逗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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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林：千亿骗局 谁是真凶？






时间：2017年05月12日 16:27:42




　　一场千亿的骗局，多长时间才能戳穿？如果你90块钱买的股票，现在跌到1块多钱，你会不会很愤怒？在A股，一场千亿的骗局上演了6年，还在为祸人间，谁才是真凶？

　　华锐风电曾经是赫赫有名的风电一哥。A股的神话往往都有一个百转千回的故事。华锐风电的前身是一个国有企业，董事长在德国买到了风机生产许可证。许可拿到手，可是没钱啊，到处找钱的时候，遇到了阚治东为首的一帮大佬。阚治东是谁？阚治东在A股江湖素有“证券教父”之誉，可谓玩儿票的老手。

　　20年前的1997年，阚治东因为坐庄上市公司陆家嘴，遭遇5年市场进入的处罚。2002年，阚治东进入南方证券，5年的处罚没有让阚治东警醒，在坐庄的道路上更是越走越远，居然挪用客户保证金坐庄哈药集团和哈飞股份，把南方证券给搞死了。2008年，阚治东投资华锐风电两年后，颇有背景的新天域进场。华锐风电就开始坐上火箭了。

　　2011年，华锐风电喊出到2015年做到全球老大。当年，华锐风电以创纪录的90元天价发行上市，妥妥滴千亿市值。有大佬助阵的新兴产业，大家伙一窝蜂买呗，到底有多疯狂呢？当时冻结申购资金高达2791亿元。可上市当天，88.8元的开盘价看上去很吉利，实际上已经跌破发行价，让投资者有了中签如中弹的痛，这一价格也成为华锐风电的历史高价。

　　为了稳住业绩托住股价，华锐风电上市第一年就开始业绩造假，董事长带着财务、生产、销售、客户等4个部门伪造单据。一番系统造假之后，华锐风电上市第一年的财报就虚增营收超过24亿元，虚增利润2.7亿，占到利润总额的37%。之后，华锐风电的高层就跟走马灯一样，以至于证监会查造假都差点找不到证据。到现在，只用了6年时间，华锐风电的股价就跌到1块多。

　　华锐风电就是A股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上市时市盈率就是48倍，香港美国才多少？10倍不到。华锐风电上市时目标发行价是35块，可按照华锐风电上市时的询价游戏规则，以投行为首的机构都报出了天价。

　　众星捧月，除了阚治东等大佬的光环，更因风电是全球看好的新能源，上市当天就跌破发行价，7个交易日跌去了20%，可一堆投行甚至有人还给出了135块的估值。真是欺负中国股民读书少？

　　狂欢的背后，造假不只是寂寞的华锐风电。华锐风电喊出要搞世界第一口号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风电就是个骗子满地走的行业，有的风电厂，矗个风车压根儿就不发电，领导来了，插上电让风车转，领导一看简直是欣欣向荣啊。作为要做全球第一的专业风电设备制造商，就这样的行业，你们造再多的风机有啥用？

　　现实总是令人意想不到。2015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占全球33.6%，差不多是美国的两倍。2016年风电装机容量累计达1.49亿千瓦，发电才2400多亿千瓦，仅占全部发电量的4%。他们行话叫弃风率，说白了就是不发电的摆设呗。风电大省甘肃的弃风率高达43%，新疆的弃风率也高达39%。甘肃有风力发电公司，弃风率更是高达54%，有的厂将近70%闲置不用。他们为啥这么干？骗国家补贴呗，那可是上百亿的蛋糕。

　　创新是生产力，但绝不能成为绞肉机的借口。风电曾经是寄予希望的新能源，可一级市场的贪婪，二级市场的疯狂正在一步步杀死希望，只是华锐风电用6年时间撕开了风电行业的画皮。

　　投资者一定要警惕，那些高喊创新却疯狂业绩造假的行业，他们吞噬的不止是你的金钱，更是你对未来的信心。面对华锐风电的骗局，也许，股民们会说，上树逮麻雀，得连锅端。（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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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债市和一直在跌 人民币独善其身






时间：2017年05月15日 10:00:29 中财网




　　中国的股市、债市和大宗商品市场一直在下跌。那么人民币汇率作为反映市场对中国经济信心的晴雨表，为何如此平静？

　　本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在外国投资者可以交易的离岸市场仅下跌0.1%。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以引申波幅衡量的离岸市场美元/人民币波动预期已降至近两年低点。

　　与此同时，5月以来上证综指跌2.3%，大连商品交易所铁矿石期货跌13%，10年期中国国债收益率随着国债价格下跌而接近25个月高点。

　　这与2016年年初的环境已完全不同，当时人民币下挫，引申波幅飙升，中国几个市场的震荡波及到全球市场。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是中国股市、债市和大宗商品市场最近的下跌是受中国政府去杠杆举措的推动，而不是对经济本身的担忧所致。在新兴市场全线复苏的形势下，中国经济第一季度增速达到6.9%，为一年半来最高增速。2016年初却不是这种情况，当时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引发各类资产价格下跌。

　　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亚洲货币策略师Eddie Cheung称，市场参与者明白，中国总有一天必须要应对这一问题。Cheung指的是中国经济体系中债务规模过大的问题。

　　Cheung称，如今在新兴市场改善的形势下，市场仍愿意相信中国经济并未出现严重问题，这就是上述恐慌情绪没有波及全球金融市场的原因。

　　中国还加强了对资本外流的控制。这些控制举措暂时遏制了资本外流，而资本外流受控又抑制了对人民币波动的预期。

　　政治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分析人士称，中国严格控制人民币币值，而且考虑到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关注汇率水平和汇率操纵问题，中国政府可能不愿让人民币过分走弱。

　　中国央行每日设定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仅允许人民币在中间价上下各2%的区间内波动。近来人民币中间价的波动相当有限，上周五人民币中间价上调0.15%，为4月下旬以来最大上调幅度。不过在2016年初，外界之所以把对中国市场的关注重点放在人民币上就是因为中国央行引导人民币走低。

　　从理论上讲，人民币在离岸市场可以自由交易。不过，过去几年的一些情况凸显出，中国政府影响香港离岸市场有多么容易。例如，1月份香港市场人民币短期借款成本骤涨，使得做空人民币的成本大大增加。

　　分析人士往往把离岸人民币借款成本大增归因于中国央行。所以，虽然离岸市场人民币因此走强，但这并不是因为投资者改变了对人民币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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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林:扭转股市困局的五项建议






时间：2017年05月13日 10:30:20




　　本周股市又收一根周阴线。从4月7日起，周K线已是5连阴了。这种情况只有在2010年1月、4月，2011年7月、11月，2012年6月才出现过。即使在2015年罕见股灾的高危期，最多也只有周K线4连阴。
　　本周虽然周阴线只有20点，但却留下了67点的下影线，最低探到3016点。要不是周四、周五国家队强力出手猛拉上证50指数，恐怕3000点都保不住，周K线将更加难看，呈现雪崩走势。
　　为什么在刘士余主席上任后的一年零两个月里，新股发行了三四百只，股指也从2860点涨至3295点，涨幅15.2%，市场对他还是赞扬声，而今年4月以后却风云突变，市场一片怨声载道？
　　为什么继股灾1.0版、2.0版、3.0版后，市场稳定了一年多，现在又宛如进入股灾4.0版？
　　我认为，主要是历任监管层都治标不治本，没有去触动造成股市熊长牛短的上市公司股权机构和制度上的症结，以及股市监管的定位和思路不正确所造成的。
　　在此就几个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我的建议。
　　1、新股结构一股独大，造成大小非减持 “毒瘤”积重难消。
　　解决IPO排队堰塞湖，让更多的企业上市融资，加大直接融资比例，使资本市场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对股市的这一融资功能，广大投资者没有异议，并长期予以支持。
　　但问题在于，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仅仅解决了非流通股向公众股东支付了10：3的对价，获得了全流通权，而没有作出大小非后续减持的制度安排。
　　2009年以后上市的新股，非流通股并没有向公众股东支付对价，就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一年或三年后的任性减持权，为股市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更大的问题在于，自此以后上市的新股，流通股仅占总股本的25%，个别的只有10%，剩下的四分之三的非流通股，又成了比IPO排队堰塞湖更大的堰塞湖——1年或3年后几倍于首发融资的非流通股在高位抛向市场。例如，2016年上市的242家新股，首发融资只有1800多亿，但在1年和3年之后，其大小非减持的市值竟高达2.82万亿。加上今年发行的500家新股，这对后市来说，是何等巨大的抽血（供给）压力啊！
　　只要大小非减持的堰塞湖不从根本上断掉，即使换任何人来掌管股市，结局都是一样的！
　　2、股市定位和监管思路长期存在偏颇。
　　只顾每周、每月按部就班地发布新股扩容额度，而不因市场的强弱而相机调整扩容的节奏；
　　只顾一级市场发新股融资，而不顾二级市场投资者的投资得失；
　　只顾在每年度总结报告中，用扩容数量和融资金额来显示监管层的政绩，而不顾当年股指跌了多少，总市值和流通市值减少了多少，国有股权资产贬值了多少，广大投资者的财富损失了多少；
　　只顾股市为新上市企业融资服务，而不顾全球股市屡创新高，唯经济30多年在全球一枝独秀的中国股市至今仍处在金融危机前高点的半山腰，年年熊冠全球，经济晴雨表功能严重扭曲，得远不抵失的状况；
　　只顾小盘新股融资量不多便认为对总市值较大的市场影响不大，而不顾股市存量资金越来越少，新增资金匮乏，供大于求的困境在加剧；
　　只顾市场规模发展的速度、力度，而不顾二级市场的承受度。

　　也就是说，监管层对股市的定位和思路是：只重融资功能，却轻投资功能，轻资源优化配置功能，轻经济晴雨表功能。

　　试想，一个只有新上市公司赚钱、一级市场赚钱、中介机构赚钱，而二级市场广大投资者都亏钱的股市，其结果必然是投资者亏损越来越大，被套越来越深，活跃的账户越来越少，财富越来越悬殊，场外投资者越来越望而却步！

　　而外面的世界却走了相反的路线——重投资功能，轻融资功能。例如，金融危机发源地的美国股市，连续大涨8年，从6470——21000点，把投资功能放在第一，新股扩容少之又少，不仅成功地化解了金融危机，而且率先经济复苏。欧债危机的发源地欧洲各国股市，包括破产的希腊股市，也屡创历史新高。亚州股市，包括日本、韩国、中国香港股市，也都进入了大牛市。

　　可见，通过投资功能的发挥营造股市牛市，恢复了人们对经济的信心，再去拉动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加大消费，其对发展经济的效果，反而比让多一些小型企业上市更加明显。

　　3、对二级市场过度监管扼杀了市场的活力。

　　所谓监管，顾名思义就是按照《证券法》来监管、查处欺诈上市、内幕交易、操纵股价等违法违规行为，其目的是净化股市环境，使之变得更富有活力和运行效率。

　　但是，长期以来，中国股市监管的思路却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一管就死”。

　　一是管股价涨幅（不管跌）。凡个股两个涨停板，或三天涨幅超过20%，就被视为“异常波动”，要发公告作出澄清；若继续再涨，就要停牌核查，有的股一停就是20个交易日，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而国际成熟股市，个股一天涨几倍，也属于两厢情愿的事，只要有大涨的理由，没有证据显示是内幕交易或操纵股价，监管层就视而不见。由于中国的监管层热衷于管股价涨幅，管买卖行为，故使投资者感到无所适从，市场日益失去活力，变成熊途漫漫。

　　二是管高送转比例和分红比例。这显然是干预了上市公司的自主经营权，越俎代庖了。此种情况在全球股市中都不存在。

　　三是管重组。全球股市都鼓励和提倡资产重组、借壳上市，以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和股市活力；本周三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强调：“鼓励有条件企业实施兼并重组，运用市场化手段淘汰落后产能，推动经济结构优化”；本周四，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资委文件，国务院国资委第一次放权，提出：“不干预企业自主经营权，不直接规范国有股东行为，不干预地方国企重组上市”，“企业集团内部国有股东所持上市公司股权流转，国有股东与上市公司非重大重组，国有股东通过证券交易系统转让上市公司股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的审批权，下放到省级国资委”。

　　但是，股市监管层在规定了创业板不准借壳上市和重大资产重组后，又对主板国有上市公司和民企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从严审核，禁止跨界购并。甚至对推出重组方案的上市公司，停牌超过一年都不准予复牌。因而使市场历来最有活力的购并重组变成了万马齐喑。从事资产重组的上市公司和各类机构，都变得谨小慎微，提心吊胆，甚至束手不干。国资改革股和资产重组股的走势，更是直线跌落一片萧瑟。

　　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监管层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60条的核心思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变成了“充分强化行政审批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4、扭转中国股市困局的五项建议。

