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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以色列常州创新园主任赵东良，曾是国内最早与以色列展开科技合作的基础管理者与亲历者之一。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常州政府与民间早在2009年起，就与以色列展开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如今，像中国以色列常州创新园一样的合作平台为数者众。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有约30多个城市已经或正在与以色列在科技方面展开合作，集中在珠三角、东北、渤海以及江浙等多个地区。

受访人士表示，中以科技合作背后反映出国内部分城市对产业升级的迫切需求。中国在谋求加速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遇到了以科技创新见长的以色列，包括中以两国主导建设的产业园、孵化器、加速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国各地，来自中以两国的投资人、创新者走上前台，加速推进技术与资本的耦合。



“说真的，短短5年间我就接触了数千个来自以色列的项目。”中以科技合作“热了”，赵东良反倒开始担心起来，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不能过分“迷信”以色列的模式，其创新孵化系统虽好，但移植到中国来未必有效。“中以科技合作必须要找到适合当地产业特点的模式。”

首批试点区的动力

在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财金处副处长潘利看来，中以科技合作之所以受到国内相当多城市热捧，与以色列的“创新奇迹”有很大关系。

880万人口的以色列，国土面积2.6万平方公里，资源匮乏却拥有超过4000多家科技创新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甚至发明了计算机最核心部件——微处理器和奔腾处理器，医疗设备、生物技术、高端军工技术引领全球，科技创新对GDP的贡献达到90%以上，居世界第一。

潘利认为，在产业转型中急于找到突破口的城市，注意到了以色列的创新特点，包括常州在内的许多城市开始尝试与之合作。

2013年是中以科技合作的关键一年。彼时，中以两国政府总理共同签署了高科技技术合作发展协议。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旋即在全国跃跃欲试的30多个城市中筛选出了东莞、广州、常州、大连4个城市作为首批中以合作重点区域，旨在先期开展高技术产业合作，形成产业集聚和先行先试的效应。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中以合作城市进行梳理后发现，中以科技合作主要集中在珠三角（5个）、东北三省（3个）、环渤海与江浙地区（分别为2个），合作产业集中在生物医药、智能制造、节能环保、电子通讯等领域。

以首批试点区域为例，东莞、广州、大连、常州在节能环保、生命科学、电子通讯、智能制造等领域有很强的产业聚集性，与以色列技术的优势领域高度匹配。同时，上述中国城市都有强大的产业承载能力以及对产业升级的迫切需求。

在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刘松看来，“以色列的独特技术加上中国规范化的场景就等于高质量的发展，这是当前各个城市都在追求的目标，也是各个城市开展中以科技合作的强大动力。”

赵东良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常州制造水平国际一流，也建立起了强大的销售网络，但在科技研发上存在短板。他对以色列的创新公司调研后发现，以色列的科技研发能力突出，但生产和销售能力恰恰是他们的短板。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中国以色列常州创新园依托于常州优势吸引以色列创新型企业前来入驻。

避免走偏与盲目

广州与以色列建立科技合作的缘由与以色列大致相同。

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副巡视员江洲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广州这些年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充满雄心壮志，尤其在IAB（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与NEM（新能源、新材料）上极为重视。

广州的模式是以色列技术加基金加基地。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广州在中以科技合作方面目前有两只基金，一只是中以生物医药基金，广州市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三家广州上市公司与一家以色列公司共同出资6.02亿元，投资以色列项目在广州的跨境孵化；一只是总规模2.7亿元的中以智能制造创投基金，投资国内应用以色列技术的中国企业。

如今，在广州模式下中以在生物医药方面实现了产业规模700亿元，有超过200家企业受益，在智能制造方面也实现了近400亿元的规模。

不同于广州模式，常州模式从孵化基地升级为中以科技合作服务平台。

赵东良曾对园区接触的以色列来华企业做过一次统计，他发现了一项有意思的统计：在前来接触的企业中，有能力到中国投资设厂的仅占15%，想单纯来拓展中国市场的也占15%，而剩下大多数以色列公司是要来中国寻找合作方的。

“通过这三个不同的企业需求，我们打造了一个相对比较有针对性的创新生态体系。”赵东良介绍，常州创新园通过与国内两大做国际技术转移和并购的机构合作建立了中以经济技术转移平台，利用其丰富的国内买家资源，快速帮以色列企业寻找匹配资源。“我们的平台帮助有需求的以色列初创公司在中国实现技术转移。”他说。

在这套创新生态体系的帮助下，园区内的福隆控股集团与以色列的CollPlant公司展开了科技合作，此项以色列技术是通过烟叶提取人工胶原蛋白，有助于伤口快速恢复。双方共同开发了一系列可应用于整形外科和创伤治疗的产品。

“通过中以科技合作方式，我们获得了将世界先进医疗产品、技术引进国内，并把国内顶尖技术产业化的先机。”福隆控股集团董事长助理张绍鑫说。

类似福隆控股的案例只是众多中以科技合作带来裨益的缩影。但中以在科技方面的合作也并非是“万灵药”。弘晖资本创始合伙人王晖坦言，“技术与生产的结合看起来貌似简单，但消化起来往往有很大问题，文化差异和处事不同都是隐性障碍。”

他考察以色列的创新企业发现，以色列很多企业发展不大往往是因为其执着于技术，技术研发出来不去想如何产业化，而是卖给其他企业，转而寻找下一个研发目标。“中国企业做应用多，以色列企业做技术多，如此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技术不一定能够产业化并产生很好的市场效果。”

赵东良还发现，国内的中以科技合作已经有了走偏和盲目的倾向。

他说，国内有不少对接中以资本与技术的孵化器，对成功的坚定标准走偏了——孵化器陶醉于吸引了多少家创新企业、补贴了多少额度的扶持资金为标准。“以色列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被500强企业收购和纳斯达克上市。”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以色列的国有孵化器已经下降到20家左右，而每个国有孵化器每年新进企业大概只有3家左右，一次孵化太多企业会影响到其服务与运行能力。”

他认为，国内不能过分“迷信”以色列的模式。实际上，国内很多企业家都在思考：什么样的以色列企业会来中国？

“真正有技术、有潜力的以色列公司，一般不会来中国参加各种路演。我们发现很多良莠不齐的企业希望来中国撞大运找融资，其中有家公司专利保护期只剩一年，转而来到中国继续创业。”赵东良建议，国内在推动中以科技合作时，要审慎。（编辑：周上祺，如有意见或建议请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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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A股正式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当月陆股通累计净流入284.92亿元，其中沪股通净流入267.96亿元，深股通净流入240.55亿元。

今年上半年A股市场持续低迷，但在“入摩”的提振作用下，外资持续大规模流入，尤其4月和5月放量明显，分别净流入386.5亿元和508.5亿元。

业内人士指出，若将A股在MSCI新兴市场指数中的指数纳入因子从此前的2.5%提高至5%，或有望为A股市场再引入近千亿资金。

从长期来看，A股入摩后大规模外资的流入值得期待。尽管自6月份外资流入速度有所放缓，但市场分析人士认为，随着调整的深入，A股投资价值将逐渐显现，对于外资机构的吸引力也将大幅提升。

A股入摩或引千亿资金
2017年6月21日，MSCI宣布将于2018年5月和8月分两步将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

在已经完成的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首次调整（2018年5月）中，首次确定的指数纳入因子为2.5%，占该指数权重0.39%。

“虽然该比例看着相对较低，但考虑到有超过1.9万亿美元（截至2017年底）的资产是以MSCI新兴市场指数为基准进行投资的，仅被动投资方面，5月的首次纳入就将带入约80亿美元，即超过500亿元人民币的增量资金，若再加上主动投资规模，实际引入的外资资金或超千亿人民币。”一位接近监管层人士对此指出。

而通过观察沪深港通的北向资金流入情况，今年以来境外资金流入规模已出现明显增长。

沪股通方面， 2018年以来（截至6月底）累计净流入855亿，其中4、5月的单月净流入，分别流入275、268亿；深股通方面，2018年以来（截至6月底）累计净流入747亿，其中5月份单月净流入达240亿，创下深股通开通以来单月净流入记录。

下一步，MSCI将把A股在MSCI新兴市场指数中的指数纳入因子从5月首次纳入时的2.5%提高至5%，则A股指数权重有望达到0.8%，从而再度引入约500亿元人民币规模的被动投资资金。

“如果再加上其他主动投资资金，将又是一个千亿级别的增量资金。”前述接近监管层人士指出。

6月14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第十届陆家嘴论坛上也表示，证监会已经着手研究相关新的制度与工具安排，以便尽快将A股纳入MSCI指数因子提高到15%左右。

若以15%的指数纳入因子进行计算的话，A股在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权重将达2.34%，届时约450亿美元（近3000亿人民币）的被动资金将进一步流入A股市场。

再加上主动资金等其他外资来源，长期、相对理性的外资机构资金将再次持续注入A股市场。

6月份外资趋谨慎
A股入摩的速度正在加快，其带来的外资引入想象空间巨大。不过，A股市场在6月份的变化以及人民币的持续贬值，也让有些外资采取谨慎态度。

“外国投资者通过陆港通这两个月以买入为主，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它们的卖出动作。”7月5日，丹阳投资董事长、首席投资官康水跃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据Choice数据显示，深股通6月份买入金额为965.54亿元，基本与上月持平。但净买入额仅为118.65亿元，较上月下降了50.67%。期间，深证指数下跌了8.90%。

沪股通净买入方面也呈现下降趋势。Choice数据显示，6月份沪股通买入金额1362.35亿元，较上月增长了218.30亿元，但净买入额出现大幅下滑。6月份净买入额166.27亿元，较上月下滑了37.95%。6月份，上证指数的跌幅是8.01%。

招商证券研究报告指出， 北上资金流向A股入摩标的的资金占比在近两个月连续回落，不过仍处于较高水平。6月该比例为74.6%，较5月的77.1%略有下降。

上海一位私募合伙人向记者表示，A股的持续下跌，让外资目前对A股的态度趋于谨慎。“但实际上也可以看到各方也在积极地开展稳定市场的措施。”该合伙人表示。

在康水跃看来，比较乐观的一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人民币汇率走稳，加之A股已经经历过一番调整，“会有一些外资通过陆股通抄底成长股与价值股，毕竟国外的机构更崇尚的是长时间持有，它们更喜欢越便宜越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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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寰盈国际首席策略官赵璞

2018年7月4日，人民币汇率迎来近期最为动荡的一天。上午，离岸人民币一度跌破6.73关口，最低6.7323。在央行发话后，随即强劲反弹，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报6.6871，深V反弹近500点，抹平日内跌幅，接连收复6.73、6.72、6.71、6.7、6.69五大关口。在岸人民币汇率一度触及6.72，当天跌幅超过700个基点，创下2017年8月份新低。随即收复6.67关口，较日内低点涨400点。



