逗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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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A股历经数次闯关，终于被纳入了MSCI指数，虽然从短期来看，带来的实际影响有限，但是这是A股不断走向开放过程迈出的重要一步，未来开放更不会止步。（谭翊飞）

好事多磨。


这句俗话用来形容 A股四次闯关 MSCI 指数的历程再合适不过。

2017年6月21日，MSCI 明晟宣布，从2018年6月开始将中国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和MSCI ACWI（All Country World Index）全球指数。其初始加入的222只A股大盘股约占该指数0.73%的权重。

纵观A股四度冲击MSCI的历程，同样也是中国资本市场抱有开放态度逐渐向国际市场接轨的一次历史进程。

而对于中国金融业的开放，A股加入MSCI指数或许只是第一步。

数度叩关

A股纳入MSCI指数的讨论始于2013年6月，彼时MSCI启动了首次对于将A股市场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审议。

但第一冲击之旅在信心满满的情况下收获了极大的失望。次年6月，MSCI 在分别完成了审议以及同客户的咨询后决定由于QFII/RQFII额度分配限制，暂不将A股纳入。

“对比其他新兴市场国家，A股市场的市值以及体量都足够大，足够重要，部分市场人士一度对A股被纳入 MSCI指数抱有极大的希冀。”北京地区一家大型券商的分析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而QFII/RQFII额度分配限制将在A股后续数次冲击中扮演绊脚石的角色。“监管层不会单单为了纳入MSCI突然调转资本管制态度，因此这一问题从后面数次失败的尝试来看是难以得到彻底解决的。”中金公司一位分析师指出。

相比于第一次的自信，MSCI在2015年3月再度启动了对于将A股市场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咨询，但由于QFII/RQFII额度分配限制的问题改善不及预期而再度失败。

因此，三个月后，2015年6月， MSCI决定暂不将A股纳入之时，市场也并未有过多的失望之情。但这一次，除了原有的QFII/RQFII额度分配问题，MSCI 方面又提出了两方面制约 A股加入 MSCI 的因素，分别是资本流动限制以及受益权属界定。

在第二次冲击失败之后，监管层做出的改善相当具有诚意。

“实际上针对上面这些问题，证监会和有关部门包括外管局等在后续的一年中一直在努力放松资本管制，通过出台多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三个问题。”上海证券分析师屠骏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首先，针对额度分配以及资本流动的问题，2016年2月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规定》被业内视为同时改善了前两项问题。

随后，证监会表态也一举解决了受益权属界定的问题。证监会表示国内相关法规认可“名义持有人”和“证券权益拥有人”的概念，另外还允许QFII、RQFII开立名义持有人账户，A股账户体系设置上也能够支持上述客户资产的权属关系。

带着解决方案，2016年6月A股第三次发起了对纳入MSCI指数的冲击。遗憾的是第三次尝试仍未成功。

申万宏源分析师王佳音在分析第三次失败时指出，实际上当年解决了上述三项问题之后，MSCI方面又提出了自愿停牌制度和反竞争条款仍然是制约国际投资者进入的关键性问题。虽然目前证监会计划限制停牌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但是MSCI认为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停牌制度；而反竞争条款中规定，任何国际投资机构发布任何包含A股的指数产品都需要取得中国证券交易所同意，这个问题仍有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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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月份，财政部连续下发50号、87号文，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简称PPP）是其中规范的一大重点，这对PPP项目参与各方影响颇大。

经过三年推广，PPP项目市场不断壮大。财政部PPP中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全国PPP已签约落地项目超1700个，投资额约2.9万亿元。

6月20日，在由中国财政学会投融资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创新与合规性管理研讨培训会”上，中国财政科学院相关专家表示，PPP模式推广之初，就坚决杜绝明股实债、固定回报、兜底回购，但是地方违法违规举债中出现的承诺函、安慰函、兜底安排、回购安排等，都是想让政府承担兜底责任。应该看到，随着中国债务负担、公共支出规模的加大，政府承担兜底责任的趋势会慢慢改变，无论是PPP领域，还是其他。

对于参与PPP的金融机构，该专家表示，一些产业基金或金融机构应该转变思路，需要按市场方式识别项目现金流和重大风险，利用已有或新的工具来缓释风险的发生，不能像以前那样寄希望于政府兜底条款。

用市场力量约束“上项目”

财政部数据显示，PPP改革取得积极成效，2016年落地PPP项目数量和规模较2015年增长4倍多，覆盖地区及行业进一步扩大，民企参与度稳步提升，发展环境不断改善。2017年第一季度仍然保持项目落地加快的良好态势，净增落地项目增长28%。

PPP推进过程中，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如片面追求投资和GDP增长，不加区分地扩大、泛化PPP模式的使用范围，将PPP模式简单理解为融资手段等。

5月初，财政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业内简称“50号文”），“规范政府与社会资本方的合作行为”是其中一大类。

50号文明确指出，严禁地方政府利用PPP违法违规变相举债，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参与PPP项目时，不得以任何方式承诺回购社会资本方的投资本金，不得以任何方式承担社会资本方的投资本金损失，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社会资本方承诺最低收益等。

5月中旬，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孙晓霞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府对社会资本承诺固定回报、兜底回购，将无法实现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不符合PPP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理念，是假PPP。问题的根源在于，部分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对PPP认识不到位，对于长达二三十年的合作仍心存疑虑。

6月20日的研讨会上，有地方财政人士直言，地方政府求发展心切，希望能更快地“上项目”，而规范的PPP流程比较长，难以满足地方实际融资需求。

上述财科院相关专家表示，当初推PPP的时候，是想借助市场力量来约束地方上项目的冲动，地方政府列出条件，按照市场机制，如果推出的项目得不到市场信任，后续融资安排也就难以落实。

上述专家解释到，PPP模式不仅解决钱从哪来的问题，还要求资金方出技术、出人才，通过提供符合要求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获得相应回报。这不同于资金和项目实施割裂开来的模式，传统模式政府筹得资金，交由政府预算单位执行，申请用钱、花钱，走的是政府内部决策流程、内部监督机制，容易出现超预算、超工期、超成本的现象。

中央部门也反复强调，PPP是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和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要求的一次重大体制机制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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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部分大型券商投行部门与监管层沟通后，开始在内部会上对未来投行业务的监管趋势进行研判，并提出对并购重组业务增加投入。

除卖方机构外，PE机构也在一级市场监管风向悄然生变的当下提高了对并购重组业务机会的关注，而主要方式为联合上市公司发起并购基金，并对潜在的并购项目予以挖掘。

而上述最新动向的背景则是近三个季度IPO提速，一级市场的政策松紧趋势正在悄然发生调整。

近日，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主席助理宣昌能等多位证监会官员均有公开表示，鼓励市场机构能够在盘活存量、体现创新意义的并购重组业务上发挥更多作用。

例如刘士余对券商提出“要在并购重组、盘活存量上做文章”的要求，而这亦被业内人士视为下半年的潜在方向。

投行“顺势”转向

证监会官员仍在频繁强调其对并购重组的鼓励态度。6月17日举行的中国证券业协会第六次会员大会上，刘士余在讲话中流露了当前监管层对并购重组业务的鼓励态度。

“不能只盯着承销保荐，更要在并购重组、盘活存量上做文章”，刘士余指出，“为国企国资改革、化解过剩产能、‘僵尸企业’的市场出清、创新催化等方面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加快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

