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压顶、麻烦不断的*ST凯迪(000939.SZ)又出事了。
7月27日晚，网上流出的一段视频显示，*ST凯迪的会议室里乱作一团，几个人挥拳踢腿，叫叫嚷嚷，上桌子，抡凳子……
网友猜测，莫非是在连续20个跌停后，小散们情绪失控了？
其实不是。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ST凯迪有关负责人处了解到，视频现场并非股东大会，参与打架的也不是投资者，而是自发前来要债的燃料客户(即燃料供应商)。
燃料客户要债致互殴，现场还有人晕倒
*ST凯迪的债务问题正不断恶化，截至7月24日，公司违约债务规模已达31.71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9.82%。在*ST凯迪的众多债主中，除了债务规模较大的银行、信托及其他金融机构外，还有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燃料客户，很多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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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自凯迪生态官网宣传页面
5万元、10万元……，对于*ST凯迪庞大的违约债务来说，并不算什么大数目，但是对于一些收入结构单一的农民来说，这可能是一年的总收入了。因此他们因燃料款问题发生诉诸武力，也不难理解。
“现在债务状况很严重，有人上门要债很正常。”
*ST凯迪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之前几个燃料客户约好一起来要债，其他人先回去了，有一个客户拿到了钱但没跟其他人说，27号过来后，别人说他要到了40万元，而他说只拿了5万元，因为分配不均自己干架了。
另据中国证券报报道，昨日(27日)下午，还有一辆救护车停到了公司办公大楼前。有现场视频显示，在前来讨债的燃料客户与公司高管交涉过程中，有人晕倒在了公司会议室里。
有接近凯迪生态的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表示：今年春节后，全国各地电厂的燃料客户便纷纷前来公司讨要燃料款。他们打着横幅，时常聚集在大门外，甚至冲进办公大楼，有一次还一怒之下把员工食堂的午饭都泼掉了。
除了联合要债外，一些燃料客户还在进行联名起诉，是*ST凯迪涉诉案件不断增加的直接因素。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目前对*ST凯迪提起诉讼的债主中，全国各地的燃料客户占了很大比例。根据*ST凯迪的统计，截至7月12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涉诉案件合计198件，其中标的额500万元以上、已进入诉讼仲裁程序或已经收到民事裁定书(诉前保全)的案件只有26起。
至于*ST凯迪所欠燃料款及燃料客户数量等具体数据，上述负责人未作回应。
*ST凯迪表示，目前正在全力筹措偿债资金，如无法妥善解决，公司会因逾期债务面临进一步的诉讼、仲裁、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冻结等事项。
深陷债务危机，高管接连辞职
客户打架打到公司会议室，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2017年被*ST凯迪董事会称为“有史以来最困难的一年”，公司实现归属净利润亏损23.81亿元，同比减少813.74%。随着债务危机持续发酵，*ST凯迪的经营受到影响，亏损也在继续。
7月14日，*ST凯迪发布2018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亏损5.8亿-7亿元，而去年同期盈利1.28亿元。*ST凯迪表示，由于债务违约，发生多起诉讼、仲裁，导致银行账户被冻结，一些生物质电厂停产，发电量及收入大幅下降，公司财务费用过高，导致利润大幅下降。
受到债务危机影响，*ST凯迪股价也连续跌停。截至7月27日收盘，股价已连续20个一字跌停，且仍有191万手封死跌停板。股价由复牌前的4.99元跌到1.8元，市值蒸发120多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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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股价连续跌停，大股东阳光凯迪所质押的11.19亿股全部跌破平仓线。但是，由于阳光凯迪所持股份被冻结以及多次轮候冻结，质押股票不会被强制平仓，暂时对公司实际控制权没有影响。
8月3日，*ST凯迪将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2017年度报告、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等议案，同时表决增选董事和独立董事的议案。
据了解，近期*ST凯迪连续发生人事变动。由于董事长李林芝辞任，唐宏明被选为董事长并代行董秘职责；经阳光凯迪提名，*ST凯迪董事会同意增选陈义龙、江海、孙守恩为董事候选人，其中江海将取代张海涛担任公司总裁。此外，监事会同意补选李张应为职工代表监事。
公告显示，根据工商查询，陈义龙为阳光凯迪董事长，唐宏明、江海为阳光凯迪董事，唐宏明、江海、李张应均持有阳光凯迪控股股东丰盈长江的股权。
不过江海履任总裁仅仅半个月就辞职了。7月26日晚，*ST凯迪称收到江海的书面辞职信，江海因身体原因申请辞职，公司将尽快聘任新的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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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ST凯迪还收到了深交所的《年报问询函》，其中包括内部控制存在财务资料需大股东审批、关联方识别不完整、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等重大缺陷，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关联方交易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说明。目前，*ST凯迪还未回复年报问询函。
不过，在阳光凯迪或其董事长陈义龙是否凌驾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之上的问题上，*ST凯迪已经作出回应，公司认为，陈义龙除了在有关融资联席会议上讲话和相关文件上签字外，不在上市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不涉及干预公司董事会的决策；上市公司印章的审批已授权董事长唐宏明，阳光凯迪及陈义龙不存在凌驾于公司内部控制之上的情形。
有趣的是，或许由于人员变动过于频繁，公司公告已经疏于审核，以致出现了公司股票简称错写成“*ST生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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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一网友调侃道，会议室里的斗殴，可能是在争论公司股票简称到底应该叫“*ST凯迪”还是“*ST生态”。另一名网友则回复称，干脆叫“*ST凯迪生”吧！
又一家券商要离开新三板了，日前，开源证券公告拟摘牌新三板。
7月24日，开源证券发公告称，公司拟向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申请公司股票终止挂牌。这是继湘财证券和华龙证券宣布拟从新三板摘牌后，年内第三家申请拟终止挂牌的券商。截至目前，原先的7家新三板券商如今仅剩东海证券、联讯证券、国都证券3家。
值得注意的是，开源证券在摘牌公告中并未透露未来的去向，不过业内人士普遍猜测，今年是券商上市大年，开源证券此次摘牌可能是为了A股上市铺路。特别是南京证券于今年6月份成功登陆A股市场，成为首家成功转板的新三板券商，激发了新三板券商的转A决心。
就目前披露的上半年业绩情况来看，东海证券、联讯证券、国都证券3家新三板券商业绩出现了急剧下滑甚至亏损：东海证券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滑79.68%，联讯证券和国都证券都出现亏损。
开源证券业绩连年下滑，发力投行业务
7月24日，开源证券发公告称，公司董事会已经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公司拟向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申请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具体终止挂牌时间以股转系统批准时间为准。
2015年4月份，开源证券正式挂牌新三板，至今三年有余。从业绩数据来看，开源证券的业绩在2014年开始爆发，当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2亿元，较前一年增长了近38倍；开源证券2015年业绩创下了历史新高，当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了2.56亿元，较2014年增长了1.51倍。
随后，开源证券业绩开始下滑。2016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4亿元，较上一年下滑了28.02%；2017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0.56亿元，较2016年下滑了69.78%；今年上半年，开源证券未经审计的报表显示，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0.38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了43.54%。
从业务结构来看，开源证券近两年一直在发力投行业务。2016年营收为10.75亿元，投行业务收入有6.06亿元，占比为56.37%；2017年营收为9.99亿元，投行业务收入更是达到了7.01亿元，占比高达70.17%。
值得一提的是，挂牌3年多的时间里，开源证券完成了两轮定增。
最近的一次定增距今不足两月，5月30日，开源证券公告了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完成募集资金17.59亿元；上一轮定增发生在2017年初，募集资金14.70亿元。两次定增合计募集资金32.29亿元。
开源证券成立于2001年，注册资本17.9亿元，是新三板第三家挂牌券商。从持股结构来看，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是其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59.57%；佛山顺德区金盛瑞泰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28.53%；佛山市顺德诚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4.04%。
大概率谋求转板A股上市
开源证券并未在公告中透露未来的去向，不过业内人士普遍猜测，今年是券商上市大年，开源证券此次摘牌可能是为了A股上市铺路。
目前的情况来看，新三板券商摘牌后的普遍路径就是谋求登陆A股市场。就在上个月，南京证券登陆A股市场，成为第一家成功转板的新三板券商。
资料显示，新三板市场曾经共有7家证券公司，分别是湘财证券、联讯证券、开源证券、东海证券、南京证券、华龙证券、国都证券。
老牌券商湘财证券2014年1月份挂牌，是新三板第一家挂牌券商；联讯证券2014年8月挂牌新三板；开源证券2015年4月挂牌新三板；2015年7月，东海证券正式挂牌新三板；南京证券2015年10月挂牌新三板；华龙证券2016年1月21日挂牌新三板； 2017年3月31日，国都证券挂牌新三板。
随着南京证券“修成正果”，湘财证券和华龙证券也已陆续摘牌，目前正在接受上市辅导。
华龙证券今年6月份向全国股转系统正式提交终止挂牌申请。与开源证券不同的是，华龙证券在公告拟申请摘牌的同时，就公布了A股上市方案，拟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据7月25日最新公告，全国股转系统已受理其终止挂牌申请，正在按程序推进相关事宜。
湘财证券今年5月份时宣布，出于业务发展及长期战略发展规划，拟申请新三板摘牌。不过，湘财证券早在去年2月份就发布了上市辅导备案提示性公告。
新三板券商上半年净利全下滑
开源证券摘牌后，新三板还有三家挂牌券商，分别为东海证券、联讯证券、国都证券。
就目前公布的上半年业绩情况来看，在市场环境低迷、券商业绩普遍下滑的当下，新三板券商的净利润下滑幅度更大，东海证券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滑79.68%，联讯证券和国都证券出现亏损。
财务数据显示，东海证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53亿元，净利润6319万元。其中，自营业务亏损3616万元，经纪业务、投行业务、资管业务和信用业务，也在上半年出现了全面下滑。
国都证券营业部上半年营业收入2.06亿元，净亏损1080万元。联讯证券实现营业收入2.22亿元，稍高于国都证券，但净亏损8010万元。
7月28日，由《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2018中国资产管理年会”暨第十一届中国资产管理“金贝奖”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友金所受邀出席本次会议，并凭借过去近四年在普惠金融领域的专注经营，在上千家参选平台中脱颖而出，荣获“2018卓越普惠金融创新服务平台”金贝奖。
据悉，“中国资产管理年会”始于2008年，目前已是国内资产管理界最具影响力的盛事之一，年会同期发起的“金贝奖”评选，获奖者均是资管行业里的优秀企业代表。随着国家鼓励经济发展脱虚向实，普惠金融逐渐兴起，“金贝奖”与时俱进，将专注普惠金融领域的新金融平台纳入评选。
“金贝奖”基于专业的机构和专家，从收益、创新、风控等多个维度，对参评企业给予客观评价。最终，遴选出优秀的平台，并对其进行表彰。每年共计约1000家银行、保险、信托、证券、基金、金融咨询、财富管理、互联网金融等公司机构参评。友金所此次荣获“2018卓越普惠金融创新服务平台”奖，是公司综合实力的一次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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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友金所而言，普惠金融意味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旗下网贷平台友金服为超过150万的用户提供高效、便捷、丰富的财富增值服务，过去几年累计已经为用户赚取超过25.5亿元的收益；另一方面是通过旗下小微金融服务平台友金普惠，为优质的借款人提供个人信贷借款服务，解决小微企业和个人融资难的问题。
作为友金所的资产运营平台，友金普惠专注于为有房产、长期寿险保单、使用用友财务软件的小微企业主、自雇人士、小白领等人群提供信用贷款，风控上坚持“小额分散、大数法则”，通过人群分散、行业分散、地区分散控制风险。
与此同时，友金普惠基于管理团队历经10年1000亿元的业务经验积累，自主研发的多维数据信用评分授信体系对借款人进行风险评估。凭借过硬的风控实力，资产不良率明显低于业内平均水平。2017年，友金所实现了全面盈利，整体营收达到7.17亿元，净利润达到2.34亿元。2018年上半年收入、利润同比又有较大增幅。
“2018中国资产管理年会”还吸引了浦发银行行长刘信义、平安集团总经理任汇川、陆金所首席产品执行官李宏等数百位来自国家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学术机构的领导、专家和学者们出席。央行金融研究所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伍旭川、京东金融总裁陈生强、度小满副总裁张旭阳等在“新金融主题论坛”上探讨金融科技的发展。
曾经锋芒毕露的任志强似乎不再“愤怒”。他不再预测房价，但他仍然有所坚持。
2003年，国务院18号文件明确房地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这一纸文书掀开了房地产“黄金十年”的序幕。回顾十几年来的房地产行业发展，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任志强恐怕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就像一个精准到可怕的预言家，伴随着他的 “狂言”，中国楼市一步步演变成“预言”中的模样。
博鳌·21世纪房地产论坛第18届年会上，任志强依然没放过预言的机会。由于行程冲突，他通过视频的方式出现在了会场的大屏幕上，为这次预言顿添了一份奇幻感。“16亿（平方米）左右的大市场在全世界来说仍然是巨大的，还有利可为。这个（房地产）市场依然是存在的”。
市场扭曲
任志强的预言很乐观，但其表达也多少反映出房地产业发展遭遇的瓶颈。在他看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目前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一个市场。“土地是由政府垄断和计划供应的，曾经发生过很多因为土地而产生的价格波动，黄奇帆先生曾经说过，政府在土地上的错配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当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时候，特别是向大中城市转移的时候，土地在配置上是错位的，大城市作为人口迁移数量多的地区，土地供应反而不足。”
