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主最近遇到几个“北漂”的朋友，都在抱怨房东涨价。
一个哥们儿说，本来是想讨好下房东，过节问个好，结果房东回复“涨点儿房租吧。”顿时心塞。
不过，一边是朋友抱怨涨价，另一边却是媒体报道一线城市房租近10年首降。那么问题来了，房租到底涨了还是降了?接下来是涨还是会降?帮主今天就来聊聊。
先来看下北漂租房的涨价的“血泪史”吧。
“北漂”租房心酸泪：两次搬家都是因为涨房租
“过节给房东问好，房东说涨点房租吧。”说起房租，已经在北京工作了一年的小王告诉帮主。
去年，他在丰台那找了二房东租了个单间，本来很是自喜：“比同地段2000多的房间要便宜500块。”然而去年在北京经历了一波涨价潮后，他就经常担心，二房东会提起涨价的事情来。
“前一阵子过节给房东发短信问好，她回复说房租要涨价，还让我考虑一下，我哪有考虑的空间。”他无奈。同搬家、找房对工作生活的影响相比，他还是接受了房东涨价的要求。
小张也没有逃脱换房的命运，更是在一个月里换了两次。
“5月份签了一年，谈好5100，过了不到1个月，房东提出涨价500元。”他说房子离地铁远，条件也一般，就决定搬了。
“前两次搬家都是因为房东涨价，再涨就待不下了。”小张说。
统计局近日也发布了居住价格的数据。当期来看，居住价格环比涨了0.1%、同比涨了2.5%——这跟4月的环比增0.1%、同比增2.5%几乎保持一致。
北上广深近10年房租首降?
这边“北漂”还没抱怨完房租上涨，另一边媒体却报道一线城市“2008年以来首次出现房租下降”。
报道还给出了房租下降的逻辑。首先是一线城市在去年以来一系列的调控政策下，令不少房源“转售为租”，供应增加;其次是在有关租房整治政策的推动下，挤掉了原有的一些水分。
报道显示，上海房屋租赁指数办公室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开始，房租延续了下跌的态势，结束了此前连续90个月的上涨行情。其中，4月中原二手住宅租赁成交1197套，环比下滑超过20%。
北上广向来是全国房租的风向标。那么真如报道所说，房租降了吗?就北京而言，从“3.17认房又认贷”的新政开始刚超过两个月，租金就降了?
房租变化不大，地理位置是关键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告诉帮主，按照逻辑，确实是“卖不出去——转售为租——供给扩大——价格下降。”
“但是现在才两个月。”他举了个例子，“如果我想换房，我肯定是换房无望的情况下才会转租，这个比例到底有多少呢?”
他认为，目前成交量大概跌了1万套，而即使是两个月合计2万套，且全都进入租赁市场，对市场的影响仍然有限。
过去的一周，上市公司实控人或董事长掀起了“兜底式增持”潮，表面上声称“看好公司长期发展”，有的则是为了利用员工的资金杠杆解除短期的股权质押危机。
同时，“兜底式增持”带来的涨停效应也让不少投资者纷纷跟风买入，孰料刚刚纵身一跃，潮水就退去，不幸摔死在沙滩上……
实际上，被视为重大利好的增持，也是“套路深深深几许”。除了兜底式增持，还有被迫式增持、抄底式增持、忽悠式增持、对冲式增持等等。对于投资者来说，一不小心，跟风跳进去的也许就不是“黄金坑”，而是大股东给你挖好的“万人坑”。
今天，中国证券报记者就帮你见招拆招，识别增持套路!
1、兜底式增持
先来简单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兜底式增持”潮。
自6月2日午间奋达科技拉开这一轮“兜底式增持”序幕以来，在涨停效应的带动下，至6月8日深交所发布“兜底式增持”的信披规范，共有23家上市公司实控人或董事长向员工发出了“兜底式增持”的倡议，*ST德力董事长甚至把公司的供应商、销售商也一块拉上了。
对于员工而言，如果公司实控人或董事长能够信守承诺，那么响应号召肯定是一门包赚不亏的买卖。
但普通投资者就未必如此幸运了。在本轮“兜底式增持”潮掀起之初，涨停效应显著，但随着跟风的上市公司越来越多，涨停效应很快消失。而且，从长期看，如果没有很好的基本面，“兜底式增持”对股价的提振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发出倡议的实控人或董事长都有股权质押在身，比如宝莱特董事长燕金元截至目前已质押公司股票1460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29.81%。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股价一路下跌，很多实控人或董事长的倡议更多的是出于应对短期平仓风险的考虑，而不是公司的投资价值，所以普通投资者要跟风买入一定要谨慎。
2、被迫式增持
在面临平仓风险的情况下，被迫发出“兜底式增持”的倡议本质上是一种被迫式增持，当然，自己增持是一种更加直接的手段。
比如，近日，广东明珠控股股东深圳金信安一致行动人兴宁金顺安、兴宁众益福便一面补充质押，一面加快推进增持计划来化解风险。还有不少有着高比例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则未雨绸缪，主动增持，比如鹏起科技。
还有一种被迫式增持，在2015年三季度到2016年四季度的A股举牌潮中也非常常见。当时，不少“野蛮人”破门而入，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展开了疯狂的股权争夺战。在此情况下，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被迫不断增持，以力保手中的控股权不丢失。
去年年底，紫光集团三度举牌中发科技，面对岌岌可危的形势，中发科技控股股东就被迫通过大手笔增持予以还击。
上述两种情况，对于前者，无论是“兜底式增持”还是自己增持，更多的是出于短期股价的考虑，跟风买入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而后者，由于股权争夺战必须是大手笔投入，所以往往带来股价暴涨，比如在去年年底股权争夺战最激烈的时候，中发科技股价在半个月里暴涨40%。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如果介入时机把握得当，收益风险比还是挺高的。
“我曾经是一个变化的原教旨主义者，所以对于变化，我总是积极的拥抱。”
“这个世界有两种市场经济，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
既得利益像沙子、企业改革要向死而生。在6月11日的正和岛“重新链接 · 2017创变者年会”闭幕论坛上，吴晓波金句频频，阐述了对于经济发展、企业改革的观点。
以下为吴晓波口述：
01 一切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到温州去做调研。说有一个人在温州苍南县鳌江边圈了一块儿地，把这个地方叫做中国第一个农民城，自己画了一张地图到温州去招商。花5万买一块地皮，允许在这块地皮上建一间房子，然后你们家门对面的半条马路要你来修。
我去调查的时候在和各项目已经忽悠了2000多人，调查完了他请我吃饭，我们就在龙港边上喝白酒。他知道我报道出去农民城可能就没有了，他的下场是什么也不好说。喝到一半的时候就突然跟我讲了一句话，说：“吴同志你知道吗?一切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你得支持我。”我当时说你这个违法乱纪分子还跟我讲改革。
但是后来仔细想想，温州人多地少(人均只有两分地)、私营企业全国发展最快，中国最早的一批专业市场就是在温州兴起的，他圈的那块地解决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让个体工商户有地方可以做集约化生产。
回去以后我把这个事儿认认真真地写了一遍，把他那句话也写进去了。这个事儿后来还得到了当时副总理的批示，中央派调查组去调查，最后肯定了龙港的经验，变成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城。
02 互联网另一半是魔鬼，抹不平山川大河
第二件事儿是关于互联网，我刚刚写完《腾讯传》，对互联网有很多新的理解。弗里德曼写了一本《世界是平的》，说这个世界的千山万水都被互联网一刀削平了。
互联网的原教旨主义是让这个世界没有信息的不平等，任何信息都可以无障碍、免费的到达全世界的任何地方。但是这个世界有哪些人、或者哪一种权利能真正把山川大河抹平呢?
我在北京采访过去哪儿的庄辰超，他当时跟我讲：中国的在线旅游行业1万亿的规模，去哪儿到2016年底可以做到1000亿，携程可以做到2000亿，我们两家每年保持50%的增长，看看什么时候能够做到1万亿?
我说如果你们两家占到8000亿，还剩下2000亿给兄弟们分口粥吃，世界会怎样呢?一定会出现三件事情：
第一，一定会有一户人家控制这个行业的定价权，他掌握了所有的信息。
第二，全中国很多的票务公司、旅行社会倒闭，造成一些人的失业。
三天前，国内A股市场迎来了首家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上市公司。
6月8日，科锐国际（300662）正式登陆深交所创业板挂牌交易，上市首日顶格大涨至44%。
科锐国际号称为领先的整体人才整体服务商，每年成功推荐15000+个中高级管理及技术专业职位，招聘及管理全风险灵活用工60000+人次，拥有1000+位专业招聘顾问，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设有73家分支机构……
那么，科锐国际这个首家猎头公司到底是如何赚钱的呢？
百里挑一，帮企业围猎特定专业人才
在国家实施“千人计划”伊始，北京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一家通讯行业大型央企正以此为契机，面向全球招募通讯领域顶尖的大数据分析技术专家。摆在企业面前的困惑有两个，一是缺乏在海外招募高精尖技术领域领军人才的资源库、渠道与经验；二是流程需多部委严格轮审，选人风险陡增。企业最终决定，首次委托猎头服务招募人才。
接到委托的北京科锐国际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锐国际”）马上派出通讯行业及海外招聘顾问对客户具体需求加以摸底，根据“千人计划”标准规定，海外博士学位，低于55岁，在国外名校、科研院所任教授；或在国际知名企业任技术高管；或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具有海外自主创业经验，并要确保加入客户后每年在国内工作不低于9个月。
顾问随后开始对全球的专家资源进行调研，发现彼时的大数据专家普遍扎堆国外，而且通过对上百名专家对象进行邮件回访后发现，确定人选在国内的工作时间才是问题关键，而只有北美部分专家具备工作满6年会有一年带薪假期，利用此假期及寒暑假每年回国9个月的条件。于是，范围锁定在北美高校的教授。
经大量信息分析后，该顾问团队对候选人专业能力、领导力、求职动机等多方面进行测评，最终推荐7人，面试2人。后经协调，打消候选人对中国企业文化、发展、薪酬、税务等顾虑后，美国华盛顿大学和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两位教授成功入职该企业首席大数据专家、首席无限网络科学家，并被授予中组部千人计划专家，补足了企业在该领域拼图的缺陷。
国内某大型人力资源公司高端人才寻访事业部经理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猎头行业的社会功能在于对企业高端用人需求进行“精准匹配”。
以科锐国际为例，公司猎头顾问会借助公司“候选人管理系统”以企业的用人需求按照行业、职位、地点、工作经验、关键字等进行初步检索，查看以往顾问的评价记录，最关键的还是进一步深入沟通面试，通过这样的模式可以对猎聘目标进行多轮‘校准’，提高成功率。”，系统人才库每天都在更新，猎头顾问会通过社交平台、个人人脉圈、候选人推荐、顶尖行业会议等渠道对拟候选人进行了解、建档，以待在对应领域筛选潜在人才。
与常规招聘不同的是，通过猎头的招聘方式，可以最大程度保证用人单位特殊重要岗位人才的精准性与高效率。经纬创投合伙人万浩基表示，与众多金融投资经理一样，专业的猎头顾问决策之初也会对作为标的的“人”进行调研，为企业客户提供人才、技术的双保险。“与投资众多初创高成长企业一样，具备优质猎聘团队的人力资源公司往往具备较稳定的盈利创收能力。”
高端人才奇货可居 180万年薪至少收45万聘用费
与众多具备“百年经验”的欧美老店不同，国内基于猎头服务的人力资源公司起步较晚。科锐国际董事长高勇先生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的人力资源行业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才逐渐完善和发展，对于高端人才寻访业务的探索也尚属起步阶段，但已经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行业服务标准与盈利模式。
据高勇介绍，首先，猎头顾问根据企业需求确定选才方向，然后通过各家机构的人才库资源以及顾问的定向寻访锁定最佳候选人群，再结合面试、评估等手段推荐人选至客户端，并最终协调撮合获取人才，保证企业与人选的适配。
在此基础上，猎头机构一般会以按结果收费和按过程收费两种。华南某大型人才市场市场拓展部总监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国内绝大部分公司是按照结果收费，即目标人选上岗之后向客户收取其年薪的一定百分比，幅度的高低取决于猎头公司本身的实力；而全球顶尖的“五大”猎头公司，如光辉国际、海德思哲、史宾沙、亿康先达和罗盛则是按过程收费，即首先根据所猎职位预估一个聘用费，然后在合同签订的当天、第三十天、第六十天平均各收取一次聘用费，最后根据候选人的实际offer，计算出最后一笔聘用费。