无独有偶，宣昌能也在2017中国风险投资论坛上提出，“鼓励面向创新创业项目的并购重组，通过市场化并购，推动行业整合和转型升级，催生新的业绩增长点。”

事实上，自去年四季度IPO提速，而并购重组、再融资逐渐降温开始，不少投行将业务重心移向了IPO业务。

“因为IPO的效率在越来越快，所以不少本来希望并购重组的项目都开始筹备独立上市，”6月12日，北京一家中型券商投行部高级经理表示，“这也给了团队很大的机会，同事们也都在积极的挖掘拟IPO资源。”

数据也佐证了上半年IPO业务的旺盛和发审的提速。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12日年内首发公司家数为236家，同期增发家数仅为182家。

但在监管对并购重组的表态鼓励，也正在悄然影响券商的对股票一级市场业务的态度。

“我们内部这才开了会，就是在对最新的监管趋势进行了讨论研究，”上述投行部高级经理表示，“领导说下半年也会将并购重组作为增长突破口，但重点也会围绕监管层鼓励的化解过剩产能、扶持高新技术等方向来找项目。”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在并购重组被表态鼓励的同时，IPO的审核虽然不会停止，但审核程度会愈加严格。

“其实在几位会领导公开表态之前，我们内部就已经开过通气会了，认为下半年并购重组逐渐起来的同时，IPO的审核会越来越严格，而且速度可能也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快了。”上海一位大型投行保代告诉记者。“所以应该说一边是要抓起并购重组，同时也要提高IPO的立项标准。”

该保代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下半年IPO趋严，可能会表现为部分盈利规模不足、增长不明显的IPO项目的过会难度将会提高。

“3000万利润以下的项目我们现在已经不碰了，”上述保代表示，“另外就算有四五千万利润的项目，如果没增长，也不会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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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然。等待。

2017年3月25日，或许是令陶明、刘蕊等21位新三板企业董秘难以忘却的日子。

在这一天，股转系统发布《关于对协议转让股票设置申报有效价格范围的通知》（下称《通知》），对协议成交设置涨跌停板。

陶明、刘蕊等21名董秘所在的挂牌企业因为两点共性（均采用协议转让的形式；《通知》发布前，上一笔协议转让成交价格为1分钱）而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按照《通知》，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股票，申报价格应当不高于前收盘价的200%且不低于前收盘价的50%。超出该有效价格范围的申报无效。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股票，无前收盘价的，成交首日不设申报有效价格范围，自次一转让日起设置申报有效价格范围。

这则业内人士解读为打击利用协议交易中存在的漏洞进行灰色交易，以及杜绝乌龙指事件而出台的政策在贯彻监管意图的同时却“无意间封死”了这21家新三板企业股权转让的道路。

“按200%的限制计算，2分、4分、8分……”面对彼时新发布的《通知》，陶明曾心算着需要多少个涨停才可以拉升到正常股价。（详细内容可见本报3月30日《3.25新政突袭20家“1分钱”新三板公司董秘自问“我们怎么办？”》一文）

截至6月21日，这21家新三板挂牌公司股价依旧静止在1分钱。同时，408家新三板挂牌公司股价不足1元。

毫无进展和消息

“没有，没有什么进展，没有任何人来找我们，也没有任何人说要解决这个事情。”6月21日，另外一家新三板企业董秘张华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2016年的三季度，张华所任职的公司有股东以1分钱的价格转让了5000股，此后该公司股票再无发生过交易。

在过去的九十天里，张华曾多次找到主办券商询问事件的进展。“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张华说。

“200%往上走的话，不知道怎么才能到合理的股价。”张华表示，“没有股东会1分2分卖出自己股票的。”

此前，张华曾一度对配套政策的出台抱有极大的信心。如今，张华颇为无奈地表示，“这个问题不能就这么放着，不解决啊。”

刘蕊所在的公司因冲刺IPO时出现经营性亏损而选择在新三板挂牌备战，该企业总资产目前在新三板市场名列前茅。

在等待的九十天内，刘蕊梳理出了21家企业的名单，给同样陷入困局的几家公司董秘打过电话。“他们也是茫然。但总得要解决这部分企业股权转让的问题。”刘蕊说罢，深深地叹了口气。

刘蕊并没有同熟悉的董秘朋友进行讨论。“没有意义，他们自身没有这个问题，不会懂。”刘蕊说。

日前，刘蕊所在的公司有股东提出股权转让，然而在听完刘蕊对转让价格问题的解释后，只得作罢。

回想起此前1分钱的转让，刘蕊表示，“之前的一分钱转让，股东会反反复复几次讨论。虽然是异常交易，但符合规则的（不低于每股1分钱）。”

多数董秘在接受采访时仍表示，对配套政策的出台“至今依然抱有期待”。

不过，也有董秘表示，“在挂牌企业数量已经突破万家的新三板市场， 21家企业数量太小，出台新政的可能性较低。”

值得深思的是，在采访过程中有董秘表示，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会考虑通过违规交易来进行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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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一场市值第一的拉锯战有了结果。

美的集团在冲击深市第一的最关键一天，不仅未能将市值差距抹平，反而因海康威视的股价大涨，之间市值差距被进一步拉大至98亿元。

但这场拉锯战是一场白马股之间的优势竞赛，无论谁胜出，都是投资者的胜利。

市值作为资本市场个股最重要的衡量维度之一，是对投资价值发现的回归与肯定。但也有一些市值愿景背后的故事不那么愉快，比如在千亿市值这个让无数公司与投资人向往的愿景中，我们也看到一些没有完成的诺言。（杨颖桦）

铁打的A股，流水的深市“头牌”。

6月21日，海康威视（002415.SZ）大涨6.71%，报收31.15元/股，以高达2875亿元的市值，继续稳坐深市市值第一宝座。

从2000年的平安银行（000001.SZ），到后来的乐视网（300104.SZ），再到今年初的万科A（000002.SZ），十六年来，深市“头牌”的座椅一直难有固定的拥有者。而进入2017年后，这一位置不仅随着顺丰控股（002352.SZ）的借壳上市发生更替，更在随后数月里多次出现变化，最新的占据者便是海康威视。

尽管上市公司股价的波动各有其逻辑，由此引发的市值涨跌缘由亦难言统一，但年内深市“头牌”的更迭，似乎又有迹可循。除去因借壳上市的顺丰控股，无论是先后曾短暂占据这一位置的万科A、美的集团（000333.SZ）还是海康威视，在当前市场环境下股价大幅上涨，背后隐现的正是A股整体价值取向的缓慢变动。

半年五次更迭

不同于沪市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长期是工商银行（601398.SH）和中国石油（601857.SH）之间的“二人转”，深市“头牌”的位置，一直难言稳定。

今年年初，尽管一直囿于“宝万之争”，股价也长期波澜不惊，但万科A仍以2206.52亿元的市值，成为深市近2000家上市公司的“领头羊”。

作为国内房地产行业的标志性企业，在过去的近20年时间里，万科A曾多次占据深市市值“头牌”的位置，在这一领域与深圳的另一家企业平安银行“一时瑜亮”。

但今年这一情况首次变化出现在2月24日，标志性事件是顺丰控股的借壳上市。当天，顺丰控股在深交所完成上市，在前一日涨停的驱动下，这一天同样录得涨停，并随后以2309.81亿元的市值，超越万科A，成为深市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在此后的多日时间里，顺丰控股凭借基本面良好而又流通盘小的特点，遭到市场资金的疯狂追逐及炒作，股价持续出现大涨，对万科A的市值优势更进一步扩大，直到3月初才开始逐渐回落。

