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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中国股市的现实与理论之间的矛盾，应该从股票的‘壳价值’入手。”6月13日，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尹中立如是评论。然而，什么是壳价值？壳价值到底多重要？当下A股下跌是否必然？此前创业板和中小板的牛市行情与此又有何关联？最重要的，中国要走出怎样的改革路径？
由4月行情走跌而引起的IPO常态化之争持续至今，已近一月半。5月24日，韩志国在微博上犀利评点股市，引起众多散户追捧；5月27日，减持新规出台；6月2日，证监会继此前平均每周核发10家企业IPO后，首次降为4家；随即，市场开始了一场关于发行暂缓的激辩。叶檀、高善文、钮文新等学者纷纷出列。一周后，IPO审核恢复至8家，热潮依旧未退。
为详解中国股市之惑，自5月25日推出“刘士余主席，我想和你谈一谈”系列评论，邀请市场人士及专家学者，分别从监管新政、发行机制、交易机制等方面建言献策，时至今日已至十期。作为终期，本期“谈一谈”邀请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尹中立，详解清洗“壳价值”背后的A股之痛。
中国股市究竟要如何走出一条适应中国现实的改革之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或许永不过时。
【1股价】
IPO毫无疑问会影响股价
股票市场4月以来持续低迷，近一个月不断有声音将此归结为IPO常态化，近日证监会发行节奏也有所调整，近三周分别发行7家、4家、8家，你是如何看待IPO发行与股市大盘关系的？
尹中立：从近日市场关于IPO的争议来看，这里有一个潜台词，就是IPO发行影响到了股价，现在政府监管层对市场的这种议论或者提议做出了善意的回应，我认为这是对的，但是一定要分析明白，IPO为什么会影响到股价。
从股价定价理论来讲，IPO的速度与股价之间其实没有关系，因此市场上也有不少声音指出IPO与股市涨跌无关。股价是上市公司未来现金流的贴现，贴现的分子是上市公司盈利的预期，分母是无风险收益率和风险溢价。因此，股价取决于三个因子，分别是上市公司的收益、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和市场的风险溢价。从这三个因子来看，上市公司股价和股票市场发行多少股票，的确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市场为什么会认为股价与IPO有关系？
在现实当中，IPO毫无疑问影响到了股价。原因不是股票定价的理论错了，而是我国股票市场有它独特的、区别于其他成熟市场的地方。
【2买壳】
“壳价值”是中国股市独特之处
你认为IPO在现实中影响到了股价该如何解释？中国股票的独特之处又在何处？
尹中立：我国股票市场有别于其他市场的地方在于，股市建设20多年以来，IPO是受到行政控制的，导致形成了路径依赖。由于IPO速度受到控制，所以无论上市公司多么优秀，在IPO的过程当中都要付出相当多的成本。这个成本包括三方面：第一是时间成本，第二是财务成本，还有灰色成本。
时间成本很好理解，公司需要排队，得排一年以上，甚至是三年以上；其次是财务成本，在排队过程中，公司要应付各种各样中间机构的检查，还有中间费用，比如，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进驻以后，公司每年得承担相应费用，又比如，人员往返于北京监管层汇报材料，各种的飞机票、住宿费，这些都是成本。但是更重要的是灰色成本，公司需要公关，甚至是行贿，从以往发生的多起案例来看，这一成本是巨大的。
这些成本加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特色：非上市公司在变为上市公司的过程当中，需要付出额外的高昂成本，这个成本简单理解，即为“壳价值”。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上市公司没有任何主营业务，甚至有些公司已经基本没有员工，但依然有很高市值。
我们在香港市场上看到，很多股票只有几千万的总市值，甚至更低。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在A股市场市值最低的公司也要在20亿左右，这在全世界股票市场上是绝无仅有。公司如果没有任何主营业务，按照一般的股价定价模型来看，他的盈利预期是零，这个公司的理论价值应该也是零，但是它为什么能有十几个亿、二十几个亿？因为有“壳价值”，这是问题的关键。
从上面分析来看，我们上市公司股票的实际价值其实由两部分构成——理论上现金流的贴现价值，加上壳价值。
股票市场IPO发行的速度，并不影响现金流的贴现价值，但它影响股票市场壳价值的涨跌。当IPO速度越来越快，就意味着IPO成本在降低，时间成本、财务成本、灰色成本都在降低。总成本的降低，也意味着壳价值在贬值。
【3发行】
IPO发行影响“壳价值”涨跌
你可否详细谈谈IPO发行速度与壳价值间的关系？
尹中立：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壳价值的波动与IPO速度紧密相关。2013年底，我们通过具体数据测算发现，当时壳价值大概在七个亿左右。这七个亿是怎么来的？是把沪深两市市值最小的20家公司加在一起平均，大约是7个亿。当这些上市公司基本没有主营业务，现金流贴现价值是零时，股票的平均价格也大概在7个亿左右。
到2015年底，股票市场的壳价值达到30个亿。这意味着，从2013年底到2015年底，壳价值涨了不止3倍，为什么？原因就是IPO暂停，导致时间成本、财务成本都变得更加高昂。
壳价值的变动也影响到市场走势。在2012年至2014年10月份(即2014年底整体股市走强之前)，蓝筹股指数基本没有上涨，而其间中小板和创业板股价已走出牛市行情，创业板指数从600多点，一直涨到1200点。为什么在蓝筹股几乎没有涨跌的情况下，创业板能涨约一倍？因为IPO暂停导致壳价值不断上涨。
壳价值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一个壳对应的价值是一个常数，和股本大小没有关系。因为中小板和创业板总股本较小，股本越小，每一股对应的壳价值就越高。中小板和创业板这些小盘股，对壳价值的波动也就更加敏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市场整体行情不高的时候，中小板和创业板能够率先走出持续两年多的牛市，当时把这个现象叫结构性牛市。
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知道2015年、2016年底，尤其是IPO常态化到现在，为什么创业板和中小板会一路下跌。这正好与2013年、2014年的状态相反。
因为IPO常态化，新股堰塞湖逐步消失，IPO成本降低了，壳价值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缩水。具体来看，在2016年第二季度的时候，壳价值还有30个亿，现在已经在不断下降，下降了差不多10个亿。假如总股本是一个亿的股票，对应壳价值原来是30块钱，现在是20块钱，一下子就少了10块钱，这就是中小板和创业板为什么从去年第四季度一路走低的关键原因。
【4退市】
严格退市加速“壳价值”归零，市场会雪上加霜
你提到IPO加速迫使壳价值降低，这种下跌过程将持续多久？
尹中立：IPO扩容，壳价值就会不断走低，这就意味着小盘股会一路下跌，一直跌到壳不值钱为止，跌到垃圾股市值归零。那个时候就意味着壳价值消失，股市才是一个正常的股市。所以，我们正在经历的中小创市场下跌实际上是在进行结构调整。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股市下跌意味着投资者的股票缩水。那么，社会投资者的承受能力能有多强？当下，市场从三十亿跌到二十亿，才跌了30%，市场已经难以承受。
市场上也有声音认为，IPO提速没问题，但不能“只进不出”，对于退市制度你如何看待？
尹中立：刚才我解释了IPO发行是决定壳价值的一个主要因素，它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和退市有关。因为一旦退市，就意味着公司彻底告别市场，壳价值快速归零。因此，如果要严格实施退市制度，那么会加速壳价值归零的过程。
此前市场上有声音指出，要加强退市制度。既然IPO的常态化，投资者已经难以承受，那么如果再加上退市制度这一道门槛，市场将会雪上加霜。
因此，降低壳价值、加强退市制度，都是一个理想化的设想，但是在现实当中，需要找到一个可行路径，让它慢慢变成现实，不能急于求成。
【5措施】
需可行路径，不能从10块钱突然跌到零
你提到要寻找可行的路径，调整股市结构，对此有何建议？
尹中立：中国股市建立二十多年以来，IPO一直受到控制，我们已形成了强烈的路径依赖。其中参与者，无论是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散户投资者，还是券商、中间机构，他们的所有投资和从业经历，都是基于这一假设前提。现在要修改前提，就一定要找到可行路径。我个人认为，这个路径的选择，一定要用时间慢慢去做。
第三任证监会主席周正庆有一个名言，一家公司从十块钱突然跌到一块钱，所有人都会承受不了，因为血本无归。如果有办法，第一步让它从十块钱跌到九块钱，然后进行充分换手，前面的人以九块钱都卖掉了，赔了10%；第二步从九块钱跌到八块一，再进行全部充分换手；第二批接手的人又赔了10%，以此类推，直至跌到零。
如能这样操作，相信没有人有意见，因为每个人只赔了10%，这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千万不能从十块钱一下子跌到零，市场是不会答应的。
不过，从十块钱跌到零，每个人只赔10%，就意味着需要很长时间，用充分的换手去化解这个矛盾。如果急于求成，只能半途而废。按照以往证监会主席的监管经验来看，当下的方法和理念此前并非没有过，但是是否成功了？其中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市场需要时间来化解矛盾。现在的方向非常正确，但我们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时，要有充分耐心，让市场慢慢适应。价格的回归不能一步到位，并且不能让市场形成一致预期。如果形成熊市预期，事情又会难办，这当然也需要相关部门做好预期管理。
中国改革最大的经验，就是让大多数参与者受益，如果参与者大多受损，事情将是不可行的。
紫竹林的一艎
大华股份在创新高，索菲亚在创新高，老板电器在创新高，让不少人在焦虑：只有少数几只股在涨，市场上成千只股却在创新低 ，以后证券投资是否没得玩了？！
我们仰望星空，我们敬畏大佛。可大佛说：我也如你般天真过。
我们追逐市场，我们羡慕热点。可热点说：我也曾经被抛弃过。
从容的投资者，一定是喜欢思考的人。从英雄光荣的背后，找到他关健的成长路径，这才是有价值的。临溪羡鱼，不如归而结网。投资真以为是直接扑进钱堆里？如此直取，一定太傻！投资，是用经验和智慧，找到那个印钞工具。这个工具深藏在市场的起起落落里。
08年上市的大华股份，被许多人抛弃过；11年上市的索菲亚，依然被许多人抛弃过。未来的大华们，未来的索菲亚们，依然在被当下的市场抛弃，这是注定的宿命。为了不让十年后，再次重复当下的情绪焦虑 ，成熟的投资者就该静下心来，揣摸大华和索菲亚们，后面不为人知的成长路径。
不想重复大华和索菲亚的基本面分析，它们己经体态臃肿了，再去判断未来还能涨多少，实在没趣。关健思考的是两点：一，如何在大华和索菲亚依然默默无闻时，大概率把它们挑选到股票池？二，结合指数大背景，当年青涩的大华和索菲亚们是如何做出大底的？
