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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下午，在中央高层、一行两会领导密集表态后，A股一改往日颓势，三大股指齐拉升。

不过，对于部分上市公司大股东来说，“悬着的心”要想完全放下，似乎还并不是时候。

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10月19日，仍有近1/4的上市公司存在高比例质押风险——3554家上市公司中，大股东质押数占持股数比例超过70%的上市公司高达855家。

对于逾四万亿规模的股权质押融资规模和数千亿平仓规模而言，需要的救援力量可见一斑。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目前质押风险最高的区域并不在深圳和北京。大股东质押率（即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持股数的比例）达到100%的上市公司中，上海市分布最多。青海省、海南省过半上市公司大股东质押率在七成以上。

部分风险较为密集的中西部省市上市公司，对地方政府抱有“救市期待”。

部分省市质押风险严峻
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月19日，大股东质押率（即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持股数的比例）达到100%的上市公司有118家，其中仅上海市占据9家，居于首位，深圳市和北京市分别有7家，居于第二。苏州市和大连市分别有4家，居于第三。

如果从区域高风险企业占比上看，风险则集中在中西部省市。青海省、海南省、辽宁省面临的挑战最为严峻，分别有66.67%、51.61%和34.25%的上市公司股东存在较高质押风险（即大股东质押率超过70%）。

不过，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目前这些区域政府尚没有明确的“救市举动”。

上市企业仅12家的青海省，大股东质押比例超过70%的公司有8家，当地2/3的企业股东面临流动性风险。

其中，青海华鼎大股东青海重型今年以来已经5次补充质押，2次办理展期业务。截至10月12日，青海重型持有上市公司5201.92万股已经悉数质押。

顺利办大股东连良桂所持有的12853.61万股中有12849万股也被质押。不过，顺利办相关人士告诉记者这部分质押风险可控：“大股东质押的股份是作为征信措施向银行申请的融资，旗下还有子公司做担保，这部分股份没有平仓线、预警线。”

根据顺利办人士透露，青海省曾向当地上市公司了解股票质押情况，只是后续是否会有进一步的计划还不能而知。

截至10月19日，有31家上市公司的海南省，16家上市公司大股东超过70%，海航基础、神农基因两家上市公司大股东股票悉数质押，洲际油气、海德股份等11家上市公司大股东90%以上的持股被质押。

海航基础证券部人士告诉记者：“若公司股价波动到预警线，控股股东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追加保证金、提前还款等。至于海南省政府是否会出台帮扶计划，我们没有听说，股东也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辽宁省73家上市公司，则有25家上市公司大股东质押率超过70%，其中奥维通信、万方发展、航锦科技等8家上市公司大股东股份悉数质押。

企业期待“救助”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地政府并没有开展相应的计划，在深圳市、北京市的激励之下，不少其它区域的上市企业对当地政府却抱有一定的期待。

本报记者获悉，山东某市有关政府计划举办一场对接上市公司与金融机构的融资会议，当地一家质押率较高的上市公司内部人士得知后立即联想到了日前正火热的“政府驰援计划”。

但当地另一家上市公司丽鹏股份证券部人士则不以为意：“这次可能是一个常规的会议，因为我们收到的通知里面，根本就没有帮助上市公司化解质押风险这一项，更多还是对接金融机构的融资会议。公司现在为止也没有收到政府的通知。”

其他省份上市公司亦有类似期许。

“如果有这样的援助政策，我觉得很多公司都会想要的，因为很多股东可能找不到资金，有这方面的诉求。我们听说国资的要求也比较高的，如果股东能接受就没问题，毕竟现在的市场也不好找钱。”10月19日，青海省一家上市公司内部人士对记者说道。

另外，部分中小城市的上市公司认为，当地政府在化解“质押风险”上的动能并没有一二线城市强。

东三省一家上市公司内部人士就对记者指出：“还是打算靠自己，公司最近在尝试转型，引入了战略投资

股东质押比例是高了一点，但是我们认为是可控的。”

10月19日，华南一家中型券商业务部人士对记者指出：“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其他地方国企即使想‘救’，也不一定有北京、深圳市政府这样的实力来救。另外一些上市公司，本身质地可能并不好，当地国资不敢贸然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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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就当前经济金融热点问题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采访，对当前市场关注的股市、国进民退以及经济金融形势和产业结构变化发表了权威看法。在稍早前，一行两会负责人也就资本市场发出了声音。

自年初以来，投资者面对连续出现的多重因素影响，不确定性上升导致迷茫和悲观，从而产生心理恐慌。投资者在心理上敏感脆弱，出现杯弓蛇影式的非理性反应，容易将很多因素视为利空。这与股市在上升期投资者过于狂热是相反的一个心理过程与市场演变。高层出面表态稳定市场情绪有利于改变这种恶性循环，尤其是刘鹤副总理的访谈实事求是，客观地描述了当前中国经济的现状，分析了市场问题，起到了稳定市场投资者信心的作用。

刘鹤提到了影响中国股市的几个因素，其一，是主要国家央行加息后，全球股市都开始波动；其二，中美贸易摩擦对市场也造成了影响。这两个外部因素主要是心理影响，因为对于前者而言，中国资本境内外流动目前还受到一定制约，从流动性方面考虑冲击几乎忽略不计，贸易摩擦对于股市的心理影响大于实际影响，出口目前依然稳健，而且上市公司绝大部分专注于国内市场。

由于中国经济结构正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这个过程会出现优胜劣汰，会对股市带来影响，尤其是破旧立新产生较强的不确定性。国内外双重的不确定性影响了投资者行为。再加上大量股东股权质押以及两融等问题，导致在股市下滑过程中出现了被动减仓现象，助推了市场下跌。

可以看出，在上市公司基本面没有发生改变，宏观经济虽有下行压力但依然稳定的前提下，由于市场环境变化导致预期恶化以及场内技术性因素的推动，使得年初以来的市场下跌存在很大的非理性。也正因为这种非理性的过度下跌，不仅消除了股市泡沫，还因为超跌导致估值处于历史低位，具有较高投资价值。这意味着股市的调整和出清，正为股市长期健康发展创造出好的投资机会。

刘鹤在访谈中提到了目前中国存在的一些误解，即改革方向，具体体现在民营经济发展、产权保护等问题。很多人觉得认不清改革方向，并投射到股市这一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资产市场，体现为减持避险。

中央政府已经再三强调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另一方面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存在改革发生变化的情况。可能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一些误解和偏差。刘鹤在采访中甚至强调，一些为了所谓“个人安全”、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行为，在政治取向上存在很大问题，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法治的市场体系，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都要通过竞争实现高质量发展。在访谈中，刘鹤提到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两者是高度互补、互相合作、互相支持的关系，我们必须从传统固化的观念，转向用全新的现代化产业链理念来认识国有和民营经济。

在实践中，国企民企已经逐步形成了产业链上的相互合作关系，比如一些民营企业开始为军事工业提供产品和服务，一些民营资本通过混合所有制参与央企改革，央企则利用一些互联网企业的资本、理念以及科技进行升级。一些海外项目采取的是“国企+民企”式的联合舰队模式。那些行动起来的民企正在探索一条条新路。

现在过于强调“所有制对立”的人并非主要来自实业界，也有一些企业家还没能理解现代化产业链理念，在旧的形态中挣扎，并将自身的竞争力不足怪罪于政策环境。现在经济发展需要企业家解放思想，积极进取，回归现实。这些现实困境来自市场调整与经济转型，而非改革的方向性调整，不必以片面和错误的指责来降低自身的责任，自欺欺人。

中国经济正在进行一次结构性的变革，改革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企业的不断探索和努力。中国资本市场也在调整与出清过程中重建，向着更市场化法制化与国际化的方向进步。企业家与投资者需要增强信心，不要过度夸大困难和风险让自己原地踏步，而要勇于面对挑战，共同努力，发扬企业家精神，你们的成功就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就是国家与民族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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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透露其中一项稳定市场的举措便是，“鼓励私募股权基金通过参与非公开发行、协议转让、大宗交易等方式，购买已上市公司股票，参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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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其后，基金业协会就刘主席提出的这项政策做出了进一步解答，并对其中一些关键信息予以明确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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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具体明确投资工具和投资标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指投资包括未上市企业和已上市企业非公开发行和交易的普通股（含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可转换为普通股的优先股和可转换债等的私募基金。

另外，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作用也做出了肯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特别是并购基金，是资本市场重要的直接融资工具。

而这次表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可以通过开立证券账户参与非公开发行、协议转让、大宗交易等方式，购买已上市公司股票，参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也就是说，刘士余主席和基金协会都明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可以参与二级市场交易。

10月21日，有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政策，协会给出了进一步的加码。



基金业协会表示：为支持私募基金管理人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含证券公司私募基金子公司）募集设立的私募基金和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市场化、法治化并购重组，纾解当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问题，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基金业协会将对符合条件的私募基金和资产管理计划特别提供产品备案及重大事项变更的“绿色通道”服务。

众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这一政策在近期的三连跳感受深刻，沪上一家大型私募机构的负责人对记者讲道，监管层尽最大努力想吸引资金入场，事实上无论是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的资金只要现阶段能够形成稳定的增量就会对市场有积极的影响。

另有北京一家并购基金的人士认为，证监会和协会已经搭好了通道，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钱能否进来也只是时间问题，现在重要的还是预期，如果预期明确了，会有相当的增量资金进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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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大增个股不但受到机构席位、上市公司股东的青睐，连高管也来凑热闹。 在588只前三季度业绩增幅在五成及以上的个股中，自8月22日至10月21日期间高管增持的共有14只，增持股数达0.10亿股，增持金额达1.11亿元。

增持股数最多的个股有：海能达前三季度净利润增长171.44%，增持568.66万股；游族网络净利润增长52.40%，高管增持186.22万股。从单个高管增持数据看，海能达陈清州增持的比例最高，增持海能达568.66万股，金额4709.26万元，占流通A股比例为0.54%。

另外近两月高管青睐的业绩大增个股中，中华企业涨幅达11.41%，超大盘17.45%，漳泽电力上涨2.96%，超过大盘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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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受监管层力挺的影响，两市强劲反弹。相较于此前一周，机构调研热情略有回暖。据21数据新闻实验室统计，在10月15日至21日这周，沪深两市有23家上市公司获得机构调研，略有上升。

数据显示，恒逸石化最受机构青睐，过去一周共计50家机构调研该公司，包括明星私募朱雀投资。10月16日，恒逸石化三季报显示，其第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11.03亿元，同比增长121.22%，单季度净利润接近历史最佳水平。利润大涨主要在于PTA产品价格上涨，这亦是机构集中关注的原因。恒逸石化表示，前三季度PTA盈利贡献六成以上，三家PTA工厂，大连和宁波产能负荷较高。



△10月15日至21日机构调研标的

不仅机构关注，恒逸石化也是近两个月股东增持数量与金额最多的个股。10月19日，恒逸石化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买入4900万股，合计增持金额达6.79亿元，当日股价上演“地天板”，振幅达20.02%。