任志强对商品房流动环节的各种行政调控手段也有不同看法。他认为价格管控让房价失去了信号意义。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直言,“我不想谈房价，现在的房价不是真实的房价。”
“我们明显看到的是目前的楼市到了行政命令大于市场自由竞争的阶段。各种各样的限购、限贷、限售措施，价格审批、摇号等等，一线城市人口最向往的地区，房价被严格限制，结果是全国房价还在普遍地继续上涨。”任志强在博鳌房地产论坛上表示。
去年下半年以来，在去杠杆大背景之下，房企融资渠道一再被收紧。任志强坦言，自去年开始他就十分担忧房地产的发展情况。“今年房地产有大量的还债高峰，可能会导致一些企业的资金流出现问题，或者一些地区的开发增速会继续下降，如果下半年现行政策不改的话，我个人认为销售量和投资还是会保持持续下行趋势。”
蛋糕还在
不过，在这个被称作中国楼市堂吉诃德式人物的眼中，房地产市场出现崩盘的情况不太可能会出现。“这个市场还是巨大的，全世界都找不到这么大一个房地产市场。”
任仍然坚持他一贯的逻辑。“目前中国的独居家庭大概在7500万户，占城市家庭户数的6%左右，但在北欧这个数据已经接近40%，欧洲的数据为25%左右。中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这个数据可能也会达到20%或者更高的水平，这意味着几年以后，独居家庭可能会达到2亿用户，住房的需求仍然是巨大的。”
让任志强保持乐观的另一条逻辑是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发达经济体的国家的城市化率基本在80%以上，美国已经达到了90%以上，欠发达地区这个城市化率平均也在45%以上，而中国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只有44%。我个人认为，在未来的20年左右，中国的城镇化仍然是一个高速发展的过程。”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69408万平方米。在任志强看来，“这个市场哪怕即使下滑，而且持续下滑，从去年接近于17亿平方米的销售业绩降到了16亿、15亿、14亿平方米，它仍然是一个巨大市场。”
“所以，开发商要应对的实际上不是市场和需求在急剧减少，而是在政府调控之下的政策变化，你是不是能适应。比如说在融资上遇到困难时，如何保证现金流的稳定；比如说你拿地的地区是不是面临着限购或者其他一些行政措施；比如说你所提供的楼盘或者户型是不是满足当地的居民需求；再比如说你是不是为了谋取高额利润而不愿意低价销售。”
最后，任志强以一番振奋人心的话结束了演讲。“在一个非完全市场化的房地产市场的这个调控程度下，政府的政策可能会决定未来发展主导的方向。开发商更多的是旱天也要想法带把伞，但是要放心大胆地往前走，虽然艰难，但可以前行。”
7月27日下午，证监会发布2018年证券公司分类结果。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整理，A类券商共有40家，与去年保持一致。升级与降级的数量一样，各有24家；其中中原证券降6级，降幅最大，方正证券则连跨6级重返A类。此外，另一热门看点在于史上首度出现D类券商——华信证券，打破近九年来D类零记录。
《证券公司分类监管规定》在2017年经历修订，龙头券商在加分项中优势明显，而近年来愈来愈多业务规则发布或修订均挂钩券商评级，这意味着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强者通吃”时代来临。
24降24升
2018年证券公司分类结果在7月27日尘埃落定，有人欢喜有人愁。
根据结果显示，本次在A、B、C类分布的家数与去年接近。今年共有40家A类券商，与去年保持一致；B类券商有49家，C类有8家。
在A类中，今年仍然没有券商被评为AAA级，AA级则有12家，A级28家。其中，有20家券商连续三年保持A类。具体而言，有10家连续三年被评为A级；有4家三年夺AA级，分别为国泰君安证券、申万宏源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招商证券。
从整体变化来看，今年有24家升级，24家降级，另有48家券商评级较2017年没有发生变化
方正证券升级幅度最大，连跨6级，从2017年的C级至今年A级。第二名为西南证券，升5级，从C级到BBB级。信达证券升4级，亦从C类回归B类。上述3家券商在2017年分类评级前均受到监管层处罚。
一名方正证券人士7月27日向记者表示，“能拿到A类非常不容易，今天（7月27日）大家都感到很高兴，业务可以陆续扩张起来了，合规风控方面也不会放松。”据了解，2016-2017年方正证券连续两年在C级。
除了升级以外，在今年降级中，中原证券降级幅度最大，被下调6级，由A级骤降至C级。
在中原证券上市一年多以来，已被监管层三次处罚，其中两次发生在2018年年内。2月河南证监局发现公司风控合规不到位，认为公司合规管理制度不健全；合规管理意识薄弱；重业务收入，轻风险控制，考核激励机制失衡等。7月22日证监会下发罚单，称公司在科融环境收购案中未勤勉尽责。
在降级的券商中，首度出现被评为D类的券商——华信证券，告别证券公司分类监管近九年以来D类“零记录”，该公司此次被连降5级。
根据2017年新修订的《证券公司分类监管规定》显示，D类是被视为“风险管理能力低，潜在风险可能超过公司可承受范围”。
根据上述规定的第十八条，证券公司在评价期内存在挪用客户资产、违规委托理财、财务信息虚假、恶意规避监管或股东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将公司分类结果下调3个级别；情节严重的，将公司分类结果直接认定为D类。
多名业内人士表示，华信证券D类结果与“华信系”风波不无关系。早在今年4月，上会会计师事务所为华信证券2017年年报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主要因为“存放华信财务公司资金可能无法收回”以及无法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来识别华信证券的关联方与关联交易。
同样，或因大股东问题而受牵连降级的还有世纪证券，被降4级，由BB级降至C级。
分类监管制约业务规模
证券公司分类评级在业内被视为一年一度的“大考”，主要因为其结果影响未来业务开展以及面临的监管尺度。
深圳一家券商分析师7月27日向记者分析称，评级结果主要影响券商新开展业务资格、被检查次数、投保基金缴纳比例多少等。“评级越低，首先不能先行试点创新业务；其次可能面临高频现场检查的频率；以及缴纳更多的投保基金。”
随着愈来愈多业务规则与分类监管挂钩，今年券商分类结果备受关注。
以今年新修订的业务规则为例，3月发布的股票质押业务新规中，融资规模取决于分类结果。具体而言，分类评价结果为A类，自有资金融资余额不得超过公司净资本的150％；若分类评价结果为C类，则不得超过50％。
7月27日，一名C类券商的营业部人士则向记者表示，由于公司评级结果为C类，股票质押业务规模受到极大程度限制，同时遇到股票质押强监管，决定不再开展该项业务。
在场外期权方面，5月券商场外期权业务规则出台，并非所有券商都能成为交易商，监管层将证券公司分为一级交易商和二级交易商。一级交易商须最近一年分类评级在A类AA级以上；二级交易商须最近一年分类评级在A类A级以上。
以2018年分类结果来看，仅有12家券商能做一级交易商，28家为二级交易商。未能成为交易商的券商不得与客户开展场外期权业务。
另一个与分类结果挂钩的则是公司债券业务。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此前获悉的《证券公司公司债券承销业务分类管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评价指标体系由证券公司分类结果、债券业务能力和债券业务质量三大指标组成。以“证券公司分类结果”为例，AAA级别得40分；E级别得0分；由AAA级别至E级别，每级递减4分。
对于监管层将业务规模与资质挂钩分类评级的做法，前述深圳券商分析师表示，“监管层思路是扶优限劣，同时防范业务风险。资本雄厚、风控管理能力强的券商在分类评级中优势明显，能获得更多业务机会。这就导致行业集中度加剧，头部券商强者恒强。”
日前，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进一步提出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多项重要举措。
实际上，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一直是政策热点，也是难点问题。
6月底，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出台一系列激发小微企业融资活力的政策措施和金融工具。其中，特别强调要注重运用现代金融科技手段，加强信息技术的运用。
7月17日上午，银保监会党委书记、主席郭树清带队到中国银行总行，调研督导加大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力度并召开座谈会。会议提出打通信息通道，主动对接相关政府部门数据，综合利用内外部数据，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从政策框架的最新导向来看，数据治理能力将成为今后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关键支柱。
信息不对称是制约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核心瓶颈。金融信息几乎空白，金融行为与信用信息之间历来存在“鸡生蛋、蛋生鸡”的信息悖论，且小微企业往往财务信息也不规范，导致金融机构难以信任。
实践中，往往以打通非金融数据的金融应用来解决该问题，这是小微企业数据治理创新的重要方向。
小微企业数据融资的一种创新依托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数据关联，比如香港金融管理局计划于8月份推出区块链贸易融资平台，其关键特点是平台能够承载承接更多小公司，使其可以更多获得贸易和供应链融资。
第二种是依托生产与交易相关联的数据进行数据分析，比较常见的是如“三表”（水表、电表、报关表）来分析企业数据，作为是否进行融资支持的决策依据。
第三种创新尤为值得重视，是依托地方政务数据的地方中小微企业融资平台建设，这种创新中，地方政府的数据治理制度与机制特别重要。
较之前两种创新，地方政务数据所涵盖的范围更为广泛，包括税务、公安、社保、劳动、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方方面面，可以据此构建小微企业的大数据平台，云计算、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均有广泛的用武之地。这样关联起来的小微企业融资平台取得多重积极效应。
首先，可以进一步打通小微企业社会信用信息与金融服务之间的关联，让创新能力强、社会信用度高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多金融服务资源，这也是多年来地方一直努力探索的社会信用体系真正落地的关键。而且，依托这样的海量数据，可以逐步对小微企业挖掘出行业标准，探索建立评级评价认证机制，让好的小微企业脱颖而出，优质小微企业与金融服务之间的常态化通道可以随之建立。进一步而言，有了基于数据治理体系的评级评价机制，也将为地方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扶持政策的精准施策提供导航，金融创新与地方政策将有可能形成合力，发挥协同作用。当前，不少地方建立的创投基金、产业引导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等落地难度大，特别是难以惠及小微企业，而借助上述地方数据治理平台，也为股权投资、风险投资等基金类金融服务中小企业提供精准支持，更好地结合股权融资的“强筋健骨”作用与信贷融资的“舒筋活血”作用。
总体来看，数据治理将成为小微企业融资创新的基础设施，也是破解制约小微企业融资信息瓶颈的治本之策。因而，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主动对接相关政府部门数据，综合利用内外部数据”就特别重要。这也启发我们，不少地方谋划建设的小微企业融资平台，必须跳出传统金融思维的窠臼，而是“功夫在诗外”，要与政务数据公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行业标准及评级评价体系等政策措施有机结合，从而打造出新型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平台。当然，打通这种关联需要政府、金融机构、第三方机构的协调合作，政府更多负责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并通过开源开放机制激励更多社会机构和金融机构参与，鼓励其在数据分析、模型构建、产品开发等方面展开竞争，以数据治理能力有力拓展小微企业融资新格局
日前，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进一步提出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多项重要举措。
实际上，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一直是政策热点，也是难点问题。
6月底，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出台一系列激发小微企业融资活力的政策措施和金融工具。其中，特别强调要注重运用现代金融科技手段，加强信息技术的运用。
7月17日上午，银保监会党委书记、主席郭树清带队到中国银行总行，调研督导加大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力度并召开座谈会。会议提出打通信息通道，主动对接相关政府部门数据，综合利用内外部数据，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从政策框架的最新导向来看，数据治理能力将成为今后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关键支柱。
信息不对称是制约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核心瓶颈。金融信息几乎空白，金融行为与信用信息之间历来存在“鸡生蛋、蛋生鸡”的信息悖论，且小微企业往往财务信息也不规范，导致金融机构难以信任。
实践中，往往以打通非金融数据的金融应用来解决该问题，这是小微企业数据治理创新的重要方向。
小微企业数据融资的一种创新依托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数据关联，比如香港金融管理局计划于8月份推出区块链贸易融资平台，其关键特点是平台能够承载承接更多小公司，使其可以更多获得贸易和供应链融资。
第二种是依托生产与交易相关联的数据进行数据分析，比较常见的是如“三表”（水表、电表、报关表）来分析企业数据，作为是否进行融资支持的决策依据。
第三种创新尤为值得重视，是依托地方政务数据的地方中小微企业融资平台建设，这种创新中，地方政府的数据治理制度与机制特别重要。
较之前两种创新，地方政务数据所涵盖的范围更为广泛，包括税务、公安、社保、劳动、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方方面面，可以据此构建小微企业的大数据平台，云计算、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均有广泛的用武之地。这样关联起来的小微企业融资平台取得多重积极效应。
首先，可以进一步打通小微企业社会信用信息与金融服务之间的关联，让创新能力强、社会信用度高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多金融服务资源，这也是多年来地方一直努力探索的社会信用体系真正落地的关键。而且，依托这样的海量数据，可以逐步对小微企业挖掘出行业标准，探索建立评级评价认证机制，让好的小微企业脱颖而出，优质小微企业与金融服务之间的常态化通道可以随之建立。进一步而言，有了基于数据治理体系的评级评价机制，也将为地方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扶持政策的精准施策提供导航，金融创新与地方政策将有可能形成合力，发挥协同作用。当前，不少地方建立的创投基金、产业引导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等落地难度大，特别是难以惠及小微企业，而借助上述地方数据治理平台，也为股权投资、风险投资等基金类金融服务中小企业提供精准支持，更好地结合股权融资的“强筋健骨”作用与信贷融资的“舒筋活血”作用。
总体来看，数据治理将成为小微企业融资创新的基础设施，也是破解制约小微企业融资信息瓶颈的治本之策。因而，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主动对接相关政府部门数据，综合利用内外部数据”就特别重要。这也启发我们，不少地方谋划建设的小微企业融资平台，必须跳出传统金融思维的窠臼，而是“功夫在诗外”，要与政务数据公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行业标准及评级评价体系等政策措施有机结合，从而打造出新型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平台。当然，打通这种关联需要政府、金融机构、第三方机构的协调合作，政府更多负责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并通过开源开放机制激励更多社会机构和金融机构参与，鼓励其在数据分析、模型构建、产品开发等方面展开竞争，以数据治理能力有力拓展小微企业融资新格局。
汇率波动，是研究A股财报，另一个不容低估的线索。
半年报报告期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经历了升值、稳定和贬值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2000基点左右的波幅。
