逗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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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时间12月19日，围绕2016年总统选举的强烈分歧又再次上演。这一天，分布在全美50个州以及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一共538名选举人，正式投票选举下届美国总统与副总统。

这是美国总统大选在11月8日完成普选程序之后的最后一个投票环节。投票结果将在明年1月6日由国会唱票并宣布，由此结束整个总统选举流程。

选举人由所在州的党派选出，可以是政党领导人，或是民选官员。例如在首都哥伦比亚特区，3名选举人分别为特区民主党主席、市议会议员以及众议院议员。

有时也可能是某位总统候选人的亲属，例如希拉里的丈夫比尔·克林顿即是纽约州29名选举人之一。

一般而言，选举人要根据所在州的普选结果进行投票，投给赢得该州一半以上普选票的总统提名人——这在一些州是法律规定，另一些州的选举人则受选前签下的承诺书约束；违例者可能被处以较轻的罚金。

在往常，选举人投票多被认为是象征性的举动，并不会改变普选结果；但由于今年大选在选民中所造成的严重分裂的局面，使得一些有强烈倾向的选举人，有可能违背该州的普选民意，把票投给另一位总统提名人，或是其他候选人。

虽然特朗普并不会因此爆冷输掉选举人票，但是19日的投票情况进一步显示出，因大选造成的裂痕远未愈合：反对希拉里和特朗普的，依然在反对。

当天，在东北部的缅因州，4名选举人之一大卫·布莱特（David Bright）把票投给了民主党前总统候选人、现参议员桑德斯。这一票后被判为无效。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在第二轮投票中，3名选举人投给了希拉里，一名选举人投给了特朗普。由于缅因州的普选胜者是希拉里，这说明一名选举人违背了该州普选民意。

同样在希拉里赢下的科罗拉多州，9名选举人中有一位拒绝投票给希拉里。

这位名叫迈克尔·贝卡（Michael Baca）的选举人投给了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卡西奇；随后，这名选举人被替换，全部9张选举人票才投给了希拉里。

在西海岸的华盛顿州，12名民主党选举人中有8名投给了在该州获胜的希拉里，3名投给了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以示抗议，另一名投给了一名68岁的美国土著环保人士。

这是40年来华盛顿州首次出现有选举人违背民意投票的情况。按照该州法律，选举人不顾大选结果投票，将被处以1000美元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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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国企改革又有新动作。

根据12月19日国家发改委印发的《东北振兴“十三五”规划》（简称《规划》），下一步东北将针对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特点，灵活采取引入战略投资者、推进企业改制上市等方式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

不论是“新医改”提出的建立诊疗新秩序，还是今年8月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提出从“治疗”转向“健康”为中心，都需要首先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称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做好疾病筛查、预防及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

对“健康如何融入所有政策”，陕西率先交出答卷并引起国家卫计委关注。

《规划》要求，鼓励地方企业和民营资本积极参与东北地区中央企业及其子公司产权制度改革，允许民企进入未明确限制和禁止的领域，推动民营企业参与铁路、公路、航空等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等。

同时，东北将做大核电、航天、轨道交通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冰雪、温泉疗养等产业。

众所周知，东北经济与当地国企休戚相关。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综合研究所负责人衣保中指出，东北国企改革要采取开放态度，必须得对所有的资金开放，包括民营资本和各方面的投资。“这次‘十三五’规划把国企改革列为重要内容是抓对了药方。”衣保中说。

东北国企改革方向明确

根据上述规划，东北地区要坚持把着力完善体制机制，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治本之策。

相应要在交通、能源、装备制造等重点基础设施及传统制造业领域重组整合一批国有企业，要科学合理界定国有企业功能、划分国有企业类别，实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积极稳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针对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特点，灵活采取引入战略投资者、推进企业改制上市、允许员工持股、吸引股权投资基金入股等方式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在东北地区的国有企业先行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

鼓励地方国有企业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形成股权结构多元、股东行为规范、内部约束有效、运行高效灵活的经营机制。建立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机制，落实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自主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奖励的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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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态、可持续，成为农业供给侧改革结构性提速的关键词。

12月20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闭幕。会议强调，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

此前的一天，财政部、农业部联合印发《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改革方案》（下称《方案》），要求突出绿色生态导向，将政策目标由数量增长为主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上来。增量资金重点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倾斜，以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同日，发改委、农业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农业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这是农业PPP的首份顶层设计文件。该文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参与资源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项目。

19日发布的两份文件，成为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重要注脚。在多位农业研究者看来，国内农业面临着生产经营粗放、生态破坏严重，以及融资困难等多重难题，两份文件的出台，有望将当前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推向纵深。

农业补贴转向“绿箱”政策

《方案》对“绿色生态导向”的强调，或标志着农业补贴的顶层设计出现较大调整。

《方案》强调，以现有补贴政策的改革完善为切入点，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前提下，突出绿色生态导向，将政策目标由数量增长为主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上来。在保持存量补贴政策稳定性、连续性的基础上，优化支出结构，加强统筹协调，提高补贴资金使用的指向性；增量资金重点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倾斜，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我国以往的农业补贴政策，大多是针对农产品价格、农民收入，或者牲畜数量补贴，种子、肥料、灌溉等投入品的补贴。按照国际通行的WTO农业协议，这种补贴被称为“黄箱”政策，被认为对农产品价格有不同程度的扭曲作用，不利于国际市场的公平竞争，被要求调减。

而针对生态环境的农业补贴，比如病虫害防治、技术推广和咨询服务，则被认为对价格没有扭曲作用，被称为“绿箱”政策。按照WTO农业协议，我国“黄箱”补贴必须遵从特定产品补贴不得超过该产品产值的8.5%，非特定产品“黄箱”补贴不得超过农业总产值的8.5%的规则。

农业经济专家、南京审计大学教授徐振宇表示，随着价格补贴的不断加码，“黄箱”政策补贴的操作空间已不大，而农业经营主体又需要扶持。适合国情的做法是，政府的补贴制度转向不受限制的“绿箱”补贴，要平抑国际市场的压力。而强调以绿色生态为导向进行农业补贴，则是典型的“绿箱”补贴。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姜长云表示，之所以强调农业补贴的绿色生态导向，另一大背景是中国农业的资源环境形势严峻，重金属超标、面源污染等问题频发，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愈加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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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1985，这十年，是欧洲很多成熟行业严重的危机，比如钢铁，基础化工，汽车和机械设备制造等，它们都出现了：产出下降，产业工人失业，工厂被迫关闭，盈利暴跌等现象。很多公司发现，在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调整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行业里多数公司，都没有从这困境的泥潭中走出，直到80年代末期。
在本章中，我会回顾钢铁铸造业，来厘清行业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为何危机延续了如此长时间。问题的答案，不仅仅是对过往经历的人有意义，更是对如今的企业高管们和政策制定者，也有借鉴意义。
在19世纪80年代末，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和利润回落等现象，这些行业可能也会从这份制造业如何出走危机的报告中获益。
铸造行业，看起来是一个小行业，但是，在发生行业危机的十年，铸造行业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行业。行业里面的公司，产能大小不一，产权结构也各异，公司背景也迥然不同：有些是多元化的大公司，有些事传统的专业化的公司。像其他英国制造部门一样，在1975年到1983年，行业经历戏剧性的反转：订单暴跌超过一半！
拨开这些最近的历史，让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退出的壁垒，以及知晓为什么这些过剩产能可以存在如此之久？退出如此之难？此外，它还提供了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视角：竞争的行业，如何合作共赢。
在Lazard的帮助下，供职于商业银行，行业在1982年组织了一次会议，随后，发生了几次行业并购。在我的这份分析报告中，我会考虑走如下调整：裁减产业工人的速度和力度；行业内去产能以及行业整合的速度和力度。然后，我发现这种变化非常缓慢，可以从经济因素和行为因素等两个方面来解释为什么铸造行业耗时10年来调整，而行业危机却始于70年代中期。
Barriers to Exit 退出的壁垒
突如其来的需求骤减，给企业管理者、公司和社会带来大问题，因为需求下降带来的调整，代价往往是高昂的，也是非常艰难的。在西欧，这种完全依靠行业的调整，代价和苦难尤甚。

像专业的设备和工厂等固定资产，都是为某个行业和地方量身定做的，通用性差；当行业需求骤减或转移，这些专业的设备和厂房，面临大难题：很难搬迁到需求地，哪怕那个地方很难生产出更好的替代品。也没有公司会遗弃这些厂房和设备。
现行的法律和实践，要求工厂运营者必须拆借这些设备，关闭工厂。但，代价高昂，耗时长，同时，需要超常的付出。工会实力过于强大，他们不允许没有通知和补偿就解雇工会员工。补偿员工，不仅仅是显而易见的善后处置，更是以前的经理人在用工荒时，采取的保持工人忠诚度的手段。
Caves and Porter 创造了”退出壁垒“这个词汇，来表征一个行业高退出成本。 而Harrigan, and Ghemawat and Nalebuff 的研究，则揭示了竞争的行为如何让困难复杂化；,Bower and Daems的分析则把政府纳入到解决行业困境中来考虑；
竞争结构的两个方面被上述研究者忽略了：
行业里单个工厂的角色作用VS多个工厂及其行业角色作用；、
多元化公司VS专业化公司
单一工厂和未多元的公司可能是是行业推出的壁垒高低，是最具争议性的领域。

单一工厂和未多元化的公司
不属于多元化集团的公司，相对于多元化集团，可能具有更高的退出成本。
经营调整，特别是关闭一个工厂，相对于天天运营公司，需要不同的工作技巧。一个非多元化的公司，可能更加擅长调整经营策略，但，缺乏关闭工厂的经验和技巧。相反，多元化运营的集团，很可能善于或倾向于关闭工厂，也有更经验和资源，在集团内部或外部，采取措施更加高效的措施。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基于重资产行业得出的两个事实：资产很难被主动遗弃和随意解雇工人。        关闭工厂，不仅仅是高级管理人员的决定，更是管理者和工人之间协商。
在一个多元化经营的公司里，关闭工厂，通常未必会影响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机会，同时，高级管理人员甚至部分技术工人，也会被集团的其他业务部门或公司重新雇佣。
但是，在非多元化公司里，情况截然不同。关闭工厂后，不论是高级管理人员，还是普通员工，都会因此失业。高级管理人员和初级管理人员，他们的前景都会随着工厂的关闭而黯然失色，迷茫。
格兰特先生在英国餐具行业，即使行业萎缩，非多元化的工业也很难主动退出，甚至主动退出失败。
第三个行业竞争的方面，可能会推高行业推出成本：多元化的公司，在行业低谷时，会比单个工厂具有更好的优势。
当单一工厂关闭时，工厂拥有者损失了他们的所有，他们独自承受损失，但是，行业竞争者却受益于他们退出带来的行业产能减少。相反，当一个多元化公司 ，某项业务在某一个行业有较大份额时，当它关闭某处工厂，多元化公司能够受益于产能退出，因为他们可以提高价格和未关闭工厂提高产能利用率来获益。         在行业中有单个工厂、非多元化经营公司和多元化运营公司等并存时，将会将定行业调整的难度和力度。
运行效率，不仅仅是影响关闭工厂的秩序的唯一因素。和运营效率同等重要的是，公司面对困境的时策略调整的时效性。如果效率最烂的工厂恰恰单一工厂和非多元化公司拥有，在更多元化业务的工厂关闭一些（相对于前者）更有效率的工厂之前，这些“烂工厂”是不会主动关闭的。
相对于保留公司行业产能，多元化运营的公司可能会在退出或处置行业公司产能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因为它们退出成本相对较小。
因为资源错配的结果，比如效率低下的工厂可能在行业陷入困境时，依然选择苦苦支撑，以便熬到行业春天到来。

竞争还是合作？
选择竞争还是合作？
在行业陷入过剩的困境，哪一个选择是更好的过冬方式？
依照传统，经济学家在卡特尔（垄断或行业大玩家）是否阻碍了行业运营机制上，争论不休。但是，在市场失去了的作用的情况下（一个信号时这里是有外部因素存在），集体采取行动会使外部因素内部化，同时，行业退出问题也得到优化。
上文密集提及的行业退出壁垒，显然是外部因素：如果单个工厂公司，可以并入多元化公司，那么，有些公司产能退出的问题，或许会得到迎刃而解。
同理，非多元化的公司并入多元化的公司，也会消除退出障碍。Bower的研究分析建议行业兼并重组非常重要，同时指出，行业内公司联合行动是否有效的关键在于采取行动的时间节点。他说，在行业产能过剩危机被解决以前，管理层思维必须通过三个阶段：而行业联盟和合作仅仅是在第三阶段起作用。

第I阶段-乐观主义盛行
在这一阶段，每一次行业需求低迷甚至看起来跟过往每一次危机都不一样。先是行业衰落，然后是一个回光返照，紧接着是更大的危机，同时，管理者也坚信随之而来的是更猛烈的复苏。
在这一阶段，行业管理者的思维主要还是忙着准备行业下一次大复苏，并且忽略任何”暂时“的负面消息。
而合作，在这一阶段，基本上不会作为清理过剩产能的选项。

第二阶段-放弃乐观，认清现实
在第二阶段，Bower指出，经理们不再持有乐观信念，而是接受一个惨烈的行业危机可能会发生。
但是，他们把危机的原因归咎于竞争对手和其他外部的因素，比如政府。最后的结果，他们都认为是其他人应该采取行动去解决行业产能过剩危机。
在这一阶段，从业者的行为习惯根深蒂固，政府可能会被游说去扶持去产能，竞争者会被”诱惑‘着去产能。而合作在这一阶段的很难取得成功，特别是初衷是基于鼓励竞争者主动退出。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行业里所有的玩家，不会达成任何一致性协议，因此，行业危机也不会有解决方案。
第三阶段，过了上面这个阶段，就是分水岭，他们纷纷为行业产能过剩而自责，也吞下低利润的苦果。（他们）采取不仅仅形式性的关闭工厂，而且投资于新科技来克服退出障碍，都是证据。同时，竞争者之间也会达成双边或多边协议。这跟第二阶段截然不同，从业者们不再指望他人采取行动来解决问题，而是更多自发性的强调加强企业间的合作和协作。
铸造行业接下的分析显示，不仅仅是在行业调整时的企业间竞争和合作方面，而且还有行业内部合作的意图的节点把握。
对接下来对英国铸造行业的描述基于好几个出处：政府统计数据、政府公司注册局的金融数据，以及行业协会提供的数据。       同时，采访行业的的首席执行官和高级官员作为补充，这些管理人员掌管的公司，其产出占到行业产出的2/3，其他人员比如英格兰银行官员，政府管理部门，以及中介金融机构的Lazard
1975年，在英国，钢铁铸造行业是机械加工行业一个非常重要的零部件，同时，铸造行业还有广泛的多样化的客户。

铸造产品是典型的大批量订单产品，也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其生产过程采用砂型浇筑。
行业内，最大的铸造公司分别是： F. H. Lloyd, the Weir Group,
the Davy Corporation and British Steel (那时是国有公司) 掌控了60%的产出，而且，拥有多家公司。第二大多元化公司大概控制了15%的产出；剩下的25%份额，大概被其他60家小工厂瓜分。
行业内公司间的竞争，主要是基于价格，质量和交货速度等重要因素。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同样成功：公司产能大，并不是有很多帮助；更加重要的是公司掌握熟练的铸造工艺，因此，不少单个工厂和小公司，可以在夹缝中取得成功。
也有很多替代品，比如铁铸件，但，虽然少量国外竞争厂家，直接进出口一般少于英国消费量的20%。但是，顾客，却倾向于采用国外厂家的铸件。另外，再加上，铸造产品本身就是工业化产品，这意味1975年之前，铸件销售有很大飞涨。

很多行业经理依然记得，行业利润和产出虽然有不规则波动，如下图所示
   如上图所示，行业巅峰产出出现在1959年，1960年，1965年和1969年以及1975年，自1964年以来，整个行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趋势。在1975~1983年期间，订单和产出前所未有的下降，下降幅度超过了50%。行业过剩越演愈烈，同时，行业衰退超过10年，这引起了行业的巨大变化。

行业投资爆发期：1975~1978
首先，在1975年的行业巅峰后，，我思考整个事件。在1975~78年间，行业产出从26.8万吨降低到20.4万吨，后续的情景的跌幅，类似此前1972年的产业轮回是的产能利用率。   据报道，尽管在这段时间减少了工人的加班时间，而裁人仅仅是在1978年早期才开始。相应的，粗略的衡量产出效率的单人产出（XX千吨/工人），如下表所示，从1975年巅峰的1.26万吨下跌到1978年的1.14万吨。
资本家并未进行调整：这期间只有一家关厂发生，1975年，当 F. H. Lloyd 关闭一家在达灵顿拥有2300吨产能的工厂，这占当时产能的1%。产能利用率，从1975年的100%下滑到1978年的77%。
多数（不是全部）公司对未来充满乐观，很明显，他们既不乐意关厂又不想裁人。因为这个行业是订单式生产，而产出滞后于订单；终产品库存是微不足道的，但，直接劳动的需求是可获悉的。铸造公司不裁人的事实显示，他们依然预计公司销售额会增加。他们的乐观还体现在他们的投资行为上。通过对样本公司财务数据分析发现，在1975~1977年，尽管面临订单和利润率双降的情况，公司依然增加资本支出，从销售的4%提高到销售额的6%。     政府甚至在财务上资助一些铁素体铸造公司进行投资的专案，这一专案，直接导致产业产能扩大12%。
尽管不是所有的资助资金都被花费出去，但，投资的爆炸式增长，同时期的统计显示经理们预估行业产出在1978年出现回升。
事后诸葛亮，这种乐观看起来毫无道理，但是，正如同开篇Bower, Lorange and Nelso提及的，情况看起来并不太妙。    每一次需求的下降，都伴随着坚定的预期：行业一定会改善！

领头羊企业，率先调整：1978~1981
1975年，整个行业的平均销售利润率在8%以上，而在1978年，该指标已经降低到3%，1979年，多数的公司开始陷入亏损，约亏损2%，当更大影响在于现金流的缺失的影响。
由于持续超出预期的订单下滑，导致行业利润的崩溃。为了应对危机，行业里两家最大的公司， Lloyd and Weir关闭了三家工厂，合计产能1.75万吨，约占当年产能的7%；业内其他公司合计关闭了月1.15万吨产能，但，这些公司多数是多元化公司，他们关闭非营利部门，以便集中资源到其他业务部门。
尽管行业开始了去产能，但是，产能利用率从1978年的76%进一步下滑到1981年的66%。
虽然裁人方面的调整不够完美，但，依然帮助行业提升了人均效率，人均产出从11.4千吨提升到12.3千吨。因为劳动力效率比资本效率更有效率，终于在1981年，行业里多数公司，取得了微博的利润（1%）。
在去产能份额上，大公司在关厂方面贡献了更多份额：
1975~1978年，Lloyd and Weir 两家巨头关闭了60%的产能，两家的市场份额（以销售额计算）从1975年的41%下滑到1981年的24%。更加显著的是，他们关掉的工厂，并不是行业里盈利最差的工厂，其中有些工厂并没不是现代化工厂。   因为关厂时间距离我们采访（关闭工厂是1975~78年，采访时1990年以前，matias注）已经发生有些时日了，很难去弄清楚为什么行业里运营效率最差的工厂没有被关闭。但，明显的是，行业里的巨头，拥有举足轻重份额的多元化公司，认为他们能够从这些关厂行为中收益。同时，那些体量少一些的多元化公司也深信，关闭产能，也能够让他们在其他行业里获取更好的利润。
Stubborn Resistance, 1981-1983
苦苦抗争：1981~1993
尽管1981年的利润率（1%)看起来要比1979（亏2%）年好一点点，但是，多数公司的境况却日渐窘迫，丝毫没有好转，甚至是每况日下。关厂和裁人成本是需要大量现金流的支撑，资产负债表大大的资产减值以及旷日持久的管理层时间投入。
富裕的劳动力，被迫调岗，或者被支付遣散费用（解雇）；工厂关闭了，但不能放弃，但拆解（设备）和清理工厂费用非常高昂。很多这些成本，并没有被计入到正常的损益表上。
对于 Weir group来说，上述成本削弱了公司的实力，耗尽了公司现金流，同时，迫使公司进行金融重组。难兄难弟 Lloyd 稍微好一点。
这两个工厂的高级管理人员有一种强烈的怨恨：他们感到”不好的工厂正在被关掉“和”是需要其他来也来做点关厂的事情了“。
在1980年末到1981年初，来自五个公司的高级主管- British Steel Corporation, Weir, Lloyd, North British,and Lake and Elliot (加起来约占行业产出的一半) ，汇聚一堂，共商未来大计。他们最后一直认为削减产能是行业最迫切的需求，需要建立一个机制来鼓励行业里的小厂家主动退出。 一个合理化的方案最后胜出，最后， Ian MacGregor（英格兰钢铁的主席）走向Lazard（他也同意义务承担责任） 让他们的副主席Peter Grant来主导这项工作。
Lazard的计划很简单：应该说服行业里所有公司成立一个基金；这些钱，加上政府一些补助，用于支付行业小公司关闭工厂清理产能的成本。因为那些不关闭工厂的公司会受益于其他公司关闭产能，这个方案的宗旨就是让（幸存者）收益和（退出者）成本大致相等，以加速行业产能出清。
拉加德的方案有很多可取之处，同时，也展示了被其他经济学家称之为寡头联盟的缺点：寡头联盟不会有动力成立专案资金去支付其他厂家关厂去产能。结果，很多协议不具有约束性，最后，行业间并不能践行削减产能的承诺。
拉加德的方案，获得英格兰银行的赞赏，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英格兰银行也担心行业巨头（可能的）崩溃带来的影响。这个方案也受到了行业巨头的支持！
在该方案事实一年后的，1982年4月，拉加德宣布了一项方案支持生产特种高合金：行业里最大的两个巨头, APV and Wei,和政府一并支付五个小铸造厂关闭，累积关闭产能约占行业的1%。资金补助是巨大的，大概相当于关闭工厂营收的30%。.方案出台方公开承认，这是一个先行的样本，以对行业剩余的小铸造厂鼓励和表彰，鼓励他们主动退出清理产能。
一个完整的合理化方案比预期更难现实。除了开始提及的五个大公司，只有少数不乐意关厂的公司，乐意站出来共同承担基金的出资。小公司都公开声明不支持拉加德，他们看到行业里最大的厂家英格兰钢铁被卷入进来，他们憎恨大玩家试图通过迫使出小公司获得市场份额。
1981年12月，Lloyd宣布退出该方案，Lloyd是商业里最大的公司，也是一个关键的参与者， 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他们提交一份快速收购方案，宣布了新的收回此前对方案出资的政策。相对于（小公司对大公司）敌视和基金缺少主动出资者，对未来缺少远景是更加严重事情。甚至许诺的现金并没有带来主动的产能出清者。
众所周知的原因，拉加德并未期望大公司跳出来主动去产能，但是，小公司不乐意主动站出来去产能，表明行业（高）退出壁垒依然高高耸立。
小铸造厂面对的一个退出壁垒就是关厂带来的高昂的感知成本。在采访中，一些单厂的老板拿出来他们的计算，这些计算表明，成本远超拉加德方案提及的”该厂当年销售额的30%“，相比之下,一些多元化的公司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计算，则揭示预期成本要低得多,接近零。
这些关厂带来可感知的成本差异，在关厂费用清单中被仔细检验。

