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包法修改再进一步。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其网站上公开对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征求意见，并公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本次草案二审稿共修改45处，在落实“三权分置”改革要求、规定土地经营权的登记、土地经营权的融资担保制度、承包期延长、承包方弃耕抛荒和承包地调整等方面做出了重大修改。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在落实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地调整、细化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制度等方面，草案还有较大争议。
进一步厘清“三权”关系
此次征求意见从2018年11月1日开始，至 2018年12月1日结束。
2017年11月，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一审稿曾征求意见，共征得313人次的859条意见。
二审稿中，在包括耕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明确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等方面延续了一审稿的设计，并做出深化。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汇报中表示，“三权分置”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家庭承包的承包户在经营方式上发生转变，即由农户自己经营，转变为保留土地承包权，将承包地流转给他人经营，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的分离，农户保留土地承包权。
据此，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建议对草案做出四项修改，包括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后，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其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由他人经营”（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二条）。
二审稿还通过明确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内涵，以及对随意解除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的限制等条文，进一步强化了经营权的合法地位，也扩充其具体的权益。
不过，有观点指出，在草案强调对土地经营权的保护的同时，如何落实承包地的所有权，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2016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提出，要健全集体所有权行使机制。各方对此次草案二审稿的讨论焦点在于，在2002年取消了土地提留后，村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将土地发包后，农民集体怎么样有效行使集体所有权的问题。
对此，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表示，草案二审稿第17条的第4款指出“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但国家依法征收集体土地，并不是直接征收承包户的土地，集体才有权让土地被国家征收。因此，要体现集体土地的所有权，这一“相应补偿”就应该在发包方体现出来，要考虑到发包方的权利。
实际上，在宅基地改革的地方实践中，已有类似探索。重庆2008年启动的地票交易试点中就明确规定，地票价款扣除必要成本后，要按15:85的比例分配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闲置宅基地退出复垦后，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获得复垦形成的耕地，和一部分现金收益，被认为充分保护了集体土地所有权。
同时，也有意见认为，草案在重新界定集体权利的概念时，应该明确所有权的定义，规定承包人应不应该向发包方承担一定的义务，承担什么样的义务，从而防止所有权的虚置。
承包地如何调整？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土地承包法二审的过程中，另一大关注焦点是承包地如何调整的问题。
据了解，现行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是在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才可以进行。
对于什么属于特殊情形的，我国曾在《农村土地承包法释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发）等文件和书籍中解释，一般只有“自然灾害、征用占用、人地矛盾”三种特殊情形。
在草案一审稿的第二十七条中，则规定“承包期内，因特殊情形矛盾突出，需要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适当调整的，必须坚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不得打乱重分的原则，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有意见认为，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根本原则，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刚完成，承包期内不宜轻易释放可以调整承包地的信号。而草案修改没有说明什么是特殊情形，实际上使得允许个别农民调地的标准模糊了，自由裁量度变大，容易在地方形成调地尺度的进一步放开。
其中，又以人口变动导致的耕地不均是否属于特殊情形最受关注。
10月23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陈锡文提出，法律中讲的特殊情形，一定不是常态，而是一种很少发生的特殊现象。
“因为家庭人口变动造成承包户之间耕地你多我少的现象是个常态，如果认为人口变动的常态就可以调整土地，后果很严重。一是规定的三十年承包期不变可能成了一句空话。二是这几年费了很大的劲，做的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到今年年底可以基本完成，但刚完成，权证刚颁发，有的就要动、就要改，这个影响也很大。三是如果没有足够长和足够稳定的承包期，党中央提出的关于土地‘三权分置’的制度创新就很难落实。这里刚想把土地流转给别人，就说要调地了，这无论是对出租方还是承租方，都没有稳定感，所以，关于调地这件事情要特别慎重。”陈锡文说。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上述汇报中表示，这个问题比较重大，建议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深入研究，草案的规定暂不作修改。
二审稿删去了承包方弃耕抛荒的有关内容。主要是由于实践中弃耕抛荒的原因比较复杂，发包方可以进行督促纠正，但收取费用应当收多少、怎么收，耕作收益归谁，会产生很多问题，强行收回承包地也不利于稳定承包关系，容易引发更多纠纷。
11月6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的第二天，关于人民币跨境使用和产业国际合作的分论坛提供了货币、产业方面的视角。随着中国加大进口，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将会增加，进而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当天也结出了一系列中外合作的“硕果”——签约不断。对于外商企业而言，中国市场至关重要。他们也希望通过跨境电商拓宽中国市场。（杨志锦）
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抓住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实现了超乎想象的飞速发展，这也使中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之一。
作为首届进博会的配套活动，11月6日的2018智能科技与产业国际合作论坛发布的《电子信息产业对外贸易发展报告》（下称报告）显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电子信息产品进出口规模不足1亿美元，占全国外贸总额比重不足1%。经过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后，2017年已达到1.36万亿美元，占全国外贸比重超过30%。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目前电子信息产业的外贸形势也面临着内外多项挑战：内部品牌有待培育，市场竞争秩序也有待规范；外部的贸易摩擦也使得国际产业链颇为脆弱。而人工智能、5G时代的万物互联等新技术或将带来一片新蓝海。
从不足1亿美元到1.36万亿美元
报告指出，由于东西方对峙等原因，1978年之前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外贸几乎处于停滞阶段，当年中国电子信息产品进出口总额不足1亿美元。
在1990年前，这一行业处于政府主导的阶段，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中国电子工业广泛采用来料、来样加工、补偿贸易以及设计、开发、生产等方面的合作。1990年，中国电子信息产品进出口总额达到89.33亿美元，占全国外贸总额的7.7%。
在1990年-2000年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进出口进入了企业主导的高速发展阶段，一大批生产企业被赋予了外贸经营权，开始参与国际竞争。中国电子信息产品进出口呈跨越式发展：1991年，其进出口总额突破100亿美元；2000年则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达到23.0%。
入世以后，企业依靠市场力量，努力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子信息产品进出口规模保持着迅速增长的态势。2017年，电子信息产品进出口总额达到13588亿美元，是2001年的近11倍。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产业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李艺铭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抓住了计算机、手机等电子产品爆发式增长的契机，电子信息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去年全行业产值已达18.5万亿，作为开放度较高的产业，进出口曾长期保持着30%以上的增长。
作为进入中国的先行者，施耐德电气经历了这一波澜壮阔的进程。在其进博会展台上，施耐德电气中国区副总裁任婧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施耐德电气亲历了改革开放数十年来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任婧表示，进博会是第一次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通过进博会施耐德感受到政府对未来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这增强了其在中国更长期发展和投入的信心和动力。
内外部挑战凸显
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应看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一些自主品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外延式和粗放型特征。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曲维枝表示，在特定阶段这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不过目前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政策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粗放式发展模式也逐步走到了尽头。
在品牌培育上，目前在中国整体外贸出口中自主品牌所占比例仍较低，而电子产品名牌更是少之又少，绝大部分出口是使用外方品牌的加工贸易和以贴牌为主的订单贸易。这种大量出口低附加值商品的简单数量扩张模式，不利于产业的可持续增长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同时，市场竞争秩序也有待规范，报告称，中国出口的电子信息产品是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产品技术更新能力薄弱，品牌核心价值低，同质性替代性强等，因此在市场上竞争主要采用了价格竞争的手段，在进军国际市场时，盲目降价，竞相压价，以致“价格战”硝烟四起。
“电子信息产品出口利润空间的不断缩小会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导致中国的外贸条件恶化。”报告称。
李艺铭表示，从国际上看，电子信息行业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往往都会出现这一现象，发展早于中国的美国、日本之前都经历过市场的整合与洗牌。因为巨大的人口红利，中国这一行业此前一直处于蓬勃发展、竞争激烈的阶段，现在企业更注重规模，而未来，中国将逐渐迈入一个高质量发展的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贸易摩擦有可能对这一行业带来明显的冲击。
报告称，电子行业产业链较长，从上游的电子设备、化学材料到中游的印刷电路板、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直至下游的电子消费品终端，中美经贸摩擦对其中某一环节的直接影响将会迅速传导至产业链的其他环节。
报告表示，中国电子产业总体处于全球产业链加工制造环节，以加工贸易起步，目前受到中美经贸摩擦影响较大的电子企业主要是“两头在外”或对国外市场依存度较大的企业。更关键的是，电子行业领域部分核心技术和产品对外依存度较高，存在被“卡脖子”风险。
