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随着沙钢股份(全称为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公告，一个涉及金额达258亿元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终于揭开了面纱。
而这个重组方案背后的故事，可远比公告内容曲折复杂。
真正目标浮出水面
根据公告内容，沙钢股份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苏州卿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以及发行股份购买北京德利迅达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同时拟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在本次交易中，苏州卿峰100%股权作价为229亿元，德利迅达88%股权作价为29.084亿元，两项交易合计258.084亿元。交易作价合计占上市公司总资产的比例为329.24%，占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的比例为942.55%。
此次被沙钢斥巨资收购的两家公司是何方神圣?
两家公司中，德利迅达成立于2009年12月，主营业务包括IDC(互联网数据中心)、CDN(内容分发网络)以及相关的增值服务。
然而沙钢真正的目标，并非徳利迅达公司，而是在全球排名第三、欧洲最大的第三方数据中心运营公司Global Switch。
Global Switch成立于1998年，原为英国首富鲁本兄弟全资持有。收购完成后，德利迅达总司理李强加入公司董事会担任董事长，原运营打点团队保持不变。
其实，沙钢早就开始导演这场布局大数据的戏。2015年6月，沙钢股份的大股东沙钢集团便表示，布局新能源、新材料、IDC互联网大数据等领域将是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目的之一。半年后，沙钢股份宣布与江苏智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有限合伙制产业并购基金并签署合作协议，推动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互联网数据中心(IDC)产业战略布局。
而沙钢真正的大动作出现在2016年，根据德利迅达官网消息，徳利迅达组织以沙钢团体、皓玥资本、中航信托、安信信托、平安团体为主要投资者的中资财团Elegant Jubilee，通过24亿英镑(约合206.064亿人民币)收购了Global Switch 49%的股份
这家名为Elegant Jubilee的中资财团，还与沙钢股份此次收购的苏州卿峰有着关联。
公开资料显示，苏州卿峰成立时间距今不久，“恰好”与Elegant Jubilee收购Global Switch为同一年。
公司注册资本为217.54亿元，又“恰好”略高于Elegant Jubilee入股Global Switch的投资额。
工商资料显示，公司法人代表“恰好”是德利迅达的总经理、Elegant Jubilee财团的发起人李强。
而公司股东名单再度与Elegant Jubilee“恰好”相似，出现了沙钢、皓玥的身影，此外还有个由沙钢股份和江苏智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发起设立的上海蓝新资产管理中心。
一个又一个“恰好”的出现，令人不禁猜测，这家注册仅1年半估值便达到229亿元的苏州卿峰，是否与去年赴欧收购的财团有关?
记者就此事向苏州卿峰求证，其对口工商系统的负责人直接承认，苏州卿峰就是财团Elegant Jubilee。
至此，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已浮出水面：
2016年，沙钢以主要投资人的身份加入徳利迅达组织的财团Elegant Jubilee，后者随后以24亿英镑的价格收购了Global Switch 49%的股权。
完成收购的Elegant Jubilee衣锦回国，身份变成了苏州卿峰。
2017年，沙钢股份又以258亿的价格收购了苏州卿峰100%的股权和徳利迅达88%的股权，Global Switch49%的股权就此归于沙钢。
而沙钢如今收购苏州卿峰的价格，比一年前Elegant Jubilee用来收购Global Switch 49%股权的约206亿人民币，高出近23亿元。
沙钢股份为何不直接收购Global Switch，而是时隔一年，通过涨价23亿元的方式“曲线收购”?记者就此事致电沙钢股份董秘办，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IDC的市场蓝图
此次重组后，沙钢股份将在原本的特钢业务之外，新增数据中心业务，形成双主业格局。
根据《2015-2016年中国IDC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15年全球IDC整体市场规模达到384.6亿美元，且增速为17.3%，较2014年有明显提升。
这其中，国内IDC市场规模达到518.6亿元，同比增长39.3%。报告还指出，未来几年IDC市场增速将稳定在35%以上。到2018年，中国IDC市场规模将超过1400亿元，增速将接近39.6%。
良好的行业发展前景，加之GlobalSwitch在业内的雄厚竞争力，让沙钢集团对苏州卿峰的业绩非常看好。其作为股东承诺，2017年至2020年内，GlobalSwitch将实现的净利润(该净利润为数据中心业务的净利润，未涵盖GlobalSwitch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增值收益、汇兑损益、及其他非经常性损益)分别不低于1.6亿英镑、2.1亿英镑、2.7亿英镑和3.4亿英镑(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8.6%)，且不低于本次交易中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列明的GlobalSwitch相对应的预测净利润数额。
多次公开表示要上市的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时代）终于迈开了实质性的一步。
6月15日，宁德时代在福建当地媒体发布上市辅导公告称，根据证监会等有关规定，中信建投受聘担任宁德时代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辅导机构。今年6月，中信建投与宁德时代签署了辅导协议。证监会福建监管局已于2017年6月5日受理辅导备案申请材料。截至目前，中信建投对宁德时代的上市辅导工作正在进行中。
“我们现在还不方便对外透露相关情况。”宁德时代相关人士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不过，宁德时代市场总监杨琦在去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公司计划尽早在国内上市，届时这家锂离子电池生产商将把募集得来的资金投入到新厂的建造上。
今年3月，鸿海集团发布公告称，旗下子公司富泰华以人民币逾10亿元取得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权约766.65万股，持股比约1.19%，由此推算，宁德时代的估值已经达840亿元。该估值一度引发业内的讨论，有的说偏高，有的说不算高。
●估值引发业内讨论
一位券商人士告诉记者，聘请券商辅导只是上市前的第二阶段，辅导期一般在1年以上，有效期是3年，之后再进行股票发行筹备、申报和审议等流程。
资料显示，宁德时代成立于2011年，总部位于福建宁德，在北京、江苏、上海、青海等均设有分公司、子公司，还在德国、法国分设研发、销售中心，作为一家已经发展6年时间的本土电池供应商，其市场估值甚至已经超过了国内一些整车企业。
“从辅导上市公告来看，宁德时代已经放弃了借壳，上市对宁德时代来说肯定是好事，但我个人认为，估值目前还是偏高了。”真锂研究首席分析师墨柯表示。
在迈哲华合伙人郭凯看来，宁德时代的估值的确偏高。他指出，宁德的电池技术和日本、美国相比有一定差距，目前主要受益于政策保护，长期而言，还会有更多整车企业通过合资合作进入高端动力电池领域，宁德时代的估值未来或会承受较大压力。
不过，赛迪顾问汽车事业部总经理吴辉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认为，2016年，宁德时代的收入大约是140亿元，其中利润为30亿元左右，而投资行业对于好企业的普遍做法都是按利润30~50倍来估值，以这一方法计算，840亿元估值并不算高。
事实上，宁德时代之所以能在业内声名鹊起，源于在2012年和宝马公司的合作。当时华晨宝马的首款高端纯电动车“之诺1E”的动力电池系统便是由宁德时代和宝马共同开发，由宁德时代制造。
杨琦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道，宁德时代在创业之初定位比较高，最开始宝马提供了700多页的全德文的规格书，最终宁德时代按照要求一条一条地做到了。也正是通过这次合作，宁德时代获得了宝马的认可，成为宝马集团在大中华地区唯一一家电池供应商。
今年初，宁德时代宣布投资3000万欧元参股芬兰维美德汽车，并取得其22%股权，正式进军欧洲市场；3月，宁德时代又宣布与国能电动汽车瑞典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展开技术交流与研发的深入合作。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根据宁德时代的规划，到2020年，其动力锂电池产量将达到50Gwh。
●动力电池巨头竞争加剧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5月，商务部反垄断局网站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区域，一则《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设合营企业案》的公示引起了行业内关注。
根据上述公示，上汽集团将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宁德时代新设两家合营企业，布局动力电池电芯、模块和系统。
上汽与宁德的联手被业内看成是动力电池行业的一次破局。与此同时，面对不断增长和扩张的宁德时代，曾在动力电池领域“内产内消”的比亚迪也做出了开放的决定，宣布将面向市场所有车企供货。
6月6日，比亚迪董事长、总裁王传福在股东大会上表示，动力电池外销已与几个大的乘用车品牌在谈，有的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王传福同时强调，电池外销匹配有个周期时间问题，并没那么快。无论是磷酸铁锂电池，还是三元电池，比亚迪在电池产能、品质、技术、成本优势都很明显。
此前，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比亚迪整个企业的市值在1400亿元左右，正在筹划上市的宁德时代目前估值至少也有840亿元，IPO估值能够跟比亚迪相抗衡。今年4月，研究机构EVTank发布一季度中国锂电池研究报告，宁德时代以出货量317.22Mwh位居第一，占到市场份额的28.9%，比亚迪则以出货量217.05Mwh屈居第二，占到市场份额的19.8%。
“比亚迪的开放或许也有来自行业竞争的压力。”郭凯认为。
墨柯则指出，宁德时代和比亚迪目前都处于动力电池领域的第一梯队，明显领先于其他厂商，今后宁德时代可能会进一步拉开距离。但他也坦言，比亚迪动力电池对外销售，对于大车企也同样有顾虑。
“因为比亚迪也做车，若用比亚迪的电池，电池必须与电机电控配套，整车集成也得详细了解，那么，比亚迪也就能了解到其他车企的技术，这对其他车企来说是一个顾虑，对比亚迪电池市场开拓也是挑战。”墨柯解释道。
近年来，在对中概股和内资股的沽空中，浑水（Muddy Waters）、格劳克斯研究（Glaucus Research）、匿名分析（Anonymous Analytics）等境外机构频繁活跃于一线。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统计发现，自2012年至今5年时间内，上述3家机构在“狙击”中概股和内资股的沽空战中，平均命中率高达75%，有公司在遭遇“狙击”后，停牌长达数年，甚至被逼退市。
以匿名分析为例，《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该机构官网获悉，最近5年匿名分析瞄准的中国公司悉数为在港股上市的内资股。
自2012年以来，匿名分析一共6次出手沽空内资股，其中对中国信贷（08207，HK）和御泰中彩控股（00555，HK）两家内资股穷追不舍，曾两度发布沽空报告。5年内，最成功的案例当属沽空天合化工（01619，HK）。
自沽空报告发布以来，天合化工单日最大跌幅达44.98%。报告发布后半年内，公司股价累计跌幅达44.86%，且自2015年3月起停牌至今。
据记者统计，近5年时间内，匿名分析沽空中概股或内资股的命中率达75%。不过，匿名分析对中国信贷的两次沽空收效甚微——首次沽空后，公司半年内股价不跌反涨36%；第二次沽空后，迄今（沽空至今1个多月时间）股价几乎未受影响。
作为沽空界的活跃分子，浑水也不遑多让。近5年来被浑水盯上的中概股和内资股包括新东方（NYSE: EDU）、网秦（NYSE:NQ）、奇峰国际（01228，HK）和辉山乳业（06863，HK）四家。
其中，辉山乳业和奇峰国际目前仍处于停牌中，网秦股价至今累计暴跌85.18%。也就是说，浑水近五年沽空中概股和内资股的命中率同样达到了75%。唯一“幸免”的新东方股价至今累计涨幅则达208.50%。
另一家沽空界迅速崛起的新星——格劳克斯研究，近5年共出手12次，其中最著名的一役非沽空德普科技（03823, HK）莫属，沽空致该股股价一天内一度暴跌91.19%。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发现，在过去5年时间内格劳克斯的12次出手中，仅西部水泥(02233，HK)、丰盛控股(00607，HK)和搜房网（NYSE:SFUN）幸存。
总的来说，格劳克斯在过去5年沽空中概股和内资股的命中率高达75%（沽空至今股价累计跌幅不超过10%的算“幸存”）。
此外，近5年来香橼研究（Citron Research）在中概股和内资股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曾经叱咤风云的香橼为何在港股市场销声匿迹？
记者注意到，2012年沽空中国恒大（03333，HK），是香橼在过去五年时间内唯一一起涉及中国公司的案例。沽空发生后，香橼被中国香港证监会指控发布虚假信息误导投资者，最终该机构被判禁入香港市场5年。
而自沽空报告发布至今，中国恒大的股价已经累计飙升了413.02%。
事实上，如果不计遭中国香港证监会起诉的污点，香橼在全球范围内的整体沽空“战绩”可谓斐然。
