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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osted by 股市潜规则 at 2005-8-3 22:13
请教女王陛下，能告诉我这样定义“衰退”的大概原因吗？谢谢先。
附：
衰退：GDP增长7.5%以下，通胀率为负意味衰退
很多关于下半年经济的报告很多,我都没时间看,从你的字面上看,我认为即使是7.5%(因为原来预测是9%左右),也只能说是减速根本不是衰退...那是说过头了,我给你看一篇银河证券的报告(宏观经济)...
二oo五年宏观月报第八期
副标题 报告日期 评级 建议
● 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研究中心
2005年07月29日
苑德军 张新法
E-mail:: zhangxinfa@chinastock.com.cn
Tel: (8610)66568535
■内容摘要
Table_Text
已公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证明了我们此前的判断:中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增长的平台上，并未进入周期的拐点，此轮经济高速增长的长波远未结束。
展望今年下半年，贸易摩擦、汇率调整等因素可能导致出口增速放慢，外需扩张的动力将有所减弱。因此，启动和扩大内需，以弥补外需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对今后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至关重要。我们预计，2005年经济增长率肯定超过9%,估计为9.2%左右。
我们认为，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基本面”并没有大的改变，中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增长阶段。如果政府能够恰当、娴熟地运用好熨平经济周期的政策措施，避免经济的大幅波动，那么，从现在起中国经济再连续保持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高增长，也是可期的。即使一些宏观经济指标增长势头减弱导致经济增速小幅放缓，也没有必要惊慌失措。因为这种放缓有助于缓解经济增长的资源与环境约束，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同时，也有助于克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矛盾，改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内部和外部条件，积蓄增长后劲，使这一轮高增长周期能延续更长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放缓对经济持续高增长是有利的，也是政府希望看到的。毕竟，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低质量的经济高增长，是难以为继的。
即便存在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但中国经济仍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来的“中央计划单一拉动”已经转变为“多元经济主体共同拉动”；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总量的基数仍然很低，增长空间很大；中央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把握能力和政策调控技术有了提高，已能够较为从容地应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不利变化。所以，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持悲观态度。
国家统计局已公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证明了我们此前的判断:中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增长的平台上，并未进入周期的拐点，此轮经济高速增长的长波远未结束。即使近期一些宏观经济指标下调导致经济增速有些微放缓，也是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的正常与合理回调，不会改变经济增长周期的形态。
展望今年下半年，贸易摩擦、汇率调整等因素可能导致出口增速放慢，外需扩张的动力将有所减弱。因此，启动和扩大内需，以弥补外需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对今后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至关重要。
我们预计，2005年经济增长率肯定超过9%，估计为9.2%左右。如果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国内不出现大范围的严重自然灾害，未来几年也有望保持8%以上的强劲增长，不会出现增长率在7%以下的经济衰退。
■从三大需求看，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强劲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即三大需求看，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强劲。
一、未来投资规模仍将保持较高增速，投资需求仍有很大张力
在此轮经济增长周期中，投资充当了经济增长的头号引擎。正因为如此，有些专家学者以近两个月投资增速放缓为依据，认为未来经济将减速下行。其实，把较高的投资增速降下来，建立需求结构均衡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避免经济过热，恰恰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所在。投资增速下降，表明政府“点刹车”式的宏观调控有效控制了投资需求释放的节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经济“硬着陆”的风险，这无疑有助于拉长此轮经济景气周期的长度。目前的投资增速下降，是投资增速的一种正常调整和向合理水平回归的表现，是经济从过热边缘走向正常增长轨道的表现，是政府宏观调控取得实际效果的表现，是政府希望看到的。
投资增速放缓并不会导致投资需求萎缩。因为从影响投资需求的因素看，由于经济运行中经济主体内生性的投资冲动依然旺盛，未来几年我国的投资规模仍将保持较高增速，投资需求仍有很大张力。在此，我们通过分析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来做出判断。
自去年4月实施宏观调控以来，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抑制，呈现出平稳回落之势，而且这一趋势仍会得以延续。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指标看，增速已由2003年的27.7%回落至2004年的25.8%，到今年上半年进一步降为25.4%，比去年同期回落3.2个百分点，但仍高于政府全年增长16%的调控目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004年增速为27.6%，比上一年回落0.8个百分点，但今年1—6月份增速仍达到27.1%，同比回落3.9个百分点。在去年高基数的情况下，只是平缓小幅回落（见图1）。
