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走边看了

andar

stormwolf 发表于 2014-7-24 11:44
m2这几年增长一倍，资产没法增长这么快吧

但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资产的货币化速度飞快啊

andar

再者，时下大陆经国济世盛行以美为师，金融深化之程度亦远非往昔可追矣！

andar

第三，大家还真别以为，中国的GDP就只有国家统计局统计的那么点

andar

我只是想从专业的角度说，M2/名义GDP=货币流通速度倒数，绝非负债/资产！相关分析仅仅是货币流通速度分析，绝非负债资产分析！从专业角度看，一个存量M2，一个流量名义GDP，胡乱搞到一起，以为负债资产分析，岂不荒谬滑稽，贻笑大方？！

多年来，FT、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彭博咨询等西方媒体有计划不断散布一些似是而非、欺世盗名的所谓分析，对中国这种非专业唱大戏唱主角、不懂装懂、不专业装专业的大众实施了一轮又一轮有预谋的经济分析诈骗，因为它们断定，中国大众在理性上早已落魄，不可救药了：一而再，再而三，无论说啥你都信嘛！从前让你打砸抢，你就打砸抢；如今张悟本说绿豆包治百病，听者依然多不分析推敲验证而信者众；哪一天我大呼一声“吃土能治癌”，信的人肯定也会少不了的。

西方观察调查中国日久，调查报告中“民情”一章总列有如下信息，一百七十多年来未变：钱多，人傻，说啥信啥。

尽管假的就是假的，毕竟经不起专业推敲与时间检验的，但人家就想骗中国大众一时，也没有奢望骗中国大众一世，况且能骗就骗，骗不了拉倒。

说了这么多，还是回归专业：要进行中国资产负债分析，请老老实实建立中国的资产负债表，然后进行总量与结构分析，这是专业之道。除此之外，那是与专业资产负债分析根本不沾边的。

andar

认真对待系统性风险
（Taking Systemic Risk Seriously）

西蒙·约翰逊

2014年07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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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金融体系，有两种主导观点。第一种观点大多来自全球大银行及其阵营的高管，认为世界金融体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根据这一观点，导致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事件永远不会再发生了；改革进程已经取得了成功。

另一个相反的观点是，越来越多的现任和前任官员继续表示对存在于美国、欧洲和全球的当前及潜在未来风险的担忧。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最近在国会听证中表达了这样的担忧，并解释了为何应该让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简称SFOC）决定某个企业或某种活动是否可能给整个体系造成风险。

一个新的声音也加入了战团——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简称SEC）主席卡拉·斯坦。斯坦在6月做了一次意义深刻的讲话，在讲话中，她指出系统风险必须成为金融市场监管者更加核心的责任。

系统风险是指影响到所有不同种类的企业和市场的问题，通常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爆发，而且爆发速度可能非常迅速。自2008年以来，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也许是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几乎导致保险商AIG立刻随之崩溃，还给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带来了巨大压力。

刚刚卸任的美国联邦储备局官员杰里米·斯坦（Jeremy Stein，与卡拉·斯坦没有关系）指出，被迫的“紧急甩卖”资产行为是风险传播的重要方式。若资产价格因紧急甩卖而下跌，其他企业的偿债能力就会受到影响——即便是基础资产的信誉实际并未发生变化。

银行监管者正在开始更加认真地对待这些问题——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以来令人鼓舞的变化，此前的美联储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都鼓吹自由金融创新，没有充分考虑到系统风险。

但证券监管者也要开始考虑同样的问题——这也是卡拉·斯坦希望它们做的。比如，传统上SEC监督受监管企业的股本充足度，主要是指当个别企业倒闭时补偿客户所需要的资金数目。但是斯坦指出，一个更好的做法是从系统角度看待股本，即需要多少资金应付亏损才能防止信心危机的爆发。

同样的，监管者应该开始考虑特定金融交易的结构如何及何时会造成潜在的系统风险。比如，短期资金市场原本是以可交易证券为抵押的借贷行为，而这种借贷理应是安全的，也是经纪及交易员融资的主要方式。不幸的是，正如我们在金融危机期间所发现的，如果贷款人开始担心难以预见的问题——不管这些问题来自借款人还是来自充当抵押品的资产——这一市场的流动性可能会减少甚至完全丧失。

在这种情形下，系统风险并不一定来自个别企业；相反的，问题在于特定市场如何操作。斯坦详细提出了一些关于如何降低这些操作对整个体系的风险。

但是，更广泛地说，她提出的要点正是我们需要FSOC能做到的——寻找并评估所有潜在系统风险。这需要作为技术问题而不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来处理。

并非所有SEC官员都像斯坦那样明智。美国监管机构之间也存在一些摩擦，而且我们显然需要更多跨国合作，包括与欧洲的合作。但真正的危险在于强大的游说集团，他们能买通国会议员，阻挠FSOC行使权力。

当然，没有人喜欢被检查。所有资产管理从业者都害怕被置于美联储的显微镜之下，但若FSOC认为某企业具有系统重要性，它就会有这样的后果。

外部成本（个体经济单位的行为对社会或者其他个人部门造成了影响，却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也决定了金融企业不会关心它们给其他人造成的成本。大企业和小企业可以造成各种各样的外部成本，而我们必须冷静仔细地检视这些外部成本——这也正是斯坦的建议。

