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走边看了

bmw133

andar 发表于 2014-10-17 11:39
2250见

必须滴~~不过2260,2270也是可以滴~~

andar

bmw133 发表于 2014-10-17 11:45
必须滴~~不过2260,2270也是可以滴~~

还是以常理数浪吧。2250不过38.2%位置，这样的2浪调整太浅较少。过50%至61.8%很普遍。少数还到80%哪。

我倾向于锯齿形调整，即调幅深而时间短些，下破50%（2200）为首选

andar

外媒：中国央行将向20家股份行注2000亿资金   

        2014年10月17日 20:33
        来源：凤凰财经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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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央行向银行系统注水一览】
央行拨付国开行1万亿PSL助力棚改 国有五大行获5000亿元SLF
【独家策划】从央行定向放水看高层三大矛盾心理

凤凰财经讯 北京时间10月17日晚间消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多名银行高管透露，中国央行将向约20家全国或区域性股份制银行注入至多人民币2000亿元的流动性，以进一步刺激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银行人士称，中国央行已经通知兴业银行[-0.29% 资金 研报]、广发银行等银行向其申请3月期SLF（常备借贷便利）。贷款利率预计类似于五大国有银行5000亿SLF的利率。之前有媒体报道该利率为3.7%。
央行预计将指导这些银行将资金投入到政府视为对经济影响重要的领域，如公共房屋建设、私营和小企业。
另据路透社报道，央行本次通过常备借贷便利工具（SLF）注水，获得支持的都是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每家规模约300亿元，目前已知约5-6家，其目的是支持实体经济并平滑年底资金需求增加所导致的市场波动。

至此，央行定向宽松意图进一步明显。之前，央行已给国开行1万亿抵押补充贷款(PSL)，给五大行5000亿SLF，释放基础货币达到相当于1个多百分点的全面降准，显示货币政策非常宽松。另一方面，货币市场降息已步实途。14日，央行开展200亿14天正回购，但中标利率3.40%，较上期下行了10个基点，为今年第三次下行。

CPI创年内新低
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1.6%，重回“1”时代，创下年内新低。国泰君安认为，随着通缩预期增强，货币政策将进一步宽松，预计4季度有1次降息操作，未来2个季度内可能降准。
国债期货刷新上市来新高
国债期货价格今日创出上市以来最高，下图是中国5年期国债期货主力合约TF1412日K线走势图：

   

        

andar

周天勇：江浙70%私营企业家都移民了   

        2014年10月17日 15:03
        来源：凤凰财经            作者：周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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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

编者注：本文为周天勇在天和智库学术沙龙上的发言稿。
导读：周天勇表示，我们江浙这一带的私营企业家70%多都移民了，自己移民，产业移出，资金转走。很多是在国外投资超市，加油站，餐馆，中国的钱出去投资这些和中国产业经济一点关联没有，对中国增长一点作用没有。
周天勇：今天很高兴参受邀参加天和智库学术沙龙，我想谈一谈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形势的看法，从2012年开始我们经济下行，从2014年8月，9月的数据来看，还不是太理想。那么这样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经济下行是会持续多久？这是第一，下行的幅度有多大？下行是短期的？还是中期的？还是长期的？我们学术有两派，一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先生，他前几年就提出，最近特别强调，中国按照国际购买力评价是11000美元，这个发展阶段比如中国台湾，韩国，德国都开始下降，就从结束高速增长期，进入中低速的增长期，当然理由是劳动成本提高，还有环境，土地这些成本也提高的约束。
再就是林毅夫先生为主的一派，就是中国现在城市化还很低，随着中国城市化推进经济还会高速增长，他说可能以8%的速度再增长15到20年，我以前也赞同林毅夫这个观点，因为从城市化水平看，我们还没有到低增长的阶段。我的看法是，推进改革，特别是减税，调动民间积极性，包括创新战略实施，对于推高经济增长速度，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但是最近我花了非常长的时间，我说中国的经济形势，经济增长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今天我想借助天和智库学术沙龙以及“天和全媒体”平台向大家展示一些数据。你看韩国、中国台湾在高经济增长结束时，城市化水平均为80%。韩国是从1961年开始到2002年结束，它8%以上的高速增长了42年。中国台湾是1951年开始，到1997年，它进入中低速度的曲线，它是1997年，高增长了47年，中国大陆1979年开始算高增长，到了2011年也就是33年，比中国台湾要短14年。大陆高增长结束，如果说8%以下的速度算是结束，我们2012年就结束了。去年才7.4%，前年7.8%，比韩国短了10年。
韩国、中国台湾在结束他们80%城市化率的时候，在城市里80%的人有自己的房子，这和中国不一样的。中国台湾在1980年时，它的城市化水平是65%，但是它的城里人，所有的人，就是进来的人，住的人，80%有自己的房子。大陆目前有就业，有房子，有公共教育，有社保城市化可能35%都达不到。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起韩国和台湾，还有那么多人要进来，还要住房，要修工厂，要修学校，怎么就结束了呢？需要很多钢材，很多水泥，很多板材，很多砖，很多铝材，还需要很多家俱和电器等。按理说不应当结束，按照中国台湾和韩国城市化阶段的时候，还没有到高增长结束的时候。
关键是城市化没有达到80%，高增长速度韩国42年，中国台湾47年，中国大陆到2012年也就33年，少19年到14年。中国的高增长阶段是短的，按照增长的年限和城市化水平来看，中国还不到跌入8%以下，到6%，甚至6%以下这个速度区间。林毅夫先生的国际比较是有理由的，而刘世锦先生的看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经济增长确实在下行，而且似乎还不见底。
迟福林先生在出口增长下行的情况下，以国内消费为主拉动增长的转型。城市化确实能带来消费的高速增长。但是，这几年的消费增长也不如人意。那么，这样的转型为什么会失败了，我觉得这个得详细分析。可以看这个表：

