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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已有超过13万人在叙利亚内战中丧生。联合国的暴行报告、互联网上关于袭击平民的图片，及流离失所难民的口述让我们揪心。但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又该由谁来做呢？
最近，加拿大学者与政治家迈克尔·伊格纳蒂夫（Michael Ignatieff）敦促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叙利亚设置禁飞区。然而，俄罗斯几乎肯定会否决这一措施合法化所必须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伊格纳蒂夫认为，如果让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取得胜利，他的部队将消灭剩余的逊尼派起义军——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随着仇恨的蔓延，流血终将再次发生。
在一篇类似的文章中，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从美国最近在中东的经验中总结了几个要点。首先，美国人对中东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复杂性所知甚少。其次，美国可以防止坏事的发生（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但却不能让好事自己发生。第三，当美国试图让好事在这些国家出现时，就要承担解决这些国家问题责任的风险。
因此，什么是一个领导人超越国界的责任？这一问题远不限于叙利亚——放眼全球，南苏丹、**和国、索马里和其他地方，最近都发生杀戮事件。2005年，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了在政府无作为时对人民的“保护责任”，2011年安理会的1973号决议便援引了这一责任，授权对利比亚动武。
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认为，这一原则在利比亚被滥用了，指导国际法的仍应是联合国宪章，而宪章禁止在除自卫或得到安理会授权之外的情况动武。但是，1999年，尽管在科索沃问题上可能出现的安理会决议面对俄罗斯的否决，北约仍然使用了武力。许多人为此辩护说，抛开法律问题不谈，这一决定是合乎道德的。
那么，在决定什么政策值得实行时，政治领袖应该考虑哪些因素？答案部分取决于他认为他在道德上负有责任的集体。
在小团体以外，人的身份认同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决定。很少人同其所认同的社会的其他成员有直接的接触。在近几个世纪，国家是大部分人愿意作出牺牲甚至献身的想象的共同体，大部分领导人把国家利益视为他们的首要责任。
但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许多人同时属于很多想象的共同体。一些——地方的、地区的、国家的、世界的——似乎是以由里向外的圈子出现，身份认同感随其与核心距离的增加而减弱。但是，在全球化信息时代，这一秩序变得没有那么清晰了。
今天，众多身份认同属于互相重叠的圈子——以互联网和廉价旅行维系的关系。电脑让亲朋戚友天涯若比邻。专业团体遵守跨国标准。社会活动团体——从环保分子到恐怖分子，也进行跨境联系。
因此，主权已不再像从前那样绝对和不可逾越。联合国大会了解到保护主权国家内面对危险人民的责任，便是认识了这一现实。
但像奥巴马这样的特殊领袖，必须承担什么样的道德责任？领导力理论家芭芭拉·克莱曼（Barbara Kellerman）曾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1994年卢旺达种族屠杀事件中应对不力，显示了因狭隘思想造成的道德失职。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是正确的。但其他领导人也采取了事不关己的态度，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了足够的应对措施。
如果克林顿尝试派兵，他将面对美国国会的重大阻力。好些美国士兵刚于1993年索马里人道干预中丧生，美国公众不会支持又一次的海外军事任务。
那么，民选领导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做？克林顿承认，他本可以更大力地敦促联合国和其他国家拯救卢旺达人的生命。但今天的优秀领导人往往在个人的世界主义倾向，和对选举他们的人民的更传统责任之间，难以抉择。
幸运的是，狭隘的观念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道德命题。在一个人民根据国家组织起来的世界，一个纯粹的世界主义理想是不切实际的。比如，对一名国家政治领袖来说，全球收入平等不是可以付诸实行的责任，但他却可以表示应该致力减少全球的贫困和疾病，来争取追随者的支持。
哲学家科瓦姆·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指出：“汝不可杀人是绝对的，对父母的尊重却有不同的程度。”
世界主义和狭隘主义之间也是如此。我们敬佩努力增加追随者超越国界道德责任感的领袖；但对领袖有难以企及的标准，并因此损害他们继续领导的能力，也没有什么好处。
在竭力权衡他在叙利亚和其他地方的责任时，奥巴马面临着严重的道德困境。正如阿皮亚所说，跨国责任是程度问题；干预也有不同程度——援助难民、提供武器及不同程度的武力使用。
但即使是在做出这些渐进的选择时，领袖也对其追随者有审慎行事的责任——时刻铭记“最重要的是不要造成伤害”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伊格纳蒂夫说，奥巴马已经领教了不作为的后果；而弗里德曼则提醒他审慎的美德。可怜的奥巴马。
作者Joseph S. Nye是哈佛大学教授
英文原题：Duties Without Borders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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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4-3-20 2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