这些没有多元化的单一铸造工厂，关厂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这意味着工厂原来所有的经理人，因为没有其职位可以调岗，他们将彻底失业。几家规模较小的公司说他们（大厂）没有进行任何形式分析就做出关闭工厂的选项，在他们看来是不可理喻的。
格兰特也指出，在英国餐饮具行业危机时，这种心里退出壁垒也发生过，而彼时，破产是迫使小公司推出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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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克：去文明用语乐观、悲观，我只想把事情做成！
2016-04-17 杨不悔 互联网大篷车
前几天，SpaceX公司发射的火箭海上回收成功了，如果在创始人马斯克的坚持下，实现低发射成本，那我们普通人在有生之年说不定真能飞入太空。猎鹰9号火箭总造价约为5000万美元，其推进剂的成本只有20万美元，马斯克将成本降至原来的0.37％，他也因此获得了美国航空局14亿美元的大单。成功，成功，成功，我们总是在说成功，但创造和定义成功的背后，真的又有多少人会关注呢？颠覆背后，其实勤奋只是最基本的。
我凭的是一念不死
2008年，伊隆·马斯克（Elon Musk）面临了最严重的事业危机。两家公司，同时频临破产。其中，又以特斯拉最惨。
10月，伊隆上任CEO，特斯拉开始了真正的生死之博。他需要募集资金。但是，全球经济海啸来了。
“今天就像是金融末日，满屏的红色在叫嚷，抛，抛，抛。”通用汽车股票跌至20年来最低点，而后宣布破产。
伊隆的特斯拉陷入了空前的财政危机，被迫裁掉了1／3员工，关掉了底特律的分支机构，关闭了研发中心。
2008年10月对于汽车业是25年里最糟糕的一个月，拉不到投资，“真的很艰难，连通用和克莱斯勒都破产了，何况我们只是一家小众的汽车公司，这年头谁还需要10万一辆的汽车。”
这还不是最糟的，太阳能源公司被银行撤销了贷款。
伊隆给弟弟金巴尔打电话，因为他从小就做不切实际的幻想，弟弟会在这时提醒他，他两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伊隆公司里，破产是日常话题。特斯拉无法实付买家已经付款的车。破产比他面对难题更容易。”
金巴尔说：“你把最后的钱投进去，是在赌未来吗？你真觉得继续投钱是合理的吗？”
伊隆说，“我设想过会赔掉所有的钱。但最难的是，这两个公司像我抚养的两个孩子，现在他们同时溺水了。我不喜欢赌场，如果我不能做主人的话，我就不想玩，在特斯拉投下赌注，我可能会失败，但是这件事值得做，即使失败，我也会做。我们开创一个公司，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准备，应对破产的风险。但是，我还是要试一试，如果失败的话，我能够学到什么，将失败运用到下一个项目。”
2006年推出第一代Roadster车型，但工厂仓库堆满了Roadster，工厂每个月花了几千万为100辆车买了80%的零件，但缺 少另外20%的零件。很多人交了钱，拿不到车，他们觉得特斯拉只是个骗局。2008年12月，首席财务官迪帕克阿胡贾告诉他，“账面上只能维持三天。”律师拟好了宣布破产的法律文件，只等他签字。满楼的人，张口闭口都是“破产”。
伊隆出来融资，没有人敢接。硅谷懂汽车技术的风险投资人很少，也不知道Roadster最终能赚钱吗？这款车光开发就花了两亿美金，Model S能否成功生产，是个深不可测的未知数。加上金融危机，融资三个月都没有什么进展。
“我就像是被人用枪托狠砸了几下。每一天都像在吃玻璃。”他已经把钱都投入到了特斯拉和SpaceX，实际上他已经破产了，负债累累，紧急卖了房子，私人飞机，迈凯伦F1跑车，搬进空荡荡的酒店。
他的母亲打电话来，非常担忧，但他只说自己感冒了，但母亲说了几句话，让他终生难忘。“人都有走麦城的时候。不怕失败，就怕被打趴下了。只要你还有斗气，就是一条汉子。人不会永远走背字。”
他的妹妹托斯卡用短信给他发了几句话，他也一直收藏着。“人在磨难中才能发现真正的自我。逆境中的自信才是真正的自信。低潮中的乐观才是真正的乐观。没有比希望更有效的良药，没有比明天更健康的期待。”
2008年圣诞节的星期天，马斯克半夜醒来，发现枕头上有泪水，“我从没想过，我有可能失败。我该怎么办，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精神崩溃，只差一步了，如果跨过了这步，可能就没有知觉了，因为你已经疯了。”
马斯克看《旅行者的银河指南》寻求安慰，他发现了一句话：“不要恐慌。如果你让情绪操纵一切，你的决定会被恐慌操控，作出的决定，会让你后悔。”
此时，特斯拉距离破产只有三天了。火箭发射也失败了三次。硅谷，在一夜之间创造奇迹，也在一夜之间让奇迹破灭。
圣诞节前夕，伊隆来到太平洋边，这里第三枚火箭，搭载着208名希望将骨灰撒向太空的死者骨灰，死者中包括《星际迷航》里的演员詹姆斯杜汉和“阿波罗7号”太空飞船宇航员戈登库珀。他们的骨灰随着失败，坠入大海。
他想：有一天我们都会死，那时我会问什么，我为什么活着，我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唯一有意义做的事，就是努力提高全人类的智慧，为更高层次的集体文明而努力一生，这就是我活着的意义。”从他在南非的少年时代，就下了宏愿，有志于拓展人类智慧的深度和广度，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他一直思索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最能够影响人类未来。
未来人类肯定会面对三个问题：互联网，清洁能源，宇宙。如果纯粹只是提高身家，他不会选择这些企业。为了这三件事，他一周工作100个小时，而这些事很可能瞬间摧拉枯朽，失败率都在99%。但地球最终将毁灭，要解决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第一阶段就是：将人送入太空，将燃油汽车变成电动汽车，并以太阳能提供电能。
第二天，伊隆向董事会宣布，筹到了4000万美元，把变卖所得一切投了进去。“把你最后的一分钱投在一生的目标上，当这些钱烧完就没有机会了，那种感觉实在让人绝望。”
他邀请所有的董事，这一轮6000万美元，大家自愿认购。这样的孤注一掷完全改变了会议室的气氛。所有的董事本来抱着沉船的态度，马斯克的决心给了董事们信心，融资近8000万。
前妻贾斯丁说，“他像一位终结者，一旦确定了自己的计划，就决不停步。”
有时成功就是失败
2000年1月，在一个街角，马斯克单膝跪地，向科幻作家贾斯丁求婚。婚礼两个月后，马斯克约了一个律师，为他们签署“财务协议”，这是他新公司董事会提出的要求。她怔怔地看着马斯克，他马上解释道：“这可不是婚前协议。”马斯克将新赚取财富中的大部分，投入了第二家公司X.com，后来发展成了Paypal。
2002年，eBay收购贝宝的时候，他们搬到了洛杉矶，有了第一个孩子，取名纳瓦达亚历山大。一天，她将儿子放在摇篮午睡，仰面朝上，突然孩子停止了呼吸，他才10个星期大，是男性婴儿最容易患上猝死症的时期。贾斯丁每天难以抑制地，哭泣，倾述。
那段时间，马斯克天天听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命运交响曲，她却很不理解这一点，就像他不理解她为什么总在别人面前表达哀痛。
6个星期后，她去一家试管婴儿诊所，但第一个孩子的死亡，整整困扰了她一年，还是保姆给她介绍了心理理疗师，才渐渐好起来。他们希望尽快怀上孩子，2004年，她生了一对双胞胎，2006年，她生下三胞胎，都是儿子。同时，卖了三本科幻小说给出版社。
他们过去住在拥挤不堪的公寓已经成为历史，如今住在BelAir山上的一所6000平方英尺的豪宅里。他们迅速被旋风般的光芒席卷：他参加募捐晚会，在好莱坞夜总会预定最好的位置。参加拉里佩奇在加勒比海私人小岛举行的婚礼，嘉宾有克林顿夫妇，“这是梦中的生活，优越，超现实”，贾斯丁说。
2008年春天，结婚8年后，一场车祸把她从梦中惊醒，她看到这样的自己：一个消瘦的金发女人，跌跌撞撞从一辆红色玛萨拉蒂跑车里走出来，车的前轮已经被撞扁。
车祸后不久的一天，她坐着床上对马斯克说：“我们的生活必须改变。我不愿只是富有丈夫生活中的旁观者，我需要爱，需要平等，就像你还没有那么多钱时那样。”
这时，SpaceX三次发射失败，特斯拉面临破产的巨大压力，马斯克说“如果别人每周工作40小时，而我工作100小时。这样，四个月我就可以做到别人一年才能做完的事。”
特斯拉有句流行语：无论你多晚离开公司，都有一个人比你还晚，他就是老板马斯克。“我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工作，孩子，老婆，吃饭，睡觉。”
“2008年，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年。”他疯狂的工作，回到家精疲力尽，贾斯丁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花瓶。她带着五个孩子有难处，一次次对他说“我不是你的雇员。”
“如果你是我的雇员”，他说，“我一定会把你炒掉。”
她约了心理医生，希望可以一起去挽救他们的婚姻，他在破产压力下，同意一起去就医。但一个月，三个疗程后，马斯克向她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今天就解决婚姻问题，要么明天离婚。我们的现状，我看起来没有问题，你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贾斯丁说“需要改变的是你。”第二天便提出离婚诉讼，要两千万美元现金，特斯拉10%股份，SpaceX5%股份，但这时她才意识到那份财产协议的效力，意味着她早已草率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法官最后的判决是贾斯丁得到房子，两百万现金和孩子每月的抚养费。
没有股票。
贝宝合伙人彼得·泰尔是SpaceX的投资人，他希望将人类进入太空成本降低10倍，在第四次发射也许会一炸而没时，他的基金追投了2000万美元，他说“SpaceX是航空领域第一个真正的科技创业公司，从头开始开发整个平台，质疑一切传统的做法。伊隆的身上，集中了创业者的优点：敢于冒险，敢于自由，敢于担当，敢于负责，敢于改变，敢于创造。拿破仑说，崇高的人和愚蠢的人之间，不过一步之差而已。我所能庆幸的，就是他正在创造，而不是去破坏。”

govyvy

那些坍塌的、曾经进击的巨人

有些坍塌的，再无重生之日。

那些进击的巨人，你们还活着吗？
2016-11-11 长江商业评论

作者：秦齐
来源：商业人物

一个奇异的年份。

1994年。中国互联网诞生。一批叱咤风云的企业家登上舞台。他们使用的招数让互联网后辈汗颜，同时在今天也能给他们带来“灵感”。

他们拥有共同的“风口”和产品，保健品。一大波具有创新、冒险气质的企业家在此扎堆，他们无所顾忌，又擅长相互学习，迅速成长为独角兽。 1994年7月美国世界杯期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条45秒长、名为“睡狮惊醒”的形象广告。这条融合了雄狮、黄河、传统唢呐民俗以及“振兴中华民族经济”等宣言词的内容据说当时令无数人热血沸腾。投放这条广告的是广州一家生产口服液的公司，太阳神。

太阳神当时成立6年，是中国保健品行业，甚至中国企业届的第一代霸主。上一年，它的年营业额为10亿元。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联想、海尔等公司，当时还没有一家营业额过10亿元。

来自辽宁沈阳的飞龙保健品公司，不像太阳神那样注重营销技巧，而是粗暴地利用各种媒体开展地毯式高密度轰炸，为公司生产的一款自称能够治疗肾虚的口服液做宣传。1994年，它广告投放过亿元，利润超过两亿元。

同年，山东三株实业有限公司成立。号称促进营养吸收的三株口服液当年销售额为1.25亿元，两年后则达到80亿元，成为新的霸主。三株继承了前辈的营销手法，同时又开创了一个新的营销方式，那就是走入农村，利用乡村低成本的大批劳动力，刷墙，刷电线杆做广告。

史玉柱创立的巨人集团在1994年也进行多元化尝试推出了健脑产品“脑黄金”，到后来做脑白金时，他利用了三株的战法，将脑白金的广告刷到了猪圈上。目前电商下乡，宣传上用的也是这招。刷墙，从工业时代刷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经济模式变了，墙没变，猪圈也没变。

除了这批霸主外，那一年还有几个不可小觑的保健品大佬。比如，被称为“中国传奇田径教练”的马俊仁代言的“中华鳖精”；以1000万元价格从马俊仁手里拿到秘密配方后，推出“生命核能”的乐百氏；武汉的补血保健品公司红桃K成立。

红桃K曾经红极一时，在中国农村的每个角落、每一块墙壁，我们都有可能看到那个巨大的逗号。“只有逗号，没有句号”，是红桃K的文化理念之一。它铺天盖地地覆盖了中国农村的墙壁，一度还覆盖了武汉本土一家甲A足球俱乐部。然后，这家叫“红桃K”的甲A足球俱乐部，因为“失血过多”，降级了。

如何定义1994年呢？那就像当下的2016年，是创业家们金光闪闪的时代。但用不了长时间，金光就要消失，黑暗来临，只是他们当时没有意识罢了。

他们擅长利用信息不对称，是堪比学术派的消费心理学民科大师。但他们对消费者释放的营销能量，最后都反弹到他们自己身上，他们有的消失，有的落寞，只有少数人逃了出来。

天才辈出

1987年底，珠江三角洲东莞县黄江镇，一家简陋的厂房门口挂上了一块“黄江保健品厂”的木制招牌，它生产一种名叫“万事达”的生物健口服液，原料提取自动物。

工厂主人是36岁的山东人怀汉新。他曾在一家电器厂做了十几年的司机，之后带着广东体育学院研发的运动员营养补剂寻找药厂和医药公司，试图合作，但处处碰壁。他决定自主创业。东莞镇政府看中了怀汉新的项目，拿出政府一家宾馆作为抵押物，向银行借了5万元。这就是太阳神集团前身。

1988年，名不见经传的生物健口服液成为第24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专用运动饮料补剂，荣获中国运动营养金奖。当年8月，怀汉新发挥了其营销天赋，全面启用CI战略。这个战略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又经日本营销专家提炼，强调企业的视觉识别、企业形象。

很快，一个太阳神CI系统完成了，象征太阳的红色圆形和APOLLO首写字母A字的三角组合成为太阳神商标图案，咋看之下，像是一个锋利的箭头插进红日中心。这在当时是稀有的事情，因为没有多少人觉得CI系统有多少作用。随后，怀汉新又对CI系统进行逐步完善。

在今天，CI系统已经成为规定动作，但在当时的中国，太阳神作为中国第一家导入CI系统的企业，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新闻炒作的样板。当年，太阳神就实现销售收入750万元，比预期整整高出10倍以上。之后，太阳神节节攀升，其市场份额最高时曾达到63%。

怀汉新以及太阳神成为保健品行业无法回避的巨头，对中国的保健品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太阳神擅长营销，利用广告和权威媒体进行背书；它注重品牌形象，开创了广告审美主义的先河，用形象广告促进销售；它成为保健品行业的黄埔军校，输送了很多人才。

当然，怀汉新也确实赶上了好时机。就在黄江保健品厂建立的1987年，卫生部发布了《中药保健品的管理规定》，政策阻碍逐渐扫除，保健品市场初露头角。荒蛮沃土，稍微用锄头松松土，便有收获。

值得一提的是，跟太阳神同一时期诞生的还有哇哈哈。当时，哇哈哈主打的一款保健产品是娃哈哈儿童营养液。娃哈哈后来虽然淡出保健品市场，专注于饮料制造，并在2010年首次成为“中国首富”，迄今依然盘踞在富豪榜前列。但在公司初创时的攻城略地中，宗庆后始终将太阳神作为最大的对手。宗庆后在面试时常问的问题便是，“你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在广东市场打败他们（太阳神）？”

1990年，太阳神和娃哈哈逐渐脱颖而出，双方也开始了明争暗斗。在财经作家吴晓波所著的《大败局》中，提到了这些争斗：“比如，一家企业到某城市开拓市场，在召开客户会议的当天，它突然发现当日报纸的所有广告版面都被另一家企业包走了，而无意中它又会发现召开客户会的宾馆的服务员竟可能是对手派出的暗访人员；再比如，一家企业的广告在Ａ城市突然被宣布为未经审批的非法广告，而很快，另一家企业的产品则在Ｂ城市被查出含有不利儿童的激素。

” 好在当时传媒环境不像现在能够轻易登上头条，双方的斗争有点隔靴挠痒的意味。（这些行为却成为一部分企业的战术，迄今也被互联网公司们所利用）。但竞争的好处便是激活了中国保健品市场，无数精明的创业者都捕捉到了商机。

来自辽宁的飞龙公司此时便靠着一款补肾口服液登场了。这款产品叫延生护宝液，由1990年加入飞龙的姜伟研发出来的。姜伟是“文革”后首批大学生，他从中医院校毕业，也在研究所呆过一段时间。

当他发现飞龙一款减肥茶产品市场容量太小时，便研发出了由雄蚕蛾、淫羊藿、红参、延胡索等传统中药配方改良而成的延生护宝液。姜伟目睹了太阳神的广告魔力，决定跟进。不过，他的战法更激进。

飞龙的广告通常是密集且立体地轰炸，利用电视、电台和纸媒等多种渠道，瞬间形成话题效应。在吉林长春，姜伟一次性投入68万元广告费，包下长春几乎所有的报纸媒体版面，两周“解放长春”。姜伟也可能是国内最早使用“饥渴营销”的人之一。在进入上海市场之前，他先在上海周边的南京、杭州等地站稳脚跟，接着在上海的报纸上大手笔刊出延生护宝液的广告，但迟迟不给商场发货，直到上海人胃口被吊足。

在广告意识还未浓厚的中国企业里，这种不计成本，不讲艺术的粗暴手段，营造了土豪的氛围。在传媒还不是那么发达的时期，这种手段犹如传播学所讲的“皮下注射”理论，将枪口对准靶子，扎进人体大脑，灌送信息。

跟同期企业家类似，姜伟对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倍加推崇。他曾用毛泽东的“在局部战争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运动战理论来诠释他的营销轰炸战术。杭州的娃哈哈，宗庆后也对这种战术推崇备至。这种战术也的确取得了不错的效果，1991年，飞龙广告投入120万元，利润400万元；1993、1994年广告费投入均过亿元，而利润连续两年都达到2亿元。姜伟也荣获了中国改革风云人物等桂冠。

姜伟的广告策略吸引了中国企业家的关注。在飞龙崛起后，一批保健品公司，如红桃K、巨人等一批保健品公司都找到了秘诀，纷纷效仿。但山东一家名叫三株实业的公司则在吸收前人精华基础上，做出了创新。

三株创始人是一个名叫吴炳新且在创业前就受到争议的人物。根据一本传记的描述，他有兄妹8人，很小时就失去父母，成为孤儿。他卖过豆芽，做过零售小生意，也在矿务局做过销售科长。1989年，他跟儿子吴思伟来到安徽，成为保健品“851”的代理商。不久，他们又成为保健品昂立一号口服液的代理商。

吴氏父子展示了营销才能，将昂立一号在江苏的销售额做到1亿元。之后，他们自立门户，生产出跟昂立一号类似的口服液。但因为吃了营销欺骗以及不正当竞争诉讼的官司，他们走出江苏，在山东成立三株，重振旗鼓。

吴炳新自称三株口服液的首席科学家和发明者，它的研制过程一直是个商业机密，其公布的主要成分为“双歧杆菌”，与昂立一号相同，通过口服进入肠道并繁殖，以达强身健体的目的。

但三株成立的1994年，保健品市场形势并不乐观。1995年，卫生部对212种口服液进行了抽查，宣布合格率只有30%，整个舆论界一片哗然，保健品出现了第一轮下滑。

除了采取飞龙的“人海战术”和“地毯式广告轰炸”，三株采用了更加大胆和更巧妙的方式。它将大量的费用投入到形象广告中，购买了央视以及省市电视台非黄金时间广告段位，播放“三株争当中国第一纳税人”、“振兴民族工业”等口号类的三株形象宣传片。

在投放广告上，三株跟别的企业不同，它很少讨价还价，并利用新闻报道的形式，对软文进行包装。它走出了一条让专家说话，让患者见证的营销路。每一年，三株在全国各地要举办上万场的义诊活动。它热衷于赞助学术、科研活动，而这些活动为三株带来了曝光度，也带来一堆奖杯。

当然，吴炳新的创举还在别处。他花了一年时间构筑农村营销网络，建立四级营销体系，雇佣10万大学生到县级、乡级办事处和宣传站。三株给每一个宣传站和村级宣传员配备了颜料桶和宣传模板，这些人将三株口服液的广告刷在村子里的墙上，猪圈上，茅厕上。

跟飞龙的姜伟一样，三株吴炳新也喜欢钻研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农村营销网络的成就正是借鉴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思想。三株攻城拔寨，注册了将近600家子公司，建立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企营销团队。吴炳新当年曾自豪地宣称：“中国第一大网络是邮政网，第二大网络就是三株网。”

这些看似不上档次的营销手段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创业两年后的1996年，三株销售额就达到60亿元，其中农村销售额占据了60%。

危机四伏

三株擅长利用政府的关系，它聘请政府官员出任三株顾问，编制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吴炳新在《三株营销新思路》的署名文章中，提出让基层卫生局做代理商的工作目标：“按照这个思路，各个公司在向周边进军的同时，都要注意卫生局这里，争取他们的合作。就要他们发财嘛。我们就给它出厂价，让他们往外批发，我们再派上一个人给他们进行指导，给他们印上报纸，告诉他们怎样进行宣传，这样来看，我们在开拓周边市场方面，很可能走出一条捷径。我们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思路。”

利用跟政府、媒体的关系，三株尝到了甜头。但这种关系却很脆弱，一旦市场出现波动，政府会以避嫌而退出合作。而依靠广告投放的手段与媒体建立互动，并不能消除负面报道，在某些时候，媒体也会撇清关系，调转枪口。到了1997年，仅上半年，三株就因“虚假广告”等原因被起诉达10余起。吴炳新曾明文要求各地“带疗效的广告宣传倒给钱也不能干，我们这样做，等于给别人送炮弹来打我们”，市场近乎失控局面。

但迅速扩张则给这家公司带来了难题。三株审计部门发现，1995年三亿广告费用中，有一亿元被浪费。它员工人数庞大，但管理的症结也非常明显，下层在递交报告数据时常常瞒报，贪污浪费也开始出现。

吴炳新开展了一系列的措施。他率先在山东民企里建立党委，借鉴毛泽东党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开展全员洗澡、三查三反等运动。不过，这些举措还未取得成效时，三株就陷入危机。

1997年，三株销售额大幅下滑，销售额比上年减少了10亿元。但三株崩溃的导火索发生在1996年。那年夏天，湖南常德一位老汉听信了三株“有病治病、无病保健”的广告承诺，花428元买回了10瓶三株口服液，3个月后死亡。家人以当地医院出示的“三株药物高蛋白过敏症”为由将三株告上法庭。

1998年，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三株公司败诉的一审判决。该案迅速被国内媒体进行了密集报道，其标题均为“八瓶三株口服液喝死一条老汉”。借着，卫生部下发文件，要求三株停产整顿。这份文件几乎判了三株口服液死刑。

判决公布的1998年，三株销量锐减，最终全面亏损，员工请假，两个工厂全面停产。成立4年，销售额达到60亿元的保健品巨头随即倒塌。

最为吊诡的事情发生在1999年。当年，三株公司在常德老汉的官司二审中胜出。判决说，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其死亡与服用三株口服液的因果事实。但胜利来得太晚，三株除了证明自己本案的清白外，已经无力回天。

一起消费者纠纷就导致一家巨头倒塌？其实早在1997年三株年末总结会上，吴炳新就痛陈了三株的十五大失误。其中，市场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的失察，分别排在第一、第二位。“有些子公司还在随意扩大疗效范围，宣传三株口服液百病皆治，引起消费者很大的反感。”这第五条失误，也许是它垮塌的一项重要原因。（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网上搜到这篇文章，此处不再列举）