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贬值0.95%，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累计贬值1.76%，而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贬值的幅度更大，超过了1.8%。自6月14日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速度明显加快，且调整速度和幅度超过市场预期，累计贬值超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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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人民币汇率短期多头反击远期维持大区间内双向波动

寰盈国际策略团队认为，随着央行的表态，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短期内呈现多头行情，人民币连续收复失地。技术层面来看，人民币汇率在6.75是重要关口，此次多头反击即从此位置开始。技术上来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6.8附近的表现，可能会对市场情绪产生一定影响。

近期美国新一期非农数据即将公布，而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温，利差收窄，经济数据强弱互见，货币政策背离等因素仍在，货币分化局面已成，三季度美元指数大概率继续走强，人民币汇率将进一步承压。

但另一方面人民币对应的宏观经济基本面稳定，中国央行的政策和外汇储备非常丰富，对市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能力，会在重要节点对市场进行干预。因此，我们认为，人民币不会出现对美元的汇率单边下行局面，而是继续维持双向波动，但是波动区间下限会不断扩大，年初6.2-6.4的窄幅波动区间不再，新的波动区间下限可能会在6.8甚至更低位置。

整体来看，监管层对这一轮人民币汇率的下调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相应的政策准备，不会导致经济和货币政策的骤然变化。

为强势美元“补跌”

截至2018年5月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年增长8%，同期美元指数从88.15的低位一路上涨到95.51，全球其他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持续下调，唯有人民币依然保持了数月的强势。在美元指数从89.5最高反弹至95.5的同时，欧元兑美元大跌近6%，英镑兑美元大跌近8%，澳元兑美元也下跌逾5%。而同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跌幅仅1.7%。因此人民币汇率本轮下跌，具有“补跌”的因素在内。

同时，2018年前5个月，新兴市场国家货币遭遇重挫，导致资金流向人民币。具体而言，国际资金将部分资产配置到人民币债券，以此对冲新型资产的风险。这可以从“债券通”得成交数据中得到证明。

2018年一季度“债券通”下的债券交易有67.5%为买入操作，机构估计一季度通过“债券通”增持的债券规模为569亿元，在一季度整体增持规模中占比达到36%，而4月日均交易量更是达到31.1亿元。到2018年5月下旬，外资持有在岸人民币国债的占比从此前的不到2%~3%飙升至近6.3%。

随着全球贸易冲突升级，国际资金在新兴市场得风险资产需要大举撤离，并且为了平抑新兴市场国家得资产损失，不得不卖出盈利中得人民币头寸，来应对预期更加激烈的赎回压力，客观上造成了对人民币的“砸盘”效应，无形扩大了人民币跌幅，并引发市场的连锁反应。

经济韧性支撑货币宽松预期

6月中国人民银行决定降准0.5个百分点，这是年内第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国内货币政策向中性偏宽松回归。而美联储年内已加息25个基点，市场预期年底之前还会加息两次。中美经济基本面的差异，令双方的货币政策背离的状况持续，人民币汇率远期仍将面临贬值压力。

2018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基本面走弱，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社会融资增速均在走低，经济下行风险增大。

从图表中可看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创出2017年以来新低，显示出固投的乏力，很大原因可能是在资金出现明显的紧张。2018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趋势性下滑，弱于去年。如果剔除价格因素，实际投资增速下滑更明显。

同时2018年5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只有8.5%，不仅远远低于预期，而且创下自2003年5月以来的15年最低。

2018年上半年，社会融资增速大幅下降，债务违约风险上升，债券融资规模放缓，5 月新增社融总量 7608 亿，创近 22 个月以来新低，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继续降至 10.3%。

众所周知，2018年美联储3次加息已经板上钉钉，4次加息亦在预期之内。而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几项因素叠加，促使央行选择不跟随美联储加息，而是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并在美联储加息后，宣布进行年内第三次定向降准。可以预见的是，2018年下半年，央行将继续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或将进行1-3次定向降准，缓解债务危机，帮助经济动力恢复。

最新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同比增速分别为10.2%、16.5%，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为6.8%，经济的韧性好于预期；根据工银国际的测算，截至今年5月，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有效汇率较均衡汇率仅向上偏离1.10%，偏离度的绝对值远低于006-2017年历史均值3.89%，人民币汇率依然有较强的承受能力。

2016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接近7.0，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一年半人民币汇率升值超过10%，为汇率提供了充分的调整空间，未来远期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压力依然存在，但在市场和监管层的接受能力依然很强。

人民币金融衍生品交易活跃

随着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大，在海外市场，人民币衍生品的交易量大大增加。寰盈国际建议投资者在资产配置中，一方面可以考虑适当增加美元等其他货币资产，另一方面通过合理的配置人民币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进行风险对冲，管理汇率风险。

目前人民币金融衍生品交易主要集中在三大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SGX）、香港交易所（HEX）和芝加哥交易所（CME），5月以来，人民币汇率快速下行，作为对冲风险的重要工具，人民币期货产品交易量激增，三大交易所美元兑人民币期货的平均每日成交的名义价值超过18亿美元，其中绝大多数交易发生在亚洲的两大交易所——新交所和港交所。

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港交所美元兑人民币（香港）期货总成交544000张合约（名义价值为54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3%。截至6月底，香港交易所美元兑人民币（香港）期货的平均每日成交量为7,503张合约（名义价值为7.5亿美元），为历来最高的月份成交，比去年全年增长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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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寰盈国际

其中，6月27日，美元兑人民币（香港）期货单日成交量达17,711张合约（名义价值17.7亿美元），为历史第三高记录。香港交易所美元兑人民币（香港）期权的单日成交量也于6月25日创自去年3月推出以来新高，达7,400万美元。

5月以来，新交所美元/离岸人民币交易同样活跃度大增，连续22天高额交易为历史最长，2018年以来已经累计有12天的交易额超过此前单日最高交易记录。近期新交所人民币期货的换手率高达96.4%，远超历史平均的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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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寰盈国际

从具体数据来看，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到香港和新加坡两大交易所美元兑人民币期货的合约的持仓分布。从图上看出，两大交易所的近月（7月）美元兑人民币期货合约持仓数量对比显著，新交所近月合约持仓占比约为港交所近月合约持仓占比的四倍，同时，港交所一季度以上的远月合约持仓占比超过90%。

这一持仓分布充分说明了两大交易所的投资者特性，新交所高占比的近月合约持仓说明以投机为目的的交易较多，而以投资或实体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投资者多集中在香港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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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管理策略思考

2018年下半年，随美联储加息进程的推进，美元和美债收益率都可能进一步走高，导致全球国际资本流动形势出现恶化，人民币汇率风险进一步提升，导致外向型企业和投资者的汇率风险管理需求更加强烈。

传统而言，进出口企业和持有海外资产，尤其是以美元等货币结算的资产的投资者应用人民币期货进行汇率风险管理的需求最为强烈。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于进出口企业来讲，最直接的风险是汇兑损失。

对于具有一定汇率风险管理经验的企业和投资者来说，可以尝试通过不同产品进行期货/期权组合，来管理汇率风险，节省财务费用。例如，2018年下半年人民币汇率依然有下行风险，但如果美元指数走弱，则人民币下跌幅度会收窄。

在这种情况下，假设判断下半年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在6.4-6.8（仅供举例说明，不作为实际判断）之间，可以买入行权价格6.6的美元看涨期权，同时卖出行权价格为6.8的美元看涨期权，进行期权组合。这种情况下，如果期权到期，人民币兑美元低于6.6，可放弃行权，仅损失期权费；如果人民币兑美元区间在6.6-6.8，海可通过行权价格6.6的美元看涨期权来控制风险；如果人民币兑美元超过6.8，则通过行权可以获取小幅收益。

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加大，避险和对冲型投资比重将显著增加。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建议在资产配置中，增加人民币产品的比重，通过合理的配置期货、期权等衍生品进行风险对冲，管理汇率风险。

汇率风险工具对比分析

目前国内企业和投资者进行汇率风险管理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银行远期结售汇交易进行，二是通过新交所、港交所和芝交所的汇率产品进行。

传统而言，银行远期结售汇市场主体是机构投资者，没有从银行取得信用额度的个人投资者和中小企业极难有机会参与远期外汇交易，保证金大小视银行对客户的授信额度而定，一般有10%—20%，越是长期合约保证金越高，并且远期结售汇交易是场外交易，必须到交割日交割，如果提前选择违约还需要交纳一笔不菲的违约金，交易非常不灵活。

因此对于难以获得银行授信额度，不想负担高额保证金或者不接受场外交易的强制交割的企业和投资者来说，利用人民币汇率产品，例如美元兑人民币(香港)期货等进行套期保值显得十分方便，并且可以利用期货上的损益来抵消现货市场上的盈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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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香港交易所

对于套期保值的客户来说，由于持仓时间较长，并且以对冲风险为主要目的，美元兑人民币(香港)期货的买卖差价并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但是买卖差价间接反映了交易所的成交活跃度，成交约活跃，流动性越好，相应的买卖差价也越低。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在香港交易所交易的美元兑人民币期货的买卖差价和其他交易所相比有较为明显的优势，这说明投机的投资者也较多，从而为套期保值的客户提供了很好的流动性。

总体而言，港交所人民币期货产品适用于不同的人民币市场情况，包括看涨，看跌，区间震荡或波动市场。以最切合投资者的投资手法，按股资者喜好实施不同的策略。市场亦不时有突发的事情发生，例如隔夜拆息突然抽高，央行调低存款准备金等，投资者可以适时利用人民币货币期货产品作风险或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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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本周初人民币上演绝地反击，但7月5日降准释放7000亿元资金引发市场对中美货币政策分化的忧虑，人民币汇率再度出现调整走势。

截至5日20时，境内在岸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CNY）徘徊在6 .6354附近，境外离岸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CNH）徘徊在6.6470 附近，分别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65个基点、49个基点。

“尽管7月5日当天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上调415个基点（创去年10月11日以来最大单日涨幅），让市场一度猜测央行以此提振人民币汇率抵消中美货币政策分化压力，但不少海外量化投资基金仍然调低了人民币均衡汇率。”瑞士信贷外汇分析师Zoltan Pozsar向记者表示，“当前市场普遍预期7月6日凌晨公布的美联储6月货币政策会议将释放年内再加息2次的信号，令这些量化基金押注中美利差持续收窄变得‘有恃无恐’。”

“不过，多数境外对冲基金并没有借机扩大人民币空头押注。”Capital Economics经济学家Julian Evans-Pritchard指出，“整个外汇市场都在静待7月6日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最新进展。”

值得注意的是，6月汇率大幅波动并没有影响境外机构投资者加仓人民币国债的热情。

中债登最新数据显示，6月境外机构在中债托管的人民币债券余额为12958.57亿元，创下历史新高，这也是境外机构连续16个月增持人民币债券。

“这将令中国资本项资金流入保持增长态势，很大程度抵御中美货币政策分化所引发的资本流出压力，确保人民币汇率趋于双向波动。”Julian Evans-Pritchard表示。