图1
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投资过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的遏制，这也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目的所在。但是，由于这种调控不是全面紧缩投资需求，而是实行结构式调控“有保有压”，加之在调控方式上采取“点刹车”，因而投资增速不可能出现全方位的、快速大幅的下滑。从现有数据和发展趋势看，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有可能超过中央政府确定的16%的控制目标。退一步讲，即使未来几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至16%左右，由于投资规模高基数和投资周期的惯性作用，也足以支撑经济的较高增长，封死经济大幅下滑的空间。
从投资规模尤其是在建项目和新开工项目数量入手，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由于2005年是“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在建项目还很多，投资规模仍然很大。去年4月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清理固定资产项目”报告显示，只有不足6%的在建项目被叫停，仍有8万多个在建项目和95%以上的投资规模得以保留。今年上半年，施工项目约14万个，同比增加14503个；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13.2万亿元，同比增长28.4%。累计新开工项目80516个，同比增加12298个；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2.99万亿元，同比增长24.3%。这些数据表明，投资并没有在宏观调控的车轮下“一压就死”，投资需求张力仍然很强。
从中期的角度看，国家对煤电油运等“瓶颈”产业和部门的投资力度的加大，能源安全战略以及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构成了投资需求增长的坚实基础。西部大开发实施5年来，西部地区已新开工建设６０项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约８５００亿元。2005年，已确定的西部开发重点工程有10项，总投资达1360多亿元。在不考虑新增投资项目的情况下，未来几年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仍将达２０％以上。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方面，2004年中央财政已安排230多亿元资金用于“三农”、社保和国企改革，并在2003年和2004年安排297个用于工业结构调整改造的国债项目，这些立项合计约2000亿元的投资规模。以增值税转型试点为契机，在中央政府投资的带动下，民营企业和外商对东北也表现出很高的投资热情，投资规模日益扩大。这些因素在未来几年无疑会拉动东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此外，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速铁路、大型水电和核电站建设、石油战略储备基地建设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的开工建设，也为未来几年的投资增长提供了有利的现实条件。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分析，在三次产业投资中第二产业投资增长最快，并且主要集中在煤炭开采及洗选业投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投资、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铁路建设投资。由于 “煤电油运” 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未来几年国家用于这些部门的投资仍会保持较高增长。
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而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既构成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特征，也成为推动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尽管有些学者对政府注重重化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颇有微词，但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重化工业发展是一国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或承认不承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重化工业仍将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重化工业多为资金密集型行业，重化工业发展对带动投资的作用是相当显著的。数据表明，在本轮经济增长中，投资扩张的力度之所以很猛，是与工业的投资增长尤其是重化工业投资的增长分不开的。比如，在2003年投资额为500万元以上的投资项目中，钢铁投资增长96.6％，汽车增长87.2％，煤炭增长52.3％。
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紧密联系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尤其为重化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重化工业发展离不开城市化发展所提供的集聚效益和规模经济。据统计，目前全国工业产出的50%，国内生产总值的70%，国家税收的80%都集中在城市。城市作为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中心，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而且城市具有显著的辐射作用，城市的发展能够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城市化水平明显提高。美、英、法等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从25%提高到70%，几乎都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而我国1993年城市化水平才仅仅28%，2003年就达到了40．5%，专家预计总共不到50年就能达到70%。城市化水平的提升，相应要求加快供水、供电、供气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交通运输、电力等行业的发展，而这必然导致对钢材、水泥、汽车、能源等的需求增加，从而在客观上将推动重化工业的发展，促进投资需求的扩大。