飞龙的老板姜伟也写了一篇类似的文章，全文名叫《总裁的20大失误》，此文发表于1996年夏天，此时的飞龙也面临着危机。

其实在两年前，飞龙的延生护宝液形势大好，姜伟也想借机在香港上市。但他来到香港，却被香港律所提出的2870个问题难住大半。香港给出的隐患是没有长远规划，没有实打实的高科技产品，资产不实，管理漏洞大。

姜伟出身在知识分子家庭，非常善于思考和反思。香港之行后，他放弃上市，重新审视自己的公司。在自卑感的促使下，他开始着手改革。1995年，因为回款出现问题，姜伟巡视市场发现，飞龙的管理一塌糊涂。另外，近亲繁殖以及裙带关系开始滋生。

从企业史来看，一家初创公司都会遇到问题，对于上世纪的中国企业家来说，这种问题甚至更为普遍。公司们多会为维护客户和供应商信心，不会过多曝光家丑。但姜伟选择了开诚布公。他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公告：飞龙进入整修期。

危机公开化之后，零售商、一线人员以及消费者都处在太虚幻境之中。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这三个月的休整，是一种自杀性的休克疗法，竞争对手们都趁机而起，消费者也没什么忠诚度了。飞龙开始退出保健品第一阵营。

1996年，姜伟开展了自查。他每天闭门反省，写下训令，让干部和员工们进行学习，并提交学习体会。他斩断关系户，短时间辞退8%的中层。可惜，姜伟只有反思，却错失了追赶时机。接着，他发布了《总裁的20大失误》一文。媒体们开始广泛传播，市场流言四起。有人说飞龙已经破产，姜伟逃跑了。

飞龙彻底失势。多年后，姜伟在接受《赢周刊》采访时提到了文章的效果：“因为在中国，太好的东西大家不感兴趣，太坏的东西大家也不感兴趣，有争论的东西大家才感兴趣……炒起来了，我有很大压力啊。第一，在家庭，弟弟有意见，妈妈有意见，姐姐有意见，妹妹有意见。说你姜伟有病啊，失败就失败吧，你还花钱宣传呀。第二，在企业，原来在我的企业里，我是神，在企业内部我怎么说，员工都能理解。这‘20大失误’一公布，我在企业啥也不是了，干部也敢跟我顶嘴了，也不服了。第三个，在社会，省里开会，我说我们需要支持。‘咱们怎么支持你呀，你都20大失误了，我们怎么支持你呀？’因为在中国，你要人家支持你，你得是个优秀的企业。”

实际上，姜伟式的反思对于一家公司领导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姜伟似乎陷入到疾病恐慌之中，在治疗之时，忽略了市场环境，甚至遗忘了战斗机会。也许，一家极具保健品营销天赋的领导人在发现企业内部问题时，应该好好地考虑怎么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毕竟，人的信心都是很脆弱的。

当然，姜伟的反思中有一点是值得探讨的。他认为市场上的虚假宣传广告和商品，搅乱了市场，坑害了飞龙。但飞龙在营销上，夸大的违规广告也是满天飞。他已经成为他讨厌的那种人了。正因如此，消费者能轻易地抛弃他。

开保健品风气之先的太阳神，在销售额达到13亿元的1993年开始了多元化。在一年内，怀汉新上马了石油、房地产、化妆品、电脑、酒店等20个项目，在新疆、云南等地成立公司，开展收购和投资。但是，这些项目却让3.4亿元的投资打了水漂，怀汉新日后曾痛切坦言：“在追求高速发展时，没有进行专业化体系的建立，没有注重建立规范的投资审核、操作与跟踪、评价、监控体系，导致了混乱及一些不必要的资源损耗。”

多元化进程屡战屡败后，怀汉新辞去总裁一职，接任者是一位名校的MBA管理硕士。后者对高管进行整肃后，造成了人员出逃。另外，这位管理硕士对中国的保健品行业缺乏深刻认识。1998年，太阳神市场份额下滑，集团在冷清的氛围中度过10年生日。怀汉新发言说：“我们仍处于商品经济的大海中学游泳的阶段，几乎不可避免地面对许多值得反思、总结的挫折与教训。”

鲜有赢家

在太阳神没落的1998年，一款名叫脑白金的保健品出现在市场上，直到现在，它依然风靡中国。当然，脑白金的创始人史玉柱也因为多元化而栽了跟头。

史玉柱在1991年成立巨人公司，主营电脑软件的研发和销售并取得了不错业绩。之后，史玉柱开展了多元化之路。他进军房地产，盖起了巨人大厦，开始做起保健品“脑黄金”，随后保健品产品线增加了12个，同时也做了十几个药品。除此之外，还做了服装、化妆品，还成立了一个传销部（那时并不违法）。

但因为房地产投资管理不善，多元化大多失败，史玉柱陷入债务危机。2013年，史玉柱在自述书籍《我的营销心得》里反思到：我本人以为我啥事都能做成……我想研发的都研发成了，想销售产品都销售成了，就没有失败过，深以为自己能像啥都能做成……这是一条不归路。

沉寂的史玉柱凭借脑白金以及黄金搭档开始崛起后，涉足游戏和投资，即便如此，他也坦诚自己的胆子越来越小，只做能力范围内的事情。

史玉柱的营销天赋，在创业初期就已经显现。那时他为写一篇软件的广告稿，16天内啥都不干，天天都修改。到推出脑白金后，他也借鉴了三株的农村刷墙战法以及前辈们的营销方式。史玉柱认为，中国的大部分企业都是面向消费者，所以都是营销驱动。所以在管理保健品业务时，他重点抓的就是广告。他相信脑白金的真实作用，却不相信名人效应，还觉得4A公司那一套理论是为了骗企业钱。

“对于九成以上的消费品类企业，它的命脉就在营销上面，营销的命脉又在广告上面”。史玉柱认为，营销没有教科书，又要自己去体会。他提到了做保健品的两大关键，其一是保健品从理论上有没有效果，其二是它的效果消费者如果感受到了，就会给你传播出去。

考虑到飞龙、三株利用媒体，最后却被媒体围剿的事情，还是得说说史玉柱的公关策略。他建议尽量少跟记者打交道，“他听你的话的时候，很容易把你的意思给曲解”。他的保健品曾被地方和中央媒体敲诈，而他采取的措施是：采取录音，收集证据。

剩者为王

市面上，保健品无数，胜出者寥寥。如果说营销让脑白金脱颖而出，那么“东阿阿胶”则靠一款名叫复方阿胶浆的产品从另外一个维度胜出。在经过了大浪淘沙之后，它稳稳地站到了前台，成为了领跑者。

复方阿胶浆主的功能是“补气养血”，因此很多人并不了解复方阿胶浆，或者只是将其理解为一款补益类产品。“东阿阿胶”总裁秦玉峰说，这样的理解，从复方阿胶浆的产品说明来看，是没错的，它的确“补气养血”；但从它提供的场景来看，又过于狭窄，因为它更像是一位“亚健康”杀手，一位身体卫士。与其说它是一种药品，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

复方阿胶浆诞生于1979年，是“东阿阿胶”的科研团队以明代浙江著名医药学家张介宾(号景岳)《景岳全书》中经典名方“两仪膏”为基础方，按中医“气血互生，气生血长”的理论，加味而成。

“诞生之初，它不叫复方阿胶浆，而是叫‘阿胶补浆’。一些科研工作者还撰写了大量关于“阿胶补浆”的科研论文。后来因为‘阿胶补浆’补气养血的功效显著，‘东阿阿胶’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了药准字，于是就有了今天以东阿阿胶、红参、党参、熟地黄等为主药配伍而成的中成药复方阿胶浆。”秦玉峰说。

也就是说，复方阿胶浆诞生的时候，跟那些“营养液”、“口服液”一样，是普通保健品，后来因为“补气养血”的效果，而申请了“药准字”，成为了广谱保健药品。

复方阿胶浆是“国家秘密技术”，是国家保密配方，也是为数不多的国家准字号药品、国家中药保护品种。自从1979年上市以来，复方阿胶浆经过了将近四十年的大浪淘沙，毫无疑问已经成为“气血双补”市场真正的巨人。

中国医药、保健行业，曾经出现过无数补血品牌，它们大部分因为虚夸的宣传和无法保证效果而倒在路上，只有复方阿胶浆长盛不衰，以品质连续三年蝉联“中国药品品牌榜”补益类榜首。

如果仅从产品说明书上来看，复方阿胶浆是功能是“补气养血。”“用于气血两虚，头晕目眩，心悸失眠，食欲不振及贫血。”

但在秦玉峰看来，复方阿胶浆其实更是一款针对亚健康的广谱保健产品。它特殊的补气、养血、抗疲劳功能，使它在市场上已经活跃了将近四十年。漫长的历史中，它目睹了一批口服液的崛起和跌落，目睹了无数“补血”产品失血而亡，唯独它却长盛不衰，2015年单品销售额接近15亿元。

这个数字，比起20年前三株巅峰时期的80亿，还有65亿的距离；距离“百亿单品”，还有85亿距离。如果说复方阿胶浆如今是补血乃至广谱保健药品市场巨头的话，没什么人会反对；但我们也清晰地看到，它是“剩者为王”，要重现旧日霸主的“王者之风”，还要走很长的路。

大部分保健药品都声称自己能提升运动员抗疲劳能力，但它们很少能拿出可靠的数据。在一项名为“复方阿胶浆提高运动员抗疲劳能力的研究”文献研究中，张日辉与郭峰两位运动学专家实际募集到300名运动员受试，他们分别来自跆拳道、足球、田径等10个项目，均是国家二级以上运动员。研究显示：复方阿胶浆不仅能够提升红细胞和血红蛋白相关指数，还可以提高运动员最大摄氧量水平，并在正常范围内提高白细胞水平，增强血液免疫，可以加强运动员耐力、减轻训练期疲劳程度、预防运动损伤。

我们查阅《复方阿胶浆上市后安全性再评价临床研究总结报告》发现，报告中称，“气与血是人体内的两大类基本物质，在人体生命活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气与血都由人身之精所化，而相对言之，则气属阳，血属阴，具有互根互用的关系。气有推动、激发、固摄等作用，血有营养、滋润等作用。”

这些说法，玄之又玄，年轻人听不懂，一些“老中医”又说不明白，没有数据和临床的验证，鸡同鸭讲。“通过科学的试验数据、临床数据，让普通消费者看来玄之又玄的‘气血’理论得到学术的支撑，这比单方面喊一万遍的口号有说服力得多。”秦玉峰说。

通过实验数据、临床数据，将“玄之又玄”变成真实场景，普通消费者就会产生直观的体验，就会接受复方阿胶浆安全、有效的事实，就会认可“气血”的理论。

秦玉峰说：“对于运动员来说，它有抗疲劳、增加耐力、预防损伤的作用，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它也同样适用。当复方阿胶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亚健康开始远离我们之后，我相信它通向的正是‘东阿阿胶’所致力的未来。

” 其实在补血市场，乃至整个保健品市场，人们只信奉一句话——不看广告看疗效。能补血，能安全有效地补血；能保健，能安全有效地保健，才是王道，其他的都是虚的。

不玩花活，专注实效，埋头做好产品，才是领跑的唯一理由。此时回头身后，昔日的并行者，要不倒在半途，要不就身影模糊了。此时的胜利者，是寂寞的。

我们文中罗列的那些巨头，有的已经从市场上彻底消失了，有的如今泯然众人矣。也有像娃哈哈那样成功转型为饮料巨头的，或者像史玉柱转身为投资达人的，真正专注于这个市场，深耕下去并有所斩获的，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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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大家的回答里不难发现，对财务自由的定义因人而异。那么在中国，这辈子需要多少钱才算实现相对普遍意义上的财务自由呢？有一天，小巴在一个瞎聊的饭局上，和朋友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得出了一个言浅意深的结论。

　　第一位，是毕业不久，工作两三年的A。他并没有长远的财务规划，但他觉得，在财务上，首先必须要自己赚钱自己花，不能啃老。他眼中财务上的自由，起码是在工作上受委屈的时候，有一种说走就走的资本。至于这一份资本从哪里来，他说，所以现在还要努力赚钱、学习投资理财。他算了算，大概等他有两套房，一套自住一套出租，再加上100万存款用于投资，估计就差不多了。

　　第二位，在从事资产管理工作的B，他的表述就很专业了：家庭资产的无风险收益高于家庭的年度开支，是财务自由的基础门槛。他说，在业内，所谓财务自由是指不用为生活开销而工作的状态，如果在本职工作外，也能赚到足够日常开销的钱，就已经财务自由了。但这还有另一项前提，就是这些本职之外的收入，必须足够稳定。

　　金融资产的无风险利率或多数城市不动产的租金都是相当稳定的收益。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大约都在2%-3%之间。假如一个家庭的年度开支是10万，那么如果他们拥有330万-500万可以产生现金流的可支配净资产，就相当于跨过了财务自由的门槛。如果家庭的年度开支增长10倍，达到100万，那么对资产的要求同理也增长10倍，在数千万的级别。考虑到2%-3%是一种无风险的收益率，而实际中高于此的收益率并不鲜见，门槛稍稍降低也是可以的。

　　从A和B的视角中，我们可以得到对财务自由的一种非常精确的静态描述：虽然没有全职的工作，但仍有足够的收入来保障家庭的日常支出，比如衣食住行、子女教育、长辈赡养、医疗保险、旅行及兴趣爱好类的消费等等。

　　让小巴说得简单一点，财务自由的第一项条件就是“让生活不差钱”！

　　但除此之外，很快第二个问题就会跟着出现，如果钱够了，那余下的半生将如何度过？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说要去做一点喜欢的事情，比如有好几位将环游世界列为实现财务自由后未来生活的第一项计划。也有不少人还真的这样做过，但是结果就比较有趣了。

　　比如第三位朋友C，是一位连续创业者，几年前他卖掉了经营的公司，赚到了“够这辈子折腾的钱”，然后开开心心地去实现环球旅行这一夙愿。过去这些年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相当喜欢旅行的人，但是真正去环球旅行之后，他渐渐发现其实并非如此。他从前旅行时的愉悦，更多来自从工作状态中抽离出来得到的短暂放松和充电，而非来自于旅行本身。

　　当他把一整年都消耗在走走停停的旅程上，“到最后变得挺无聊的”，一年到头无所事事也让他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个毫无价值、只知道混吃等死的废物”。最后，他说服了自己，经营企业虽然很累，但能够满足他内心的成就感需要，是他最感兴趣的事情，于是乖乖回去，再一次创业去了。

　　看来，财务自由也必须不能是消极的。如果没有一个比钱更高远的目标，就算你很有钱，其实也不会变得非常自由。

　　最近这几年，小巴的同龄朋友中，很流行一种寻找内心需求的方式——Gap Year，中文表述大约是“间隔年”。在面对生活的阶段性变化，比如毕业工作，或者工作打拼数年后觉得有些累，打算转换职业生涯时，他们会花一长段时间将自己从原来的紧张状态中放空，或做一次超长期的旅行，或从事一些从前没有做过的爱好，更有甚者还去高校附近的咖啡馆打零工，“调戏调戏年轻时候的自己，刺激自己的青春荷尔蒙”。

　　因为脱离工作的单一焦点，他们有时间与精力去思考自己的人生。经过时间的积累，大多数人也像C先生一样，明白了自己心里到底想要什么，之后重新上路再次出发去工作。

　　在他们这里，小巴发现了财务自由的第二项条件：能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工作，但不只是为了赚钱。他们的每一份工作都被当成是这辈子的最后一份工作，哪怕用去余下的每一天也值得。

　　以上两点其实已经足够，但最后还有一位长辈D提出了中肯的补充意见。他是一位半退休的投资人，平时养养花草，偶尔看一看股票，也从事少量的房产和天使投资，按定义他也是财务自由的标准案例。他说这辈子见过不少有钱人，但并非每个人的结局都很好，所以前两项条件外，自由还要再系上一根保险带：不管在任何年纪，不通过工作赚钱都没问题，但挣钱的能力要一直拥有。他援引了20世纪早期世界首富洛克菲勒的话，对此给了最好的表述：就算剥夺我的所有财产，把我丢进沙漠中央，然而只要一个驼队经过，我仍可以重建我的整个商业帝国。

　　所以，财务自由大概还需要第三项条件：保留赚钱的能力。

　　总结下来，小巴相信财务上的自由往往也伴随着心智成熟与心灵上的自由，它可以归结到这三个问题：
　　第一，在中国我得赚到多少钱，才能让生活不被工作束缚？

　　第二，假如有能力脱离工作，那我的余下半生将如何度过才有意义？

　　第三，如果我破产了，我明天还有赚钱的能力吗？

　　在这三个问题前没有得到解答前，如果有人说“财务自由后我马上辞职去环游世界，因为我很喜欢旅行”，那小巴觉得要实现还挺难的我自横刀。

　　最后，你眼中的财富自由是什么样的呢？可以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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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金钱创造历史：谁是下一个金融帝国》 作者：亚历山大-容 迪特马尔-皮珀　赖纳-特劳布　 出版社：外文出版社

　　在国内外建立不计其数的分公司，风险系数极高的大额贷款和投资——大约600年前的美第奇家族已经在很多方面与现代的大银行相似。

　　 ——汉斯-于尔根·席拉姆

　　经过数天的严刑拷打，面对死亡威胁的雇佣兵头子乔万尼·巴蒂斯达终于承认：比萨大主教弗朗切斯特·萨尔维亚蒂和佛罗伦萨的银行家佛朗切斯科·德·帕奇和他串通一气，目的是打垮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杀死美第奇家族的领袖豪华者洛伦佐和他的弟弟朱利亚诺。而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并影响了这次行动，“我想从洛伦佐手中夺回统治权，因为这个混蛋卑鄙无耻，对我毫不尊重。”

　　他们决定在1478年4月26日行动。雇佣兵们在城里做好了战斗准备，佛朗切斯科·德·帕奇和朋友一面高喊“看这里，你这个叛徒”，一面扑向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并将他刺倒。

　　几秒钟后，两个手拿长刀的神父也向洛伦佐扑来，而此时的洛伦佐正在大教堂的另一端和朋友们说话。据目击者说，第一刀砍在他的脖子上。洛伦佐“随后躲开两刀，不过朋友和随从立刻保护他撤退”。逃出去的人迅速转移到距离美第奇家最近的一座宫殿，并设置障碍掩护。整个过程中，佛罗伦萨的市民没有参与，而是静观其变，直至刺杀者大乱并投降。

　　不过美第奇家族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很快就在下午开始了血腥的复仇。佛朗切斯科·德·帕奇被吊死在窗樘中的十字架上，他的弟弟则被吊死在旁边的窗户上，而他们的雇佣兵被扔出窗户，落在了领主广场上——最后被一群乌合之众砍死。其他的尸体——正如一个记录者所记下的情况，被挂在市政厅的窗户上，“他们在那儿，光着身体，直直地竖立着，看上去像雕像一样”。美第奇家族，中世纪后期意大利和文艺复兴时代最大的家族，又一次保住了自己的实力。

　　这个家族统治了佛罗伦萨三百多年。虽然他们肆无忌惮地挪用国库，中饱私囊，但是他们将这个小小的托斯卡纳城邦国家发展成为了当时欧洲最重要的贸易和文化中心。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将美第奇家族誉为“文化全盛时代的推手”，然而诗人维特里奥·阿尔省埃里的观点却完全相反，他称之为“扼杀人民民主意识的刽子手”。尼可罗·马基亚维利曾经写下这个家族的历史，如今我们可以从这本书里学到如何智慧、冷血和无耻地夺取和维护权力。

　　实际上，这个家族的口碑一直不佳，但还是从中诞生了两位法国王后、三位教皇以及众多成功的银行家。例如洛伦佐的祖父老科西莫（1389年-1464年）就是当时欧洲最富有的人，他的银行是史上最大的银行。美第奇家族虽然不像侯爵、主教或是军阀一样掌握权势，但却凭借着银行家的身份盛极一时。

　　大约600年前，当时美第奇家族的垄断企业就已经能够提供现今银行的几乎全部业务。他们在国内外的大都市建立分公司，经营非现金支付业务，汇款甚至遍及一些偏远的地区，还为富于冒险精神的赌徒提供较大风险的证券。这个家族唯利是图，只要有利可图，就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最好的例子就是美第奇家族既为欧洲的教皇和国王提供资金，也与大马士革和君士坦丁堡的竞争对手合作。

　　美第奇家族的先祖是医生，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位药剂师，其姓氏“美第奇”即来源于此7，他从托斯卡纳地区来到佛罗伦萨。十二三世纪时，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家族逐渐发展壮大。大约1220年，“骑士约翰·德·美第奇”出现在合法文件上。当时，他的姓氏依据拉丁语变格8。1230年，卢卡出现了名为阿维拉多·德·美第奇的勇士。而他的孙子，另一个阿维拉多，在佛罗伦萨开始做生意，包括典当业务在内的货币兑换买卖，这个家族从此开始变得富有。1368年，他有了儿子乔凡尼·德·美第奇，正是在乔凡尼的手中，美第奇家族成长为真正的财富王国。

　　美第奇家族的成长史没有什么特别。历史学教授福尔克尔·莱因哈特说，他们“慢慢被人打上了不可信任的烙印”，同时“由于好斗，在社会上，尤其在下层社会中声名狼藉”。即使他们与上流社会联姻，这一特性也丝毫没有改变。乔凡尼让自己的长子科西莫娶康特斯娜·德·巴迪为妻，他的这位妻子来自巴迪家族。虽然该家族在1346年的佛罗伦萨银行业崩溃时期破产，却依然享有盛名。更有意思的是，这位贵妇在生活中锱铢必较，似乎过分的节俭应是有钱人的美德，虽然她的丈夫当时已是欧洲最富有的人。

　　乔凡尼和他的儿子科西莫依靠着勤劳和智慧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银行，他们给意大利、匈牙利、德国和法国的商人及军阀发放贷款，但最重要的生意伙伴却是罗马教廷。美第奇家族在历史的长河中起起伏伏，时而辉煌，时而衰落，家族内部出现过教皇，也有过对立教宗，甚至曾经同时拥有三位圣父。似乎每个人对美第奇家族都有自己的看法，不过其中有些对它尤其偏爱。1410年，巴尔塔萨·科萨被成功选举为教宗约翰二十三世（教会圣统制后来认定他为伪教宗，因此20世纪时又出现一位约翰二十三世），这位美第奇家族的老朋友登上教皇国的权力巅峰后，将整个罗马教廷的钱都存入了美第奇银行,这直接使得美第奇家族的资产迅速增长。从此，乔万尼成了“上帝的银行家”。

　　即使1415年约翰下台，这一状况也没有改变。随后相继是贝内迪克特十三世和马丁五世。首先马丁五世需要非常多的钱以维持自己奢靡的生活，但教皇国的纳税人和愿意捐赠的罗马朝圣者所进献的钱财远远不够。而且，其他教会的高层手中也掌握着大量准备投资的资金。在这种形势下，乔凡尼和科西莫抓住了机会，他们的获利方式非常简单，就是将一个人的投资贷款给另一个人。

　　不管是在主要的商贸集散地，还是在召开宗教会议的地方，美第奇家族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在那个时代，虽然这种银行的分行人手很少，但运转得非常好。例如巴斯勒公司就由负责的雇员经营，也就是“海外分店经理”（Faktor，德语词）。几个年轻人9负责贵重物品的运输、秘书和会计的工作。当然，通常还配有一名仆人和一名厨师。每个分行都要定期将收支平衡表送往佛罗伦萨，并标明每笔生意的负责人，一旦生意失败，就要追究该负责人的责任。