这一回落到4月13日时，万科A再度回归原先的榜首位置。在顺丰控股股价回落的一个多月中，万科A尽管有深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受让华润集团持股，及中国恒大（03333.HK）委托股东权利的利好刺激，但股价并未受到明显刺激，因此反超顺丰控股时，市值仍只有2286.58亿元，仅比后者市值高出不足4亿元。

也许正是由于万科A股价的“平稳”，4月25日，海康威视以2311.22亿元登顶深市市值排行榜，超过第二、第三名的万科A、美的集团各有71亿元和97亿元。

此后，深市市值“头牌”的位置，就一直在海康威视与美的集团之间更替。5月2日，美的集团以2257.81亿市值登顶，超过海康威视55.8亿元；但一周后的5月10日，海康威视就以2365.67亿元的市值实现了反超，此时美的集团的市值则为2272.69亿元。

6月20日，海康威视在微跌0.17%的情况下，市值达到2693.91亿元；美的集团则涨1.34%报40.88元/股，市值由此达到2652.95亿元，距离深市“一哥”的位置仅一步之遥。但6月21日，美的集团不仅未能将市值差距抹平，反而因海康威视的股价大涨，之间市值差距而被进一步拉大至98亿元。

尽管市值差距从数字层面看起来颇大，但考虑到二者股本的庞大（海康威视总股本92.29亿股；美的集团总股本64.90亿股），若在此后海康威视与美的集团股价走势出现短暂相反，则深市“头牌”的座位或许将随时出现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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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董事会换届姗姗来迟，而王石的引退早到了。6月21日，万科发布《关于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称，公司董事会6月19日收到深圳地铁提出的三项临时提案，经审议，董事会同意提交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这三项临时提案提议董事会换届暨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监事会换届暨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在总计11名董事候选人中，并没有王石的名字。王石本人也通过微信朋友圈表示：我在酝酿董事会换届时，已决定不再作为万科董事被提名。

万科现任董事会是在2014年3月28日被选举成立，一般而言，董事会任期不能超过3年，万科现任董事会可以说已经是“超期服役”。主要原因应该是为了继续“阻击宝能系”，宝能系持有万科股份的25.40%，在3月之前，是第一大股东，表决权也最大。如果那时进行董事会换届，宝能系可能会在新一届董事会中占据比较多的席位。

3月之后，宝能系在万科的地位被进一步削弱。3月16日，恒大将其与下属企业所持有的约15.53亿股万科A股票的表决权、提案权及参加股东大会的权利，不可撤销地委托给深圳地铁集团行使，期限一年。这使深圳地铁的表决权超过了宝能系。6月9日，深圳地铁以现金交易方式，正式受让恒大下属企业所持有的万科A股股份。这使深圳地铁持有万科股分的比例达到29.38%，宝能系退居第二。10天之后，深圳地铁就提案董事会换届。

始自2015年7月“宝万之争”（万科管理层阻止宝能系获得万科控制权）终于告一段落。在被提名的11名候选董事中，3人来自万科管理层，3人有深圳地铁的背景，还有2人来自深圳国企。没有一个人来自宝能系。董事候选人名单在6月21日发布，距离6月30日的股东大会已不足10日，宝能系及其他股东基本上不可能再提出改变。可以说，“宝万之争”基本上尘埃落定了，宝能系未能进入万科董事会，更不要说获得控制权，万科管理层仍然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王石的话语权没有被削弱，董事会换届应该是由他主导的，所以他才能说“我在酝酿”。因此，王石的引退是主动为之。

宝能系是万科第二大股东，拥有非常大的提案权、表决权。有人计算，宝能系如果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可以在11人董事会中占3人。但这仍然属于少数，难以影响万科的经营。可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宝能系要从“战略投资者”转变为“财务投资者”，以后应该会逐渐从万科退出。

王石与万科管理层“阻击宝能系”，是为了捍卫万科的事业合伙人制与企业文化。经历一番争斗之后，万科的股权结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之前的第一大股东华润不见了踪影。但是，事业合伙人制得到了维护。即使王石引退了，这个制度也能继续。

事业合伙人制说白了，就是管理层持有一定股份，并且拥有企业的控制权。那么，企业就不能有实际控制人。华润是第一大股东时，持股比例并不高，对万科的经营管理也很少插手。现在，第一大股东变成深圳地铁，其持股比例达到29.38%，距离认定为实际控制人的标准之一的30%仅一步之遥。但是，深圳地铁小心地维持着平衡，一方面，宣称在未来12个月内暂无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这就是说，不谋求成为万科的实际控制人；另一方面，在董事会中只占3人，与此前华润的人数相等，也与万科管理层的人数相等，这就是说，万科管理层与深圳地铁的关系，还可以像此前与华润的关系一样。深圳地铁表示，支持万科的混合所有制结构，支持万科城市配套服务商战略和事业合伙人机制，支持万科管理团队按照既定战略目标。这些话并非虚言，已经体现在行动中了。

万科的事业合伙人制暂时无恙，但以后还会遭遇挑战。这样的挑战已经发生过两次，此前一次是1994年的君万之争，君安联合其他几个股东，持股比例刚好超过10%，打算推荐8-10位董事候选人进入董事会。王石通过瓦解对手的联盟，争取支持自己的力量，并使监管部门介入，击退了君安的“袭击”，维持了董事会的稳定。这次面对宝万之争，王石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但这次的挑战显然更为严峻，以后的挑战可能还会更加严峻，因为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大大提升了。郁亮在两次挑战中都与王石并肩战斗，给予了王石坚定的支持，在未来的日子里，他需要直接面对挑战。(编辑 张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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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上半年即将结束，中央和地方政府陆续推出了多项与个人收入相关的政策措施。

地方陆续调整职工平均工资，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和待遇也随之改变。以重庆为例，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为67386元/年（5616元/月），2017年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也随之调整。相关社保待遇也将提高，比如2017年度符合领取养老金条件的退休人员，退休基本养老待遇提高。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2亿产业工人的激励机制将迎来变化。

此外，7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个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允许在当年（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税前扣除，扣除限额为2400元/年（200元/月）。

多地上调社平工资

今年3月起，各地陆续公布平均工资，调整社保缴费基数，相关待遇也随之提高。

北京2016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为92477元，月平均工资为7706元，较2015年月平均工资7086元增加了620元，上涨8.75%。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职工缴费基数下限，按照北京市上一年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0％确定，其缴费工资基数为3082元。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职工缴费基数下限，按照北京市上一年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确定，其缴费工资基数为4624元。

有些参保职工为了到手工资多，或者其公司为了少缴职工社保，而缴纳最低档的社保。对于这部分参保职工来说，社保缴费基数随平均工资上调，意味着即使职工工资未上调，所缴纳的社保仍要上涨。

例如一名25岁的北京职工按2500元的基本工资缴纳社保，那么该职工在基本工资未变的情况下，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增加了248元，个人缴费按照8%的费率计算增加近20元。

不过，北京市大多数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在社会平均工资的60%以上。也就是说，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员工多数按照实际工资缴纳社保。

