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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ar

2013年12月05日 发布
马丁·沃尔夫
2013年12月05日 07:26 AM

算算东海冲突的经济账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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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否一方面维持开放的全球经济，另一面处理好一个崛起中的威权国家与多个处于经济相对衰落的民主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19世纪末德意志帝国崛起为欧洲领先的经济与军事强国时，抛给世人的问题。这也是当今伟大的中国崛起构成的问题。和当年一样，如今各方不信任程度很高，而且还在上升。同样和当年一样，崛起中的强国所采取的行动加大了冲突风险。我们知道当年的故事是如何在1914年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世纪后，当今的故事又将如何收尾？

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将一些目前由日本实际管辖的无人居住岛屿（日本称为“尖阁诸岛”(Senkaku)，中国称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划入，这显然是挑衅性的：中日两国的防空识别区因此部分重叠。对于中国似乎准备守卫的新识别区，日本和韩国都不承认。美国也不承认这个识别区，而且负有在发生冲突时依据条约支持日本的义务。然而美国国务院也表示，“期望”美国商用飞机遵守中国的要求，以避免让无辜的生命面临危险。
也就是说，美国发出了不同的信号——在此类情况下通常会这样。但是，正如曾任美国太平洋(行情 消息 资金)司令部(United States Pacific Command, USPACOM)司令的威廉•法伦(William Fallon)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设立的识别区增加了发生意外冲突的可能性。如果中日军机之间发生交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中国军机向一架民用飞机开火或者将其迫降，又会发生什么？美国发出的不同信号甚至可能加大冲突风险。
我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认识到，看似轻微的小事可能迅速升级，导致灾难性后果。欧洲始终没能从那场战争及其埋下种子、在25年后引爆的更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恢复过来。如今，鉴于中国领导人***是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而日本领导人安倍晋三(Shinzo Abe)是同样强硬的民族主义者，两国间发生毁灭性冲突的风险是存在的。这种冲突远非不可避免。它甚至是不太可能的。但它不是不可能，而且可能性大于1个月前。
同样，目前局势与德国崛起时有许多相似之处。20世纪初，德国与英国展开了海军军备竞赛。1911年，德国向摩洛哥派遣了一艘炮舰，以回应法国对该国的干预。德国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试探法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结果是，此举夯实了英法联盟关系，同样，中国的行动很可能夯实日韩联盟和日美联盟。还有，正如当年的英国那样，当今的美国对于中国渴望确立其崛起中的地区强国地位所带来的挑战日益不安。
中国国家主席***为何做出这种挑衅动作？由于他在国内的权力似乎越来越稳固，想必他是有意识地做出这个决定的，或许还打算拿出后续动作。可是，在一个没有利害关系的旁观者看来，控制几个无人居住的岛屿所能带来的收益，远远没有给中国带来的风险大。已经深层次融入世界经济的中国，刚刚启动复杂的经济改革，距离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正是英国自由派人士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在其1909年的著作《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中提出的问题。与一些人所称的不同，安吉尔并没有提出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他没有那么愚蠢。他只是主张，战争是徒劳的，即使对于胜利者来说也是如此。吞并被征服的领土，除了可能让战胜国的民众及领导人沉醉于短暂的荣耀之外，不会造福于战胜国的民众。没有什么比这个预言更准确的了：后来发生的两场世界大战给所有主要交战国带来灾难性的破坏。
今天，人们同样在纳闷：中国领导层为什么认为，确立几个岛礁的主权是值得承受风险的？没错，中国这次、下次或者下下次可能捞到一些便宜。但每次赌博都会带来新的风险。什么样的收获能够证明可能的损失合理呢？
军事专家假设，如果发生全面冲突，中国将是输家。尽管中国经济已取得大幅增长，但它依然小于美国经济，更不用说美国和日本经济之和了。最重要的是，美国依然控制着海洋。如果发生全面冲突，美国可以切断世界与中国的贸易，也可以冻结中国相当大部分的流动海外资产。对世界来说，经济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后果给中国造成的破坏将大于美国及其盟友。
[url=http://i.ftimg.net/picture/4/0000408(行情 消息 资金)84_piclink.jpg][img]http://i.ftimg.net/picture/3/0000408(行情 消息 资金)83_piclink.jpg[/img]请点击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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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毕竟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大国，其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要高于美国和日本。由于资源匮乏，中国有很多关键原材料都依靠进口。虽然中国的技术技能在快速进步，但比起其他国家对中国技能的依赖，中国更加依赖外国的技术诀窍和外商直接投资。冲突可能迫使很多西方和日本公司撤资，转移到他们认为更安全的地方。相当于中国GDP 40%的外汇储备顾名思义在海外持有。因此，很多东西将面临风险。（见图表）
显然，正如安吉尔如果仍在世会告诉我们的，冒冲突的风险对中国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与夺取海上的小块领土相比，加大经贸往来所带来的共同收益要大几个数量级，而且想必更有说服力。同样，当年也没有什么收获能够给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理由。然而，历史也告诉我们，现状和企图改变现有秩序的强国之间的摩擦很可能导致冲突——无论后果有多么可怕。的确，伟大的古代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因为雅典人不断增大的力量让斯巴达人警觉。
民族主义抱负和对历史屈辱耿耿于怀是人性的自然表露。但这场游戏的风险实在太大了。为了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应该三思——并适可而止。
译者/何黎

andar

andar 发表于 2014-1-26 15:37
2013年12月05日 发布
马丁·沃尔夫
2013年12月05日 07:26 AM

      安倍晋三(Shinzo Abe)可能看多了沃尔夫勋爵的文章，受到鼓舞，才到达沃斯论坛上胡说八道的。日本发觉上了勋爵的当后，赶紧再三再四灭火。

      既然要中日两国精英们理性，那么狐假虎威式的恫吓与拉偏架都是要尽量要避免的，因为两者均与理性解决之道背道而驰。当中国还很弱小的时候，恫吓对于中国出兵朝鲜没有起任何作用。时至今日，当中国军事力量已经到达日本望尘莫及地步的时候，第三方无论英美还是他国，都要谨言慎行才是。

      如何要中日两国避免战争，不仅中日两国精英们要三思，第三方精英们也要三思。因为，时代不同了，战端一开，后果绝非一战二战可比。因此，当我们奉劝中日两国要理性不要玩火的同时，也要提醒第三方精英们，切莫再怀有渔翁得利浑水摸鱼之心，切莫侥幸，切莫攻火、玩火。

andar

                                                                        刘明康：“银行利用垄断坐着收钱”是错误想法                                                                       

                                                2014年01月25日 10:12
                                                来源：凤凰财经                                                作者：权静                                       

                                                                                       

                                                                                                 5349人参与                                                        136评论

               
                                                                       