不过，机构关注暂未体现在股价上，恒逸石化上周仍跌逾11%。

值得注意的是，23家获机构调研的上市公司中，除温氏股份、天健集团外，其他上市公司三季度业绩均预喜，苏宁易购、海普瑞等归母净利润预增幅度分别达823%、765%。

从明星机构来看，千合资本参与调研了银泰资源，朱雀投资除恒逸石化外还调研了光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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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史上首批ETF操纵大案刚刚尘埃落定，这一批案件涉案交易金额不低于3000亿，仅按罚一没一，罚没总额超3亿元，也是罕见大案。

重要的是，公开信息显示，这些机构的主要涉案人员多是业内的知名人士，其中既有量化投资风云人物，也有曾任职证监会系统的官员。

而这距离最早对外披露对第一宗操纵ETF案的拟处罚消息已有三年时间。近期首批操纵ETF案行政处罚结果落地，东海恒信、泛函投资、华尔泰富、北京礼一投资和深圳礼一投资等违法主体及相关责任人员被依法开出罚单，合计罚没金额超3亿元。

根据行政处罚书，涉案主体和人员实际是违反了法律和相关交易规则规定，变相实现股票T+0交易，形成了明显不公平的交易机会，也干扰了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

证监会表示，为了匡正市场交易秩序，处罚意在警醒市场交易主体合法合规进行交易。

操纵ETF案操作时间集中、手法高度相似


根据行政处罚书，四宗案件所涉时间主要集中在2015年6月15日至8月14日期间。在此期间，上证指数在创下5178.19的历史新高之后，向下快速跌破4000点。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介绍，东海恒信等机构在此期间，通过实际控制的单一账户或账户之间进行相关ETF交易，影响ETF交易量，变相进行ETF与相应成分股日内回转交易套利，获取非法利益。

具体的操作手法，以东海恒信为例，2015年6月18日至7月30日，东海恒信控制使用“千石资本-东海恒信1期”等12个账户，在这些账户之间进行180ETF交易，影响180ETF交易量，变相进行180ETF与相应成分股日内回转交易套利。

据证监会统计，操纵期间，东海恒信账户组有29个交易日在账户之间进行180ETF相互交易，其中24个交易日中，账户组相互交易量占当日市场交易总量的比例超过5%。账户组合计买入180ETF成分股金额402.87亿元，合计卖出180ETF成分股金额497.8亿元，通过成分股交易获利94.93亿元。合计买入180ETF金额511.36亿元，合计卖出180ETF金额415.44亿元。总计获利1.35亿元。

证监会指出，在交易所明确规定当日申购的ETF不能赎回的情况下，上述主体通过在自己实际控制的单一账户或账户之间大量交易ETF，绕道实现当日申购的ETF份额当日赎回，并通过卖出赎回的股票，变相实现股票T+0交易，构成与在股票市场按照T+1交易规则进行交易的其他投资者的不对等交易，形成了明显不公平的交易机会。

同时，相关主体在自己实际控制的单一账户或账户之间交易的行为掩盖了市场真实供求关系，造成交易量等数据失真，干扰了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

涉案主体旗下产品曾在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期间收益超五成

公开信息显示，这些机构的主要涉案人员多是业内的知名人士，其中既有量化投资风云人物，也有曾任职证监会系统的官员。

林伟健早在2008年便创建了礼一投资，成为国内最早一批从事量化对冲的投资者。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格上理财的数据显示，2015年初至9月中旬，在股市的反复大震荡情况下，礼一量化回报1期收益率仍高达55.93%。

泛函投资时任董事长陈支左在2002年8月至2014年6月的近12年间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产品部总监一职。



此外，东海恒信、华尔泰富等均是国内最早从事ETF套利业务的资产管理公司，ETF套利业务在行业内处于领先水平。

从“没一罚三”到“没一罚一”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表示，上述公司在自己实际控制的单一账户或账户之间进行相关ETF交易，影响ETF交易量，变相进行ETF与相应成分股日内回转交易套利，获取非法利益，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二百零三条所述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

根据当事人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二百零三条的规定，证监会决定，对上述违法主体及相关责任人员分别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没收东海恒信违法所得1.35亿元，并处以1.35亿元罚款；

对泛涵投资处以100万元罚款；

没收华尔泰富违法所得2063.43万元，并处以2063.43万元罚款；

对北京礼一投资、深圳礼一投资处以100万元罚款；

对相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0万元至40万元的罚款。

可以看到，最终证监会对操纵ETF案有非法获利的案件开出的是“没一罚一”的罚单。

实际上，早在2015年证监会对外公布的一则消息中，称拟对东海恒信作出“没一罚三”的处罚，罚没金额逾7亿元。彼时在业内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激烈讨论。

在申辩材料中，涉案主体围绕违法所得金额计算和罚款倍数向证监会提出申诉意见。

东海恒信、泛涵投资和华尔泰富均诉称，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三倍罚款的处罚过重。华尔泰富进一步指出积极配合调查，且本案属于新型案件，因金融创新所引发的事件，应从轻或减轻处罚。

经复核，综合考虑涉案主体及相关责任人员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证监会对处罚进行了相应调整。

常德鹏表示，为匡正市场交易秩序，证监会依据《证券法》第二百零三条的规定对上述违法行为予以查处，意在警醒市场交易主体合法合规进行交易。证监会将一如既往地集中执法资源，持续加大打击各类操纵市场行为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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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将落地的个人所得税（下称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范围初步敲定。

10月20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个税专项扣除意见稿）正式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其中子女教育、继续教育、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5项专项附加扣除均采取标准定额扣除，而非按照实际支出来扣除。大病医疗支出根据实际支出来在税前扣除，但必须在最高60000元的限额内。

具体来看，赡养老人扣除标准额为每年24000元（2000元每月）。子女教育和首套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标准为每年12000元（每月1000元）。继续教育按不同类别设了每年4800元或3600元两个不同的标准。而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按城市类别设置三档不同的扣除标准，分别为每年14400元、12000元和9600元。

多位财税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在当前征管条件下，个税专项附加扣除采取标准定额或限额，既保障了纳税人方便纳税，相关支出也得到合理扣除，而且这些标准根据未来相关支出变化适时调整，这让个税制度更加公平合理。随着明年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正式实施，纳税人将进一步享受到减税的红利，也有利于刺激消费。

子女学前教育也可扣税
新的个税法明确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和赡养老人6项专项附加扣除，可以在税前予以扣除。而此次个税专项扣除意见稿明确了这6项专项附加扣除的范围、标准和相关征管。

根据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意见稿，纳税人子女教育的范围除了学历教育之外，还包括学前教育。学历教育主要包括义务教育（小学、初中）、高中阶段（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高等（大学本科和专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而学前教育包括年满3岁至小学入学前教育。

纳税人每个子女每年定额扣除标准为12000元。

这意味着，3岁以后的每一个孩子的教育支出，父母一共可以享受每年12000元的税前定额扣除。这笔钱可以由父母双方各扣一半，也可以约定其中一方全部扣除。

除了子女之外，纳税人本人接受学历继续教育的支出，在学历教育期间按照每年4800元（每月400元）定额扣除。

而纳税人接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支出，只能在取得相关证书的年度，按照每年3600元定额扣除。

而为了防止子女教育和继续教育可能存在重复扣除，个人接受同一学历教育事项支出，只能在本人按照继续教育支出扣除，和父母按照子女教育支出扣除中选择其一，不得同时扣除。

贷款利息扣除限定首套房贷
根据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意见稿，纳税人本人或配偶使用商业银行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其配偶购买住房，发生的首套房贷款利息支出，在偿还贷款期间，可以按照每年12000元（每月1000元）标准定额扣除。非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纳税人不得扣除。纳税人只能享受一套首套房住房贷款利息扣除。

此前外界猜测贷款利息扣除住房范围界定为普通住房，而此次意见稿则将贷款利息扣除范围确定为首套住房贷款。

经过夫妻双方约定，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扣除。具体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得变更。

住房租金考虑区域差异
纳税人本人及配偶在纳税人的主要工作城市没有住房，而在主要工作城市租赁住房发生的租金支出，有三档不同的定额扣除标准。

承租的房子位于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国务院确定的其他城市，扣除标准为每年14400元（每月1200元）。

这意味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天津、南京、武汉、重庆、石家庄、沈阳、哈尔滨、福州、济南、昆明、兰州、南宁、银川、太原、长春、合肥、南昌、郑州、长沙、海口、贵阳、西安、西宁、呼和浩特、拉萨、乌鲁木齐、大连、青岛、宁波、厦门等地纳税人将享受这一标准。

夫妻双方主要工作城市相同的，只能由一方扣除住房租金支出。夫妻双方主要工作城市不同的，且各自在其主要工作城市都没有住房的，可以分别扣除住房租金支出。住房租金支出由签订租赁住房合同的承租人扣除。

值得注意的是，纳税人及其配偶不得同时分别享受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和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两者只能选其一。

赡养支出扣除定额最大
在所有专项附加定额扣除中，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金额最大。

纳税人赡养60岁（含）以上父母以及其他被赡养人（如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赡养支出，纳税人为独生子女的，按照每年24000元（每月2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应当与其兄弟姐妹分摊每年24000元的扣除额度，其中每一纳税人分摊的扣除额最高不超过每年12000元。

具体的分摊包括平均分摊、被赡养人指定分摊或赡养人约定分摊。

有专家认为，国家通过子女的赡养老人的个税扣除，强调了子女对老人的赡养义务，让老人得到更多的关怀，是一种很好的做法。

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意见稿明确，一个纳税年度内，在社会医疗保险管理信息系统记录的（包括医保目录范围内自付部分和医保目录范围外的自费部分）由个人负担超过1.5万元的医药费用支出部分，为大病医疗支出，可以按照每年6万元标准限额据实扣除。

这不同于其他5项专项附加扣除的定额，而是根据大病医疗支出的实际费用来扣除，但最高不超过每年6万元这一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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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了2018年9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

据初步测算，从环比看，4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由上月上涨0.3%转为下降0.1%，其中：上海和深圳分别下降0.1%和0.2%，北京持平，广州上涨0.4%；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下降0.1%，其中：北京和上海均下降0.2%，深圳持平，广州上涨0.2%。

9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1%，涨幅比去年同月回落0.4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平均，同比持平，而去年同期为上涨13.2%。二手住宅销售价格上涨1.3%，涨幅比去年同月回落2.5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平均，同比上涨0.6%，涨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4.4个百分点。

官方解读：

2018年9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二三线城市涨幅回落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解读9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了2018年9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对此，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进行了解读。

一、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下降，二三线城市涨幅回落

9月份，各地继续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放松，落实地方调控主体责任，因城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据初步测算，从环比看，4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由上月上涨0.3%转为下降0.1%，其中：上海和深圳分别下降0.1%和0.2%，北京持平，广州上涨0.4%；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下降0.1%，其中：北京和上海均下降0.2%，深圳持平，广州上涨0.2%。31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分别上涨1.1%和0.8%，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0.2和0.5个百分点。35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分别上涨0.9%和0.8%，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1.1和0.6个百分点。

二、一二三线城市前三季度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累计平均涨幅比去年同期均有所回落

9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1%，涨幅比去年同月回落0.4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平均，同比持平，而去年同期为上涨13.2%。二手住宅销售价格上涨1.3%，涨幅比去年同月回落2.5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平均，同比上涨0.6%，涨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4.4个百分点。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9.6%和9.1%，涨幅比去年同月分别扩大4.0和1.2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平均，同比分别上涨6.4%和7.0%，涨幅比去年同期分别回落4.1和1.1个百分点。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分别上涨7.3%和7.2%，涨幅比去年同月分别扩大1.6和1.3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平均，同比分别上涨5.1%和5.2%，涨幅比去年同期分别回落3.8和0.2个百分点。

