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丰环保这孙子涨停了，我还没买呢，气死我啦，踏空了，哇呀呀呀呀~~~
2379现在追高有点晚了，可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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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yvy 发表于 2015-2-26 14:52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鲁丰环保这孙子涨停了，我还没买呢，气死我啦，踏空了，哇呀呀呀呀~~~
有机会的，就看敢不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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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潘英丽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人民币国际化所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首先需要澄清一个认识上的混淆之处，即把货币国际化的目标与货币国际化的指标区别开来。货币国际化的具体指标有很多，比如主要货币在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在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额中的占比、在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中的比重等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主要货币的国际使用程度。但是这些都只是衡量货币国际化使用程度的技术手段，并不是ZF推进货币国际化所要追求的目标。只有认识这一点，才不至于陷入为国际化而国际化的实践误区。
假定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ZF主导并推动的，那么其成功与否并非看其国际化程度的高低，而是看能否通过货币国际化达成所设定的战略目标。说到底，对中国ZF而言，货币国际化只是追求战略目标的工具，而不是目标本身。笔者认为，“成功的货币国际化”应该是指一国通过货币国际化能将国际金融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并在些基础上促进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本国带来战略利益。因此目标的设定是人民币国际化顶层设计的核心，它将直接决定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方式和路径。
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有最低与最高之分。
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低目标或底线是帮助中国摆脱发展中国家的“原罪”。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经济活动时的一个与生俱来的缺陷是本国在国际贸易和对外筹资时必须用美元等国际货币而不是用本币计价，因此，参与全球化过程中本国经济经常遭受国际汇率大幅度波动的伤害。比如1997年7月初泰国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因美元升值和资本外流而崩溃，泰铢汇率从之前25单位兑一美元贬值到52泰铢兑一美元。泰国商业银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从国际市场借入美元短期资金，兑换成泰铢后以较长期限贷给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项目，泰铢危机后众多商业银行因期限与货币的双重错配而陷入破产。以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不同，本世纪前10年美元出现持续贬值，中国借人民币钉住美元从而一同贬值的竞争优势赢得了出口和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难以幸免的是大规模积累的美元储备资产遭遇了重大的购买力损失。据国内第一财经研究院的报告（2011），美元针对16种大宗商品的购买力2000年至2011年8月贬值了75.6%。东南亚国家危机后大量积攒外汇储备作“自我保险”，却也受到了美元贬值的购买力损失。弱小国家的货币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这些国家的利益需要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来维护。相比较，中国已是全球第二的经济大国，完全有可能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摆脱国际汇率波动和美元不稳定的伤害。
笔者认为，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低目标就是通过国际大宗商品贸易和国际金融交易的人民币计价和结算，使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企业、金融机构和ZF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绝大部分汇率波动的风险，赢得参与国际竞争的货币优势。