　　在当前中国股市面临股灾4.0版的危难之时，市场各方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了扭转股市困局的意见和建议。在此，我认为要尽快解决最关键的5项。

　　第一、新股扩容要充分考虑市场的承受度。监管层应公开、理直气壮地强调：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要让投资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确保每年股市的涨幅不低于GDP的增幅。如果做不到，表明市场供大于求，扩容超越了市场的承受能力。此时，哪怕放缓扩容节奏也在所不惜。如果监管层能有这种自信态度，那么，市场就更有信心，中长期投资者就敢于坚定持股，大量新增资金就会源源不断地进场，定能超额实现监管层的扩容和股指同步增长的目标。

　　第二、用新老划断的方法，尽快对今后上市新股的结构进行改革。从辅导期到上市前，就要求改变控股股东“一股独大”。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规定控股股东(含家族成员)的股权不得超过33%，多余股权，或则转让（严禁虚假转让、代持），或则并入新股发行。这样就一劳永逸地消除上市后大小非没完没了减持的后遗症。今后若再减持，就很容易引发并购。此举还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企业的“上市饥渴症”。

　　第三、对2009年后上市公司的大小非减持制定新规。由于这些公司未向公众股东支付过对价，可参照国外股市的惯例，适当延长大小非的锁定年限；对每年、每季度的大小非减持比例设定上限；对业绩逐年下滑甚至亏损公司的大小非减持，作延长锁定期和缩小减持比例的规定；对跌破发行价的上市公司的大小非减持，必须对投资者进行补偿；对业绩大幅下滑、清仓式减持的公司，要作出经济处罚。

　　第四、监管层应积极鼓励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并修改“重组新规”。将除借壳上市以外的国资改革重组的审批权，下放给地方国资委，提高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率。对民营企业的重组，也予以积极支持。只要没有违反规定，交易所可通过问讯函及时提出问题，予以纠正。若暂无发现问题，就应允许重组，监管层可进行事中和事后监管。

　　第五、对股市的投机功能应放宽容忍度。房子是用来住的，而股市既是用来投资的，也是允许炒的，这是国际资本市场的共同特性。鉴于A股市场巳经有涨停板制度，建议取消三天涨幅超20%就发异常波动公告的规定，改为：当10天内股价累计涨幅超50%，再发异常波动公告；当20天内涨幅超100%，再采取停牌自查。对持续下跌的股票也作同样处理。对异常波动个股，除了用大数据监管有无违规以外，可每周公布一次前十大股东持股状况，对拉高出逃的机构形成威慑力，对跟风的投资者也提供风险警示。

　　我相信，中国股市并非无药可救。只要监管层能广泛听取并吸纳有识之士的建议，改变监管思路，提高监管水平，对股市27年来累积的沉疴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创新，那么，中国股市完全有能力化解金融风险，跟上国际股市的步伐，走上健康稳定发展的慢牛轨道，为实体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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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施亮：股市定位，仍是影响A股命运的关键






时间：2017年05月15日 08:31:51 中财网




　　股市定位，仍是影响A股命运的关键
　　IPO发行节奏骤然提速，股市IPO堰塞湖加速泄洪以及IPO发审速度加快等现象，无疑是近段时期A股市场的真实写照。然而，在此背景下，实际上反映出A股依旧离不开“重融资，轻回报”的局面。

　　历史上，A股市场曾出现多次停发IPO的局面。然而，纵观历次IPO的停发，多与此前股市融资过快，市场承受能力骤然下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遗憾的是，在IPO多次被动停发之后，市场似乎并未总结出充分的经验教训，待市场投资信心略有回暖之际，股市融资功能却再度加速运转，如今更是实现了一周一批次的IPO发行速度。

　　当下，属于IPO新规模式。具体而言，其亮眼之处，就在于取消了预缴款申购机制，取而代之的，则是中签后再行缴款，大大减缓了新股对存量资金的分流压力，但新股中签率也骤然下降。

　　值得一提的是，因当下的IPO新规，结合了市值配售的模式，并锁定了大量的打新资金，这也促使了一周一批次的IPO发行节奏，成为了市场的常态现象。退一步来说，如果新股赚钱效应不足，或IPO发行赶不上一定的节奏，则可能会引发部分存量资金的出逃，打新资金也有可能抽身而逃。

　　从15年6月份之后的股灾风波，到近期A股股票的大面积下挫，股市融资过快的现象似乎成为市场最为关注的问题。或许，对于市场而言，此前股市的急跌，仍与“去杠杆化”“去泡沫化”有着直接的联系，而股市融资过快，却并非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

　　但，需要注意的是，当股市由牛市转为熊市之际，往往会存在“放大利空，缩小利好”的影响，而此前多次的股市下跌，也与股市融资过度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而在熊市市场环境下，无疑进一步扩大了利空的冲击影响力。

　　实际上，鉴于A股融资过快的问题，本已不是新鲜的话题。然而，鉴于A股市场特殊的股市定位，却进一步提升了股市的融资功能，而长期以来，A股投资与融资功能，似乎未能够达到均衡发展的局面。

　　除此以外，更为关键的是，当企业经历多个环节顺利拿到核准批文之后，紧随其后的，则是系列再融资方案的推出，甚至是变相的利益输送，而待限售股解禁之后，密集的限售股解禁压力，却蜂拥而至。更有甚者，为了摆脱减持规则的约束，不得不采取了提前辞职的策略，实现变相的加速减持套现，轻松实现一夜暴富的目标。然而，与低廉成本的大股东机构资金相比，缺乏成本资金优势的散户，却很难在一级市场中获得低廉的持股成本，反而需要到二级市场上购买高出发行价数倍的筹码。由此一来，也加剧了股市财富再度分配的不合理性。

　　多年来，A股市场创造出大量的“一夜暴富者”，但同时，也存在不少的企业，因股市这一个渠道，而实现了几何式的规模扩张，乃至将企业品牌走出了国门。

　　时至今日，A股市场上市公司数量超过3000家，而新三板市场近年来的挂牌数量更为显著，融资渠道获得了实质性的激活。但，在企业不断满足上市融资需求的同时，A股市场却长期处于“有进不出”的状态。至于长期存在的股市不死鸟现象，也因部分地方性特殊救助等原因，而继续演绎着，股市刚性兑付现象依旧未能获得根本性的破解。

　　很显然，在A股融资过快的背景下，股市退市率极低，导致了股市容量不断扩容，但股市优胜劣汰的功能，却迟迟未能够获得实质性的提升。由此可见，在仅有的存量资金主导环境下，随着股市容量的持续飙升，股市很难从本质上激活起持续性的赚钱效应，而股市的长期定位，也足以影响到A股市场的最终命运。

　　时下，A股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力度有所提升，但与频繁的股市融资相比，却未能够充分体现出股市的投资魅力。

　　多年来，A股市场总市值规模获得了大幅度飙升，而不少上市公司也通过不断再融资扩容，实现了规模式的扩张，乃至进军百亿、千亿市值的规模水平。然而，在股市总市值不断扩容，上市公司市值迅猛提升的背后，投资者的投资回报却未能够获得同步性的跟进，多年来市场融资与投资回报的比例，也存在着失衡式的发展格局。由此一来，经过多年来的市场发展，股市财富再度分配却显得相对不合理，肥了少数人，却瘦了多数投资者，而长期以来A股市场的定位问题，确实需要好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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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挣钱与拉仇恨的种族天赋


2017-04-29

文/陈思进

出于复杂的宗教、政治、民族、文化、经济等等的原因，那种将犹太民族看做带有集体犯罪特别是操控金融的原罪，以这个民族整体为目标的世界性的反犹主义，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其持续时间之长、残酷程度之烈、发生地域之广、参与人数之多，不仅是人类本身的耻辱，实际上就是一种反人类的非理性的集体犯罪，也是人类大家庭应当吸取的深重教训。

犹太人挣钱与拉仇恨的种族天赋X

16世纪末，莎士比亚的喜剧名著《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描绘了一个名叫夏洛克（Shylock）的犹太高利贷放债人。夏洛克按合同要求有仇的欠债商人割下身上的一磅肉。被告的辩护人，装扮成法学博士的聪明少女，在千均一发之际机智地指出，夏洛克所割的一磅肉必须正好，不能多也不能少，更不准流血，重要的是不能有“一滴基督徒的血”，否则将按法律以谋杀罪论处，财产全部充公。夏洛克因无法执行而败诉，害人不成却损失了财产。

夏洛克是个遭受讽刺和诅咒的刻毒、贪婪的吝啬鬼，也是中世纪典型的早期银行家形象。剧情包含了种族、宗教、法律、金融等内容，反映了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歧视观念。

犹太人擅长金融业。今天美国3亿多人口中，犹太裔人只有600万左右，仅占总人口的2%弱。但在金融界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人口比例。前总统罗斯福曾感叹：“影响美国经济的只有200多家企业，而操纵这些企业的只有六七个犹太人”。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中近半数是犹太裔人，“股神”巴菲特，投机大师索罗斯，Bloomberg创办人彭博，美联储前后任主席格林斯潘、伯南克，前后任财长的萨默斯、鲁宾、鲍尔森，还有高盛、雷曼兄弟、谷歌、英特尔等公司的创建人都是犹太裔人。

犹太人为什么如此善于经商，特别擅长金融业？这不是什么莫名其妙的天生智慧，而是特定历史环境条件下的特殊性，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历史成因。

罗马帝国对犹太人起义的**导致犹太人大规模地离开故土，开始了漫长而悲惨的流亡历程。这个长期以来没有土地、没有国家，忐忑不安地穿行在 驱逐令和火刑柱间的边缘民族，尽管历代统治者排斥它、剥夺它，但崛起成了世界民族之林最会经商的民族，一股不可忽视的巨大经济力量。

欧洲中世纪的主要统治力量是基督教教会。天主教会和地方僧侣大肆宣扬犹太人杀害了耶稣，犹太人长期被宗教和法律定为罪人，是不可通婚的劣等民族，从而鼓动普通市民仇视或杀害犹太人。13世纪以来出现了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和驱逐。当14世纪中叶黑死病夺走了当时欧洲一半以上人口后，不幸的犹太人又被当做了天谴或者阴谋两种解释的矛头所指的替罪羊。

在基督教文化区，早期教会认为放款取息是犯罪，放高利贷该下地狱；但是，即使是教会统治下的世界，也离不开借贷这类金融活动，达官贵人以至国王也有亟需融资的时候。于是，教会就把这种“罪恶”的活动交给犹太人去做。因为，反正犹太人天生就是“有罪”的，让他们从事这种罪恶的金融活动，教会可以保持自己的高尚，又满足了社会的需要。而且，尽情嘲弄犹太人成为欧洲人最开心、解恨的事情。所以莎翁的《威尼斯商人》被定义为喜剧。

犹太人没有政治地位，在饱受歧视的艰难环境里，不能买土地，决定了不能当地主；不容许耕种，所以也不能当农民。犹太人无缘参政或从事公务员、教师、公证人等“正当职业”，那么靠什么安身立命呢？既然欧洲人把犹太人发配搞金融，经商赚钱几乎是犹太人唯一可做的职业，于是不得不付出于超乎常人的努力，能赚钱时拼命赚钱，致力于理财和积财，在掌握钱财中求得生存的安全感。

被允许从事金融罪恶活动的犹太人并无安全保障，钱财随时都会被剥夺。比方说十字军东征时，教会为招募更多的十字军战士，颁布了一条命令：参加十字军的人，如果欠犹太人的钱，一律赦免，不用还了；犹太人白白遭受莫名的损失。欧洲很多君主也向犹太人借钱，但是，君主会随时宣布债务无效，或者以其他方式掠夺犹太人。

金钱是犹太人唯一能够拥有的财富。为了防止被无端掠夺，有一点钱就要想方设法地藏起来。有了钱的犹太人，除了吃穿之类的日常用品，有钱也没有多少地方花。也不敢大手大脚地花。在那些社会地位比他们高的基督徒看来，犹太人不是吝啬鬼是什么？因此，犹太人的金融传统及其特点，并非天生的必然，其实肇因于欧洲宗教和世俗政权对于犹太人的深度歧视。

与当时大多数没有文化的基督徒不同，绝大多数犹太人都能写能读，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加上一个无国籍流浪民族特有的国际视野和联系优势，犹太人在银行等金融业建立了牢固的传统和很深的根基；与此同时，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犹太人在人文和自然科学方面也有了卓越的建树。

犹太银行家常常被责备只对金钱的增长感兴趣，不择手段，没有道德顾忌。对人对事冷漠无情，没有温情和关爱，除非小圈子里的自己人。但是，这个表象并不能只怪犹太人，真正的祸根在于欧洲人的千年坏传统。

事实上，犹太人要在所在国家立足，不可能真正不择手段和没有道德顾忌。有人为犹太人商业成功总结了5条准则，这些都是犹太人经商成功的重要秘密：1.认真对待合同，记得有比赚钱更重要的东西；2.进行正确的情报收集工作；3.努力发现顾客需要什么、不断向顾客学习；4.遇到问题另辟蹊径、不到最后不要绝望；5.不卖假货、追求商业品质和公平原则。