汇率波动所产生的汇兑损益，对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产生了直接影响，不少影响比例显著。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以出口业务为主的纺织、工程机械、家电、半导体、电子等行业中，合计有25家上市公司明确在2018年中报业绩预告中提到了汇兑损益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其中14家企业由于人民币贬值获得汇兑收益，11家企业则因美元负债、毛利率下降等因素导致汇兑损失。
其中，最大的一笔汇兑损失达1亿元，直接造成该公司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
7月27日，多家企业在受访中反映：相比往年，今年上半年汇率波动的幅度较大。而尽管企业有应对汇率风险的手段，但汇率相对无法预测，仍然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
最高汇兑损失上亿
譬如，华灿光电（300323.SZ）表示，由于汇率变动较大，公司美元负债较大，对公司经营性业绩带来较大的影响。二季度单季由于汇率变动带来的综合损失影响约为4500万。
此外，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日度数据测算，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2.8%，这显示在市场供求力量的推动下，人民币汇率上半年总体上比较强势。尤其是前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大幅升值，已经让部分企业尝到苦头。
同类的案例并不少见。
路畅科技（002813.SZ）因汇率波动，上半年财务费用同比增长了757万元。
孚日股份（002083.SZ）在半年报中表示，本报告期内受汇率波动的影响，给公司带来了较大的汇兑损失。“2018年上半年与2017年上半年同期汇率比较差额平均约为-0.52元/美元，2018年上半年公司出口业务实现营业收入约为2.34亿美元，仅此一项就使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上半年，孚日股份净利润为1.9亿元，而汇兑损失就达到1亿元之巨。
7月27日，孚日股份证券事务部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该公司出口业务销售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较大，占70%左右。尽管上半年海外业务增长了3%左右，但一季度人民币升值产生的汇兑损失已经产生。
上半年，长虹华意（000404.SZ）预计盈利5800万-6200万元，同比下降50.95%-54.12%。业绩下降的原因中同样包括了汇率波动。
“业绩下降的原因除了汇率波动，也有原材料价格的影响。但我们做过样本测试，两个因素相比，发现汇率的影响对毛利率的影响更为明显。”7月27日，长虹华意证券事务部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
中信证券宏观分析师章立聪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现在人民币贬值是外销型企业乐于看到的结果，一来出口增加，二来美元收入可以兑换更多人民币。反之人民币升值，这类企业也会受到影响，尤其是一些替代率比较高的企业，交易方认为价格较贵，可能转而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造成出口额减少。
部分企业“躺着挣钱”
一般而言，对于出口型企业来说，公司产品外销业务和部分原材料采购主要以美元报价及结算，因此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变动将对公司经营业务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外销产品以美元结算，人民币升值，销售收入减少；外币应收账款折算人民币记账时产生汇兑损失，财务费用增加，反之，人民币贬值，公司将获得一定的汇兑收益。
这也意味着，汇率的变动趋势，对于另一些企业而言，并非“坏事”。
早在今年4月份，可立克（002782.SZ）在一季报中预测， 2018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28.65万元至4089.01万元，增长幅度为：-10%-40％；
熟料，到二季度，可立克修正了中报预告：上半年实现净利润预计为5200万-5500万元，同比增长78.04%-88.31%。
这一变动正是来自汇率变动。
作为一家典型的出口型企业，以其2017年年报为例，可立克5.88亿元营收来自于境外，出口销售收入占公司总营收的比例为63.61%。这一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断走高，可立克汇兑损益1340.09万元，而当年公司总财务费用才1193.53万元。
类似于可立克的上市公司并不在少数，随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断走低，不少上市公司“躺着”就能挣钱。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数据，上半年，佳士科技（300193.SZ）净利润约7870.14万元-9301.07万元，增长10%-30%；洲明科技（300232.SZ）净利润约19087万元-20996万元，增长40%-54%。
他们业绩增长的原因均包括了“人民币贬值”这一因素，其中洲明科技的汇兑收益在600万元左右。
被动应对汇兑损失
不难发现，同样是外贸企业、处于同一行业，对于汇率波动的反应也不尽相同。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这主要分两种情况。一是要取决于公司进出口业务的占比，当出口收汇金额大于进口付汇金额时，人民币贬值会产生较大的汇兑收益。二看是否有美元负债，如果有美元负债，人民币贬值会产生较大的汇兑损失。”
上述两种情况，前者如上文提到的可立克，后者华灿光电、兆驰股份（002429.SZ）是为典型。
7月27日，兆驰股份董秘办人士告诉记者，境外出口收入和境外采购成本基本可以相互抵消，但还是产生了不少的汇兑损失，损失主要源于美元负债。
“美元负债利率比较低，为了减少汇率影响，我们配比了一定的负债，去年取得了很好的收益，所以今年我们没有做套保，但汇率变动是没法预期的，今年的情况我们也有一些措手不及。和去年相比，由于汇率变动差值，公司财务费用上升非常明显。”上述董秘办人士说。
而在具体操作中，企业结算周期、方式的差异，也会对汇兑损益产生影响。“孚日股份企业规模较大，需要大量的现金流，采取一周一结的方式兑换，那么，在前期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时候，汇兑损失就大。” 孚日股份证券部人士表示。
佳士科技则按照报告期最后一天的汇率结算，即在6月29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境内收盘价为6.6246，较去年底贬值1.7%，因此汇兑收益增加。
综合上述情况来看，影响汇兑损益的因素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对那些本期汇兑收益增加的企业来说，可能还是“运气”占了上风。因为在谈及如何规避汇率风险时，他们给出的答案还是：“很难。”
佳士科技证券事务部人士表示，“公司能做的就是密切关注汇率变动，及时处理结算、及时买卖持有外币等，但汇率存在不确定性，没有办法预测。近期汇率变动大，公司也会对投资者进行相关的风险提示。”
兆驰股份董秘办人士表示，公司将从三季度开始逐渐采取套保措施、调节美元负债等方式。
雷曼股份也正在探索相关策略，但由于近期现汇率波动依然剧烈，公司还在观望之中。
上述企业的态度不难看出在汇率波动中的被动和困窘，因为即便采取了上述手段也不意味着万无一失。
7月24日，一名大型企业财务会计师对记者分析道：“公司可以制定汇率套期保值计划，其原理就是在买入现货后，马上在期货市场做一笔卖出交易，卖出的渠道是通的，但因外汇管制等原因，买入相对困难。”
花长春进一步解释：“企业可以通过NDF/DF来规避汇率风险，比如付出一定成本把汇率锁定在6.5，但这个成本取决于市场对人民币贬值预期。如果市场对人民币贬值预期强，成本就会高；市场对升值预期强烈，成本就相对较低。”
上述一位企业人士就告诉记者，“我们有做一部分锁汇，锁汇价格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低的时候，结果前期美元贬值，就亏了。”
晶体管之父”威廉·肖克利是离开贝尔实验室，并得到一笔投资后，才得以创立肖克利实验室的。而日后大名鼎鼎的“八叛徒”出走肖克利实验室，并得到了远在美国东海岸的一笔风险投资，仙童半导体才得以成立，这也被公认为是硅谷诞生的标志。
如今，繁荣的半导体行业出现结构性“人才荒”。为何会如此？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请看国际领先厂商的经验和开出的救治“药方”。（李艳霞）
又见裁员。
这次，是在繁荣的半导体行业。
博通在向美国证监会（SEC）递交的2018财年第二季度财报中表示，2017年11月完成对博科通讯的收购后，公司已于今年第一季度开始着手削减和此次并购相关的成本支出，并已完成了约1100人、涉及公司全部业务部门的裁员。博通还表示，公司正在进一步评估其资源配置和业务需求，并可能取消更多职位。
无独有偶。据外媒报道，曾在3月成功“抵御”了博通恶意收购的高通，为向投资人兑现削减10亿美元开支的承诺，也已开始进行数量为1500人的裁员，并且这或许还仅是该公司员工数量削减计划的一部分。
这似乎与半导体产业的繁荣有些不符。国际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协会（SEMI）的数据显示，2017年是半导体产业突破各种纪录的一年：全球芯片营收同比增长22%至近4500亿美元；2018年，集成电路预计将取得7%的增长。
不过，SEMI今年也多次表示，全球半导体行业正面临人才结构性短缺的制约。该协会主席Ajit Manocha表示，其成员企业仅在硅谷地区的空缺职位就有数千个，在全球范围这一空缺数字更是超1万。
但大厂裁员与人才结构性短缺并不矛盾。集邦咨询拓璞产业研究院研究经理林建宏认为，半导体行业有众多细分领域与子项，之下又再分有不同应用领域。“人才也有不同领域，比如裁撤FAE工程师，而转向增加AI相关的人才。”他表示，“（全球人才）对应的工作结构上短期会有缺额。”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白皮书（2016-2017）》也显示，目前中国集成电路从业人员总数不足30万，人才缺口达40万人。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从业经验为10年以上的人员则更少。巨大的人才缺口，成为了制约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关键之一。
半导体业“人才短缺”？
7月25日，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刘冉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SEMI所担心的全球半导体产业的人才短缺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体现，“在中国是因为我们起步晚、发展快，所以需要大力度培养大量的人才。”
而在美国，则是因为此前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许多厂商选择了将制造工厂转移向亚洲等地，而将前端设计保留在本土，这就势必造成了对人才需求的减弱。
“当时需求少了，选择相关专业攻读的学生就也少了。”刘冉表示，“此外，美国企业也经历过人才流失，包括韩国三星和早期日本的很多亚洲公司中，很多人才也是从美国企业流出来的。”
随着近年来美国厂商重拾本土制造，过去本土人才培养放缓与人才流失的恶果就逐渐开始显现。刘冉认为，在欧洲缺人原因也和美国类似或更甚，“这就造成了现在全球到处都缺人的情况。”
一位硅谷半导体从业人士的观察对此也有印证。她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由于近年来新鲜血液注入放缓，目前在半导体从业人员年龄上，一些美国公司的平均员工年龄明显大于中国等亚洲国家公司的员工年龄。
7月3日，应用材料中国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李薇也对记者表示，相比中国，美国半导体产业从业人员年龄结构方面确实会偏高。“就应用材料公司而言，在全球范围来说，中国分公司的员工年龄应该是比较年轻的。”她表示，“应用材料美国公司这两年也在持续招聘应届毕业生，并在应届毕业生的吸引、培训和留用方面下足了功夫。”
领先厂商的人才经验
频繁的人才流动曾长期是硅谷半导体产业的传统。林建宏认为，这和美国半导体产业的长盛不衰之间很可能互为因果。
“人才的自由流动，代表背后整体产业的兴盛，也代表公司有足够资金挖角儿，或是整体环境鼓励投资与创业。” 他表示，“另一方面，人才的自由转移也象征了公司有机会更多元、更强盛，这是人才转移带给整体产业的进步。”
相较之下，日本企业文化下人才从入职到退休的固定模式，则被外界认为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创新和企业新鲜血液的注入。
林建宏认为，从一而终的就业模式可能会造成厂商因循既有获利模式，从而使产业应对变化的能力下降。“面对产业因规模经济变化而需要新的业务模式，日本半导体厂商的应变速度较慢，这不仅是人才流动慢造成的，更与长久以来其集团运作的思维有关。”他表示。
不过，林建宏也指出：“任何科技公司，尤其是好的科技公司中，也一定有一批骨干是长久在职的。”
在应用材料公司看来，人才队伍的多元化对公司至关重要。“这也就包括年龄的多元化，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才年龄是多层次的，老、中、青都有。”李薇表示。
此外，除针对长期人才培养的一系列“星”计划，为员工提供全球发展的平台亦是该公司人才战略的重要部分。李薇向记者介绍，其就职应用材料公司的11年间，几乎每年公司都会向其他地区分公司输送中国的人才，“让他们去海外发展，并在一段时间之后派回中国。”
据她介绍，目前在应用材料美国总部就有20余位中国员工，在新加坡、欧洲等地亦是如此。
而目前在应用材料中国公司，也有很多人才来自台湾地区、韩国、日本、美国以及欧洲等集成电路产业较为领先的国家和地区。“这些人才对公司非常重要，他们经验丰富，可以帮助我们一起培养本土人才。”李薇表示。
“应用材料公司希望能够透过专业与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方案，培育出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领军人才，特别是在集成电路和先进显示制造业专用的材料工程解决方案方面，我们尤其希望培养出更多具备全球视野的行业领袖人才。”她说。
在半导体行业，领军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目前中芯国际的联席CEO梁孟松为例，其数次“再就业”曾在几家公司的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1992年，此前就职于美国芯片厂商AMD的梁孟松加入台积电。其在台积电的17年中，为后者的迅速崛起做出了重要贡献，台湾媒体曾称他为台积电2003年成功研制130纳米“铜制程”的“要角”。
据Statista收录的普华永道数据，2008年全球晶圆代工产业市场规模已达244亿美元，而台积电当年的财报显示，其在2008年营收已达到了3332亿新台币（按当时汇率约合101.7亿美元）。
2009年初，梁孟松从台积电离职，并于2011年正式加入了韩国三星电子，此后这个曾被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称作“雷达上的一个小点”的公司通过14纳米制程，成功抢得苹果iPhone 6s的A9芯片和高通骁龙820芯片等重要订单，让台积电筹备多年的16纳米制程初尝败绩。
2017年10月，梁孟松又正式加入中芯国际，担任联席CEO的同时主掌研发部门。2018年6月已有消息称，中芯国际目前最新的14纳米FinFET制程研发已接近完成，试产良率已可达95%，距离2019年正式量产的目标似乎已不远了。
寻解“人才荒”良药
近年来，中国致力于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并希望实现全产业链的发展。
李薇认为，与中国大陆相比，日本、韩国、美国、欧洲和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均起步较早。“中国是2014年集成电路产业大基金建立以后发展比较快，之前也经历了起伏。”她表示，“从产业本身看，中国还尚未形成比较系统的产业链，在产业大环境上落后于上述地区。”在她看来，中国目前离“全产业链”发展仍存在距离。
“我们的产业和企业现在还是比较偏向于制造端。”她表示，“在整个集成电路产业上，企业的核心技术可能还不是那么具有竞争力。另外，企业也没那么成熟，产业链也有限。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个人认为我们的人才培养可能也还是比较偏向于后端制造。”
林建宏认为，目前全球半导体人才格局是一流研发在美、日、欧，一流工程在韩国和台湾地区。美、日、欧得益于产业较为多元，人才并非集中于半导体，有更广泛的基础科研，人才可通过跨领域的交流引领新技术导入；而台湾地区和韩国，虽在过去二三十年实现了半导体产业迅速崛起，但产业较为集中也导致了一流人才集中于工程领域。
他表示，如果中国半导体产业仅局限于“追赶者”的角色，将把人才的培养引向工程领域，“但中国本身是大市场国家，有多元的工业，应该有机会培养出一流的研发人员。”
“整个产业的成长还需要一个过程。”李薇表示，“受限于产业大环境，以及我们在整个产业链上的部分缺失，我们的企业缺少一些行业内的专家、师傅，能够去带领年轻人，为他们提供很好的学习平台。”
因此她认为，作为全球材料工程解决方案的领导者，应用材料公司在全球拥有众多合作伙伴，在中国也有很多业界专家，员工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全球最先进的一些理念，其新产品推出也非常块，这都给员工接触最先进的技术提供了机会。