同时，职工基本工资上调也提高了相应的社保待遇。2017年度符合领取养老金条件的退休人员，在计发基本养老金时，将用新公布的2016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作为计算参数之一，也就是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待遇提高。

据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消息，今年该市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的经济补偿金（月工资）上限提高至19512元，即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6504元的3倍。

按照历年情况，公积金缴存基数、比例和月缴存额上下限也将随月平均工资调整，具体调整数据尚未公布。

重庆市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生育津贴、工伤职工解除劳动关系一次性补偿、工亡丧葬补助金等多项待遇，也和职工平均工资或缴费基数息息相关。职工平均工资或本人缴费基数上下限提高，相关待遇也将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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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年中国开始出现私人银行业务以来，高净值人群数量10余年来已增长10倍。

据招商银行、贝恩公司6月20日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私人财富报告》，2016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规模已达158万人，全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达到165万亿元。该报告预计，到2017年，高净值人群数量将达187万人，相较于2006年的18万人，10余年来已增长10倍。

相较于数年前，私人银行客户的资产配置发生显著变化。

表现在，2017年，中国私人财富市场预计将继续稳步增长，其他境内投资、资本市场产品是驱动增长的主要资产类别。其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等其他境内投资品种有望进一步保持高速增长；预期A股市场将逐渐回暖；随着房地产市场政策重新收紧，预计投资性不动产将逐步降温。

随着私人银行业务需求增加，客户对财富管理机构的信任逐渐加深，高净值人士偏好利用金融投资间接助推事业发展。

但，私人银行行业风云迭起。

私募股权和另类投资站上风口

据《2017中国私人财富报告》，随着近两年来资本市场的波动、房地产市场调整，高净值人群中，权益和另类投资站上风口。

其中，近两年资本市场大幅波动使得高净值人群的避险情绪逐渐升温，银行理财等固定收益类产品的增速较快。2017年，高净值人群在银行理财产品上的配置约占其整体可投资资产的25%，相较2015年增加近一倍。

资产配置占比下降的包括：债券投资占比持续下行，股票配置比例大幅下降；投资性房地产配置比例保持平稳，高净值人群在投资性房地产上的配置比例由2015年的约10%微降至约8%；

包括私募股权基金等另类资产配置近两年稳中有升。

相较2015年，2017年高净值人群在其他境内投资产品的配置比例提升约1%。其中，私募股权投资 近两年在整体资产配置中增幅领先。

在此情况下，由于不少高净值人士认为市面上股权产品良莠不齐，被投公司信息不够透明，因此他们对该类产品的筛选较为审慎，不盲目追逐高预期回报的产品。考虑到个人信息渠道的局限性，受访高净值人士更倾向通过机构代为严格甄选。

“私募股权投资需要很强的投资能力，商业银行投行、资管部门的优势是类债权业务。因此，（对于私人银行）我们还是要找市场上最好的GP来合作。”招商银行私人银行部总经理王菁表示，招行私人银行资产端而言的产品中，有30%-40%来自本行，“其中60-70%来自本行客户提升”。

就境外投资而言，高净值人士中拥有境外配置的人群占比由2011年的约19%上升至2017年的约56%。同时，人均境外资产配置占比自2013年起趋于平稳。许多高净值人士表示自己虽然有境外资产配置分散风险的需求，但由于对境外市场不熟悉，对进一步增加境外配置比例较为审慎，将保持密切关注，顺势而为。

截至2016年末，中资银行有3家私人银行管理资产规模突破万亿元大关，分别是招商银行（1.6万亿元）、工商银行（1.2万亿元）和中国银行（1万亿元）。

“我们认为私人银行仍是‘蓝海’”，王菁表示，国内的财富增长真的很快，但国内目前很多私人银行还是停留在提供比普通理财产品收益更高的产品上，“如果仅仅多几个BP，本质是高吸存款的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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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以来，日本对华投资持续下降，2016年已经不足2012年峰值的一半。然而，这一趋势或许已接近尽头，日本对华投资有望重现上升势头。

6月21日，中国日本商会在北京发布《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17年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援引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2016年9月的一份问卷调查结果指出，未来1-2年，准备扩大业务和维持现状的在华日企分别占比40.1%和52.8%，而仅有7.2%的日企想要缩小规模或从中国撤出。

“虽然与2011年相比，回答‘扩大’的企业大幅下降，从原来的66.8%下滑至40.1%，但较去年增长了2.0个百分点。”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所长田端祥久（下称田端）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所以，2015年可能是触底回升的节点。”

从历史上看，田端指出，在华日资企业的业务发展意向与日本对华投资的实际情况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回答“扩大”的日企比例多年后重现增长，这意味着，“对于未来日本对华投资的情况，我们可以稍微乐观一些。”

JETRO今年3月展开的另一份问卷调查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副理事长赤星康在一场中日环保论坛上指出，未来10年，对于在海外扩大业务，在中国的日企态度是最积极的，占比达50%，排在第二、三位的是在泰国和越南的日本企业。

在华日企积极拓展中国内销市场

据统计，2016年，日本对华投资金额为31亿美元，同比减少3.1%，连续4年呈下降趋势。在对华投资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中，日本的名次从2014年的第四、2015年的第五进一步降至第七。

对于日本对华投资连年下降的原因，田端认为，这一方面与当时有关，但另一方面，还与中国从“加工基地”向“内销市场”的转型有关，且后一个原因可能更加突出。

在2016年日本对华投资中，制造业同比下降10.2%，呈两位数减少；而非制造业同比增长4.2%，保持了持续增长的态势，这主要是由于租赁及商务服务业、批发及零售业、信息通信及计算机服务业等发展势头良好。

“过去，很多日本在华企业主要投资出口加工工厂，但现在，却把中国视为一个巨大的市场，要拓展内销。”中国日本商会会长、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上田明裕（下称上田）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我们已经强烈地意识到需要进行定位转换，比如，现在我们在中国生产的汽车主要销往中国国内。”

上述调查显示，从各行业回答“扩大”的比例来看，非制造业（47%）高于制造业（36.3%）。在制造业中，食品（53.6%）和运输机械设备（43.0%）等内销型产业相对较高；在非制造业中，批发和零售业（54.7%）等内销型产业相对较高。而主要用于出口的纺织业（19.1%）则是在华日企当中最没有扩张意愿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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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废钞令”后，印度总理莫迪再次展现他的“行动力”，推出又一场大变革——税改。

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规模最大，同时也是意义最重大的一场税制改革即将推行，那就是已酝酿了13年的商品与服务税法案。6月13日，印度国家税务局局长Hasmukh Adhia在社交媒体上透露，该税改将从7月1日开始如期实施。

距离“靴子落地”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根据印度商品与服务税官方网站介绍，此次改革意在将印度的间接税、关税，附加费和其他税费纳入单一税收系统，从而将印度29个邦和13亿人口首次统一到一个共同市场。

有望提振印度经济增长

此次税改前，印度实施中央、邦和地方三级课税制度，各级政府课税权虽然划分明确，但十分复杂。而此次实施的商品与服务税（Goods and Service Tax， GST） 是从生产者到消费者、包括商品和服务供应的单一税制。作为消费税的一种，GST在每一环节的供应链上对所增值的部分征税。