如果说罗马帝国的金融业，一开始就处于帝国政治寡头垄断状态，阻碍了市场经济发展进步，国势终由繁荣转入衰落；那么中世纪半地下的犹太人为主的欧洲金融，则令极度落后的欧洲蛮族经济出现市场经济萌芽，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功不可没。

19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俄国、法国、德国出现反犹太主义浪潮后，作为犹太人自古以来对回归以色列地的向往，以及对于欧洲反犹主义的一种反弹，犹太人发起了一场国际性的政治运动——“犹太复国主义”，又称“锡安主义”（锡安是圣经中所提到耶路撒冷的别名），是为支持犹太人在古以色列地域重建家园的政治主张。1882年俄国敖德萨犹太人医生平斯克尔对此简明诠释道：“人们歧视犹太人，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国家，这个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就是建立犹太国。”

“锡安主义”立即成为全球反犹主义的攻击目标。沙俄尼古拉二世的秘密警察炮制了《锡安长老会议纪要》(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又称《犹太贤士议定书》)，它在1922年再版的时候被改名为《由世界政府来征服世界》（World Conquest through WorldGovernment)。这个伪造文件提供了犹太人阴谋接管世界的“证据”，其中描述了这样一幅情景：全球犹太领导人集会，组成了秘密组织和机构，制定了一项计划，意图控制和操纵政党、经济、新闻界和公众舆论，实现统治世界的目的。该“议定书”曾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出版，反犹主义者用它来支持所谓的犹太人阴谋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纳粹政党利用该“纪要”为其反犹意识形态和政策赢得了支持。希特勒和戈培尔以此作为犹太阴谋的最大证据，确定他们有着一个严密的组织，在阴谋策划反对第三帝国，以及最终图谋掌控世界，声称德意志民族面临着“犹太人的威胁”。希特勒等纳粹党人炮制了最终解决方案，即惨绝人寰的灭绝犹太人的大屠杀政策。在1939年至1945年期间，约6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

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着一段铭文，作者是一位的德国的新教神学家，曾经支持过希特勒的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1892－1984）。上面写道：

“最初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当他们追杀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奔我而来，这时再也没有人留下来为我说话了。”

近年来一种阴谋论在中国流行了起来，依据的是一些西方过时的阴谋稗史，糅杂了一些不明来历的故事情节。犹太人被描绘为通过控制国际金融系统，来达到其阴谋统领世界的目的。世界史中跨越两个世纪，互不关联的重大事件背后，都说成有一个根本原因：犹太人罗斯柴尔德银行业家族王朝对货币发行的持久控制；告诫人们警惕潜在的金融打击，为迎接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做好准备。似乎整个世界都在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所领导的国际银行家，即一小撮“黑暗金融势力”的肆意摆布之下。他们透过策划和资助暗杀、战争、经济萧条而获得巨大利润，通过废除金本位、债务挤压、操控石油供给和大量金融衍生产品，进一步掌握货币发行权，控制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命脉。他们在密室里做了某些秘密筹划，美国总统就会被刺杀，战争就会被发动，各种工商农牧业就会遭到“定向爆破”，美国和世界就会陷入大萧条；英法战争、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甚至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这帮家伙幕后操纵的。

显然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无稽之谈。

以罗斯柴尔德为代表的国际银行家拥有神秘的超级权力，可随心所欲地玩弄王权与政府于股掌之上，肆意操纵世界的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萧条吗？事实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确曾经风光一时，至少在19世纪曾被称为“19世纪欧洲最强大的犹太金融家族”，在今天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也尚有一席之地；但是，其市场地位与影响力早已微不足道。无论是按股票与债券承销、交易及企业并购业务的市场份额，还是按旗下所管理金融资产的规模，该银行都往往排不上国际前十名，更谈不上呼风唤雨、主宰全球金融市场了。

即便在19世纪，处于全盛时期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只能在欧洲君权淫威下卑躬屈膝。当年这个家族银行的总部在维也纳，负责人是所罗门·罗斯柴尔德，他有财有势，但只能常住在宾馆里。

欧洲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里，犹太人不允许拥有不动产和其他实质财产，也就是说，法律规定犹太人不可以买房子，不得拥有土地；致使犹太人只能在政府指定的区域集中居住，造成了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聚居区，后来发展成为集中营。

文艺复兴运动后，教会控制力下降，欧洲各国对于“其他实质财产”的规定也开始有所变化，但仍不容许犹太人拥有房产。富有的犹太银行家所罗门·罗斯柴尔德不愿住在简陋的犹太人聚居区，因此不得不常年住宿宾馆。

1831年，奥地利政府因财务困难，有求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所罗门·罗斯柴尔德借机给首相梅特涅写信，提出了一个要求。他写道：“现在我代表我和我的兄弟们冒昧提出的请求是，在奥地利帝国境内我们应该享有购买不动产和其他实质财产的权利。我很清楚这个要求和法律规定相悖。然而，希望仁慈明智的殿下能够法外开恩。而且我预感到，如果殿下有一丝乐意，您的努力斡旋一定就能成功说服这位最仁慈开明的君主（指奥地利国王）。”

这位犹太银行家虽然财大，但气不粗，这一请求还是被奥地利当局否决了，依然不得拥有不动产。罗斯柴尔德银行业家族由于坚持只在家族内部人员中传承，未能很好融入现代金融业。1865年就退出了美国市场。两次世界大战中又受重创，大量家族成员被杀害，资产被侵吞，在欧洲大陆和北美澳洲的金融机构和资产几乎全军覆没，战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冷战期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东欧的许多资产又被苏联接管。这家银行靠了在英国和瑞士幸存的部分金融机构艰难图存，主要做并购重组业务，目前在欧洲金融界尚占一席之地，一年的营业额不到100亿美元，估计资本总额不超过300亿美元，不及欧美大银行的一个零头。