而企业之外，校企合作或会是人才培养的一剂良方。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刘冉和应用材料中国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李薇均对记者指出，在半导体人才的培养上，高校和企业势必要联手。
近年来，应用材料公司已与包括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国内顶尖高校通过于校内开设定期的系列专业讲座的方式进行了合作的初步尝试。
刘冉曾先后长期在美国国家标准技术局（NIST）和摩托罗拉半导体部（已为恩智浦收购的飞思卡尔的前身）就职。在他看来，得益于产业起步较早，美国有着大量并具有相当经验的技术人员在离开企业后去高校任教，这些技术人员大都曾长期在领先半导体企业关键岗位任职。
另一方面，美国半导体企业内部也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完善的培训机制，这也与美国高校输送的人才背景有关。“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去集成电路公司就必须是微电子专业出身，但美国高校就比较少有专门的微电子专业和院系。”刘冉表示，“半导体企业需要的是方方面面的人才，包括材料、化学、物理等众多背景。”
而受制于产业起步较晚，这两点上中国企业和高校均还难以具备。因此，刘冉认为，基于当前高校多是基础性、原理性教学，企业培训则是针对性和应用性强的现状，无论是企业到高校来进行技术培训，还是高校到企业去进行基础培训，双方的联合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们和应用材料合作的讲座效果是很好的。”他表示，与业界领先企业的合作也还需要磨合，以扩大受众群体并更具针对性。
6月6日，应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联手复旦大学举办的首次半导体技术系列讲座的最后一场正式结束。自3月21日首场讲座起，该公司的多位资深技术专家在此期间于复旦大学开展了累计7期讲座，涵盖了前道与后道工艺的整合及模块技术和设备，图案化与光刻，工艺诊断和控制等多个主题。
行业资讯机构VLSI Research数据显示，以2016年营收计算（基于在全球的半导体设备及服务销售业绩），应用材料公司再次以98.76亿美元的规模及17.9%的增长率成为全球第一大半导体设备公司。
作为首家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芯片设备制造公司，应用材料公司通过设立全球培训中心、开展各类“星”人才计划、举办工程师技术赛事、支持上海“明日科技之星”项目等理论与实际并重的方式，进行着本土科技人才培养的实践。近年来，该公司又将这一实践的范围拓展至了“企业走进学校”。
在全球半导体产业近年繁荣背后，“人才短缺”的隐忧已引起包括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在内的多方重视。作为全球半导体和显示制造设备领域的龙头企业，应用材料公司也在发力长期人才培养，以应对全球层面潜在的行业人才短缺，延续近年来该产业繁荣增长的势头。
“头号招聘挑战”
2018年1月，SEMI主席兼CEO Ajit Manocha在致各成员公司CEO的信件中表示，2017年是半导体产业突破各种纪录的一年：全球芯片营收同比增长22%至近4500亿美元；半导体设备销售额增长36%；2018年集成电路和半导体设备预计分别将取得7%和11%的进一步增长。
而这背后也有“坏消息”。“半导体产业在吸引新人才进入电子制造供应产业链上显得有些挣扎，尤其是在半导体制造领域。”Manocha写道，“若不能一道迅速展开行动，我们将眼见增长停滞。”
在1月进行的SEMI产业战略座谈会上（ISS），应用材料公司CFO Dan Durn更是将吸引新人才称作“头号招聘挑战”。Durn表示，调查显示77%的业内公司高管认为产业正在经历严峻的人才短缺。Manocha也指出，目前SEMI会员企业仅在硅谷一地的空缺职位就有数千个，在全球范围更是有超过10000个空缺职位。
一段时间以来，谷歌、亚马逊、Facebook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在吸引人才方面越发强势，而反观半导体行业，却是人才要求高、培养周期长，并且薪酬未必较互联网企业更具吸引力。
在应用材料中国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李薇看来，半导体行业人才门槛高、培养周期长的挑战确实存在。“半导体行业人才的培养可能需要5年以上的时间。”她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但至于薪资部分，薪酬福利体系的设计则需要考虑很多综合因素，其中公司整体的人才战略有很大影响。”
多元化，全面激励体系
谈及应用材料公司的整体人才策略，李薇认为，全面薪酬体系的建立和人才队伍的多元化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李薇看来，目前在中国，各大半导体企业均非常重视人才的保留和吸引，在薪酬福利设置上也都大同小异。“由于设计理念和公司文化不同，有些公司浮动薪资即奖金会在收入中占比多一些。”她介绍说，“但是在应用材料公司，固定薪酬在薪酬福利中占比很大，这带给员工很强的安全感，也是公司对员工的承诺和责任。此外，我们也有以绩效为导向的奖金系统，和个人、部门、公司绩效密切挂钩。”
除去现金收入，员工持股计划与员工购股计划亦是这一薪酬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定层面的员工，他们可以持有公司的股份，即直接给股。这与他们的业绩以及层级挂钩。”李薇表示，“这在我们的长期人才保留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股票的持有是一个长期的激励。”
此外，应用材料公司的全体全职员工均可以用优惠价格购买公司股票。“他们可以在认为合适的时候去抛售，享受到公司成长过程中带给员工的红利。”她说。
“多元化”也是应用材料公司坚持的组织发展方向之一，除了种族、信仰、年龄的多元化，也包括性别的多元化。“公司这两年一直致力于招聘更多的女性工程师，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李薇表示。
应用材料公司在员工中搭建了“女性职业发展平台”（WPDN），并在全球各地的分公司设有分支，包括中国的上海和西安。应用材料公司方面表示，就中国团队而言，此前女性较为集中的部门还更多为采购、财务、人力等办公室部门，但近年女性工程师比例已开始大幅增加。
“以校招应届毕业生为例，2018年新入职的应届毕业生人数不但较2017年增加了50%，其中2018年新入职的女性应届毕业生人数更是呈现倍数的增长。”李薇表示。
本土培养领军人才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白皮书（2016-2017）》却显示，目前中国集成电路人才缺口达40万人。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从业经验为10年以上的人员更少。巨大的人才缺口，和半导体产业较长的人才培养周期、较高的进入门槛有关。
李薇认为，应用材料公司当前也遭遇类似困境。“我们现在也是发展很快，大量需要各种人才。”她表示，高校的理论教学与企业实践的结合在加速人才培养中尤为重要。
人才势必需要企业及高校携手共同培养，而相较于学校走入企业，应用材料公司认为企业走入学校的模式更胜一筹。“学校走进企业，更多是短期的参观。”李薇表示，“企业走进学校，则可以为学校带来最新的前沿科技理念，更新的专业设置，也为学校带去有实操经验的技术人才进行技术案例分享。”
与复旦大学的合作之前，应用材料公司已于2017年12月与清华大学合作举办了题为半导体工艺技术路线图之发展与变革报告的系列讲座，并计划未来与更多本土高校展开合作，推进专业技术讲座的校园普及。
在公司内部，应用材料公司通过“师徒”和“伙伴”的配置，为新员工提供有经验的师傅和伙伴帮助新人成长。除了新员工，针对员工不同的工作内容与服务年资，应用材料公司也都提供专属的、立体的人才培养模式。
李薇强调，“应用材料公司希望能够透过专业与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方案培育出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特别是在集成电路和先进显示制造业专用的材料工程解决方案的领军人才，尤其希望培养出更多具备全球视野的行业领袖人才。”
科创生态共同体是在科技部支持下，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转化基金、国投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国投高新（深圳）创投基金、国投宁波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等为纽带，联通地方政府、投资机构以及社会资本等发起人。目的在于打造开放式的信息共享平台和高效率的投融资服务合作平台，引领带动社会资本和各类资源向科技成果转化集聚。
“我们现在有很多好项目，有很好的市场、产业和商业价值，但是找不着资金。一些资金充裕的单位找不着好的项目。”7月27日，科技部副部长黄卫表示，“今天这个峰会给我们搭建了合作平台，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国家研发计划的投入。”
7月27日，国投创业总经理高爱民透露，目前国投创业管理的4只基金已累计完成投资项目超过50个，投资金额近70亿元。“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局。”
科技部与央企首度合作
7月27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物研究院副院长杜冠华指出创新药的研发转化风险比较高，需要战略资金支持。而在装备制造领域，同样亦存在高风险的研发转化问题，这样的重大领域需要长期的资金培育。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转化，2016年12月国家开发投资集团联合科技部发起设立了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该基金主要投资布局重大专项10个民口的大部分领域，涵盖高端芯片、集成电路装备、高端数控机床、增材制造及激光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安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新药创制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军民融合技术。
今年5月，科技部与国资委制定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央企业创新发展的意见》，紧接着7月27日当天科技部和国投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成为首家与科技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央企。
近年来，科技部加强与社会资本合作，引导地方政府、民间资本共同设立专业化子基金，通过对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投资引导，带动社会资本参与科技成果转化，实现财政资金的引导和示范作用。截至目前，以国投管理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转化基金、国投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为代表，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已设立14只子基金，一大批重要科技成果加快转化落地。
以基金投资培育新产业
“国投探索出了一条以基金投资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有效途径。”7月27日，国投董事长王会生说。
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转化基金为例，该基金由科技部和国投联合发起设立，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由国投旗下国投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创业）受托管理，是国内唯一一只定位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转化的基金。该基金首期规模100亿元，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金额近50亿元，对社会资本的带动效应达15倍。
重大专项基金聚焦国家战略目标，围绕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领域，投资布局了一批有标志性和影响力的项目，加速助推科技成果转化。
中微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是该基金投资的企业之一，该公司资深副总裁杜志游表示，半导体不仅是个超前投资，且资金需求庞大，需要有耐得住寂寞的投资人长期投资支持才能见到成效。因此，像国投这样的国字头基金，才能给予足够的支持。
“国投探索出了一条以基金投资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有效途径。”王会生说。
科技成果落地仍存问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发现，众多科技企业和专家表示目前科技成果落地尚有诸多问题。
除了资金问题，还有人才问题。7月27日，大连光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德海表示，人才是企业的核心。“对大连光洋来说，我们需要的是各个层次、各个层面的复合型人才，尤其指各层系统架构设计人才。而这必须是长期锻炼在企业研发一线才能培养出来的。”
“比起国外的研发环境和人才密度，中国的很多新药研发企业都缺少这种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才，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7月27日，北京百奥赛图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沈月雷谈道。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张国铭表示，尽管国家已经出台了多项措施鼓励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企业融资，但是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贷款利率依然高于国外水平，融资困难等问题依然存在。另外，新兴企业信用评级不够，传统的融资贷款渠道难以行得通，除了创投基金支持外，更应该促进新兴企业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另外，企业在科技成功转化的过程中居于主体，尤其是基础产业投资转化的过程长，见效慢，尤其应该受到国家战略的重视。
“目前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主要面临三项难点，一是在产业化过程中市场需求不明确，二是企业原有的平台对于成果转化所需要的新机制会产生制约，三是新企业利益分配机制将会发生变化，股权分配等问题对于企业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360安全技术吴云坤表示。
7月27日，赛马投资董事总经理梅胜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新兴企业在资本进入之后存在的种种困难，主要是由于其技术不成熟，设备应用场景不熟悉，团队内部不稳定等原因造成的。因此，投资者在注资前要对企业进行充分调研访谈，了解企业上下游情况。
科技日报社副社长房汉廷表示，国投创业有一个理念他很赞同，要为创新提供创新资本。“应该把社会资本、技术资本、企业家资本和创新资本综合起来，给他们创新融合聚合的一个空间。我们不能再把技术做一个单独的要素，只有综合的力量驱动，创新才能够形成，才能走得更远。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唐钧 李军
近日，疫苗质量与监管备受关注。事关国计民生和人民生命健康，合格的疫苗在预防疾病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必须重视医药监管体制和疫苗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全方面地落实“大健康”的共识。
在2016年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2017年，在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再次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习总书记围绕“健康”为核心的一系列讲话，向全世界宣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正在积极融入关于“大健康”的国际共识。
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问世。世界卫生组织的英文名称是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WHO。按照英文的本意直译，世界卫生组织应该是“世界健康组织”，因此必须要给“健康”下个定义。这就是：“健康不仅是不生病或不衰弱，而且还是身体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完好状态。”