据《印度教徒报》今年3月22日报道，印度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杰特利在第23届联邦审计官员大会表示，GST（统一商品服务税法案）希望能在7月1日得以推行，届时不存在税上征税的情况，商品和服务成本将降低，便利性也增加。GST一旦得以实施，“世界上最复杂的税制将变为最简单的税收制度。”杰特利表示，税务部门将通过技术手段加强监管，逃税也将变得更困难。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小雪预计，该税法实施后，印度的经济增长至少会提高1%。“长期来看肯定对印度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GST统一了税率，消除企业在交税过程中面临的税收不合理、税率复杂等方面的障碍。长期来看，避税、逃税等行为也会有所减少。”

“但有部分不均衡的行业还是会受到影响。”刘小雪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印度此次税改在短期内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对经济带来波动，但会有多大的波动还不好预计。

刘小雪分析，在GST改革的过渡期间，很有可能会导致对企业现有库存商品的高额征税。“在过渡期内，部分产品该缴什么税还很模糊，完善的法律还没有出台，这也是短期内的不确定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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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统计局将迎来一次组织机构调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近期，一些地方的编制办将对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局成立执法监督局的申请予以回复，与此同时，原先地方统计局的法规处或将面临整合。

今年4月20日，国家统计局举行统计执法监督局成立仪式。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指出， 要加强统计执法监督局党的建设，提高统计执法办案能力， 加强对全国统计执法检查的监督指导，不断加强对各地推动依法统计依法治统工作的考核等等。

“执法局成立后，各地市统计局也会成立类似机构，实际上有的已经成立了，到时候有统计违法的事情就可以处理。”6月21日，某省统计局法规处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宁吉喆6月20日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依据《统计法》进一步细化了监督检查的内容和统计违纪违法应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下一步要健全监督检查机制，严肃追究严重统计违法行为领导干部的责任，严查统计调查组织者的违法行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系主任纪宏指出，一些地方存在统计作假的动机，在于统计的体制问题。因为对地方的考核涉及到统计数字，而各地统计局又受地方政府领导。各地成立统计执法监督局，加大对统计作假的执法监督作用，可以帮助解决统计作假问题。

“解决统计作假问题很有必要，因为统计如果普遍作假，造成宏观数据失真，就对决策造成重要的失误。” 纪宏说。

各地统计执法局陆续成立

在国家统计局成立执法监督局后，各地相应的法规处也要进行相应整合，有的可能要整合进入到各地统计局执法监督局。另外有的地方此前成立了执法总队，也进行了整合。

今年5月18日，四川省委编办正式批复同意四川省统计局单设统计执法机构，将四川省执法总队单独设置并更名为四川省统计局执法监督局，为正处级内设机构，核定行政编制10名，其中新增行政编制4名。核定处级领导职数1正2副，其中，增核1正1副。

四川省统计局执法监督局的职责，包括参与调查和处理重大统计违法案件，检查指导基层统计执法工作；承办上级批转的统计违法案件和群众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负责省级统计部门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工作等。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相应各省成立执法机构后，地市级的统计局也会成立类似的机构。

目前国家统计局执法监督局的级别是正司局，比原先的政策法规司级别要高，成立时从其他司局也抽调了一些人员充实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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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股转系统最新公布的2017年度入选新三板创新层企业名单，共计有1393家挂牌企业入选创新层，占6月21日新三板挂牌公司总数11311家的12.32%。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Wind数据梳理，1393家创新层企业2016年报披露的账龄在一年以内的应收账款总额已经达到992.94亿元。

千亿应收账款背后所反映出的是企业过高的收款压力？

创新层企业作为新三板企业中的佼佼者，其财务状况不仅可以反映出新三板企业，亦能折射出身处各行各业不同企业所切实面临的经营环境和真实的业务情形。

千亿应收账款

据Wind数据显示，1393家创新层企业2016年报披露的账龄在一年以内的应收账款总额为992.94亿元。

其中，应收账款额度超过1亿元的企业多达265家。11家企业应收账款超5亿元，金额超过10亿元的企业亦多达5家。

值得一提的是，高额的应收账款并不是新的局面。2016年中报财务数据显示，万家灯火下的新三板企业应收账款已超过4000亿元。

创新层企业中应收账款额度排名前五的企业分别是：中建信息（834082.OC）、中标集团（833014.OC）、颖泰生物（833819.OC）、维泰股份（831099.OC）、金田铜业（834178.OC），应收账款额度分别为22.82亿、17.60亿、17.26亿、14.72亿和10.68亿。

从行业角度来看，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是高额应收账款企业相对集中的行业。在应收账款额排名前50家的创新层企业当中，有22家制造业企业，9家建筑业企业，9家批发和零售企业。

在采访中，多位董秘或证券事务代表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企业高额的应收账款是由于行业的“特殊性”，符合所处行业的平均水平。

学者布娜新受访时表示，就制造业的行业特点来看，赊销的行为产生应收账款属正常情形，同营收规模比例适当的应收账款对于企业的市场份额扩大，销售业绩提高有好处。部分企业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甚至选择主动为客户延长账期。

但需要指出的是，应收账款对企业营运资金的周转和竞争力有着直接的影响。

北京地区一位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应收账款不可避免的将形成一部分坏账呆账，冲减了企业的利润。对于部分现金流紧张的企业来说，高额应收账款是一件非常头痛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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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在2017年6月16日宣布拟推出港股主板及创业板之外的创新板之后，频频搅动内地资本市场关注的目光。

根据多家研究机构结论，创新板在职能上与内地新三板市场有所重叠，两者在上市资源方面存在竞争关系。

6月16日，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及其附属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刊发以下两份文件，就一系列拓宽香港资本市场上市渠道及完善香港上市机制的建议方案展开咨询征求公众意见。

这两份文件是：一、创新板框架咨询文件；二、检讨创业板及修订《创业板规则》及《主板规则》的咨询文件。

据建议方案，创新板分为创新主板及创新初板，根据每个板块的不同风险水平将设定相应的股东保障标准。

创新主板将对散户开放，因此会采取与主板相似的监管方针。创新初板将只对专业投资者开放，因此上市要求会“比较宽松”。为了确保市场质素，创新板两个板块均设快速除牌机制。

6月21日广证恒生总经理袁季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事说明香港资本市场的开放步伐越来越快，而整个中小成长企业的这种资本市场的入口越来越多，发展机遇也越来越大。

袁季表示，“我们看到现在有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企业多地挂牌或者是多地上市是可行的，这使得竞争的有序化或者是良性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当然如果交易手或者是市场本身不断的提升自己在整个环境、技术、机制的等支持，会带来更积极的影响。”

民生证券分析师伍艳艳认为，创新板在职能上与新三板市场有所重叠， 并且在相关制度上有一定优势， 一旦推出可能将对新三板市场产生一定的冲击， 这也或将加速新三板各项制度改革的出台。

也有相关研究人员在研报中指出，“按照创新板的定位和上市标准，和内地的新三板有许多共通之处。两者在上市资源方面已经处于竞争关系。”

目前新三板分“基础层”和“创新层”外，但是政策红利一直未能落实，这也使得部分原本热情高涨的挂牌企业萌生了去意。

数据显示，年内至2017年6月19日，共有139家企业从新三板摘牌。接下来，6月30日有一大批企业可能因为不能及时披露2016年年报，股转公司要强制其在新三板终止挂牌。截至6月19日，有372家企业未公布2016年年报，这些企业可能将被强制摘牌。