                                                                                                                                                               
                                                                                                                                凤凰财经讯 1月22-25日冬季达沃斯在瑞士举行，前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接受了凤凰财经专访。在谈到民营资本设立银行话题上，刘明康称，现在银行已经不分国营、民营。目前金融机构的所有制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复杂的变化，早就没有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了。大部分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民营的股份已经占到了50%以上，有的甚至于更高。所以银行现在是这种混合的所有制结构。
一直以来，很多人认为银行通过利差和行政垄断，轻松赚了很多钱。刘明康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他称，银行的风险防控是非常复杂的，他们需要为这个做很多工作。此外，目前，银行利差发生很大的变化，客户要求也高了，对收益都很敏感，银行在资金来源方面的经营压力很大。
以下是访谈实录：
凤凰财经：刘主任您好，很荣幸在达沃斯把您请到了凤凰财经的演播室现场。这两天金融业的人士都在讨论的问题，前两天[url=http://finance.ifeng.com/app/hq/stock/sh601398(行情 消息 资金)/]工商银行(行情 消息 资金)[/url][0.00% [url=http://app.finance.ifeng.com/data/stock/tab_zjlx.php?code=sh601398(行情 消息 资金)]资金[/url] [url=http://star.finance.ifeng.com/stock/sh601398(行情 消息 资金)]研报[/url]]关于是不是要兑付中诚信托违约的事情，引起了各方的争论，您作为管理银行业的一个领导者，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刘明康：我对这个案子具体情况不太了解，也是到了达沃斯看到这个有报道，姜建清董事长有一个说法，今天好像又跟着一个报道，具体不清楚他和信托公司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安排，不过一般来讲，我们过去情况，那就是除了存款这个产品一定是刚性的，连本带息你必须给储蓄人以外，其他的产品应当算是都有风险的，有一定的风险，所以有关的安排，我就不太清楚他们是一个什么情况。
如果是个储蓄产品是一个问题，如果不是储蓄产品，是一个理财产品，应该讲还是有风险的，不应该去做刚性兑付的。
凤凰财经：其实您说到储蓄，大家现在也在讨论的一个趋势，就是利率的市场化，一旦利率市场化，到时候是不是存款都不存在百分之百的保险了？市场有些传言，可能到时候最高是赔付50万人民币，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刘明康：这和利率市场化没有关系，他主要就是说，在银行有一个存款的保险机制，如果银行因为经营不善，或者其他原因申请破产保护的时候，进入清算阶段，对储蓄的人来讲他的正当合法的本和息是应该按照一个存款保险机制的上限，可以赔付单个帐户，目前有关的规定还没有出来。
凤凰财经：您从专业性的角度来理解，五十万这个数字会不会太少了呢？
刘明康：我相信有关的部门会对这个数字是有过一个统计，比如说占到百分之多少，比如百分之九十以上或者九十五以上等等，他们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率的统计。
凤凰财经：利率市场化的之后，对整个[url=http://finance.ifeng.com/app/hq/stock/sh601988(行情 消息 资金)/]中国银行(行情 消息 资金)[/url][0.40% [url=http://app.finance.ifeng.com/data/stock/tab_zjlx.php?code=sh601988(行情 消息 资金)]资金[/url] [url=http://star.finance.ifeng.com/stock/sh601988(行情 消息 资金)]研报[/url]]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不同的银行会受到什么样影响？产生什么样的分化呢？
刘明康：利率市场化，当然他是一个市场的机制，就希望通过市场化，使得定价反应更加的敏感，也就是更加努力按照风险来定价，也按照成本来定价，资金的来源他的可得性和他的成本，以及贷款和要投资的领域风险是多大，期望回报是多少，以及符合相关的风险管理要求和监管要求，比如提取资本金，拨备，所有的成本核算。
这样定价就是由市场的机制决定，潜在的含义就是说，银行业也好，保险公司也好，所有经济资金的交易，金融机构，银行业的、非银行业的，都必须要更好的做好自己的资产管理和负债管理。
利率市场化后，风险是潜在的。不只是在贷款方面，存款方面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凤凰财经：您觉得不同类型的银行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会带来分化吗？
刘明康：当然，每个银行的风险口味，风险文化是不一样的，战略也不一样，因此利率市场化，银行对自身资产和负债都应该有个考量，根据自己的风险口味和自己内部的风险定价原则，具体取一个价格。银行要加强管理，这是价格方面的，静态的。
动态的来讲，就是我刚刚讲的还有一个可得性，可得性就是还要做一个流动性的管理，因为天天都在变化，而且甚至于每秒钟都会发生变化，所以这就需要掌握很强的管理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所以我觉得对银行是一个挑战，也是给了一个机遇，但这个机遇下面的挑战是巨大的。
凤凰财经：您觉得有多少银行能够成功的应对这样的挑战，甚至把他当成机遇呢？很多人也在讨论说，一旦利率市场化后，可能很多小的城商行，如果没有核心的竞争力，会面临破产，您觉得会出现吗？
刘明康：就是利率市场化刚刚讲的，对银行的经营管理所带来的挑战，并不是太可怕，因为国际上面已经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很多的模式模型来体现这一点，因为这里面需要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在国际上都是现成的，不是一个太困难的项目，只是说自己应当要有这支队伍，要有自己建模，自己要能够很好的拟定自己的战略，并且进行变化的管理。
至于说你刚刚讲的这件事情，中小银行或者某一部分银行会不会出现问题，是这样子的，这是两个概念，一个就是我们的利率市场化本身带来的影响，第二个是人们的心理作用，认为最后我破产，真的拿到五十万，我就把钱搬家，搬到信赖的银行去，未必就是一定是大银行。但是从这一点来讲，银行业和金融业都是一个不对称的行业，信息不对称的行业，作为一个储蓄人，他是很难挑选这个银行的，凭借这个年报，凭公布的这些信息，要能够做一个判断：哪个银行离破产是比较远，哪个比较近，这一般是不理智的，非力所能及的。
当然，我们就要注意市场上有这种情绪的蔓延，要通过今后更好的来做好客户的和谐和谐系工作，宣传工作，坦诚的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和透明度的建设，使得大家对这一家银行有信任度，也就是我们过去经常讲的，做银行一定要做一个大家所尊敬的银行，你就不怕他是大还是小，你不怕存款搬家。
凤凰财经：在这样的浪头当中，我们看到现在民营资本也是对银行业的市场蠢蠢欲动，监管层的态度也是鼓励民营资本来进入银行这个领域，现在各种类型的公司，无论是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互联网公司，还是像苏宁这样传统的物流公司，零售公司，他们都想去做民营银行，您对民营银行这个大的趋势的看法是什么？
刘明康：我觉得银行就跟小平同志讲的一样，就是你并不分什么民营，国营，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概念，现在我们的银行业有好几千家农村的金融机构，有150、160家大大小小的银行，还不考虑城镇银行，金融机构中所有制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已经没有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了，这早就没有了，在我们手上早就改造掉，改造充足完了以后出现了一个多元的一个结构情况。所以大部分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民营的股份已经占到了50%以上，有的甚至于更高有，全部民营的银行早就出现了，有几家也做挺好。所以银行现在是这种混合的所有制结构了。
关键还是办银行的规律，按照科学的规律去掌握四点，知识，技能，经验，第四个最最重要，就是承诺，你对这个世界有一种敬畏的心理，你要对客户有个长期的承诺，这个银行才会办的好。所以大家现在都想去办银行，但是真正理解办银行的辛酸苦辣可能还不是太简单的一件事情，事非经过不知难。再加上现在我们对于银行审慎性的监管要求也高了，资本结构，资本水平，充足率水平，包括拨备的要求，风险度量的要求，内部风险管理的要求，还有杠杆率，还有流动性管理的要求，这些都是会增加运营成本。我们还有反洗钱的要求，还有反恐融资的要求，这些未必是大家都能知道，所以我相信一方面政府在鼓励民营资本进入一些行业的时候，也应当加大对潜在投资人的引导和教育。
凤凰财经：您觉得他们是否充分地认识到了办银行的风险呢？因为可能很多潜在的投资人他们会看到过去，比如说看中国的上市公司，2000多家上市公司，除了银行之外，其他的加起来可能还不够银行的利润，大家会不会以前觉得办银行就是一个坐那收钱的事？
刘明康：我不能说他们没有风险的准备，我只能说，即使是今天的银行业的从业人员，是不是对自己的风险都能够准确地把握，充分地估量呢。
凤凰财经：关键是很多人不觉得现在办银行有多大的风险，因为金融机构某种程度上的利差和垄断，就坐那收钱就可以了。
刘明康：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凤凰财经：民营进入之后，金融业就不是一个看上去没有风险的行业。
刘明康：为什么我们所经历的十几年当中两次大的风险和危机都冠以金融？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爆发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风暴，这都和金融直接相关，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金融的风险应当要充分地理解，也要全力以赴的去预防。
凤凰财经：因为现在有利差存在，有垄断门槛存在，大家感觉银行的利润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刘明康：现在这个利差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客户要求也高了，对收益都很敏感，所以现在银行在资金的来源上面，也就是负债方面的经营压力会很大。
凤凰财经：过去这一两年当中，互联网金融越来越火，我先想请问您做一个宏观的判断，你觉得互联网是否可以颠覆掉现有的金融体系？
刘明康：我觉得互联网会对现有金融体系产生颠覆性的冲击，因为颠覆这个字用的比较多了国内国外都有这个词，但是这个词并不等于说可以把现有的银行业，或者金融业，包括证券，都打得稀巴烂，不是这个概念，就是颠覆了他的传统的理念，颠覆了他的传统的从业方式和方法，颠覆了整个的文化，这个都是可能的。至于说传统的银行业和金融业能不能跟上，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必须要改变自己。也就是是我也很高兴看到，现在有很多的银行、保险公司已经开始重视自己的网络建设。比如说网络银行的服务，把这些事情都做得更好，学习互联网金融的一些好的做法来改变自己的思路，改变自己的服务，改变自己的文化，这是对的。他们本身也应当很好的对自己从事的新的领域风险的建设，风险的管理有充分地理解和认识。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反洗钱的要求，比如说反恐融资的要求，比如说网络安全的要求，因为网络上面如果只是一般的信息，大家聊聊天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今天流动的是钱，那就是很大的问题，如果有黑客攻击，或者是恶意破坏，那丢掉的是客户的钱。从事金融业的人，不管他是互联网的还是银行，这个基本的逻辑就是，如果客户的钱放在你这里，那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如何要保护他的安全。所以在这方面，金融业都投入了大量地资金，可以这么说吧，一个中型以上的银行哪个没有投入100多个亿去进行自己的IT和网络的安全建设，所以这只是一个小的方面，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要求，我相信互联网金融的创业者以后也会慢慢的学到这些酸甜苦辣。
凤凰财经：您觉得现在监管层关于互联网金融还会不会出台新的监管政策？
刘明康：我觉得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东西出来，因为是新事物嘛，另外也应该能看到互联网金融的从业者现在也跟银行、保险、证券、基金公司联合和合作，这也是很好的趋势，发现自己的缺点，和别人的优势去结合，就变成了强强联合来适应现在社会，在新的技术影响下面的极大变化。这个是一直往前走的，因为只要有大数据，只要有云计算，有移动互联网，这三个的结合其实对所有行业的憧憬可以说都是颠覆性的。
凤凰财经：前两天我看到央行关于比特币的监管政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明康：比特币是一个投机和泡沫的炒作，比特币与货币还有很多的差距，央行采取这样的一个强硬的措施，特别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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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忠：2014年房价跌50% 房产泡沫破灭是大好事

