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3月13日 07:45 AM民主的约束和要素作者：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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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可以成为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国家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可以。乌克兰将成为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国家吗？答案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确实知道有一些国家抵达了这个目的地。但我们也知道，普选式民主犹如一株脆弱的植物，尤其是在萌芽期。一些新生民主国家（如埃及、泰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现状，印证了这一真理。民主之所以脆弱，是因为它是一种复杂的，在某些关键方面不自然的游戏。我的出发点是，接受被统治者问责的政府才是唯一适合正常成年人的政体。其他所有政体都把人民当做小孩。在过去多数人没接受过教育的时代，这种家长式统治或许说得过去。但这一点已不再成立。随着人们越来越见多识广，用这种方式对待人民的政府将越来越难以被接受。我预期（或者说希望）长远而言，这一点即便在中国也将得到应验。事实与这一乐观看法相符。根据“政体第四代指数”(Polity IV)数据库，如今近100个国家是（多少有点不完美）的民主国家，比1990年翻了一番。而往前追溯至1800年，这一数字为0。真正的威权体制国家已大幅减少，从1990年的90个左右减至现在的20个左右。可惜，“半民主状态国家”(anocracies)的数量从20个左右上升到50多个，这些政权的统治高度不稳定、低效而且腐败。它们要么是摇摇欲坠的威权政权，要么是濒临失败的民主政权。它们对武装冲突的爆发或暴力夺权十分脆弱。那么，一个稳定、成功的民主政体的支柱是什么呢？简言之，民主需要双重约束：人民之间的约束，以及人民与国家之间的约束。这两道约束依赖于四项基本要素，缺一不可。首先，民主需要公民。所谓公民，不仅是指参与公共生活的人（尽管那是公民定义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公民接受这一点：他们对共享政治过程的忠诚，必须高于对个人政治倾向的忠诚。公民理解“忠实的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这一理念。他们认可政府的合法性，哪怕这一届政府是由自己反对的一方主政、甚至主要为那一方的利益服务的，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这一方迟早有机会上台。按此逻辑，公民不会利用政治过程去破坏反对派不受阻碍地发挥作用的能力。他们认可异议（哪怕是激烈的抗议）的正当性。他们唯一排斥的是使用武力。当然，有些反对者是无法被接受的——尤其是那些拒绝民主过程合法性的人。一个国家如果缺少这类公民，将永久处于分裂，甚至内战的边缘。第二，民主需要卫士，这个名词是已故的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她的力作《生存系统》(Systems of Survival)一书中使用的。卫士们掌握着政治、官僚统治、法律或军事领域的职权。民主卫士与盗贼统治者截然相反，他们行使职权不是为个人谋取物质利益，而是遵守客观的规则，或者以有利于大众福利的方式行事。被罢免的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ich)是这方面最好的反例。不过他追求权力的动机也很传统。纵观历史，权力与财富总是难分难离。认为这二者应该分离的观念在过去是革命性的，当今在许多地方依然是革命性的。亚努科维奇就对此不屑一顾，他只相信自己有掠夺和镇压的权利。这可不是民主合法性的基础。第三，民主需要市场。我所说的市场绝不是指滥用国家权力，将国有财产转变为私人财产，这一幕曾在前苏联大量上演。靠窃取国有资产发家致富的商人，并不比其背后的政治靠山更为正当。由正常运转的政府支持的正常运转的市场，能为稳定的民主政体提供关键支柱。首先，市场支持繁荣。一个能确保人们过上体面且较有保障的生活的社会，多半也会是个稳定的社会。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人民不但互相信任，也对自己的经济未来充满信心。其次，市场可以松弛富裕和权力之间的联系。于是，人们尽管仍看重选举结果，但不至于视其为关系到自己或家人生死的大事。这有助于防止政治热度升温到白热化的程度。最后，要想让上述所有复杂（尽管必不可少）的体系有效发挥作用，民主政体还需要各方认可的法律，尤其是宪法（即便有时候是不成文的宪法)。