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国家或区域中心城市的部分“城市增长极”，因为重大事件或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战略将获得很大的投资机遇和动力。比如，未来3—5年内，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广州亚运等因素，为这些全国经济中心城市提供了良好的投资机遇，将影响这些“城市增长极”今后几年的投资在建规模。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也为西安、成都、重庆、沈阳、哈尔滨、郑州和武汉等地区中心城市带来了新的投资机遇。据统计，上述10 个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超过20％，其投资扩大所带来的乘数效应及对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拉动作用将相当明显。
从投资增长的动力机制看，民营经济已在某些方面取代“政府经济”成为拉动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民营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这种情况更为突出。在这一轮增长周期中，一些高增长产业基本形成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民营企业三足鼎立的格局。由于市场机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一些民营资本已进入重化工业，为重化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如李书福的吉利集团投资汽车行业、唐山建龙集团与上海复星集团共同投资宁波钢铁等，就是这方面的实例。今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决定放宽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金融、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垄断性行业，而且，民营经济发展将首次纳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民营经济将与国有经济一样，在市场准入、投融资、财税支持、服务体系等方面享受平等待遇。所有这些，给民营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必将极大地调动民营资本对这些行业的投资热情，拉动投资规模的扩大。毫无疑问，民营资本是未来中国经济中最具投资增长潜力的“投资增长极”，对投资需求增长将起到十分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不可限量的作用。在分析引致未来中国投资增长的因素时，无论如何不能将其存而不论。否则，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以偏概全，脱离实际的。
也许应该指出的是，有的学者去年曾以投资增长率过高为由判定经济过热，主张压缩投资。而今年还是这些学者却以投资增速下降为依据，认为中国经济将下行并进入衰退期。这真是一种奇怪的逻辑。按照这种认知逻辑，投资增速下降不是宏观调控的成绩，反倒成了宏观调控的罪过。投资增速过高不行，投资增速降低也不行，那政府到底该怎么办？其实，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投资需求不足，而是投资需求过于旺盛和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导致的两种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真正值得我们担忧的事情，不是投资增速放缓，而是投资效率不高和消费需求增长相对缓慢。
二、未来消费需求将稳中有增，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逐步增强
从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看，实际消费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拉动GDP增长0.87个百分点，远远高于投资0.22个百分点的水平。显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高于投资。因此，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必须努力扩大居民消费，提高消费率水平。我们认为，未来一个时期消费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日益增强。这一判断的给出，主要基于四点根据：其一，从长期看，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规模总体上将保持平稳的增长趋势。2003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居民的消费结构开始升级，进入到以发展性消费为主的阶段，消费发展空间相对较大。而且随着城市化发展和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消费的拓展空间也很大。预计未来10——20年间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将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对经济的贡献度将显著增强。其二，城市化水平提高，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将引发新的消费热潮。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的最大差距，在于农业落后，农民人口比重大，城乡二元经济特征突出。提高城市化水平，减少农民数量，是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必经之路。据测算，城市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大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今后几年，中国将进入城市化水平加速提高阶段，而这必然会带来消费需求的扩大。其三，消费结构升级换代将增加相关消费品的需求量。目前，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居民的实物型消费比重在下降，而旅游和其他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比重在逐步上升。这些新增消费无论从金额，还是从发展空间来看，都比实物型消费更具潜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另一个表现，是住房、汽车、家电等商品成为城市居民的主要消费对象，而这些消费品对消费市场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尤其在发达地区更是如此。实际上，近年来居民的新增消费中，相当部分是由这些消费品的增加带动的。