生育率，韩国从1961年到2002年，中国台湾从1950到1997年，中国大陆从1978年到2013年的数据统计，韩国生育率组合降到了1.17%；中国台湾是降到了1.7%；中国大陆1.4%左右，人口增长率韩国从2.9%降到了0.35%，中国台湾从3.5%降到了0.95%。中国大陆实际1978年人口增长已经下降到1.2%了，但是我们现在降到了0.49%，中国台湾是0.95%，韩国0.35%。我们综合生育率，实际1978年已经降到了2.75%，已经接近替代生育率了。
人口中位数方面，韩国增长初期是19岁，结束是36岁；中国台湾的数据我没有找着，高增长结束的1997年是35岁。中国现在变成了47岁。
老龄化高增长结束的时候65岁以上人口，韩国是7%，中国台湾是8%，而中国大陆是9.7%。这个数字，我们为什么要比较这些呢？我画了一个草图，应当是曲线，但是我用直线表达。
中国台湾高增长的速度是8%，它是发展到47年还在以8%的速度增长。另外我们看人口增长率，中国台湾从开始的可能3.5%降到现在的0.95%，现在人口增长率是这么一条线。大陆的人口增长率是1.2%降到了0.49%。那么再增长下去，我估计人口增率肯定是一个曲线，高的这一点也肯定不会让人口总数超过14亿了，中国大陆的人口更大的差别是什么呢？
中国台湾在二十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大概城市化水平是20%多一点，它到高增长结束的时候是80%，大陆在1978年是20%，现在真实城市化率可能只有35%，常住人口加起来也就是53%。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人口增长和流动，它有一个增长自然变动和城乡自然流动的规律：人口的生育率在工业化社会以前是高生育，高死亡，低增长，它是几千年这样过来的。但是工业化初期，医疗条件一改善，人们生育习惯没有改变就会人口爆炸。爆炸性增长以后又是自动就降下来，因为生活成本，职业竞争，孩子的抚养，教育成本、工业污染等等，加上节育技术的发展，最后就人口增长自然而然就降低了。因为从国际上来看，绝大多数国家没有什么政府强制性的措施，但是人口增长还是降低下来了，相当多的还是负增长，现在很多国家都是低增长，都是增长速度降下来了，你让他生他也不生了。
还有一个人口流动方面，从世界银行的报告看，绝大多数国家，几乎无一例外的，人口从乡村向城市流动和集中，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中国台湾，韩国对人口流动和迁移没有管制，没有什么户籍之类的，他们的人口城市化现在都达到了90%。一般人口城市化率，从不发达时的15%左右，工业化过程后，上升到80%以上。
但是，在中国大陆人口增长和流动遇到了什么呢？也就是在人口自动可以向低增长调节的内力上，又加了很强的外力，即时间很长和力度很大的计划生育；而对人口流动，则是进行了城乡分割等方式的管制。也就是说人口城市化是一个规律，人口增长也有一个规律，你干预了，后果是什么？
从今天经济增长的下行来看，可能进入了人口政府干预的发展陷阱，就是高增长还应该有十几年，没有结束，突然下来了，就是中国还应该有十年左右的高增长期，但是，人口萎缩，劳动力减少和老化，人口老化，农村消费塌陷等等，使经济增长失去了动力，一个是劳动力供给，从趋势看，劳动年龄人口中，19到22的青年人，从2009年1亿的峰值，在到2013年的4年中，急剧减少了2500左右；而到2018的还将继续减少2300万人，而50岁以上这个阶段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
中国大陆发生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非常滞后的局面。我们从中国大陆人口管制发展的陷阱图中可以看出，韩国、中国台湾，它们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互动的，城市化健康地支撑了高速增长这一条线。我们这么低的城市化，经济增长是靠什么支撑的？我后面可以解释这个原因。
我们不是农民到城里买了房子推动了城市，由于没有平行城市化的支撑，工业化也就提前结束了。如果农民来城里买房子，结果可能不会一样。从草图看，与韩国、中国台湾相比，中国大陆可能会跌入一个发展被截断的塌陷区。就看这十年中能不能迈出这个坎儿？
婴童消费的萎缩
人口增长的放慢，甚至生育率的急剧下降，从统计上看，0到14岁的婴儿从1982年占总人口33.6%下降到2012年的16.5%。而绝对规模则从1982年的34146万减少到了2012年的22287万人。从近几年看，2012年比2007年减少了3373万人。这会使婴儿儿童大规模消费的萎缩。
教育消费也在萎缩
2013年全国共有小学21.35万所，比上年减少1.51万所；在校生9360.55万人，比上年减少335.35万人。；小学教职工549.49万人，比上年减少4.36万人。初中学校5.28万所(其中职业初中40所)，比上年减少412所。在校生4440.12万人，比上年减少322.94万人；初中教职工392.88万人，比上年减少1.03万人；专任教师348.10万人，比上年减少2.34万人。教育消费实际上也在大规模萎缩。
这是人口增长急剧放慢导致的问题。另外，城市化还会推动增长吗？我们城市化推动增长的憧憬也可能是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是互相推动的，如果城市化建房子，建基础设施肯定没有问题吗。我们现在所有的房地产商房价还会涨，所有的还能高增长的假设都来自于对中国大陆城市化的。以此为依据的高增长还没有结束的看法是源于对房地产拉动前景的乐观看法。
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实事上，城镇中的房地产已经过剩！
我现在算了一个数据，到底有多少房子？农民住了多少？城里人住了多少？原居民住了多少？央行调查统计司的研究显示，1998年到2012年我国城镇住宅竣工套数约为1.4亿到1.7亿套。以1990年城镇居民住宅存量为8000万套计，2012年底我国城镇住宅存量约为2.2亿—2.5亿套。2013年竣工面积78741平米，今年1到8月份又竣工38036万平米。按照平均100平米一套框算，新增了1167万套。还有竣工的保障房。另外还有一个数据，70亿平米的小产权房合算起来有7000万套。
截止于2014年8月底的数据，城镇住宅存量大约在3亿到3.3亿套。2014年8月底数字为136500万人左右，城镇化率如果比去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城镇人口为74706万人，即使按照3口人一户，为2.5个家庭，每个家庭已经平均有1.32套住宅。如果按照一户3口人一套房来计算，城镇中就算是不计算还在开发的住宅，目前城镇中已有的住宅，还可以再吸收2.4亿人口。
到2014年8月底库存是这么多，还有两个数据正在施工的，是465242亿平米，新开工的80173亿平米。全部建成后，即使再没有新开工的住宅，按100平米一套计算，正在施工和新开工的住宅供应总量将是5454万套。如果每家一套房子，那它就过剩，再从农村进来居住3.3亿人还够。这是数据，因为我觉得得拿数据说话。2013年城镇住宅市场整体控制率达22.4%，比2011年上升1.8个百分点。据此估算，城镇地区空置住房约为4898万套。
城市里的房子是城镇原居民购买的，基本上与农民无关。农民买不起住宅，不能进城固定城市化的原因：实际上的土地产权制度，征地制度，土地财政等等。
目前统计7.3亿城镇常住人口中，至少有2.5亿人口为农民工及家属人口。从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看，其中在单位宿舍、工地工棚、生产经营场所、与人合租、独立租赁的分别是28.6%，11.9%，5.8%，18.5%，18.2%，自己买了房子只有0.9%，说明100个农民工家庭进来，只有不到一户在城里买了房子。
还有一个有趣的，农民工人人均月生活消费支出892元，其中平均453元用于房租，占消费支出的50.78%，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的30%左右。这就说明房东对房客的盘剥还是很厉害的，农民辛辛苦苦打工来了，消费50%支付房租。