2014年01月26日 07:19
来源：BWCHINESE中文网

高利贷出问题房价更撑不住

问：限购限贷下，目前房价出现了松动，如何看现在的房地产(行情专区)市场？

谢国忠：当今的高房价是很多因素作用的结果，泡沫总有一天会破，现在已经开始破了。最后一波房地产泡沫是靠高利贷推起的，现在高利贷出了问题，房价也支撑不住了。

问：你之前说中国的房价下跌50%很正常，什么时候会发生？

谢国忠：我原来认为是在2012年，今年年初我改变了我的预测，当时认为今年下半年将开始下跌，但这个下跌不是一步到位的，先期先下跌20%-30%，之后可能会有反复，到2014年会出现房价下跌50%。

房产泡沫破灭对中国是大好事

问：你是说中间还会有反复？

谢国忠：是的，就好比A股从6000点下跌，跌到5000点的时候就会有人进场，托一托。捞底的人总会有的。房价下跌20%-30%之后，急需买房的和一些投资客会进场，交易量会起来，这中间可能会有反复。现在工薪族的工资怎么买得起房子？像二线城市一万块钱一个平方米的，有多少人买得起？这个市场主要是投机需求，这个又主要是银行(行情专区)贷款来的。泡沫有多大？所以房地产进入了一个大幅度下降的时代是不可避免的。

问：包括任志强在内的一些人认为，黄金地[简介 最新动态]段的房价不会跌，因为资源稀缺。

谢国忠：不下降是不可能的，曼哈顿的房价也会跌。再过10年，中国人口开始下降，10年后房价不会涨起来了，只会掉不会涨。任何一个人口开始下降的国家房价只会掉，当时日本每年房价下调7%。人口 老化是一个巨大的力量，以后对中国影响非常大，人口老龄化后一个社会负担越来越重，人口老龄化以后不要谈楼市会不会涨，是不会涨的。

刚需是炒出来的概念

问：你怎么看通过限购这样的行政手段调控房地产？

谢国忠：由于出了这个政策抑制了房价，所以房价的高点没有我预想的那么高，就好像是股市5000点的时候一系列政策组合作用，没有让它涨到6000点再往下掉，而是从5000点往下掉。但结果是一样的，最终都是要掉到2000点。

问：那银行提高首套房贷的利率呢？是不是也误伤了不少刚需？

谢国忠：京沪80%都是外地人和多套房的人，不是刚需，刚需是炒出来的概念。至于首套房的利率，这是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通胀预期上升、信贷管控，资金价格高了。面粉贵了面包当然也得贵。

记者：前阵子银监会说中国的银行业能承受房价下跌40%？真的跌40%中国银行(行情 消息 资金)(行情股吧买卖点)体系承受得了吗？

谢国忠：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跟其他国家的不一样。现在是通过房地产转移到政府，股市的投资会有一系列的后果，银行出现一些坏账是不可避免的，钱是政府拿的，坏账也是政府的事。我觉得是一个口袋放到另一个口袋的事，没有那么严重。

问：你建议投资者尽快卖掉手中空房，卖掉房之后买什么呢？

谢国忠：先留着，现在人民币不会贬值，不管内部通胀有多少，不敢贬值，贬了的话所有的钱都会流出中国。不过现在卖的话肯定卖不掉，很多朋友卖房子都没人看，没办法只能熬。如果这时有人来看你的空房子，一定要卖了，这是个好机会。如果下一次房价掉的话要持续掉三四年。

泡沫崩溃时做什么都没用

问：你对最近提出的微调有什么看法？

谢国忠：在泡沫崩溃的时候做什么也不管用。其实在2008年就应该让它崩盘，但后来政府大量发行货币，又把它撑起来了。这次泡沫崩溃，救市的资金会比2008年的更多。
记者：那像2008年大规模救市的历史会重演吗？