李艺铭表示，电子行业产业链全球化布局很明显，不仅芯片，原材料、设备等领域都需要外部进口，若中美经贸摩擦长期存在，将很大程度上改变全球电子行业产业链格局。
报告也表示，美对我电子行业加征关税将影响产业链中间产品流通，恶化外资预期，引发产能转移，可能导致中国电子行业国际加工中心地位被东南亚、印度等逐渐取代。
寻找下一个“爆发点”
在李艺铭看来，消费类电子信息产品正在进入一个日趋饱和的阶段，而新的、成熟的、标志性的新产品尚未出现，整个行业正在寻找新的“爆发点”。
人工智能是各方角逐的一个焦点。上述会议上，SAP全球高级副总裁李强表示，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的投融资额高达270亿美金，人工智能正在加速大规模的应用，在芯片制造、语音识别、自动驾驶等领域都进行了广泛的商业化的推广。
“根据咨询公司统计，2035年全球前13大经济体因为人工智能应用将会新增高达21万亿美金GDP，盈利提升38%。中国将会占据30%的新增GDP市场份额，人工智能的普及会对新的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该论坛上，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我国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规模接近30亿美元，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近400亿美元。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已经超过了1000家，一批初创企业开始崭露头角，产业链在不断完善。
高通公司全球首席执行官Steve Mollenkopf认为，5G和人工智能的结合，将激发一轮新的增长。
“根据我们的测算，5G相关商品和服务到2035年大概会达到12.3万亿美元。5G可以创造5.1万亿美金商业价值，也会带来2200万新的工作岗位。”他表示，“5G+AI可以变革非常多的行业，在医疗健康行业或者汽车行业、重工行业，可以用AI做更多的事情，可以用机器人代替工人的工作。”
不少企业开始将目光瞄上了生产领域，后者显然是一个有待开发的蓝海。
任婧表示，中国的工业物联网是未来发展的趋势，物联网一方面能提高工业制造的效率，另一方面能助力制造业依据数据挖掘出更多的客户价值。
广东发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鼓励民营房地产企业转型发展，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支持民营房地产企业整合医疗、养老、教育等资源，向城市生活配套服务企业转型。加大信贷支持力度，落实国家“两增两控”以及续贷政策要求，推动银行机构实现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以下（含）的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同比增速，有贷款余额的小微企业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合理控制小微企业贷款资产质量水平和贷款综合成本。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开展无还本续贷业务。
（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最近，关于ofo小黄车（以下简称“小黄车”）的动向备受关注。小黄车是否真要黄了？小黄车还能骑多久？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走访发现，多个合作厂家早已停产小黄车，北京小黄车员工陆续从总部理想国际大厦搬至中关村互联网金融中心5层。
实际上，小黄车最近传闻不断。此前有媒体报道“ofo开始准备破产重组方案”，对此，小黄车回应称，“破产重组”的说法是无稽之谈，ofo目前仍在保持独立运营，各项业务推进正常且有序。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10月19日核准变更为陈正江。对此，小黄车表示，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仅是ofo内部正常的人事变动，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戴威。
小黄车的未来走向仍然未知。
搬离总部
11月5日上午9点多，中国证券报记者来到中关村互联网金融中心，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者来到5层小黄车办公地点。一走进办公室，映入眼帘的是堆积满满的用品。
记者等待观察半个多小时发现，小黄车员工陆续前来上班，但多数办公位仍然闲置。
11月5日上午十点，小黄车位于中关村互联网金融中心5层的办公室
一位楼层保洁员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这边是从总部搬过来的，这几天都在（往这里）搬。”对于小黄车总部是否搬到这里，一位员工也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据理想国际大厦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10层和11层以前是小黄车的办公地点，后来小黄车搬到15层和20层。记者来到理想国际大厦10层和11层发现，两层玻璃门上仍有“小黄车随时可以更轻松”的宣传标语，但玻璃大门紧闭。
记者进入15层，刚好碰见一位小黄车员工搬东西走出。记者上前与其交谈起来，对于是不是不在这里办公了，该名小黄车员工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换地了，分好几个办公的地方。”
但在20层，仍有一位员工在室内门口坐着，不过该名工作人员并不愿意透露太多。
小黄车缘何从总部搬离？在15层的玻璃门上，对于搬离总部，小黄车给出了答案：“ofo与理想国际大厦的办公室租约已近终期。根据现阶段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和综合成本核算，ofo小黄车的办公地址将更新为中关村互联网金融中心。”
小黄车成立之后曾受到各方资本的追逐。据小黄车官网消息显示，2014年戴威与4名合伙人薛鼎、张巳丁、于信、杨品杰共同创立ofo小黄车。从2015年3月17日到2018年3月13日，近三年时间融资9轮，金额超过21.46亿美元。据公开信息，阿里巴巴、弘毅投资、中信产业基金、滴滴出行、DST、灏峰集团、天合资本、蚂蚁金服、君理资本、经纬中国等多个投资方参与过小黄车的融资。
多厂家已停产ofo小黄车
据公开信息，上海凤凰、富士达、飞鸽均是小黄车的生产商。11月4日下午，记者前往位于天津市东丽区富士达厂区。记者一进入厂区，就看到大量青桔单车、小蓝单车。记者走访厂区，并未找到小黄车的踪影。
天津市东丽区富士达厂区，记者并未见到小黄车身影。
一位富士达员工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ofo刚开始生产两个月就没有（生产）了，当时就生产一批，造了大概15万（辆），忙了一阵子。但去年上半年就不生产小黄车了，今年压根没有（生产小黄车）。
随后，中国证券报记者前往天津市静海区的飞鸽厂，对于工厂是否还生产小黄车，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早就不生产了。”
此前，小黄车的另一生产合作方上海凤凰将其告上法庭。据上海凤凰8月31日晚公告称，上海凤凰控股子公司凤凰自行车因与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于近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而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即ofo小黄车运营方。上海凤凰在公告中表示，2017年，凤凰自行车与东峡大通签订了《自行车采购框架协议》后，凤凰自行车与东峡大通签订了多份采购合同。经双方核对，截至起诉之日，东峡大通仍欠凤凰自行车货款人民币6815.11万元。根据采购合同，东峡大通拖欠货款及费用的行为严重违约，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凤凰自行车向法院提起诉讼。
“起诉进展目前（处于）等待法院判决状态。”11月2日下午，上海凤凰证代朱鹏程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我们的共享单车合作方主要是ofo，今年来自ofo的订单很少了。年初可能接过零星的订单，最近肯定没有（接ofo订单）了。他欠我们款，我们已经起诉了，他欠款，我们不可能再接新订单了。”
对于与小黄车合作的厂家还有哪些，小黄车和谐和谐部对中国证券报记者回应称，商业信息不便透露。小黄车表示，（截至目前）共投放小黄车1400万辆。对于用户担心的押金安全，小黄车回应称：“ofo发展稳定，用户押金安全。”
自行车行业产量下滑
据易观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年9月ofo小黄车以2799.2万人次，在当月共享单车活跃用户规模排名中仍居首位。
不过，从自行车行业来看，产量已经遭遇下滑。据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数据显示，2018年1-8月，我国自行车制造业主要产品中，两轮脚踏自行车累计完成产量2600万辆，同比下降31.5%。
对此，易观出行行业分析师孙乃悦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2016年、2017年这两年是共享单车的爆发期，共享单车行业的繁荣带来前两年自行车生产量提升，但现在一、二线城市共享单车行业整体渗透率较高，用户量增长缓慢，加上行业监管趋严，共享单车订单量减少造成自行车生产量下滑。
某自行车行业上市公司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共享单车在短期给自行车行业带来了很大促进和扰动，使得整个自行车行业的产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释放。但是，在产销得到释放、企业布局基本完成，特别是政府对投放有所限制之后，来自共享单车行业的订单增长趋缓，自行车行业产销量基本上回到共享单车出现之前的产销量。
“我们业内的看法是，（共享单车）加剧了自行车产业的洗牌。有些企业在这过程中肯定被淘汰掉。对于自行车企业来说，如何生存下去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回看过去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自行车行业是个高度竞争型的行业，参与者绝大部分是私企或者小企业，大家的利润很薄。产能收缩之后，利润率还在下降。企业的日子都不太好过。”但是，该人士认为，虽然原来运营模式有一定缺陷，导致共享单车行业很多企业倒闭。但共享单车的存在有一定合理性，它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短途出行问题。
曾因为获得富士康的投资而欣喜的特朗普，最近可能要郁闷了。由于种种原因，富士康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新工厂招工不顺，可能需要从中国调集工程师和工人前往美国新工厂。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富士康在去年夏天计划在威斯康辛州新建一家LCD面板生产厂后，目前在聘用当地人才时遇到困难，正考虑从中国引进人才，赴该州工作。这一做法是为了应对威州劳动力市场趋紧，对富士康招工带来的影响。
上述媒体表示，富士康试图通过内部调派，让中国的工程师来到威斯康辛州工作，以补充工厂的人员配备。
威斯康辛州是美国劳动力市场最紧张的一个州。9月威州失业率为3.0%，创49年来的最低点，远低于当月全国平均失业率3.7%。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也使得原本计划招聘美国当地工程师和工人的富士康，很难在当地直接找到适合的人才。
去年夏天，特朗普宣布，以生产iPhone而闻名的富士康将在威州将建设一个耗资100亿美元的工厂，最终提供1.3万个就业机会。州政府和当地政府给予了富士康超过30亿美元的税收优惠政策，条件是富士康必须实现招聘、工资和投资目标，才能获得该福利。
但富士康又遇到另一个障碍，因为一些中国工程师表示不愿搬到威斯康星州。该州在中国缺乏知名度、天气寒冷等原因成为主要障碍。
今年早些时候，富士康就遇到了“招工难”的问题，曾考虑在威州周围区域招聘工人，来解决劳动力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富士康在中国一些代工工厂已经用上了该类机器人，包括富士康自行研发的Foxbot机器人，未来有可能降低富士康组装产品人力的成本，缓解“招工难”问题。
会否将机器人也投入到美国工厂使用，未来值得观察。
郭台铭对机器人非常看重，他曾表示“不会出售这些机器人，因为他们自己本来就不够用”。
同时，富士康计划未来五年至少投资3.42亿美元在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领域，最终推行自动化计划。
临近年末，已陆续有券商发布2019年度策略会的日程。
2018年，虽然A股走势疲软，但丝毫不影响卖方分析师研报产量。
据Wind统计，今年来各大研究机构已产出研报14.2万份，以这个速度计算，2018年全年有望产出研报逾17万份，堪称研报印刷厂。
不过，也有部分卖方分析师连研报印刷机的称呼，都担当不了。推荐的股票屡屡打脸，甚至还积极推荐问题公司，在江湖上留下一个败笔。
一年17万份研报
近十年来，市场上研报的数量大幅增长。2008年至2017年，研报年产量由5.9万份一路攀升至16.4万份。2018年以来，平均每天研报发布数量为467份，较十年前数量将近翻了一番。
从发布机构来看，大型券商研究机构是贡献研报的主力军。以今年来为例，中信证券共对外发布研报达6824份，申万宏源共发布研报5926份。
从研报类型来分析，个股研报仍然占主导地位，今年来共发布63722篇，覆盖2101只沪深股票。其中，医药行业的个股报告篇数最多，高达5405篇。
疲于奔命的研究员
17万份研报的背后，是笔耕不辍又略显疲惫的研究员。
截至10月底，市场上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分析师）从业人员共有2874人。粗略计算，今年以来，平均每位分析师出产约50份报告。诸如中信证券等机构，旗下研究员的产出绝对不止这个数字。
延续多年的佣金分仓模式下，分析师以博得市场关注为目的，研究工作之外，承担着额外的压力。
一位券商研究所所长表示，研报数量对于评选有意义，但是对于佣金没有太大作用。目前公司内部的考核指标也在改变，这或许能减轻分析师拼数量的现状。
研究报告含金量多少
无法忽视的是，研报数量剧增的同时，市场对部分研报质量不认可。
10月29日，贵州茅台三季度业绩不及预期，五年来首次一字跌停。一时间，各大券商纷纷发布研报，下调茅台评级。但此前，贵州茅台是许多机构推荐的个股。
某中型券商分析师不仅在研报中多次推荐神雾集团，甚至在自媒体质疑其关联交易、现金流恶化时，分析师隔空论战力挺“爱股”。无奈神雾集团不争气，股价闪崩、平仓危机、租赁纠纷、债券违约、贷款逾期相继爆发。