城镇住宅分配不均。
这是西南财大一个调研，城镇居民中87%有自己的住房，中国台湾也是这样。但是城镇农民中按照统计局的只有0.9%的常住人口有自己的住宅。城镇居民73111万，农民工及家庭25000万，城镇人口48111万。城镇中有自己房子的家庭是1.4亿，加上常住农民工，如果3人算一户的话，城镇共计有24370万个家庭。共计10343万城镇常住家庭在城市中没有自己的住宅，城镇常住居民拥有自己住宅的比率为57.55%。农业转移进来的常住人口中有自己房子的只有57.55%，加上城里也没有房子的加起来，42.45%的城镇常住人员没有自己的房子。
拥有1.4亿个城镇家庭，平均有2.36套住宅。以后还有独生子女继承，使城镇人口中的住宅的多套和不均问题更加恶化。
2013年12月全国住宅销售面积来看，全国商品住宅均价6237元。2013年农村人均纯收入为8896元，城镇农民月工资收入为2609元。假定农民工家庭全部转移入城镇，按照4人每户购房，城镇农民工假定每户二人工作，供养一老一小，不吃不喝17.53年才能购一套房子。如果城里居民家庭是两口子，要买一套房子，要接近10年。也就是说大部分进城农民买不起城市的住宅，他们没有公积金，住房贷款也很麻烦，也没有什么抵押资产。再一个看病这些要比城里人贵，没有社保，还有孩子上学方面。从这些综合考虑农民几乎在城里买不起住宅。
城市化率到底会达到多少？我们现在不是期望于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吗？那么农民都买不起房子，进来打个工，中老年就回农村了。我们现在城市化的结果是一批又一批的农民工，在青壮年到城镇中务工，中老年时不得不回到农村，所谓几亿农民人口城市化将带来巨额的住宅刚性需求，可能不太现实。我估计这是一个泡沫，从现在这个购买力，现有这个土地政策，房价等等来看基本上是一个乌托邦，最终会化成泡影。
现在老一代的农民工，钱存起来主要是为了孩子到城里上学，除了自己基本生活费用以外，一个家里看看能不能把房子收拾收拾，剩下的就是自己子女到大学和中学、高中的上学支出，实际这个消费没有在农村，实际转移到城市了。
老年农民积蓄已经不多，甚至可能是负债，在农村中老年人体力衰竭，收入相当微薄，而政府的保障水平又很低，其消费水平要远远低于城镇中的老年人。
中国农民工原来叫年度之间流动，现在变成了青年到老年的循环流动，青年从农村跑出来了，老年不得不又跑回到自己的村子和住宅，享受不了城市的文明，因为这一块的塌陷非常大的，比如城里的老年人消费额是100的话，我估计农村这些老年人消费额也就相当于城里老年人的20%或者30%。就是说本来这些人应该到城里100%消费，现在老了要回农村去，回去没有那么多收入，最后他的消费只是城里老年人的1/5，1/4，顶多1/3，消费额是一个巨大塌陷区，在未来的农村有几亿人口的塌陷区。增长的陷阱就是说一个是人口增长引起他消费的下降，再一个老年又回农村导致消费的塌陷。
我正在做一些模型，数据的验证正在做，做一篇学术论文发表，但是我觉得我应当把我的一些思路今天讲出来，我觉得我这个图是最关键的，塌陷机理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人口增长和流动的自己的自动调节的机制，但是，我们又加了政府强力干预。
一是对人口的增长和年龄结构发生的作用，与韩国、中国台湾相比急剧下降。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在城市里，现在这些老年人在农村里，他永远回不到城市了，老死乡村，至多在镇上，县城里，形成了老年巨额人口的回流和塌陷。
二是对人口的城乡流动进行了管制，先是无法顺利进来，后是土地制度和土地财政导致的收入低下和高房价，使其没有能力进来。农民的手里没有多少钱，没有买房的能力，没有创业的能力。但是政府把这个地又搞成这样高的价格，最后他根本买不起。至多有的农民，到建制镇，或者县城买房。这就这样的农民工人口，比例可能也不高，在20%左右。
青年出来，中老年回去，年度的钟摆式流动，成了青年到老年在城乡之间的钟摆式流动。留守儿童到20岁左右全跑出来，到50岁、60岁没有房子大部分又得回去，这是中国特有的城市化。像印度、拉美是贫民窟的城市化。韩国和日本、中国台湾平均分配了土地，农民有比较好的收入，它可以做买卖，办个小餐馆、小加工厂、小酒店，有收入以后他到城里可以买房子，或者他的地卖了以后足够买房子。我们的农民现在买不起房子，土地财产权制度、征地制度、卖地制度、土地财政、高房价等等使农民根本买不起房子，至多有一小部分买镇上的房子。
经济学上的一个政策含义是什么呢？就是第一阶段，人口的增长率从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转到高生育率、低死亡率；第二阶段，人口高增长率或者叫人口爆炸；第三阶段，从工业化、城镇化自然过渡到低生育率，低人口增长率，低死亡率，低人口增长率，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有内在的调节机制，就是人口的抚养成本以及职场的竞争等等这些机制来调节。你想生5个孩子，养不起了，最后一想，一核算，养两个吧，有的也不结婚了，或者是30岁才生孩子，加上现在的环境污染，有许多想生都生不出来的人群。自然规律是非常厉害的，如果发展过程中政府强加了一个强制措施使它下滑，它在高增长阶段下滑速度非常厉害。我觉得这个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林毅夫也奇怪，常住人口才50%多，真正的城市化才30%多，根本就没有象台湾和韩国达到80%，怎么高增长就结束了？而且刘世锦那个说法，如果按照韩国、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城市化比较，说法也是讲不通的，但是经济高速增长它比台湾和韩国短了10到14年，但是真的就提前结束了。
城里的人可能买了两三套房子，但农民没进来，我觉得就是这个原因，现在农民能进来吗？大部分还是进不来。现有土地政策，房价政策，户籍政策，社保政策，主要是房子和户籍政策。想让农民买房，首先要保证他有钱，第二要保证他可以随便买房子，其他象孩子教育之类的以后再说，但是这两个门槛他进不来，哪里来的工业化？我觉得中断主要是发生在这儿。为什么李嘉诚撤退了，现在房子过剩了。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媒体说，房屋信贷政策放宽后，销量会爆发式增长，房价还会上升，我认为是不靠谱。巨额的过剩数字，农民买不起房的数字在那儿摆着呢，怎么能够涨起来呢？还得收房产税，怎么可以涨起来呢？
比如外国人如果炒中国的房子可以涨起来，李嘉诚这种人都撤退了，肯定是算过。我希望把今天的这个数字能够发表出来。我今天第一次把这个观点说出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事儿。
我这个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人口增长和流动过去非得要管的这种政策已经造成经济增长的下行，目前已经回天无力了。这是一种灾难。就是说现在即使告诉所有的人——你们随便生吧，计划生育不搞了。第一生不生，这是一个问题；第二能不能生出来；第三即使生了，眼前只是增加奶粉、妇幼医院这些需求，其他需求没有。等他工作是20岁了，20年这个劳动力供给启动，劳动力年轻化得20到40年以后，劳动力供给推动经济发展。即使明天全部放开也得20年以后，想要劳动力推动经济增长20年以后才能发生作用。等他开始买房子，还得最少35到45年以后。
我建立了一些模型，包括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包括人口流动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有一个博士生，正在填数据进行计算。如果这个验证确实是对的，因人口多和不让人口迁移实行的人口管制，导致的经济增长下行这一因果趋势已经回天无力了。还想用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速度，我分析了一遍，结论是作用已经不大了，我很悲观。这是一个已经无法改变的结果。