但是，尽管评估系统风险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它说到底还是一个政治问题。FSOC可以找到风险潜伏在哪里，但它能获得处理风险的权力吗？如果不能，当下一场危机爆发时，反对FSOC正常行使权力的人要负起最大的责任。

作者Simon Johnson是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与人合著有《燃烧的白宫》。

英文原题：Taking Systemic Risk Seriously

andar

中国的房地产问题
（China’s Real-Estate Wrongs）

姚洋

2014年0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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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中国的房地产业已成为一个严重忧虑，一飞冲天的房地产价格让人们担心住房市场存在过热。但是，随着价格涨势的减缓，政府遏制房地产风险的举措似乎终于见效了。现在的危险是住房市场可能崩溃，并将中国经济前景也拖下水。

为了控制房价上涨，中国政府采取了九项不同政策，但并非每一项政策都达到了效果。尽管将按揭限定于首次购房者、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要求达到最低定居时限才能买房等政策有助于遏制需求，但供给端的策略，如限制房地产开发商信贷、实施新房销售税等，效果适得其反。

这一存在缺陷的方针让中国房价继续稳步上升，催生了巨大的住房泡沫，特别是在一线城市。普通北京居民需要将收入不吃不喝存34年才能全款购买一套公寓。上海和广州则分别为29年和27年——远远高于其他国际大城市。

预期这一趋势还会持续让业主继续持有自己的房产，即便房租率只相当于房产市值的不到2%。但是，随着房地产业最终开始面临下降趋势，反思这一投资战略的时间也已到来。

2014年前四个月，住房销售同比下降近7%，新建楼面面积下降22%以上。照此看，房价下跌压力正在积聚。

在正常时期，公民和官员都会欢迎这一趋势。但是，在经济表现不力的时候，中国无法承担至少贡献了增长总量30%的房地产业崩溃。事实上，尽管中国政府表示愿意为结构改革和再平衡牺牲一些增长，但住房市场崩溃对金融业的冲击会导致增长下降至远低于可接受下限的水平。

这一冲击部分反映了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国政府放松利率管制的政策有很大问题。利率自由化并没有采取直接方式——提高银行利率上限——而是通过允许影子银行兴盛的方式实现。结果，如今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如理财公司和在线金融服务商——以高回报承诺吸引小投资者。更糟糕的是，货币当局收紧了信用供给以促进中国经济去杠杆化。

尽管利率自由化和去杠杆化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至关重要，但高企的借贷成本迫使许多低风险公司因为无法提供足够高的回报率而被挤出市场。与此同时，认为房价将继续稳步上升而大量从影子银行机构举债房地产开发商可能难以偿还债务，价格的急剧下跌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违约。考虑到影子银行金融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来自正式银行部门，这可能导致影响整个金融业的连锁反应。

许多人仍认为坐拥世界第一大规模外汇储备、拥有几乎无限权力的中国政府能够避免重大金融危机。但高增长城市温州因为坏账而发生了金融危机，这表明上述观点未必正确——因为经济尚未完全复苏。没有理由认为类似的危机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发生。

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中国领导人必须紧急采取反周期措施。他们应该从取消房地产业的非市场限制开始，这些限制所造成的严重扭曲不但影响了经济，也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许多人不惜假离婚以获得购买第二套公寓的权利。

在房地产业的问题上，中国政府一直在用错误的战略追求正确的目标。目的和行动之间应该一致。否则，中国的金融业——事实上，是整个经济——都要遭殃。

英文原题：China’s Real-Estate Wrong

andar

人民币喧嚣卷土重来
（The Return of the Renminbi Rant）

史蒂芬·罗奇

2014年0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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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个月来，人民币一直在贬值。操纵论、竞争性贬值论和以邻为壑的商业主义论指责，因此再度兴起。4月中旬，美国财政部对这一发展态势表示“非常严重关注”，更凸显了这是长期以来中美关系间最具争议性的经济政策课题之一。

这场争论已是老生常谈——出于政治因素与对经济学的不了解——它转移了双方对影响中美经济关系更为重要课题的注意力，对彼此都造成不利影响。说得极端些，美国的指责可能把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推向贸易摩擦、保护主义甚至更糟糕的情况。

先看事实：自2014年1月14日达到最高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到4月25日已下跌3.4%。此前，自2005年7月21日中国取消盯住美元政策，采用所谓的“有管理的浮动”机制以来，人民币已累计升值37%。若与近9年前的起点相比，人民币仍升值了32.5%。

在此期间，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出现了重大调整。其经常项目盈余——货币被低估的最明显迹象——从200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10.1%的最高纪录，下跌至2013年的仅2.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将维持在GDP的2%左右。

照此看，美国官员对人民币最近略有贬值大惊小怪显得殊为可笑。中国的外部收支已更接近平衡，我们大有理由认为，人民币自2005年中以来升值近三分之一后，已相当接近“公允价值”（fair value）了。IMF在其最新中国经济深度报告中也肯定了这一点，指人民币只是被“略微低估”了5%到10%。这与其早先被“严重低估”的评估，形成了鲜明对比。

美国抓住人民币问题不放，可谓拒绝面对政治现实的典型例子。美国工人面临工作保障和实际工资的双重压力，美国政治人物因此面对困境是不难理解的。他们的应对措施，是渲染长期贸易赤字的中国因素，指中国操纵货币，是美国中产阶级处境每况愈下的元凶。

这说法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但却是错误的。美国贸易赤字是对多个国家——102个——的多边失衡，不是与中国的双边课题。问题并非来自遭遇口诛笔伐的所谓人民币操纵，而是美国人不储蓄这一简单事实。