三、15个热点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上涨城市个数减少，涨幅回落

9月份，15个热点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有2个，比上月增加1个；持平的2个，与上月相同；上涨的11个，减少1个，最高涨幅为1.3%，11个城市中有9个城市涨幅比上月回落。同比下降的城市有2个，与上月相同，最大降幅为1.3%；持平的1个；上涨的12个，减少1个，最高涨幅为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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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欧联网欧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0月18日，《2018年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正式出炉。报告数据显示，瑞士个人平均财富为530240美元，尽管较去年有所下降，但仍位居全球个人财富榜首。全球个人财富排名第二的国家为澳大利亚，个人平均财富为411060美元，美国位居第三，个人平均财富为403970美元。

据报道，2000年至2018年，瑞士个人财富涨幅为39%。瑞士人口占世界人口0.1%，在全球财富持有者最富有1%的群体中，大约有1.8%人居住在瑞士。

报告称，在瑞士成年人中，拥有价值超过10万美元资产的个人占比为60%以上，其中11%的瑞士居民为百万富翁(美元)，2650人净资产超过了5000万美元，980人净资产超过了1亿美元。

报告显示，在瑞士的个人财富中，金融资产占比为56%，高于英国个人金融资产的平均水平，低于日本、美国等其他几个为数不多的全球富裕国家。与此同时，瑞士个人绝对负债水平也位居世界之首，平均个人负债为138810美元。

报告指出，瑞士是全球个人资产最不均衡的国家，社会财富不平等状况尤为突出。在全球拥有多次财富分配的美、日、英等经济发达国家中，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发展历程，瑞士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衡状态，不仅未能得到有效改善，相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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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10月20日，距下个元旦节还有73天，而对于部分海外代购来说，这可能是他们从业的“最后”73天。

因为上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已正式发布，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电商法》将对代购、微商等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加强监管，从业者必须进行登记以及依法纳税。这意味着，准入门槛将会提高，代购的“暴利时代”或也将随之终结。

然而，这边不少代购还在抓紧时间接单，那头日韩几大化妆品公司股价却已闻风下跌。有分析师喊话投资者，提醒避开日本流行化妆品公司的股票，因为“人肉代购要遭严查”了。



日韩多家美妆品牌股价大跌

周三（10月17日），东吴中新资本 ( 亚洲 ) 有限公司 ( Soochow CSSD Capital Markets Asia ) 日本证券部门的主管安德鲁·杰克逊 ( Andrew Jackson ) 在接受CNBC记者采访时，向投资者特别警告了四只股票：日本美妆品牌宝利（Pola Orbis），Fancl，高丝（Kose）和资生堂（Shiseido）。

注意到，截至昨日（10月19日）收盘，Pola Orbis的股价自10月以来累计跌幅已达到20%；而资生堂跌幅更大，跌近22%。Fancl股价紧随其后，10月以来也已经跌去18%，同一时段高丝跌超17%。





此外，杰克逊特别指出，Pola Orbis是他的“第一空头”。“在这个时候，你会想看看那些在中国没有广泛分销网络的公司。Pola Orbis就格外显眼了，该品牌旗下一款畅销的去皱产品Wrinkle Shot在全球各地大卖，却不包括中国——因为它还未得到中国监管部门的许可”， 杰克逊本周三向CNBC记者表示。

“一款带动营收的热门产品无法在中国市场销售，一旦连代购也不从国外购买并带回中国销售，那还能给Pola Orbis留下多少收益呢？这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杰克逊继续补充道。



实际上，不止日本美妆品牌，近期韩国化妆品市场也出现了动荡。韩国最大的化妆品生产商爱茉莉太平洋集团（Amore Pacific）的股价10月以来跌幅近30%。旗下拥有品牌Whoo的LG生活健康（LG Household＆Health Care）公司的股价在同一时段也跌了18%。



《电商法》实施在即，代购何去何从？

据CNBC报道，资生堂、高丝和以及Pola Orbis集团的子公司Pola在2017年向外国游客出售了高达93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8亿元）的美容产品，相较2015年的50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1亿元）增长了80％。

这么多化妆品，最有可能被谁买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数据是，2018年上半年赴日旅游的外国游客人数又创新高，并且中国游客仍是其中主力。据人民网报道：

今年上半年访日外国游客同比增加15.6%，达1589.9万人次，在过去的历年中，创上半年最高纪录。而在访日外国游客中，最多的是来自中国大陆地区，达405.6万人次，同比增加23.6%；其次是韩国，达401.6万人次。

除了数量多，中国游客的购买力也有目共睹。据《日本经济新闻》2月报道，中国游客在日本的平均花费超过1800美元。根据日本百货商店协会的数据，百货商店对外国游客的免税销售额在2017年2月增长了9％，全年增长了46％，这些数字在2018年再次攀升。

在这样的背景下，代购近年来正成为一些国家的品牌商，在中国市场扩张的新渠道。因为这种分销渠道不需要品牌商自己建立分销网络或本地仓库，且个人代购不需要上税，所以是一种成本相对较低的销售渠道。

但这样的情况可能会有所转变，因为《电商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根据《电商法》的规定，以后可不是代购发几条朋友圈，一买一卖这么简单的事了。包括代购、微商以及在直播平台卖东西的博主都属于电子商务经营者，必须进行登记以及依法纳税，严重违法者还会处以一定罚款以及停业整顿。

有观点称，这实际上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提高准入门槛，杜绝个人代购行为。而《电商法》实施后，增加的税收最终会让代购商品的价格上涨，导致失去原本的价格优势。

“最后3个月，且买且珍惜吧。”据工人日报日前报道，10月初，一名在澳大利亚读书，通过代购赚点零花钱的中国留学生，就在朋友圈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此外，安德鲁·杰克逊在接受CNBC采访时还提到，近来中国海关对游客携带入境物品实施了更为严格的检查。该消息一度引发代购圈恐慌。

但据央广网十月初的报道，对于网传的上海海关突击检查一事，海关工作人员表示，相关规定并无变化，进境旅客携带物品如果超过免税额度，还是建议主动申报。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对于中国籍旅客携带行李物品入境，海关依照海关总署2010年第54号公告的标准进行验放，境外获取物品总值在5000元人民币以内（含5000元）的予以免税放行。免税放行物品连同口岸进境免税店购物额总计不超过8000元人民币的，仍予以免税放行。旅客携带进境物品如果超出规定的免税额度，应当主动向海关申报照章纳税。



对于以转卖商品获利的代购而言，5000元的额度显然不够。因此部分悲观者认为，《电商法》的执行不仅会让代购的“好日子”走到头，品牌方的利益在短期内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但也有观点称，从长远来看，《电商法》对代购起到了规范作用，传统类型的“人肉代购”或许会退出舞台，新模式的代购类型会崛起。而且，曾因代购引发的假货泛滥、打价格战、客源流失等让品牌方头痛不已的问题，或许也将逐步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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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正式开始为期两周的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在10月1日已率先享受到“起征点上调”减税红利基础上，人们关心明年起用于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的支出，能多大程度获得减税。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权威专家，详解征求意见稿。

子女教育：每个子女接受学前教育和学历教育支出每年定额扣除1.2万元

征求意见稿规定：

纳税人的子女接受学前教育和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子女每年1.2万元（每月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其中，学前教育为年满3岁至小学入学前；学历教育覆盖小学到博士研究生。

专家解读：

据统计，目前我国公办幼儿园年均收费约8000元、民办幼儿园年均收费约2000元到1.4万元；高中年学费和住宿费900元到3200元；高校本科年学费4200元到1.9万元；研究生年学费8000元到1.3万元。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测算，每年每位子女1.2万元的教育支出扣除标准，可大体覆盖全国各地各阶段子女教育的平均支出，相当于我国城镇就业人员人均月工资的2倍，并适度体现了一定的前瞻性。

据悉，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由子女的父母等法定监护人扣除。父母双方可分别按每孩每月500元扣除，也可由一方按每孩每月1000元扣除。

“考虑到学生流动性强，对不同区域、不同教育阶段实行统一定额标准，有利于简化税制、降低征纳成本、防范道德风险。”甘犁说，为扩大减税覆盖面，子女接受民办教育和在境外接受教育的支出实际也统一纳入扣除范围，对于二胎家庭，扣除额也将翻倍。

继续教育：每人定额扣除3600元到4800元

征求意见稿规定：

纳税人接受学历继续教育的支出，在学历教育期间按照每年4800元（每月400元）定额扣除；纳税人接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支出，在取得相关证书的年度，按照每年3600元定额扣除。

专家解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税学院教授许建国说，学历继续教育与非学历继续教育分设定额，是因为学历继续教育，尤其是在职研究生等费用标准一般高于非学历继续教育。

绘画、艺术、体育运动等个人兴趣爱好培训能否减税？记者了解到，继续教育概念比较宽泛，一些未纳入职业目录的个人兴趣爱好培训，与职业技能关联度不高，暂不纳入此次扣除范围。

据悉，为降低征管难度，非学历继续教育按照证书定额扣除。

大病医疗：对个人自负医药费用超过1.5万元的部分，按照每年6万元的限额据实扣除

征求意见稿规定：

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社会医疗保险管理信息系统记录的由个人负担超过1.5万元的医药费用支出部分，为大病医疗支出，可以按照每年6万元标准限额据实扣除。

专家解读：

据悉，目前我国已基本建成了覆盖城乡的医保体系，基本医保、大病保险等报销后，个人实际负担比例和数额较低。将扣除限额定为6万元，能够覆盖大部分大病医疗支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孙钢分析，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当家庭自负医药卫生支出超出家庭总支出的40%时，则该家庭发生了灾难性医药卫生支出。按此推算，我国的灾难性医药卫生支出标准约为1.6万元。此外，我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支付的起付线主要集中在5000元至2万元，统筹考虑不同纳税人群收入水平、风险承受能力，允许1.5万元以上的医药费用扣除是合理的。“将起扣标准确定为1.5万元，体现了国家对大病患者家庭的关怀。”

首套房贷款利息：每年按1.2万元标准定额扣除

征求意见稿规定：

纳税人本人或配偶使用商业银行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或其配偶购买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在偿还贷款期间，可以按照每年12000元标准定额扣除。经夫妻双方约定，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扣除。

专家解读：

甘犁认为，将扣除范围限定于首套房贷款利息支出，是为了与“分城施策”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相衔接，兼顾调控效果，体现“房住不炒”的中央精神，更好地保障基本居住需求。

此外，目前商业银行贷款月均利息约1025元到1189元，征求意见稿规定每月1000元的扣除标准，与此较为接近。甘犁分析，从国际上看，韩国、墨西哥、意大利等国房贷利息扣除限额占人均月工资约10%到15%，上述扣除标准约占我国人均月工资15%，处于较高水平。

记者了解到，采取定额扣除而不是限额内据实扣除，主要考虑贷款利息支出每月变动，如采取限额以内据实扣除，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需每月调整扣除额，将大大增加征纳双方负担；此外，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年度间不均衡，前期利息支出超过扣除限额，后期低于扣除限额，如果采取限额以内据实扣除，纳税人无法充分享受扣除政策。