第二是在中国，我觉得我们这么些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包括我在内，几十年前没有给中央一个正确的政策研究，数据的模拟，特别把人口下行对经济有什么影响这类的问题讲清楚。我们这些人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和失职。计划生育是1970年开始，1982年进入宪法，1992年人口生育率降到了非常低但还实行计划生育法。而对人口流动的管制，至今，还没有彻底的放开。说明我们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在工作上对整个民族都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当时想平衡人口、就业、资源、生态环境等关系，没有考虑到未来的人口增长自动下降规律，没有考虑到农村会发生如此大的消费塌陷，所以我们走错了路。
研究这一内在问题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告诉现在发展中国家一定不能再重蹈中国这种错误，否则会遭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报复。
怎么补救这个失误呢？
第一个补救：为了民族长远的利益，不至于最长远看民族消亡，尽快放开人口的计划生育管制，可能还要变为鼓励人口生育的政策。尽快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让农民有财产性收益；发展城镇和小城市，严密控制这些地方的地价和房价，不使农民工收入和房价比扭曲，鼓励农民到集镇和县城买房。
第二个补救办法：鼓励创业发展小企业，我们现在人口政策造成了农村人口未强先衰，未富先老和消费在农村中的塌陷，其所决定的增长下行在很大程度上结果会是无力回天。
增长的动力是什么呢，通过体制改革，鼓励创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增加中等收入人口，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扩大“居民收入—支出—消费”流程的流量。
最近讲的这些草根创业，改革工商体制这些，政策上减税费、减审批、制度创新的供给政策。必须改善流程，改善居民收入支出这个流程。
第三个补救办法：教育、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创新战略。科技、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素质，增加人力资本，对经济支撑力这一块提高人口素质，鼓励人力资本回流国内，我觉得非常重要。再一个就是创新，特别是颠覆性的技术，可能会平衡人口下行、老化和城乡结构紊乱的现有结构。这个人身体不行了，或者是体弱多病，怎么给你弄点营养，增强你的体力，科技创新实际起这个作用，只能用这个补救。互联网、能源、淡水技术等等方面有重大突破，来推动经济增长。
第四个补救办法：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战略。除了从制造业大国转向制造业强国外，堵住漏逃、防止挤出。我们江浙这一带的私营企业家70%多都移民了，自己移民，产业移出，资金转走。很多是在国外投资超市，加油站，餐馆，中国的钱出去投资这些和中国产业经济一点关联没有，对中国增长一点作用没有。澳大利亚又对中国人到澳大利亚投资放宽政策了，这些投资出去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什么用？没有用而且是大量的资金流出。我们统计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要远小于实际中国对外经济投资，因为好多投资从地下钱庄走，没有从统计上来的那个渠道走，如果那个钱拿到中国投资，你会怎么样？防止挤出，就是说国内理论和政策一定要稳，这些民营企业家要安心，它要是有剥削，或者是黑煤窑、黑砖厂，按照法律解决它。你不能说它是私营企业，搞剥削或者是私有化的后果就不行，最后私营企业家、产业和资金都跑到国外了，跑了对你没有什么好处？我们能不能停止无谓的一些争论，让这些企业家们安心在中国投资，把钱留在中国消费，留在中国投资，不要无产业和利润回流关联地转移到国外。能不能有这么一个理论或者是学术，或者是舆论氛围。为什么天天讲那些东西呢？你还是嫌钱走的不多吗？我觉得不对的，比如他剥削的非常重，用童工，你用法治渠道去管他，他如果赚了钱，他垄断了，欺诈了，按法律进行管理，他剥削很厉害，按照这个来管理，最低工资制等等，不能按照阶级、私有化这些理念来处理问题，否则他就逃了，这种情况太多了。我们从经济运行这一块着急，我们研究经济的人对这个事儿很着急，每一次理论争论逃走一批资金。
平衡贸易
我们现在教育，大概每年出去那么多人，留学，每年进来留学多少人，我觉得这中间有一个巨大的差额，教育这一块在国外消费、还有旅游，每年一千多亿旅游在外面旅游，国内进来的现在每年还下降，服务贸易逆差很大。为什么政府要把景区圈起来，收门票，而且门票越来越高，花样越来越多，人家在中国旅游还不如到国外旅游成本低，看的还多，还便宜，能不能国家管一下，让我们中国这么多游客能不能不都跑到国外去旅游呢。
食品安全，还有人造景点能不能管一下，老外到这儿来，也要看文化传统，空气好一点他才能进来。要是服务贸易逆差，我们现在食物贸易在下降，该受教育的沉重都跑国外去了，能不能把教育体制改一下？如果教育能够改一下，能不能吸引更多老外到中国教育和消费，而且如果我们的居民在中国享受高等教育和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差不多，就不会往外面跑了？能不能想点办法？教育和旅游消费出去和进来极不平衡。这都是影响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
贸易、产业、货币、跨国公司四位一体走出去
走出去一个加油站有什么用？要贸易、产业走出去，跨国公司走出去，货币要走出去，要有一个大的战略来拉动，通过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拉动经济的增长速度。
我想我的研究总的来说是这样的结论，如果我们不放开生育和流动管制，没有体制改革，不鼓励创业，不增加中等收入人数，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居民的消费不能替代三公消费。我们的增长就彻底没有了希望。投资也得顶起来，你得把审批改一改，税费减少一些。现在企业也不敢投了，银行也不敢贷了。国有企业中那么多资产就业了才1900多万人，占全部城镇就业的才0.59%。能不能让民营企业社会投资，再有基础设施用公私合伙的办法，财政部已经有了一个方案。关键是改体制，让民间投资和民间消费要顶起来，顶起来就是政府要少审批，少收钱，放宽。
一定要在科技创新上面有点办法，有点战略。保护知识产权或者提高科研人员收入都行，别搞有一个创新就锁在柜子里，能不能把创新拿出来产业化、市场化，肯定有研发人员研发出来，经济效益到底是国家的？还是学校的？还是他的？怎么分配得有一个办法，才能建设创新型国家。人口这么一折腾，最后折腾的经济增长动力没有了，我们用经济创新的办法把它顶起来，再来一个更高层次的开放。食品贸易，虽然我们转型以后还能上去，但是要用更广阔的眼光看，第一是要把漏掉的贸易逆差堵死。再一个贸易、产业、跨国公司、货币四位一体走出去。我们要有我们的跨国公司，我们人民币要走出去，用这个办法提升经济增长，。上述四个补救措施方面都搞好了，我们可以把我们造成那么大的失误引起的经济下行给弥补回来。非常感谢天和智库学术沙龙以及天和“全媒体”平台的邀请，我今天就讲这么多，我今天是第一次讲这个看法，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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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西·P·马库斯：众人的公司
(The People’s Corporations)
                                       