尤其离奇的是，中国式犹太阴谋论以为，即便在今天，美联储还只是私人银行的一个傀儡，而这些私人银行最终效忠于无所不在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这就是起码的常识性错误了。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国立的中央银行，只有过公私合营或私人银行承担中央银行的职能。美联储是私有的中央银行，或者说是整个私人银行集体利益的代表，目前所有的决策也都是透明的，不可能受到哪家银行的操纵。美联储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由管理委员会七人（包括主席、副主席在内）组成的理事会，成员悉由总统提名，需经参议院同意，被任命者不能与任何私人银行存在利益冲突。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系由美联储主席与财政部、预算局以及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负责人组成“四人委员会”共同制定。 （选摘自《货币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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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斌：价值投资的制度基础
原创 2017-05-15 杨波 刘明整理 中国基金报
中国基金报记者 杨波 刘明整理
5月12日，由中国基金报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机构投资者峰会在深圳举办,知名投资人、东方证券资管公司前董事长、君和资本创始合伙人王国斌做了题为《价值投资的制度基础》的演讲。
（证券时报郑宇 摄）
王国斌称，价值投资的基础是对财产权利的尊重、对合同的保护以及对市场制度的坚定信念，三者缺一不可。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中的价格变动，需要纠错机制和价值发现机制，任何一个制度如果没有纠错机制就是一个坏的制度，好的制度是扶持市场而不是扶持企业。
王国斌认为，中国做价值投资的时机越来越成熟，整体环境的改善、法律制度的健全，使得致力于生产性努力的企业家越来越多。改革开放前半段，企业家往往从创业期的生产性努力起家，最终却滑向寻租性努力。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下，一个成熟的企业家群体正在形成，他们为把企业做成百年老店正在付出生产性努力，随着生产性努力的企业家越来越多，价值投资的春天真正到来了。
王国斌表示，中国的“漂亮50”起源于两点：一是概念炒作股抱团取暖的囚徒困境正在终结，二是制度上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也已结束。越来越多的资金正在流向优质股票，绩优股理应得到溢价：一是流动性的溢价；二是中国较少能够从1做到N的企业和企业家，这类个股具有稀缺性溢价。截至今年4月底，中国“漂亮50”的市盈率为29倍，美国“漂亮50”在1972年最高点时估值是41.9倍，但从1972年到2001年，美国这些股票的组合并没有比标普500指数表现差。
中国基金报记者特将王国斌演讲整理予以分享，全文如下：
我今天想从我过去20多年的投资经历来讲讲价值投资。现在这个时点上，价值投资在中国，不管在媒体上或是日常的交流中，都是一个很热门的词，但其实大家心目中，都觉得中国的投资者并不是真正在做价值投资。
我差不多可以算是第一代投资者。1992年在学校，差不多就已经开始实践了。我认为中国股市从诞生之初到2007年，大多数投资者初衷上还是按基本面来投资、来交易的，只不过大多数中国的投资者那时只能基于三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三大财务报表）来投资，至于这三表到底是真是假，投资者是没有能力来鉴别的。
1998年首批公募基金公司成立，公募基金逐步成为价值投资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但在2007年以后，第一代公募基金经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出走创立私募，加上公募基金在股市的市值占比和话语权下降，在公募领域价值投资没有得到很好的坚持。再加上市场环境并不是太好，IPO走走停停，监管套利、概念驱动的事件性投机盛行一时，传统意义上的价值投资一度相当势微。
在中国做投资比较辛苦，《投资中最重要的事》的作者马克斯曾经说过，他有一个朋友是飞行员，马克斯曾问他，当飞行员有什么感受？这个朋友说，我大部分时间是无所事事，偶尔会胆战心惊。马克斯说，我做投资的时候也是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偶尔胆战心惊。
我在中国做投资这么多年，感觉是大多数时间胆战心惊，偶尔无所事事。很多规则动不动就改变，甚至有的事情发生在半夜。黑天鹅频出，这就是中国的证券市场的普遍现象。最严重的时候我在很多年前已经说过：那是在2001年，这一年出来了超过近400个新的规则，差不多每天变一个，这样对一个以规则见重的市场来说，意味着每天要发生一些改变，作为二级市场的参与者，太容易无所适从了。
国外著名的价值投资者，以同样的方法在A股进行投资，也有折戟而归的例子，因为中国的上市公司有很多造假做假案例。
我亲身经历过琼民源、蓝田股份、东方电子、银广夏等股票投资，这些都是在中国证券史上非常有名的做假案，而且都是以价值投资的名义、以绩优股的名义进行的。琼民源是财务做假，琼民源1996年的年报，报出来时候业绩高达每股一块一、一块二，市盈率并不高。现在还有琼民源记忆的人不会太多，但我是亲自经历的。蓝田股份大家都知道，它的笑话特别多，还有东方电子、银广夏。我所在机构能幸运的规避了这些股票，靠的是股市的常识。
我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能够最终逃出来。有个业内非常著名的投资者朋友，名字我就不说了，最终在东方电子上损失惨重。在当年东方电子如日中天的时候，他来找我，问我怎么看东方电子。我说你赶紧卖了吧，我说我不看好它，因为股市有一个常识，大家都觉得它特别好的时候，应该多一份谨慎，你关心的是有人在买入，我关心的是既然这么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在卖出呢！交易量太大了，不适合再拿着。所以我差不多在交易量最大的时候把东方电子卖掉了。后来他来找我，说当时没听我劝，结果自己这么专业，居然被骗了。
还有银广夏，我原先的一个手下，当时在杭州给我打电话，说今天发生了怪事，我们一次性从另外一个投资者那里买入了两千万股（那时不存在大宗交易）。我当时就说这公司百分之百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很简单，这么好的一个公司，为什么随随便便两千万股就卖给你了，这样卖肯定有问题。后来在海南参加一个会，大家讨论到银广夏，我随口说这公司业绩估计是作假的，有个朋友居然很长时间不理我。我原来的手下买入以后，银广夏就成了热门股，从20元一直涨到40元，但我从来未敢火中取栗，去参与。
我过去能逃离欺诈都是靠运气和一些常识。在中国，我们经常的担惊受怕就不多说了。在外国以价值投资知名的投资者用同样的方法对中国进行价值投资也有折戟而归的例子。欧洲的股神安东尼﹒波顿也曾折戟A股。
我们做投资的，大部分都看过安东尼﹒波顿（Anthony Bolton）的书，他的书写得特别好，作为富达公司著名基金经理，安东尼﹒波顿在28年的欧洲投资经历中，创下了146倍的增长奇迹，被封为欧洲股神。他曾将自己的投资理念和经验集结成书。
他特别看好中国，2010年4月开始运作富达中国特殊状态基金，主要投资于内地和香港或在其他市场上市的中资股。波顿把重点放在中国消费行业，这非常正确，很多消费股股价这些年来涨幅都很大，但波顿青睐私人个体或家族经营的中小规模上市公司，而不是大型国有企业，这与他在英国成功的秘诀一致。而这些成立时间短、治理结构不规范的小公司，使波顿频踩“地雷”。味千中国和霸王集团，分别遭遇了“骨汤门”和“二恶烷事件”，当年股价分别下跌了34.53%和64.08%；西安宝润被控欺诈，股价跌幅超过90%。再加上波顿使用杠杆操作，放大了损失。
2014年波顿彻底退出中国市场，离开前，他说，“错误不在我的交易策略，也不在于这个不成熟的市场，而是我把自己的策略放在了这个不成熟的市场。”
所以我个人投资经历的体会是，在中国，投资者从一开始是抱着一种价值投资的、从基本面分析的角度进行投资的。我们中国的投资者没有一开始就是乱投机的，只不过我们这个市场中在草创的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乱象，令投资者无所适从。
我很少讲价值投资，大家都说我做价值投资，但我很少讲，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认为价值投资是需要一些基础和前提的。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学者做资本市场的研究，可以从1802年一直做数据分析分析到现在，200年的历史，欧洲有战争的冲击所以有中断，日本包括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么长的时间。而我们A股也就不到30年的时间。
从本质上，价值投资的基础是对财产权利的尊重、对合同的保护以及对市场制度的坚定信念，这三者缺一不可，缺少其中一个环节价值投资都无从谈起。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中的价格的变动，还需要“野蛮人”等多样性存在，才有一个和平的纠错机制和价值发现机制，任何一个制度如果没有纠错机制就是一个坏的制度。我们这个市场缺乏一些纠错机制，比如现在还没有很好的退市制度。
我们从一开始，各地政府不断扶持上市公司，这也损害了价值投资的基础，万一政府不扶持了呢，所有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好的制度是扶持市场，而不是扶持企业的。
价值投资的制度基础，首先必须拥有一个良好稳定的制度环境，因为只有在一个良性、正确、稳定的制度环境下，我们才会从经济、企业角度考虑问题，才会考虑是周期性问题还是结构性问题。否则，我们就要去考虑政治问题了。另一方面，一个制度、一家企业是通过寻租性努力还是致力于生产性努力，这非常重要。为什么美国有最多好的企业，欧洲没有和其他国家加起来也没有那么多？美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美国在实现工业化的时候，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的3%，企业要想获利，只能通过生产去努力。欧洲、日本不是这样，其他国家也不是这样，它们实现工业化的时候，政府的收入很高，政府的支出也都很高。我们如果要有一个价值投资的良好的制度，我们必须要为治理改革努力，治理改革是中国保持增长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我认为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当然，我们一直在持续的改善中，我们不能指望它一蹴而就。
我前面说了，我们以前做投资大部分时候是胆战心惊，偶尔无所事事，但是从去年开始，我跟任何人交流的时候都说现在做投资非常简单，因为现在我们几乎不需要胆战心惊了，市场有些震荡也不用担心，很多人担心去杠杆，你根本不用担心，你选择企业只要按基本面严格分析，就根本不需要担心。对我们投资者来说，在中国做投资进入了最轻松、最愉快的时候，非常简单。
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规则，规则重于一切。我经常打比方，像我们打牌，如果一开始说2是最大的，抓完牌拿到几个2会很开心，这时突然变了规则说3最大，那就傻眼了。我们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规则不能轻易去改变。
2015年，大家对股灾总结，有个场合让我去发言，我那时候不敢多说，就讲了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我刚到上海的时候，到同学家玩，中午在他们家吃饭，他说我们一块到菜场去买菜吧，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钱，买虾的时候，摊主说了多少钱一两，我们想了半天准备买五两。挑好了，摊主却说，我们是16两一斤。当我们决策时，不清楚一斤是16两的时候，结果是比较悲惨的，所以资本市场千万不能让投资者买完了以后，告诉他一斤是16两。所以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规则。
我当时讲的第二个故事，我跟几个朋友去米兰参观世博会，走到越南、柬埔寨展馆前面的时候，有一片水稻，我朋友的孩子已经大学二年级了，我说这水稻长得真好。他说这是水稻啊，我以为是小麦呢？在有些人心目中习以为常的事，在另外一群没有相关知识、经验的人看来，是没法辨别的。有一本书叫《散户至上》，是美国以前的证监会主席阿瑟·莱维特写的，第一章讲了他自己的经历，他做过证券经纪人，创立了花旗银行前身的那个公司，有20多年证券公司的经历，他去当主席的时候，由于规定必须把他手中所有的证券处置了，他决定去购买基金，然后他去看基金的条款，到最后他感慨说，这些基金的条款连我都读不懂。这个行业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需要理论和实践高度的结合。大家现在投资港股很热闹，其实我很害怕看港股上市公司的公告，读起来很费力，因为它的公告跟我们的公告完全不一样。
资本市场真的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市场，熟练和专业几乎很难区分，我们跟大户或者散户老头、老太太，真要说谁专业，从你的日常交流中不一定能分辨得出来。这是由于三个因素造成的：第一，股票内在的价值是很不确定的；第二，它是高速流动的，换手频繁；第三，任何一个金融产品，它的法律文本都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资本市场是外行冒充内行的肥沃土壤，我们需要有更专业的监管者，需要有充分市场专业的人参与到监管制度的制定中。
第三个故事很简单。我在家里只要听到惊叫声，就知道家里发现蜘蛛了，我们家几个人都特别怕蜘蛛。但我看到蜘蛛就很亲切，因为我从小就是在蜘蛛的包围中长大的。在美国让人最害怕的十种动物里面，蜘蛛跟蟑螂名列前五名。其实蜘蛛在某个意义上是有益的，这个故事是说，有些东西你如果知道它，熟悉它，就不会害怕，在资本市场也一样。比如涨跌停板制度，如果放开涨跌停板，可以让银行的钱逃离市场，股民的杠杆也降到最低。我问过国内的大部分银行，我们到香港去做投资，找国内的银行想放点杠杆，没有一家银行敢，最主要原因是因为香港没有涨跌停板。
股市是个多元生态系统，绝不是非黑即白的生态系统，因为永远有一半人有不同的意见，一定要统一所有人意见的话就没有股市了。卖出的人都觉得比买入的人聪明，买进的人都觉得卖出的人是傻瓜。美国证监会前主席说，“美国的监管体系数十年来，多数情况下是与市场中最不正当的地方作斗争。我们这些在证监会里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证监会不是全能的，证监会没有任何责任保证我们每个投资者获利，保护投资者免受欺诈和市场操纵的损害是我们的职责，但投资者为追求回报及可能遭受损失的权利也是不可剥夺的，同样也需要我们的保护。”我的看法是，证监会主要两个职责，一个是保护投资者免受欺诈和市场操纵的损害，另一个是保护投资者投机的权利。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说，中国的企业家不是走进了监狱就是走在进监狱的路上，如果是这样根本无价值投资可言，因为我不知道哪天会发生黑天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然，这是一种极端的说法，但部分企业家的这种状态，我认为是市场失灵的产物，也是政府失灵的产物。由于政府的不当干预，给某一特定集团不公平的补贴或者特定企业特殊的垄断权，如果这些企业去寻租这些特定的权利，价值投资也无从做起。大多数的时候，规则是用来保护特定的既得利益者的，会妨碍企业创新、企业进入、阻碍竞争者的出现，缺乏竞争是目前世界上所遇到经济方面问题的主要根源，所以我们要扶持市场，千万不要去扶持企业。
再讲一讲公司治理，为什么公司治理对价值投资而言尤其重要？因为价值投资者购买股票的时候，已经做了调查分析工作，因此他们期待所投资企业的内在价值能逐渐在市场价格中体现出来。如果企业的管理层阻碍了市场价格对内在价值的体现，就破坏了投资者的动力，所以没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也无从谈价值投资。
有些外国投资者跟我交流的时候，我经常说在中国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每个企业都需要自下而上的分析。我们QDII去投资美国，你不用太多怀疑它的公司治理，但中国的公司治理问题则是五花八门的。不是说中国没有好公司，中国好公司很多，但是不能用一个普遍的规则去看待。治理好的中国公司是个小概率事件，人家是大概率事件。
学术研究也证明，良好的公司治理是有利于价值投资的，在国外，还有以公司治理作为投资策略的基金产品。
我前面说了现在我们胆战心惊的次数在逐步减少，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我们在持续改善的过程中，去年以来，证券稽察监管在大规模展开。不过，对上市公司的欺诈处理，我认为还是不够重，因为任何时候投资者是弱势群体，即便操纵市场的人在上市公司面前，也是弱势群体。
从统计上看，现在所有方面都在好转，我持续地统计过二级市场资金的使用情况，在2016年上半年以前，A股市场的资金使用效率是非常低的，大部分资金交易都集中在小股票、差股票上，在整个2010年到2016年之间，整个市场的市值增长，都体现在业绩差的公司上，交易也一样。
有一次做统计的时候，我和数量分析的人说，2亿元以下利润的公司，不要给我看了。中国的经济增速不会回到历史高点了，经济增速下降的过程中，没有足够利润的公司是经不起周期波动的，是没有竞争力的。我们在做各种统计的时候，会把利润很低的公司放在一边。不是说利润低的没有好公司，但是因为现在上市公司太多了，我们投资就是翻石头，翻一百块石头可能才找到一块好看的石头，翻两百块石头才发现三块好石头。我们翻不过来，就用一些量化指标筛选，所以会采用一些能够找出更有竞争力的公司的指标。中国市场体量已经做成这么大的时候，利润还在一千万、两千万的企业，是经不起任何市场波动的。连续5年主营利润>2亿（剔除房地产、银行、非银），A股**计370家符合条件的公司，占A股的12%左右，这个数量已经不少了。
2016年开始发生了变化，业绩好的公司在A股市场总市值的占比开始上升，并且，总市值增加最大的是净利润在10亿以上的公司，这个统计数据是从去年开始变化的。另外一个统计数据，在2010年至2016年间整个市场（剔除金融地产）的成交额一直集中于业绩较差的公司，不过在2017年这个趋势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净利润较好的公司成交额特别是净利润超过10亿的公司成交额开始上升。融资买入也体现了投机资金的流向，在2010年至2016年期间整个市场融资买入主要集中在业绩较差的公司，但是在2017年这个指标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白马股受到了资金的追捧。
在A股市场，绩优股、大市值公司长期估值都较低，按道理这些股票应该是溢价交易的，原因有两个：一是A股市场习惯于给予流动性极高溢价，比如IPO公司的高估值，以此类推，白马股理应获得更高溢价，因为它流动性更好；第二个溢价其实是潜在的，我已经说了两年，我说中国人很善于创新，从0到1可以层出不穷，但因为我们的文化、制度、治理各种各样的因素，中国人较少从1做到N的企业家。我们这些真正的绩优股已经被证明是从1做到N的一些企业群体，是比较稀缺的，理应得到溢价。
市场制度环境的持续改善体现在很多方面，一方面是加快发行速度、减少审批流程，pre-ipo投资就是一个监管套利，美国是不存在pre-ipo投资的，中国大量的钱、PE的钱集中在监管套利上而没有去鼓励创新，没有用在支持一级市场创新上。我们一级市场大量的钱是在为监管套利存在的，而不是为支持创新创业活动的，只有通过加快发行速度，我们才能让一级市场更加专注于我们的创新创业。
鼓励上市公司分红是能够优化企业治理结构的举措。企业不分红是滑稽的事情，如果不分红的话，投资股票只能靠博取差价，即便你投资了巴菲特的公司也是一样，只能博差价。
另外，加强了对操纵股价、财务造假等行为的稽查和惩处。财务造假在中国太厉害了，但我们的处理却还是太轻了，基本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让投资者觉得政府是在变相支持。所以现在还有铤而走险的，你看有的公司利润很好，毛利很高，但应收账款很多，这里有矛盾啊，毛利高就是企业很有竞争力，有竞争力，别人的钱就会给你，怎么可能应收账款很高呢？
可以参照美国的情况，2001年，美国安然公司的财务造假丑闻被曝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立刻介入调查，事实确认以后，安然公司宣告破产，安然公司CEO杰弗里 斯基林被判刑24年并罚款4500万美元，安然公司的投资者通过集体诉讼获得了高达71.4亿美元的和解赔偿金；有89年历史的安达信宣靠破产，从此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变四大；三大投行遭到重罚，花旗集团、摩根大通、美洲银行因涉嫌财务欺诈被判有罪，向安然公司的破产受害者分别支付了20亿，22亿和6900万美元的赔偿。如此大力度的处罚，才能大量减少上市公司的造假行为。
另外，加大对知识产权等的保护，对价值投资特别重要，如果不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治理力度、加强对健康安全的保护以及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就会黑天鹅频出，对好的遵守规则的公司极不公平，价值投资也缺乏基础。我们有很多著名的品牌的产品，是经不起检测的，但我买一个消费类股，首先要相信它的产品是安全的，我才敢买，可喜的是，现在我们正在逐步加强监管收紧过程中。
在中国做价值投资应该是时机越来越成熟，原因在于我们整体环境的改善、整体法律的健全，使得致力于生产性努力的企业家越来越多。改革开放前半段，大量企业家都是从开始的生产性努力起家，很快就滑向寻租性努力，现在大量的企业家已经明白过来了，要长治久安，成为百年老店只能靠生产性努力，所以随着生产性努力的企业家越来越多，我们价值投资的春天真正到来了!
下面具体谈到投资，我想抛出的讨论是谁是皇帝的新衣，这个问题太敏感，我给不出答案。我们先谈谈“漂亮50”的缘起和结局。
一、漂亮50
是指美国上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期被投资者追捧的50只估值低廉盈利稳定增长的优质蓝筹股，其背景是60年代大泡沫破灭后，华尔街专业人士立誓要回归明智合理的投资原则。大家如果看看60年代美国的投资状况会很有启发，那是一个新股大面积发行、概念性驱动、股市投机风潮盛起的年代，最后是一地鸡毛，跌得一塌糊涂。在那样的背景下，华尔街一些机构投资者就慢慢地开始追捧低估值、稳定成长、市盈率比较低的一些蓝筹股。
随着一路上涨，美国漂亮50在1972年的时候整体估值达到41倍。当时，《福布斯》杂志对漂亮50做了个评价：什么使得漂亮50不断上升？这和很久以前在荷兰促使郁金香花价格上升的原因一样，就是因为人们的错觉和疯狂。很明显，问题不在于企业，而在于那些机构投资者暂时的疯狂，他们外表看起来非常聪明但事实上尽干傻事，他们很轻易地忘记没有任何一个大规模的公司值得支付超过正常盈利50多倍的价格。
问题是，这样的评价公平吗？
《长线投资》对于“漂亮50”从1972年到本世纪初有一个30多年的总结：经过统计分析发现，即使在最高估的时候买入并持有到1996年，收益为12.5%，与标普500指数同期收益基本持平。同时，意外地发现，科技股和少部分市盈率高于50倍的股票，跑输了标普500指数。我看到另一个统计，是到2001年的，结论一致。
中国漂亮50的缘起
中国“漂亮50”的整体估值到4月底是29倍，美国漂亮50在1972年估值是41.9倍，差距是40%。所以，大家如果认为中国漂亮50是皇帝的新衣的话，我认为为时过早。我不是说这些中国公司股价也会有40%的涨幅，但从公司质地和发展潜力来说，其中有一些公司未来涨幅绝对不止40%。
中国漂亮50的缘起有两个因素：
1.制度上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束。
大量利用低环保、低人权、违反法律的手段，来降低成本竞争的企业，基本上会在一个新的时代被彻底淘汰。所以，只有那些重视环保、重视劳动者保护、重视健康安全的企业，才能够生存下来。任何不重视环保的企业都没法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收益越大的公司，它的环保等的投入就会越大，生存就会越强；另外一部分企业会因为环保问题和其他法律上的问题，被驱逐出这个市场，这是一个因素。
2.博傻的囚徒困境的终结。
没有做投资的人或者没有在投资圈密切接触的人是不清楚的，什么叫搏傻的囚徒困境？中国大量的中小企业上市公司，背后都有三五个人或机构抱团取暖，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割韭菜，唯一的对象是另外一群散户。蓝筹公司市值太大，没法抱团取暖。怎么叫搏傻的囚徒困境的终结呢？原来上市公司比较少，大家可以抱团取暖，可以维持很高的估值，随着IPO不断地放开，上市公司越来越多，突然发现机构之间、几个人之间抱团取暖已经抱不住了，彻底抱不住了，因为只要有一个公司抱不住，下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会产生。
前面说过，蓝筹公司是没有得到市场充分认识的：第一，基于流动性的溢价，交易量越大的公司，流动性越好，23倍市盈率的新股一上市，当天就是44%的涨幅，给它太高的流动性溢价了，而真正有流动性的蓝筹公司却没有得到溢价。第二，应该给从1做到N的那些公司溢价，而不是给0到1的那些公司溢价，但我们是反过来了，我们的二级市场给概念太多溢价，这种扭曲地方必将得到纠正。
所以，中国的“漂亮50”缘起是起源于两点：抱团取暖囚徒困境的终结、制度上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束。
上市公司的所有状况其实都在好转了，中小板的基本面也在好转，但是它原先的估值太高了。现在创业板的整体估值是在持续下降中，但是它的基本面实际上是在持续的好转过程中。估值是否调整到位我不评论了。
3、劣币驱逐良币制度的终结
目前，中国正从制度上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环保治理的力度、加大对健康安全的保护、加大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同时，在证券市场上，也在进一步鼓励上市公司分红、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加快发行速度。
我举一个很简单例子，河长制，大家要高度重视河长制，河长制会使大量的环保不过关的企业关门，这使得中国能够或者说过去几年致力于环境保护的一些上市公司，它的市场份额会不断地上升，这个过程如果结束，那我们中国的漂亮50就可能已经到了泡沫点，但是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现在很多人还不明白河长制的意义，很多地方还不了解河长制到底给当地带来什么，每一段的水流，任何一个地方政府都要负责这段河流水质不变化，流进的水是什么样的标准，出去的水也是什么样的标准。这个难度太大了，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环保不过关的企业都得关门。
现在整个北京天津河北，京津冀有多少人在巡查？而且不是一个小组，它是轮流的，这个月派这三个人，下个月再派三个人过去检查，根本别想在这个过程中搞定关系，只能关门。环保是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的，一点含糊都没有。很多看不见、摸不着的领域，我们国家的政策才刚刚开始。
我们的中国食品行业也在逐渐改善的过程中，三聚氰氨搞过以后，奶制品企业总体上来说已经比较好一些了。有一个很有名的牌子，当时估值较低的时候，我劝一个朋友去投资，他把他们的平台的产品做了一下检测，结果发现黄曲霉素高得吓人，所以不敢去投了。还有某个特别有名的牌子，检测了一下，添加剂之多，我估计他自己都不敢吃。
所以价值投资的环境不仅仅要靠证监会还需要整个社会环境、制度环境的改善。健康安全也是一样，医疗行业大家想一想，一致性评价可以让中国的医药公司死掉一半了，但是如果死掉一半的话就没药吃了，所以只会逐步收紧。但这些方面的改善也预示着我们正好可以去做价值投资，因为很多领域都才刚刚开始改善。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的马太效应会使很多好的高品质的上市公司的份额急剧上升，最终会体现到利润上。所以，我们现在要挣“漂亮50”的公司的钱了，挣他们市场份额不断上升的钱。至于谁是皇帝的新衣，我不能具体说到谁，公司和投资者都有，但那些致力于寻租性努力的企业一定是！
“
中国基金报：报道基金关注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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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去年的批量去化后，房企的补库存“战争”已迅速打响。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5月10日，2017年拿地最多的25大房企拿地总金额超过5599.1亿，同比涨幅超100%。其中有21家房企的拿地支出超过百亿。