《华尔街日报》报道，2001~2014年，香橼发布的针对111家全球公司的沽空报告中，沽空报告发布后一年时间内，这些公司股价的平均跌幅为42%。S&P Capital IQ数据则显示，沽空报告发布一年后，这111家公司有90家股价都出现下跌，只有21家出现上涨。也就是说，在这14年时间内，香橼的沽空命中率高达81%。
跨界并购遭上交所18问
万盛股份难答采取“拖字诀”
■本报记者 矫 月
继重组新规发布后，相关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重组采取了更为严格的审批。
以万盛股份为例，公司刚刚于2017年5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此次重组相关议案。
议案通过不久，公司随即就于6月8日收到了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关于对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其中，上交所在《问询函》中直接抛出18个问题要求公司于6月16日前回复。
面对众多问题，万盛股份直接宣告在该期限内“无能为力”。6月16日晚间，公司在公告中直言：“由于《问询函》涉及的部分事项仍在补充、核实、论证中，故无法在2017年6月16日前完成。公司特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回复《问询函》，将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回复并发布公告。”
事实上，《证券日报》记者发现在上交所发出的《问询函》中，有部分问题提的比较尖锐，同时，也的确指出了公司重组存在的某些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上交所直接在《问询函》中质疑：“公司控制权是否因本次交易变更或不稳定。”
函中写明，预案披露，交易完成后，公司实际控制人高献国家族的持股比例将从48.08%下降为30.26%，交易对方嘉兴海大持股比例为20.39%、集成电路基金持股比例为7.41%。同时预案显示，集成电路基金所持标的资产股权全部系2017年4月份从嘉兴海大处受让，若将该股权转让还原，嘉兴海大的持股比例将为27.8%，与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较为接近。
上交所要求公司补充披露：2017年4月份，嘉兴海大与集成电路基金之间的股权转让及受让的原因、价格，结合两者的股权、出资、管理层等情况，说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为一致行动人；如为一致行动人，公司的控制权是否稳定。
此外，《问询函》还指出，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上海数珑的持股比例为3.82%。上海数珑系标的资产管理层持股平台。
对此，上交所要求公司补充披露：结合嘉兴海大的股东及管理层情况，说明其与标的资产的管理层是否存在共同创业或其他较亲密关系；如是，嘉兴海大、集成电路基金、上海数珑将合计持有公司31.62%股份，公司第一大股东将发生变更。
另外，上交所还对公司重组的标的资产的行业及财务信息进行了多方面的提问，尤其是在标的资产模拟财务报表中净利润出现亏损的情况下，上交所要求公司对此进行补充披露。
据重组预案披露，匠芯知本模拟财务报表中2015年、2016年以及2017年1月份至4月份净利润为-1.7573亿元、
-7.0677亿元、-4.0095亿元；硅谷数模自2002年3月份成立，至 2017年3月份期间，共计发行6批优先股；剔除优先股计量方式调整的影响因素后，匠芯知本模拟财务报表中2015年、2016年以及2017年1月份至4月份净利润为-3546.89万元、1794.34万元、-1862.95 万元。
根据重组预案显示，标的资产匠芯知本100%股权的预估值为37.5139亿元, 增值率为41.96%。对于标的资产的净利润亏损和37.5139亿元的估值，上交所要求公司进行补充披露。
面对18个方方面面的问题，万盛股份直接在6月16日晚间表示无法按时回复并同时要求延期。对于何时回复，公司并没有在公告中告知，只是表示：“将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回复并发布公告。”
不过，在6月16日晚间，公司发布的召开媒体说明会的公告中，公司表示，6月21日，公司将在媒体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
5月18日10时，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在南海神狐海域的“蓝鲸一号”钻井平台上宣布：我国首次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又称“可燃冰”）试采成功。中国科技工作者正式开启了通往资源储存量高达相当于千亿吨石油的“可燃冰时代”大门。这是中国能源开发的一次历史性突破，对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千亿吨石油级别的宝藏
天然气水合物是由水和天然气在高压、低温情况下形成的类冰状结晶物质，因此又称为可燃冰，意为可以燃烧的冰。
可燃冰燃烧值高，而且清洁。试采现场指挥部首席科学家、中国地质调查局“李四光学者”卢海龙说，因为压缩程度高，一立方米的可燃冰分解后可释放出约0.8立方米的水和164立方米的天然气。每立方米的可燃冰天然气燃烧产生的能量是等量常规天然气的1.43倍，明显高于煤炭、石油，燃烧污染却又比煤、石油小，更加的清洁环保。
可燃冰资源储量丰富，其广泛分布于全球大洋海域，甲烷含量是天然气资源量的60倍，估算其资源量相当于全球已探明传统化石燃料碳总量的两倍。
据试采现场指挥部总指挥、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局长叶建良介绍，可燃冰被各国视为未来石油、天然气的战略性替代能源，是未来全球能源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南海海域是我国可燃冰最主要的分布区，全国可燃冰资源储存量相当于1000亿吨石油，其中有800亿吨在南海。试采现场指挥部地质组组长陆敬安说，勘探显示，神狐海域有11个矿体、面积128平方公里，资源储存量相当于1.5亿吨石油储量。
“成功试采意味着这些储量都有望转化成可利用的宝贵能源，也就意味着中国打开了一个储存量为千亿吨石油级别的宝藏。”陆敬安说。
卢海龙说，按照当前我国使用量粗略估算，可燃冰可供我国使用一百年以上。而且目前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超过60%，可燃冰对我国能源安全及经济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
试采成功的背后，是我国海洋地质工作者在天然气开发上的奋起直追。
和国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勘探、研究可燃冰相比，我国的可燃冰研究起步要晚到1998年，但中国科技工作者只用了19年就完成了从空白到赶超的全过程。
新一批10新股启动发行，影子股炒作或再起。IPO影子股有哪些？IPO影子股名单最新一览来自每日财经网12月7日最新消息。
在证监会12月3日核准新一批10家IPO企业的发行申请后，打新盛宴将再度开启。12月4日，思维列控等10家公司发布了招股意向书，并重新启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事宜。
IPO影子股被认为是IPO开闸和科创板获批的直接受益者。有分析指出，IPO重启的最大受益者不是券商，而是拟IPO公司的原始股东们，其中包括IPO影子股。新股一旦成功上市，参股的上市公司未来资产将得到重估，在二级市场上也更易获得资金的青睐。
新一批10新股启动发行
新一批10家IPO企业为富祥股份(300497.SZ)、思维列控(603508.SH)、中新科技(603996.SH)、山鼎设计(300492.SZ)、万里石(002785.SZ)、奇信股份(002781.SZ)、可立克(002782.SZ)、桃李面包(603866.SH)、美尚生态(300495.SZ)、银宝山新(002786.SZ)。在本次10家IPO中，潜伏了众多原始股东，其中不乏上市公司。
公开资料显示，此次10只新股中，思维列控第三大股东是远望谷(002161.SZ)，2011年，远望谷以自有资金1.12亿元战略投资入股，受让2400万股，占发行前比例20%。思维列控发行价33.56元，按发行价计算，远望谷持有市值8.05亿，目前账面已浮盈近7亿；永太科技(002326.SZ)持有富祥股份1326万股，占发行前股本的24.56%，为第二大股东；大众交通(600611.SH)持有中新科技13.39万股，持股比例0.09%。
历来持有拟上市公司股份的上市公司随着IPO进程的推进会产生一波行情。例如方正证券上市过程中，持有方正证券的5家上市公司均有明显反应，市场称之为“方正”概念股。持有方正证券的5家上市公司中，其中哈投股份持有数量较多，持股比例6.44%，是第三大股东，其他4家上市公司持有数量和比例都相对有限。
在方正证券上市过程中，主要概念股表现各异。哈投股份和正虹科技不仅跑赢了沪深300，且远远好于其他概念股。哈投股份市值涨幅达23.5%，位列首位，其与概念股市值涨幅与哈投股份相差甚远。
从最近几家参股IPO的上市公司表现看，其涨幅超过了预期，如远望谷、永太科技等都是IPO影子股，在公布旗下公司上会审核的消息后，立马上涨了40%以上。
华融证券在近期研报中分析，思维列控发行市盈率22.99倍，行业市盈率为166.44倍，预计涨幅623.97%；而远望谷持思维列控2400万股，预计持股市值为58.31亿，在思维列控上市后，远望谷的市值最大可提升49.89%。而永太科技上市后仅能带来个位数的市值提升。
华融证券认为，提前埋伏于持有拟上市公司股权的股票，将获得超额的收益，但这需要相对深度的研究，目前只有部分相对成熟的投资者才能挖掘。
;TOU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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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H股上市
近年来，各地城商行上市成果显著，虽然仍与A股市场无缘，但在港股市场IPO却屡有斩获。仅去年年末就有包括锦州银行、郑州银行、青岛银行三家城商行集体上市成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股份制银行多年来却再未有一家实现IPO。
如今这一局面即将被打破，随着浙商银行在港上市临近，上市股份制银行大军中又将迎来新的一员。目前共有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其中包括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在内的8家早已在A股上市，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也均在积极筹备，而随着浙商银行H股即将上市，股份制银行正集体向IPO发起冲击。
由于目前A股市场环境复杂，包括浙商银行、恒丰银行、广发银行以及渤海银行在内的其余4家还未上市的股份制银行，均将IPO目光主要投向了港股市场。
据媒体报道，浙商将于本月16日在港进行招股，并于3月30日起挂牌交易。浙商银行将发行33亿股，每股发售价格在3.92港元至4.12港元之间，拟募资129亿港元至136亿元港元。浙商银行预披露招股书显示，2015年前三个季度，该行实现营业收入175.41亿元，归属于银行股东的净利润56.37亿元，同比增长26.8%。目前，浙商银行的总股本为145.1亿股，第一大股东是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达19.96%，前三大股东还有旅行者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和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各为9.28%、8.56%。
未上市股份制银行“壳资源”仅剩3家
而随着浙商银行H股上市临近，其基础投资者也逐步浮出面。日前，兖州煤业公告披露，将以全资子公司兖煤国际为主体，出资认购浙商银行于香港联交所首次公开发行的股份，认购股数为4亿股，预计此次投资的合计认购金额将不超过19亿港元，相当于该行发行规模的12%。兖州煤业指出，认购浙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将有利于促进公司产融财团快速发展，扩大公司在金融领域的投资力度，并有利于拓宽公司增盈渠道。而兖州煤业在参股浙商银行之前，在去年就已完成了对齐鲁银行定向增发股份的认购，共计购买了齐鲁银行2.4621亿股增发股票。
8家已经上市的股份制银行中，最晚实现IPO的是，此时距其上市也已近6年时间。
而以浙商银行、广发银行、恒丰银行以及渤海银行为代表的，则是另一队伍，即未上市的股份制银行。这些银行上市进程与第一梯队严重脱节，导致多年来上市股份制银行队伍再没有新鲜血液注入。浙商银行H股破题后，仅存的三家未上市股份制银行是否会快速跟进，进而完成股份制银行在资本市场的全家福，将是未来市场关注的焦点。
对于觊觎股份制银行牌照和未上市的优势重组地位（可以低门槛、高比例持股甚至控股）的机构或产业投资者来说，“壳资源”已经十分稀缺。
6月9日晚间，金诚集团旗下上市公司金诚控股（股票代码：1462.HK）发布公告称，金诚控股收购宝明房地产集团，并将于国内设立注册资本100亿人民币的附属公司，正式进军特色小镇房地产开发业务。
这意味着，房地产板块将正式成为金诚集团业务地图的重要组成，并以金诚特色小镇为依托，助力新型城镇化道路上“人”的城市化。
一个月前，金诚控股刚刚迎来了上市一周年的生日。在这一年的发展中，金诚控股不断融合集团多元业务，倚靠香港资本市场的透明平台和国际化资源，为金诚及金诚特色小镇发展注入能量。
此次实现对宝明房地产集团的收购，金诚控股业务将更清晰：一方面，专注基金管理，为金诚特色小镇项目提供金融服务；另一方面，金诚集团将致力把金诚控股打造成为特色小镇“金融+房地产”模式的旗舰。
纳入金诚集团麾下，以金诚特色小镇为依托的宝明房地产集团有着独一无二的发展优势。
首先，独有的用地配比模式，让宝明在土地招拍方面具备独特竞争力。受益于国家对特色小镇的有利政策，以及宝明楼盘自身优势资源、重点区块、产城融合三大特点，内外双重因素将带来巨大升值空间。其次，金诚集团拥有丰富的金融体系、成熟的金融化运作手段以及广阔的国际资本市场。第三，遍及全球的营销网络以及涵盖有象视频、金诚之星等在内的丰盛宣传载体将全面助力打动精准客户。
短期内，宝明房地产集团亦将于广布全国的52个特色小镇中积极开展项目，开发住宅，酒店及购物广场，充分彰显“金诚特色小镇‘金融+房地产’”的实力。
对金诚来说，宝明房地产集团的加入，将从人居生活的原点出发，改善居住环境。将产业、商业、房地产相融合，因地制宜满足人的生活与经济发展的需求。
农林牧渔板块年报状况大好 缘何南宁糖业战况并不喜人