先把指数挑出来做为分析的大背景，毕竟这个市场九***关注指数的涨跌。牛市的研究没有价值，鸡犬都能升天，牛市实际上是垃圾股的好时光，再谈基本面分析，有点不搭。以中小板指数为锚，当下显然是熊市，就是因为指数身处大熊市中，体态长成恐龙的大华们还能创出新高，才让无数人焦虑中。
大华和索菲亚们，在过去的熊市中一直是涨的吗？
翻翻它们的历史，显然不是。
大华股份，08年5月20号上市，总股本6680万，开盘价48.5元，最低下杀了四成，最低价砍到27.5元。大华是在熊中腰上市的，横跨了中小板指数两个周结构下杀，比指数提前三个月见低点，横盘做了三个月的小锅底。
再看看同时间段上市另一只大牛股歌尔股份，08年5月22号上市，总股本1.2亿，开盘价32元，下杀一半到16元。比大华晚两天上市，也是熊中腰，也同样横跨了中小板指数两个周结构下杀。做的是尖底，几乎和指数同步出现。
索菲亚是11年4月12号上的市，总股本5350万，开盘价80元，最低下杀两成半，砍到60元附近。索菲亚是在熊市开启阶段上市的，经历了中小板指数四个砍杀周结构，比指数提前一年见大底，底部横盘将近一年。
再看看比索菲亚早上市五个月的另一只大牛股，老板电器，10年11月23号上市，总股本1.6亿股，开盘价35元，砍杀四成到21元。几乎是在中小板指数牛头处上市，经历了指数五个完整的下杀周结构，比指数提前一年做大底，底部横盘一年。
很显然，当下熊市中风光无限的大牛股，在曾经的大熊市中被彻底冷落过。
大华和索菲亚们如何才能被单独挑选出来重点关注？
首先是生意的新颖性，上市前的大A股还没出现这种生意。做安防的大华，做电声器件的歌尔股份，做衣柜定制的索菲亚，它们的生意形态，在上市前还没出现在大A股里，更别说被曾经反复爆炒。只有老板电器做油烟机的，实在不起眼会被一开始忽略。
光生意新不管用，接下来最关健的，是关注业绩的成长性。当业绩增长超4成时，才是纳入重点股票池的那一刻。
大华股份08年净利润1.04个亿，09年1.17个亿，10年2.6个亿，11年3.78个亿，16年18.25亿。10年是大华业绩的转折年，增长了一倍多。10年从第一季报开始，当某一季说增长了四成以上时，第一时间去放进股票池，第一时间去搜信息，反复问自已：它的生意是如何增长的？有持续性吗？有竞争对手吗？未来的市场能做到多大？当11年的季报再次增长时，可以耐心的思考一年。
成长性的企业，业绩增长加速那年是关健年。假成长性公司，不可能连续三年都高增长，没有成长性的公司，不可能有4成以上的增长。白马企业，都是从业绩大拐点那年开始慢慢长成的。利润从一个亿能做到十个亿，指数的熊市也挡不住它们的股价奔跑。
歌尔股份08年净利润1.23亿，09年9987万，10年2.76亿，11年5.28亿，16年15.99亿。10年是歌尔业绩的转折年，增长了3倍。10年从第一个季报开始，发现了快速增长就第一时间放进股票池，接下去长时间去重点跟踪。
索菲亚11年净利润1.32亿，12年1.73亿，13年2.45亿，14年3.27亿，16年6.48亿。13年是索菲亚的业绩转折年，增长了四成。13年从某个季报起，发现了增长就放进股票池。
老板电器10年净利润1.3亿，11年1.87亿，12年2.68亿，13年3.86亿，16年12.07亿。11年是老板电器的业绩转折年，增长了四成。11年从某个季报开始，发现了增长就放进股票池。
业绩快速增长的拐点，标准是四成以上，生意够新颖，或者历史上同类型从没爆炒过，是纳入股票观察池的关健因子。接下去重点分析增长的持续性，将近大半年的时间可以去搜集信息，可以去调研，足够从容的去瞄准猎物。
生意符合既新颖又能快速增长业绩的新上市公司，很容易通过公开信息搜寻出来，一定不只一家。但是一群纳入股票池后，哪些是真的能持续几年高增长下去的，哪些真能做到十个亿利润的，绝对需要前膽性眼光。眼光的高与低决定了财富的多与少，从众多的投资对像找到关健目标，并知道用什么方法去进一步筛选，才是寻找财富的关健工具。
大牛股，在它们默默无闻时，在它们快速阴跌时，在它们横盘不涨时，能够第一时间被重点关注，只是成功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是不问热点，不问指数，只问孤独的坚守，用时间拥抱未来。
成长性个股有几个共同点：生意相比过去足够新；总股本大都两个亿以下；上市时的利润基数低，行业还没出现寡头；市场在快速扩容中；市场容量足够大；业绩在某一年突然拔高，出现增长拐点；业绩连续几年都在4成以上快速增长中。
当一只生意新颖的次新股，上市后出现业绩高增长拐点的，市场想的是能不能坚持到年尾？明年还能继续吗？所以一年中依然会波动，大多数也跟随指数周结构同步趋动。这就给养仓位埋下了好机会。
上市没多久，就预告成长性4成以上的次新股，指数猛跌，但市场不会傻砍价，一定会给溢价。大都能横向振荡，等下一年成长性。若下一年不行，再碰到指数熊，则会快速杀下来。下一年若业绩继续高增长，股价大都已悄然翻上一倍，若碰到指数牛，更会涨的更高。
还有另一种情形，上市后生意头几年一直在布局中，付出的代价大，市场还没攻下，业绩不增长，甚至倒退，成长性没出来。正好指数熊市，股价杀啊杀，会杀的让人哭。几年后来了指数牛市，正赶上它的市场开始起飞，业绩增长坐上火箭，业绩加上市场人气，一飞冲天。
业绩延后爆发的，上涨空间一定超越上市就高增长的。看看大华，再比较下索菲亚，就能看明白。
生意新颖的业绩高成长小盘股早晚会长成大盘股，从最低点开始，股价翻倍不是它们的归宿。只要是连续几年都真成长，只要有稳定的现金流，几倍到几十倍空间，才能体现它们的终极价值。
每一轮熊市，每一批上的新股里，都藏着好种子，找寻它们的过程，是最快乐的过程。
当下正是指数熊市时，已陆续上了几百只次新股，生意新颖的上了几十只，上市后业绩继续高成长的也不少，比如开润股份，亿联网络，拓斯达，精测电子，欧普康视，浙江鼎力，平治信息，浙江仙通，新泉股份，华正新材，荣晟环保，凯莱英等，先把它们挑出来，放进股票池，长线盯着。接下去重点分析它们的业绩高增长能坚持一年吗？它们中谁的业绩能够连续几年保持高增长？它们中有谁可能把利润做到十几亿？
生意新颖的，当下业绩高增长看不到的，依然紧盯！它们中有谁用新产品，新的生意模式在敲开市场？它们中谁正在打造新品牌？它们中哪个领导人充满攻城略地的狼性？盯着它们，就是盯未来业绩高增长的大拐点！
投资就是寻找好种子的过程，而不是在大树上摘现成的果实。不必去为大华们焦虑，它们不可能再继续几十倍的旅程，它们己经坐大，它们己经闪光过。
本文只是思考一种投资路径，文中提到的股票，仅仅是用来举例，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充满风险，请多独立思考
纪念一下，哈哈哈哈哈哈~~~
6月12日，由恒丰银行主办的“恒丰银行‘一带一路’媒体行”活动在陕西省西安市正式启动。恒丰银行公司与投资银行板块副总裁邢道均、西安分行副行长陈安等出席会议。多家新闻机构的媒体记者共同见证了“恒丰银行‘一带一路’媒体行”活动的启动。
会上，邢道均就恒丰银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情况进行了介绍。邢道均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进一步扩大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促进地区经济繁荣、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恒丰银行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要指示，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自“一带一路”倡议出台以来，恒丰银行高度重视，积极响应，把“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加快重点区域业务发展、做大资产规模的重大机遇，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的配套措施，重点聚焦国家发展战略带来的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倾向性地投入资源，以实现公司业务的跨越式发展。
近年来，恒丰银行积极推动 “一带一路”相关业务的落地，突出服务重点，强化资源配置，在基础设施建设、国际贸易、对外投资等多个领域开展综合金融服务，覆盖交通、能源、环保、商贸等重点行业，积极促进“一带一路”的资金融通。自2014年1月至2017年5月，恒丰银行共支持“一带一路”项目562个，投放总金额超过1100亿元人民币。在境内，恒丰银行支持“一带一路”项目517个，累计投放近千亿元人民币，其中“一带一路”重点项目93个；在境外，恒丰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跨境联动业务，通过出口买方信贷、境外投资贷款、中长期信保融资等产品，共计向45个项目投放121亿元人民币。恒丰银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项系统的、长期战略工程，为沿线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合作、资金融通和民间交往提供了良好的互动平台。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层次和水平不断提升，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关系更加密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对金融机构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服务需求，也为金融机构的经营发展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作为一家肇始于孔孟之乡山东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恒丰银行秉承“恒必成 德致丰”的核心价值观，致力于做知识和科技的传播者、渠道和平台的建设者、金融综合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全力打造“精品银行、全能银行、百年银行”。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给恒丰银行带来持续稳定的金融需求，将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等相关领域带来众多合作机会，有助于推动恒丰银行“走出去”，同时有利于推动恒丰银行的业务转型，进一步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一带一路”建设在为恒丰银行带来众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对恒丰银行在建立特色化经营模式、增强业务创新能力、提升风险防范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为进一步提升自身金融服务水平，恒丰银行着力做好突出战略指引、强化机制保障、发挥科技支撑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突出战略指引，以全局视野和使命担当，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实体经济发展。恒丰银行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围绕“十三五”发展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战略，整合各区域资源，打通各业务条线，聚焦核心地区加大投入，形成中心集聚优势，发挥核心区辐射带动作用，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第二，强化机制保障，以提升效率为核心，构建“一带一路”金融支持的机制保障。“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资金需求量大，融资需求迫切。为此，恒丰银行以提高“一带一路”项目授信效率为核心，通过建立绿色审批通道、制定差异授信政策、完善产品管理制度等措施，构建起“一带一路”金融支持的机制保障。