房企拿地热情高涨，有着多重主客观因素。其中，销售大年之后的补仓需求，是最主要的内生动力；尤其在行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土地价值更为凸显。而充裕的资金，以及地方政府增加土地供应的环境，也间接促成这波拿地热。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借贷成本偏低，去年以来房企负债规模和负债率已明显提高，且在楼市调控的重压下，市场已出现明显的下行态势。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去化压力和资金链风险，将成为对企业的重要考验。

一二线是主战场

中原地产仅统计了房企在招拍挂市场的拿地规模，而未将股权收购纳入其中。根据统计，年初以来，上述25家企业在一二线城市的拿地金额达到4501.9亿，占比高达80.4%。

这一方面是因为一二线城市库存紧缺，企业拿地欲望强烈；另一方面也是这些城市加大土地供应所致。

今年4月6日，住建部和国土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近期住房及用地供应管理和调控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商品住房库存消化周期12-6个月的，要增加供地；6个月以下的，不仅要显著增加供地，还要加快供地节奏。

此后，北京、广州、南京、杭州、郑州、合肥等热点城市均发布了土地供应计划，并随即推出批量土地。此轮供地潮已延续至今，一些非热点城市也在大量供地。

5月9日至10日，江苏吴江集中出让11宗地块，并以46.22亿的总价格全部成交。5月11日，青岛推出7宗土地，均以底价成交。同日，苏州市国土资源局挂出19宗地块，其中含8宗住宅地块，这些地块将在下月交易。河北保定也在5月10日挂出15宗土地，其中14宗为商服用地。

虽然供地潮极大缓解了房企的压力，但一些热门地块仍然受到追捧。5月10日，南昌市红谷滩中央商务区的一宗地块历经5小时竞拍，最终被富力以11.77亿元总价拿下，溢价率62%，楼面价为8522元/平方米。

从企业层面看，碧桂园是今年拿地最为踊跃的企业。截至5月10日，今年碧桂园共斥资582.41亿元，拿地109宗，规划建筑面积1482平方米，冠绝同行业。其次为保利、恒大、中海，拿地支出均超过400亿。万科的拿地支出为339亿，排在第七。

大部分企业的拿地重点在一二线城市，但也有部分房企在三四线城市大量布局，并造成土地单价差别巨大。如恒大、碧桂园的拿地单价不超过4000元/平方米，首开、中粮则超过2万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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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份沪深大盘震荡下挫，个股遭遇普跌，期间部分股东减持使得相关股票“雪上加霜”。从5月份的解禁规模来看，排在全年的倒数第三位。不过，分析人士指出，本月局部减持压力仍然较大，创业板、中小板涨幅较大股票和定向增发解禁股三类股票，将面临较大的减持压力。

5月解禁市值1586亿元

据Wind数据统计，今年5月全部A股限售股数量为136.07亿股，以当前股价估算，解禁市值大约为1586.46亿元。值得注意的是，4月全部限售股解禁数量为193.84亿股，5月环比出现下降，排在全年的倒数第三位，从筹码供给较少角度来看，5月大小非减持对于市场的压力将降低。

从主要板块5月份的减持规模来看，上证主板限售股数量为61.28亿股，环比增长31.96亿股，排在2017年月度解禁市值的倒数第四位;深证主板限售股数量为74.80亿股，环比减少89.71亿股，排在2017年月度解禁市值的倒数第六位;中小板限售股数量为45.40亿股，环比增加22.85亿股，排在2017年月度解禁市值的第四位;创业板限售股数量为16.64亿股，环比增加8.06亿股，排在2016年月度解禁市值的第五位。由此来看，上证主板和深证主板解禁压力相对较小，创业板和中小板解禁规模较大。

5月份，沪深股市有152只股票出现限售股解禁，永太能源5月解禁规模最大，为12.31亿股;第一创业、迪马股份、东方集团、旷达科技和驰宏锌锗5只股票解禁规模超过5亿股;12只股票的解禁规模超过3亿股。与之相比，TCL集团、开元股份和中恒电气较少，低于10万股。开能环保、捷顺科技、耐威科技、大洋电机、迪森股份、晶盛机电和瑞丰高材解禁规模低于100万股。

适度规避风险

从减持压力看，5月份A股整体的限售股解禁规模不大，相应的减持规模可能有限。不过，分析人士指出，5月份局部减持压力仍然较大，如中小板、创业板和定向增发解禁股这三类股票将面临较大的减持压力。

中小板和创业板的限售股解禁规模环比增加，且规模位于全年的第四位和第五位，虽然中小板指数和创业板指数频繁刷新新低，但不排除产业资本可能会出现越跌越减的情况，尤其是其中的高估值、高股价品种仍然面临不小的减持压力，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

统计显示，5月份有77家公司定向增发机构配售股份将解禁。其中，永泰能源、迪马股份、东方集团和驰宏锌锗解禁规模居前，超过5亿股。中泰化学、同济堂等6只股票解禁数量也都超过了3亿股。从以往经验看，参与定向增发的机构，其配售股一旦获得解禁，短期内减持冲动一般都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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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赚1.8万倍爸爸30年跑赢市场 最顶级的投资是一场马拉松






时间：2017年05月15日 09:43:42 中财网




　　爷爷赚1.8万倍、爸爸30年跑赢市场……最顶级的投资是一场马拉松
　　摘要：中国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但是在美国，有一个家族，却连续三代创造投资传奇，这个就是美国史无前例且最成功的投资家族——戴维斯家族。半个多世纪以来，戴维斯家族始终坚持“长期投资即一生投资”的理念，经过50余年的试验、犯错和改进而形成“戴维斯战略”。其中，有10项基本原则始终不变。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以下为正文：
　　戴维斯是著名的 “戴维斯双杀效应”的发明者，1947年以5万美元起家，45年赚18000倍(9亿美元)，年化回报23%。