利差收窄

在一家香港银行外汇交易员看来，中国央行之所以大幅调高7月5日中间价，一方面让中间价贴近隔夜收盘价格，避免汇差过大引发市场异常波动，另一方面也能间接对冲当天降准政策落地对人民币构成的下跌压力。

不过，7月5日离岸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CNH）开盘迅速下滑逾100个基点。

这位外汇交易员向记者分析，鉴于中美货币政策分化引发中美利差持续收窄，不少海外量化投资基金下调了人民币均衡汇率，并通过自动化程序交易沽空人民币，令早盘离岸市场人民币抛盘一度占据上风。

记者注意到，受中美货币政策影响，过去两周中美利差趋于收窄。截至7月5日20时，中美利差（即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收窄至66个基点，较6月初降低了7个基点。

然而，这轮人民币抛售潮很快被美元指数快速下滑所抵消——随着市场传闻欧洲央行或加快货币政策收紧步伐，欧元汇率突然短期反弹迫使美元指数从94.51迅速滑落至日内低点94.26，助推人民币汇率收复大部分失地。

“这反映出多数海外投资机构认为当前人民币汇率已释放了中美货币政策分化带来的汇率下跌压力。”Zoltan Pozsar直言，“加之本周中国央行行长指出近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存在顺周期行为，令他们忌惮中国央行可能重启逆周期因子稳定人民币汇率，宁愿选择按兵不动。”

在他看来，部分量化投资基金也意识到自己高估了中美货币政策分化带来的人民币下跌压力。

近日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发表文章称，今年以来中国央行结构性货币政策操作，并非放水，也非全面放松，而是在货币总量稳健中性的同时，优化流动性的投向和结构，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

这导致他们即便看到沽空套利机会也不敢轻举妄动。

上述外汇交易员直言，7月5日多数交易时段境内外人民币汇差均在120个基点左右，这些量化投资基金完全可以通过境内外汇差套利交易获取无风险收益，并营造人民币空头卷土重来的氛围。但事实上这些机构在早盘掀起一轮沽空浪潮后，就迅速销声匿迹。

外资逆势增持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货币政策分化使中美利差趋于收窄，却没有影响境外投资机构加仓人民币债券的热情。

据中债登公布的6月份债券托管数据显示，当月境外机构投资者增持人民币债券871亿元，其中增持国债793亿元，创下单月增幅新高。

在Julian Evans-Pritchard看来，6月份境外投资机构之所以无视中美利差收窄与人民币汇率下跌，逆势大举增持人民币债券，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国债收益率依然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即便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收窄至60个基点附近，仍能吸引不少追求长期无风险稳健收益的国际大型资管机构青睐；另一方面，中国债券与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相关性较低，一旦全球贸易冲突升级触发金融动荡，它还能起到类似黄金的避险作用。

一家美国大型资管机构固定收益类投资主管向记者透露，部分欧美大型投资机构还趁着6月份人民币隐含波动性上升至5%以上的机会，买入押注人民币波动性持续增加的外汇期权产品获取20-30个基点的额外套利收益，足以覆盖过去一个月中美利差收窄的损失，令加仓人民币国债的实际收益不跌反涨。

在他看来，境外投资机构持续加仓人民币债券将令中国资本项下资本流入顺差持续增加，创造更多储备资产从容应对中美货币政策分化所衍生的资本流出压力，最终令人民币摆脱此前大幅下跌的走势，转向双向波动。

记者获得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境外资金净流入股票市场1313亿元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净买入中国政府债3089亿元人民币，两者相加累计为资本项带来约668亿美元资金流入，为今年上半年外汇储备稳定在3万亿美元上方奠定扎实基础。

“不过，鉴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担心，目前不少事件驱动型对冲基金正密切关注外商直接投资额（FDI）是否出现明显回落，进而判断中国资本项资金流入顺差能否维持较高水准，再决定是否押注人民币下跌。”上述美国对冲基金经理直言。

不过多数基金经理认为，本周初中国央行高层之所以力挺人民币，表明中国相关部门已经针对中美货币政策分化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所衍生的人民币汇率异常下跌做好了应对措施，因此他们认为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可能维持双向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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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又有两家粤港澳湾区内初创企业获得风投机构的垂青，宸瑞医疗和头文科技分别完成了3000万元Pre-A轮、1000万天使轮融资。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出台在即，湾区内企业的投融资活动也日渐活跃。据wind数据统计，2018年以来，截至7月5日，粤港澳大湾区中广东省九座城市，公开宣布的非上市企业投融资事件有642起，相比于去年同期的352起，增长了82.39%。

这些融资事件涉及企业363家，吸引了超342家机构（其中有153起融资中未披露机构名称），其中大多数企业为A轮、天使轮和Pre-A轮融资，分别有93、81和53家次。

不过，由于项目信息披露等原因，上述数据或并没有完全覆盖全部投融资活动。此前，曾有达晨创投、启明创投等创投机构表示，其实际投资的项目，比Wind公开的数据更多。

“大湾区建设一直自上而下地推，而且政策地位相对较高。湾区内城市的融合度也在不断提升，尽管规划还尚未出台，但城市群融合的趋势已在展开，所以我们看好大湾区内的投资机会。”7月5日，一名长期关注大湾区建设的宏观分析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道。



新经济先行

从地域分布上看，一线城市的投融资活跃度仍保有绝对优势。

获投的363家企业中，大多数都来自于广深两地，其中深圳以240家企业完成融资的成绩位居第一，紧随其后的广州则有98家企业获投，排名第三的珠海市仅有9家企业融资。

“广深两地经济总量较大，更具影响力，人才聚集，又有政府推动，对资金的吸引力肯定是最大的。东莞、中山、珠海等区域，在资源上暂时无法与前两者相比。不过未来在大湾区的规划以及市场推动下，资金肯定要从中心到边缘扩散，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更好地融合广东和港澳，从而带动整个珠三角的发展。”7月5日，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郑天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道。

从融资企业的行业分布来看，新经济企业最受热捧。

“一方面是政策鼓励，投资新兴产业占比符合国家方针，另外也与大湾区产业结构契合，另外，广州、深圳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和优势。”上述宏观分析师表示。

具体而言，投融资的363家企业来自42个行业。数量最多的是信息科技服务和互联网服务业，分别有93家和79家。电子行业和生物科技类企业的投融资，也较以往活跃，跃居第三和第四，各有17和15家企业公布了投融资数据。

“这几年恒瑞、百济神州等大型药企在创新药物上有了突破，生物医药领域正在从制造药、仿制药逐渐转变到创新领域，国家政策也比较支持生物医药方面的投资，国内在这方面的创新还是比较有看点的。”格上财富副总经理、首席投资官景卉表示。

新经济热也与政策密不可分，今年初，证监会就对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四大行业“独角兽”实行IPO绿色通道，随后港交所也允许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企业上市，这无疑鼓励了投资机构对生物科技企业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获得投资的15家生物科技企业中，有两家企业的投资方就来自于当前炙手可热的生物科技次新股，其中格微基因获药明康德投资，裕策生物天使轮获得华大基因投资。

而从投资机构来看，参与湾区投资的机构来自全国各地。342家被公开的创投机构中，松禾资本和IDG各投9家企业，居于机构榜首位，深创投以一家之差居于第二，经纬中国和红杉资本中国则分别公布了7家企业的投资情况。其中，仅松禾资本和深创投为广东省本地的创投机构。

“独角兽”融资活跃

在获得融资的企业中，“独角兽”企业无疑是最受资金青睐的。

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9座内地城市参与融资的363家企业中，仅157家企业公布了融资金额，备受追捧的行业“独角兽”无论是从融资规模，还是融资金额上都名列前茅，像小鹏汽车等企业更是在短短半年内进行了两轮融资。

其中优必选以8.2亿美元的C轮融资规模名列首位，企业融后估值达50亿美元。这一数据也得到了优必选一名内部人士的确认。

融资规模排名第二的是最近赴美上市的虎牙直播，在今年3月获得腾讯产业投资基金4.6亿美元投资，彼时估值已达20亿美元。上市之后虎牙直播估值再度上涨，截至7月5日晚，其总市值为62.8亿美元。

排名第三的平安好医生在赴港上市前被软银、IDG等机构突击入股，F轮融资4亿美元，融后估值达到54亿美元。不过上市后平安好医生股价连连下挫，已经破发，截至7月5日晚，平安好医生总市值为478亿港元（折合美元约60.89亿美元）。

小鹏汽车则在今年1月、2月进行了两轮密集融资，前者融资规模超22亿元，投资方包括阿里巴巴、IDG、富士康、中金公司等，后者则战略融资3亿元，引入了鸿海精密，两轮融资过后，融后估值达到150亿元。

柔宇科技也在3月和5月分别进行了战略融资和E轮融资，但并未透露融资金额。不过7月5日，柔宇科技一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公司E轮估值约50亿美元。

“独角兽企业所在的市场发展潜力大，短期难以触及天花板。独角兽企业本身具有独特的商业模式、能运用创新技术形成壁垒，有望或已经占据龙头地位。这样的企业拥有高速成长的能力，才能够支撑他们成为独角兽。”北京一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人士表示。

不过，一家投资了多家大湾区企业的深圳本土机构投资总监表示，每个机构投资风格不同，对独角兽的看法也不一样，具体投资时，还是要看企业质量和投资估值，至于是不是独角兽，不在核心关注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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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中诚信国际在西部省份某农商行出具的一份跟踪评级报告中披露，该行不良贷款率从2016年末的4.13%飙升至2017年末的19.54%。相应地，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从161.25%下降至34.15%；资本充足率由11.77%变为0.91%。

而据该报告分析，导致不良率在2017年飙升的直接原因，由于该农商行为了贯彻监管部门降低不良贷款偏离度的要求，将大部分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计算。

逾期90天一般被视为实质性违约，一直作为不良贷款的重要参考标准。前述农商行2016年末逾期贷款余额达113.05亿元，逾期90天以上贷款占比为25.75%，2017年该行逾期贷款为103.64亿元，其中逾期90天以上贷款占比24.30%。虽然2017年较2016年资产质量有所好转，但逾期率仍然偏高。

直观来看，近20%的不良率是由统计口径的收紧直接导致，但其背后体现了部分银行和监管单位主动暴露风险，加速风险出清的经营思路转变。

一位与该行有业务往来的当地金融机构业务人士认为，近20%的不良率并不算高。“如果看实际的逾期90天以上贷款占比，之前该行不良占比超过30%，近年的资产质量是逐渐好转的。”



地方债务率高企对公不良率攀升
多位银行业和金融机构人士普遍认为，前述农商行的不良率反映了部分中小银行存在的真实的资产质量风险，但该行不能代表行业的普遍或平均水平，还是存在一定特殊性。

