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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怕谁

1970年代初期，白银价格平静地在2美元/盎司附近蠕动爬行。由于白银是电子工业和光学工业的重要原料，邦克·亨特和赫伯特·亨特兄弟俩认为如果能够悄悄地垄断这个市场，会是一件有趣又有利的事情。

    据说亨特兄弟发现一本名叫《七十年代买白银获暴利》的书，是他们的兴趣所出。书中说白银总有一天会比黄金更有价值，这当然不会阻止他们的行动。

    从1973年12月的2.90美元/盎司开始，白银价格启动、攀升。此时亨特兄弟已经持有3500万盎司白银的合约。不到两个月，价格涨到6.70美元。他们感到高额利润已经到手，不费吹灰之力。但他们不知道，当时墨西哥政府囤积了5000万盎司的白银，购入成本均在2美元/盎司以下。在墨西哥城看来，每盎司6.70美元的价格已经相当可观，所以墨政府决定立时获利。墨西哥人冲垮了市场，银价跌回4美元左右。

    此后的四年间，亨特兄弟静静地吃进白银，比以往还积极。偶尔他们也涉足其他商品，有一段时间他们把注意转移到大豆上面。到1979年，亨特兄弟通过不同公司，伙同沙特阿拉伯的皇室以及大经纪商大陆、阳光，拥有和控制着数亿盎司的白银。当他们就要采取大动作时，白银价格正停留在6美元/盎司附近。

    他们开始发难，一路买进，不停对市场施加压力。到10月份时，这个国际财团实际上已经拥有纽约商业交易所所有白银的25%以上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白银的八分之五。到1979年底，他们把银价推上19美元/盎司，把资本变成三倍以上。1980年2、3月间，他们陆续借贷13亿美元--据说是这60天中全美借贷发生额的9%。这些钱全部投入白银市场，把价格打上49美元。

    剧烈的价格波动通常会令到经营市场的人们忧心忡忡。纽约商业交易所召集会议，讨论采取什么措施使市场恢复稳定。

    在亨特兄弟狂购滥买过程中，每张合约保证金只需要1000美元。一张合约代表着5000盎司白银。在2美元/盎司时，1000美元合10%；而价格涨到49美元/盎司时就显出少得可怜了。所以交易所决定提高保证金要求。理事会鉴于形势严峻，所以开始时缓慢推行，但最终把保证金提高到6000美元。后来索性出台“只许平仓”的规则。新合约不能成交，交易池中的交易只能平去已持有的旧头寸。

    这些措施有效地刹住了白银的上涨势头，也有效地遏止了亨特兄弟。银价开始滑落。

  


    价格下跌时，索还贷款的要求降临在亨特兄弟面前。他们借贷买银，再用白银抵押来贷更多款项。现在他们的抵押品的价值日益缩水，银行要求更多的抵押品。3月25日，纽约投资商Bache向亨特兄弟追索1.35亿美元，但是他们无力偿还。于是Bache公司指示卖出亨特兄弟抵押的白银以满足自己的要求。白银倾泻到市场上，价格崩溃了。

    亨特兄弟持有数千张合约的多头头寸。单位清偿债务，他们就要抛出850万盎司白银，外加原油、汽油等财产，总价值接近4亿美元。

    面对灾难，亨特兄弟决定找个硬靠山。他们去华盛顿求晤政府官员，试图争取财政部贷款给他们，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向财政部借钱度日，这种事情通常行不通，除非以互惠作交换。亨特兄弟拿出王牌，说：我们手里还有6300万盎司白银，如果一下子抛出，市场就会彻底崩溃；还有，这里是美国主要银行的名单，如果得不到财政部的帮助来偿还贷款，他们也要沉船。

    联邦政府最终破天荒地拨出10亿美元的长期贷款来拯救亨特家族免于沉沦。

    亨特兄弟操纵白银市场的梦想破灭了，但他们的教训在每个层面——对个人、对行业、对国家——都具有有趣、有利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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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山区富藏金矿，1949年全美洲都听得到淘金者兴奋的狂呼：“我发现了！”同成千上万的淘金者一样，艾萨克·弗雷德兰也踏上寻访财富的路途。

    当时的弗雷德兰是一个强壮的青年。他出生于德国，来美国时还是个孩子，在南加州被抚育成人。很显然他还是一个头脑聪明的年轻人，因为他一来到圣弗朗西斯科便悉心观察环境，并认识到：既然每个人都盯着金子，那么也许在被忽视的角落有大钱可赚。

    他选择了烤制面包。从山区过来的怀揣金砂的淘金者并不计较面包的价码过高。就这样，弗雷德兰设法使自己跻身商人的行列，缓慢但稳定地发展，努力把握市场的每一次转折。

    到1952年，弗雷德兰已经垄断了圣弗朗西斯科的面粉供应，有能力把面包价格抬升到足够高的价位，来宣布自己已晋身为百万富翁了。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建造了面粉加工厂和谷物筒仓。在加州和英国之间的谷物贸易突然繁荣起来时，他摇身一变，成为一位出口商、交易商和制造商。他切入介于农场种植到远洋运输之间的几乎每一个环节。但是当他发现从圣弗朗西斯科到英国的航运生意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时，他又变成一位航运大王。他在谷物运输领域很快占据了强有力的地位，达到了能够决定运费率的地步。这时候，任何竞争只要刚刚露出一点苗头，就会被他轻而易举地斩草除根。




    但是，他把筹码全部压在谷物上面了。1877年的一天，谷物价格开始狂跌。弗雷德兰发现自己身陷窘境，无计可施。他以太高的价格囤积了太多的谷物，他的运粮航船也订出太多。谷物市场疲软，导致他所掌握的其他生意也陷于亏损。金字塔从根基崩溃，弗雷德兰地覆天翻，一贫如洗。

  

    整整二十年后，另一位谷物大王也自毁前途，留下不幸的故事。

    乔·赖特28岁的那年，头脑中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垄断全国的小麦市场。

    这年秋天，他带着老父亲的百万美元，一头扎进小麦期货市场。在他看来，一百万现金可能从期货中带来一千万，而他所要做的就是持住期货合约，直到他促使价格上涨，然后卖出。--这能有多难？在那之后的三、四个月当中，他买了所能买的每一种小麦合约。

    他的时机抉择似乎很完美。在他买进后不久，报载欧洲和印度小麦歉收，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小麦价格不停歇地上涨。幸运之神在他这边，他只要不停地买进。他的赌注下在芝加哥的冬天。

    芝加哥冬季酷寒，冰封雪冻，寒风凛冽，把芝加哥变成一块巨大的冰。从1898年的前几个月来看，赖特绝对不会赔钱。大湖冻结，交通中断，小麦不能在春天之前运到芝加哥来，这同往年并无二致。

    小麦继续价格飞涨，一如先前。

    但是事实又一次表明，在期货界内，一个人的利润正是另一个人的亏损。在这个案例中，赖特的利润直接取自菲利普·爱默的钱袋。

    爱默家族经营肉类、肉食加工和食品工业，那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宗生意，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便现在也是。爱默明白天气对小麦价格的影响和作用，知道自己如果只是呆坐在办公室里等待冰雪消融，那么就将付出多么昂贵的代价。所以他决定采取行动，至少要制止已产生的亏损继续扩大。不管弄到多昂贵的麦子，也比两手空空强得多。他指示船长们从封冻的大湖中凿出一条水路，运送小麦到芝加哥。当然，他许诺给船长们犒劳他们的辛苦的报酬。

  

    粮船一艘接一艘地抵达芝加哥。每艘船到芝加哥，都从乔·赖特手中拿回小麦货款。麦价也掉到每蒲式耳1美元以下。

    赖特没有赶紧抽身，相反，他接着买进，把价格重又推上1美元，到1.83美元。这时，如同晴天霹雳，政府部门宣布春季小麦将以不低于历史纪录的高数量涌进芝加哥。赖特现在已经走得太远了，无法及时脱身。麦价急挫，留下赖特手握巨大数量的高价小麦和多头头寸。他丢掉了冰冷的一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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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利弗摩尔，曾经直到1920年代后期都是华尔街的活传奇。

    他于1877年出生在新英格兰，14岁时在波士顿一家经纪行打工，第一次接触股票和债券交易。在工作中，他发现了自己预测、判断某些股票价格变动趋势的天赋，就放弃工作，从波士顿地区的庄家商店（可供下注者赌博股票价格运动的彩票公司）赢取资本。凭借自己数字方面的天才和猜测趋势的策略体系，利弗摩尔让波士顿的庄家公司认识了他。最后所有的庄家公司都拒绝让他参与，他即使乔装改扮也无法混进大门。21岁的利弗摩尔被迫怀揣着2500美元，单枪匹马闯入纽约华尔街。

    现在他把技巧施展在华尔街，继续赢取利润。就象有人擅长运动，有人适合演戏，利弗摩尔似乎有一种投机的天赋。他敏锐的直觉提醒他哪家公司的股票已处在高位的警戒区域，什么时候可能掉头向下。他变成一头职业化的熊，专事卖空来发财致富。

    他战绩良好，几乎每个人都知道。1906年的一个夜晚，他从良好一跃而成为优秀。那时他正在亚特兰大休闲，走进一家经纪行去瞄一眼行情。当时股价高涨，十足牛市。但是一家特别的公司引起他的注意，这就是联盟太平洋铁路公司。他认为这只股票已经涨到非同寻常的高位，到了非跌不可的时候。于是他马上卖出3000股，但股票继续上涨。第二天，他又卖出2000股，然后匆忙赶回纽约。4月18日，联太铁路公司的股票又创新高，而利弗摩尔已经放空5000股。就在这时，圣弗朗西斯科发生地震，城市遭到破坏，铁路也陷入废墟。联太铁路大跳水，不到天黑，利弗摩尔的身价已经升上百万。

    此后不满一年，利弗摩尔在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价崩溃之前，面对上行的价格再次逆行放空。之后的那段行情中，他每日的进项多达数十万美元。转载请通过作者同意！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生涯策略基金 csfund.cn

