析具体原因，不简单断贷、抽贷和压贷，避免给企业造成致命打击，也减少银行自己的债权损失。第三类是对于出现民营企业家涉嫌违法或配合纪检监察调查等事件的，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汇报、沟通，千方百计保障民营企业生产经营，稳定民企就业和信心。相关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组成债权人委员会，采取一致行动。

短期内，这些政策无疑会发挥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要求增加对民企的贷款，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尽职免责、纠错容错机制等措施，能调动银行的积极性，大幅增加民企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扭转民企的规模与融资获得额不匹配的问题。

郭树清指出，根据银保监会不完全统计的数据显示，现在银行业贷款余额中，民营企业贷款占25%，而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超过60%。民营企业从银行得到的贷款和它在经济中的比重还不相匹配、不相适应。

“一二五”目标的实施，则可以引导金融之水流向饥渴的民企，防止一些正常经营的民企因为短期流动性紧张而“旱死”。

防止民企盲目多元化发展

有市场人士指出，需要注意的是，在政策的“指挥棒”下，部分民企又会成了银行融资的“香饽饽”。在加大对民企正常融资需求的同时，也应加强风险防范，防止部分民企过度融资，钱多了以后盲目多元化发展，重蹈“热衷于铺摊子、上规模，负债过高”的覆辙。因此，加大对民企的支持，也应发挥联合授信制度的作用，防止一些企业因为过度融资而“涝死”。

郭树清认为，逐步降低融资成本，首先要从改变观念做起，要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同等对待。评价一个企业，不要看它的所有制，不要看它的规模大小，主要还是看它的治理结构、风险控制能力、技术发展水平和市场需求情况。要明确规定，银行在信贷政策、信贷业务和内部考核方面，不得有任何所有制歧视。

有市场人士表示，从长远来看，银行对企业的贷款支持，应该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独立自主作出判断。贷款意愿和评估标准不再是企业的所有制，不再仅仅看重股东背景，以及发生危机之后的政府救助意愿，更应看重企业自身的发展水平、还款能力和产品竞争力。

首先，要打破政府对国有企业“隐性兜底”的信用担保。产品没有竞争力、经营不善的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该破产的破产，该出清的及时从市场出清，而不是厚此薄彼，选择性救助，继续用大量的信贷资源向“僵尸”企业输血。

其次，要真正做到平等对待，就需要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上市融资等方面，为所有企业提供统一的标准和要求，营造同样的竞争环境和机会。

但是，以上两点都是系统工程。恐怕非一朝一夕之功，也非一两个部门和政策所能解决的，需要多种政策在同一方向，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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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央行11月初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8）》，2017年住户部门消费贷款同比增幅为25.8%，这项数据的玄机在于，一方面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降至22.2%，另一方面则是短期消费贷款同比增速狂飙至37.9%。央行称，部分购房者利用消费贷等产品规避首付比的限制。据21世纪经济报道了解，部分购房者通过挪用消费贷为购房加杠杆，加剧了家庭债务危机，而银行已经盯上此类行为，实操中，在贷后会多穿透几层看是否流向房地产。



消费贷助长个人购房负债

央行报告显示，2017年末，我国住户部门债务余额40.5万亿元，同比增长21.4%，较2008年增长7.1倍。其中2017年消费贷款余额为31.5万亿元，同比增25.8%，包含中长期消费贷款中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21.9万亿元，同比增22.2%，增速比上年末回落14.5个百分点；而短期消费贷款余额为6.8万亿元，同比剧增37.9%。

央行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居民短期消费贷规模已超过2017年全年，为8.2万亿元。

央行报告认为，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下降，主要是因为房价上涨过快导致。相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北京上海等城市量价齐跌。而央行也指出，短期消费贷款增长异常，2017年1月余额同比增速为19.9%，至同年10月，则上升至40.9%，其中有部分原因在于部分购房者利用消费贷等产品规避首付比的限制。

多位上海近两年的购房者表示，使用消费贷加大杠杆购房后，短期内偿债压力更大，加上房价维持平稳甚至下探，近期无法出手，只能被高位套牢。有购房者表示，为了维持现有生活水平，选择换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但并不是人人如此幸运。

“回想起来，卡在上海认房又认贷的政策之前再度‘上车’，不知是福是祸。”深陷房贷断供危机的刘军（化名）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刘军是一家上海知名私募公司的投资经理，早在2014年在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公园附近购买了一处“老破小”住宅，花费一百多万元。到2016年底，眼见上海楼市水涨船高，将其以三百多万元的价格出售。同时他瞄准了一套价格为1300多万元、想要紧急出售的住宅，觉得这个价格已经低于市场平均价，便倾尽手中流动资金加上向银行借的60万消费贷款买房，首付比例为35%。此后，上海楼市调控加码，要求市内无住房但有住房贷款记录的居民家庭申请商业贷款，购买非普通自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也不得低于70%，即“认房又认贷”，那时刘军还暗自庆幸自己未雨绸缪，置换的正是时候。

然而房价的趋势并没达到他的预期，而资本市场行情低迷导致收入水平下降，刘军才发现高估了自己的还款能力，每个月5万元的房贷也迫使其频频向亲戚朋友借钱救急，生活水准急剧下降。

这样的故事在上海屡见不鲜，居民违规加杠杆导致住户部门杠杆率高企。央行报告称，2008年末，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为17.9%，至2017年末已经达到49.0%，10年间上升31.1个百分点。从区域分布来看，上海的杠杆率最高，达到65.5%（详情见图）。

银行强化贷后追踪

央行报告建议，鼓励金融机构加快推进消费信贷管理模式和产品创新，同时加强风险管理，严厉打击挪用消费贷款、违规透支信用卡等行为。

在去年原银监会新闻发布会上，审慎规制局局长肖远企也着重强调过要严查挪用消费贷款，提及美国次贷危机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对没有能力偿还贷款的人发放贷款，推高居民杠杆率，要防止这样的倾向。

今年10月19日，上海银监局一天之内连开15张罚单，农业银行、渣打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等13家金融机构的分支行或信用卡中心，均因涉嫌个人消费贷款违规发放和挪用被责令整改，并处以合计1040万元的罚款，另有两名涉事从业人员受到警告处罚。

一位华东银监部门人士介绍，为了杜绝挪用消费贷流入楼市，监管部门一向要求银行加强消费贷贷后管理，比如执行放款后的跟踪检查，并收集发放依据、支付依据。

问责之下，银行也有所警惕。一位股份制银行上海分行行长表示，消费贷审核今年以来有所收紧，特别是在贷款用途的合规性审核方面，监控交易对象和银行流水，有些银行也会要求已经发放贷款的客户再补交消费证明材料，方便日后核对。同样的，在消费贷之外，针对有些客户挪用经营贷用以首付，即便客户的银行流水是流向非房地产公司的账户，也会将流水多穿透几层，并要求提供合同发票，一旦发现异常，可要求提前收回贷款。

购房者切身感受到了消费贷的收紧。一位上海的购房者表示，其信贷员称，如果房贷通过初审等待放款期间，申请消费贷款，会影响到征信信息变化，银行可能要重新评估借款人是否符合条件，有可能会不放房贷，这也是出于杜绝买房加杠杆的考虑。

去年开始，已经有银行陆续对信用卡在房地产类商户消费进行了额度限制。比如平安银行信用卡在境内房地产类商户进行交易时，单月交易金额不可超过3万元，全年累计不可超过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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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钱塘江论坛上对中国一部分年轻人提前消费、借贷消费的现象表达了担忧。几乎同时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8》也提到了短期消费贷款增速过快的问题。

周小川是在分析中国储蓄率从高峰下降了几个百分点时认为内需增强。但他提出了一个“隔代现象”，即隔代之间的储蓄率变化，老一辈偏向储蓄，而新一代则偏向消费，从而使得储蓄率会呈现趋势性下降。储蓄率下降有很多原因，比如金融理财、地产投资分流等等，储蓄率下降还伴随着居民家庭杠杆率的快速提升，2013-2017年，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由33%升至49%。

其中，非常明显的是短期消费贷款在住户部门债务中占比不断提升，2008-2017年末，该比例从7.3% 增至16.8%，而且呈现加速趋势。比如2017年，中长期消费贷款增速下降，短期消费贷款增速大幅上升。2017年1月，短期消费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为19.9%，至 2017年10月已增至40.9%。

对于短期消费贷款的异常增长，《报告》认为可能的原因有三个：首先，在整体利差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银行有动力投放收益更高的消费信贷。其次，近年来购房开支骤增透支了部分居民的消费能力，使其转向利用短期消费贷款维持消费水平。最后，部分购房者利用消费贷等产品规避首付比的限制。

事实上，这只是纳入统计范围内的金融机构产生的数据，互联网金融、民间借贷、典当行 等也是居民获取资金的途径。尤其是，互联网金融依托互联网技术的便利性和低成本，业务呈现井喷态势。《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2013-2017年， P2P等网贷行业贷款余额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159%。

可以看出，信贷消费快速增长主要来源于两点，一是住房价格泡沫化带来的个人消费信贷需求，一部分人缺乏首付资金依靠消费贷款，一部分人因为按揭支出超出家庭合理支出水平，迫使他们不得不依靠信用消费维持正常生活。其次，金融自由化的趋势导致金融市场竞争激烈，过度推销信用消费，不断用分期付款或者其他方式诱惑消费者养成新的信贷消费习惯。

这也体现了过去几年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现状：地产和金融异常繁荣，并迫使家庭部门不断增加杠杆。

周小川认为消费信贷借助于新金融科技发展非常快，甚至有一些是过分诱导年青一代提前消费、借贷消费。“这个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金融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人口现象，这个可能会带来重要的影响。”事实上，这并不新奇，在其他国家走向富裕的过程中都曾出现过，即年青一代被消费文化主导，出现“挣得少，花得多”现象。

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已经表现出了这些特征。这会影响中国的劳动效率，并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年轻人更喜欢从事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年青一代有更强烈消费的欲望，与年长者相比，缺乏储蓄概念，出现月光族、啃老族等，现在更进一步，则是通过信用借款透支消费。

中国经历了一个持续长达40年的增长周期，人们以为，房价总是会上涨，因此敢于透支性购房；年青一代也会认为就业稳定且收入会持续增长，因此，透支性消费只不过是提前享受，或者迫于外部环境的一种社会投资。问题在于，经济不可能永远高速增长，资产价格、就业、个人收入会因为宏观环境出现波动，这是无法抗拒的市场规律。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结构调整的阶段，这意味着经历长期高速增长后，会迎来转型升级的新旧交替，资产价格、就业等会出现不确定性。在这个阶段，更需要强调基于专业能力的奋斗，以提高生产效率。或许我们不应该对新一代在努力工作方面要求苛刻，但是，超出个人能力的加杠杆消费如果普遍化，则很容易产生信用风险。经济转型期，应该避免过度的杠杆消费，避免产生新的金融风险与社会问题，这也需要对金融机构的过度营销进行约束，防止年轻人信贷消费继续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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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显龙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11月12日至16日对新加坡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第二十一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第二十一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第十三届东亚峰会（EAS）。11月8日，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在吹风会上称，“这是中方面向周边开展的一次重要外交行动。”