受成本及糖价波动影响，南宁糖业净利润位于农林牧渔板块倒数第二的位置，如何摆脱这种周期性影响，是南宁糖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投资者报》记者 周月明
2016年还剩不到两个月，A股上市公司年报炒作大幕已渐渐拉开。据Wind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1月10日收盘，两市已有1138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16年年度业绩预告，占全部A股总数的近40%。而在这1000多家公司中，有七成业绩预喜。从行业角度来看，目前已公布的年报预告中，申万28个一级行业中，农林牧渔、汽车、医药生物、电子、计算机5大行业的表现最佳，业绩预喜者均超过80%。这其中，又属农林牧渔板块净利润翻番的公司最多。
不过，在申万农林牧渔板块85家公司中，南宁糖业(000911.SZ)今年业绩令人担忧。南宁糖业是我国最大的制糖企业之一，也是A股少数糖业上市公司之一。据其三季报数据，其2016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16亿元，同比减少了近四分之一，而净利润位于板块倒数第二的位置，亏损了2.6亿元，同比大减750%。
南宁糖业近来的生产经营情况如何？为何净利润亏损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能否有转机？《投资者报》记者近日联系南宁糖业相关负责人，但并未收到合理解释。
前三季成本高于售价
销糖节奏放缓
记者了解到，2016年前三季度，公司的制糖成本达到约6000元/吨，与此同时，南宁白砂糖均价只有5600元出头，成本价高于销售价格，使得南宁糖业不得不放缓销售节奏，前三季度销量仅为22万吨，同比减少近四成。
不过，销量大减的同时，南宁糖业前三季的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并没有节省多少，而是分别上升了14%和29%。管理费用增长是由于将两个控股子公司并表，财务费用为何大增，《投资者报》记者并未收到相关答复。
对于制糖行业来说，周期性是制约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制糖业是利用甘蔗等农作物为原料，而甘蔗的价格极易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而发生波动。例如，短期内的供不应求会导致糖价上涨，厂家有利可图，往往会争购原料扩大生产引起原料价格上涨，农民在涨价中受益后种植糖料的积极性提高，第二年往往会大面积扩种，结果导致原料供应充足和蔗糖产量上升，进而造成糖价的走低。
那么对于南宁糖业来说，经历了前三季度的业绩走低，第四季度是否能有扭转的机会呢？对投资者来说是否有较好的预期？
据其三季度财报显示，南宁糖业三季度末存货金额近7亿元，较期初的3亿元增长了125%，大量存货只是为了卖个好价钱。有数据统计，三季度末南宁白砂糖现货价达到6495元/吨，较期初已上涨了22%。若预计2016整年公司糖产量为50万吨，去除前三季度的销量22万吨，公司今年四季度有剩余约30万吨糖可销。其制糖成本约6000元/吨，若按照目前糖价走势，按6500元/吨售价计算，每吨糖盈利约500元，那剩余糖量的潜在利润为1.5亿元。若第四季度南宁糖业将这部分糖全部销出，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业绩亏损的情况，不过也难平前三季度亏损的2.6亿元。南宁糖业第四季度具体的销糖策略和节奏如何，关系到整年净利润能否扭亏转盈。
主业依赖程度最高
风险分散成问题
沪深两市共有4家以制糖为主业的上市公司，其中3家为南方的甘蔗制糖企业，包括产糖大省广西的南宁糖业和贵糖股份以及广东的广东甘化。在北方，还有一家甜菜制糖企业，是位于内蒙古的华资实业。
周期性波动对制糖产业制约明显，单一的制糖企业在经营环境、市场价格等方面往往面临极大的风险，容易导致业绩的起伏不定。为了分散风险，提高经营的稳定性，糖业企业也开始尝试走多元化道路。贵糖股份和华资实业糖产品占主业的比例约为半数，而广东甘化的糖产品只大约占主营业务收入的40%。
这其中，贵糖股份深挖产业链路线，走的是以制糖为核心，甘蔗－制糖－废糖蜜制酒精－酒精废液制复合肥以及甘蔗－制糖－蔗渣造纸－制浆黑液碱回收两条主线的工业生态链。目前其造纸的收入已经占到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四成以上。
而广东甘化和华资实业采取的多是外扩策略，重点投资有发展潜力的新产业，通过行业多元化来规避风险的办法，涉足领域包括电子产品、制药、机械制造等，产业之间关联度低。其中，广东甘化主业分散程度最高，涉及领域、品种也众多，几乎很难说是一家纯粹的制糖企业。
但相比这三家，南宁糖业糖产品在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比例仍然很高，约占八成左右，其他产品贡献很小，主业对单一制糖产品的倚赖度最高。不过，南宁糖业近年也试图朝着贵糖股份深挖产业链的方向发展。除了原有的造纸项目外，又通过配股项目增加了酒精、吸水材料及配套下游产品卫生巾等产品的生产，不过目前规模还很有限，能否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还需时间考验。
【我对股市民粹主义者韩志国、刘纪鹏等人的系统回应】--作者 刘胜军
1、中国股市的确是股民的伤心地，但不是因为IPO太多，而是因为太少。审批制通过控制IPO数量维持高市盈率泡沫，导致三大恶果：1）二级市场投资者只能“高位接盘”，注定韭菜命；2）高估值诱惑太大，导致大量劣质企业造假寻租上市；3）高估值带来的发审委含金量极高的审批权，导致证监会迷失在新股审批，而荒废了自己的主业－－监管。这么多年了，股民该醒醒了；
2、不要以为从5000点跌到3000点就是熊市了，其实现在泡沫依旧：市盈率中位数超过70倍，1000多家上市公司市盈率逾100倍。这是皇帝的新衣！！
3、 连IPO发行都恐慌的市场不叫市场，叫泡沫；
4、决定股价的主要因素是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利率，而非新股发行节奏，不承认这一点的不是投资者，是好赌者；
5、新股每周发行几家，不应证监会说了算更不能由韩志国说了算，应该市场供求决定，即注册制；
6、可以限制大小非，但为了救市而限制大小非，是悲哀的自我毁灭；
7、只要证监会忍不住关心指数，MSCI就不会接纳A股，因为没人喜欢不务正业的监管者啊；
8、支持建立集体诉讼、严格退市制度，但新股发行不能等到“制度理想化”再进行啊，否则的话：1）大量创业企业难以上市，打击创新企业发展；2）vc退出机制受阻，不利于风险投资的发展；3）优质企业被迫去海外上市。阿里巴巴、腾讯海外上市，中国股民错失数亿万亿计的机会，还不汲取教训吗？！；4）去杠杆失去一个关键机制，加大整体经济风险；
9、熊市停发新股是剥夺股民低价买股票的机会：2000年A股熊市，中石油被迫去香港上市，发行格为1.27港币，巴菲特在2002-2003年买入中石油，平均成本约1.6港币！.......7年后，中国股市疯牛了，中国股民终于对中石油这样的“超级抽血者”不再畏惧了，2007年中石油在A股上市发行价格16.7元，上市第一天收盘价43元。1.27港元给你不要，非要43元人民币抢购，这是一种什么样“人傻钱多速来”精神啊...
《财经》杂志创始人、主编胡舒立
2008年5月12日，《财经》杂志创始人、主编胡舒立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宾馆主持一场奖学金项目学员典礼。一条短信告诉她：四川省发生了强烈地震。她向身边的钱钢凑过去，请这位曾经报道过唐山大地震的资深新闻人估计这场地震带来的破坏情况。钱钢判断：至少这场地震没有发生在大家熟睡的时候。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学校正在上课，“学生们的伤亡将会很惨重。”
胡舒立出发前往北京市区，在车的后座上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工作。她指挥员工租赁一台卫星电话，并派出一队记者前往四川。身材小、健谈、好斗的胡舒立——她手下的一名记者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觉得她就像一位“女教父”——决定报道这场地震，尽管在中国，报道这样规模的灾难将有政治上的风险。当这个国家在1976年遭遇上一场大地震时，政府将报道死亡数字的新闻压了三年。
但胡舒立已经因洞察言论自由的边界而成名。自从创办《财经》十余年来，她尖锐地挑战了中国媒体梦游般的形象。《华盛顿邮报》的David Ignatius对我说，她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复仇天使”。当其他顽强的中国记者被拘捕或噤声之后很久，胡舒立仍然留在主编的位置上。在中外媒体上，她经常被描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而她仍在从事自己的事业。
不到一小时，第一位出发的《财经》记者已经在前往四川的飞机上，在他之后还有九名同事。当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强调地震“牵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心弦”的时候，《财经》正在调查死伤者的大致人数，并指出“许多受灾者仍然在等待救济物资”。
学校坍塌在钢筋水泥的废墟中。几家中国报纸质问：为什么有这么多校舍倒塌？它们针对建筑问题和遇难学生数量做出了严厉的报道（人们认为至少有5300名学生遇难）。胡舒立听说地方当局正在批评那些继续就校舍问题进行报道的媒体，但她相信《财经》可以找到报道此事的方法。她认为，一篇用正确的口吻和事实写成的报道将能够被刊出。“如果这事不是被绝对禁止的，”她说，“那我们就要做。”
6月9日，《财经》杂志刊出了一份长达12页的调查报道，语言冷静，事实可靠。根据这篇报道，轻率的经济增长，被挥霍的公款，以及对建筑标准近乎猖獗的忽视共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报道详细介绍了地方干部是如何偷工减料的，但并未提及相关责任人的名字。当我向胡舒立询问政府的反应时，她说：“他们生气了。非常非常生气。”但她和《财经》杂志都没有被惩罚。
在中国记者（或者按照党的语言说，“新闻工作者”）的世界里，五十六岁的胡舒立有着独一无二的轮廓。她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扒粪者，曾被中止记者职务，但她已经和一些中共最高权力领导人结成了可以直呼其名的亲密关系。
5. 2英尺高，身材苗条，精灵短发，一柜子色彩协调的衣服，她经常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北京闹市区的泛利大厦19层，整洁而开放的灰色砖砌空间构成了《财经》杂志的编辑部。走廊上，鞋跟敲出的急切脚步声预告了胡舒立的到来。她迅速穿过编辑部，滔滔不绝地发布自己的命令和想法，然后再次走出门去——“就像一阵风般突然和迅速”，如今在香港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钱钢说。
我认识的不止一个人都将与胡舒立聊天的经历比作接受机关枪连珠炮般的攻击。一些人对她的这种强度不太对胃口。胡舒立的一位老友，《经济日报》编辑汪郎曾经再三谢绝她加入《财经》一起工作的邀请，因为汪认为“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我们的友谊更好”。在有的观点看来，和她在一起要么令人惊心动魄，要么令人丧失勇气。她的老板，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波明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说：“我怕她！”
1998年，胡舒立依靠两台电脑和一个借来的会议室创办了《财经》。从那时起，她已经在领导这本杂志的过程中展现出了近乎完美的判断——判断多大程度的坦率和挑衅是这个政权能够容忍的。这意味着决定报道什么——那些猖獗的公司欺诈，政府对SARS病毒的隐瞒，以及一例例的政治腐败；但同时也决定不报道什么。当美国印刷媒体处于衰退的时候，中国的传媒正在成长，《财经》是第一份有望跻身世界级的出版物。“它与你在中国见到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前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为《财经》写专栏的谢国忠说，“它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奇迹。”
《财经》杂志印刷光洁，版式设计和《财富》杂志类似。它很沉，广告很多，包括卡地亚手表、信用卡、奔驰SUV。它的写作有意保持高信息密度，甚至是精英式的。比起一份仅仅拥有二十万发行量的杂志，中国的宣传官员们更可能对电视和销量巨大的报纸进行压制，后者有着以百万计的受众。但这份杂志进入了中国政府、金融机构、学术机构的许多最重要的办公室，这为它带来了非凡的影响力。最近几年，它开始通过中、英文的一对网站延伸自己的影响范围，网站对《纽约时报》的网站进行了少量的模仿。这两个网站每月吸引320万独立访客。胡舒立为杂志和网站写作专栏，并被广泛引用。她还管理着一系列吸引了共产党的经济领导来参加的会议。《财经》最新未公开的计划，是以布隆伯格和道·琼斯为目标：和香港大亨李泽楷合作一个英文通讯社，该通讯社将发布《财经》记者的报道。
当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政治学者Sam Popkin和她的妻子，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第一次目睹胡舒立做报道的时候，他想起了《The Boys on the Bus》一书对《纽约时报》记者R. W. Apple的描绘：“Apple常常每天打上百个电话。”Popkin说：“她总是在想办法弄清到底是这个体制里的谁有权力知道发生了什么。”Popkin补充说：“她是一个人体U盘，你写入信息，然后她继续去找其他人。”胡舒立的竞争对手当然记得最清楚。近20年前，时任一家主要商业报纸记者的林力博努力与她竞争对一轮闭门会谈的了解程度。他回忆说：“她甚至搞到了他们的菜单！”
1992年，胡舒立是国内第一份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的国际版编辑，她开始报道一小群在西方经济制度下接受训练的中国人回国后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与她同龄，是高干子弟。这群人将自己的团队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他们在崇文门饭店租用了一些房间，搬出床铺，设立了办公室。其中一张办公桌属于高西庆，他在杜克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回国前在理查德·尼克松位于纽约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另一张桌子属于王波明，作为前驻外大使、副外长之子的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金融，并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研究部门担任经济学家。他们赢得了一批中共明日之星的支持，比如一位副总理的女婿王岐山，具有改革头脑的政治家后裔周小川。