国内储蓄不足又想增长，美国不得不从海外进口剩余储蓄，维持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来吸引外国资本。这导致了美国的多边贸易失衡。是的，对中国的赤字是这一失衡的最大部分，但这只不过反映了跨国供应链的复杂性，和离岸效率方案的好处。

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美国出于政治动机抨击中国，迟早会砸到自己的脚。如果美国不能解决其储蓄问题——考虑到其财政僵局和个人储蓄长期萎靡，这很有可能的——经常项目赤字就会挥之不去。这意味着中国占美国外部失衡比例的减少，必然得由其他生产国填补。更重要的，是这一替代来源极有可能比中国制造的成本更高，最终效应等同于向已经不堪重负的美国中产阶级加税。

中国正在实现向更加依赖内需增长模式的再平衡。因此，华盛顿应该停止在人民币问题上喋喋不休，转而关注这一转变带来的机遇。这意味着鼓励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国内商品和服务市场。推动放宽两国外国所有权限制的双边投资条约，将是朝这方向努力的一个重要步骤。

同样的，美国也必须认同，中国在进一步改革其货币上采取了有意义的措施。3月中旬，中国把人民币美元汇率日波幅从1%放宽至2%，这是放松对所谓的“有管理的浮动”的管制的重要一步。这一举措，加上最近数月3%的贬值，向投机者发出下注人民币单边升值是很危险的强烈信号——这或许有助于遏制热钱流入，并干扰流动性管理和增加中国资产市场的波动。

关于中美经济关系的未来有两种看法：一种只看到风险，另一种只看到机遇。纠结于人民币属于第一种：它无视中国已经采取的再平衡和改革，也干扰美国纠正其最严重长期宏观经济问题的注意力——储蓄不足。

相反的，将中国视为机遇，凸显了美国自身进行再平衡的需要——重建美国竞争力，并从中国即将到来的内需繁荣分得一杯羹。不幸的是，实现这一点需要美国储蓄回升，而这完全被对人民币的喧嚣掩盖了。

作者Stephen S. Roach是耶鲁大学教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

英文原题：The Return of the Renminbi Ran

sfzx

中国经济年增就算就百分之7.居然股市连年不涨。不合理。照现在百分之七的速度。十年后，总量远超美国。人均也进入富人俱乐部。很多人没有信心了，很多人唱坏中国了。但我认为再翻一倍是妥妥的。（到底中西部的人均水平太低，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确实在东部沿海地区，发展似进入瓶颈。但看看海尔，联想，华为等等一大批企业已从粗放型进入精细形，不是已完成了产业升级。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超级现代企业了。这个瓶颈其实并不是太大的事。

andar

不平等问题在哪里？
（Where Is the Inequality Problem?）

肯尼斯·罗格夫

2014年0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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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托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风靡一时的新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会让你有这样一种感觉：自从强盗贵族和国王时代以来，世界从未如此不平等。这有些奇怪，因为阅读另一部出色的新书、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的《大脱贫》（The Great Escape，我最近为它写了书评）会让你觉得世界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平等。

哪种观点才是正确的？答案取决于你看的是以各个国家的视角还是以世界整体视角看待这一问题。

迪顿的书所提出的最重要的事实是，最近几十年中，生活在发展中世界的数十亿人（特别是在亚洲），名符其实地逃脱了令人绝望的贫困。在发达国家造成不平等加剧的同一套机制为全球数十亿人创造了公平竞技场。拉远视角并赋予（比如）硬度名字和美国或法国名字同样的权重你会发现，过去三十年是人类历史上穷人改善最大的时期。

皮克提的畅销新书讨论了国家内的不平等问题，主要关注发达世界。这本书所造成的巨大争议主要存在于自视为所在国中产阶级、但从全球标准看属于中上甚至富裕阶级的人中间。

皮克提和他的合作者阿玛努尔·萨茨（Emmanuel Saez）所描述的过去15年中的事实包含了晦涩难懂的学术争论。但我认为结论是有说服力的，尤其是考虑到其他作者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也获得了类似的结论。比如，芝加哥大学的布伦特·尼曼（Brent Neiman）和洛卡斯·卡拉巴波尼斯（Loukas Karabarbounis）指出，全球劳动力占GDP比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下降。

但是，皮克提和萨茨实际上并未提出模型；他们的新书亦然。而缺少模型加上内容主要关注世界中上阶层国家导致他们的政策药方有很大问题。如果皮克提所提出的累进全球财富税的目的是减少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而不是减少按全球标准看属于富裕阶层者语最富有者之间的差距，他的追随者还会如热情吗？

皮克提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殖民主义不也是不正义的吗？无论如何，全球财富税的构想存在巨大的信誉和实施问题，更不用说在政治上不讨好了。

皮克提说，过去几十年来资本回报有所上升，这是对的，但他对关心这一现象原因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广泛争论所知太少。比如，如果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亚洲劳动力大量涌入全球贸易市场，那么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所提出的的增长模型表明，最终资本存量会出现调整，工资率会出现上升。老龄化劳动力大军的退休也会最终推高工资。另一方面，如果劳动力占收入比重下降的原因是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那么这一比例的下降压力将会继续，几年前，我以人工智能为背景讨论过这一问题。