　　虎父无犬子，他的儿子、孙子也都是大师级别的。

　　儿子斯尔必·戴维斯(Shelby Davis)，1969年开始经营戴维斯纽约创投基金(Davis New York Venture Fund).30年投资累计回报75倍，是标普500的两倍。

　　孙子克里斯·戴维斯(Cris Davis) 是戴维斯精选顾问公司的掌门人、成功的基金经理，管理资产超过470亿美元(约合3000亿人民币).
　　1、不买廉价股
　　大部分廉价股只值这个价钱，因为它们是普通公司所发行的。这些公司的股票可能会始终保持低价，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会预测好时机何时到来，这也正是他们一贯的做法。公司业绩可能会恢复，但这仅仅是个假设。

　　“即使能够恢复业绩”，斯尔必(第二代戴维斯)说，“花费的时间也常常会超出任何人的预期。只有受虐狂才会喜欢这类投资。”

　　2、不买高价股
　　有些股票之所以价格高昂，是因为它们是由卓越的公司所发行的。但斯尔必同样不肯购买这类股票，除非股价相对于其收益而言比较合理。

　　斯尔必认为，“任何公司的股价都没有吸引力。”

　　戴维斯家族的人从不会多花钱买衣服、房子或度假，为什么投资者要为收益而多花钱呢？毕竟，无论他们何时进行投资，投资者要买的不就是收益吗？

　　一旦一只高速成长型股票的价格下跌，投资者就不得不面临一个无情的数学公式：如果一只股票的价格下跌50%，那么它要回到收支平衡点，就必须上涨100%。

　　3、购买适度成长型公司价格适中的股票
　　斯尔必认为，选择那些收益增长速度高于股票市盈率的公司才是理想的投资。

　　假设有一家虚拟的地区商业银行SOSO，其收益率为13%，并不引人注目，股票则以适度的10倍市盈率出售。如果SOSO在今后五年内仍能保持预期收益，并使投资者能够以15倍的市盈率购买股票，那么耐心的股东们就能得到20%的年回报率。

　　有时候，戴维斯家族还能发现一只“秘密成长股”，有着SOSO的名声和微软的盈利能力，即合理的价格、丰厚的收益，两者的结合实在令人无法抗拒，而戴维斯发现美国国际集团(AIG)以及其他许多公司的股票都属于此类。

　　如果AIG的股票是领先股或改良股，投资者自然会以高价购买。但作为一家单调沉闷的保险公司，AIG从没有出现过理性或非理性的购买热潮，股票长期低估使股价下降的风险降至最低。

　　4、耐心等待直到股价恢复合理
　　如果斯尔必看中某家公司，但其股价过高时，他会耐心等待时机，直到股价回落。虽然那些一年内会改变三、四次投资策略的分析师们有机会购买IBM、英特尔和惠普的股票，但偶尔出现的熊市却成了谨慎投资者们的最佳伙伴。

　　就像戴维斯(第一代)过去常说的：“熊市能使投资者发大财，但他们在那时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有时候，一个行业会出现自己的熊市。

　　20世纪80年代的房地产熊市蔓延到了银行，从而使斯尔必有机会购买花旗银行和富国银行的股票。

　　20世纪90年代初，克林顿政府误导性的医疗改革项目导致医药股出现熊市，一流制药公司(例如默克、辉瑞制药、礼来公司等)的股票均下跌了40~50个百分点，而斯尔必和克里斯(第三代戴维斯)在上述三家公司都有投资。

　　任何一家公司都会有自己的熊市，漏油、集体诉讼、产品回收等负面新闻会使公司股价下跌，而此时正是购买股票的好时机，前提是公司的负面新闻只是暂时的，并不会阻碍公司的长期发展。

　　“当你购买的一家实力雄厚公司的股价下跌时，”斯尔必说，“你会有一定风险，因为投资者的预期比较低。”

　　整个20世纪80年代，有一大堆以10~12倍市盈率出售的成长型股票供斯尔必选择；而到了繁荣的90年代，这些公司却几乎完全消失了，克里斯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被迫等待股价下跌。

　　5、顺势而为
　　斯尔必选择技术股时非常慎重，但他并不完全排除技术股，两位著名的技术恐惧者，巴菲特和彼得·林奇，也是如此。

　　只要他能找到股价合理、有实际收益并具有全球化经营潜质的高科技公司，斯尔必就会急切地购入该股票。否则，他就宁可错过收益最为可观的行业。他一开始购买了互联网股票，盈利相当丰厚。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他选择了IBM。此外，还购进了应用材料公司的股票，并因而上演了一出锄头与铁锹的现代戏。

　　在19世纪的淘金潮中，商人靠出售锄头和铁锹发了大财，而那些去淘金的人则破产了。同样地，应用材料公司靠将设备卖给半导体行业的淘金者而发了财。

　　6、主题投资
　　“自下而上”型的选股人是投资于那些前景良好的公司，只要公司有发展前途，无论是石油钻探业还是快餐连锁业，他们都乐于投资；“自上而下”型的选股人则会首先研究当前经济形势，找出有可能兴盛起来的行业，然后再从中选择公司。

　　斯尔必兼有这两类选股人的特征，他在投资前会首先寻找“主题”。而很多时候，主题都是相当明显的。

　　20世纪70年代的主题就是泛滥的通货膨胀。斯尔必的风险基金选择了石油、天然气、铝以及其他大宗商品类公司，因为尽管物价上涨，这些公司仍能盈利。

　　到了80年代，有迹象表明美联储已成功地抑制了通货膨胀，斯尔必由此发现了一个新的主题，即物价回落、利率下降，并因此而削减了硬资产，转而购买金融资产，也就是银行、经纪和保险公司的股票，因为利率下降使金融业从中受益。

　　斯尔必将40%的基金投入金融机构，正好赶上了它们大步前进的好时机。尽管这类“秘密成长股”的收益增长速度并没有微软那么快，但它们的回报仍然很喜人。

　　到了20世纪90年代，斯尔必和克里斯则根据另一个明显的主题展开行动：婴儿潮老龄化。随着美国历史上最富裕的一代人逐渐老龄化，药品公司、保健业和疗养院成了受益者。药品股票出现过一次大幅度上涨后，斯尔必开始等待下一次股价下跌的到来。

　　7、让绩优股一统天下
　　典型的成长型共同基金每年会出售90%的资产，取而代之的是其他可能更有发展前景的商品。

　　纽约风险基金的周转率约为15%左右，而戴维斯家族购买股票后一般不会抛售，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可以不用支付长期收益的巨额资本收益税。

　　这种方式使交易成本较低，而且避免了频繁交易中可能出现的失误，频繁交易的投资者盈亏的风险则各占一半。

　　在斯尔必很小的时候，戴维斯就一直告诉他，选择时机根本没用。现在，斯尔必又将这些话转告给克里斯和安德鲁。

　　“我们以长期可以接受的低价购买股票，”斯尔必说，“最终，希望股票能以‘合理价值’出售。而一旦达到合理价值，只要收益能持续增长，我们就会长期持有该股票。我们愿意以合理价值购买股票，但最终还是希望这是一只成长股。”

　　“我会安安心心守着一只股票度过两、三个萧条期或者说市场周期。那样的话，我就能了解公司是如何应对经济萧条期和繁荣期的。”

　　8、信赖卓越管理
　　戴维斯的投资依赖于AIG的汉克·格林伯格之类卓越的经理人；同样，斯尔必也信赖英特尔的安迪·格罗夫和Sun American公司的艾利·布洛德。

　　如果一位优秀的领导人离开了原先的公司去了别处，那么斯尔必也会相应把资金投入该新公司，因为他信赖该经理人的才能。

　　当杰克·格伦霍夫从富国银行调到第一银行，斯尔必立即购买了第一银行的股票，而当哈维·格鲁布出现在美国运通公司时，他马上购买了运通的股票。

　　“任何一家公司要获得成功，优秀的管理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华尔街公认的真理，但是一般的分析报告总是忽略这一点，”克里斯说，“分析师总是喜欢讨论最新的数据，但是对我们而言，如果没有事先评定公司领导人，我们绝不会购买任何股票。”

　　9、忘记过去
　　“计算机及其无穷无尽的数据库总使得投资者关注过去，”斯尔必说，“人们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根据过去预测未来。”

　　华尔街的风风雨雨告诉我们最宝贵的一点就是，历史不会完全重演：
　　自1929年的大萧条后，25年来投资者一直不敢购买股票，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1929年的历史很快就会重演；
　　二战后，投资者不买股票的原因在于，他们认识到经济萧条总是伴随战争而来；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投资者不买股票，是因为他们正在准备应对1973~1974年熊市的重演。正如斯尔必在1979年所写的：“如今的大部分投资者都花费了过多的时间，用来防御那些我们认为不大可能出现的相同程度的经济衰退。”

　　1988~1989年，投资者不买股票，是因为担心1987年的经济崩溃又将重演。

　　而上述种种情况，他们事后都会感到后悔。

　　从华尔街的投资经历中可以学到无数谬误，例如：
　　“只有公司收益上升，股价才会上涨。”事实上，公司收益下跌时，股票通常表现良好。

　　“高通货膨胀率会危及股票。”但20世纪50年代初的通货膨胀并没有危及股票。

　　“购买股票是防御通货膨胀的最佳保障。”但20世纪70年代初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10、坚持到底
　　“股票在1年、3年甚至5年内都会有一定风险，但10~15年就不同了。”克里斯说，“我父亲进入股市时正逢股市巅峰期，但20年后当初糟糕的表现已经无关紧要了。在致股东的信中，我们一再重申：我们是在跑马拉松。”

　　本文摘自(美)约翰·罗斯查得撰写的《戴维斯王朝——五十年华尔街成功投资历程》  

渡人400663

谢谢分享

govyvy

●从成熟资本市场的发展来看，现金分红既是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也是一个法律层面的问题。要先把这两个层面的问题理清楚。

　　●强制分红并不是保护投资者财富的唯一办法，有效的投票机制和交易权机制也可以实现对公司资产交易的监督，从而保护投资者利益。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强制分红与其他保护投资者的法律手段之间如何平衡，才能在保护投资者利益上达到最优效果？

　　●对上市公司分红问题，正确的作法应该是：立法不作强制性规定，而是进行原则性的宣示，表明分红是一项普通股东的法律和经济权利。分红问题应该在公司章程中加以规定，把具体的规则交给公司的利益相关者，通过谈判博弈，在公司章程中加以详细规定。

　　尽管《证券法》修改二审稿尚未向公众发布，其中的几项主要修改已经披露并引起热议，其中就包括要求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二审草案要求上市公司在章程中规定现金分配股利，这个规定迅速被很多专家和媒体解读为一项保护投资者的有力措施。

　　《证券法》修改

　　明确要求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规定，2015年通过审议的一审稿就有。一审草案第八章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当年税后利润，在弥补亏损及提取法定公积金后有盈余的，应当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分配现金股利。公司章程应当明确现金分红的具体安排和决策程序，依法保障股东的资产收益权。上市公司违反上述规定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其采取责令改正、监督谈话或者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证券法》修改之所以关注上市公司现金分红问题是有其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我国资本市场上很多上市公司常年不分红，公司股价又上不去，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损失。所以，作为保护投资者的一个举措，要求法律强制上市公司分红的呼声越来越高。《证券法》修改应该是对这一呼声的回应。

　　不过，从成熟资本市场的发展来看，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投资者保护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函数关系。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现金分红既是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也是一个法律层面的问题。先把这两个层面的问题理清楚，才可能制定出真正有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股利分配制度。

　　很多优秀公司选择不分红

　　尽管很多专家极力鼓吹现金分红保护投资者，但是，很多给投资者带来丰厚回报的优秀公司从来不分红。最令人艳羡的就是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是巴菲特于1956年创建的，是一家世界著名的保险和多元化投资集团。公司自创立以来从来不分红，但是，其股票价格在过去的60多年里涨了2万多倍。

　　无独有偶。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威廉.N.桑代克(William.N.Thorndike)花费将近十年的时间进行实证研究，组织一批学生广泛搜集资料，挖掘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资本市场上为投资者提供回报最丰厚的八家公司。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这八家公司相对于其他上市公司有很多特点，其中之一竟然也是从不分红。

　　不分红的经济原因

　　从经济的角度分析，很多优秀的公司之所以选择不分红，主要是为了降低融资成本，为投资者创造更多的收益。

　　另一个不分红或者减少分红频率的理由是税收成本。如果选择分红，分给股东的红利要经过两次征税才到股东的口袋，所以，以巴菲特为首的大师级投资人都偏好不分红。反正留存在公司里的利润的价值都反映在股票里了，如果股东真的需要现金，卖股票不就行了？