谢国忠：2008年、2009年十万亿钱砸进滋生泡沫现在可以吗？政府是不敢做的，政府是受限制的，在货币政策上是受限制的，它是不可能像2008年这样做的。
记者：这轮调控后，我国房地产市场会如何发展？

谢国忠：房地产物归原主，地段好收入较高、租不出去的地方房价都会崩。目前中国有2万多家开发商，其实2000多家就差不多了，到时候政府会引导房地产行业的整合。

大幅度减税时就要买股票

问：最近在财税改革上也有一些新动向，如何看最近的增值税改革？

谢国忠：中国需要减税，就意味着政府要让利，就是政府要少收钱了。现在中国调整的核心是政府要减税，要让利给老百姓，现在做的营业税变成增值税是第一步。

问：什么时候才会见成效？

谢国忠：在经济很差的时候才有可能进行实质性的财税改革。政府大幅度减税的时候牛市来了，股市见底的时候是楼市崩盘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中国大幅度减税的话，你就去买股票，下一个阶段你就发了。
记者：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A股为何一直萎靡不振？

谢国忠：高利贷20%的利息把资金吸收。现在开始在局部地区崩溃，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将在其他地区陆续崩溃。高利贷实质上是一个旁氏游戏，用新钱还老钱的模式不可持续。12个月你不断会看到这样的事。

问：是说等12个月后，高利贷问题解决后资金流入股市，中国就能有一轮牛市吗？

谢国忠：不是牛市，是个反弹，房地产价格降，量上去后，会有一定反弹，公司不赚钱哪里来的牛市啊？20年技术性的上上下下，中国股市的牛市必须是，政府进一步改革，转变成一个服务性的机构。

未来十年中国都面临通胀压力

问：你觉得现在通货膨胀水平已经见顶了吗？

谢国忠：现在工资这么涨，怎么可能通胀见顶了呢？通胀仍是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过去十年间，货币供应大幅增长，正在造成通胀的后果。现在的货币增长尚未低到可以消除通胀的水平。

记者：这轮通胀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谢国忠：中国的通胀是一个长期问题，如果政府放钱，宽松货币政策，那么就会严重点，如果不放钱可能会好一点，未来10年中国都将会面临通胀的巨大压力。

问：会一直处在6%这样的高通胀吗？

谢国忠：劳动力和能源价格占整个成本的一半，这两个要素价格在快速上升，通胀会持续。

记者：目前大家讨论比较热的，中国经济是否会硬着陆，你怎么看？

谢国忠：目前来看中国经济只会是软着陆。软着陆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的信贷体制特性。在中国，借贷双方一般都是政府所有，所以贷款重置也是很自然的过 程，当借款无法偿还时，其资产通常不会被没收清算，只要货币相应保持增长，就会不断转化为需求，名义GDP的增长将会与M2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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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ar

评论：

关于楼市，希望谢博士这次能够赌对。
关于通货膨胀率，我发现，留学回来的基本都不相信中国的通胀率统计。这是他们根本不了解国家统计局关于通胀率的统计。在虚心了解国家统计局通胀率统计体系设计及其执行过程后，相信他们就会闭嘴了。

jiangdlln

中国的所谓经济学家多数是海龟，而海龟使用的是西方国家的评价标准和体系。中国的经济与西方经济最大的不同有两个方面，一是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大企业的经营行为是由国家控制的，西方国家是私有经济占主导地位，政府无权干涉企业的行为；二是西方国家19世纪末就完成了工业化的初始阶段，中国到1976年才完成工业化初始阶段，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使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根本无法评价中国的经济状况。所以，中国的那些所谓经济学家，所谓精英机械套用西方理论分析中国的问题必然错了又错。

andar

中国副财长：四大不确定因素影响2014中国经济                         2014-1-26 10:11　
         
                  
                        摘要: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25日在北京表示，2014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受国际社会四大不确定性影响，决策者对此应予以高度关注...
              
                              
                　　

　　朱光耀是在当日闭幕的第十二届中国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作出上述研判的。他所指的四种不确定性因素分别来自于美国、欧盟、新兴经济体及日本。
　　
　　朱光耀指出，随着美国国内就业状况的好转及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其所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预计将逐渐得到调整。“这一举动的直接风险在银行，但外溢性却是全球性的。”朱光耀提醒。
　　
　　除了充满不确定性的货币政策，朱光耀指出，美国的财政政策也面临很大风险。美国政府与国会必须在2月初确定新的债务上限标准，否则美国债务风险将“随时面临爆发可能”，这一风险对国际社会可能的影响不可小觑。
　　
　　除了来自美国经济的风险，朱光耀指出，来自欧洲的不确定性亦值得高度关注。“关键是在欧元区，虽然欧元区的经济近期有所稳定，主要债务国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改善迹象，但根本性问题仍未得以解决。”
　　
　　舆论普遍认为，欧洲主权债务风险尚未完全消除，未来危机仍可能以新的方式爆发出来。欧洲经济的未来走向，仍取决于以何种方式解决目前的债务存量问题。
　　
　　“希望欧洲能够妥善处理存在的问题，避免危机再次发生和蔓延。”朱光耀说，“但客观情况仍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朱光耀指出的第三个不确定因素来自于新兴市场国家。他认为，新形势下，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表现出现明显分化，多个新兴经济体增长率出现下降。“这里面自然有美欧等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自身结构问题得以暴露。”
　　
　　朱光耀特别指出，来自日本的不确定性值得国际社会关注。他说，“安倍经济学”尽管给日本经济带来温和复苏的形势，但“该国结构性问题已经积重难返”。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由于产业空心化、人口结构老龄化等长期结构性问题难以解决，随着日元贬值和股市上涨势头放缓，“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效用已开始减弱。
　　
　　2014年4月，日本消费税将从目前的5%上调至8%，朱光耀认为，安倍政府此举将对经济带来较严重的影响。他同时指出，安倍政府在提高消费税的同时推出了5万亿日元的额外支出计划，此举无异于一场“冒险”和“赌博”

andar

andar 发表于 2014-1-26 20:54
评论：

关于楼市，希望谢博士这次能够赌对。

当然，若全面评价，除了楼市和通胀率的分析可以略过不看外，谢博士经济分析的其他方面还是功底深厚，值得土鳖们好好学习的。

andar

yoution2 发表于 2014-1-26 08:48
创业板的多头趋势一直没坏。
从最近几天的走势看，上证、深综指、中小板也不是简单的几天的年底红包行情， ...

创业板明显诱多，当心！

andar

andar 发表于 2014-1-26 13:03
2013年12月17日06:59AM货币错配：新一轮危机的根源？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
全球金融危机最 ...