与此同时，今年的港股市场表现出色。

新三板在线研究中心认为，创新板已经对新三板构成了极大威胁，陈睿认为，“按照港交所本次对创新板的定位，将主要吸收未有盈利的新经济公司。而根据这一特点，新三板上最有可能成为出走创新初板的企业类型莫过于TMT了。”

根据新三板在线研究中心的统计，新三板中涉及TMT 的企业约有1780 家，具体行业包括网络媒体、新材料、高科技、软件服务等。而相对来说这部分企业不仅代表了新经济，同时也是新三板上最优秀的群体之一。

不过，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对此持不同看法。前述基金经理认为，“类似‘新三板’的创新初创板，现在还是在一个早期的设想阶段，即使推出来了，还得看推广得怎么样，我对此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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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公布了腾讯战略入股的重磅消息，但6月21日复牌的掌趣科技（300315.SZ），开盘20分钟就打开涨停板，收盘涨幅降至5.54%。

根据公告，掌趣科技实际控制人姚文彬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腾讯产业投资基金全资子公司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转让所持5541.75万股掌趣科技股票，从而使腾讯成为持有掌趣科技2%的股东。另外，姚文彬亦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掌趣科技刚推出的员工持股计划转让占公司总股本1.88%的5200万股。

而在姚文彬借道腾讯战略入股和员工持股计划进行减持套现之际，掌趣科技目前的股价，尚远低于此前解禁的定增限售股和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

变相减持

虽然腾讯战略入股掌趣科技实质是姚文彬的变相减持，但此举号称是腾讯直接参股A股游戏行业上市公司的首例，得到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公告显示，本次交易拟分两笔具体实施，但整个交易均按照8.84元/股（停牌收盘价）的定价，并通过衍生品收益互换的交易方式，以对冲交易风险。

以此计算，掌趣科技所说的腾讯战略入股，总投资仅为4.9亿元，这在腾讯的盘子中并不显眼。

对于姚文彬向掌趣科技员工持股计划转让的5200万股，减持价格则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确定。公告称，姚文彬上述合计10741.75万股的减持期限截至今年12月20日。

而姚文彬上述减持计划实施后，其持有掌趣科技的股份将从目前占15.99%的44315.04万股，下降至占12.12%的33573.29万股，仍为掌趣科技第一大股东。

“姚文彬减持之后还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这一点没有变，”掌趣科技工作人员6月21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姚文彬减持是为了引进战略合作伙伴和激励核心人员。”

但姚文彬除了作为实控人，目前并未在掌趣科技担任任何职务。此前的2016年8月2日，姚文彬以“综合考虑个人原因及让年富力强的管理层带领公司更好的发展”的理由，辞去了包括董事长在内的所有职务。

“姚文彬的亲属在掌趣科技的董监高里面，目前就只有一个担任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的姚文哲。”上述掌趣科技工作人员透露。2016年年报表明，姚文哲未持有掌趣科技股份。

而姚文彬在辞职之前的2016年3月15日至7月14日，已先后分6次通过大宗交易合计减持掌趣科技1.125亿股，累计套现12.35亿元。

不仅如此，与姚文彬一直是一致行动人关系的掌趣科技原总经理叶颖涛，已于2015年7月23日辞去一切职务，两人还在2016年2月解除了一致行动人关系。此前，叶颖涛已通过大宗交易套现4.39亿元。而解除一致行动人之际，叶颖涛持股数为15916.56万股，但截至今年一季末，只剩下9647.17万股。

随后，掌趣科技董事也在2016年4月7日辞任，而其个人所持首发限售股于2016年5月9日解除限售。

“叶颖涛等人的持股都已经低于5%，现在得不到他们是否减持的信息。”上述掌趣科技工作人员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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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正“风起”。

规划中的粤港澳大湾区将对标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世界级湾区展开竞争，这背后的发展前景与投资机会，让珠三角许多城市激动不已。而珠三角制造业重镇东莞市已有所行动。

6月14日，东莞召开园区统筹组团发展战略专题座谈会，披露该市将以“园区统筹组团发展”作为一项核心战略，包括重点加快推进松山湖高新区、水乡经济区、滨海湾新区三区发展。

这其中，东莞将滨海湾新区定位为：该市滨海片区的先行区和片区中心，全面对接深圳大空港、前海和广州南沙，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对接“一带一路”，引领东莞经济未来30年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为此东莞正计划启动一项填海造地工程，加之土地整合，将滨海湾新区的成熟土地资源扩容到超过60平方公里，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内最大一块连片待开发区域”。

“向海取地”建新区

一座城市，究竟该如何转变自身，使其更适合新时期经济的发展？

作为制造业和外贸重镇的东莞，正从区域空间的整合和扩展上，谋求新一轮发展机遇。

东莞位于珠江东岸，而滨海湾新区在该市西南部，濒临珠江出海口。今年4月，东莞整合长安新区、沙角、威远岛，设立该新区，总面积约83.2平方公里，其中现状陆域面积约51.8平方公里。

东莞同时还宣布，要以更大力度推进填海造地工作，希望通过填海造地，以及进一步土地整合，将滨海湾新区的成熟土地资源从现有的超过40平方公里，扩容到超过60平方公里。

此举的根本动因是东莞土地匮乏。东莞的面积仅为2465平方公里，与泉州、南通等同等经济量级的城市相比差距甚远。并且，过去三十多年来，东莞以弹丸之地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工业和人口的不断聚集也逐步推高东莞的土地开发强度。

目前，东莞土地开发强度已高达46.7%，远超国际上公认的30%的临界点。今年初，东莞亦出台一系列政策，希望提升产业集约发展水平，表明该市正力图破解“空间资源告急”瓶颈。

据介绍，目前，滨海湾新区的17个填海项目已获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同意开展前期工作，其中的2个项目将争取8月底启动填海，今年东莞计划完成该新区范围内8000亩滩涂填土任务。

这事实上并非东莞首次释放有关填海的信息。早在2008年，东莞就开始进行填海的研究、立项。2012年工程取得实质进展，《长安港区区域建设用海总体规划》获国家海洋局批复。

一位东莞政府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包括填海造地在内，滨海湾新区建设已由市领导“挂帅”，正全力推进。

此外，记者还检索发现，东莞相关填海工程的环评招标工作已在近期启动。同时，一批项目也正加速向该新区引进，如步步高在该新区的意向地块已超2000亩，OPPO、vivo也将落子该新区。

上述会议还提出，尽快搭建投融资平台，解决资金缺口。此前东莞曾公布数据称，经初步估算，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在内，填海工程投入180亿元以上。不过，此番东莞未公布新的投资预算。

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分析，从土地成本上看，东莞还是具备一定优势，尤其是对比深圳而言。因此，该新区将为东莞未来进一步承接粤港澳大湾区内产业转移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

广东省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陈鸿宇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连片待开发区域异常宝贵，尤其是产业人口密集的珠江东岸。不过，除东莞外，深圳、江门、惠州等市的类似区域亦将受到重视。

陈鸿宇还认为，除填海造地外，东莞还应注重通过开展“三旧改造”，整合、盘活现有土地和产业资源，并注重开发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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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24时，我国将迎来今年第十二轮成品油调价时间窗口。近期国际油价持续回落，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已跌至近9个月低点，受此影响，我国成品油价格有望迎来年内第六次下调。