“我决定采访中国所有的顶级金融家，”胡舒立回忆说。她称之为自己的“家庭作业”，而时任《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的James McGregor也开始注意到，胡“与他们中的所有人交谈，从他们身上抽取信息，就好像一个研究生在同德高望重的教授们谈话一样。”作为成果，胡舒立得到了一连串的独家新闻，并逐渐和那些后来的高官建立了联系，这串名单是无人能比的：今天，高西庆掌管着中国2000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王岐山是副总理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周小川则是央行行长。
北京的很多人都想知道，早年建立起来的这些关系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胡舒立。但她坚持认为，人们高估了她和权力的接近程度。“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日，”她说，“我是一名记者，他们也把我当作记者对待。”
胡舒立的关系网看上去发挥的是更微妙的作用。她将自己置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边缘，置于共产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现实的边缘，置于维护中国利益和拥抱世界的边缘，并已成为一名无价的沟通者、翻译者。2008年奥运会的几周前，中国政府麻烦缠身，看上去开始变得粗暴起来。她利用一篇社论谴责了发生在警察和记者之间的冲突，劝诫大家“自信、开放、友好”。“用英语来说，”她补充道，“（中国的奥运组织者们）应该‘take it easy’。”这是一种高明的角色。另一次，胡舒立需要为广受瞩目的年刊选择一幅封面照片。编辑们将选项缩小为两个：一幅是古板的新闻图片拼贴，另一幅则是一个看起来尖锐的镜头：一个女子走进沙尘暴之中。胡舒立更喜欢那副看起来挑衅的，但最后一刻她又犹豫了。
“这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吗？”根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她这样问道。“它是否太负面？”有人争辩说，它展示了中国最好的一面——它的决心，胡舒立笑了。“我能解释它，”她说。
中国的媒体不再完全是温顺的绵羊，但在这个喧闹的经济体中，媒体的自由度仍然低于其他行业。《财经》和它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是少数派。去年九月，新华社在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报道，详细介绍神舟七号是如何完成它的第30圈绕地飞行的。这则报道有相当多吸引人的细节，比如“调度员坚定的报告声，打破了全船的沉寂。”但不幸的是，那时火箭都还没发射。（后来新华社道歉说自己误发了一篇“草稿”。）在中国两千份报纸和八千份杂志中，《财经》和其他几份金融报纸是少数具备独立声音的私营出版物。（所有中国媒体都被要求拥有一个挂靠单位，尽管挂靠单位对各媒体的干涉情况各不相同。而作为香港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财讯传媒集团是由十五名个人投资者控制的。）
中国的领导层对媒体改革一直谨小慎微。“中国的报纸、广播和电视永远不再会被允许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战斗前线。”……
当一家媒体第一次触犯宣传禁令时，会得到一张和足球比赛中类似的“黄牌”警告。有记者说，如果一年之内得到三张黄牌，那么这家报纸或杂志就要被关了。（根据国家通讯社的报道，2004年，有338份出版物因发布“内部”信息而被关停。）但编辑们需要自己猜测他们可以走多远，需要自己计算越过一个未经定义的界限的风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名誉教授Perry Link将这种审查方式比作“盘在头顶吊灯上的一条巨蟒”。“通常，巨蟒不会动弹，”他在2002年的《纽约书评》中写道，“它不需要动。它觉得没有必要明确自己的禁令。它那沉默而持久的信息是：‘你们自己决定’。在它的阴影下，每个人都往往会作出或大或小的调整——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第一次乘出租车去胡舒立家的时候，我确信自己迷路了。和她的很多编辑记者同事不同，她并不住在北京新建的高层住宅楼中。她和她的先生，中国传媒大学影视教授苗棣在一群老式住宅楼中拥有一套三居的房子，窗外是枝繁叶茂的花园。1950年代，这里的房子是提供给共产党干部的专用住所，政府将一部分空间分给了胡舒立的父亲。隔壁则是中国的旧媒体要塞，住着国家广播台的总部人员以及电影电视的审片者。
胡舒立上班需要开20分钟的车，这段车程将她从一个世纪带到另一个世纪。当她到达《财经》办公室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就在她隔壁。最近一个下午，她上班迟到了，而迟到的原因则是一场特殊的约会：胡舒立决定给自己的高层编辑们换一身新衣服，她召来了一个裁缝。随着《财经》杂志的声望越来越高，她的员工们也将更多的时间用来面对公众或是海外人士。“外国人总这么穿，”她一边匆匆走向自己的车，一边满意地拉拉自己的贴身上衣。她和自己的编辑们达成协议：每人去买一套新衣服，杂志社就掏钱再给他们买一套。裁缝抱着一堆套装走进了会议室，员工们陆续进来试衣。
“这里看上去太宽松了吧？”37岁的执行主编王烁正在试一套精致的灰色条纹上衣时，胡舒立拉着衣服的腋下说。被老板戳着自己身体的王烁展现出茫然忍耐的表情，这种表情我在被放进浴缸的狗身上看到过好几次。
“已经很紧了。”王烁提出抗议。“他已经感觉很紧了。”裁缝说。“继续！”胡舒立说，“想想电影里的007。就要那样！”
这种要求与其说是出自美学的，不如说暗示了胡舒立对国际化有些夸张的追求。一位善意的美国教授曾经劝告她说：“如果你在中国当记者，你将永远不能真正进入国际主流。”她看上去决定要证明他是错的。
在母亲的家族这一边，胡舒立生于一连串共产党记者和知识分子之后。她外公胡仲持是知名的翻译家，也是《申报》的编辑。而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创建的出版社则出版了《鲁迅全集》以及埃德加·斯诺和约翰·斯坦贝克作品的中文版。鲁迅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也是胡愈之家族的好友。
胡舒立的母亲曾是《工人日报》的高级编辑，父亲早年在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后来成为一名激情燃烧的地下共产党员，之后在工会任中级职务。他们将自己年幼的女儿取名舒拉，以纪念一位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1970年代，她将名字改为舒立，一个更常见的女名。
胡舒立对于中国对待知识分子变幻无常的态度有着敏锐的理解。她的叔祖父胡愈之在文革前曾是文化部副部长，“但我们却被告诫：不要对其他人谈及此事。”胡舒立告诉我说。她的直率屡屡让父母忧虑。“我不太守规矩，总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后来她进入了带有精英色彩的北京101中学就读，这里曾经是很多共产党干部后代学习的地方。学生们可以有特权接触到当时被禁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专门为有限的党内精英印刷的凯鲁亚克、塞林格和索尔仁尼琴作品译本。胡舒立还从家中拿书出来，藏在自己的枕头底下，直到她可以和朋友们交换书籍阅读。
胡舒立13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她的学业也被迫中止。作为一名表现突出的编辑，胡舒立的母亲在报社被批斗，被软禁于家中。她的父亲被发配去做二线工作。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胡舒立成为了一名红卫兵，在全国串联。当运动陷入暴力的时候，她从书中寻找庇护，努力保持接受教育的样子。“那是一个非常困惑的时期，因为我们丧失了所有的价值，”她说。在16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她被派往农村干革命。
“很荒谬，”她发现农民们丧失了干农活的所有动力。“他们只想在地里躺上两小时。我问：‘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他们说：‘你怎么能想这个？’”她继续说道：“十年后，我意识到一切都错了。”胡舒立的姐姐当时在一个邻村，她后来写了一本书《走出熔炉》，描述上山下乡运动是如何永远改变他们那一代人命运的。它“埋葬了他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梦。”她写道。
两年后，胡舒立参军了——几年之后，她又因此加入了共产党——她被派往江苏北部农村一所偏远的医院，一待就是八年。她在餐厅工作，养猪，帮忙看门，运作一个小小的广播台，播放音乐和通知。1978年高校复课，胡舒立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了渴望已久的位置。新闻系并不是她的第一志愿，但它是这所学校所能提供的最好专业。她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系里唯一一名穿军装上学的大一女生。“班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她是谁，”苗棣回忆说。当时，来自一个北京军人家庭的苗在历史系学习，一节英语课上认识了胡舒立。苗棣也曾被下放，他们都怀有一种类似的不满。1982年，他们结婚了。
大学毕业后，胡舒立加入了《工人日报》。在进行了一些早期的调查报道之后，1985年，她被派往东南沿海城市厦门的记者站。这个地区被指定为发展市场经济的试点。在那里，她发展了自己建立关系网的能力，她与市政府的每一个人见面——包括和市长打桥牌。在她采访的人当中，有一位前景看好的年轻干部，当时担任副市长，他就是习近平，一位政治局委员之子。习是一名亲市场的忠诚党干部，他成功建起了一座主题公园，这给他带来了“财富之神”的称号。今天，习是中国的副主席，并被认为是主席的接班人。
1987年，胡舒立获得了前往位于明尼苏达的世界新闻研究所进行五个月研究的机会。这段经历有如天启。“我整晚地阅读圣保罗先锋通讯社的新闻”，她说，她对这家通讯社的规模感到惊奇。（那时的《工人日报》只有四个版。）她与《费城问询报》的调查记者见面，并在《今日美国》实习。回国后，1989年春天的运动激发了北京新闻界的活力，在几周的时间里，报纸从审查制度中解放出来。包括胡舒立在内的许多记者加入了游行队伍。6月3日晚军人镇压，胡舒立回忆说，“我到街上去，然后回到办公室，说‘我们应该报道此事’。”但决定已经下达：“报社决定就此事不发一言。”和运动的牵连让她付出了代价。许多说话的记者被解雇，或被放逐到外省。苗棣认为胡舒立可能被捕，最后，她被停职十八个月。
她利用这段时间写作了《美国报海见闻录》，这是第一本审视美国媒体与民主关系的中文图书，内容包括对水门事件和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的描述。在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中，这曾是一本必读书。她在书中向同行们提问：我们当中的谁“能够身先士卒，做一些类似于美国媒体所做的事情”？
1998年，胡舒立接到了王波明的电话，王是那个在宾馆里搭起办公室的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创建者之一。他准备办一份杂志，想让胡舒立来运作。胡舒立提出了两个条件：王波明永远不能干涉她的编辑部，并且提供一份两百万元人民币的预算，用以支付严肃报道的差旅费用，以及给记者们提供高到能够防止他们收受贿赂的工资。王波明同意了。这并不是什么慈善施舍，他和他的那些在政府里决意改革的同伴们将这份杂志视为他们经济现代化决心的延展。
“你需要媒体的作用来向公众揭示事实，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帮助政府发现弊病，”王波明最近在他位于《财经》总部楼下大而乱的办公室对我说。他是那代人当中的典型代表，在美国接受教育然后回到中国。他头发浓密，黑中带着点点灰色，戴Ferragamo的眼镜，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具备中英双语的幽默感。当他谈起胡舒立的时候，脸上划过一种不耐烦的表情，这是因为他最终得到的东西比自己最初指望的要多。“我们没有料到一起到来的还有这种程度的风险，”他说。不过王波明的言谈中也流露出：他敏锐地感受到了胡舒立对中国的重要性。“当年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需要自己挣学费，所以我给唐人街的一份报纸打工——《中华日报》，”他说。作为一位初出茅庐的新记者，他喜欢抓住每一次发掘一条线索的机会，他体会到了“无冕之王”的感觉。
《财经》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风格。1998年4月，它的创刊号做了一则爆炸性的封面特稿，报道对象是琼民源案：一家地产公司虚报利润后股价涨了四倍。《财经》报道说，散户投资者损失了几百万元，而事先得到消息的内部人员则早已卖掉股份。监管者愤怒了，他们指责《财经》无视新闻纪律，王波明的高管们不得不一起前往监管者的办公室做检查。
每一则报道都在修正着胡舒立对自己能够走多远的计算。2002年，一名25岁的《财经》记者在浏览海关记录时发现，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银广夏股份在网上发布了一则伪造的8700万美元利润单据。这则报道的政治风险很高，因为一批高层领导已经参观过该公司，并提出了表扬。王波明很担心《财经》会因刊登此报道而被关掉，他做了一件自己表示永远不会再做的事情：出刊前给党内一名高官打电话求得批准。“他问：‘这则报道是真实的吗？还有没有什么疑问？’”王波明回忆说，“我说：‘报道绝对真实，但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他说：‘如果是真的，就出吧。”“报道刊出几小时后，银广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们先后被送进了监狱。
