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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盘不是我家开的

发表于 2014-3-4 22:5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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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3-4 22:53 | 显示全部楼层
2014年 03月 04日 17:22
西方误判乌克兰形势的原因






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周一,乌克兰顿涅兹克,警察与俄罗斯的支持者对峙。



年11月,美国驻乌克兰大使正在时任乌克兰总统的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办公室里,焦急地等待一个有望拉近乌克兰与西方关系的决定,然而他等来的却是一名带来坏消息的工作人员。

据当时在场的一位人士说,亚努科维奇办公室主任列沃奇金(Serhiy Lyovochkyn)对美国大使皮亚特(Geoffrey Pyatt)表示,他不敢相信,他刚刚见过总统,总统告诉他,乌克兰将暂时搁置拟议的欧洲协定。

皮亚特问,亚努科维奇总统计划如何向4,600万期待与欧盟(European Union)达成新协定的乌克兰人解释这一突然变故。


图片:乌克兰危机的关键人物

列沃奇金称,他也不知道。他表示,他认为乌克兰没有备选方案,除非是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别墅。

这番对话明确显示出,美国将不得不拿出自己的备选方案。在那之前的两年时间中,奥巴马政府曾力求让欧洲在指引这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西化过程中扮演主角,而由美国担任配角。

如今,流血事件已经发生,战争一触即发,俄罗斯人已被激怒,在这种更加棘手的时刻,美国被推到了前面。

眼下乌克兰恰恰陷入了奥巴马政府曾希望避免的东西对峙局面。一位高级美国官员说,美国如今成为主角。

很多欧洲外交人士感觉,尽管在外界看来美国近几周采取了强硬行动,但美国人让他们独自应对乌克兰问题的时间太久,美国更倾向于优先考虑自己与俄罗斯的关系。

美国官员称,白宫决定依靠欧洲来增强与乌克兰的关系,是因为一项意在让国际伙伴在面临诸多全球挑战时担负起更多责任的外交政策。这些官员表示,通过分担责任,美国在经历10多年耗资不菲的海外战争后可以专注于国内事务。

奥巴马政府内部最初也有人怀疑亚努科维奇是否真的想与欧洲拉近关系。政府决策者中几乎没有人认为乌克兰应该是美国的一项责任,因为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和欧洲比对美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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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略上讲,奥巴马政府决定把主导权让给欧洲,是因为担心如果俄罗斯把欧盟协定看作是大国“大博弈”竞争的一部分的话,在乌克兰事件上冲在前面可能会祸及自身。

即便是在俄罗斯的军队不断进入克里米亚之际,美国政府官员周一仍表示,如果美国从一开始就起到更大的作用,也不知道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美国政府一名高官说,真相是,亚努科维奇离开了,新政府远比旧政府更亲西方;对俄罗斯来说,这可不是一个胜利。

欧盟和乌克兰之间的对话可以追溯到乌克兰从苏联分离出来的时候,但近年来,两者之间的会谈一直聚焦于经济和政治协定,也就是“联系国协定”(Association Agreement)。2012年,乌克兰和欧盟倡议签署一项协定,如果这项协定最终签署,将令两者关系更加紧密。

美国此前认为亚努科维奇可能是在虚张声势,直到2013年年中他开始采取更加具体的措施,方才改变了看法。奥巴马政府一名高官这样描述美国政府当时的想法:如果乌克兰真的要走近欧洲的话,美国最好确保它能成功。

美国和欧洲的官员们称,为了拉近亚努科维奇与西方的关系,同时又不触怒俄罗斯,美国和欧盟决定分工合作。前述奥巴马政府高官说,美国想要欧洲人把亚努科维奇带到欧洲,而美国的任务是确保他真的能够走到这一步,同时俄罗斯又不会摧毁乌克兰的经济。

欧盟的任务是争取在2013年11月的最后期限前签署协定。美国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合作,让基辅同意进行艰难的经济改革。

Associated Press

2009年,拜登与亚努科维奇会晤。


奥巴马政府最不愿看到的事就是让乌克兰成为美俄关系的另外一个引爆点。美俄关系已经问题重重,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另一方面俄罗斯还决定向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泄密者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提供庇护。

在2013年头三个月里,俄罗斯开始通过削减进口自乌克兰的商品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其拒绝签署协定。接着,俄罗斯又针对主张与欧洲接触的乌克兰寡头政治集团打响了贸易战。

美国政府内部的不安情绪也一直在增长。美国官员称,政府分析人士私下里警告政策制定者说,对基辅的经济困境和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压力,欧盟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

去年9月份,欧盟的紧张情绪开始表露出来,当时,曾与欧盟进行就一项类似的贸易和政治协定进行谈判亚美尼亚决定退出,同时在莫斯科的压力下承诺加入俄罗斯关税同盟。

欧盟的官员们认为,亚美尼亚——该国也面临着来自俄罗斯的经济和政治压力——是一个警讯,于是加紧了与乌克兰联络的步伐。欧盟领导者曾表示,有信心签署协定,他们认为,亚努科维奇已经走了这么远,不会再改弦更张了。