该省PPP业务人士表示，去年下半年行业内颇受关注的山西某农商行不良率高达28%，主要是人事变动和经营问题。而今年的该省某农商行不良率近20%。不考虑直接的统计口径的变化，还是体现出银行早期的风险控制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都是比较特殊的案例。近日，申万宏源一份地方债研报中统计，按照（地方债＋城投债）／GDP的广义负债率计算，排在全国前三位的省市区负债率分别达113%，108%，97%,同比增速分别达10%、14%、14%，较高的负债率给地方政府带来不小压力。本地的中小银行在地方负债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样也承担了很大的风险。

“最优质的项目基本都被国有大行收入囊中，大行、城商行、农商行所持有的项目资产质量是逐渐下行的，不少农商行的资产是之前市级、县级平台的城投债。城投债占比在半数左右，而随着近期宏观去杠杆、地方负债收紧，城投债的逾期和违约率很高。带给中小行的压力可想而知，甚至不仅是报表反映的30%的水平。”他指出。

前述PPP业务人士直言，地方政府普遍面临着流动性压力。因为自己手里有资金，该人士近期接待了很多周边多个省市地方政府的领导，名为考察项目，实为借钱。有些甚至是不计成本地借钱，可以承担15%以上的利率，这在之前是根本没有的。

主动暴露风险中小行寻求业务转型
一直以来，监管部门鼓励银行主动暴露风险。

在年初，原银监会召开的2018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提出建立联合授信和债权人委员会两项机制，加快不良贷款处置速度，被部分行业人士视作今年行业不良贷款暴露程度进一步增强行业资产质量真实性的信号。

而2月末，原银监会发文明确根据单家银行逾期90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的比例，对风险分类结果准确性高的银行，可适度下调贷款损失准备金监管要求。此举明确给银行提出了主动暴露风险，提高真实资产质量的方向。

根据银保监会披露数据，城商行和农商行尤其是农商行在2018年一季度不良率有较为明显的攀升，有业内人士分析不排除与监管部门鼓励暴露风险有关。

华南某股份银行一高管表示，监管允许下调拨备的条件并不容易达到，一些前期发展比较快的中小银行在这一轮去杠杆中会暴露出比较多的资产质量问题。而近两年的零售银行转型极大缓解了此前资产质量下滑的压力，但相较达到拨备下调的要求还有差距。他指出，作为商业银行十分希望也需要拨备下调，未来将会从零售角度突破继续改善资产质量，达到监管要求。

某大行西南省分行公司部副总表示，面对对公业务不良率攀升的压力，现在中小银行也在积极进行转型，也希望发展零售方向。但是因为中小行尤其是地方的农商行更具备地域的局限性，普遍存在存款很多但贷款放不出去的情况，零售转型存在一定的瓶颈。目前有一些探索，通过金融科技手段将地方城商行农商行的存款优势与大行的渠道优势结合，帮助中小行实现转型，改善资产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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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4日，由中购联主办、星河控股集团全程冠名、星河商置全程支持的第九届产·商·融发展合作大会欢迎晚宴暨星河商置项目发布会在深圳福田香格里拉酒店隆重举行。当天，来自中购联的各位领导，业界专家，全国各地地产、商业、金融、产业行业的企业代表、星河的合作伙伴以及全国各大主流媒体共同见证了此次行业盛典和星河商置项目发布。

引领城市运营聚焦产商融发展趋势

6月29日，星河控股集团举办30周年品牌暨战略发布会，宣布地产、金融、商业、产业以及物业五大板块融合共进的发展战略，目前星河各业务板块已形成互相支持、互利共赢的业务生态圈，完成了从城市空间提供商向城市运营者的主动转型。围绕“城市运营引领者”的企业定位，星河控股集团将持续发挥综合优势，聚合内外部资源及专业经验，助力城市升级，推动区域繁荣。

作为星河控股集团旗下极为重要的商业板块，星河商置以走在时代前列的商业智慧，不断构筑城市繁荣；凭借多个定位清晰、独具特色的商业项目，续写着属于星河的城市传奇。近几年，通过登陆资本市场、发挥资产的金融功能，以及迅速的对外拓展脚步，星河的商业板块已迈上新的台阶，赢得行业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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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地产、产业、商业、金融的协同发展，星河首次与中购联携手，站在新的行业高度，以产商融的融合发展为话题，举办以共同探讨产商融的专业化分工和融合为主题的发展合作大会，并希望以此次大会为契机，与行业同行共襄盛举，共同探讨交流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商业模式，力图为中国城市发展再添新的引擎与动力。

中购联购物中心发展委员会主任郭增利先生在晚宴致辞中表示，中购联和星河共同倡导的“产商融组合化”发展战略，凭借自身在经济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双重促进效应，赋予“地产+“和“商业+“新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必将成为后房地产时代极有话语权的主流商业模式。

为顺应产业发展环境和城市建设趋势，中购联推出全新的产城融投推动计划，并发起成立中国首个产商融企业紧密型合作机构——中购联产商融发展合作委员会，星河控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裁姚惠琼女士作为委员会首任轮值主席，星河商置董事、总经理陶慕明先生作为委员会联席主席之一，与各位委员会代表共同出席委员会启动仪式。未来，星河将与中购联及各会员单位共同聚力，推动产商融的融合及未来城市发展。

剑指未来宏伟蓝图星河商置新项目荣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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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载商业智慧沉淀，大势开启城市未来。作为星河控股各业务板块中的最耀眼的板块之一，星河商业板块一直以来紧跟星河控股脚步，在传承中不断与时俱进，从大环境出发谋求布局，探索商业地产行业新模式。通过完善自身能力，协同星河内部资源，星河商置不断向“融投建管退”的商业资产管理全价值业务链延伸，在大力发展自有品牌业务的同时，积极对外输出星河综合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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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上，星河商置董事、总经理陶慕明先生解读了星河商置的未来发展战略，开启星河商置宏伟商业蓝图。目前，星河商业团队经过十四年经验积累，打造出全产业链、全流程商业管理体系，并锻造出一支“能打仗、敢打仗、打胜仗”的高效专业化商业管理团队，这是星河商置得以快速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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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星河商置品牌管理输出战略全速发展，星河商业版图不断扩张。目前，星河商置运营管理的商业项目达17个，管理面积达180万平米，覆盖深圳广州惠州为代表的珠三角、常州为代表的长三角、普宁汕尾为代表的粤东、恩施为代表的华中、鄂尔多斯为代表的内蒙等地区，并计划向上海、重庆、天津、南京、郑州等为代表的重点一、二线城市进军。晚宴上，一段大气震撼的星河商置新项目视频发布也引起了同行对星河商置即将亮相的新项目的期待。其中深圳首个文化创意主题购物中心深圳星河WORLD·COCO Park将于今年9月底在深圳华丽亮相，恩施首个全功能购物中心恩施星河COCO City将于今年11月绽放华中地区，深圳龙岗“城市会客厅”龙岗星河iCO将于今年年底迎客，今年签约合作的品牌管理输出项目汕尾星河COCO City一期正进行升级，二期正筹备中。

转换行业新视角实现新形势下商业资产价值

数据表明：2018年全国预计开业970多家购物中心，截至5月底实际开业504家，虽然增速放缓但增量仍在持续，竞争日益激烈。在如此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大家都在寻找商业存新求变、优化管理、持续提升效益的新出路，这其中必然少不了资产管理。商业想要做好资产管理，一定要考虑投资回报率、租赁分析、资产组合管理、资产价值的提升等关键点，才有可能出奇制胜。

4日晚宴前夕，第二届中购联中国商业资产管理专业交流会率先举办，邀请到4位专业演讲嘉宾和5位行业实战精英，以及专业的资产运营管理先行者、颇具实力的商业地产开发商、有实力的科技手段服务商等代表，针对资产管理、租户管理、技术应用等精细化运营手段，以及投融资对开发商、零售商的战略影响等诸多方面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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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河商置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牛林围绕新形势下的商业地产资产管理，通过对市场信号的捕捉，基于资本视角，分享了商业地产资产管理的修炼之路上行业的重要关注点。商业地产的资产管理是围绕商业地产投、融、建、管、退全生命周期，基于资本思维的价值管理过程，而其盈利模式，则主要是围绕投、融、建、管、退过程，通过经营管理及资本化运作，获得盈利+资本盈利。星河商业管理团队始终以全价值链的资产管理视角，以资产保值、增值为核心思路，在任何环节都致力做到精细化和科学化管理，成为商业地产行业全价值链资产整合运营商。

未来，星河商置将持续强化已有的定位清晰、特色鲜明的项目品牌，并加快业务拓展脚步，同时借力资本市场，产融互动，逐步完善商业运营管理的资本运作体系，成为国内卓越的商业地产全价值链整合资产运营商，并实现快速化、规模化发展及全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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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新三板重要的增长极之一。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统计发现，截至6月30日，大湾区（新三板尚未有澳门和香港的企业挂牌，因此不计入统计范围）九个城市中，2018年上半年新三板新增挂牌企业数量为44家。

而新三板市场上半年新挂牌企业数量为321家企业，这意味着，大湾区新增挂牌企业占据了全部挂牌企业数量的13%。

“大湾区中小微企业生态活跃，而且这些中小微企业多聚集在新兴行业。不过，很多创新型企业通常是轻资产、注重科技研发，缺乏抵押物，依靠传统的银行贷款融资比较困难，所以需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促进创新发展。”7月5日，泽浩投资投资总监曹刚指出。

广深“双驱”

“大湾区内包括广州，深圳，东莞在内的多个地区都是国内中小企业生态最为活跃的城市之一，因此大湾区成为新三板企业重要的来源并不意外。”一位联讯证券新三板分析师表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从上半年挂牌企业数量的增量来看，大湾区内部形成了明显的梯队划分。

广州、深圳两个城市成为了“领头羊”，分别有14家企业挂牌。第二梯队东莞上半年有7家企业完成挂牌，中山和珠海则分别有3家。佛山、惠州和江门三个区域，分别有2家到1家不等企业挂牌新三板市场。此外，肇庆上半年则没有企业挂牌。

“从大湾区内部的城市划分来看，梯队排次很明显，这与城市规模，经济总量等指标都有正相关的关系。9个城市中有8个城市都有企业挂牌，这也意味着大湾区范围内的中小企业普遍具有活力。”曹刚表示。

7月5日，上述联讯证券新三板分析师则表示：“2018年新三板市场新增企业数量的情况与此前大有不同。如今新三板市场已进入“负增长”时代，新增挂牌企业数量大幅减少，纵观全国来看，很多城市在2018年上半年都没有新增挂牌企业，而大湾区还有44家企业挂牌，这也说明了区域内中小企业储备丰富，且企业对资本市场有更直观的了解。”