    当然。他并非总能得手。1908年，他套在棉花市场，折了一百万。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他带来了钢铁和石油上的厚利。他也“牛”了一阵子，因为他准确地预感到战争将带来产业的繁荣，直到战争结束，复员军人造成失业问题时才会出现熊市。

  

    利弗摩尔以卖空闻名，实际上也因卖空而聚积了大量财富。尽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早就针对卖空制定了详尽的限制规定，但是利弗摩尔正当强大，就连他即将入市卖空的谣言也会真的引起股价下挫。到1925年，利弗摩尔的家当已超过2500万美元。他拥有豪华的曼哈顿公寓、欧洲别墅、长岛的度假房产、私人专列，还有当时鲜有耳闻的私人座机。

    既富有又出名，他成为众矢之的。报界频频攻讦，称他为滥赌之徒、职业大熊、专事逆市掠夺的强盗。更糟的是他逆市操作却连连得手，加上他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使他招致众人更多的嫉妒。

    整个20年代，他出入市场，以卖空敛财。1929年，他预测到即将发生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熊市。9月，他完成了一次劫掠的预演。10月24日，市场出现裂痕；29日市场崩塌，财富在升腾的蘑菇云中瓦解、消散。利弗摩尔和其他几个人一直在放空。

    拥有足够支持他再过几辈子长寿生活的财富，利弗摩尔继续留在市场游戏中。不幸的是，他的好时光好时光流走了。

    1930年，情况改变了。说不清什么变化了，也说不清他头脑中发生了什么，利弗摩尔开始上手就赔。他有许多家务问题，也许影响了他。或者也象优秀的运动员，一旦到达顶峰，下坡路就快了。总之，他突然变成进入冬眠的大熊。证券交易委员会也改变了许多关于卖空的规定。以前这是一场“让买家小心”的游戏，现在却变成“让卖家小心”。1931年底，他的一半江山易手。1933年，另一半也葬送了。3000多万在看似稳操胜券的交易中亏掉了。

    利弗摩尔泥潭深陷。到1934年，他已酗酒成性。3月，他申请破产保护。他的债务高达226万，而财产却只剩下令人诧异的18.4万。

    为了应付难关，他于1940年出版了一本指导股票交易的书，但是显然晚了十几年。当他风头正劲时，可能会卖出几百万册，现在却没有人会喜欢输家。1940年11月的一天，利弗摩尔走进雪利-尼德兰酒店的洗手间，从口袋里摸出手枪，把自己的脑子打飞出来。他留下的字条上写道：我的一生是个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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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期货等金融市场有其引人入胜的一面，但是，也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也许不完美才是真实。认识真实的市场，使自己的交易顺应市场形势，才可以在市场生存吧。

    1985年10月，“国际锡业同盟”解体了，遗留下对银行和伦敦金属交易所的价值9亿英镑的债务，债权人以“契约神圣”力争。而锡业同盟已经一文不名，干脆一走了之，退出交易所。

    锡业同盟原先是由22个成员国组成的国际组织，专门通过市场交易手段来维持锡价高涨。70年代，他们做得相当成功。价格下跌时，他们限制锡的供应量，不使其增加，然后悄悄卖出，避免市场崩溃。进入80年代，锡的产量远远超过需求，他们仍然入市支持早已涨得过高的锡价。时代变了，方法依旧，他们开始出现赤字。

    此前，交易者们知道锡业同盟由包括英国在内的政府成员拥有并经营，所以对锡价的涨落不感到担心。伦敦金属交易所放心地经营，提供交易舞台。他们相信政府不会不履行债务，即便有些第三世界的产锡国想违约，英国政府肯定不会那样做。结果却是这样出人意料。

    最后，交易所于1986年3月以6250英镑/吨的价格重开锡的交易。上年中止交易时，锡的平均价格是在8000英镑/吨以上。有13名会员无端被迫接受1.4亿英镑的损失，另有11名非会员交易者也要承担4000万英镑的损失。这些损失是在6250英镑/吨的价格基础上计算得出的，而结算价一经公布，交易重开，锡价马上跌到4800英镑/吨以下。

    在这之前约半个世纪，美国股市也有类似的一幕。

    从1919年到1920年，华尔街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牛市，股票价格直上云霄。艾兰·瑞安是尽人皆知的大多头。在瑞安的投资中，斯图特兹汽车公司是他的主要收益来源。1920年的头几个月中，斯图特兹开始以笔直的角度上涨，从1919年末的100美元的平均水平涨到1920年2月的134。对许多人来说，股票已估价过高。空头于是发动攻势，卖空斯图特兹的指令汹涌而至。

    瑞安很快发现，为了挽救斯图特兹，挽救自己，他必须把股价打上去，直到他能控制市场，把空头逼走。当时他的资产约在3000万美元上下。他买入抛进市场的每一股股票，花费了巨额的现金。第一个月里，空头拼命打压，价格从134退到100大关，形势对瑞安极其不利。为了避免惨败，他被迫用自己全部的个人财产作担保，从银行借贷买股。

    看来现金够用了。第二个月，斯图特兹开始回升，而且很快冲破了134的下跌起点。空头们认为瑞安不可能永久支撑股价，只要他稍一动摇，就会被清扫出局，而瑞安的损失就是他们的利润。所以他们继续卖空，瑞安则一路买进。意志不坚的人们被市场吓退。知道瑞安在做什么的聪明人及早提取利润返回家中，剩下那些重量级的空头坚持卖空。他们坚信股价一定会崩溃、暴跌。

    斯图特兹攻上200，接着上了250。空头继续卖空，瑞安依旧买入。

    市场里已经没有股票可供卖空了，因为瑞安业已持有斯图特兹的全部股票。但是仍然有空头希望继续玩下去。瑞安提议：我借股票给你们。空头真的借了来卖空。瑞安接着从银行借贷买进。到3月底，斯图特兹跃上了眩目的391。

    瑞安收网了。他完成了一次漂亮的、经典的股票独角戏，也许是历史上最完美的一次。空头极大地低估了他的财力资源，他们只有两个选择：或者面对严重违约的刑事诉讼，或者从瑞安处买回承诺卖出的股票来交割，因为其他人手上没有一股斯图特兹的股票。瑞安当然乐于卖给他们所需的股票，索价是每股750美元。但是事情并不简单。

    股票交易所的事务执行委员会指控瑞安违规操作。他们必须有所行动，因为某个委员会的许多成员都因卖空而严重被套。瑞安针锋相对，声言如果那样，就把价码从750提高到1000。交易所董事会最终还是中止了斯图特兹股票的上市交易。瑞安被缚住手脚，因为他需要用交易的盈利来偿还贷款。他坚持“契约神圣”，要求履行。这时交易所的法律委员会出面宣布瑞安的全部合约无效，称不交付斯图特兹股票给瑞安并不等于不履行契约，及如瑞安不服，可诉诸法律云云。

  

    瑞安致函那些空头委员，如果他们愿意与他协商，就请集体前来，免得平添麻烦。但他们未予理睬。双方各自召集律师团，一时间战云密布。

    瑞安突然宣布放弃股票交易所的会员资格。这样他就可以不受交易所制度的约束。接下来他向报捷披露，交易所内哪些委员会成员企图撕毁合约。交易所连忙出来“辟谣”，一改先前论调，公布“真相”：他们承认合约有效，问题在于如何履行，仍需磋商。

    瑞安乘胜追击，正式要求空头债务人归还从他那里借去的股票。即使交易合约存在问题，借股还股可是天经地义。现在对方无股可还，瑞安则可以任意开价。交易所退路已尽，于是成立一个调解小组，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好调解的了。他们提出每股550了结债务。瑞安接受了。游戏结束了。

    瑞安赢了，但是代价更大。他欠银行的债务是他从垄断中赢利的好几倍。他的主要资产是斯图特兹股票，但是不能上市交易，变现很成问题。

1920年夏，大牛市开始全面退潮，瑞安所持其他股票的价值大幅缩减。股价下跌时，银行要求瑞安补足担保价值。但因缺乏现金，他无法履行义务。11月，银行宣布将组成委员会接管瑞安的生意。债权人蜂拥而至，迫使瑞安火急削价，卖出所有可以出售的资产来还债。他的财源枯竭了，1922年7月，艾兰·瑞安宣布破产，再也没有翻过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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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推移和经验的积累，你会发现市场智慧逐一被市场证实，并会对它们产生自己的理解和把握。象“最安全处最危险”、“逆境莫为”和“不要急于翻本”等等，相信你都有过亲身体验。而几十年前，美国谷物大亨爱德华·库克的起伏跌宕曾浓墨重书地把这些古训抄写过一回。

    库克最初在田纳西州的孟斐斯城为他父亲的库克公司工作，做棉花交易的中间商。到了1960年代初，他设法说服老头子抓住时机，从棉花生意转到大豆交易上来。他的第一次冒险就是买进12000蒲式耳大豆，手忙脚乱地造成了14000美元的亏蚀。羞于庆贺自己四十岁的生日，库克周游各地，寻访买卖谷物的经验。

    1967年，当父亲退休后，库克拨出1200万美元，在新奥尔良30英里以北的密西西比河畔建造谷物仓库。这项工程耗资巨大，库克捉襟见肘，严重缺乏流动资金。于是他开始寻找解决资金问题的途径。

    他发现路就在孟斐斯。孟斐斯有一家公司名叫布鲁司，经营硬木地板生意。八、九年前这家公司的股票被一场收购战从每股17美元打到190美元，之后几个月恢复了平静，直到1962年这家公司的总裁携公司200万美元的现金去巴西度假的丑闻见于报章，公司股票的价格才如洪水狂泻。库克到来时，布鲁司公司正处于困境，但仍有库克公司的三倍那么大，还有不少流动资金。库克精心策划接管了这家公司，并借机创建了库克实业公司，于1969年发行上市。

    第一年他们赔钱，再一年赚了一些，第三年赚了更多。1972年库克一鸣惊人，他卖出总值2.25亿美元的大豆给苏联人。苏联以前也从美国购买过谷物，却是第一次从美国采购大豆，尽管库克只拿下了这宗采购的1~2%的份额，但正是这笔交易使他闻名天下。库克实业公司的利润也从1972年的360万美元突增到1974年的4620万。