美方官员称,去年秋天欧盟官员告知他们,签署联系国协定之后欧盟将开始向乌克兰提供直接援助,为美国帮助乌克兰达到IMF的要求争取更多时间。

去年10月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会议上,亚努科维奇最后一次为与欧盟签署协定做了强有力的辩护。当日,他还与普京举行了一次简短会晤,美方官员相信就是从那时候起俄罗斯开始向乌克兰施加更大压力。

一些外交人士说,欧洲内部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也削弱了欧盟对乌克兰决定的影响力,因为一些欧盟成员国担心会惹恼俄罗斯。许多欧盟国家认为,未能签署联系国协定的根本障碍不在于俄罗斯的压力,而是乌克兰拒绝(至少是暂时性的)欧洲提出的让在狱中服刑的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到柏林接受治疗的要求。

美国官员认为,去年11月初在索契举行的一系列会晤中,俄罗斯官员劝说亚努科维奇彻底放弃“西进”策略。

亚努科维奇的顾问向美方官员表示,在其中某次会议上俄方给乌克兰代表团看了一份材料,说明了乌方如果继续推进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该国经济可能受到的损害。美方官员说,材料列出了具体的财政损失以及航天、国防等行业可能受到的冲击。

虽然欧洲高层官员几乎每周都与乌克兰官员进行会晤,但美方没有与乌克兰有过高层接触。

但是在去年11月18日,也就是派亚特与Lyovochkyn在基辅的总统办公室意外进行交谈几天后,美国副总统拜登(Joe Biden)给亚努科维奇打了电话,表示美国可以帮助乌克兰抵御来自普京的压力。

一位高层官员说,拜登曾在2009年访问过乌克兰,与亚努科维奇相谈甚欢。拜登直率的风格很受亚努科维奇的欢迎。

一位高层官员透露,拜登在访问休斯顿时与亚努科维奇进行了这次通话,拜登传递出的信息是,美国准备与IMF和欧盟合作,向乌克兰提供度过经济难关的必要支持。

亚努科维奇没有回应美方递出的橄榄枝。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政府宣布搁置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并将责任推到欧盟不愿意向乌克兰提供足够经济支持上面。

美国官员们表示,他们相信亚努科维奇正在寻找最简单的融资方式,无论附加条件如何。美国和欧盟官员们表示,他们并不准备提供更多贷款以便与俄罗斯开出的150亿美元相匹敌。

美国官员试图说服亚努科维奇这是一笔糟糕的交易。俄罗斯将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向乌克兰供应低价天然气。之后,供应价格将上调,而且乌克兰将被要求增加购买量,从而加重对俄罗斯的依赖。

一位了解电话内容的高级行政官员表示,拜登在电话中警告亚努科维奇说,他的行动滞后,将自己置身绝境。

美国官员称,亚努科维奇有时会做出回应,有一次他在接到拜登的电话后取消了政府反抗议法的部分内容。但一位高级行政官员称,他的回应总是十分勉强、三心二意、拖拖拉拉。

拜登在华盛顿提出,如果亚努科维奇决定镇压抗议者,将对其实施制裁;他在12月6日的电话中直接传达了这一信息。但欧洲内部意见不一,反对冒险将亚努科维奇逼入绝境。

美国官员称,转折点出现在1月16日,当时亚努科维奇正在推进的法律实际上禁止和平抗议、宣布所有反对派活动违法。美国国务院官员和情报分析专家警告白宫称,乌克兰可能会卷入内战。

美国官员称,1月份最后一周,在白宫战情室(Situation Room)召开的会议上,拜登敦促美国政府明确,如果亚努科维奇与反对派达成协议,美国将提供怎样的金融救助。官员们称,拜登的立场得到美国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克里(John Kerry)的支持,也得到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的认同。

了解相关讨论的官员称,几天后,克里在慕尼黑召开的安全会议间隙与欧洲高级官员碰面,并传达了奥巴马的意见:准备好钱。

2月份,欧盟外交部长与美国达成共识,称如果局势恶化他们将迅速采取行动,稍后他们通过了制裁决定。

2月份第三周,克里在巴黎参加会议,当时法国、德国和波兰的外长决定飞往基辅,促成亚努科维奇与反对派领导人之间的协议。美国对此表示怀疑,但克里和拜登同意在幕后提供支持。

最后,美国官员称,他们相信亚努科维奇对权力分享提议感到惶恐,所以他一走了之。与此同时,很多街头抗议者怨恨美国,因为美国表示希望与亚努科维奇合作,而非让他下台。

奥巴马政府正尝试缓解与俄罗斯在乌克兰未来问题上的僵局。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这次美国不会再把主导权让给欧洲。