在大宗商品计价方面美国和日本分别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案例。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通过黄金为其内在价值提供支持，其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但是有限的黄金储备，以及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的固定比价关系使美元供给和美元交易网络的拓展受到了限制。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ZF关闭了黄金兑换窗口，实现了向纯粹信用支撑的美元本位制的转换。美元本位制取得巨大成功，美元储备在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则从1969年的54.4%上升到1977年有史以来最高点79.2%。
美国的成功经验在于美元对石油这种战略资源的“标而不盯”。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和沙特阿拉伯签订了一系列秘密协议，协定要求沙特继续将美元作为出口石油唯一的定价货币。此后，美元与石油“挂钩”成为既定事实，任何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都必须持有把美元储备。
笔者在分析日元国际化不成功原因时，探索了1976年《牙麦加协定》废除了黄金的货币职能后国际货币价值尺度的新内涵。笔者认为，国际货币必须执行的第一职能是“价值尺度”，这在金本位制下比较容易解决，英镑与美元的价值尺度隶属于黄金的价值属性。在黄金非货币化后，美国通过推行石油的美元计价制度，奠定了美元用于石油交易的使用价值，进而扩大了美元的交易网络，巩固和强化了美元的霸权地位。
美国的这一策略可以称为“标而不盯”。石油不像黄金那样作为美元价值的基准，而是美元成为石油的计价标准。美元不受石油价值束缚，而是影响或左右石油价格。因此当美联储需要印制更多美元投入国际市场时，美元贬值导致石油涨价，从而形成了美元“供给自动创新需求”的机制。美元投放的越多，石油进口国必须积累更多美元储备以应付进口石油之需。因此石油的美元计价制度是美元霸权地位的第一大支柱。
相比较，在国际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日元国际化是通过不断升值获得价值效应而消耗国力的过程。从其结果看，日元沦为投机型国际货币，至今没有一个国家的货币与日元挂钩。1973年开启浮动汇率时代以来，就价格或汇率的稳定性而言，顺序依次为黄金、石油、英镑、美元和日元。日元汇率波动最具“戏剧性”，从一开始就丧失了作为国际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日元国际化是靠升值和银行对贸易伙伴企业提供优惠贷款来推进的。前者让投机者获利，并使本国制造业空心化；后者则削弱银行的盈利能力。我们的实证分析也证明：美元波动相对独立，体现“标而不盯”；日元波动极不规则，大起大落，毫无价值尺度功能，沦为国际投机的融资货币。
事实上，日本曾有机会推进大宗商品的日元计价。HuwMchay曾指出，“在使用日元为主要大宗商品计价的问题上，日本显得胆子太小，特别在基准价格是通过谈判方式产生而不是交易所进行买卖时产生的场合”。1985年在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中有82%被运往日本和亚洲其他地区。如果日本各个利益集团都把日元国际化作为追求目标，那么日本钢厂一定会被要求在铁矿石和冶金煤合同谈判中使用日元进行定价。当然新货币在国际大宗商品贸易中计价的运用需要建立在双向贸易基础上。因为，境外公司只有同时拥有以贸易伙伴国货币计价的收入和支出，他们才有动力用这种货币进行贸易结算。
总结美国和日本在主权货币国际化经验，可以得到以下启示：1、黄金非货币化后大宗商品的计价有助于提升主权货币的国际使用价值，进而促进网络效应的扩张。2、大宗商品和海外金融产品计价的推进需要一国所有相关部门齐心协力，因此需要最高决策层战略规划和部署，包括签定必要的双边货币合作协定，把握时机大胆推进。3、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过程中需要尽可能长时期维持国际投资者的升值预期，而不是让他们的预期很快“自我实现”；因此货币当局顶着外部压力，避免人民币快速升值或大幅度贬值都是必要的。4、中国对外贸易体系需要从依赖产业链的重直分工体系向互通有无的水平贸易（双向贸易）体系转换。
mm
没啥可说的，纯顶贴
索罗斯和波普尔
虽然我读过很多书，但在行为上极少受所读的内容影响。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这样。一本书可能让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有了其他更新的印象之后：旧印象又会慢慢减退。我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去发现一些事情，自行摸索得来的东西才能持久。
不过，波普尔的观念例外，它持续留在我脑海里。我是经由自比为哲学家的交易员索罗斯的文章，发现(或者应该说是再发现)他的观念。索罗斯的一生似乎致力于推广波普尔的观念，但我从索罗斯那边学到的东西，并不像他希望我们学到的那样。谈到经济学和哲学，我的看法和他相左，不过我无法抵挡这位匈牙利人的魅力，因为他和我一样都以身为交易员为耻，宁可见到交易只是知识生活的一个小小延伸，这一点可以从他的第一本书
《金融炼金术》看出来。
我对有钱人从来不为所动，从不以他们为榜样，看到这样的人或许反而只会收到反效果，因为迅速致富的人经常带有铜臭味。似乎只有索罗斯的价值观和我相同。他希望被人视为商学院教授，只碰巧因为他的理念正确而富有，但由于无法取得其他知识分子的接纳，他只好通过财富争得优越的地位。这就好比登徒子用尽各种方法后，最后只能利用红色法拉利跑车引诱女人。此外，虽然索罗斯在他写的文章中没有明白表示，但他懂得怎么处理随机性，方法是保持批判性的开放心胸，而且不以改变看法为耻。他到处宣称自己容易犯错，却仍拥有那么强大的力量，因为他晓得本身的缺点，其他人却自视甚高。他了解波普尔，也过着波普尔式的生活。
对我来说，波普尔的观念不是新东西。青少年时期在欧洲和美国接受教育时，我曾听过波普尔的大名，但看不懂他的观念，也不觉得它对生命会有什么重要之处。那个年纪总觉得必须读很多东西，却没办法停下脚步思考。由于那种急迫感，当时不觉得波普尔有什么重要。