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实际上是有针对性的。在20世纪中期以前，人类的第一杀手是诸如鼠疫、疟疾、霍乱、天花、伤寒、痢疾等的急性传染病。譬如公元14世纪流行于欧洲的黑死病，就是鼠疫，夺走了2500万人的生命。又如公元19世纪末中国爆发的大瘟疫，也是鼠疫，造成了1200万人死亡。
但从18世纪开始，国家对公共卫生的倡导以及直接干预，疫苗和抗生素的发明并实现了工业化生产，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最终使人类有效地控制了急性传染病。但是，这使医学界相信，只要以严格的科学实验为基础，找到“神奇的子弹”，并对症下药注入人体，就可以清除或控制病变。过去致人死命的传染病，现在几个小时就可以治愈了，一时间，人们都认为医学的潜力是无所不能的。
到20世纪60年代，传染病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被有效控制。但是，正当全世界为此而欢欣鼓舞时，人类的疾病谱却悄然地发生了变化。被认为是长期罹患并且难以治愈的慢性病取代了传染病，成为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在当今世界，心脏病、癌症、脑卒中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经成为人类的第一杀手。
20世纪中期以来，虽然为了战胜慢性病，医学研究得到大量资金，但研究思路还是依照寻找“神奇子弹”的思维定式，没有关注是否应该从一开始就预防疾病的发生。最终，技术力量掌控医疗卫生系统，不光是医护人员，就连社会公众也认为医疗技术是治病救人唯一的解决之道。医院热衷于配备新的医疗设备，医疗开支也随之上涨，这必然推动医疗保障费用大幅增长。
实际上，人类疾病谱从传染病向慢性病的转型本身意味着，理性的发展路径是要求医学面对“整体的人”的健康问题，这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有远见地提出完整的健康定义的时代背景。
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又提出人类健康的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烟限酒和心理平衡”。
此前发布的一个报告中，列出各种健康的影响因素的占比：生物学因素占15%，物理环境占17%，行为和生活方式占60%，而医疗服务仅占8%。
以上就是与“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相关的国际共识和国际经验。在当今世界上，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做好健康管理。
既然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那能不能创造一个新价值体系。如果从绝对健康到绝对不健康实际上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数字集合。我们的健康状况，实际上就在线段的某一点上，并且受到生理、心理和社会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大多数人属于健康或亚健康状态，没有必要即时将他们和疾病相联系，他们需要的是健康管理。当然，也有少数人的健康状况靠近另一端，他们才是亟需医疗服务的。
因此，就以上分析来作制度安排，必须是健康管理向前，医疗服务殿后。这样说，并不是不重视医疗服务，而是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让医院和医生能够集中精力去治病救人。再看我们的中医，讲究“治未病”，其本意并非是治疗、治病，而是在未病时重视调理养治的意思，可以说与健康管理意义相近。
实际上，现在政府有关部门也开始考虑健康管理前置的问题。但是，到真正要制定政策时，似乎一时间还找不到抓健康促进和健康管理的“抓手”。北京立方社会经济研究院正在做的一个课题是“功能健康测评”，就是利用人体生物电感应原理和电阻抗检测技术，测量和采集被评估者的运动、消化、呼吸、神经、循环等9大系统的220多项指标。课题通过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并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和统计学的聚类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做出了健康测评的标准。
在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就可以找出以上所说的被评估者的健康状况在从健康到不健康的线段上处于哪一点。譬如最前面15%属于健康状况良好；中间有三段属于亚健康状态，包括20%的中间偏上状态、30%的中间状态和20%的中间偏下状态；对于健康和亚健康状态的被评估者，可以分别开出运动、营养、康复等处方，也可以由中医来“治未病”。至于最后的15%，则属于健康状况不良，甚至恶化，那就需要医疗服务殿后了。
我们期望，通过健康检测和健康管理，将新的健康理念融入我们的生活，并成为国家支持下的一个社会健康化的社会行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习总书记提出的“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7月27日，尽管夏日炎炎，“四叶草”状的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外仍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道路、桥梁、停车场、指引标等设施建设如火如荼。
一百天后，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下称进博会）将在此迎来确认参展的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800多家企业，预计到会的国内外采购商将超过15万人。
21世纪经济报道在现场获悉，首届进博会包含9个展馆，展览面积达30万平方米，将组织100余场配套现场活动。内容上，进博会最大的亮点在于其集博览、交易、论坛于一体。
其中，国家贸易投资综合展类似一场“小世博会”，目前共80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企业商业展展览面积27万平方米，相当于进口版的“广交会”，目前招展情况大幅超出预期；虹桥国际经贸论坛则相当于中国版的“达沃斯论坛”。
进博会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也是全球唯一一个要求展品100%进口的国家级大型博览会，进博会严格执行“双境外”原则，这使其他国家和地区能分享中国的发展红利。
进博会也是中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宣示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动作为，中国决心将其打造成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标志性工程。
博览交易论坛“三合一”
首届进博会由商务部和上海市共同主办，将于今年11月5-10日在上海举办。
据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首届进博会将使用9个展馆，展览面积达到30万平方米，共有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800多家企业确认参展，预计到会国内外采购商将超过15万人。
进博会最大的亮点在于其集博览、交易、论坛于一体的内容设置。
其中，国家贸易投资综合展展览面积3万平方米，相当于一场“小世博会”。该展览将邀请相关国家和地区展示贸易投资领域情况，只展示不成交。据悉，截至目前，参展国家数量大大超过预期目标。
在7月27日首届进博会“倒计时100天”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介绍，目前共80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这80个国家遍及五大洲，包括发达国家21个，发展中国家50个，最不发达国家9个。其中70多个国家已确定了展示内容，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产业状况、投资旅游以及特色产品等，还有不少国家拟举办配套活动。
企业商业展展览面积27万平方米，相当于进口版的“广交会”。 其中，货物贸易板块包括智能及高端装备、汽车、消费电子及家电、服装服饰及日用消费品、食品及农产品、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6个展区，共24万平方米；服务贸易板块1个展区3万平方米，主要展示新兴技术、服务外包、创意设计、文化教育、旅游服务、物流服务、综合服务等。
王炳南介绍，比照国际权威机构数据，首届进博会展览规模已跻身全球商业展的前列，2800多家参展企业全部来自境外，平均每家企业参展面积近百平方米，签约参展的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达到200多家。
据截至目前的初步统计，参展企业将会带来100多项新产品和新技术，全面呈现国际最尖端、最前沿、最具代表性的产品及服务趋势，众多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企业也将携本国特色优质产品前来参展。
虹桥国际经贸论坛则相当于中国版的“达沃斯论坛”。该论坛将由一场开幕式和三场平行论坛组成。
开幕式主论坛以“激发全球贸易新活力，共创开放共赢新格局” 为主题；三场平行论坛分别聚焦“贸易与开放”、“贸易与创新”和“贸易与投资”等议题，旨在通过共商共议、共谋发展、共解难题，将论坛打造成为支持贸易自由化、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高层次国际交流平台。
王炳南介绍，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国工发组织已正式确认作为论坛合作单位，世贸组织阿泽维多总干事等多位嘉宾已明确参会意向，部分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也已确认参会。
企业商品“双境外”
进博会不是一般性的会展。
和一般博览会境外产品占比30%左右不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严格执行“双境外”原则，即参展的必须是境外企业，商品必须100%来自境外，中国企业则主要参与采购和交易，是实实在在的“进口”博览会。
“进博会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也是全球唯一一个要求展品100%进口的国家级大型博览会。也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后的一个全新的国家级展会，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新时代’的第一展。”上述负责人表示。
首届进博会的主题口号是“新时代，共享未来”。王炳南表示，中国将此打造成全球包容、开放合作、互惠发展的新型国际公共平台，让世界共享“新时代”中国发展成果，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贡献中国力量。
“举办进口博览会，是着眼于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我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和行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今年我国四大主场外交活动之一。”他表示。
7月25日，商务部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所所长梁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主要国家政策内顾倾向抬头，贸易摩擦和投资保护不断加剧，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面临严峻考验。
在此背景下，由中国主办的进口博览会是一个“买全球、卖全球”的开放性平台，充分体现了中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发展自由贸易的一贯立场，明确释放了反对保护主义、建设和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积极信号。
梁明指出，从外部看，进博会将成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大行动、推动全球包容互惠发展的公共产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从内部看，它也是中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宣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措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动作为。
“从时间上看，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进口博览会将成为中国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标志性工程。”
梁明指出，中国通过扩大进口，支持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便车”，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实实在在的出口市场、发展机会和就业机会，增强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使其他国家能分享中国发展红利。
同时，这也反映出中国正以更加自信的心态、更加积极的姿态向全球扩大市场开放，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发展开放型经济，彰显中国实力和担当，是我国开放大国自信和气度的重要体现。
中国决心将这一盛会打造成国际一流的博览会。为支持办好首届进口博览会，各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便利化措施。
比如，在主要口岸设置专门礼遇通道，优先办理手续，对暂时进境展品由办展方统一提供税款担保，延长ATA单证册有效期至一年，简化参展手续免于展品验核食品标签，支持保税展示交易，扩大适用范围等等。
企业招展远超预期
王炳南表示，举办进口博览会的消息一经公布，就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热烈响应，各国企业参展报名踊跃，目前，企业展招展工作顺利结束，招展成果远超预期。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招展方面的一位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首届进博会迅速完成了招展工作，然而许多企业都想来参展，在后面排队的企业还有好几万，目前已有一些企业在网上提交了第二届进口博览会企业展的报名表，包括多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在首届进博会“倒计时100天”之际，7月26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服装服饰及日用消费品展区、消费电子及家电展区展商客商展前供需对接会”在沪举行。来自境内外的200多家展商客商齐聚一堂，进行了初步对接。
参加此次供需对接会的展商客商纷纷表示，进博会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广阔、开放、自由的平台，企业对首届进口博览会的盛况和成效充满期待，希望能在展会上获得更多商机。
对接会上，苏宁易购上海大区和谐和谐事务总监王磊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进博会为苏宁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作为国内大型互联网零售企业，苏宁将和世界上众多的优质品牌在这一平台进行沟通，成为嫁接品牌和中国消费者之间的桥梁。
他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一轮规模空前的消费升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进口优质商品消费意愿不断增强，其调查显示，家庭月收入超过2万元的消费者都购买过进口商品，且最近一年内已经或有意购买进口商品的占比高达86.6%，这为进口创造了巨大的机遇。
王磊介绍，在海外市场上，苏宁正在运行全球千亿（人民币）采购计划。未来三年，将推动超过5000个海外品牌进入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比如，在欧洲，我们最近发布了2018-2020直采计划，将拿出100亿人民币用于欧洲采购。”
另一方面，到2018年底，苏宁将在全国新开5000家互联网门店，到2020年,苏宁线下门店要达两万家,交易规模则要冲刺四万亿，从而为进入到中国的外国品牌提供全渠道服务。