在去年最后一份相关的研报中，这位分析师给神雾环保的目标价是62.75元；神雾节能的目标价则为51.80元。如今，神雾环保、神雾节能股价已跌至4.23元和6.57元。
首席也将成规范对象
不仅是行业分析师要对报告质量负责，各家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也将纳入规范。
上周五，30多位首席经济学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的召集下，在北京与监管层座谈。据悉，这次会议明确，证券分析师与投资顾问委员会，变更为证券分析师、投资顾问与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
显然，监管层对首席经济学家的行为有明确规范要求。如首席经济学家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遵守法律法规，以及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平，服从自律组织的监督管理。
一位券商首席经济学家认为，首席经济学家这一群体对市场的影响力在增强，所以有规范的必要。
（来源：上海证券报）
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就业，与企业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可获一次性2000元的就业补贴；符合条件的劳动者，获得本省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自相关证书核发之日起一年内可申请技能晋升培训补贴；经市人社局认定为中山市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的，给予一次性30万元奖补；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可获每年最高6000元、补贴期限不超过3年的租金补贴……
近日，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发实施《中山市就业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重新明确了中山就业创业补助资金管理细则。《管理办法》提出就业补助资金分为“对个人和单位的补贴”以及“对公共就业创业服务能力建设的补助”两类，并规范了补贴项目、扶持对象、补贴标准。
就业补助资金由镇区以上人民政府设立，通过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从政策内容来看，个人和就业创业群体都可从中受益，尤其是企业可从中获得社会保险补贴，这对于降低企业用工成本也是一个利好。
重点来了，哪些符合条件的个人或群体可以申请补贴？
【职业技能培训补贴】（部分）
1.劳动者技能晋升培训补贴
男16-60周岁、女16-55周岁的本市户籍劳动力（全日制在校生和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除外）、外省市来中山务工人员、余刑在24个月内的在中山服刑和强制戒毒人员，获得本省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自相关证书核发之日起一年内可申请技能晋升培训补贴。
2.技能鉴定补贴
本市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取得高级工和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毕业学年学生（毕业学年指毕业前一年7月1日起的12个月，含非广东生源）参加本市统一组织的职业技能鉴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给予每人200元的技能鉴定补贴。技能鉴定补贴每人只能享受一次。
【社会保险补贴】（部分）
1.用人单位社会保险补贴
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其为上述人员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给予补贴，但不包括就业困难人员个人应缴纳的部分。
补贴期限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年龄为准，享受补贴起止期均不含身份证注明的出生所在月份）的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
2.自主创业社会保险补贴
毕业5年内高校毕业生、技工院校取得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毕业生、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自主创业，本人及其招收上述应届毕业生（包括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及按发证时间计算，获得毕业证书起12个月以内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其本人及其招收上述应届毕业生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给予补贴，但不包括上述人员个人应缴纳的部分。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
3.小型微型企业社会保险补贴
小型微型企业（民办非企业除外，划型标准按《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执行）招用应届高校毕业生、技工院校取得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应届毕业生、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就业，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其为招用上述毕业生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给予补贴，但不包括上述人员个人应缴纳的部分。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
劳务派遣单位招用的劳务派遣员工不享受补贴政策。
【岗位补贴】
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其实际招用人数给予每人每月500元岗位补贴。补贴期限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
劳务派遣单位招用的劳务派遣员工不享受岗位补贴政策。
【就业见习补贴】（部分）
企业就业见习补贴
经市人社局认定的就业见习企业，为离校2年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青年提供见习岗位，并按本市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基本生活费给见习人员的，给予见习企业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50%的补贴，补贴期限不超过6个月。
【创业孵化基地补助】（部分）
示范性创业孵化基地奖补
经市人社局认定为中山市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的，给予一次性30万元奖补。
【自主创业补贴】（部分）
1.一次性创业资助
普通高等学校、职业学校、技工院校学生（在校及毕业5年内）和出国（境）留学回国人员（领取毕业证5年内）、军转干部、复退军人以及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成功创业（在本省领取工商营业执照或其他法定注册登记手续，本人为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办理就业登记并经营6个月以上，可申请5000元的创业资助。
2.租金补贴
普通高等学校、职业学校、技工院校学生（在校及毕业5年内）和出国（境）留学回国人员（领取毕业证5年内）、军转干部、复退军人以及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租用经营场地（含社会资本投资的孵化基地）创办初创企业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办理就业登记给予每年最高6000元、补贴期限不超过3年租金补贴。
3.创业项目资助
对获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国家有关部门和广东省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市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主办的创业大赛前三名（或相当奖级），在本市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或其他法定注册登记手续，本人为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并于获奖之日起两年内在本市登记注册的创业项目，给予10万元资助。
11月6日，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欧盟商会和德国工商大会联合主办的2018中国（广东）—欧洲投资合作交流会暨德国企业走进广东推介会在深圳举行。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等13个欧洲国家、900多位嘉宾齐聚深圳，共同探讨粤欧、中欧合作发展的新商机和关注的重点领域。
会议同期，中国欧盟商会发布了《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18/2019》（下称报告）。报告认为，过去五年中，中国在多个方面都取得了进步，接下来仍需在进一步降低牌照限制、扩大市场准入、简化行政审批手续、提升网络安全、保护知识产权、明晰监管部门权责监管以及明确法规政策等方面做出努力，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马晓利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5日在进博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明确了中国推动对外开放走向更高水平的路径，也为外商带来了发展新机遇，增强了欧洲企业在华投资的信心，期待正在召开的进博会能成为欧洲与中国合作的最新平台，并期待进一步完善中欧双方的经济合作。
多年以来，广东一直是欧洲在中国大陆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2017年双方进出口额达7697亿元，占中欧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1.3%，同比增长12.1%，欧洲对广东的实际投资额达8.4亿美元，广东对欧洲的实际投资额达2.5亿美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和试验田，广东正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发布及修订了“外资十条”、支持海外高层次人才来粤创业发展。
欧洲企业纷纷加大在粤科创投资
中国欧盟商会华南董事会主席刘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多年来广东地区的营商环境一直获得欧盟企业的最高评分，最近“外资十条”的推出和修定，粤港澳大湾区和广深港澳科技走廊的建设都为欧洲企业在粤投资带来了新的利好，未来欧洲企业希望能与广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中碰撞出更多火花，并加大在科创领域的投资。
据了解，在刚刚过去的10月19日，刘畅所在的德国莱茵TüV集团（简称“德国莱茵”）在深圳龙华的物联网技术评估中心揭牌并投入运营，这是该集团在中国设立的第一个物联网技术评估中心。刘畅介绍，莱茵将该技术评估中心选址深圳，是因为这里有众多的高科技创新企业，产业链完善，并能辐射整个粤港澳大湾区。而德国莱茵可以依赖自身的全球化服务网络，以及在行业内的技术优势、人员优势和标准优势，为中国科技公司产品出海提供完善的服务，而目前德国莱茵已经与华为、大疆等科技公司展开合作，为他们的产品进入海外市场（尤其是欧洲市场）保驾护航。
另一家在中国已有80余年发展历史的德国默克集团高级副总裁、全球企业实务负责人彭兰博士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默克集团十分看好广东地区目前在科技创新发展方面的潜力，马上将在广州投资建设一家科技创新中心。希望在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方面与中国企业有更深层次的合作。
“希望接下来，广东可以携手港澳，把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概念更多地推广到欧洲乃至全球更多的地方，让世界更多了解这一区域蕴含的巨大潜力。”刘畅指出。他表示，目前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些招商引资的文件、政策等，并没有官方的英文翻译，一些机构、政府部门也没有相应的英文网站，这对外国企业加深对华尤其是对粤港澳大湾区方面的了解不利。“我和商会成员都认为，不少欧洲企业还对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缺乏了解，希望中国政府可以在官方对外宣传这方面加强。”
500余家欧盟企业参加进博会
对于正在召开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马晓利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欧盟商会的会员对进博会的态度非常积极。有500多家欧洲企业参与了此次进博会。我们的不少成员期待，进博会能进一步深化与中国的合作。”
此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欧盟驻华代表团了解到，欧盟馆位于8.2展厅C5-03展位。在160平方米的展厅中，欧盟将全面展示各种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的优质欧洲食品和饮料。 “中国是欧盟农产品的重要市场，并且在最近几年的市场份额一直在持续增长。” 欧盟农业和农村发展专员霍根（Phil Hogan）在出行进博会前对媒体公开表示，“希望此次能借助进博会的契机，推动更多欧洲的农产品出口到中国。”
一直以来，欧洲农产品企业非常迫切地想扩大在中国的市场。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欧盟对区外国家和地区农产品贸易额为2750亿欧元。在其出口农产品中食品和粮食占56%，蔬菜、动物产品分别占22%。美国是欧盟农产品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占其农产品出口额的16%，其后依次是中国（8%）和瑞士（6%）。因此，近年来，欧盟一直在为更高质量的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而努力。目前，欧盟有超过1200种农产品和食品名称已经注册拥有欧盟地理标志标记（包括原产地保护和地理标志保护），此举旨在让中国消费者更放心，并增强对欧洲产品的信心。