第三，发挥科技支撑，搭建大数据和“金融云”平台，服务“一带一路”资金融通。恒丰银行是全国首家全面应用大数据技术替换传统数据仓库技术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大数据平台实现了在精准营销、风险防范、财富管理、决策支持等方面的智能场景服务，可以针对“一带一路”项目企业的不同特点制定个性化金融服务方案。2016年7月，恒丰“金融云”投入生产运营，帮助中小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快速完成IT架构转型，提高其跨机构共享金融数据的能力，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落地铺路搭桥。
本次恒丰银行“一带一路”媒体行活动启动会同时也是活动首站西安站的新闻发布会。西安分行对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情况及典型案例做具体介绍，陕西恒通果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唐苑园林观光有限公司、陕西天诚软件有限公司三家合作企业相关负责人先后就项目合作情况及实际成效做了专题发言。
会后，恒丰银行相关负责人与媒体记者前往陕西唐苑园林观光有限公司和陕西恒通果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走访调研，详细了解企业的发展历程、企业文化、经营理念、项目优势等基本情况，并就“一带一路”建设中，恒丰银行如何通过综合金融服务，有效助力企业转型升级、优化发展、走出国门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交流。
6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耶伦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话。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 摄
新华社华盛顿6月14日电(记者高攀 江宇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4日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1%至1.25%的水平,这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美联储当天结束货币政策例会后发表声明说,5月份以来的信息显示美国就业市场继续强劲,美国经济温和增长,近几个月美国家庭消费回升,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继续扩张。但美国通胀近期有所回落,低于美联储2%的目标。
美联储当天发布的季度经济预测显示,今年美国经济预计增长2.2%,高于3月份预测的2.1%;到今年年底美国失业率预计为4.3%,低于3月份预测的4.5%;到今年年底美国通胀率预计为1.6%,低于3月份预测的1.9%。
美联储预计,到今年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中值将升至1.4%,与3月份预测一致。这意味着在本次加息之后,美联储今年还可能有一次加息。
美联储表示,如果美国经济增长大体符合美联储预期,美联储预计将于今年开始资产负债表的正常化,逐步减少对美联储持有的到期证券本金进行再投资以缩减资产负债表(“缩表”)。目前美联储一直通过将到期证券本金进行再投资以维持资产负债表规模不变。
根据美联储当天公布的缩减资产负债表计划的细节,美联储计划将持有的到期美国国债本金每个月不再进行再投资的上限最初设定为60亿美元,然后每三个月将此上限提高60亿美元,直到最后升至300亿美元。同时,美联储计划将持有的到期机构债务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本金每个月不再进行再投资的上限最初设定为40亿美元,然后每三个月将此上限提高40亿美元,直到最后升至200亿美元。
由于只有超过上限部分的到期证券本金才可进行再投资,随着上限的逐步提高,美联储每月再投资的证券规模将逐步减少,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也将逐步缩减。目前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高达约4.5万亿美元,其中包括约2.5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和约1.8万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美联储主席耶伦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联储当天公布“缩表”计划细节是为了让市场提前做好准备,等到美联储真正开始“缩表”时,市场将不会感到意外。但她并未透露美联储开始“缩表”的具体时间。
美联储2015年12月启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加息,开始缓慢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此后,美联储分别于2016年12月和今年3月再次加息。未来美联储如何“缩表”,以及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影响如何,受到市场广泛关注。
作为北京首家民营银行，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北京中关村银行”）终于揭开了高管们的“神秘面纱”。6月12日晚间，北京银监局官网和谐和谐于《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根据批复，郭洪任董事长，王萌任行长，暴冰任副行长，梁勇任首席信息官，王海茹任首席人才官，方兴为风险总监；赵凌宇为审计部负责人。此前郭洪、王萌、暴冰等工作经历均与中关村有交集，在分析人士看来，这也将更利于北京中关村银行的筹备与发展。
人选具地域特色
从披露的北京中关村银行高管人选名单可以看出，十分具有地域特色。
据了解，北京中关村银行董事长郭洪此前为中关村管委会党组副书记、主任。曾历任北京市体改办综合处副处长、股份制处处长，北京市国资委政策法规处处长，中关村管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中关村管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中关村管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等职务。
此外，北京中关村银行的行长以及副行长也来自北京本土的传统金融机构，与中关村也有不少的交集。其中，行长王萌此前曾担任北京银行南京分行行长，他在担任北京银行南京分行行长期间，积极推动该行金融与“科技”、“文化”、 “创新”等相结合，在南京相继成立了第一家科技金融特色支行、第一家文化金融特色支行。在担任北京银行南京分行行长之前，王萌曾任北京银行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部副总经理，主管零售银行业务和中小企业业务。
暴冰此前也曾任职北京银行复兴门支行行长，后为北京市中关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利于中关村银行筹建
有行业人士指出，目前确定的多位北京中关村银行高管都与中关村的发展相契合，这样也更利于北京中关村银行的筹建和发展。
从行长王萌的工作经历看，在业务方面，干过信贷、管过营销、当过业务经理、做过大客户服务的工作；在基层工作过，在中层干过，在总行干过，管理经历十分丰富。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中关村地区十分熟悉，这也将更好地开展相关业务。
此外，北京中关村银行行长以及副行长均由传统金融机构跳槽至民营银行，这种情况在此前任命民营银行高管中并不罕见。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传统金融机构高管跳槽，往往追求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能够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能够把自己的想法落地。据了解，王萌十分认同北京中关村银行的发展模式。他在担任北京银行南京分行行长时，也曾公开表示，为解决中小文化企业实际融资的难题，要借鉴北京中关村银行模式的成功经验，结合区域特点与自身实际。
定位服务科创
由于中关村是全国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因此，对于北京中关村银行而言，未来也将定位于服务科创。
实际上，除了高管与中关村有不少的缘分外，发起股东多为注册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科技创新企业。其中第一大股东用友网络出资11.92亿元，持股比例为29.8%；第二大股东碧水源出资10.8亿元，持股27%；光线传媒、东方园林并列第三大股东，出资3.96亿元，持股9.9%。
据悉，北京中关村银行成立后将立足中关村园区，致力于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支持并促进中关村乃至全国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创新发展。
在构思阶段，北京中关村银行提出了“服务科创”的差异化功能定位，并提出“扎根中关村，以服务三创为根本宗旨，以科技金融为最大特色，努力建设成为各类创新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的目标。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北京中关村银行有着不小的优势，北京是全国高科技的中心城市，高科技产业又集中于中关村，民营银行在这个区域经营，做高精技术企业的金融服务，有“天时地利”的优势。
皮海洲:请大V大腕们正视新股发行制度的严重缺陷
时间：2017年06月15日 08:28:27 中财网
自从5月26日证监会放缓IPO的脚步以来，市场围绕着IPO放缓与暂停的争论喋喋不休。不仅一些财经大V与大腕们成了争论的主角，甚至就连主流的证券媒体也亲自上阵参加肉搏。这场争论规格之高、之激烈，为A股市场历史上少见。
对于A股市场来说，这场争论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正所谓真理不争不明。让争论的双方摆事实，讲道理，最终谁对谁错，市场自有公论。虽然在这场争论中，最大多数的中小投资者是支持IPO放缓与暂停的，但来自大V大腕们的声音，却以反对者居多。