住房租金：无房者租房按每年9600元到1.44万元标准定额扣除

征求意见稿规定：

纳税人本人及配偶在纳税人的主要工作城市没有住房，而在主要工作城市租赁住房发生的租金支出，可按以下标准定额扣除：

承租的住房位于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国务院确定的其他城市，扣除标准为每年1.44万元（每月1200元）；除上述城市外，市辖区户籍人口超过100万的其他城市，扣除标准为每年1.2万元（每月1000元），市辖区户籍人口小于100万的其他城市，扣除标准为每年9600元（每月800元）。

专家解读：

孙钢测算，上述扣除标准较大程度覆盖了全国平均租金支出水平，同时兼顾了各地租金水平的差异性。住房租金扣除标准总体上略高于房贷利息扣除标准，体现了对租房群体的照顾。

记者了解到，采取定额扣除而不按租金发票限额据实扣除，是考虑了目前租房市场的实际情况，即大部分租赁行为并没有开具发票，如果把发票作为前置条件，会增加纳税人负担，还会推高租金价格。

此外，扣除方式为依据住房租赁合同扣除。根据规定，纳税人及其配偶不得同时分别享受住房贷款利息专项附加扣除和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

赡养老人：每年按2.4万元的标准定额扣除

征求意见稿规定：

纳税人赡养60岁（含）以上父母以及其他法定赡养人的赡养支出，可按以下标准定额扣除：

纳税人为独生子女的，按照每年　2.4万元（每月2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的，应当与其兄弟姐妹分摊每年2.4万元的扣除额度。

专家解读：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认为，将被赡养老人规定为60岁（含）以上老年人，与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规定以及当前退休年龄一致，社会易于接受。

值得关注的是，如果老人子女已经去世，其孙子女、外孙子女实际承担对老人的赡养义务，也可获得赡养老人扣除。

切实减负：月入2万元者可减税超7成

今年9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提出，要按照“让广大群众得到更多实惠”的要求制定具体范围和标准，确保扣除后的应纳税收入起点明显高于5000元，进一步减轻群众税收负担，增加居民实际收入、增强消费能力。

记者以在北京工作的李某为例算了一笔账，假设李某本人为独生子女，儿子正在上小学，父母已满60岁，在北京没有购买住房、租房居住，自己正在攻读在职研究生学历，可以享受子女教育、继续教育、住房租金、赡养老人四项专项附加扣除。

假设李某月工资为2万元，在不考虑“三险一金”情况下，个税改革前按每月3500元基本减除费用标准计算，每月应缴纳个税3120元；今年10月1日以后取得工资，按每月5000元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和调整后的税率表计算，应缴纳个税1590元，税负水平降低近50%。

在此基础上，2019年1月1日后取得工资，享受专项附加扣除后，其中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1000元，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400元，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1200元，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2000元，共计扣除4600元。

则李某每月应缴纳的税款降为830元，比享受专项附加扣除前少缴纳税款760元，税负水平降低47.80%；比按照2018年10月1日以前每月3500元基本减除费用标准计算的税款少缴纳2290元，税负水平降低73.40%。

专家指出，总体看，此次公布的办法较好地兼顾了公平和效率，减负力度超出预期，税收征管也力求简便易行，尽量避免让纳税人提供各种证明。鉴于该政策涉及面广、实施情况复杂，国家正在加快建立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防范虚假骗税逃税行为，确保征管风险可控。

（来源：新华社 记者：韩洁 叶含勇）

原标题：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赡养老人等支出能减多少税？—— 聚焦个人所得税６项专项附加扣除办法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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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丁孟宇

前不久，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纽约大学教授保罗·罗默（Paul Romer）以其在内生增长领域的理论贡献问鼎。当前，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已经在国内外经济界达成了相当程度的共识，这次颁奖看上去是众望所归、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是我们还应该思考，创新、思想、人力资本这样的观念已经广泛存在，例如熊彼特等众多著名经济学家都强调了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那么罗默的贡献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正所谓熟知非真知。人们传统上对创新的想象千差万别，对思想（idea）本身产生机制的思考也极为欠缺。有的人会觉得创新就是一个人独自发力，运气好一些就会有新颖的点子涌现出来，只要制度健全能够保证回报，这些点子就可以拿到市场上创造价值。在孤立环境中一个人就能创造新思想、获得新技能，这种想象其实和修仙差得也不远。我将这种本质上是指孤立个体可以源源不断创造价值的模型称为永动机式的增长模型。还有的人强调外界因素的作用，全体社会成员都不时面临一些共同的思想飞跃。或者把这些外来的冲击归因为所谓的公共物品，但是这样的公共物品的产生机制模糊不清，处在黑箱之中，与普通经济主体没有什么直接联系。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型可以称之为天外来客式的增长。实现长期增长靠永动机、靠天外来客毫无疑问是荒诞的，但是很多广为流行的增长理论归根结底就是依靠类似的机制。因此，罗默的工作就是要解决增长理论中这些不能圆融自洽的地方，说明经济体是怎样依靠自身内部的力量实现长期增长的。

罗默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来自于对大量历史经验的总结。他在1986年著名的论文中指出，描述经济增长的理论应当具备三大前提。首先，经济增长基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内涵是制造更高级的产品。其次，技术进步必须是由于经济系统内部的因素导致，这种因素根本上是普通经济主体提供的。第三个前提是关于制造更高级产品的思想可积累、可复制，以极低的代价被所有成员利用（即非竞争性，non-rival）。这三个前提看似普通，但其实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内涵丰富。例如罗默的第二个前提回应了从马歇尔以来的传统公共物品理论，就是说思想等公共生产要素由超然的主体供给，和普通经济主体没什么直接联系。而罗默的第三个前提则是内生增长理论得以自洽圆融的关键。因为思想具有非竞争性，所有个体思想积累的总量就可以看做一种社会总积累。他通过严密的数学推导证明，社会总积累作为一个关键变量加入到增长模型当中，可以实现长期增长效应。这样的增长不依赖个体的特殊禀赋，也不依赖外生冲击，从本质上来看倒是具有集体行动、规模经济的特征。个体如果能在决策时考虑社会最优水平，总积累水平就会高一些，增长路径就会稳定在较高水平上；反之，个体使用的比例较高，对社会总积累的贡献较小，增长路径就会较低甚至不增长。可以简单地说，在罗默的模型里，经济长期增长就是所有主体共同积累实现了规模效应的结果。

罗默也继承了经济学界长期理论工作的成果。关于内生增长，类似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罗1962年的一篇论文。阿罗总结美国企业发展的实践经验，指出把物质资本积累总量作为变量放在模型中，可以解释工人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增长。罗默接受这种总积累作为解释变量思路，但是认为物质资本的积累具有局限性，应该更加一般地假设为思想积累。这体现在他1986年的论文中。在1990年里程碑式的文章里，罗默进一步将生产结构作为思想总积累的载体，个体的生产要素是有限的，要在贡献于公共思想还是增加私人积累之间进行取舍。这样的模型更加丰富、更加现实。可见，重要的理论创造既是缜密思路的创造，也是一脉相承的果实。

另一方面，罗默近些年也以十分激进的姿态参与到经济学理论论辩之中，他的许多观点掷地有声，提醒我们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理论。随着人们对思想和创新越来越重视，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解经过复杂数学工具的包装摆在经济学理论殿堂之中。罗默的论辩对象中就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性预期理论的创始人罗伯特·卢卡斯。其实罗伯特·卢卡斯的研究重点也在于劳动者思想的创造和传播。但是他假设思想有一个先验分布，传播依靠面对面的随机接触实现。种种理解都在思想的名义下，却与罗默的观点大相径庭。所以，我们对罗默获奖的认识如果停留在思想和创新的作用得到进一步认可这样的水平上是绝对不够的。罗默强调，他使用的“非竞争性”这一概念是思想的主要特征，在逻辑上是独立的，是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的源泉。我们当然也可以对思想如何发挥作用的理论进行解构和重建，但总而言之，经济学理论构建的来源在于对机制和逻辑的深入把握。

除了在内生增长理论方面的贡献，罗默还认为很多国家都可以尝试划出一片区域，进行制度的大胆改革，促进资源集聚，鼓励思想的创造和共享。如果我们不了解罗默整个的理论框架，就不容易理解他的计划和一般的政策实验有什么不同。罗默实际上是试图创造一个让经济主体充分交流互动的公共空间，促进有利于集体行动和规模经济的社会实践，推动经济结构持续地改善。今年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罗默的理论有助于我们总结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我们思考城市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有助于我们在面临挑战的时候找到接下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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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古驰联合莫瑞吉奥·卡特兰带来的全新展览“艺术家此在”（The Artist is Present）登陆上海余德耀美术馆。

展览邀请当代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莫瑞吉奥·卡特兰作为策展人，在17个房间内陈列了30多位艺术家的作品，一起讨论了当下创意领域最为敏感却又无可回避的话题：复制。

从一开始，这个展览便是在颠覆并重新定义人们对“复制”的看法。展览名称“艺术家此在”与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于2010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个展“The Artist is Present”同名，就连海报也借用了同款。

策展人别出心裁地以17个房间串联起展览动线，游走于这些从不同角度阐释挪用艺术的作品之间，观众将体验一场颠覆艺术认知的展览。

复制与再创造

第一个房间的作品同时充当着“入口”的角色，由艺术家卡普瓦妮·基万带来的《粉-蓝》，以大面积、全方位的荧光色走廊将观众从日常世界迅速带入了另一个维度中。

《粉-蓝》是艺术家基于她对19－20世纪社会卫生运动和医院改革的持续研究而创作的作品。走廊前半段采用的粉色来源于亚历山大·肖斯博士关于颜色如何影响人类精神状态的研究，这种粉色被认为可以让暴露其中的测试对象心率放缓、脉搏和呼吸频率降低，并可能由此减少他们的攻击性行为，因而被广泛运用于世界各地的监狱、看守所、精神病医院等地。走廊后半段的蓝色同样来源于一项色彩研究的结果，因为蓝光能降低静脉的可见度，有些公共场所会在卫生间里装有蓝色荧光灯，从而阻止人们从静脉注射药物。基万将这些建筑空间的颜色挪用至展厅，意在邀请每一个进入其中的观众切身体会并反思这些颜色的功能与意义。

作为“艺术家此在”的第一件作品，它也体现了这个展览所要探讨的问题——复制、挪用并非照搬，它有自身的创造性。在这个时代，对已有的事物进行新的解读和创造全新事物，几乎同样重要。

在接下来的展览中，可以看到大量游走在挪用与创造之间的作品。

米卡·罗腾伯格的《无鼻知晓》拍摄了浙江诸暨珍珠加工厂的流水线，并将珍珠工厂的生产车间直接搬至展厅，用纪实元素和虚构手法讲述了一个关于全球系统和人类状况的复杂寓言。作品对于现实场景的挪用让观众可以更深刻感受到全球化、生产劳动、经济体系和产品价值之间的因果关系。

徐震的“永生”将中西方经典雕塑合为一体，艺术家收集了中国的无头佛像和全球博物馆中西方无头雕塑的形象，将它们复制并嫁接到一起。艺术家认为，文明是在创造的过程中不断新生和继承的，只有接受了不属于自己的文明，才会意识到文明是没有边界的。