幸运的是，有更好的办法纠正发达国家的不平等问题，同时提振对发展中国家产品的长期需求增长。比如，相对扁平的消费税（在累进性之上增加大量减扣项）是远为更简单、更有效的过去财富积累税，特别是在公民的报税地可以与他们的收入来源地挂钩时。

累进的消费税相对高效，造成的储蓄决策扭曲也比现在的所得税小。既然有可行的增长友好型替代方案，能够带来重大收入提高并且可以通过极高的税收豁免实现累进性，为何还要采取不可行的全球财富税？

除了全球财富税，皮克提还建议美国实施80%的边际所得税率。尽管我强烈认为美国需要更累进的税制，特别是对顶层的0.1%人群，但我不明白为何他认为80%的税率不会造成重大扭曲，特别是考虑到这一假设与诺贝尔奖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的大部分工作相悖。

除了累进消费税，还有很多实际的政策可以用来减少不平等性。以美国为例，哈佛大学的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提出豁免低收入工人的工资税，并削减高收入工人的扣减项、提高遗产税。全民学前教育能够提振长期增长，大幅增强终身***教育（可通过在线课程实现）亦然（这是我所做的引申）。碳税将有助于在减轻全球变暖的同时大幅提高税收收入。

如果你接受了皮克提关于不平等性比增长更重要的前提，你最好回忆一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人民依赖发达国家增长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二十一世纪的首要问题仍是帮助极端贫困的非洲和其他国家。无论如何，0.1%的精英都应该付出多得多的税收，但不要忘了，对降低全球不平等这一问题，资本主义制度在过去三十年中表现十分出色。

英文原题：Where Is the Inequality Problem?

andar

评论：人生而不同，基因秉性天赋各异。加之，家庭、成长环境、境遇、取向不一，故成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人，对应了不同的收入，构成了人与人之间收入差异的自然部分。

andar

战争的废墟
（The Waste of War）

杰弗里·萨克斯

2014年0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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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一再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继而就是闹剧”。这是马克思的名言。但环顾当今局势，却令我们不得不怀疑，悲剧后面是否还有更多悲剧。恰逢一战爆发100周年，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暴力、欺诈和犬儒主义，却与1914年令世界陷入灾难的情况毫无二致。当时深陷其中的地区，现在也还是牵涉其中。

一战爆发是因为人们相信，军事手段能解决当时中欧紧迫的社会与政治问题。一个世纪前，德国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曾写道，战争是“政治交往延续的其他方式”。他的说法在1914年时，得到了很多政治家的认同。

但克劳塞维茨的悲剧性错误，在一战中得到了证实。工业时代的战争是悲剧、灾难和破坏，也根本解决不了任何政治问题。战争并非政治的延续，而是政治失败的标志。

一战结束了普鲁士（Prussian）王朝、俄罗斯（Russian）王朝、奥斯曼（Ottoman）王朝和奥匈（Austro-Hungarian）王朝等四大帝国政权。这场战争不仅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非命，还带来了革命、国家破产、保护主义和金融崩溃，为希特勒崛起、二战和冷战埋下了伏笔。

这场战争带来的动荡一直持续到今天。从利比亚到巴勒斯坦－以色列、叙利亚、伊拉克曾经属于多民族、多国家、多宗教的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如今再次陷入冲突和战争中。巴尔干地区在政治上继续四分五裂，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无法建立有效的中央政府；塞尔维亚也还未从1999年北约的轰炸，以及不顾它强烈反对，科索沃于2008年充满争议的独立中恢复过来。

前俄罗斯帝国的动荡同样愈演愈烈。俄罗斯进攻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其他地方不断发生暴力事件，是对1991年苏联解体的一种滞后反应。在东亚，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样是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危险。

就像一个世纪前一样，虚荣、无知的领导人正逐步走向战争，却没有解决造成紧张局势的根本政治、经济、社会或生态因素的明确目标和可行前景。太多政府采取的是先行动、再思考的策略。

以美国为例。派军队、无人机或轰炸机到可能威胁美国石油源头、窝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或有损美国利益（比方说索马里海岸海盗）的任何地方，一直是美国的基本战略。美军、中央情报局、无人机导弹或由美国支持的武装势力，也因此一直参与从西非萨赫勒到利比亚、索马里、也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广大地区的战斗。

这些军事活动不仅耗资数万亿美元，还造成不计其数的人命伤亡。但它们不仅未能解决任何根本问题，反而造成更多混乱，甚至可能引起一场不断扩大的战争。

俄罗斯的做法也没高明到哪去。俄国有段时期支持国际法，并因此抗议美国和北约在科索沃、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违反国际法的行径。

但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瞄上了乌克兰，害怕这个国家将倒向欧洲。突然，他绝口不提遵守国际法。他的政府之后非法吞并了克里米亚，并借助傀儡势力——现在看来还有俄国军队的直接参与——在东乌克兰进行一场越来越残酷的游击战争。

在这样的背景下，马航MH17的命运不仅残酷得可怕，也让我们看清了这个疯狂的世界。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瞄准并发射导弹的人仍未能确定，虽然由俄罗斯支持、在东乌克兰的叛军最有可能是罪魁祸首。但可以肯定，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所释放的暴力，已经夺走了数百条无辜的生命，并把世界进一步推向灾难的边缘。

今天的大国不存在任何英雄。犬儒主义随处可见。美国未经联合国批准擅自动武，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它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派遣无人机和秘密部队进入主权国家，也一直对敌人和朋友进行监听。