欧佩克减产协议乏善可陈、美联储再度启动加息、北美页岩油强劲复产……近期这些消息对国际石油市场而言可谓雪上加霜。

自5月下旬以来，国际油价不断大幅回落。如今，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已跌至每桶43美元附近，与5月23日价格相比下跌了16%;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每桶46美元附近，与5月23日价格相比下跌了15%。

专家认为，当前对国际原油供大于求的担忧始终困扰着石油市场。虽然欧佩克延长减产期限，但国际能源署预计，2017年和2018年，非欧佩克产油国日产量将增长70万桶和150万桶。

国际能源研究机构安迅思能源研究中心总监李莉认为，5月底欧佩克如期延长减产协议并未给市场带来太多惊喜，相反，利好出尽后，市场关注重点转向了不断增产的北美页岩油。此外，近期美联储再次启动加息，也给国际油价施加了压力。

中金公司能源研究员郭朝辉认为，美国页岩油大幅增产已经基本面覆盖了欧佩克减产的缺口。随着技术不断进步，以前不经济的油井具有了经济价值。美国部分页岩油单井成本可降到每桶20美元以下。

当前美国政府鼓励页岩油气生产并支持油气出口。今年以来，美国石油出口量一度突破每日100万桶大关，其中，5月以来平均出口量超过每日90万桶，而且亚洲是其主要的目标市场。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国际油价大跌15%以上，这一趋势让市场投资者感到恐慌。

隆众资讯油品分析师李彦认为，近期交易商、投资商对国际油价都不太看好，但经过前期深度调整后，国际油价后期继续大幅下跌空间有限。如果国际油价跌到每桶40美元左右，欧佩克等产油国可能还会再发声救市，否则前期的减产努力便前功尽弃。另外，马上进入7月份，北半球夏季汽油消费旺季到来，石油需求有望得到提振。

我国成品油调价与国际油价关联紧密。在国际油价跌跌不休带动下，我国成品油价格也步入下行通道。

我国《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规定，国内汽、柴油价格根据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变化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调价生效时间为调价发布日24时。当调价幅度低于每吨50元时，不作调整，纳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冲抵。

上一轮我国成品油价格调整发生在6月9日24时，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180和175元。这是今年以来我国成品油价格第五次下调。受近期低迷的国际油价影响，6月23日24时，本轮成品油调价时间窗口到来时，我国成品油价格有望迎来年内第六次下调。

新华社石油价格系统6月2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20日一揽子原油平均价格变化率为-5.85%，对应的国内油价下调幅度在每吨210元到240元之间，折合每升下调0.16元到0.20元之间。

李彦说，6月21日是本轮调价周期的第八个工作日，目前来看，成品油价格大幅下调基本已成定局。倘若接下来两个交易日国际油价继续大跌，本轮调价对应的跌幅可能继续加大。

今年以来，我国成品油价格共经历了十一轮调价周期，出现五次下调、四次上调、两次搁浅，总体来说，价格跌多涨少，汽油价格累计下调了每吨355元，柴油价格累计下调了每吨340元。今年我国成品油调价降幅最大的一次发生在5月11日24时，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250元和235元。

(来源：新华社 记者：刘雪 原标题：国际油价跌至近9个月低点，我国成品油价格或迎年内第六次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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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微信刚出现的时候，相关方面不赞成的声音也很大，但我们还是顶住了这种声音，决定先‘看一看’再规范。如果仍沿用老办法去管制，就可能没有今天的微信了!”6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举此例，要求政府部门对待各类新业态、新模式要有“包容审慎”态度。

当天会议部署促进分享经济发展事宜。李克强要求，要清理和调整不适应分享经济发展的行政许可、商事登记等事项及相关制度，同时按照“鼓励创新、包容审慎”原则，审慎出台新的准入和监管政策。

“实践证明，微信确实大大方便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创造了许多新的业态，同时，更带动了大量的就业。尽管也非尽善尽美，但总体说，利要远大于弊。现在对待蓬勃发展的‘分享经济’，以及各式新业态，也要秉持‘宽容审慎’态度，”总理说，“各地方、各部门要顺势而为，不要仍用‘老办法’去管制‘新业态’!”

在分享经济领域，我们的确走在了世界前列

李克强指出，分享经济利用“互联网+”，不仅创造了很多新业态，化解了不少过剩产能，更带动了大量就业。各有关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分享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生力军”作用。

“分享经济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有多年工业化形成的各类产业，所以现在不管是共享单车，还是其他在‘互联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总理说。

事实上，在总理出访期间，有不少国家领导人都提出，欢迎中国的共享单车前往发展。

“在分享经济一些领域，我们的确走到了世界前列!”李克强说。他要求与会各部门负责人，务必坚持市场导向，加强分类指导，鼓励有条件的行业、地区和各类市场主体大胆探索，发展分享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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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A股市场“一九分化”僵局有所改观：大盘股转弱，新兴产业聚集的中小板块出现回暖。经过前期的充分调整之后，中小板块动态估值已经接近历史低位，配置前景日益明朗。作为业内指数大厂，富国基金于近日推出了旗下首只主动量化基金——富国新兴成长量化精选混合基金（LOF）（161038），该基金致力于精选活跃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的成长性行业和个股，分享我国经济增长的红利。

　　国内指数大厂重磅推出主动量化新品

　　据了解，富国新兴成长量化精选混合基金（LOF）聚焦于挖掘新兴产业中具有新工艺、新技术、新商业模式，且护城河宽广的优质上市公司投资机会，主要投向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高端制造、信息产业、生物医药、新兴消费、新兴服务等符合国家重点发展方向的领域。股票投资范围为60-95%，可以较好地把握新兴产业的反弹和成长行情。

　　与其它新兴产业主题基金不同之处在于，该基金采用了富国基金独家研发的多因子阿尔法模型，拥有强大的数据挖掘能力和海量数据的高效处理能力，可以又快又准地捕捉超额收益。

　　作为模型创始人，富国基金早在2009年就推出了国内首只量化指数基金。根据银河基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截止到一季度末，富国基金管理的指数基金规模达到585.2亿，市场占有率为13.38%，69家有指数基金的管理公司中排名第一。

　　其中以量化方式进行投资的包括指数增强系列、大数据系列、ETF基金，以及指数分级系列。基金年报显示，采用多因子阿尔法模型管理的富国中证红利、富国沪深300、富国中证500自成立以来截止到2016年四季度末，超额收益分别为52.56%、39.86%和33.74%，展现了模型运作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近年来富国基金积极探索主动量化投资，长期成功运作的9只主动量化专户产品以优异的业绩回报获得了机构客户的信赖。

　　中小板块估值处历史低位

　　从市场面来看，经过前期的调整以后，新兴产业集中的中小板块已处于历史性大底之中，尤其是超跌的成长股迎来长期配置期。

　　WIND数据显示，截止6月16日，创业板指动态PE为38.97倍，接近历史性底部。中小板指的动态PE也仅只有32.23倍，低于近三年来的市盈率平均值，配置价值明显提升。

　　与此同时，中小盘股又是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的新兴产业聚集区，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引擎，近年来持续获得政策的力挺，前景可期。