这将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时隔11年再次访新，也是李克强作为总理首次正式访新。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1月6日介绍称，李克强将同李显龙举行会谈，并会见新加坡总统哈莉玛。双方领导人将重点推动“一带一路”、创新等领域合作，并就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意见。此外，李克强还将发表演讲，出席新加坡工商界举行的欢迎宴会并致辞。

陈晓东指出，中新务实成果丰富，共建“一带一路”成为两国合作发展的重大机遇。去年5月，两国签署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目前正积极编制合作规划，加快建设互联互通、金融支撑、三方合作三大合作平台。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等政府间合作项目顺利推进。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和中国—东盟创新年。华春莹表示，李克强出席今年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对推动中国—东盟关系提质升级和东亚区域合作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据悉，李克强总理将阐述中方对东亚合作的政策主张,提出30余项深化务实合作的新倡议。

“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地区国家积极致力于推进区域合作，中国东盟合作稳步发展，中日韩合作重新启动，而且一批谈判提速。”陈晓东表示，期待今年的系列会议聚焦东亚，促进发展与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和国际规则，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地区的和平、发展和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中新自贸协定升级版有望签署

11月5日，在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傅自应会见新加坡贸工部部长陈振声，共同宣布结束中国与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双方将在履行有关国内程序后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升级<自由贸易协定>的议定书》。

新加坡贸工部11月5日发表声明称，两国都在“为今年晚些时候签署关于升级<自由贸易协定>的议定书而努力”。陈振声近日在接受新华网专访时表示，在李克强访问新加坡期间，双方预计将签署升级版的自贸协定。

据了解，升级后的中新自贸协定，将为新加坡企业改善市场准入，并在投资保护方面进行强化。另外，为跟上商业发展的趋势，升级版协定也将包括电子商务等方面的承诺。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中心主任张建平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新加坡是亚洲最发达的经济体，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都高度发达，还是全球最自由、最透明的经济体之一。升级后的中新自贸协定将为服务业合作开辟更大的空间，通过降低贸易投资壁垒，提升经贸合作效率，拉动双方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金融业和高技术产业的贸易投资合作。

除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陈振声在采访中表示，中新自贸协定升级谈判还有一个实质的意义是，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上，向世界传递非常正面的讯息，即中新两国会携手来维持巩固自贸协定。

中新自贸协自2009年1月生效，是中国同东盟国家签署的首个全面自贸协定。根据协定，新加坡于2009年1月1日起取消全部自中国进口商品关税；中国也于2010年 1月1日前对97.1%的自新加坡进口产品实现零关税。2015年11月，两国启动中新自贸协定升级谈判。

2013年至2017年，中国连续5年成为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新加坡连续5年成为中国第一大投资来源国。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双边贸易额为792.4亿美元，增长12.4%。其中，中方出口额为450.2亿美元，下降1.1%；进口额为342.2亿美元，增长31.6%。另外，去年，新加坡还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最大的投资目的地。

10+3合作面临有利机遇

在吹风会上，有记者问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谈判进展。陈晓东表示，RCEP是当前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中方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尽快达成协议，对于深化区域合作，共同应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推动塑造开放、包容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RCEP谈判涉及东盟10国和6个对话伙伴国（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新西兰）。协定一旦达成，将形成一个人口约达30亿、GDP总和约为21万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量约30%的贸易集团，成为通往实现更大范围亚太自贸区的可能途径。

“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新形势下，中方和东盟都表示，坚定地支持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因此，通过RCEP谈判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是有效应对全球不确定性的一个非常积极的路径。”张建平对21世纪经济报道说道。

张建平向本报指出，中国和东盟是RCEP的两大核心市场，当前的市场增长动力非常强劲。如果能够达成RCEP，中国和东盟将在贸易、投资、产业、金融全方位走向一体化。在这个进程中，中国—东盟合作将进入“钻石十年”。

过去十五年，中国和东盟的经贸联系日益密切。中国驻东盟大使黄溪连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如今，双方贸易额从552亿美元跃升到5148亿美元，增长近10倍。中国连续9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7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双向直接投资累计已超过2000亿美元。

今年10月8日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纪念日。当天，李克强在向东盟轮值主席国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致贺电时表示，中国－东盟关系已经迈入提质升级的成熟期。中方始终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愿与东盟建设更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打造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共筑双方关系更加辉煌的未来。

陈晓东指出，今年10+3合作面临着有利的发展机遇，中日韩合作重拾积极势头，中日、中韩关系改善，为10+3发展注入动力。中方愿与各方探讨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的愿景和推进的路径，进一步加强金融合作，提高清迈倡议多边化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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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定于2018年启动新高考试点的17个省市区，可能只有8个将如期开始试点。

按照各省市区已公布的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全国各省份分4批启动新高考，上海、浙江2014年先行试点，北京等4省市2017年启动试点，河北、江苏等17个省市区2018年启动试点，剩下的省份2019年启动。



接近教育部的人士介绍，今年只有安徽、福建、江苏、湖南、广东、湖北、重庆、河北、辽宁等9个省份向教育部申请启动新高考改革。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冯成火今年10月撰文介绍，2018年起有9个省份要开启改革。

不过，安徽省教育厅不久前对外明确表示，经教育部同意，安徽今年暂不启动实施高考综合改革。

“据说是因为浙江、上海试点新高考后，选考物理的学生太少。”一名合肥市的中学教师告诉记者。

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林蕙青10月26日撰文指出，高考综合改革由试点进入推广的关键阶段。要稳步扩大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大力推广改革试点形成的制度成果，扎实抓好各项工作落实，确保这项备受关注的改革平稳落地。

冯成火指出，物理“遇冷”现象是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实施3年以来遇到的最重要的问题，也是“3+3”模式下其他高考改革省份即将面临的共性问题。

第二批新高考试点已对“3+3”模式的赋分方式进行调整。“多个新高考试点暂缓启动的更重要原因是，这些地区在师资、课程等方面的准备还不到位。”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

第三批试点有待统一部署

第三批新高考试点范围目前仍未最终确定，但肯定将会缩水。

湖南省教育部门10月18日对外介绍，该省新高考改革的实施方案已上报至教育部预审，须经教育部批复同意后方能向社会公布。另外，教育部近期会正式公布第三批启动改革的省份，目前没有接到湖南推迟新高考改革的通知。

广东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10月8日对外表示，广东高考综合改革方案正在按程序报批，正式公布时间要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和安排进行。

山西省原本定于2018年启动试点，9月20日，山西省副省长张复明到临汾一中调研高考改革准备情况。临汾一中网站消息显示，校长张杨管“提出了对2019年山西新考改的建议和思考”。

江西省教育厅8月2日公布了2018年工作要点，其中包括“扎实做好高考改革试点准备工作”。

能否启动试点，需要先经过教育部组织的高考综合改革基础条件评估。今年年初，评估组对安徽省进行了评估，合肥市教育局5月10日发布的消息称，在前一天举行的有评估组成员参加的座谈会上，参会代表纷纷表示，有信心有能力有基础地扎实有序实施新高考。

但9月11日，安徽省教育厅对外表示，“经统筹考虑、审慎研判，我省决定2018年暂不启动实施高考综合改革，并报教育部。教育部认真研究后同意我省2018年暂不启动高考综合改革”。

“这些省份只是暂缓，并不是取消实行新高考，我认为最迟到2020年，全国所有省份都将启动新高考。”熊丙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2014年启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2017年全面推进，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

教育部文件也透露了这样的信号。今年8月16日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做好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对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省份，分别规定了实施新课程、使用新教材的时间。

选考物理人数仍将减少

各地2019年高考报名即将开始，今年仍将只有上海、浙江两地实行新高考。

“新高考‘3+3’的科目组合在上海、浙江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熊丙奇介绍。“3+3”模式要求考生必考语文、数学、外语3门，再从历史、政治、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中选考3门。由于考生选考科目不同，在仍以总分排名录取的情况下，必须将3门选考科目的原始分换算成等级分。

这种情况下，难度较大的物理科目选考人数剧减。

山东省将从2017级高中生开始启动新高考。10月29日，山东省金乡县教育体育局官方微信披露了山东省教育厅对2017级学生选科组合统计的内部报告交流PPT。数据显示，只有39.52%的学生选考物理，在6个选考科目中排名倒数第二。

数据显示，浙江省2014级学生中选考物理的学生为8.9万人，占比36.0%。2015级学生中选考物理的人数继续下降，为7.6万人，占比30.0%，在所有选考科目中占比最低。

冯成火今年10月撰文介绍，2016级学生虽还没开始高考报名，但根据目前掌握的相关数据信息分析，预计物理选考人数还会继续下降。上海市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避免弃考物理的举措正在陆续出台。浙江省2017年11月印发文件，建立物理选考科目保障机制，当物理选考科目某次考试赋分人数少于6.5万时，以6.5万为基数从高到低进行等级赋分。

冯成火介绍，从2017级学生开始起执行“新政”，期望物理选考人数能有较好回升。由于2017级学生的各科目选考要到2020年1月进行，因此现在准确的数据还无法测算。

第二批试点中，北京市采取了类似于浙江的等级赋分制，山东省则采取了不同的等级赋分。由于选考一般在高三下学期进行，目前两种方法的实际效果尚未能体现。

大学招生专业的选科限制也在趋严。冯成火介绍，2019年拟在浙江招生的高校为1383所，累计涉及26287个专业。相比2017年，单限物理的计划增幅预测约为150%。教育部于2018年初颁布了国家版的《本科高校专业选考科目要求范围指引》，对物理选考科目的调控力度更大，预计会有更好的效果。

“避难就易是人之常情，把那些必须要有物理基础的专业限定要求必须选考物理，学生自会根据个人能力、兴趣爱好、职业取向等权衡利弊，考虑是否选考物理。”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邵光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部分试点为何延迟？

“导致部分新高考试点延迟的更重要原因，是这些地区对‘3+3’方案的准备工作还不到位。”熊丙奇认为。

由于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考试科目，要求高中进行走班教学。“目前全国高中的平均生师比大约是15:1。上海的生师比大约是10:1，但实行新高考后，还是发现师资缺口约30%。而且沪、浙地区的高中一个年级不过七八百人，而在高考大省，有的高中一个年级就有3000名学生，可想而知师资的缺口有多大。”熊丙奇说。

《光明日报》7月13日刊登的署名为新高考改革研究课题组的调研报告建议，在全国推广实施新高考政策，各地应着力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教师需增加约20%，教室改扩建30%左右，提高适应新高考课程安排能力等。