俄罗斯也效法美国，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其他邻国杀害民众。唯一不变的是草率地诉诸武力，和之后不可避免的谎言。

当前局势和1914年的世界有四大主要不同。首先，我们经历了两次灾难性的战争，一次大萧条和一次冷战。我们有机会了解有组织和集体暴力的愚蠢和无用。其次，核时代的下一次全球战争，几乎等同于世界末日来临。

第三，有了今天的技术，我们完全有机会解决导致贫困、饥饿、流离失所和环境破坏等课题的根本原因。而正是这些原因，引发了许多危险的冲突。

最后是国际法，如果我们愿意使用的话。100年前，欧洲和亚洲的交战国没有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可以提出问题——外交而不是战争可以真正成为政治的延续的场合。我们可以通过全球机构去建设和平，而确保永远不再爆发全球战争，恰恰是成立这个全球机构的初衷。

身为世界公民，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求通过外交手段来实现和平，通过全球、区域和全国性举措来解决贫困、疾病和环境破坏等问题。值此人类历史上最大灾难一百周年之际，让我们杜绝悲剧之后接踵而至的闹剧或悲剧，代之以合作和尊严的胜利。

作者Jeffrey D. Sachs是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卫生政策和管理教授、地球研究所主任。他也是联合国秘书长千年发展目标特别顾问。

英文原题：The Waste of War

andar

几千年来，人类和平从不缺乏呼吁，它缺乏机制。

andar

几千年来，人类罪恶从不缺乏声讨，它没法控制

andar

一出出闹剧不断重演：
占有的欲望疯狂汇聚，
强奸了人类仅存的少许理智，
五花八门的借口反倒成了剧本的主题

andar

一出出闹剧不断重演：
占有的疯狂欲望汇聚，
驱散了人类睡梦中仅存的少许理智，
五花八门的借口反而成了剧本的主题

andar

安倍的长征
（Abe’s Long March）

伊恩·布鲁玛

2014年07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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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联合政府决定“重新解释”战后宪法。根据由美国律师起草于1946年的该宪法第九条，当日本处于盟军占领状态时，日本放弃“将战争作为国家主权以及将威胁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手段”的权利。重新解释后，日本将能够在日本人安全受到威胁时使用武力支持盟国。

安倍之所以选择重新解释，是因为修改宪法需要获得日本议会三分之二多书批准。考虑到大部分日本人仍对武力深恶痛绝，想要保证获得必要的赞成票几无可能。

重新解释宪法几乎可能会导致中国和韩国抗议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由于安倍是前战犯的外孙，又由于他公开参拜在二战中为大日本帝国捐躯的士兵，因此中韩的抗议十分合理。

安倍与日本和平主义共识的决裂是显而易见的。但日本能够使用武力的条件十分严格，因此军国主义复辟难于上青天。更可担忧的是这对日本民主的影响：民选政府不会在连议会支持都不屑争取的情况下悍然修改宪法含义。

但是，安倍的民族主义有一个奇怪的矛盾。宪法规定的和平主义乃是美国占领日本期间所施加的战后秩序的一部分，并受到绝大部分厌恶战争的日本人的支持。与德国不同，日本没有希特勒和纳粹党来承担战时暴行罪责。相反，战后改革者相信，需要清除的乃是植根于帝国崇拜、武士道传统和极权“封建制度”等的具体的军国主义形式。

1945年以来的日本重建过程至今仍有不少令人尊敬之处：民主、妇女选举权、土地改革、言论自由等。但将动武权从主权权利中剔除具有一个重要后果：日本的安全几乎完全交给了美国，这让日本沦为附庸国地位。正因如此，从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开始，日本民族主义领导人的主要目标一直是通过修改宪法第九条恢复日本的完全主权。

这在20世纪50年代末岸信介出任首相时根本不可能。日本人还未做好准备，而岸信介本人也有污点——他在战时担任军需大臣。安倍的梦想是让它在现在成为可能——并且还要走的更远。他想恢复被日本的军事行为毁掉的昔日日本的某些方面，如爱国自豪、帝国主义制度发挥更核心的作用，甚至重新评价日本的战争记录本身。

因此，他参拜供奉帝国军士（包括臭名昭著的战犯）的靖国神社是出于敬仰。许多亚洲人（包括一些日本人）将此视为新军国主义信号。安倍希望他的参拜被视为重塑日本作为“正常国家”的国际形象。但安倍的正常化思维并不为大部分日本人所认同，更不用说其他亚洲人了。

安倍民族主义的矛盾在于，虽然他大谈主权回归和爱国自豪，但他并未让日本脱离美国的战后主宰。相反，重新解释宪法的初衷是协助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决策。

事实上，除了渴望改变战后日本秩序，安倍的举动背后的更大原因是对中国地区主宰力日升的普遍担心。只消稍稍扫一眼日本媒体，或者看一看日本书店里堆积如山的这方面的著作就可以看出日本人有多么害怕。东京的谈论话题全都是关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进犯的。

因此，安倍重新解释宪法完全不是真正与战后秩序决裂。中国实力的增加确实加大了日本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日本的主要担忧是美国不愿意冒与中国因为东海领土争端而开战的风险。除了中国的崛起，最令人担心的可能就是美国的衰落了。