　　在此机遇下，富国新兴成长量化精选采用的阿尔法模型将根据价值、盈利质量、动量、成长、情绪五大基本面角度精选成长性优秀的个股构建组合。而拟任基金经理方旻和张圣贤分别具有7年和10年证券从业经验，分别担任富国量化投资部量化投资副总监和量化投资总监助理，是富国量化投资的“旗手”，将为基金业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目前，富国新兴成长量化精选已通过各大证券公司及富国基金直销中心、第三方销售机构进行场内、场外认购，看好超跌成长新兴产业的投资者可及早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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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邦保险集团旗下综合金融平台安邦金融宣布，与国内领先的数字化金融科技服务商璇玑智投展开战略合作。双方将联合开发数字化金融服务“安邦金融&璇玑智能投顾平台”，并在金融安全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安邦金融和璇玑的合作，标志着传统金融集团进军智能化金融领域，对中国金融市场稳定及安全性发展将起到重大推动作用。

　　安邦金融&璇玑智投平台解决金融行业高风险及低安全性痛点

　　第三方科技金融公司和大型金融机构，开始探索用互联网技术开发智能化的金融工具，利用科技解决大众金融市场痛点。一方面，智能投顾根据市场波动实时进行调仓建议，防止较大风险。通过算法优化投资组合，实现资产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同时具备低门槛、操作便利的属性，其费用也相对低廉。另一方面，克服人工判断的弱点和专业知识盲点，在大数据支持下，为用户提供个性化专属方案。

　　“人工智能领域在中国最具爆发性的落地应用，一定是金融领域。”创新工场CEO李开复表示。面对市场变化，安邦等大型金融集团积极响应，推动“互联网+“落地。此次战略合作，安邦金融依托安邦保险集团资源，充分发挥线下渠道、品牌营销方面等综合优势，与璇玑数字化金融科技公司合作，为安邦全球3500万用户提供安全、稳健的金融解决方案。

　　一键实现综合金融打造“五星级私人银行服务”

　　安邦始终遵循以“客户为中心”的战略，为全球客户创造价值。在合规前提下，“安邦金融&璇玑智能投顾平台” 对用户的风险承受水平、预期目标、投资行为偏好进行深度智能分析，为客户定制精准理财“画像”。通过深入了解客户需求，提供与投资者风险偏好及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进一步实现客户分层与差异化服务。

　　安邦金融&璇玑智能投顾平台通过人工智能为用户从数千只基金中筛选并构建出与其风险、投资偏好相匹配的产品组合，用户可以实现足不出户，几分钟既可配置黄金、原油、货基、A股、创业板等全球十二大类超过数千只基金。

　　“安邦金融&璇玑智能投顾平台”将高额的个人资产管理门槛打破，普

　　通个人用户投资仅千元即可享受比理财经理更客观的五星级建议，创新了普惠金融模式，提高了专业知识及金融科技在个人金融服务中的普及。

　　领跑智能金融安邦金融开创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应用新格局

　　在年初闭幕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加快人工智能等技术研发和转化”成为众多行业关注的热点。专家表示，在人工智能技术逐步成熟的当下，谁率先在应用上实现突破，谁就有可能在智能时代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安邦金融负责人表示，安邦金融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包括基金、保险、固收等安全高质量的综合金融服务，此次与璇玑的合作是安邦金融在基金板块的重要尝试，通过科技、算法和数据帮客户提供客观建议，同时解决一键配置不同基金产品的技术及账户打通等痛点。希望通过在基金领域的尝试，带动未来保险、固收等其他金融产品的在金融生态中起到的不同作用的创新。

　　璇玑CEO郑毓栋表示，随着的主流金融机构进入数字化资产配置领域，其本身的牌照优势会让整个行业更加规范。持牌金融机构在这方面拥有天然优势，不同金融机构在各自资产端的特色，也让产品设计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除了用公募基金做底层资产，未来不排除在此基础上增加保险等产品，例如发挥保险的保障属性，为用户提供更加丰富全面的金融服务。

　　璇玑作为国内领先的数字化资产配置解决方案提供商，专注于为金融机构提供智能金融技术服务，目前正与多家银行、大型互联网公司等展开合作。

　　安邦金融是安邦保险集团旗下综合金融平台，为客户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平台聚合了保险、基金、银行理财等金融产品，并提供汽车服务、保单管理、金融咨询等金融工具服务。“安邦金融&璇玑智能投顾平台”是安邦金融为客户提供的基金板块创新服务，此次合作也标志着安邦金融在智能金融新时代抢占先机，引领中国金融科技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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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12月1日起，央行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只能开立一个Ⅰ类账户；半年之后，对于在一家银行拥有多张银行卡的客户，终于有了说法：多家银行从下个月15日起，就要对“沉睡”的银行卡进行销户处理。

　　目前，已经有一家股份制银行在官网发布相关公告，其余银行则处于摸排阶段，到底是进行销户还是降低账户类别，目前还没有定论。

　　七类银行卡准备清理

　　日前，一家股份制银行发布公告称，为了保护账户安全，将从今年7月15日开始，对不符合条件的长期未使用且余额为零的个人账户进行销户处理。

　　主要包括七类银行卡：卡片等级为 “一卡通”普通卡，且持卡人未持有“一卡通”普通卡以上级别的、未销户的借记卡、存折、存单；“一卡通”普通卡账户余额为零，且不存在任何未结清利息，同时持卡人两年内（含两年）未使用该卡主动发起任何交易；未处于挂失、换卡、冻结、预警等状态，未关联Ⅱ类户或“一闪通”；未关联该行信用卡还款或个贷还款，也未签订代发协议或无有效保险保单；非该行住房公积金卡、企业年金卡、社保卡；不存在关户限制；未持有该行有效的或者未激活的信用卡，且在该行系统中不存在在途的信用卡申请。

　　激活卡只需一笔交易

　　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数据，截至2016年底，银行卡累计发卡量达到了63.7亿张，按照2016年末内地总人口13.8亿人计算，每人持有的银行卡数量将近5张，而累计活卡量只有41.8亿张，“沉睡卡” 21.9亿张，已经占到了1/3。也就是说，每人持有的“沉睡卡”基本达到2张。所谓“沉睡卡”，指的是在6个月内未发生主动金融交易，包括消费、存取现和转账交易的。

　　这些“沉睡卡”如果不想被销户，还希望继续使用的话，那么建议持卡人在7月15日之前，对卡片进行启用处理，包括通过银行柜面、手机银行、自助设备等渠道任意办理一笔存取现或转账交易，或者在任意商户发生一笔刷卡消费。也就是说，如果持卡人想持有多张银行卡，只要进行一笔交易即可。

　　银行不会贸然注销卡

　　对于长期不用的银行卡，银行会不会自动注销呢？

　　业内人士解释说，去年，央行下发261号文，要求银行应当对同一存款人开户数量较多的情况进行摸排清理，要求存款人作出说明，核实其开户的合理性。对于无法核实开户合理性的，银行应当引导存款人撤销或者归并账户，或者采取降低账户类别等措施，使存款人运用账户分类机制，合理存放资金，保护资金安全。各家银行应该都不会贸然主动销卡，而是需要持卡人的配合，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特别是在办理银行卡时，如果绑定了某些业务，比如代发工资、代扣代缴、贵金属、理财业务等这些涉及第三方的服务项目，银行是无权对其自动销户的，必须要客户去柜台亲自办理销户。 沈阳晚报、沈报融媒记者 谷丽红 实习生 赵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