近年来，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对低收入阶层在扩大就业、提高低保水平、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操作性较强的政策。为了遏制贫富差距过大，国家已经和即将出台的各项调整收入政策的措施，也有助于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有助于其释放潜在的消费需求。从农村看，农民收入水平低一直是抑制农村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2004年国家相继出台了粮食直补、良种与农机补贴、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再加上粮价上涨，使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进而带动了农民消费支出的增加。今后几年，国家将继续采取措施，推进农村产业化，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以提高农民的购买能力。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农民工的收入也在增加。农村现已进入第二次消费结构升级阶段，即家用电器消费阶段。而农民收入的增加，无疑会对这种升级起到推动作用。此外，国家以小城镇建设为依托，大力开拓农村消费品市场，也是促进农村消费结构升级，扩大消费需求的一个因素。其四，消费方式的优化和消费政策的改善有利于促进消费需求扩张。刷卡消费、电子商务等新型消费方式的应用，从实现消费的技术层面支持了消费的扩大。从消费政策看，政府最近出台了汽车产业政策和汽车加速报废政策，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车，并相应提供汽车贷款，表明政府试图创造一个有利于扩大消费的外部环境，来引导消费者的消费预期，这将对消费增长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2004年，我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3950亿元，比上年增长13.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2%，比上年加快1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610亿元，同比增长13.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0%，实际增速快于去年同期1.8个百分点。我国居民消费已摆脱了多年徘徊不前的局面，出现了稳中有增的上升势头，并且增速开始加快（见图2）。据测算，在其他拉动经济的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只要居民实际消费实现11%以上的增长，就能保持GDP增速在8%以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施政目标的指导下，在一系列旨在刺激消费的消费政策的作用下，以居民收入水平的日益提高为基础，未来居民消费水平将会呈现出稳中有升的趋势，从而有力地拉动经济增长。
图2
三、尽管存在影响出口扩大的负面因素，但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仍将保持较强的拉动作用
近十年来，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进出口总额大幅攀升，去年更是突破了万亿美元大关，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外贸占GDP的比重也从40%迅速上升至超过70%。出口的快速增长和持续多年的贸易顺差，对GDP一直保持着较强的拉动作用。
从今年的情况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6450.3亿美元，同比增长23.2%。其中，出口3423.4亿美元，增长32.7%；进口3026.9亿美元，增长14%。6月当月，进出口总值1222.4亿美元，增长23%。其中，出口659.6亿美元，增长30.6%，连续6个月单月同比增速保持在30%以上；进口562.8亿美元，增长15.1%（见图3）。贸易顺差比去年同期进一步扩大，累计近400亿美元。由于上半年增幅较大，今年进出口增长仍将远高于政府制定的15%的目标。从发展趋势看，出口高增速、外贸保持顺差的情况，在今年余下的大多数月份还会得以延续，但出口增速会平缓回落，进口将逐步增加，贸易顺差增长的幅度将收窄，但“大进大出”的运行态势仍会得以延续。
图3
那么，如何看待未来几年中国的出口形势呢？
必须承认，近年来中国出口的外部环境有了一定程度的恶化，出现了一些有碍出口扩大的不利因素。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全球通胀压力趋升，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贸易摩擦加剧，美元汇率波动，这些都会对出口产生一定影响。如果再考虑到人民币近期的轻微升值，似乎可以肯定地说，未来几年出口增速会有所放缓。即使如此，未来几年中国出口增长仍将保持较高水平。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具有独特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平均劳动力成本仅为0.9 美元/小时，不仅远低于德国、美国等高人力成本国家，也低于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墨西哥。虽然劳动力成本现已呈现出上升趋势，但这种上升并非劳动力供求失衡所致，而是由劳动者教育和劳动熟练程度提高及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程度等因素所驱动的。由于出口贸易是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涉及的是劳动力成本的国际比较，所以劳动力低成本今后还将是影响中国出口的第一优势，而国际产业大规模转移中国无疑会进一步支持这种成本优势向出口增长的转换。第二，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高新技术产品正成为推动中国出口高速增长的新亮点。中国出口商品经历了从轻工纺织品到机电产品、再到高新技术产品为主要支撑点和新增长点的三个阶段，出口商品结构逐步升级。目前，中国出口总额中机电产品比重已占５４％左右，成为出口主导力量；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长很快，高于总出口增速１７个百分点，占全部出口商品的比重达２７．４％，其拉动外贸出口增长１３个百分点，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日益加深。第三，外商投资导致中国承接全球制造业的转移，这是导致出口高速增长的另一关键因素。中国引进外资已经连续10多年居发展中国家第一，目前外商累计直接投资（FDI）约为5800多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资产池。而在外商投资的行业结构中，制造业占了7成，主要集中在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通用和专用设备领域。外资向制造业集中，极大地影响了进出口规模。