日美同盟是对中国的刺激因素，中国希望美国不要插手，从而让它成为亚洲的主宰者。或者说他们的公开说辞是如此。事实上，中国的态度要比表面上更复杂、更不一致。

事实上，中国面临着残酷的选择。它要么继续生活在已经维持了很久的亚洲美式和平之下，要么直面更加独立的、拥有核武器的日本。私下里，许多中国人可能更希望是前者。

这或许是最稳定的解决办法。事实上，这充满了危险。平心而论，美军的存在仍然提供了大部分行动方都能共存的秩序；但也有可能将世界最大军事强国拖入琐碎的地区冲突，在1914年后一百年的今天，这一前景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

英文原题：Abe’s Long March

andar

安倍正中靶心
（Abe's Bullseye）

滨田宏一

2014年07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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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启动了他的的增长战略——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所谓“三支箭”。去年，这个计划的初版在日本国会提出时，期望更大胆措施的国际金融市场表示感到失望。然而，新版比初版强劲得多——全球反应也积极得多。

过去18个月，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和第二支箭——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刺激日本经济复兴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首先，它们推高了物价，国内生产总值价格平减指数（GDP price deflator）从3%下降到接近零。

此外，在上届民主党政府执政时期下降到0.4的就业岗位和申请者比例，如今已接近1.1。事实上，日本已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之势。

但安倍经济学的前两支箭很快就将形成强弩之末的势头。随着日本经济朝向实现潜在产出水平的方向前进，就业也在增长。与此同时，货币刺激将带来通货膨胀压力，而公共支出的回报将急剧下降。到那时，只有增加经济的实际生产力才能实现大幅增长。

安倍战略的核心是消除对企业成长的障碍，特别是取消或放宽监管壁垒。去监管化有望提振日本私人部门的创新和全球竞争实力（目前日本高科技产业已有优异表现）。尽管一些可以从商业监管中获益的官员可能会抵制这一政策，但其经济上的裨益加上安倍的决心，让这一政策势不可挡。

与此同时，日本将进行全面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向外国工人开放指定行业，并成立“特别经济区”。在这些经济区里，官员将获得减少农地管理等领域繁文缛节的权力。而如果有12个国家参与的大规模自由贸易协定——跨太平洋(行情 消息 资金)伙伴关系协定（TPP），能成功签署，将给日本经济带来额外的提振。

意义最大的改革也许是降低公司税，这有助于日本提振国外和国内投资。事实上，刺激商业活动将增加日本的公司税收入。

以全球标准衡量，日本当前35%的公司税非常高。尽管这比一些美国州份低（加利福尼亚州的公司税高达40%），但却高于德国（25%）、中国（24%）、韩国（24%）、英国（24%）和新加坡（17%）。

四分之一世纪前，英国和德国的公司税都高于日本。但它们后来都认识到降低公司税的好处。英国几乎是掀起了一场吸引投资的税收战争。英德两国的经验显示，短期大幅降低税率远比长期缓慢下调更为有效。幸运的是，安倍准备效仿英德的先例。

这一措施的效果在日本可能更为显著，因为目前只有一小部分企业缴纳公司税。一个原因是日本央行前行长白川方明（Masaaki Shirakawa）所实施的紧缩货币政策，导致日本经济超过15年都没能实现其增长潜力，直到黑田东彦（Haruhiko Kuroda）上任才有所改观。

日本的所谓“公司税特别措施”，即在特殊时期降低或免除公司某些税收的特别条款，也是日本经济产出缺口持续的原因之一。这些措施不但扭曲了资源配置，还往往导致企业与寻求在退休后进入私人部门的政府官员之间的勾结。取消这些措施有利于增加公司税收入，并且不会拖累增长。

安倍的增长战略可能给日本带来巨大的好处，但也会有所牺牲。更高消费税的负担将由消费者承担；跨太平洋(行情 消息 资金)伙伴关系协定将给农民带来新挑战；去监管化不利于一些官僚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企业放弃一些免税优惠也是合理的。

安倍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前瞻性改革——并表现出不惜对抗既得利益实施改革的坚定决心。如果第三支箭成功维持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安倍经济学的是非也就再无争议之处了。

作者Koichi Hamada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特别经济顾问，现为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东京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

英文原题：Abe's Bullseye

andar

中国特色的皮凯蒂
（Piket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沈联涛 , 肖耿

2014年0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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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畅销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种种机制加剧了不平等，而这些机制都基于同一个概念——r（资本回报）下降得比g（收入增长）更慢。尽管关于皮凯蒂著作的争论大多集中在发达经济体，但这一基本概念同样适用于近年来中国的经验，因此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毫无疑问，大部分中国人都从三十年来前所未有的GDP高速增长中获益。构成中国增长模式基础的固定资本投资，总体上已令整体经济受益；比如，基础设施的改善使农村贫困人口的生产率和收入得以提高。

随着投资率增至GDP的一半左右，消费的比重下降到将近三分之一。政府意识到需要实现增长的再平衡，2011年开始以近两倍于实际GDP增长的速度提高了最低工资，确保普通家庭能够获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

但是，房地产价格比工资和制造业利润增长得更快，导致一小部分房地产拥有者的资产回报速度高于中国GDP的增长。这批人还同时从强劲的信贷增长所带来的隐性杠杆中获益。结果是中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积累财富的速度显著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同类群体，更把普通中国人远远抛在后面。

事实上，尽管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降低了国家间的不平等性，但国内的不平等性却无处不在地加剧。皮凯蒂的理论框架强调了这一趋势的几个重要驱动因素。