差不多每次都这样。

andar

世界经济的变化
（The World Economy’s Shifting Challenges）
乔治·索罗斯                                                                                                                                                                                       

  2014年01月07日

                                                                                                                                                                                                                        

•                                                                                 
  

                                                        
随着2013年进入尾声，重振世界影响力最大经济体（除了欧洲）的努力正在让全世界受益。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是政治性问题。
在经历了25年的停滞后，日本试图通过采取前所未有规模的量化宽松重新振兴其经济。这是一场高风险实验：更快的增长可能会推高利率，让债务维持成本变得不可持续。但首相安倍晋三宁可冒险也不愿日本缓缓走向死亡。而从公众热烈支持的角度看，日本普罗大众也是这个看法。
相反，欧盟正在迈向日本拼命想要摆脱的长期停滞。这是一场髙赌注赌局：民族国家可以经历失去的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而活下来；但作为民族国家的不完全联盟的欧盟很容易因此崩溃。
欧元的设计存在致命缺陷。它是在德国马克的模式基础上建立的。成立共同中央银行而不成立共同财政部意味着政府债务将由任何一个单一成员国所无法控制的货币计价，这就带来了违约风险。由于2008年大崩盘的影响，一些成员国处于过度负债状态，风险溢价导致欧元区永久分裂为债权国和债务国两个阵营。
这一缺陷原本可以通过用欧元债券取代个体国家债券来纠正。不幸的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排除了这一选项，这反映出德国人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发生了彻底改变。在重新统一之前，德国是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者；如今，不堪重新统一成本重负的德国纳税人决定不再充当欧洲债务人的摇钱树。
2008年大崩盘发生后，默克尔坚持每个国家都应该自己照看好自己的金融机构，政府债务必须十足偿付。德国在重复一战后法国所犯下的悲剧性错误而不自知。当时，法国总理白里安的坚持赔款导致了希特勒的崛起；如今，默克尔的政策在导致欧洲其他国家极端运动的崛起。
当前的欧元治理安排将继续维持，因为德国将永远贡献维持共同货币的最低限度努力，也因为市场和欧洲当局将惩罚挑战这一安排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尽管如此，金融危机的爆发阶段已经过去了。欧洲金融当局已经默认紧缩不利于生产，也不再采取进一步财政约束。这给了债务国一定的喘息空间，而尽管看不到增长前景，金融市场仍然稳定下来。
未来危机将发源于政治领域。事实上，这已经昭然若揭了，因为欧盟可谓两耳不闻盟外事，对于外部威胁根本无法充分响应，不管它来自叙利亚还是乌克兰。但前景也远远称不上毫无希望；俄罗斯威胁的复起可能会扭转当前欧洲走向分裂的趋势。
于是，危机将欧盟从激发人心的“梦幻目标”转变为与之截然不同的东西。理应是平等国家为了共同好处牺牲部分主权自愿结盟（堪称开放社会原则的楷模）的联盟如今已被欧元危机转变为债权国-债务国关系，既非自愿，也不平等。事实上，欧元可能把欧盟毁掉。
与欧洲形成对比的是，美国正在成为发展中世界最坚挺的经济体。页岩能源给美国带来了重要的制造业整体竞争优势，石化行业就更不用说了。银行和住房部门在去杠杆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量化宽松提振了资产价值。住房市场也有所改善，建设潮拉低了失业率。财政拖累也即将结束。
更令人惊喜的是，美国政治两极分化显示出扭转的信号。两党制度已经良好运转了两个世纪，因为两大党派都必须在大选中争取骑墙派。接着，共和党被宗教和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绑架，随后又被新保守主义所把持，这使该党走向了极右。民主党试图趁机赶超从而赢得骑墙派，而两党都在不公正地划分国会选区。结果，积极分子主导的党内预选获得重视程度超过了大选。
这构成了美国政治两极分化。最终，共和党中的茶党玩得过了火。在最近导致政府关门后，共和党其他部分开始反击，这应该会带来两党制度的复苏。
如今，世界所面临的主要不确定性不在于欧元，而在于中国的未来取向。其快速崛起背后的增长模式已经失去了动力。
这一模式依赖对家庭部门的金融抑制从而推动出口和投资的增长。结果是家庭部门占GDP比重下降至35%，家庭部门的被迫储蓄不再能够为当前的增长模式提供资金。这导致了各种债务融资手段的爆发式增长。
中国的金融环境与2008年大崩盘之前一年的美国存在一些诡异的相似之处。但也存在一个重大不同。在美国，是金融市场主导政治；在中国，国家拥有银行和大部分经济，且**控制着国有企业。
中国人民银行意识到了这一危险，从2012年开始着手治理债务增长；但当减速开始给经济带来实打实的痛苦时，伟大的接过了指挥棒。2013年7月，领导层要求钢铁行业炼钢炉全开，人民银行放松信贷。经济发生了迅速的变化。11月，**十八大三中全会公布了意义深远的改革方案。这些发展态势极大地改善了当前的全球前景。
中国领导层将经济发展置于结构改革之前是正确的，因为结构改革与财政紧缩相结合会让经济陷入通缩螺旋。但中国的当前政策有一个尚未解决的自我矛盾：重启炼钢炉也重新激活了债务猛增，而这一模式不可能再持续多年。
如何和何时解决这一矛盾将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深远影响。中国转型的成功不仅需要经济改革，也需要政治改革，而其失败则会破坏中国政治领导层目前仍享有的普遍信任，导致国内动乱和国外军事冲突。
另一个重大的未解决问题是合适的全球治理的缺位。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无法形成一致加剧了叙利亚等国的人道主义灾难，更不用说放任全球变暖过程不受约束地发展了。但是，与将在未来几年中见分晓的中国难题相反，全球治理缺失问题可能会永远存在。
英文原题：The World Economy’s Shifting Challenges


                                                 世界经济的变化
（The World Economy’s Shifting Challenges）
                                       
                                                                                                                                                                                       

                                                                                                                                        乔治·索罗斯                                                                                                                        

                                                                                                                                                                                                                                                                                                                                                        

                                                2014年01月07日

                                       
                                       
                                                                                                                                                                                                                                                                                                                                                                                                                                                                                                               