　　此外，分行的领导者还要通过所谓的私人信件向美第奇家族秘密报告当地的经济、政治形势，因此这个金融帝国的中心虽然远在佛罗伦萨，却对欧洲各国的情况了如指掌。而这种机密信息的关键部分使用了所谓的密码，只有领导层知晓，所以这些信息不会泄露。

　　基督教会的教义禁止“放高利贷”，所以银行不能正式收取利息，大额资金投资者只能通过参与投资的方式获得分红。这种投资方式几乎没有风险，不过簿记时需要使用巧妙的方式来隐藏利息：投资金额和借款都只是简单地通过相应增长的方式记录。

　　当然，有时也通过投机牟取暴利，例如通过使用一种名为“lettera di cambio”的汇票，它可以保证商品交易的正常进行，或者功能相当于旅游支票。例如，1436年8月21日，一位名叫乔凡尼的人在巴塞尔购买了一张价值100佛罗伦萨金币的汇票。9月20日，他在威尼斯兑换成当地流通的货币。如此，即便不旅行，他也可以利用通行的汇率赚取差价。

　　对于当时的银行家来说，将一位教皇或者侯爵赶下台是非常愚蠢的行为——因为一旦成功，他们就很难收回下台者所拖欠的资金。所以聪明的银行家尽量不给某个顾客提供非常大额的贷款，而且大部分银行家还通过其他方式保障资金的安全，如美第奇家族除银行业外，还经营羊毛加工及售卖香料。

　　伴随美第奇家族的生意越来越大，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它被更多地卷入政治之中。虽然，当时处于社会统治地位的贵族一直试图压制美第奇家族，但小市民和手工业者却将这支并不属于统治阶层的新兴力量视为自己的同盟。因此当乔凡尼·德·美第奇在1429年去世时，人们认为这不仅是“意大利货币兑换业的统治者、佛罗伦萨最富的商人之一去世”，还是“一名有声望的、一个从现在开始与美第奇这个名字紧密相连的政党的领袖离开了人世。”莱比锡经济历史学家奥托如此写道。

　　大约每五年，佛罗伦萨会从当地将近五分之一的成年男子中——当然首先是相对比较富裕的那些人——推选出政治阶层的成员，然后建立起当地政府（Signoria）。1433年9月5日，由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率领的美第奇家族的反对者希望结束美第奇家族地位的上升态势。在今天的韦奇奥宫进行议会讨论时，阿尔比齐下令逮捕了科西莫·德·美第奇。他是这样记录的：“不久之后（在城市宫殿），政府要求我往上再走一层，然后我被城市卫队的首领投入一个名为‘Barberia’的监狱。”通过“人民的决议”，他首先被判处监禁五年，之后前往帕多瓦十年。然而不久，由于当局者的仁慈，他又被准许在威尼斯服刑。科西莫写道：“反对者想让我们破产，但他们的计划失败了。外国商人和统治者为我们提供了一大笔资金。”

　　与此相反的是，当时佛罗伦萨的货币非常紧缺。很多依靠与美第奇家族做生意的小商人失去了收入来源，那些为美第奇家族生产毛纺和丝绸的手工业者也失去了工作。人民的不满情绪暴增，形势对美第奇家族的反对者非常不利。一年后，1434年10月6日，科西莫重新回到佛罗伦萨执掌大权，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被流放。“从此，城邦成为利益集团的独有财产”，历史学家赖因哈特如此分析。科西莫现在是“佛罗伦萨的无冕之主”。

　　当时，很多人认为佛罗伦萨这个共和政府已经堕落成专制政权。为了改变人们的这一固有印象，科西莫运用了大量的宣传手段：在他订购的艺术品中，他被塑造成各种各样正面的形象，有时作为圣马可修道院里的圣三王10之一，有时是圣玛利亚大教堂十字形回廊里大洪水的拯救者。其他大家族也都追随着他的脚步。没有哪个地方比佛罗伦萨的宫殿、雕像、湿壁画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1434年，这个只有4万居民的城市已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中心，多纳泰罗、达·芬奇、年轻的米开朗基罗等很多那个时代的顶尖艺术家都在佛罗伦萨定居和创作。

　　每次发生战争——当然那个时代经常打仗，科西莫都挺身而出，为国库捐钱，为雇佣兵发薪，这样减轻了中高阶层的纳税负担。科西莫还慷慨地发放贷款，有时甚至是无息贷款，因此很多有影响力的市民都要依附于美第奇家族。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如果可以为一些人提供便利，保护他们免受政府的迫害，为他们提供资金或帮助他们进入官场，那么他就可以在国家中赢得声誉和威望。”

　　但是对于那些与美第奇敌对的或者对它的财富构成威胁的家族，美第奇家族则征收高额的“累进税”，很多家庭因此倾家荡产。经济历史学家迈尔茨惊讶地说：“真的无法想象美第奇家族对那些家庭征收的数额有多大，其中很多人为此破产或陷入贫困，而另一些经商的家族则被迫离开佛罗伦萨。”

　　1464年，科西莫在卡里奇去世，他唯一幸存的儿子皮耶罗继承了遗产和家族企业。可惜除了财产以外，他还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痛风，这一疾病使他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行走，甚至大部分时间需要卧床工作。当时人们都称他为“痛风者皮耶罗”。与科西莫激进、大胆的经商风格不同，皮耶罗的主要目标是维持稳定。他在大约1469年写给布鲁日的代理人信中说，现在美第奇家族“经商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的财富、信誉和声望，但不能以冒险的方式”。可惜他的努力有些为时之晚。

　　成为美第奇家族的掌门人五年之后，皮耶罗离开了人世。数据显示，在科西莫和皮耶罗管理家族的将近30年里，美第奇家族的财富几乎翻了一番。这一商业帝国的财富囊括了商业公司、土地、房产、数不清的金银珠宝和大量的钱财，简直富可敌国，但他们的巅峰时代已然过去。

　　不过自始至终，美第奇家族都是世界商业的霸主。它和很多王室都有金融往来，并且还是基督教界的第一家银行。1471年，科西莫的孙子“伟大的洛伦佐”（1449年-1492年）前往罗马拜见新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时带去了数不胜数的珍贵礼物，他本人也因此成为教皇的财务主管。

　　但他们与教廷的和平共存并没有持续多久。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不断安插亲戚从事那些能够谋取暴利的工作，并致力于扩大教皇国的势力范围。但洛伦佐为维护家族利益必须限制教廷的权力。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集中，也越来越激烈，直至教皇拒绝洛伦佐的儿子乔凡尼担任红衣主教。作为报复，洛伦佐也反对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亲戚从事暴利工作。随后，教皇禁止美第奇家族在梵蒂冈经营金融贸易，但他的怒气还是无法消除，于是他和大主教在1478年指使大量反对者袭击了在教堂参加礼拜的洛伦佐和他的兄弟朱利亚诺。

　　事后，洛伦佐血腥镇压了这次行动，秘密刺死了比萨大主教，并把参加暗杀行动的银行家帕齐家族全部处死。这次事件后，洛伦佐和佛罗伦萨也承受了来自教皇西斯都四世的愤怒。他没收了美第奇家族的财产，并开除了洛伦佐和整个佛罗伦萨宫廷成员的教籍，最后还褫夺了整个佛罗伦萨的教权。因为这些行动没有见效，教皇和他的那不勒斯同盟甚至组建了军队，发动侵略。

　　虽然，最后洛伦佐亲自前往那不勒斯说服敌人，解决了危机，提高了他在佛罗伦萨的声望，但战争让双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美第奇家族的财富帝国越来越穷，教皇濒临破产。别无他途，他们只能言归于好。1483年，洛伦佐获得教皇国畜牧税和盐税的部分收益。

　　到诺森八世登上教皇之位时，教皇国已经对美第奇家族负债累累。为了给他的前任举办一个合乎身份的葬礼，诺森八世只能大张旗鼓地贷款。他在位时从未摆脱缺钱的窘境，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向美第奇家族借钱，有时还要低价变卖教廷的珠宝首饰。

　　另一方面，美第奇家族的日子也不好过。虽然他们长期以来将金钱玩弄于股掌之间，但实际上家族命运早就岌岌可危了。1483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世去世后，很多佛罗伦萨人不再忍受空头贷款，无数王室官员也突然要求拿回自己的金钱，可是银行里根本没有这么多的钱。为了渡过难关，洛伦佐不惜挪用信托基金和国库，不惜变卖房产。

　　1492年，洛伦佐过世后，美第奇家族仍然是商业巨头，是“基督教界的第一公司”，经济历史学家迈尔茨这样评价道。这一家族统治了佛罗伦萨将近二百年，家族中甚至先后出了两位教皇——一位是利奥十世（1513年），另一位是克莱门特七世（1523年）。但是，自1737年，第七代托斯卡纳大公吉安·加斯托内·德·美第奇没有留下继承人去世后，声名显赫的美第奇家族的血脉就此断绝，它的光辉灿烂也从此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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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因患滑膜肉瘤，21岁的魏则西去世了。18天后，他的死让百度、武警二院和莆田系成为舆论的“受审”对象。


生前，求医心切的魏则西通过各种渠道寻找治疗滑膜肉瘤的方法。在昨晚通过财新发布的声明中，魏则西的父母表示，通过百度，他们找到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请注意，这是一家三甲医院。在主治医生的强力推荐下使用“生物免疫疗法”，结果没有挽救儿子的生命。


后来他们才得知，这种治疗方法在国外早已被证明无效。魏则西生前在知乎详述了被欺骗的经历，以及受到百度的误导。


随后有媒体进一步爆料，其实主治魏则西的武警二院生物诊疗中心早已外包给莆田系，该网站域名也是个人所有。甚至有媒体指出，相当数量的部队医院部分科室均被莆田系外包。


莆田系与百度，莆田系与三甲医院的关系，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早在2015年4月，百度和莆田系已经“闹掰了”。


2015年，莆田（中国）健康产业总会向所有莆田系医疗机构发出的一份通知中要求，所有会员单位自2015年4月1日起，停止有偿网络推广。


对此，百度对外发布的回应则称，在百度累计拒绝的1.3万多家违规医疗机构中，莆田系占据了六成以上。而对于莆田系民营医院联合抱团似的抵制行动，百度也态度强硬，一对擂就祭出了将“加大整治以莆田系为代表的违规医疗推广”的绝杀招数。


“魏则西事件”发生后，百度官方微博“百度推广”回应称，“希望相关部门能高度重视，立即展开调查，如果调查结果证实武警二院有不当行为，我们全力支持则西家属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百度推广微博截图


除了百度之外，“魏则西事件”中的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又是怎么一回事？它为什么和莆田系民营医院扯上关系？


据互联网医疗圈（ID：hlwylq ）的文章《为什么中国的部队、武警医院绝对不能去》透露：大部分军队医院治疗妇科病，男科，皮肤病，不孕不育，痔疮，肝病，牙科，眼科，整形美容，性病，增高，这些相关的科室都已经被承包出去了。包括卷入这次事件的武警二院。


又是莆田系！


这个占了中国民营医院八成、掌控着高达数千亿健康产业资产的莆田医帮是怎样的存在？


2015年，《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曾走访福建莆田县和莆田系医院，为大家解密真实的莆田医帮和莆田医帮“带头大哥”陈德良。


解密与百度“斗法”的莆田医帮


文_本刊记者 严凯 编辑_尹一杰


这是一个鲜为曝光的群体，他们大多草根出身，却隐藏在千亿财富背后。他们绝大多数人并不精通医术，但这都不足以阻止他们控制了国内近八成的民营医疗市场。


与百度的一场“斗法”将这个始终保持神秘的群体推向了舆论浪尖，他们的财富基因也引来了外界史无前例的关注，他们抱团取暖，将与百度的这场商业纷争视为“尊严”之战。


来自此前莆田（中国）健康产业总会向所有莆田系医疗机构发出的一份通知中要求，所有会员单位自2015年4月1日起，停止有偿网络推广。这一激烈对抗幕后的原因则是，莆田系民营医院已经无法忍受高昂的网络竞价导致的行业问题，并称民营医院在“为互联网打工”。


但作为这场对抗的另一方，百度对外发布的回应则称，在百度累计拒绝的1.3万多家违规医疗机构中，莆田系占据了六成以上。而对于莆田系民营医院联合抱团似的抵制行动，百度也态度强硬，一对擂就祭出了将“加大整治以莆田系为代表的违规医疗推广”的绝杀招数。


但对于双方后续的博弈，截至本刊发稿，百度官方仍未正面回复。


如今，两月已过，一个聚集了数千亿资产的神秘群体与一个互联网“巨头”的扼喉之斗仍未彻底平息。而几番激烈的拉锯后，多年来习惯了“闷声发财”的莆田“医”帮进入大众视野。


更多的人，也由此而知，正是这群人，在国内民营医疗行业控制的市场超过了半壁江山。


而一场纷争之后，他们曾经的发家史也零星被媒体公开，早年的财富积累也大多被渲染成“逐利、欺诈、过渡医疗”等。


“与百度之争，把我们的名声都搞臭了。”一名莆田籍民营医院老板说。


实际上，莆田医帮的名声，在与百度的冲突之前，早已多受争议。但冲突的公开化，未尝不是一个变革的契机。就在4月21日，阿里巴巴与莆田市搞了一个隆重的合作，将莆田作为“中国质造”首站——根据合作的框架，莆田当地首批17个自主鞋业品牌在集团旗下淘宝、聚划算平台正式开卖，而这近百款运动鞋均与全球顶级大牌运动鞋出自同一条生产线，一旦消费者对产品质量有任何不满意，阿里旗下各零售平台将联动卖家对买家实行先行赔付。


对于在莆田经济中占比颇大的医疗产业，在与百度的联盟瓦解后，尚未找到能帮助其升级的盟友。而在中国区域经济的版图中，尚存在很多成长于蛮荒时期的商帮，它们如何重新定位于商业生态的关系，是个绕不过去的难题。


恩怨


陈建煌手里夹着香烟，表情很严肃。


51岁的陈是华夏时代投资集团董事长，在莆田系民营医院的幕后投资者中，他是叱咤风云的“四大家族”豪门之一，在他的名下，除了拥有“华夏系”医院外，“华康”、“华东”等医院也皆是其家族资产。


位于北京西直门北大街的枫蓝国际中心，是莆田市北京商会的办公所在地，陈的另一个身份是这个商会多年的会长。


当陈建煌坐在《中国企业家》记者面前谈及与百度的商业纷争时，谈话一开始，他带着浓重闽南口音的语气中就毫不掩饰地释放着激动的情绪。


“要是李彦宏站在我面前，我也会质问他，为什么要歧视民营（医院）。”陈建煌吐了一口烟，看上去很生气。


在此之前，外界对于莆田系医院与百度的恩怨鲜有所知。事实上，如今矛盾的双方曾经亲密无间。作为百度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医疗广告无疑是块极为关键的业务，其中，约有一半正是来自莆田系医院。而在利益的另一面，莆田系医院的推广则主要依靠百度，尤其是后者推出的竞价排名。


但双方因竞价排名“联姻”，也因此决裂。2009年底，百度推出新的竞价系统，关键词出价、排名、计费方式等游戏规则的改变也打破了曾经合作的平衡。


“关键在于百度的竞价排名是逐年提价，导致民营医院每年的费用都在增加。”圣马克（国际）医疗控股集团董事长黄国煌说。


另一方百度则认为，近年来，真正代表“莆田系”民营医院跟百度博弈的，早已经从一个个医院实体，变为打着“医疗投资公司”名头的“二道贩子”，尤其以在上海、北京和深圳等地为主，且都属于“莆田系”。


百度回应本刊称，在与百度进行合作谈判时，这些投资公司往往会代表几家、甚至几十家医疗机构一起，要求谈下一个整体框架协议，然后按照他们内部分配原则分配网络推广资源。如此一来，部分遭遇百度下线或者从没通过审核的医院（多为不规范的医院）就能绕过百度，直接通过“流量贩子”的打包套餐进入推广渠道。


而对于这起争端，在陈建煌看来，百度的做法有违市场经济规则，存在歧视民营经济之嫌，“这个游戏不对等，我们没有说话的地方。”


陈建煌口中的“我们”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组织。


2014年6月28日，莆田（中国）健康产业总会成立，国内多达8600多家莆田系医院成员抱团取暖，这个以籍贯和产业为纽带组建的民间机构，也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健康产业组织。


总会成立当日，数千家莆田系医院的幕后投资人云集莆田市莆仙大剧院。当地人回忆，当天，几乎整个莆田市的大小酒店、娱乐场所皆抢占无席，“KTV家家爆满，服务行业也是赚得盆满钵满。”


而在这个彼时外界知之甚少的组织成立时，被视为莆田民营医疗行业“祖师爷”的陈德良也受邀参与了这次大会，莆系民营医院的从业者出于对这位65岁长者的尊重，授予了他终生荣誉会长一职。


退隐江湖多年的陈德良早已过着半隐居生活，但与百度一战，这个曾声称自己已与世无争的老人也再一次为群体发声，近两个月来，他此前平静的晚年生活也屡屡被打破，他的手机不时会响起，并不断收到有关百度和莆系医疗争端的进展消息。


“百度提价的直接后果是，提价部分不可能医院会去承担，只能从病号手中拿。当病号拿不出来的时候怎么办？那就只能停止与百度的合作了。”陈德良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


但莆田系的联合抵制显然没有动摇百度“高门槛、严审核”的决心，后者依然坚称“会加大整治以莆田系为代表的违规医疗推广”。


与百度的这场争端尚未结束，而随着双方“暗战”持续拉锯，莆田“医”帮这个掌控着高达数千亿健康产业资产的群体，最终以一种方阵的形式列队曝光。


在他们身后隐藏的是这样一组数据，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营医院1.13万家。其中，莆田籍民营医院占据了八成，总投资高达3400亿元，年产值约2500亿元，年采购总额超过1000亿元，涉及妇产、心胸、肿瘤、神经、眼科等专业。


此外，莆田市常年在外从事医疗投资行业的人员超过了6万人，带动从业人员150万人。这个绝大多数潮汕人的祖籍地，似乎再一次证明了其天然的商业基因。以詹国团、陈金秀、林志忠、黄德峰为代表的詹、陈、林、黄四大医疗豪门家族的庞大资产也相继被大众所知。


而比他们的名字更有知名度的，则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挂着“仁爱”、“曙光”、“玛丽”、“五洲”、“现代女子医院”等民营医院。


“莆田人都很会做生意，而且向来喜欢低着头赚钱，不露富，如果不是因为百度这件事，除了这个行业内的人，估计外界很少会知道他们。”福建一名民营企业家说。


游医起家


如今，关于这群民间医疗“大佬”的财富故事日渐被外界所知，但这个群体最早的造富路径则需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地处湄洲湾北岸礼泉半岛的东庄镇是一切财富的起源。




与莆田市很多其它的地方类似，东庄镇地缘靠海，耕地面积少，再加上人口众多，曾经这是整个莆田市最贫穷的地方之一。




东庄镇有一个马厂村，此后一直被这群人奉为“鼻祖”的陈德良便出生在此。由于彼时家道清贫，陈德良在14岁时辍学，开始充当起了生产队的半个劳力。




陈德良是上门女婿，再加上妻子又是童养媳，这使得陈不得不在年少之时就承担比同龄人更多的家庭负担。在18岁左右时，他便学会了多门手艺，磨剪刀、补锅、配钥匙样样娴熟。




1976年左右，陈德良拜入了一位来自广东惠州的“耍把戏”的师傅门下，并开始了大约三年时间“走江湖、耍把戏、卖狗皮膏药”的经历。




但真正让陈德良迎来人生转折的是在70年代末。陈德良回忆，当时莆田有个爱国卫生协会，只要通过了该协会的函授班，就能获得本地行医资格。




陈德良幸运地获得了这个资格。仅仅依靠从爱国卫生协会函授班学来的一些医学知识，再添加些祖传的药方，陈德良便研究出了一个治疗疥疮的偏方。




靠着这个偏方，陈德良开始在外四处游医，在电线杠、厕所等公共场所贴小广告招揽生意，并很快就成为了当地少有的“万元户”，盖起了小洋房。




陈德良的成功，让不少亲戚朋友登门拜访，希望跟他拜师学艺。口耳相传，从医致富似乎成了这个贫瘠小镇上的人们改变命运最为羡艳的途径。




1979年至1990年的十余年时间，是莆田系医疗行业兴旺至今的游医时期。这个阶段主要以家族为单位，而以陈德良为首的少数人则开始带着亲戚奔赴全国各地，售卖药方，他们的足迹几乎踏及了整个中国地图。




“当年为了生活，只要是有一点希望都会出去，相对于在老家吃不饱饭，在外奔波的辛苦算不了什么。”莆田医院投资四大家族中的林氏家族一名成员说。




而四大家族中的另一豪门代表人物詹国团在接受采访时也自述，当年外出游医时，随行的人中，“少的时候五六人，多的时候十几人，都是家族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兄弟、堂兄弟。”




彼时，在外游医的东庄人践行的套路也如出一辙，每到一个地方，都会选择在车站附近的旅馆安顿，随后开始在电线杆上四处张贴广告。而一些治疗皮肤病的药膏，则去公立医院配制。“也会去新华书店里找治皮肤病的书来学。”




时至今日，詹国团依然记得当年偶遇刘永好下属经销商的情景。在同一个旅馆里，詹和他的家庭成员包了一间房给病人看病，而刘永好的经销商则在另外一间房里卖饲料。




但这种“半吊子”的游医方式并不合法，招来地方主管部门的整顿，甚至驱赶也是家常便饭，于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是当年莆田游医习以为常的战术，因此他们的足迹也踏遍大江南北，南至海南岛、北至哈尔滨。




“长时间的游医等于对全国各个地方摸了个底，这批人肯定是最先了解各地医疗实际情况的人，这为将来的爆发打下了基础。”林氏豪门内部成员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




事实上，在莆田，除了在医疗行业扎根较深的四大家族外，依靠福建地区多年来保持着的“传”、“帮”、“带”宗族纽带，这个群体的容纳半径也在多年间不断延伸，从业人数与财富积累也始终呈几何式增长。




而在这个另类的医疗江湖里，除了陈德良这个“祖师爷”外，詹国团在莆系内也有“帮主”之称，“原因是由詹国团带出来的人最多，他的手下现在成为亿万富翁、千万富翁的也最多。”




这也是詹国团至今最为自豪的地方。




野蛮生长




草莽年代，东庄人外出行医无疑是相对而言积累财富最为快捷的路径。




“那时候盖个房子是一万多，挣个两年就够盖一栋房子了。”陈德良忆当年，眼神中似乎都带着遥远的穿越感。




但游医生涯的辛苦，与游走在监管灰色地带的界限终归不可持续。因此，如何走向合法化就成为了部分游医思考的问题。在当时，唯一合法的医院是公立医院，而与公立医院进行合作成了这群游医们尝试寻求合法保护的方式。




彼时，公立医院由于缺乏完善、专业的管理机制，诸如皮肤病、性病等科室门庭冷落。这也恰恰给了莆田人机会。于是，在当时的中国，全国各地均出现了“院中院”——即在公立医院里一些科室被私人承包的情况。




“这是莆系医疗群体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北京美迪中医皮肤病医院总经理吴振华接受《中国企业家》记者采访时说。




而在这个阶段，詹国团是从旅馆走到公立医院去承包科室的第一人。詹早在1986年左右就已经开始了与公立医院的这种合作。




但莆田系游医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承包公立医院科室则肇始于1990年以后。




一位不愿具名的莆系医疗老板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当年承包公立医院“弱势”科室一般会买断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而为此开出的价码则高达数百上千万，“科室内医生的薪水由我来付，顶多用用医院的设备，医院何乐而不为。”