不过，奠定《财经》地位的决定性时刻还要等到几个月之后。那时，记者曹海丽到达香港，发现火车站月台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戴着口罩。究竟是怎么回事？她通知了胡舒立。中国媒体当时已经在报道一种神秘的新型病毒，但卫生部官员向公众保证：病毒得到了控制。广东省的报纸编辑们被私下要求编发让大家对病毒放心的报道，一名编辑回忆说，有的要求甚至细致到了用怎样的字体。但这些限制并没有影响到广东省之外的媒体。“我买了很多关于呼吸系统疾病、传染病和病毒的书，”胡舒立说，她的员工们也开始寻找政府声明中的谬误。同时，《财经》的编辑们跟踪着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根据网站记录，SARS病毒感染病例在中国持续增长，而政府却在继续否认。《财经》的报道口吻严肃，提出质疑，但并没有真正指责政府在说谎。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财经》出版了每周一期的SARS增刊。最终，杂志碰到了底线。“《财经》正准备出版一期反思SARS的杂志，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成员David Bandurski说，“政府送来了禁令：‘不，不能这么做，现在就得停下。’”
渐渐地，胡舒立能够精确地感觉到一个敏感的话题何时才能够安全地进行报道。“你能感觉到她在作调整，”原《财经》编辑王丰告诉我说。“比如说，在周一的编辑会议上她可能决定做某个内容，编辑记者们就去做。到了周三的会上，她可能会说：‘知道吗？我得到了关于此事的更多信息，我们不能谈它了，或许我们应该把目标调低一些。’”在极其敏感的政治腐败案中，《财经》的调查记者经常花几周几月的时间收集信息，然后等待机会。很多情况下，一旦新华社发布了关于某官员被捕的简短消息，《财经》已经准备好了一则详细的报道。6月8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一句话新闻，称深圳市市长被调查；29分钟后，《财经》就发布了一篇深度报道。
SARS之后，《财经》从未完全退至商业新闻的界线当中，尽管今天人们认为它“只是在监督经济”的看法让它获益。随着《财经》的独家新闻不断累积，银行业监管者开始召集记者寻求指点，而不是记者去找监管者。更令人满意的是，西方媒体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并相信《财经》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杂志的成功和声势已经在自我强化：它已经走得够远，以至于政府里的保守派已经无法确定其他哪些官员在支持着它。
紧接着，《财经》因为走得太远而得到了第一次教训。2007年1月，它的封面报道《谁的鲁能》描述了一群投资者是如何用微薄的代价换得对一个庞大集团的控制的，这个集团的资产从发电厂到足球俱乐部无所不包。《财经》报道说，鲁能集团当时市值超过100亿美元，但一个鲜为人知的私营公司仅仅花了不到5. 5亿美元就得到了鲁能92%的资产。国家监管者没有得到这桩交易的通知——这是法律上的通常要求——此外，混乱重叠的董事会和股东看上去就是为了模糊公司新所有者的身份以及他们资金的来源。《财经》发现，近一半的收购资本来自一个难以追踪的源头。
在《财经》试图刊出一个简短的后续报道之后，当局命令网站删除这篇报道，报摊撤下杂志。据说《财经》上海记者站的员工被要求用手撕掉杂志。“每个人都觉得被羞辱了。”一个曾经的编辑说。
从那以后，《财经》不时因鲁能调查而被谈起，但胡舒立并不想谈这一事件，她将与政府发生冲突视为杂志“最大的灾难”。
2007年，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授予胡舒立一个奖项，以表彰她的“良知和正直”。这个奖项是完全应得的，但它却将胡舒立置于稍微有些尴尬的同伴当中：之前的获奖者包括一位伊朗的编辑，她因自己杂志的报道而屡屡被召至法院；还有一位津巴布韦的编辑，他曾被军方逮捕并施以酷刑。
胡舒立并不像地下出版物的编辑那样生活在社会边缘，也不在异见份子的宣言上签字。她充满怀疑精神并饱含激情，但她的文章却引人瞩目地很少带有义愤。当她在专栏和社论中进行批评的时候，她使用的是忠实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的语言。在2006年的社保案之后，她并没有质疑一党政府的道德险境，而是强调中国脆弱的财产公开法律致使官员们的亲属和同僚获利。在2007年一篇题为“中共十七大之公众期待”的文章中，她表示：“当前民间积怨最大者莫过于官场腐败蔓延，权力缺乏制衡。”她继续写道：“有些论者总是担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导致社会不稳定，殊不知政改裹足不前才会成为动荡的温床。”换句话说，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是巩固权力，而不是丢失权力。
四川地震一周年之后不久的一个6月下午，我在胡舒立的办公室里问她：为什么其他媒体因为报道校舍坍塌而被处罚了，但《财经》没有？“我们从不用非常感性或者不正式的语言说话，比如‘你说谎了’，”她说，“我们尽力分析体制，谈论一个好的设想或愿景为什么无法变为现实。”
如果一家中国报纸详细列出了批准建设不安全校舍的官员名单，它可能会在承担公共责任上为自己加上一分，但这种调查行动同样会让报纸非常容易受到小气的政治报复。胡舒立说：“我们努力不给那些不愿意被批评的干部们留下任何把柄。”最终，她说，重要的问题不是“哪些人在十五年前没有使用质量好的砖块”，而是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她说，“我们需要监督和制衡。我们需要透明。我们用这种方式表达，没有简单的说辞，没有口号。”
这种方式能够对那些真正想解决问题但又不愿放弃权力的政府内部改革者产生吸引力。一些中国记者说胡舒立最伟大的能力是让一个利益集团与另一个对抗，不论是依靠放大中央政府铲除腐败市长的努力，还是依靠政府一派反对另一派的计划。根据这种说法，它能让最具权力的集团留下来，而你也能做出真正的——甚至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新闻。然而危险在于，随着《财经》的影响力的增加和金融利益的增长，杂志可以选择承担更小的风险。最近，一位读者在《财经》的网站上发表评论说：“《财经》越来越主流了……批判思维的味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旨在吸引读者和订阅者兴趣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缺乏灵魂。”
在绝对的禁区上，《财经》被证明是相当注意中国政府观点的。当上周乌鲁木齐发生民族暴力事件时，杂志派出了两名记者，他们在当地的报道描述了暴力及其带来的破坏，但他们的早期报道并没有冒险去调查造成骚乱的深层原因。同样地，西藏骚乱在少数民族中引发对当局的不满15个月以来，《财经》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这个话题。
不久前，我和中国最活跃的报纸之一《南方都市报》的前主编程益中一起吃了一顿午饭。程益中因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报道而成名。当时该报记者发现，孙志刚被带到了收容所，后来被打死。表面上看，收容所是为了安置流浪汉和亡命者，但收容制度却广受非议，因为它给予了警察在大街上要求人们出示身份证和暂住证，并可以没有理由地关押他们的权利。那些不能缴纳罚款的人可以通过为看守所运营的农田和工厂干活而获得释放。后来人们发现，孙志刚在街上被警察拦住并逮捕，尽管他坚称自己证件齐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对收容制度的愤怒浪潮，该报和其他报纸的后续报道显示，收容制度对于地方警察来说有利可图，并已孵化出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包括七百个收容所。根据报道，最少在一个地区，收容站购买收容者以获得更多的收入。2003年8月，此案促使中央政府废除了收容制度，这是中国媒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一个令人惊奇的案例。但不到一年，程益中就被捕了，他的两个同事也因“非法挪用编委会奖金”的罪名入狱。此案被广泛认为是报道孙志刚事件以及之前的SARS带来的秋后算账。程益中在狱中度过了5个月，现在做一份不太为人所知的媒体工作。他的两个同事则被判了更长时间的徒刑。
我问程益中：为什么胡舒立的遭遇如此不同？他说，《财经》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度，这将它置于低级官僚的势力范围之外。但他同时指出了差别所在：他的报道旨在从根本上消减警察的权力，而《财经》的关注点则是提升政府的工作。“《财经》的话题没有影响到根本的统治体制，因此它相对安全，”他补充说，“我不是在批评胡舒立，但《财经》在某些方面是在为一个更具权力或一个相对更好的利益集团服务。”
不出所料，胡舒立的看法有些不同：“我们不考虑这个或那个集团——我们考虑的是整个体制，以及所有能够达成改革的东西。”
承认体制权威，然后谨慎地追求它的改进，这种策略决定了《财经》的过人之处，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曾是新闻人的钱钢告诉我说：“洪水凶猛，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中国，我们认为‘水滴石穿’。”
胡舒立则更喜欢一个更加喧闹的比喻。她说：《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皮海洲:若任凭IPO带病发行 则将第10次暂停
时间：2017年06月17日 08:12:59 中财网
要想IPO保持正常节奏不被叫停，不是靠几篇文章，靠一群利益中人在市场上叫喊着为自己壮胆就可以，而是必须要面对IPO制度所存在的致命问题，并将这些问题加以解决。否则，市场迎来历史上的第10次IPO暂停只是时间问题。
在5月26日、6月2日连续两周核准IPO公司数量下降之后，6月9日证监会核准的IPO公司数量出现大幅反弹，达到8家。较6月2日核准的4家公司增长了100%，较今年常态化的每周10家只少了两家，IPO表现为再度提速之势。
为了支持IPO的提速，主流舆论集中火力对A股历史上9次暂停IPO的做法进行了炮轰，表示“每次IPO暂停后，市场趋势都并未就此扭转”，以此来对暂停IPO的做法予以否定。
回顾A股市场的历史，确有9次为了救市而暂停IPO的记录。但从9次暂停IPO的情况来看，“每次IPO暂停后，市场趋势都并未就此扭转”的说法明显是不成立的。比如，1994年7月30日第一次暂停IPO，A股就此告别333点的历史大底走出大幅上涨的走势。又比如，2005年5月25日到2006年6月2日的IPO暂停，暂停后股指再一次在历史大底998点企稳，并最终迎来到目前为止A股市场历史上最大的一轮牛市行情。也正因如此，我们怎么能说“每次IPO暂停后，市场趋势都并未就此扭转”呢？
当然，也确实有IPO暂停并未改变市场下跌趋势的案例。最明显的就是2015年7月4日的IPO暂停。暂停IPO的目的是由于当时股灾的发生而进行的救市行为。但这一次IPO暂停并没有改变股市下跌的趁势，毕竟在此之后，股市还发生了股灾2.0。而股灾3.0则是发生在IPO重启之后。但尽管这一次的IPO暂停并没有改变股市下行的趋势，不过，暂停IPO的意义也是不容抹杀的。因为暂停IPO，股市下跌的速度得以放缓，使2015年的股灾最终没有演化为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作为舆论方面，不能因为暂停IPO没有改变股市下跌的趋势，就此否认暂停IPO的积极意义。
我们还应该看到，暂停IPO都没有改变股市下跌的趋势，这并不意味着就不该叫停IPO，而是由于股市堆积的问题太多，从而导致市场积重难返。比如2015年股灾期间的救市，由于杠杆的大量使用，导致股市出现疯牛，导致市场出现大量泡沫。这当然不是叫停IPO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叫停IPO在当时又是有必要的，因为它至少在当时缓解了股市下跌的趋势，同时也有利于稳定投资者的情绪，使股灾没有发展成为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所以，即便暂停IPO没有改变股市下跌趋势，这也不是暂停IPO的过错，而是由于A股市场存在问题太多。从管理层来说，有必要在暂停IPO的同时，进一步来解决困扰A股市场发展的各种问题，而不是放任这些问题长期存在下去。当然，这更不能成为加速IPO发行的借口。因为暂停IPO没有改变股市下跌的趋势，所以要继续推进IPO，甚至还要加速推进IPO，这明显存在逻辑混乱的问题。就像一个重病人，对其输血尚且不足以让其马上恢复健康，相反，还要在其身上进行抽血，甚至还要加大抽血的力度，这不是要进一步加重病人的病情吗？
所以，对于A股市场历史上暂停IPO救市的积极意义，舆论方面不能一味予以否定。毕竟从救市当时的市场环境来看，这种救市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虽然这种暂停IPO的做法，有时没有改变股市下跌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暂停IPO就没有必要了，而是由于股市堆积的问题太多，还有太多的问题没有解决。就像当下的股市，要想IPO保持正常的节奏不被叫停，不是靠几篇文章，靠一群利益中人在市场上叫喊着为自己壮胆就可以，而是必须要面对A股市场上所存在的问题，尤其是IPO制度所存在的致命问题，并将这些问题加以解决。只有如此，IPO才有望保持正常的速度继续下去；否则，任凭IPO“带病发行”，问题越积越多的A股市场迎来历史上的第10次IPO暂停只是时间问题。不信，走着瞧！
李志林:认清IPO大争论的实质
时间：2017年06月17日 08:07:59 中财网
近一个月以来，市场围绕着IPO大跃进问题，发生了空前激烈的大争论、大辩论。双方针锋相对、水火不容，每天都有新鲜的内容，吸引了亿万投资者的眼球。
这是全民资本市场意识的大觉醒，投资理念的大洗礼！
尤其上周末证监会核发新股额度从4家又恢复到8家，于是，市场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本周大盘随之跌了35点，又收出了周阴线。
一、这场大争论的实质是什么？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搞IPO大跃进，对还是不对？
监管层、四大证券媒体，以及IPO利益链上的相关人士一致认为：加速IPO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可以加大直接融资比例，因此理所当然地应该将这种大跃进加以“常态化”。