•                                                                                 
  

                                                        
                                                                                                                                                                                                                                          As 2013 comes to a close, efforts to revive growth in 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es –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eurozone – are having a beneficial effect worldwide. All of the looming problems for the global economy are political in character.
After 25 years of stagnation, Japan is attempting to reinvigorate its economy by engaging in quantitative easing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 It is a risky experiment: faster growth could drive up interest rates, making debt-servicing costs unsustainable. But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would rather take that risk than condemn Japan to a slow death. And, judging from the public’s enthusiastic support, so would ordinary Japanese.
By contrast, the European Union is heading toward the type of long-lasting stagnation from which Japan is desperate to escape. The stakes are high: Nation-states can survive a lost decade or more; but the EU, an incomplete association of nation-states, could easily be destroyed by it.
The euro’s design – which was modeled on the Deutsche Mark – has a fatal flaw. Creating a common central bank without a common treasury means that government debts are denominated in a currency that no single member country controls, making them subject to the risk of default.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crash of 2008, several member countries became over indebted, and risk premia made the eurozone’s division into creditor and debtor countries permanent.
This defect could have been corrected by replacing individual countries’ bonds with Eurobonds. Unfortunately,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reflecting the radical change that Germans’ attitudes toward European integration have undergone, ruled that out. Prior to reunification, Germany was the main motor of integration; now, weighed down by reunification’s costs, German taxpayers are determined to avoid becoming European debtors’ deep pocket.
After the crash of 2008, Merkel insisted that each country should look after its ow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government debts should be paid in full. Without realizing it, Germany is repeating the tragic error of the French after World War I. Prime Minister Aristide Briand’s insistence on reparations led to the rise of Hitler; Angela Merkel’s policies are giving rise to extremist movements in the rest of Europe.
The current arrangements governing the euro are here to stay, because Germany will always do the bare minimum to preserve the common currency – and because the markets and the European authorities would punish any other country that challenged these arrangements. Nonetheless, the acute phas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s now over. The European financial authorities have tacitly recognized that austerity is counterproductive and have stopped imposing additional fiscal constraints. This has given the debtor countries some breathing room, and, even in the absence of any growth prospects, financial markets have stabilized.
Future crises will be political in origin. Indeed, this is already apparent, because the EU has become so inward-looking that it cannot adequately respond to external threats, be they in Syria or Ukraine. But the outlook is far from hopeless; the revival of a threat from Russia may reverse the prevailing trend toward European disintegration.
As a result, the crisis has transformed the EU from the “fantastic object” that inspired enthusiasm into something radically different. What was meant to be a voluntary association of equal states that sacrificed part of their sovereignty for the common good – the embodiment of the principles of an open society – has now been transformed by the euro crisis into a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ditor and debtor countries that is neither voluntary nor equal. Indeed, the euro could destroy the EU altogether.
In contrast to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is emerging as the developed world’s strongest economy. Shale energy has given the US an important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manufacturing in general and in petrochemicals in particular. The banking and household sectors have made some progress in deleveraging. Quantitative easing has boosted asset values. And the housing market has improved, with construction lowering unemployment. The fiscal drag exerted by sequestration is also about to expire.
More surprising, the polariz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shows signs of reversing. The two-party system worked reasonably well for two centuries, because both parties had to compete for the middle ground in general elections. Then the Republican Party was captured by a coalition of religious and market fundamentalists, later reinforced by neo-conservatives, that moved it to a far-right extreme. The Democrats tried to catch up in order to capture the middle ground, and both parties colluded in gerrymandering Congressional districts. As a consequence, activist-dominated party primaries took precedence over general elections.
That completed the polariz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Eventually, the Republican Party’s Tea Party wing overplayed its hand. After the recent debacle of the government shutdown, what remains of the Republican establishment has begun fighting back, and this should lead to a revival of the two-party system.
The major uncertainty facing the world today is not the euro but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China. The growth model responsible for its rapid rise has run out of steam.
That model depended on financial repression of the household sector, in order to drive the growth of exports and investments. As a result, the household sector has now shrunk to 35% of GDP, and its forced savings are no longer sufficient to finance the current growth model. This has led to an exponential rise in the use of various forms of debt financing.
There are some eerie resemblances with the financial conditions that prevailed in the US in the years preceding the crash of 2008. Bu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oo. In the US, financial markets tend to dominate politics; in China, the state owns the banks and the bulk of the econom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controls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ware of the dangers,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took steps starting in 2012 to curb the growth of debt; but when the slowdown started to cause real distress in the economy, the Party asserted its supremacy. In July 2013, the leadership ordered the steel industry to restart the furnaces and the PBOC to ease credit. The economy turned around on a dime. In November, the Third Plenum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announced far-reaching reforms. These developments are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the recent improvement in the global outlook.
The Chinese leadership was right to give precedence to economic growth over structural reforms, because structural reforms, when combined with fiscal austerity, push economies into a deflationary tailspin. But there is an unresolved self-contradiction in China’s current policies: restarting the furnaces also reignites exponential debt growth, which cannot be sustained for much longer than a couple of years.
How and when this contradiction will be resolved will have profound consequences for China and the world. A successful transition in China will most likely entail political as well as economic reforms, while failure would undermine still-widespread trust in the country’s political leadership, resulting in repression at home and military confrontation abroad.
The other great unresolved problem is the absence of proper global governance. The lack of agreement among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s five permanent members is exacerbating humanitarian catastrophes in countries like Syria – not to mention allowing global warming to proceed largely unhindered. But, in contrast to the Chinese conundrum, which will come to a head in the next few years, the absence of global governance may continue indefinitely.
(George Soros is Chairman of Soros Fund Management and Chairman of the 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4
                                                               

nicoyu

辛苦了:

andar

五大行联盟瓦解 建农交行存款利率上浮到顶
2014年01月27日01:26 来源：证券时报网  作者：唐曜华

　　自从2012年央行允许存款利率可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10%，大部分中小银行已相继加入存款利率上浮到顶的队伍，只有大行坚守最后阵线。

　　然而，这一最后防线已逐步瓦解。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建设银行(行情 消息 资金)最近已对部分客户推出1年期存款利率上浮到顶的优惠，即利率上浮10%；而交通银行(行情 消息 资金)存款1万以上即可享受利率上浮到顶；农业银行(行情 消息 资金)今年一季度也推出了1年期存款利率上浮到顶的优惠活动。

　　大行阵营瓦解

　　2012年6月央行将银行存款利率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以来，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上浮到顶就成为中小银行的“常规动作”，而国内网点最多的五大银行则形成默契的“不上浮到顶”联盟。

　　央行宣布上述调整后，五大行均在存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7.69%；1个月后央行再次降息时，五大行选择上浮8.3%并且延续至今，1年期存款利率一直保持在3.25%的水平纹丝不动。

　　但上述同盟近期已逐步破裂。有消息称，建行总行于上周发文，将存款利率上浮权限下放至一级分行，并允许各省分行将权限进一步下放到市级。记者从建行深圳分支机构了解到，存款金额在300万元以上可享受存款利率上浮到顶的优惠，1年期存款利率执行3.3%。

　　但也有部分地区建行尚未推出利率上浮到顶的优惠。建行上海某支行客户经理称，目前该行仍执行原来的利率；四川建行一位客户经理则称，目前她所在的支行尚未执行存款利率上浮到顶的优惠。

　　相对而言，交行在存款利率方面的松动比建行大得多。交行广州地区的客户经理称，只要存款达1万元就可以享受存款利率上浮到顶的优惠。

　　农行则采取推出优惠活动的形式将存款利率上浮到顶。农行广西南宁一位客户经理称，只要跟农行签一个优惠协议就可以享受存款利率上浮到顶的优惠，这一优惠活动截止日为3月25日。

　　不过，工行、中行部分地区支行的工作人员均向记者表示，1年期存款利率仍执行3.25%，尚未推出上浮到顶的优惠。

　　余额宝们冲击大行存款

　　尽管只是在部分地区或者针对部分客户推出存款利率上浮到顶的优惠，但大行上调存款利率的标志性意义已经显现。

　　去年下半年，余额宝及类似余额宝的金融产品加快分流银行活期存款，令大型银行的存款压力陡增。

　　去年11月开始，有大型银行以6%~7%的利率从市场上拆借资金，一改过去作为市场资金供给方的角色。去年12月末，大型银行所发行的理财产品收益率已非常接近中小银行，达6%以上。

　　微信近期推出的类余额宝产品—理财通再次掀起存款搬家潮。据称，微信理财通一天卖了8亿元。而去年6月推出的余额宝，近期规模已突破2500亿元。

　　为了反击余额宝以及类余额宝产品继续从银行搬存款，大型银行相继推出了自己的类余额宝产品。交行去年就推出了类余额宝产品—快溢通。工行近期联合工银瑞信基金公司推出了无论门槛、实时赎回机制都跟余额宝类似的产品“天天益”。

　　“推类余额宝产品对银行来说是自我革命。但是如果存款流失得厉害，与其让别人挖走，不如革自己的命，自己推出类余额宝产品至少托管行还可选择自家银行，只不过存款利率更高了。”此前某股份制银行零售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称。

　　对商业银行而言，余额宝以及类余额宝产品的资金会继续存进托管银行的账户，继续留在银行体系，比如余额宝的托管银行为中信银行601998(行情 消息 资金),股吧)。但存款资金进入余额宝以及类余额宝账户再存进银行，变成同业存款后，存款利率会飙升1倍以上，且这笔存款不能计入银行存贷比考核。