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令人意外。毕竟A股市场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市场。A股市场的政策取向直接决定着A股市场的利益流向。而在一些大V大腕们的背后，莫不闪动着利益集团的身影。正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大V大腕们为利益集团代言这也算是当今A股市场的新常态。IPO闸门一开，黄金滚滚来。面对这般盛况，利益集团当然希望能够把IPO的闸门开得再大一些，把IPO的节奏再加快一些。而放缓IPO脚步乃至暂停IPO发行，在利益集团看来，这实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而当然是不能容忍的。
从一些大V大腕们的舆论对IPO放缓与暂停的批评来说，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批评IPO放缓与暂停不符合市场化原则，认为IPO的发行节奏应该由市场说了算。在本人看来，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A股市场本身就不是一个市场化的市场，目前A股市场仍然缺少市场化的土壤。最简单的问题是，市场化是需要法制化来保驾护航的，但目前A股市场的法制化几乎是空白，根本就谈不上严刑峻法。
二是主张股市为融资服务，融资功能是A股市场的核心功能，所以A股市场需要加快IPO步伐。但这种说法同样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因为即便IPO要为融资服务，即便融资功能是A股市场的核心功能，但当前的新股发行制度明显不是在为融资服务，而是在为圈钱服务。IPO不是在助力企业做大做强，相反却是在毁灭优秀的企业。因为IPO带给企业的融资其实是有限的，大量的资金是被股东们通过套现的方式拿走了。股东们套现的金额是上市公司融资的十倍甚至是数十倍。而股东们通过企业上市完成套现后，就将企业抛在了一旁，任其自生自灭。上市前高速成长的公司，上市后也不成长了，甚至蜕变成平庸公司或亏损公司。面对这些公司的蜕变，IPO制度其实是在犯罪，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罪人。
三是大V大腕们攻击IPO放缓与暂停的一个重点在于，IPO暂停并不能改变股市的运行趋势，换一句话说，就是并不能真正救市。对于这一点，某些大V大腕们的说法显然是片面的、不正确的。
回顾A股市场历史上的9次IPO暂停，实际上还是有改变股市运行趋势的情况发生的。如发生在1994年7月的IPO暂停，是改变了股市下行的趋势的。又如2005年5月叫停的IPO，随后迎来了A股市场最大的一波牛市行情。再如2008年9月叫停的IPO，后续迎来了一波股指翻番的大反弹行情。而2015年7月叫停的IPO，也让A股市场迎来了股灾后的第一波反弹，为防止股灾演化为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作出了贡献。因此，总体说来，历史上的IPO暂停对市场的贡献是积极的与正面的，对于这一点，不应该予以否认。
当然，也不是每一次IPO暂停都能起到提振股市的作用。但这是因为A股市场积重难返的缘故，而并不是说IPO的节奏不该放缓，不该叫停。而且在放缓IPO节奏或暂停IPO尚且都不能提振股市的情况下，继续加大IPO发行力度，岂不是让A股在积重难返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因此，即便出现放缓IPO节奏也不能提振股市的情况，这也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进一步加快IPO节奏。正如一个重病患者，对其输血尚且不足以让其马上恢复健康，相反，还要在其身上加大抽血的力度，这不是在把重病患者往死路上推吗？
其实，在IPO的问题上，一些大V大腕包括权威的媒体，都在回避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新股发行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以至当下的新股发行始终处于一种“带病发行”状态。实际上，新股发行制度的缺陷是很明显的。很难相信大V大腕们对此并不知情，只不过是被利益蒙蔽了双眼，以至于揣着明白装糊涂。
目前新股发行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一是由于惩处不力，以至造假上市盛行；二是造假上市的后果是投资者的利益受到损害，但IPO制度对投资者利益保护不力。三是任何一家企业上市都会给市场带来不少于首发流通股规模3倍的限售股，4亿股本以上的公司上市，更是给市场带来9倍于首发流通股规模的限售股。新股发行因此成了限售股的生产机器，股市也因此成了限售股股东们的提款机。这也使得IPO不是在为融资服务，而是在为限售股股东们圈钱服务。新股发行制度也因此完全走样。
而这个问题显然是新股发行所必须正视的问题，也是大V大腕们在评论IPO问题时也必须应该要正视的问题。避开新股发行的制度性缺陷来鼓吹IPO的加速发行，这样的鼓吹者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在这些鼓吹者的眼里也许装满了利益集团的利益，但偏偏就是没有装着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以及中国股市的根本利益。（作者供职单位：中和应泰“好人好股)
证券时报：从最广大公众利益角度看IPO 才能比较公正
目前各方对IPO的观点比较对立，从网上评论来看，不少散户支持暂停或减缓IPO。笔者认为，基于个人短期利益来看IPO节奏，观点难免偏颇，若从市场、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来看IPO节奏，才能做到比较公正。
在一些散户看来，只要能推动股市上涨、能让他赚钱的政策，就是好政策。只是，一些投资者现在拿的股票动不动就上百倍市盈率，缺乏投资价值，要让他们赚钱，就只能通过零和投机游戏找到更傻的傻子、以更高的价格接盘才能赚钱。但如果只是投资者之间尔虞我诈、零和游戏，那么有人赚钱、就必然有人亏钱，即使大牛市期间多数投资者账面盈利，这也只是昙花一现的海市蜃楼，等投资者去兑现利润必然发现那只是一场空。
新股炒作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投机、操纵、题材等哄抬下，新股上市后连续涨停，市盈率炒成市梦率，有人美其名曰上市公司有高成长，但现实中还难看到几家上市公司实现高成长。说到底，新股炒作的最根本依托就是物以稀为贵，新股价格受IPO节奏、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最为巨大。
一些投资者总想利用新股的高弹性来赚快钱，高位买完新股之后就希望来几个涨停板，只是新股内在价值不足，要维持高股价，投资者就只能期盼IPO维持较缓节奏；也即一方面有些投资者希望买到最新上市的、嘎嘎新的新股，另一方面又巴不得IPO立马暂停，好凸显新股的稀缺性，对这些投资者而言，监管层要调控IPO节奏、恰到好处满足其要求，实在是过于高难。
让IPO减缓或暂停，堵上A股市场进口，既影响服务实体经济融资，还有碍于A股竞争氛围形成，让A股变成自娱自乐、每况愈下的一潭死水。美国股市的成功，就是让一些站在时代潮流的好公司源源不断上市，同时将一些平庸公司淘汰出局，通过持续不断换血，股市中的上市公司基本将社会中的精英公司囊括进来。A股市场又岂能让现在3000多家上市公司长期垄断上市地位？况且，A股供给不足哄抬高股价，大小非将更多股票高抛给社会公众，将有越来越多社会公众受害。
散户在投机博傻的零和游戏中处于明显弱势地位，散户投机炒作注定输多赢少，面对当前股市局面，不适应的散户要不退出股市，要不交给专业人士打理，要不转而投资那些业绩比较好、确定性比较强的股票。散户要赚钱，只能赚上市公司的钱，若公司经营业绩过硬，其分红甚至超过银行利息，又有何惧，即使套牢也只输时间不输钱。
假若投资者都本着投资观念，远离高市盈率题材股、次新股，都去投资好公司，那么好公司的价值得以挖掘，更多的股市资源将配置在好公司上面，可以为股民创造更多财富。而次新股不再被投资者无脑追捧，估值降下来，与二级市场老股差不多，那么有些新股以目前23倍市盈率发行就可能发不出去，由此市场就会对IPO产生自我保护能力，IPO节奏也自然而然可以实现市场化。
监管层维持IPO一定节奏，其最终目的或许也就是要降低新股稀缺性，让投资者以内在价值来评估新股定价，通过培育A股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来优化资源配置，为投资者创造更多财富、实现多赢，彻底扭转之前A股的零和游戏局面。
当前市场和媒体舆论基本都倾向于维持一定IPO节奏，基本达成共识，对此韩志国先生却称“新股IPO的利益链条已经充分显现”。笔者也痛恨企业与中介机构狼狈为奸包装上市圈钱，认为这才是应该遭到抨击的“IPO利益链条”，但对于企业本本分分履行必要信息披露、没有包装的上市，对此不宜过多指责。事实上，赞成IPO维持一段节奏的媒体或市场人士，未必就属于IPO利益链条，他们更希望在市场的自我选择下，IPO无疾而终、实现暂停；恰恰相反，那些参与新股炒作、呼吁暂停IPO的人，不知不觉成为IPO利益链条一部分，没有他们对新股的无脑投机，一些新股根本就发行不出去。
屁股决定脑袋，只有坐在最广大公众一边，对IPO的观点才能公正独立，否则就可能让利益扭曲立场。（证券时报）
但斌发钱了！最爱贵州茅台的他会不会悄悄出货呢？
公司员工只说，公司通过卖股票把前期盈利部分提出进行分红。
但斌旗下6只产品陆续分红
今年以来尤其是最近两个月，贵州茅台的股价不断创出历史新高，该股的“强势”也成为资本市场的热点话题，这也使得市场对但斌的关注大为提高。但斌被称为“复制巴菲特最成功的中国人”，但是在2017年1月份的时候，也曾有媒体质疑但斌的价值投资。
由于贵州茅台的股价不断创出历史新高，也使得但斌旗下的产品赚得盆满钵满，但斌说话也就“更有底气”了。他甚至豪气冲天地表示，“到2018年底，贵州茅台600元收市，一点不惊讶”。而邑品投资董事长杨剑鑫则在微博上公开发布看空茅台的观点，因此引出了上海砥俊资产梁瑞安和他对赌50万元的预定，随后但斌接棒称要参与，“我愿赌1000万，1亿也行！”。
分红来源于卖出了股票
前期曾有投资者质疑但斌在唱高茅台股价的同时，也在一边减持。截至6月14日，贵州茅台股价创出474.39元的历史新高。由于近期但斌旗下多只产品发布了现金分红公告，也有投资者质疑这现金分红是否表明但斌开始减持贵州茅台股票。
广东一位私募投资总监告诉每经投资宝，私募现金分红首先是在赚钱的基础上，而分红的现金来源有多种可能，和基金规模有关，规模小的产品如果现金分红金额大的话，可能是卖掉了其持有的股票兑现的利润。而对于规模大的产品现金分红，其现金来源可能是产品保留的现金，因为私募一般都不会把仓位打满的。
对此每经投资宝多次电话联系但斌，但一直无人接听电话。
此后每经投资宝按照东方港湾投资官网提供的电话号码，以投资者的名义电话采访了该公司员工，该员工告诉每经投资宝，“我们公司近期有四只产品进行了现金分红”。而对于用于分红的现金来源问题，该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公司就是通过卖股票把前期盈利部分提取出来而进行的现金分红”。
目前市场上采取现金分红的私募并不多，主要是采取分红再投资的方式，这样可以抽取业绩提成。因为现金分红相当于主动放弃规模，可能只有私募在对后市不看好或者认为管理规模已经对操作造成较大影响的时候才会采取现金分红的方式。此外现金分红都是提前计划好的，一旦有了分红计划，私募就会加大现金管理仓位，以便于到期分红。 (原标题：最爱贵州茅台的但斌“发钱”了 旗下私募产品卖出股票现金分红) (.每.日.经.济.新.闻.)