站在二级市场广大投资者利益一方的相关人士则认为：中国股市只用了27年就达到3200家上市公司，相当于有117年历史的美国道琼斯市场的规模，这本身已经是罕见的扩容大跃进了。尤其是在2015年罕见股灾发生后不到两年，市场从5178点跌至2638点，现刚刚恢复到3000点以上，就迫不及待地搞每周发10家新股的全世界股市都前所未有的扩容大跃进，这显然是不顾市场实际、超越客观条件、违背科学发展观的冒进行为，必然会遭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2、加速发新股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吗？
赞成方将这一有文件出处的提法，作为加速IPO最振振有词的理由，似乎让人无法反驳。
但是，另一方则认为：适度的IPO，从严质量标准的IPO,支持一批扎扎实实、长期从事实体经济、并有做大做强雄心的企业IPO，确实是为实体经济服务。
但是，事物一旦过了度，就会走向反面。当人们发现，今年前5个月就有103家上市公司大股东，上市没几年就进行顶格式减持、清仓式减持，几十亿资金到手，告别了实体经济的事实，惊诧于今年前5个半月高速发行了220只新股、融资1400亿，而股市市值却损失了6万多亿这个得不偿失的数据，不能不认识到“加速IPO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口号的虚伪性和脆弱性。
3、加速IPO真的是让更多的优质企业上市吗？
诚然，股市是需要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是需要不断注入优质上市公司的新鲜血液的。如果真的像有些人所说，新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是优质公司，那倒也罢了。
问题在于，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2016年至今上市的453只新股中，已有34家占比7.51%的公司，今年一季报出现亏损；有107家占比23.62%的公司，一季报业绩大幅下滑。二者合计，劣质企业混迹上市比例高达31.13%，为27年股市历史上绩差新股比例之最。
这就把“加速IPO是让更多优质企业上市”的假面具撕得粉碎。这显然是成百上千家企业千军万马抢着过IPO独木桥的扩容大跃进，管理层只追求数量不注重质量，没精力监管和放松监管所导致的必然恶果。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中国股市上市公司的质量就会越来越差，所谓“要命3000”必然演变为更大的灾难。
4、市场关于适度放缓IPO节奏的要求有错吗？
有人先是用偷换概念命题的手法，把广大投资者要求适度放缓IPO节奏，变成了“要求暂停IPO”，加以大张鞑伐。当被指正后，继续把矛头指向了市场“适度放缓扩容节奏”的诉求，指责其“用心歹毒”。
而亿万投资者则认为：牛市和市场行情火爆时，可多发新股；熊市和市场低迷时，应少发新股。这是天经地义的，也是管理层的调控艺术。
经济发展速度过快，必然会引发资金和资源的过度开采，引发环境污染、通货膨胀、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股市若扩容速度过快，也同样会从量变到质变，引发股灾和金融风险，损害实体经济。因而，理智的管理层也必须对IPO扩容加以限速。近期市场强烈要求放缓IPO，非但没有错，而且合情合理。
5、股市下跌真的与IPO加速无关吗？
本周一，四大主流证券媒体同时发文，再次众口一词地称，股市下跌是由股市内在因素所决定的，与IPO加速无关。引起市场一片哗然。
因为，他们都是监管层用行政权力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指定媒体，本身就违反了政府部门利用权力要求企业向某些部门缴费的规定。拿了别人的东西手短，吃了别人的东西嘴软。因此，四文所言，就变得毫无公信力和说服力。
而绝大多数投资者，包括很多没有经济、金融专业高学历的人士，都懂得一个最基本、最浅显的道理：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当供大于求时，价格必然下跌；每周发10家新股、一年发500家新股，股市必然被吓瘫。
如果连这个起码的常识都不愿意承认，连市场资金对加速扩容的承受力都毫不考虑，还闭着眼睛说瞎话，公然予以否认，那么，显然失去了新闻工作者的正义、客观和良知。
6、加速IPO可证明A股市场估值太高、泡沫太多吗？
有人认为，既然现在新股上市后还接连涨停，至今还没有一家新股破发；既然A股的中值还高达70倍市盈率，100倍市盈率的个股有1000多只，就表明，目前A股市场的估值太高、泡沫过多。因此，加速IPO是很有必要的“挤泡沫”良药。
但站在客观公正立场的理性人士则认为，对A股的价值判断，必须用科学的比较法。
一是纵向比较。即与历史上A股的低点比较。如2005年的998点，2008年的1664点，当时估值是21倍市盈率左右，而现在只有17倍。
二是中外比较。美国道琼斯指数是按30个成份股统计的，估值是18倍市盈率，香港恒生指数是按33个样本股统计的，估值是16倍市盈率，而中国股市上证指数是按所有股票加权平均统计的市盈率，才17倍。显然中国股市的估值是比国际成熟股市都更低的。
三是相同参照系比较。如果采集成份股进行估值比较，那么，与道指和恒指估值具有可比性的，应该是上证50指数，只有11倍市盈率，也是全世界最低估值。如果认为A股中值70倍市盈率作为估值过高、泡沫太多的依据，那么，就请拿出美国股市和香港股市的中值市盈率，以及加权平均市盈率。这种一一对应的进行，才符合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才有说服力。
如果说11倍市盈率的上证50指数，13倍市盈率的沪深300指数，加权平均17倍市盈率的上证指数，还算估值太高、泡沫太多，并且作为加速IPO的理由的话，那么请问：现半数股票已跌破了股灾3.0版的底部2638点的股价，如果这是跌得合理的话，那么，两年前开始，政府在3700多点、3500多点、2850点、2638点派国家队来救市，岂不是多此一举？
如果说半数跌破了2638点价位的高成长的中小盘股都没有价值，那么请问，2015年4月13日两大权威媒体发出《4000点只是牛市新起点》的文章，岂不是疯了？！响应两大媒体号召、在4000点上方蜂拥入市的广大投资者的巨额亏损，该向谁去索赔？
7、到底谁是改革必须打破藩篱的“利益集团”？
“改革必须打破利益集团的藩篱”，这是习总书记改革论的核心观点。
所谓“利益集团”，顾名思义是指：地位显赫、占据强势、获利最大、抱成团的利益一致方。
股市中的“利益集团”便是指：在IPO利益链上，持股成本最低、数量最多，上市后凭股权市值就身价数十亿和上亿，减持后便获利极为丰厚的上市公司大小股东；上市前突击入股的权贵（本人或者亲属）；承销商、法律和会计中介；风投和创投，以及与之利益相关的媒体或媒体人（包括离职者）。
然而，令人可笑的是，当这些利益集团的人士在不遗余力、大张旗鼓为IPO大跃进大造舆论时，却倒打一耙，竟然对反对IPO大跃进、要求适度放慢IPO节奏、在4轮股灾中不断被割韭菜的损失惨重的投资者伤口上再撒把盐，把他们说成“也是利益集团利益链上的一环”，其用心是多么不良！
习总书记曾说过：“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衡量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标志，就是看广大人民群众有没有获得感”。应当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在多数领域里，是有着强烈的获得感的，因而是忠心拥护改革和深信“中国梦”会实现的。
唯独在股市领域，连续8年熊冠全球，被全球各国大牛市的浪潮远远地甩在后头，广大人民群众非但没有获得感，还连年被当成韭菜，割完一茬又一茬，使“中国梦”变成了“噩梦”。
一个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对手盘、让绝大多数投资者持续亏钱的市场，一定是个有重大问题的残缺市场。
二、目前仍“带病”加速IPO是否合理？
从利益集团的角度，目前的新股发行制度是合理的，应该多发、大发、快发新股，以便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市场有识之士和广大投资者认为，新股发行制度还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需要尽快通过改革来加以破解。
例如，新股的股权结构中的“一股独大”问题，对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限制在33%的问题，至今毫无进展。
又如，权贵和利益攸关方，在IPO前自己和代持者突击低价入股，快速谋取暴利的问题，至今仍是上市前审核和上市后监管的漏洞。
再如，对新股上市前财务造假、财务粉饰（在美国也叫造假）的问题，缺乏严格审核、有效监管，缺乏严厉的法律和经济惩罚的问题，至今仍然是空白。
若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便是监管层的最大失职，必然会使中国股市在盲目大跃进的扩张下，使市场陷入人口大跃进时的那种“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死循环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铁马冰河的绝境中。
三、如何寻找市场最大公约数？
面对IPO大跃进中的各种争论，至今仍在继续，尚难取得共识。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监管层要认真听取市场各方的意见，就一些合理化的建议，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按照习总书记指出的：“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做事就能事半而功倍”的指示，有所作为，在寻找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最大公约数上下大工夫。
什么是当前股市的最大公约数？我以为：
第一、在IPO节奏上，充分考虑市场的承受力，把握动态平衡，将每周核发新股10家，减为5家左右。
第二、着手制定待上市企业股权结构改革的指导意见，为一劳永逸杜绝新的大非减持创造条件。
第三、在新股发审会上，增加对小股东中是否存在权贵和利益集团以廉价突击入股的情况，进行自报、质询和调查，并要求法人代表签书面承诺书。
第四、不能仅在新股发行上市便利上，提前模仿注册制，更重要的是，应推动《证券法》和《刑法》的修改和完善，增加对造假和欺诈上市公司，进行法律严惩和经济赔偿的严厉条款，造成市场不敢造假，也无法造假的良好风气和环境。在法律修改前，要求企业通过自查，去掉修饰报表的成分，再送发审委审核前，要签财务报表真实承诺书。一旦发现有造假和粉饰的就公布于众，永久取消其上会资格。
第五、在IPO及增量放缓的同时，通过大力鼓励货真价实的国资改革和购并重组，切实把存量上市公司盘活、做优、做强、做大。这同样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和加大直接融资比例，并且符合国资改革和供给侧改革的战略。
曹德旺10亿美元换来辱骂、游行 投资美国处处都是坑
时间：2017年06月17日 11:15:29 中财网
原标题：曹德旺现在痛不欲生，给美国工人日薪1000软妹币，还被抱怨不能旷工，用10亿美元换来了辱骂、游行、罚款...
还记得去年“吐槽”国内税率太高而赴美建厂的曹德旺吗？
曹德旺的福耀玻璃跑到美国俄州，花了10亿美金，将通用汽车的一个废弃工厂加以改造，雇了一帮子美国人，然后轰轰烈烈地生产起了玻璃......
但是，这个“中国玻璃大王”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在美国摊上事儿了！
曹德旺：美国人拿钱不干活！
6月12日，《纽约时报》刊文《中国工厂遇到了美国工会》，报道了曹德旺在美国建厂时遇到的困境——车间里的文化冲突！
“在福耀的车间里，已经出现了很大的文化冲突，一些工人质疑该公司是否真地想按照美式监督和美国标准来经营。”
在这篇报道中，美国媒体还称，目前的福耀玻璃面临着以及一名前经理提起的诉讼。
据悉，Burrow索赔至少44.2万美元，以补偿其损失，以及对福耀的惩罚性的损失、律师费和法庭费用。
除控告福耀玻璃违约外，伯罗斯还声称曹德旺的声明给他的专业生涯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影响，给他带来了“嘲讽和耻辱”，给还说自己走人的原因是——自己不是中国人！
起诉曹德旺的美国人名叫戴维·伯罗斯（Dave Burrow），此前一直都是福耀玻璃代顿工厂的副总经理。
去年11月，福耀玻璃将莫瑞恩工厂的副总经理戴维·伯罗斯（Dave Burrow）和约翰·高蒂尔（John Gauthier）一起解雇。
2017年1月，Dave Burrow向福耀玻璃和曹德旺提起诉讼，罪名包括欺诈、违约、诽谤和歧视。
对此，曹德旺表示自己太“冤”了，他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解雇两名美国高管是因为“他们不尽职，浪费我的钱”！
他还叹息称，该工厂的生产力“没有我们在中国的工厂高”，还说“有些工人是在消磨时间”
今年4月份，福耀工厂才刚刚宣布对代顿工厂员工的集体涨薪，涨幅约为14%-15%，此前福耀美国工人的时薪为17美元。
但是即便如此，美国的工人们仍然心怀不满...
美国工人：福耀让我肺活量变小，还不让旷工...
一位名叫丽莎-康诺利（Lisa Connolly）的员工抱怨说，如果没有足够早地提前申请带薪假，福耀就会以旷工为由对工人进行纪律处分。
另一名员工德安娜-威尔森（DeAnn Wilson）抱怨工厂内空气不好：尽管她在排放烟雾的机器周围工作，但她所在的区域没有适当的通风设备。
还有一个名叫詹姆斯-马丁（James Martin）的前雇员表示，公司让他暴露在刺鼻的化学物质中，令他的双臂起疱，肺活量变小...
（詹姆斯·马丁在今年1月在补休期间丢了工作，理由是旷工记录太多... ）
在工厂干活能让“肺活量变小”？美国专家表示是真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戴维-迈克尔斯（David Michaels）警告：这种情况还会导致断肢甚至死亡事故呢！
还有一些福耀玻璃的员工表示，他们不经培训就被要求做危险工作；化学药品的提示标签是用中文写的；和中国管理者的交流也不大顺畅，不得不使用手机上的翻译APP......
更有甚者，在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的协助下，11名福耀玻璃的工人向美国联邦安全与卫生署（OSHA)递交联名信，称福耀玻璃代顿工厂的工作环境不安全等等。
为此，去年11月，福耀还被美国联邦安全与卫生署（OSHA)因违规行为处以22.5万美元的罚款（后改为10万美元），为此福耀又投资了不下700万美元改善工厂的安全相关问题。
以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为代表的美国工会可谓“威名远扬”，企业一旦被他们盯上，日子可能就不太好过了...