首先，通过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全球化创造了“赢家通吃”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技术最领先的参与者通过规模经济赢得市场份额。尤其是随着全球经济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价值创造，一些品牌在全球化的高科技创意领域大获全胜，随着全球经济的繁荣，科技股的收益大增。

由此导致的收入、财富和权力高度集中，形成了一些“大而不倒”的经济实体，从而大大破坏了系统稳定性，也阻碍了规模较小的参与者的竞争力。由于实际的负利率加剧了对居民储蓄的金融抑制，全球金融体系实质上强化了这种收入、财富与权力的集中。鉴于银行更愿意贷款给大企业和有抵押的借款人，中小企业难以获得信用和资本。

另一个问题是，发达国家央行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所造成的低利率，导致长期养老基金的资本萎缩，从而减少了退休后的收入。在许多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对退休后收入不足的普遍担心正在助长家庭储蓄率高企的局面。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一不平等加剧的趋势是不可持续的，但对于如何制止这一趋势众说纷纭。右派认为应该通过更多“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来创造财富，左派则支持更多的政府干预。

事实上，这两种方法均可发挥作用，特别是在中国。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更加市场化的发展战略，但在经济领域仍保留了相当的控制权。中国需要在政策支持的稳定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之间取得平衡。

特别是，政策和制度因素导致了重要资源定价过低，从而引起了重大风险。中国的劳动力大军压低了劳动力价格，阻止经济向高收入、国内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变。同样，没有考虑外部环境因素导致自然资源（如煤炭）定价过低，助长了资源的过度消耗，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此外，旨在稳定汇率、维持低利率的政策导致大项目的资本和风险被低估。地方政府纷纷通过人为压低价格向投资者出售土地以获得发展资金，这就刺激了大量投资流入房地产开发，导致房地产价格以不可持续的高速度增长。由于房地产是银行贷款的主要抵押形式，金融风险也随之急剧上升。

如今，政府正试图通过赋予利率和汇率更大的灵活性，以降低投资者和地方政府所承担的风险。但这一转型必须谨慎推进，以确保房地产价格不会崩盘。因为一旦房地产价格崩盘，不良贷款率将会大幅增加，甚至可能引发大规模金融危机。

为了确保长期社会稳定，中国必须推动包容性的财富创造，例如建立强大的创新激励机制。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高科技公司的崛起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尽管我们也需要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即这些中国最成功的科技公司都在海外上市因而无法惠及国内的投资者，监管和外汇管制阻止了个人投资从新财富创造中获益。

另一个挑战是上证指数(行情 消息 资金)从2007年6,000点的峰值跌至今天的2,000点左右。金融资产不能带来充足的红利或资本增值，从而导致投资者转向投入房地产作为对冲通胀的手段。

中国领导人已开始致力于引导增长模式的转型，即以国内消费和高附加值生产为驱动力的新增长模式。但他们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如果能在合适的领域、合适的时间获得市场力量的帮助，新模式将追求确保财富创造的可持续性和财富分配的广泛性。如果这一努力成功，中国梦将得以实现。而失败则意味着不平等性将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加剧。

英文原题：Piket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ar

中美信任赤字
（The Sino-American Trust Deficit）

史蒂芬·罗奇　

2014年08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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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刚结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令人颇为失望。在两国于多方面都面临诸多艰巨挑战之际，此次对话缺少了一个战略。而所谓的对话，只是一系列演讲和照本宣科。更重要的是，对话没有解决日益恶化的信任赤字——这是25年来对中美关系最严重的威胁。

对话并没有在有利的条件下展开。美国财政部再一次对中国人民币提出怨言。自2014年上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了2.4%，而在此前的八年半中，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了37%。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也就东海和南中国海的领土和航道纠纷展开唇枪舌剑。

但最严重的对立是在网络课题上。对话前的两个月，美国司法部起诉了五名解放军军官，罪名包括电脑欺诈和黑客、盗用身份、经济间谍等31项。中国的反应是中止了中美关于网络威胁的军事交流。与此同时，美国无孔不入的网络间谍行为遭曝光，引起了从国会山到柏林的巨大反响，和旨在控制基本不受管制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立法，也让至关重要的美国与德国关系蒙上一层阴影。

网络课题上的指责与反指责主要集中在动机上。美国很快就对商业间谍和军事间谍做出区分。但对中国来说，这样的区分并没有意义。

中国官员认为美国国安局所构成的网络威胁和解放军所造成的网络威胁没有什么两样，特别是考虑到美国的网络入侵也以外国公司、贸易谈判代表和国际领导人为目标，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商业活动。最终，道德上的诡辩不如指责游戏本身重要，这是中美相互依存一个破坏性阶段造成双边不信任深化的一个鲜明例子。

在这样的背景下，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甚微也就不足为奇了。两国军方的网络交流尚未重启，关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尤其令人失望。这一基于规则的双赢框架能够大大促进两国市场向日益全球化的美国和中国公司开放。一年前，这一投资协定有令人振奋的突破，今年形势却有所倒退。关于哪些行业将被豁免——这一永远存在争议的“负面清单”——的明确谈判被推迟到2015年。

延迟谈判的问题在于美国即将步入总统选举周期，而关于中国的争议每逢此时就会激烈起来。此外，两极化和功能失调的美国国会也是个障碍。中国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谈判才于2001年被接纳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要完成中美贸易协定现在看来也可能需要同样长的时间。这对双方都不利，因为两国目前都面临紧迫的经济挑战。