邪说：是政府打着“房市去库存”的旗号，用放水用政策，带头暴力炒高房价的，以后要是有什么问题，找政府去，因为它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所以全民都跟着它疯抢房的，政府不要总是拿“不明真相的群众炒房导致房价疯涨”给自己开脱，就如证监会为首的主流媒体总是说股民搞坏了股市。股市反映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现实，股有多黑，国有多黑。
2016年以来我国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升温及房价的大幅上涨，更多受到房地产市场投资投机需求的驱动，再一次展示了市场根深蒂固炒房惯性的力量。巨大财富效应、房地产路径依赖、预期自我实现机制，构建了炒房惯性三大支柱，导致家庭超配住宅不动产动力充足。
一是巨大财富效应释放了空前的房地产投资投机需求。
1998年我国启动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住房不动产投资无疑是近20年内最富价值的投资品种。特别是2003年以来，我国出现了住房价格普遍上涨现象。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北京、上海、深圳，以及作为区域经济金融中心的南京、杭州、厦门、天津等二线城市，住房价格均出现了巨幅上涨。
回顾住房价格历史运行轨迹，除2008年四季度因执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致楼市资金阀门收紧引发房价小幅回调外，二十年间我国住房价格大体呈现单边明显上涨态势。以北京为例，1998年北京市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2285元；2015年北京市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为85038元，较1998年上涨了5.92倍。2003年，北京市原内城四区住房均价为5600元；2015年，北京市内城住房均价约为6万元，较2003年房价上涨了9倍多。
特别是经历2016年房价大幅上涨后，北京原内城四区住房均价从6万元跳升至10万元以上，而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涨幅却远远小于房价涨幅。类似情况在其他热点城市均有不同程度体现，显示出住宅不动产投资的巨大财富效应。
二是房地产路径依赖引发集中的市场道德风险。
2003年以来，房地产业迅猛发展，并带动国内需求扩张，支持了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城市发展面貌也得以迅速改观。在这个过程中，地方经济发展与房地产业高度关联并逐步形成路径依赖，房地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据重要份额，加上房地产作为社会融资广为接受的抵押品，房地产金融迅速膨胀。
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了房地产路径依赖自我强化的运行轨迹。而房地产业路径依赖所形成的发展模式惯性，引发了集中的道德风险，使得房地产投资投机意愿处于低风险、甚至是无风险的运行状态，完全背离了市场经济内在需要风险与收益相平衡的规律，导致我国房地产市场运行在相当长时间内进入“拒绝调整”模式。
三是预期自我实现机制给炒房惯性添注动力。
资产价格是市场对资产价值的评价，反映出市场对资产价格未来走势的预期。当市场中大多数投资者预期资产价格上涨，则交易将促使实际资产价格向预期方向变化，直至当期资产价格在剔除时间价值后等于市场预期价格，这就是所谓的预期自我实现机制。我国热点城市住宅价格运行就显示出显著的预期自我实现特征。
以国际大都市住宅价格为参照物，市场普遍预期一线热点城市房价将与国际大都市接轨，由此大量社会资金涌入，加上市场投资投机炒作，一线城市房价超越基本面支撑出现大幅上涨，透支了未来购买力。而房价上涨预期的自我实现机制，导致实际住宅交易价格出现高位接力上涨现象，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房价上涨预期，为炒房惯性添加了充足动力。
虽然住宅兼具投资与消费属性，但考虑到住宅不动产高昂价值，无论是住宅投资，还是住宅消费，归根到底还是家庭财富配置结构问题。1998年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住宅不动产作为家庭财富配置主要品种呈现出快速上升态势，货币财富比重明显下降。在房价高位上涨压力下，举债购房导致家庭流动性最低限度运行的情况并不鲜见。特别是在一线热点城市，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度明显高过新房，而其中的住宅置换链条支撑城市房价高位上涨。
一是我国家庭住宅不动产配置比重偏高。
研究表明，住房自有率水平高的国家，几乎都是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转轨国家，而住房自有率低的国家则大多为经济发达国家。英美等发达国家住房自有率在60%-70%，而保加利亚、立陶宛等国都在90%以上。据统计，截至2010年末，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自有住房率为89.3%。2012年，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称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9.68%。
2014年，交银中国财富景气指数调查显示，我国大多数城市居民家庭十多年来积累的不动产迅速增值，因而资产价值较高，大约占家庭总资产的3/4，同时，绝大多数家庭持有的不动产为房产，仅少数拥有商铺、写字楼等商业地产。我国家庭投资性房产占比过高。据调查，2015年我国家庭可投资资产中投资性房产占比高达71.5%，远远高于美国，2013年美国家庭的投资性房产占比仅为15.5%。中国家庭将大部分资金投向房产，而在股票、基金、债券上的配置相对较低。
二是住户存款增长放缓。
住宅不动产购置实际上也是住户存款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存款转移的过程。从数据看，我国住户存款和非金融企业存款增速在整体放缓大趋势下，呈现出一定反向变化关系。特别是在商品房旺销的2009年和2016年，非金融企业存款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住户存款。同时，住户存款在各项存款中的比重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2017年1月，我国住户存款占各项存款的比重为41.4%，较2007年1月下降7个百分点。
三是热点城市房价主要依靠住宅置换链条支撑。
目前，我国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在内的热点城市，房价高位上涨更多依靠住宅置换链条来支撑。2016年，北京市二手房销售27.2万套，而新建商品住宅成交约11.47万套，简单来说，每成交2.37套二手房才能支持1套新建商品住宅交易。
这种情况表明，住宅置换链条对热点城市高房价的支撑力度，事实上取决于链条最底端刚性购房人的支付能力。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反映出中等及以下收入群体家庭流动性的捉襟见肘，表明当前一线热点城市房价高位运行存在脆弱性。
四是预期住宅投资收益更多依靠买卖差价。
随着2016年这波房价的大幅上涨，热点城市住宅的租金收益率已经明显低于银行存款利率。特别是一线热点城市动辄千万元一套住宅，全年租金总额在12万元左右，若剔除住宅自然折扣和其他费用，实际租金收益率在1%左右。
虽然一线热点城市拥有大量就业机会，对就业人口有强烈吸引力，但城市就业机会主要在服务业，特别是低端服务业，导致住房租赁市场难以跟随房价“水涨船高”。在实际租金收益率过低情况下，预期住宅投资收益实现要更多依靠住宅买卖价差，存在巨大不确定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住宅超配难以带来家庭流动性的改善。
五是住户流动性决定了热点城市房价上涨高度。
房地产市场不同于一般商品市场，房价由少量交易决定，而非一般商品市场基于大规模、连续交易来实现供求均衡。虽然这一交易特征给予房地产开发企业某种程度垄断定价权，但考虑到预期住宅投资收益变现和家庭增加流动性都需要以增加住宅供给为前提，将不可避免对这一定价体系形成强烈冲击。
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家庭流动性也显著下降。据日本金融广报委员会2013年专项调查，日本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没有金融资产。据日本总务省调查，2014年度日本平均每户家庭为1565万日元存款，六成以上低于平均值。
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长期以来日本房价回升动力不足，除人口老龄化因素外，家庭流动性不足也制约了房价上涨空间。
考虑到当前我国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核心区房价已经和国际大都市接轨，房价高位上涨对家庭流动性的挤压，使得热点城市房价继续上涨的空间日渐逼仄。历史上，东京等国际性都市都曾出现房价大幅回调现象。
六是家庭房价高位加杠杆透支了流动性。
2016年我国新增贷款12.65万亿元，其中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为主的住户部门中长期贷款约占新增贷款总量的45%。家庭在房价高位时加杠杆，不可避免对未来流动性进行了透支。应该看到，还款能力是个人住房贷款前置条件。全世界商业银行在发放个人住房贷款时，都要对借款人还款能力进行审查，主要基于过去收入状况来合理推测借款人未来还款能力。但在还款能力审查上，各国商业银行略有不同，如在借款人银行账户明细时间跨度上，有要求三个月，有要求一年，存在一定差异。但各国及地区的银行越来越重视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的鉴证作用。
如美国的商业银行通常要求借款人提交前几年的纳税申报单，我国香港的商业银行要求借款人提交最近期的税单或雇主报税表，我国台湾的商业银行要求借款人提交所得税扣缴单据或薪资入账存折等。这是因为个人所得税缴纳状况是借款人收入真实性的最有效证明，也显著减轻了银行审查借款人收入真实性的负担。
但我国商业银行在借款人还款能力审查上，往往习惯于形式上审查，借款人收入证明只需加盖单位公章，无需提供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往往通过合作律所电话联系借款人单位相关联系人以核实收入真实性，存在虚假收入证明蒙混过关的隐患，使得并不具备还款能力的借款人获得巨额个人住房贷款，或为借款人借助金融杠杆炒作房产提供方便之门，这实际上也是严重透支未来流动性的表现。
一是政策环境收紧与炒房惯性形成背离。
多年来的房价高位持续上涨，使得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家庭财富配置的纽带和社会经济生活绕不开的焦点话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年初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支持各地区在房地产税、养老和医疗保障等方面探索创新。”
为打击炒房者，重庆市政府紧急发布人民政府令，从2017年1月14日起对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外地人新购首套及以上普通住房征收房产税，剑指“炒房”牟利行为七寸。3月中旬以来，以北京为代表的全国四十多个热点城市陆续升级房地产调控措施，而以“限购、限贷、限价、限售”为主要特征的政策调控，将明显收紧房地产市场流动性。
二是住宅供给总量平衡与炒房惯性存在背离。
目前，所谓供给不足并非热点城市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而只是房价炒作噱头。毋庸置疑，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就业机会充足，基础设施建设优良，人文环境优越，对社会就业人口有强烈吸引力。虽然从经济承载力看，决定一个城市人口集聚规模的关键，是城市经济规模及该城市与本国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
中心城市与其他地区收入差距越大，人口流入意愿越强。全球大多数城市的经济份额占比与人口份额占比的比值多处于1.0至1.4区间，而北京、上海均高达2以上，收入差距作用将引致外来人口不断净流入。但也要看到，城市就业人口收入存在巨大差异性，热点城市很多从事服务业的就业转移人口，根本上无法承受当前高房价。1978年-2016年，北京市新开工住宅面积合计50881.2万平方米，若以三口之家人均30平方米计算，大约可满足1696万人居住需求。2016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172.9万人，剔除外来人口807.5万人，户籍人口大约1365.4万人。
三是住宅置换链条不可持续与炒房惯性存在背离。