Adam Entous发自华盛顿 / Laurence Norman发自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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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3-4 22:59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心二意的乌克兰被当了枪使,结局会很惨的。
本来属于俄罗斯,命运已经注定,却像醉汉和犯了失神病一样,死活非要脱离俄罗斯,何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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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3-4 23:08 | 显示全部楼层
【克里抵达基辅】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克里刚刚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随行的美国高官称,克里将宣布提供10亿美元贷款,以减轻乌克兰减少能源补贴的冲击;派出技术专家,帮助应对经济挑战;训练观察员,确保乌克兰5月25日举行的选举符合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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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原理--深入讨论无影无棕学术交流家园结构深研究第四空间金融

发表于 2014-3-5 09:43 | 显示全部楼层
金融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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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3-5 11:37 | 显示全部楼层
andar 发表于 2014-3-4 22:40
西方攻击中国金融业主要有两个杠杆:一是影子银行,二是杠杆过高。后者是一个伪命题,是西方强加给中国的。 ...

      西方以讹传讹的宣传能力超强,境内洋奴们的唱和能力也不弱,必须具备足够的知识和理性才能具备免疫力。
      去年六月份以来,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被境内外的讹传和唱和搞晕了,本应该根据货币市场信号加大力度增加货币市场流动性供应,却袖手旁观,以致于短期利率暴涨,形成严重的期限倒挂,这本不该发生的事在短短7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数次。
      好在,中央政府与中央银行终于清醒了,还不太迟。今年年初以来,中央银行顺应货币市场价格发出的流动性供应明显不足信号,加大力度增加了流动性供应,货币市场利率暴涨与严重倒挂的问题逐步得以消解。
      作为一个副产品,人民币汇率开始反向贬值,真是好事成双啊!

加油#*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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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3-5 12:1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andar 于 2014-3-6 08:15 编辑

      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那些早就做好卖空香港股票与货币准备的英美投行与基金公司们通过他们控制的各大媒体向中国高调门喊话:“人民币应该贬值,人民币必须贬值!” 国内洋奴们也蠢蠢欲动,跟着忽悠人民币贬值。如果听信了西方和洋奴们的忽悠,实施甚或暗示人民币贬值,那么香港瞬间就会变成美英投行与索罗斯等炒家们的提款机!但中央政府没有上当,明确宣告人民币不会贬值,英国人及其帮凶企图在撤出香港之际拿到他们在谈判桌上拿不到的利益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西方在对付中国的时候从来没有心慈手软过,善良的国人们千万不要被西方和洋奴们给忽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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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3-5 20:41 | 显示全部楼层
2014年 03月 05日 08:02
中国公司债市场可能出现首例违约



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hanghai Chaori Solar Energy Science & Technology Co., 简称:超日太阳)表示,将无法向投资者全额支付周五到期的债券利息。这可能是规模1.5万亿美元中国公开交易公司债市场有史以来首次出现违约。

超日太阳周二晚间宣布,对于两年前发行的人民币10亿元债券,将无力支付其大约人民币8,980万元(约合1,460万美元)的利息。

超日太阳原本应该在周五支付债券利息。

该公司在声明中称,由于各种不可控因素,截至目前,公司只筹集到人民币400万元来支付债券利息。这份声明没有透露更多细节。

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和国有银行通过为高风险借款人提供救助或债务延期而从很大程度上帮助其维持运营。中国官员担心,违约可能使一些已经难以偿债的公司面临更高的借款成本。

分析人士说,用这种方法避免违约会导致风险更高的放贷行为,可能造成已经存在产能过剩问题的行业出现更多的投资浪费。

上个月,一家面临人民币30亿元高息贷款到期的煤炭公司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得到救助,避免了违约,此事引发了外界的极大关注。这也得以使迅速增长但缺乏监管的影子银行业避免发生首次重大违约。影子信贷指的是正式银行渠道以外产生的各种信贷。

在超日太阳这次的偿债问题之前,其他一些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商发生过难以偿还美元债券的情况。中国的太阳能业过去几年经历了重大变革,导致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Suntech Power Holdings Co.)和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LDK Solar Co.)双双陷入危局。这两家公司都曾属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商之列。

不过,在全国性的太阳能扩建大潮中,中国光伏企业如今开始扩大生产,利润也实现了增长。这种情况与一年前截然不同,当时在太阳能电池需求增长的同时,产能过剩造成太阳能电池板供应过剩,进而导致全球价格下降了30%。

去年,尚德向外国投资者发行的5.41亿美元可转换债券发生违约。该公司后来在其注册地开曼群岛申请清盘,在其上市地美国申请了破产保护。尚德曾是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商。

江西赛维上个月在其注册地开曼群岛申请清盘,但说无意在中国申请破产。该公司曾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芯片生产商。

Lingling Wei / Wayne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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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3-5 20:4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andar 于 2014-3-5 20:46 编辑

国内外债市均有风险,参与须谨慎#*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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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3-6 08:27 | 显示全部楼层
2014年 03月 06日 07:57
美联储:严冬令美经济增长受阻


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简称:美联储)周三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今年1、2月美国大部分地区经济活动改善,但异常寒冷的天气阻碍了经济强劲增长。