值得注意的是，44家新增挂牌企业的行业分布，也充分反映了大湾区内产业的特点。

具体来看，制造业、商业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据较大的比例，其中制造业中多以先进制造行业为主。

7月5日，广发证券一位分析师表示：“大湾区中专利较为集中，较为活跃的企业基本都分布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械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汽车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这与新三板市场反映的趋势基本吻合。”

而如果将新增挂牌企业数量放眼至全国范围内，大湾区与国内几个重要的城市经济带相比，也仍然不落下风。

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京津冀地区有56家新增挂牌企业，而沪宁杭地区则有64家新挂牌企业。

从龙头城市新增挂牌企业数量来看，北京上半年有31家新增挂牌企业，而上海则有23家。对比之下，其他两个城市带都是一个领头羊的局面，剩下的城市中几乎没有超过10家企业的城市，大湾区则是广州和深圳双头均衡驱动局面。

而若以全部挂牌企业数据作为比对，广深也位列前茅。在全国城市排列中，深圳目前有720家挂牌企业名列第三，广州有414家企业名列第五。

融资超50亿

除了挂牌数量，融资规模也是重要的衡量指标之一，在如今融资难融资贵的背景下，挂牌新三板的中小微企业能融到钱，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企业的质量。（注：新三板市场融资几乎以定增为主，文内融资都指定增）

根据东方财富choice统计的数据显示，大湾区内9个城市的挂牌企业上半年累计融资为53亿元，合计增发次数为163次。可相比较的是，新三板市场上半年融资总规模为364亿，大湾区融资占比达14.5%。

其中，深圳挂牌企业融资规模最大，达27亿元，同时增发次数也最多，有73次。广州挂牌企业融资规模稍显逊色，上半年融资规模为9.4亿元，发行次数则为36次。

余下的城市中，惠州、东莞，佛山，中山，珠海融资规模都保持在了2亿元以上。而与挂牌不一样的是，大湾区内所有9个城市均有企业在上半年完成融资，金额最小的城市是江门，也有一笔定增融资1300万元。

“融资是验证企业是否受资本市场认可最有效的一种途径，所有城市均有企业发生融资，也说明了大湾区中小微企业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同时也受资本市场的重视。”前述广发证券分析师指出。

而与其他两个城市经济带相比，大湾区上半年融资规模与“京津冀”平分秋色，但与“沪宁杭”还有一定差距。

数据显示，“京津冀”挂牌企业上半年累计融资54亿，其中北区便包揽了其中42亿的额度。从融资分布来看，京津冀地区寡头效应明显， 即便是天津也仅有3.9亿元融资，甚至要少于惠州的融资规模。

而“沪宁杭”则完成了97亿元的融资，其中有4个城市融资规模超过10亿元，其中上海和杭州挂牌企业分别融资35亿和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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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香港楼市创造了史上最长的上涨周期。

6月29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上任一周年前夕，推出了六项新的房屋政策，包括将政府资助房屋（俗称“居屋”）的定价与市场价格脱钩，并以申请人实际承担能力定价，变相将居屋的定价由目前评估市值的70%降低至52%。同时，政府宣布将改拨九幅私营房屋用地发展公营房屋，总共可提供大约10600个住宅单位。

近年来，已落成但仍未售出的一手私人住宅单位数目持续上升，由2013年3月底约4000个增加至2018年3月底约9000个。为了鼓励开发商加快推盘速度，政府决定将过去12个月内，超过6个月并未作居住或出租的单位视为空置物业，并每年征收相当于楼价5%的额外差饷。

林郑月娥强调，遏抑楼价并非推出这些新措施的目的所在，“在自由经济下要遏抑商品售价极端困难，私楼价格因香港高度国际化等因素难以下跌，只能靠公营房屋。”



“这些新措施并非针对楼市加强调控，而是把资助房屋及私楼市场进行清晰的双轨发展，主要针对一手发展商的囤货征收空置税，所以目前市场并无太多负面情绪。相信等市场正式消化这些消息后，二手市场的交投有望恢复常态。”香港某地产代理经纪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上述经纪坦言，目前买卖双方呈现一定的拉锯状态，“买家会主动砍价，而一些中低价位住宅的卖家在报价方面也有所下调。”

同时，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最新楼价指数显示，截至5月私人住宅楼价指数为382.6点，连续第26个月上升，并连续19个月创新高，今年首5个月累计升幅近8.5%。

华侨银行经济师谢栋铭指出：“新措施有助于改善公营房屋计划，并加快新房供应，分割私营和公营房屋市场，从而防止公屋价格随着私楼价格持续快速地上涨。但是想要改善供求失衡的问题，以及促使楼价显着回落，则可能需要较长一段时间。”

香港豪宅市场持续炽热
事实上，在新政策推出后数日以来，对香港豪宅市场的降温效果仍有待观察。

香港龙头地产商新鸿基地产近日连续以招标形式售出三座洋房。最吸引眼球的是位于太平山山顶的超级洋房项目加列山道12号TWELVE PEAKS，其中8号屋以7.3亿港元天价售出，每平方呎的单价高达15.2592万港元，刷新亚洲同类洋房的纪录。新鸿基在南区SHOUSON PEAK及马鞍山云端各卖出一座洋房，累计套现近12亿港元。

近年来香港豪宅市场升幅一度落后，但根据美联物业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山顶及南区共录得约89宗豪宅买卖，其中第二季成交55宗，环比增加61.8%；成交总金额达到197亿港元，第二季度成交金额为130.4亿港元，环比激增约96%。

据悉，七一回归三天小长假期间，香港一手楼市场共录得约125宗成交，相比此前一个周末170宗减少近30%。然而，市场人士指出，目前开发商以销售尾盘单位为主，尚未有较大规模的项目入市，因此一手市场成交有所减少。

“政府此次推出的辣招放错焦点，空置税及修改预售楼花同意书规定的两项招数，对豪宅市场的影响最大，中小型住宅项目一向采取求量的销售策略，就算发展商加推豪宅供应，对普通置业人士也帮助不大。新税项只会令楼价升幅减慢，不会导致楼价下跌。”仲量联行董事总经理曾焕平表示。

在经络按揭转介首席副总裁刘圆圆看来，市场对空置的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征收“额外差饷”已讨论多时，早被市场消化，“目前楼市兴旺，香港住宅空置率只有约3.7%，发展商所推出的一手盘去货速度亦高，空置税落实对市场影响不会太明显。”

内地资金积极寻找标的
由于楼市气氛持续畅旺，带动商业地产市场屡创新高，吸引了众多的中资企业。

“今年上半年商业地产投资成交总额达到890亿港元，超过去年同期的560亿港元，内地投资者继续活跃于香港商业地产市场，今年迄今为止已录得15宗有内地投资者参与的交易，涉及金额达到310亿港元。”世邦魏理仕香港资本市场部资深董事吴松基表示。

“目前内地投资者在香港商业地产市场较为活跃，包括内地开发商，以及一些个人投资者，他们最关注的是写字楼，或者一些有潜力改造成为写字楼的工业大厦，因为近年来写字楼租金持续攀升，而且空置率维持低位。他们也愿意以参股的形式与本地投资者进行合作。”他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以黄金地段中环为例，今年上半年的租金涨幅达到4.4%至135港元／平方呎，已经连续三年蝉联全球最贵的写字楼市场，并有望刷新历史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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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无创产筛在我国普及率达不到20%。去年行业的看法是大概有350万到400万例检测，去年约有1700万新生儿，加上约15%的流产率、大概300万，共2000万的孕妇，算下来检测率大概是17%~18%。”贝瑞和康CEO周代星日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推动、扩大测序技术在临床上的应用，“首先要在医院内落地、医院能操作。第一个应用是NIPT（无创产前筛查），目前的很多工作实际上还在解决产科的需求。”

过去十年，从科研突破、临床应用到市场发展，基因测序技术的不断成长也带来了测序成本的持续下降，平均每6个月下降一半左右，落地的应用和范围越来越广。BBC Research数据显示，全球基因市场总量从2007年的794.1万美元增长至2013年的45亿美元，并预计2018年将达到117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21.2%。

相较于上游测序仪被强势的外资巨头所盘踞，国内的基因测序服务商在近年来发展迅速。2017年若干龙头企业陆续上市，包括华大基因、贝瑞和康、艾德生物等。

作为基因测序应用最为成熟的领域，NIPT的准确率和灵敏度都非常高。

“目前全球有120多个国家在用这样的技术，加起来有1000多万例的检测，这在医疗使用史上非常成功。”周代星认为，技术研发出来，能不能应用、能不能进入医院，这是行业这几年来一直关注的地方。“关键在于仪器在医院落地，让医院自身能够操作，才有生命、才能推广，今后可以增加更多的项目。”

提高渗透率

根据《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2012）》，估计目前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在5.6%左右，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数约90万例，其中出生时临床明显可见的出生缺陷约有25万例。出生缺陷可由染色体畸变、基因突变等遗传因素或环境因素等引起，通常包括先天畸形、染色体异常、遗传代谢性疾病、功能异常如盲、聋和智力障碍等。

NIPT主要通过采取孕妇静脉血，对母体外周血浆中的游离DNA（含有胎儿来源的DNA）进行测序和分析，以此判断胎儿是否患有某些遗传病，如21-三体综合征（唐氏综合征）、18三体综合征以及13-三体综合征，以及一些性染色体三体型及X单体型。

在应用方面，“产科的需求其实比较简单，产前筛查的项目从3个基本染色体疾病一直扩大到100种疾病，以后希望全部遗传性疾病都能做下来。”周代星表示。

从病种看，唐氏综合征等一些出生缺陷危害性大，干预措施明确。调查显示我国唐氏综合征发生率约为14.7/万。此外，地中海贫血在广西、海南、云南、广东、贵州等南方省份高发，其人群基因携带率在广西、海南、云南达20%以上。

从产科角度看，目前排在前三名的先天性的遗传疾病，第一是心血管疾病，如先天性心脏病。“这个目前没有解决方案，能不能很早期地就把它查出来，并且有很好的解决方案，这是产前筛查目前努力的一个方向。”

第二高发的是耳聋， 第三是唐氏综合征，这是单一原因导致的染色体疾病，每年差不多有2.6万、2.7万新发幼儿。

“NIPT最早的发源地香港目前的渗透率是60%左右，内地目前还是早期的阶段，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周代星表示。

差异化竞争

根据IMS发布的数据，2016年全球体外诊断（IVD）市场的销售总额达562亿美元，增长率为5%，预测2021年市场规模将达694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4%。

北美地区（包括美国和加拿大）、欧洲，中东和非洲和日本等成熟市场均增速平缓，2016年增速为2%以上。而在中国市场的带动下，亚太地区（日本除外）增速最快，达14%，印度也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仅次于中国。