他回忆，90年代初，其曾在江苏一带承包过公立医院的科室，“为了筹钱，家族里的成员几乎所有人都出钱入股，然后承包科室十年。”




在承包期间，由于承包者每月都需向医院上缴一定金额承包费，迫于经营上的压力，这名草根起家的老板也坦承，相比对患者的切实治疗，逐利被放在了首要目标。




“我当时承包的是皮肤科，当时大多数莆田人都愿意承包皮肤科，毕竟皮肤科不用开刀，只需要擦点药膏，吃点药，因而风险小。”谈及十几年前的事，如今这位医疗“大佬”记忆犹新。




而为了吸引更多的患者来自己承包的科室看病，有针对性地在当地媒体投放广告是最具成效的方式，“我们会问患者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我们的，然后来衡量哪些媒体的投放效果会更好，再考虑今后的投放方向。”




此外，在医生资源的配备上，若承包的科室医生水平相对欠缺时，这些承包者也会高薪聘请已退休的知名医生前来坐诊。




但好景不长。




2000年，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意见指出，政府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得与其它组织合作营利性的“科室”、“病区”、“项目”。2004年，承包科室甚至被卫生部列入严打之列。




另一名莆田系民营医院投资人依然记得，在那场严打中，不少莆田人损失严重，“对于进入晚的人来说，损失是最大的，还没挣到什么钱，就被取缔了。”




但经过了游医生涯和承包科室两个阶段的财富积累，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人如大浪淘沙留下的时代产物。实力雄厚者开始考虑承包整个医院，甚至自建医院的出路。




陈建煌便是这其中的开创者。




不过，与多数莆田系民营医院幕后老板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一开始并不擅长医术不同，陈建煌走的却是学以致用的路线。




陈建煌与詹国团同年，当詹国团还在四海游医时，陈建煌则进入了当地的莆田卫校学习临床医学专业。此后，陈建煌被上海第一医科大学激光医学技术中心破格录取。1990年，陈建煌留校担任了临床医师。



而在自建医院方面，陈建煌也走在了所有人的最前面。他在1995年就投资了1000多万元成立了济南华夏医院。如今，陈建煌旗下的华夏投资集团拥有总资产40多亿元，全资和控股子公司达60多家。



进入2000年之后，随着承包科室被禁入，越来越多的莆田医疗人开始走自建或购买整个医院自主经营，这是莆系医疗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在这个时期，另一个背景是，中国加入了WTO，医疗领域也开始逐步放开门槛，允许民营资本进入。莆田人再次抓住了机遇，于是，全国各地各类不同名称的妇幼、女子、男科、肛肠、整形等民营专科医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但与公立医院相比，莆系医院在人才引用上仍存在天然的缺陷。因此公立医院已退休的知名专家也重新在这类医院找到了职业第二春。




林氏家族内部成员称，这种做法实际上还是从当年承包科室的时候学过来的，在承包科室的时候，实际上与各地的公立医院都有一定的关系，“这样，就能知道每一年哪些知名专家会在这一年退休，等专家退休之后，再想尽一切办法返聘回自己的医院。”




也正因如此，即便这个群体早已用财富证明了其对中国民间医疗行业的控制力，但外界对莆田系医疗机构的整体印象仍充满了争议，为最大限度逐利，通过欺诈、哄骗等手段迫使患者接受过度医疗等评价仍是笼罩在这个群体头顶难以挥去的阴影。




封闭的圈子




在莆田，有几个地方在国内名气在外，分别是东庄、忠门、北高、仙游。这几个地区有一个共同特点，当地人基本上都从事着同一个行业，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聚集区。



除了东庄人做医疗外，忠门人则控制了全国90%的木材贸易，而北高人则掌控着全国70%左右的金银珠宝生意。此外，仙游人以做石化生意闻名，全国各地约有一半的民营加油站皆由仙游人运营。



“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这就像景德镇人做陶瓷，茅台镇人做酒一样。当地人之间互相模仿，然后形成了一个氛围。”黄国煌说。



这是一个封闭的圈子，圈子以外的人很难介入。




“我不喜欢跟莆田人做生意，因为你很难进入他们的世界。”一位在北京经商的福建泉州人说。




事实上，莆田商人的“圈子”文化由来已久。早期阶段，莆系基本上是以家族为圈子，势力划分也基本上以姓氏界定，也有了所谓的詹、陈、林、黄“四大家族”之说。




在莆田，陈、林、黄原本就是当地排名前三的大姓。莆田地方志文献中显示，陈、林、黄三大姓在莆田的人口（2012年数据）分别约为48万、44万、25万，而这一宗族基因也是今日这些大姓家族习惯了抱团取暖的关键纽带。




因此，莆田当地有“陈林满天下，黄郑遍地走”之说。相比之下，詹姓人氏在莆田并不多，仅约1.5万人，在姓氏排名中也被排在第35位。




大圈子以姓氏为纽带，小圈子最初则多以家族为单位。




林氏家族内部成员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说，尽管身处同一个镇，甚至同一个村，但不同的家族之间也存在竞争，相互之间也相互攀比，“这一点很好比出来，过年回家看谁家的房子盖得最高、最大、最豪华就知道了。”




此后，随着家族生意规模逐渐扩大，不同圈子的半径也开始慢慢往外延伸，邻居、朋友也纷纷以徒弟的身份加入进来，并形成了不同的派系。




詹国团在接受采访时也坦承，莆田系内部同样存在派系之争。而多名莆田系民营医疗老板也表示，目前，在莆田医疗行业中，“一团二秀”（指詹国团和陈金秀）的派系实力最强，而林氏家族的派系能量则相对较小，其家族成员中也只有林氏兄弟。




一名莆田系民营医院投资人说，詹国团和陈金秀的实力最强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其扩大了自己的圈子，不局限于亲戚，“而是收了很多徒弟，这些徒弟发展起来后，又会反过来邀请‘师傅’参股他们的公司。”




“不过这些徒弟也都仅是邻居、朋友之类的，基本上也都是东庄当地人，因而这个圈子其实也是比较封闭的。”他说。




事实上，这些封闭的圈子多年来也保持着特有的商业规则，一般来说，一个圈子里不同人办的医院，都会邀请圈子内的其他成员参股。




“有的参股2%，有的参股10%，总之在东庄，几乎没有哪家人没有在医院参股的。”陈德良说。




这种互相参股的形式，也使得创办者和参股者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在圈子内部也形成了“资源循环整合”的氛围。而除了参股之外，作为股东，入股者也并不愿意坐吃分红，而更愿意到入股医院寻得一工半职。




“有的是去做行政，做后勤，一个月能够赚几千块钱的工资，再加上年底参股的分红，每家一年到头都总得有个百八十万的收入。”陈德良说。




事实上，另一个细节也佐证着这个群体奉行已久的圈子文化，几乎所有莆系民营医院老板的用人之道皆带有明显的嫡系风格，无论是行政还是后勤人员，基本上都出自莆田，甚至在一些公共场合，他们之间的交流也都用方言进行。




“说到底，他们还是更信任自己人。”上述福建泉州商人说。




不过，虽然在圈子内部互相持股的事情司空见惯，但不同派系之间则往往形同陌路，也鲜有生意上的往来。




“我不会投给陈金秀，陈金秀也不会投给我。”詹国团说。




资本时代




莆田当地人说，莆田人讲究认同感，“当你处于一个这样的圈子，并得到认同时，你的经商事业就会事半功倍。”




莆商素有东方犹太人之称，一名莆田医疗老板说，莆商的商道文化中，除了敢闯敢拼外，诚信和义气是不可或缺的两大根基，“与其自己发财，莆田人更希望和身边的人一起发财。”




对此，黄国煌也深有体会。




黄曾计划建立一家具备星级标准的医院，但由于资金短缺难以落实。




黄国煌说，此前，经过十来年的积累，其自有资金大概在1亿元左右，但这对于建立一个面积3万平米的高端医院来说仍然捉襟见肘。




为筹措资金，黄国煌开始找莆田老乡筹资，“就像那些创业投资的节目一样，你得说服人家，人家才肯为你掏钱。”




得知黄国煌的创业计划后，他身边的人表达了出资意愿。黄承诺，三年之后，所借款项全部还清。最终，黄国煌又筹集了1亿多资金，“这些借钱的人，本身并不是医疗圈里的人，而是在其它产业发家致富，他们投资之后也不谋求成为股东。”




对此，黄国煌说，他给这些出资人的承诺是五年之后拿出10%的股份，按照各自投资额分配。




同样受益的还有吴振华。这位80后在大学毕业后便进入其家人投资的医院，同时陆续参股了多家医院。




吴振华很快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2010年，当莆田民营医院多集中在妇科和男科时，吴振华则选择了更为偏僻的中医皮肤科领域。




“当时北京还没有一家中医皮肤病医院。”吴振华说。




凭借着自身的资金积累和背后的圈子，吴振华投资的医院在2012年正式对外营业，至今，经营效益仍十分可观。




在外经商的莆田人相互帮扶的传统在其商会文化上也可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北京由莆田人创办的各类商会就多达100多个。




北京莆田企业商会一名人士说，多数莆田企业家都很低调，但他们都愿意加入商会，成为商会的会员企业，商会能够为它们提供各种服务，“对中小企业来说，最重要的可能是商会能够提供融资渠道。”




为了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专门成立了金融投资专业委员会，并分别与兴业银行北京分行、北京银行、建设银行等多家银行机构合作。




来自商会的资料显示，目前该商会获得了银行授信580亿元，共已为300多家会员企业合计融资近100亿元。




去年6月28日成立的莆田（中国）健康产业总会也致力于整合莆系民营医院，并在总会的基础上逐省、逐市成立分会，力图改变过去莆系分散的现状。



成立伊始，莆田健康总会便拥有全国8600多家民营医院会员、总投资额达3400亿元、会员年营业额合计达2600亿元。在该总会成立当天，即与工行、招行等6家金融机构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授信总额达到1600多亿元。



此外，莆田健康总会还号召会员企业联合抵制百度的网络竞价排名，试图改变过去莆田民营医院的弱势地位。



目前，该总会正在进行成立投资总公司股份募集的工作。这家投资总公司由林志忠、黄德峰、苏元族、詹阳斌、吴曦东等每人先到位投资500万作为公司发起人。



其投资方向主要是围绕健康医疗产业领域，目标是五年内打造成全国最大的集医院、医学教育、医疗资本、医疗广告、医疗电商、医疗大数据于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公司。




“如果说过去从事这个行业是为了赚钱，那么最近十年开始我们这一批做医疗的人的口号是要把这个事情当成我们的事业去经营。”黄国煌说。




这个群体的故事还未结束。

govyvy

导语：

在不少基本面投资者看来，分析研究企业并不是一件划算的事情，耗费的时间多，最后可能收获甚微。“优质企业本来就是稀缺的，”在A股践行价值投资20年@荔慎投资-梁军儒 如是说，“只有不断的翻石头，才能发现隐藏的金子。”
长线价值投资者如何筛选企业？如何让自己在浮躁的A股保持好心态？更重要的是，这位专注消费和医药的知名投资者，未来会配置点啥？本文将为你揭晓。

——正文——


【投资历程】“价值投资颠簸20年”


问：您入市到现在有多久了？这些年下来收益如何？
梁军儒：我是1996年入市的，到今天刚好20年了。我的投资理念正式成型于2005年，最近十年收益率大概十五倍。真正赚比较多是2006-2007年的大牛市，总收益率大约为8-10倍左右，当然后来随着市场大跌有回撤。我的预期年化收益率20-30%。

问：您的投资之路可分为几个时期？貌似刚入市不久就开始研究巴菲特价值投资了？
梁军儒：我的投资之路主要有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懵懂期（1996年8~10月）。大学所学课程跟金融沾不上边，平时对金融也不感兴趣。后来由于家人在大学主修投资金融专业，她毕业时被要求做投资实践，我便替她买了点股票，糊里糊涂就踏进了股市的大门。
刚开始买股票跟所有新股民一样，看报纸股评，统计股票被推荐的数量，选择推荐最多买入，也不知道公司是做什么的，买入后天天盼着它涨，常常是没几天便亏很多。
第二阶段：半知半解实践价值投资（1996至2005年）。幸运的是不久后的一天，下班经过书店看到一本书《股王之道》，翻了几页便被深深吸引住了。我如获至宝，毫不犹豫地把书买回家，并一口气读完了。当天晚上我兴奋得几乎一夜无眠。
阅读《股王之道》可以说是我的人生转折，然而粗浅的阅读并没有使我真正把握巴菲特投资理论的精髓。
我只关注到“好企业、利润增长、长期持有”这些较表面的东西，却忽略了安全边际、竞争优势、行业特性这些更重要的东西，导致后来几年投资过程中的不断颠簸。那时候，我还并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好企业，只是片面追求短期业绩的高增长率，以为只要短期利润大幅增长的就是好企业，完全忽略增长的可持续性。这个时期的投资很不稳定，忽好忽坏，经常出现赚了又亏回去的情况，但总体而言还是盈利的。
第三阶段：深入实践价值投资（2005年至今）。前面几年的折腾后我再度陷入深思，我慢慢意识到表象化的模仿很有问题，开始关注推动企业增长背后的真正原因，这成为我投资历程的转折点。
我注意到巴菲特特别喜欢品牌企业，我就选择中国最著名的品牌——茅台。原来对茅台的期望值很低，买入后却突然发现茅台的发展远超我的预期，股价逆市持续上涨。
2005年买入茅台，让我对企业的认知不再停留在财务报表和指标上，更关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空间。
随后我的投资进入了比利较顺的阶段，根据巴菲特理论的精髓先后选出了张裕、云南白药、东阿阿胶、苏宁电器、老板电器等企业，并获得丰厚的回报，十几年实践和研究的过程，也是对巴菲特理论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直至现在，依然常常有一些新的感悟。我相信，巴菲特理论会伴随我一生的投资生涯。

问：这些年过来，有什么难忘的事促使您投资认知发生升华的？
梁军儒：持有云南白药五年时间，企业从高速增长期到增速放缓，股价经历几倍的快速上涨后，随着增速的放缓，估值不断回落，东阿阿胶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如果以过高的价格买入一个企业，即使利润持续增长，也很可能只能获得平庸的投资回报。
长虹、深发展，伊利、双汇，茅台、白药，阿胶，苏宁，不同的时期都有高速增长的企业，但任何企业都有天花板，当一个企业增速大幅放缓时，要把它渐渐从成长股看成价值股，否则容易陷入估值陷阱。


【投资理念】“价值投资在A股，需要抵制更多诱惑”


问：能否简要的讲讲您的投资理念？
梁军儒：我是巴菲特式价值投资的坚定追随者，投资股票就是买入企业的股权，时间是好企业的朋友。我们专注于寻找具有强大竞争优势与巨大发展空间的优质企业，在股价大幅下跌严重低估时买入，并利用市场牛熊周期不断降低持股成本，随着企业的高速成长和持股成本的不断下降，获得高额的长期投资回报。

问：您觉得在A股做价值投资需要如何致胜呢？
梁军儒：其实价值投资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就是以低于企业价值的价格买入，然后以高于企业价值的价格卖出，在中国A股也不例外。中国市场有自己的特点，就是比其他市场有更多致命的诱惑，比如所有垃圾被爆炒的机会，股价一个概念就可以上天，随便收购一个热门小公司十几个涨停，创业板疯狂的估值等等，作为理性投资者唯一与国外不同的就是，要更加注意抵御这些诱惑，时刻牢记价值投资的本源，按照自己的体系做就是了。

问：市场中抵制诱惑貌似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方面您是如何做的？
梁军儒：降低收益预期，不断总结反思，建立自己的投资体系，以此限制自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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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策略选牛人辈出的，跟着走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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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觉得投资中什么最重要？
梁军儒：a、投资策略要选择正确的方向。方向错了永远不可能达到目的地。
b、心态。想与做差很远，只有好的心态，才能真正实施正确的想法。
c、坚持。选定了经过验证有效的投资策略就不要变，今天想这个明天想那个，既想巴菲特，又想索罗斯，只会成为四不像，长期投资坚持两个字尤为重要。
d、学习。投资不会永远一成不变，每个行业和企业都在变，不学习只会被淘汰，即使巴菲特现在还自称在不断进化。

问：如何知道自己的方向是否正确呢？
梁军儒：首先是有大量的案例证明这种策略的有效性、可持续性，最好是具有普遍性和可复制性，以及有很多众所周知成功的代表人物。例如价值投资大家都知道巴菲特、彼得林奇、格林厄姆等一大批投资大家。实践出真知，如果经过几年的实践都还赚不了钱，那说明方向可能是错误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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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是有效的，银行股一直低估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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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价值投资在雪球一直争议很大，误解也不少，作为巴菲特价值投资的簇拥，能否总结一下您理解的巴菲特价值投资？
梁军儒：巴菲特价值投资简单地说就是：好股好价，长期持有。好股就是具有竞争优势的优质企业，在具有安全边际的价格买入，长期持有。只要以企业价值为买卖参考标准的投资，都可以算是价值投资。
投资中，企业价值理论上就是按现金流折现估值模型，企业生命周期内产生的自由现金流的折现值之和，实际很难估算，只能用价值型股票用PB，成长型用PE和PEG结合企业具体基本面大致估值。


问：不少国内的长线投资者，喜欢买银行、地产股和白酒股，对此您怎么看呢？
梁军儒：价值投资的核心是寻找价值与价格的差异，赚取价差，只要能达到以上目的的就是价值投资。
银行地产白酒绝对估值很低，当然比较容易吸引价值投资者的注意，但是否真的就是最便宜或者真的就是最值得投资，则见仁见智。
绝对估值低不代表价值与价格的价差一定很大，价低的东西必然有其不好的一面，市场长期是有效的，银行估值一直如此低，说明低有低的理由。
当然它们一定有投资价值，但投资者应该衡量股票价格与基本面的匹配度或者错位度判断是否要去投，这个就很主观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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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成长股确定性：两个层次和六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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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如何看待成长股投资，以及他与价值投资的关系呢？
梁军儒：成长股是价值投资的一种，只是评估企业价值的时候更多地牵涉到企业未来的成长。

问：那您是如何给成长股估值的？
梁军儒：成长股首先最重要的是基本面，是否具有长期的核心竞争力，市场空间有多大，长期复合增速多少，只有这些方面都比较理想的情况下，才能比较准确地估值。最常用的指标是PE和PEG，PE是都企业静态的估值，至少静态估值不能过高。PEG是一个动态估值，考虑了成长速度与PE的匹配。另一个比较粗略的估值方式是，预计企业进入成熟期后大概的利润是多少，合适的市值是多少，然后现市值还有多少空间，当然这只能得到一个十分粗略的印象。

问：您是如何判断成长股的确定性的？
梁军儒：从行业的确定性、稳定性、行业未来发展空间以及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企业未来的发展空间这几个方面衡量。

问：您觉得提牛熊市这种说法有问题吗，您是如何理解的？
梁军儒：市场是有繁荣和萧条的时期，但只有明显的极端情况出现，才比较有判断的价值和必要。特别是对于高成长的优质企业而言，根据企业本身估值会更有意义。只有整个市场处于最高峰期，企业个体估值也远远透支未来的业绩，才需要卖出，例如2007年的茅台。通常牛市顶峰后的下跌最猛烈，经历这一过程后，即使市场进入长期熊市，如果企业足够优秀完全可以穿越熊市中后期。例如老板电器和索菲亚，从5178点暴跌下来，现在又已经创出了新高。所以极端情况出现，还是应该进行应对，但绝大部分情况下还是要回归企业基本面和估值。


【投资研究】“专注企业研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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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不断翻石头，才能发现隐藏的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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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部分投资者觉得研究企业基本面不是一件性价比很高的事，有时候研究了很多发现，企业不值得买入，这种情况令人懊恼。
梁军儒：优质企业本来就是稀缺的，常常一个因素就可能导致放弃这个企业，这是研究前就清楚的，只有不断翻石头，才能发现隐藏的金子，觉得不值得买入，找下一个就是了。


问：雪球上之前有投资者提出“看财报就输在起跑线上了”，您觉得看财报在投资中重要吗？
梁军儒：当然重要。基本面研究分为定性和定量，看财报更多是定量，定性把握大方向，定量验证定性，两者相辅相成，同时定量可以排除一些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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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个股要：专、精，不要太多，集中于自己熟悉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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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您一般是如何着手研究一家企业的？
梁军儒：首先了解企业历年的财务数据和关键指标，然后分析行业整体竞争态势以及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了解行业的特性，判断企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估算行业和企业的市场发展空间，企业未来数年增长速度。

问：在您看来个股研究到什么程度算是研究透彻啦？
梁军儒：这个很难定义，但研究个股基本原则是要专、精，不要太多。最好集中于某几个熟悉的行业，如果看几篇研报就说研究透彻肯定不对的，还要对行业整体有比较详尽的了解，最好连竞争对手的情况也一清二楚，真正研究透彻必然要花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长期跟踪才行。

问：后续的跟踪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呢？
梁军儒：包括行业竞争态势是否发生变化，竞争对手的情况，企业经营情况和财务指标的变化，企业是否出现致命性的潜在因素等等。

问：您这些年一直跟踪研究消费行业，您是拓展自己的投资视野的？
梁军儒：梁军儒：拓展视野没什么绝招，就是尽量多浏览，多思考，多花时间研究，平时生活多观察什么东西销量大增，或那个品牌突然火爆起来等等。


问：您觉得投资的精力应该主要用在什么地方？
梁军儒：对企业的研究、分析和跟踪。

【交易与决策】“选择行业与构架股票池的六条军规”


问：您目前的投资决策流程是怎样的？
梁军儒：确定投资标的——估值——确定安全边际——等待——分批买入。

问：您是如何确定投资标的构建股票池的？
梁军儒：首先是选行业，尽量不在以下行业选股：
1）绝大部分的周期性行业；
2）大部分的科技行业（互联网企业除外）；
3）大部分的化学、生物医药企业；
4）运输类行业。
投资的行业尽量符合简单易于理解的原则，优先考虑的行业是医药、消费、互联网、教育、娱乐、文化、先进制造业。当然，部分具有明显投资价值且能理解的特殊企业，则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股票池，尽量满足以下条件的才会作为我的备选股：
1）拥有明显的核心竞争优势，最好是龙头企业。
2）净资产收益率持续在15％以上，20％以上最理想）。
3）稳定的经营史。
4）较高的净利润率（10％以上，越高越好，当然不同行业要区别对待）。
5）历史净利润增长率持续10％－50％以上（三年以上，若期间有大起伏可以研究是否与基本面有关，20％－30％是最理想的）。
6）清晰的发展前景，将来至少五年以上的净利润增长10％以上。

问：您的投资体系中，一般是如何把握买卖点的？
梁军儒：买入的依据是估值，所以择时是为了等待合适的估值，而不是看市场的高低。当然市场整体低迷时，更容易出现适宜买入的估值。所以只要估值达到自己设定的标准，就逐步买入，而不需理会整体市场。估值高低可以从几个方面考虑，企业本身历史平均估值水平，PEG，同行业平均估值水平，企业发展前景等。

问：以估值作为买入依据，有时候可能会遇到价值陷阱，这方面您是如何规避的？
梁军儒：尽量选择稳定持续增长的行业，选择简单易于理解的企业，尽量投资龙头企业，估值过高的不碰，没有核心竞争力的一般性企业不碰。

问：在个股上建仓方面您一般是如何做的？第一次会买多大头寸呢？
梁军儒：要看对企业的了解程度、确定性以及价格低估的程度，确定性高且价格很低的，可能会一次性买入，否则会分两三次买入，每次5%-10%。