按照既定程序制定和实行的法律，规范着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游戏规则。缺乏法治的国家将永远濒临混乱或暴政，这正是俄罗斯数百年来的不幸命运。因此，民主远远不只是选举，其内涵肯定不是“一次性的一人一票”，当然也不是“多次性的、但做了手脚的一人一票”。民主是一张交织着权利、义务、权力与约束的复杂网络。民主要么是自由个体的共同政治发声，要么什么也不是。赢得选举的人无权随心所欲，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民主政体，而是选举产生的专政。局外人能帮助一国之民走向民主之路吗？是的，他们能。欧盟(EU)对中、东欧的大力经济和政治帮助展示了这一点。倒退的步子可能出现吗？是的，匈牙利正显示这种局面。坏邻居能破坏希望吗？是的，这也是可能的。我们的确见过许多国家在迈向民主的路上失败。埃及是比较突出的一个，这或许是因为它缺少的必要成功条件太多。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为自己创造了1991年以来第三次机会。不过该国将需要大量帮助。西方世界向其他国家提供过类似帮助。但乌克兰自己也得向着崭新的社会游戏规则努力，它必须孵化出真正的公民、诚实的卫士、像样的市场和公正的法律。这种革命性的转变可以实现吗？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很确定——它非常值得尝试。译者/何黎
2014年03月13日 07:45 AM民主不可能通过转型实现中国安邦集团董事长、首席分析师 陈功
民主有可能通过转型实现吗？最近几年，“转型”这一词汇相当流行，很多人期待民主转型能够在中国实现。什么是“转型”？学术上花哨的说法是“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①，当然这是学者冠冕堂皇的解释，其内在而真实的意思，其实就是社会向民主转型。说道社会转型，就不能不提及“阿拉伯之春”。埃及是在转型，突尼斯是在转型，利比亚革命是转型，整个“阿拉伯之春”其实就是社会向民主的转型，过去所说的发生于东欧的“天鹅绒革命”也是在转型，但这些转型并不成功。突尼斯的政治动荡还未有定论，埃及现在干脆又恢复了军政府统治，而利比亚甚至连个权威的、能够实施有效治理的政府都没有……。在西方理论当中，土耳其勉强算是一个成功转型国家，但实际土耳其直到现在也未真正完成转型。土耳其军政府下台，埃尔多安的民选政府上台之后，国内政治动荡，权力斗争激烈，街头示威不断，贪污和腐败到处皆是，就在2013年，埃尔多安在街头政治示威的压力下，一次就因贪腐问题而撤销了一半的内阁部长职务。所以，从社会实践结果来看，“转型”其实只是西方理论界的理论和概念，更是西方政治家不成功的理想实践。在转型问题上，关键之处在于西方理论家的一个错误。他们不明白的是，民主并不能通过转型来实现。事实上，不但西方政治家不明白，就连福山也没完全搞明白这个问题。所以，他才会态度反复。法兰西斯•福山这位学术大师级的人物，先是在《信任》一书中提出了重要的信任问题，阐述了信任这个社会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作用。但此后福山又在一篇文章中发出惊人的表态，美国需要民主专政，不需要党派斗争，需要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改革②。有的时候，民主的期待尤其是长期的等待，会导致歇斯底里的偏执，这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有的人就会争论说，即便是“坏的民主也比好的独裁要强”，这其实是典型强词夺理的文字游戏。人们追求民主，完全不是为了更加糟糕的生活，更加混乱的社会，这种噩梦般的社会完全违背了梦想的逻辑，本身就抹黑了人们的美好向往，用理性缺陷代替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西方的民主是一种有序的民主，它提供了一种有序而自觉的社会环境。但很多西方政治家和西方学者，出于各种原因在享受着真正民主所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却要求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冒着混乱和丧失发展财富的危险去追求他们自己其实也不太明白的所谓“不言而喻的真理”。一旦这种意图与社会愤懑相结合，所造成的危险和混乱是可想而知的。民主是一种强烈的秩序，是一种明显的自我约束体制和理念，民主自古就是社会秩序的理想化身。“民主”一词本是源自古希腊，它本身就是民众与治理和秩序的一体化表现。民主的实现，与能否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信奉有关，而能否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信奉，以至形成共识，关键的关键，就在于民主的一个政治发育过程。任何一个讨论“民主”却没有讨论这个政治发育过程的人，都是照本宣科、一知半解的人。