以采用按结果收费的科锐国际为例，据公司管理人士透露，通常整体的报价是按照候选人年薪的25%到33%收取。假设某职位年薪约为180万人民币，则聘用费将在45万到59.4万之间划档。“企业对特殊重要岗位的核心诉求是‘找对人’，猎错头更需付出更高的机会成本。”据介绍，科锐国际目前拥有超过400万高质量动态候选人数据库，猎头顾问可在第一时间按照职位需求检索人选。
此外，国内部分猎头公司或团队往往也会在获取人才之后为企业提供增值服务。前述华南某大型人才市场拓展部总监介绍说，一些猎头公司会帮助某些客户公司绘制“人才地图”，即对同业竞争对手的人员组织架构、薪酬水平，通过这些信息帮助客户做出定向性的调研，进而方便他们做出决策参考。
该总监表示，总体来讲，猎头的盈利模式是相对直观的，并不属于某一家所特有。
“关键在于对相关行业及企业的理解，以及猎头顾问对候选人资源的积累，这个很关键。” 上述公司管理人士也坦言，“专家型”的猎头顾问命中目标的概率就高，企业盈利的时间成本就低，效率就会提升。
高端猎头需求持续增长过度分散为行业之痛
据艾瑞咨询《中国高端猎头行业研究报告（2016年）》统计，从2009年到2016年，中国高端猎头行业市场规模已经从14.5亿元一路上涨至2016年的65.1亿元。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未来创业热潮的持续火热和国内企业的全球化布局，企业对于高端人才的需求仍将持续增长，高端猎头行业市场规模将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与彼时中国南方人才市场传统地推招聘模式相比，随后的网络平台招聘开启了低成本、强互动的人才招聘进阶版，随着企业对高端人才需求的不断增长，猎头招聘点燃了人才招聘‘精准匹配’的高阶版。”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澎表示，从企业匹配人才需求的效果和效率来看，猎头招聘更具针对性，人力资源行业也越来越关注企业与人才需与求的高效匹配。
科锐国际董事长高勇表示，对标其他欧美国家，市值近百亿美金的上市公司大约有六家，数十亿美金市值的更多。反观人口总量逾13亿、劳动适龄人口逾9亿、在职人口7.7亿之多的中国却一直没有受到资本市场的重视，除了起步较晚，高勇认为行业分散是“核心痛点”。
“会有越来越多的好公司显现出来，在细分领域、技术创新等层面吸引更多资本，进而和科锐国际一道，共同在产业整合、改善人才流动等发挥更大价值。”高勇说。
科锐国际副董事长王天鹏指出，行业当前存在集中度过低，单个企业规模小、产品单一以及同质化严重等问题，亟待借助资本力量，推进产业并购整合。
现在市场总市值在52.5万亿以上，指数每下跌一点市场会蒸发市值167亿。今天上证指数跌了17.95点，两市总市值相当于蒸发了近3000亿！
今天的下跌无疑是因为本周多发行了四只新股。
因为上两周的新股发行数量明显减少，市场预期政策面向好，所以市场开始走出了筑低的行情。但随着这一周发行数量由上周的四家提升到现在的八家，市场预期改变所以市场大跌。
虽然这周发行了8家新股融资才25亿，但为什么市场今天会跌去近千亿市值呢？关键新股发行埋下的是不公平的种子，这给市场信心以极大的打击。
春天种下了不公平的种子，等到秋天就会收获更多的不公平。
到了收获季节大股东怎么样收获不公平呢？其实现在市场上已经有了许许多多长大的不公平。
比如永大集团，吕氏家族在上市时共持有公司70%左右的股份，该股上市后经过两次高送转分别是14年10转18和15年10转10。股本大比例扩张，股价除权后并不显得很高，很方便套现。自2014年11月之后的20个月内，吕氏家族一共套现了62亿元以上。相当于永大集团2015年净利润的70倍。更相当于现在20家上市公司的融资额，这仅仅是一家公司的套现的量。
再比如世纪游轮，该股上市后经过卖壳给巨人网络。该股的原控股股东彭氏父子直接成为了百亿富翁并已成功套现30亿。
这些不公平都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新股发行过程中，大股东以极低的成本获得了大量筹码，而且这个廉价的筹码往往占到总股本的70%以上。
也就是说如果以后股市上涨，广大股民盈利，那么大股东就会有数倍于该股所有其它股东的盈利。如果广大股民亏损，那么大有东仍然会有盈利。
现在我们从证监会限制大股东减持套现的问题上做文章，这仅仅是问题发生后的堵的行为，根本不是在问题源头解决问题。新现在的股批量发行，显然是在批量制造新的问题。
不公平的种子已经埋下了，如果没有象以往股权分置强行把大股东的财富重新分配的行政手段继介入的话，那么股票无论什么时候流通，都改变不了已经上市公司的不公平本质。
那些鼓吹发行新股的媒体和学者应该都知道当下中国股市的估值是高估的。
也就是说,他们都知道现在的新股上市后如果直接卖出大股东就会获得暴利。也知道，如果上市后配合十送十，甚至十送三十的政策以后卖出会更暴利。更知道公司刚上市不久就直接宣布资产重组仍旧是暴利。就是不知道当前估值下怎么样发新股才能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现在的股市估值过高是有原因的，因为股市的真金白银已经被华锐风电（发行价90元现最低价1.36元，大股东获500倍暴利）这样的发行制度掠夺一空，要使这个市场不极度扭曲，要维护还剩下的仅有的公平、正义，所以中国股市是必须要维持一定估值水平的。说白了政策制造的巨大亏空是需要一定泡沫来填充的。
破坏一个系统往往比修复一个系统更容易。
当下的监管者的要做的不单是如何扩大市场规模。更重要是如何拯救买入高估值股票的投资者的命运，还要让以后的增量的新股尽量少的制造不公。不是为了以后广大投资者能买到廉价的股票而搞垮整个资本市场。
价值投资曾是投资界最火的词，被誉为股神的巴菲特通过价值投资赚得盆满钵满，价值投资也因此备受推崇。不过，高盛在最近的一份研报中却直言，价值投资已死。
高盛研报指出，从1940年至2007年，由Eugene Fama和Kenneth创建的价值因子带来的年均收益是5%。在这期间，最简单的策略——买入估值最低的股票+卖出估值最高的股票，在10年中有7年是获得正收益的，并且没有出现过连续三年都低于历史最高水平的情况。
在过去十年，事情也却开始反转了。据高盛，过去十年价值因子累计带来了15%的亏损，并且该策略10年中有6年的收益是下降的。而在同期，标普500指数却几乎翻倍了。
价值投资过去十年不如人意的表现，让高盛质疑：“价值投资已死”？那价值投资过去十年为什么又表现这么差呢？
高盛分析了两大原因，首先价值投资其实是一个周期性因子。当经济普遍扩张时，价值投资通常会更加跑赢大市，当经济大背景是疲软和增长乏力时，价值投资通常就会弱于大市。当经济总体疲弱时，人们总是喜欢投资一些增长速度比较高的成长股，近10年来，以FANG的科技股的狂飙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价值投资近10年的疲弱表现，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金融危机以来异常缓慢的经济增速。高盛分析道，“滞胀的出现使得投资者将更多资金配置在内生增长性较高的成长股，因此成长股会跑赢大市，而代价就是价值股表现或弱于大市。”
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是导致价值股表现疲弱的一大因素。高盛称，金融危机后，央妈的大放水使得所有资产的估值都水涨船高，价值股的市盈率也随着变高，这导致价值股看起来也没有那么便宜。在过去十年以来，标普500的市盈率不断减小，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2016年大选后，市场对基建带动经济发展的预期普遍升高，但是要想经济真正回升到有利于价值股增长的状态，还需等待。
不过高盛指出，长期来说，价值投资还是有价值的。长期来说，价值股其实赌的是投资者心理的缺陷。在历史长河中，投资者总是喜欢高估增长性因子，这使得价值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一直持续下去。
正如对冲基金大佬Icahn曾说过的一句话，有人通过学习人工智能变得富有，而我，通过学习人类的愚蠢来赚钱。（Some people get rich study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e, I make money studying natural stupidity）
.华.尔.街.见.闻
2017 年，时间过半，大国崛起的气息还依然浓烈，空气中却多了局部股灾的味道。这半年，A股的小伙伴在悲喜交加中度过了整整180天，指数救市+个股闪崩套餐，酸爽无比；一直得意扬扬的房地产市场，突然熄火了，在狂热的阶级保卫战和抢房潮之后，仓位较重的持有者开始额头冒冷汗。
筹码君的一些高等级的收割者朋友们，已经完成了房市和股市的出货，轻松退场，寻找下一片韭菜地，而满仓的被收割的阶层，焦虑与日俱增，这种情景激起了一段回忆：曾经有幸拜访韭菜收割界金沙赌场（NYSE：LVS）的大佬，谈到韭菜赌徒的命运，大佬反问了一个问题，『你听过最大的谎言是什么？』，笔者失语，大佬给的答案是：是『世界充满爱』。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真正的情感联系都存在于致胜联盟的成员之间。 一旦突破圈子，跨越阶层，是不会有情感的，最多是怜悯。只是左派们总有天下大同的愿景，用大爱掩盖大恶，通过掩盖残酷的真实来麻痹被收割阶层。有的时候，残酷才是真爱。
正如人类不太在意屠宰场里的惨叫，同样，将军也不会记得阵地上的炮灰是什么名字。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份子，人生最重要的任务是『追随历史运行的方向』，不要莫名其妙被历史碾死。
我们一定要牢记，对于爬到食物链顶端的人来说，没有仁慈可言，规矩只有一条：Hunt or be hunted（收割或者被收割）。
随着社会的进步，物种越来越少，人种越来越多，社会与市场赋予了我们的不同的角色，有的是兔子，有的是狼。对于兔子而言，焦虑不会提升存活几率，不断思考，提升认知水平才是出路。
太多的绝顶聪明的狼，利用你认知和人心里面最常见的缺陷，完成了很多次猎杀。
1认知时滞：无知+懒惰
致命时滞是阻碍阶级爬升的最大的陷阱，是高等认知阶层对低等认知阶层的全面收割。大多数人民群众依赖过去经验，不断地与政策和经济周期对抗，自杀式的去逆天而动，这样的情况往往存在于大周期的末端。
很少有人想到，集邮收了他这一辈子最贵的智商税；也很少有人想到，邮票会成为债券和股票之外最大的赌场。这得是收割者的高明布局，也是被收割者懒于进化的完美配合。
在一个大家Email都有点懒得发的年代，邮票本来已经失去使用价值了，之所以还有机会，主要是邮票还没有规模化的退出市场，同时，喜爱集邮的用户群中退休前后达到存量财富高峰。
恰好，喜欢邮票的用户是天然经过筛选的，是天选之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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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老：喜爱集邮的多数都上年纪了，有一点钱和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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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落后：认知落后，这个年头还在集邮，多有执念，生活习惯早已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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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封闭：生活圈子也不丰富，三线城市小圈子内相互强化安利效果。
因此，用户在参与邮票的第一刻，就输在起跑线上。 邮票本身的刚需结束了，更可怕的是，邮票本身不稀缺，从供给角度看，理论上是无限的，边际成本为0。
80版本的猴票，小小方方一片纸，2万元一枚卖给你算人情价，一整版150万。同时，这样的交易品类有数千种，价格不等，将纸卖出房本价格，操盘小马仔奖金发到1000万是历史性的高峰，是老板收入的1% 。
邮币卡只是韭菜收割机里面的小型款，更大的，还得算房地产和美元。
3个月前，房价还在暴涨，货币还在贬值，浓重的焦虑缠绕着几乎所有中低产阶级，我们的文章《新阶级通论：收割者与时间战场》不小心点燃了空气中的焦虑，成了爆款，转载过3万次，总阅读突破1000万次。
3 个月后：『绝不下跌的』房价逐步回落，货币开始升值，利率开始上浮，货币基金利息（实际利率的观察窗口）6个月内从2.X% 飙涨到4.07%，几乎翻倍。中产们因为焦虑而匆忙买入的学区房开始彩票化，不确定能否入好的学校了。TMD，似乎上当了，刚刚加满了杠杆，套进去了几乎所有的现金流，这回如果有风吹草动，可是真要坐以待毙了。
不仅如此，几乎同一时间，金融业的基本面都在变化，隔壁老王的孩子海外名校金融硕士回来，居然失业了，国内火热的金融业居然开始去产能了，那些高大上的机构，给的offer起薪比隔壁码农的还低，裁员裁得稀里哗啦。
这种N年辛苦投入，最终发现下错注的感觉，非常不好，简直就是『受尽折磨几十年，一朝叛变解放前』，糟糕极了。其实，这不是老王的错，而是老王的命运，多数人疏于提升认知，不看周期，只知道copy别人的成功经验，在周期末端下注，搞错方向屡见不鲜。
让大家如同飞蛾扑火的习惯，还有懒惰，美其名曰『安全感』和『经验』。