　　对不分红的道理，金融学上是有理论支撑的，比如MM定理、啄食理论，都可以严格论证不分红的好处。不过，这些理论太抽象，还是巴菲特的解释通俗、直观、有说服力。

　　巴菲特在2012年致股东的信里是这样向投资者解释其不分红的道理的：

　　假设有一家公司，股东只有两人且股份相等，公司有200万美元资产，而且能以年12%的资产收益率经营很长时间。这样，一年后公司资产就增加了24万美元。因为公司可以持续盈利，一定有人愿意溢价，比如出公司资产的125%价，收购这家公司。我们将别人愿意出的价看成公司的市值，所以，公司现在的市值是250万美元。

　　我们看看公司分红会产生什么结果。假设公司每年将收益的三分之一用来分红，三分之二作为留存利润。这样公司第一年要分红8万美元，留存16万美元，相当于公司资产以8%的速度增长。这样十年后公司资产变为2，000，000×(1+8%)10 = 4，317，850 美元。在这十年中每位股东总共拿到579，462美元分红，同时持有的公司股份价值4317850×125%×1/2= 2，698，656美元。

　　再一种情况，假设公司不分红，但每年你可以卖掉你手中的3.2%的股份。这种情况下，公司资产总是以12%的速度增长。10年后，公司资产变为2，000，000×(1+12%)10=6，211，696美元。因为你每年都会卖掉你手中股份的3.2%，所以10年后你持有的股份变为(1-0.032)10×1/2=36.12%。10年后公司市值为6，211，696×125%=7，764，620美元。此时你持有公司的股票价值为7，764，620×36.12%=2，804，581美元。比分红时你持有的市值多了4%，同时10年中你通过每年卖掉3.2%的股份套现了701，949美元，也比分红时拿到的钱多了21%。

　　此外，分红策略的分红比例也值商榷。有的人不缺现金，你强制分给他反而损害了他的利益。有的人需要现金多一点，有的人需要的少一点。强制分红无法准确满足这些人的各自需求，而卖出策略则有灵活性，可以让股东自己决定持有现金还是积累资本。

　　所以，从经济的角度，分红也并非保护投资者的唯一选择。公司回购或者赎回股票，也是实现股东经济利益的有效的手段。而且，如果按比例赎回普通股在税收上比支付股利更划算，这种作法就应该提倡，因为其在功能上和支付股利是相同的。

　　规范分红制度的法律原因

　　不过，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以上支持不分红的计算实际上暗含两个基本的假设：公司有能力用留存收益继续创造更多的价值；公司治理水平高，投资者不必担心公司控股股东、董事会或者高管滥用这些留存收益，损害公司和其他投资者的利益。

　　主张法律规定强制分红，其实也是基于这样的现实作为立法依据。所以，我们有必要分析规范分红制度的法律原因。

　　如果公司治理健康，照理说公司不分红，留存收益的价值应该被股票价格吸收，股票价格会上涨，投资者尽可以通过出售股票获得收益。但是，我国很多常年不分红的上市公司，股价却常年保持低位，甚至跌跌不休。这已经说明这些上市公司的治理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所以，上市公司分红作为法律问题在我国的确存在重视和讨论的必要性，把分红问题写进立法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不过，问题是，强制分红就是保护投资者财富不被掠夺的唯一办法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在强制分红与其他法律手段之间如何平衡，才能在保护投资者利益上达到最优效果？

　　实际上，公司法和证券法在保护投资者财产权益上，有两种机制，即投票机制和交易权机制。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留存收益作为公司的资产，只能通过交易的形式被控制人滥用或者掠夺。那么，保护留存收益的问题就转换为监督公司资产交易的问题。有效的投票机制和交易权机制可以很好地实现对公司资产交易的监督。

　　通过投票机制监督公司交易，是指股东或其代表对某些可能对公司未来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或者可能对公司或股东的利益产生严重危害的交易拥有投票表决权。所谓交易权，是指当公司从事某些可能对股东的利益产生损害的交易时，股东有权行使买入或者卖出优先权，从而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被侵犯。

　　当然，为了降低广大分散的股东的监督成本，可以规定公司董事会中包括一定比例的外部董事，把部分交易的监督权交给外部董事来行使。还可以通过累积投票的方式选出代表中小股东的董事，让这些董事代表中小股东行使部分监督权。

　　总之，强制分红绝不是保护股东利益的唯一选择。

　　法律需要保护的投资者

　　不仅限于普通股东

　　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关于立法强制要求分红的解读，基本上把分红所要保护的投资人限定为普通股东。但是，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不仅限于普通股东，还有众多的其他投资者，比如债权人和优先股东。资本市场要保护投资者，必须公平对待所有投资者。所以，债权人和优先股东等投资者不能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

　　那么问题来了，法律为了保护普通股东而要求强制公司分红，会对债权人和优先股东产生什么影响？

　　基本的金融常识告诉我们，如果公司过于慷慨地分红，或者在不适当的情况下分红，可能对债权人和优先股东造成损害。比如，如果公司经营状况走下坡路，或者接近无力偿债，此时公司对股东慷慨地分红，显然是把财富从债权人和优先股东向普通股股东进行转移的掠夺行为。根据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实践经验，债权人和优先股股东可以通过合同约定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如果法律规定公司必须强制分红，则债权人和优先股东的这些约定就与立法相冲突。结果是，债权人或者优先股东或者得不到保护，或者选择退出资本市场。

　　如何在立法和公司章程之间

　　确定股东的分红权

　　通过分析，我们已经看到：一方面，分红不见得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普通股东的最优选择；另一方面，分红和债权人、优先股东的利益可能产生冲突。对普通股东，我们也可以从法律上找到很多程序性制度，替代强制分红对普通股东的保护。

　　从维护资本市场的效率和公平的角度，对上市公司分红问题，正确的作法应该是：立法不作强制性的实质性规定，而是进行原则性的宣示，表明分红是一项普通股东的法律和经济权利。分红问题应该在公司章程中加以规定，把具体的规定交给公司的利益相关者，通过谈判博弈，在公司章程中加以详细规定。

　　这种立法的好处是，一方面，法律通过原则性规定表明对分红的态度，然后把具体的分红措施交给公司股东和管理层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进行规定，以便制定出最优的分红制度；另一方面，给公司当前的普通股东、管理层和未来的可能投资者，比如债权人和优先股东，在分红问题上提供一个博弈的平台。通过博弈，让公司的利益相关人在公司融资成本和投资者保护之间达成最优的平衡。

　　公司章程应该至少从三个方面把握分红制度的制定。第一，分红制度要以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对融资需求为基础进行确定。公司决策者要根据未来几年内的发展及其对融资的需求，确定分红的范围、限度、条件以及现金分红比例等问题。第二，应该从程序上建立透明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分红程序。第三，最重要的是关于分红制度的信息披露要充分。只有充分的信息披露，才有助于给投资者提供充分的应对机会，从而选择参与博弈还是退出。

　　总之，资本市场法律制度设计的目标应该兼顾效率与公平。不论是证券法，还是公司法(广义的公司法包括证券法)，制度设计尽量从保护交易、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规范公司利益相关方的行为。在保护投资者上面，不能因为要保护投资者，就牺牲融资交易的成本。为了提升效率，法律制度设计应该顺应公司交易的基本规律，尽量从程序上提供保护，让资本市场参与人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规则制定与执行的博弈，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强制性的家父式保护，反过来损害更广泛的投资者的利益。对公司现金分红问题的制度设计，《证券法》修改应该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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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又想救市了，这帮人脑子被驴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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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北京，碧空如洗，草木葱茏，用最美的姿态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5月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闭幕。包括29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的来自130多个国家和70多个国际组织约1500名代表出席高峰论坛。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闭幕记者会上宣布，中国同有关各方新签署了一批合作的协议，截至目前，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总数达到68个。与论坛举办前相比，这是一个飞跃。外交部部长王毅4月18日称，与中方签署合作协议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数量为40多个。

习近平表示，高峰论坛对有代表性的成果进行梳理，形成了270多项成果清单。“这些成果将对建设形成有力的支撑，增强各方推进合作的信心。”当天，各方通过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

公报指出，在“一带一路”倡议等框架下，共同致力于建设开放型经济、确保自由包容性贸易、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将努力促进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普遍、以规则为基础、开放、非歧视、公平的多边贸易体制。

这是国际社会在中方推动下对全球化的声援。当地时间3月18日，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发表的公报，删除了原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措辞。

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方在论坛上提出了多项新举措，包括：宣布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将分别提供2500亿元和13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另外，中方还承诺，未来3年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600亿元人民币援助；向“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2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10亿美元；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10亿美元落实一批惠及沿线国家的合作项目。

这些“大手笔”承载着中方为沿线国家带来民生实惠的良好意愿。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观察发现，每一项举措被宣布时，会场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习近平在圆桌峰会上致辞时强调，“一带一路”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它以亚欧大陆为重点，向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开放，不排除也不针对任何一方。”

广泛的代表性是本届论坛的重要特色，共有29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与会，包括8个欧洲国家、7个东南亚国家、4个中亚国家、2个东北亚国家、2个南亚国家和1个西亚北非国家，以及2个拉美国家、2个非洲国家和1个太平洋国家。

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在论坛前指出，与会嘉宾和参与方面向亚欧非，涵盖五大洲，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习近平主席年初宣布将举办论坛后，各方反响热烈，报名踊跃，形成‘一席难求’的局面。”

本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是建国以来由我国首倡举办的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主场外交活动。习近平在记者会上宣布，中方将在2019年举办第二届高峰论坛。

“一带一路”邀各方共创全球公共产品

四年多来，“一带一路”倡议不断获得响应。如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示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式上肯定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巨大潜力。“尽管它的重点在亚欧非，但却能惠及整个世界，不管是从范围来讲，还是从愿景上讲，都是非常宏大的倡议。”他说，“对于那些尚未融入全球经济的国家，‘一带一路’将给它们带来更多机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她说，“一带一路”连接不同地区的文化、经济、人民，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福祉，通过基础设施项目、新兴技术等创造更多发展机遇。因此，未来IMF将进一步通过融资，向“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帮助。

世贸组织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表示，到2030年，发展基础设施需要投资26万亿美元，这就是“一带一路”非常重要且恰逢其时的原因。他强调，世贸组织会继续努力在这些领域进一步促进互联互通，也期待与各方携手合作。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很大潜力促进贸易成本的降低和竞争力的提高，也将令亚洲和周边地区实现更大程度的互联互通。

论坛期间，中国财政部与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共同签署《关于加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相关区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共同加大对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项目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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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2015年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曾收缩约2万亿元，2016年3月末较1月末也收缩了约1.1万亿元。这两次“缩表”，都是在外汇占款下降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同时也与降低准备金率有关。

央行最新公布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显示，截至4月末中国央行总资产为34.13万亿元，相比3月末上升3943.17亿元。其中外汇占款余额为215789.52亿元，环比减少419.98亿元，为连续18个月下滑。

资产负债表再现扩张态势。主要源于“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增长约3849.72亿元。据了解，“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主要是央行逆回购、MLF、PSL等工具形成。

伴随着美联储“缩表”引起讨论，中国央行“缩表”逐渐受到关注。2月和3月末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较1月末分别下降了0.3万亿元和1.1万亿元。

央行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一季度的所谓“缩表”在外汇占款下降这一大背景不变的情况下，主要与现金投放的季节性变化及财政存款大幅变动有关。具体来看：现金投放的季节性波动是2月份“缩表”的重要原因。节后现金回笼，会补充银行体系流动性，由此央行可以相应减少流动性投放，表现为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的减少，从而出现春节前央行“扩表”而节后“缩表”的现象。

财政支出加快是3月份“缩表”的重要原因。2017年3月份财政支出加快，央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政府存款减少0.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减0.6万亿元。

“总的来看，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要受到外汇占款、调控工具选择、春节等季节性因素、财政收支以及金融改革和调控模式变化等更为复杂因素的影响，中国央行‘缩表’并不一定意味着收紧银根，比如在资本流出背景下降准会产生‘缩表’效应，但实际上可能是放松银根的，因此不宜简单与国外央行的‘缩表’类比。对此应全面、客观看待，并做更深入、准确的分析。”央行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

据了解，2015 年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曾收缩约2万亿元，2016年3月末较1月末也收缩了约1.1万亿元。这两次“缩表”，都是在外汇占款下降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同时也与降低准备金率有关。（编辑：韩瑞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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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A股市场近期出现持续调整，不少个股创出阶段性新低，但是银行板块却表现坚挺，走出一波小牛行情。工、农、中、建四大行的股价直逼5178点时的高位，而招商银行更是一骑绝尘，5月15日，招商最高冲至21.1元，创下2008年以来的新高。银行股的强劲表现，吸引到QFII的关注，今年一季度QFII基金合计持有银行股30.8亿股，合计市值逾327亿元。

QFII一季度加仓银行股

近两周，随着监管趋严，各种去杠杆叠加，A股市场出现了较明显的波动，不过银行板块却表现坚挺。工商银行本周一继续上涨0.79%，收盘价为5.1元，最高价为5.12元，已经逼近5178点时的峰值5.71元，相比2015年8月25日的低点3.58元已经上涨四成，创下调整以来的新高。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的情况也如出一辙，均在这波调整中，创下阶段性的高点。