                                                                                                                                                                                       

                                                                                                                                        露西·P·马库斯                                                                                                                       

                                                                                                                                                                                                                                                                                                                                                       

                                                2014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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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公司手中的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没有经过公众选举的人越来越多地控制我们的日常生活——从娱乐、能源供应到学校、铁路和邮政服务。与此同时，技术创新的速度超越了立法，这意味着企业活动经常进入看似缺乏监管的灰色地带。
但对此形成制衡的是民众，现在拥有能力和机会确保公司行为不会失控。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也更清楚公司如何运作。当他们认为企业行为越界时，他们会比过去更加坦率和积极主动。公众越来越多地成为企业和行业的良知，提出尖锐的问题并要求他们负责。
过去几年来，社交媒体、公共发布平台和在线视频共享等有效的群体行为手段，赋予了人们更多的话语权。随着民众越来越熟练地要求抵制和撤资、游说立法并发起社交媒体宣传，他们越来越多地影响公司的经营和战略决策，从而构成了对今天庞大私人权力的制衡因素。
这对于某些企业不亚于晴天霹雳。以2010年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件中的英国石油公司（BP）为例。BP漏油事件是企业被迫与社交媒体博弈，也是民众意识到所掌握工具力量的首批实例。BP像当时多数企业一样习惯于通过传统的沟通模式（比方说向精心挑选的记者发布消息、发布措辞准确的新闻公告等）与传统的掌权者（白宫、克里姆林宫等等）进行沟通。
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改变了这一切。人们为应对突发事件而团结起来，在Facebook上表达心声。Facebook上进行着庞大的对话，BP既没有参与也无法通过传统沟通管理方式来控制对话内容。
从那以后，这样的直接行动显著增加。社交媒体以直接、不受约束的方式传递想法。只需共享一纸文件、一张图片或一段视频，突然间秘密或费尽心机隐藏的事件就大白于天下。虽然错误或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不亚于真实信息，但修正也同样迅速。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将社交媒体用做行为工具几乎已成为第二天性。他们能熟练地利用YouTube、Twitter、Facebook和Reddit进行交流，围绕某个想法、事件或异议创建小规模讨论组，并将其发展成为大规模运动。年龄稍大的人也不甘落后。
随着企业实力的上升，让公司为自身的行为负责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同时影响高管和普通员工，问责的范围也必须扩大。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也必须为高管的行为负责。
随之而来的是对禁区的质疑文化，包括质疑企业的运营方式和机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任何人可以对任何事提出质疑，如果别人也认为有趣或者重要，质疑范围就会扩大，而且不仅仅局限于小团体或专家组，而是涉及面更广，甚至遍及全球。
这一趋势彻底改变了行动主义和集体行为。由此还形成了新的联盟——像卡尔·伊坎这样的活跃投资人士在Twitter上发表观点并引发市场响应。同样，在其他情况下有可能将活跃投资者视为天敌的人可能会赞同他们的立场，比方说关注高管薪酬或企业的社会责任。
活跃投资者可以发表公开信，虽然他们的观点无法登上主流媒体，但可能在Twitter或Reddit上疯狂传播。这往往足以引起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的重视。
接受新现实、将其视为机遇、抵制住“管理”或逃避倾向的企业领导者将拥有竞争优势。他们不会借见面之机操纵当地民众，而是聆听他们的诉求。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找到如何利用现代直接沟通工具说服客户、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同意他们的想法和做法。相反，他们会切实做出改变，并因此获得好处。
企业生产汽车、电话、孩子们的课本，并越来越多地控制世界各地民众的命运和日常生活。这种控制不仅限于企业产品的使用者，还包括他们的员工和他们所在社区的生活。如果企业不重视随之而来的责任，人们一定会挺身而出去提醒它。
作者Lucy P. Marcus是马库斯创业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
英文原题：The People's Corpo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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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机场口岸检出首例博卡病毒患者                          2014年10月18日14:35  羊城晚报   我有话说(5人参与)               [url=]收藏本文[/url]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晓旭报道：日前，深圳机场检验检疫局在来自泰国曼谷的航班的入境人员中检出1例博卡病毒患者，这是深圳机场口岸首次检出该病毒病例。
　　当日，机场口岸红外线体温监测系统发现一名入境旅客体温升高，经过流行病学调查，该名男性旅客5岁，中国籍，腋下体温为38.9摄氏度，已在泰国就医。工作人员采集样本送深圳检验检疫局媒介实验室检验，结果反馈该旅客样本中检出博卡病毒核酸阳性。
　　博卡病毒是与人类急性呼吸道感染密切相关的新型病毒，通过空气传播，容易使婴幼儿罹患肺炎、支气管炎和支气管肺炎等疾病。其主要临床表现为咳嗽、发热、喘息、腹泻等症状，高发人群为6个月至3岁的婴幼儿，高发季节为秋冬季。

andar

2014年10月14日 07:00 AM中国经济政策应告别“随机路线”财经分析师 张化桥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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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中国政府部门所做的许多决定一样，中国的外汇政策可以非常形象地被称为一种“踩香蕉皮式”的政策。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没有任何政策，它只是尽可能地得过且过，直到滑倒、摔个鼻青脸肿，然后再爬起来，试试别的法子。

上世纪80年代初，1美元可兑换2元人民币。不过，那是官方设定的汇率。在黑市上，1美元可兑换大约5元人民币。自那时起，每当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不一致时，北京方面都被黑市逼得做出调整。
为了维持被高估的汇率，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推出了外汇券来限量供应外汇。只有获得批准的使用者才能得到配给。但外汇券很快就失去了控制，地下交易大行其道。黑市价格在官方汇率的60%至80%之间波动。即便在我当时任职的中国央行，工作人员也不得不到黑市去买美元，以支付在国外读大学的学费。
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存在外汇黑市。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央行大幅调低人民币官方汇率时，黑市才趋于消亡。在那之后，外汇券变得毫无价值，中国央行在1995年停止发行外汇券。
中国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维持被高估的人民币汇率，这一事实可能让已习惯于抱怨人民币汇率被低估赋予中国制造商不公平优势的西方人感到意外。中国央行那个时候有意惩罚本国出口商、奖赏外国企业吗？这可能是结果，但显然并非中国的初衷。
中国人是得过且过的高手。他们固守现状，无论这种现状碰巧是什么。过去十年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的人，忽视了那之前五十年的情况。现在的人民币汇率比1994年高30%。那一年的汇率水平并不是中国选的，而是碰巧就是如此。
这并非中国政策遵循随机路线的唯一例子。十多年前，中国政府开始对空气污染和国家对进口原油的依赖有所警惕。因此，它试着出台了燃油税来抑制石油消费。在人们抱怨该税对农用拖拉机以及整个工业造成影响后，该税被悄无声息地撤销了。自那以来，没有人再谈论燃油税，尽管石油进口不断增长、空气污染愈发严重。
三年前当房地产危机显现时，中国在重庆和上海试行了房产税。人们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此类措施会对中国政府的政治意愿和治理的成熟度构成考验。果然，高调的宣扬让位于不了了之。
几十年来，水资源短缺对中国构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但在这几十年期间，用水却或多或少可以说是免费的，花钱用水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政治人士宁愿上马修建大坝和南水北调等高风险的项目，也不愿上调水价。显然，要克服这种短视，需要真正的领导力和卓越的政治家。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的确大幅增长，但它的治理却仍像过去一样不成熟。鉴于挑战日益严峻，“踩香蕉皮式”的政策只会让中国摔更多大跟头。
本文作者著有《党的人，公司的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注定失败？》(Party Man, Company Man: Is China’s State Capitalism Doomed?)一书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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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8月15日 05:40 AM中国式民企困境财经分析师 张化桥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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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半里，中国逮捕了数千名公职人员，赢得海内外一片喝彩。最引人注目的案件要数那些涉及中共高官的，比如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但当企业高管成为目标时，反腐运动却显得不那么光明磊落。虽然民营企业的不法行为一直受到积极的曝光，但当涉案的是国资背景的企业时，调查人员却往往宁愿不去招惹是非。