【市场认知】“更关注企业的逻辑，而不是市场的逻辑”


问：您如何看待A股市场的本质？如何提升自己对市场逻辑的认知的？
梁军儒：我认为所有市场的本质都一样，中国A股与其他市场是有一些差异，但都不是本质性的差异，不会对我的投资策略有影响。我只关注企业的逻辑，而不关注市场逻辑。

问：那您是否会关心市场对您所投资的企业的看法？
梁军儒：会参考一些研报，但只用于收集基本信息和数据，研究判断还是靠自己，一旦自己对企业有信心，不会关心市场的看法。

问：您如何看待最近几年创业板的大牛市与估值高高在上的创业板的？
梁军儒：创业板市场集中了很多新兴行业，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代表，受到投资者的热烈追捧可以理解。但现在绝大部分都脱离了价值投资的范畴，其企业整体含金量也并不高。很多大股东与市场串通一气，人为阶段性地做高业绩，以便高位减持，之后业绩一千丈。有一些真正在增长的企业，也只是通过超募资金进行大量的收购推动业绩，并没有内生性增长。当然也不乏一些真正优秀的高成长企业，例如机器人、爱尔眼科、迪安诊断等，估值下来了，创业板还是很值得关注的。


【交易与风控】“扛风险靠选优质股，部分仓位做T降低持仓成本”


问：对于投资风险您是如何理解的？在风险控制的方面您是如何做的？
梁军儒：投资风险无处不在，风险总会在不经意间你没有想到过的地方出现，对市场要永远抱着敬畏的心态，永远如履薄冰，没有离开市场的一天，都不能说成功。
主要风险控制措施有五条：1）选择具有护城河和强大竞争优势的优质企业。2）具有安全边际的价格分批买入。3）集中投资，适当分散。4）不熟不做，紧守能力圈。5）利用市场情绪不断降低持仓成本。

问：A股是一个高波动的市场，在控制净值回撤方面，您是如何做的？
梁军儒：可以适度拿少部分的仓位进行降低成本的中期操作。

问：价值投资很注重安全边际，能讲讲您理解的安全边际吗？
梁军儒：安全边际就是以企业内在价值的一定折扣的价格买入，这样可以为投资者计算企业价值出现错误时提供了安全垫，同时能获得更丰厚的投资回报，是避免投资亏损的一个好办法。从广义来看，安全边际也包括了企业的基本面，例如确定性很高的高成长企业，期成长性也是一种安全边际，即使买入价格高了一些，也可以以成长性做出弥补。

问：怎样理解集中投资和适当分散，并处理好二者关系？
梁军儒：真正优质的企业并不多，同时投资者的精力有限，过多的投资标的很可能导致投资者研究和跟踪单个标的不够充分，从而出现判断失误，次优的标的可能拖累总体回报率。适当地集中于几个确定性最高的最优秀的企业，可以对企业深度了解跟踪，而且最好的企业通常带来最高的回报。
但无论多么优秀的企业，都会有遭遇黑天鹅的时候，投资者也可能会看错，遇到这些情况过度集中会导致巨大亏损，因此必须适度分散。四到五个标的以上，十个以下是比较适合的，以自己能轻松跟踪研究为宜。

问：对于使用投资杠杆，您是如何看待的？有没有比较难望的经历？
梁军儒：巴菲特说过：“远离杠杆融资，没有人会因为不借钱而破产。”听巴菲特的话，永远不要用杠杆。




【行业展望】“消费和医药机会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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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股关注：娱乐、厨房电器、定制家具、教育等细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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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将自己研究的范围锁定在消费和医药。有观点说国内的消费升级是个伪命题，因为制造升级没有跟上，很多消费都跑到国外去了。对此您怎么看？A股消费版块儿未来的机会在哪儿？
梁军儒：消费升级有很多不同的层级，低到中，中到高，高到超高，到奢侈品，不同层级对应不同的消费者，不同的消费水平，而且有很多消费是本土化的消费。会有部分国内企业满足不了的消费分流到国外，但也有很多国内消费企业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的，所以消费升级大趋势还是存在的。
很多消费行业已经基数庞大，渗透率很高，要再想高增长十分困难，例如家电、乳业、啤酒、肉制品等基础性的消费品。要高增长必须是比较新的需求，全新或者是渗透率还有较高提升空间的品种，例如娱乐、厨房电器、定制家具、教育等细分行业，都还会出现数倍成长的牛股。

问：厨房家电是您看好的行业，能说说您看好的理由吗？
梁军儒：渗透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行业集中度尚较低，龙头企业已经具有品牌优势。

问：有观点认为在货币超发的大环境下，通涨会起来，消费股要迎来牛市了？
梁军儒：看不出通胀与消费股迎来牛市有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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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股看好专科医院和诊断外包服务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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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觉得未来医药板块的机会在哪儿？
梁军儒：医药工业环境的确出现大的变迁，医保控费导致降价成为常态，同时医疗环境的整治和规范，也会使费用增加，一些非正常利润消失，未来经过阵痛后很多中小型药厂要倒闭或被并购。只有创新型的大药企长期还可能活得比较好，但同样还是会面临阶段性的压力，例如包括中国生物制药、绿叶制药等一些一二线创新药企利润增速也大幅下降。但是经过阵痛和整合后，医药行业仍然是很值得投资的行业。
未来医药板块机会还是在受控费影响较小的医疗服务板块，例如专科医院，诊断外包服务等。


【资产配置】“港股一生一次的机会”


问：您现在的资产配置是怎样的？除了A股、港股比例大概是怎样的？能否讲讲您当梁军儒：前配置情况，以及未来几年的配置计划？
A股将会占四成，港股六成，但这是动态的，哪里投资机会大，就投向哪里。

问：什么时候开始投资港股市场的？看了港股再看A股会不会觉得太贵没法下手？
梁军儒：五年前开始投资港股市场，大规模投资是最近一年开始。当前港股市场，我觉得是一辈子一次的大机会。港股消费行业缺乏好的标的，也投资了一些其他行业，两个市场的确有较大不同，但好企业的估值其实差异不太大，港股真正的好企业三四十倍PE也有不少。


【投资修养】“投资最重要的是不能急”


问：对于锻炼投资心态，您有什么建议吗？
梁军儒：投资心态最重要的是不要急，不要有暴利的思想。有这两种问题，投资心态就很难好。克服这两种心态，自然心态就会好。

问：您觉得投资最难的地方在哪儿？
梁军儒：最难的是言行一致，以及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信念。

问：能否推荐三本您觉得有价值的书，并说明您的理由。
梁军儒：《巴菲特投资策略全书》系统详尽地描述巴菲特投资理论，有理论，有案例。
《巴菲特与索罗斯的投资习惯》两位顶级大师成功的共通之处，对投资哲学层级的总结，每一位投资者都应该做的事情。
《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最伟大基金经理彼得林奇自己写的书，浅显易懂，全面可操作性强。

govyvy

王石：中国不用担心任何回头路，因为无回头路可走
2015-10-11 领教工坊

导言
九月底，肖老师领教的1101组和吴声老师领教的1307组一起去了趟万科交流学习，回来就在微信群里订购起室内划船器，开启了“王石引领企业家最新潮健身方式”之旅，好不热闹。本月25日，中国企业家私人董事会年会第二天，王石老师邀你一起来玩深潜！
▍企业家掌握主流话语权，应推动社会改革
问：在微博上，你经常发布各类植物和小动物的照片，作为这方面的爱好者，是否可以从这里找到参与环保事业的源头？
王石：没有直接关系。个人微博这两年有较大改变，因为房地产你不能谈，很敏感。对于花花草草的关注，跟我的个人兴趣有关。我对植物，第一比较感兴趣，第二和业务有关，绿化环境本身是小区规划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倒不是跟环保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对个人的修养多少有关系，个人对有生命的植物、小动物都不去关心、关注，也就谈不上对大自然的热爱了。
谈到环保，涉及一个人的行为，首先人是自私的，最关注的是自己，首先应该强调这个。不要一谈个人爱好就都和公益有关，都和企业有关什么的，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但实际上，自私对我来讲一定是利他的，就是利己到最后演变成利他。因为关心花草、关心小动物，这些都不是孤立的存在。最后一定形成一种共识，关心生命。如果你对它不了解、不关心，你来唱高调，关心环保、关心自然，一定是空洞的。你不利己，第一我怀疑你的诚信，第二即使你很真诚，但能持续吗？
问：2008年，汶川地震后，因为一句“普通员工限捐10元，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你被卷入舆论漩涡。对于自己当时的理性表达，现在怎么看？
王石：隔着时间去看越看越淡。我遇到那种情况，压力非常大，负面舆论大，心里想不通。但现在再回过头看，那个事反而比较简单。既然做公益，本身被误解，不被接受，这很正常。当然当时不会这么想，只能事后来看。在中国做公益，公共空间本来就不够大，传统的中央政府大包大揽一切，民间的公共空间很窄；现在到了公民社会，更多的公共空间由民间来做。既然是走在前面，言论错对是一回事，本身就会遭到质疑、误解。
至于说到一个人的行为，我的体会是两点。中国改革到现在，政治改革更多由政治家、学者考虑、推动，我们作为社会的一员，作为企业家，现在又掌握着主流话语权，应该在社会改革上面推动。社会改革就是不但把自己的企业做好，还要体现企业公民的责任。
我去金沙江漂流，有一个非常深的体会。金沙江是长江的一个支流，漂流又是在悬崖峭壁之间，我发现一种现象，峭壁上都是一股股涓涓流水，你会感觉到，滔滔长江、金沙江就是涓涓细流汇合而成的。我们每个人就是一股涓涓细流，如何让社会更美好——我们是抱怨呢？是等着中南海来决定、来改变呢？还是首先从我们自己做起？如果每个人都从自己做起，社会自然就改变了。
这么多年，我找到了做这些事情的感觉。能力有大小，你尽自己的能力，你是企业家当然要尽企业家的能力。这就是我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不要更多地想着这应是别人做的，应该上面去做。这是我的最大体会。
问：你在哈佛大学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史，怎么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企业家纷纷成立慈善基金会做慈善？他们是在为原罪赎罪吗？
王石：这个原罪说是我们中国的解释逻辑，我在美国并没有体会。他们没有原罪——我的挣钱能力是上帝赋予的，我挣的钱是替上帝保存。不像马克思主义的这套理论，怎么剥削工人的血汗钱啊、原罪啊。马克思分析英国初始资本主义的原罪，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新教徒到美国后，新牌的资本主义相较老牌的资本主义是没有原罪的。
既然是为上帝保存财富，那他们迟早要离开这个世界，要到上帝那儿，去之前财富怎么处理？第一，本身有一个如何分配的问题，分配后还有一个问题：后代拿这么多钱有什么好处，这反而是个困惑。第二，遗产税很高，所以成立基金会是让财富通过上帝的意志关心穷人、做公益活动，宗教有这样的一个含义。第三，政府鼓励有钱人做这些事情，在税收方面有优惠政策。第四就是社会的需求，财富进行第三次再分配。
至于在中国，我觉得就很难说。
问：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也开始捐赠财富做慈善，例如曹德旺。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也会将财富转为社会影响力？
王石：有待观察。为什么呢？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30多年，民营企业家的积累还是很有限的，再加上中国的发展机会很多，会把更多的积累作为原始资金投入扩大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你让他们把钱都捐出来做公益基金，显然对企业发展不利。最起码在未来20年到30年之间，民营企业家出现像曹德旺这样的慈善家只是个别的现象。
中国的财富积累之后，怎么进行社会再分配，我个人也有点疑惑。因为发展到现在，我觉得有几个问题。民营企业创造的财富到底算谁的？这很含糊。当然你说法律上非常清楚，是个人的。但观念、本质上是很含糊的。就是说个人的财富并没得到很好的尊重，个人财富没有得到尊重，那就不是他的。他考虑的不是捐出去，那就转移。确定是我的，我最后才能决定捐或作什么其他处理。比如2008年，大家对我的那种态度，就是你应该捐啊，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赚俩臭钱吗？现在国家有大灾难，你不捐谁捐？这个逻辑很简单，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企业家赚钱战战兢兢，不会捐出去，而是想办法转移出去。你说为什么现在移民热？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中国很多事情是民情比法律还要大，要不怎么“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很可怕。民愤并不等于对的啊，是不是？要尊重法律，尊重契约精神，要不民愤就不可捉摸了。
问：如此说，慈善的大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民众对财富的态度。
王石：如果不弄清财富到底是谁的，公益活动就不可能健康发展。在美国，非常非常清楚，财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的就是我的，至于我怎么得来的，只要不违法，都要尊重。要不最后非法的也是合法的，最后就是掠夺。没有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他都不能做到很安心的自私。不利己，怎么利他呢？利他也是一种迫不得已。
▍中国应向美国学习的，除了创新还有责任
问：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在民主治理上建立了一套良好的机制，这应该是企业家的一个主要贡献吧？
王石：参加阿拉善协会是企业家自身民主自治建设的过程，而且我个人认为，这种建设本身的意义超过具体项目。当然，搞公益基金会要有项目支撑。阿拉善更多的影响是企业家如何约束、自律，如何进行民主自治建设。我们强调民主、公平，如果我们在自身的组织中都不能有一套民主的公平的程序，我们又是社会主流的资源控制者，那么如何要求这个国家、社会进行公平地建设？所以在这方面，妥协的概念非常重要。
问：跟民主是相关的。
王石：对，民主本身就需要妥协。
问：你多次强调加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之后，你学会了妥协。妥协的更大意义在哪里？
王石：在中国的公益活动中，妥协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妥协，简单来讲，就是不要把你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不要认为你什么都是对的，要更多听别人怎么想、每个人怎么想，之后把每个人的想法融合到一起，让大家都能接受。中国人的生活中，这是非常缺少的，尤其是现在社会转型当中。
问：在你看来，中国民营企业家专程去美国学习，不仅学习开拓创新的意念，更重要的是学习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在这方面，民营企业家与美国企业家相比，差距主要在哪里？
王石：我们所指的距离，一是方法论，再一个是观念。
方法论当然有差距，但主要的差距还在观念上。举个例子，我们现在认为要效率就得专制，民主就没有效率。在美国开会，我有语言障碍，一个专题发言需要用准备好的稿子去念。但是自由讨论，有时候跟都跟不上，肯定记不下来，要点都不知道说什么，你怎么谈观点？那不行，既然我邀请你参会，你一定要发言。这点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这边发言，同意不同意大家都赞成，要不就两边吵得一塌糊涂。他们不是。你参加会是因为你的身份，因为有你的价值存在，你讲什么不重要，但一定要说话，一定要表达。所以你会发现，在那儿开会两三天，未必有什么结果。因为首先他尊重你，没有什么大佬发言定调，没有。我觉得这种观点最起码是对人的尊重，对每一个人的尊重。现在中国非常欠缺这个。如果没有这个，即使有再好的方法论、再好的工具，也很难判断，方法论是建立在这个观念基础之上的。
我原以为民主的效率很低，后来发现别人已经很成功了。是有效率低的，但人家把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都发动起来，每个人都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人就心甘情愿地去执行。而我们这边是，想得通得执行、想不通也得执行，我们都是带有强制性的。所以咱们学什么？我觉得更多来讲还是观念：每个人都有他的权利。
▍大变革时代即将到来
问：在哈佛大学访学，除了知识上的学习，还受到哪些独特的训练？
王石：任志强说，王石去哈佛，是受教育不够。别人怎么看不重要，我非常接受他这个说法。我是受教育不够，我的英语都要从口语开始，难死了。我上的很多课都是本科生的课，不是博士、硕士生的课。但我听得津津有味，因为我没有受过这样的系统训练，我受的训练是工农兵，很多教育非常僵化、教条。我这两年在哈佛受到了基本的训练，非常受益。
所以任志强的话出于什么动机不重要，我非常接受那句话。我就是受教育不够。但是，受教育不够的仅仅是我吗？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人不多。不仅仅是受教育不够，西方的方法论和东方的方法论都是智慧，但是不一样。为什么现在关于中国的现代化，人们吵来吵去？他们在没有受西方训练的平台上，说的根本不是一件事。争来争去始终在那打转。所以我为什么非常赞成方舟子，方舟子的诉求不重要，你喜欢不喜欢也不重要，但他跟你争论的方法论，是受过西方非常严格训练的。而国内很多完全就是不讲道理。但讲理对不讲理，总还得讲理，不能是文革式的、大字报式的。
问：你在海外访学，主要研究内容是历史学。而你一直喜欢历史学，哪些历史学家的著作让你受益良多？
王石：历史学对我的影响有几个阶段。
第一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我刚到深圳时读的，到现在还记得。它告诉我，任何历史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同时历史有相当的偶然性，不是必然性。有了这种认识，如何认识自己的民族、如何认识自己的国家，可以进一步提高自信。
第二是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参照罗马，对比中国现在发生的情况，你会惊讶地发现，虽然是2000年前的历史，却与现在有很多相似之处，而制度、民主、方法论上，我们还不如2000年前的罗马，我们现在的制度设计比他们还要落后，就更不要说和现在进行系统比较。认识到差距，反而坦然了，而不是灰心失望。
第三是到哈佛之后。我研究美国、日本，从传统到近现代，如何城市化，如何工业化，感觉中国还是很有希望。
问：希望在哪里？
王石：中国现在急速地城市化、工业化，这种状况和美国100年前有着惊人的相似。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并不比美国当时做得更坏，不用垂头丧气。我们搞市场经济，搞经济增长，就会破坏环境。新英格兰地区急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93%的水土流失，当时的环境破坏比我们还厉害。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世界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我们不是比较他们和我们表现得一样坏，而是要参照借鉴他们的做法。参照借鉴的不是现在，而是100年前，借鉴他们怎么走过来的。
日本是第一个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它是怎么完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研究江户时代的原因。在明治维新之前，他们的社会是什么状况？你深入进去会发现，它已经做好准备了。这你得服气它。不是说殖民性、侵略性，打了两次战争把中国打败了，占了赔款，我们衰落了。不是这样的逻辑。江户时代的国民扫盲运动、国民教育已是全世界最好，甚至高过德国、英国和荷兰。而我们到1949年，不要说1860年代，差不多过去80年之后，我们的文盲率还在80%左右。而日本在江户时代就已结束了，男子扫盲运动后文盲率50%，女子扫盲运动后文盲率25%。也就是说，日本女子的扫盲远远超过中国男子的扫盲。这就是农业文明时代的日本工业化在全世界最高的原因。
而中国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时，城市化率低于1949年，整个倒退了。你会发现，现在这次城市化过程中，中国已经没有退路，不可能再走过去的道路，城市化道路必须走下去。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是非常有希望的，不用担心任何回头路，因为没有回头路可走。如果你说明明是在走回头路，那我告诉你，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是大变革时代即将到来。
导言｜蒋晓捷

govyvy

曾几何时，王兴可以说是意气风发。在创办美团之前，王兴的创业经历并不算很成功，却他总能率先找到风口，校内、饭否最终未成功更多是因为时运不济，而屡败屡战的王兴也获得“打不死的小强”称号，在后来的千团大战中，美团终于脱颖而出，稳扎稳打的王兴笑到最后。但随着大众点评和美团合并的尘埃落定，王兴的美梦可以说再次破灭。

寒冬来临，压力之下的抱团取暖

寒冬来临，资本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到，单纯依靠高额补贴的业务发展并不具备可持续性。大众点评和美团可以说均站在了O2O的风口之上，但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他们对资金的需求与日剧增。整体市场规模正在迅速增大，这也让美团和大众点评的估值都在迅速飞升，但团购鼻祖Groupon、yelp在美国股价的持续瞎晃，让他们的上市之路并不好走。

早前的互联网竞争都是通过大规模的资本补贴战将一家公司先耗死，然后市场产生自然垄断，但如今的融资环境不容乐观，无论是美团还是大众点评所能够获得的资金都较为有限，没办法实现对竞争对手的全面压制。

而另一方面，O2O开始成为巨头的战略核心，尤其是百度200亿元重金投入糯米后，这对大众点评和美团双方都带来了强大的压力。百度糯米依靠百度这颗大树后，无论是品牌号召力，还是从资本层面都有了巨大的提升。从市场份额角度来看，现在的百度糯米增速同样相当惊人。

据团800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美团的市场份额已从60%下降到了50%。易观国际报告也佐证了这个事实，2015年上半年美团市场份额暴跌了近5个百分点，低至52%以下。而在Techweb近期的实地考察中，在成都、厦门这两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与糯米网合作的店家最多，其次是大众点评，第三才是美团。而在太原和福州，美团仍位居榜首，而糯米网紧跟其后，相差不远。很明显，美团和大众点评的市场份额正遭受百度糯米的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大众点评和美团的合并，除了资本层面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和百度糯米的迅猛发展不无关系。

星星之火，膨胀美团迎来巨大挑战

现如今，O2O如同星星之火势不可挡，互联网金融、餐饮、医疗、教育等传统行业正在以一种预想不到的速度拥抱互联网。这个市场充满着想象力，而作为领头羊的美团也被理所当然的看成是最有可能成为BAT之外的第四巨头。

从2010年3月4日正式上线，美团的年度活跃买家数已达1.3亿，合作商家超过160万户，覆盖中国2800多个县、区、旗的95%，并成为仅次于阿里巴巴的第二大电子商务平台。公开信息显示，2014年美团网交易额突破460亿元，较2013年增长180%以上，市场份额占比超过60%。

但事与愿违，本应该凭借在O2O领域积累的先发优势逐渐走向正轨的美团，却迎来了BAT三巨头的围剿。先是腾讯入股大众点评，然后又是百度重金投入糯米，最后是支付宝扶持新口碑，BAT三巨头纷纷看到了O2O市场的远大前景，并同时把O2O当成企业发展的最重要战略，这给美团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这些新加入的巨头来势汹汹，美团也被迫停止了早前稳扎稳打的缓慢布局，开始极为激进的不断扩充产品线从而获得规模性增长，但这也让美团的烧钱速度与日俱增，当下的美团正在脱离王兴熟悉的节奏和控制。

性格缺陷，建设平台之时犯下了严重错误

王兴接受财经网采访时曾表示，行业竞争不激烈的时候，犯错还是只是跑慢一点，但在竞争极度激烈的情况下，犯错就会死。但在打造O2O平台生态时，美团却犯下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烧钱大战让美团的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迟迟看不到盈利的可能以及短时间内无休止的投入，终于也让资本失去了耐心，美团融资艰难传闻也正式在这个时候不断被传出。

7月，美团曾放出消息称计划融资10亿美元，估值达到150亿美元；9月，关于美团融资受阻的消息则开始流传；随后美团发言人对外表示，新一轮融资已经进入后期，总体融资额为15亿~20亿美元之间；但随后又有投行人士透露，美团目前现金流状况不乐观，估值已被下调，计划融资8亿美元。随着大众点评和美团合并消息的尘埃落定，现在再谈论这个传闻已经毫无意义，但谈及合并原因，美团对资金的渴求以及融资艰难一定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没有之一。

出现这种窘状，很大程度上由于美团长期奉行纯粹的低价战略，这意味着一旦失去低价赖以存在的充足资金，随时都可能被体验更佳或更低价的平台替代。富有危机感的王兴或许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并在今年年会上提出了“建平台，建生态”。然而打造一个平台生态，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但市场留给美团的时间却不多了。

作为连续创业者，王兴品尝过失败的苦楚，这让他对公司的把控力极其重视。美团也基本继承了王兴这种略有缺陷的性格，事必躬亲的每个业务都亲力亲为。虽然这能够帮助美团对每个业务都拥有绝对控制权，但随着盘子越来越大，美团可以说是四面受敌。

这种模式后来被王兴称为“T型”战略，以团购为主线，横穿餐饮、酒店、电影等各个细分领域，进军这些细分领域很快帮助美团赢得了交易额，但“T型战略”也使得美团的战线无限拉长，在大众点评和百度糯米之后，美团的竞争对手又多了数位，去哪儿、携程、饿了么、格瓦拉........