据介绍，在进博会上，欧盟除了主推农产品与食品外，高端机械设备、电子通信、医疗器械、汽车制造等领域的知名欧洲企业都希望更多进入中国市场。
一线城市楼市正在进入下行周期。
数据显示，今年前10 月，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的住宅供应量明显增加，而市场需求却在调控抑制、信贷收紧、预期向下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持续低迷，观望情绪浓厚。
同时，企业在资金压力下加快了推盘力度，部分远郊新房降价促销的新闻时有传出。而在市场成交走势和市场预期互相影响下，二手房市场亦受影响，业主信心松动，议价空间进一步加大。
供求关系逆转
一线城市的市场供求关系正在发生逆转。
2017年加大土地供应的一线城市，在2018年开始形成大规模上市。中原地产的一份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末，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在2018年已供应住宅类土地227块，建设用地面积113.53万平米，规划建筑面积可达2363.24万平米，两个数字均已超过了2016年全年供应。
而需求层面，在持续不断的政策补丁、与市场预期向下的共同作用下，观望情绪越发浓厚。易居研究院的数据显示，1-10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累计同比下降9%。而10月单月来看，一线城市成交面积环比减少38%。
而分城市来看，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多家机构的监测数据均显示，四个一线城市近期的供求状况均发生了变化。
北京方面，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示，2018年三季度，受限竞房项目集中入市影响，北京商品住宅平均月度供应量达103万平方米，同比增加152%。同时，受资金压力增加，开发商推盘节奏加快，北京新开盘项目数量较二季度上升63%，较去年同期上升13%。
而北京在三季度的月均成交量为47万平方米，销供比仅为0.46，市场整体处于供大于求状态 。这也使得北京商品住宅库存量持续上升。截至9月底，北京商品住宅（含保障房）库存量为749万平方米，较2017年9月底增加16%。
上海方面，易居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上海市三季度累计商品住宅供应面积达到241万平方米，成交面积则只有229万平方米。这一状况在10月延续，上海市当月供应面积超过90万平方米，而成交面积则只有54万平米。
广州方面，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市商品住宅新批预售共67287套，新批可售面积722.84万平方米，同比增加31.79%；前三季度广州商品住宅共成交68343套，成交面积732.35万平方米，与去年同期相比下滑1.57%。
易居研究院研究员王瑾钊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北京6月份以来新房在不断增加供应，但10月份新房成交环比却下降近三成，深圳10月新房供应环比增加近70%，而新房成交下跌近20%，“种种迹象表明，一线城市新房不断增加供应，而需求却在不断萎缩。”
同时，由于新房市场供应增加且去化并不理想，以及部分城市的新房开始降价促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线城市的二手房市场，观望情绪开始蔓延，成交量大幅下滑，在2018年中有所好转的二手房市场开始转而向下。
易居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今年10月，北京、深圳等10个城市二手房成交量为3.9万套，刨除春节异动月份，创下48个月以来的新低。其中，北京与深圳的二手房成交套数分别环比下滑42%和24%，
王瑾钊指出，短期内，一线城市的供需错配可能还会维持一段时间。但中长期来看，相关部门应该会注意这些情况而放缓新房上市的节奏，从而调节市场的供需平衡。
价格“实质性”下跌？
在供需结构持续变化的同时，一线城市的价格同样开始松动。
10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9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保持平稳。北京环比保持不变，上海、深圳下降0.1%和0.2%，而广州则微涨0.4%。
不过，在一线城市占比更大的二手房市场，北京价格同比下降2.2%，环比下降0.2%。而上海同比也下降2.1%，环比下降0.2%。深圳、广州则环比基本持平。
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北京等城市房价已经进入需求下降、预期松动所导致的“实质性”下跌阶段。
近日，贝壳研究院近期发布报告表示，10月北京全市二手房成交均价为61103元/平方米，环比下跌1.2%，连续两个月环比下跌，该报告称“在城四区占比回升的基础上，北京均价的下跌是实质性松动”。
对此，贝壳研究院首席市场分析师许小乐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实质性回落”是相对于由结构性因素导致的均价下跌而言的。北京二手房9月均价环比下跌2.2%，这在较大程度上由结构性因素造成：受公积金政策调整影响，9月市场上低单价的刚需房源集中成交，而高单价的中心城六区成交占比环比下降2.4个百分点。
许小乐指出，北京10月成交的城区分布恢复到9月之前的水平，均价的下跌受结构性因素影响较小，1.2%的跌幅确是由6月以来市场需求持续低迷，预期松动所导致，这就是需求抑制导致的“实质性下跌”。而其余一线城市市场需求均在调控后受到抑制，上海、深圳和广州的二手房均价分别在2017年5月、今年7月末和今年三季度以来呈现下跌态势。
同时，多位受访者均表示，本轮调控无论是力度、空间范围还是时间范围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本轮市场情绪的回落持续时间更长，程度也更深，而市场主体的情绪与市场表现将相互反馈和作用，从而导致更长的下行周期。
王瑾钊认为，目前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出现了明显回调，特别是处于一线城市郊区、没有相关配套的房产，房价下跌明显，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还会有下跌空间。而处于一线城市核心区的或者是配套完善、交通便利、有学位的稀缺房产，下跌空间仍然有限。
弱市背景下监管层仍然严格把控IPO发行质量。
根据业内人士透露，11月2日证监会发行部组织发行审核业务培训，多地证监局、证券业协会、交易所、十余家券商投行等参加本次培训。
培训内容主要讲解发行审核要求。据了解，监管层根据过去审核经验，梳理出IPO审核51条与再融资审核33条。
与此同时，监管层还指出保荐机构工作质量不足之处，比如抢跑卡位现象严重，尽职调查不充分等，要求证监局未来强化对中介机构的检查。监管层还表示计划制定有关IPO辅导验收的办法，已经向部分证监局征求意见。
全面贯彻审核标准
11月2日证监会对派出机构及多家券商投行进行发行审核业务培训，详细解读IPO审核51条和再融资33条。
据了解，两项指引都分为财务知识与非财务知识两大部分。
深圳一家券商投行人士6日告诉记者，“问答指引早在年中已经在业内流传，我们内部已经在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在其看来，尽管流传时间早，但各家投行执行情况不一样，这次培训由监管层牵头，统一指导思想，让券商投行落实新的审核要求。
据悉，此次培训规格较高，与会有证监局分管领导，券商投行负责人等。
北京一家券商投行人士6日表示，尽管“红线”较多，但这是好事。“以前要靠大量的案例来分析监管审核取向，或者要跟监管层密切沟通。现在监管层把窗口指导形成问答指引，能让投行承揽承做时心中有数。”
在被否IPO项目中，业绩大幅下滑、持续经营能力存疑、关联交易、内控问题等是常见的“拦路虎”，监管层对此详解审核要求。
比如业绩下滑问题，如果属于持续下降，同时最近一期业绩较前期高值下滑50%以上的，监管层认为一般认定存在对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如果下滑幅度在30-50%区间内，保荐机构要对经营业绩下滑是否对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发表专项核查意见，并在审核中予以重点关注。监管层在培训会上指出，对于这类情形，一般不会推进审核工作，即使项目上会，过会的可能性也很低。
如果下滑幅度在30%以内，这类情况不影响审核，发行人只要按经营业绩下滑专项信息披露要求做好披露工作。
过会后发行人出现业绩下滑的，不能超过30%红线。
另一备受关注的问题——持续盈利能力，IPO审核51条中谈到中介机构应该从国家政策、行业前景、生产经营三大方面来判断。比如行业出现周期性衰退；工艺过时导致市场占有率下降；重要客户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等。
监管层在此次培训上表示，如果发行人所处行业上下游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对发行人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应拿出证据说明不受影响或是未来有转好的预期。
对于持续盈利能力中常见的提问关键词“毛利率”，监管层也在会上谈到，不是与同行业相比高了好还是低了好，要一定是适合发行人本身情况的，要有合理理由。
前述深圳券商投行人士指出，“监管层强调的是有依有据，要符合逻辑，而不是单纯让数据好看来应付审核。”
证监局把关质量
除了详细介绍IPO要求以外，此次培训会上监管层还指出中介机构的工作质量问题。
监管层表示，“抢跑”、“卡位”的申报现象严重，浪费审核资源。
据了解，事实上，早在2017年底，为解决“堰塞湖”问题，监管层让券商投行撤回一批尚未达到发行条件但又长期占位的IPO项目，随后在去年12月到今年3月期间史上最大规模IPO终止潮出现。
对此，上海一家券商投行人士6日表示，事实上一直存在提前申报的情况，发行人一边排队一边整改。虽然IPO发行审核比以前快了，但抢跑情况还时有出现。
有的与发行人要求有关；有的是因为今年股市行情很不理想。“市场一直有暂停IPO声音，年中时候大家感到很悲观，感觉下半年监管层可能要放缓审核甚至再度暂停，所以希望早点推进项目，尽快申报。”
同时，监管层还在IPO现场检查中发现中介机构基础工作不扎实。比如尽职调查未勤勉尽责，在对发行人客户和供应商进行核查时仅仅是访谈，缺乏有力的证据。此外申报材料存在严重模板化、程序化。
而派出机构在本次培训会上被监管层要求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监管层建议证监局要强化检查的职责，检查中介机构是否勤勉尽责。可以检查中介机构的工作底稿，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疑点，可以启动现场检查。
监管层表示，计划制定有关IPO辅导验收的办法，已经征求了部分证监局的意见。
前述深圳一家券商投行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未来证监局将会落实窗口指导，将IPO审核51条作为现场检查工作标准和辅导验收的标准。
他谈道，事实上今年以来部分证监局已经对IPO项目提高门槛。他以利润规模为例，“有些证监局在项目验收上已经明确要求连续三年净利润超过1个亿。“据其了解，有多个项目因为净利润没达到证监局要求，因此验收没通过。
11月6日，万达电影（002739.SZ）开盘后股价出现一字跌停，报收27.99元/股，最新市值为493亿元。这是万达电影在5日宣布复牌以来，连续出现的第二个一字跌停。
连续跌停的股价，也再度令外界将目光投向了万达电影最新披露的百亿级重组上。4日晚间，公司宣布将继续收购万达影视大部分股权，但与此前高达370亿的作价相比，最新交易价格仅为106.51亿元。
同日，接近万达电影的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股价暂时的波动并不会对目前的重组产生不利影响，而通过重组将有利于公司打通影视行业全产业链，为后续发展提供更充足的动力。
业内人士认为，在停牌一年多后，A股行情已出现明显变化，万达电影复牌后股价走势一定程度也受此影响。同时，由于影视行业并购、IPO监管政策的变化，万达电影调整后的重组方案能否成功过会，依然难以确定。
而在11月6日接受机构调研时，万达电影在谈到影视业政策对公司影响时则表示，重组完成后公司将达成“渠道+内容”模式，成为一家生态型公司，加之每年投资的电影和电视剧项目数量较多，可以有效降低项目制对公司利润的波动影响。
百亿市值蒸发
停牌489天以后，迎接万达电影复牌的不是股价长红，而是连续两个一字跌停。
Wind资讯数据显示，在复牌的第一天出现一字跌停后，万达电影在11月6日继续一字跌停。当天，万达电影成交总额仅为2395.10万元，换手率0.05%。至收盘时，仍有107.44万手卖单封盘。
此前11月5日，万达电影成交金额也只有5440.9万元，换手率0.10%。而根据当时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机构专用席位成为万达电影股价跌停的最主要参与方，四个机构专用席位以及中投证券上海法华镇路营业部合计卖出4569.82万元，卖出占比高达83.99%。
不过，也有四个机构席位当天在跌停板抢筹3542万元，深股通也买入了131万元。
北京一家私募机构高管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万达电影复牌后的股价走势，主要原因之一仍是与其停牌长达一年多时间里，A股整体行情波动，以及影视业舆论环境出现变化有关。
“补跌的因素很大，一方面万达电影这两天的成交量都不大，都是机构在‘出货’。另一方面也和停牌期间整个市场的行情变化有关，不仅大盘有较大幅度波动，影视行业更因为舆论影响，大多数公司股价出现了较大跌幅。”上述私募高管说。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年初至今，A股25家影视动漫股（申万行业分类，包括万达电影）中，仅视觉中国（000681.SZ）股价出现了上涨，其余均出现不同程度下跌。其中，更有14家上市公司股价跌幅在40%以上，占全部行业的比例达到56%。
接近万达电影的人士亦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万达电影停牌期间市场环境发生了一定变化，同时股价作为市场行为公司也无法预测和干涉。不过，该人士表示股价的暂时波动并不会影响万达电影一直在推进的重组，并强调收购的资产质量没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万达电影的最新研报中，各家机构对其给出的评级也多为“增持”。
以11月6日西部证券发布的研报显示，尽管是首次覆盖万达电影，但该家券商表示基于对公司领先的运营数据、高效管理体系等方面，给出“增持”的评级，并将目标价定为33元/股。
稍早前，包括国信证券、东北证券等多家券商，也纷纷向万达电影给出了“增持”评级。
百亿重组受关注