来自丹麦的艺术团体Superflex对“挪用”的态度一向开放，他们曾在2009年创作了一个作品就叫“我复制故我在”。本次展出的《权力盥洗室》是Superflex于2004年开始的系列项目，这次，他们复制的对象是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中的盥洗室。通过将权力机构的设施与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场景错置，Superflex意在引导人们思考原创与复制、排他性和包容性之间的关系，并最终指向权力与日常之间关系的思考。

通过30多位艺术家的作品，“艺术家此在”对于“原创性”这一当代最神圣的艺术原则提出疑问。展览认为，在这个一切都能被重复生产的时代，并没有任何东西能真正保有原创的光环；这也意味着我们急需更新对“复制品”的陈旧观念，换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复制”其实是当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工具。

正如莫瑞吉奥·卡特兰所言：“复制就像亵渎：它可以被视为对上帝的不敬，但同时也是对其存在的郑重确认。”

一拍即合的创作观

“艺术家此在”是自亚力山卓·米开理成为古驰的创作总监后，古驰举办的第三个跨界艺术展览。2015年，在上海举办的“已然/未然”探讨了何为当代；2017年，在香港、北京、台北举办的“策展米开理”三城艺术巡回展带人们走进了米开理的时尚世界；而这一次，“艺术家此在”又为时尚与艺术的跨界打开了新的局面。

米开理设计中的当代之美来源丰富，他从自然界、哲学、艺术、电影、诗歌等领域汲取灵感元素。在他看来，将过去的、别处的元素结合起来创造新的故事，就是创新。他喜欢拿文艺复兴运动来作类比，那个时代的艺术家运用了很多古罗马、古希腊的美学理念和元素，却引爆了属于那个时代的审美革命。

莫瑞吉奥·卡特兰的创作观与米开理一拍即合，他本人也擅长以复制进行创作，其作品经常挪用历史、文化、艺术史、社会新闻等各领域中的素材，但同时他也为它们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本次展览是卡特兰自2011年于古根海姆美术馆举办大型回顾展后第一次的大动作复出。在担任策展人的同时，他也作为参展艺术家带来了四件（组）全新创作的作品。

在第六个房间里，他带来了大名鼎鼎的西斯廷教堂的等比缩小版；在第九个房间里，他将自己一系列经典作品制成了迷你版的复制品，和塞尔·戈麦斯、马军、陆平原等人的作品一起构成一间“礼物商店”；在第十个房间里，他的作品以整个房间的场景呈现，与约翰·埃亨（联合里戈别多·托列斯）的拟真人雕塑、布莱恩·贝洛特的儿童画一起建造了一个以假乱真的“上海之家”；而到了展览的最后一站，他幽默创作的照片墙则作为这个梦的完美收场，鼓励每个人和这一次旅程合影留念。

展览的尽头伫立着一个邮箱，观众可以取阅放置其中的报纸，这份乍看上去仿佛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报纸其实又是一件复制艺术品，策展人仿造The New York Times打造了The New Work Times，报纸上的文章则是邀请全球艺术撰稿人为本次展览作品所写的评论。从The Artist is Present到The New Work Times，卡特兰精心策划了一场从头到尾都在“复制”的展览，同时也告诉观众，肯定复制的价值、肯定复制的创造力，或许才能激发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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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ME & CITY在新天地的大秀拉开了2019春夏上海时装周的序幕。本季时装周以“个性宣言”为主题，在近两周的时间里呈现了上百场时装秀，发布品类涵盖男女时装、社交礼服、童装等。



除了新天地主秀场和LABELHOOD、XCOMMONS、KIDSWEAR等分会场外，本季上海时装周新增GALALAND单元，为时下新兴的中国社交礼服品牌提供了发布平台。时装秀之外，MODE上海服装服饰展、Ontimeshow、时堂、DFO、TUBE、ALTER、not Showroom等各大展会于时装周期间次第登场，继续打造“亚洲最大订货季”的概念。据官方统计，七大展会共呈现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32个品牌，总观展人数达33507人。

上海时装周因其创新与活力已被业内称为“第五大时装周”，再度来访的意大利时装评论人Angelo Flaccavento表示，充沛的活力与创造力是上海时装周吸引他一再前来的原因。



“中国质造”

新天地主秀场一直以成熟与商业化著称，近年来则随着不同定位的品牌加入，呈现出更多元的面貌。

刘嘉玲创办的ANIRAC、谢娜创办的NAYOUNG、关之琳跨界合作的MOISELLE等明星品牌吸引了大众目光；JI CHENG、再造衣银行Reclothing Bank、C+Plus Series、C.J.YAO等清晰地确立了新天地秀场“中高端设计品牌新品首发”的定位；而较为年轻的BAN XIAOXUE、AT-ONE-MENT by Wanbing Huang、SHUSHU/TONG等设计师品牌的加入，则为本季新天地主秀场带来更多先锋潮流。

在众多新品发布之中，2019春夏新天地秀场的一大亮点是本土品牌的时尚重塑。本季发布时装系列的代表性商业品牌包括：ME & CITY（美特斯邦威集团）、DOUBLOVE 贝爱（雅莹集团）、IMM尹默（安正集团）、EITIE、衣架和LuLualways等。

由ME & CITY担纲的开幕大秀以“Me， Made In China”为主题，旨在为中国新“质”造发声，此次发布的成衣大量运用高支新疆长绒棉、黑龙江兰西亚麻、湖州蚕丝等国产高规格原料。本土品牌在呈现制造端的优势外，也借助上海时装周的平台塑造了更时尚的品牌形象。

国内服装业界知名企业安正集团旗下的IMM尹默10月17日登上新天地秀场，这也是IMM尹默首次参加上海时装周。本次发布会以“东成西就”为主题，将东方审美与西方当代美学结合，打造出具有艺术感的时尚女装。

IMM尹默商品事业部总监陈萱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时代的发展，加快了当今时尚产业的发展节奏，越来越趋于年轻化、潮流化和国际化。品牌在选择推广和发声的方式时，也增加了更加多元化的考量。”陈萱认为，通过上海时装周的平台，能够丰富国人对本土品牌观念的认知，也能传达出IMM尹默“文化包容且具国际化的民族品牌形象”。

细分平台逐渐成熟

2016年，由“栋梁一日”进化而来的先锋时装艺术节LABELHOOD正式面向公众开放。2017年，介于商业与先锋之间的成熟设计师品牌平台XCOMMONS横空出世。如今这些主秀场之外的细分领域开始成熟，LABELHOOD已经成长为留洋一代85后甚至90后设计师在国内的首发平台，并形成以其为中心的潮流年轻社群。XCOMMONS经过两季试水后，更加明晰了时装与艺术、生活方式跨界的定位。

本季LABELHOOD首次亮相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并与之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促成中国设计与当代艺术的碰撞。LABELHOOD以“The Magic Power电磁场”为主题，聚集了Samuel Guì Yang、Yirantian、Pronounce、Feng Chen Wang、Private Policy、Sirloin、Yingpei Studio、8on8等22个代表当下中国创意新鲜能量的设计品牌，带来更艺术化的时尚体验。

在服装展示的同时，LABELHOOD还特别推出《New China Chic： A Fusion of East And West 东西文化交流下的当代中国时装》展览，透过客观视角剖析当代中国时装设计师的作品。

每季上海时装周都有不少国际买手和业内人士前来参观，而这些常年行走于四大时装周的国际人士绝不会错过的一站就是LABELHOOD。本季，巴黎老佛爷百货公司时尚总监Alix Morabito和意大利时尚电商Luisaviaroma全球首席执行官Andrea Panconesi都步入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亲身感受了中国最前沿新锐的时装设计力量。

Andrea Panconesi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LABELHOOD总体极具设计创意，但也有部分品牌在服装品质和工艺上需要加强。”本季他最看好的设计师品牌是ANGEL CHEN和Feng Chen Wang，他认为这两个品牌兼具创意与品质。其中ANGEL CHEN的合作服装系列已在Luisaviaroma售卖两季，反响良好。此外，国际著名买手H.Lorenzo也在上海时装周期间下单了ANGEL CHEN、Chengguang Wang、WMWM等品牌新系列。

备受国际人士青睐的ANGEL CHEN由陈安琪创立，设计师2014年毕业于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并于同年创立同名品牌。作为新生代设计师中的佼佼者，陈安琪已携品牌在伦敦时装周、米兰时装周等国际舞台崭露头角。本季ANGEL CHEN以“清夫人”为主题，在设计上延续了其最擅长的中国风元素，并将其融入到明清年间海盗服饰中，同时以挺括的立裁式制服加以革新。

XCOMMONS的定位介于LABELHOOD与新天地主秀场之间，补足了先锋设计与商业品牌之间的空白，这一平台的目标在于寻求艺术与商业之间的平衡，并通过时装与艺术、音乐、戏剧跨界的方式呈现更具有当代感与国际化的品牌形象。本季XCOMMONS除HAIZHEN WANG、XIMON LEE等成熟设计师品牌的新品发布外，还特别邀请了时装设计大师Hussein Chalayan带来其刚刚于伦敦发布的2019春夏系列，以及与NIO Life合作的胶囊系列。

在参观了多个展会及发布会，并深入探访上海买手店后，Alix Morabito表示，“全球的趋势潮流已经越来越扁平化。我在中国看到了很多我感兴趣的原创设计，未来是有可能（在这里）出现全球性的时装品牌的。中国的年轻消费者在国际品牌之外，越来越喜欢国内的原创品牌，这对于中国时尚产业来说非常好。”

GALALAND开拓新领域

在新天地主秀场稳定发展，细分平台逐渐成熟的背景下，上海时装周继续开拓新领域，于本季推出新平台GALALAND。该平台为专业社交礼服发布平台，本季集合了SHINE MODA、THE ATELIER、WANG FENG、MOVOUS COUTURE、QUEEN'S PALACE、RACHEL LAI、INESL|奈时、YING CHOI和月白中式嫁衣高级定制等9个品牌，于10月19日至21日在陆家嘴滨江金融城发布最新系列。

上海时装周组委会表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都市人对各种社交场合服饰的搭配需求越发增长，我们捕捉到这一趋势，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策划，推出了GALALAND社交礼服发布平台。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聚集起海内外高端礼服设计品牌，带来新款发布的同时，更挖掘华服背后所蕴含的高品质生活方式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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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鸟旅行创始人兼CEO刘国柱最近出了一个很长的差，到法国洽谈购买一处庄园，准备将其改建为候鸟民宿。

定制旅游公司重服务，而作为出境游定制企业的候鸟旅行开始布局重资产也是出于对目前定制旅游痛点和自身未来发展的考量。

刘国柱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在新旅行产品的开发上，难的不是线路，而是线路的饱和度。

“如何在城市和小镇中寻找一个平衡，如何除了景点之外，多一些能够匹配产品主题的特色活动和酒店，这才是最大的难点。而其中的特色活动，是最大的痛点，因为并不是最受欢迎的活动，就是定制客户最需要的，也不是驴友推荐的活动，就是高端客户群最喜欢的。”刘国柱说。