美联储描述12个辖区经济状况的黄皮书称,八个辖区经济活动水平有所改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实现“温和到适度”增长。

黄皮书称,大部分辖区经济前景仍然乐观。

低温和暴风雪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造成最近几周一系列经济数据疲软的主要原因。严寒天气严重影响了零售业,尤其是很多辖区的汽车销售情况,同时也影响了制造业销售和生产。

大多数辖区差旅支出增加,但费城辖区下降,纽约和明尼阿波利斯辖区的情况好坏参半。2月2日在新泽西州举行的“超级碗”(Super Bowl)比赛提振了纽约辖区的酒店入住率。

暴风雪对其它辖区的运输活动造成拖累。暴风雪严重影响了供应链和生产计划,令发货出现延迟。达拉斯辖区铁路货运量较去年同期小幅下降。暴风雪还导致某些公用事业服务中断,导致部分制造业活动放缓。

不过严寒天气却给一些辖区带来有利影响。降雪量增加令坎萨斯城、里士满和明尼阿波利斯辖区的滑雪度假地受益。而里士满、芝加哥和明尼阿波利斯辖区的零售业销售得到来自天气相关产品需求的提振。受天气因素影响,亚特兰大和波士顿辖区酒店业表现良好,但餐饮、博物馆和其他旅游景点却遭到冲击。

多数辖区称就业情况逐步改善。但一些辖区称缺乏专业技术工人,尤其是医疗和信息技术产业。波士顿和里士满辖区从临时工转为全职工作的雇员人数上升,而亚特兰大和达拉斯辖区称货运卡车司机出现短缺。

多数辖区薪酬压力仍保持稳定。

数个辖区住房市场继续改善,得益于住房存量较低且房价持续上涨。波士顿和纽约辖区住房销售喜忧参半。而费城、克利夫兰、明尼阿波利斯和堪萨斯城辖区住房销量回升。

Sarah Port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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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3-6 08:28 | 显示全部楼层
andar 发表于 2014-3-6 08:27
2014年 03月 06日 07:57
美联储:严冬令美经济增长受阻

美国经济弱,
弱不禁风雪#*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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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3-6 08:36 | 显示全部楼层
andar 发表于 2014-3-5 20:41
2014年 03月 05日 08:02
中国公司债市场可能出现首例违约

昨天,企债指数微跌,波澜不惊。
从一个角度看,购买企业债券,就像购买企业股票一样,并非稳赚不赔的买卖。
好在,这个道理全球人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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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3-6 08:40 | 显示全部楼层
比当联储局主席年薪还多,伯南克演讲40分钟赚25万美元
2014年03月06日

(纽约路透电)美国联邦储备局前主席伯南克本周二进行40分钟演讲,他为此赚取的酬劳比他在任最后一整年赚得都多。

知情人说,伯南克当天在阿布扎比做了卸任后首次公开演讲,至少赚进了25万美元(约31.7万新元);相比之下,他2013年的薪酬为19.97万美元。

伯南克本周在世界各地有三场演讲,阿布扎比是第一站。在周二演讲时,他回忆了联储局对2007-2009年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

伯南克像欧美其他退休高官一样,运用他们能够提供的“内幕消息”,在世界各地展开巡回演讲赚钱。对一位联储局前主席而言,提供这些“内幕消息”,或许会引发市场波动。

伯南克的继任人耶伦已经表示会继续他的政策,投资人因此会把他视为世界最强大中央银行的风向标。

华盛顿威利·赖因法律事务所合伙人兼总裁巴兰说:“他显然正在享受自由市场的成果,他将亲身体验供和求的关系。”

伯南克律师和经纪人说,60岁的他在接下来一段时间,每场演讲都会叫到25万美元的价码。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纪人说,这个价位“在我看来是很合理的,”他还说伯南克“受欢迎的时间会很长。”

在这场阿布扎比国家银行发起的研讨会上,听众每人要付2000美元,来听伯南克和其他演讲者包括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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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3-6 08:41 | 显示全部楼层
知道伯南克为啥干、为啥不干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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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3-6 08:45 | 显示全部楼层
人大收回税收立法授权是时候了
2014-03-06 来源:证券时报网 作者:周俊生