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后的一个星期我在中国，看到中国官员们在热议服务业推动的再平衡所带来的新增长机会。在这方面可以看到显而易见的实质进展，中国的第三产业（服务业）连续第三年比第二产业（制造业和建筑业）增长更快，服务业也第一次成为中国经济中最大的组成部分。

未来还会有更多进展。中国的服务业尚在萌芽阶段，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比中等收入经济体的60％-65%水平低得多。

与此同时，中国官员明白，没有人才、制度、经验和全球跨国服务供应商的规模，朝向服务推动型经济再平衡的步伐将受阻。而最能提供中国所需的莫过于美国——世界上最大、竞争力最强的服务经济。由于美国又度过了一个表现不佳之年，人们原以为美国在对话中会特别着重这一增长机会。

美国和中国领导人都没有认识到投资协定对双方的好处让人担忧。在这一显而易见的“双赢”改革上表现不积极，显示双方要么都不太重视增长问题，要么都不愿意正视让双方陷入分歧的日益严重信任赤字，并着手解决这一紧迫问题。

我认为问题出在后者。中美两国领导人明白各自国家的增长挑战，但他们似乎都不愿意处理自去年网络问题而加剧的互不信任。从这个角度来看，指责游戏欲盖弥彰：两国都有黑客，也对各自的黑客失去控制。此外，在当今的互通互联世界中，网络黑客行为正快速增加。换句话说，网络指责游戏根本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美国和中国想就双方都面临的地缘战略和经济挑战重新沟通，那么接受网络对立问题上的共同责任便是至关重要的。7月的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失败是一个警示信号，也是双边关系正朝错误方向前进的另一证明。中美不能坐视这一状况发展下去。

作者Stephen S. Roach是耶鲁大学教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

英文原题：The Sino-American Trust Deficit

andar

2014年08月15日 05:40 AM
中国式民企困境
财经分析师 张化桥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过去一年半里，中国逮捕了数千名公职人员，赢得海内外一片喝彩。最引人注目的案件要数那些涉及**高官的，比如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但当企业高管成为目标时，反腐运动却显得不那么光明磊落。虽然民营企业的不法行为一直受到积极的曝光，但当涉案的是国资背景的企业时，调查人员却往往宁愿不去招惹是非。

人们常将腐败肆虐归咎于官员的亲信，而不归咎于为犯罪开启方便之门的有缺陷的治理。这些亲信虽然自身不担任公职，却在公职人员的纵容下窃取了大量国家财富。这只会加深中国人普遍拥有的一种模式化印象：无商不奸。

毫无疑问，一些民营企业家确实犯下了严重罪行。但这不是一切的根本，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在起作用。

1978年，邓小平成为**事实上的领袖。此后的25年里，许多国有企业实施了私有化。过去10年里，这股趋势几乎已完全逆转。举个例子：从2005年起，国有控股石油和金融机构（主要为银行）创造的利润，每年都占中国股市上市公司全部利润的五分之三至五分之四。1996年政府税收收入约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2013年这一比例已升至23%，扭转了早先大幅下滑的趋势。

就连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也说：“今年上半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44%。这个数字是相当高的。”这个数字基于一个更广泛的定义：除了税收收入以外，还有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以及国有经营性资本收入。这个比重上升得很快，按照许善达给出的数字，这个比重在3年前为31%。

许多国有控股企业都已上市，政府手中的剩余股权占比低到30%或40%。但说到谁才是公司的老板或者公司该效忠于谁，大家对此都没有疑问。中国年轻人找工作时大多选择进国企。国企招聘活动上应聘者的队伍很长，这一场景令人沮丧。

中国的民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大多数民企依然太小、太缺乏经验、太脆弱，难以成功。许多民企都是投机性质的，做上几个月或几年生意就关张。它们必须要应对公众的敌意和无法保障它们行使自己权利的法律制度。受贪婪及歧视驱动，许多民营企业家被迫寻找非法的捷径，尽管这么做会危及自己企业的未来、甚至自己的性命。

民企仍受到政府和公众的系统性歧视。比如，地方官员担心，将公共项目合同授予民企而非其国企竞争对手，可能会毁掉自己的仕途。

放贷的银行也存在这种歧视（银行高管放出的贷款若变为坏账，将面临遭解雇的风险），除非借款人有政治人脉。民企破产时，不会悄无声息地了事。倒霉的企业家要在社交媒体和国有媒体上受到大量责难，国企就不会面临这样的声誉风险。

国企主导着每一个有丰厚利润的市场：从电信到烟草，从保险到基础设施。国家放开了某些行业——零售业、服务业、农业和低端制造业——但都是些竞争激烈、利润率不高的行业。如果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被允许在中国自由投资，这位美国亿万富翁投资者肯定也会把钱投入政府所选择的利润丰厚的市场。

有限的证据显示，民企的财务业绩甚至逊于效率低下的国有部门的企业。如果算上每年破产或自愿关门的数千家民企，这幅图景就更惨淡了。

这种敌视民企的态度有着潜在的不良影响。许多投资者认为国有控股企业是风险较低的投资对象。这可以理解：过去20年，多个涉及欺诈和经营风险的案例严重伤害了民企。

这样下去必定导致国企规模更为庞大。或许这就是中国公众想要的。但是，如果中国想杜绝商业腐败，这可不是个好的起点。

本文作者著有《党的人，公司的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注定失败？》(Party Man, Company Man: Is China’s State Capitalism Doomed?)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