人们常将腐败肆虐归咎于官员的亲信，而不归咎于为犯罪开启方便之门的有缺陷的治理。这些亲信虽然自身不担任公职，却在公职人员的纵容下窃取了大量国家财富。这只会加深中国人普遍拥有的一种模式化印象：无商不奸。
毫无疑问，一些民营企业家确实犯下了严重罪行。但这不是一切的根本，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在起作用。
1978年，邓小平成为中共事实上的领袖。此后的25年里，许多国有企业实施了私有化。过去10年里，这股趋势几乎已完全逆转。举个例子：从2005年起，国有控股石油和金融机构（主要为银行）创造的利润，每年都占中国股市上市公司全部利润的五分之三至五分之四。1996年政府税收收入约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2013年这一比例已升至23%，扭转了早先大幅下滑的趋势。
就连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也说：“今年上半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44%。这个数字是相当高的。”这个数字基于一个更广泛的定义：除了税收收入以外，还有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以及国有经营性资本收入。这个比重上升得很快，按照许善达给出的数字，这个比重在3年前为31%。
许多国有控股企业都已上市，政府手中的剩余股权占比低到30%或40%。但说到谁才是公司的老板或者公司该效忠于谁，大家对此都没有疑问。中国年轻人找工作时大多选择进国企。国企招聘活动上应聘者的队伍很长，这一场景令人沮丧。
中国的民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大多数民企依然太小、太缺乏经验、太脆弱，难以成功。许多民企都是投机性质的，做上几个月或几年生意就关张。它们必须要应对公众的敌意和无法保障它们行使自己权利的法律制度。受贪婪及歧视驱动，许多民营企业家被迫寻找非法的捷径，尽管这么做会危及自己企业的未来、甚至自己的性命。
民企仍受到政府和公众的系统性歧视。比如，地方官员担心，将公共项目合同授予民企而非其国企竞争对手，可能会毁掉自己的仕途。
放贷的银行也存在这种歧视（银行高管放出的贷款若变为坏账，将面临遭解雇的风险），除非借款人有政治人脉。民企破产时，不会悄无声息地了事。倒霉的企业家要在社交媒体和国有媒体上受到大量责难，国企就不会面临这样的声誉风险。
国企主导着每一个有丰厚利润的市场：从电信到烟草，从保险到基础设施。国家放开了某些行业——零售业、服务业、农业和低端制造业——但都是些竞争激烈、利润率不高的行业。如果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被允许在中国自由投资，这位美国亿万富翁投资者肯定也会把钱投入政府所选择的利润丰厚的市场。
有限的证据显示，民企的财务业绩甚至逊于效率低下的国有部门的企业。如果算上每年破产或自愿关门的数千家民企，这幅图景就更惨淡了。
这种敌视民企的态度有着潜在的不良影响。许多投资者认为国有控股企业是风险较低的投资对象。这可以理解：过去20年，多个涉及欺诈和经营风险的案例严重伤害了民企。
这样下去必定导致国企规模更为庞大。或许这就是中国公众想要的。但是，如果中国想杜绝商业腐败，这可不是个好的起点。
本文作者著有《党的人，公司的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注定失败？》(Party Man, Company Man: Is China’s State Capitalism Doomed?)一书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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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7月14日 06:06 AM中国不应让银行获得新资本财经分析师 张化桥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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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的银行中已有18家在境内外股票市场上市。不久前，中国政府又批准了另外11家较小银行上市。

在一个受到不断膨胀的信贷泡沫威胁的国家，没有人对该决定表示出任何担忧，真是出人意料。这一举动将为中国的信贷泡沫火上浇油：让更多银行能筹集更多资本，将使已然膨胀的银行业扩大资本基础，获得更大放贷能力。
中国政府还在执行另外两项同样有破坏性的政策。一是通过定向降准放宽信贷供应；二是鼓励上市银行发行优先股，因为多数上市银行股的股价已低于每股账面价值。
中国政府不必向任何人解释自己的政策动向。但官员和分析师经常把两条理由挂在嘴边。第一，政府觉得经济增长势头太弱，需要扩大经济中的信贷量予以刺激。第二，银行需要更多资本，以便在增加放贷的同时维持合理的资本充足率。
然而，还有第三个理由没说出来：政府认为许多银行背负沉重的坏账负担，它们的资本缓冲不像声称的那样稳固。
这些普遍持有的观点听起来可能有些道理，但要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就很恐怖了。在过去36年里，中国经济一直受到财政与货币刺激的影响，如今陷入工业产能过剩和公司盈利能力低之苦。
只需考虑一个残酷的对比：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并按当前汇率计算，美国经济规模比中国经济规模约高出80%。但是，即便剔除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美国股市市值仍至少是中国股市市值的7倍至8倍。
为何中美股市估值差距如此之大？是因为美国公司比中国公司盈利能力更强。尽管美联储(Fed)实施了量化宽松(QE)，但近年来美国货币供应增速一直只保持在较低的个位数，中国货币供应增速则为13%至14%。中国的公司被信贷淹没。
但要中国的银行突然承认坏账水平大幅升高，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更不要提核销坏账了。无论如何，税务部门将不允许银行这么做。
银行业是中国纳税额最多的行业，占到全部税收的逾60%。如果银行承认持有比例高得多的坏账并将其核销，那么净利润就将大幅下滑，纳税能力也将大大降低。
抑制中国信贷泡沫的唯一现实途径，就是不让银行获得新资本。这里有三条建议可达到此目的。
第一，中国政府应当禁止银行的任何融资行为。没错，上千家未上市银行的股权投资者理应有一条退出途径。但办法之一应是通过“介绍形式上市”，允许这些银行在不发行新股的情况下上市。这将使一些股东得以退出银行，但银行的资本基础不会增加。
第二，中国监管机构应不再鼓励银行发行优先股。银行管理团队在这方面不需要督促，他们本来就更懂得如何构建庞大帝国，而不是产生可持续的投资回报。
第三，应当强令中国的银行每年把大多数净利润用于派息，即使不是全部派息的话。银行目前的放贷能力应当足以支撑经济发展好多年。
有些人可能会问，如果中国的银行被坏账侵蚀得厉害，它们是否应当补充资本基础？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前提只能是同时有大量坏账被核销。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应创立一些“坏账银行”来处置银行业的巨额坏账。答案是：绝对不应该。上一次中国这么做是在2000年至2001年，坏账银行被证明是当今信贷泡沫的根源。在全盘兜底的存款保险制度下，中国的银行不过是政府部门的延伸而已。在这种制度安排下，资本充足率没有太大意义。
尽管中国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但中国的货币（广义）供应量却已比美国高出61%。与此同时，中国的信贷余额在很高基数上仍以每年13%至14%的增速在扩大。
近些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开出的紧缩“处方”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了强烈反对。然而，中国则是那个亟需紧缩的明显例子。
注：本文作者曾在中国央行(PBoC)任职，著有《党员，公司人：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注定失败？》(Party Man, Company Man: Is China’s State Capitalism Doomed?)一书。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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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解决马路拉链 大中城市将开建地下综合管廊
2014-10-19 10:24 来源：京华时报

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国36个大中城市全面启动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工程。

开建地下综合管廊

在昨天举行的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交流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首先强调，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正常运行的物质基础，水、电、路、气、暖等设施，是民众每天都需要的公共服务。没有这些基础设施，就没有城市生活，就没有新型城镇化。

陈政高表示，在城市新区建设综合管廊是解决“马路拉链”问题的重要途径，我国已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国36个大中城市全面启动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工程。对于有条件的老城区，可以结合市政路改造，把各种地下管线尽可能规划布置在步行道或其他空间下。

当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许多矛盾集中在资金上。对此，陈政高表示，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公用事业服务价格形成、调整和补偿机制，打破“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吸引社会资本搞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明确政府和企业的契约关系，努力培育一批大企业、名企业，进行连锁经营、专业化经营。