　　为了减少存款流失，也有银行采取设转入限额的方式限制存款搬向类余额宝产品，针对近期上线的理财通，工行设定的转入限额为单笔单日1万元。

andar

茅于轼自述为何不怕网友骂：比起***不算什么   

        2014年01月27日 09:04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茅于轼 王年华   

           

                                                             2576人参与                                                        33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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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清图集
                1967年3月3日，山东省和济南市的近30万人庆祝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详细]

                            
                                                                             核心提示：自从当了右派以后，每次运动我都是阶级斗争的对象。网上有许多网民骂我，有人为我担心，怕我受不了。其实我毫不在乎，比起“反右”与“***”，这种骂人算文明多了。不过我十分为我们的青年一代担忧，他们怎么变成一个现代社会的成员。

茅于轼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本文摘自《南方人物周刊》刊  作者：茅于轼 口述  王年华  原题为：茅于轼 我没有故乡
我没有故乡。
精神上的故乡？
也没有。
如果非要说是否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停下来思考，只有北京。
北京是繁华的，热闹的，文化多元化的，国际化的。生活最舒服的时光在北京，最倒霉的地方也在北京——以后是越来越好了。
两个极端，都在北京。
我出生在南京，对那里却没有多少感觉。祖籍是江苏镇江，后来也只去过一天，算是路过，到那边看了茅以升纪念馆，他是我二伯父，中国的桥梁专家，修建了钱塘江大桥。
由于父亲一辈子都在铁路上工作，负责主持浙赣、粤汉、黔贵几条线的机务工作，我们家也随他迁徙过很多地方。我先后在苏州、南京、衡阳等地上学。抗战开始后，我们跟随父亲的工作辗转大后方，从长沙到桂林，到上海，又回柳州，后来到了重庆，在重庆南开中学毕业。这12年的小学中学一共上了13个学校。
我的爱人赵燕玲出生于大户人家。苏州狮林寺巷63号（已拆），是我记忆中最甜蜜的地方，结婚前，几次去找她都在这儿，我们的新婚之夜也是在这儿度过的。以后每次来到这儿就意味着我能够见到她，拥抱她。
63号是一幢典型的苏州大户人家住宅，有好几进深，每一进的大门都有很高的门槛。解放后有好几户人家合住在里面。她和弟弟妹妹在院子里跑进跑出。她总是领头，后头跟着一群孩子。每次她谈起童年时的生活，孩子们的淘气和开心的往事，总能够感染我。我能够从她至今还清脆的声音里，想象他们一边叫喊着一边奔跑的欢乐气氛。
相对于她开心安稳的童年，我的童年充满了对陌生城市的好奇，对生活过的城市的淡忘。
惟一让我怀念的城市，是齐齐哈尔。1949年，全国解放后生活开始好转，大学毕业我从上海去到齐齐哈尔。但东北的生活比不上上海，食堂是高粱玉米，细粮是特殊待遇。我经常下馆子，大部分的钱都花在吃上。
在齐齐哈尔工作的5年，是我人生中最有收获的阶段。学习了铁路业务，每个人都获得了最大的发展机会，领导对我们很重视，我也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个时候不光是齐齐哈尔，在全国，50年代初是非常好的一段时间。
1955年，我被调到北京，原以为生活会进入“黄金期”，没想到1958年被打成右派。我被降职降薪，爱人因病停薪留职，我们的头一个孩子出生了，生活一落千丈。
我一生有几次面临死亡，11岁时进入深水游泳，不懂会有淹死的可能；在齐齐哈尔当副司机，冬天，我拎着一桶油追赶前进中的火车头，差一点被车头轧死；再就是在藤县挨饿，差点饿死。
自从当了右派以后，每次运动我都是阶级斗争的对象。网上有许多网民骂我，有人为我担心，怕我受不了。其实我毫不在乎，比起“反右”与“***”，这种骂人算文明多了。不过我十分为我们的青年一代担忧，他们怎么变成一个现代社会的成员。

andar

andar 发表于 2014-1-27 13:02
茅于轼自述为何不怕网友骂：比起***不算什么            2014年01月27日 09:04
                                                                        来源：南方人物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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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ar

andar 发表于 2014-1-27 13:02
茅于轼自述为何不怕网友骂：比起***不算什么            2014年01月27日 09:04
                                                                        来源：南方人物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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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ar

评论

      正如王阳明先生五百多年前教诲的那样，很多事情，只有经历过了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知道。
      年纪轻的，没饿#过饭，没经过文@ge，很难懂得“没有经过彻底反思的文@革永远存在复发危险”的道理。好在，薄#熙#来在重@庆闹了几年，及时给国人提了个醒。
      年纪稍长些，没经历过过战争的，难免有些会和愤@青们一道成为民@族@主@义的急先锋。
      德国“na@粹”、wen@革“红@wei@兵”、伊朗“ge@命#卫@队”的一个共同点是，处于荷尔蒙亢奋期和知识蒙昧期的18到23岁年轻一代，很容易为政#客们操纵。
      盯着老的同时，还要看好小的，老先生生活丰富多彩得很哪。

新春到来之际，籍此向儒雅睿智勇敢长寿的茅老“右@pai”致敬，并祝新春吉祥、健康。

yoution2

andar 发表于 2014-1-26 22:54
创业板明显诱多，当心！

谢谢阿牛提醒，

我只做 诱多股。:WX:

andar

                                                 增长的真正挑战
（The Real Challenges to Growth）
                                       
                                                                                                                                                                                       

                                                                                                                                        迈克尔·斯宾塞                                                                                                                       

                                                                                                                                                                                                                                                                                                                                                       

                                                2014年01月24日

                                       
                                       
                                                                                                                                                                                                                                                                                                                                                                                                                                                                                                               