大多数人都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未来，但是时代在变，大家认为，刻舟求剑的行为能带来『安全感』，但是，正是这样的『安全感』带给我们最大的陷阱，给我们最大的红海。金融好，就一窝蜂上！IT 好，就一窝蜂上！学钢琴好，一窝蜂上，哪管最后是不是街头卖唱。
过去，社会发展速度慢，错误的选择反馈也慢，少数成功的选择被反复传颂，过度放大。社会变化一旦加速，巨大的惯性酿成了诸多惨案。
看看上图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变化，这是全球利率的重要参照，从1981年起至今，一直处于降息周期。换句话说，钱这种生产资料，30年来敞开供应，搬运货币的金融业迎来大牛市，承载货币的房地产迎来大牛市。换句话说，看懂了大趋势，时代推着你发财。
此前籍籍无名的『高盛』、『黑石』都在这30年大周期里突飞猛进，从小玩家成为大作手。而各个国家的房地产被推动到一个历史罕见的高位，突破大多数人的认知极限。
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市场上还依然散播着房子永远涨的时候，利率开始了30年的大反转，慢慢上行。
利率是货币的价格，货币在长期中只有一个对标：生产力技术（效率）的高低，从1945年低点到1981年高点，这36年中，生产技术是飞速提升的，利率很高。从1981年高点到2016年低点，35年的降息周期恰好信息革命，加起来60-70年。其实大致上，就是一次康波周期的时间，一代生产力技术革新的周期。
今天，处在加息周期的开始，新一轮生产力大跃进的开始，我们最正确的事情是投身到这个最大的科技浪潮中，而最错误的事情恰恰是去继续上一个周期末端的套路：搬运资本和炒作房产。
可惜，人类的『经验』是相当短视的，我们记得过去5年的变化，10年以上的趋势无人在意，但是，正是这种来自于康波周期的大趋势才是真正的『不可抗力』。多想想历史的进程，有没有与周期做朋友。
曹凤岐：提高监管水平，不要再把监管和被监管搞成猫和老鼠的关系
作者为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会议时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
会后，中国人民银行就加强宏观调控、保障金融安全，中国银监会就化解银行体系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中国证监会就资本市场发展与风险管理，中国保监会就回归风险保障、强化保险监督、守住维护金融安全底线采取了相应措施。
针对金融市场出现的混乱现象，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稳定，加强金融监管是完全必要的。
我认为要发挥监管效率，必须讲究监管艺术，提高监管水平，处理好几个关系。
1处理好监管风暴与日常监管的关系
中国好搞监管风暴。监管风暴就是突击监管，下猛药。好处是震慑力强，对一些影响金融市场的重大事件可以集中处理，顶格处罚。但如果搞成一阵风，风暴过后可能一切照旧。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中国历史上搞了几次监管风暴效果都不太好。2001年、2008年、2015年金融市场都发生过监管风暴，对市场的冲击很大，带来了不少副作用。所以，我主张日常加强监管，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和处理。要按行规行律进行监管，要按制度进行监管。完全靠风暴式监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会给市场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2处理好外部监管与金融企业内部控制的关系
我们学哲学都知道，外因要通过内因发挥作用，完全靠外部监管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金融企业本身要有防控风险机制和制度安排。
如银行要有资本充足率的规定、提取备付金的规定、存贷比的规定；保险企业要有保证金、赔付准备金的规定；公募基金有防止基金经理搞“老鼠仓”的制度措施。所以，必须加强内控制度建设，企业自己防风险。
3处理好监管与服务的关系
监管者不能把自己就看成是猫，把所有的被监管者都看成老鼠。
猫永远抓不完老鼠，老鼠总有办法对付猫。坏老鼠总是少数。不要把监管者和被监管者搞成猫和老鼠的关系。能不能转换监管理念，搞成平等伙伴关系，监管者要为被监管者服务，解决他们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困难，了解企业违法违规的原因，是有意挑战法律底线，还是制度不合理因素所致，或者兼而有之。如果是这样，按现行制度该处罚必须处罚，同时修改完善制度。
监管部门能否帮助金融企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互联网金融等业务，肯定是要发展的，但存在的问题也是很多的。监管部门有责任帮助企业、行业规范，制定有关法规，规范企业的行为。在法律法规完善的情况下，对违法违规进行处罚。
4处理好监管与发展、创新的关系
监管不是越严越好。比如一家金融机构出了很多的问题，面临倒闭破产风险。这时候，如果监管一刀切，把它的业务都停掉了，它死得更快了。换个方式，给它一点灵活性，缓冲一下，扶持一下，也许就度过危机了。
小额信贷、新支付方式现在发展很快，对传统银行业务有很大的冲击，但它们代表了金融创新的方向，应该得到监管部门的支持。对一些杠杆过高的企业进行金融监管，也不一定就要大家都去收贷，导致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停摆，企业正常的业务还是要做的，要保证企业的合理流动性，包括企业之间的资金融通。
5处理好分业监管与统筹监管的关系
中国当前实行的是分业监管的模式。中国银监会监管银业行，中国证监会监管证券业，保监会监管保险业。但现在混业经营是大势所趋。中国的金融结构也变得日益复杂。金融控股公司、互联网金融、各类理财通道业务、场外交易场所、跨境资金流动等发展迅猛，对现行分业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分业监管的框架下，缺乏一套合理有效的协调机制。
其次，分业监管易产生监管真空和监管套利。再次，分业监管易导致重复监管，增加监管成本。
最后，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难以对金融创新进行有效监管。
去年有段时间，有些险资乱收购、乱举牌、控股实体企业，最大的问题是把保险保障企业变成了一个投资机构，脱离了保险企业保险保障的功能和本质。险资收购上市公司应当由哪个监管部门监管？收购开始的时候用险资，存在短资长用问题。继而拿上市公司的股权，抵押出去，从银行获得新的资金，再用于收购。这第二笔收购资金就不是保险资金了，而是银行资金了。
类似这样的收购，是证监会管，还是保监会管，还是银监会管？所以，分业监管就出现了监管重叠、监管套利、监管真空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强金融监管，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统筹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负责金融业综合统计，确保金融系统良性运转。因此，改革金融监管体系是完全必要的。
现在的主流观点是，维持一行三会体制不变，由央行为牵头单位加强协调，这是目前最省事的一个办法。一行三会统筹协调监管2005年就有备忘录，但备忘录没解决根本问题。2013年，中央又提出了央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即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制度提出了“谁家的孩子谁抱”的监管思路。
现在的问题是，金融机构已经是混业经营，互联网金融是综合经营。谁家孩子谁抱，关键不知道是谁家孩子，如何监管？好孩子大家都抢着去抱，可能给抱死了，坏孩子没有人抱，野蛮生长。
我曾经主张，在联席会议基础上，成立一个常设机构，即中国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由国务院来牵头协调。在条件成熟后，合并三会，成立中国金融业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央行共同监管金融业。货币、外汇、宏观监管由央行来管，其他的行为监管交给给中国金融业监管委员会。总之，不管金融监管体系如何改革，必须认识到统一协调监管的重要性。
.证.券.时.报
消费白马股扎堆创新高 重仓基金扩大半程领先优势
伴随美的集团、云南白药、格力电器等白马股再创历史新高，多只消费类基金的净值持续飙升。其中，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基金年内净值涨幅达30.22%，超越前4月占据主动管理型偏股基金首位的嘉实沪港深股票基金；第一军团中的东方红睿元混合、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南方品质优选等基金，凭借重仓持有消费股，也在半程比赛的角逐中扩大了领先优势。
不过，随着白马股不停上演"新高秀"，近期市场对于白马股和大盘股的争论日趋升温，机构观点存在明显分歧。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未来行情变得更加复杂，偏股基金领跑军团的座次也将频繁变更，谁能最终夺得"半程冠军"仍然充满悬念。
偏股基金领头羊易主
还有14个交易日，基金的期中大考就要尘埃落定，而半程冠军之位的角逐，也进入了关键时刻。在今年以来A股的震荡行情中，大消费白马股屡创新高，走出一轮价值回归的独立行情。近日，伴随美的集团、云南白药、格力电器等个股再创历史新高，多只消费类基金的净值持续飙升。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排除个别因大额赎回而净值飙升的基金，截至6月9日，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年内净值上涨30.22%，暂列偏股型基金首位；东方红沪港深混合以27.28%的涨幅紧随其后。此外，东方红睿元混合、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南方品质优选等多只重仓消费白马股的基金占据了偏股基金第一军团的位置。
事实上，今年前4月，嘉实沪港深股票基金还以绝对优势占据主动偏股基金冠军的宝座。但进入5月以后，随着格力电器、五粮液、贵州茅台等重仓股持续发力，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基金奋起直追。5月11日，二者年内净值涨幅的差距缩小到只剩0.75个百分点；5月12日，嘉实沪港深股票净值下跌0.51%，而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当日上涨0.53%，此消彼长之下，后者成功实现反超。截至6月9日，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已将领先优势扩大到6.46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近一个月净值大涨11.76%，目前暂居主动偏股基金第二位的东方红沪港深混合基金，也因重仓消费股而后来居上。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该基金十大重仓股中仅有吉利汽车、安踏体育和华南国际电力股份3只港股，其他席位皆被海康威视、伊利股份、美的集团、复星医药等A股中的大消费标的占据。
白马股走势分歧加大
不过，随着白马股不停上演"新高秀"，近期市场对于白马股和大盘股的争论日趋升温，机构观点存在明显分歧。
根据渤海证券的统计分析，部分蓝筹股的估值已有偏高迹象，一些市场关注度较高的白马股估值已经不再便宜，个股存在估值风险。历史数据表示，抱团个股在抱团期间有较强的抗跌性；但在市场触底反弹前的一个月，抱团个股都出现了10%以上的跌幅，也就是说在市场见底前抱团个股存在杀跌的风险。
"在创业板和中小板里，已经有很多股票在经过了大幅调整后开始跌无可跌。一些价值成长性高、符合新兴产业政策方向的公司，已经连续几周出现了机构资金吸纳的迹象。"沪上一位券商人士坦言。在他看来，未来的投资方向应该是挖掘中小创里的价值成长股。
不过，也有机构持不同观点。华泰证券指出，当前海外客户对A股的判断仍然是以绩优为美，以确定性为美，以龙头为美，愿意给业绩的确定性和交易流动性以溢价。
天弘基金的基金经理陈国光表示，当下持有低估值的白马股，还有一定获得相对收益、绝对收益的机会，所以短期来说抱团白马的现象不会改变。"目前配置家电、汽车、电子、白酒这些白马股的公募基金持有量在比较合适的水平，占仓位16%。相比之下，2012年该数字达到36%，所以目前来看机构持仓还在正常范围内，不用太担心风格的改变。"
无论何种观点占据上风，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未来行情变得更加复杂，偏股基金领跑军团的座次也将频繁变更，谁能最终夺得"半程冠军"仍然充满悬念。 (原标题：消费白马股扎堆创新高 重仓基金扩大半程领先优势)(上证)
原标题：“新北京人”今起可申购自住房
北京自住房面向新北京人（稳定就业的非京籍无房职工）专项配售的首个试点项目终于来了。北京市住建委昨日发布消息，朝阳区锦都家园自住型商品住房项目将于今日起启动网上申购，其中30%的房源即128套，专项面向新北京人出售。
128套自住房面向“新北京人”出售