如果说2017年是定制游元年的话，2018年定制游的风口就更加大。OTA、传统旅行社、批发商、新创业型公司纷纷加入了定制游战场。

旅行行业资源为王，既有大资源如最具议价潜力的机票、酒店，也有导游、车辆、目的地景点等玩乐项目这样的小资源。

在大资源方面，传统旅行社和线路批发商具备规模优势，小资源方面则需要更细节的产品开发，质量把控等繁杂的工作，对于中小旅游企业来说具备更大的竞争空间。

但在成功之前，或许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些产品在解决一些传统自由行痛点的同时，自身也存在一些痛点，例如在定制旅游中，地接的管理、海外租车的驾照认定等问题。

地接问题
比起签证、机票、酒店等这些资源，定制游公司更注重跟客户的沟通和对当地资源的掌控。

在刘国柱看来，定制旅行是旅行行业中最重服务的领域，由于行程在定制过程中已经得到充分的沟通，所以一般不会出现问题。

“更多的问题在于酒店、车况和导游服务上。”刘国柱指出，酒店问题主要是集中在北欧等国家，房间相对较小，床也小，基于环保考虑，一般不会提供牙膏牙刷和拖鞋；车况方面，更多是一些不发达的非洲国家，多数没有特别豪华的车辆；而导游方面，专业度和服务态度都不是问题，但是与许多客人想象的还是有点差距的，特别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生活久的导游存在文化差异。

他认为，这种问题，更多来源于全球化服务的差异。所以，对于候鸟旅行来说，沟通是服务的重中之重，管理好客户的期望值，并在同样的条件下，优先选择品质最佳的车辆和酒店，对导游进行分类管理，如以玩咖、文化学者、吃货、购物达人来进行分类，不同的客人，对应到不同的导游，进而提升双方的沟通基础。

总结来说，游客在定制旅游过程中很多问题都与当地的地接资源有关，虽然现在出现了如云地接等针对定制旅游企业的同业资源平台，但到了具体的节点，身处国内的定制机构和定制师有时也“鞭长莫及”。

而且，相比较而言，定制旅游企业不具备传统旅行社或线路批发商等在采购上的规模优势，定制机构或定制师对资源的获取和议价能力相对匮乏，如何能够实现机、景、酒等资源采购与客户需求匹配也是影响游客体验的重要因素。但是，刘国柱认为，对于定制旅行客户来说，他们对于价格并不敏感，而对于定制旅游企业来说，设计线路的首要是体验，而后在不影响体验的前提下，考虑性价比的最优化。

“对于传统旅行社来说，他们的转型最大的问题不是企业的转型，而是理念的转型，公司高层的理念，还有定制师的设计理念，如果永远以价格为前提去设计路线，那样永远做不到定制的标准，更多只是传统路线模块的二次搭配，只是不购物而已。”刘国柱说。

刘国柱表示，对于专业的定制旅游企业来说，传统旅行社其实并不是竞争对象，甚至对于传统旅行社来说，为了留存高净值客户，他们都在寻求和专业定制旅行企业的合作。目前行业最大的问题，主要是服务成本和获客成本。而候鸟旅行，自主研发了行业第一套定制旅行系统，效率提升20倍以上，解决了服务成本，同时开放了平台加盟模式，全职进行服务的专业化执行，向平台化发展，把前端客户完全交给加盟方。

小交通产品多样化
定制旅游在出境游自由行市场更具优势。但OTA仍然通过包车服务等争夺出境游自由行目的地小交通这一商机。

目前，出境游目的地小交通仍是痛点，也是可以迅速抢占的市场。2016年3月，飞猪与神州专车、神州租车达成战略合作，神州专车、神州租车将在阿里旅行平台上开设官方旗舰店，由此完成了飞猪在境外目的地小交通领域的优化。携程也通过收购唐人接，共同打造服务一体化、深入品控管理的专车平台2.0版本，从而实现对资源的直接把控。

另外，境外自驾游市场是目的地小交通的另一机会，海外租车也逐渐成为出行领域的新风口。

根据Analysys易观发布的《中国在线出境游市场专题分析2017》显示，从出境游发展来看，2016年中国内地居民持有护照数量占总人口比例只有不到10%，而出境自驾游人次占出境人次的比例已由2013年的0.14%飙升至2016年的3.34%。在出境游的人口红利还未完全开启的情况下，自驾游就已经开始了爆发式增长。

自驾游正成为越来越多国人出境游的选择，租租车平台数据显示，2018年国庆节期间订单数据较去年同期增长44.83%，用户量同比增长48.04%。用户调查结果分析发现，有近7成的用户订车是与亲人或朋友一起海外度假。

从刚结束的十一黄金周数据来看，可以发现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长线游更受用户青睐，用户偏爱深度游，他们在同一目的地国的停留比以前更长，平均在7天左右，因此美国、澳洲、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游客比例居高不下；二是，小众国家不冷门。塞尔维亚、土耳其、克罗地亚、葡萄牙、西班牙成为订单增长幅度最高的五个目的地。

但出境自驾产品在解决以往自由行交通自由度不足的同时，也面临新的问题。

租租车联合创始人李斌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中国游客境外自驾游常常会遇到一个普遍的问题是当地是否认可中国的驾照。

由于中国没有加入《联合国道路交通公约》，国内没有任何机构可以为中国驾照签发“国际驾照”。租租车通过各种沟通和努力，来为中国驾照争取更多的境外支持，在境外租车游的合法性、保险等方面进行完善。

目前，租租车国际驾照翻译认证件已被更广泛的国外机构和租车公司认可接受，中国旅客携带中国驾照+租租车国际驾照翻译认证件，即可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自驾游。

“虽然中国的境外自驾游市场在急速增长，但是整体对比起欧美等发达国家而言，还是有较大的差距，其中在不少的国家自驾游的渗透率高达50%。因此，基于以上两组数据，伴随着国民对于境外自驾游的了解，我们认为国内的境外自驾游的潜力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李斌表示。

在李斌看来，要继续打开境外自驾游的市场空间，目前和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建设境外自驾游的生态。

“除了租车我们还提供海外目的地线下服务对接、导航、保险、景点门票预订、行程规划等与境外旅游密切相关的服务项目，我们希望帮助到海外自驾的国人，一站式解决他们的需求。”李斌说，另外，获取用户的方式主要是广告投放、搜索引擎等宣传，另外一个重要渠道是老用户，提高复购率。

此外境外租车行业还在加强同业、异业的合作，比如和银行推出联名信用卡等，在车源、渠道、驾照、GPS、银行卡、保险服务等方面继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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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生：不要留恋终究要过去的旧时代

2018-10-21 11:14 彭文生 阅读 17504
来源：五道口金融沙龙

高杠杆的成因：对财政与信贷的再反思

　　首先是如何衡量杠杆率。由于难以衡量资产的价值，因此在衡量宏观杠杆率时通常使用GDP作为分母，使用家庭和企业部门的债务之和作为分子。也就是说，宏观杠杆率是指实体非政府部门(包括家庭和企业部门)的负债与GDP的比率，所以去杠杆是要去家庭和企业部门的杠杆。正是因为杠杆本身就是结构性的，才有了“结构性去杠杆”的提法。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宏观杠杆率走势比较平稳，但在其后经历了十年的大幅上升(图1)。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理解中国未来应该走什么样的去杠杆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最大的体会是，区分信贷和财政是解开这个谜团的关键。过去四十年，我们习惯了通过信贷传导货币政策，忽略了财政的功能。事实上，财政在20世纪50至70年代非常重要，滞胀危机之后各国政府追求平衡财政与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的重要性大幅上升。现在需要进行反思，需要重新重视财政的重要性，因而在本书中专门在“第十章财政‘复辟’”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

　　通过信贷和财政投放货币，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经济史，在功能财政主导的20世纪50至70年代，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并不多见，但常见通货膨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金融自由化之后，通货膨胀不是问题，但有金融危机。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财政和信贷投放货币的差异。一般而言，投资有两种方式——购买实体资产和购买金融资产。从流向上看，如果信贷渠道投放货币过多，货币不仅会投向实体资产，也会流入金融资产造成资产泡沫;而通过财政渠道投放货币过多，则通常会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社会保障支出，拉动实体投资和消费，带来通货膨胀(图2)。从对非政府部门的含义上看，信贷投放货币是由银行进行的，容易造成非政府部门债务积累;而财政投放货币，虽然提高了政府负债，但通过社会保障支出、政府采购等方式增加了非政府部门净资产。因此，需要强调的是，在通胀可控的前提下，财政扩张、赤字增加、政府多发债并非坏事，因为其增加了非政府部门的资产。



　　但对于现在的政策微调，存在着两种争议。一派认为经济存在很多的问题，不去杠杆、不调整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另一派极端的观点认为现行政策是在放水、是在走以前的老路。我认为，不能简单的将利率下行理解为走老路。因为去杠杆本身就意味着均衡利率下降。通常而言，利率有两个，一个是指实体经济中的利率，另外一个是指金融体系中的利率，也就是凯恩斯所讲的流动性偏好。与之相对应的是，去杠杆也有两种效果，一种是导致实体经济过度储蓄，即人们为了还债，会紧缩开支，降低投资与消费，从而会进行过度储蓄，储蓄超过了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导致自然利率下降，维持宏观经济平衡所需要的利率也将开始下降。另一种是金融市场去杠杆造成的，去杠杆带来债务违约，导致市场参与者风险偏好下降、流动性偏好上升，诱发市场利率上升。

　　由于去杠杆导致两个利率反向运动，因此需要松货币政策来进行调节，以引导金融市场的利率下降，去与实体经济中下行的均衡利率相匹配。宽财政则有助于提高实体经济中的自然利率，也有助于两种利率重新匹配。因此，在去杠杆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财政政策的作用是提高自然利率，货币政策的作用是降低市场利率，但两种政策的最终效果是一致的，就是为了纠正去杠杆过程中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中的利率分化。这意味着，财政政策扩张的力度越大，需要货币政策放松的空间越小。我国现行情况是，信贷紧缩初步表现在商业银行缩表，而松货币受制于央行缩表。

　　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在过去十年都是紧缩的状态，这意味着我们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有问题的。当前无论是央行还是金融稳定委员会都强调货币传导机制。我的理解是，在当前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信用紧缩就是反映货币的扩张受到限制，那么此时就要考虑增加基础货币，然而基础货币却受到了两个制约，其一是财政政策紧缩，其二是央行外汇占款紧缩。更重要的是，信用扩张面临结构性矛盾，房地产与地方融资平台是过去十年信贷扩张的载体，钱不能到实体企业，因此需要财政政策来进行引导。

功能财政正当时

　　在过去40年的金融自由化中，财政理念是追求被动平衡，认为政府赤字越小越好。50年代的战后时期则不同，当时的主流思维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强调功能性财政，财政不应该追求自身的平衡，而是应当服务于宏观经济。在通胀可控的情况下，财政应该扩张，并且财政赤字不是限制减税的理由，不能因为财政赤字大了而不去减税，而是应该在通胀高时才控制减税。特朗普之所以能够在美国经济发展不错的情况下推进减税，是因为美国通胀没有问题。所以，功能财政就意味着政府不能追求自身的赤字平衡。