值得注意的是，新高考制度下，师资面临结构性失衡：地理、生物教师缺口很大，而物理和化学教师富余；有的学校生物教师缺乏，有的学校却富余。

“我们都在做在不同学校不同年级之间交流换岗的心理准备。”上述合肥市的中学老师说。

在资源缺乏和选科博弈背景下，很多高中可能会替学生“做主”，强制几种选科组合的“套餐”给学生选择，这明显有违“3+3”模式希望带给学生的自由选择权，更加剧了弃考物理的严重性。

冯成火介绍，当前物理“遇冷”现象深刻揭示了高中学校急功近利、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状和深层次原因。为了求“分”，有些高中学校的应试“奇”招迭出。

“我们已经给大量学校做过评估，选课走班需要增加的教师和教室数量并不多，大部分学校都可以满足。我觉得部分新高考试点延迟，主要是对改革和新生事物自然的不适应。”新高考选课服务提供商晓羊教育董事长周林说。

“随着改革的推进，选择‘套餐’的学校一定会越来越少。就像开车一样，刚学会时只敢在一个大操场开，但是慢慢熟练后没有人会只在大操场开车的。”周林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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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年度冲刺最后时刻，卖物业、卖资产、卖股权成上市公司快速增厚业绩、扮靓年报的“吉祥三宝”。

根据同花顺统计，今年6月以来，已经有宁波银行、江苏银行、交通银行、上海银行和贵阳银行的股权被股东减持，累计减持次数51次，涉及1.47亿股，减持金额高达17.1亿元。



杉杉股份减持宁波银行套现逾8亿

锦江投资11月7日公告，2018年11月1日至11月6日期间，共减持交通银行509.02万股，减持国泰君安160.62万股，预计可获得税前投资收益约4711万元。

外高桥11月5日晚间公告，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外联发10月30日至11月2日期间，减持了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交额合计约1.7亿元，产生净利润合计约1亿元，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的13.59%。外高桥此次减持标的包括长江传媒、交通银行及海通证券。

不过相比杉杉股份，上述两家公司的减持数量以及减持收益可谓是“小巫见大巫”，2018年11月5日晚，杉杉股份表示公司于9月28日、10月31日和11月2日,累计出售宁波银行754.3万股,占其总股本的0.145%,经测算可获得投资收益约1.3亿元,占公司2017年净利润的10%以上。减持后,公司仍持有宁波银行2.334%股份。

这已经不是杉杉股份年内第一次减持宁波银行，7月16日、7月23日、8月1日、9月27日，杉杉股份也发布类似公告，分别套现1.62亿元、1.94亿元、1.57亿元、1.69亿元。 累次5次公告，杉杉股份下半年已经从宁波银行身上套现8.1亿元。

根据杉杉股份发布的2018年三季度报告，该公司1-9月的投资收益为9.08亿元。同比增长532.61%。主要是减持宁波银行股权确认投资收益6.58亿元、收到洛阳钼业分红款3581万元、收到宁波银行分红款6701万元、转让利维能确认投资收益4511万元。杉杉股份坦言，大额投资收益不仅增厚了公司业绩,也为公司新能源业务的快速扩张提供了资金支持。

“今年的实体经济较为疲软，不少企业资金状况紧张，特别是目前临近年底，上市公司需要‘扮靓’业绩，有些连续亏损的企业甚至有‘保牌’的需求，因此近期出现较为集中的减持潮。而金融机构的股权特别是银行股，流动性较好，更容易变现，因此成为减持的主要标的。”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

同花顺数据统计显示，除宁波银行和交通银行之外，今年6月以来，江苏银行、贵阳银行、上海银行等A股上市银行股票在二级市场被多次减持，5家银行累计被减持次数达到51次，参考市值17.1亿元。

折价拍卖依然无人问津

不仅上市公司多次减持上市银行股权，今年以来，有大量银行股权正在通过阿里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地方产权交易所拍卖/转让。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仅11月8日当日，就有近40家银行的股权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出售。

其中，打折拍卖的数量也不在少数。如目前正在拍卖的广州农商银行，其120.1万股的起拍价为480.4万元，以此计算，为4元/股，但是广州农商银行H股的股价为5.05港元，明显高于拍卖价。不过尴尬的是，即使如此打折让利，市场仍不买账，目前仍没有应买者。

银行中的“当红炸子鸡”——微众银行也不例外，11月2日，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显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将于12月3日开始进行公开网络司法拍卖活动，拍卖深圳光汇石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前海微众银行1260万股的股权。

通过地方产权交易所出售的银行股权也不在少数。仅北京产权交易所官网上，今年已挂牌5个银行股权转让标的。

而根据河北金融资产交易所的最新消息，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将所持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0.17%股权（共1026.482万股）公开挂牌转让，挂牌价格为3.62元/股，总计3713.5万元。而根据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所持河北银行股份评估值为3.89元/股，总价值为3993.01万元。挂牌期限为2018年11月6日至12月3日。

“今年银行股权转让增加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为了符合‘两参一控’的监管要求；另一方面是持有机构补充流动性和充实净利润的需求。”广东一家私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西部一家股份行负责人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银行股权之所以应者寥寥，主要还是因为各个地方银行的资质良莠不齐，部分地区的经济欠发达，地方银行的坏账较高，包袱较重。

“比如我们当地的经济，不敢说100%，但是起码有一半以上是直接或者间接依靠资源，资源品的价格成为左右企业利润的重要砝码。目前部分资源品的价格依然萎靡不振，资源类企业的日子当然不好过，这些企业的贷款有些就成为银行的不良。且银行的估值一般都是按照净资产评估，但资质更好、更透明的上市银行不少已经跌穿净资产，因此按净资产估值确实很难吸引到投资人。”上述股份行负责人表示。

据悉某西部农商行已经挂牌近三年仍然没有成交。知名经济学家宋清辉更是直言，银行股权并不高其他企业一等，那些经营不善的银行股权可能低价也难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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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中国人保（601319）公布了A股IPO网下初步配售和网上中签结果，7家战略投资者赫然在列，包括3家险资和4只公募基金。

值得一提的是，这4只基金分别为招商、易方达、南方和汇添富旗下“特别”的战略配售基金，即市场上俗称的“CDR（中国存托凭证）基金”或“独角兽基金”。

而此次参与中国人保战略配售也是这类基金自今年7月初成立以来投资股票的“首秀”。

日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将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这给独角兽基金未来的投资之路更增添了更多想象空间。

11月8日，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就公开表示，证监会正在迅速落实科创板和试点注册制要求，促进更多科技创新企业能够成功上市。而这类企业本来就是独角兽基金的投资目标。

“尽管有部分投资者可能质疑中国人保并不是原本预期中的‘独角兽’，但既已‘亮剑’，对战略配售基金来说就是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未来随着科创板推出，越来越多科创类公司进入、回归A股市场，它们也将迎来广阔的用武之地”，有公募基金分析人士说。

四基金出手战略配售

11月8日，中国人保公布的配售结果显示，首批成立的6只战略配售基金中除了华夏和嘉实没有出现，其他的四只中，招商3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基金（LOF）获配最多，有8982万股。其它三只，易方达3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基金（LOF）、南方3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基金（LOF）和汇添富3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基金（LOF）分别获配7485万股。四者合计获配3.14亿股，锁定期12个月。

中国人保在公告中表示，此次发行对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是在充分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和发行人长期战略合作关系等因素后综合确定的。

上述4只战略配售基金此次获配的数量已达到人保配售总量的近四成，占人保A股发行总量的17.4%，合计动用的资金量约10.5亿元，其中招商约3亿元，其他3只基金各约2.5亿元。

正式解开“债基”围栏

战略配售基金的推出是今年公募基金市场的一件大事，直至现在一直持续吸引着市场各方的关注。

可以说，它们是近年来基金市场的一个“奇迹”，不仅是产品设计，获批、发行、成立的效率，还有首募规模的庞大，投资者认购的踊跃等。

早在今年5月29日，华夏、易方达、南方、嘉实、招商、汇添富6家基金公司同时申报战略配售基金。6月6日，又同时拿到证监会批文，随后的7月6日，又同时发布了基金成立的公告。

据统计，6只基金合计首募规模达1049.18亿元，招商旗下募集最多，规模为247.08亿元；易方达旗下的有效认购户数最多，达到59.5万户。

从以上6只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内容看，它们的投资范围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债券回购、同业存单、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及法律法规或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合规金融工具。

而投资策略上，基本上都是战略配售策略和固定收益策略，有的多出了资产配置策略。不难发现，它们一致的策略是股票投资方面只在一级市场参与战略配售，不在二级市场购买股票。

此外，基于当时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对于这6只基金，很多投资者的“理解”是可以通过它们低门槛地参与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或得到以CDR形式回归A股的“独角兽”企业的投资机会。

然而，由于后来CDR发行暂缓等原因，这6只基金的投资运行也陷入尴尬。从今年三季报的情况看，它们基本变成了“债基”。

至三季度末，如汇添富配售投资债券的比例为93.35%，嘉实配售、华夏配售和南方配售的债券投资比例也分别为91.61%、96.54%和97.15%。易方达配售的投债比例更高，达98.04%，招商配售的投债比例稍低一些，为65.89%。

略感庆幸的是，尽管因为单一的固定收益投资使得6只战略配售基金躲过了近一轮权益市场的震荡下跌，但也有投资者认为，它们还没有发挥出自身的作用。

而这些基金的三季报也显示，基金经理已认为目前股票市场估值合理，具有长期投资价值。

借着此次中国人保A股IPO，战略配售基金正式出手。在不少基金人士看来，出资并不算多，但象征性意义更大。

而参与其中的基金公司相关人士向记者表示，之所以选择中国人保是因为比较看好这个投资机会。

该内部人士解释称，保险行业符合国家发展战略，且目前还处于高速成长阶段，前景比较广阔，单就中国人保而言，该公司在保险行业中算是龙头企业，值得战略性配置，股价方面，其A股发行价格较香港市场股价有一定折价，具有投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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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资管新规、理财新规等影响，今年以来，信托产品市场大趋势异常明确，即规模下滑、收益率抬升。

虽然目前信托业协会的官方数据尚未出炉，不过多个平台披露的数据已经证明了这一趋势。Wind数据显示，三季度信托业发行产品1369只，环比减少3.59%；产品规模合计1698.44亿元，环比下降22.94%。





今年以来，信托资产规模延续下行趋势，已从今年初的26万亿降至二季度末的24万亿。“未来规模下降速度可能减缓，现在监管部门强调稳杠杆，对于规模降低的要求不像之前那么刚性了，同时市场对信托融资也确实存在需求。”一位信托公司高管称。

资产运用上，三季度集合信托投向基础设施规模上升，房地产维持高位，证券市场、工商企业规模一定幅度下滑。另外，信托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仍呈现上行态势。

多位业内人士均认为，未来信托收益率可能还会上行，一方面是在理财资金受到限制后，信托资金端尚未打开，尤其是机构资金；另一方面随着刚兑打破，投资人也需要一些收益溢价。