今年4月，市住建委表示，为深化住房供给侧改革，进一步加强房地产调控，平抑房价，解决新北京人住房困难，满足刚需，市住建委将在公租房、自住房中为新北京人开展专项分配试点，将拿出30%的房源，面向新北京人专项配租、配售。此后，新北京人专项配租公租房的试点陆续展开。新北京人的自住房专项配售何时试点一直备受关注。
此次的锦都家园自住型商品住房项目也成为面向新北京人专项配售的首个试点。
锦都家园自住型商品住房项目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黄渠地铁站A口西侧，项目东至三间房东路，西至规划用地边线，南至朝阳北路，北至常营北路。
项目规划地上建筑面积约11.7万平方米，其中自住型商品住房地上建筑面积约3.6万平方米，套型主要为约76-90平方米两居389套，约81-90平方米三居38套，总套数427套，销售均价22000元/平方米（根据具体楼层、朝向在±5%的范围内调整销售价格）。
根据公告，锦都家园自住房项目总房源的30%（共128套）专项面向在朝阳区工作且符合北京市住房限购政策的“新北京人”无房家庭出售（含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其中单身人士需年满25周岁）。
也就是说，首先工作单位要在朝阳区，同时要符合限购政策，即连续纳税60个月，或连续缴纳社保5年。此外，对单身人士设置了年龄下限，需年满25周岁，也就是不鼓励刚毕业就买房。
申请时间至6月20日10时截止
该自住房项目总房源的70%（共299套）面向朝阳区户籍无房家庭（含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其中单身人士需年满25周岁）和在朝阳区工作的北京市其他区户籍无房家庭（含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其中单身人士需年满25周岁）销售。
所谓的无房家庭是指申购家庭全部成员需满足在北京市名下无住房、三年内无住房转出记录、未签订过各类安置房补偿协议等条件。
为合理配置资源，该项目还明确了家庭人口为2人及以下家庭只可选择两居室及以下户型。
该项目将于6月13日上午10时正式启动网上购房申请登记，接受申请时间7天，至6月20日上午10时截止。网申地址：http://zzfws.bjjs.gov.cn。
市住建委表示，未来五年，全市将进一步加大自住房供应力度，完成25万套自住房供地，今年年内要完成5万套自住房供地。
在朝阳区工作家庭如何认定？
无论是面向京籍无房家庭（含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还是新北京人无房家庭（含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的配售，都涉及“在朝阳区工作家庭”这个定义。该标准如何认定？
根据申购公告，对于“在朝阳区工作家庭”的资格审核将按照以下方式认定：申购家庭全部成员中任意一名成员在北京市个人社保权益记录中所载明的缴费区为朝阳区，即可认定为“在朝阳区工作家庭”。申请人可提前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查询个人社保权益记录以确定是否符合条件。家庭信息不符合申购条件或审核结果与承诺不符，不得参与选房。
申请人可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http://www.bjrbj.gov.cn/），点击进入“社保个人权益记录”，在“城镇职工用户登录”界面填写身份证号码、密码、附加码等信息，进入“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社保查询系统”，在“查询管理”一项中点击“个人基本信息查询”，在查询页面中的最后一项中，就可以查阅自己单位的“所属区”。以这次试点为例，查询到“所属区”显示为朝阳区的，就可以认定为在朝阳区工作。
.新.京.报
央行货币政策操作保持"不松不紧" 关注美联储加息
本周开始进入6月中旬，公开市场面临2100亿元逆回购、207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和600亿元3月期国库现金定存到期。业内人士认为，在央行货币政策操作保持流动性"不松不紧"的背景下，本周市场资金面将平稳度过。
昨日，央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400亿元逆回购操作，完全对冲当日到期量。其中，7天、28天品种分别为100亿元、300亿元，中标利率均与前期持平，并暂停14天逆回购操作。
货币政策保持"不松不紧"
值得注意的是，从近期央行资金投放结构来看，自上周重启28天逆回购之后，其投放量占比较多。"现在资金面主要是面临跨季度的资金紧张，央行加大28天期限资金的投放量，以维持流动性平稳。"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首席研究员明明据记者表示。
回顾上周，公开市场共有4700亿元逆回购到期，央行开展逆回购共4600亿元。此外，央行还在6月6日实施了4980亿元1年期MLF操作，超过上周到期量2243亿元。本周五6月16日还将有2070亿元MLF到期。
"上周的MLF超额续作，已经把近期到期量都算进去了，所以这周估计不会再对到期量进行续作。"明明表示。
央行曾在5月底的座谈会上就提前预告拟在6月上旬开展MLF操作，并择机启动28天逆回购操作，搭配好跨季资金供给，保持流动性基本稳定。"央行上周如期兑现了承诺，为稳定6月流动性预期注入了积极的因素。同时近期利率互换所隐含的流动性预期也相对稳定。预计本周央行的操作依旧将维持'不松不紧'的精准投放。"兴业证券研究员何津津告据记者。
中泰证券在固定收益周报中表示，由于上周跨季资金已经出现明显上扬，同时，本周美联储议息会议召开，加息概率较大，央行本周的投放量很可能会继续保持超量投放。
上周六，《金融时报》发表财经时评称，在当前货币政策操作保持流动性"不紧不松"的前提下，银行业整体流动性状况良好，主要商业银行负债资金来源稳定，并未出现所谓的"揽储大战"。少数机构出于自身经营发展考虑进行定价调整，不具有行业代表性和可持续性。
该文预期，今年6月末发生大的流动性风险及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极低，类似于2013年6月份出现过的"市场异常波动"不会重演。
1月期资金利率大涨 关注美联储加息
随着季末考核临近，资金价格走势呈现出1月期利率上涨的特点。业内人士认为，这反映出第二季度金融机构考核压力显现。上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整体上行，上周1月期品种利率累计上涨39.62个基点，涨幅居各期限品种之首。本周一，1月期Shibor继续上行4.19个基点至4.6273%；隔夜利率上涨0.27个基点至2.8302%。
中泰证券认为，从资金价格上看，本周进入月中，14天期限的资金随着跨季功能显现而价格提升的概率极大，随着月末临近，各期限资金价格将全面上行。不过，MLF和逆回购利率的稳定，使得银行之间的回购利率也比较稳定，流动性整体无忧，资金面并不对债券市场构成明显利空。
对于本周资金面，明明认为："最大的不确定还是美联储议息会议的结果，虽然美联储加息是大概率事件，但更重要的是这次会议是否会释放偏鹰派信号，其结果还需观望。" (原标题：本周共2100亿元逆回购到期 央行货币政策操作保持"不松不紧") (上证)
今年4月份以来，随着股价下跌压力的增加，暂停或减缓IPO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主流观点认为，IPO的加速使得大小非套现的压力大于股市的新补充资金，打破了股市的生态平衡，股市下跌的最主要原因就是IPO速度太快。但也存在另一种声音，认为IPO的速度与节奏与二级市场股价无关，不应该把股价下跌与IPO挂钩。
那么，IPO与二级市场股价之间究竟是否存在联系？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大小非的解禁对股价影响巨大。新股的大小非套现而导致股价快速下挫的最典型证据是“第一创业”的股票。5月11日，第一创业迎来9.8亿股限售股解禁，解禁比例占总股本的44.77%，占解禁后流通股的81.74%。第一创业解禁股数是其此前流通盘的4.48倍。在解禁前后股价出现持续下跌，从20元左右下跌到5月23日的8元，下跌幅度超过50%。
既然一只股票的新股解禁对股价形成冲击，那么，这样的新股越多，对市场造成的冲击就越大，这是IPO对股价构成影响的直接证据。
如果因此认为是新股发行速度太快导致了股市下跌，在逻辑上存在明显缺陷，因为：在中小板指数和创业板指数不断下跌的同时，上证50指数却不断上涨，截至5月底，沪深两市共有140多只股票创2015年以来的新高，有17只股票创历史新高。有800多只股票创2015年来的新低，但出现下跌的不仅仅是存在大小非解禁或减持的股票，创新低的股票主要集中在小盘股、垃圾股。如果是新股IPO的速度太快影响市场的供求平衡，那么，它影响的是所有的股价走势，而事实情况只是部分股票下跌。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IPO的速度与数量似乎与股市的二级市场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因果关系。
从股价定价理论来看，股价是上市公司未来现金流的贴现，贴现价值取决于三个因素：上市公司的收益预期、无风险收益率及风险溢价。股价高低与IPO的速度与节奏之间的确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因此而认为股价波动与IPO的速度无关，似乎又与市场运行的现状及投资者的直接感受不一致。6月初，在市场呼吁下，新股发行由之前的每周10家减少到每周5家左右，募集资金数量也大幅度减少。受此影响股价开始止跌。不仅如此，历史上多次发生类似暂停IPO的政策干预。最早可以追溯到1993年7月底出台的“三大救市政策”，为了刺激股价，当时出台了三个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暂停新股发行。后来，每当股价低迷，无论是市场的呼声还是监管者的政策储备里，都会有“暂停IPO”这一选项。因此，“IPO的速度与股价无关”的结论不符合中国股市的现实状况。
笔者认为，要理解中国股市的现实与理论之间的矛盾，应该从股票的“壳价值”入手。对于我国沪深的股票市场而言，上市公司的股价里不仅包括“贴现价值”，而且包括“壳价值”。在中国香港市场或国外成熟股票市场，上市公司的“壳价值”接近于零，股价由贴现价值决定。“壳价值”可能是我国沪深股票市场最重要的特点。
因为IPO一直受到严格控制，因此，沪深股市的新股发行存在较高的“成本”(包括财务成本、时间成本和灰色成本)，这些成本的存在使得上市公司有了“壳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上市公司没有任何主营业务，却有不菲的市值的原因。我们可以把这些基本没有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的市值视为“壳价值”。
壳价值取决于IPO的成本，因此，每当IPO暂停或暂缓，壳价值就必然上涨。例如，2013年底单个壳价值大约在7亿元人民币，到2015年底单个壳价值上涨到了30多亿元人民币，期间主要原因是IPO被暂停。
壳价值与股本大小之间关系不明显。因为小盘股重组的成本低，其壳价值比大盘股的壳价值要高。假设一个壳公司的价值是30亿元，那么，一个股本为3个亿的上市公司，每股包含的壳价值约10元。股本越大，每股包含的壳价值就越低。
因此，给上市公司估值时，要将其“贴现价值”与“壳价值”区分开，上市公司的“贴现价值”取决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未来预期，而其“壳价值”与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完全无关，它主要与IPO的成本有关。
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上市公司股本大多数都较小，每股包含的“壳价值”较高，这就是为什么中小创的估值一直居高不下的关键所在。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同一家上市公司之间A股与H股之间存在差价，而且差价与股本大小呈反相关关系。
“壳价值”存在的前提是新股上市要存在“成本”，如果新股发行速度加快，意味着IPO成本降低，壳价值自然贬值。如果符合条件的公司就可以上市，则股票“壳价值”将自然消失。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2016年第四季度以后中小创的股价开始步入熊途，主要原因是IPO步入常态化，新股上市加快，壳价值在贬值。
如果实施注册制，则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将重新估值和定价。这就是为什么市场对注册制高度忌惮之原因。
壳价值的存在使得沪深股市难以成为直接融资的主要渠道，也扭曲了投资者的行为，必须进行改革。即新股发行的注册制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但高估值的股票价格回归到合理水平需要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如果操之过急会出现市场恐慌性抛售，导致系统性风险爆发，5月之后的股价大幅度下跌就部分与有关。
如何平衡改革与市场风险？需要监管者高超的操作技巧。依笔者之见，以时间来化解矛盾或许是可行的方法。首先是稳定市场情绪，在此前提下，沿着正确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前进。(.21.世.纪.经.济.报.道.)