美国工会的杀伤力有多大！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是美国最大的独立工会，该工会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战斗力的工会”，1979年鼎盛时期会员达150万人！
UAW成立于1936年，1936-1937年间组织了一系列罢工、静坐等活动，最终通过与三大汽车公司（美国的福特、通用、克莱斯勒）谈判，UAW为工人争取了一系列权利，如加班工资、带薪假期、医疗保险等。
数据显示，通用汽车工人的时薪(包括福利在内)为70-78美元，比丰田和本田等日企美国工厂的人力成本高出近30美元，并且工人每年的薪资有固定涨幅，享受着优厚的退休金和医疗福利，甚至家属也包括在内......
（ 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组织工人罢工）
UAW的工人们丰厚的福利待遇，为汽车三巨头带来沉重的人力负担，在面对日本汽车品牌的竞争时明显处于劣势。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三大汽车公司业绩迅速滑坡。最终，克莱斯勒和通用未能爬出这个成本黑洞，先后于2009年4月30日和6月1日申请破产保护。
而且，由于人口急剧下降和汽车工业衰退，底特律也欠下了180亿美元的负债，最终这个“美国制造业的骄傲”、“汽车之城”与2013年7月18日破产，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城市！
可以说，UAW等美国工会在一定程度上间接造成了通用汽车和底特律的破产！
事实上，美国工会是美国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他们是工人利益的代言人，一旦工会认为员工利益受损，就会采取行动对资方甚至政府施加压力。
如今，工会力量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中有相当的话语权。每次美国大选，劳工组织都会投入大量的金钱和人力来支持民主党，据统计在2008年的选举中，工会组织在选举中投入了超过4亿美元。
很明显美国的工人素质与工会力量都与国内大不相同，所以曹德旺等企业家赴美建厂时，难免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
一个有趣的数据是，在这个人口只有近6000人的小镇来说，福耀玻璃能够提供2000个工作岗位！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那种“权威的说法”，中国人是在偷走美国的工作岗位，
但现在中国人突然一下子创造了工作岗位，中美两方可能都有些“不适应”...
（曾经“努力”的美国工人在帝国大厦的钢梁上悬空100多米吃午餐）
而曹德旺赴美建厂“水土不服”的情况则揭示了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潜在问题：中企出海不能沿用看待中国工会的惯用思维，还得学会面对美国工人和强大的美工工会！ .F.X.1.6.8.财.经.网
有数据显示，人均财富中房产能占到总资产的近7成，也足以说明我们是多么爱买房，当然，你或许会说，不买房还能买啥？所以手里有闲钱的都会买房了。而且这么多年来，大家也都形成一个共识，房子保值增值，房子越来越贵也让自身的财富大大增加了。真是这样吗？安家融媒发现广大百姓被某些知识分子给洗脑了，洗得很彻底。恐怕没这么简单。
有多少人手握一套千万房产，却过着乞丐般的生活。当然这种乞丐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虽然夸张，却很形象，与千万富翁形成巨大反差。一位知名经济学家、张XX教授曾表示，房子价格上升是好事，因为它代表了大家的财富上升，也就是代表了预期收入上升。所以房子贵的问题，假如不是有故意炒高的行为，高反映了经济实力的增加，我是不反对楼价上升的。
可是他这种假设很显然不成立，能没有炒房行为吗？现在国家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恰恰是因为炒房盛行，所以才会针对炒房者进行政策上的围追堵截。
再来谈谈财富问题，这些年的确随着房子越来越贵，财富也水涨船高，但安家融媒小编还是想给大家泼个冷水，真正把房子当成用来住而不是用来炒的，基本上对财富的改善没有多大用处。坐拥千万财富却过着乞丐般生活，因为他只有一套房，并没有卖掉，卖了也买不到同等地段的房子，所以说自己身价多少多少，也就自己意淫一下，并没有因为所谓的财富增值让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善。当然他有他的问题，换个人或许不是这种境况。
那么房子价格上升造成的财富增加到底靠谱吗？
安家融媒认为，对于刚需而言，多数人多为心理上的安慰，然而并没有实际意义，所以也顶多是纸上财富。对于炒房者，更是如此，有的炒房者稍微错过一个时机，可能就会见证数百万上千万的资产大挪移。有一些本来已经炒房成为千万富翁的，可是面对着如今的市场冷却加上房子不好卖出去，深深体会到纸上财富的虚假。
我早说过，炒房者如果没有变现等于一场空，今后不会再给炒房者翻身的机会。
近日，任在阿拉善活动说，“我知道很多人觉得赚到了钱就是拥有财富。概念不是这么简单的，对企业家来说更多的不是创造财富，而是创造价值，价值和财富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仅仅有财富是不够的，还是要把财富变成价值创造。而不仅仅是用一个套利行为去成为市场中的虚拟经济。而是实实在在地进入到实体经济变成价值创造，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
大家稍微加以分析，就能明白任对于赚钱与财富的认识已经很深刻，特别是针对企业家的。但是如果联系到房地产，他的观点似乎也能套上。买了房赚了钱能不能叫拥有财富呢？他们创造价值了吗？炒房不就是一个套利行为吗？不也是市场中的虚拟经济吗？任支持要实实在在地把财富进入到实体经济中并变成价值创造，这是多么深刻的认识。
上海证券报也发文称，一些热点城市的住宅不动产仍具有投资属性，但超配热点城市的住宅不动产，势必以放弃家庭流动性为代价。空前的房地产投资投机需求刺激了巨大的财富效应，而这种效应似乎又是一种幻觉，因为一切随着政策的深化、市场的调整会回归。若过度背离实体经济基础，最终将沦为一场财富幻觉。
房地产炒房时代真的要过去了，再指望房地产炒作已经行不通了。没有了炒房者，房子该住就住，该投资就投资，不会再把高杠杆的房子看成一夜暴富的金融产品。
韩志国
6月16日 23:58 来自 iPhone 6 Plus
【 股市监管：无知者最无畏 】
中国股市20多年，历任八届证监会主席，我与八届主席都有过很深的交往，有的是因为股市出了问题来求助于我，有的是因为我出了问题而组织对我进行围剿。1996年，香港回归这一重大利好导致深圳股市出现了一轮超级大牛市，股指从900多点起步，涨到4000多点时，当局开始组织打压，后来被判处死缓的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王益组织人写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的中国股市》，杀气腾腾地拼命打压，股市连续两个跌停板，投资者血流成河！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用一天一夜写了18000字的《大转折时期的中国股市》并在《中国证券报》全文发表，逐一反驳《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观点，并提出了股市“短期看好、中期看好、长期看好”并将迭创新高的论断，股市开始绝地反击，一鼓作气从3000多点涨到了6000多点。这篇文章给我和《中国证券报》都带来了巨大麻烦，朱先生暴跳如雷，各权力机关全力组织对我的围剿，王益甚至召开了一个200多人的会议组织对我的批判文章。但市场终归是市场，股市的迭创新高终于使决策者低头认输，并当面向我承认“这一轮的争论你是对的”。2002年，我提出了“净资产权数”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论新老上市公司，大小非都按净资产加前三年的净资产收益率折价缩股并在公司上市12个月后全部流通。
根据我们的测算，按照这个方案，市场的总股本将减少60%，股市的长期牛市将由此形成。这个方案已经在管理层得到通过，并且已经得到了国资委的认同。试点企业已经落实，董事会决议已经通过，但两次上报两次被否，最后由于人事变动，这个方案无疾而终，否则，中国股市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病魔缠身并且病情日益加重。
这两年，我的微博在接二连三的严厉警告下被迫停博，我也不能自由地发表文章和作品。东方出版社把我的6000多条微博（包括被删的1000多条）整理了6本微博丛书，书号都批下来了，最后还是被全部封杀。是近年来股市监管出现了日益严重并难以容忍的重大方向性走偏，才迫使我在今年的4月30日恢复微博，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开始了对监管当局的冒险力谏，尽全力阻止能引发股市毁灭性崩盘的股灾5.0的发生。
中国股市20多年来，从来也没有看到监管当局如此无知又如此任性，从来也没有看到“看得见的手”触摸到了股市的各个角落，从来也没有看到新股泛滥成灾而监管者竟对此到了如醉如痴的可怕程度。
虽然下半年有重要会议会让管理层的股市政策发生调整，但股市监管越来越行政化的趋势不改，上市公司的退市制度、财务造假的惩戒制度和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制度这些健康股市必须具备的三大制度不能有效建立，股市的所有监管措施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股市也只有反弹而难有反转。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将会在中国股市不断上演，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而蝇营狗苟地为错误的监管政策背书的人，也终究会在股市的磨难中尽失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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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一位小朋友在网上提交了购买锦都家园自住型商品住房的申请，这是面向“新北京人”专项配售的首个试点，虽然这次面对“新北京人”的房源不过128套，但他仍然很欣喜，用他的话说，是见证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6月15日，北京住建委副主任邹劲松在发布会上透露，北京将坚持新增建设与盘活存量并举，未来五年将新建150万套住房。他的讲话是对4月7日发布的《北京市2017-2021年及2017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和《北京市2017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进一步证实和解释。
为了保障150万套住房建设需求，根据规划，未来5年北京计划供应住宅用地6000公顷，其中国有建设用地5000公顷，集体建设用地1000公顷。
分析新建150万套住房的组成结构及计划供地，可以发现四个明显的特点：
其一，体现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在150套新建住房中，产权类住房100万套，租赁住房50万套。而在产权类住房中，商品住房约占70万套，包括25万套自住型商品住房、25万套改善型商品房和20万套中低价位、中小套型商品住房。
其二，体现了对“新北京人”的关注。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72.9万人，其中外来人口807.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7.2%。
长期以来，这些“新北京人”为北京的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北京建设世界一流和谐宜居之都也需要更多高层次人才。住房保障制度体系纳入了这部分人的住房需求，从公共租赁房、自住商品房项目中专门切出了不低于30%比例的房源，分配给长期稳定就业的“新北京人”。
其三，体现租售并举的思路。
邹劲松提出了“一租、一售、一补”的住房保障供应方式，即在建设公共租赁房、出售自住商品房、发放市场租房补贴。这些方式满足了北京市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以及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发展需要的“新北京人”对于住房的不同需求。
前几天，在<禁售70年！预示楼市全新时代来了>一文中，我们专门探讨过这种趋势，即从国家政策导向，地方土地出让方式及建设用地规划，房企拿地策略来看，楼市正在步入租售并举的全新时代。
邹劲松的发言，进一步明晰了这种趋势，并且细化了操作方案。
其四，体现了疏散中心城区人口的思路。
在土地供应方面，北京市将严格落实“中心城区、中心城区以外的平原地区、生态涵养区”的区域功能定位。中心城区的土地供应量不高于全市土地供应总量的20%，中心城区以外的平原地区土地供应量不低于全市土地供应总量的65%，生态涵养区土地供应量不高于15%。其中，城市副中心、新城、“三城一区”等范围内土地供应量占土地供应总量的70%以上。
所谓“城市副中心”是指通州，“三城一区”是指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是指城六区和通州以外的区域。这些地区的土地供应量占土地供应总量的70%以上，是为了疏散人口，从源头上给中心城区人口减压。
那么，未来5年新增的150万套对楼市会起到什么作用？
单就2017年来说，在新增的30万套房中，产权类房子占70%，为21万套。这21万套房子中，有14.7万套商品房。
根据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北京新房交易量约为11.48万套，新增的14.7万套商品房足以满足市场需要。如果今年能如约完成供地计划，那么此前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将大为改观。
我们再细看一下中小户型和自住房的数据，2017年新增的中小户型和自住房为10万套左右，但从实际的市场需求来看，北京该类产品的需求量在3.5万套-4.5万套之间，新增的该类产品完全能满足购房需求
当然，从2013年到2017年，北京市的供地计划总是如期爽约。特别是在2016年，实际供地不及计划的三分之一，由此出现了“房荒”及恐慌性购房，而在2015年初的时候，有的位置稍偏的自住房还在愁着去库存，可谓此一时彼一时。
未来5年新增的150万套住房是北京新一届领导的承诺，尽管前5年计划屡次落空，而且未来还可能会因时而变，不过从目前官方决心及趋势来看，150万套是基于市场需求空间，不是凭空一时的决定，还是有望实现基本平衡。
从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一旦新增住房供应规模性放量，同时与调控政策对投机投资性需求的挤出效应相叠加，就能够有效地抑制市场过热的势头，平均房价将会出现稳中有降的局面。
尤其大规模增加中小套型商品房和自住房，肯定会降低平均房价水平，如供应区位大都在近郊，则异曲同工，去年以来套均总价直线上升的局面将会有所改观，这也意味着中产阶层能买得起的房子比例会大幅提升。
短期看政策和金融，中期看供求，供求关系直接影响房价走势及市场预期，如果5年计划能够如约完成，而且限购政策不会放松，那么类似2010年—2015年房价温和上涨的状况很有可能会重现，这5年中北京房价震荡波动，实际涨幅只有5成左右，不及2016年一年涨幅，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去年房价大涨是10年一遇。
即便如此，新房供给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无论自住还是偏投资都要做具体分析，每年新增的5万套中小型商品房中，城六区的占比不到20%，也就说，中心城区今年新增中小型商品房不到1万套。
这意味着市区新房供应仍会明显不足，而改善型需求的数量很可观，一旦限购和限价政策放松，房价势必还会出现反弹。
就副中心及近郊各区而言，伴随非首都功能疏解，交通与市政设施及产业与生活配套日趋完善，价值基础夯实后房价还有明显的上升空间，当然各区域的涨幅还会出现分化。
此外，从成本角度看，目前竞地模式不改变，“狼多肉少”的局面仍会持续，那么北京地价仍会持续走高，进而推动房价上涨。
一线城市房产金融化的趋势不会改变，在供求关系总体平衡的条件下，未来房价能涨多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及房贷政策，就短期来看，重拾升势的前提是政策从紧缩重回宽松。
李迅雷：股市涨跌不取决于新股发行多少 上市公司的价值是第一位