    有一阵子库克想不赚钱都不可能。大豆价格在几个月内就从3.40美元/蒲式耳涨到13美元/蒲式耳。据估计，仅此一项就使库克赚到1000万美元。与此同时，谷仓租金从10美分/蒲式耳上涨到75美分/蒲式耳，库克开放所有的仓库，又大赚一笔。他的税前利润上升到7500万美元的水平。

  

    但是好运也有休息的时候。虽然库克吸取前人的教训，把资产分布在不同领域，但是最糟的情况发生了。一批谷物出口商被指控在日常作业中蓄意短装和混级装运。他们一般把目的地港口装备现代的谷物按指明数量少装一个百分点的八分之一。比例虽小，但是几批粮船下来，数量也非常可观。而运往称重设备不是特别精确的第三世界国家港口的谷物则被省去1.5个百分点。卖国政府对所有涉案的大出口商施以严厉的惩罚。牵涉到的公司服罪并接受惩罚，一些积极参与这种盗窃犯罪的人员被判有罪并被投入监狱。没有证据表明库克本人也卷入其中，但是库克实业确实有所参与。大量诉讼针对库克实业提出，其中一件为美国政府要求罚付2400万美元的诉讼。

    库克实业的股价直线下落，直跌到发行价的一半以下。交易产生的亏损超过了发行股票的收入，库克被迫出让资产，包括布鲁司公司。

    在绝望中，库克企图孤注一掷，迅速东山再起。他又转回期货市场。他卖空，亏损产生了。于是他再次卖空，亏损再次产生。他投入的资金越多，亏损发生的越大。交易不顺时，停下来转换状态和运气有时十分必要。但是库克没有退出，他继续玩下去。不管他怎样卖空，只是越陷越深。没有人确切地掌握他投入市场中的具体金额，但是不久就清楚地知道，库克已经无力回天了。

     1977年6月，库克申请终止库克实业公司股票的上市交易。他损失了巨额资产，并连累公司破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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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技术分析，有人爱不释手，有人不屑一顾。应运而生的一些“市场领导者”中，技术分析派中贡献了一些代表，但也留下笑柄。   继承戴恩斯衣钵的是尽人皆知的乔·格兰维尔。格兰维尔出版投资通讯，参加电视讲谈，巡回各地发表演说。他的预测出现在新闻头条，预测本身就可以带动市场。1982年的大熊市中，格兰维尔号召他的追随者们在道·琼斯指数800点以下卖出了结，并转手卖空。事实证明8月13日的767点正是指数的底部。到1983年底，指数跃上1300点，许多个股涨了200~300%。他的订户如果遵从他的建议进行交易，可能会赔得无力继续订阅他的投资通讯。

    接下来，波浪专家柏彻特在领导市场数年之后，也犯了丧失群众的错误。

    大概不止是方法和个人因素问题，市场群体领导者注定身败名裂的命运恐怕是无法抗拒的。

    人们取笑技术分析，说从未遇到一位富有的图表分析家。但是有一位富有的图表分析家名叫马丁·施瓦茨，认识他会让反对技术分析的人们在发表言论之前稍微多加一些思考。

    1979年前的十年间，施瓦茨在完成资料分析员的工作之余，也混迹投机市场，尝试自己炒作。十年中，他败绩不断。长年累月地赔钱，使他经常处于破产的边缘。他从失败中寻找自身的原因，总结出宝贵的两点经验：第一，要使用适合自己的方法；第二，端正态度，把自尊同交易分离开来。在摆脱困境之前，施瓦茨纯粹倚赖基本分析方法的指导，限于个人原因，入市交易屡战屡败。同时为了顾及过分的自尊，他经常要证实自己看法的正确，结果增加了交易的负担，累及战绩，一事无成。

    施瓦茨开始潜心钻研图表等技术分析手段，结果发现使用起来得心应手，渐入佳境。技术分析和基本分析并无孰高孰下之分，关键在于技术分析与施瓦茨的性格配合贴切，可以融为一体。运用自如，自然事半功倍。他也认识到市场之中最重要的是赢取利润，看法正确与否，实在无关紧要。输钱才是第一位需要纠正的错误。他不再与人争辩市场的方向，出错后也能及时认错离场，然后顺势而为。心情轻松，冷眼观潮，成绩也扶摇直上。

  

    1979年，施瓦茨辞去资料分析员的工作，成为专职交易者。他投入7万美元买卖股指期货，当年赢利10万，翌年再赚60万。1981年以后，他每年的纯利均高于七位数。其间他在商品领域投入4万美元，赢利累计超过2000万。偶有亏损，也始终控制在3%以内。

    施瓦茨印象最深的交易是1987年股灾中的操作。1987年10月16日星期五，道·琼斯指数下跌108点，创当时单日下跌最大幅度的纪录。施瓦茨正持有SP指数期货的多头头寸，因计算失误而持仓度过周末。假期中，他意识到自己正在逆市而为。  

    19日星期一，SP最高269点，施瓦茨于267.50处果断卖出了结所持头寸。清点损失，共输掉31.5万美元。当日SP暴跌，道·琼斯指数更跌足500点。倘若拖延或加死码，当日损失有可能达到500万。施瓦茨的父亲曾经历1929年起的大萧条，施瓦茨对那之后十年的艰苦生活也有耳闻。所以，他平仓之后马上离场回家，照顾家人。下午1:30，当时道·琼斯指数已下跌275点，施瓦茨赶去银行取回金条。半个小时之后又去银行提取现金，做好一切防范措施。保住钱财已升至第一位，根本无暇顾及在股市暴跌中交易赚钱。

    当时盛传金融系统濒临崩溃，银行可能倒闭。能安然度过，实属万幸。

    10月21日星期三，施瓦茨信心恢复，在股市反弹至阻力区时，加入交易，卖空SP指数期货。SP每次跳动至少1个大点，相当于每张合约500美元，比平常最小变动5个小点的25美元大了20倍，可谓惊心动魄。施瓦茨以小注码开始，渐渐加码。此次卖空，实际盈利接近2000万美元，称得上经典之作。

    现实中，象施瓦茨这样的交易好手并不广为世人所知。施瓦茨由于参加斯坦福大学主办的交易竞赛，成绩卓尔不群，才名声大振。在十次竞赛中，他以实力取胜，九次高居榜首，其余一次也与优胜者接近平手。在九次夺得冠军的交易中，他每次的纯利都高于其他选手的利润总和，平均每次获利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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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迪·麦克凯从1972年5月开始操作自己的外汇期货交易，开端不错。2000美元的帐户在第一年底增长到7万美元，以后连年赢利，直到1986年才首次出现年度亏损。而这之前的连续七年间，他每年都为自己的帐户赚进百万美元以上的利润。在他20年的交易生涯中，18个年头是赢利年。1982年起他还为好友代理，其中两个户头均已从最初的1万美元象滚雪球一样超过了百万元的水平。

    麦克凯除了拥有成功的交易者所表现出的纪律性和交易技术以外，还有自己独特的市场观点。他在大学主修心理学，使他判断市场和操作交易时带有心理医生的眼光。

    麦克凯在大学主修的课程旨在培养诊所心理医生。学习期间他更喜欢玩桥牌之类的智力游戏。学习的同时，他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打工，担任跑单员。出入市场的两年中，他发现了市场中许多的心理现象，价格在参加交易的人们的心态基础上变动。他从市场中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诸如焦虑、贪婪、恐惧等心理，并怀着极大的兴趣观察客户们心态的变化过程，观察他们的情绪如何转换成指令单并最终进入市场形成价格运动。他对这种游戏逐渐着了迷。当他的哥哥给他提供机会时，他欣然接受，于1972年进入交易场，并且几乎连年赢利。




    1976年的一次交易使麦克凯跨入一个新阶段。英国政府为了避免英镑走强而出现进口数量增加的局面，宣布将不会允许英镑升值超过1.72美元的水平。当时英镑兑美元在1.65上下。政府声明发表之后，英镑没有下跌，反而迅速攀上1.72美元，然后滑落到1.68，在反弹上1.72。每次上到1.72就会回落，但跌幅越来越窄，后来仅仅在1.72线下狭窄的价位区间交易。麦克凯认识的每个人几乎都认为此时正是卖空英镑的好机会，风险近似于零，因为英国政府决不会放任英镑涨过1.72美元的界限。但麦克凯不这样想。他认为政府公布利空消息而市场不跌反升，表明英镑现时定有巨大需求，而此时可能是百年不遇的进货良机，或可造就一生的重大转折。在这之前麦克凯一次最多交易三、四十张合约，而这次，他买进二百张。虽然从分析上看，麦克凯信心十足，但他的持仓比往常大几倍，又令他心神不安。入市后，他与市场保持经常联系，有时夜间醒来也拨通电话询问报价。一天早上，他听到电话那边报出1.7250的价格，居然不敢相信。确认无误后，他兴奋异常，立即通知哥哥及朋友这个好消息。麦克凯信心大增，又买进更多合约。三、四个月后，英镑升上1.90美元的水平。他认为1.90将成为心理关口，而且1.90也是在图表上的一个重要阻挡价位。麦克凯在此价位欣然出清存货，自己赢利130万美元。此前他的最大盈利不过10万，更重要的是他已上升到百张合约级的交易者。  

    麦克凯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目标，即尽快成为一名大交易者。因为当时的交易太容易获利了，但肯定不会永远如此，总有一天从市场赢利要付出更艰辛的劳动。事实证明麦克凯确有先见之明，80年代的市场开始变得复杂了。70年代的高通胀导致价格的大幅变动，并吸引众多投资者参与其中。而80年代通胀率趋低的走势预示着较少的大幅运动。那些实际发生的价格波动一波三折，难以捉摸。同时，多数的价格运动均向下行走，投机大众习惯作多头，便纷纷退出市场，只剩下那些更专业的交易者们互相残杀，难度自然加大了。不单单交易难度增加，交易方式也有所改变。70年代的价格运动巨大而明显，交易者只要跳上趋势战车就可稳操胜券，时机抉择的重要性较小。80年代中仅仅跟随趋势就能赚钱的机会少了，交易者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在出入市场时机的选择上。麦克凯认为，在70年代，交易成功中预测后市占90%的重要地位，具体操作占10%；而80年代中，预测占25%，操作占75%。