万达电影股价连续跌停的另一个原因，也许在于外界对其重组成功性仍有疑虑。
Wind资讯数据统计，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在传出监管层对影视、游戏等四个行业并购重组收紧后，无论在二级市场还是IPO，A股便难有影视资产成功上市的案例。
其中在IPO方面，今年以来已连续有开心麻花、新丽传媒等排队企业选择终止上市，目前仅剩下博纳影业一家影视公司仍在排队。并购重组以及再融资方面，在最新传出的“再融资33条”中亦明确表示，为防止募投资金投向“脱虚向实”，上市公司再融资应服务于实体经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原则上不得跨界投资影视或游戏。
不过，万达电影为了保证此次重组的成功，在前后两年多时间中已多次更改重组方案，不仅在并购金额、资产等方面进行了调低，在支付方式上也多次变更。
根据11月5日披露的有关公告，万达电影将以106.51亿元收购万达影视96.8262%股权，与今年6月披露的第二版重组方案相比，交易作价再次降低了10亿元，且在支付方式上从原有的“现金+发行股份”变更为只“发行股份”支付。
上文提及的接近万达电影人士解释，支付方式的变化与今年引进阿里巴巴等战投不无关系，但在最初2016年的方案中，支付方式也仅为发行股份支付，并未包括现金支付。
资料显示，今年2月，阿里巴巴等方以每股51.96元的价格，收购万达集团持有的万达电影12.77%股份。其中阿里巴巴出资46.8亿元，成为万达电影第二大股东。
而在2016年5月时，彼时还名为“万达院线”的万达电影，一度宣布以372.04亿元价格收购万达影视100%股权（该方案包含传奇影业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80亿元，但这个方案3个月后即告终止。
“通过对万达影视的并购，万达电影不仅在业绩上有所增厚，也将实现行业上游与下游的整合，从而形成渠道和内容兼具的全产业链公司。”上述接近万达电影人士说。
今年前三季度，万达电影营收同比增长7.06%至109亿元，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0.31%达12.68亿元。尽管归母净利润同比微增，但增速与过去数年均高于10%的情况相比，呈现出明显差异。
在完成H股上市的6年后，作为险资巨无霸的中国人保（601319.SH）终于实现了其在A股的IPO。
11月6日，中国人保以1倍市净率、8.87倍市盈率作价3.34元/股正式开始申购，其将通过战略配售、网上、网下三渠道完成了总规模18亿股，总金额达60.12亿元的巨量发行；完成上市后，中国人保也将成为国内A+H上市的第五家险企。
由于此次中国人保的18亿股中约有3.03亿股为网上发行，而这也让其网上申购限额达到30.3万股，堪比今年以来工业富联（601138.SH）顶格申购的41.3万股，而中国人保也是A股今年自工业富联后第二只采用战略配售发行的新股。
虽然中国人保完成A股IPO，但其未及预期的前三季度业绩也备受市场关注，在部分分析人士看来，伴随着保险行业及中国人保的业务成长，其合理估值仍将较发行价更高。
三季报不及预期
在完成过会的长达5个月后，中国人保终于实现了A股首发。
按照此前拟定的45.99亿股发行预期推算，中国人保的A股潜在募资额一度将在140亿元以上，但最终其发行规模降至18亿股，而募资额也定格在60.12亿元。
“多种原因促成了中国人保募资额的打折，目前二级市场存在压力，不排除这种大单发行前会有监管层的沟通，而且最终的募资规模也取决于发行人的实际需求。”北京一家大型券商策略分析师认为。
而最终发行价确定在以每股净资产等值发行，则是在综合其H股的股价与避免“国资流失”因素的考虑。
11月6日，中国人保港股报收3.43港元，收涨1.78%。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保在网上发行的3.03亿股仍然让这只新股的顶格申购规模达到了30.3万股，这一顶格申购规模仅次于年内的工业富联，而若对照工业富联IPO时0.3421%的网上中签率推算，中国人保顶格申购者有望100%实现中签。
虽然完成A股IPO，但中国人保不及预期的前三季报业绩也引发市场关注。
据其信披显示，中国人保今年前三季度合并净利润172.22亿元，同比下降17.10%；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21.18亿元，同比下降16.30%，环比中报仅增长20.73亿元，未及市场预期。
对此，中国人保副总裁李祝用在11月5日投资者交流会上进行了解释，其指出集团利润的下降主要与财产险板块的下滑有关——人保财险1-9月净利润为131.90亿元，同比下降达25.5%。
“一是为应对市场竞争，加大了对车险优质业务的手续费投入；二是由于手续费支出比例已超过所得税税前抵扣限额，导致所得税费用增加；三是受温比亚、山竹台风等大灾影响，大灾损失同比有所增加。” 李祝用解释称。
李祝用同时表示，多项因素将促使人保集团的盈利能力获得改善。
“受益于‘营改增’政策红利，随着保险理赔政策抵扣政策的放开，视同销售政策的明确、资管产品纳税政策的明确，‘营改增’对本集团税收减负效果将越来越明显。” 李祝用指出，“公司资本规划的出台，引领子公司对标行业ROE（净资产收益率），以提升资本回报和向本公司的分红能力；财险分部综合成本率有望控制在合理水平，财产险板块为车险业务商车二次费改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费用端的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机构看好估值空间
虽然如此，但由于中国人保发行市盈率较低且具有分红承诺，其IPO仍然被部分买方及卖方机构所看好。
例如有投资人士则认为，中国人保IPO时的分红承诺为其带来了一定的配置价值。
中国人保曾在招股书中表示，“除特殊情况外，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包括年度利润分配和中期利润分配）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10%”，不过其也指出，具体的方案需要根据实际的偿付能力充足率、业务发展情况和需求、经营业绩、股东回报等因素综合制定。
“一方面是典型的低估值蓝筹股，另一方面中国人保也具有较强的分红价值。”上海一家申购了中国人保的中小私募机构负责人表示，“未来机构投资者占比不断提高下，以赚取股价高低差为目的的资金会越来越少，而高分红的上市公司价值也会随之提高。”
事实上，部分卖方机构仍然看好发行价为3.34元的中国人保的增长空间，8.87倍的发行前市盈率也远低于中证指数公司同期给出的16.04倍的保险行业平均静态市盈率。
例如此前天风证券非银团队指出，人保财险的PB可达1.4倍，人保寿险和人保健康的P/EV分别可达0.6倍和0.5倍，故此推算中国人保的合理价格为4.01元/股。
相比之下，华创证券则将中国人保的合理估值给到5元/股以上。
“根据对中国人保各业务条线未来增长性的预判，参考各市场财产险公司的历史及近期估值水平，给予财产险业务1.5-1.8倍P/B，给予人身险业务1倍P/EV，给予其他业务和募集资本1倍P/B，预计中国人保A股合理估值区间为：5.02-5.71元/股。”华创证券保险业分析师洪锦屏11月6日表示。
我言简意赅地给你讲一下此次指南更新的几个要点。”10月31日，在青砖绿瓦的北京协和医院老楼二层10平米左右的办公室里，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希望更多人了解《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2018版）》（下称“2018版指南”）的重要性。
近日，中华医学会第十次全国艾滋病丙型肝炎学术会议期间发布了2018版指南，其重点更新了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时机、推荐方案和药物及诊治等内容，并提出全新的“艾滋病全程管理”理念。这些内容在外行人看来只是一些名词，但实际是包括李太生在内的一线中国医生用大量数据、实验证实的，同时也影响着近百万艾滋病患者。为此，李太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中国人要有适合自己的诊疗指南。
由于历史原因，很多艾滋病用药、治疗都没有中国本土临床数据支撑，诊疗是以国际、欧美用药指南为准，因人种、代谢差异等问题，中国人的用药并不完全与欧美一致，但没有临床数据就没有发言权。
适合中国人的指南
当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出，有观点称此次2018版指南的更新可以更好地与国际接轨时，李太生一脸严肃地表示：“这种说法把指南的价值降低了，我们的定位是适合中国人的艾滋病整个预防和治疗体系。现在不管是新药还是仿制药，尤其是国家推行的免费仿制药、国产药，都在中国人身上做过药代动力学等实验，有数据可循才能写入中国指南。”
李太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中国艾滋病患者不管是用药的药代动力学特点、还是用药反应、机会性感染的特点，与国外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是基于中国人特点写的，并在2011年和2015年分别进行了更新，2018年新版指南组织了中国医疗和疾控专家联合写，在艾滋病的诊断方面提出了国际最新理念。”
据了解，早期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内容，多以国际指南的数据和标准为根据。例如我国2006版指南显示，部分艾滋病感染者需要每天服用2片复方新诺明预防机会性感染，但其实更少的药量就可以满足中国患者的需求。
李太生曾提出，在2011版指南中修改复方新诺明预防用量，但未成功，然而越来越多的中国医生在临床实践中发现，患者服用1片的效果和2片相同，而且由于减量，副作用也随之变小。通过相关调查和数据搜集，最终2018版的诊疗指南将用量改为每日1片。
此外，我国按照国际指南标准，依非伟伦用量为600mg，每日一次，但由于此药毒副作用较大，而且研究表明，中国患者有半数人服用后血药浓度超过理想的治疗浓度，接近中毒浓度，在体重小于60kg的患者中尤为明显。因此2018版指南改为：对于成年人，体重大于60kg的患者用药按照600mg/次，小于60kg则按照400mg/次。
除了药量，2018版指南在艾滋病诊断和抗病毒治疗等方面也进行了更新。诊断方面，2018版指南显示，不需要等待抗体确认，只要患者进行初筛检查时显示阳性或者可疑，同时加上核酸定性或定量检测，就可以对患者进行诊断。而对于艾滋病期的诊断，只要患者确诊感染艾滋病，同时有超过1个月发热大于38°C、腹泻每日大于3次超过1个月等16项症状中的一种，即可确诊已进入艾滋病期。
李太生和同道们一直用临床数据证明：外国人的指标未必适合中国人。从2007年开始，对全国235位明确经性传播感染艾滋病患者研究，李太生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感染艾滋病病毒CRF01-AE亚型的中国大陆病人，潜伏期只有4-5年，这一成果发表在2014年1月的《艾滋病》上，而彼时国际艾滋病学界有一个经典结论，即从感染艾滋病到艾滋病发病，潜伏期为8年；来自我国本土病人的自然病程数据，进一步肯定了中国感染者及早治疗的必要性。
“我们一定要有中国人自己的数据，在‘十二五’期间的全国性研究课题中，一共有41家医疗机构参与，涉及约7万名患者，同时，入组的病人也有接近1万名，数据基数比较大。”李太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正是大量数据让我们可以拥有适合中国人自身特点的指南。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解放军三〇七医院江泽飞教授此前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及在多个公开场合也曾表示，中国人需要适合国人特点的指南。
在今年4月2018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年会暨北京乳腺癌高峰论坛上，适合中国国情的《CSCO乳腺癌诊疗指南》更新发布，对此江泽飞指出，新版指南更加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和CSCO的专家意见，将证据等级高、专家共识度高且在中国可及性好的方案作为Ⅰ级推荐。
艾滋病全程管理
目前国际上已有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RTIs）、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NRTIs）等6大类30多种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包括复合制剂），艾滋病也逐渐变为一种可以治疗但尚难彻底治愈的慢性疾病，同时，HAART（俗称鸡尾酒疗法）也大大减少了相关性肿瘤和艾滋病相关机会性感染的概率。
李太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艾滋病之前是得了就死的传染病，现在已经属于慢性疾病，患者可以生存几十年。国际上曾经提出，管理艾滋病的并发症，在2018版指南中，我们对这个想法进行细化落地，提出全程管理的理念，包括如何发现感染者、让高危人群早期诊断、感染后如何评估整体情况、评估后如何治疗等问题，这也是2018版指南中最大的亮点。”
随着艾滋病患者生存期延长，各种并发症如代谢综合征、心脑血管疾病、慢性肝肾与骨骼疾病等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这些疾病影响艾滋病感染者的生存质量和预后，同时，HAART带来疾病谱的变化也在改变艾滋病的诊治和关怀模式。
艾滋病全程管理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此管理模式是指艾滋病感染者在确诊后，由多学科合作团队为其提供全程综合诊治和服务。全程管理的关注环节主要包括艾滋病感染的预防和早期诊断、机会性感染的诊治和预防、个体化抗病毒治疗的启动和随访、服药的依从性教育和监督、非艾滋病定义性疾病的筛查与处理，以及社会心理综合关怀。
在个体化抗病毒治疗方面，2018版指南显示，医生应根据患者的病情和病毒耐药性等特点来制定HARRT方案，同时根据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是否存在肝肾功能损害等因素，对部分患者实行血液中药物浓度监测（TDM），随时评价和调整给药方案，以实现用药的个体化，提高药物治疗水平。
对于各种并发症的管理则需要多科室配合，进行综合治疗和管理，但李太生认为，我国在多科室综合管理艾滋病方面仍有许多问题待解决，还有一段路需要走。
“中国的艾滋病患者从出现症状到得出诊断结果，一般要到3个医院和4个以上的科室，用时平均2个月，诊断时间太长会耽误宝贵的治疗时间，而且如果患者已感染且未及时诊断，期间可能会传染其他人，所以艾滋病的防治和管理还有很多方面需要调整。”李太生指出。
包括李太生在内的很多专家都认为，在目前发病率基本控制的前提下，把艾滋病当特殊疾病救治，或者过于重视艾滋病，都是另一种层面的歧视，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要把艾滋病当做慢病，进行常态化管理，才能有效控制这种状况。正如艾滋病宣传员濮存昕在多个公开场合下所讲：我们的敌人是艾滋病，而不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不论他们因何种原因受到感染，他们首先是病人，需要得到基本的尊重和关爱。
并购新起点，监管新思维