米技国际控股执行董事、主席及行政总裁季残月同样将目光瞄向了消费升级，她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环保、安全性等方面，电能炉灶是发展的大趋势，德国的电灶普及率已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而在中国，这一普及率仍然只有个位数，这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中国是一个接受新事物非常活跃的国家，我们希望能通过进口逐步把这一市场做起来，进口博览会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中国也在积极推动博览会上的商品达成成交。今年5月开始，中国指导各交易团结合各自市场需求和产业特点，广泛动员进口代理商、经销商、批发零售、生产和服务企业等各类客商参会交易。
王炳南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已组建38个交易团、500多个交易分团。截至7月26日，在线上报名注册的企业和机构超过6万家，预计到8月底报名注册完成时，国内外采购商将超过15万人。
货币政策的“调整”让某地方大型民企负责人孙刚（化名）突然感觉到“好日子又回来了，上周当地三家银行主动找到我洽谈续贷。”而在三周前，他主动上门希望银行能对部分贷款进行展期，还吃了闭门羹。
在贷款展期申请被拒的情况下，孙刚也曾尝试发债融资，但由于近期民企信用债违约事件迭起而被金融机构直接叫停，发行结构性资管产品融资则因《资管新规》而搁置，但到今年9月底，企业需要偿还约1亿元银行贷款。
“续贷让企业赢得了喘息机会。”但孙刚兴奋之余，又担心货币政策结构性宽松，会让自己遭遇新的烦恼。
“2008年次贷危机后银行释放天量信贷，为响应地方政府经济转型发展要求，我们通过加大债务杠杆方式将主营业务从工程机械设备制造，扩大到新材料、太阳能光伏与物联网等，负债增加，一度在去杠杆过程资金捉襟见肘，如今货币政策趋于宽松，近日地方政府希望当地民企能把握机会尽可能多地获取信贷资金加大新项目投资，又让我们可能走上债务驱动发展的模式，背负新的高杠杆压力。”他感慨说。
这些年的艰难融资历程，让孙刚感悟到，在货币政策松紧交替期间，只有做力所能及的事，赚自己有能力把握的钱，才能确保企业稳步前行，避开负债驱动发展的诱惑与风险。
续贷旨在防范坏账
这次“幸福”的确来得有点突然。
“银行方面告知，这主要得益于7月中旬银保监会召开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做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座谈会。” 孙刚说，相关部门要求大中型银行要充分发挥“头雁”效应，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合理确定普惠型小微贷款价格，带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实际贷款利率明显下降。逐步降低对抵押担保和外部评估的依赖，从源头上降低小微企业融资费用负担。
为此当地多家银行迅速响应，额外追加了小微企业与地方优质民企的信贷投放额度，并将当地有高新技术研发能力与稳健经营能力的民企与小微企业优先纳入信贷投放对象，孙刚创建的企业在当地无论业务规模还是技术创新能力都相当突出，因此备受青睐。
“这一下子解决了我最头疼的资金问题。”目前孙刚的企业旗下多个技术创新孵化项目的确急需资金，比如新材料项目刚从技术研发进入产品设计，正打算开始布局市场，物联网项目则在运营一段时间后，需要投入新资金进行市场推广。
不过，他发现，银行在积极放贷降低利率同时，还“留了一手”：“以往银行信贷部门和我洽谈续贷，现在多家城商行派出投行+信贷部门人士过来，帮我设计所谓的创新型信贷产品。”
以新材料项目融资为例，一家股份制银行当地分行在提供贷款的同时，希望孙刚与银行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即新材料项目业绩发展达到一定水准，银行有权寻找第三方基金入股投资，部分入股资金将直接偿还银行贷款（不影响企业资金流）；反之新材料项目运营受挫，孙刚所在企业需将工程机械设备销售款优先用于偿还这笔贷款（相关销售回流资金账户必须设在这家银行）。
此外，部分银行针对工程机械设备业务计划引入新型供应链金融信贷模式，即孙刚所在的企业向银行递交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名单，经银行风控部门审核后，银行可以以供应链金融形式给部分上下游企业放贷，且贷款形式属于信用贷款，不像以往需要孙刚拿出土地厂房与企业家房产作为贷款抵押品。不过，一旦上下游企业出现还贷逾期，银行有权从孙刚企业其他销售回款里先扣除资金“还贷”，等到这些企业还贷后再还给孙刚。
在他看来，这些措施并未降低银行对资产抵押品的依赖，只是还款“担保”方式换了花样。更重要的是，新贷款利率并未明显降低，名义上比以往降低了15%，但扣除相关手续费后，实际贷款利率较以往仅下降了不到5%。且孙刚发现，所谓银行加大民企与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更准确的来说是“借新还旧”。
“我粗略估算，这些银行给我的续贷额度，大概80%用于偿还现有贷款与结构性融资产品，真正能用于业务经营拓展的信贷资金不到20%。”孙刚因此认为，银行如此殷勤，还是担心民企资金链吃紧出现贷款逾期，最终触发银行坏账率飙涨。
“两家银行在续贷谈判期间一直询问我何时启动上市，并暗示企业尽早上市就能一次性还清贷款，无需再为四处融资借新还旧奔波。”孙刚透露。
但当前，对孙刚而言，能拿到续贷资金才是最重要的，否则9月贷款到期时，资金链捉襟见肘，他根本没精力拓展业务。他也承认，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中美贸易争端升级等压力下，续贷的确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让他能够腾出更多精力优化经营决策，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确保企业稳步发展。
最怕地方政府“加项目”
在庆幸得到续贷资金之余，孙刚的担忧就是这些年每逢信贷宽松，地方政府鉴于推动经济转型发展，都会希望当地民企“用活”新增信贷资金，加大对新兴产业、新项目的投入，无形间让企业背负上了“债务驱动发展”的压力。
“上周地方政府已找了地方多家大型民企负责人沟通，明确提出希望借助此次货币政策结构性宽松与积极财政政策落地机会，加快当地新经济转型发展与重要基建项目的建设。”孙刚告诉记者，尽管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并没有明确要求企业家加大新经济项目的投入，但暗示在当前地方融资平台与房地产贷款受限的情况下，地方相关部门正着手制定新的新经济产业扶持政策，引导当地企业加快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环保新能源、新零售等领域布局。
“坦白说，我现在有点害怕多元化布局。”孙刚直言，此前一轮多元化布局尚未实现理想效果，高债务杠杆问题则早已浮出水面，迫使他过去两年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解决资金周转与借新还旧问题。
2013年初，当地政府提出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孙刚认为这是企业规模扩张的好机会，一口气将业务范畴扩展到太阳能发电、清洁能源、新材料与物联网等领域，而如今这些项目要么刚进入投产运营，要么因市场环境变化导致经营压力骤增，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提升技术研发能力寻找新的市场突破口。
若企业此时再将新增信贷资金用于新项目投资，将令企业在“债务驱动发展”道路上越走越远，孙刚坦言，自己偶尔会想到“最坏的情况”——一旦未来货币政策再度收紧，各个项目融资压力接踵而至，企业很可能真的倒在高负债杠杆与资金链断裂身上。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积极财政与货币政策宽松的共振下，相关地方政府与企业负债率与杠杆率再度走高，最终导致政策再度回归去杠杆，到时企业会不会再度陷入银行抽贷与融资困局，最终出现最坏情况。”他感慨道，越是货币政策宽松，企业越要居安思危——尤其当企业“拿钱”（银行信贷）容易，开始投资“随意”时，必须回想一下当年去杠杆与紧信用时期业务布局多元化所带来的“苦果”
五年前，本报曾独家调查ST中安资本挪腾的前世今生，这只股票在2015年牛市显赫一时。彼时，股民的狂欢与公司内部欠薪，“相映生辉”。 高估值、高溢价、高承诺的“三高”问题，是2014年和2015年那批借壳潮的典型特征，近期不少风险案例，正是与此相关。 监管层7月27日晚间一纸公告，对于风险企业的处理模式，一系列变化正在发生…… 当然也不讳言，宏观经济的变化亦为上市公司经营带来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
学会如何辨别风险，应对未知，刻不容缓。（李新江）
邪不压正。
7月27日晚间，证监会官网发布《关于修改<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的决定》，着重强调，对有关重大违法公司，特别是严重危害市场秩序，严重侵害群众利益，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坚决依法实施强制退市。
其背景是，一系列上市公司风险事件显露，甚至不少涉嫌违法违规。
7月27日，ST长生（002680.SZ）和*ST百特（002323.SZ）分别画出9个、16个一字跌停白线，双双创出上市以来的新低。
这两家上市公司一北一南、相隔千里，却拥有同一个身份：借壳上市资产方。
尤其是最近两年，证券市场不断爆出造假大案：从*ST保千（600074.SH）和ST中安（600654.SH）虚增估值案，到*ST百特跨国造假案，再到近日的ST长生疫苗造假案，件件触目惊心。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方跟踪发现，上述上市公司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借壳上市资产方。
这是偶然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必然原因？在业内投行人士看来，答案更像是后者。
A股史上最多跌停板纪录也被上述造假公司频频打破。ST中安是2017年度的最惨股票，曾连续出现17个跌停；2018年，*ST保千走出了29个跌停板，创下A股跌停板纪录。
借壳板块频出造假大案
北京的一家上市公司，成就了多位亿万富豪，两位重要股东却隔着大洋，突然“杠”上了。故事很简单，并购标的在三年对赌期满后，业绩突然大幅下滑，原大股东要派人去查账，并购重组进来的股东，就成了惊弓鸟……
回望A股借壳史，2014年和2015年是史上罕见的借壳高峰年。Wind数据显示，这两年成功实施借壳的公司高达62家，其间也涌现出“巨无霸”资产。
比如绿地集团655亿借壳金丰投资、分众传媒457亿元借壳七喜控股、石油工程公司241亿借壳ST仪化、海澜之家130亿借壳凯诺科技等。
承借壳旋风，2015年3月23日，彼时的黄海机械因控股股东筹划重大事项停牌。三个多月后，黄海机械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草案以及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表，宣告被长春长生借壳。此时，疫苗大佬、ST长生实控人高俊芳携其夫张友奎、其子张洺豪粉墨登场了。经中企华评估，长春长生100%股权按收益法评估价值为55亿元，较其合并报表净资产账面值增值44.38亿元，增值率高达417.49%。
如此高估值的背后则是高业绩承诺。高俊芳等人承诺，长春长生2015年-2017年期间的利润数不低于3亿元、4亿元和5亿元。借助于疫苗的高毛利，长春长生的三年业绩承诺都圆满完成了。不过，有无业绩造假需要等待已介入长生疫苗案的国务院调查组、证监会、药监局等调查结果。
高估值、高溢价、高承诺的“三高”问题正是2014年和2015年那批借壳潮的典型特征，这跟当时市场正值发烧的牛市、疯涨的壳价也不无关系。
潮水过后才知道谁在裸泳。在那批“三高”借壳资产中，滋生了不少造假大案。包括ST中安借壳飞乐股份时置入资产评估值虚增15.57亿元、虚增2013年营业收入5515万元；*ST保千借壳上市时虚构9份假协议，虚增2.73亿估值。
为了实现借壳上市虚高的对赌业绩，*ST百特不惜财务造假，甚至伪造外国政要信函。*ST百特为了实现重组上市业绩承诺，2015年至2016年9月通过虚构境外工程项目、虚构国内及出口建筑材料贸易、伪造工程合同和销售回款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合计约5.8亿元，虚增利润约2.6亿元。
另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2014年和2015年的62家借壳完成的上市公司中，有9家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8家被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14家出现业绩失诺情况。剔除重合的上市公司，共计21家出现证监会立案调查、非标意见、业绩失诺等三大异常情况，占比高达1/3。
7月27日，深圳某券商并购部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2014年和2015年间是借壳大爆发的两年，相较IPO，借壳彼时审核明显较快、筹备时间短、易操作等，很多资产希望通过借壳快速上市，当时行情也比较好，凡是借壳上市的都会被市场热捧。不过，随着三年业绩对赌完成，一些资产便漏出各种弊病，这个板块不断爆发出造假大案有其必然因素。
“最明显的是，第一，借壳资产上市前没有专门的辅导，而IPO之前不仅需要专门的辅导，辅导结果还必须接受当地证监局的验收，合格之后才能报材料；第二，借壳时间短。从停牌筹划借壳到披露重组草案一般需要3-5个月，然后上报材料到审批差不多有3-5个月，总共加起来一般不足一年，而IPO企业光上市前辅导就需要至少一年，更别提IPO暂停期间的排队时间了。其实，排队期间的核查、反馈等也有助于企业完善自身治理；第三，在审核上，借壳也不如IPO严格。虽然借壳标准等同于IPO，不过因为审核通道不一样，借壳审核时间比IPO快很多，所以存在政策套利空间，被不少人追捧。”上述并购部负责人指出。
按照其逻辑，上市蕴藏着巨大的利益，一些借壳资产急于求成，通过造假手段粉饰业绩、虚高估值，尽快通过借壳上市，再募集一把资金。运气好的话可能就会掩盖过去，运气不好再加上发展不利，就很难兜住注水的业绩。最终，借壳资产频频爆发造假案，从借壳时的股价到现在的地板价，坑害着无数股东。
八大爆雷前兆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市场效率的重要手段。固然有不少优质资产通过这一途径登陆资本市场，但也有很多带毒资产混入。随着借壳三年对赌期的完成，一些借壳方骤然暴露出诸多问题，造假手段多样、数目惊人。
突然踢爆的疫苗造假， 让ST长生2018年的营收目标18亿-20亿元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不可否认，其龙头地位、市场占有率、盈利能力等曾迷惑了很多精明机构，为其借壳保荐并提供巨额股票质押的券商也颇为紧张、焦虑。
“目前公司还没有接到相关具体通知，内部也有在梳理，但还没有实质进展。”7月27日，上述券商人士表示，得等监管层的调查结果。
“以长生的资质，业绩那么好，这种项目投行们抢都来不及。”7月27日，上海某资深投行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凭投行的能力，这种雷基本没办法排出。出现这种事，只能叹运气不好。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虽然有些造假短期难以排雷，但是造假大案中的涉事企业提前会露出烂公司端倪。
研究多家造假上市公司公告发现，造假大案中的借壳上市资产方有诸多共同的劣迹，包括董事长身兼数个要职、高管频频离职更换、被出具非标意见、更换会计师事务所、重组时高估值、对赌期一过业绩就大跌、频繁停牌重组又失败、业绩失诺等八大前兆。比如高俊芳身兼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三个要职，另外其夫其子也分别任副总经理、副董事长等要职；ST中安、*ST油服等则出现了高管集体辞职事件；ST长生、ST中安等均是业绩对赌期一过便曝出造假；*ST百特则是为了完成业绩对赌大肆造假；ST华泽、ST中安等则被出具非标意见。
三四年前，这些借壳概念公司是市场风光无两的宠儿，彼时ST长生、*ST保千、*ST百特、ST中安动辄边拉出多个涨停，而今*ST百特成为借壳退市第一股、中小板强制退市第一股，其他造假大户也跌到历史低价。
“退市领域的第一不断被打破，希望能尽快出现上市公司破产清算的首例。多年来A股投资者无法领教上市公司破产清算导致的血本无归的风险，反而还经常享受到‘乌鸡变凤凰’所带来的超额收益。不仅散户长期追逐着借壳上市题材股，就连很多大型公募基金都经常以此作为战胜对手的‘独门秘籍’。”上述并购部负责人指出。
多位受访人士亦提到自己的担忧，近来借壳新规、重组新规等被严格执行，借壳市场快速冷却，不过很容易再度活跃。解决此问题快速有效的方法是将所有借壳上市的审批放到IPO通道，让借壳上市审批不再具有明显的时间优势，进一步压缩借壳上市的政策套利空间；另外，严格执行现有的退市政策，让一批无可救药的‘不死鸟’尽快离开市场，净化市场环境。
中国游客在世界各大机场退税柜台排长队，这样的景象可能很快就要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每个人拿着手机“扫一扫”，退税款便可直接打入支付软件账号中。
过去一年，支付宝、腾讯金融科技与银联三大支付巨头陆续与全球各大退税公司合作，让中国游客能通过移动应用程序进行购物退税。今年6月，腾讯便宣布推出海外实时退税服务——腾讯退税通，并迅速覆盖了19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游客的强大购买力是各企业推出退税服务的一大动力。中国旅游研究院6月27日发布的《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18》指出，2017年中国出境游花费1152.9亿美元，同比增长5.0%。
总部位于瑞士的跨国退税服务公司环球蓝联（Global Blue）2017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1月至10月，中国游客在欧洲退税购物市场成交额占欧洲总额的 28%，居世界各国首位。