兜底增持开启2.0升级版 骅威文化实控人承诺管亏又管赚
导读
姑且不论保收益增持是否合法合规，如果市场继续走弱，郭祥彬承担的风险不仅是股权质押，还有员工增持所带来的补偿压力。化解员工增持风险此前已有先例，就是到时股价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对所增持的股份进行延长卖出，直到市场好转。
此起彼伏的兜底增持，开始演绎别开生面的2.0升级版。
6月12日，骅威文化（002502.SZ）公告称，公司实际控制人兼副董事长、总经理郭祥彬向全体员工发出增持股票的倡议书，承诺凡在2017年6月12日至15日期间净买入骅威文化股票，且连续持有达到12个月并在职的，亏损予以补偿，收益则归员工个人所有，并且收益不足10%的，亦由郭祥彬予以补足。
一石激起千层浪，骅威文化将兜底增持从保本升级到保收益，引起广泛围观，当天骅威文化股票直接大幅高开，收盘涨幅达到5.26%，放量报收10.2元/股。
而骅威文化实控人对员工增持管亏又管赚的背后，存在股权多次补充质押、股东增持浮亏以及拟巨额再融资等事实。
5次补充质押
滥觞于2015年"股灾"期间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倡议员工护盘的兜底增持，如今被骅威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不过，郭祥彬的承诺亦有额度限制。据公告，本次增持骅威文化股票的上限分别为：普通员工10万元/人，主管级20万元/人，中层管理（经理级）50万元/人，子公司副总经理级200万元/人，子公司总经理和公司董监高500万元/人。
公告还称，骅威文化目前的在职员工总人数为370人，员工的平均薪酬约为每年10万元。对于此次倡议增持，员工需使用自有资金买入，不能使用融资融券或者结构化、配资等。
以公告披露的各类员工构***数统计，如果全部按上限要求进行增持，总共可投入1.451亿元资金购买骅威文化股票，以6月12日收盘价估算，可增持1422.55万股，而骅威文化的实际流通股为5.06亿股。
但2016年年报显示，骅威文化董监高的薪酬水平并不高，最高的是董事长郭卓才，其税前报酬总额为36万元，非独立董事、副总经理、监事等的税前报酬约为8万元至15万元之间。
此次号召员工增持，郭祥彬以其自有资产承担本次增持倡议的收益保证责任。可是，郭祥彬此前已经对所质押的股权进行了5次补充质押。
今年2月23日公告表明，郭祥彬持有占骅威文化26.89%的23121.26万股，其中19018.86万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82.26%。但4月17日和19日，其就合计补充质押500万股。
而到了5月11日和12日，郭祥彬又将其所持的1240 万股进行了补充质押，使之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达到20758.86万股，占其所持有骅威文化股份总数的89.78%。
"郭祥彬号召保收益增持也是被这市场给逼的。"福建一位私募人士向21媒体记者表示，"他今年1月和2月质押股份的时候，骅威文化还不到12元/股，但跌1元多就要补充质押1740万股，如果再跌下去，剩下的2360多万股很快就不够补充质押了。"
但骅威文化6月12日公告认为，郭祥彬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比例较高，公司进行了风险排查，目前暂未发现股份质押到期无法偿还资金和可能引发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风险。
而郭祥彬对骅威文化的股价似乎也有预期目标，据今年4月21日公告，在6个月内，当公司股价低于13元/股时，郭祥彬将择机增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董事邱良生、董秘兼副总经理刘先知、董事兼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陈楚君、董事兼副总经理陈勃也将分别增持不超过60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骅威文化披露上述控股股东和董事、高管增持计划当天，其股价仅为10.29元/股。
股东账面浮亏
实际上，郭祥彬此番以保收益的方式鼓励员工增持，除了其自身不断补充质押的原因，亦存在相关股东较大幅度的账面浮亏。
按照公告，2016年底，骅威文化以自有资金31208.635万元收购樟树市共赢投资管理中心（下称共赢投资）、樟树市和赢投资管理中心（下称和赢投资）和樟树市火力前行投资管理中心（下称火力前行）合计持有的深圳市风云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风云互动）49.6005%的股权，约定交易对方所获总对价30%用于购买骅威文化股票。
之后，上述交易对方相继完成了股票购买，其**赢投资买入61.5万股，均价为12.888元/股；和赢投资买入435.76万股，均价为12.736元/股；火力前行买入236.43万股，均价为12.774元/股。
但上述交易对方合计733.69万股增持完成数个交易日，骅威文化股价却开始掉头向下，并且随着风云互动完成2016年业绩承诺，上述3个交易对方所增持的股票中，有183.42万股于今年4月13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至今却均出现了约20%以上的账面浮亏。
"所以郭祥彬才要通过公告说股价低于13元增持，原因就是要让股价高于这3个交易对方所持股票的成本。"前述私募人士告诉21媒体记者。
此外，骅威文化之前重组定增的1006.96万股，也于今年3月20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而骅威文化2015年11月分别以每股15.24元和17.08元非公开发行的5511.81万股与2600.93万股，目前亦处于大幅浮亏的状态。
但骅威文化尚有巨额的再融资计划，按照6月9日公告，其拟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171，96.58万股，募资不超过12亿元用于总投资逾20亿元的电视剧及网络剧制作项目，并且在4月份将原计划发行6亿元的公司债券票面总额提高到9亿元。
"定增再融资需要公司股价相对稳定，而且现在均采取询价发行方式，理论上股价越高发行价也相应抬高，对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稀释影响也较小。"一位上市券商投行人士表示。
但目前兜底增持的"新鲜感"已经大大减弱，如6月9日*ST德力（002571.SZ）实控人施卫东倡议对全体员工和销售商、供应商增持股票进行兜底补偿，但股价却连续两个交易日跌停。长城动漫(000835)（000835.SZ）实控人、董事长赵锐勇6月7日号召兜底增持，至今股价依旧不见起色。
或许是大股东倡议兜底增持的市场边际效应正在递减，骅威文化才成为近期兜底增持中首家承诺保底收益的上市公司。
"姑且不论保收益增持是否合法合规，如果市场继续走弱，郭祥彬承担的风险不仅是股权质押，还有员工增持所带来的补偿压力。"上述私募人士说，"化解员工增持风险此前已有先例，就是到时股价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对所增持的股份进行延长卖出，直到市场好转。"(.2.1.世.纪.经.济.报.道.)
《财经》杂志创始人、主编胡舒立
2008年5月12日，《财经》杂志创始人、主编胡舒立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宾馆主持一场奖学金项目学员典礼。一条短信告诉她：四川省发生了强烈地震。她向身边的钱钢凑过去，请这位曾经报道过唐山大地震的资深新闻人估计这场地震带来的破坏情况。钱钢判断：至少这场地震没有发生在大家熟睡的时候。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学校正在上课，“学生们的伤亡将会很惨重。”
胡舒立出发前往北京市区，在车的后座上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工作。她指挥员工租赁一台卫星电话，并派出一队记者前往四川。身材小、健谈、好斗的胡舒立——她手下的一名记者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觉得她就像一位“女教父”——决定报道这场地震，尽管在中国，报道这样规模的灾难将有政治上的风险。当这个国家在1976年遭遇上一场大地震时，政府将报道死亡数字的新闻压了三年。
但胡舒立已经因洞察言论自由的边界而成名。自从创办《财经》十余年来，她尖锐地挑战了中国媒体梦游般的形象。《华盛顿邮报》的David Ignatius对我说，她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复仇天使”。当其他顽强的中国记者被拘捕或噤声之后很久，胡舒立仍然留在主编的位置上。在中外媒体上，她经常被描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而她仍在从事自己的事业。
不到一小时，第一位出发的《财经》记者已经在前往四川的飞机上，在他之后还有九名同事。当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强调地震“牵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心弦”的时候，《财经》正在调查死伤者的大致人数，并指出“许多受灾者仍然在等待救济物资”。
学校坍塌在钢筋水泥的废墟中。几家中国报纸质问：为什么有这么多校舍倒塌？它们针对建筑问题和遇难学生数量做出了严厉的报道（人们认为至少有5300名学生遇难）。胡舒立听说地方当局正在批评那些继续就校舍问题进行报道的媒体，但她相信《财经》可以找到报道此事的方法。她认为，一篇用正确的口吻和事实写成的报道将能够被刊出。“如果这事不是被绝对禁止的，”她说，“那我们就要做。”
6月9日，《财经》杂志刊出了一份长达12页的调查报道，语言冷静，事实可靠。根据这篇报道，轻率的经济增长，被挥霍的公款，以及对建筑标准近乎猖獗的忽视共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报道详细介绍了地方干部是如何偷工减料的，但并未提及相关责任人的名字。当我向胡舒立询问政府的反应时，她说：“他们生气了。非常非常生气。”但她和《财经》杂志都没有被惩罚。
在中国记者（或者按照党的语言说，“新闻工作者”）的世界里，五十六岁的胡舒立有着独一无二的轮廓。她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扒粪者，曾被中止记者职务，但她已经和一些中共最高权力领导人结成了可以直呼其名的亲密关系。
5. 2英尺高，身材苗条，精灵短发，一柜子色彩协调的衣服，她经常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北京闹市区的泛利大厦19层，整洁而开放的灰色砖砌空间构成了《财经》杂志的编辑部。走廊上，鞋跟敲出的急切脚步声预告了胡舒立的到来。她迅速穿过编辑部，滔滔不绝地发布自己的命令和想法，然后再次走出门去——“就像一阵风般突然和迅速”，如今在香港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钱钢说。
我认识的不止一个人都将与胡舒立聊天的经历比作接受机关枪连珠炮般的攻击。一些人对她的这种强度不太对胃口。胡舒立的一位老友，《经济日报》编辑汪郎曾经再三谢绝她加入《财经》一起工作的邀请，因为汪认为“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我们的友谊更好”。在有的观点看来，和她在一起要么令人惊心动魄，要么令人丧失勇气。她的老板，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波明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说：“我怕她！”
1998年，胡舒立依靠两台电脑和一个借来的会议室创办了《财经》。从那时起，她已经在领导这本杂志的过程中展现出了近乎完美的判断——判断多大程度的坦率和挑衅是这个政权能够容忍的。这意味着决定报道什么——那些猖獗的公司欺诈，政府对SARS病毒的隐瞒，以及一例例的政治腐败；但同时也决定不报道什么。当美国印刷媒体处于衰退的时候，中国的传媒正在成长，《财经》是第一份有望跻身世界级的出版物。“它与你在中国见到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前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为《财经》写专栏的谢国忠说，“它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奇迹。”
《财经》杂志印刷光洁，版式设计和《财富》杂志类似。它很沉，广告很多，包括卡地亚手表、信用卡、奔驰SUV。它的写作有意保持高信息密度，甚至是精英式的。比起一份仅仅拥有二十万发行量的杂志，中国的宣传官员们更可能对电视和销量巨大的报纸进行压制，后者有着以百万计的受众。但这份杂志进入了中国政府、金融机构、学术机构的许多最重要的办公室，这为它带来了非凡的影响力。最近几年，它开始通过中、英文的一对网站延伸自己的影响范围，网站对《纽约时报》的网站进行了少量的模仿。这两个网站每月吸引320万独立访客。胡舒立为杂志和网站写作专栏，并被广泛引用。她还管理着一系列吸引了共产党的经济领导来参加的会议。《财经》最新未公开的计划，是以布隆伯格和道·琼斯为目标：和香港大亨李泽楷合作一个英文通讯社，该通讯社将发布《财经》记者的报道。
当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政治学者Sam Popkin和她的妻子，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第一次目睹胡舒立做报道的时候，他想起了《The Boys on the Bus》一书对《纽约时报》记者R. W. Apple的描绘：“Apple常常每天打上百个电话。”Popkin说：“她总是在想办法弄清到底是这个体制里的谁有权力知道发生了什么。”Popkin补充说：“她是一个人体U盘，你写入信息，然后她继续去找其他人。”胡舒立的竞争对手当然记得最清楚。近20年前，时任一家主要商业报纸记者的林力博努力与她竞争对一轮闭门会谈的了解程度。他回忆说：“她甚至搞到了他们的菜单！”
1992年，胡舒立是国内第一份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的国际版编辑，她开始报道一小群在西方经济制度下接受训练的中国人回国后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与她同龄，是高干子弟。这群人将自己的团队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他们在崇文门饭店租用了一些房间，搬出床铺，设立了办公室。其中一张办公桌属于高西庆，他在杜克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回国前在理查德·尼克松位于纽约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另一张桌子属于王波明，作为前驻外大使、副外长之子的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金融，并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研究部门担任经济学家。他们赢得了一批中共明日之星的支持，比如一位副总理的女婿王岐山，具有改革头脑的政治家后裔周小川。