把有限的雨水留下

针对近期各地频发的“逢雨必涝”、市内“看海”状况，陈政高表示，城市建设既要重视面子也要重视里子。对于引发市内排水难题的雨水问题，官方则鼓励换一种思维模式，由排到蓄。

陈政高解释，优先考虑的是把有限的雨水留下，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这样既减轻了城市排水压力，又补充了地下水，一举多得。根据官方的部署，中国用10年左右时间建成较完善的城市排水防洪工程体系。

提高垃圾回收率

对于一些地方垃圾成山的问题，陈政高称，垃圾是资源，是城市“矿产”而不是“包袱”，必须大幅提高垃圾回收率。通过创新体制和机制，垃圾分类和回收不仅不会增加负担，而且还可能减轻财政负担。他指出，到2015年，每个省份建成一个以上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36个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理。

在污水处理方面，陈政高指出，不仅要把污水处理好，还要提高中水回用率。优化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实现分散化，均衡布局，降低中水回用成本。这样不仅解决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还可以利用出售中水的资金，补贴污水处理的费用。目标是到2015年，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再生水利用率达到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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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主席：美国贫富差距接近百年来最高水平                          2014年10月19日10:42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10月19日电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9日报道，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耶伦警告，美国贫富悬殊已进一步扩大，财富不均的情况接近百年来的最高水平。她质疑这是否符合美国人传统上秉持的“人人机会平等”的观念。
　　耶伦在波士顿就美国贫富差距问题而举行的会议上指出，在过去数十年，美国人的收入及财富不均问题日益严重，只有在2008年经济危机时稍微缓和。
　　经济衰退导致美国富人的财富缩水，而政府在那段时期增加开支补助贫穷人士，使得贫富差距得以拉近。
　　不过，耶伦说，当经济逐渐复苏及股市回弹后，贫富悬殊问题又继续扩大，因为薪水的涨幅及劳动力市场的复苏仍过于缓慢，令穷者难以提高收入。
　　她说：“过去数十年，富者的收入及财富持续增长，但大部分民众的生活水平却停滞不前。”
　　她指出，联储局的消费者金融调查显示，美国低下层家庭的财富，只占去年美国整体财富的1%，而最富有的5%美国人，却享有整体财富的63%。
　　耶伦也警告，目前的学生贷款债务已是十年前的四倍，即从2004年的2600亿美元，增至今年的1.1万亿美元。

　　她说，学费的高涨阻碍了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进而影响他们在未来赚取更高收入及累积财富的机会。“我想我们应该反思，这样的趋势是否符合国家价值观，尤其是美国人传统上高度重视的机会均等的观念。”
　　不过，耶伦没有提出缩小贫富悬殊的具体政策，但却点出有助于改善问题的四大领域，即企业所有权、继承权、让人负担得起的高等教育开支，以及让儿童获得教育资源。
　　对此，经济师班多尔兹指出，耶伦针对贫富悬殊所发表的上述言论，“说明了一些比货币政策更重要的事”，涵盖了“可能对美国和不少已开发国家的未来更重要”的议题。
　　康涅狄格州一家咨询公司的经济师珀纳说：“她显然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耶伦是要指出政府有义务促进人人机会均等，她是第一个竭力强调这点的联储局主席。”
　　美联储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美国家庭的收入增长只集中在3%的最富裕家庭，增长率达30%，但绝大部分贫穷家庭的收入在这时期一直在下降。

(原标题：美联储主席：美国贫富差距接近百年来最高水平)

（编辑：SN182）
               

andar

评论

社会主义国家都回避收入分配的事了，要你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来操心？
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andar

明日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数据。不出意外，发布的前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将仍在7%以上，约7.2%左右，其中第三季度增速为7%左右。

但我以为，前三季度真实的经济增速应在5.5%---6%左右，其中第三季度真实的经济增速应在4.5%---5%左右。

略表见解一二于数据发布之前，以为印证

andar

                                        司法体制改革望5方面突破 依法治国对A股意义深远                                        2014-10-20 11:05 来源：证券时报网                                                                                                        字号：                                                        12                                                        14                                                                                       
                               
                                                                                                                                                                                                      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10月20日讯
                                           据新华社消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于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权威人士指出，中央全会专题研究依法治国问题，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中金公司认为，依法治国降低企业经营环境不确定性，降低中国资产的风险溢价，依法治国表面上看与股票市场关系似乎不大，而实则意义重大。目前，中国市场所隐含的股权风险溢价持续攀升并达到历史高位，所反映的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经济活力不强、结构失衡、可持续性饱受怀疑等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就在于中国企业和居民所面临的制度环境。目前政府与企业的边界、权力与市场的边界缺乏清晰的界定，无章可循或有章不循，导致经济运行成本高企，活力不强，可持续性遭疑。依法治国有望有针对性地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中金公司认为，依法治国可能至少包括两大内容，一方面是全社会的司法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是党内纪检制度的改革。司法体制改革预计主要包括司法去地方化、法院去行政化、法官职业化、司法公开等五大方面的改变，以实现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实现公平正义；而党内的纪检制度改革在前期已经有宣布，预计将在“不敢腐”取得初步成效后，继续将反腐制度化以实现“不能腐、不易腐”。预计除了依法治国等话题之外，可能还会包括部分人事任免、公务员薪酬等话题。依法治国的贯彻执行，将进一步针对当前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清晰的核心问题，将有助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效率，降低企业经营环境不确定性，鼓励创新，增强整体经济和盈利增长的可持续性，最终将降低目前市场中隐含的较高的股权风险溢价。


申银万国研报认为，公检法系统数量、质量和投入严重不足。我国警察+武警人数在280万左右，警力渗透率仅为0.2%，而美国为0.4%，接近我们的2倍;检:直接立案侦察数从2000年的10万件，持续回落至2012年的不到5万件:2012年的法官人均办案数只有80件，而香港为242件，接近3倍之多。从司法投入来看，2013年国内公共安全项目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5.55%，而同期美国为24.37%，差距更是悬殊。
国内司法效率严重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的司法体制与财政体制、干部管理体制和公务员体制等多方交叉，司法管理体制与行政管理体制嵌套，法官趋于追求行政职级而轻视司法业务能力。我国法官人数已达19.6万人，约占全国法院总人数的58%,但其中相当比例的法官并不办案。比如湖北省宜昌市市区两级法院700多名法官中，超过100名法官不在办案一线，高达法官总数的20%。
司法体制改革承载依法治国之重。司法作为连接立法和执法的枢纽，在垂直法治体系中起关键作用，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四中全会将以司法体制改革作为重中之重。事实上，6月深圳已率先启动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试点，上海7月也开始司法体制改革探索，预计四中全会后改革向全国推广。
申银万国认为，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后，司法执法数量、效率将大幅提高，与国际法治水平较高的地区接轨。司法环节的侦查、监控、舆情监测、取证和审判诉讼等；执法环节的测谎、防爆、监狱管理和武装设备等相关个股有望受益，建议关注东软载波、东方网力、银河电子、美亚柏科、华宇软件、迪威视讯、宜科科技、拓尔思、华平股份和北斗星通。
                                      （证券时报网快讯中心）

andar

美国科学家：埃博拉病毒已变异 传染性更强   

        2014年10月20日 03:33
           来源：大河网-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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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在美国达拉斯的一个车站，一名身着隔离服的工作人员正在喷洒消毒药水。当日，一名女性在达拉斯的一个车站病倒，病情症状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新华社发