    麦克凯基本上是一位技术型的交易者，基本分析只对他的大势交易策略起着协助精确化的作用。他运用基本分析并非在常规意义上直接用来分析市场，而是观察市场如何对基本面消息作出反应。交易操作和自我监控上，他也有自己的体验。

    1979年的黄金大涨势与麦克凯擦肩而过。他焦虑万分，一方面错失了历史上最剧烈的价格运动，另一方面他存在银行的现金飞速贬值。麦克凯情绪沮丧，每天都在想，如果昨天买了就好了。最后他忍不住买了50张合约，第二天黄金低开150美元，麦克凯损失75万美元。但是精神折磨结束了，他的心情好多了。加入市场的头十年中，麦克凯还是对错过一次交易良机耿耿于怀，后来逐渐变得更成熟，不再有那种感觉了。他学会了要对自己正在交易的市场运动更加关注，而不是去关注自己未参与的市场。

  

    麦克凯从一开始交易便非常成功，他认为原因在于他对自己过去的交易战例常常回顾、分析，并在现时交易中应用以往经验来辨别哪些交易可能演变成亏损的交易，及时采取措施中止或避免可能失败的交易。他从不让亏损的交易失去控制，相反，他有效地限制亏损占资产的比例，确保连续亏损二、三十次也不会因帐户资金短缺而被逐出场外。他正常的交易计划承担资金5~10%的亏损，一旦亏损产生，下一次交易他会把限制降到4%，再失再降至2%。如果一再赔钱，他会一直减小他的交易规模。处于巅峰状态时，他可以一次买卖3000张合约，低谷中他可能只做10张合约的交易。

    他认为根据自己的状态调整交易规模是他成功的要素之一。他实际上是把自己也当作一种趋势来分析。他说，当交易顺手时，交易者心态良好，判断、操作质量较佳；当交易不利时，交易者往往开始产生主观愿望，这时他们不是参加他们认为可行的交易，而是做他们希望可行的交易。为了从不利的头脑状态中走出来，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赢利，当然这时的规模不宜过大。

麦克凯进一步分析自己的性格同交易方式之间的协调关系。他幼年时受环境和教育作用，相当保守。成年后打工挣钱，自己养活自己，获得自由，变得更象一个冒险家。他的交易风格融合了他性格中对立的两个倾向。他保留自己性格中的冒险倾向，用于交易；同时保留性格中的保守倾向，用于资金管理。他的资金管理技术相当保守，从不用任何帐户上的全部资金去冒险。一个人的性格如何并不必然导向交易的成功或失败，关键在于他是否从众多的交易方式中选出最适合自己的那一种。交易者若要寻求成功，就要选择适合自己性格的交易方式。

[ Last edited by 谁怕谁 on 2005-7-20 at 19:41 ]

谁怕谁

安家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普赖斯科技基金是美国近年来表现最佳的基金之一。它在盈利表现、稳定性和服务质量上均获得好评。

    奇普·摩里斯1987年加盟普赖斯，1991年荣任基金经理。摩里斯称基金的成功归功于它分散投资的原则。该原则规定基金投向任何领域的资金均不得超过基金总值25%的额度。当别的科技基金或者专著于计算机行业，或者投身于医疗保健领域，或者局限于电子通讯业界，普赖斯则把基金资产广泛分布到技术产品的各个门类中去，包括医疗保健、无线电、电子软件、半导体、通讯和数据服务等领域，而每个领域的资产分布都在基金资产的15%上下。   

    正是他的分散投资做法使它得以跻身全美最稳定的专业基金。虽然这种分散可能使普赖斯科技基金失去在季度或年度盈利前十名的地位，但分散资金可以平抑成绩的波动。稳定性是基金管理者的首要目标，更可能成为该基金的持久品质。

    摩里斯是一位积极的基金经理人。他从不怯于买进卖出股票以保证基金走在成长趋势的潮头。他掌管的投资组合的年更新率为130%。他努力使基金至少85%的资产投资在股市中，同时不断调整投资对象的组合情况。他惯常投资在那些小型公司的股票。当它们看起来被严重低估并即将攀升时，他大量买进；当这些股票涨得过高时，他卖出，然后转移到更加稳定的股票，并逐渐增大现金头寸。正常情况下，中、小型公司的股票占据了基金的大部分资产。

    他的基本策略是在市场表现不佳时，尽量关停损失；而在市场表现可人时，抓紧时机尽快赢利。抓住少有的机会在短期内使基金迅速增长，借以提高基金的长期表现，是摩里斯重要策略的一个方面。1990年底，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股票市场大跌。摩里斯把握基金，冲入市场，大量吃进那些濒临破产的低线小公司股票。1991年的头一个季度，股市开始回升，基金立时增值45%。

    摩里斯认为保持流动非常重要。为了时刻处于领先科技的前沿，必须随时选择并利用机会。投资于大名鼎鼎的通用电器或惠普公司可能很容易，但如果准备工作充分，确切无误地掌握小公司的基本情况，投资于生产单一产品的优秀小公司是普赖斯科技基金更加乐意做的事情。

    他们在投资组合中平均持有40至50种不同的股票。这样较少的品种使管理上较为灵活。1994年时，普赖斯科技基金的资产净值已经超过5亿美元，摩里斯仍然选择同样的方法，以使投资组合保持在易于管理的水平。

    在1989年至1994年之间的五年里，普赖斯科技基金高速增长，提供了高达156%的回报。如果在1989年投入1万美元于该基金，到1994年即增长为2.04万美元，年均收益率为20.5%。该基金成长也非常稳定，五年内每年的表现均优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表现最差的年份是1990年，下降1.3%，但仍比同年下滑4.3%的道·琼斯指数表现出色。表现最佳的年份是1991年，这一年它跃升60.2%，而道·琼斯指数只增长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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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艾克哈特曾是理查德·丹尼斯的合伙人，二人还因争论成功的交易技术可否传授而设计并推出培训新人试验的“海龟计划”。艾克哈特原来主张传授交易技术根本不可能奏效，但事后他承认自己错了。海龟计划成效显著。新交易员们循序渐进，交易技巧日臻成熟，交易操作也相当成功。随着时代变迁、市场演变以及他们管理的资金规模的扩张，他们也发展并运用自创的新交易方法体系。艾克哈特眼看着他的学生们都在操作着巨大规模的资金，比他操作的个人帐户大若干倍，心里渐渐感觉不够过瘾，也开始寻求亲手操作大资金的机会。

    艾克哈特的个人帐户从1978年至1990年的十几年中，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超过60%，1986年至1990年的五年中也代理客户交易，这期间的平均增长率为62%。最差的一年是1989年，亏损7%；成绩最佳的1987年盈利达234%。

    艾克哈特和丹尼斯还是大学的同学，丹尼斯进入交易场时，艾克哈特继续攻读学位，后来也入行交易。开始的几年他即市交易，后来离开场内，在市场之外应用系统分析方法做交易。他深厚的数学功底对他帮助不浅。多年来他使用自己研制的交易系统，主要依据系统发出的讯号进行交易，并用自己对市场的判断作为重要补充。这位数学家对无私的交易系统的研究独有心得，但他对七情六欲的交易者的见解尤其精辟。

    艾克哈特对需要人眼鉴别的形态并不青睐。他认为绝大多数的形态看上去很漂亮，但实际作用不大。人脑生来就可以创造形态，对形态敏感的眼睛也可以随处发现形态。换言之，人们倾向于在图表中发现比真正的形态多得多的“图表形态”。而且人们并非客观地、中立地看待图表上的数据，他们浏览图表时总是有所侧重、有所偏爱。他们倾向于注意特别突出的事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念，挑选有利的证据论证某一方法的完美和可行是人的天性，即使进一步做认真的人工研究也会存在偏差。他在做人工研究时，通常把自己的结论打20~50%的折扣。

    谈及智力在交易中的作用，艾克哈特说他看不出好的交易同智力之间有正比例的关系。有些杰出的交易者非常聪明，而有些并非如此。还有许多绝顶聪明的人却是十足蹩脚的交易者。他认为中等智力已经足够，更重要的是情绪品质。做交易不是造火箭，中等智力的人就可以学会怎样做交易。但是学习在交易中如何做简单，实际交易中照着做就不那么容易了。好的交易系统通常与常人的倾向背离，要做好交易就必须克服自己性格中平庸的习惯和倾向。在那些入了门的人们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成长为成功的交易者。资本有一种聚集的永久天性，即从多数人流向少数人手里。从长期的观点看，大多数人是输家。交易者要想获胜就不得不象少数派那样行动。如果你把常人的弱点带进交易中去，你就会滑向多数派，无可避免地要输钱。

    艾克哈特引用决策论者的实验结论来解释导致失败的常人习惯类型。这个实验让被试在固定的金额和简单抽奖之间作出选择，以观察被试的选择是否为理性驱动。结果发现人们一般选择固定的收益而放弃可能获得更高金额的抽彩，却会避开固定金额的损失而选择结果可能更糟的抽签，因为他们希望侥幸逃避亏损。这些人类本能的倾向在市场中使交易者更愿意有盈利就走，有亏损就等。在社会文化中也强调这些态度，如“抓住机会”、“逆境中要坚定不移”等等。交易者要学会在获利机会出现时冷眼观望，在逆境中要撒脚逃开。市场中流行这样一句话：有利就走，永不会破产。


    但艾克哈特认为这句话完全不对。这正是无数交易者破产的真正原因。业余炒手破产是因为承受过大的损失，专业人士则因为接受小额利润而破产。问题很简单，人的本性倾向于增多获利的机会而不是实际扩大盈利。增加赢钱交易的次数，减少赔钱交易的次数，这类愿望刚好不利于交易者。交易的成功率实际上是有关操作统计中最次要的数据。

    人们还有一些认识上和情感上的因素导致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自动地逆市而为。他们希望买到低价而卖出高价，但价格高低需要有个参照，于是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熟悉的价格看作正常的，价格远离这个标准就属于高或低。这种见解往往引导这些交易者在趋势初露端倪时逆市操作，他们认为价格回回归正常。但这经常是他们灾难的开始。