“我决定采访中国所有的顶级金融家，”胡舒立回忆说。她称之为自己的“家庭作业”，而时任《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的James McGregor也开始注意到，胡“与他们中的所有人交谈，从他们身上抽取信息，就好像一个研究生在同德高望重的教授们谈话一样。”作为成果，胡舒立得到了一连串的独家新闻，并逐渐和那些后来的高官建立了联系，这串名单是无人能比的：今天，高西庆掌管着中国2000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王岐山是副总理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周小川则是央行行长。
北京的很多人都想知道，早年建立起来的这些关系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胡舒立。但她坚持认为，人们高估了她和权力的接近程度。“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日，”她说，“我是一名记者，他们也把我当作记者对待。”
胡舒立的关系网看上去发挥的是更微妙的作用。她将自己置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边缘，置于共产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现实的边缘，置于维护中国利益和拥抱世界的边缘，并已成为一名无价的沟通者、翻译者。2008年奥运会的几周前，中国政府麻烦缠身，看上去开始变得粗暴起来。她利用一篇社论谴责了发生在警察和记者之间的冲突，劝诫大家“自信、开放、友好”。“用英语来说，”她补充道，“（中国的奥运组织者们）应该‘take it easy’。”这是一种高明的角色。另一次，胡舒立需要为广受瞩目的年刊选择一幅封面照片。编辑们将选项缩小为两个：一幅是古板的新闻图片拼贴，另一幅则是一个看起来尖锐的镜头：一个女子走进沙尘暴之中。胡舒立更喜欢那副看起来挑衅的，但最后一刻她又犹豫了。
“这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吗？”根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她这样问道。“它是否太负面？”有人争辩说，它展示了中国最好的一面——它的决心，胡舒立笑了。“我能解释它，”她说。
中国的媒体不再完全是温顺的绵羊，但在这个喧闹的经济体中，媒体的自由度仍然低于其他行业。《财经》和它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是少数派。去年九月，新华社在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报道，详细介绍神舟七号是如何完成它的第30圈绕地飞行的。这则报道有相当多吸引人的细节，比如“调度员坚定的报告声，打破了全船的沉寂。”但不幸的是，那时火箭都还没发射。（后来新华社道歉说自己误发了一篇“草稿”。）在中国两千份报纸和八千份杂志中，《财经》和其他几份金融报纸是少数具备独立声音的私营出版物。（所有中国媒体都被要求拥有一个挂靠单位，尽管挂靠单位对各媒体的干涉情况各不相同。而作为香港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财讯传媒集团是由十五名个人投资者控制的。）
中国的领导层对媒体改革一直谨小慎微。“中国的报纸、广播和电视永远不再会被允许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战斗前线。”……
当一家媒体第一次触犯宣传禁令时，会得到一张和足球比赛中类似的“黄牌”警告。有记者说，如果一年之内得到三张黄牌，那么这家报纸或杂志就要被关了。（根据国家通讯社的报道，2004年，有338份出版物因发布“内部”信息而被关停。）但编辑们需要自己猜测他们可以走多远，需要自己计算越过一个未经定义的界限的风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名誉教授Perry Link将这种审查方式比作“盘在头顶吊灯上的一条巨蟒”。“通常，巨蟒不会动弹，”他在2002年的《纽约书评》中写道，“它不需要动。它觉得没有必要明确自己的禁令。它那沉默而持久的信息是：‘你们自己决定’。在它的阴影下，每个人都往往会作出或大或小的调整——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第一次乘出租车去胡舒立家的时候，我确信自己迷路了。和她的很多编辑记者同事不同，她并不住在北京新建的高层住宅楼中。她和她的先生，中国传媒大学影视教授苗棣在一群老式住宅楼中拥有一套三居的房子，窗外是枝繁叶茂的花园。1950年代，这里的房子是提供给共产党干部的专用住所，政府将一部分空间分给了胡舒立的父亲。隔壁则是中国的旧媒体要塞，住着国家广播台的总部人员以及电影电视的审片者。
胡舒立上班需要开20分钟的车，这段车程将她从一个世纪带到另一个世纪。当她到达《财经》办公室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就在她隔壁。最近一个下午，她上班迟到了，而迟到的原因则是一场特殊的约会：胡舒立决定给自己的高层编辑们换一身新衣服，她召来了一个裁缝。随着《财经》杂志的声望越来越高，她的员工们也将更多的时间用来面对公众或是海外人士。“外国人总这么穿，”她一边匆匆走向自己的车，一边满意地拉拉自己的贴身上衣。她和自己的编辑们达成协议：每人去买一套新衣服，杂志社就掏钱再给他们买一套。裁缝抱着一堆套装走进了会议室，员工们陆续进来试衣。
“这里看上去太宽松了吧？”37岁的执行主编王烁正在试一套精致的灰色条纹上衣时，胡舒立拉着衣服的腋下说。被老板戳着自己身体的王烁展现出茫然忍耐的表情，这种表情我在被放进浴缸的狗身上看到过好几次。
“已经很紧了。”王烁提出抗议。“他已经感觉很紧了。”裁缝说。“继续！”胡舒立说，“想想电影里的007。就要那样！”
这种要求与其说是出自美学的，不如说暗示了胡舒立对国际化有些夸张的追求。一位善意的美国教授曾经劝告她说：“如果你在中国当记者，你将永远不能真正进入国际主流。”她看上去决定要证明他是错的。
在母亲的家族这一边，胡舒立生于一连串共产党记者和知识分子之后。她外公胡仲持是知名的翻译家，也是《申报》的编辑。而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创建的出版社则出版了《鲁迅全集》以及埃德加·斯诺和约翰·斯坦贝克作品的中文版。鲁迅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也是胡愈之家族的好友。
胡舒立的母亲曾是《工人日报》的高级编辑，父亲早年在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后来成为一名激情燃烧的地下共产党员，之后在工会任中级职务。他们将自己年幼的女儿取名舒拉，以纪念一位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1970年代，她将名字改为舒立，一个更常见的女名。
胡舒立对于中国对待知识分子变幻无常的态度有着敏锐的理解。她的叔祖父胡愈之在文革前曾是文化部副部长，“但我们却被告诫：不要对其他人谈及此事。”胡舒立告诉我说。她的直率屡屡让父母忧虑。“我不太守规矩，总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后来她进入了带有精英色彩的北京101中学就读，这里曾经是很多共产党干部后代学习的地方。学生们可以有特权接触到当时被禁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专门为有限的党内精英印刷的凯鲁亚克、塞林格和索尔仁尼琴作品译本。胡舒立还从家中拿书出来，藏在自己的枕头底下，直到她可以和朋友们交换书籍阅读。
胡舒立13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她的学业也被迫中止。作为一名表现突出的编辑，胡舒立的母亲在报社被批斗，被软禁于家中。她的父亲被发配去做二线工作。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胡舒立成为了一名红卫兵，在全国串联。当运动陷入暴力的时候，她从书中寻找庇护，努力保持接受教育的样子。“那是一个非常困惑的时期，因为我们丧失了所有的价值，”她说。在16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她被派往农村干革命。
“很荒谬，”她发现农民们丧失了干农活的所有动力。“他们只想在地里躺上两小时。我问：‘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他们说：‘你怎么能想这个？’”她继续说道：“十年后，我意识到一切都错了。”胡舒立的姐姐当时在一个邻村，她后来写了一本书《走出熔炉》，描述上山下乡运动是如何永远改变他们那一代人命运的。它“埋葬了他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梦。”她写道。
两年后，胡舒立参军了——几年之后，她又因此加入了共产党——她被派往江苏北部农村一所偏远的医院，一待就是八年。她在餐厅工作，养猪，帮忙看门，运作一个小小的广播台，播放音乐和通知。1978年高校复课，胡舒立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了渴望已久的位置。新闻系并不是她的第一志愿，但它是这所学校所能提供的最好专业。她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系里唯一一名穿军装上学的大一女生。“班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她是谁，”苗棣回忆说。当时，来自一个北京军人家庭的苗在历史系学习，一节英语课上认识了胡舒立。苗棣也曾被下放，他们都怀有一种类似的不满。1982年，他们结婚了。
大学毕业后，胡舒立加入了《工人日报》。在进行了一些早期的调查报道之后，1985年，她被派往东南沿海城市厦门的记者站。这个地区被指定为发展市场经济的试点。在那里，她发展了自己建立关系网的能力，她与市政府的每一个人见面——包括和市长打桥牌。在她采访的人当中，有一位前景看好的年轻干部，当时担任副市长，他就是习近平，一位政治局委员之子。习是一名亲市场的忠诚党干部，他成功建起了一座主题公园，这给他带来了“财富之神”的称号。今天，习是中国的副主席，并被认为是主席的接班人。
1987年，胡舒立获得了前往位于明尼苏达的世界新闻研究所进行五个月研究的机会。这段经历有如天启。“我整晚地阅读圣保罗先锋通讯社的新闻”，她说，她对这家通讯社的规模感到惊奇。（那时的《工人日报》只有四个版。）她与《费城问询报》的调查记者见面，并在《今日美国》实习。回国后，1989年春天的运动激发了北京新闻界的活力，在几周的时间里，报纸从审查制度中解放出来。包括胡舒立在内的许多记者加入了游行队伍。6月3日晚军人镇压，胡舒立回忆说，“我到街上去，然后回到办公室，说‘我们应该报道此事’。”但决定已经下达：“报社决定就此事不发一言。”和运动的牵连让她付出了代价。许多说话的记者被解雇，或被放逐到外省。苗棣认为胡舒立可能被捕，最后，她被停职十八个月。
她利用这段时间写作了《美国报海见闻录》，这是第一本审视美国媒体与民主关系的中文图书，内容包括对水门事件和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的描述。在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中，这曾是一本必读书。她在书中向同行们提问：我们当中的谁“能够身先士卒，做一些类似于美国媒体所做的事情”？
1998年，胡舒立接到了王波明的电话，王是那个在宾馆里搭起办公室的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创建者之一。他准备办一份杂志，想让胡舒立来运作。胡舒立提出了两个条件：王波明永远不能干涉她的编辑部，并且提供一份两百万元人民币的预算，用以支付严肃报道的差旅费用，以及给记者们提供高到能够防止他们收受贿赂的工资。王波明同意了。这并不是什么慈善施舍，他和他的那些在政府里决意改革的同伴们将这份杂志视为他们经济现代化决心的延展。
“你需要媒体的作用来向公众揭示事实，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帮助政府发现弊病，”王波明最近在他位于《财经》总部楼下大而乱的办公室对我说。他是那代人当中的典型代表，在美国接受教育然后回到中国。他头发浓密，黑中带着点点灰色，戴Ferragamo的眼镜，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具备中英双语的幽默感。当他谈起胡舒立的时候，脸上划过一种不耐烦的表情，这是因为他最终得到的东西比自己最初指望的要多。“我们没有料到一起到来的还有这种程度的风险，”他说。不过王波明的言谈中也流露出：他敏锐地感受到了胡舒立对中国的重要性。“当年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需要自己挣学费，所以我给唐人街的一份报纸打工——《中华日报》，”他说。作为一位初出茅庐的新记者，他喜欢抓住每一次发掘一条线索的机会，他体会到了“无冕之王”的感觉。
《财经》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风格。1998年4月，它的创刊号做了一则爆炸性的封面特稿，报道对象是琼民源案：一家地产公司虚报利润后股价涨了四倍。《财经》报道说，散户投资者损失了几百万元，而事先得到消息的内部人员则早已卖掉股份。监管者愤怒了，他们指责《财经》无视新闻纪律，王波明的高管们不得不一起前往监管者的办公室做检查。
每一则报道都在修正着胡舒立对自己能够走多远的计算。2002年，一名25岁的《财经》记者在浏览海关记录时发现，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银广夏股份在网上发布了一则伪造的8700万美元利润单据。这则报道的政治风险很高，因为一批高层领导已经参观过该公司，并提出了表扬。王波明很担心《财经》会因刊登此报道而被关掉，他做了一件自己表示永远不会再做的事情：出刊前给党内一名高官打电话求得批准。“他问：‘这则报道是真实的吗？还有没有什么疑问？’”王波明回忆说，“我说：‘报道绝对真实，但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他说：‘如果是真的，就出吧。”“报道刊出几小时后，银广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们先后被送进了监狱。
不过，奠定《财经》地位的决定性时刻还要等到几个月之后。那时，记者曹海丽到达香港，发现火车站月台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戴着口罩。究竟是怎么回事？她通知了胡舒立。中国媒体当时已经在报道一种神秘的新型病毒，但卫生部官员向公众保证：病毒得到了控制。广东省的报纸编辑们被私下要求编发让大家对病毒放心的报道，一名编辑回忆说，有的要求甚至细致到了用怎样的字体。但这些限制并没有影响到广东省之外的媒体。“我买了很多关于呼吸系统疾病、传染病和病毒的书，”胡舒立说，她的员工们也开始寻找政府声明中的谬误。同时，《财经》的编辑们跟踪着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根据网站记录，SARS病毒感染病例在中国持续增长，而政府却在继续否认。《财经》的报道口吻严肃，提出质疑，但并没有真正指责政府在说谎。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财经》出版了每周一期的SARS增刊。最终，杂志碰到了底线。“《财经》正准备出版一期反思SARS的杂志，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成员David Bandurski说，“政府送来了禁令：‘不，不能这么做，现在就得停下。’”