  依“规”征收多,依“法”征收少——目前我国税收体系中,大量税收项目是由政府的行政法规决定的,而不是由全国人大立法赋予政府收税权。据统计,在我国目前现行的18个有效税种中,只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车船税有全国人大的专门立法,其他15个税收项目,包括税基很大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都是以国务院制定的暂行条例作为开征依据。
  政府作为收税机关,自行决定收税项目,这自然很容易引起其加税冲动。政府“三公消费”成为天文数字,就与政府的钱来得太容易直接相关。这种状况早已引起民众非议,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剧作家赵冬苓曾经联合31位代表提交《关于终止授权国务院制订暂行条例的议案》。也许是由于赵冬苓不是经济界的专业人士,这个议案虽然在当时引起舆论关注,但会议结束后却未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在此次全国两会上,这位代表表示她依然计划就“税收法定”提交议案。
  推动社会进步,就是需要人大代表有这种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精神。向政府缴税是民众所应该承担的一项法律义务,但也正因为如此,确定税收的权力应该来自民众,在我国则是由代表民众意志的全国人大来确定税收项目。当然,由全国人大授权给国务院等行政机关以部门法规的形式来开征某一项税收也是可以的,我国在1984、1985年曾由全国人大向国务院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立法授权,其中1984年的授权已经在2009年终止,但1985年的授权尚未收回。就当时来说,由于人大的立法条件还不成熟,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不能长期等待,因此由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向政府授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目前的情况是,“暂行条例”盖过了正规的税收法律,这种情况就非常不正常了。有统计表明,目前由国务院及财税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有30部,另外还有约50部税收行政规章以及超过5500部的税收通告。它们的一个直接结果便是在壮大了政府权力的同时导致民众和企业承受了过高的税负,制约了民众的财富积累,制约了他们的消费能力,自然也制约了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
  政府自己立条例,自己收费,使税收有了很大的随意性,一些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员,每当需要开展什么工作,随口而出的便是要求开征什么税,甚至可以不经讨论,由部门领导随意确定税率。比如,面对房价过高,民众要求政府通过调控来降低房价的要求,政府无视土地出让对构成房价的重要因素,也无视在房屋销售过程中政府已经征收繁杂的税收的事实,不是想办法从这些方面改革以达到降低房价的目标,而是马上想到了开征房产税。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落实税收法定的原则,这与一年来国务院积极推进的简政放权的精神是一致的。简政放权,就是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割舍掉政府的固有利益,让受到政府权力遏制的市场活力释放出来。政府拥有过多的税收立法权,这只会强化政府的固有利益,对全面深化改革起到拖后腿的作用。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人大立法制度已经基本完善,因此,全国人大收回给予政府的税收立法授权已经是时候了。一些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税收行政法规应该由全国人大转化为正式的法律,而一些由政府滥用授权随意开设的税收项目则应该及时废止。在这同时还应规定,以后政府再也不能不经全国人大讨论同意就开设新的税收项目,必须纳入到“税收法定”的框架之内,在全国人大制定出法律以后才能开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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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yu + 8 + 3 2014-3-6 22:54 分析的有道理,学习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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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3-6 08:55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的增长谜团

China's Growth Puzzle

史蒂芬·罗奇


Stephen S.Roach2014年03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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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e again, all eyes are on emerging markets. Long the darlings of the global growth sweepstakes, they are being battered in early 2014. Perceptions of resilience have given way to fears of vulnerability.

The US Federal Reserve’s tapering of its unprecedented liquidity injections has been an obvious and important trigger. Emerging economies that are overly dependent on global capital flows – particularly India, Indonesia, Brazil, South Africa, and Turkey – are finding it tougher to finance economic growth. But handwringing over China looms equally large. Long-standing concerns about the Chinese economy’s dreaded “hard landing” have intensified.

In the throes of crisis, generalization is the norm; in the end, however, it pays to differentiate. Unlike the deficit-prone emerging economies that are now in trouble – whose imbalances are strikingly reminiscent of those in the Asian economies that were hit by the late-1990’s financial crisis – China runs a current-account surplus. As a result, there is no risk of portfolio outflows resulting from the Fed’s tapering of its monthly asset purchases. And, of course, China’s outsize backstop of $3.8 trillion in foreign-exchange reserves provides ample insurance in the event of intensified financial contagion.

Yes, China’s economy is now slowing; but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is not well understood. The downturn has nothing to do with problems in other emerging economies; in fact, it is a welcome development. It is neither desirable nor feasible for China to return to the trajectory of 10% annual growth that it achieved in the three decades after 1980.

Yet a superficial fixation on China’s headline GDP growth persists, so that a 25% deceleration, to a 7-8% annual rate, is perceived as somehow heralding the end of the modern world’s greatest development story. This knee-jerk reaction presumes that China’s current slowdown is but a prelude to more growth disappointments to come – a presumption that reflects widespread and longstanding fears of a broad array of disaster scenarios, ranging from social unrest and environmental catastrophes to housing bubbles and shadow-banking blow-ups.

While these concerns should not be dismissed out of hand, none of them is the source of the current slowdown. Instead, lower growth rates are the natural result of the long-awaited rebalancing of the Chinese economy.

In other words, what we are witnessing is the effect of a major shift from hyper-growth led by exports and investment (thanks to a vibrant manufacturing sector) to a model that is much more reliant on the slower but steadier growth dynamic of consumer spending and services. Indeed, in 2013, the Chinese services sector became the economy’s largest, surpassing the combined share of the manufacturing and construction sectors.

The problem, as I argue in my new book, Unbalanced: 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 is not with China, but with the world –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 which is not prepared for the slower growth that China’s successful rebalancing implies.