因为民主的政治发育过程以致民主政体系统的最终形成，它们与民主的关系是一个整体，虽然这不容易分辨，但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真实而充分必要的政治过程。究竟什么是民主的政治发育过程？所谓“民主的政治发育过程“，是指一个复杂的、理性的、综合的社会运动过程。这样的一个社会运动过程，甚至只有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超过人性的本能才具有实际意义。在这样的政治发育过程中，首先要有一大帮具有政治理想的政治家，去组织，去宣传，民主政体的好处。他们的鼓动和宣传，最终形成了整体社会的一个教育基础，民众不但由此了解民主的益处，并且愿意让自己的利益融入这样的社会秩序当中，而不会总是期待个人利益超越社会秩序。事实上，仅仅靠这样的一帮政治人物也是不够的，这些政治家自己的信任度都大成问题，如何赢得别人的追随和信任？通常帮助他们实现政治理想的，还需要有外部和内部的社会环境。其中最主要是宗教环境和外部社会压力。以美国为例，宗教环境是很重要的，五月花号的人都是新教的信奉者，他们为此充满理想和追求，千里迢迢从英国来到美洲大陆。外部压力也是很重要的，比如日本走向民主政体，就与强大的外部压力有关，战争以及战败的结局，让他们痛彻心扉，利益横竖都会失去，残存的理性让他们的王室和强权才会低头，放弃部分利益，让渡于民主秩序体系。最后还有普遍的教育和学习，这是大众知识和民主意识的培养和塑造系统。一律的无知，一律的自我，只会造就盲目的跟风和暴民，不会形成理性，更不会形成秩序。民主在这种情形之下，只是冠冕堂皇的一个藉口，是一顶掩盖各种为所欲为、无法无天行为的虚假皇冠。所以，民主政治的发育过程是相当复杂的，这是一项需要时间的、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还前途未卜的系统工程。现在也有所谓“共识社会”的说法，号称这是“第三条道路”。问题是怎么来的共识型社会？共识不是天生的，共识的形成靠什么？还是威权和法制甚至独裁，中国的文革时期也有“革命”的共识，但与民主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共识型社会是一种结果，代替不了民主的政治发育过程。只不过有的人，搞不清其中的关系，但又认识到民主及其秩序的到来，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就搞出来这么个“共识型社会”的东西来。与我们的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相比，西方的民主，不但拥有这样的政治发育过程，拥有一大批充满理想情怀的政治家，还有宗教、法律、市场经济以及教育、外部环境的支持，这些缺一不可的民主元素，西方国家大都具备，所以民主政体才能得以稳定实现并存在。事实上，在我们的世界中，民主政体的实现是偶然的，是我们这个星球的小概率事件，大多数国家现在不可能具备实现民主的社会条件。亚洲国家、农业国家或是封建国家，这样的国家可以转型为法制国家，但不能转型为民主国家，也许远期甚至超远期有这种可能性，但至少其中的政治发育过程也需要极长、极长的时间。那么这样的政治发育过程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呢？对于那些急切期盼民主社会到来的人，必然要问到这个问题。如果以香港为例，大概需要50年以上的时间。如果以土耳其为例来看，也需要同样的时间。香港社会，港英政府开始的时候进行的也是总督治下的独裁统治，维护的是英国的国家利益。后来在上世纪中期发生了各种社会运动，同时香港的腐败问题也很严重，于是港英政府开始更多的咨询民意，更多的利用香港华人社会来治理香港。此后的香港逐渐的步入法制轨道，但尚未完全实现民主选举。如果从上世纪中后期开始计算的话，那么迄今已经有50余年了。土耳其的社会革命颠覆了国王政权，但长期以来，政权的实质没有改变，解决的实际只是国王的存废问题，换上一个个军长当国王，军队在土耳其政治生活中依旧保持有国王般的影响力③。如果从埃尔多安政府开始计算，土耳其稳定的民选政府，实际仅仅开始了11年的时间，而且治下的腐败问题所导致的社会动荡还有严重化的趋势，所以算起来土耳其的民主政治发育过程恐怕也需要50年的时间。民主的政治发育过程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有经济因素在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个民主政治发育过程中，必然涉及到社会重大利益的重组，这种利益重组的完美程度，决定了民主的秩序和结果。否则，只是提供了颠覆民主化成果的基石。值得注意的是，民主的政治发育过程并非是线性的平滑过程，这总会涉及到不同的阶段，其中有进步，有反复，甚至有重大挫败。不同的学者对民主发育过程可能有不同的观点和阶段划分，我以为民主的发育过程，可以这样分为五个阶段④，民生、民意、民法、民权、民主。其中，民生阶段，主要就是市场经济阶段，因为只有市场经济才能造成普遍富裕，市场打通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培育了民主。