    艾克哈特认为成功的交易者和失败的交易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成功者避免了欠佳交易的滚雪球效应。亏损的交易可能破坏交易者的情绪控制，使其作出更多更糟的交易。艾克哈特认为，成功者能感受到赔钱的痛苦--在市场中感觉不到痛苦就无法生存。从损失中体验痛苦，可以提高警觉，尽量避开以后可能遭受的厄运。有些千万富翁用他们继承的财产来做交易，最后他们输掉了，全都因为赔钱的时候他们没有感受到刺激，不觉得痛苦，认为自己承受得起。正象失去知觉的手放在炉火上可能烧成灰烬，不知痛苦的交易者也会把他们的资金赔完。要想成为成功的交易者，最好认为自己输不起。以几千美元起步做交易比一开始就拿几百万的胜算要高得多。

    巨额利润比巨大损失对情绪的破坏更危险。艾克哈特认为应该对巨额盈利保留戒心，不宜过分欣喜。他自己曾在长时间的赢利之后作出了他最糟的几次交易。交易者在胜利不断的情况下，常会认为自己正在做着了不起的工作，将会一步步上升；也会认为自己可以承受低质量的决策，结果挫折会马上降临。一般来讲，亏损使人坚强，赢利让人脆弱。

    成功的交易者还要抵制市场的诱惑。市场就象一个专门讲授蹩脚的交易技巧的教师，但是大多数人这一课程学得非常好。许多小至中额的利润倾向于很快消失，所以市场教人迅速了结获利；市场更多时间用在盘整而不是走趋势，它就教人逢低买、逢高卖；市场在相同的价位一次次经过，好象每次都要回到以前到过的价位，它教人持住亏损的交易等候。人们被市场诱导成为高成功率的交易者，但在长期走势中却常常一败涂地，因为现时最有效的可能就是长线中最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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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从市场中赢得财富？真理似乎很简单：永远让盈利大于亏损。具体途径即斩断亏损，让盈利充分发展。作为市场智慧，它简洁、中肯。但是作为交易的铁律，对众多交易者而言，实在太难遵循了。斯坦利·克罗却游刃有余地从市场赚取了大量财富，并且保持不失。在1969~1974年的期糖交易中，克罗以200张合约的微薄仓位，从2美分一直持有到66美分以后，最终赢得了与他的电话号码相似的一笔报酬。当被问及是否长线交易者时，他说：“在赢利时我做长线，亏损时我是短线。”

    克罗的成功在于他能够凭借精湛的技术来分析市场，然后以超人的意志坚定不移地执行交易。

    1973年，克罗持有1974年5月期的大豆合约的多仓。他的研判结论是：大势向下，近期横盘，市场在5.20到5.60美元形成头肩底。5.20至5.35之间的买压支持强劲，他预期即将发生猛烈的上冲行情，5.65以上的收市将显示十足牛市，而且将套住在5.20到5.60区间入市的空头，表明一轮新的牛市阶段的开始。这一轮涨势将突破5.65冲到6.10~6.20水平，在那里将会遭遇强烈的抵抗。根据以上判断，克罗开始大量建立多仓，平均成本在5.60左右。一般而言，逆大势持巨仓不是克罗的作为。但是此次大跌，恰恰到达他测算的底部价位即获得巨大买压的支持；头肩底的近期发展正在形成潜在的牛市；加之他对市场坚决看多，所以坚持多仓，但在5.30设置止损保护，以备不测。他预设指令进场，指示分别在5.92、6.06各平去四分之一的仓位，在6.16平去剩余的仓位，全部结清。



    市势发展一如克罗所料。11月16日星期五，交易闭市高收在5.64，刚刚预备向上突破。19日星期一再跳空高开在5.70--实际证明为当日最低，收市在5.78。大势突破了，空头开始夺路而逃。市场整个星期只是上涨，周五收在6.31的涨停价上，一周之内竟然上涨了67美分。按预定计划行事，克罗在周二的5.92平去四分之一的仓位，周三在6.06平去另外四分之一。因周五跳空高开，其余仓位在6.20至6.30之间平去。之后的走势更证明克罗的正确预见。26日星期一，大豆开始暴跌，周二低见5.80。此后几周升上6.15~6.50区间震荡。而6.20~6.40的卖压显而易见，相当坚固。

     “在多头市场你总能找到许多很早就看涨的人，在空头市场也总能找到许多很早就看跌的人，然而他们却没有从中赚到多少钱。能看对市场而稳如泰山的人才能赚大钱。”克罗笃信利弗摩尔所言：“钱是坐着赚来的，而不是操作赚来的。”他实践着这句格言。

    1974年12月中，克罗结清了5月份以来建立起的庞大的小麦多头头寸。1973年的12月间，小麦见底，然后连续涨升三个月，携巨量冲上先前的中期高价后无力再升，转而下滑。几周内麦价一路下行，一轮涨势几乎尽数收回，而成交量逐渐萎缩。克罗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他开始买进，为自己，也为客户，直到额度用尽、无法再买为止。从1974年5月到11月，小麦缓慢地上升，从3.60美元涨至5.00美元以上。他们的浮盈虽然丰厚，但是手握巨量仓位令克罗心神不宁。为了避免在价格回调时自己惊慌杀出，他决定到国外走走，以减轻心理压力。

    8、9月间，克罗同妻子飞抵瑞士，在尼昂附近租了一间农舍，拒听电话或阅读报上的商品讯息。他们在瑞士期间，小麦价格落落涨涨，他又赚了几十万。回到纽约两个星期，他想去感受市场脉搏，但又感到紧张，于是驾船到布洛克岛和新港游玩两周。再度返回纽约后，他感觉市场气氛异样。12月9日星期一，他清理存货，打电话给经纪人，要他们谨慎从事，悄悄卖出了结。几个小时之内，250万蒲式耳小麦的多仓出尽，130余万美元的盈利入帐。如果再捱久一点，接下来的六周之内他就会亏损150万。

    克罗的这次收获是他三年连胜记录的高潮。三年中，他自己的1.8万美元的帐户增长到100万以上，陆续加入的合伙人的资本则从64.6万美元增长到250万美元。出清小麦的当天中午，克罗送给妻子一个惊喜：一辆劳斯莱斯。接着他们关掉了纽约的办公室，离开美国，到欧洲居住。

    1975年至1980年，克罗旅居瑞士和巴哈马，研究金融市场，并写有多册专著。1981年后他重返华尔街，并逐渐把目光移向亚洲，因为他相信二十一世纪将是亚洲的金融世纪。他认为亚洲的交易者具有成功的潜质，很有进取心，充满勇气，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交易者。但是他们也有需要克服的缺点：当市场反转时仍倾向于固执头寸，不肯止损。

现在的市场同克罗的盛年时期有所不同，新的金融工具不断涌现，逐渐成熟；计算机交易系统被广泛应用；市场出现各种各样的新理论和新技术。克罗宝刀不老，仍不断汲取新经验、新技术，努力使自己跟上市场的步伐。他开始了交易生涯的崭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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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本来面目

    市场不是人们的问题，人们的问题在于把市场视为自己的问题。

    久远以前，人们就聚集一起以物易物，做着交易。他们交换物品并不需要潜心分析或苦思冥想--和邻居们交换猎物、工具或别的必需品，这仅仅是他们正常的劳动内容，一如春天播种、秋天收获。如果遇到交换上的问题，他们会向长者请教，父母、祖父母、叔父、兄长以及有成功交易经验的其他人士。在当时，这些人就是交易专家，他们所作的实用建议就是来源于真实生活的经验。


交易的演变

    时间来到了20世纪下半叶，社会进步、发达。二战之后，崛起了风格迥异的交易者阶层——拥有执照、坐红木大班台、门上钉着铮亮铭牌的交易专家。不久，修辞取代了事实而成为交易实践的创造者，胡言乱语掩盖了平凡常识。人们的兴趣逐渐转向移动平均线、随机指数、相对强弱指数、点数图、摆动指标、动向指标、波动指标、看涨意见统计、动量指标、变化速度指标、MACD，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种类的技术指标。接着流行起投资通讯和诸如《我如何以一张欧洲美元合约在去年赚得4000万》一类的书籍。在80年代初，售价3000美元的黑盒子交易系统一窝蜂似的涌现，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飞快地销售。最终全部被弃置一旁，没有哪一套系统可以证明是赢利的。


    四度空间横空出世，但很快就成为障碍，因为它在非参量的领域（市场）中使用参量统计学的方法。当证明统计学对交易毫无裨益之后，人们又上溯数千年，借来源于日本的蜡烛线图。既然它能持久不衰，那一定是有功效的吧。

    现在人们正处在交易者心理革命的阶段中。心理革命包罗了从心理吐露、阈下信息、催眠疗法到NLP教程（由非交易者或不做交易而甘愿旁观的交易者主持的一种集体教授教程）等形形种种。

    结果毫不奇怪，渴求进取的交易者们变得困惑不解、灰心丧气，乃至备受挫败感的折磨。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沦落到长期的输家行列。


错误的努力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人们只是做了一项实际而平常的交易工作，却用华丽的辞藻去装饰它，把它变成非常抽象和艰涩的难题。没有被专家们浪漫化、情绪化或理想化的东西，却被精研、分析到过分的程度，以致人们不再能够看到森林。人们被树占据了思想、遮住了目光。交易的过程--现在叫做投机--被装潢成一门伪知识的科学；交易者们认为要想赢利就必须头脑紧张地去做交易。然而交易恰恰不是理智的努力。实际上，头脑越紧张，越可能拿到一张亏损的结算单。大量的证据表明，越是有意识地努力去变得聪明，在交易中获利就越是困难。


轻松和低调

    赢利的交易主要并非来源于头脑，而是来自于胆识和心灵。交易者更需要的是对自己和市场的需求保持直觉及敏感，以及对平常心的深深把握，而不是长时间的艰苦思索。

    思虑过多的交易者更有可能说出"交易是我所见识过的最艰苦的工作"一类的话。只有当他们不再对交易思前想后、不再为细枝末节伤神费想、不再为一项决策会否毁掉自己的交易生涯而忧心忡忡时，也只有当他们象关注市场的需求一样关心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时候，这也就是交易开始变得轻松和低调的时候。