•                                                                                
  

                                                       
                                                                                                                                                                                                                                          发达经济体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经历掀起了一场关于增长、就业和收入不平等性的快速演变的讨论。这并不奇怪：对那些期待相对较快的危机后复苏的人来说，事情越是没有变化，他们就越需要变化。
在金融系统几乎崩溃后不久，随着资产负债表伤害——以及去杠杆化对内需造成的冲击——的逐渐显现，认为会出现常规周期性复苏的一致观点逐渐失去了市场。但是，即使在去杠杆化已成如火如荼之势的今天，对增长和就业的积极效应仍然无法令人满意。在美国，GDP增长率仍大大低于迄今所认为的潜在增长率，欧洲更是处于负增长中。
就业仍然萎靡不振，并在拖累GDP增长，这一趋势至少在三次衰退前就已经出现，并在此后的每一次复苏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可贸易部门对就业增长的贡献极为有限。在2008年以前，这一问题被内需“解决”解决了——不可贸易部门（政府、医疗、建筑和零售业）雇用了大量工人。
与此同时，收入分配的不利趋势在危机前便已出现，并在危机后继续发展。在美国，平均（人均）收入和中位收入之间的差距已增长至20,000美元以上。GDP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增加大部分都集中到了收入分布的高端。在危机前，高资产价格所带来的财富效应缓解了消费的下行压力，正如2008年以来的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所带来了资产价格大涨（考虑到经济表现萎靡，这一现象或许无法持久）。
财富的日渐集中加上教育质量的高度不平等正在降低代际经济流动性，而这反过来又威胁到社会和政治凝聚力。尽管其中的因果关系并不明确，但历史上不平等性和政治两极分化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这就是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增长战略严重取决于其包容性的原因。
劳动力节约技术和全球经济可贸易部门的就业模式转变是不平等性的重要因素。常规白领和蓝领岗位正在消失，而可贸易部门的低增加值就业岗位正在日益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这一强大的双重因素干扰了发达经济体劳动力场的长期均衡，太多教育和太多技能被投资于过时的增长模式。
所有这些造成了不幸、惊慌和迷茫。但发达国家的停滞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尽管避免它需要克服诸多艰难的挑战。
首先，预期正在或已经脱离了现实。去杠杆化、结构性再平衡和通过投资弥补有形和无形资产缺口的效果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充分显现。与此同时，承担主要转型压力的群体——失业者和年轻人——需要支持，成本应该由我们当中比较幸运的人来承担。否则，重建包容性增长的目标就缺乏可信度，影响做出艰难但重要决定的能力。
其次，实现充分潜在增长需要扭转普遍存在的公共部门投资不足的现象。从消费拉动型转向投资拉动型增长十分关键，并且应该从公共部门开始。
使用发达国家剩余财政实力的最佳方式是以可信的多年稳定计划为基础重塑公共投资。这一方式远远优于依赖杠杆、低利率和资产价格的提高来刺激内需、使其增加到自然复苏水平之上。需求的增加也不一定是平等的。我们需要增加正确的需求。
第三，在美国这样的灵活性较高的经济体，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变迁——转向外需——正在发生。出口快速增长（速度超过进口），因为能源成本降低、新技术有利于再国产化以及实际有效汇率有所贬值（名义美元贬值、国内工资平稳，而主要发展中国家贸易伙伴收入增加、通胀高企）。最终，这些结构性变化将抵消较低（也更加可持续）的相对于收入的消费水平的影响，除非内需的增加干扰了这一过程。
第四，结构僵化的经济体需要采取步骤摆脱这一局面。所有经济体都必须适应结构性变化，这样才能支持增长，而在改变有缺陷的增长模式方面，灵活性变得更加重要，因为这影响着复苏的速度。
最后，建立关于新增长模式和成功实施该模式所需要的负担共担机制需要领导力。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稳定的无增长均衡中花了大量时间，然后向更加积极的均衡转变。这方面没有自动机制可循。在我所知道的所有例子中，都存在有效的领导这一催化因素。
因此，尽管我们可以预期再平衡和缩小实际和潜在增长的过程需要多年时间，但到底多长取决于政策选择和结构性调整的速度。比如，在南欧，这一过程会比较长，因为这些国家的复苏要素缺失较多。但在几乎所有国家，认识这些挑战（更不用说应对这些挑战）都要花上很长时间。
当然，决定长期（几十年）潜在增长率起伏的仍是技术和人口因素；而不管美国和其他发国家是否进入了长期漫长的长期衰落时期，都不能影响到这些因素。
但对许多经济体来说，当务之急是另一个问题：能实现潜在增长的有恢复力的包容性增长模式。
英文原题：The Real Challenges to Growth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4
                                                               

andar

修复世界
（Rehab World）
尼尔·弗格森                                                                                                                                                                                       

2014年0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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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应该把2013年称为怀恩豪斯经济学年。正如已故英国女歌手艾米·怀恩豪斯在歌中唱到的那样：“他们想送我去戒毒，但我说‘不、不、不。’”2013年，美联储领导的全球主要央行与这位歌手何其相似。
今年夏天，美联储和中国人民银行都表露出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意图。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公开谈论“逐渐退出”美联储开放证券购买政策，该政策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量化宽松（QE）。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确曾试图控制国内失控的信贷增长。但当两国市场反应比预期还要强烈时——美国债券收益率飙升而中国的银行间拆借利率暴涨——两国的货币当局都选择了让步。
这样的问题很多流行歌手都曾遇到：经过多年的刺激之后，康复已经不那么简单。
诚然，维持某种形式的经济刺激依然有强大的理论支持。11月，一度看似有望接替伯南克职务的拉里·萨默斯认为美国经济可能陷入了“长期停滞”。 其他经济学家仍然担心在欧洲甚至美国，近几十年的良性通胀转变成恶性通缩的可能性并没有排除。
但仍有迹象显示世界经济整体出现了向好的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年增长率将从今年的2.9%增长到2014年的3.6%，之后4年将保持在4%或者更高——高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进入21世纪后的平均增长率。
先进经济体表现不佳和世界其他国家复苏增长间的不匹配（至少）对主要央行自身提出了7点问题。这些机构都是某种形式国家授权的产物。但是在相互联系的世界里，他们的决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全球性后果。

问题1：美联储在新老板珍妮特·耶伦的管理下会怎么做？看上去较之戒断疗法她当然更愿进行长期治疗。收紧量化宽松是迟早的事，但耶伦对美国劳工市场真心的关注表明她会不顾其他指标的暗示在更长时间内承诺低利率政策。此时的难点在于在其他指标显示复苏已经来临的情况下让这种新的“前瞻指引”机制发挥效用（只要问一问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就知道了）。
美国经济好转的迹象不止一个。页岩油和页岩气带来了能源富矿。硅谷欣欣向荣。股市创下历史新高。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分歧严重的美国国会刚刚达成了为期两年的财政协议，该协议短期将轻微拉动消费，长期将以减少赤字为目标。
市场对这些利好消息的反应很可能是忽略前瞻指引，仅仅关注量化宽松的退出并推高长期利率。上述反应的短期后果可能是1980和1987年我们曾亲眼目睹的股市大幅回调。试探新任美联储主席是华尔街的爱好。

问题2：其他央行将如何应对华盛顿不停变化的货币政策？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知道，即使西班牙、爱尔兰和希腊都显示出经济恢复的迹象，欧元区还未准备好迎接高利率。欧元区外围国家失业率仍旧高得惊人。此外，欧洲最大的政治风险依然是民粹主义——而明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将为法国极右翼领导人马林·勒庞提供千载难逢的机会。

问题3：建立银行联盟是欧洲金融体系可持续复苏的先决条件，民粹主义者能否破坏这项复杂进程？答案是也许不会。事实上，民粹主义成功甚至可能促使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联合组成欧洲议会“大联盟”——这可能代表欧盟朝着低调德国化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
此外，日本对修复货币政策更加缺少热情：安倍政府显然希望日本银行更多地刺激经济，而不是相反。没有央行的经济刺激， “安倍经济学”使日本年通胀率达到2%的希望将注定不会成真。

问题4：日本能否在美国退出的同时维持量化宽松政策？也许可以。但该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持续增长和高通胀取决于所谓结构改革的“第三支箭”，而这支箭至今尚未触及真正的目标。
这与日本的邻国和战略对手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至少某些证据表明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恢复收紧货币政策，以便对国内影子银行部门实现针对性的信贷紧缩。因此我最后三个问题是：

问题5：中国能否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刺破信贷泡沫，并贯彻伟大的中央委员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公布的结构改革？
问题6：如果问题5中的改革失败，中国庞大的新中产阶级将会作何反应？
问题7：北京领导人面对国内不满是否会像今年在外交领域那样采取强硬的政策？

我不会假装知道最后几个问题的答案。但事态发展可能证明它们是决定“世界恢复”状况的关键所在。

英文原题：Rehab World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