退税市场痛点多潜力大
高额度退税一直是中国游客前往欧洲“买买买”的动力之一。环球蓝联官网数据显示，在其退税服务覆盖的大部分欧洲国家中，境外游客消费大多可获得10%至12.5%的退税。以“购物天堂”法国为例，消费者在法国购买200欧元的商品，环球蓝联可向其返还24欧元的退税，相当于打了8.8折。
不过，对中国游客来说，退税是个“麻烦事”。腾讯金融科技7月20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整个退税流程来看，问题多多：游客在境外商店购物后找不到退税柜台、到了海关办理退税需要排长队、填写纸质退税单不仅内容繁琐还容易丢失……即使游客可以排除“万难”顺利地走完这些流程，“退款至信用卡可能还有两次货币转换费用，款项到账时间长、进程难以查询等都仍是问题。”
传统来说，在各大机场退税基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拿现金，游客可选择当地货币现金退税，或让工作人员将现金换汇成人民币；另一种选择是将税款打到消费者的国际信用卡上，退税款到账币种取决于消费者信用卡的性质。
在欧洲某些机场，现金退税和信用卡退税会有退税率差异。“当时现金退税是退10%，信用卡是退12%，所以当然选择退到信用卡上。”前不久去了欧洲旅游的黄女士7月20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不过，虽然信用卡退税可能更划算，但耗时较长，要打“持久战”。游客需在机场填好退税单，排上一段时间的队，将退税单交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把退税单寄给退税公司，经一段时间的核对后，退税公司才会把税款打至消费者的账户上。
假如退税单寄丢了，退税公司无从核对，消费者更要拿着各种凭证和退税公司理论。黄女士对记者称，她的退税款拖了快五个月才到账，“而且到账的是欧元，我还得取现、换汇。”
退税服务纷纷上线
需求催生市场。显然，如果企业能够提供便利的退税服务，将抢到一块巨大的市场蛋糕。于是中国各大支付企业瞄准这一场景，纷纷推出相关应用。
其中支付宝在2017年抢占了先机。目前支付宝退税已覆盖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欧洲14个主流机场、亚洲3个机场。全球所有能提供退税的国家中，70%开通了支付宝退税服务，还有11个国家的机场提供实时退税服务。“一扫码，税款就直接打入我的支付宝账户，非常方便。”在韩国仁川机场体验了实时退税的Tracy7月20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2018年6月，腾讯退税通也上线海外实时退税服务。截至目前，腾讯退税通已覆盖韩国、德国、意大利、希腊、芬兰等19个国家和地区，并支持在全球77个机场实时退税。用户填好退税单并在机场海关完成盖章后，前往机场退税柜台出示退税二维码，退税款便会以人民币存入微信钱包的零钱中。
与此同时，银联推出的退税服务也延伸到44个国家和地区，并将推出电子化退税服务，借助云闪付APP快速打印退税单，省去手写退税单的麻烦，退税款直接以人民币入账指定的银联卡。
流程及汇率问题仍在
那么，排队久、手续多、到账时间长的问题，就此完美解决了吗？
从缩短流程时间来看，企业的确下足了功夫。以支付宝为例，其在欧洲几大机场还开设了支付宝专属邮箱，游客只需把填有自己支付宝账号的退税单放入邮箱内，就有专人来收集寄送，省去了在机场柜台排队的麻烦，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寄件效率。虽然退税公司仍要审核退税单，但比起信用卡退税，支付宝退税款项到账时间更快。“如无意外，支付宝大概三天到一周退税款就会到账，信用卡最快也要一个月。”另一位体验者Kyle Leung 7月20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
不过，“意外”仍难以避免。游客需在退税单上填好支付宝账号，以便退税公司直接将税款打入，但有些用户的支付宝账号并非手机号码，而是邮箱，对退税公司来说容易产生误解。“退税公司看到我的账号是邮箱，便以为那不是支付宝账号，把税款以支票形式寄给我，在这过程中又寄丢了，我与客服沟通了好久，整个过程折腾了3个月。”在伦敦希思罗机场用支付宝退税的林小姐7月20日对记者举例称。不过她也坦言，这不是支付宝的问题，而是“退税公司的锅”，“支付宝和它合作时也许需要加强了解。”
另外，不管是用支付宝、腾讯退税通还是银联退税，因打入账户后要自动换汇成人民币，中间确有汇率兑换和手续费问题。
蚂蚁金服和腾讯金融科技在7月19至20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均表示，他们推出的退税服务不收取任何形式的手续费。用户Tracy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展示了她用支付宝退税成功的页面，上面只有退税金额，并无详细汇率标准，也没有显示收取了手续费。
“但汇率是低了的，”林小姐7月20日对记者说，“我算了一下，只要是折算成人民币（退税），都或多或少存在汇率损失的情况。”
另几位使用者也对记者表示，使用支付软件退税功能，汇率比市场汇率更低。“如果在退税时拿英镑现金，回国再兑成人民币，可能会比直接退人民币多一些。”Kyle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记者采访获悉，消费者感知的手续费和汇率一般是退税公司或退税服务机构收取的。蚂蚁金服方面7月19日也向记者表示，部分退税机构的确会向每一笔退税申请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
以环球蓝联为例，其官网说明中显示，对于非现金的退税款，如退款货币与环球蓝联退税单上的货币（即当地货币）不同，环球蓝联会在公认市场汇率基础上加收3%至5%的手续费，作为货币兑换费。对于现金退款，如需转换成其他货币，环球蓝联也声明称：“在某些退税办公室，每张退税单将被收取固定的现金退税手续费。”
多元退税成主攻方向
由此，多位受访者均对记者表示，还是用当地货币退税最划算，既不需要等待退税到账，也无需担心换汇损失。“如果我短期内都不会再回到这个国家，我会选择在机场免税店继续把钱花掉。”Kyle说。
如果消费者都选择以当地货币现金退税，中国几家支付巨头争夺的市场势必流失。对此，腾讯金融科技方面7月20日向记者回应称，汇率差问题客观存在，也是退税公司的盈利方式，中企无法干预。
但它们也有办法，如通过活动补贴等方式减少消费者在汇率与手续费上的损失。腾讯退税通暑期上线了微信退税领红包活动，中国出境游客成功用退税通进行退税，即可获得随机红包。
对各大支付巨头来说，在对汇率和手续费问题暂时“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应对不同场景、提供多元退税方式便是它们抢滩退税市场时另一主攻方向。
如银联国际和支付宝都推出了市区购物商户内实时退税服务，即消费者在旅游城市市区某些网点购物后，即可马上进行退税。此外，在德国与澳大利亚，消费者可用银联云闪付APP线上退税，并可扫描二维码全程追踪退税单。
同时，三家巨头均推出了回国退税服务。如果消费者在海外没能及时办理退税手续，回国后凭借有海关盖章的退税单，也可在线或邮寄退税单申请退税。除了购物，腾讯还将退税范围扩大到酒店，目前在韩国的乐天酒店、汝矣岛观光酒店等49家酒店中，均可用腾讯退税通进行退税。
这对消费者来说，当然是件好事。腾讯表示，它会尽可能提供各种形式的退税方式。“由于各国退税政策、海关能力和退税系统设施不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多种形式的退税方式——包括实时、延后、预先退税等——仍将并存。”
出境游指南
眼下正值暑期出游高峰，作为国际旅游市场主力军，中国旅客出境消费已从2000年的130亿美元飙至去年的2580亿美元。随着市场的扩大，许多问题随之涌现：出外买买买，如何规避支付陷阱？血拼一族关心的“退税烦”问题有何进展？中国移动支付出海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记者走访银行、新金融平台和普通游客，尝试给出答案和建议。（董黎明）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旅游市场消费“主力军”。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2017年的年度报告显示，自2012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国际旅游业的最大消费者，中国旅客的出境消费从2000年的130亿美元飙升至2017年的2580亿美元。而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报告，2017年我国出境旅游突破1.3亿人次，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地位。
不少中国游客在境外消费时，都会选择使用信用卡，避免了携带大量现金不便的同时，还可享受一定的免息期。此外，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不少中国游客在境外也会选择这一方式付款。尼尔森和支付宝联合发布的最新白皮书《2017中国境外旅游和消费趋势白皮书》显示，约有65％的中国游客在境外旅行时使用移动支付，而非中国游客仅占11％。
然而，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通过综合采访、梳理发现，通过不同渠道刷卡时的汇率和手续费都不尽相同，还款时的汇率也有所不同。此外，不同支付方式手续费的收取以及汇率也有差异，而许多消费者并不敏感。
“我的信用卡上有银联和VISA两种标识，每次出境消费都是商户刷哪个就用哪个，并没有特别注意。只是有时手机上收到的刷卡提示金额直接以人民币显示，有时则是美金显示，感觉跟购买金额也没有大范围出入，所以完全没注意过。”7月20日，一年平均出境旅游三次的深圳市民黄丽敏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事实上，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在境外使用不同的渠道消费支付，每消费1000元人民币最多或会产生50~60元人民币的额外费用。
多数情况银联通道最省
目前，中国游客境外消费常用的卡组织有银联（Union Pay）、维萨（Visa）和万事达（MasterCard） ，其中银联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Visa和MasterCard一般是以美元为结算货币。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银联国际方面了解到，在境外消费或在国外网站进行海淘使用信用卡时，若通过银联通道支付，消费金额将自动根据当日汇率转换为人民币计入账户中，可直接以人民币还款，不需承担除商品价格之外的费用，银联的汇率周一至周五每日更新，周六日沿用周五汇率，消费者可自行在银联官网查询当日汇率。
如果使用的信用卡并非全币种信用卡，通过Visa或者MasterCard通道，在美元消费区不会被收取额外手续费。但如果在非美元消费区，刷卡人就需承担由国际卡组织向发卡行收取的1%至1.5%国际交易费，经过“所刷国家货币→美元→人民币”流程，可能会产生汇率损失，而且折算成人民币还款金额的汇率一般是根据信用卡还款日当日的汇率进行计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致电部分银行客服了解到，如果办卡时没有勾选自动购汇还款的选项，则还款当日还需通过银行购汇后才能进行还款（目前网上流传的非美元区刷卡走Visa或MasterCard通道手续费为3%-4%的说法是错误的，现在所有国内银行均不再收取将美元转换为人民币时的1%-2%的外汇兑换手续费）。
银联、Visa、MasterCard各卡组织货币之间的兑换汇率并不相同，而国内不同银行美元转换成人民币入账时的汇率也不同，一般是按照还款日当日发卡行的现钞/现汇卖出价格计算。相关汇率情况在各卡组织官网和各银行官网都可以实时查询。
举例来说，如果使用的是招商银行visa和银联双标识美元信用卡，消费日为今年7月15日，还款日为今年7月27日。若15日在欧洲消费了1000欧元的商品，银联通道消费7月15日汇率为7.796，则使用银联通道还款的金额就是1000×7.796=7796元人民币。若使用VISA或Master通道，则要最多收取15欧元的手续费，15日的VISA通道欧元兑美元汇率为1.168，折算成美元金额是（1000+15）×1.168=1186.51美元，还款日27日招商银行的美元现汇/现钞卖出汇率为6.806则需要还款的金额是1186.51×6.806=8075.39元人民币，与直接使用银联通道支付相差约280元人民币。由此可见，除非人民币短时间内大幅升值，使用银联通道结算更为方便划算。
银联国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目前中国游客可在170个国家和地区使用银联卡，覆盖境外超过2300万家商户和164万台ATM。港澳地区、蒙古、古巴、阿联酋已基本实现全面受理；东北亚地区80%商户可用银联卡；东南亚区域商户受理覆盖率超过70%；美国80%以上的商家能刷银联信用卡消费；欧洲超过60%可用银行卡的商户支持银联卡消费；澳大利亚九成ATM和75%商户也可以使用银联卡。
而如果使用支付宝、微信等移动支付，消费金额也是按照当日的汇率直接折合成人民币计算，且不收取任何额外手续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蚂蚁金服了解到，在汇率上，蚂蚁会员有专享汇率的特权，会员等级越高，境外使用支付宝扫码付款享受的汇率越高，以7月26日的美元汇率为例，银联为6.767而支付宝蚂蚁黄金会员的汇率则为6.758。而现在也有对银联、支付宝、微信当日汇率进行比较的APP，哪种付款方式最划算，一目了然。
“很多时候在国外商场消费使用支付宝或者微信，还有额外的9.5折优惠或者满减活动，像日本、韩国等地优惠力度往往很大，现在我出境消费只要是支持移动支付的地方都喜欢选择直接用手机支付。”今年端午节期间刚跟家人去过日本关西旅游的李梓豪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警惕境外刷卡“DCC”陷阱
黄丽敏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自己之前在香港机场、泰国等地通过Visa或MasterCard渠道消费时，商家有时会询问是用当地货币付款还是美元付款。“没仔细看过有什么不同，大部分时候我都选美元。”黄丽敏表示。然而，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调查，这类情况如果选择美元结算，则是掉进了商家的“DCC”陷阱，一般会额外产生5%左右的费用。
所谓DCC，即“动态货币转换”（Dynamic currency conversion），实际上是一种金融服务，在外国付款时，由第三方服务商与商家联合，协助VISA或MasterCard信用卡持卡人在销售点将交易费用转换为卡组织结算货币。信用卡组织在销售点并不向持卡人提供DCC选项，而是允许第三方DCC营运商按照其信用卡交易处理规则提供货币转换。这项服务的初衷是降低持卡人在交易日至还款日之间的汇兑风险，降低持卡人的跨境支付成本，享受所见即所付的支付服务。
但事实上，如果境外刷卡时使用了DCC，就会直接按照第三方运营商的汇率，把消费的当地货币转换为美元入账，而这个汇率往往与当日的平均汇率出入很大，因为其中包括了5%左右的第三方机构货币转换手续费。也就是说，每消费1000元人民币，就额外有50元左右人民币的费用产生，与Visa和MasterCard收取的1%-1.5%的手续费相比，高出许多。
DCC 使得商家可以在外币结算的Visa或MasterCard交易中和DCC服务商分一杯羹，信用卡收单机构也可以从交易过程中获得手续费利润，因此不少商家和收单机构都在推广这种付款方式。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使用DCC服务时额外产生的费用一般在5%左右，但极端情况下甚至会产生高达消费金额18%的额外费用。除了汇率发生剧烈波动，否则消费者通过这种服务结算无疑是被“薅羊毛”。
判断是否被“DCC”，可以看POS机签购单上的货币种类是否只有当地货币，如果有两种货币显示，大概率是被“DCC”了，而有些海淘网站显示的金额为人民币或其它货币，最后在结账时确认金额为美元，也有可能是用了DCC服务。
要想避免“DCC”陷阱，最简便的方式就是使用没有DCC服务的卡组织信用卡，比如银联卡。但如果在商家不能使用银联通道付款，那么使用Visa或MasterCard渠道时，一定要选择使用当地货币而非美元进行付款。此外，因为Visa和MasterCard都要求持卡人认可DCC交易方能进行，因此POS机签购单上一般会有一大段提示或者声明，需要签字确认。如果碰到商户未告知擅自使用DCC付款的情况，可在签字这一步果断拒绝，要求商家撤销交易，重新刷卡。
总体来说，绝大部分情况在境外消费时使用支付宝、微信、银联等渠道将外币直接转换为人民币入账的方式最为省心省钱。而在不能使用这些渠道的海外商户消费时，尽量选择使用当地货币付款，可避免额外费用的产生。
月18日下午，放了假的清华大学并不冷清，一队又一队来自各地的中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穿行参观校园。其中包括一批赤峰市田家炳中学刚入学的高一学生，在三个本校老师的带领下赶到北京研学旅行，清华大学是他们此趟研学中的重要一站。热衷参观清华、北大的研学机构很多，清北附近的街道经常被各种研学机构的大巴车占领。
由于进入校园需要事先预约，还需要排队等待，“最火爆的时候学生队伍能有两公里长，从清华西门一直延续到成府路”。世纪明德联合创始人王京凯透露。
王京凯介绍，2016年国家研学发展政策出台后，在2017年一年内，工商资料中新增“研学”两字的机构一下子多出5000余家。中国旅游研究院实验室负责人何琼峰博士7月26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也认为，近年来中小学国内研学旅行市场保守估计将超千亿，并将保持超过旅游业平均年增长速度的速度增长。随着生育政策改革，加上成年人和老年研学旅游需求的增长，总体市场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
教育+旅游新融合，研学的火爆盛宴，才刚刚启幕。
利润可观