基建信托规模攀升

信托规模出现回落主要与宏观经济、当前金融监管环境有关。

百瑞信托研究员谷晓明认为，信托资产规模与GDP增速相关性较高，二者相关系数达到0.87，随着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信托规模也出现下滑。另外，受“去通道、降杠杆”的政策影响，以及泛资管竞争加剧，信托计划募集资金难度加大，很多信托计划募集时间延长，导致新成立规模下滑。

具体运用方面，用益信托数据显示，三季度房地产集合信托规模1662.37亿元，环比下降21.21亿元，仍旧维持较高水平；基础产业集合信托459.56亿元，环比增加79.79亿元。

资深信托研究员袁吉伟称，三季度监管开始通过各项举措缓解“紧信用”问题，都属于结构性调控，对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还是保持相对较强的调控举措，限制了其融资来源。信托作为表外的重要资金来源，也在加强对于房地产、基础设施的资金配置。这两个领域能够实现较高的风险控制，也符合市场需求偏好。

“（基础产业类信托）从上半年就已经有回暖迹象了，5-6月份以来需求增长相对明显，7月份高层定调‘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之后，大家在风险上吃了定心丸，在风控政策上比以前放得更宽一些。”一位西北地区信托公司高管称。

不过工商企业信托融资出现下滑，数据显示，三季度工商企业集合信托403.98亿元，环比下降141.63亿元。

袁吉伟认为，工商企业领域受到风险增大、违约上升的影响，信托公司也降低了资金配置力度。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投向工商企业领域的信托项目违约发生24起，且存在多个信托公司“踩雷”同一家公司的情况，成为兑付危机的重灾区。

21只产品收益率破9

今年以来，信托产品收益率持续攀升。Wind数据显示，三季度产品平均预期收益为7.34%，环比增加0.13个百分点。

其中收益率最高的达16.03%【爱建信托-润信1号（次级）】，其他投资类信托；最低为1.38%（爱建信托-苏盈2号事务管理类,贷款类信托）。预期收益率超过9%的产品有21只，较二季度增加17只；预期收益率低于5%的产品仅4只。

市场分析认为，预期收益率上涨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受“紧信用”影响，市场上资金整体趋紧；另一方面，当前房企、地方融资平台融资需求上升，加强了信托公司议价能力，也逐步提升了产品预期收益率。

“考虑到当前新增项目仍然为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两个领域，预计四季度信托产品仍可能维持较高收益水平或者小幅上升。”袁吉伟称。

收益率上升、规模下行是信托市场的表征，信托业面临的内在变化颇为繁杂。当前资管新规进入过渡期，虽然部分放松了老产品的过渡要求，但是在资管嵌套、通道业务资金池等方面的影响已开始显现，未来主动管理业务的净值化、非刚兑化改造将进入关键时期，随着过渡期的结束，对主动管理业务的影响将会释放出来。

另外，近期银保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也将对信托业带来影响。分析认为，理财新规及后续理财子公司的落地，将会进一步削弱通道业务需求，加强资管市场的竞争。

袁吉伟认为，面对新形势，信托公司要稳定现有业务，还要不断适应监管新要求、市场竞争新环境，探索发行新模式产品，强化在财富传承等优势本源业务以及另类资产管理等优势能力业务的市场地位等。在此过程中，不同信托公司的发展会更加分化，少数优秀信托公司或有赶超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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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8》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8》蓝皮书11月8日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布。报告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27.2万亿元，数字经济对GDP增长贡献率达55%。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27.2万亿元，数字经济对GDP增长贡献率达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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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现在还是可预见的未来，数字经济都将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运行发展。

11月8日，58集团CEO姚劲波出席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并参加以“数字经济：培育新动能，创造新生活”为主题的高峰对话。姚劲波表示，数字经济模式正在迅速崛起，58集团旗下58同城、安居客、赶集网等品牌，利用新技术在生活服务领域不断开拓创新，通过深入招聘、房产、汽车等多个行业的发展，正打造全面的生活服务平台。

第三次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姚劲波深刻感受到，今年的互联网大会更加突出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全球化互联网治理体系，实现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品变革。“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由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的进程中，在实体产业与数字经济悄然结合的同时，以58集团的生活服务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模式正在迅速崛起，在中国经济构成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未来极有可能会表现出聚集倍增式的发展态势，并蕴藏着数以亿计的市场机遇，有望引领下一个20年的服务行业发展进程。”

数字经济引领生活服务行业发展，智能化创新推动效率提升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互联网+”加速推进各行各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创新转型发展的新动力。在姚劲波看来，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由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的进程中，在实体产业与数字经济悄然结合的同时，以58同城、安居客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模式，将满足用户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

在世界互联网大会高峰对话中，姚劲波指出，传统行业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关键是创新。“数字经济超过一半的比重在生活服务领域，生活服务业在今天这个时代应该更多地借助科技力量来实现跨越式发展，比如说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并借助资本的力量，来实现品牌化、连锁化。”姚劲波说。

生活服务业正帮助企业平台变得更加“智慧化”，使其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新引擎”。在倡导“全民创新”的数字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58集团正通过打通58同城、安居客的招聘、房产、汽车等业务，将生活信息服务与全民经济发展相结合，通过行业共性需求的满足为客户赋能，以智能化创新构建新服务生态。

例如在招聘业务中，58同城运用AI技术推出“聊天找工作”功能，为求职者构建安全保障体系的同时，一站式精准匹配职位需求，以运营效率的提升和产品优化，带来规模效应。在房产业务上，58集团推出智能挑房助手X博士、租房直播看房、临感VR看房等产品，全方位提升房产服务体验和效率，实现快速成交。在汽车业务创新上，58同城将线上体验、线下服务深度融合，为消费者提供58估车价、58检测、58延保、58车分期等各种服务，达到选车放心、购车舒心、用车省心的服务效果。

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的改变不仅体现在城市，也同样深入农村。比如，58同镇正在为成为“乡村版58同城”而努力。它所做的就是为广大农村地区提供信息服务，打破乡镇信息不畅、沟通不便的“信息孤岛”效应，为新农村建设发挥乡镇信息连接器作用。

58同城于2017年推出58同镇。通过打破“信息孤岛”、开展精准扶贫、实施公益助学等行动，58同镇构建起服务乡村全链条，以再造一个乡村版58同城的方式，推动乡村生活服务再上一个新台阶，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截至2018年7月底，已有1万余个58同镇生活信息服务平台在各地运营，覆盖全国31个省、324个地级市、2172个县区，日均发布生活服务信息超过20.5万条，其中在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开设站点超过2800个。未来，58同镇将用3年时间覆盖全国所有乡镇，全力打造“三农”综合信息服务新平台，为农村用户提供更丰富、更精准、更有效的信息服务，继续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

姚劲波表示，基于互联网消费发展基础上，58集团不断延伸移动互联网、农村互联网等创新及下沉市场的发展，并在招聘、房产、汽车、二手交易等主航道上，不断进行产业链布局，并对垂直行业的优质企业和项目进行投资。

自2015年起，58同城并购了赶集网、安居客、中华英才网，投资了我爱我家、万科物业、窝趣、途家、土巴兔、e代驾、卓杰行等企业，并孵化了58到家、转转等垂直行业的领军企业，整体投资和孵化的决策主要围绕生活服务平台的矩阵，通过挖掘上下游优质企业和项目，巩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姚劲波认为，“互联网+”加速推进各行各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正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创新转型发展的新动力。以移动互联网发展为例，随着创新优势不断凸显，已经在许多方面呈现出超过欧美等国家的态势。

数字经济带动消费升级，58集团全面连接生活服务场景

谈及数字经济如何推动消费升级，姚劲波指出，对于行业来说，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在进一步完善行业标准，建立有序的行业发展秩序。以房产行业为例，基于房源信息、经纪人信息等数据库的完善与建设，数字化看房产品的落地与广泛应用，为房产经纪行业的系统化建设提供真实信息保障，有利于肃清行业乱象，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良性发展。

作为新服务行业的领军企业，据姚劲波介绍，58集团的房产服务覆盖了全国近5万家经纪公司，超过110万经纪人在使用58集团平台提供的房产服务。每天有逾3000万名用户浏览58集团旗下的58同城、安居客、赶集网三个房产信息服务网站。

据了解，在推动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进程中，58同城、安居客正通过大数据系统的不断完善来升级生活服务业。58集团作为平台型服务企业，除了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平台外，也在通过开发创新产品赋能房产、招聘、汽车等行业的全链条业务，致力于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例如58集团在招聘、房产、汽车等业务矩阵借助微聊、安全通话等连接工具，为交易多方在保障隐私的前提下提供高效率、多节点的实时沟通服务，同时在房产业务上通过独创的“临感”全景看房技术，把一个房子由线下搬到线上，为找房用户提供“如临其境、感同身受”的看房体验，提高用户找房效率。此外，58同城打通了一整套围绕二手车的服务体系，为二手车用户提供全方位服务，拥有从车源、检测、售后到金融的完整解决方案。在汽车业务上，除了千万级车源的优势，58同城二手车业务提供了58估车价、58检测、58延保等服务。通过58检测团队检测的车辆车况情况，利用数字化的方式和更直观的展现，让用户在抉择上更便利。此外，针对交易前价格不透明，58估车价依托超过20万家实体车商合作的数据支持，独创基于大数据的智能估价模型，精准评估车辆的市场价格，进一步提升行业交易效率。

在招聘领域，58集团通过帮助用户智能推荐工作，直接跟企业一对一沟通，为用户找到适合的工作，目前已形成日均智能千万级点击、日均简历投递百万次的智能服务模式。58集团各业务线都在不同程度的提供数字化服务，并且把它一步一步的变的标准化。

姚劲波指出，服务业在中国经济构成中的比重正不断提高，蕴藏着数以亿计的市场机遇，并有望引领下一个20年的发展进程。相信随着58集团全方位生活服务体系的打造，以及各生活领域的业务创新，广大用户将充分享受数字经济红利，体验到更加精准高效的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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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恒立实业（000622.SZ）十一连板，超越万兴科技（300624.SZ）成为年度最大妖股。

随后，深交所下发关注函，要求公司就基本面、资产重组和机构调研，以及高管及其亲属买卖公司股票等方面进行说明。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恒立实业自身行业、基本面均无过多亮点，近期的连板走势更多受到二级市场博弈，和整个市场监管政策、投资风格的转向有关。

“监管政策的改变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对IPO被否企业重组上市间隔期的缩短，其二则是交易层面监管的放松。”私募机构琳琅投资总经理王琳8日分析称。