2016年中国的IVD市场总额为80亿美元，增长超过15%，增速远超全球平均水平。跨国企业虽然仍占据了主要市场，但也面临了国内企业强有力的竞争，这一点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鼓励中国制造和不断提升的国内企业研发能力，对国内企业也是极大的利好，促使其不仅在临床化学、血液学和尿液分析等成熟市场逐渐占据一席之地，而且开始角逐免疫分析和NAT等快速增长市场。

相对于人口和GDP在全球的占比而言，中国IVD市场占比偏低（约11%），未来几年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尤其在中低端市场。

据IVD联盟副理事长、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体外诊断分会理事长朱耀毅出示的数据，体外诊断行业56家上市公司2016年全年总营收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9%，净利34.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1%。

NIPT在近两年与医院合作的过程中所探索出的模式，已经发展成为IVD行业内的标杆。截至2017年12月31日，国内经批准开展产前诊断技术的医疗机构达到了340家。

对于获得批准的企业来说，能不能进院就成为了最关键的一环。

从产品的角度来说，国内有5家公司获得国家药监局的批文，5家公司在医院中有3种不同的测序平台在应用。如贝瑞和康、安诺优达使用的是与Illumina合作的设备。

“与Illumina联合生产的NextSeq CN500测序仪有非常强的进院能力，因为它的通量刚好是医院所希望的。进院之后还要靠样品处理的技术，前期制备的技术差异各家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另外三家，分别是达安基因、博奥和华大基因，“目前来看，进院的还不太多，一方面原因可能是其测序仪的通量太小，无法满足大医院的需求量；另一方面制备技术和流程非常长、繁琐，导致进医院能力相对较差。”

据Transparency Market预计，2022年全球NIPT市场有望超过22 亿美元，而国内目前市场规模已超过20亿元，市场容量按照50%的渗透率（按市场平均检测费用1000元）推算可达1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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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进口船市场遭到管制。

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了一则公告。根据公告要求，2018年9月1日起，申请从事国内水路运输的进口船舶和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柴油机氮氧化物排放量应满足国际海事组织相关公约的特定要求。

该要求原是对2011年及以后建造船舶设立的氮氧化物排放量最低标准，此次被交通部用以提升今后进口船舶的准入门槛，以及中国籍远洋船舶的放行条件。

航运大数据服务商亿海蓝的首席分析师林书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此次政策出台的背景，一是内贸市场长期供大于求的态势需要调控，二是全球航运业对环保的要求日益提高，无论是进口二手船还是中国籍远洋船，排放要求都比以前更高。

从市场影响上来看，二手船市场的冲击相对更大。上海菁英航运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季文元对记者分析称， 中国进口船舶的市场准入门槛提高后，内贸市场依靠国外老龄船赚取超额收益的情况将有所遏制，在船舶要求上会进一步接轨国际市场，而内贸中的投机成本则会提升。

2011年前建造船舶不再放行

公告中提及的公约是《经1978年议定书修订的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MARPOL73/78）附则Ⅵ（下称“附则Ⅵ”），此次交通部在氮氧化物排放量上的标准是TierⅡ排放限值要求。

附则Ⅵ对氮氧化物的排放设置了三层标准，适用于不同时期建造的船舶及其柴油机，船龄越小，排放要求越高。其中，一级标准适用于2000年至2010年底建造的船舶，二级标准适用于2011年及以后建造的船舶，三级标准适用于2016年及以后建造的船舶。

这里的二级标准即对应上述的TierⅡ，该标准相当于在一级标准的基础上降低15%-22%的氮氧化物排放量。

按照此次交通部的规定，今年9月起，进口二手船以及中国籍国际航线船舶都必须符合这一标准。这也就意味着，只有2011年及以后建造的进口船舶才能从事国内水路运输，而中国籍的远洋船也要是在2011年及以后建造。

理论上来说，2011年之前建造的船舶，只要满足上述二级标准排放要求也能放行，但有业内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老旧船舶的排放要求几乎不太可能满足这一要求，因为船舶一般都是贴着对应条例的最低标准建造的，因此船龄限制基本上“板上钉钉”。

据行业媒体“信德海事”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对于国外进口的二手船一般都有船龄限制，但要求相对宽松；而中国籍船舶从事国内运输，则没有明确的船龄限制。

从国外进口的船舶中，二手客船、油船化学品船已经停止进口，主要进口品种散杂货船的船龄限制是18年。此次新规实施后，该年限一下子缩短至8年。

二手船市场将受冲击

季文元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交通部此举会提高国际二手船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门槛，并对老旧二手船市场形成冲击。

“以前只要交关税就能进来，所以很多达不到国际标准的二手船会流入到中国市场。”季文元表示，由于内贸市场情况在某些周期内要优于外贸市场，而且这些老旧船舶的成本更低，因此往往能取得更好的经营效益。

内贸市场的确存在不少“老龄”船舶。根据交通部2017年国内沿海货运船舶运力分析报告，截至去年底，我国沿海省际运输干散货船平均船龄9.07年，其中，老旧船舶（船龄18年以上）有164艘，占总艘数的9.81%。

季文元表示，国内航运市场有时运价更高，吸引了很多“投机运力”，但是这一新规执行后，国外二手船进入中国市场的要求提高，投机的成本也会增加。“国内不再是割裂的市场，而是开放的市场。”他补充道。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从现在到8月31日，进口二手船可能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这个政策执行五年，五年以后只会更严。”

不过，也有船东及船舶经纪人表示，这只是对内贸市场进行了一定的“供给侧改革”，是否能够影响总体运力上升尚难判断；但这与大环境的环保要求是趋于一致的，对于部分船舶经营者来说，进口2011年之后的船舶不算太苛刻的要求，但“限硫令”却是真切的难题。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规定，2020年1月1日起将开始执行对全球商船0.5%的硫排放上限。如何应对这一规定，正成为令整个行业头疼的问题。对船舶经营者而言，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将面临成本激增、前景不明的挑战。（编辑：黄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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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蓝天保卫战对石化行业来说，重要的目标就是将过去成品油市场中的调和油业务进行整顿，调和油市场未来逐步萎缩似乎已成定局，”7月5日有石油央企总部专家说：“调和油对大气污染有很大的影响，更有大量不法企业利用调和油偷逃消费税，这让国内成品油市场很难真正实现公平竞争。”

7月3日，国务院印发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国内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比2015年下降15%以上；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比2015年下降18%以上。

因为调和油的原料主要是化工原料，其原料、生产工艺等都不符合标准汽柴油的规范，对大气环保不利。“此次有关部门首度明令禁止以化工原料名义出售调和油组分，以及禁止以化工原料勾兑调和油。”金银岛石油经济首席信息官钟健表示。

更重要的是，随着调和油市场的逐步萎缩和国家对外资进入加油站行业的限制取消，未来央企、民企、跨国企业将实现公平竞争。

“此前，进入加油站行业的央企和民企都认为自己是弱者，部分民企利用调和油偷逃消费税更是让央企们不断指责，一旦调和油整顿完成，三者将实现公平竞争，”钟健认为：“不过整顿调和油还需政策细则进一步明确，目前不能太乐观。”

据了解，行业俗称的“调和油”一般指社会调油商使用诸如“烷基化、混合芳烃、二甲苯等化工产品”调和生产的成品汽油。此外，还包括部分非法调和企业使用档次较低的汽油调和组分进行违规汽油调和生产，这部分汽油即常说的“非标油”。

调和油使用的原料品种多且混杂，有些对环境的污染是非常严重的，还有些并没有在国家检验油品指标之内。并且，调油商的调和手法非常简单，几乎就是用几个油罐进行简单的物理混合。这种简陋的调油设施就决定了调油过程中的油品控制，包括泄漏、渗透、水资源污染等不到位，这可以说是硬件方面的缺失。

然而，调和油却是很多民营加油站的最爱，原因是它们比标准汽柴油便宜很多——“所有生产烷基化、混合芳烃、二甲苯等的企业都是将它们的产品用于化工业务，因此它们是不用交消费税的。”钟健坦言。

那些不法民营加油站将调和油与标准汽柴油进行调配后销售，以便得到暴利，“由于调和油中只有部分正规成品油，因此被调和进去的那部分燃料油、混合芳烃等就自然不用再缴纳消费税，从而实现了避税的目的。”他说：“一般是6成正规油、4成调和油进行调配；但更劣质的甚至会是3∶7。”

那位石油央企专家认为，中国成品油税赋包含三部分：首先是17%的增值税；其次是每升0.8元-1元的石油消费税；第三是城建教育附加等其他税赋，约为增值税总额的10%左右。以目前上海92#汽油价格7.23元/升为例，其增值税为1.3元/升左右，燃油消费税为1元/升，城建教育附加等其他税赋为0.132元/升，合计总税赋已达2.432元/升，占油价总额31%以上。如果能够实现石油消费税避税，那么其成品油中的税负成本至少降低1/3，在价格战中降个“3毛、4毛”，对经营者来说仍大有利润可赚。

因此，不论是环保，还是整顿偷税，国家相关部门都必须对调和油进行治理。

今年3月国家税务总局实施的成品油消费税征收改革，所有成品油发票均须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中成品油发票开具模块进行开具，这使调和油市场存在多年的“变票”异常困难，重创调油商。

而此次国务院明令禁止以化工原料名义出售调和油组分，更是将调和油完全排除出成品油市场。“我们都在等着政策细则进一步明确”，钟健说。

过去的中国成品油市场，央企、民企、跨国企业都有意见——民企希望央企没有更多的政策支持；央企却表示部分民企利用调和油偷逃消费税；而跨国企业表示，它们在中国市场中没有市场地位。

一旦治理调和油启动，央企与民企在政策和偷税方面的争论或将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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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无人驾驶商业化进程正在加快。

目前，随着主要车企及科技公司不断推出新的自动驾驶技术，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制定自动驾驶普及路线图，放宽无人驾驶汽车相关法律法规，主要集中在道路测试和规划、驾驶分级、汽车制造等方面。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无人驾驶汽车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无人驾驶汽车市场规模将达到48.2亿美元，到2021年将达70.3亿美元；到2035年，预计全球无人驾驶汽车销量将达2100万辆。

就在今年5月15日，一家成立仅1年的中国自动驾驶初创企业Roadstar.ai正式宣布完成1.28亿美元(约合8.12亿人民币)A轮融资，这是截至目前无人驾驶行业内这一轮次的最高融资额，Roadstar.ai也成为国内无人驾驶领域估值最高的初创公司。

6月13日，Roadstar.ai携自动驾驶方案“Aries·锐”亮相CES Asia，该方案是全球首个搭载纯国产激光雷达的无人驾驶Level4解决方案，在任意速度、任意曲面道路上可实现最大误差5cm。

该公司CEO 佟显乔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介绍，该方案竞争优势明显：目前的成本大约30万元人民币，而竞品的成本大约在150万元人民币左右，到2020年公司计划该系统成本降到5万元人民币。