北京某211大学的学生赵娜（化名）是学校里品学兼优的学生，在校期间参加过某机构的两次游学项目，分别去了香港和美国，她向21世纪经济报道详述了参与游学的经历。
赵娜说，香港的项目是先在港大上两天的商业课程，随后在美国万通和友邦保险等公司香港事业部进行一些商业体验项目活动，了解做商业策划书流程。最终整个项目会进行一次比赛，根据赛事组委会的要求做出一些简单的商业策划，准备报告并完成展示，最后由资深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从业者打分评比，完成颁奖之后返回。整个行程花费7天时间，相对比较紧凑。
而之后参加的美国项目时间相对宽松，总时长超过半个月。先由主办方统一组队飞往美国纽约，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以及耶鲁大学各上半天的课程，紧接着再到美国的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参观，了解其商业模式以及经营现状，在两家公司参加培训课程，并进行投资规划大赛，前三名将获得证书。接着主办方会带众学生去哈佛大学参加一场案例分析或是创业创新大赛，评委中会有哈佛的教授全程监督指导。完成比赛后还在纽约时代广场万豪酒店举行一场慈善拍卖会，拍卖所得将捐给需要帮助的组织和人群。由于整个行程时间较为宽裕，在纽约的时候学生们还可以去联合国、自由女神像附近旅游，氛围相对轻松。
赵娜介绍，该机构在各大学广泛宣传，招募学生参加项目。由于参与这类游学能帮学生粉饰简历，开眼界以外，还可以为其研究生阶段选择出境留学打下一定的基础，尤其对于父母尚未决定是否支持子女境外留学的家庭有着相当大的参考价值，因此学生报名颇为踊跃。赵娜透露，她参加的每期活动，至少都是80人以上，据带队的领队讲，美国项目一个寒暑假有三四个批次的游学团，而香港项目则可多至十多批次。
香港项目收费4000多元，美国项目收费1.8万元，这一价格并不包含机票酒店的费用，如果全部包含，收费至少要翻番。
不菲的收费实际上成为一种门槛，家境不错的学生才能参加这样的项目，这些学生背后的家庭则又成了境外接待公司的目标群体。赵娜后来成为这家研学机构的志愿者，帮该机构进行本校大学生的项目招募，从而间接了解到一些该机构运作的实情。
赵娜向记者透露，香港的对接单位主要是保险公司。由于境外保险公司禁入大陆市场，所以希望通过游学项目吸引到一些内地需要境外保险服务的客户从而促成保单交易的达成。美国的对接单位则主要是以经营财富管理和投资移民业务为主的公司。她为该游学机构算了笔账，欧洲、美国和香港等多个项目运作一个假期，预计营收在千万元左右。“仅我们一个学校当时就营收50万元，现金流水100万元（包括代收机票住宿费用）。”
据中国新闻网发布的《2018中国国际游学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17年参与国际游学的用户规模在86万人次，2018年用户或将达到105万人次，并在未来继续呈扩大趋势。根据每人2.55万元人民币的一般价格保守估计，2017年市场规模就已经达到219亿元。
蜂拥进入
何琼峰表示，研学旅行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旅行形式，由我国古代游学、近代修学旅行逐步演变发展而来。国外研学亦风行悠久，1980年代被美国政府列为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原则之一，促进了美国科技创新的发展。
如今游学、夏令营等都可统称为研学旅行，并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发展壮大。不过，凯撒旅游游学部总监冯为高认为，不同于以往的游大于学的概念，2016年出台的政策将研学旅行中的“研学”意味进行了放大，更强调与素质教育、校外学习相关联。
2016年11月，教育部等11个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意见》充分肯定研学旅行的意义，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加强研学旅行基地建设、规范研学旅行组织管理、健全经费筹措机制、建立安全责任体系。这一政策发布之后，不少省市积极响应，出台实施细则，大大利好了研学旅行的发展，也刺激了众多机构涌入研学市场。
据记者了解，在《意见》出台前虽然已有不少机构开始从事研学旅行的工作，但数量有限。自《意见》发布后，仅2017年一年新增了超过5000家研学机构。何琼峰指出，我国从事研学旅行服务的机构大体可分为学校、专业研学旅行机构、培训机构、留学中介、旅行类企业。2017年专项调查显示，接近70%左右的研学通过学校和教育机构参加，其余主要通过旅行社组团方式。如中青旅、凯撒旅游等都参与了研学市场的竞争，并且成立了专门的研学部门。值得关注的是，新近还有不少文化传媒类和地产体育等企业介入研学市场。
记者注意到，不少大型文旅项目也开始设置研学营地板块，交由研学机构来运营。王京凯解释道，由于大型文旅项目投资金额较大，靠传统文旅、度假或者景区门票经济不足以支撑一个大型文旅项目，因此会将研学营地作为其中的一个主题或板块内容来打造，来增加客源及收入。
所有新入场机构所期待的，是研学市场整体的爆发。据国联证券分析师徐艺分析，我国游学人次自2014年后迅速增长，境内游学人数由最初的140万增长至2017年的340万，境外游学人数则由2014年的35万增长至85万。游学收入自2015年来已经翻倍增长，境内游学由40亿增长到101亿，而境外则从120亿增长至273亿。这些数据尚未完全体现这块市场的潜力，中青旅研学旅行事业部副总经理文锋指出，随着中小学生的研学由选修课变为必修课，要求学校集体参与等强制性要求陆续落实，全国2亿中小学生即使只有45%参与率，也有约8800万中小学生的客群需求，且这是个多频次的购买，要求每个学年至少要有两次研学旅行，可见市场增长空间极大。
2017年底才成立的研学机构萤火世纪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今年学生刚放假两周他们已经接待了八个山东来的小学研学项目，预计整个暑假能接待三十个以上的中小学研学项目，其中有中小学单独进行研学项目的，也不乏同是山东的几个小学“拼团”来参加。这简直是新入场者的缩影，也直接体现了市场的火爆。
在众多学生群体中，来自山东的学生最可观。山东是全国各省市中对研学发展最为积极的省份，2017年7月24日，山东省教育厅等12部门联合印发方案，规定各地中小学每学年安排集体研学旅行不少于两次。山东还积极响应政策推出过“行走齐鲁”项目。教育部在2017年评选了14家综合实践营地，204家研学示范基地。其中14家综合实践营地山东省就占了2家。像山东一样积极的省市还有广东陕西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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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深处的忧虑》
以下为网传的高善文博士演讲核心纪要，讲述了中美关系近40年的演变，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原因，更表达了对于中国未来的担忧。
文中讲到“30岁以下的年轻人最可怜，如果国家这次走错了路，这辈子就可以洗洗睡了。”，这让小编唏嘘不已。
其实我们大多数个体在时代浪潮中找寻安心立命之所，在滚滚红尘中探索存在的意义，无论我们是否乐意，都与这个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以下为网传的核心纪要（虽遭到了高博本人的否认），发给大家供参考：
今年以来，从中央政府和中国宏观经济的角度讲，我们在两个方面遇到比较大的问题，一个是中美关系，这种局面是1972年中美交往以来所没有过的，另一个是去杠杆，幸运的是在过去2到3个星期里，政策层面出现了强有力的调整，暂时稳定了市场，但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40周年，回顾过去40年，中国在经济发展和技术上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很少有人仔细去想，在1978年底，小平同志刚刚主持工作时在想什么，做了哪些影响深远的战略决策，这些决策奠定了我们40年高速发展的重要基础。
小平在复出以后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决定打越南，影响了中国之后几十年的历史。中国在1979年之前曾经花很多力量实施抗美援越斗争，在一段时间里中越也是同家兄弟的关系。小平同志曾经讲过，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开放，不是对苏，不是对欧，不是对拉丁美洲。问题在于，对美开放的前提是让美国接纳你，中国对美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抗美援朝、援越，为什么美国愿意接纳中国？
小平同志打越南就是送给美国的投名状，使得美国愿意拥抱和接受中国。小平同志1979年访美和卡特总统会谈后，小平同志和卡特总统说我们决定打越南，随后美国提供了一张清单，这张清单列举了提供给中国打越南的军事装备，美对中的这个军事援助的等级超过了对盟友的等级，美国迅速把中国提升为友好的非盟国关系，在很多方面享有比盟国更高的待遇，为什么美国愿意这么做呢，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在越南吃了大亏，有心结，二是美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是水火不容，越南是苏联的小兄弟。中国打击越南，表明中国与苏联的决裂，表明中国向美国的转向。这一大局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因此，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并不是简单思考后决定的，是它全面了考察了全球局势，并且冒了一定的风险。苏联没有对中国动兵是因为，苏联在中苏边境兵力比较空虚，其次是苏联摸不透中美关系，投鼠忌器，不敢采取行动。从中国角度看，这是小平同志赌了国运，冒了很大的风险；
中美恢复交往是在毛主席时代做出的抉择，但中美并没有走进蜜月期，在小平同志的手里，迅速把中美关系推升到非常高的水平。如果我们回顾这40年中美交往的基础，我们能看到两个非常重要的转折，都和小平同志密切相关，第一个转折是中美建交，中国与西方世界都恢复交往，包括派遣留学生，购买先进的技术。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取得冷战的彻底胜利，中国作为美国对付苏联的棋子，战略重要性迅速下降，中美关系又面临全新的选择。面对苏联解体，小平同志给中央做了重要的16字指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这种策略使得中国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沦为美国下一个竞争对手，如果把16字放在当今格局下来看也是特别有意义的。另一个转折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掀开了改革开放的篇章，这轮改革开放对促进中美关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翻开美国的国家历史来看，美国具有根深蒂固的传教士情节，美国是由白人精英建立起来的国家。美国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如果一个国家愿意接纳，至少愿意接近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就愿意把你当朋友，和你正常的交往，帮助你。然后我们再去理解小平同志的南巡，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放手发展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给经济主体更大的选择自由。这一点，在美国的战略家，在美国的白人精英看来，是在向美国的意识形态靠拢。这使得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蜜月时期，这一重大抉择也是小平同志做出的。
2001年美国决定中国加入WTO时，克林顿总统说，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靠拢，中国人民不但有权利拥有梦想，而且有机会和渠道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一变化必将带来巨大的经济繁荣，随着繁荣的实现，他们在政治上也必将要求有更大的发言权，这是美国政府坚定不移推进的目标。克林顿这一看法，代表了当时美国白人精英对中国的看法。中美关系处在前所未见非常和谐的时期。中国在加入WTO后与美国贸易如此密切，但并未发生重大的贸易摩擦，主要是美国精英对中国抱有期望，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很多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生产的，美国的战略家站出来说要给中国一点时间。
但是现在，美国主流精英的共识是，当年克林顿的许诺忽悠的太大了。特别是过去几年，随着国有体制在经济中的支配力量大踏步上升，在他们看来，当年克林顿总统的许诺并没有兑现，反而给美国制造了一个可怕的敌人，这个可怕的敌人在政治制度的选择上向着美国期望方向的反方向大步前进，如果现在再不采取措施，美国以后也许会丧失机会和能力去扼制中国。
这个时候美国商人在做什么呢？他们都云集在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他们提出国进民退是不公平的竞争地位，他们在中国市场不能享受公平对待，甚至他们的全资企业被强制要求建立党支部，他们没有能力和中国政府对抗。打贸易战美国的利益也会受到伤害，美国大豆协会的负责人说可以理解美国总统的选择，可以为国家利益做出牺牲，谁说美国人民都是商人，谁说他们没有情怀，谁说他们没有担当呢。
中美关系维持过去40年正常交往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中美关系将进入长期非常动荡，充满对抗的不确定时期，中央需要对此做好充分的准备。回过头来看，中央其实没有做好准备，直到现在，也许我们的准备仍然没有做好。稳定中美关系就是稳定改革开放的大局，中美关系一旦稳定不下来，国内什么事都不用干了。
美国参众两院全票通过了台湾旅游法，鼓励美国政府和台湾有高级别的官方与官方的来往，据说美国的环太平洋军演已经在严肃考虑邀请台湾军队参与。现在美国把台湾拿出来捅你，而你还拿不出办法。上个星期的时候，川普和普京进行了秘密会谈，会谈结束后很快就传出风声，美国很可能联俄制中，俄罗斯的精英在反思苏联为什么解体时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共识，苏联之所以解体，是因为中国的背叛，中国在苏联背后插了一刀，这条共识是正确的。俄罗斯的经济总量只有1万亿美金，不如一个广东省。
中美关系是全局，会影响未来30-50年，美国从1945-1991，差不多花了50年的时间搞垮了苏联，打赢了冷战的胜利，美国也要有决心，拿出50年的时间，在中国还没有能力彻底挑战美国的时候，把中国摁住，现在不摁住以后可能没有机会了，2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是美国的1.5倍，到2028年中美的经济总量大约接近30亿美金，按照中国制造2025规划，我们很多技术都会和美国很接近。所以美国要摁住中国一点要趁现在。
中国的领导人战略家需要在此体现出40年以前小平同志的胆识和手腕，中国能否做出正确的选择，需要拭目以待。回顾鸦片战争至今，一次又一次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总是做出错误的选择（1949年和苏联搞一起、洋务运动等），除了在小平同志的主导下我们对了2次。对30岁以下的年轻人来讲，如果这次错了，大家就只能回去洗洗睡吧。
紧接着我讲讲去杠杆，至今市场的争议很多。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直到1842年与西方世界全面接触，并试图融入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这条路走得非常艰难，为什么呢？我认为有一条，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和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关系，与西方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格格不入的。
西方人看待世界有两个基本工具，一个是对世界客观的观察和测量，一个是在此基础上的严密的逻辑推演去理解世界。中国人如何理解世界呢，包括很多受过教育的精英在内，中国人认识世界是两根支柱，一个是阴谋论，没法平心静气很客观去看待这个世界，另一个是用类比来理解世界，用打比方来理解，比如去杠杆，我们的市场官员媒体理解它就是收水和放水，用类比理解世界很大问题在于类比是极其不精确的，忽略了大量复杂的细节，很多时候面目全非，牛头不对马嘴。
中国人讲太平洋足够可以容纳两个超级大国，美国人无法理解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太平洋是中国的内湖吗，没有精确的含义，中国也不再进行更多的阐述，我们领导很多话一翻译成英语，美国人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我们的思维就是两条平行线。
讲到去杠杆，我们也用一个类比来讲。我们知道中世纪欧洲也会做手术，但首先没有麻醉技术，其次没有输血技术，再者没有体力补充，最后没有消毒技术，所以中世纪欧洲做手术死亡率很高。去杠杆就是给中国经济这个病人做手术，上半年我们的医生并不是很专业，甚至是边学边做手术，而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病人是很可能直接死在手术台上的。因此我认为6-7月份这个政策转向是正确的，给病人补充点血液、体力，后面我们还是要做手术，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