游资炒作热情随之被激活，恒立实业连续上涨引发关注的过程中，又再次吸引资金不断进场接力。

同日，ST板块的大涨，以及*ST长生（002680.SZ）上演的“天地板”和天业通联（002459.SZ）贡献的“地天板”，无疑为游资归来提供了另一有力佐证。

恒立成妖

严监管背景下，上半年“连板”走势一度绝迹。

对此，王琳将其比喻成足球比赛，只要球员动作稍大便会收到交易所的“黄牌警告”，球员们也不敢动了。

经过下半年的系统性回落后，连拉十一涨停的恒立实业，此时便显得画风清奇起来。10月19日，公司收盘价还只有2.58元，短短半个月后的11月8日，便已经飙升至7.36元，涨幅高达185%。

其间，恒立实业也因股票异常波动停牌自查，不过公司称并无其他重大影响因素。

11月8日，深交所再次发布关注函，要求公司对重大事项披露情况等多个方面进行说明。

若无意外，恒立实业此次仍然难以实质内容回复。事实上，相比于公司基本面的变动，推动恒立实业上涨的动力更可能来自于二级市场。

真正的推手，难以考究。

但从公开数据上，可以捕捉到一些游资归来的信号，如华泰证券深圳荣超商务中心等知名游资营业部，近期便频繁登上龙虎榜，*ST长生、天业通联8日的巨幅波动也说明了游资活跃度的提升。

部分交易日中，规模较大的资金成为了封板的主力。以11月6日为例，当天恒立实业一字涨停，全天成交9825万元，其中上榜的荣超商务中心营业部等5家席位合计买入额便高达6724万元。

“之前是打个板就不许动了，不然第二天就会接到电话指导，现在经过系统性下跌后，急待市场流动性、活跃度增加，交易层面的监管也随之放松，这为游资归来提供了外部环境。”王琳评价称。

恒力实业原本的公司质地，同样为资金炒作提供了极高的“性价比”。按照总股本和收盘价计算，10月19日收盘时，恒立实业总市值仅有10.97亿元，这是当时市场上少数几只市值在10亿元左右的非ST个股。

另一个因素是，恒立实业固有的“基因”。公司上市以来，数次易主、重组，加上近几年经营无半点起色，本身存在极强的重组预期。

上海一位知名牛散8日指出，经过前期的下跌后，很多个股从几十块跌到几块钱，ST板块则出现数家市值低于10亿元的公司，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重组预期。

壳股生态骤变

恒立实业十一连板的背后是，近期壳股的全面崛起。Wind数据显示， 10月20日至今，借壳上市、ST板块分别录得21.42%、18.92%的平均涨幅。这反应出壳股生态已发生改变。

10月20日，证监会决定将IPO被否企业筹划重组上市的间隔期由3年缩短为6个月，支持优质企业参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推动上市公司质量提升。

最可能、也最直接的路径，无疑便是借壳上市。

对此，有证券咨询机构做过专门统计，2015年10月以来的三年之间，提出部分二次申报过会、处于上市公司现金收购类的标的后，仍有155家IPO被否企业可以享受到上述政策红利。

“重组间隔期缩短6个月后，重新燃起了市场对借壳上市的预期，前期ST板块的上涨也有这个因素在内。”苏州一位专业投资ST板块的投资者8日对记者称。

前述牛散给出的理由，同样是围绕股票价格风险，即在前期的系统性下跌过程中，ST个股跌幅高于其他板块，本身存在补涨诉求。

统计数据确实如此，前述近期逆袭的板块，年初至10月20日始终处于领跌状态，其间ST板块平均跌幅高达52.72%。

借着重组政策的利好，资金借机推高“超跌”的ST股、壳股价格，顺理成章。

行情走出来了，利空也可以忽略，例如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市场就普遍认为难以对借壳上市产生实质性冲击。

“不可能没有门槛，只是上市条件、筛选体系会与原有的创业板等存在很大的不同。”王琳表示，预计入选企业多半以具备推动产业转型的新兴产业为主。

他表示，以创新药企到港股上市为例，便需要符合在某领域专注一定时间、具备基石投资的融资经历、完成一期临床转二期临床等多项条件，“预计科创板的估值体系可能都会与主板有很大不同，这与走借壳上市的企业路径完全不同。”

这才有了恒立实业的十一连板、超跌ST股的大涨，不过在深交所的关注下，其行情能否持续并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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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11月份以来已有3家企业披露了IPO申报稿。与此前相比，新申报企业数量并没太大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新申报IPO企业中出现了多家净利润在8000万以下。

不过，多位投行人士向记者表示，此举并不意味着IPO净利标准的放松。“从申报到最终上会还有半年多，上会之前这些企业可以更新数据到2018年。这些企业或者对2018年全年净利润有信心，或者想赌下明年净利润放宽的传闻消息。”11月8日，一家大型券商投行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实际上，当前证监会的IPO审核依然保持着全面从严状态。根据记者统计，近期上会企业中2017年度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低于8000万的大概率会被否掉。今年以来，净利润在8000万以下的主板上会企业全部被否。

数据表明，年度净利润在8000万以下的很难过会，但也有一些幸运儿。根据Choice数据，今年以来，有9家2017年净利润在8000万以下却成功过会。但值得注意的是，这9家企业大多属于高技术产业，拥有较强的研发能力。

“净利润在8000万以下的传统行业要想顺利过会比较难，但是如果是技术含量高的，属于监管层支持的新经济企业，自身拥有较多专利，比如生物医药、AI等，那么即使利润低也会过会。”上述投行人士向记者表示。

新申报企业净利走低

今年年初，业内就传闻，对于新申报IPO的企业，主板要求最近一年净利润不低于8000万元。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截至11月8日，今年以来IPO申报的主板企业共有33家。在10月份以前申报的企业2017年净利润均在8000万之上（除小米集团之外）。

但从10月份开始出现了净利在8000万以下的新申报企业，如厦门雅迅网络和嘉兴斯达半导体。厦门雅迅网络于10月12日首次披露申报稿。申报稿披露，雅迅网络2017年实现净利润7373万元，今年上半年净利润仅为2308万元。

另一家申报企业嘉兴斯达半导体在2017年的净利润也仅为5258万元，是今年以来主板申报企业的最低水平。但在今年上半年，其实现了净利润4656万元。这两家的2017年净利润水平成为了今年以来主板申报企业的最低水平。

近期，创业板和中小板的申报企业净利润也频现在5000万以下。如11月2日申报的中小板企业明冠新材料，2017年净利润仅为3984万元；9月28日申报的创业板企业阿尔特汽车技术，2017年净利润仅为4617万元。这在9月份之前基本不存在。

这些迹象是否意味着IPO申报企业业绩标准的放宽？但多位投行人士向记者表示，目前监管层在IPO审核上并没有任何松动迹象。

“新申报的企业尽管2017年净利润可能不符合要求，但是从申报到审核再到上会平均需要6-9个月的时间，这些企业业绩数据也会更新到2018年全年数据，一些企业可能预计2018年全年业绩表现更好。”11月8日，北京一家大型券商资深保代向记者表示。

例如，尽管阿尔特汽车技术2017年的净利润不满5000万，但在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达到了4901万元，若按此估算，阿尔特汽车技术全年净利完全可以超过8000万。

“说直接了这些企业也是在占位置，或者有些企业是赌明年IPO审核放宽，如果真的放宽，他们就成为了第一批幸运儿。如果没放宽，到时也可以延迟上会或撤材料。”华南一家中小券商保代向记者表示。

IPO审核依旧从严

实际上，近期已经有多位投行人士表示，IPO标准未来大概率会降低。“现在符合8000万要求的企业凤毛麟角。”多位投行人士如此表示。

但尽管如此，从目前来看，监管层在IPO审核标准上没有丝毫放松。2017年度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低于8000万的大概率会被否掉。

11月6日，拟上市中小板的企业广东日丰电缆上会前临时取消审核。证监会表示，鉴于广东日丰电缆尚有相关事项需要进一步核查，决定取消审核。值得注意的是，广东日丰电缆在2017年的净利润是6182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6148万元。

另一家取消审核的为拟上市创业板的常州通宝光电。本应10月30日首发上会的常州通宝光电也在发审会前临时取消审核。证监会表示，鉴于常州通宝光电已申请撤回申报材料，决定取消审核。申报稿披露，通宝光电在2017年的净利润是6274万元。

此外，近期被否的珠海安联锐视科技、浙江恒强科技、深圳宇驰监测技术、北京金房暖通节能技术等多家企业在2017年的净利润均低于8000万。“其实现在已经不区分板块，基本上净利润都在8000万之上。”上述中小券商保代告诉记者。

实际上，今年以来，顺利通过IPO审核的主板企业在2017年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全部在8000万以上，没有一家净利润8000万以下的企业成功过会的。

“目前IPO审核还是在严审。之前业内也一直在传业绩要求放宽，否则储备企业将十分少，企业业绩压力也很大，更不利于支持实体经济。但目前是比较特殊的时间点，一是监管层一些人员在变动，二是科创板推出了，所以未来IPO审核标准到底会否发生变化比较存疑。”11月8日，北京一家大型券商投行人士向记者表示。

新经济企业获支持

数据表明，年度净利润在8000万以下的很难过会，但也有一些幸运儿。根据Choice数据，今年以来，有9家2017年净利润在8000万以下的却成功过会。

“净利润在8000万以下的传统行业要想顺利过会比较难，但是如果是技术含量高的，属于监管层支持的新经济，那么即使利润低些也可过会。”一家中小券商投行人士表示。

利润在8000万以下却顺利过会的9家企业所属行业分别是专用设备制造业、专业技术服务业、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

一个明显的例子为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净利润只有4781万元，扣非后净利润是4254万元，但仍然顺利过会，原因就在于其属高新技术企业。

招股书披露，浙江锋龙电气为高新技术企业，设有省级研发中心，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已取得 58 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9 项（其中美国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49 项。研发项目被列为“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化示范项目”、“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等，并多次荣获省、市、区级科技成果奖励。

江苏爱朋医疗亦然。2017年，净利润是5792万元，扣非后的净利润只有4558万元，但依然顺利过会。招股书披露，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拥有专利58项，Ⅲ类医疗器械注册证3项，Ⅱ类医疗器械注册证9项，并通过了ISO9001、ISO13485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部分产品获得欧盟 CE认证、美国FDA认证。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这些净利润在8000万以下顺利过会的企业大多拥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公司本身具有多项专利，如青岛蔚蓝生物拥有国内授权发明专利189件、美国授权专利3件，PCT国际申请9项；截至2016年底，明德生物拥有专利150项。

实际上，从今年年初开始，监管层一直大力支持鼓励新经济。今年年初，监管层多次明确表态对新经济、独角兽企业的支持。证监会相关领导也多次表示，会创造工具和制度安排，重点支持创新型、引领型、示范型企业，在支持新经济企业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方面会有很多创新。

“如果企业所处行业是国家政策大力支持的，比如生物医药、芯片等，本身又具有多项核心技术、发明专利，这样的企业即便利润低于8000万也会顺利过会。”北京一家券商投行人士向记者表示。