政策接踵而至，并购重组的新周期仍在不断迎来变量。这一次变量的主导依然是监管，然而主导者已经产生了变化，不再是凶猛掉头，而是突出市场化工具属性，不断为市场注入新的工具，从而激活市场活力。（杨颖桦）
证监会支持并购重组市场的政策还在持续落地。
近期，证监会表态将大力推进以定向可转债作为并购重组交易支付工具的试点，支持包括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在内的各类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做优做强。
可以看出，定向可转债政策突出的是支付“工具”这一概念。这也是这一轮证监会支持并购重组市场的一大特点，即丰富企业在并购重组中能够使用的工具，以这种市场化的方式取代行政化的强制要求来激发市场活力。
“丰富企业在并购重组过程中可使用的工具是这一轮并购重组政策的一个特点，相比此前凶猛掉头或者一刀切的监管，用市场化工具来激活市场活力是比较合适的做法。”北京地区一家大型券商投行部的人士11月6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多项工具启用
事实上，并购重组中的定向可转债并非新事物，早在2014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国发［2014］14号）中便已经明确了将“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优先股、定向发行可转换债券作为兼并重组支付方式”。
然而截至证监会表态之前，尚未有一家上市公司利用过定向可转债作为支付工具。但从各个角度来看，定向可转债都是一项能够极大促进并购重组效率的支付工具，因此这一次大力支持并购重组的阶段下，证监会也终于启用了这一工具。
11月6日，添睿资本研究院的分析人士便表示：“在交易过程中，对于交易对手来说，定向可转债的最大好处是可以选择。转股还是不转股，选择权是属于交易对手的。如果后面上市公司股价表现不好，交易对手可以选择不转股，获得现金对价。如果后面上市公司股价超过初始转股价，交易对手可以选择转股，获得向上的弹性回报。”
此前，华泰联合证券董事总经理劳志明也做出了生动形象的解释，他认为发行定向可转债可以解决交易双方对于价格的分歧。
他讲道：“比如当前股价是10元，卖家担心后续股价会跌不愿意换股，可以接受定向可转债作为支付方式。未来三年内有权按照10元价格换成股份，如果股价上涨就可以赚取市场差价。如果股价走势不好低于10元，也可以选择持有债权而不换股，未来要求上市公司还本付息。”
类似优化价格博弈机制的工具并不仅有定向可转债，证监会在拉开本轮政策序幕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的相关问题与解答》文件中也向市场提供了一项重要工具，即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价格调整方案的初衷是防御市场风险，一旦市场大幅下跌后，可能导致公司的股价出现持续性、大幅下跌，交易对方违约风险会增加，价格调整方案有利于避免市场大幅或持续向下波动的情况对并购交易的不利影响。”11月6日，一位虞律并购研究的分析人士表示。
在引入调价机制后，上市公司便可以积极尝试用调价机制来抵御价格变动所引发的潜在风险。
另外，在这一次修订的《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问题与解答》（以下简称“《募集配套资金问答》”）中，放开并购重组配套资金的规模和用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作给予了上市公司一项工具。
11月6日，一位资深市场观察人士则认为，本次修订从放宽募集配套资金规模和用途限制，丰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巩固控制权的手段等方面，为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大体量资产，留出了更大的政策空间。
“上述多项在近期落地的政策均体现了工具的属性，都不能算是并购重组市场特别大的变化，但这些细节往往是影响一笔交易成败的核心要素，而这些政策工具的推出将会大大提升项目推进的效率。”前述北京地区的券商人士对记者表示。
市场快速跟进
证监会丰富了企业在并购重组时能够使用的政策工具，市场也做出了积极响应，多家上市公司已经在并购重组过程中进行尝试，首单纷纷出炉。
以定向可转债为例， 11月2日赛腾股份（代码：603283）发布公告称，为了贯彻落实了《证监会试点定向可转债并购支持上市公司发展》的相关通知文件精神，公司正筹划发行定向可转换债券购买资产方案，方案属于重大无先例事项，故此停牌。
记者还从证监会了解到还有多家上市公司积极研究在并购重组时引入定向可转债。
另外一项政策工具小额快速审核通道同样受到众多企业的欢迎，在政策发布之后便有数家公司表态符合条件。
10月15日东方中科（002819.SZ）公告表示，财务顾问长城证券发表核查意见，经核查后，认为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适用“小额快速”审核的情形。更早之前，设研院（300732.SZ）与拓尔思（300229.SZ）分别在10月12日、10日同样表示并购方案适用“小额快速”审核情形。
其中在“小额快速”机制出台的两天后（10月10日），拓尔思修改并购重组方案，决定调减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数额，由6378.26万元降低至4800万元，正好低于“小额快速”审核机制中关于募集配套资金5000万元的红线。
拓尔思已经在10月18日上会并且成功过会成为利用小额快速机制的首家上市公司，公司全部流程仅用了29天，大大低于并购重组评价审核周期的81.4天。
另有一家北京地区券商人士11月6日透露：“‘小额快速’审核机制出台以后，团队学习新规和梳理存量项目。看看哪些项目符合‘小额快速’要求，我们也希望尽快为客户推进。”
与此同时，调价机制也快速被上市公司使用，在近期首个A股公司换股吸并“A+B”股的案例中，美的集团（000333.SZ）换股吸并小天鹅（300158）便引入了调价机制：若深证综指、申万白色家电指数及两公司股价相对于设定的基准线出现20%幅度的下跌，美的集团或小天鹅董事会任意一方，都可按设定的调整方案对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公司方面也表示，设置与大盘指数及行业指数挂钩的调价机制，是为了排除大盘系统性下跌对于交易的潜在影响，使方案设计更加合理，更好保护交易的有序推进。
“从市场反馈来看，企业和中介机构都非常欢迎这些对实际操作有直接帮助的政策工具，这样的监管更加市场化，远好于直接干预市场选择的监管行为。”一家沪上券商保代人士11月6日同记者交流时认为。
尽管证监会罕见地未在上周五核发IPO批文，但本周发审会却如常进行。
11月6日，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康龙化成”）和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发上会，最终均成功过会。其中，由于康龙化成为国内仅次于药明康德（603259.SH）的CRO（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公司，其过会被外界颇为关注。
成立于2003年的康龙化成，虽然名气不大，但从业绩体量而言已发展成为国内名列前茅的CRO巨头企业。数据显示，至去年底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94亿元，净利润2.27亿元。
21世纪资本研究院未能联系上康龙化成对此次公司的IPO情况作出回应。 一位从事新药研究的行业人士表示，随着CRO公司的接连上市，行业将在资本的助推下获得快速发展，但对企业自身而言却也同样将面对激烈的竞争压力。
贸易摩擦隐患
康龙化成今年4月披露的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 2016年7月完成股份制改革，并在去年6月正式向证监会提交招股说明书，拟登陆创业板。至11月6日完成过会，前后历时不到一年半。
不过，一年半的排队时间与药明康德相比仍显得有些漫长。证监会披露的信息显示，药明康德去年7月才申报招股说明书，今年2月完成预披露更新，并在3月23日上会获得首发通过，5月8日实现成功上市。从申报IPO到成功上市，药明康德耗时仅为10个月。
虽然排队时间方面比药明康德更长，但与其业绩持续增长类似的是，康龙化成在过去四年里无论是营业收入还是净利润，也都呈现出快速的增长。
财务数据显示，2014-2017年，康龙化成营业收入从7.90亿元增长至22.94亿元，增长幅度达到190.38%；净利润则从0.21亿元增长至2.27亿元，复合增长率达75.34%。
康龙化成的上述营收，也使公司稳坐CRO领域的第二把交椅，仅次于药明康德。Wind资讯数据显示，药明康德2017年营业收入高达77.65亿元，排名第三的泰格医药同期营收则为16.87亿元。
但在业绩快速增长的同时，康龙化成也不得不面对应收账款逐年增高的压力。2015-2017年，康龙化成应收账款分别达2.60亿元、4.00亿元和5.45亿元。
然而，随着年内爆发的中美贸易摩擦，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要市场的康龙化成，也不得不面临这一变数。据康龙化成披露，2015-2017年，公司在欧美地区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90.42%、 85.57%和86.05%。
今年4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司公布的拟加征关税中国商品清单中，就包括上百种药品和医疗器械。
对于这一情况，康龙化成方面虽然表示目前从事的药物研究、开发及生产服务不在美国拟加征关税的清单中，但是如果未来中国与欧美之间出现更加严重的医药贸易摩擦，欧美国家可能对公司的主要服务设置关税等壁垒，并因此对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CRO竞争加剧
随着康龙化成的成功过会，A股将有望再添加一家CRO上市公司，这也许预示着行业竞争将逐步加剧。
康龙化成最新披露的招股书显示，此次IPO公司拟发行6563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不低于10%，募资15亿元用于杭州湾生命科技产业园——生物医药研发服务基地项目的建设，该项目的总投资金额为19.83亿元。
一位接近康龙化成的中介机构人士表示，近年来我国CRO行业持续快速增长，康龙化成作为行业龙头企业，随着业务体量的变化，也亟需投资新建研发服务基地满足业务持续增长的需要。
沙利文研究报告数据显示，至2016年时全球医药研发投入高达1454亿美元，并预计在2021年时达到160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9%。对应国内，2016年时仅为107亿美元，占全球比例不足8%。
但类似情况有望在国内得到改观。有研究机构指出，至2021年国内医药研发投入将达到292亿美元，从2016年至2021年的年复合增长率将高达22.1%，为全球平均增速的11倍。
“在研发成本增加和专利悬崖的双重压力下，海外药企越来越倾向于选择药物研发生产外包服务来降低产品开发的成本。在全球及中国医药研发投入持续增加的背景下，CRO企业势必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上述中介机构人士说。
21世纪资本研究院注意到，在CRO行业快速发展时，康龙化成也在频繁通过并购打造行业的全产业链。
截至2015年末，在中信并购基金和君联资本等方数亿美元注资入股背景下，康龙化成接连收购了数家海外医药企业，加强了公司在药物代谢研发服务领域的服务能力，巩固和拓展了整个公司在医药研发外包方面的综合服务能力。
面对广阔的市场，对康龙化成等CRO企业来说，另一方面则同样面临着激烈的行业竞争。实际上，康龙化成方面亦表示，通过IPO完成上述项目的建设，可以购买高精实验仪器、引进优秀的技术人才，缩小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提升核心竞争力。
虽然康龙化成目前营业收入排在行业第二位，但与排名第一的药明康德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而与第三名的泰格医药相比，领先又并不多。
11月6日，东方证券医药行业分析师施红梅表示，国内CRO行业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伴随着国家药监政策改革和一致性评价的推进，整个行业将进入到“质量提升、纵横延伸”新发展阶段。
“综合来看，预期国内CRO行业将进入重组整合周期。”施红梅认为，“伴随行业集中度提高，各龙头CRO企业将打造新药研发综合服务能力，并以现有业务为基础，衍生出更多业务模式，呈现出明显的纵向一体化趋势。”
有望在上交所设立并尝试注册制的科创板，引发了资本市场的极大关注。
虽然诸多政策细节尚未落地，但21世纪资本研究院综合科创板的设立背景、监管表态等信息后认为，即将设立的科创板既是在注册制在上位法完成特别修法后的制度尝试，也是监管者在推动资本市场支持新经济发展、投资者保护、培育机构投资者等多重政策目标间做出的新平衡之举，而科创板这块试验田的走向，未来同样能够为主板、创业板的存量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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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时认为，设立科创板的战略意义已不再局限于国内金融中心或交易所间的“内战”，而是我国资本市场与北美、欧洲、亚太等成熟地区市场之间的制度式竞赛。
国内的供给侧改革正处于关键节点，能否吸引更多具有科技创新特征的新经济企业在境内上市，促进新经济企业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人民币国际化等战略息息相关。
我们认为，试点注册制并有可能采取弱化盈利要求、增设AB股机制等红利的科创板，将在制度安排上直面来自成熟市场国家的竞争，吸引更多新经济企业在境内市场融资、发展、壮大，同时有效缓释过去VIE等模式下的资本外流压力。
IPO的制度新平衡
对于行将设立的科创板，不少市场人士或许会联想到这些年资本市场为支持创新企业发展所做出的板块创设努力。
的确，无论是由深交所主板机制演化而来的中小板，还是2009年出现的创业板，抑或是2014年扩容的新三板，都曾被视为中国版“纳斯达克”的制度尝试，但最终这些板块因种种问题而名不副实，而不少互联网科技公司仍然争相远赴北美融资。
21世纪资本研究院认为，过去数次制度尝试的症结在于，在新股发行体制演变过程中，监管层对“把握公司质量”和“投资者保护”的双重政策目标，凝结成为一对迟迟未能获得平衡的矛盾。
中小板、创业板乃至新三板的制度尝试中，就屡次呈现出对上述矛盾的妥协。
中小投资者具有进入中小板、创业板投资的能力，但在当时的上位法下，IPO的核准制以及对企业的盈利要求并未被摒弃，从企业、投资者类型来看，中小板、创业板的制度安排仍然与主板趋同，无法让其接纳互联网行业为代表的新经济企业。
而在新三板市场的建设中，监管层虽未对挂牌公司进行实质性的盈利审核，但考虑到投资者保护的要求，其设立了高达数百万元的高门槛，进而流动性的丧失，让新三板市场的融资功能与一级市场几乎无异。
我们认为，科创板的出现将成为注册制改革过程中，对上述双重政策目标的新平衡。而从证监会的表态中，我们亦可管窥这一趋势。