热点城市房价高位上涨对居民收入的过度偏离，更多反映在对支撑住宅置换链条底端人群收入的偏离度上。以北京为例，2016年北京市商品房均价为3.47万元，假定城镇就业人口收入完全均匀分布，按照人均30平方米面积来计算，一套房产总价为312.3万元，按照目前北京房贷政策，最少需要109.3万元首付款，同时按照最长30年借款期限，现行基准利率下每月至少还款10773.2元。2016年，北京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35416元。2015年北京市城镇职工年均收入为85032元，假定2016年为10万元，那么新婚家庭可支配收入为70812元，每月可支配收入为5901元，按照每月按揭还款支出不超过家庭可支配收入的50%，那么实际可承受的贷款总额为55.62万元。除非北京城市通勤足够远，导致房价降至可承受范围，否则大多数外来人口并非具备经济意义上的北京市房地产市场实际住宅需求群体。
不难看出，从经济意义分析，北京市住宅供给总量并不稀缺，但分布存在显著不平衡，少量人拥有多套房产，大量外来投资进入北京房地产市场，导致住房供给存在一定程度稀缺。而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房价的与国际大都市的完全接轨，已经过度背离收入分配底端人群，这决定了未来住宅置换链条的不可持续。
四是城市人口总量约束与炒房惯性存在背离。
城市发展并非越大越好，虽然发展大城市有巨大经济意义，但在环境保护、社会管理和公众安全等也存在明显问题。而且资源环境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存在自然约束，盲目扩大城市规模实际上也是对资源环境的不科学利用，即使是东京、首尔这些城市，实际上也在应对“大城市病”同时，深刻反思城市发展模式。不仅如此，发展大城市实际上也存在对周边地区资源的虹吸作用，造成环大城市边缘地区经济发展普遍缺乏后劲，导致总体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程度脆弱性。
当前我国特大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自然极限，加强人口总量规划和约束是必然要求。2016年北京人口调控效果继续显现，随着疏解非首都功能各项措施的推进，北京市常住人口的增速、增量继续实现双下降。2016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72.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4万人，增长0.1%，增量比上年减少16.5万人，增速比上年回落0.8个百分点。2015年，上海外来常住人口出现了负增长，同比下降1.5%，这是十五年来的首次。这些情况表明，城市人口总量约束与以人口流入为炒作噱头的炒房惯性正在形成背离。
一是严控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炒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在土地出让环节，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杠杆资金进入土地一级市场炒作，关键是要加强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私募资金监管，按照穿透原则查实资金来源，对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违规出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在个人按揭贷款环节，加强借款人还款能力审查，可考虑将个人所得税证明作为还款能力审查要件。将个人所得税证明作为还款能力审查要件，并不会改变现有金融监管政策和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过去我国商业银行在发放个人住房贷款时过度看重抵押的第二还款来源，往往忽视对借款人真实还款能力的审查。增加个人所得税证明要件，一方面可以提高银行在借款人收入审查上的效率，通过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银行可以合理分析推测借款人具备的真实还款能力，防止出现向不具备还款能力的借款人发放个人住房贷款的可能性，也明显增加借款人利用金融杠杆炒作房产的难度；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借款人提高主动纳税意识。通过与税务部门联网，发挥税务稽查作用，对大肆进行投资投机炒作的借款人形成威慑。无论怎样，银行都需要切实加强借款人收入真实性审查，以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并有效防范住房金融风险。
二是加快热点城市房地产税试点。
房地产税增加住房交易及持有成本，调节房产投资收益，因而利用税收杠杆抑制住房市场投机炒作，是各国普遍做法。不可否认，房地产税将对住房市场运行形成冲击，高房价可能因投资炒作受到抑制而失去支撑，并出现价格回调，进而影响到商业银行房贷资产质量，特别是不具备还贷能力借款人在房价高位加杠杆时可能会引发一定程度违约风险。
尽管如此，应该看到我国现行个人住房贷款最低20%，热点城市最低30%的首付比例，以及二套房贷更高的首付成数，理论上至少可以承担整体房价20%以内的降幅，足以提供金融机构房贷资产充足的安全垫。当前热点城市房价上涨动力充足，利用税收杠杆增加炒房成本，降低房产投资收益率，不失为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
三是推动卫星城建设。
简单增加城市土地供应，并不能有效解决房价高位上涨，反而可能会加重大城市的病症。目前我国大城市功能和基础设施过于集中，城市产业布局也过于聚集。虽然产业和功能聚集可以提高资源配置和运行效率，但不可避免导致人口过度集中。
随着科技发展和交通运行方式改变，可以考虑更合理布局城市功能和产业承载位置，通过将部分与生活相关的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向外迁移，城市核心区主要集中高附加值产业，通过卫星城承接城区分流人口，提高土地利用价值，消除热点城市“泛豪宅化”现象。
四是密切关注家庭住宅不动产的流动性转换态势。
随着本轮房价过快上涨，房价运行风险已经有所显现，要高度关注热点城市家庭住宅不动产的流动性转换态势。美元三次加息启动了全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正常化回归之旅，国内金融市场利率中枢有所抬升，未来资产价格不可避免要承受巨大压力。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
爱建集团(600643)6月14日晚发布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多份公告。公告显示，若本次要约收购达到目标收购股份，广州基金将成为爱建集团的控股股东，广州市人民政府将成为爱建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显示，本次要约收购的主体为广州基金，要约收购目的旨在取得爱建集团控制权，不以终止爱建集团上市地位为目的。本次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431,141,953股，价格为18.00 元/股。本次要约收购前，广州基金通过全资间接控股的广州基金国际持有爱建集团0.9643%的股份，广州基金国际的一致行动人华豚企业持有爱建集团4.0357%的股份，两者合计持有爱建集团5.00%的股份。
对于爱建集团旗下爱建信托的影响，公告解释，爱建信托本身的股权结构将不会发生变更。爱建集团、上海爱建纺织品有限公司、上海爱建进出口有限公司仍将按现有持股比例持有爱建信托的股权。爱建信托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广州市人民政府，但《中国银监会信托公司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未明确规定该类事项属于行政审批事项。
广州基金表示，因要约收购具有收购结果无法事先确定的特殊性，在本次要约收购的过程中及完成后，广州基金将视要约收购的具体情况，及时与金融主管部门进行沟通，严格按照金融主管部门的要求履行相应程序。
关于要约收购对爱建证券的影响，公告显示，本次要约收购系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由广州基金通过发起要约的方式，向爱建集团的全体股东收购股份的行为。若本次要约收购达到目标收购股份，广州基金将成为爱建集团的控股股东，从而间接持有爱建证券48.86%的股权。鉴于爱建证券目前的控股股东为陆家嘴金融(持股比例为51.14%)，本次要约收购将不会导致爱建证券的股权结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但将导致爱建证券间接持股5%以上的股东变更。
广州基金同样表示，后续，在本次要约收购的过程中及完成后，广州基金将视要约收购的具体情况，及时与金融主管部门进行沟通，严格按照金融主管部门的要求履行相应程序。
广州基金在公告中称，2017 年5 月4 日，本公司已将不低于本次要约收购总额金额20%的履约保证金16 亿元存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帐户。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7 年5 月10 日出具了《履约保证金保管证明》。
.中.国.证.券.报
今年以来，出行巨头Uber深陷丑闻之中。在董事会重压下，Uber创始人兼CEO卡兰尼克暂离公司，二把手确认离职
【财新网】（见习记者 叶展旗）公司文化屡遭质疑，Uber董事会施压求变。美国时间6月13日，Uber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宣告休假。在一封内部邮件中，卡拉尼克称，将用时间去缅怀自己不久前过世的母亲，将认真思考，去打造一支世界级的领导队伍。卡兰尼克的母亲于上月意外身亡。
作为这家出行巨头的领导者，卡兰尼克表示，自己还有很多值得提高。“如果我们想打造Uber2.0，我也就需要成为特拉维斯2.0。”
卡兰尼克并没有为公司在休假期间指定新的管理者，也没有明确的回归时间表。此前一天，公司二把手、高级业务副总裁Emil Michael也确认离开Uber。
这一系列变动与董事会施压密不可分。Uber官方同日发布了一份经董事会一致通过的提议，致力于改进公司文化。
这份提议中称，应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重新审视卡兰尼克的职责，并将部分移交给其他高管；董事会应继续寻找合适的首席运营官（COO）人选；提高管理层的多元性；加强对管理层的考核，包括员工满意度、向员工及时反馈的程度等等。此外，还应加强内控、改善人力资源管理、改造现存的公司价值观等。
同日，Uber早期投资人卡普资本创始人Mitch Kapor和Freada Kapor发表公开信表示支持董事会的提议，认为这是迄今回应丑闻最好的信号。“这项提议是缜密全面的，Uber已经开除了一些员工，部分还是高管，这表现了执行的决心。现在公司需要空间去实施计划。”
2017年初，Uber离职女员工Susan Fowler发布推特称，自己在Uber工作期间受到了性骚扰及性别歧视。自她于2015年11月入职以来，经理多次试图与其发生性关系，高层领导与人力资源部门在接到举报后，辩解“这是他第一次行为不轨”等，但该女员工认为这是在说谎。这一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卡兰尼克在2月19日表示，已下令对此展开调查。此后，董事会展开了对公司的独立调查。
2月，上述两位投资人曾公开批评Uber的公司文化“缺少尊重与多元性，充满了排他的小圈子与对欺凌与骚扰的容忍。”
今年以来，Uber已有数名高管离开。3月，Uber打车服务总裁Jeff Jones宣布离职，入职不到一年；Uber地图和商业平台副总裁Brian McClendon也于3月底宣布辞职。6月，Uber刚刚开除了公司的亚洲业务总裁Eric Alexander。据《纽约时报》报道，他曾涉嫌干预一起印度Uber司机的强奸案。Uber表示，近几个月来，已就性骚扰、歧视等不正当行为开除了二十余名员工。
6月5日，Uber宣布，哈佛大学商学院女教授Frances Frei加入Uber，担任高级副总裁，负责公司领导与战略，并协助人事管理，向卡兰尼克汇报。声明称，Frances Frei是组织转型领域世界级的权威。
Uber成立于2009年，如今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独角兽公司之一。据投资数据统计网站CrunchBase统计，已经历16轮，共融资约120亿美元，估值超600亿美元。据披露，2017年一季度Uber营收达到34亿美元，环比增长18%，亏损收窄至7.08亿美元。目前Uber仍未有明确上市计划。2016年3月，卡兰尼克曾表示，“将确保Uber尽可能更晚上市。”
卡兰尼克一直对公司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因为公司的分层股权结构在设计初便偏向于创始人。据CNBC报道，若员工向公司出售他们的股权，其投票权将重新归属于卡兰尼克本人。
美国新兴科技企业均在经历创始人和股东磨合。不久前特斯拉的董事会也被指缺乏独立性。部分特斯拉股东指出，董事会成员与现任CEO马斯克（Elon Musk）的关系过于紧密。要求公司每年都重新选举董事会成员，并增加两位新独立成员。马斯克目前持有特斯拉约20%的股份。马斯克在推特上回应称，“你们该去买福特的股票”。福特家族通过双层股权体系确保了对公司的控制。
这一提议在6月初遭到否决，特斯拉董事会将维持三年一次的投票选举。
证监会主席与足协主席是最不好当的，足球和股市是挨骂最惨的，究其根源有制度设计的问题，有个原因是一样的，不过，资本市场的某些制度还不如足球。
最近关于弱市该不该正常放行首次公开发行
IPO的争论很大，这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在于证监会该不该放权让交易所审核发行；能不能修改制度允许好公司比如京东、腾讯、阿里巴巴等在大陆上市；最后，弱市减少IPO数量、强市加大发行既是国际惯例也是常识，而不是判断个人的标准。