你就是专家

    比尔·威廉斯已经积极地从事了近四十年的交易，在十几个国家举办过交易专题讲座，人们称其为专家。这个标签很恰当，他是个用自己的帐户交易的专家。他是经历了试验和失败之后才成为专家的，这也是每个想成为专家交易者的必由之路。他不是因为取得了工程理学学士和心理学博士学位之后才成为专家的。他从前的学院教育实际上更多地阻碍他而不是帮助他发展自己的交易能力，研究院给他的头脑灌输了有关人类行为的许多抽象概念和理论，却对增进他的平常心态毫无裨益。这些教育使他对交易的"正确方式"思考良多，但是，想得越深奥，他发现距离自己的直观经验就相去越远。

    交易根本上并非如此高深，只是当那些自命为宗师的人们宣讲得听来高深时，人们才错误地信从了他们。"专家们"可能有一把学位，但是他们的修辞往往传达一点、蒙蔽更多。剥去他们华丽、隽永辞语的外衣，就会发现一些基础的永恒真理，可以用以把交易变得十分简单。这些真理既非浪漫，也非感伤，而是讲实际、求实用、重实效的。

    一些朴素、实用的交易指导书籍可以帮助人们回到交易的平常心境。成功的交易奠基于下列知识：市场的内在结构和你自身的内在结构。你的大脑的工作方式决定你成为赢家或输家。"先要了解自己，才能知道市场。"这句古老箴言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当人们试图从调理自己的情绪中发展出一门技术性学科时，却刚好错置了自己的"平常（交易）心"。

    比尔·威廉斯称，自己刚刚开始全职交易的时候，花了超过6000美元来订阅投资通讯。而实际成本超出这个数许多倍，因为他信了那些所谓的专家们散布的东西并据以交易。后来他做了一些调查，发现那些投资通讯的作者并不按照他们自己的建议做交易。读者付给他们大量的订阅费，而他们竟然不愿意信赖自己的分析。

    交易不但不必是艰辛的，而且可以是非常有回报的。试着在交易中信赖你自己吧。你可能不知道，但你自己也是专家。当你选择适当的途径，学习用适当的方法交易，你就可以开始享受作为一个交易者，而不是着急要变成交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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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食物链【关于幸运集团】

    在每一"交易回合"里，确实实现了"贱买贵卖"策略的人是少数，分布在金钱意义上的赢家一端的极点，形成塔尖；刚好相反地"贵买贱卖"的是多数，分布在金钱意义上的输家一端的极点，形成塔基；那些做的不那么好的和做的不那么坏的则依次分布在塔尖和塔基之间的各个层次，人数众多。这样，形成了按交易成绩级别划分的交易者人数分布的金字塔结构。

    依据在特定期间的所有回合的总成绩，也会形成类似结构，而且内容大致稳定（即输家和赢家的身份、层次变化不大）。

    交易成绩实际上有收益率（好看）和收益额（好玩）两个种类，金字塔也相应地有这两种性质的金字塔。很明显，好看金字塔的塔尖人物如果维持一定规模且保持稳定发展，将来达到好玩金字塔的塔尖就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好玩金字塔的塔尖人物，往往并不同时站在好看金字塔的塔尖。现实中争夺激烈的大多发生在好玩金字塔的影子里。

    因为一定的范围内（80%？90%？不易测定；也要看具体市场、具体时期），交易的性质是零和游戏，大家赚的只是别人的钱，所以，这个结构基本上也是市场食物链的结构。


市场领袖悖论【关于价格预测】

    价格运动在领导功能中的角色，并不排除特定个体对投资群体心理的影响。确实，一个发言人出面发布成功群体的信念，极大地放大了最近价格运动的效果。每时每刻，某一市场上，某些交易者或投资顾问确实因为"正确地把握了市场方向"而获得声望。通常，这种声望或者来自在无人信服时作出对市场的精确预告（或号召），或者来自比任何人都更长久地坚持正确的特定市场观点。在市场价格趋势的某些时刻，情绪实际上被这一类个体所影响。

    但是，对发挥这类领导功能的个体，有两点重要认识需要明确。第一，注意力向来只给予那些已经获得声望的个体——很少人会相信一个新出世的"大师" 所作的首次预言，不论那些预言事后证明何其精确。第二，一个特定的个体在通常意义上去影响价格运动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这种悖论的发生是因为"越多的人相信一个趋势，留下来坚持它的人就越少"。一个"成功的号召"迟早会因为太多人相信而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个号召所推动的价格运动很快就会逆转，一大批追随该领导者的个体将会产生亏损。辛苦赢得的声望很容易就会失去，而一旦失去，就很难挽回。


上帝换锁效应【关于交易方法】

    不要过于炫耀手中的利器。不要做太多去证明什么。一旦你说服了足够多的人头或者特定量的资金，你的霉头就在不远处等着你了。交易系统的成功恰恰就是导致它失灵的原因，正是它的流行消灭了它的赢利性。所以，要记得把握分寸，适可而止。

    某种"稳定"获利的方法可能"存在"，也可能被你发现。但是任何方法、法则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从不存在金律。换言之，一旦你认为自己找到了开启市场的钥匙，总会有人来更换把门的锁。成功的投资需要想象力、独立思考、忍耐力和一点叛逆精神，而非机械地跟从法则。——甘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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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说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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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心   倾   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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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张志雄

　　阅读彼德·林奇还是十几年前的事，当时对这位美国富达公司麦哲伦基金的经理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强调日常生活经验有助于股票投资，比如，你可以通过对家门口百货店或餐饮店业务兴旺与否的观察，来选择这家公司的股票。对大多数无缘调研上市公司又重视基本面的投资者来说，这可是个福音。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又重读了几本林奇自己写的以及别人写他的书，发现有许多过去没有注意的地方。

勤奋得令人惊讶

　　首先是林奇非常勤奋。他走访公司，每月40到50家，一年五六百家，当然这是《新金融大亨》的作者约翰·雷恩的调查结果。而在《战胜华尔街》一书中，林奇1982年在回答电视台主持人什么是他“成功的秘密”时说：“我每年要访问200家以上的公司和阅读700份年度报告”。不管怎样，数量够惊人的。林奇不仅调研美国的上市公司，而且还到海外去寻找好股票，他曾坦承，“除了约翰·坦普，我是第一个重仓持有国外股票的国内基金经理”。在1985年9月中旬的一次国际调研活动中，林奇花了3周时间调研了23家上市公司，收获颇大。他在瑞典去了该国最大的公司沃尔沃，而瑞典惟一的一个研究沃尔沃汽车的分析员竟然没有去过该公司。当时，沃尔沃的股价是4美元，而沃尔沃每股现金已高达4美元。林奇的妻子卡罗琳也到了欧洲，但他俩却不能同去威尼斯，因为那儿找不到一家值得拜访的上市公司。林奇的痴迷劲可想而知。

　　结婚20年，林奇只度过两个专门假期，他曾对约翰·雷恩回忆是如何度假的：“我去日本，花了五天的时间考察公司，在香港见到卡罗琳，于是我们在中国逗留了大约两三天，然后我考察曼谷的公司，又在曼谷观光，接着我飞往英格兰，在那里考察了三四天的公司。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卡罗琳肯定不会认为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也许他们有契约吧，1990年年中，林奇告别了麦哲伦基金，解甲归田了。

　　林奇在位期间的一些数据让人惊讶——

　　他一年的行程10万英里，也就是一个工作日要走400英里。

　　早晨6:15他乘车去办公室，晚上7:15才回家，路上一直都在阅读。

　　每天午餐他都跟一家公司洽谈。

　　他大约要听取200个经纪人的意见，通常一天他要接到几打经纪人的电话，每10个电话中他大约要回一个，但一般只交谈90秒钟，而且还好几次提示一点关键性的问题。

　　他和他的研究助手每个月要对将近2000个公司检查一遍，假定每个电话5分钟，这就需要每周花上40个小时。

　　比较林奇，中国基金经理一定会汗颜。我敢肯定，中国目前最勤勉的基金经理的工作强度顶多是林奇的三分之一，而一般的经理也就是林奇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如果哪位中国基金经理认为我的估计错了，请和我联系，我一定公开认错）。

匪夷所思的交易

　　第二个让我惊讶的事情是林奇买卖股票奇多且奇快。林奇大约持有1400种证券，其中最大的100种代表着一半的总资产，最大的200家代表着三分之二的总资产。在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中，他的交易大约是买进5000万美元，同时卖出5000万美元，也就是说，他每天卖出100种股票，也买进100种股票（由三位交易员负责），而且林奇的交易只有不到5%是大于1万股的：

　　“在我所买的股票中，3个月中，我仅对其中不到四分之一的部分感到乐观。因此如果我碰到了10种股票，我会愉快地把10种都买进来，然后再进行调查研究。也许我会不喜欢其中的几种，但我会继续持有我喜欢的几种，增加它们的量”。林奇的投资组合永远都在变，许多证券仅保持一两个月，他觉得自己的工作越出色，周转率就越高。

　　这又是个逆反投资的例子，许多专家都批判股市出现的高换手率是投机高涨的数量表征，许小年就曾通过中国股市和美国股市换手率的比较，指出前者严重投机。

　　这也难免，一般的投资专家最多同时经营20—30种股票，林奇投资数千种股票，确实匪夷所思。

　　也许有人说，是由于麦哲伦基金规模巨大，林奇才这么做。这有一定的道理。在1977年林奇担任麦哲伦基金经理的第一年时，1800万美元的盘子，组合包含了41种股票，但换手率是343%，而且其后三年的换手率都达到300%。林奇对此的解释是，麦哲伦对新客户封闭买进，却遭到大约三分之一的赎回，他为了换股不得不抛出老股票。

　　1981年麦哲伦基金的规模是1亿美元。1982年林奇被称为“过去十年中最成功的共同基金经理”，他取得了 305%的收益率，麦哲伦成了一只4亿5千万美元的基金，在3个月内，他购买了166只股票。1983年中期，林奇的投资组合中有450只股票，而年底就达到了900只，资产升值至16亿美元。