证监会11月5日一方面表示，“将在盈利状况、股权结构等方面做出更为妥善的差异化安排，增强对创新企业的包容性和适应性。”这意味着科创板在IPO流程上采取注册制的同时，上市标准大概率向成熟市场国家的弱化盈利考核、增设AB股机制等细节靠近，以此吸引更多新经济企业获得境内的上市融资机会。
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监管层在科创板加大机构投资者培育的希望——在证监会关于科创板的仅四个自然段的表态中，单单拿出一个自然段来对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进行着重阐述：“证监会将指导上交所针对创新企业的特点，在资产、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等方面加强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引导投资者理性参与。鼓励中小投资者通过公募基金等方式参与科创板投资，分享创新企业发展成果。”
如此大篇幅的表态，足以证明监管层对科创板机构投资者培育的重视程度——即科创板应当是在主板基础上设定更高程度的投资门槛和准入标准，并致力于让公募基金成为中小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投资的载体。
不过从历史中两融和新三板的垫资开户等违规现象来看，以差异化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来强化“机构市”特征的作用可能相对有限；相反，像海外市场一样以T+0、扩大乃至取消涨跌停幅度为代表的交易机制改革，反而更有助于机构投资者的培育。
供给侧的资本竞赛
科创板设立于上交所，固然也和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有关。
证监会在上述表态中提出，其深刻认识到设立科创板是“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大改革举措”。而当设立科创板传出时，也有不少业内人士将其解读为国内交易所之间的“再竞争”。
考虑到科创板会在支持新经济企业上给予差异化盈利考核、股权结构的可能性，21世纪资本研究院认为，科创板的设立并非仅是上交所与深交所、股交中心之间的内战，而大概率成为供给侧改革当口，中国资本市场与纽交所、纳斯达克、联交所等成熟资本市场之间的制度赛跑。
在供给侧改革的趋势下，发展新经济行业，增加新经济比重，必然是优化调整经济结构的不二法门；具体到金融市场，则体现为能否从依赖银行抵押授信、扩大资产负债的传统重资产经济模式，向轻资产为主的新经济模式进行转型，这个过程中，发展资本市场作用无疑至关重要。
事实上，从数年前战略新兴产业板的草拟，到后来中概股的回归，再到年初为“独角兽”提供的绿色通道机制以及CDR机制，都是国内资本市场为吸引新经济企业所做出的努力。
即便放眼全球市场，各主流交易所都在不遗余力的争抢新经济企业——2016年，新加坡交易所就允许同股不同权企业上市，今年初，纽交所允许部分独角兽公司可不经过承销商“直接上市”；4月，港交所修改上市规则放行AB股机制并给予生物科技企业更宽松的上市条件。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科创板的设立是国内资本市场支持供给侧改革和新经济发展的红利延续，亦是境内资本市场对新经济企业的“制度性迎回”，而相比于年初面向独角兽企业的绿色通道等优惠政策的“一事一议”，单独设立科创板能在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中体现更强的公平、公开和透明等特征。
我们同时认为，科创板的设立若能减少VIE等境外上市现象，亦能对资本项下的外汇流出压力构成缓释效果。
近年来，伴随着不少新经济企业远赴境外上市，一些国内资本也纷纷设立美元基金出海投资，2015-2016年期间，不少中概股回归时的私有化基金的换汇活动，也对现行外汇管理体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科创板完成设立并引导更多新经济企业在境内上市后，不仅将缓释外汇外流的冲击，还将有助于提升境内资本市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有助于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
11月6日，受科创板推出消息影响，创投概念股继续大涨。
当日Wind创投指数涨幅高达9.47%，其中鲁信创投（6000783.SH）、九鼎投资（6000053.SH）、张江高科（600895.SH）、华金资本（000532.SZ）等10只创投概念股强势涨停。
11月6日晚，大众公用（600635.SH）、电广传媒（000917.SZ）、鲁信创投、张江高科、九鼎投资、华金资本等十余家涨停股均公告称，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重大信息。
此前，有诸多业内人士分析，科创板的推出将利好创投行业，在目前二级市场低迷、一级市场受阻，退出通道不畅的背景下，科创板的推出丰富了退出渠道，有助于缩短投资周期、降低风险、加速收益兑现。
不过，由于具体细则尚未拟定，部分上市创投企业反映并不强烈。
11月6日，鲁信创投证券部人士就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股价上涨其实不止我们一家，而是行业的普遍现象，因为科创板丰富了退出渠道，理论上会缩短投资周期、降低投资风险等，对我们创投机构是利好，但是由于相关的细则还没有定下来，所以目前还无法评判对公司具体业务的影响。”
静待细则出台
“科创板毫无疑问对一级市场投资会有促进作用，无论科创板制度最终如何设计，毕竟增加了一种退出通道。”11月6日，中科创富合伙人汪勇军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
以拥有二十余年产业培育与集聚、资本经营等经验的张江高科为例，其旗下不仅有五家可从事投资业务的主要创投子公司，已经参投了诸多项目，还持有杭州经天纬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7%的股权。2018年前三季度，张江高科实现扣非净利润4.29亿元，同比增长40.29%。
九鼎投资一直被誉为创投领域的标杆企业，曾在IPO上市潮中一战成名，参投的凤荣泰健康、川恒股份、皇庭国际、金能科技等数十家企业均成功上市。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管理的股权基金累计实缴规模345.68亿元；累计投资规模为314.49亿元。公司管理基金的已投企业在国内外各资本市场上市的累计达到62家，在新三板挂牌的累计达到58家。
鲁信创投则是“半路出家”转型为创投机构，截至2018年上半年，公司对新设及已设基金/平台分期出资1.4亿元。报告期内，各基金及投资平台完成投资项目15个，总投资额3.1亿元，投资领域涉及生物制药、医疗设备、新能源、信息科技、装备制造等行业。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去杠杆因素影响资金面趋紧、IPO审核趋严、二级市场估值下滑以及减持新规资管新规等政策因素影响，2018上半年股权投资机构投资节奏略有放缓，部分创投机构也面临退出压力。
11月6日，一家上市创投机构人士就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由于行业受政策因素影响较大，一方面公司的项目退出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募资也没有以前顺畅，近段时间公司的业绩也出现波动，增速明显下降。”
而对于科创板的设立是否会对公司一级市场投资形成鼓舞，该人士坦承道：“影响应该没有那么快，而且不同的项目有不同的投资思路，很难一概而论。由于具体细则还没有出现，谈调整投资步伐还为时尚早。”
关注投资门槛
从中长期来看，市场上对于科创板的推出皆持积极态度，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部分创投机构对于其制度设计及门槛设置尚存观望。
“我们期望交易制度设计上应该更加完善，比如开户门槛不能太高，实行场内自由竞价交易，如果股票没有流动性，实现不了交易价值，科创板就实现不了融资功能。”汪勇军说道。
根据证监会负责人就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答记者问显示，证监会将指导上交所针对创新企业的特点，在资产、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等方面加强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引导投资者理性参与。鼓励中小投资者通过公募基金等方式参与科创板投资，分享创新企业发展成果。
上海一家私募机构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这个对科创板的答记者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的疑惑，尤其是“在资产、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等方面加强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表述。
“这一条款间接说明科创板的参与门槛很高，很可能会有类似于新三板一样存在资产限制，挡住相当一部分散户，不过在运作上应该更合理一些，对资金分流效应不大。”该人士表示。
但在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看来，科创板的流动性问题不必过于担忧，其制度设计与新三板存在明显区别。
“科创板的门槛的设置，应该会比新三板更低。证监会鼓励普通投资者通过公募基金来投资科创板，这意味着公募基金可以发行一些主动管理基金或者ETF等投资科创板，因此会改善科创板的流动性。”杨德龙说。
杨德龙认为，科创板从风险收益比来看，风险上应该是低于新三板，但是高于创业板。企业的成熟度也是处于新三板和创业板之间，科创板推出可能会分流一部分创业板的资金，对于创业板的短期走势形成一定的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科创板相当于给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投资标的，而一些优质的新三板公司可能会转到科创板上。
日前，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提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证监会负责人很快就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答记者问表示，科创板旨在补齐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短板，是资本市场的增量改革，将在盈利状况、股权结构等方面做出更为妥善的差异化安排，增强对创新企业的包容性和适应性。
中国一直期望通过资本市场推动中国高科技行业发展，即走“硅谷+纳斯达克”的模式，实现中国经济创新式发展。为此，中国资本市场相继推出过中小板、创业板以及新三板，并曾经计划设立战略新兴板。在几个月前，中国也曾计划发行CDR吸引那些在海外上市的中国独角兽企业回归A股。
可以看出，我们一直希望资本市场能够为中国创新式发展提供帮助，尤其是中小科技企业可能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通过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成为化解困难的方式之一。但是，我们也应该思考，过去十几年里，相继进行了各种板块的实验，为什么资本市场至今还没有很好地承担起这一功能。
因此，我们必须全面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资本市场的期许，早在11月1日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他就特别强调要围绕资本市场改革，加强制度建设，激发市场活力，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在上海的演讲中，他也要求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因此，科创板应该在吸取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真正作为“资本市场的增量改革”，不仅仅体现在注册制以及在盈利状况、股权结构等方面做出更为妥善的差异化安排方面，要在增强包容性和适应性同时，注意到“健康发展”的重要性，避免陷入“试验”的循环怪圈。
中国企业的科技创新需要融资服务，但我们更应该重视创造促进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便利的融资服务属于锦上添花。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不管是创业板还是新三板，都为大量企业提供了“融资服务”，但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进步的推动不够明显。
技术型中小企业最大困境应该是知识产权保护，应当说，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是令创新型企业最头疼，也是最大风险所在。其次，人才缺乏是阻碍技术创新的关键障碍，不仅仅是研究型人才缺乏，也包括技术工人就业不稳定性，无法形成技术与经验的积累。因此，应该努力为技术创新型企业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避免经济脱实向虚导致资源错配，冲击实体经济。好的资本市场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为企业提供恰当的融资服务，坏的资本市场则会恶化资源配置，引导人和资源参与投机活动。
中国现在需要将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结合，形成一个正反馈效果。鉴于中国目前资本市场的环境以及科技创新的障碍，应该将重点分别放在两个领域，一个就是要把科创板的增量改革做好，只有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才能有利于中国科技创新并为企业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就是要改善企业的创新环境，尤其是严格保护知识产权，避免这个创新投入的最大风险，创造鼓励发展实体经济的宏观环境。在这两个领域都能够健康发展的基础上，交给市场去优化资源的配置，步入良性循环。在这个过程中应避免运动式的拔苗助长，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围绕资本市场改革，加强制度建设，激发市场活力，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稳中有进，久久为功。
在监管层积极化解A股股票质押风险的同时，更多资金也在寻找这一领域的增量机会。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多家券商人士及投资公司处独家获悉，部分机构资金开始重新对股票质押项目进行收揽承做，其主要方式以场外质押为主，同时可以不设置警戒线、平仓线，因此融资方也无需在价格持续下跌时进行补仓，目前从事该类业务的资金主要来自国企、银行等机构。