美团的平台之路可以说举步维艰，虽然今年美团花费近亿美元接连收购了遥遥排队和酷讯吹响开放的号角，但无论从影响力还是体量上看，这两次收购都算不上成功，至少在相应的细分领域，美团仍然没有建立起让人信服的领先优势。

无奈选择，能成第四极的已不再是美团

对美团来说，面对巨头的冲击并不是第一次了，但为何在这次的竞争中，美团越来越不被看好了呢？其实对O2O行业来说，资金可能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如果一家企业能够不断的健康稳步增长，即使烧钱速度再快，资本也会给以相应的支持。典型的就如滴滴快的，合并之后仍然没有停下烧钱的脚步，但获得的融资却一次比一次更高。

真正让资本看重的是，烧钱能否帮助企业建立门槛。美团经常被当成是和京东对比的一个反面教材，京东烧钱烧出了强大的物流体系，而美团只换来了一批对价格高度敏感的消费者。出现这个差别，主要是由于美团大量的财力都花在了与竞争对手的恶性竞争上，这种竞争很显然无法给企业带来真正优势，同质化的产品更多带来的只是消耗。

成为第四极的说法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在美团身上提起了，O2O是一场持久之战，最后胜出的巨头确实能够成为BAT之后的第四极，现在美团虽然暂时领先，但其市场份额不断被瓜分，离胜利的曙光遥遥无期。

原本如果美团能够和阿里巴巴强强联合，得到阿里的扶持，或许将能够短时间内大幅度领先竞争对手，并树立起护城河，但王兴的强势却让美团错过了这个机会。王兴的心中，有一颗巨头之梦，阿里巴巴连接人和商品，腾讯连接人和人，百度连接人和信息，美团则希望能够连接人和服务。

这一切都伴随着美团和大众点评的合并烟消云散，虽然在已经公布的消息中，此次美团和大众点评的合并是对等合并，王兴和张涛将有共同的话语权，共同担任联席CEO和联席董事长，张涛和王兴将各自独立负责相关业务，但他们都需要同时向新公司的董事会汇报，重大决议必须在董事会层面才能完成。

表面上看王兴仍然是新公司不可或缺的人物，但合并带来的股权进一步稀释，让王兴已经无法再拥有之前那般的掌控权。新公司已经不再是王兴的美团，O2O市场一定会诞生出一个超级巨头，但这一切都已经和王兴无关。

强强联合？其实是另一场新战争的开始

美团的妥协，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抛弃了阿里巴巴而选择了腾讯。虽然在传闻中，阿里巴巴和腾讯的股份比例相当接近。但如果美团需要拥抱阿里巴巴，完全可以选择和口碑进行合并，而不需要多此一举的选择大众点评。

大众点评和美团合并之后，确实能给这两家公司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新公司的市场份额表面上看处在了团购市场领先的地位，但现在市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团购模式备受诟病，让无数商家又爱又恨，而移动互联网时代消费习惯的改变，也让早前的团购模式不再合乎时宜。去团购化，成为眼下主流O2O平台最关键的战略。

这样的背景下，大众点评和美团即使合并了，在新的去团购化之战中其实并没有占到多大的优势。要知道团购之外，无论是到店付、代金卷、储值卡等模式，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是希望能够打造支付闭环是对团购模式的颠覆。而对消费者来说，他们认可的仍然是提供优惠力度最大的那个平台，而不是市场份额最大的平台。

在经历了长期的市场教育之后，商家对团购也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大众点评和美团合并之后，确实拥有了更强的市场的话语权，对商家的掌控力变得更强。然而市场并不能这么看，除了极个别和平台进行独家合作的商家，绝大多数商家其实并不愿意让某个平台一家独大。

合并之后的新公司很有可能让商家感到警觉，因为一旦当所有流水都来自这个新平台时候，商家很有可能就会被平台绑架，最后被迫让出更多的利益。然而没有一个人愿意被平台所绑架，这对糯米而言，反而可能会是一个机会。

其实现在市场竞争已经白热化，商家能从线上获取的流量已经越来越少，现在基本进入了一个线下反哺线上的时代，这也是为何到店付这种新的模式会越来越受重视的原因。线下商家反哺线上哪家平台，主要仍然取决于平台给予商家的支持力度，而这背后仍然是资本的力量。

大众点评和美团的合并，只是这场新战争的一个转折点，表面上诞生出了一个O2O新巨头，但实际这次合并只是证明了一件事，BAT三极之外，其他公司已经没有能力再进行这场持久的战争。

govyvy

大家好：

非常高兴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商业上这几十年来，我的一些思考。前天我们刚刚迎来了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庆的阅兵，那么在这里我就和大家一起检阅、描绘一下，这30多年来的民企的商业故事。



大约有五个方阵：

第一个方阵：民企创业大约20年以上的企业

这些企业大多垂垂老矣，快要翻篇的企业，但是也是最有故事的企业。他们更多关心身后事，更多的是缅怀先人；他们心里的状态，除了有丰富的情感联想以外，都是有一颗破碎的心，历史没有糟蹋我们的身子，但是玩弄了我们的感情。所以，20年以上的民营企业大部分都是家破人未亡，妻离子不散，苦大没有仇。不能不相信未来，也不能不相信历史。如果做企业都近30年了，那么他们很多人都羡慕商业教父，柳传志先生的故事，这是个完美的故事：赤手空拳创业，家庭和睦，企业全球领先，刚刚整个集团上市，人生很完美，朋友非常多，没有敌人，善始善终，被这一代企业家称为商业偶像！当然柳先生让我不要太吹嘘他，他怕被贴到墙上下不来，但是确实也是我非常钦佩的第一方阵的企业家代表。所以，对于所有老民营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怎么完美收场，并不是如何开场。那么退场以后做什么？转型？如何转型？转换何种人生？如何换个活法？生活更加丰满等等，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所以这个方阵非常有意思。那么我们也缅怀很多人，很多牺牲的“仁人志士”和企业，也有很多人成为了“两院院士”：一进法院，二进医院。除了更多的是社会原因，还有很多体制原因，所以很多人都去彼岸的路上唱的三首歌，第一首就是《其实不想走》，第二首是什么呢？是我们《真的好想你》，那么我们共同的心声是什么呢？《走进新时代》。我们要缅怀他们，并为他们道一声安息，同时需要反思。为此我们要解剖他们的尸体，找到他们牺牲的原因。

其中最重要的牺牲的原因是政商摩擦，也就是说首先第一个死法就是政商关系的问题，是企业死亡率第一的原因，而且越是高层越是带来大面积的死亡。大家都知道马云的湖畔大学，当时就研究这个学校应该研究什么？如何对商业社会产生真正的价值，后来就决定研究企业是怎么走向死亡的，也就是向死而生。研究的结果是死亡率第一位的就是政商关系，为什么这么高？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制度性摩擦（制度关系，法律关系等），因为很多事情在这30年当中社会都是不确定的，越是大企业几率越高。

第二、是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关系。国有资本是超经济特权，政治权利过度的保护，所以在人、才、物上和民营都是不对等，不一样的体系，你没法和他相比。资本没有人格化，所以混合所有制，在资本地位不能平等的情况下，处理不好就是对民营资本的绞杀！如果要解决，就必须首先解决让国有资本在属性上等同或趋同于民营资本，应该淡化意识形态上的问题，淡化他的超经济特权，使他回归于普通资本，这样大家才能混合，否则很多民营企业就死在这里，当年国有企业改制的时候就是这样，比如华晨汽车的例子。

第三、是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这种关系很复杂，大家都知道反腐以后，都是跟这些事有关。那么这些关系到底怎么处呢？过去《论语》里面有句话叫“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重点是后面这句话：“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近了远了都不行，相互都一样，权利寻租获得不当的利益，所以这么多年来也是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只有一个办法，精神恋爱，不洞房，互相吹捧吹捧，表扬表扬即可。如何保全关键看自己个人的操守，所以政治家和企业家都要守住底线，当然在治理结构上也非常重要。一般来说比如上市公司，如果治理结构非常合理，如股权结构、信息透明、法律规范等，那么死于政商关系的问题就会大大减少，万科就是这样。万科的团队1500亿的市值，管理团队的股份最早时期不到1%，所以他们不会为了1%的利益触动底线，让99%的利益获得者享受他们所承担风险后的成果，因此治理结构非常重要。

其次第二个死法就是乱集资（中型企业），国有经济占有大量信贷资源，所以民营企业没有融资来路，就有中国特色的集资方式，只有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得资源的配置。比如，用权利杠杆来直接配置资源，他们的行为方式诡异、低调、贪婪，这类企业家一定都是非常低调，平时都看不到他们，绝不会来这里给大家分享商业心得。这些人配置资源效率高，能量大，只看到他的钱袋子越来越鼓，没看到他们的企业。

还有一类用市场的要素配置资源，这里企业家都是中调或者高调者，因为企业要公告，新品发布等等，他们多犯的错误是操纵市场，关联交易等，但死亡的原因不在集资上，他们有知识，有能力。更多死亡量最大的是草根中小企业者，有乱集资现象的，地缘，亲缘等的民间借贷，吴英案就是个例子。

第三种是正常死法，前面两种是中国特色的企业死亡方法，而第三种是商业竞争中的死亡，这是大量微小企业死亡概率更高的方式，5年以上的企业不到7%成功，10年以上的企业不到2%成功，我这么多年办的或者投资的企业也有死亡的，只不过有的儿子特别有出息。

我们可以看下这些先烈，越大的企业因为政商关系的原因死亡率越高，中型企业死亡率高的原因是乱集资，微小企业的高死亡率都是死于市场竞争。

最后归纳一下第一方阵的企业家类型：第一类：纯草根企业家；第二类，红顶商人企业家；第三类：彻底市场化的企业家。

第二个方阵：就是现在非常牛逼的小鲜肉企业家创业

这个方阵我觉得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如果我们更多的人去创业，说明很多人相信政府、相信市场、相信自己的能力、也相信未来；忧的是，财富故事和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很多人表演创业、豪华创业、被创业、假创业，要知道创业是苦逼的事情，要知道我们现在的创业背景和环境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我们那一批的创业者都是从底层一点一滴做起，所以我也被生活蹂躏的说话非常的接地气，从下面看人生，才可获得一种实在的力量。现在创业环境太好，“创业咖啡、免费创业空间”等等“高大上”、“假大空”的太多。

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些对两件事的判断：

1、市场格局基本定型，比如互联网领域，从地域上说，北京60%，深圳30%，杭州和上海一起占10%；以企业来说就是BAT+红杉、经纬、华兴共6个企业把持。现在如果你要做互联网，如果不和这6个企业有点关系都没法长大。不是阿里系就是腾讯系，滴滴快递就是个例子，背后就是华兴资本。比如文创，电影公司现在一共五个公司，四个在北京，如果现在不和这五个大哥有联系，如果你想出来很难（光线，华谊，阿里，万达、博纳）。

2、从地域上看我看有6个地方有机会：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为什么其他城市机会不多呢？因为如果以创新为驱动力的话，人、才、物的资源配置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炸煎饼果子天津的企业做不到1千万，但是北京就有2个企业做到过亿的营业额；1个博士夫妇用3D打印机来做煎饼果子，一个是学3D技术的，一个是学文化传播的（写营销文案），这是真格基金投的一个项目。原因就是人才，这些地方人才扎堆，所以说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机会就是在这几个地方。所以现在创业的人更加有知识，他们的集中度更高，和以前粗放经济完全不一样。

现在商务门槛越来越高，对现在创业的人来说，更困难了，税收环境也是一样，就拿地产来说，65%税，拿到的钱如何进行资本的顺畅流动，所以要有一颗大心脏；现在创业的入口处都全面打开了，关键是财富出口处的问题，没有很好的保护与保障机制，这点也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第三个方阵：民营企业公益和慈善的事

第一代企业家做的非常多，65%来自于民营，中国近4千公益机构有3千是民办的。爱佑华夏在关爱幼儿心脏病领域成为全球最大的机构，目前做的最好的是第一第二代企业家做的NGO都做到极致全球最大，比如老牛基金，壹基金也是一样，参与者800万人，地震救灾最大的公益基金（建立紧缺物资供应链等体系）。全球最大的民间救灾机构是台湾的慈济2千万人。环保方面由500个企业家成立阿拉善公益基金，占中国环保公益的一半，在中国最有效率做公益的是民营机构。就以环保公益为例，在美国环保方面一年60亿美金，中国不到2亿人民币，从业人员23万，我们不到5千人，所以当我们国家GDP到5-6万亿美金的时候，光环保就能带动很大一块就业。所以如果这个方阵从大家身边过的话，我希望大家多给他们些掌声。

第四个方阵：就是上述这些企业平时怎么活动也很重要，最活跃的的大概是2个系统加七大组织

所谓两大系统一个是工商联系统。各种条条块块的商会组织，人数最多的商会是美容美发商会。所以很多草根的企业家在不同的商会里面活动，交流，政策对接，建立互相救援机制，所谓的抱团取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第二个系统就是商学院系统，特别是一流的顶级商学院更是如此，被联系，被洗脑，爱与被爱，故事特别多；反正是你不在商学院，就是在去商学院的路上。

这两大体系基本上囊括了绝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家，除此之外还有些更紧密和更悠久的NGO企业家组织，最有影响和最持久的有七个组织：

第一个叫亚布力论坛，20年历史，影响力越来越大，比达沃斯影响力都大，成为民营企业思想发布的场所。一个论坛成功的要素有三个：思想超市，社交舞台，休闲度假；亚布力论坛正好符合这三条，特别是表达了商业思想；

第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10年历史，品牌性活动是绿公司年会，门槛也是越来越高，但是还是非常吸引人，都是各地省政府竞标；

第三、华夏同学会，以中欧和长江CEO班组成的组织，有15年历史，很多商界大佬深入交流商业智慧的同时做慈善，是学习型组织；

第四、阿拉善生态机构（凝聚企业家精神维护碧水蓝天）；

第五、壹基金：人人公益，主张全民参与，小额捐款；

第六、欧美同学会：海归企业家10年历程，王石是2015年的主席；

第七、是泰山会：人比较少，20年历史，人与人之间深度交往的组织，所有的事情自己办，柳传志说这是个不装的组织。听说还有成立90后创业老板的新的企业家组织等等。

这些组织如果想做成功都有如下共同点：

定位非常简单清晰，一句话说清楚；如阿拉善：凝聚企业家精神维护碧水蓝天；

老男人要玩（放松回归本真），小男人要思考（学习型组织）；

核心的创办人持续、无私的付出（10年以上的持续付出，就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机制）；

制度的创新，有秩序的更换一把手，遵守游戏规则，所以阿拉善换主席是最简单的事情，做项目、选择好的项目是最难的事情；

想办法把收费降到最低，有个机构成立基金，赚的钱足够达到付会费以外，还有分红，所以交一次就不用再交费了。

这也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方阵。

第五个方阵：房地产方阵

第五个方阵也就是我的本业房地产方阵，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房地产这20多年，青春期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说长个子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为什说过去了呢？有四个标志：

1、以前住宅为主导的产品销售占80%，现在在随着产品多样化，政策等原因影响，都在逐年下降；

2、现在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000美金，按照国际惯例过了8000美金，基本住宅消费都趋于饱和；

3、现在中国城市化已经过了50%；

4、城镇人均住房已经达到35平米，住宅的需求也接近于饱和，供求趋势也显示出供多于求；更何况现在出现了人口的倒金字塔，因为出生率的问题，越往后房子会多出来，2个人上面有6个老人3套房子。

现在只有北，上，广，深等人口依然有净上涨的城市还有需求，接下来房地产有这么几个发展路径，房地产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行业，用一句话来说，房地产是一个创造最具价值的固定的人造空间，人类到现在80%的活动生活繁衍，都在固定的人造空间完成，还有20%是在移动人造空间完成，接下来房地产会转型，从价值链的底端的地产开发模型，逐步转到资产的管理经营、营业服务模型，再到金融模型，再到互联网模型。这个过程人均GDP从8000美金要干到5万美金，除了开发以外，其他的都是房地产快速发展的时期，刚刚开始，也就是说刚刚结束了一个商业模式而已。将来的房地产最大的所有者是保险公司和银行，以后房地产商不是有钱人而是手艺人，地产商越来越进入到资产管理和依附于这些金融机构，以后我们的手艺就是给保险公司干的，逐步变成由开发商变为收费开发商，再往上就变成互联网模式，比如途家网，房多多等等。从估值上来说，开发类的5-7倍PE，资产管理类的15-20倍PE，金融类的20-30倍PE，互联网类的30亿起算上限200亿。

接下来这个方阵主打的就是转型，有3种转型：

1、微转型到细分类市场，增加服务租赁等（“蔡康永”“李玉刚”式转法）；

2、小转型由开发住宅转移到刚刚提到的价值链往上的，比如万科，没有15-20年时间很难一下转型（“刘晓庆”式的转法）；

3、大转型就是所谓的去房地产化，必须要痛一下；比如万达（“金星”式转法）。

房地产转型要有耐心，把方向盘、油门、刹车掌握好，所以是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很值得大家思考，这个方阵现在也是比较纠结的方阵。

今天下午我们刚刚检阅了民营企业这30多年的历程，看望了老年方阵，缅怀了一些死去的先烈，也看了年轻方阵，了解了下公益的方阵，看了民营企业的组织的状态，最后看了看我所在的房地产方阵，我们检阅了这些方阵以后呢，对于民营企业这30多年依然有很多思考和期待，同时提醒自己不要成为”两院院士“，怎么从死去的先烈身上借鉴，让我们继续再生、重生、乃至于永生的一些智慧。谢谢大家！

govyvy

从谷歌说起：巨头垄断是不可抗拒的未来
2015年09月17日 作者： 默尔索
　　2015年9月4日，是谷歌17岁的生日，其适时推出的全新企业Logo不辱使命地发挥出了粉底的功用，遮盖着因反垄断调查产生的焦头烂额。在全新视觉语言营造的欢愉中，谷歌与媒体彼此心照不宣地忘记了欧盟、印度和俄罗斯，虽然时间短暂，但却其乐融融。

　　当然，所有人都清楚集体的掩耳盗铃于事无补。反垄断调查仍在继续，谷歌依旧要面对公司历史上最难熬的秋天。

　　天道好轮回。谷歌“三面楚歌”的棘手状况，几乎可以说是2004年微软事件的翻版：那一年，针对微软反垄断的调查在欧盟、韩国和日本同时进行，最终的结果是欧盟向微软开出了4.97亿欧元的罚单；韩国开出了3543万美元的罚款并令Windows解除了对MSN的捆绑；在日本，微软为了免于起诉则做出了许多政策性妥协。而谷歌当下面临的情况，较微软当年还多出一些复杂的枝节，因为狼烟是在搜索引擎与Android操作系统两大板块同时燃起的。连《从0到1》的作者彼得·蒂尔都表示：Google's lucrative search monopoly may be about to end(谷歌利润丰厚的搜索垄断可能即将结束)。

　　可是，在“谷歌的垄断”这一短语中，“谷歌”仅仅是一个限定词，真正的主语是“垄断”：限定词代表了个性，而主语代表着共性。我们或许需要重新认识垄断。

　　垄断不是一个贬义词

　　关于“垄断”一词的天平已经倾斜太多，我们或许应该适当回拨，保持中性。

　　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下》中提到“垄断”一词时，语境是“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大意是在“贱丈夫”出现之前，市场是以有换无，等价交换，而“贱丈夫”试图站到高处，将市场的利益全部占为己有，人们对他有意见，于是一起向他征税，征税也就从此开始了。一切似乎是在说，假如没有这个“贱丈夫”，市场等价交换是最理想的商业状态。

　　这当然是值得存疑的。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税收杠杆明显比自控力的可信度和稳定性更高，税收虽然会产生贪腐，但同时它也会输出为市场参与者的安全保障和公共设施。“贱丈夫”指代的类型人的出现，在承受卑劣骂名的同时，其实帮助自然经济向更先进经济形态实现了一个跨步。

　　“垄断是对创新的一种奖赏”

　　彼得·蒂尔所说的这句话，正是针对谷歌而言的。垄断的类型已经并不唯一，谷歌的搜索引擎和Android系统，代表着一种最高级别的技术垄断，而苹果则代表着一种对手机行业品牌势能的垄断，微信是对社群的垄断……任何一种垄断的产生，其根源都是产品在特定领域的无可复制性。独特必定会产生价值，垄断企业所获得的巨额销售利润，正是对这种独特的创新的奖赏。换而言之，创业者的目标就应当是在自己耕耘的领域中取得垄断，并不断加以巩固。这并不卑鄙，相反，它非常正当。

　　拥有一个垄断产品并不犯法

　　利用垄断产品为自己的其他业务谋利才犯法。有做违法的事的能力，和违法是两种概念。垄断企业是否违法唯一的解释在于司法界定，哪怕早在2011年谷歌的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就在回答“Is Google a monopoly？”时坦言“We’re in that area。”司法机构也不能对谷歌采取制裁措施。作为局外人，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垄断是你我不可抗拒的未来

　　最早出现的垄断组织卡特尔，之所以极其脆弱，其原因就在于它的产生和存在需要满足四个必备的条件：一是份额足够大，没有挑战者；二是合谋成本与惩罚都要低，值得冒险；三是其需求尽量要少受价格波动；四是每个成员都能抵制欺骗，拒绝诱惑，永不作弊。目之所及，无论是俄罗斯的天然气欧佩克，还是戴比尔斯的钻石联盟，都因为无法完全满足这四个条件而步履蹒跚。

　　而互联网产品则大不相同。从垄断企业自身来说，垄断不再需要同盟。从渠道看，软件的铺展范围更加宽广，扩张速度以几何级数增长，而且重要的是互联网产品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使互联网产品更容易形成垄断，你的搜索，你的聊天工具，你的娱乐来源，你的工作管理，每一个领域，都已经形成垄断，或在逐渐走向垄断。垄断企业的常态化，是你我不可抗拒的未来。

　　所以我们或许重新来反观针对谷歌的反垄断调查，调查的举报者，一类是因谷歌的服务利益受损的旧媒体，一类是被谷歌侵占了地盘的本土地头蛇。前一类代表着旧，后一类代表着弱，而他们的举报并非出于社会责任感，而是自身的私欲。历史的经验不断告诉我们，旧势力将被碾碎，弱者将被消灭，而世界基本的运行规律，不以人们的同情为转移。

　　你为了什么反垄断

　　作为非直接利益相关者，普通公众反垄断的心理，大抵是出于对一家独大的恐惧。用户担心企业在缺乏限制之后，会在逐利的道路上绑架用户，而且缺乏竞争刺激，企业的创新能力会下降，产品会停滞，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封建君主。

　　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正确的。

　　然而就像我们上文提到的，互联网垄断产品的产生周期更短，巨头的垄断也不代表毫无竞争者。在一个垄断产品失去用户时，补位产品会立即出现，这样的周而复始，其实是一种良性循环。有人或许会说，究竟什么产品才能颠覆谷歌、颠覆苹果、颠覆BAT呢？想想IBM、摩托罗拉和诺基亚惨烈的衰亡吧。

　　当然，假如是站在创业者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反垄断的最大原因是因为它变成了挡住愚公的王屋太行。反垄断的动机，是限制自己假想敌的扩张。可是事实上，这种思维本身也存在误区，假如现在一个创业者的项目是搜索引擎、即时通讯软件或者全民电商平台，那很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创业目标，创业者的思维应该是去寻找BAT忽视或者不重视的领域，在保持差异化的过程中坚持如一，而不是瞄准垄断企业死磕。