　　如此多的股票组合是否会成为一个指数基金，从而由“主动型基金”变成“被动式基金”而无法战胜主场？

　　林奇认为绝不会如此。他举例道，在900只股票组合中，其中700只股票的资产总和还不到基金总资产的10%。

　　那为什么要少量持有这点头寸呢？

　　林奇的解释是：1）公司本身盘子非常少，即使他持有达到投资上限（总股份的10%），其总量也极少；或者2）他也不能确信这些公司是否真的值得投资。而买这点股票，只不过是为了解公司情况提供方便罢了。

　　这是一种很新颖的思路：“投资之后再进行调整”。若调查后觉得好，就加码买进，不行就抛掉。一般来说，林奇“事后诸葛亮”的概率是10%，也就是他考虑十家公司后，会对一家公司真正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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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怕谁

放手一搏的过人胆量

　　第三个让我惊讶之处是林奇如何选择重仓股。林奇是基金经理，当然要组合投资，可他更看重重仓股对基金的贡献。他说：“如果你有五种股票，三种下跌75%，一种上涨了10倍，一种上涨了29%，那么这五种股票仍然会令你干得很出色……因为这么去做，你在上涨10倍的这种股票上赚足了钱，远远抵销了你那些下跌50%、75%甚至90%的股票所带来的损失”。在选股方面，林奇和巴菲特一样，讲究常识，对高科技股一般不碰，碰了也不那么成功。不过，在选择时机上，他并不“常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汽车工业不景气，股市对此反映恶劣，尤其是美国的第三大汽车厂商克莱斯勒被预期破产，股价只卖2美元，林奇却开始看好汽车业，他先调研了福特公司，但发现克莱斯勒更好，单单是公司有超过10亿美元现金这件事，就至少使它两年内不会破产。于是，1982年春夏之交，他大量吃进克莱斯勒股票（整个麦哲伦基金5%的资产）这是所允许的最大持股比例，按林奇的说法，如果法规允许的话，他会把基金资产的10%—20%都投在该公司上。

　　克莱斯勒后来快速上涨，林奇又在福特和沃尔沃上建仓，一直到这3只股票价值占麦哲伦总资产的8%，加上绅宝和丰田，汽车股作为一个板块，占到基金总资产的10.3%。在整个 1984年，林奇一改从前频繁交易的做法，坚持买入——持有战略，基金的前10位股票的数量一直没有多少变化，其中就包括上述5只汽车股。

　　最终，林奇从福特和克莱斯勒两只股票上分别赚了超过1亿美元的利润。加上从沃尔沃赚的7900万美元，造就了麦哲伦基金出众的业绩。

　　重仓股容易出现流动性问题，尤其是小盘股，林奇可不这么看，要找能成长三倍乃至十倍的股票，道·琼斯指数股比一般小公司难多了。小盘股确实“交易清淡”，不一定能在5天内买入或卖出，可是林奇认为，做股票就等于找对象，易于离婚不是好理由。“如果你一开始就作出了明智的选择，就不要想着放弃。而如果不是这样，无论如何你都会一团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流动性都不会将你从痛苦和磨难中拯救出来，并且很可能因此而失去一大笔钱。”

　　林奇以七十年代初的大热门股宝丽来（相机）为例，它在1973年一年内就损失了90%的市值。宝丽来是家大公司，流动性很好，谁都有把握在短时间内出售大量股票，而且它下跌了3年，任何人都有机会离场，但为什么最后还是有几个专业投资人士没有离场呢？

　　到了80年代末，汽车股露出败象，1987年，林奇减少了汽车股的仓位，到了1991年，汽车股票从它们前期高点下落50%之多。由于中国汽车股在2003年和2004年经历了大喜大悲的日子，林奇的这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看好中国汽车股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它也会重复中国彩电在90年代中期的故事，产品持续产畅两旺，在中国形成巨大的消费市场。如果我们仔细捉摸林奇下面的一番话，可能犯的错误会小些：

　　“经常被误认为是蓝筹股的汽车类上市公司是典型的周期性股票。买入一家汽车类股票并把它捂在手里25年，就像是飞跃阿尔卑斯山一样，你可能会从中获得收益，但无法像登山者那样享受到全部上上下下的乐趣”。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汽车股不是消费类股票，不是家电股，它是典型的周期性股票。

　　由于2003年和2004年也是中国周期性股票大行其道、又因宏观调控而分崩离析的阶段，所以，我们对刚远去的经历并不陌生。又由于中国主流投资界“国际化估值”理论，对于市盈率异常重视，觉得低于市盈率的周期性股票很安全。事实上，周期性股票的市盈率并非越低越好。林奇对此深有体会：“当一家周期性公司的市盈率很低时，那常常是一个繁荣期到头的信号。迟钝的投资者仍然抱着他们的周期性股票，以为行业依然景气，公司仍然保持高收益，但这一切转瞬即变。精明的投资者已经抛售这些股票，以避免大祸。”、“当一大群人开始抛售某只股票时，价格只可能往一个方向走。股价一下降，市盈率也随之下降，使这些周期性股票看起来比以前更有吸引力，但这只是一种将让你付出昂贵代价的错觉。不久，经济就会陷入停滞，周期性公司的收益会出现惊人的下降。在更多的投资者急于脱手股票时，股价将急落直下。在市盈率很低的时候买入收益已经增长了好几年的周期性股票，是短期内减少你一半资产的有效办法。

　　林奇的最后一句话道出了许多投资周期性股票的中国人近一年来的处境。

　　相反，高市盈率对周期性股票未必是坏消息，通常这意味着企业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不久其经营情况就会改善，收益会超过分析人员的预期，基金经理将急切地开始买入这只股票。这样，股价就会上升。

　　由于周期性股票一旦启动便会涨个不停，所以大家都跃跃欲试。可是根据林奇的经验，也因为周期性股票的实质是预期游戏，使得要从它们身上赚钱倍加困难，“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买得太早，等不及上涨又去抛掉。”林奇认为自己投资周期性股票的成绩是中等偏上。

　　在这点上，投资周期性股票类似“赌”大势反转，寻找大底同样充满着艰难和挑战。不过，区别在于，如果你是铜、铝、钢铁、汽车或造纸之类周期性行业中的“内部人”，那么是可以一试这类股票的，而能找到大底并行动的人则是凤毛麟角。

慧眼识股的高手

　　林奇时代的麦哲伦基金的另一只重仓股房利美也值得一述。

　　不同股票有不同的买法。有些股票是因为“没什么其他股票好买了，买点这个”；有些是“可能这股票有潜力”，也买了；还有些股票是“现在买入过两天抛出”；有些股票是“替丈母娘买点”的，还有人“替丈母娘，叔叔、伯伯和外甥侄女们买的”，有的是“卖了房子买进股票”，甚至“把房子游艇全卖了，就是要买这只股”；最厉害的是“房子游艇全卖了还不算，要叫丈母娘，叔叔、伯伯、和外甥侄女们也跟着卖，然后拿了钱去买这只股票。”

　　林奇认为，房利美正是最后的这类股票。

　　留意美国经济的人，应该知道房利美这家住房抵押货款公司，在1938年由美国国会创建并获得政府信用支持，后来在60年代初实现私有化。其主要职能是购买抵押贷款资产，然后将基金打包成债券出售给投资者。2004年，房利美爆发会计财务丑闻，2005年4月初，老谋深算的格林斯潘一改过去模棱两可的态度，坚决要求限制房利美和另一家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房地美的规模，因为两家公司的规模已接近全国住房贷款的四分之一，它们却在利率和提前偿付方面存在重大风险。

　　这已不是房利美第一次面临危机了。70年代，房利美的经营模式是“短借长贷”，以较低的利率借入资金，用这些钱买入高利贷的长期按揭贷款，赚取利差受益。到了80年代初，短期利率跃升到18%—20%，但公司在70年代购买的长期借款利率为8%—10%，利差收益反而为负值，于是股价从1974年的9美元跌到1981年的2美元，并传言即将破产。也就在这时，房利美结束了“短借长贷”的行为，采用了包装抵押贷款，创造了一种“按揭支持证券”然后卖掉的盈利模式。

　　这样，当时的房利美从中获得了很高的佣金收入，并把利率风险转给了新的买主。

　　林奇投资房利美的过程十分曲折。他在1997年在5美元建立了头笔仓位，但很快就抛掉它，只赚了一点钱。1981年房利美的股价跌到了2美元，1982年投资市场因公司领导人和经营模式的变革，股价从2美元反弹到9美元，这是典型的周期性股票走势。1983年，房利美真正开始盈利，股价却如一潭死水。1984年底，房利美占麦哲伦基金总资产的0.37%，而股价却跌了一半，从9美元跌至4美元。1985年，林奇觉得房利美的历史负担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增仓至2%，房利美成为进入麦哲伦基金持仓前十位的股票，而房利美的股价从4美元已反弹到9美元。1986年，林奇将房利美持仓量收缩到1.8%，而房利美股价从8美元涨至12美元，公司盈利也从去年的每股0.52美元提升至1.44美元。

　　1987年，房利美股价震动颇大，这也和当年的股灾有关，股价从12美元升到16美元，后又跌到12美元，再回到16美元，最后在10月份的大暴跌中跌至8美元。这时麦哲伦基金持有2%—2.3%的仓位。

　　1988年，林奇将房利美增加到基金总资产的3%，而公司每股盈利已达2.14美元

　　1989年，林奇发现巴菲特也持有220万股房利美股票，便在年底加仓房利美至基金资产的5%，这又是重仓股的最高限额。这年，公司股价终于从16美元涨到42美元。1990年，房利美因海湾战争从42美元跌至24美元，后又涨到38美元。1991年，林奇离开麦哲伦之后，后任经理萧规曹随，仍保持该股票的头号持有仓位，股价则从38美元涨到了60美元。