The codependency construct is rooted in the psychopathology of human relationships whereby two partners, whether out of need or convenience, draw unhealthy support from each other. Ultimately, codependency leads to a loss of identity, serious frictions, and often a nasty breakup – unless one or both of the partners becomes more self-reliant and strikes out on his or her own.

The economic analogue of codependency applies especially well to the US and China. China’s export-led growth miracle would not have started in the 1980’s without the American consumer. And China relied heavily on the US dollar to anchor its undervalued currency, allowing it to boost its export competitiveness.

The US, for its part, relied on cheap goods made in China to stretch hard-pressed consumers’ purchasing power. It also became dependent on China’s savings surplus to finance its own savings shortfall (the world’s largest), and took advantage of China’s voracious demand for US Treasury securities to help fund massive budget deficits and subsidize low domestic interest rates.

In the end, however, this codependency was 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not of love. Frictions between the two partners have developed over a wide range of issues, including trade, the renminbi’s exchange rate, regional securi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yber attacks, among others. And, just as a psychologist would predict, one of the partners, China, has decided to go its own way.

China’s rebalancing will enable it to absorb its surplus savings, which will be put to work building a social safety net and boosting Chinese households’ wherewithal. As a result, China will no longer be inclined to lend its capital to the US.

For a growth-starved US economy,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codependent partner could well be a fork in the road. One path is quite risky: If America remains stuck in its under-saving ways but finds itself without Chinese goods and capital, it will suffer higher inflation, rising interest rates, and a weaker dollar. The other path holds great opportunity: America can adopt a new growth strategy – moving away from excess consumption toward a model based on saving and investing in people, infrastructure, and capacity. In doing so, the US could draw support from exports, especially to a rebalanced China – currently its third-largest and fastest-growing major export market.

Compared with other emerging economies, China is cut from a different cloth. China emerged from the late-1990’s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s the region’s most resilient economy, and I suspect the same will be true this time. Differentiation matters – for China, Asia, and the rest of the global economy.

(Stephen S. Roach, former Chairman of Morgan Stanley Asia and the firm's chief economist, is a senior fellow at Yale University’s Jackson Institute of Global Affairs and a senior lecturer at Yale’s School of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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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3-6 08:59 | 显示全部楼层
罗奇早就看清楚了中国经济的勃勃生机、强大韧性和巨大潜力,可惜咱们的洋奴们看不到,一味唱衰中国经济,热捧虚弱的美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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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3-6 09:07 | 显示全部楼层
2014年 03月 06日 07:26
中国巨额财政预算打算怎么花?


国财政部周三公布大量有关中国计划今年怎样花钱的数据。中国2014年财政预算达到令人瞠目的人民币15.3万亿元(约合2.45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或许不如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提出的规模3.9万亿美元的预算提案,但也不是小数目。

这些钱都会花在什么地方?你可以像《中国实时报》(China Real Time)一样花一整天时间研究这些数字。《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高明的美工部门将它们制成了表格,让普通读者也能一目了然。(有人脉还是有好处的。)



大致浏览一下,就会发现中国预算的几个重点:

——军队,原本就是北京方面慷慨支出的受益者,今年将得到更多的关照。

——社会支出也没有逊色太多,这反映出中国日渐富裕、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的民众有了更高的期望。

——保障性住房和环境,这是中国政府明确表示的工作重点,但去年这方面开支下降。北京似乎希望改变这种状况。

就这些数字有一点需要提醒读者的是:中国改变了呈现公共安全开支的方式,由于公众对于从污染、贫富差距到民族关系紧张的种种问题越来越不满,公共安全一直是中国最重视的方面之一。过去多年里,公共安全开支甚至高于国防开支。不清楚这一数字是如何变化的。

Carlos Tejada / MinJung Kim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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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3-6 09:1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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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增长谜团
(China's Growth Puzz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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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罗奇
2014年03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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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到新兴市场身上。长期在全球增长竞赛中赢得万千宠爱的它们,在2014年初却备受打击。原本觉得它们很有韧力的看法,也被它们其实可能脆弱不堪的恐惧所取代。

一个明显且重要的导火线,是美联储逐渐减少其前所未有的流动性注入。结果,过度依赖国际资金流入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南非和土耳其——发现为本国经济增长融资日益困难。而对中国的担忧也同样四处弥漫。长期以来存在的中国经济“硬着陆”忧虑在不断加深。

在危机期间,一概而论是一般的做法。但到了最后,却发现进行区分是重要的。相对于容易出现逆差,目前正面对困境的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的经济失衡状况,与1990年代后期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亚洲经济体非常相似——中国却享有经常账户顺差,因此也不存在因美联储缩减每月资产购买规模,而导致投资外流的风险。当然,3.8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后盾,也会在金融传染加剧之际提供足够保障。

没错,中国经济正在放缓;但人们并不完全理解这一情况的重要性。这与其它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问题无关;事实上,这是一个可喜的发展。因为对中国来说,回到1980年后30年的年均增长10%情况,既没有好处,也不实际。