之后波普尔从我脑海中消失。此外，当我开始从事金融交易后，我进人了反知识分子的阶段。我必须十拿九稳地赚钱，才能挣回刚在黎巴嫩战争期间失去的未来和财富。我逢然感到财务上很没保障，而且害怕成为某家公司的员工，变成只谈“工作伦理”的企业奴隶。我需要有厚实的银行户头作后盾，才能买到时间去思考和享受人生。我不想过着空谈哲理却只能在麦当劳打工的生活。在我看来，哲学是闲得没事干的人锻炼修辞的天地，是留给那些不熟悉计量方法和其他生产性工作的人做的，是三更半夜在校园附近的酒吧打发时间用的。直到我当上交易员后，才再度接触波普尔的观念。
据说人们通常记得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被某个重要的观念感动。我也记得一清二楚。受到索罗斯的激励，1987年我在纽约第二十一街和第五大道路口的邦诺书店一口气看了五十页《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并且疯狂买下双手抱得动的所有波普尔著作，担心以后会缺货买不到。
结果我发现巴柏和我当年所认为的“哲学家”恰巧相反，他并不流于空谈。这时我当选择权交易员已有两年的时间，并对学术界的财务研究很反感，尤其因为我的收入都得归因于他们的模式失灵。由于已经涉足衍生性金融商品，我开始找财务学者研究讨论，但是却很难让他们弄懂金融市场的一些基本要点。我总觉得这些研究学者错失了某样东西，但不是很清楚那到底是什么。令我困扰的不是他们学得的知识，而是他们去学习的方法。
波普尔的答案
关于归纳法的问题，波普尔有个很重要的答案。没有人像波普尔那样，对科学家研究科学的方式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仍有许多专业哲学家认为他太过天真。他表示，科学并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么严肃，世界上只有两类理论：
一、经过检验并以适当的方法予以驳斥、已知为错误的理论，称之为已被证伪（已遭否证falsified）。
二、尚未得知错误或者尚未遭否证，但将来有可能被证明为错误的理论。
为什么没有一个理论正确？因为我们无从得知是否所有的天鹅皆为白色。其中使用的检验机制可能有误，但是我们仍旧可以提出这样的陈述：世界上有黑天鹅。理论无法被验证，只能暂时被人接受。以棒球教练贝拉的话来说，过去的资料里面有很多好东西，可惜的是它也有坏的一面。落在这两类理论之外的，就不叫理论。
如果一个理论没有包含一组可以被检证错误的条件，只能称之为骗术——否则无法加以驳斥。为什么？因为占星家总是能够找到理由去解释过去的事件，比如说“火星在线上但运势不太强”。同样的，在我看来，如果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改变一位交易员的看法，那么他就称不上是交易员。牛顿物理学和占星术的差别说来讽刺。牛顿物理学是科学，因为它允许我们证明它是错误，而且确实已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推翻了；然而占星术却不能被证明错误，因为它没有提供条件让我们驳斥它。这一点成了判别科学和胡说八道的基础，称做“画界问题”（the problem of demarcation）。
在我看来，更切合实际的是，巴柏觉得统计学和统计学家问题重重。他拒绝盲目接受“知识总是随着信息的增殖而增加”的观念——这是统计推论的基础，或许适用于某些案例，但我们不知道何者为是。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许多识见卓越的人，也分别得到过相同的结论。批评波普尔观念的人，认为相同的实验一再得到有利的结果时，应该会使我们对它的“可行性”更感安心。我第一次看到稀有事件横扫交易室之后，更能理解波普尔的观点。在他看来，在处理已知的事物和未知的事物时，知识和发现并没有多大的用处，我觉得这一点对交易员来说很重要。他的名句：
“这些人有大胆的观念，却对本身观念的批判不遗余力；他们设法要了解自己的观念是否正确，使用的方法是先了解它们是否可能无误。他们大胆推论，然后极力尝试推翻本身的推测。”
“这些人”指的是科学家，但也可能是任何人。
背后的中美暗战：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是被逼
一开始以为，英国加入亚投行没先跟美国商议是有点任性，没想到……闸门一开，不少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下子都挤了进来。
让人感觉，原来任性的，另有其人。
简单说就是，在英国宣布加入之后，德国、法国、意大利也在终场的哨声吹响之前，申请加入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使得这个亚洲多边开发金融机构的创始成员国可能猛增至31个。
看着这个由中国倡议成立、总部设在北京的新机构获得这么多国家的认可和拥趸，特别是还有来自欧洲国家的参与，就知道这事基本有谱了。今天就跟列位看官，来聊聊为啥我们要费钱费心地成立这样一个机构，以及对中国到底有什么好处。
中国是在挑战国际秩序吗？
很多外媒在讨论亚投行时，往往从中国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来解读。但岛叔认为，中国成立亚投行，更大程度上可能是被逼出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看当前的国际经济治理形势。目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要是二战后建立的，有如下的特点：美国是超级大国，是主导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就是我们常说的“七国集团”（G7），是协调平台，后来俄罗斯加入，成为了八国集团（G8），他们开会讨论替全球老百姓定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三大支柱，是G7/G8协调平台下面的“腿”，负责组织落实相关决策。
这种治理结构从二战之后基本没有变过，其他国家只能遵守，不服人家就治你。2008年以后，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以G7/G8为代表的 “富国俱乐部”发现光靠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应该拉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来共同为全球危机买单，因此号召召开20国集团（G20）会议，一起出钱出力。但实际上，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还是美国说了算，并且拒绝作出调整和改变，甚至是已经说好的事，也不落实。