在11月2日发行部的最新培训会上，相关负责人也指出，要支持新经济、新业态，产能过剩、落后要淘汰行业的企业就不要报了。今年IPO过会企业73家属于高新，占IPO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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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的“现金贷”监管对小贷公司的ABS（资产证券化）出表的限制已经接近一年时间，而不少小贷公司的三季报业绩折射了这种尴尬。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Wind数据发现，已挂牌新三板的36家小贷公司的2018年前三季度合计营业收入为9.44亿元，同比减少8.08%；合计归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仅为2.71亿元，同比下降达51.35%。



虽然ABS回表等监管要求阻挡了小贷公司们的扩张脚步，而不少小贷公司则开始图谋助贷、平台化经营等新模式转型。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下称海尔云贷）正在向平台化发展模式发起转型，一方面，其传统的资产包ABS的出表方式受到限制后，海尔云贷正在试图转型更加合规的助贷模式扩大业务规模。

另一方面，海尔云贷也在从供应链金融向消费金融领域扩张版图，并通过自身差异化的金融科技建设，以其打造的“开放平台”为融资方提供更具定制化特点的产品，并在该平台中链接多项产业端要素，以扩张其业务规模。

小贷的收缩潮

去年底，监管层一则《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要求小贷公司以信贷资产转让、资产证券化等名义融入的资金应与表内融资合并计算杠杆率。

这一政策的出台直接掣肘了小贷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张。“信贷转让和ABS融资卖掉的资产一旦回表，小贷公司就无法达到监管指标，不少小贷也出现了资本金缺乏的问题。”北京一家小贷公司负责人表示。

这一政策加之信用风险抬高下，不少小贷公司的营业收入出现了快速下滑。例如商汇小贷(833114.OC)今年前三季营业收入仅为0.23亿元，同比收缩超过5成，净利润则由去年的0.58亿元转为高达1.92亿元的亏损；阳光小贷(832382.OC)营业收入547万元，同比下降67.82%，净利润亦由正转负。

此外，国汇、汇丰、晶都、日升昌、棒杰、泰鑫六家小贷公司的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也较去年同期下降超过20%。

前述小贷公司负责人指出，去年底对小贷公司融资渠道“一刀切”实际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错杀。

“其实绝大部分小贷公司，做的是经营性贷款；现金贷微乎其微；资本金也是股东的，不能吸储，所以外部性风险也比较可控。”上述小贷公司负责人坦言，“目前一刀切带来的是小贷公司运营成本的升高，这就要求更高的放款利率，高利率的客户质量肯定也比较差，潜在的不良率也会形成较高的风险拨备，进而造成恶性循环。”

政策的连环打击下，小贷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也随之出现下降。记者根据Wind数据统计发现，今年前三季度36家小贷公司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已从去年同期的5.29%下降至4.30%，下降接近1个百分点。

不过也有部分小贷公司的业绩呈现了稳定增长之势。例如宏达小贷的前三季度净利润从去年的0.57亿元增长至今年的0.74亿元，而营业收入也从去年的0.92亿元扩张至今年的1.28亿元；值得一提的是，其净资产收益率也在上述36家小贷公司排名首位。

“一些小贷公司的资产质量如果相对较好，而且此前表外杠杆较低，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增长。”北京一家中型券商非银金融分析师表示。

助贷模式崛起

监管严冬持续近一年，不少小贷公司也在绸缪新的转型思路。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为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提供协助放款业务的“助贷模式”，正在成为部分小贷公司的转型方向之一。海尔云贷正是从事此类业务的小贷公司之一，不过在业务开展中，其亦通过实行科技、产业的并行发展，以推进其表外业务的新扩张。

由于助贷业务不会对小贷公司的资本金形成占用，因而也被视为更加纯粹的轻资产业务。

“ABS走不通了，我们正在换道通过链接资金端和资产端的平台化模式发展。”海尔云贷总经理汪传国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助贷这个业务模式，只是平台化发展模式的业务之一，银行或者一些其他机构有资金的，他们不愿意花功夫做小微贷款，但又对这类资产感兴趣的，我们会帮助其获客，并提供技术、风险把控等服务，但资产风险最终要金融机构来承受。”

一位接近海尔云贷人士指出，支撑其业务转型的，是海尔云贷的平台化的发展模式。“不少小贷公司都在向助贷模式转型，助贷的核心是规模和风控，而海尔云贷的路径则是通过整合产业、场景要素，提升风控能力和融资方的体验，进而扩大规模。”该人士称。

而在助贷模式下，海尔云贷能够提供更加定制化的助贷方案。

“我们不打价格战，依靠的是给对方定制更适合的融资方案，提高其周转率。” 海尔云贷IT负责人王艳波表示，“大多机构是就某一行业提供统一产品，这样有利于降低边际成本、做大规模，而不太可能因为你的具体需求来定制化地改自己的系统，因为每家企业财务的系统标准都不一样。”

除业务发展模式创新外，海尔云贷的另一转型路径是着重在科技领域的发力。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海尔云贷在产业端多服务于行业的上下游企业，这显然将给体量更轻的小贷公司带来一定的尽调难度，而海尔云贷差异化的尽调方式是从行业链条中的核心企业展开尽调。

“IT团队主动和业务、风控、财务、运营，一起面对问题，一起分析，研讨。” 王艳波表示，“一方面会配合进行数据真实性穿透性检查，另外一方面，和工作小组一起拟定具体的业务流程，提供合适的技术方案，并在其IT开放平台的推动下，向核心企业客户供给更具‘定制化’的信贷产。”

王艳波透露，定制化的平台正是海尔云贷的优势，而科技的赋能则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IT团队的开放平台对流程效率的提升，直接为快速响应用户需求创造了条件。一个用户在云贷从提交申请到成功放款，会比在传统金融类机构节省十几天的时间。”王艳波说，“IT团队通过链接资源、数据，不仅赋能平台实现自动化和大规模作业，提升了产品运营效率、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同时更满足了用户服务体验。”

“消费金融的布局上，我们也将供应链金融的思路复制过来，首先要尽可能地了解医美、教育等我们涉足的行业是如何运转的，再通过IT开放平台和一些B端平台进行合作。”王艳波表示。“当然消费金融需要的实际是消费场景，我们也对一些汽车、教育公司进行了直投，来自己构建场景。”

在业内人士看来，上述助贷模式和科技手段的结合，有望成为小贷行业实现业务扩张的新路径。

“这种模式其实把小贷的资产负债业务变成了服务业务，相比于资产转让出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轻资产。”前述非银金融分析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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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绝处逢生”形容*ST长生（002680）的走势并不为过。

11月8日，历经前三日连续跌停，且已被深交所实施退市风险警告的*ST长生上演 “地天板”的惊险一幕。

上午9：58时，*ST长生突然出现巨额买单；10：00时打开跌停板，股价被直线拉升并翻红，1分钟后涨停报2.94元/股直至收盘，当日换手率高达23.9%。这也是7月15日国家药监总局披露长生生物“疫苗”问题，其吃下32个连续跌停，又在8月31日后再收4个跌停后的首次涨停。

不过，“疫苗事件”至今，*ST长生股价已从最高24.55元跌至2.94元，跌幅近90%，市值损失超210亿元。

数据显示，*ST长生当天成交9623.78万手，主力净流入3855万元，其中超大单净流入5242万元。

从11月7日的龙虎榜数据可知，游资在*ST长生翻盘中活动踊跃。

买入前五名分别是中信证券海宁海昌南路营业部、广发证券太原新建南路营业部、来自杭州的两大营业部（海通证券杭州文化路、中信证券杭州凤起路）及长城证券深圳龙翔大道营业部，合计买入444.78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三个月，财富证券杭州庆春路营业部、中信证券上海东方路营业部等著名游资都曾现身*ST长生买入龙虎榜。

对于*ST长生经历一日“地天板”，上海一位券商人士表示并不意外。

“就像此前乐视、中弘这样存在退市风险的股票，还是有人博短期反弹。拿长生来说，有的人看中其制药能力和牌照优势，如果后续存在重组可能，可能过几年换个名字，公司又起来了。”上述券商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不过，财经评论员皮海洲则撰文认为，“三条路径伺候，*ST长生退市几无悬念”。“*ST长生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披露2018年半年报，该公司是有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皮海洲认为。

此外，他提到，还有两条退市的路径在等着*ST长生。“一条是证监会对*ST长生的立案调查已有结果并作出处罚。另一条是7月27日晚证监会对涉及重大违法公司的强制退市规定作出修改。”

“按照该规定，*ST长生被以‘危害公众健康安全’为由逐出A股是完全可行的”，皮海洲认为。

除*ST长生的“地天板”行情，11月8日，总股本仅4.25亿的恒立实业（000622.SZ）收获11个连板，市值由最低10亿元激增至31亿元。

事实上，恒立实业是一只不折不扣的“壳股”。上市22年来，其多半在微利与亏损之间徘徊，2003年以来的15年零9个月，其扣非净利润均为亏损。

对此，深交所8日下发关注函，要求恒立实业说明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11月8日下午，恒立实业证券部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针对交易所的问询函，如有涉及相关情况，会及时通过公告披露”。

此外，根据东方财富网数据，11月8日ST板块集体井喷，整体涨幅2.95%。截至当天收盘，*ST长生、*ST中绒（000982）、*ST保千（600074.SZ）在内合计12只ST股涨停。

11月7日晚间，*ST尤夫（002427.SZ）获上海垚阔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举牌，举牌方是金融机构及企业联合设立的专项解困基金。这一消息披露后，11月8日其股价高开逾1%，收盘报16.1元，涨3.27%。

与此同时，浔兴股份（002098.SZ）、九有股份（600462.SH）、新宏泰（603016.SH）等壳股也受资金追捧。

山东一位机构人士告诉记者，“资本市场不仅看IPO，并购重组也是大市场，当下监管层对重组放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ST股的轮炒”。

可以看到，证监会近期对多项规则予以“松绑”，除了创造条件鼓励上市公司展开回购和并购重组，还引导包括险资在内的更多增量中长期资金进场。

“除了并购重组政策及交易所‘不再窗口指导’的表态，”另一位长期关注ST股的行业人士指出，“前期ST下跌厉害，从今年初至反弹前（1月3日-10月19日），ST概念指数下跌49.52%，同期大盘下跌22.88%。10月19日，刘鹤副总理接受采访提及‘促进股市健康发展’，大盘、ST板块都开始反弹，ST股盘子小，更容易受游资炒作。”

他还分析指出，“长油5重新上市，也意味着A股‘能上能下’，不是一棍子打死，符合条件的也能重新上市，对老三板（‘两网及退市公司’）和ST板块来说都是利好”。

就在11月2日，上交所同意了长航油运重新上市申请，曾经的“央企退市第一股”长航油运再次叩响了A股大门，也给市场留下了想象空间。

不过在ST股和壳股受到追捧的同时，上述山东机构人士也强调，“游资接力的情况下，大部分散户的命运就是被反复收割，所以普通投资者还是要注意风险，不宜盲目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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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金融业务必须持牌要求下，互联网小贷资质成为他们最能接近的一种可能。