原标题：美国科学家称埃博拉病毒已变异
国际社会伸出援手，但埃博拉疫情仍在西非三国无情肆虐。究其原因，一位在疫区工作的美国科学家10月18日宣称，部分在于病毒发生变异、传染性更强。
埃博拉病毒发生变异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全球因埃博拉病毒死亡人数已超过4500人，累计确诊、疑似和可能感染病例可能超过9000例。其中，西非三国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受影响最为严重，当地众多社区成为废墟、数千孩童沦为孤儿、百万民众食不果腹。
更加令人恐惧的是，埃博拉病毒已经越过大洋，从非洲扩散至欧洲和美国。
18日，美国过敏性和感染性疾病国立研究院科学家彼得·贾哈灵表示，今年出现史上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大爆发，可能是因为这种致命性病毒变得比之前更容易传染。
贾哈灵进一步解释称，他的医疗团队现在疫区中心——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工作，他们发现埃博拉病人的病毒载量远高于之前的病例。“我们测试发现埃博拉病人的病毒载量上升得很快、很高，远高于过往病例，这或许意味着病毒燃烧得更快、更猛烈。”贾哈灵忧心忡忡地说，“如果这是真的，将会很难办。”
目前，美国已出现两例本土感染埃博拉病毒病例，这令民众担忧该种致命性病毒进一步扩散的情绪骤然升温，个别地区甚至出现过激事例。17日早晨，一名近期去过西非的女子在五角大楼停车场出现呕吐症状。出于预防埃博拉病毒的考虑，当局暂时关闭大楼入口并封锁停车场。数小时后经详细调查确认，被证实是虚惊一场。
美国总统奥巴马18日发表讲话，强调美国没有出现埃博拉“大爆发”或者“大流行”。
英国考虑派兵三千
英国《每日邮报》19日披露，英军驻阿富汗北约部队副司令、英军最高指挥官尼克·卡特将军正在考虑使用一项“激进方案”来击败埃博拉病毒。卡特可能将在本周向内阁部长们提出建议，向塞拉利昂派出3000名士兵、在当地施行军事封锁、限制民众活动，从而减弱埃博拉病毒的传染和散播。
英国国防部人士透露，卡特还打算将英军士兵派往塞拉利昂的内陆城镇，“从军事角度来看，埃博拉像是一场生物武器袭击。对于此类袭击，需要严格控制限定区域内的人类活动。因此在卡特将军看来，或许从现在开始直至2015年年底，到那时埃博拉疫苗可能会问世，出入塞拉利昂都应受限”。综合中国日报、新华社
  

andar

                                                 脆弱时代
(The Age of Vulnerability)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2014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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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项新研究再次证明，不平等问题的程度正在困扰美国。首先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年度收入和贫困报告，该报告显示，尽管美国经济被认为已从大衰退中复苏，但普通美国人的收入仍然处于停滞状态。经通胀调整的中位家庭收入仍低于25年前。
人们通常认为，美国最大的优势不在于其军事实力，而在于其令全世界艳羡的经济制度。但其他国家为何要模仿这个大量人口，甚至可以说是大部分人口，收入停滞不前、眼睁睁看着顶层收入狂飙突进的经济模式呢？
第二项研究是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2014年人类发展报告，该报告印证了第一项研究的发现。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每年都要发布各国人类发展指数（HDI）排名，该排名考察包括健康和教育在内的各项除收入以外的福利。
美国在HDI排行榜上位列第五，次于挪威、澳大利亚、瑞士和荷兰。但经不平等性调整后，美国的得分将下降23位，是发达国家中因该调整排名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事实上，美国将跌至希腊和斯洛伐克等国家之下，而这些国家从未被视为榜样或可以与美国一决高下的竞争对手。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报告强调另一个社会表现维度：脆弱性（vulnerability）。报告指出，尽管许多国家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仍有许多人情况危急。很小的事件，比如家人患病，就可能让他们重回贫困。向下流动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而向上流动性饱受制约。
在美国，向上流动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传说；而向下流动性和脆弱性倒是比比皆是。这部分是拜美国医疗制度所赐，尽管奥巴马总统实施了改革，但这套制度仍让美国穷人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
位于底层的人群距离破产只有一步之遥。疾病、离异和失业往往就足以让他们万劫不复。
2010年患者保护和平价医疗法（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即“奥巴马医改”）本是为了消除这些威胁，而强有力的信号表明该法案正在显著降低无保险美国人的数量。但是，部分拜最高法院一项裁决以及共和党执政者和立法者的顽固所赐，24个州拒绝扩大面向穷人的医疗补助（Medicaid）计划，尽管联邦政府几乎全额负担了其中的成本，仍有4100万美国人没有医保。当经济不平等演变为政治不平等时，政府却没有关注底层人民的需要，美国大部分地区就是如此。
GDP和HDI都没有反应脆弱性随着时间的演变，或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但在美国和其他地区，安全感（security）显著下降。有工作的担心是否能保住饭碗；没工作的担心是否能找到饭碗。
最近的经济衰退影响了许多人的财富。在美国，虽然股市早已复苏，但2007至2013年间中位财富仍缩水超过40%。这意味着许多老年人和临近退休者需要担心今后的生活。数百万美国人失去了住房；另有数百万就要失去住房而倍感不安。
不安全感其实长期困扰着美国人，只不过现在加重了。在美国内陆城市，数百万西班牙裔和非洲裔美国人面临不作为、不公正的警察和司法制度所带来的不安；遇到心情不好的警察很有可能导致无妄的牢狱之灾甚至更糟糕的情况。
传统上，欧洲更加理解通过社会保障制度解决脆弱性问题的重要性。欧洲人明白好的社会保障制度甚至可以改善总体经济表现，因为个体将更愿意承担能带来更高经济增长的风险。
但如今，在欧洲许多地区，高失业（平均12%，最严重的国家25%）加上紧缩造成的社会保障缩水，导致了前所未有的脆弱性增加。这意味着社会福利的下降可能远比常规GDP指标所显示的严重，尽管GDP数字已经十分难看，表现最差的国家真实（经通胀调整的）人均收入还不如危机前，这是一个失去的五年。
国际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测量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我是该委员会主席）的报告强调，GDP不是衡量经济表现好坏的好指标。美国人口普查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报告提醒我们这一洞见的重要性。GDP崇拜让我们牺牲了太多东西。
从根本上说，不管GDP增长有多快，不能给大部分公民带来福祉、让越来越多的人口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不安全感的经济制度，都是一个失败的经济制度。从根本上说，增加不安全感、导致大部分人口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的政策（比如紧缩）是有缺陷的政策。
作者Joseph E. Stiglitz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最近和Bruce Greenwald合著有《创造学习社会：关于增长、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观点》（Creating a Learning Society: A New Approach to Growth,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英文原题：The Age of Vulnerability

天边的一朵白云

andar 发表于 2014-10-19 15:30
评论

社会主义国家都回避收入分配的事了，要你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来操心？

你说的社会主义是哪些?

andar

让一部分先富起来
生存权第一位
发展是硬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