但那些对中国整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肤浅看法,依然挥之不去。因此,放缓25%至年均7%-8%的增长,被认为是预示着当代世界最让人叹为观止增长故事的终结。这一本能反应,假定了当前的中国经济减速,仅是更多增长坏消息的前奏——反映了一种长期、广泛存在的忧虑,害怕一旦经济放缓就将出现社会动乱、环境危机、房地产泡沫和影子银行爆破等灾难性后果。

虽然这些忧虑不能完全被排除,但却没有一个是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相反的,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国经济重新平衡已经开始,而低增长率是这一进程的自然结果。

换句话说,我们正在见证的是一场重大转变的结果:从由生机勃勃制造业促成的出口/投资带动的高速增长,转移到一个更依赖较缓慢但稳固增长动力的模式——消费者支出和服务。事实上,中国去年的服务业已成为其经济中最大板块,超过了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总和。

这个问题,正如笔者在新书《失衡:美中两国的相互依存》(Unbalanced: 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 中所指出,与中国无关,而是因为世界其它国家——尤其是美国——并未为中国成功重新平衡意味着的增长放缓做好准备。

这一相互依存架构,根植于人类人际关系的“心理病理学”:两个伙伴,不管是出于某种需求还是便利,互相从对方处获取不健康的支持。最终,这种依赖会导致失去自我、严重冲突,并往往以关系彻底破裂收场——除非其中一个或双方变得更加自立,并开创新的道路。

美中两国经济上的互相依赖,与上述状况非常相似。没有美国消费者,中国1980年开始的出口导向增长奇迹不会出现。而中国也极端依赖美元来与其低估的人民币挂钩,以增强自身出口竞争力。

另一方面,美国又依赖廉价的中国制造品,来增加面对困境的本国消费者的消费力。同时,美国也依赖中国的庞大储蓄盈余,来填补自身的储蓄短缺(规模全球最大),并借助中国对美国国债的巨大胃口,来维持大规模预算赤字及补贴国内的低利率。

但到最后,这种相互依赖只是权宜之计,而非出自真诚合作。双方在一系列课题上,包括贸易、人民币汇率、区域安全,知识产权以及网络攻击等等都出现了摩擦。同时,正如一名心理医生所能预见的那样,其中一方——中国——决定走自己的路了。

中国经济的重新平衡,将让它能够吸收自身储蓄盈余,着手建设一个社会安全网,并增加中国家庭的消费能力。因此,中国也不再倾向于把资金借给美国。

对渴求增长的美国经济来说,中国这个相互依赖伙伴的转型是个分叉路口。一条风险相当大:如果美国继续陷于储蓄不足的境地,却又没了中国商品和资本的支持,就将面对更高通胀、利率上升和弱势美元的前景;另一条道路则充满机遇:美国可以实施一个新的增长策略——放弃过度消费,转向一个基于储蓄和投资于人力资源、基础设施与生产能力的模式。美国可以从出口行业——尤其是向重新平衡后的中国——取得支持。中国目前是美国第三大及增长最快的重要出口市场。

与其它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的状况截然不同。中国在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中,崛起为区域最具韧力的经济体,而我估计它这次也能化险为夷。对中国、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来说,看清楚它们的差异是重要的。

作者Stephen S. Roach是耶鲁大学教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前主席。

英文原题:China's Growth Puzzle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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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3-6 10:27 | 显示全部楼层
2014年03月06日 07:30 AM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前世界银行副行长 林毅夫 为《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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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我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满回来后,在国内几个公开演讲的场合阐述中国还有维持20年8%增长的潜力,没想到这一观点竟然造成舆论哗然,引来许多非议。

其实,从1994年出版《中国的奇迹》一书开始,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不少著作和公开演讲里都做过类似论述。这一老生常谈的观点所以引起争论,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从1979年到2012年维持了33年平均每年9.8%的经济增长率,在人类经济史上还不曾有过任何国家、经济体维持过这么长时间、这么高速度的增长。

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总会下降。其中的一种说法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维持时间最长的日本和“四小龙”等东亚经济体,在维持了20年8%到10%的增长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有所放缓,下降到7%、6%、5%甚至更低,中国已经维持了33年的高速增长,远远超过它们维持的时间,怎么有可能再继续维持下去呢?第二种经常被引用来反驳我的观点是国内有些学者以1990年不变价的国际元来衡量,发现当一个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到11000美元,经济增长的速度会放缓,逐渐降到7%以下。同时,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节节下滑,2013年第二季度增长率降到7.5%,第三季度经过政府出台稳增长的政策,增长率回复到7.8%,但第四季度又降到7.7%,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这个经验似乎也印证了上述观点。

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从2010年一季度以来,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是否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下降?我认为其实主要是国际周期因素所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2010年为10.4%、2011年为9.3%、2012年为7.8%、2013年为7.7%。经济增速下滑是不争的事实,但在同一时段,发展程度与中国相近的其他新兴经济体如印度,2010年增长速度为10.5%、2011年是7.0%、2012年仅有5.3%、2013年为4.9%;巴西,2010年增长速度为7.5%,2011年和2012年接近崩盘,增长率分别为2.7%和0.9%,2013年也仅有2.2%。显然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增长速度一起下滑只能是国际周期的外部因素,而中国和其他国家比,在同样的外部冲击下,表现还比较好。