多家开展互联网借贷业务、P2P公司负责人近期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交流时，均表示仍在积极沟通申请互联网小贷业务资质。



“地方政府人士告诉我们，现在门槛很高，注册资本金要5亿起批准的可能性还比较大。”一家互金公司负责人称。

不过，这大概率是一种一厢情愿。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多位接近监管部门人士处确认，互联网小贷明确已经暂停审批。全国最早审批互联网小贷资质的重庆市金融办（现称“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在官网上回复咨询时也表示，根据《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立即暂停批设网络小额贷款公司的通知》整治办函《2017》138号文件（下称“138号文”）要求，已暂停新批设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

多地互联网小贷“超生”

138号文于2017年11月21日下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多家互联网小贷公司在此后一个月间在多地仍有成立。

21世纪经济报道通过天眼查梳理，互联网小贷最近一次获批，是在2017年12月15日，湖南长沙批准的浩瀚汇通互联网小贷公司，其股东为广州天汇资本和湖南映客互娱网络信息公司（映客直播）。

此外，江苏无锡市批设五星金服互联网科技小贷公司，山西临汾批设安易信互联网小贷公司，宁夏银川批设海胜通互联网小贷公司；搜狗去年11月22日注册成立搜狗（汕头）互联网小贷公司，与138号文擦身险过。

早在2017年2月，原银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峰在出席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简称“中贷协”）会员大会时就指出，希望各地慎重批设互联网小贷，慎重对待小贷跨区经营。但当时并无监管文件明确下发，许多公司或出于业务需要、或囤牌照考虑反而抓紧申设互联网小贷。

在重庆、广州等原有互联网小贷密集区域加强要求外，一些较偏远地区反而出于招商引资考虑，为申设机构打开方便之门，多家互联网小贷机构反而在此后密集成立。申设地包括新疆乌苏市、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内蒙古乌海市、黑龙江省双鸭山市、西藏拉萨市等等。

李均峰曾指出，互联网小贷公司的批设，已经超出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责。

中贷协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白雪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互联网小贷跨区域经营，已超过了原来小贷公司不得跨省展业的监管规定。全国经营的金融业务应由中央金融监管部门进行管理，否则形成监管套利。

“一部分机构在互联网上发展得还不错，对普惠金融也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作用，也不适合简单取缔，而是要想清楚怎么妥善地给其中好的机构补上‘户口’。”白雪梅指出。

分类处置标准不明

李均峰当时曾介绍，金融监管部门正在研究互联网小贷的相关指导意见，希望能给各地批设相关机构时予以指导。

不过，相关监管办法仍未下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列入了国务院2018年工作计划，《条例》是小贷公司管理办法的上位法，小贷公司管理办法尚等待《条例》的出台。

现金贷等问题引发监管关注之际，去年12月8日，P2P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小贷公司网络小贷业务开展风险专项整治实施方案（下称《方案》）。《方案》要求各地对本地区互联网小贷经营情况摸底排查，分类处置，并给出整治时间表。

受机构调整等多方因素影响，这一时间表有所延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广东和重庆地区小贷公司人士处了解到，地方金融局对注册在本地的互联网小贷进行了细致的摸底排查工作。

重庆市小贷协会10月中旬披露，全市小额贷款公司网络业务整治现场验收工作收官。验收组按照“分类整改，限时验收，从严监管，全面规范”原则，根据既定的验收内容和标准逐一实地验收，发现问题立查立改，全流程监督限期整改到位。

央行在《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8》也中指出，部分小贷公司变相高杠杆放贷，对出资金融机构兜底承诺，从中收取高额息费，撬动大量金融机构资金变相放贷；部分小贷公司缺乏贷款审核管理，风控严重依赖外部信用评分体系。并且部分公司存在借款综合成本畸高、涉嫌高利贷、暴力催收引发刑事案件或涉众案件等问题。

不过对于网络小贷公司下一步的监管，目前各地或仍处于迷茫中。有接近监管部门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方案》称根据违法违规性质、情节轻重、风险程度和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对各类机构实施分类处置，分为合规类、整改类和取缔类，但是分类的标准并未明确，到底什么情况下应该取缔？什么情况下整改后就可以视为合格？

小贷监管之惑

在10月18日的2018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白雪梅发布中贷协与人大普惠金融研究院在走访多地金融办和小贷公司后草拟的《中国小额贷款公司行业现状调查与监管建议》。

在肯定小贷公司在服务实体、运用科技方面积极意义后，白雪梅表示，根据行业初心和发展现状，对于小贷公司的管理中仍存在诸多不同看法需要明确，因此尚未能形成明确的政策建议。例如业界呼吁多年的，将小贷公司定位为金融机构；小贷公司经营地域从县域、省域乃至跨省的挑战；是否要设定利率上限，是否按照期限和金额设定利率上限、融资杠杆等等。“我们抛出了几个还没有答案的问题，希望和业界探讨。”

目前，小贷公司试点办法中仍然要求其杠杆率为不超过1.5倍，部分地区近年对这一比例略有突破，重庆最高为2.3倍。此前，部分互联网小贷公司通过ABS途径将资产出表杠杆奇高，引发市场关注。《方案》要求，互联网小贷杠杆率表内、表外合并计算并暂按当地现行比例执行，导致许多互联网小贷公司放缓业务或大幅增加注册资本金。但业界也多有争议，现行的小贷杠杆率是否合适？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业界获悉，中贷协在10月末向行业下发收集小贷公司融资杠杆等立法建议的通知。其中提到，小贷公司立法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有关部门希望就小贷融资杠杆方面收集立法建议。收集内容包括：传统小贷融资杠杆现状以及建议；互联网小贷的融资杠杆现状及司法建议；小贷行业有无违规操作的现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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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备受关注的西湖大学在杭州举行成立大会。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定位“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

首任校长施一公在会上表示，西湖大学将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科技评价标准和现代大学管理机制的探索，最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社会责任感、敢为天下先的拔尖创新人才”。

以博士研究生培养为起点、通过社会筹资建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西湖大学在多个方面首开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先例。学校的背后则是成立于2015年、由浙江省民政厅批准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在官方文件中，基金会被定义为“西湖大学的举办方及大学捐赠基金的筹资主体”。



截至今年10月，基金会协议捐赠金额已经超过35亿元人民币，来自36名创始捐赠人和数百名其他捐赠人。不过，在基金会看来，“捐赠金额要在未来几年内达到200亿元以上，以本金产生的利息和投资收益来维持学校正常运作。”这也是目前通行于哈佛、耶鲁等美国顶尖私立研究型大学的运营模式。

西湖教育基金会执行秘书长刘旻昊博士在年初的公开活动上称，基金会的目标是“成为西湖大学建设的基石”。在近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刘旻昊进一步表示，要帮助西湖大学实现人才培养与科研并重的办学目标，基金会代表的社会力量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为国内首个探索非公募基金会举办大学的“吃螃蟹者”，西湖教育基金会的体制创新“无人区之旅”进行得如何？

代表社会参与学校治理

《21世纪》：西湖教育基金会是怎样一个组织，与学校彼此是怎样的关系？双方对经费使用如何决策？

刘旻昊：西湖教育基金会和西湖大学是两个独立法人主体，从法律上看主要有两层关系：基金会首先是学校的举办者，有义务支持学校的发展，即根据大学章程向其提供办学经费；其次是大学捐赠的筹资方，负责筹集学校建设所需的资金，社会资本通过基金会支持西湖大学运营。因此，基金会更像是社会和学校之间的一个桥梁。

在学校的几大经费来源中，西湖教育基金会主要承担西湖大学的运营费用，即所有教师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包括退休金和对子女教育的支持计划均来自于基金会，但不直接参与大学具体的行政运营。

对于科研资助、奖助学金等的评审办法，一般由校方、基金会和大额捐赠者三方协商、共同制定，既尊重捐赠人的捐赠意愿，也不违背学校教学科研的总体要求和办学自主，基金会居中扮演协调者的角色。

《21世纪》：支持西湖大学举办的经费来源主要有哪些？基金会如何参与学校管理和监督？

刘旻昊：目前西湖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西湖教育基金会作为举办者的出资、政府扶持资金，以及竞争性科研项目经费和人才政策支持经费等渠道。

尽管经费来源多元化，但不会对学校如何使用构成影响。作为教育部批准建立的民办非营利性大学，西湖大学的非营利特质不会发生变化，所有收入都将按照最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全部用于学校建设和发展。

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会作为学校最高决策机构，负责对学校重大事项进行决策，校长依法独立行使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权。作为资助者的基金会，对于被资助的大学在资金使用方面具有监督的权利，同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有信息公开披露的义务。

同时，基金会有权利根据章程向校董会推举董事，依法依规参与学校治理。作为社会组织和力量的代表，基金会此举能够促进学校与社会的信息往来，一定程度上保障学校的非营利属性和董事会成员的社会属性、专业性和多元化，形成较为严谨的治理架构。

企业家积极响应募捐

《21世纪》：西湖教育基金会组建以及资金池的从无到有，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

刘旻昊：坦率地说，刚开始募资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我们应该是国内目前约7000个基金会中唯一举办大学的，探索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高校办学体制机制。西湖大学与很多国外大学之间也多有不同之处，比如尚无校友资源、基金非家族运营等，无法直接复制，亦无先例可循。

2015年7月，西湖教育基金会由浙江省民政厅正式批准设立。由于初期没有校区、办学理念尚未落地，基金会起初只在企业家中进行小范围募资，但很快获得了来自企业、企业家、海归专家群体和社会捐赠者的多方支持。截至今年10月，西湖教育基金会已筹集到的协议捐赠金额超过35亿元人民币。

《21世纪》：企业方面对此反应积极，你认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刘旻昊：在当下的时间点举办西湖大学，我们认为生逢其时。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科技上，都取得了巨大发展。一方面，企业家在寻求商业以外的其他利他途径来反哺社会，帮助国家的教育和科技事业向前发展。另一方面，科学家也将我国的科技水平从“跟跑”带到了“并跑”，并且正在发力从“并跑”走向“领跑”。教育成为了两个群体得以有机结合的一个很好的公益立足点。

同时，基金会自身也要做好内部治理，包括规范基金会与学校的关系、费用的预算与审计等，同时在资金募集方面做到信息的公开透明和严格管理，由此才能实现学校发展的良性循环。成立于1904年的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至今已历任五代家族成员，仍在坚持最初的捐赠传统。西湖大学要建成百年老校，与之对应的基金会也必须管理科学、架构严谨。