渐渐地，胡舒立能够精确地感觉到一个敏感的话题何时才能够安全地进行报道。“你能感觉到她在作调整，”原《财经》编辑王丰告诉我说。“比如说，在周一的编辑会议上她可能决定做某个内容，编辑记者们就去做。到了周三的会上，她可能会说：‘知道吗？我得到了关于此事的更多信息，我们不能谈它了，或许我们应该把目标调低一些。’”在极其敏感的政治腐败案中，《财经》的调查记者经常花几周几月的时间收集信息，然后等待机会。很多情况下，一旦新华社发布了关于某官员被捕的简短消息，《财经》已经准备好了一则详细的报道。6月8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一句话新闻，称深圳市市长被调查；29分钟后，《财经》就发布了一篇深度报道。
SARS之后，《财经》从未完全退至商业新闻的界线当中，尽管今天人们认为它“只是在监督经济”的看法让它获益。随着《财经》的独家新闻不断累积，银行业监管者开始召集记者寻求指点，而不是记者去找监管者。更令人满意的是，西方媒体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并相信《财经》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杂志的成功和声势已经在自我强化：它已经走得够远，以至于政府里的保守派已经无法确定其他哪些官员在支持着它。
紧接着，《财经》因为走得太远而得到了第一次教训。2007年1月，它的封面报道《谁的鲁能》描述了一群投资者是如何用微薄的代价换得对一个庞大集团的控制的，这个集团的资产从发电厂到足球俱乐部无所不包。《财经》报道说，鲁能集团当时市值超过100亿美元，但一个鲜为人知的私营公司仅仅花了不到5. 5亿美元就得到了鲁能92%的资产。国家监管者没有得到这桩交易的通知——这是法律上的通常要求——此外，混乱重叠的董事会和股东看上去就是为了模糊公司新所有者的身份以及他们资金的来源。《财经》发现，近一半的收购资本来自一个难以追踪的源头。
在《财经》试图刊出一个简短的后续报道之后，当局命令网站删除这篇报道，报摊撤下杂志。据说《财经》上海记者站的员工被要求用手撕掉杂志。“每个人都觉得被羞辱了。”一个曾经的编辑说。
从那以后，《财经》不时因鲁能调查而被谈起，但胡舒立并不想谈这一事件，她将与政府发生冲突视为杂志“最大的灾难”。
2007年，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授予胡舒立一个奖项，以表彰她的“良知和正直”。这个奖项是完全应得的，但它却将胡舒立置于稍微有些尴尬的同伴当中：之前的获奖者包括一位伊朗的编辑，她因自己杂志的报道而屡屡被召至法院；还有一位津巴布韦的编辑，他曾被军方逮捕并施以酷刑。
胡舒立并不像地下出版物的编辑那样生活在社会边缘，也不在异见份子的宣言上签字。她充满怀疑精神并饱含激情，但她的文章却引人瞩目地很少带有义愤。当她在专栏和社论中进行批评的时候，她使用的是忠实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的语言。在2006年的社保案之后，她并没有质疑一党政府的道德险境，而是强调中国脆弱的财产公开法律致使官员们的亲属和同僚获利。在2007年一篇题为“中共十七大之公众期待”的文章中，她表示：“当前民间积怨最大者莫过于官场腐败蔓延，权力缺乏制衡。”她继续写道：“有些论者总是担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导致社会不稳定，殊不知政改裹足不前才会成为动荡的温床。”换句话说，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是巩固权力，而不是丢失权力。
四川地震一周年之后不久的一个6月下午，我在胡舒立的办公室里问她：为什么其他媒体因为报道校舍坍塌而被处罚了，但《财经》没有？“我们从不用非常感性或者不正式的语言说话，比如‘你说谎了’，”她说，“我们尽力分析体制，谈论一个好的设想或愿景为什么无法变为现实。”
如果一家中国报纸详细列出了批准建设不安全校舍的官员名单，它可能会在承担公共责任上为自己加上一分，但这种调查行动同样会让报纸非常容易受到小气的政治报复。胡舒立说：“我们努力不给那些不愿意被批评的干部们留下任何把柄。”最终，她说，重要的问题不是“哪些人在十五年前没有使用质量好的砖块”，而是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她说，“我们需要监督和制衡。我们需要透明。我们用这种方式表达，没有简单的说辞，没有口号。”
这种方式能够对那些真正想解决问题但又不愿放弃权力的政府内部改革者产生吸引力。一些中国记者说胡舒立最伟大的能力是让一个利益集团与另一个对抗，不论是依靠放大中央政府铲除腐败市长的努力，还是依靠政府一派反对另一派的计划。根据这种说法，它能让最具权力的集团留下来，而你也能做出真正的——甚至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新闻。然而危险在于，随着《财经》的影响力的增加和金融利益的增长，杂志可以选择承担更小的风险。最近，一位读者在《财经》的网站上发表评论说：“《财经》越来越主流了……批判思维的味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旨在吸引读者和订阅者兴趣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缺乏灵魂。”
在绝对的禁区上，《财经》被证明是相当注意中国政府观点的。当上周乌鲁木齐发生民族暴力事件时，杂志派出了两名记者，他们在当地的报道描述了暴力及其带来的破坏，但他们的早期报道并没有冒险去调查造成骚乱的深层原因。同样地，西藏骚乱在少数民族中引发对当局的不满15个月以来，《财经》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这个话题。
不久前，我和中国最活跃的报纸之一《南方都市报》的前主编程益中一起吃了一顿午饭。程益中因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报道而成名。当时该报记者发现，孙志刚被带到了收容所，后来被打死。表面上看，收容所是为了安置流浪汉和亡命者，但收容制度却广受非议，因为它给予了警察在大街上要求人们出示身份证和暂住证，并可以没有理由地关押他们的权利。那些不能缴纳罚款的人可以通过为看守所运营的农田和工厂干活而获得释放。后来人们发现，孙志刚在街上被警察拦住并逮捕，尽管他坚称自己证件齐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对收容制度的愤怒浪潮，该报和其他报纸的后续报道显示，收容制度对于地方警察来说有利可图，并已孵化出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包括七百个收容所。根据报道，最少在一个地区，收容站购买收容者以获得更多的收入。2003年8月，此案促使中央政府废除了收容制度，这是中国媒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一个令人惊奇的案例。但不到一年，程益中就被捕了，他的两个同事也因“非法挪用编委会奖金”的罪名入狱。此案被广泛认为是报道孙志刚事件以及之前的SARS带来的秋后算账。程益中在狱中度过了5个月，现在做一份不太为人所知的媒体工作。他的两个同事则被判了更长时间的徒刑。
我问程益中：为什么胡舒立的遭遇如此不同？他说，《财经》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度，这将它置于低级官僚的势力范围之外。但他同时指出了差别所在：他的报道旨在从根本上消减警察的权力，而《财经》的关注点则是提升政府的工作。“《财经》的话题没有影响到根本的统治体制，因此它相对安全，”他补充说，“我不是在批评胡舒立，但《财经》在某些方面是在为一个更具权力或一个相对更好的利益集团服务。”
不出所料，胡舒立的看法有些不同：“我们不考虑这个或那个集团——我们考虑的是整个体制，以及所有能够达成改革的东西。”
承认体制权威，然后谨慎地追求它的改进，这种策略决定了《财经》的过人之处，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曾是新闻人的钱钢告诉我说：“洪水凶猛，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中国，我们认为‘水滴石穿’。”
胡舒立则更喜欢一个更加喧闹的比喻。她说：《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面对未知的技术前景，应秉持谦逊态度。科技创新需要体制创新作支撑，它也有望成为打破利益藩篱、催化体制变革的强大力量
备受瞩目的“人机大战”第二季近日在浙江乌镇落幕。世界围棋冠军柯洁三连败于谷歌公司研发的人工智能围棋程序“阿尔法狗”（AlphaGo）。这一消息再次点燃公众的希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创新科技，催生更深层次技术革命和社会变革。
以信息化和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全球范围内方兴未艾。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无人驾驶、区块链为代表的创新科技，发展热潮迭起，不断颠覆传统产业思维，构筑新型商业模式，为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活力。同时，创新科技也催生出资本市场泡沫，出现了监管政策不配套、社会数字化鸿沟加剧等问题。在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之下，中国应当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趋利避害，使创新科技真正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抓手。为此，须高度重视基础性创新，营造适宜新经济成长的体制机制。
本轮创新科技革命有着厚重的历史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大力发展金融、影视娱乐等服务业。但是，金融危机爆发，令其普遍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向更具科技含量的高端制造升级；另一方面，经过20余年发展，ICT（信息与通信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在新一轮政策和资本驱动效应下，一批先进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踏上商业化征程，成为开启信息化革命的钥匙。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要素投入为主导的粗放式增长模式渐失动力；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成本上涨；实体经济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增长乏力。中国亟须顺应创新科技的潮流，实现传统经济转型升级。不同于此前历次产业革命，中国互联网科技产业与欧美国家起步时间相去不远。受益于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具备一定的大数据积累和人才储备优势。不少人希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在中国涌现与谷歌、微软、苹果相同量级的国际“独角兽公司”，助力制造业升级甚至“弯道超车”。
愿望不可谓不良好，机遇也确实存在，不过，结果如何，取决于我们如何行动。中国政商两界应当着眼长远，沉下心来，增强基础科研能力和技术原创能力，切忌短期内技术变现思维。过往30余年，中国在承接国际中低端产业转移过程中，已经习惯于模仿和“山寨”。比较当下中美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可以看出，美国以基础技术研究为根基，中国则更侧重技术的商业应用。如果说在过去中西发展差距显著时，“拿来主义”还可当作一种“后发优势”，如今，中国已难以采摘到全球技术扩散中“低垂的果实”，再不能忽视原创性基础研究，否则就可能重走高端产业低端化的老路。
本轮创新科技兴起，受到资本热捧，创业公司加速技术迭代，急切寻求技术商业化应用场景。众多互联网科技公司也试图借力自身科技积累，延伸至下游制造行业，互联网企业造汽车即为典型。然而，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其核心技术积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欲真正实现产业升级，必须拥有自己原创的理念、技术和产品，这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创新科技并非前景一片光明，相反，其中存在技术路线错误、被甩入新数字化鸿沟的风险。颠覆性创新从来都是“少数派”游戏。数字化增长的机会在全球分布并不均衡。智能物流、智能机器人、智能工厂、智慧农业等创新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物流、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并重塑全球产业格局。技术落后和创新能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过去在环境、资源、劳动力等方面的成本比较优势，在新技术潮流中可能变得无足轻重。跟不上潮流者在新一轮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制定权争夺中，注定将处于被动境地。中国必须强化忧患意识，急起直追。
科技创新欲枝繁叶茂，必须有供其生根、成长的经济社会沃土。不宜以过于片面、孤立、急功近利的眼光来看待技术创新问题，误以为靠政府成立“工作组”协同攻关，某项新技术可以“单兵突进”。目前，在一些新技术领域，已经出现在政府扶持下，资本扎堆投入，产业发展陷入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过度竞争、门槛拉低的苗头，值得高度警惕。政府应相信市场的力量和判断，转而做好监管和服务。
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制度重于技术”。过往中国对创新技术的保护和激励机制不够健全，严重削弱科技创新动能。当前，政府应当营造合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最重要的是促进公平竞争、严格保护知识产权。这需要健全的法治，需要创新思想自由涌动的社会氛围。舍此，技术创新将行而不远。
能否踏上新科技新产业新市场的浪潮，是中国面临的又一次大考。过往近40年“盯住和追赶”的经验已不那么有效。面对未知的技术前景，应秉持谦逊态度。科技创新需要体制创新作支撑，它也有望成为打破利益藩篱、催化体制变革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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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要求，讨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为加强对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统一指导和统筹协调，中央于2014年成立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张高丽担任组长。2014年以来，领导小组已先后就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召开多次工作会议和座谈会，从做好顶层设计上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健康发展。