抛开国际的周期波动冲击,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还有多大?上述两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降到7%以下的观点而言,其论据表面上不同,其实是相通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维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人均GDP都已经达到11000美元的水平。但是,直接用过去的经验来判断未来,不见得可靠。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深入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高速增长的决定因素,从本质和决定因素的认识来判断未来应该会更准确一些。

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人均GDP的不断增加,而人均GDP不断增加的前提是劳动生产力的平均水平不断提高。快速的经济增长其实是在现代社会才出现的现象。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研究,即使现在高度发达的欧美工业化国家,18世纪以前平均每年人均GDP的增长才只有0.05%,要1400年人均GDP才能翻一番。从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中叶,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提高了20倍,达到平均每年1%,人均GDP翻一番的时间从1400年降为70年。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又提高了一倍,达到年均2%,人均GDP翻一番的时间缩减为35年。

上述增长速度翻天覆地变化的原因,在于18世纪中叶在西方国家出现了工业革命,技术创新的速度不断加速,同一产业里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不断提高。而且,高附加价值的产业不断涌现,劳动力和各种资源得以从低附加价值的产业不断转移配置到高附加价值的产业。

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正是现代经济快速增长的决定因素,对发达国家是这样,对发展中国家当然也是这样。但是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有点不同,发达国家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一直是在全世界的技术和产业的最前沿,任何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身研发,而研发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发展中国家所用的技术和现有的产业都是在世界技术和产业链的内部,它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用模仿、引进、集成来达到,其成本和风险远低于自己研发,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

从理论上来讲,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后发优势来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高于发达国家,但能高多少呢?这是一个经验的问题。根据诺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所领导的增长委员会的研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充分利用了这个后发优势,取得了每年GDP的增长速度7%或更高,维持25年或更长的时间。发达国家人均GDP年均增长2%,加上人口增长,平均每年的GDP增长也就是2.5%-3%;这13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两倍还多。

从1979年的改革以后,中国成为这13个经济体当中的一个。既然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靠的是后发优势,要想知道中国未来是不是还有高速增长的潜力,最重要就是要判断后发优势到底还有多大。

怎么判断后发优势有多大呢?人均GDP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平均劳动力水平,实际上也是反映一个国家总体的技术和产业水平。中国的人均GDP跟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差距,实际上就反映中国平均技术跟产业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技术和产业水平的差距。根据麦迪逊麦迪逊的最新数据,按照1990年的不变价国际元计算,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6725元,为美国当年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中国台湾在1975年,韩国在1977年和美国的人均GDP差距水平。在这一差距水平上,日本维持了20年年均9.2%,新加坡20年年均8.6%,中国台湾20年年均8.3%,韩国20年年均7.6%的增长。这四个经济体,也属于上述利用后发优势取得年均7%(或更高)而且维持25年(或更长时间)的13个经济体。如果和美国的差距所蕴含的后发优势能够让日本等东亚经济体实现年均7.6%到9.2%的GDP增长率,那么,从后发优势的潜力来看,中国从2008年开始应该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

我认为以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作为经济增长速度会放缓的判断标准是不准确的,因为同样是11000美元,在不同年代跟最前沿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差距是不一样的。日本是在1972年达到人均GDP11000美元,新加坡是在1986年,中国台湾是在1992年,韩国则是在1994年。当他们达到那个水平时人均GDP时分别已经是美国的67.3%、51.3%、48.3%和45.2%,后发优势的潜力已经小多了。如果因为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的人均GDP从2008年以后停止增长,当中国的人均GDP达到11000美元时,也仅为美国的35.3%,远低于上述几个经济体的水平。所以,即使中国的人均收入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达到11000国际元,中国的后发优势的潜力比上述经济体还会大得多。

根据以上分析,从2008年开始中国还有20年平均每年8%增长潜力的估计应该是客观的,而不是过于乐观的。

当然,要把后发优势的潜力变为实际的增长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必须按照比较优势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如果要按比较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一方面要有有效的市场,给企业的技术和产业选择提供正确的价格信号;另一方面政府要发挥有为的作用,克服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外部性和协调等市场失灵的问题以因势利导产业升级,避免“过犹不及”以及“不及犹过”的两种倾向。

于此同时,建立有效的市场要求中国必须从双轨制的改革成功过渡到市场单轨,若能这样,将以釜底抽薪的方式解决双轨制改革遗留下来的收入分配不均、寻租、腐败等问题,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因势利导型的有为政府的建立和政府主导的赶超型发展模式相比,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按比较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利用后发优势,而且还有利于政府腾出手来应对未来人口红利过早消失和国际经济可能持续疲软的内外部挑战,使中国实际增长率更接近于8%的潜在增长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亦为中国政协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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