时间：2017年06月17日 15:04:01 中财网
“中国股市在过去27年当中，大概有九次暂停新股发行，但是没有改变这个市场的趋势，该涨的还是涨，该跌的还是跌，所以我始终的一个观点就是认为，股市的涨跌，不取决于新股发行多少。因为我们价值还是第一位的，上市公司价值，它的价值还是第一位的。”6月17日，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齐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2017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表示。
“为什么对股票分红要征那么高的税？为什么股票交易反倒不用缴税了？美国个人投资的股票交易要缴税的，分红几乎是不征税的，这样的话就鼓励你长期投资了。”李迅雷指出，我们总是喊着我们要理性投资，价值投资，“但是在这个制度设计上，确实的中国股票的换所率全球最高，2016年中国股票交易金额占到全球股票交易额的1/3，这是一个奇观。但是投资者对分红这方面都没有太大的需求，在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一年要被要求有两次分红，在国内，大家更加愿意看到的是送股，资产注入，并购重组等等”。
李迅雷认为，在今后的制度设计上，应该更多考虑鼓励理性投资，不是只喊口号，“不是让机构投资者数量增加，我们市场就理性了。事实上，这几年来，机构投资者数量也很多，如果制度设计不合理，恐怕还是会趋于散户化的思维。所以制度还是关键因素。”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王波明：下面是李迅雷先生，他是在证券行业，最近证券行业比较热闹，有很多的声音，对于证监会，幸好方主席已经走了，咱们可以说说证监会的事情，韩志国出来公然挑战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关于新股上市的速度关于市场的问题，关于大股东减持的问题，一系列，包括了还有吴晓求，也是写信出来，很多人出来，去挑战目前的管理方向，政策，所以李迅雷先生，你现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的？
李迅雷：很敏感，然后在市场上你如果说一些比如还是要坚持新股发行，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所以我在想的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是为了稳定市场，不让指数下跌，然后暂停新股发行，健康发展，让居民财产性收入得到比较健康的增长，这方面我觉得还是一个制度问题。中国股市在过去27年当中，大概有九次暂停新股发行，但是没有改变这个市场的趋势，该涨的还是涨，该跌的还是跌，所以我始终一个观点就是认为，股市的涨跌，不取决于新股发行多少。因为我们价值还是第一位的，上市公司价值，它的价值还是第一位的。比如说像腾讯在A股上市，很多投资者都能享受到它成长的红利。更早的时候，比如说一大批蓝筹股，为什么不敢在A股上市呢？中移动、中电信、中石油，在增长最好的时候，国内消费者用汽车、汽油大量消费的时候，电信大量使用的时候，没有享受到它发展的红利，因为抵制它上市。所以为了短期稳定失去长期利益，这个值得商榷，所以把短期目标看得过重，恐怕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有些制度上的设计，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许善达局长也在，为什么对股票分红要征那么高的税？为什么股票交易反倒不用缴税了？美国个人投资的股票交易要缴税的，分红几乎是不征税的，这样的话就鼓励你长期投资了。我们总是喊着我们要理性投资，价值投资，但是在这个制度设计上，确实的中国股票的换所率全球最高，2016年中国股票交易金额占到全球股票交易额的1/3，这是一个奇观。但是投资者对分红这方面都没有太大的需求，在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一年要被要求有两次分红，在国内，大家更加愿意看到的是送股，资产注入，并购重组等等，我想我们在今后的制度设计上，应该更多考虑鼓励这样的理性投资，不是只喊口号，不是让机构投资者数量增加，我们市场就理性了。事实上，这几年来，机构投资者数量也很多，如果制度设计不合理，恐怕还是会趋于散户化的思维。所以制度还是关键因素，比如说国内市场几乎没有退市，我们有退市的制度，但是退市的案例非常少，而美国市场为什么能够长期健康繁荣增长是相关的，如果退市会注重企业的成长性，如果没有退市，还是一脉相承的，还是出于稳定的目的，避免大家闹事等等，所以我想这方面还是要处理好短期跟长期之间的关系。我就说这些。（财.经.网）
方星海：推动取消养老基金等参与期货市场限制
时间：2017年06月17日 12:47:09 中财网
"2017中国财富论坛"于6月17日-18日在青岛举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方星海出席并发言。
其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国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的改革创新，促进财富管理行业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协同发展，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支持财富管理机构配置大宗商品资产，提升财富管理水平。第二，继续完善期货品种体系建设，满足财富管理的多元化需求。第三，加快推进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实现财富管理的全球化布局。
以下为发言实录：
方星海：各位嘉宾，上午好！
很高兴参加第三届青岛中国财富论坛。我谨代表中国证监会对本届论坛的成功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这幅对联充分表明了自古以来财富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尽管传统意识形态的儒释道三家对财富都含有一定程度的轻视之意，但中国老百姓对财富的理解和追求却从来是真切而强烈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写道："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邓小平同志鼓励大家勤劳致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他在1992年南巡时更以他一向朴实的语言说：我们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不能再等了！尊重财富，创造并积累财富，这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居民家庭财富规模日益增长。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2016年我国个人财富规模达126万亿人民币，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财富国家。目前，这些财富大约40%为银行储蓄和理财，40%在房地产市场，10%在股票市场和公募基金，另外10%购买信托和其他产品。这么巨量的资金和财富，如何合理配置和有效管理，既关系到居民家庭财产安全，又关乎我国经济金融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甚至关系到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意义十分重大。财富管理涉及的领域很广，我这里专门讲讲大宗商品市场在财富管理中的作用。
一、大宗商品在资产配置中的地位
做好财富管理离不开现代资产配置模型的理论指导。20世纪5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科维茨提出均值方差模型后，投资者得以分析如何合理配置资产，在风险一定时取得最大收益。机构投资者开始广泛使用资产配置概念，并逐步形成第一代的资产配置模式，将60%的资产投资到股票市场，40%的资产投资到债券市场。
但由于股票、债券资产的相关性较高，这一组合在市场下行期间风险较大。而有关研究表明，大宗商品与股票、债券等资产价格相关性较低。20世纪80年代，耶鲁大学基金会等机构开创了另类投资的先河，除了配置股票、债券外，还将部分资金配置到大宗商品、私募股权以及现金流更稳定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形成了机构投资者的第二代资产配置模式。
本世纪初，大宗商品进入所谓的"超级周期"，在资产配置中的重要性愈加凸显。2004年，美林（Merrill Lynch）分析师进一步提出"美林投资时钟"理论，将大类资产分为股票、债券、大宗商品、现金四类，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重点配置不同资产。由于判断经济周期十分困难，为确保投资组合能适应各种经济环境，并在风险最小的情况下获取市场平均回报，桥水基金开发了风险平配（Risk Parity）的全天候策略，大致可简化为"30%的股票+40%的长期债券+15%的中期债券+7.5%的黄金+7.5%的大宗商品"。这一策略逐渐成为机构投资者的第三代资产配置模式。
目前，很多大型机构投资者都高度重视大宗商品资产配置。2004年至2012年期间，大宗商品在机构投资者资产配置中的比重快速上升。根据美国投资公司协会（ICI）统计，商品型ETF资产管理规模从2004年的13亿美元增长至2012年的1200亿美元。商品型ETF占全部ETF资管规模的比例也从2004年的不到1%上升到2012年的10%左右。
二、大宗商品资产配置在我国的现状和作用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已经具备为财富管理配置资产的基本条件。
一是我国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初步具备大类资产配置所需的市场容量。我国大宗商品期货成交量已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2016年，上海、大连和郑州三家商品期货交易所共成交商品期货约41.19亿张，同比增长27.26%，约占全球商品期货与期权成交总量的近六成份额。同时，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在经历了多年的法制化、规范化发展进程后，目前市场主要参与力量已经开始朝机构化、专业化方向发展，越来越多产业客户开始通过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进行风险管理。
二是国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风险回报特点使其具备大类资产配置的价值。大类资产基于不同的风险、回报和流动性特点，可以分为现金、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房地产五大类。由于资本项目可兑换还没有完全实现等原因，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动性还不高。在这五类资产中，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只有大宗商品具有更广泛的全球定价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其与国内其它大类资产具有天然的低相关性。从2010年本轮金融危机之后的7年数据来看，我国主要大宗商品中与股票指数月度收益率相关性最高的是沪锌，但相关系数仅为0.35；其余大部分品种与股指的相关性大多在0.10-0.25之间；部分农产品，例如豆粕和棉花，和股指的相关性接近于0。而相对于债券，大部分商品更是呈现较弱的负相关性。
三是以大宗商品为基础资产的金融产品占整体资管产品的比重还很低。从国内机构发布的金融产品来看，以大宗商品为基础资产的可投资资产管理产品很少，限制了居民资产配置商品的渠道。目前，国内银行和保险产品的配置方向主要集中在债券和货币类资产。在公募基金发行的产品中，主要以股票和债券为主，极少有国内商品指数基金。商品ETF产品中目前只有黄金标的，黄金ETF占整体ETF规模比例约5%。另外，还有少部分正在申报的产品以连接期货市场为主，包括农产品ETF、白银ETF、有色金属ETF等产品。在私募基金资管产品中，基于商品的资管产品规模还很小。期货公司资管产品的规模为2792亿元，主要也以投资证券市场为主，其中，投资股票规模1028亿元，占比37%；投资债券规模249亿元，占比8.9%；投资证券投资基金规模86亿元，占比3.1%；投资大宗商品期货规模只有73亿元，占比仅2.6%。
大宗商品是产业经济不可或缺的原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和国际贸易大国，投资一定比例的大宗商品资产有助于把握对战略资源的控制权，即使在国际形势发生不利变化的情况下，也能确保战略资源的安全供给。目前我国战略资源储备主要依赖政府资金支出，更多地引导民间财富管理资金进入大宗商品市场，可以起到"藏战略储备于民"的作用，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三、进一步发展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更好满足财富管理需求
进一步推动国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的改革创新，促进财富管理行业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协同发展，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支持财富管理机构配置大宗商品资产，提升财富管理水平。我国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已经开发出一些场外商品期权、远期等衍生工具，但整体规模较小，难以满足财富管理机构风险管理的需求。要提高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的综合竞争力，稳妥发展场外衍生品市场，推动财富管理配置从标准化向个性化、多样化发展。
目前，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参与期货市场还有一些政策限制。要继续积极与有关部门研究推动取消有关政策限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研究推进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有序利用期货市场进行资产配置。
第二，继续完善期货品种体系建设，满足财富管理的多元化需求。我国现有上市期货期权品种已达到54个，基本覆盖了农产品、金属、能源、化工、金融等国民经济主要领域，但一些战略性资源品种和商品指数等领域发展还有空白。要做好原油期货上市工作，持续开展天然气等期货品种的研究。在豆粕、白糖期权平稳运行的前提下，逐步扩大商品期权品种。
配置商品指数比配置一篮子商品的财务成本低，国际上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投资商品期货指数来进行资产配置。我国要继续培育有市场认可度和权威性的国内商品指数，大力发展以国内商品指数为标的的商品指数基金、商品指数ETF等投资产品，拓宽财富管理的资产配置渠道。
第三，加快推进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实现财富管理的全球化布局。国内期货市场部分合约的交易量在全球排名靠前，但尚未能掌握国际定价权。加快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鼓励全球财富管理机构将其纳入配置范围，有利于提升国内期货市场的国际影响力。我们将从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原油、铁矿石等品种开始，逐步引入境外投资者利用国内商品期货市场进行资产配置。提高交割效率，支持期货交易所在境外设立交割仓库和办事处，推动完善"保税交割"的相关政策。逐步推动国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成为亚太甚至全球的基准价格，形成公开透明的"中国价格"。
我就讲这些，有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最后，祝青岛的财富管理和整个金融行业健康繁荣，祝本届财富管理论坛取得圆满成功！（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