建议放权交易所审核上市
美国对公司上市与香港略有不同，美国IPO与上市分开的、香港基本是合二为一的。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美国是交易所审核上市、证监会审核信息披露；香港是交易所全权审核IPO和上市。
而大陆的证监会则负责审查IPO和上市，而证监会的定位是监管。这一点还不如中国足协。
现在打个比方，中国证监会是足协，交易所是主教练，国家队队员是上市公司。那么，选谁进国家队就是IPO了。
现在，国家队主教练里皮有绝对的选谁进入国家队的权力，而之前的国家队主教练根本没有这个权力，甚至足协的主要领导干涉到谁替补上场等，而这些足协主席都是外行领导内行不是打排球的就是打乒乓球的，于是，战绩一直不佳。
现在，起码表面上国足的主教练完全有决定谁IPO权力了。而中国证监会完全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既当教练又监管教练和队员，这个角度看，还不如足协。
如果做不到一步到位直接把IPO和上市审查权让渡给交易所，如香港证监会就完全放权交易所审查——最起码也应该跟美国那样，分两个组别分别从法律和会计方面审核是否造假、信息披露是否完整等。分别由注册会计师和注册律师组成。
证监会负责对二级市场监管，对交易所进行监管，这样，堆积如山的排队IPO公司会很快消化掉，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之根源。
更改IPO上市标准
大陆IPO标准很完美，好像在保护投资者，而实际上是逼着拟上市公司造假，逼走好公司到香港和美国上市，这是大陆资本市场持续走弱的根本原因。
腾讯是香港投资者必配的股票，上市十几年股价翻了几百倍，阿里巴巴在美国也为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京东在今年一季度第一次实现盈利。
而类似的好公司根本无法在A股上市，我早在2014年3月12日发表过《阿里京东腾讯应在国内上市》，阻碍上述公司在大陆上市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要求拟上市公司必须连续三年盈利，这一套既把百度挡在门外，也使得像京东这样的公司不得不远走美国上市。另一个历史原因，国内互联网企业大多采用了VIE架构，而这成了大而好的互联网企业在中国赚钱，在海外上市的悲剧。
建议取消这两个规定。我要说的是，过去赚钱不一定上市后还能赚钱；即便亏损也照样可以通过造假形成盈利。VIE架构好坏不说，从结果上看，完全让大陆人民为在海外上市公司打工。因为，大陆居民购买不了美股，港股也是限制重重。
有新闻报道：证监会刘士余主席自去年2月19日力挑大梁以后，平均以每周十只的速度发行新股，截止今年5月25日，已经上市的新股有442只。据金融投资报统计，2016年至今上市的新股和次新股中，至少已有30家公司今年一季报亏损；如果算上业绩下滑，估计比例在15-20%左右。如此高的业绩首亏和首减比例，为历年所没有。
但是，有一条要加强，严惩造假上市。
亏损不可怕，就怕说假话，对于为了满足上市条件而造假的，严惩不贷，不仅仅是罚的让其倾家荡产，赔偿中小投资者全部损失，追究帮助其造假的机构也要从严从重处罚，严重的移交司法，让其牢底坐穿。
弱市减少发行是常识
这次挑起话题的当事几方我都熟悉，一个媒体先生曾是我报社老领导和财经报道评论写作启蒙老师，一个私募大佬见过一面，跟刘士余午餐而引起广泛关注的韩志国虽然只喝过一次酒，但是网上和电话联系很多。这一次，我力挺韩志国。
即便是在香港和美国和其他经济体，在牛市中IPO发行多，熊市发的少是交易所不成文的规定。韩志国认为现在是熊市，应该减少发行，严厉打击造假上市等行为，这点有什么问题？那么为什么收获了那么多批评？
因为IPO放缓和暂停会影响很多人的收益。首先是券商和投行的业务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第二，公关公司，还有证监会门口IPO指定打印店，在上次暂停IPO后都业务转型了；第三，财经媒体和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其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和广告费用会大幅减少，在受到新媒体冲击收入大幅缩水的当下，这些是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第四，拟上市公司和排队上市的公司更不用说了，甚至在排队中没有圈到钱而死了的。
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是，支持刘士余正常发行股票的，公开鼓吹拍马的被认为是改革派、市场派；而韩志国等就被贴上反改革甚至“民粹主义”的标签。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韩志国大战众拍马派(谈不上市场派和经济学家——经济金融知识不配给我提鞋子也敢妄称经济学家？)中，拍马屁派首先质疑韩志国办公司放开IPO影响其生意，很快被证明是谣言，但是，6月14日爆出货真价实的料，两位拍马屁派莫名其妙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意外”获利几千万不等。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这些看似长的有点像的所谓的公知们对监管当局公开拍马，难道是借此掩饰其非法所得不被查？
上述第一和第二个问题不解决，加之造假上市成本太低，现在即便是牛市上市的越多，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都是灾难。
治好病根再谈IPO吧。
北京时间6月15日凌晨2点，美联储宣布加息25基点，联邦基金利率从0.75%~1%调升到1%~1.25%。
毫无悬念，美联储加息如期而至，这也是年内美联储第二次加息。
美联储FOMC决议声明显示，在16位美联储决策者中，有8位预计2017年将加息三次(3月会议时有9位)，有4位预计2017年将加息4次。据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美联储9月份加息的可能性接近10%。
美联储预计今年起开始缩表，起初每月缩减60亿美元国债、40亿美元MBS;缩表规模每季度增加一次，直到达到每月缩减300亿美元国债、200亿美元MBS为止。
利率决议公布后，黄金瞬间跳涨5美元后开始回落，美元/日元小幅上扬，欧元/美元下挫，美国十年期国债利率、美股三大指数走势平稳。
随后，美联储主席耶伦新闻发布会表示：加息体现出美国经济取得进展。一旦时机合适，美联储将正常化资产负债表。
耶伦发表讲话后，黄金急挫，跌破1270关口后继续下探，2点36分，报1266.5美元。
通常，美联储加息，全球感冒，这次带来哪些影响?美国加息，中国会不会跟进?对于人民、A股等会有什么影响?
中国跟不跟?"加息"已经抢跑
还记得今年3月美联储加息时，中国央行做了这样一个决定：上调7天、14天、28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OMO)10个基点，同时6个月、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中标利率(MLF)也分别上调10个基点。
那么这次加息，中国还会继续更跟上么?
更多观点认为，不了，中国央行这次不跟。本次加息并不会像今年3月那样，引发中国央行在货币工具上跟随美联储加息。
Why?
其实，中国已经不惧怕美联储加息了，因为现在中国完全没有加息压力，中国央行或已提前对冲。
3月份之后，中国央行的紧缩政策方面已经全面领先于美联储，而非跟随。伴随一行三会持续去杠杆、加强金融监管下，市场流动性已大大收紧。市场资金利率已经得到了明显提升。
每周报告
随着商会蜕变成企业家投融资新平台，不少金融机构基于商会强大的募资能力，迅速将理财触角伸向这个全新领域。
商会，原先是促使地域性企业加强联系与资源整合，扶持企业发展壮大反哺当地经济的社团组织；如今随着经济转型发展与投资理财热兴起，它开始蜕变为汇集地域性企业家资本的投融资理财新平台。
今年以来，各地商会酝酿发起的股权投资基金日益增多。
4月，浙商总会金融投资委员会发起设立的浙商产融股权投资基金完成首期募资343亿元 。
2个月后，上海市河南商会提议发起的豫商全球发展基金正式成立，募资规模300亿元。
这些商会系股权投资基金的发起初衷，均是汇集企业家资金，投资家乡新兴战略产业中的优秀企业，带动当地经济转型发展同时获得不菲的投资回报。
不过，要吸引企业家参与投资商会系股权投资基金，绝非易事。不少商会会员企业家对商会系股权投资基金有着不同的诉求，要弥合各方利益推动股权投资基金落地，商会与基金管理方有时需要一份“大智慧”。
这也吸引不少金融机构纷纷参与其中，设立定制化的结构化理财产品，捕捉商会投融资的新商机。
股权投资基金“商会式募资”
在近日举行的豫商商会合作论坛上，如何有效推动豫商全球发展基金落地发展，成为与会人士热议的话题。
有豫商会的企业家表示，为了方便企业家灵活支配资金，这只基金不妨先募集少量资金挖掘项目，再引入自主跟投机制。即当基金需要投资大额项目时，可以向商会会员企业家发出投资邀请，若企业家觉得项目优秀，再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大额跟投。。
其实这类模式在浙商会、温商会、徽商会等圈子里被广泛采用。比如采用后端收费模式，即在项目退出时再收取相应管理费与超额利润分红，如此降低会员企业家的投入成本。
还有一些豫商企业建议推动基金拿出一部分资金进行过桥贷款，推动以往的人情借贷阳光化运作。
“其实，这就是商会的特色投资文化。一方面，企业家都希望商会的投融资氛围能更加灵活，不受很多PE投资操作惯例约束。另一方面他们也在思考用自己相对固定的圈子降低投资风险。”一位商会人员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
上海市河南商会会长韩宏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作为豫商全球发展基金发起方，在敲定基金最终运作模式前，必须先明确基金的投资方向。即支持全球有潜力的优质豫商企业和相关项目，促进河南省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同时，推动豫商企业全球化布局。因此，基金前期需要遴选大量优质项目，市场化运作必不可少。
在他看来，当前上海市河南商会的职能已发生重大变化，即是打造面向豫商的全球性产融投资平台，不再是以往那种更多关注豫商企业内部发展、扶持的单纯互助式社团组织。
“当然，我们也会做出某些灵活变通，适应商会企业家们的投资需要。”他直言，比如他正考虑的设立跟投模式。
相对而言，浙商会的转变显然更早一些，模式也更灵动。
国债期货的连续反弹，似乎流露了债券市场的转暖迹象。
经过16个交易日的上升通道，截至6月14日，5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TF1709从最低时的96.85元升至97.945元，累计涨幅已达1.24%。
这与上半年不断趋紧的资金面预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反差。事实上，资金面略显紧张的状态已经被3月份以来的市场疲态所反映，而在收益率居高的情况下，一级债券市场的不少发行人选择推迟或放弃发行，不少交易员也在增加流动资产配置用以“过冬”。
在业内人士看来，当前债市的低迷已经不足以反映资金市场的基本面甚至已经出现超跌，而此前的资金紧张和价格的接连走低与监管部门的去杠杆政策等偶发事件有所关联；而随着国债期货等指标逐渐呈现反弹周期，债券市场的修复预期也在逐渐升温。
由于监管层和业界此前不断释放6月底MPA（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考核时点的流动性稳定信号，亦让市场出现了“集体乐观”景象，但有交易人士指出，在市场整体流动性尚未具备宽松条件的情绪，面对“钱荒不会再来”等预言，市场有理由保持警惕。
债市买点或现
交易数据显示，国债期货TF1709自5月22日以来已累计上涨达1.24%，维持了近一个月的上升周期，6月14日最高时，其价格一度攀至98.06元。
“经过之前的资金紧张等因素，债券市场此前的‘超跌’正在迎来价格上的修复预期。”6月14日，华东一家中型券商债券交易负责人认为。“而且市场目前对6月底的流动性问题整体偏乐观。”
暖流资产总经理程鹏6月11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多个指标迹象正在预示着债市买点有望出现。
“债券市场投资价值已经开始显现了。”程鹏表示，“第一个是指标性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目前收益率在3.65%左右，结合走势图作客观数据回归分析，国债已经进入了一个投资价值区间，从历史上来看，这个点位买赚钱可能性会大于50%。”
“第二个是信用债目前收益水平相对于信贷而言已经显著偏高，从历史来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判断或者是标志。”程鹏指出，“除了考虑信贷额度、客户维护等因素外，它会在这两类资产中做一个选择。AA等级的中期票据的收益率，历史上高过信贷加平均利率是一个明显的买点，它意味着从银行角度来讲，买信用债可能比放贷更合适，这个情况是在上一轮熊市的底部，也就是2013年四季度出现的。”
“4月中旬以来，驱动市场主要的原因不是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而是监管政策。”程鹏判断称。
“在今年4月中旬以前，伴随着价格的上涨，同业存单的发行量和净发行量都在不停地增长，反映的是随着成本提高，金融机构还在拼命地借钱来加杠杆或者维持杠杆，这是监管部门不能容忍的。”程鹏指出。“但是4月下旬，虽然票面利率还在不断上涨，但是发行量已经开始收缩了。我们认为这是金融机构开始减杠杆，监管开始发挥效果了，这时候政策带给价格的拐点也会逐渐显现出来。”
上清所数据佐证了这一趋势——5月份的同业存单托管规模出现大幅缩水，即较上月末减少3904.8亿元。