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已经占全国出口总值的57%，对外依存度（出口额占工业产值比）高达45.5%。由于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趋势在短期内不可能出现逆转，因此，外商继续投资我国制造业的势头将延续，中国的出口也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第四，长期以来，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采取了积极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极大地推动了外向型经济的成长。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政府在进出口市场准入方面，按照入世承诺全面放开进出口经营权，使外贸主体迅速多元化，民营企业正在成为扩大出口的新生力量。第五，世界经济增长虽然放慢，但仍会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而中国经济仍会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些是推动中国出口继续增长的基本条件和宏观因素。即使人民币有一定幅度的升值，对出口的负面冲击也会很有限。因此，未来几年中国出口增长虽可能有所放缓，但仍会保持相对较高的速度，出口对GDP增长也仍将保持较强的拉动作用。
展望今年下半年，贸易摩擦、汇率调整等因素可能导致出口增速放慢，外需扩张的动力将有所减弱。因此，启动和扩大内需，以弥补外需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对今后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至关重要。
■ “外部冲击”不会引发经济景气转换
这里的“外部冲击”，是指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些外部因素，主要表现为频发的贸易摩擦、持续飙升的国际油价和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等。
一、贸易摩擦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向
随着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步入WTO的“后过渡期”，我国进入了国际贸易摩擦的高发期。据世贸组织统计，1995年--2004年间，我国是遭受他国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共遭受反倾销365起。2004年，国外对我国出口产品共提起55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涉案金额12亿美元。今年5月份以来，先是美国对中国棉制针织衬衫等七种纺织品设限，后是欧盟对中国T恤和麻纱采取设限措施，还有不少国家也开始酝酿对中国纺织品的限制措施。可以预计，在世界经济增长趋缓和贸易保护主义复苏的大背景下，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将继续处于贸易摩擦的高发期。
贸易摩擦会遏制出口增长并影响出口企业的经营规模和效益，进而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但我们认为，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不会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向。原因在于：其一，在贸易摩擦中，遭受出口对象国限制的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品，如纺织、服装、鞋类等，而这些产品占出口商品贸易额的比重较小。仅以纺织品为例。其出口贸易额只占全部出口额16%，因此，部分纺织品品种出口额受限，对整个出口增长的影响不大。其二，出口商品结构逐步升级，机电产品已替代纺织、轻工产品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导力量（其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已超过50%），高新技术产品也正在成为推动出口高速增长的新亮点。拉动中国出口增长的这些“主力”并未受贸易摩擦的影响。这一点诚如前述。其三，国际和历史的经验都表明，贸易摩擦不会成为一个经济体崛起的“致命伤”。欧、美、日等经济体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它们之间都发生过大量的贸易摩擦，其涉及面之广、影响之大，较之现在的我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并未影响欧、美、日等经济体的经济成长。
二、高油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
自去年5月份以来，世界原油期货价格持续飙升，日前更是突破60美元大关。由于我国是原油净进口国，高油价所造成的外部冲击，会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2004年，我国原油进口量约1.2亿吨。有关数据表明，在现有油价水平上，油价每上涨1美元，将拉低GDP0.06个百分点。油价高企还会抬高生产资料价格，压低制造业利润，使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加大。去年以来，高油价助推国内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一路走高，造成PPI价格指数至今居高不下。不过，尽管油价上涨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但高油价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限。这是因为：其一，中国的产油量有一定的规模，所需原油约40%才需要进口，比之其他原油完全依赖进口的亚洲国家，中国所受的冲击相对要小。通过去年的大量进口，目前企业库存情况良好，今年前5个月石油进口量的增速明显放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避涨价因素。目前中国石油市场都由国营公司主导，通过扩大自产能力、限制进口等途径，已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际油价所造成的冲击。其二，高油价不会造成通货膨胀。亚行报告曾称，国际原油价格保持在40美元每桶，中国CPI将增加0.5个百分点；若保持在50美元一桶， CPI将增加0.8个百分点。事实上，由于上游工业品价格对下游消费品价格的传导存在着“阻断效应”，高油价对国内CPI水平的影响并不明显。其三，高油价并不能从根本上逆转世界经济的发展势头，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有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去年，油价虽上涨３０％以上，但世界经济增长仍达到５％，为近３０年来最高。数据表明，若油价维持在５０美元／桶以下，对世界经济影响依然温和。ＩＭＦ预测，即使油价涨到８０美元／桶，也不会对全球经济构成灾难性打击。另外，新技术开发使得能源效率大大提高，现在全球经济的石油密度（每千美元GDP所对应的石油消耗）比20世纪70年代低了很多。就中国而言，政府高度重视石油安全战略，明确提出要建立节约型社会和发展“循环经济”，并采取有效措施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这些举措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高油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三、人民币轻微升值不会扭转中国经济向上的总体趋势