表现最为强势的当属招商银行，连续的上涨，使得招商银行的股价迭创新高，本周一最高冲至21.1元，创下2008年以来的新高，为9年之最，距离2007年创下的历史高点25.59元，也近在咫尺。

随着银行股的强势表现，9家AH两地上市的银行股全部溢价，其中溢价幅度最大的是中信银行，截至5月15日收盘，A股较H股溢价38.42%。

光大银行位居其次，目前的溢价幅度为24.27%。民生银行、交通银行和工商银行的溢价幅度也都超过10%，分别是16.16%、14.36%和11.56%。

溢价幅度最小的为农业银行， 目前的溢价为4.74%。

“近期市场调整较为剧烈，一些业绩没有支撑，估值较高的小票杀跌非常严重，而低估值的蓝筹，因为存在一定的安全边际，则受到资金的追捧，这其实也是抱团取暖的一种现象。” 经传多赢首席投顾张英姿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银行股表现强劲，QFII资金也在今年一季度大幅回流银行板块， QFII今年一季度持有5只银行股，分别是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和北京银行，合计持股数量为30.8亿股。其中QFII对上海银行的支持力度最大，一季度有三只QFII基金新进，分别是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产管理、瑞士银行和南方东英资产，三家机构共新进买入2542.3万股，涉及资金超过6亿元。同花顺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在QFII持股占A股流通股比例最高的公司中，排名前三位的均为银行股。其中，南京银行的持股比例达15.94%，宁波银行、北京银行的持股比例分别为15.38%和13.64%。

“QFII总体来说都是长线投资，波段操作较少。银行股的估值水平一直偏低， 目前沪深股市挂牌银行共计25家，除了去年与今年刚刚挂牌不久的次新股外，其他银行股的动态市盈率都处于个位数，如民生银行的为5.1倍，农业银行为5倍，半数银行甚至破净。估值可以说相对安全，是‘价值洼地’，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 国际技术分析协会会员戴若·顾比在FXword汇众财富论坛上比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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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解决资金缺口问题，是各方持续关注的焦点之一。

5月14至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多位与会嘉宾表示，“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需求大，需要更多资金参与。与此同时，不少国家的金融机构、多边开发机构等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融资表达出兴趣，希望能有更多合作。

这种资金不匹配的现象，背后原因众多，有国家间政策不协调、投资贸易不够开放等。IMF数据显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水平的一半不到。

两天峰会汇聚了29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130多个国家代表和70多个国际组织负责人，会议讨论传递出对加强开放合作、加强互联互通等方面的热情。

针对当前融资瓶颈，会议达成多项务实成果。18个国家财长或代表在会议期间签署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这项原则目前已经获得27个国家核准，这是“一带一路”倡议下首次就融资问题形成指导性文件；相关国际组织与沿线国家合作也在陆续展开，如中国财政部与六家多边开发机构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央行与IMF签署谅解备忘录；此外，中国国内金融机构还与相关国家签署了一系列项目融资、合作协议等。

资金缺口大

5月14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发布演讲时表示，亚洲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面临巨大的投资需求。据测算，2030年前每年投资需求达到1.7万亿美元，这些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应对气候变化很重要。沿线国家应该以合作的态度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如调动主权基金、参与地区多边开发机构合作等，来促进资金融通。

埃尔多安引用的数据，来自于亚洲开发银行。据亚行测算，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若保持现有增长势头，到2030年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总计将超过22.6万亿美元（每年1.5万亿美元）。若将气候变化减缓及适应成本考虑在内，此预测数据将提高到26万亿美元（每年1.7万亿美元）。

捷克总统泽曼在14日高级别全体会议上发言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创举，推进过程面临一些挑战，比如基础设施建设面临资金不足，后续需要推动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勾画出宏大的愿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投资贸易等，需要大量资金介入。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胡怀邦表示，“一带一路”融资需求层次多，既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所需要的长期、大额融资，也有贸易畅通所需要的产业发展资金和短期贸易信贷资金，还有在推动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过程中所需要的财政或其他准公益性资金。

另一面，不少与会嘉宾对当前“融资饥渴”伸出“橄榄枝”。英国首相特使、财政大臣哈蒙德在高级别全体大会上表示，亚洲“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量大致在26万亿美元，融资仅靠公共部门是不够的，英国作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可以为融资提供支持。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梁振英推介道，香港的公司管理着很多城市的港口、铁路项目，管理运营经验丰富；香港还能有效组织银团贷款，动员更多资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多边开发机构也看到融资缺口背后巨大的合作机会。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在高级别全体会议上表示，鉴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规模，估计投资需求巨大。目前有8.5万亿美元闲置资金，等待更好的投资机会，吸引私人资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望迎来最佳双赢局面。

金墉还表示，在中国财政部的支持下，世界银行正在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学，量化其潜在效益，甄别关键的基础设施瓶颈，针对政策和监管制约因素提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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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万没想到，“勒索病毒”事件的最大“受益者”竟是A股的网络安全板块。

有网友调侃：

勒索病毒背后的黑客目前才收到8.2个比特币，价值约为14000美元(不足10万人民币)，而A股网络安全板块的市值却增长了上百亿!

有人说，网络被黑，恰恰反映出提供信息安全保护的软件公司的工作失职，网络安全概念股要大跌才更合常理，A股偏偏不服这套路——全线大涨，其实A股史上这种异想天开炒作并不少，小编至少收罗出八大“异想天开”式炒作!

难怪说，一方面，有什么样的投资者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投资理念，另一方面，有什么样的上市公司又会反过来塑造什么样的投资者，这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

“勒索病毒”仍在肆虐，袭击范围已经扩大至150多个国家。据新华社报道，欧盟刑警组织负责人罗布·温赖特14日表示，12日开始的勒索软件网络袭击目前已经波及150多个国家的10万多家机构，至少20万人受害，未来还可能进一步升级。

而且，昨日，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也发布了紧急通知，WannaCry勒索病毒出现了变种：WannaCry2.0，而且该变种传播速度可能会更快。


据央视新闻消息，我国被感染的机构单位仍在增加，截至5月13日晚8点，我国共39730家机构被新型“蠕虫”式勒索病毒感染!感染该病毒后，不到十秒，电脑里所有文件全被加密无法打开，只有按弹窗提示交赎金才能解密。


关于该如何防范“勒索病毒”，券商中国昨日刊发了《周末都在议论的"勒索"到底是啥病毒?波及100多个国家，国内已有大企业中招，来自哪里?如何防毒》，各位小伙伴可点击查看。
A股网络安全板块成最大"赢家"
正如前述网友所说，黑客目前才收到8.2个比特币，而A股网络安全板块的市值今天却因此暴增了上百亿。虽然“8.2个比特币”数据并非官方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黑客目前所收到的赎金绝不超过亿元，更别说上百亿了。
所以，最大“赢家”非A股网络安全板块莫属。
受此消息影响，今日早盘，A股市场网络安全概念股集体高开，截至收盘，蓝盾股份、拓尔思、任子行、启明星辰、数字认证、美亚柏科、北信源、飞天诚信、格尔软件、神思电子、绿盟科技11只个股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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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以来，港股和A股走势两极分化严重，恒指急速反弹，再次升穿25,000点水平，创下2015年港股大时代后的高位，很多落后的板块都录得不错的升幅，而内地方面，A股继续下行，上证已经跌破3,100点的支撑位，为年内新低，一时间两地股票可谓是冰火两重天。

虽然两地股市走势不同，但是投资都趋于谨慎，A股投资情绪悲观，不敢贸然抄底，因为低处未见低，而港股方面，经历了“五穷月”的突然上涨，一下把投资者吓懵了，而目前来看已经出现超买现象，随时有可能出现回吐。不过这一涨一跌之间，却产生了意外的投资机会，两地壳股估值拉近，香港壳股迎来炒作的契机，成为中港两地资金追捧的对象。

香港细价股市场，目前迎来了一波小高潮。上月传闻哇哈哈太子女宗馥莉看中中国糖果(8182)，该股股价一度飙升，此外，不少股份在易手后都会有惊人的涨幅，如企展控股(1808)、德祥企业(0372)等，今日跟大家讨论一下的是另一只正在易手的汛和集团(1591)。

汛和集团是2016年9月28日于本港上市的半新建筑股，而建筑股又是时下港股市场抢手的壳股类型，所以每当有细价建筑股上市时，都会引起一定的市场关注，汛和集团固然也不例外，上市时录得381倍的高额超额认购。而很多高倍数超额认购的股份，在上市后都先会跌穿招股价，然后待上市足半年时再有炒作。

留意到汛和集团在这个半年禁售期结束后，确实施展了财技，集团控股股东美城迅速宣布减持。在4月7日，即半年禁售期完后的第6个交易日，美城宣布已经与配售代理达成协议，以每股0.115元至0.12元的价钱，向承配人配售最多9.6亿股汛和股份，此次配售后美城的持股量将由75%下降至51%，仍然持有上市公司的绝对控股权，主要是因为《上市规则》有规定一年内不得失去绝对控股权，但是大量削减持股已经足够让人联想到卖壳。

此次汛和集团减持这就不禁令人想起宏基集团(1718)当初暗手卖壳的情形，宏基集团与汛和集团一样同样是建筑半新股，于2015年8月11日上市的宏基集团，其控股股东在上市后8个月和13个月分别配售股份，持股量由75%减持至不足五成的42.6%，甚至失去公司的控制权，在2016年10月，更加宣布抵押所有持股。

近期多只易手的股份，都被大幅炒起，如2016年11月易手的长盈集团(0689)，在易手后至今出现超过3倍的升幅，企展控股在完成要约后，最高亦都出现过超过九成的升幅，宏基集团亦是如此，于2016年12月达至股价新高的1.47元，期间高低波幅超过120%。所以汛和集团接下来的走势将是值得投资者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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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众和股份变为*ST众和（002070.SZ）一个星期多，这家上市公司又曝出了令人震惊的坏消息。

据5月12日公告，*ST众和于5月11日接到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市公安局寄来的逮捕通知书，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裁许建成因涉嫌合同诈骗罪，于今年3月20日被马尔康市公安局执行逮捕。

但令人疑惑的是，许建成被逮捕至*ST众和公告日，已经长达53天，上市公司在此期间却无任何披露。而据刑事诉讼法等规定，公安执行逮捕犯罪嫌疑人，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逮捕后24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对此，*ST众和在5月15日举行的2016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上，始终避而不答。

延迟披露迷雾

*ST众和公告称，许建成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捕，逮捕通知书交由*ST众和董秘詹金明转交被捕人家属许金和、许木林，截至目前初步了解的情况，许建成涉嫌合同诈骗罪系其个人行为，与上市公司无关。

事实上，对于延迟多时才披露的许建成被捕信息，*ST众和存在试图掩盖的嫌疑。

公告显示，今年以来，*ST众和共召开董事会会议3次，其中，1月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全体5名董事皆出席；但3月27日的董事会会议有1人缺席，却未说明何人缺席，也未委托表决；4月28日，*ST众和董事会会议对2016年年报等进行表决，许建成未出席并委托詹金明表决。

由此，结合许建成的被捕时间，其已经连续两次未亲自参加公司董事会会议。

而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规定，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董事应当作出书面说明并对外披露。可是，在此期间，*ST众和并无片言只语的说明及披露。

“许建成作为*ST众和的董事长兼总裁，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他不出席总该告诉董秘无法出席的原因，既然身为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董秘的詹金明能够接受许建成委托审议表决年报事项，说明詹金明至少在4月28日就应当清楚许建成的处境。”有投资者指出，“不然，上市公司这么长时间都联系不上董事长，却没有对外说明，董秘同样难辞其咎。”

而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违法违纪被有关机关调查或者采取强制措施，应当立即披露，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

但*ST众和对许建成被捕的信披，延迟时间超过了50天。而詹金明对此的回应，却是“公司遵循信息披露相关规定开展有关业务”。

不仅如此，此前已经被捕多时的许建成，在*ST众和5月11日披露的公告中，居然还准备出席5月15日召开的2016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引起关注的是，拟出席本次说明会的许建成，临时变更为*ST众和法定代表人的代理人许进生，上次公告出席的财务总监黄燕琴，也变更为副总裁莫洪彬。

虽然许建成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捕，*ST众和称与上市公司无关，但令投资者担心的是，执行逮捕的是四川马尔康市公安局，而众和股份核心控股子公司金鑫矿业正处于马尔康市，并且金鑫矿业2015年2月向中融信托借款2亿元在2016年2月已经到期，至今本金及利息皆未偿还。

然而，对于上述问题，*ST众和相关人员在5月15日的说明会上，不是敷衍搪塞就是弃之不理，并且大多以“谢谢关注”“谢谢建议”等糊弄投资者，引起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