6月14日，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安邦保险集团”）在官网发表声明称，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小晖先生，因个人原因不能履职，已授权集团相关高管代为履行职务，集团经营状况一切正常。
安邦保险集团官网显示，5月15日，吴小晖在比利时大使官邸参加花园招待会，拜会了来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比利时副首相克里斯·佩特斯，并与其合影。这是吴小晖近期在公开场合的最后一次露面，此后其官网便无他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消息。
安邦保险集团起家于财险，一路高歌猛进。2004年，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安邦财险”）成立。2010年，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安邦人寿”）成立；同年，收购瑞福德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并更名为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和谐健康”）。2011年，保监会批准安邦财险进行集团化改组；同年，安邦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安邦资产”）成立。2012年，安邦保险集团成立。2013年，安邦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安邦养老”）经保监会批准设立。
目前，安邦保险集团总资产约19710亿元，这个金融保险业的“庞然大物”如今何去何从？
理财型保险业务承重压
剖析安邦保险集团的业务结构，理财型保险产品功不可没。
安邦财险2016年度信息披露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末，其总资产7954.52亿元，较上年同期的3932.26亿元增长4022.26亿元。
其中，安邦财险保户储金及投资款5425.27亿元，较上年同期的2025.46亿元增长3399.81亿元，增幅167.85%。通常而言，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即为非寿险投资型业务的贡献。
不过，2017年1月，保监会已经叫停非寿险投资型业务试点，安邦财险的承压情况备受关注。安邦财险2017年一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显示，该季度安邦财险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362.48%，上季度379.23%；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414.83%，上季度434.23%。两项指标均略有下降。
从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上，一季度安邦财险净现金流-191.02亿元，上季度为890.02亿元；综合流动性比率107.49%，上季度108.34%；两种压力情景下的流动性覆盖率分别为695%、688%，上季度对应的数字分别为27600%、22511%。
依靠银保渠道售卖中短存续期产品的寿险业务，在人身险新规一再收紧的情况下，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6月13日，保监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安邦人寿、和谐健康、安邦养老等三家安邦系保险公司规模保费收入下滑幅度超过90%。2017年4月，安邦人寿单月规模保费收入15亿元，2016年同期为402亿元；2017年4月，和谐健康单月规模保费收入10亿元，2016年4月为183亿元；安邦养老情况亦大抵如此。
以安邦人寿为例，安邦人寿2017年一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显示，该季度安邦人寿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101.25%，上季度117.65%；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129.20%，上季度150.04%。两项指标均略有下降。
从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上，一季度安邦人寿净现金流-57.04亿元，上季度260.00亿元，由正转负；综合流动性比率1042%，上季度841%；两种压力情景下的流动性覆盖率分别为1423%、6370%，上季度对应的数字分别为381%、3302%。
通常来说，一家保险公司流动性及其他风险受满期兑付、保费规模、产品销售、政策新规、经营管理等多重因素影响，安邦保险集团的情况值得进一步关注。
严监管、去杠杆的效应正在显现。
6月14日，央行公布数据显示，5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0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3855亿元，不过除表内和信托贷款外，其他社融融资方式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新增表外社融规模缩小的原因，主要是监管趋严下表外融资的减少，使部分需求转回表内信贷。”招商证券宏观分析师闫玲称。
同日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5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11万亿元，较上月微增100亿元。分部门来看，与实体经济相关的企业中长期贷款增加4396亿元，同比多增2571亿元；而以按揭贷款为主的住户部门新增中长期贷款为4326亿元，出现缓慢下滑。
华泰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李超称，居民部门内部“两个跷跷板”作用之下（三四线地产对冲一二线地产，以及居民抵押消费/经营贷款对冲居民按揭贷款）居民融资需求韧性较强，不会快速下行。“未来银行继续提高居民部门融资利率的概率在提升，收益率上行趋势不变。”
总体而言，新增信贷规模与社融规模相对平稳，不过广义货币（M2）增速下滑超出预期。5月末M2同比增长9.6%，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9个和2.2个百分点，增速创2年内新低。
“M2增速降低主要是金融体系降低内部杠杆的反映。”央行有关负责人指出。因为以前部分金融机构通过资金多层嵌套来进行监管套利，但随着监管加强与金融体系主动调整业务降低内部杠杆，同业、资管、表外以及影子银行活动高度关联的商业银行股权及其他投资等科目扩张放缓，由此派生的存款及M2增速也相应下降。此外，M2增速降低还受到财政性存款增加的影响。
M2低增速或成新常态
今年以来，央行通过维持流动性“紧平衡”，锁短放长，抬升MLF、逆回购中标利率等方式推进的“金融去杠杆”，效果已经显现在金融统计数据中。
6月14日央行公布数据显示，5月份资金市场利率出现抬升。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2.88%，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高0.23和0.78个百分点；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2.92%，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高0.13和0.86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5月新增贷款1.11万亿，社融中表外融资仅289亿元，低于上月的1770亿元。
“在监管力度未出现放松的情况下，企业通过银行表外进行融资将会受到抑制，社融新增规模中，表内贷款占的比例也将逐渐抬升，5月份表内融资占比超过100%。”李超分析称。
此外，M2增速下滑也反映了金融体系内部降杠杆，5月末M2增速9.6%创两年内新低。
“M2增速的下降不算是一件坏事，靠信贷、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本身也需要调整。”北京地区一位经济分析师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中国目前的M2更多是存贷循环产生，虽然M2规模很庞大，但与此对应的负债规模同样巨量，适度调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央行有关负责人称，估计随着去杠杆的深化和金融进一步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比过去低一些的M2增速可能成为新的常态。
不过李超认为，从央行“比过去低一些的M2增速可能成为新的常态”表态来看，判断未来货币政策收紧趋势不变，维持利率易上难下的判断，和利率倒U形的判断，明年一季度之前利率出现拐点的概率不大。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应坚持积极稳妥去杠杆的总方针不动摇。当然，也要注意加强监管协调，把握好政策的力度、节奏，稳定市场预期，使结构调整总体平稳有序。”央行有关负责人称。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肖明
回老家，回省城！这是不少人面对一线城市生存压力发出的调侃。
城市群时代，中国的省会城市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也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吸引人口回流的“利器”。
21世纪经济研究院根据26个省会城市（不包括拉萨）2016年的GDP总量数据，除以该省GDP，得出这些省会的经济首位度排名，它代表了一个省域范围内，省会经济指标占全省的比重。
排名显示，我国绝大多数省会首位度都超过了20%，其中银川成为首位度最高的省会，GDP占全省比重超过半数。首位度排在前15名的均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省会。首位度较低的省会是济南、南京、呼和浩特等。
在有些地区，经济第一大市的光环并不属于省会。比如福建省的泉州GDP超过了福州，江苏省的苏州经济总量大于南京，辽宁省的大连经济总量超过沈阳。
所以是去经济总量大的城市就业，还是去经济总量小，但是为省会的城市就业呢？
21世纪经济研究院从时间的维度梳理了各省会的首位度变化情况发现，过去一段时间，在2005年中国重工业提速时，很多省的工业城市经济总量超过了省会城市，但是最近几年来，省会城市的经济总量在全省的比重整体在上升。
也就是说，最近几年省会的首位度整体是在提升的。比如南京经济总量超过了无锡，正在赶超苏州，福州也在追赶泉州，石家庄也快要赶上唐山。
由于省会城市是一个省份的政治、文化、教育、科技、交通、医疗卫生、体育等中心，配置资源的能力更强，在全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省会城市的服务业发展具有绝对的优势，省会城市对工业城市的赶超势头很猛。
最近5年省会城市首位度整体上升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发现，最近5年来，除了昆明、济南无明显变化外，我国省会城市的首位度都在提升。
比如太原2010年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为19%，到了2016年该比重为23%。银川的首位度，则从46%，提高到51%。哈尔滨从35%提高到40%。成都和武汉，分别从32%、35%，提高到37%。
如果从更远的2005年来看的话，有些城市的首位度一度下降。比如从2005年到2010年，杭州、太原、福州、石家庄、南京、济南的首位度都有所下降。
比如济南2005年首位度为34%，2010年下降到10%。南京2005年首位度是23%，2010年下降到12%。南宁的首位度从33%下降到19%；福州从46%下降到21%。
为什么这些城市一度出现了首位度的下降？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发现，这与当时这些地方外贸或工业城市的迅速崛起有关，在外贸以及重工业快速发展时，省会城市的经济慢了下来。
比如太原的经济因为有大同、忻州、运城等追赶而在全省的比重下降，南京的经济则因无锡、苏州等的快速增长，而在全省比重降低，福州的经济则被泉州拉开了距离。
为什么最近5年，这些城市的首位度又上升了呢？其根本原因在于很多工业城市的经济放慢。
以黑龙江为例，大庆2000年经济总量是1029.39亿元，超过了省会城市哈尔滨的1002.73亿元。但是到了2016年大庆GDP为2610亿元，不到哈尔滨6101.6亿元的一半水平。哈尔滨首位度提升，与大庆作为省内最大的工业城市在全省经济比重下降有关。
类似的还有南京，2010年南京的经济总量为5130.65亿元，低于无锡的5793.3亿元，苏州的9228.91亿元，但是到了2013年南京经济总量为8080.21亿元，超过了无锡的7770.23亿元。 2016年南京经济总量为9720.77亿元，远超无锡的8518.26亿元经济总量。
江苏的工业城市过去以苏州、无锡强，福建的工业以泉州强，黑龙江的工业以大庆强，所以一些工业城市一度经济总量超过省会城市。但是随着全国工业放慢，各地服务业加快，省会城市因服务业比重大，从而经济更稳定，“强省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