7月21日下午7点，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升值2％。
毫无疑问，人民币升值会对出口和就业产生不利影响，并加剧国内通货紧缩的压力。因为人民币升值会改变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商品价格。但由于此次人民币升值幅度很小，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将非常有限。据专家预测，在人民币升值10%的情况下，通胀率会下降1.2%；如果升值20%，通胀率下降翻一番至2.4%。升值2%不可能使通货紧缩成为现实，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有关测算结果也表明，人民币升值2％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冲击很小。其中，出口下降 73.76亿美元，进口增加23.66亿美元，贸易顺差下降50.1亿美元，FDI下降53.49亿 美元。 当05年GDP同比增长8.8－9.2％之间时，人民币升值2％将使05年GDP减少150亿元左 右，05年GDP增速由此下降0.1％；失业人口由此而增加103万人，其中，第二产业增 加失业人口23万人。
对于整体出口来说，总量增长相对前半年由于汇率和纺织品出口增长减少会放缓。下半年整体净出口对GDP的贡献会有所减少。但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巨大且在短期内无法改变（中国工人的工资是德国的1／37、美国的1／25、韩国的 1／5），加之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具有一定特色，所以，人民币轻微升值2%并不能从根本上削弱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对于以纺织品为代表的附加值很低的劳动密集型加工行业来说，更多的可能是一次压力下的结构调整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就对中国纺织品出口带来的负面冲击而言，欧美“设限”远比人民币升值2%影响更直接、更明显。
目前看，国内消费需求增速已有所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出口下降造成的需求缺口，从而减少总需求增长水平的波动。因此，启动和扩大内需，尤其是继续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是保证“人民币后升值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综合上述，“外部冲击”虽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不会引发经济景气转换。
■中国经济仍处在增长周期的上升期
经济周期理论是解释经济波动成因和界定经济周期的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波动，当然也有必要运用经济周期理论来加以解释和说明。
根据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过程可分为三种周期现象，即2—4年的基钦短周期、8—11年的朱格拉中周期和50—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而一个长周期，一般包括6个中周期和18个短周期。从三种周期之间的关系看，长周期制约中周期，中周期制约短周期，并且这三种周期还分别与技术创新相关。经济长波理论研究表明，自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四个长波周期，而第五经济长波出现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前三个经济长波所分别对应的机械化、铁路化和电力化可以概括为能量转换技术的创新，而第四波的电子化和第五波的数字化则是信息控制技术的创新。新的技术产业在成长期内带动经济以较高速度增长，形成经济长波的上升期。而当新的技术产业渐趋成熟，增长速度会下降，进而带动经济增长减缓，经济长波进入下降期。当又一轮技术创新开始，经济便进入下一个长波。工业先发国家经济长波大约为50-60年，上升期和下降期长度基本相当。工业后发国家实行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引进现成的成熟生产技术，技术起点高，普及快，因而长波周期变短，大概为36年。
从成因分析，引致经济发生周期性波动的因素有二：一是经济运行的内生因素，如投资规模、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需求结构等的变化；二是经济运行的外生因素，如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国际市场变化、政权更迭、战争突发等。一般而言，内生因素引发的经济波动往往是常规性的和渐进的，波幅较小；而外生因素引发的经济波动则大多是剧烈的和突变式的，波幅较大。对于制度变量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西方经济周期理论往往作为给定的外生变量不予考虑。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早已定型，其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似乎可以视为一个常量。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国家，制度变革和创新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是相当重要的，必须将其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外生变量予以考虑。因为其激发了经济主体的技术创新热情，为技术产业的成长提供了适宜的体制条件。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的划分，理论界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划分为三个周期，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划分为四个周期。其实，存在分歧原本是很正常的。因为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必然会划分出不同的经济周期。在我们看来，如果以经济增长率为标准，并考虑到体制变革对经济周期的重要影响作用，那么，进行粗线条的划分，从改革开放伊始的1978年至今可以划分为两个经济周期，即1978——1991年为第一个经济周期，1992年起至今为第二个周期。前者又包含了两个短周期（1978——1980年；1989——1991年）和一个完整的中周期（1981——1988年）。