佟显乔预言，2020年，无人驾驶商业化时代将全面到来，而公司的目标则是成为无人驾驶领域的“滴滴”，让无人驾驶技术与专车服务全面融合。

分赛道竞跑

全球自动驾驶领域目前竞争非常激烈，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已经涌现出了超过240多家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初创企业。但Roadstar.ai并不为此担心，佟显乔认为这200多家初创企业的研究是“分场景、分赛道”的，有的做封闭场景、有的做L3等等，拥有不同的商业模式，跟Roadstar.ai一样专注于开放路况下自动驾驶L4技术的并不多。

目前，Roadstar.ai在无人驾驶的征途中研发出了两项关键技术：HeteroSync（异构多传感器同步）和 DeepFusion（数据深度融合）。HeteroSync 负责实现多个传感器（LiDAR、Camera、Radar、Ultrasonic、GNSS&IMU）的时间、空间同步，自动实时更新同步参数。DeepFusion 负责将三种主要传感器（LiDAR、Camera、Radar）在原始数据层面的融合，技术基于融合高维度数据的感知和定位算法。

“无人驾驶要做的其实就是两件事，第一是看清世界，第二是看懂世界。”佟显乔指出。Roadstar.ai的多传感器前融合技术，在原始数据层面将激光雷达、摄像头以及毫米波雷达的 8 维数据进行融合，由此可以实现高精度的地图测绘，以及对视野范围内物体和人的有效识别。

“所谓的前融合，就是在原始数据级别就把所有传感器的数据融合在一起，把多个低成本低性能的传感器合并到一起来使用，这样可以大大节省成本同时提高效率。”佟显乔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他解释，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大部分无人驾驶公司所采用的还是针对每个传感器都有相应的感知算法，在对每个传感器的数据进行处理后，把感知结果汇总起来的多传感器后融合技术。相对而言，Roadstar.ai采用的前融合技术对单个传感器要求低，单一功能可能有限，但是合起来可感知包括几何、颜色、纹理等全方面的信息，可以达到算法更快、识别更准的效果。

国内法规待完善

美国从30年前就开始研究无人驾驶的相关技术，在美国加州，每个参与无人驾驶研发的公司都需要提交年度报告，总结在测试中所发生的司机接管情况，这个数字被很多人用来评估公司水平的标志。

其中，Google母公司Alphabet旗下的Waymo遥遥领先，紧随其后的是GM的Cruise，平均每次接管行驶里程都超过了1000英里，其中Waymo更是在亚利桑那州去掉了司机，采用远程接管的方式进行无人驾驶的运营。

然而，即便做到这个水平也不代表能在中国安全地驾驶无人车。

“相比美国，国内的路况会复杂许多，这就对传感器的灵敏度有更高的要求。”佟显乔分析。他介绍，目前Roadstar.ai 的无人车能适应国内大部分的复杂路况，包括对随时变动的修路状态，道路中突然出现的电单车、行人等都有灵敏的判断和反应，保证车辆能够在各种复杂路况下安全行驶。

经过过去一年来的实际路测，Roadstar.ai的无人驾驶车辆已实现可在加州平均一个月只有一次人工干预以及在国内高复杂城市路况环境下连续数小时无人工接管的情况下安全行驶。

“中国在无人驾驶的法规方面亟待完善。”佟显乔指出。据了解，中国只有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有政府明确的无人驾驶测试牌照以及上路规范，即使拿到牌照，以后也只能在有限的几公里、十几公里的测试路段行驶。相比之下，美国有21个州完全开放有安全司机的自动驾驶，其中7个州已经开放了没有安全司机的自动驾驶，并且拿到牌照后车辆可以在全州的任何地方进行测试。

“不过近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国内对无人驾驶的开放心态，相信随着无人驾驶技术的进一步成熟，交通秩序将更加井然，相关配套的法规也会逐步完善起来。”佟显乔认为。

瞄准智能出行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预测数据显示，到2035年全球无人驾驶汽车销量将达2100万辆。参考2015年全球汽车年销量突破8000万台，中国销量接近2500万台的数据。庞大的汽车销量和消费者对科技的需求，使中国有望成为最大的无人驾驶市场。

当被问到Roadstar.ai 在自动驾驶商业化的应用场景时，佟显乔说，公司未来在国内将专注于无人车专车运营服务，瞄准的是智能出行市场，欲打造无人驾驶领域中的“滴滴”。

Roadstar.ai计划2018 年内在深圳部署50台无人车，夯实算法；2019年，Roadstar.ai将与OEM合作定制 200 台配备车顶盒的无人车，开发出行APP，提供无人驾驶网约车服务，当然车上还会配备安全员确保用户体验；2020 年将在深圳部署 1500 辆定制无人车，真正做到无人运营。

“我们希望通过两年数据积累提升算法，提升整体效果及稳定性，最终通过远程监管替代偶发性的监管，实现更快的商业化落地。”佟显乔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Level4 并不是完美的，Roadstar.ai 还是会加入远程控制中心服务，使无人车更加稳定安全。”他表示。

从更长远来看，Roadstar.ai希望可以“软硬结合”，延伸到上游硬件端，和传感器厂商合作更加紧密，形成一个类似苹果供应链的格局。这也是Roadstar.ai选择将国内研发、生产中心落户深圳星河WORLD人工智能园区的原因。“相比硅谷，这里的产业链更完整，技术到产品的转化更快，为Roadstar.ai提供了最好的外部环境。”

除了丰富的市场资源，星河创投还联合深创投等投资机构参与Roadstar.ai的A轮融资，帮助Roadstar.ai一起构筑供应链生态。

而在国际市场，Roadstar.ai也有相应的规划——扮演技术提供商的角色。“由于海外市场所涉及到的高精地图和当地核心的交通数据会受到相应的保护，因此Roadstar.ai选择了从技术切入。”佟显乔解释。

展望未来，佟显乔认为无人驾驶技术的普及不仅可以升级人们的出行方式，更能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车辆将不再是单一的交通工具，更是拥有生活、娱乐、工作等多种功能的移动空间，实现这一切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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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动荡令投资者联想起2015-2016年的情形。但分析师认为，中国政策制定者经受风暴的能力比上一次更强了。

　　本文转载自英国金融时报
　　在经历了两年多的相对平静后，中国金融市场再度打破平静，让人回想起2015-2016年的情景。当时，股市暴跌加上人民币贬值引起了全球投资者的关注，引发了对系统性风险的担忧。

　　今年股市的跌幅尚未达到2015年的水平。当年6月到8月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上证综指(Shanghai Composite index)下跌逾45%，而在2015年8月到2016年底期间，人民币贬值了10%。

　　这样的走势促使中国对这两个市场进行了严厉的干预。尽管利用外汇储备来支撑人民币被普遍视为稳定市场预期的成功举措（就是代价太大）。

　　“现在想到2015年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政府应该从那段并不愉快的经历中吸取了一些教训，”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驻香港的中国经济学家丁爽表示。

　　在某些方面，中国经受近期风暴的能力比2015-2016年期间更强了。

　　首先，股票估值更温和。尽管上海股市在2016年1月触底后稳步上涨，但当上证综指在今年1月底收于两年高点时，A股滚动市盈率仅为17倍。根据万得资讯(Wind Information)的数据，这远远低于2015年6月泡沫高峰时期的23倍。

　　上周四收盘时，上证综指的市盈率已跌至12倍，低于2016年1月上证综指触底时的13倍，导致部分分析师认为这是个买入机会。

　　“这样的下跌有一些非理性成分，”国泰君安首席市场分析师林隆鹏表示。“估值处于历史低点。如果人们把眼光放长远一点，目前的水平真的有投资价值。”

　　就人民币而言，迄今几乎没有看到像2015-2016年那样的大规模资本外逃迹象。当年资本大举外逃促使当局严厉打击海外并购和其他资本外流渠道。

　　相反，最近的下跌似乎主要是由于对经济放缓的悲观情绪，以及担忧贸易战给中国贸易顺差造成的影响。

　　在中国放松货币政策推低人民币借贷利率之际，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加息加剧了这些压力。其结果是，美元与人民币利率之差逐步缩小。而多年来，是中国资产的较高收益率为人民币提供了底部支撑。

　　当中国人民银行(PBoC)上周温和干预汇市以遏制人民币下跌时，交易员看到了一些迹象。但中国央行现在进行大规模干预的能力有所下降。2015-2016年卖出美元使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16年中期的历史高点4万亿美元降至今年5月底的3.11万亿美元。预计6月外汇储备数据将于周六公布。

　　“如果汇率面临更大压力，我不会排除（中国央行）通过卖出美元干预市场的可能性，但他们肯定不希望外汇储备降至3万亿美元之下，”丁爽说。

　　此外，中国收紧资本管制的空间也在缩小，尤其是这样做会危及政策制定者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进入国内资本市场的努力。

　　中国股票和债券被纳入全球指数提振了这一努力，但任何限制资本外流的举措都会被视为令人难堪的倒退。

　　中国股市和人民币面临的一大不确定因素是房地产市场。许多人担心现在的楼市泡沫比2015年更严重。过去两周，上证房地产指数下跌了15%，而上证综指同期跌幅仅为5.4%。

　　中国主要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取消了一项针对购房者的补贴计划的消息，引发了近期地产股下跌，突显出市场的紧张情绪。自2016年以来，该计划刺激了中国小型城市的房地产销售和价格上涨。

　　虽然很少有人预测房地产市场会彻底崩盘，但即便房价下跌10%，中国经济也会受到影响。因为，在中国，房地产是制造业需求、债务抵押品和地方政府预算的支撑。

　　“房地产泡沫是显而易见的。在三、四线城市，房价自2016年初以来已经翻了一番，”交银国际(Bocom International)驻香港的研究主管洪灏说。

　　“我们现在可能正处于一个比2015年更大的泡沫中，这限制了政府的政策选择。货币政策不能太宽松，因为它将进一步吹大泡沫。”
　 .凤.凰.国.际.i.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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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件事串联起来看待，事情似乎就有关联啦！我们的高层忙不过来了！
针对美舰来中国的内海（台湾海峡）游弋巡航之事，我已向组织提了建议，我建议高层秘密发令用陆基反舰导弹攻击它，真打也行、锁定模拟也行。目的有三：A、测试我方装备的有效性；B、测试并侦查敌方应对装备信息；C、侦查潜伏在中国高层的间谍情况。看来组织被这几件事忙的焦头烂额，连警告美舰中国要在台湾海峡试验反舰武器的通告都没时间发。
有“专家学者”说：美国对中国已经很多年没有发生“误炸大使馆”的类似事件了，尼玛！人家把军舰开进中国的内海比在万里之外炸大使馆可严重得多！中国一直在给敌人释放错误的误判信息，美国人会真的认为中国认怂了，他们还会采取进一步的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动！
还有消息说，日本准备派舰队到中国南海巡航。前不久，我们的舰队刚刚在海上进行过大规模反水雷演习，我们为什么不放出消息说，有几十枚智能水雷失控找不到了，提醒过往船只注意不要被炸沉了，如果日本人还敢来，就直接用鱼雷击沉它，然后就说是那些水雷被他们撞上了。
唉！中国现在是买卖做不过人家；讲理也不行；耍流氓也不会，只能等着被强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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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获悉，日前，中国证券业协会向部分券商下发《关于有序规范证券公司互联网证券试点业务的函》，对券商理财账户进行规范，具体为：券商不得新增开立理财账户，存量理财账户资金要逐步纳入三方存管体系。