本次会议强调了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即“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张高丽指出，要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把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首要位置，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创新驱动带、协调发展带。
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陈柳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此次讲话精神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要坚持：第一，生态优先的原则；第二，在生态优先的基础上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第三，在生态文明、产业优化、新型城镇化等六大领域中，关键要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
沿江11省市响应“生态优先”
按国家“十三五”规划，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应以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为主体，发挥三大城市群的辐射带动功能，将其打造为长江经济带的增长极。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发现，2011-2015年，沿江11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43.44%、43.66%、43.93%、44.21%、44.29%，呈现稳中上升的态势，这意味着长江经济带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具备现实意义。抓住了长江经济带，相当于抓住了中国经济的“牛鼻子”。
自战略提出以来，沿江11省市均在各自的“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相关举措。
其中，在生态优先、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强化创新驱动、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城市群建设和加强区域合作互动上，各地均保持高度一致；差异性则主要体现在定位、产业发展侧重面上，都结合各自省市的实践情况提出了诸多措施。
张高丽强调，要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系统修复和环境综合治理，切实保护和改善水环境，集约高效永续利用好长江水资源，强化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护，使长江经济带发展建立在环境可承载、生态受保护的基础上。
作为处于“压倒性位置”的长江生态环境，沿江11省市都出台了专门性政策 。其中，湖北省人大2017年1月出台《关于大力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决定》，将其上升到地方性法规层面。与此同时，湖北还在全国率先启动了《湖北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规划》编制工作。
从各地对生态优先的贯彻可以看出，通过出台地方性法规、制定发展规划、制定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出台具体实施和管理办法等，以“建章立制”方式，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制度保障，是主要的方式。
其次，各地均以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为先导引领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国家发改委等六个部门联合公布的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地区名单中，涉及长江经济带的目前共有102个。从实施看，江苏、湖南、重庆、云南、贵州等开展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在全国层面产生了较好的示范效应。
同时，沿江11省市均实施了重点工程和行动计划，以此作为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抓手，如重庆的“蓝天、碧水、宁静、绿地、田园”等“五大行动”，以及“七彩云南”等。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获悉，为推动区域协作形成生态环境保护合力，长江沿岸27个城市达成了《长江流域环境联防联治合作协议》，而长三角地区与八部委建立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研究联防联控政策。这些纵向与横向的协作机制都在积极发挥作用，探索设立区域性环境资源交易平台、组建环保产业联盟、建立流域上中下游生态补偿制度等。
今年以来，国际做空大鳄们在港股市场上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遭到做空的个股，无论是早前的瑞星科技(2018)、科通芯城(400)还是上周四的敏华(01999)、达利(03799)等都有一个共性，市值在港股里都不算小，实力亦不算差，反而因为“肉多”被盯上，毕竟做空机构的目的是赚钱，而细价股正因为“无肉”可吃，所以相对安全。
面对汹涌而来的沽空潮，资金正在从这些中型股票中撤出，流向蓝筹股或者是表现良好的细价股，但是在恒生指数冲击一年高位的背景下，蓝筹股的估值已经到达一定的高位，回吐风险不断递增，而有易手概念的细价股就更值得博。
就好比中国糖果(8182)，该股股价长期在0.15元附近上落，但于3月31日，宣布娃哈哈太子女宗馥莉考虑收购公司股份后，股价可以说是直线上升，两个月期间曾经出现超过4倍的升幅，在同期的创业板股份中，可以说是升势最强劲的一只。
而最终5月12日，宗馥莉亦都透过全资拥有的公司，以每股0.3565元的价钱，向中国糖果提出有条件自愿性现金要约，要约价较当时股价有一定的折让，所以在要约公布之时，不少市场人士以为中国糖果的股价将会回复平静。谁不知，在公布要约之后，中国糖果再度被炒起，一度高见0.94元，与要约价相比亦有160%的升幅。
错过中国糖果的投资者不需要心灰意冷，目前港股市场上有易手可能的细价股还是有的，桐成控股(1611)就是其一，桐成控股于2016年11月21日上市的主板半新股，是一间EMS行业的制造商，主要经营业务包括电池充电器解决方案及电源、LED照明等等。上市时招股9,000万股，招股价为每股1.5元，优质壳股上市往往会引起一定的市场关注，桐成控股也不例外，当时集团上市一共录得31倍的超额认购，亦正因为在这个倍数之下，招股中公开发售的比例提高至30%。
目前港股市场上，内资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所以如果股份现时有卖壳憧憬，卖壳的时候亦都能够成功吸引内地资金，特别是一知名或巨型企业，这些股份很多时都会出现很好的升幅。相对之下，以桐成控股现时市值3.6亿元来计算，股份对比壳价以及资产都有重大的折让，值得各位留意。根据桐成控股今年的中期业绩来看，其资产情况相当可观，截至3月31日，集团持有总资产为2.1亿元，当中包括1.1亿元的现金及银行结余，而银行借款仅得3,470万元，也就是说资产净值高达1.17亿元，所以该股一定程度上被低估了。
目前港股主板壳价为6.5亿港元，按此来计算，桐成控股的估值随时可达7.6亿元，如果收购桐成控股的潜在买家是内地知名企业的话，该股市值有望进一步走高。这种情况市场上并不是没有出现过，中国糖果，甚至康大食品(834)就是很好的例子，所以桐成控股一旦易手成功，以目前3.6亿元的市值来计算，股价随时会翻几番。
近日，科技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十三五”国家基础研究专项规划》（下称《规划》）提出，“十三五”期间，着眼于更长远的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构建未来我国科技发展制高点，组织若干项基础研究类重大科技项目，其中列出两大项目：一是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二是脑科学与类脑研究 。
这两个领域，一方面是基础研究的热门学科，也跟当下的热门产业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等领域息息相关，让产业界充满期待。
量子信息抢占制高点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目前量子信息技术的两大主流应用，主要是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上述《规划》对此的定位是，奠定我国在新一轮信息技术国际竞争中的科技基础和优势方向。
《规划》称，在量子通信研究方面，向多用户联网的量子通信关键技术和成套设备，率先突破量子保密通信技术，建设超远距离光纤量子通信网，开展星地量子通信系统研究，构建完整的空地一体广域量子通信网络体系，与经典通信网络实现无缝链接。
在量子计算机领域，研究解决大尺度量子系统的效率问题，实现量子信息的调制、存储、传输和计算，最终实现可实用化的量子计算机原型机。
从全球的研究进展情况来看，中国此前主攻量子通信，在量子通信技术的研发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16年“京沪干线”建成了国内首条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线路。
2017年5月初，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宣布，我国科研团队成功构建的光量子计算机，将为最终实现超越经典计算能力的量子计算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于中国量子信息的发展情况，九州量子董事长郑韶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由于国家方面的重视，目前在量子通信领域出现欧、美、中、日交替领先的现象。中国政府投入较大，在应用领域和产业化方面做得不错。特别是在量子通信输出技术和量子工业布局上因为国家重视，中国企业发展动力更足，产业运营也比较好，处于领先地位。
在量子计算和量子测量方面，近年来中国的一些企业也把量子计算纳入到发展方向上来，在基础研发上争取不被落下。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阿里云采访获悉，中科大和阿里巴巴在2016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阿里巴巴量子计算实验室”，双方还宣布研制量子计算机计划。
地方政府方面，量子信息发展较受关注的安徽省，已把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建设作为安徽科技创新“一号工程”，安徽方面称，在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中，申报建设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是重中之重。
6月12日，据财新报道，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或延期一年。“在今年6月底各地金融局或金融办完成分类处置后，还留有12个月供整改类平台继续向合规转型，2018年6月作为最后的期限接受监管验收，若还没整改完就将被取缔。”
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询问了多地央行分支机构、银监局和金融办人士，均表示没有收到相关通知。经记者多方核实，互金专项整治延期属实，根据“时间服从质量”原则，至少延期半年，至于是否延期一年，尚不清楚。
一位接近央行的权威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21号，下称21号文）本应于去年4月发布，后来推迟到去年10月发布，按此逻辑，应该延期半年，也就是说，今年年底前需要完成整改。”
同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函至央行询问此事，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
互金整治“时间服从质量”
21号文要求，对P2P网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第三方支付、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及跨界从事金融业务、互联网金融领域广告等重点领域进行整治。专项整治工作已于2016年4月开始，计划至2017年3月底前完成；四个阶段包括：开展摸底排查、实施清理整顿、督查和评估、验收和总结。
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监管部门在21号文下发后也陆续公布了对P2P网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等业务整治的具体方案。
比如，2016年10月银监会印发的《P2P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银监发〔2016〕11号）。时间进度包括部署培训阶段（于2016年4月底前完成）、行业摸底排查阶段（于2016年7月底前完成）、分类处置阶段（于2016年11月底前完成）、总结督导阶段（于2017年1月底前完成）。
不过，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多地互金专项整治工作尚处于清理整顿阶段，以P2P网贷为例，本应于2016年11月底前完成的分类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
福建某地金融办相关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今年1月，互金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组织视频会议，提出‘时间服从质量’，原则上互金专项整治工作延期至年底前完成。”
业内对此反应并不意外，都认为“肯定延期，只是不清楚延期的时间”。
一位上海金融监管部门人士认为：“我觉得延期有一定可能性，很正常，很多网贷平台都没按照要求整改到位。”
“全国这么多互金机构，情况复杂，不能搞‘一刀切’，不延期的话，不符合实际情况。”福建某地金融办相关负责人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