因为在1981年和1989年两个年度，经济增长率较上一年度明显下滑，明显看出是一个周期的拐点，所以将其作为下一轮经济周期的起始年份，应该说是有道理的（见表1）。1992年开始的这一轮经济周期，主要是以制度变量这一经济周期的外生因素推动的。这一年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的宏大目标。如果说在此之前出台的改革举措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转圈子，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和“改良”意味的话，那么，此后的改革措施则实现了质态飞跃，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和带有实质性的改革。由于改革的大方向和根本目标已经明确，改革也从此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这样一种深刻的体制转换和制度创新，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极大地激发了微观经营主体的潜能，提升了经济运行效率，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旺盛、不竭的活力。中国的体制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较长的时间过程，制度变革和创新的能量也要陆续释放。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推进作用，是无法用基钦短周期和朱格拉中周期来做出解释的。换言之，即使不考虑其他影响中国经济周期的因素，仅就制度变革对经济周期的推动作用而言，从1992年开始的经济周期也是一个经济长周期。或许还应考虑的一个因素是，中国现正处在经济起飞阶段。而就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看，其经济起飞阶段的经济高增长都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间过程。中国当然也不会例外。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理论，按长周期有18年的上升期计算，始于1992年的新一轮经济长波的上升期至少也应持续至2010年左右。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波还远未结束，未来5年或更长一段时间，仍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战略机遇期。
表1 中国经济周期划分（1978——2004）
时间(年份) GDP增长率（%） 周期划分
1978 11.7
1979 7.6 第一短周期
1980 7.8
1981 5.2
1982 9.1 中
1983 10.9
1984 15.2 周 第一周期
1985 13.5
1986 8.8 期
1987 11.6
1988 11.3
1989 4.1
1990 3.8 第二短周期
1991 9.2
1993 13.5 第二周期
1994 12.6
1995 10.5
1996 9.6
1997 8.8
1998 7.8
1999 7.1
2000 8
2001 7.5
2002 8.3
2003 9.3
2004 9.5
还应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改革开放前经济周期是古典型周期，经济衰退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负增长。而改革开放后经济已转为增长型周期，经济景气下降也只是增长速度放缓，增长已经成为主导经济周期的主旋律。同时，由于经济增长位势提高，经济波动也一改以前的大起大落状态，波幅明显降低逐渐趋向平稳。认清经济周期的这种变化，对我们把握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也是很有帮助的。
■三点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并结合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至少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一、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基本面”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增长阶段。如果政府能够恰当、娴熟地运用好熨平经济周期的政策措施，避免经济的大幅波动，那么，从现在起中国经济再连续保持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高增长，也是可期的。
二、即使一些宏观经济指标增长势头减弱导致经济增速小幅放缓，也没有必要惊慌失措。因为这种放缓有助于缓解经济增长的资源与环境约束，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同时，也有助于克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矛盾，改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内部和外部条件，积蓄增长后劲，使这一轮高增长周期能延续更长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放缓对经济持续高增长是有利的，也是政府希望看到的。毕竟，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低质量的经济高增长，是难以为继的。
三、中国经济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我们在看到中国经济高增长所面临的困难因素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拉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各种有利因素。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来的“中央计划单一拉动”已经转变为“多元经济主体共同拉动”；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总量的基数仍然很低，增长空间很大；中央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把握能力和政策调控技术有了提高，已能够较为从容地应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不利变化。所以，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持悲观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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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8-3 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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