　　至此，2014年起55家券商陆续获批的这一创新试点业务正式终结。需要注意的是，理财账户和普通股票账户为两个独立的账户，券商客户仍然可以通过普通账户在券商渠道购买理财产品。

　　叫停理财账户
　　日前，中国证券业协会向部分券商下发《关于有序规范证券公司互联网证券试点业务的函》，该函指出，鉴于理财账户资金不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体系内，缺乏相关法规支持，安全性缺乏保障，为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保障客户资金安全，根据监管要求，现提出有序规范互联网证券试点业务的相关要求：
　　一、已实际展业的互联网证券业务试点公司不得新增开立理财账户。未实际展业的试点公司不得新开展此类业务。

　　二、已实际展业的互联网证券业务试点公司应逐步规范存量理财账户，参照证券账户开立要求补充完善客户资料，切实做好客户身份识别、客户资金核查，风险揭示等工作，并加强与客户间的沟通解释，引导客户主动将相关理财账户资金纳入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监管体系。

　　三、已实际展业的互联网证券业务试点公司应于2018年7月31日前，向中证协报送有序规范互联网证券业务的方案。

　　四、未实际展业的互联网证券业务试点公司，应于2018年7月31日前向中证协报送未开展互联网证券试点业务并承诺不新开此类业务的承诺函。

　　业内人士表示，中证协上述要求，意味着2014年中证协批准的这一创新试点业务正式终结。

　　未在业内全面推行
　　据了解，2014年4月起，中国证券业协会陆续公布了中信证券、平安证券、国泰君安证券等55家券商获得互联网证券业务试点资格。试点业务内容主要包括将理财类和消费类账户与传统的股票账户分开，其中消费类和理财类限于提供场外服务，即“券商理财账户”。

　　“也就是说，如果是在开展理财账户的券商开户，你可以选普通账户或者理财账户。如果是理财账户，买基金等理财产品可以直接使用第三方支付，不一定要再做视频见证。这样在整个体验上，就和线上的各种基金超市类似，比较方便。”上海一家大型券商网金业务人士告诉记者。

　　“当时的想法是鼓励券商从提供纯粹的交易服务扩展到理财服务，而且第三方销售公司的账户体系比券商的三方存管账户要简单一些，理财账户的方案就是希望能为券商客户提供更多便利。”该人士说。

　　2015年3月证券业协会公布了第四批互联网证券业务试点证券公司名单，此后由于证券市场异常波动，证券公司创新业务受到严格监管，互联网证券试点也不再新批。

　　不过，券商理财账户由于功能弱于传统证券账户，且部署成本较高，至今行业中实际开展的公司并不多。

　　“大部分理财账户的支付以第三方支付为前提，对券商来说成本很高。而且从已开展该业务的券商实践来看，对于销售的帮助并不明显。而其整体系统的开发运营成本又非常高，所以现在实际开展该业务的公司不多。”上海一家中大型券商相关业务人士说。

　　至于监管部门为何选择此时停止此项业务，不少券商人士表示不太清楚。“这个函发下来之前，业内并没有相关讨论。我收到文件之后就赶紧召集同事开会，大家都觉得很意外。”一家券商相关业务负责人告诉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

　　有券商高管分析，当时推出互联网理财账户，没有想到可能会突破保证金封闭运行的规定，所以现在叫停了。

　　争议不断
　　实际上，证券公司在金融产品销售业务上一直面临与银行、第三方基金销售机构同牌照不同监管的问题。

　　所谓同牌照不同监管，即证券公司与独立基金销售机构、投资咨询机构等在法规依据上开展相同的业务，适用相同的监管文件，但由于证券公司本身作为机构主体，所受的监管维度更多更复杂，导致在实际操作层面，证券公司的获客和服务受到更多约束。

　　从机构监管的角度看，券商每年接受证监会的分类评级，若得分较差，可能影响新业务资质的申请，并且面临更严格的合规检查。而相比之下，许多拥有单项业务资质的独立机构则没有这样的约束，试错或违规成本更低。

　　以金融产品销售业务为例，证券公司的适当性管理要求是，客户信息不全，或开户后在未回访的情况下不得进行产品销售，而第三方机构则没有完全按照这一要求执行。

　　“目前基金销售业务就存在非常大的不平衡。证券公司的理财客户需要走非常完善的业务流程，比如视频见证、三方存管等，但第三方机构捆绑银行卡就行了。证券公司和第三方平台适用的监管文件是相同的，但竞争却不在同一个层次上。理财账户本来是可以帮助券商突破这一问题的。”沪上一位资深经纪业务人士说。

　　但上海一家大型券商的零售业务负责人认为，理财账户没有价值，账户之战早就结束了。“理财账户的问题在于，它虽然解决了开户流程简化的问题，但始终不是一个基础结算账户，没法完成资金沉淀和其它业务场景转化，这是和银行以及第三方支付的本质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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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富豪兰华升掌舵的大生集团再现收缩迹象，其已悄然退出了与北京大型国企的合资企业。

据记者自工商资料获悉，上海首农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安徽年年富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简称年年富农业)退出，公司股东变更为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早在2013年10月，上市公司华星化工发布公告，全资子公司安徽年年富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与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达成协议，拟在上海普陀区设立上海首农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其中年年富出资4900万元，首农集团出资5100万元。

　　华星化工当时称，本次对外投资在利用合作双方的优势资源同时，做大做强农资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和内贸业务，把握我国支持三农发展的政策机遇，扩大市场份额，巩固行业地位。

　　其后，随着作为上市公司的华星化工被上海华信入主，年年富农业则划归深圳大生农业集团旗下。

　　据首农集团官网介绍，2017年11月，监事会领导专题调研上海首农公司时，充分肯定了首农与华信集团四年的合作成果，并建议强化客户和供应链管理，强化科学管理，严格风险管控，每年经营层应向董事会提交风险管控报告，认真分析把脉风险点，制定风险解决方案。上海首农公司董事长王钤表示，上海首农公司要认真积极落实监事会所提意见建议，经营层要向董事会提交具体解决方案，供董事会研判决策，以更有利于各项工作有效落实。

据记者曾来到上海市吴中路51号建工·汇豪商务广场的首农投资试图了解公司现状，多位工作人员表示拒绝沟通采访，“我们没法回复，不能给你提供信息，领导也不跟我们讲，他只让我们安心工作”。

　　大生集团由传奇富豪兰华升控制，成立于2005年，其实力庞大，位列中国企业500强第237位，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59位，广东省企业百强第27位。

据记者了解，2014年从华信系“独立门户”后，兰华升频频与地方政府/国企合作，根据大生集团官网，公司有包括南京基地、吉林白城基地以及宁夏供港蔬菜基地等产业基地，这些产业基地不少都是与当地国企合资成立的。

　　“集团以混合所有制模式与中农控股、北京首农集团、内蒙古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团、南京江宁区政府、吉林白城市政府等实力企业和地方政府开展务实合作”，大生农业集团在官网上称。

　　今年3月至今，伴随着华信事件爆发，兰华升及其大生集团遭遇一系列风波，股票暴跌、债务违约、卖资产、股权转让，成为围绕在这一长期低调富豪身上的关键词。

　　大生农业集团旗下上市公司大生农业金融6月1日公告，2018年5月25日及31日，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大生农业集团有限公司透过其全资附属公司香港大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分别转让该公司8亿股H股及4.32亿股H股予Xinzhong Stable Investment Fund Limited，合共占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约12.90%。大生农业集团已不再为该公司控股股东。

　　6月19日晚，大生农业集团旗下另一家上市公司江泉实业公告称，拟通过发行股份收购央企中国物流。通过此次交易，作为央企的中国物流将通过江泉实业实现借壳上市，而江泉实业背后的大生农业集团将丧失对这一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据官网介绍，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物流”)是国务院国资委所属中国诚通集团的成员企业。中国物流是集团发展现代物流的旗舰，是汇聚公铁运输、多式联运、国际货代、仓储配送、生产销售、供应链金融等服务于一体的物流产业集团。

　　大生集团遭遇的困境仍在持续。

　　最新一例是在6月底，大生农业金融公告，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6月5日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出及提交针对公司全资附属公司上海大生农化有限公司的起诉书，内容有关因拖欠本金额为人民币3亿元贷款及所有相关利息的还款而违反贷款协议。

　　大生农业金融称，由于送递起诉书时出现延误，本公司于六月二十八日方接获起诉书。

　　“鉴于华信法律诉讼处于初期阶段，董事会认为目前评估其对本公司之潜在影响并不实际。无论如何，华信法律诉讼不会影响本集团之正常运作。本公司正就华信法律诉讼寻求法律意见”，大生农业金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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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消息，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就2018年6月份外汇储备规模变动情况答记者问时表示，我国经济有条件保持稳定增长，为外汇市场平稳运行提供根本保障；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有望在波动中保持稳定。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121亿美元，较5月末上升15亿美元，升幅为0.05%。

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6月，我国外汇市场总体平稳运行，国际收支基本实现自主平衡。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美元指数微涨0.5%，主要非美元货币相对美元下跌和资产价格变动等因素综合作用，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上升。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但全球经济复苏出现分化，贸易摩擦震荡升级，部分新兴经济体面临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压力。我国稳健的基本面有效稳定了市场预期，跨境资金流动形势保持基本稳定。

展望未来，我国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强创新驱动，我国经济有条件保持稳定增长，为外汇市场平稳运行提供根本保障。另一方面，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联储持续加息缩表，全球流动性有所收紧的背景下，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有望在波动中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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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0日，“同股不同权“第一股小米正式在港交所挂牌上市，但在开盘前的集合竞价时段，股价已下跌2.35%，报16.6港元／股，低于招股价17港元。该时段整体成交9590万股，成交金额15.86亿港元。

据悉，港交所已在挂牌当日推出小米的股票期货及期权，投资者也可与上市当日即时沽空。同时，由于香港股市整体气氛看淡，以及投资者对小米的估值仍存在分歧，小米在暗盘价已经下跌超过10%，报16.1－16.2港元／股。

小米此次在香港首次公开招股计划发售21.8亿股股份，其中65%属新股，35%为旧股，每股招股价将在17港元，集资金额为370.6亿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