值得一提的是，该类业务也对融资方设定了质押率、连带担保、最低折扣等诸多要求。有分析人士指出，在股票质押存量风险尚未化解时，资金趋利于该领域仍然要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
亦有业内人士认为，股票质押活动重燃一方面缘于当前A股市场整体估值较低，因此开展股票质押融资也具有相对较高的安全边际；另一方面部分上市公司股东具有较强的资金需求，这让出资方有机会获得较高的利息收益。
场外质押重燃之路
存量规模高达4.60万亿的股票质押盘风险，一直是悬在A股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部分上市公司较高的质押率和“跌跌不休”，一度让不少机构对此类业务敬而远之。
但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近期一些投资机构正在重新捡拾这一业务，并对增量项目进行开拓。
“目前我们就在寻找股票质押融资项目，走场外质押，如果是单一股东，单笔放款最大规模可以到2亿-3亿元，资金主要来自国企和银行。”一位开展该类业务的投资公司人士黄峰（化名）表示，“但是项目也并不好找，很多有融资需求的项目本身的质押率都太高了。”
黄峰所说的“质押率”，并非指单只A股的整体质押率，而是说部分上市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质押率。
“我们的准入要求是希望融资人的质押比例不超过六成，也就是持有10亿股，至少还有4亿股以上是没有被质押的。”黄峰坦言。
除质押率外，上述业务也对作为质押标的的上市公司提出诸多要求。
“原则上必须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如果不是控股股东的话，让控股股东出担保函也是可以的，而且股票不能出现负面信息，业绩相对稳定。”黄峰坦言，“当然这些只是底线要求，具体还要看标的公司和融资方的资信状况。”
记者了解到，上述股票质押的整体融资成本约为14%。“我们可以把包含财顾费的综合成本控制在14%，折扣最高也可以达到6-7折。”黄峰表示。
此外，在上述场外质押模式下，可不设置警戒线及平仓线，这意味着当标的股股价跌破相应价格时，融资方无需追加担保，而融出方也不会对相关股票进行平仓。
“现在也不鼓励强平，所以警戒线、平仓线也没有意义，融资不设置这些条件，同时我们也不会监管资金的用途、不监管银行账户。”黄峰指出。
在开展A股质押融资的同时，港股市场的股票也可以进行质押融资业务。“主要目前港股的股价估值也不高，所以也有一定的质押价值，但必须还是业务在国内的公司。”黄峰告诉记者。
记者同时了解到，在上述质押融资业务中，以港股为质押标的的借贷综合成本更低，其中最低可至10%。
“最低可以年化10%以内，并且包含财务顾问费。”前述投资公司人士表示，“这个融资效率也比较快，如果所有资质、条件都没问题，可以一个月之内放款，最快甚至可以缩短至三周。”
低估值或为安全垫
股票质押业务的重燃之势，也被公开数据所佐证。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据Wind数据计算发现，10月7日至11月6日一个月期间，沪深两市大股东的总质押股数参考市值合计约为1411.62亿元，环比上月（9月7日-10月6日）的1193.17亿元增长达18.31%。
在业内人士看来，在股票质押风险警报尚未整体解除之时，部分资金大规模染指这一领域具有一定风险。
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1月6日，A股市场质押市值约为4.60万亿，其中大股东疑似平仓市值达3.01万亿元，占比达65.43%；值得一提的是，伴随A股指数的企稳，这一比例虽然已较上月降低了6.70%，但远未到实现整体化解的程度。
“目前市场整体风险仍然存在，贸然进入股票质押领域，一旦一些股票业绩出现问题大幅走低，有可能会引发新的风险事件。”北京一家中型券商非银金融分析师指出。
但另有业内人士认为，该类资金此时进入股票质押领域，一方面因为当下A股较低的估值水平为其资金融出提供了安全垫，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存量股票质押风险的化解。
“当前A股估值是比较低的，在目前这个基础上打折再融资遭遇爆仓的可能性非常有限，一些资金可能就是在捕捉这个机会。”北京一家TMT类上市公司董秘指出，“另外当下一些资金因为担心风险而离开股票质押市场，这也会间接扩大上市公司股东的流动性压力，此时该类资金的进入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
“目前市场这个点位，多数公司的价格是非常便宜的，所以我们提供质押融资更多也是看长期布局，不过具体放款，也要看公司的具体情况，不是一概而论。”黄峰指出。
记者了解到，上述投资公司开展的股票质押只是其提供融资业务的一部分，其同时还针对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提供信用贷、项目抵押贷款等业务。
“目前这些企业资金链比较紧，但一些优质公司和项目具有较好的偿债能力和投资价值。”黄峰说。
随着港珠澳大桥贯通，进一步打通粤港澳大湾区的物理距离，医疗合作和融合也在加速。
11月初微医大湾区协作平台发布，计划投入2亿元，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为驱动，搭建粤、港、澳三地医疗、医药、医保服务连接与融合的桥梁，推动建成大湾区“90分钟健康圈”。
无独有偶， 由深圳市政府全额投资、香港大学管理的大型综合性公立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于2012年7月1日起试营运， 至今已经开业达6年，作为首家深港合作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单位，已吸引10万多人次香港人前来就医。
香港人来内地养老的需求也日益增长。相比内地，香港老龄化更严重， 老龄化速度也更快。在内地，2017年65岁以上老人人口占比10.5%，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28%。而香港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6.5%和31.5%。
另一方面，在粤港澳大湾区医疗协作上，各地拥有自身特点与优劣势。香港拥有较高水平的医疗技术，但老龄化情况更为明显；澳门则在医疗卫生的投入、社区卫生的精细化管理上具备优势；广东拥有独特的地域和资源优势，发展势头迅猛。伴随着湾区的发展，医疗融合也不断碰撞出火花。
探路“银发经济”
《中国康养产业发展报告（2017）》显示，中国城市45%的老年人拥有储蓄存款，老年人存款余额2016年超过17万亿元，人均存款将近8万元。全国老龄办认为，中国老年产业的规模到2020年和2030年将分别达到8万亿元和22万亿元，对GDP拉动分别达到6%和8%。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老龄蓝皮书：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2018）》也显示，我国城市老年人平均医药费支出2341元，占消费总支出的11.6%，农村老年人平均医药费支出1395元，占消费总支出的15.7%。
而在湾区，“双城生活”成为常态，经济、生活的逐渐高度融合，带来了对于两地老年人的医疗养老融合更多的关注。
香港复康会总监周惠萍日前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与香港的高度老龄化相对应的是香港目前养老院资源缺乏。所以很多香港人开始选择来内地养老，而深圳则成为代表。养老主要为住养老院和购房自住两种方式。
60岁的香港人王鲁（化名）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道：“因为儿女工作的原因，自己常年居住在深圳。身边有不少亲戚朋友像他一样，来深圳养老，或者计划老了之后来深圳。虽然深圳物价、房价走高，但与香港相比，仍具备一定优势。而且居住环境好，亲戚朋友多，有个头疼脑热的就医也方便。但目前最关心的确实是解决医疗融合中可能存在的潜在问题。”
王鲁向记者直言：“香港许多医生并不认可内地的病历和记录，使得他们不得不来回奔波。香港公立医院预约时间长，仅仅简单的一个眼部检查约到了2020年。在诸如港大深圳医院一般提前一两天就能预约到。香港公立医院一次能开一两个月的药，而这里不多开药，一般只开几天的。另一方面，类似港大深圳医院的医务人员很多来自香港玛丽医院，无论是医疗水平还是服务质量都受到我们的认可。”
事实上，为了针对湾区“双城生活”的老年人医疗养老问题，香港和深圳政府也早已开始类似长者医疗券方面的合作。
长者医疗券是指香港特区政府在2009年推出的计划，资助年满70岁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或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发出的《豁免登记证明书》的香港长者使用私营基层医疗服务。自2017年7月1日起，计划的受惠长者合资格年龄已降低至65岁。2015年10月6日，香港特区政府推出试点计划，港大深圳医院成为第一家试点单位。符合条件的香港长者可以使用医疗券支付港大深圳医院指定科室提供的门诊医疗护理服务的费用。
一位年近七十的香港老人陈林（化名）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道：“从费用上来说，根据我的年龄和家庭状况，我在香港公立医院看病的话，是免费的。而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可以用医疗券，费用上差距不大，但是确实能够切实解决许多便利性的问题。”
根据港大深圳医院发布的香港长者医疗券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试点计划推行近3年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医疗券长者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超过72.66% 受访者选择该院就医的原因是认同港大深圳医院引入香港医院的管理模式；64.32%是看重服务态度好；49.48%是认为医院医疗设备先进；11.66%是看重医院不乱开检查和药品。其余因素还包括：地理位置方便、不收红包等。
截至2018年6月，港大深圳医院门急诊中，香港居民为97400人次，住院为2923人次，加起来超过10万人次，占就诊患者的比例分别为1.7%和1.54%。
难点仍不少
多位在深圳生活的香港老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直言，对于跨境养老，除了医疗券目前解决的门诊，更希望能够增加额度，并从门诊扩展至住院。医疗券覆盖手术和住院服务，增加医疗券额度，两地的检查报告能互认，建立跨境救护车互通机制等都成为关注的重点。对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湾区养老，仍有很多的难点待解。
粤港医疗服务市场尚未真正打通，香港人在内地的医疗费用大头只能自理，内地城市医院主要服务本市户籍居民及在本市买医保的人，城市之间的医保不通用仍是主流现状，有待解决。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的规定，每名符合资格的长者每年可获发的医疗券金额为港币2，000元。2018年，每名合资格长者会获发一次性的额外港币1，000元医疗券金额。显然，如果不幸患上大病需要住院，这个额度远远不够。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院长卢宠茂表示：“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养老合作的深入，预计移居深圳乃至大湾区的香港长者还会增加。为方便香港长者就医，有必要研究如何将香港长者医疗券服务扩展至内地的住院服务，以便为常居内地的香港长者提供更全面的医疗照顾。”
另一方面，目前港大深圳医院是在深圳养老的香港人主要就医之处。而跨境医疗合作能否走向更多湾区城市也成为关注点。
港大深圳医院的试点经验或者可以为这些城市提供借鉴。卢宠茂认为，香港长者医疗券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试点计划三年来在医院成功实施，医院已建立长者医疗券结算的良好信息系统和完善的诊疗服务流程，在服务香港长者医疗需求方面也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
香港长者安居协会经理陈罗欣则对记者表示：“对于跨境医疗合作来说，最关键是体制的对接。目前，体制已经理顺。如果再能理清一些细节问题，相信未来深圳的尝试可以推广到其他城市。”
社会办医涌入
粤港澳大湾区辖区辐射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9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共覆盖11座城市，总人口6000多万，未来将攀升至1亿人，地区生产总值1.3万亿美元。但它拥有不到全国1%的土地面积，人口数量也不到全国的5%，却创造了全国13%的GDP。
而这11座城市的医疗水平参差不齐，各类社会资本办医也都蓄势待发，力求助推解决现阶段存在信息通路的难点。
据此前广东省卫计委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港澳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申办的医疗机构共46家，其中独资44家，合资2家；医院3家，诊所6家，医学检验所1家，门诊部36家；港资41家，澳资5家，基本分布在珠三角城市。
微医董事长兼CEO廖杰远向记者表示：“未来微医要做的就是联合三地医疗机构，包括三地主管机构，共同搭起大湾区健康卡，一种是实平台，一种是虚平台，通过建立健康卡，让大湾区的六千多万老百姓在湾区里的各个医疗机构能够像港珠澳大桥一样，一路畅通。微医的大湾区协作平台第一期投资2个亿，到现在投资的进程已经将近50%，我们先把基础平台建设好，建设好之后就是服务能力的提升，每个月会迭代一次，每个月大家会看到新的医疗机构，新的一批的专家，新的一批服务机构陆续在上面，不断迭代。”
微医粤港澳大湾区协作平台主席胡定旭向记者说道：“协作平台的搭建，对香港的医生来说是有利的。通过平台还可以跟国外有很多联系交流，可以连接到全世界。香港毕竟只有几百万人口，治疗方法的临床经验不够，而大湾区具备更好的临床基础。举个例子，此前香港大家只知道中山医院，香港学者常常到这边来学习，而在整个大平台上面，每一个医疗平台都是公开的，除了医生、病人，医生、医疗机构、国内国外、线上线下都可以沟通交流，为医疗做出很大的贡献。”
而面对现阶段存在的问题，胡定旭说道：“大湾区跟其他湾区不一样，一国两制，不同的法律，不同的程序。但是医疗共享的受限一定程度上又会影响医疗融合。我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访问，涉及一些香港的老人家关于医疗养老问题。医生问他过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吃过药什么的，做过什么手术，他说我今年几十岁了，都忘了。但如果每个人真的都拥有自己的健康卡，医生可以通过它了解医疗历史，辅助诊断，在这其中平台搭建，打通各地医疗信息的意义十分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