社会资本推动基础科研

《21世纪》：以社会资本支持基础科研，基金会和学校对此有哪些前期探索？

刘旻昊：西湖大学目前在生命科学、理学和工学三个方向耕耘。以生命科学领域、高晓飞老师为负责人的一支团队为例，他们非常关注罕见病，并设立了相关课题。为鼓励科学家从事罕见病方面的科学研究，基金会通过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新华公益发起了西湖罕见病研究专项计划，筹款目标200万元。

目前，国际上确认的罕见病有7000多种，占人类疾病的10%，但只有不足5%的罕见病有相应的治疗药物。我们希望该项目能够倡导社会对罕见病研究的关注，推动该领域的研究发展，改变数百万罕见病患者及其家人的生活。

罕见病项目也是西湖教育基金会募集社会资金支持的第一个科研专项，之后还会以此方式陆续支持更多的科研专项设立，但总体不会冒进，要确保募集资金都能用在刀刃上。

《21世纪》：以生化博士和基金会负责人的双重身份，你如何看待西湖大学将强化基础研究作为主要办学目标之一？

刘旻昊：我的研究方向是结构生物学。我自己做科研的时候，觉得科研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希望拓展人类对于生命科学领域的认知边界。科研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和“两耳不闻窗外事”。

因此，在硬件和软件方面，为科研人员创造一个良好的研究氛围和完整的科研链条，对于基础科研和相应的成果转化都将是十分重要的。西湖大学刚刚正式成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基金会也将帮助大学一步一个脚印，朝着这一目标扎实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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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初的西安，下起了一场冷雨。秋末冬初，声势浩大的秦岭拆违行动接近尾声，但其余波未了。这只是秦岭生态环境修复的第一步。如何守得住青山绿水，留得住碧水蓝天，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巡视督查，也需要自下而上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做到守土有责。（李博）



过去的数月，秦岭始终伴随着机器的轰鸣，与过去不同的是，喧嚣过后，矗立起来的不再是一栋栋违建别墅，而是树木。

11月，寒冬渐至，这场声势浩大的拆违行动已经接近尾声。随着拆违留下的建筑垃圾被运走，清污与植绿成为当下的工作重点。仅在西安市长安区，已经累计拆违79万平方米、植绿50万平方米。

然而，“拆”是对过去错误进行的修补，如何进一步建立健全秦岭保护体系，则是未来整个秦岭山系的生态环境恢复的关键。

145万平米违建被拆除

秦岭山脉，是中国地理南北分界线，也被称为华夏文明的龙脉。

秦岭北麓，位于秦岭分水岭至关中平原南缘之间，是关中地区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在西安境内长约166公里，涉及周至、鄠邑、长安、蓝田、灞桥、临潼等6个区县。

从2003年开始，秦岭北麓各类违建别墅开始增多，尽管地方政府数次予以制止，但过去数年仍未获得有效遏制，直至今年这场拆违行动真正到来。

“在2010年西安市召开的一次秦岭北麓现场办公会上，有领导提出，秦岭应该保护第一、适度开发。”一位当地政府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就当时的情况看，‘适度开发’这四个字，其实有着现实意义，即秦岭尚有大量的农村人口，如果不进行开发，则难以提高当地收入，难以实现扶贫要求，但也因此被一些人钻了空子。”

在土地流转背景下，违建方与当地村民签署合同时，多以盆景栽植、园林绿化为名义，签订期限为30年-70年不等的租赁合同，此后则擅自变更为修建别墅。

西安一名企业家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他感到庆幸，因为研读法律，在几年前便拒绝了朋友提出的修建别墅建议。“理由很简单，土地流转不合规，修建别墅也属于擅自改变土地使用性质。”

但更多的违建别墅却随着西安经济的发展而陆续出现在秦岭北麓。“要知道，在秦岭边上拥有一套别墅，是身份的象征。”上述西安当地企业家称。

秦岭违建问题亦引起中央注意。据《陕西日报》报道，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6次对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规建别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问题和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作出过重要批示指示。

2018年7月30日，秦岭北麓违规建别墅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动员部署大会在西安召开。除地方要员悉数参加外，会场中还坐有中央派驻专项整治工作组组长、中央纪委副书记徐令义，以及中央派驻专项整治工作组副组长、中央纪委八室主任陈章永。

此后，不仅“坚决打赢秦岭保卫战”多次出现在陕西省各个会议的表述中，秦岭拆违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

2017年户县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在“十二五”的五年内，依法拆除秦岭北麓违法建筑达到5850平方米。

而在2018年 8月14日，已更名为西安市鄠邑区的户县，当天共拆除别墅3宗14栋以及5处违建，面积达到8649.55平方米，是“十二五”时期拆除面积的1.47倍。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根据安排，2018年7月下旬-9月下旬，是秦岭违建的查处阶段；10月下旬，则是拆违的验收阶段；11月，还将根据地表被破坏的具体情况，进行因地制宜的修复。

数据表明，面对秦岭违建，西安这次动了真格。综合媒体报道，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发现，截至10月20日，鄠邑区累计拆迁面积48.15万平米，长安区拆迁78.6万平米，周至县和蓝田县的拆迁面积分别为1.17万平米和17万平米，上述合计拆违面积接近145万平米——约是西安市长安区2017年商品房销售面积的84.98%。

秦岭违建“彻底整改”

通过对近年来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涉及秦岭保护的内容进行整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对于在秦岭滋生的违建现象，地方政府一直处于“整治-成果巩固-再整治”的过程。

2014年，陕西省曾经对秦岭违建开展了一次集中整治，时任西安市长安区副区长兰东明称，截至当年10月26日，长安区便有100多名领导干部因涉及违建案而受不同程度的处理。次年的长安区政府工作报告中亦提及，将深刻汲取秦岭北麓违法建设事件教训，以更严格的制度、更严厉的措施、更严肃的问责，坚决维护大秦岭良好生态环境。

2015年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表示，2014年提前全面完成秦岭北麓西安段违法建筑整治任务。当年的工作目标为，切实落实秦岭保护条例，进一步健全保护管理机制，把整治乱批乱建、违法采石开矿工作向秦岭深处延伸，建设好秦岭国家中央公园。

分析人士称，这表明当时陕西省的工作重心，已经从违建整治转移至体制机制健全方面。这一工作重心一直延续到2016年，当年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到秦岭北麓问题时称， “有效遏制了秦岭北麓违法乱建现象”，在谈及秦岭未来规划时，表示将“争建秦岭国家公园，以及理顺秦岭保护体制，退耕北麓全部坡耕地，从严控制矿山开采，坚决遏制违规采石和乱批乱建现象”。

转折发生在2017年。当年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显示，除将继续巩固秦岭北麓治理成果外，“坚决防止乱批乱建现象死灰复燃”成为一个新的工作重点。

“当时地方政府已经对秦岭乱建并未有效遏制一事有所掌握。”一位要求匿名的西安市政府人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但真正要防止乱建现象死灰复燃，需要更大的动力。”

2017年4月中央启动环保督查，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称，秦岭地区违法违规采矿采石行为虽然依法强制停止，但资源整合、有序退出、生态恢复等任务仍然艰巨。

因此，2018年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用了更大篇幅强调秦岭保护的重要性，提出“全面加强对秦岭和62个自然保护区的监督检查和综合整治，彻底整改中央环保督察指出的秦岭保护存在问题，坚决制止和惩处乱采乱排乱建等破坏生态环境行为。”

秦岭保护机制如何补漏

如何有效地监督和管理秦岭？这是秦岭违建出现以来，各方一致探索的问题。因为“拆”是对过去错误进行的修补，如何进一步建立健全秦岭保护体系，堵住制度漏洞，则是未来整个秦岭山系生态环境恢复的关键。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2007年至今，陕西省和西安市分别以立法和成立专门监管机构的方式，加强对秦岭的保护。

2011年6月，西安市挂牌成立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下简称秦岭办）。次年，西安市各区县秦岭办也相继挂牌成立。

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的当地人士看来，无论是地方法规或是秦岭办，都尚存亟待完善之处。

在2007年的《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中，划定了三个区域，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适度开发区，其中第三个区域允许进行适当的房地产开发。但哪些区域为适度开发区，法规并未以准确的地理边界进行明确。同时，由于缺乏对建筑物标准以及环保条件的约束条款，一位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当地环保人士表示，2007年保护条例出台反而为开发秦岭留出了灰色地带。

2017年，修订后的《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出台。与2007年版本对比，上述环保人士发现，在“严格控制在秦岭进行房地产开发”的第五十四条中，并未有任何改动，均为“在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不得进行房地产开发。在适度开发区进行房地产等各类建设活动，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城乡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经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同意，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若违反该条款规定，新颁布的条例中，对第七十一条处罚金额亦未进行调整，依然与10年前一样，为“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

“2007年的版本我不同意，2017年的修订版本我仍然不同意。”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颜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尤其是对限制开发区和适度开发区仍未有准确的表述，这将继续留下寻租空间的隐患。”

随着秦岭办的成立，对于秦岭北麓的违法建筑清查进度开始加速。

一名参与清查工作的基层干部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这不仅涉及违建别墅，也涉及村民自建的房屋以及农家乐等。其中如何对违法建筑进行认定是一个难点，当时的工作要求是对每一宗违法建筑，特别是没收的违法建筑，都要制定明确的处置标准和意见。”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得的一份统计数据表明，1997年至2012年的15年间，长安区、周至县、鄠邑区（当时仍为户县）共涉及违法建筑202栋，但截至2014年10月底，仅拆除了35栋，依法没收18栋，其余违建处于处理阶段。

“关键是能赋予秦岭办多少实际的权力。如在违建别墅的监管这部分，秦岭办发现问题，还需要和当地国土部门配合，但国土部门经过调查取证后，拆除别墅又属于法院强制执行的范畴。”上述西安市政府人士称，“九龙治水不仅导致各部门之间的权力重叠与推诿，也造成无法有效监管的问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的最新消息是，目前陕西省有意对秦岭保护条例进行再次修订，同时西安市亦将对秦岭办的权责进行调整。

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大秦岭研究院院长党双忍建议，参照治理黄河、长江而设立“黄委会”和“长委会”的做法，设立国家秦岭生态建设委员会，作为保护秦岭生态环境的专门机构。

同时，推动秦岭获批国家公园，在建立秦岭国家公园体制基础上，破除部门各自为政的束缚，综合统筹秦岭域内的森林、水、地质、风景和人文资源，整合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实现生态保护、生态修复、旅游观光、科普科考等功能紧密融合。

尽管本轮秦岭拆违处于尾声，但由此引发的风暴，远未结束。

2018年11月5日，“陕西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整治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称，“秦岭北麓违建别墅问题专项整治是一次生态环境上的整治，更是一次政治生态上的整肃。”

11月1日，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钱引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就在同一天，西安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暨秦岭北麓违规建别墅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中央工作组专题会议精神，审议落实中央工作组工作建议方案，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市委书记王永康强调，要深刻汲取秦岭北麓违规建别墅问题教训，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安工作系列重要批示指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