　　更重要的是，积极财政是赤字的增加，赤字就是资源从政府转移到非政府部门。例如政府减税后，非政府部门的资源就多了，就可以使用更多的资源去消费、去投资，这样才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平衡财政下，若政府靠税收来增加政府支出，那么收支就是个相互抵消的过程，政府通过支出又将收上来的钱还给了市场，不是扩张的财政政策。中国的税收制度是累退性质的，通过降低增值税等流转税能够有效支持民众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消费。

　　顺着这个逻辑，把土地出让金看成是政府收入是一个财政认知误区，因为土地出让金类似于政府的债券发行，政府给你债券，你把钱给政府了，政府给你土地了，你把钱给政府，和税收不一样，税收是你将钱交给政府了，然而政府不给你任何东西。所以税收是真正的财政紧缩，土地出让金和政府发债不是。但是政府发债和土地出让金又有很大的差别，若把土地出让金看成融资项目，我们的财政赤字事实上也在5%~6%之间(图17)。但是通过土地出让金来融资对非政府部门的结构平衡是有害的。所以说，功能性财政要靠政府的债券发行不能靠土地出让金来融资，这就需要政府融资结构再调整。



　　与此同时，金融周期也呼唤功能财政。金融周期不仅仅影响整个经济的金融风险，还影响资源配置、影响经济结构。拥有抵押物和政府信用担保的人能够优先拿到贷款。而先获得了信贷的人就占有了先机，就会有更多机会占有更多的资源。因为杠杆不仅仅意味着金融风险，还意味着对资源的占有。谁的杠杆越高，谁占有的资源就越多，虽然冒着不可持续、违约的风险，但只要你不破产，你杠杆越高你占有的社会资源就越多。国企杠杆率高就意味着国企占有的资源多，房地产行业杠杆率高就意味着房地产行业占有的资源多，地方政府的杠杆率高就意味着地方政府占有资源多，剩下的制造业等实体部门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土地特殊的垄断属性使得它和其他行业有着很大的差异，其他行业超额利润是不可持续的，比如说汽车行业，汽车的需求增加、价格上升，但汽车行业将不会有持续的超额利润。北京的汽车需求增加，国内的产能不够了，可以选择进口，全世界的产能不够了，汽车产能可以新建，所以实体行业超额利润不可持续，因为可以实体经济可以通过竞争增加产能，使得整个社会共享超额利润。但土地是不可转移的，空间上不可移动、时间上不可再生，所以土地价格上升所带来的超额利润，不能够通过竞争来消化，不能通过提高效率来消化，只能够靠增加其他行业的运营成本来消化，包括紧缩无房人群的消费来消化。所以房价的上升就是消耗未来。我们宏观团队估算了上市公司各个行业占有的信贷资源，房地产行业排在第一位。

　　与此同时，金融自由化还加大了贫富化差距。美国在二次大战后一段时间，金融受到管制，战前和20世纪末是金融自由化的时期，在这两个时期美国金融行业工资大大超过了全行业平均工资，社会贫富差距增大。只有在战后在几十年，差距才比较小。我们估算了当前中国各个行业收入增长对广义信贷增长的弹性。广义信贷增长一个百分点，对金融行业收入的正面影响最大，其次房地产行业(图18)，前者是资金的供给方，后者是资金的需求方。



　　当前还有一个热点问题就是地方债。地方债务收益高、期限短，但违约风险低，这种债务一定是有问题的。地方债务的资产端大多都是一些基础设施或者公益性项目，它的现金流和资产收益，并不能补偿负债端的成本。假设地方政府不能违约，谁受益呢?债权人受益，金融机构受益，所以地方债务的问题是一个收入分配的问题。化解地方债务，必须要通过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来实现，以达到延长久期、降低利率的效果。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违约，一种软性的违约。如果完全不违约，那就太不公平了。

　　另外一个是养老问题。有观点认为由于我们的养老金缺口很大，因此我们的财政不能扩张、赤字不能增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局部均衡分析的思路。其实养老就是要累积资产，政府的退休安排对私人来说就是一种资产。在中国，很多人靠累积资产来退休。这种累积资产的方式有很多种，房地产、股票、政府债券等。不过，股票的作用似乎比较小，和货币投放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和货币投放关系密切的就是政府债券和房地产。政府债券类似于基础货币，房地产支持的是信贷负债。这两个资产都是我们参与下一代产出分配的工具。养老最终都是年轻人给老年人养老，但是老年人通过财产的占有来参与年轻人生产的产出分配。所以，老年人退休的保障越好，财富积累越多，年轻人就越麻烦。那么这两个财产积累和财富分配到底哪一个是比较公平的呢?

　　对于年轻人来说，政府通过债券来为养老做准备更好。政府债券的价格不会涨太多，但房地产的价格可能会疯涨。还有一个问题是，政府债券是一个纯粹的资产，而房地产既是一个资产，又是一种消费品。对房地产的消费需求主要是属于年轻人的。所以，房地产是对年轻一代最不公平的养老方式，因为年轻人要受到双重挤压：一个挤压是老一代的房地产价格上升，带来财富分化的拉大;第二个挤压是年轻人要从老年人手里买房子，付出的成本更高。

　　因此，我们比较了一下中国、美国和日本房地产市值、政府债券市值与GDP之比，发现中国与美、日的反差太大(图19)。因此，从养老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应该降低房地产的比重，增加政府债券的比重。房地产加大经济的顺周期波动，增加其他行业的成本，拉大贫富差距。而政府债券和财政政策相关，可以逆周期操作，可以降低成本。增加赤字，要么是减税，要么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改善非政府部门的运行效率。一言以蔽之，财政扩张要好于房地产扩张。



　　回到更根本的层面上，中国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发展不平衡有很多的体现：供需的不平衡、金融和实体的不平衡、上一代和下一代的不平衡、区域发展、环境污染等。但最根本的还是收入分配问题。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还是要回到财政上来，要转向功能财政。一提到功能财政，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政府拿钱用来干什么?政府的债务不受控制该怎么办?所以功能财政也内涵着要规范财政、透明财政的意思。现在政府不应该再进行非标融资，只应该通过资本市场公开发债，用透明的方式接受资本市场的监督和约束。

　　再就是要调整税收结构，大幅降低增值税等流转税，开征房产税。这些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都已经讲得很清楚，目前主要是该怎么落实的问题。中国的税收体制是对消费者征税太多，谁的消费占收入的比例高，谁的实际税率就高，而恰恰是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比例最高。另外，我们的增值税没有多少减免规定，而其他很多国家都有增值税的减免。例如欧洲的增值税在基础食品、基础药品、教育等涉及到老百姓最基本生活保障的商品上都是减免的，而我们的增值税基本上没有减免(图20)。



　　所以我们谈到金融周期有两个视角，一个是周期波动和金融风险视角，一个是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视角。即使说我们没有金融风险，也不能走老路，因为社会的分化、贫富的差距和经济结构的扭曲，是不可持续的。应果断打破金融周期，转向功能财政。

反思与展望

　　中国去杠杆已经进行了一年多，我有几个反思。第一个反思是，去杠杆是平衡短期与未来增长，也就是说，你是要今天还是要明天。如果我希望明天更好一点，下一代更好一点，那么现在就要去杠杆。不要指望没有痛苦的去杠杆，世界上没有这么好的事情。我们现在再走老路，再鼓吹房地产泡沫，我们的下一代就会很艰难。现在很多人怪年轻人啃老，游手好闲式的啃老自然需要谴责，但在经济上看，过多社会财富集中老一代手中，尤其是中国1950、60和70年代这些受益于地产泡沫的人，占有的社会财富太多，这也是一种代际不公平。所以去杠杆是为了下一代，为了未来，也是为了自己。

　　第二个反思是房价不跌、难以去杠杆。过去一年，如果说去杠杆有偏差，偏差就在房地产上。如果资产价格不调整，而仅仅是负债调整，那么“融资紧”必然紧的是房地产以外的实体经济，很多资金还是会被吸引到房地产行业里，所以一定要有长效机制来打破地产和信用相互促进的金融周期。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些对冲性政策，包括金融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但房地产的调控力度在加大，因为政策部门现在认识到了去杠杆必须要抑制地产泡沫。

　　第三个反思就是呼唤功能财政。功能财政不仅有利于防范系统风险，也有利于结构调整，还有利于降低贫富差距。这里的功能财政就是要减税、增支，增加赤字。

　　第四个反思就是区分放水与改善金融结构。这次货币政策的放松，背后是金融结构的改善。控制住房地产价格，放松货币政策，利率下降有利于资本市场。所以在紧信用条件之下松货币，实际上能改善金融结构。其实，全世界的主流发展模式都是一样的：货币、金融、财政，三位一体;再者就是金融结构的改革，发展直接融资的另一面，需要要限制、规范过度的间接融资。怎么规范间接融资?金融应该回到分业经营的状态，存款归存款、投资归投资。比如说P2P，理论上只起到一个解决信息共享的作用，不会存在还不了债的问题。我们的P2P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打着信息共享的旗号，实际上做着银行的事情，而又不接受监管。另外一个金融结构改善的方向，就是要高度重视央行发布数字货币，不应该只是把其发展成一个技术手段来替代现金。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就是基础货币投放，有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含义。那这个钱如何花出来呢?是免费送给老百姓还是减税呢?M2现在一年是160万亿，如果年增长百分之十，则增量是16万亿，假设其中1/5来自央行数字货币，也就是3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央行数字货币通过改革“红利”免费发给居民，13亿居民每人每年可获2000元人民币，如果落实在减税方面，可以较大幅度地降低增值税，让更多的中低收入阶层获益。所以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必须要有公共政策含义，不应该仅仅是个技术手段。

　　总体来说，未来3到5年，我认为中国将处于金融周期下半场，理想的政策组合是“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金融周期的调整实际上就是一个促进公平的过程，需要改革我们的税制，降低流转税(增值税、关税)，引进房产税。在经济层面，一个重要的体现是增长放缓、房价下跌。那地方政府的债务怎么办?过渡期有融资缺口该怎么办?可以通过发行长期国债来支持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资本市场如果接受不了这么多、这么大量的长期国债怎么办?我觉得央行可以考虑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国债，以“松货币”支持“宽财政”。

　　最后，我想回顾一下《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的第一章。我们越是在思考当前的经济金融问题，越是在面临历史大周期轮回的时候，越是需要清醒的认识到，任何的经济政策都是内生的，都是为了解决当前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都是要符合经济社会内在矛盾转换的要求的。那么，从历史的大周期轮回角度看，我们处在什么阶段呢?我们处在一个金融过度自由化、资产泡沫过度膨胀、贫富过度分化的阶段中，特朗普的超预期上台、英国超预期脱欧，都是社会分化在政治上的体现。这个过度分化所带来的问题终究需要解决，美国是在金融危机后加强了监管，我们是在大力推进扶贫、反腐、监管。加强金融监管也好，反腐也好，扶贫也好，其实都是促进公平，这是扭转过度分化的唯一出路。未来如何进一步促进公平?可能更要靠改革财政税收制度等机制化、制度化的改变，这就是长效机制。对于个人而言，大家无论是在思考工作、退休、养老安排，还是年轻人进行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投资时，都应该记住：金融过度自由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会再重回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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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月19日，金融监管高层集体发声稳定资本市场预期，并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当日A股出现大幅反弹，沪指站上2500点。10月20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第十次专题会议提出，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聚焦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实施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和发挥好资本市场功能三者之间，形成三角形支撑框架，促进国民经济整体良性循环。同时，会议要求，要坚持市场化取向，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基本制度。前期已经研究确定的政策要尽快推出，要深入研究有利于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重大改革举措，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目前，金融监管部门正在抓紧落实，部分政策已出台。在一系列政策红利下，A股继续大幅上扬，10月22日，沪指上涨超4%，两市成交额超过4000亿元。（张星）