比如，最典型的是，G20在2010年底一致同意改革IMF，决定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以便提升新兴市场国家的投票权，同时欧洲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两个执行董事席位，提升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但最终结果是，美国国会拒绝批准这个改革方案，改革无疾而终。
因此，加快成立能够反映自身利益和诉求的国际金融机构，成为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重要共识，实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另一方面，从亚洲来看，现存的多边开发机构，难以满足亚洲经济发展形势和经济治理的需要，需要创建新的机构，以便更好地解决亚洲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比如，创建于1966年的亚洲开发银行，是美国和日本主导的。姑且不说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亚开行显示出的政治倾向，单就亚开行自身来说，经过多年发展，也已经是暮气沉沉，贷款发放标准不一，很多亚洲国家在这个体系下，难以融到所需要的发展资金。
当然，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在性质上也有不同：世行和亚开行主要致力于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减贫工作，而亚投行则是主要投资基础设施，为亚洲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持。
当然，这其实是一笔好生意
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除了现行的国际经济治理体制过于压抑，不得不另辟蹊径之外，实际上也是一笔不错的生意，对中国经济发展也有大大的好处。
首先，亚洲经济更加繁荣，对中国经济有好处。目前，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趋势非常明显，亚洲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的重心。未来能否利用好亚洲的经济机遇，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亚洲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打造亚洲的大市场，将会继续释放亚洲的经济发展潜力。而一些跨国家的互联互通大型基建项目，比如“泛亚公路”、“泛亚铁路”等，也只有在多边开发机构的统筹协调和资金投入下才有可能实现。
其次，中国目前资金充裕，投资亚洲基础设施能够获得良好的回报。国内需求不足，未来可能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矛盾。通过扩大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来化解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是一条很好的途径，也能够提高中国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到 2020年，亚洲各国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合计约需8万亿美元，是难得的投资机会。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具有比较强的实力和经验，能够给中国企业带来较好的投资回报。
再次，中国大方地分享发展红利，也能够拉近与亚洲国家的感情。现在很多亚洲国家，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样，面临着建设资金短缺，技术和经验缺乏的困境。中国目前是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如果紧紧捂住自己的荷包，那就是太小家子气了。
积极主动地与亚洲国家分享发展的红利，可以拉近感情。其实，欧洲大老远跑来参加亚投行，也是心有期待，以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或许能够到欧洲去投资，改善其基础设施陈旧的状况。欧洲一些国家债务负担沉重，人口老龄化严重，其建设和改造基础设施，光靠欧洲自己可能还不够。
最后，亚投行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区域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增加，人民币国际化是挡不住的，但是也是急不得的，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不可能“一步就位”，通过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逐步提高在区域金融中的重要作用，更加有利于人民币“出海”。
本帖最后由 govyvy 于 2015-3-21 20:03 编辑
看到几只狗狗，忍不住发上来啦
发现个小MM
嘻嘻
如果未来两天收阴，加仓。
如果还是阳线，维持仓位不动。
准备满仓啦，哈哈哈哈~~
还有个外部理由，如果亚投行扩容，也是个可以满仓的信号，这也意味这人民币国际化又往前迈进一步，人民币海外融资变成了可能。
好东西，好好学习:ZANTONG:
终于来客了，不容易啊，客官要什么，随便点~~哈哈哈
风险是涨出来的，机会是跌出来的，冷静~冷静~
跌幅太小，明天加把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