　　由于富达公司旗下的其他基金也同样重仓持有房利美股票，结果在整个80年代，它们获得超过10亿美元的利润。在当时，这在金融史上是破纪录的事。

　　面对今天凄风苦雨中的房利美，林奇会再度出手吗？我们不清楚，可是，从当年林奇的投资房利美的经历来看，他能获得这样的成功是绝非偶然的。

　　因为这时，林奇从一只活跃的兔子变成了耐心的乌龟。

　　确实，林奇对投资房利美的描述让人想起了另一位著名的基金经理和价值投资大师约翰·奈夫的经典故事。从资历来看，约翰·奈夫是林奇的前辈，他在1964年便执掌威灵顿公司旗下的温莎基金，一直到1995年退休，而一直到1983年，林奇的目标便是赶超全美第一的温莎基金。奈夫比林奇做基金经理早了13年，却晚离开4年，在30余年的投资生涯中，其投资业绩的每年平均值超过市场报酬率3%以上。从复制效果看，每年3%，只要24年，原本的投资便会倍增。如果投资人在1964年投资1美元，到奈夫退休时已是55.46美元。

　　奈夫曾津津乐道一个投资故事是有关花旗银行的。1987年，由于JP摩根的股价大涨，让只有7到8倍市盈率的花旗银行显得很有吸引力，于是温莎基金便大举买进，但低市盈率反映了投资人忧虑花旗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放款可能会恶化的担心，而公司的亏损也创了纪录。到了1990年年初，温莎基金买了更多的花旗股票，仍与市场舆论逆向操作，那一年，花旗的股价是14美元，温莎基金的平均持股成本是33美元，而且在所有温莎基金投资的股票中，只有花旗的盈利不如预期，奈夫反而在这时加仓，这是需要勇气的。

　　1991年，花旗已使市场绝望，人们开始破口大骂。《商业周刊》把花旗形容为“噩梦”，《机构投资人》在报道花旗的文章中插有全页死鱼的照片，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暗示花旗可能技术性破产，到1991年底，花旗股价只有8美元。

　　温莎基金此时持有2300万股花旗，有5亿美元资产被套，但奈夫自称“压根儿没想到在报酬率令人满意之前卖出持股”，相信花旗盈利很快将上涨回升，枯木逢春。1992年初，花旗盈利和股价果然明显回升，到年底，温莎基金竟反败为胜，在花旗股票上有了利润。

　　奈夫和林奇回忆起来如此细微乃至有点沾沾自喜，是因为反向投资或逆势操作有极大的风险，并需承受沉重的压力。更何况执著和固执在绝大多数时候难于区分，甚至它们是一种现象的两种描述而已。所以，在事后我们得记住这只勤奋的而且幸运的兔子的一番忠告：

　　“流行的说法是‘利空买入，利好卖出’，这话可能会产生误导。出利空消息时买入股票可能会造成惨重损失，因为坏消息通常会变得越来越多。有多少人在听到英格兰银行的利空消息之后买入，而眼睁睁地看着股价从40美元跌到20美元，又从20美元跌到10美元，再从10美元跌到5美元，从5美元跌到1美元，最后跌到0，吞掉了他们100%的投资呢。”

  

谁怕谁

基本分析派

    一方面，基本分析派的观点特别集中在与经济相关的指标，利用这些指标来推测价格可能达到什么水平。在股票市场，经济环境、通货膨胀、公司销售和利润、长期和短期债务等等经过仔细的衡量和评估。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定某一股票几个月或几年后的价格可能是什么水平。在商品期货市场，同样的方法一样有效。这些基本因素包括作物产量、天气条件、供给和需求数据、进出口新闻、种植和饲养意想、消费状况等等，常被纳入考虑之中。这种方法的核心在于试图确定供给和需求的平衡点在哪里、将会怎样影响价格。基本分析得出的结论依赖于信息的可获得性和准确性。同样，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流行的、对正常标准的观念。对标准的任何一点夸张都可能导致数据和结论失真。那些投机于或投资于房地产市场的人们在分析基本因素时也面临同样的限制和潜在的问题。

技术分析派

    另一方面，技术分析派纯粹依靠机械的和/或数学的法则来作判断。他们不关心经济、供给、需求、作物产量、收益或者天气。他们搜索特定的图表形态、数学指标、移动平均线讯号、几何形态、周期性事件和其他一些内容。即使那些根据占星术交易的人也算是一种技术分析派，因为他们遵循非常专门的指导方针。这样，技术分析派只需要严格遵守他们的准则，除了自己的数据以外，不关注任何消息或事实。如果严格遵守自己的行动准则，一个图表分析家（就是专注于遵循专门类型的图表形态的技术分析派）将不愿意花费任何时间去读报或者与人讨论基本面因素。作为一名市场技术分析派人士具有一定的优势，他可以更具有客观性，允许更多的机械执行的交易，同真实的数据（即价格）打交道。在不利的方面，技术分析方法把交易者同外面世界中发生的事件隔离开来，而这些事件可以、也确实对市场产生着影响。（对技术分析派自己来说，这种弊端更象是一种优势，而非限制，因为这规避了难以量化的、对基本因素发展动态的计算。）

    每种市场路线的相对成功看起来更象是使用方法的个人的功劳，而不是方法本身的功劳。实际上，抛开技术交易法则或基本因素统计表面的客观性，最终的交易结果几乎完全取决于解析数据的人。

第三条道路

    在两者之间还有第三派，这是一个很少介绍的市场预测流派。它的组成是那些或者对两大方法都不太确信，或者对完全依照一种方法而放弃另一种方法感到不安全的交易者们。他们的折衷路线导致他们从尽可能多的来源接收信息，包括技术因素的和基本因素的。这一路线背后的理念非常简单：既然任何来源的信息都可能有帮助，那么尽量多地收集信息就是谨慎的做法。这些交易者推理说：“打开所有闸门，我们就可以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可以选择最好的交易和趋势。”只要预算许可，热衷于这种方法的人们就会尽量多地订阅出版物、投资顾问服务和投资通讯。如果市场真的按照交易者研究的那些信息运行，那么这种方法就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这种市场分析方法的最大缺点在于：可获得的信息泛滥、相互矛盾而且混乱不清。当所有的指标一致起来时，经常发生相反的事情。而且，经常是脆弱的个人面对信息明显而重要的含义却变得麻木不仁。

    这种市场分析方法根本不是真正稳定的路线。实际上，它是一种非技术。使用这种非方法探索市场的人们显得对他们所需求的东西过于摇摆不定。他们今天可以为了一个原因而买进，第二天就可能因为同一个原因而卖出。他们除了强烈的感觉，并不在任何基础上为其交易提供正当理由。典型地，场内交易者被归于这一类别。他们依个人经验行事的“航位推测法技术”效果良好，但是仅仅限于他们。如果这不能带给他们利润，那么他们早就消失了。关于这种非方法，没有太多的支持或反对。如果他们成功了，那它就是好的；如果失败了，那就是没有用途的。这种方法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教给我们有关交易的心理学的知识。


价格预测科学

    价格预测的科学还相当年轻。实际上，它能否称作“科学”还有疑问。一些个人和研究机构已经建立起复杂的经济模型来辅助他们预测的努力，而且他们发现通过应用计算机技术，要很好地预测经济趋势是可能的。这种技术也覆盖股票市场和商品期货市场。扼要地说，它是仍然需要注解的一种基本因素分析的方法。尽管近来取得一定进展，经济预测的相对幼稚使我们认识到自己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谁怕谁

作者：未济


交易思想如果只停留在博弈论和主力论的层面，是较难晋级的。

   “做趋势的朋友” “不要企图比市场更聪明”。。。。这些交易格言大多数人都知道，但真正领会其内涵，并付诸于交易的却是少之又少。这也是为何市场中多数人很累，还总是亏损；少数人轻松，而能够持久赢利的原因。

    交易（市场）应该是：自然的，轻松的，美好的，和谐的。。。。。。
    她是你的恋人，至少也应该是你的朋友，绝不会是你的对手。
    交易不该是我想要怎样，而是市场邀请你怎样，并且这种邀请是如此翩翩有礼简单明了。
    如果你的交易过程不是这样的，那么你最好不要去交易。




     震荡是一种平衡，市场平衡的时候最好不要勉强去做；
     做的应该是一种不平衡，不平衡才是市场发给你的邀请函——稳定轻松获利的邀请函
     平衡也有区间，区间就有支撑和阻力，有了支撑和阻力便能够买卖，支撑和阻力中间的那段只剩下不动。

     其实，平衡还是不要去动，干嘛一定要去赚所有的钱呢？
     除了钱，这世上还有阳光，白云，山水，爱情，友情，亲情。。。。
     市场至所以有平衡，也是给你多一点的时间去享受这些美好的事物。
     因此市场是你的朋友。
     我们又何必辜负了这位朋友，而要去赚那些辛苦钱呢？
     何况那钱你也未必一定赚到。


     市场确实有人组成，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我的思想里可没有什么主力啊，庄家啊，散户啊。。。这些人的概念。

     因为我从来就没想过要去赚别人的钱，交易过程对我来说就是——和市场做朋友，市场告诉我应该怎么走，我就跟着市场走；市场开心了，他就根据我听话的程度给我以回报；有时候我要耍耍小性子不听话，他就惩罚我一下，然后我就搔搔头对市场说：下次听话下次听话：）

    市场是残酷的吗？我倒不觉得。他可从没主动欺负过我，而我要去欺负他，他回应我，那也怪不得市场啊。是我不好。

    如果市场真是残酷的，那我肯定跟他说886。我做事做人的准则就是要开心，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人生苦短，我是来享受生活的。赚钱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如果赚钱的过程已让自己觉得压抑，我又何必去赚这个钱，反正我又饿不死，只要饿不死我就会觉得开心了。痛苦的赚钱和开心的饿不死，我还是选择开心的饿不死：）

     倒也奇怪，我越是这么想，市场这个朋友越不会亏待我；我越是想自作聪明，越是想从别人口袋里拿钱，不但常常拿不到，还要倒贴进去。所以我现在是慈悲为怀，值得庆幸得是，好人还是有好报：）

     我常常在空闲时候作些总结，我觉得在这个市场里为何总有人要输，且还不少是聪明人，其实归根结底的原因是，这些人一直想比市场聪明，想比市场强大，想凌驾于市场之上，唉，都把市场看作为对手了，那市场还会给他好吗？想想现实生活中，如果你一直把一个人视作敌人，结果会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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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市场）应该是：自然的，轻松的，美好的，和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