在近期股市下跌的背景下，10月20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下称“金融委”） 召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第十次专题会议，重点分析三季度经济金融形势，研究做好进一步改善企业金融环境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关工作。会议认为，当前宏观经济延续稳中有进的基本态势。

会议提出，在实施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和发挥好资本市场功能三者之间，形成三角形支撑框架，促进国民经济整体良性循环。

“三角不是分而治之，而是在一个传导链条上的不同层级关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10月22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认为。

多位分析人士均表示，上述良性循环目前面临一定障碍。不过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上述三角形支撑框架的构成中，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资本市场功能方面均将迎来实质举措，比如允许理财子公司产品直接投资股市等。

货币政策方面，会议提出“处理好稳增长与去杠杆、强监管的关系”。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目前去杠杆的阶段性目标已经实现。“现在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稳增长和强监管之间的问题，这是当前最为关键的问题。”

三角形支撑框架
“在当前经济金融环境下, 召开这次会议非常及时必要，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有助于稳定金融乃至稳定经济，实现确保经济金融稳定的目标。”10月22日，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称。

本次会议强调，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聚焦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实施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和发挥好资本市场功能三者之间，形成三角形支撑框架，促进国民经济整体良性循环。

不过，这一良性循环面临一些因素制约。今年以来，央行执行了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年内四次定向降准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不过目前来看，民企融资仍旧较为困难，而股市方面则持续低迷，10月中旬上证指数一度跌破2500点。

曾刚称，当前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产生的效果还不明显，说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仍存在梗阻，合理充裕的流动性很难传导到微观层面上并产生效果。微观层面上没产生效果即反映为资本市场表现较差，而资本市场表现对于预期管理非常关键，预期的恶化会进一步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资本市场方面，10月22日，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称，资本市场表现除了受流动性影响，还与市场风险偏好有关，如果实体企业没有活力，那么释放流动性也不会到资本市场。

微观主体活力方面，连平认为，现在主要是民营经济活力不够，这与货币金融环境、资本市场都有关系。现在货币政策面临着传导的问题，资本市场今年以来，股票融资比较困难，债券市场风险偏好也比较低，功能发挥不够理想。

为了让三角形支撑框架进入良性循环，近期监管层也在推出系列措施。比如资本市场方面，允许银行理财子公司产品直接投资股市，要求金融机构做好股权质押融资业务风险管理，加大保险资金财务性和战略性投资优质上市公司力度等。

在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方面，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预计，监管部门将明确对银行的尽职免责要求，不允许银行以“出现违约就要终身负责”的托词在贷款时对民营企业进行歧视。另外，政府将推出专门支持民营企业的担保基金，提升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意愿。

“要给予企业充分支持和信任，尤其是民企。大多数金融机构行为都是顺周期的，因此监管要逆周期调节，对银行的风险权重进行优化，促使商业银行更敢于向企业投放流动性。更重要的是，形成一种支持民企的氛围。” 邵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稳增长与去杠杆、强监管平衡
货币政策方面，会议提出，实施稳健中性货币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前瞻性、灵活性和针对性，做到松紧适度，重在疏通传导机制，处理好稳增长与去杠杆、强监管的关系。

“去杠杆、强监管是长期方向，稳增长目前看是短期需要，三者是长短期协调的问题。”曾刚认为，“稳杠杆和监管制度的完善和规范，是金融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个方向是必然要坚持的。”

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现在宏观杠杆率已经初步企稳，而在监管方面，更合适的提法是监管规范，因为过去监管不完善，规范的过程中，微观主体更多感受到了监管力度的加强。其实监管是有疏有堵的，重点在长期的制度完善。

“当然，规范过程中肯定会有短期紧缩效应，叠加国内外经济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短期有稳增长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长期方向的逆转。”曾刚称。

他认为，稳增长的原则是，一定要与稳杠杆和金融监管的规范化的长期趋向保持一致，在这个长期方向的范围内，寻找稳增长政策的空间。如果说短期有增长压力，那么可以将政策推进时间拉长，注意进度和节奏，避免与短期内外部因素叠加产生过度影响。

“当前最为关键的是处理好稳增长与强监管的关系。”连平认为。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今年前三季度，表外融资有一定程度收缩，而这恰恰对民营企业影响较大。“目前还处于资管新规过渡期，按照新规要求，未来有些表外业务必须要收缩，但是目前这块存量较大，比如委托贷款加上信托贷款规模近20万亿。所以未来怎么保持非信贷融资规模提升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

邵宇认为，平衡好稳增长与去杠杠、强监管的关系，核心在于监管要加强引导，让流动性补充到特定领域，比如支持民企、创新型企业，而不是房地产等加杠杆领域。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央行也在不断完善MPA考核机制，近期还将金融机构使用降准资金支持“债转股”和小微企业的落实情况纳入了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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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0月22日，四家A股上市保险公司已悉数披露今年前三季度原保险保费收入情况。今年前三季度，四家A股上市保险公司合计原保险保费收入13945.5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2%。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长期资金代表的保险资金动向颇受关注。监管部门有关负责人指出，支持保险资金充分发挥保险资金长期稳健投资优势，加大保险资金财务性和战略性投资优质上市公司力度，符合价值投资原则，既是保险资金优化配置结构的客观需要，也是发挥保险机构投资者作用的重要体现。

10月22日，中国人寿报收于22.32元／股，涨幅7.12%；新华保险报收于50.31元／股，涨幅4.86％；中国太保报收于36.14元／股，涨幅4.00%；中国平安报收于67.93元/股，涨幅 3.52％。



保费增长、产品谋变
以集团为主体的上市保险公司中，中国平安原保险保费收入5615.4亿元，同比增长19.1%。其中，平安人寿、平安产险、平安养老及平安健康的原保险保费收入分别为3601.82亿元、1811.47亿元人民币、173.64亿元及28.48亿元。

中国太保原保险保费收入2645.09亿元，同比增长14.4%。其中，太平洋人寿、太平洋产险原保险业务收入分别为1759.25亿元、885.84亿元。

以寿险为主体的上市保险公司中，国寿股份原保险保费收入4685亿元，同比增长4.1%；新华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1000.08亿元，同比增长11%。

中国人保回归A股在即。10月22日，中国人保发布公告称，将A股发行股数确定为不超过18亿股，并将实施战略配售，将部分股票配售给符合法律法规并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要求的投资者。

目前，从各家券商研报看，均看好上市保险公司发展前景。某券商分析师表示，上市保险公司负债端改善，资产端边际好转，估值提升空间大，保险行业“优于大市”。

不过，面对一些保险公司的“新打法”，上市保险公司亦在谋变，以求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保障、产品质量、发展动力、发展效益等方面，发挥更大优势。

例如，近日蚂蚁金服联合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推出的相互保险产品——“相互保”便在行业内引发广泛讨论。与一般保险产品根据疾病发生率定价、需先行支付固定保费不同，“相互保”服务根据实际发生赔付案例的情况进行费用分摊。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强调，“相互保”是在银保监会备案通过的保险产品，承保公司信美相互也拥有相互制寿险牌照。这与网络互助平台推出的“互助计划”有着本质区别。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寿险产品保障升级与创新》课题研究报告指出，目前，行业经营模式普遍以产品为中心，由精算团队主导，满足渠道需求设计，形成以单一主打产品为核心，并对所有客群适用同样的标准销售流程。然而，面对日益多样化的消费者需求、同质化与价格战加剧的竞争格局，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为代表的新技术，传统的“以产品为中心”模式将无法适应新的市场环境，需要向“以客户为中心创造价值”的新模式进行转变。

该报告认为，新模式中，产品的创新与设计思路将来自于对消费者的洞察以满足其需求，并定期根据市场趋势进行动态调整；产品的销售环节将通过新技术实现多渠道的整合和精准营销；产品也将与服务模式紧密绑定，通过多渠道对客户进行全方位的触达，最大程度释放产品价值。

互联网保险的成长与烦恼
事实上，变化来自方方面面。近日，市场流传的《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草稿）》征求意见的函显示，其他保险公司变更为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应当参照新设保险公司的方式提出申请，具体条件和程序由银保监会另行规定。

这意味着，其他保险公司将来可以转制为互联网保险公司。相对于传统保险公司，互联网保险公司的线上经营险种不受分支机构限制。

事实上，上市保险公司对互联网业务亦颇为重视。例如，中国太平董事长罗熹履新后，其调研的首站便是中国太平在张江的数据中心，可见其对信息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不过，从保险科技运用领域看，运营管理和销售领域方面对保险科技运用比较充分，但消费者获得感并不强，保险误导、理赔难等问题仍屡见不鲜。

需要重视的是，近年来，国内互联网保险市场发展迅速，在过去五年间增长近20倍。随着互联网渠道保费规模的增长，投诉亦较为突出，主要反映销售页面未明确说明免责条款、拒赔理由不合理、捆绑销售保险产品、未经同意自动续保等问题。投诉险种主要集中在退货运费险、手机碎屏险、航班延误险、账户安全险等。

对于互联网保险的长远发展趋势，不少受访者都表示，互联网不能仅作为保险的销售渠道，更要发挥保险科技的优势，优化和改善保险用户的体验。众安保险董秘王敏表示：“保险科技行至中段，保险与科技加速深度融合，但科技作为一种手段，在推动保险业发展时要遵循市场的内在规律，在监管框架下规范经营。无论从监管导向，还是从保险科技发展的角度，其目的都是改善和提升用户的体验，包括运用科技手段帮助解决信息不对称、销售误导、理赔难等行业问题。”

发挥机构投资者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在资本市场调整之际，保险资金的运用备受关注。

10月19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充分发挥保险资金长期稳健投资优势，加大保险资金财务性和战略性投资优质上市公司力度。允许保险资金设立专项产品参与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流动性风险，不纳入权益投资比例监管。

监管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保险资金股票投资具有仓位水平递增、以大盘蓝筹为主要标的、总体呈现净买入的特点，为资本市场提供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保险机构已经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在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优化投资者结构、稳定资本市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该负责人续称，作为监管机构，我们一直支持保险公司遵循市场化原则依法合规操作，坚持审慎、稳健和价值投资，积极发挥机构投资者作用，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其中，对于允许保险资金设立专项产品参与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流动性风险，不纳入权益投资比例监管。

横琴人寿行政总监、资产管理中心副总经理王立川认为，通过设立专项产品来参与，而不是直接购买特定股票，实际上是形成了一道前置的风险管控举措。因为有资格设立的，大都是符合一定资质的保险资管公司、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避掉非理性投资以及浑水摸鱼的情形。

据悉，专项产品按照市场化原则设立发行，面向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募集资金，主要投资于上市公司股票、债券等标的，参与化解股票质押流动性风险。该产品将设定合理锁定期，不纳入权益投资比例监管，主要采取股东受让、上市公司回购以及其他方式平稳退出。目前，监管部门正在抓紧制定具体方案，并指导相关机构做好前期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