　　唯一能让人们举起旗帜反垄断的理由，就是自身作为用户的权益被损害、被轻视、被绑架。而目前国际或者国内的反垄断案，大多都是在竞争之中催化出来的恶之花，事不关己，大可高高挂起。

　　最后用一句李开复老师的话来做结尾吧，他说：

　　“互联网的本质是垄断，不是竞争。”

govyvy

作者: 杨宝忠  2015-09-11 09:30:10


我认为每一个进入股票市场的人，都应当问自己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绝大多数人都将失败的市场中，要想成为赢家自己必须具备哪些优势呢？赚钱的秘密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巴菲特所说的优势圈概念。

巴菲特说：“就你合格的圈子来说，最重要的东西不在于圈子的面积有多大。而是你如何定义这一圈子的周边。如果你知道了圈子的边缘所在，你将比那些比你的圈子大五倍，但对于圈子的边缘不甚清楚的人要富有的多。

“如果我们在自己画的合格的圈子里找不到可做的事，我们不会扩大我们的圈子，我们将会等待”。

其实每个人的情况都有所不同。通过自己的努力都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优势圈。寻找到自己能够了解的，对其发展有信心的企业。坚持以合理的价格买入，长期投资你就一定能够成为股市的赢家。

我们看一下巴菲特是如何建立他在保险业投资优势圈的。

1976年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报出12600万美元的亏损。股价从最高的61美元一路下跌到2美元附近时。巴菲特开始大量买人。为什么在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家公司会破产的时候巴菲特敢于大胆的买。源自于他对保险业的深入理解。

1951年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期间，拜访过政府雇员保险公司。1967年在经营合伙公司期间。巴菲特通过伯克希尔购买了两家保险公司。在1976年挽救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时。巴菲特已经对保险业有20多年的研究，和10年经营保险公司的经验。

巴菲特认为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由于管理者在经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放弃了公司过去几十年成功的经营模式。也就是只对政府雇员，和军人提供汽车乘客意外险，由于这样一个群体比较保守所以保单的价格可以定的低一些，而且通过邮寄的方式卖保单省去了经纪人的费用。所以大大降低了成本。这些都形成了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在保单没有提价的情况下，将承包对象扩大到了普通人群。这一错误。使公司出现巨额亏损。愤怒的股东将管理人员赶下台。在巴菲特的支持下新的管理者通过增发新股使公司脱离了破产的风险。巴菲特对公司4500万美元的投资。在持有20年后盈利达到50倍。

每年巴菲特都要和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高管们举行一次对话。回答各种问题。有一次巴菲特说：“投资者进入股票市场时，可以做一张印有20个洞的卡。每做一项投资决策时，就在上面打一个洞。那些打洞较少的人将会富有。原因在于，如果你为大的想法而节省的话，你永远不会打光所有的20个洞。”这家公司的投资主管辛普森说，巴菲特这段话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巴菲特利用自己在保险业的优势不断扩大保险业务。1998年投资近200亿美元收购了美国通用再保险公司。巴菲特利用保险公司提供的数百亿美元不断的购买优先公司，使古老的纺织企业伯克希尔公司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巨大的商业帝国。

其实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富有智慧的民族。我们常说的一句话。“不熟不做”其实就是巴菲特合格圈子的浓缩版。这四个字是无数先辈们付出了沉重代价而总结出的。一句名言。但是我们常常会忽视了这一宝贵的常识。

比如说我1993年盲目的进入股市，五年起早贪黑经营小烟酒店挣的七万块钱一度赔的只剩下两万块钱。三年不堪回首的往事至今历历在目。我感觉就像生活在地狱一样。几次赔了大钱走出股市大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失败的赌徒。不知如何面对自己的妻子和亲人。

比如说有一些演艺界人士突发奇想开饭馆或者经商十有八九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走出了自己熟悉的领域。跑到自己合格的圈子外面在自己没有竞争力的领域参与竞争失败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同样的道理在股市中，如果你只投资少数几家你能了解的企业。企业的前景良好，而且价格公平。那么通过长期投资你一定能够取得合理回报。在这样一个大多数人将失败的市场里成为赢家。而且这里应当强调的一点。如果你每次买股票的时候都打算持有十年。那么你立刻就会有优势了。因为你会变得非常理性。而你周围的人绝大多数都是非常不理性的，无论他们的智商有多高知识有多少，你都可以超越他们。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打算持有十年，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持有十年。你完全可以利用市场的波动赚钱。但是在你买入的时候你确实应当有这样的计划和心态。这样的态度会使你具备了大多数人所没有的优势。

govy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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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与富人的10个不同点


根据《福布斯》杂志报道，美国最富有的400人所拥有的财富，是最不富有的1亿5千万人收入的总和。那么剩下的人呢？也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呢？你也许认为自己也是中产阶级的一员。并不是很穷，却也不算富裕。根据近几十年的数据来看，中产阶级的数量在不断减少。也就是说，未来你将很有可能不再是中产阶级。你更有可能成为纯粹的富人，或者纯粹的穷人。那么，你想选择哪一边呢？
如果你选择想成为富人的话，那你需要开始像富人一样去思考。在这里，我们给出中产阶级和富人对比的10个不同之处，也许你会用得着...
10.中产阶级追求生活舒适，富人们却能吃苦

“愿意吃苦。甘心吃苦。虽然过程艰辛，但这是实现梦想的小小代价。”
——彼得·麦克威廉斯(Peter McWilliams)
“在投资领域，舒适的反而是不赚钱的”
——罗伯特·阿诺特(Robert Arnott)
拥有一份“铁饭碗”工作是安逸的，为别人打工是省心的。中产阶级认为，舒适即快乐。但富人们认为只有当我们处在不是那么舒适的状况时，一些意想不到的好事才会发生。创业有风险，风险让人焦虑，但一点点风险是创造财富和取得更高成就的必备要素。
走出你的舒适区。查看你所有的选择。如果想要变得富有，一丝不适必不可少。为此你有可能还会面临失败，但这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你没有失败，那这意味着你做的还不够多。
9. 中产阶级的生活入不敷出，富人们则量入为出

“没有一种尊严像量入为出这样令人敬佩，没有一种独立像量入为出这样重要。”
——卡尔文·库利奇(Calvin Coolidge)
你不会看到百万富翁们开着一辆价值十万美元的名车或住在一幢几百万美元的豪宅里。富人们不把钱花在会贬值的事务上，相反，他们把钱投资在会增值的资产上，并且量入为出。一般来说，富人们开的车都有些年头，而且他们不会买最新款车。根据《邻家的百万富翁》（The Millionaire Next Door）一书中的研究显示，即使富人们“买得起”，他们通常也不会买。
切记，如果你一年挣一百万花一百万，那你仍是身无分文
8.中产阶级试图进入行业高层，富人则掌握着整个行业

在这个世界上，富人们在寻找、建立关系网；而其他人只是在寻找工作。
——罗伯特·清崎(Robert Kiyosaki)
中产阶级常常为他人打工，他们找寻一份工作，拥有一份职业；上层中产阶级则更加自主，他们倾向于自己开公司；而富人则掌控着整个行业，他们手握着中产阶级朝思暮想的官职。富人们需要更多的人来为他们创造财富，他们也深谙被动收入能带来收益。
7.中产阶级广泛交友，富人择优而处之

最好是和比你优秀的人交朋友，挑选出那些比你优秀的朋友并向他们看齐。
——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富人深知，成功者身边总围绕着成功者。同样的，失败者总是互相为营。一般来说，你的工资数目等于你最亲近的三个朋友的收入平均数。如果你想挣的更多，那就和那些会赚钱的朋友一起吧。见“成功者”而思齐焉，如果你想变得富有，就必须学会富人的思维方式。
6.中产阶级为赚钱而工作，富人为学习而工作

人在年轻时，要为了学东西而工作，不要只为了赚钱而工作。
——罗伯特?清崎(Robert Kiyosaki)
中产阶级很容易在有人提供更高薪水时而说服自己改换工作。而富人明白工作并不是为了金钱，尤其是在工作早期。只有增加能力、提高素质，才能让你变富有。意思是你做一份销售类的工作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销售这个行业，做银行的工作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财会这个行业。如果你想变成富人，你要学习变富必要的能力。要知道大部分富人并不是靠拿高薪而变成富人的。
5. 中产阶级看重实物，富人看重资金

太多人用没挣到的钱来买他们不想要的东西，为让他们不喜欢的人另眼相看。
——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
回到豪车和大房子上吧！这是很多中产阶级花钱的地方。穿过他们的街区，经常会看到豪华的私家车，名贵的景观,奢华的房子。富人知道：要想变得富有，你对金钱的渴望要大于对实物的渴望。如果你一直买东西，你的财富就会随东西而去。财富的这种运作方式很有趣。比如，沃伦?巴菲特至今仍然住在他于1958年买的那所房子里。当时他只花了31500美元。
不要再买大量的东西了，要开始注重储蓄、节约和投资你赚的钱。如果你是一个购物狂，就开始购买资产吧。变得对投资感兴趣，然后寻找有利可图的股票和生意，而不是鞋子和电子产品。常言道，存钱并不是富有之道。
4.中产阶级关注存钱，而富人关注赚钱

“你最大的资产是你赚钱的能力，你最重要的资源是你的时间。”
——博恩?崔西(Brian Tracy)
“如果你变富有了，在存钱的同时不要忘了赚钱。”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储蓄很重要，但投资也许更重要，而赚钱则是两者的基础。你充分理解储蓄和投资的重要性，但是要真正地达到宏伟的目标，却需要你通过储蓄和投资去赚更多的钱。富人们知道这样的道理，所以致力于创造更多的收入，并在这些收入的基础上赚更多的钱。如果你想真正地变富，发挥你赚钱的能力，而不是你存钱的能力。
3.中产阶级感性对待金钱，而富人则理性对待。

“只有当你把理智和情感的自律性结合起来，你才是一个理性的人。”
——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
史蒂芬?西伯德为了写作《富人是如何思考的》(How rich people think)，在过去的30年里采访了1200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据史蒂芬所言，富人和中产阶级对于金钱的观点之间有上百个差异点。而其中一个关键不同之处在于，中产阶级一般从情感的角度看待金钱，但富人却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待。冲动的决定会毁了你的财务状况！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解释说，投资的重点在于控制你的冲动，而并非你有多少钱。冲动会让人以高价买入，以低价卖出，导致危险的交易。所以舍弃冲动，回归逻辑吧！
2.中产阶级低估了自己的潜力，而富人则把目标设的很高

把你的目标设定高些，然后不要放弃,直到你成功为止
——博·杰克逊(Bo Jackson)
有时，中产阶级也会设定目标。但他们所设定的目标却缺乏潜力，这也使富人与中产阶级产生了区别。中产阶级设立安全且很容易实现的目标。富人则设立那些看起来不可能的，困难的，甚至疯狂的目标，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实现，这来自于他们拥有适当的心态。
当你设立目标时，问下你自己，是否可以把目标定得更高些，问一下自己，是否这些就是你所能做到最好的，或者，也许你可以去做更多。我想你可以做的更多。
1.中产阶层相信努力工作，富人则相信手段

比起发现不存在的资源，更好地去利用现有的资源来的更容易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
对于我们而言，努力工作是必需的，如果你想要达到巅峰，就应该全身心投入工作。问题在于，单凭努力工作很难让你变得富裕。你不能仅仅通过你自己而变得富裕，你需要通过其他手段去实现真正富有并且保持这一状态。手段包括很多种，从外包到投资。你所掌握的手段越多，你就可以从工作中释放出更多的时间去解决你生活和工作中真正重要的事情。
中产阶层和富人之间有一些区别是巨大的，同时也有一些区别看起来很简单、细微。事实就是，如果你想变得富有，你就需要像富人一样去思考，像富人一样去做事。

govy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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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还没有上任，就向中国发起了强硬挑战。继打破数十年的美国外交惯例与中美外交默契、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后，特朗普近期又在接受采访时暗示，美国不必受“一个中国”政策的约束，可以将此作为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特朗普的这些言论、举动震动了全世界，而也许在所有人中受震动最大的，是那些原本以为特朗普上台会对中国有利的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国人开始呼吁，不应再“误判”特朗普，应该认识到特朗普构成的重大威胁，否则将会给中国带来沉重代价。

但问题是，“误判”特朗普，究竟是谁之过，谁最应该反省？在今年的整个美国选举过程中，对于大量中国人（既包括精英也包括普通网民）热烈支持特朗普，国际舆论一直感到大惑不解，因为特朗普一直在竞选中对中国发出各种威胁，既有经贸方面，也有地缘政治方面，而且没有理由认为他的这些威胁只是说说而已，不会付诸实施。如果说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轻率行动令人惊奇的话，许多中国人这么晚才恍然大悟地意识到“原来特朗普上台对中国不利”，才更令人惊奇。

事实上，在中国，对特朗普的支持曾经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跨越了“左”、“右”两派。很多从“右”的方向支持特朗普的人，是受到了美国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反感美国的自由派（中国网络上俗称“白左”），认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进步主义”和“政治正确”过头了，应该由保守主义来纠正。当然，这中间也存在一定的情感误置，因为特朗普并不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比如他的经济政策反国际自由贸易，并带有一定的国家统制主义色彩。只是这并未妨碍这部分人喜欢特朗普。不过，这部分特朗普支持者相对比较“小众”，以知识分子为主。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信奉自由主义的中国“右派”，对特朗普持鲜明的反对态度。而且，那些“右派”的特朗普支持者，通常对中国的体制也持批判态度，所以特朗普向中国发难的举动，并没有震动他们。

受特朗普最新言行冲击最大的是中国的“左派”特朗普支持者，主要是民族主义者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拥护者。他们曾经认为特朗普的上台有利于中国，并为此而欢呼，而特朗普的对华强硬举动打碎了这一幻景。当然，这些“左派”也会与“右派”共用一些话语，如也对“白左”、“圣母”百般嘲讽等，但他们支持特朗普的最主要动机不是反感美国自由派，而是认为特朗普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利，或者特朗普符合他们的“口味”。他们支持特朗普的理由，或者说喜爱特朗普的原因，至少可以概括为七点。而这七点，每一点都值得推敲。

第一，特朗普是一个“商人”，其潜意思是，商人不受条条框框限制，可以接受各种讨价还价，而中国一向善于和这样的“务实主义者”打交道，所以，特朗普对中国有利。但问题是，用“商人”来概括特朗普的个性和习惯很不准确，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特朗普在整个选战中极其顽固，一意孤行，并未表现出“商人”的灵活性和乐于妥协的倾向，而且，他很可能因最终出人意料的竞选成功，而变得更加顽固。同时，特朗普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信念，可谓是一个狂热的美国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好斗、甚至好战的人。即使从“商人”的角度看，特朗普似乎也更喜欢冒险性的交易，愿意冒着两败俱伤的风险“恫吓”对方，迫使其支付沉重代价。鉴于在中美关系中，美国拥有的转圜空间远较中国为大，特朗普的这种策略将令中国很难受。

govyvy

曹德旺只不过说了几句真话，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讲出了中国实业经济面临的困境与危机，讲出了高税赋、高生产经营成本、高房价产生的杀鸡取卵恶果。除了中国的税太高外，对普通民众最真切的感受是“电价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只有中国的1/5”，以及美国没有过路费，运输费用远比中国便宜等。

2015年，美国人均GDP为5.59万美元，中国是8020美元，美国为中国的6.97倍。高级白领，依曹德旺之说，美国工资是中国的2倍；普通蓝领工资，美国是中国的8倍。但是，中国企业与个人，却需要承受比美国高得多的税赋，高得多的电价，高得多的天然气价格，高得多的路费。这几年，陆续也有在美华人晒美国超市的物价，告诉我们有好些物品，美国要比中国便宜。

对企业来说，整体上我们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不是很高，技术仍停留在中低端的层次，像福耀玻璃、格力、华为等企业在技术与质量上已经能够在国际市场冲浪的，毕竟还是少数，但税收及主要生产要素形成的成本，却非常昂贵了，甚至水电油气、运输的绝对成本已经高于美国。那么，在美国制造业回归的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凭什么与美国竞争呢？对个人来说，实际收入远低于美国，但我们生活必须的花费在许多商品与服务上，却要比美国人多支出一大笔开销，那又教人情何以堪？

曹德旺说出来的大实话，是为企业好，为个人好，为国家好，如果政府与社会借助他的特殊影响力，对整个国家来促一促，认真反思一下，有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政府若主动一些，可首先带头大减税，缓解一下实业企业的巨大生存压力。那些水电油气、运输等垄断国企，应当重新核算一下实际成本，将机构雍肿、铺张浪费、投资不当及权力寻租制造的虚高成本给压下来，将合理的价格还给社会。中国民族经济兴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真从这些实事上下功夫，倒是完全可期的。

但有人不想听，不愿意承认曹德旺所说的大实话。于是，对曹德旺的暗算与攻击开始了。有人借用“李嘉诚跑了”那个套路，诬称曹德旺到美国投资就是他也“跑了”，搞得他窝了一肚子的火。有人洋洋洒洒写下万字文，辩称中国税率实际很低，说什么中国电价高是因为煤炭价格高等原因，引用的数据含含糊糊，整篇文章云里雾里，就为渲染曹德旺之说不确切。但对曹德旺说出的具体事项，则完全回避。有人揪住曹德旺个别不准确的表述不放，展开一大堆议论。有人貌似公正，说要谈谈老曹之说哪些靠谱，哪些不靠谱，重点是要夸大曹德旺不靠谱之处。

1946年出生的曹德旺已经70岁了，具体的数字，他不一定完全记得住。作为福耀玻璃的董事长，他已经将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团队打理，并且决定不将企业传给儿子。他现在所管的，也只是企业的方向性问题。企业到哪里投资办厂，他所根据的是客户要求和投资环境。将福耀玻璃办成国际企业集团，是他现在的主要工作重心。在美国投资，始于1995年，原来只是小打小闹，他原本不太敢在美国冒险。但经过20年的比较，他发现美国投资环境有不少方面已经优于中国，也就愿意在美国花费10亿美元做巨额投资了。但很明显，他希望中国能够实实在在改善投资环境，给实体企业一条活路，不要将社会资源浪费在虚拟经济和房地产上。他还说，中国的重点应是照顾中小微企业。尽管中国投资环境已经不那么理想了，但他在投资美国时，也仍然继续投资中国。2016年11月，福耀还和辽宁省本溪市签署了浮法玻璃项目协议，规划年产值12亿元。这之前不久，天津和苏州工业园的项目也都“签署敲定”了。他说，“福耀生产总部在中国，我们两家公司在香港和中国上市，我为什么要跑呢？而且中国市场占我产量的60%，我跑，是不是脑子短路了？”

曹德旺还是中国最值得尊敬的真正“首善”，33年累计捐赠70亿。面对这样一位个人境界和家国情怀令人起敬的实干家，那些不知所谓、利欲熏心和颠倒黑白的某些中国人，难道一点点起码的社会良心都不能被唤醒吗？难道曹德旺的几句大实话，对于尔等就当真那么恐怖吗？尔等究竟要将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引向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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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转载此文，是因为此文看似很专业，实则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利用财务报表看企业税收。给大家做个案例吧。因为企业年交税收的实际情况在现金流量表里，而且很多数据要深入分析，比如要分析国家给有些企业的减税政策及其执行情况、分析政府补助等等。福耀玻璃2015年交税是13个多亿，而不是应交税额和营业税金及附加这两方面的数据。）


　　近日，一段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接受媒体采访的视频刷爆朋友圈，还再度将中国实体产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推向了舆论前台。


　　事情起因，缘于曹德旺计划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建厂生产汽车玻璃。被问及原因，曹德旺表示“中国实体经济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迅速引发舆论连锁反应。他既被外界认为是“说了实话”，也被猜测是曹德旺准备“逃离中国市场、把制造业回流美国”。


　　曹德旺之后，很多人关心，同为制造业大佬，下一个出走的会是宗庆后吗？宗庆后回应：“现在没有，而且亦没有考虑。”


福耀玻璃最近10年月线走势图福耀玻璃最近10年月线走势图
　　企业家们为什么纷纷往外跑？


　　企业家们为什么纷纷往外跑？原因很多，细细想来，却也在情理之中。


　　先说最直观的，税负。近几年，国内企业利润增长乏力，利润率能做到10%以上，已经相当惹人艳羡。但历经国家几次减税，仍然有诸多企业叫苦不迭。


　　国内企业的税负主要来自哪里？除了25%的企业所得税，还有高达百分之十几的增值税，更别提印花税、车船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费等其他税种、费用。


　　中国的税负究竟高不高？不同的人和企业、机构，都曾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验证，给出了一致的答案。


　　比如，曹德旺说，美国对企业征收的所得税是35%，加地方税、保险费其他5个百分点共40%，而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给出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非常大的负担就是宏观税负率太高。1995年，宏观税负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一下子到了36%了，2015年，企业的宏观税负率已将近37%；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测算，我国企业综合税负达到50%以上，在21个亚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四。其观点更为激进：中国的税率让企业老老实实交税，基本上处于死亡的边缘，这就是“死亡税率”。


　　除了税负，中国企业选择往外走，还有诸多原因——


　　国内要素成本上升。首先便是土地这样的稀缺资源，宗庆后就曾吐槽：现在工业用地的价格需要几十万、上百万一亩，这么大的投资成本谁去投？


　　与此同时，水电气等能源价格却始终坚挺。在原材料等成本基本稳定甚至下降时，这类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的占比不降反升。人民日报就曾报道，一些企业即使一个月不用电、同时向供电部门报停，也要交变压器基本电费数百万元。


　　制度性成本，如环评、能评、清洁生产等一系列审批，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费用成本，哪项都低不了。


　　产权保护。长久以来，产权保护不到位成了企业家的心病。无恒产者无恒心，产权得不到保护，谁又能认真经营？一些地方，国有企业欠民营企业的钱可以作为商业纠纷草草处置了事，民营企业欠国有企业的钱就被认为是侵占国有资产，叫人如何不心寒？


　　福耀玻璃到底一年要交多少税？


　　那么，到底税负是否像曹德旺所说的那样，下面我们从经营数据背后去剖析下。


　　先来看看，福耀玻璃15年来的净利润情况：


净利润净利润
　　福耀玻璃2015年净利润26亿，2014年22个亿，2013年-2015年，3年的净利润增速分别为26%，16%，18%。


营业收入（营业收入图）
　　福耀玻璃2015年营业收入为135个亿，2014年129个亿。营业收入的增速，相比2007年以前，一直在下滑，从2013年到2015年三年来的营业收入增速分别为12%，12%，5%。


应交税金（应交税金图）
　　应交税金是指企业应交未交的各项税金，如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所得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个人所得税等。次项在资产负债表里体现。


　　福耀玻璃2014年-2015年的应交税金都高达3.4个亿，但是2008年以前的应交税金都是负的，说明政府给予了很大税收优惠。


　　下面初略的计算下，应交税金与营业收入的比重，看看是否税负一直在增加，从上表中，确实看出，福耀玻璃最近6年来，税收负担有所增加。


　　以上为资产负责表里体现的应交税金情况，营业税金及附加在利润表里体现，再单独分析下，该项的情况。


营业税金及附加（营业税金及附加图）
　　福耀玻璃最近几年，营业税金及附加高达1个亿，最近三年的营业收入增速为12%，12%，5%，但是营业税金及附加的同比增速为27%，14%，15%。增速的不对等，其中部分原因为营业成本的增加，也有部分原因是税负有所增加。


　　综上所述，福耀玻璃在2008年以前因为有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日子过的不错；如今房地产高企，劳动力成本增加，税收负担也有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