民意阶段，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导致财富积聚，而财富地位将会导致各种意见的表达，社会意见渠道将会形成并互动，甚至相互打通造成社会舆论声浪，这个民意阶段的实现，也是需要时间，并不容易，很容易反复。民法阶段，主要是因为各种意见的表达，均具有不同的利益角度，需要一个权威的整合，用法律来加以体现，而法律是要靠有代表性的权威来制订的，所以这个阶段是威权与法律相融合的时代。民权阶段，是在前面几个阶段顺利达成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个阶段的民众意识和权力意识已经拥有了理性基础，权力格局已经趋于稳定，宪法得到共同的尊重。最后的阶段，才是真正的民主阶段，是理性政治秩序阶段。这个阶段可以用两句话来形容，民主的秩序，秩序的民主。从这样的民主政治发育过程的阶段来看，香港已经处于民法阶段，正在向民权阶段迈进。台湾则仅仅在民意阶段向民法阶段迈进。中国这边尚只是介于民生和民意阶段，至于很多号称已经“转型”的阿拉伯国家，甚至连民生阶段都尚未达成。不过，我们还应该坦然承认的是，民主终究是一个“好东西”，不要以为我们现在还难以品尝的东西，就一定是“坏东西”，这样去想、去思考问题，甚至还这样去解释问题，那格局和气量就太小了，格调就太低了。尊重历史发展规律是不会错的，我们应该承认，民主的确是一个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好东西”，它绝对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它代表着未来的大趋势，只是它只有在我们的长期实践基础之上才能真正而有效的实现。注释：①引自百度，中国学者的解释。②引自21世纪经济报道，赵忆宁，http://www.21cbh.com/HTML/2012-11-7/wONjUxXzU1NjUwOA.html③土耳其军人政权阶段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进步，比如改革了文字，实现了拼音化，经济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国家地位得到了提高，但总体看，这一切的取得与权力性质应该无关，因为整个土耳其社会并未继续向前迈进，军人政权反而在阻挡这种进步的可能性。正是因为如此，土耳其的民选政府才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④中国也有学者认为分为三个阶段的，用“宪政”来标志民主的实现。笔者认为此认识过于狭隘，因为即便有宪政的社会环境，也未必真正具有民主社会的秩序。（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陈功是中国安邦集团董事长兼首席分析师。安邦咨询公司是中国内地一家独立智库机构，专注于财经与公共政策研究。）
英国没有废黜国王，没有废黜《圣经》，何以成功实现民主转型？
大陆要感谢美英，留下了台湾、香港做榜样！
民主之路艰辛曲折，太难了，需要台湾、香港的试验和灯塔
andar 发表于 2014-3-13 10:01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大陆要感谢美英，留下了台湾、香港做榜样！
民主之路艰辛曲折，太难了，需要台湾、香港的试验和灯塔
民主之路所以艰辛曲折，主要是民智太弱，总是被机会主义政客利用！
马来西亚巫师作法寻找失联飞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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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13 08: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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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3月12日，马来著名巫师伊布拉欣马今在吉隆坡机场，透过灵异力量寻找失踪飞机所在位置。此前，伊布拉欣马今在机场入口处祈祷后表示有两种感觉，即飞机还在空中飞或已坠海，但不会坠落在陆地上。
马来西亚币咱还神秘、落后、搞笑;TOUXIAO
乌克兰防长：乌军仅6千人可作战 不敌克里米亚民团2014年03月13日 06:36
来源：凤凰卫视http://h2.ifengimg.com/0f56ee67a4c375c2/2013/1106/indeccode.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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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图集
当地时间2014年3月9日，乌克兰派沃迈斯克，乌克兰军队向克里米亚交界地区增兵并设立检查站。图为乌克兰军队的装甲车在公路上行驶。…[详细]
乌克兰国防部长周四在基辅表示，乌克兰政府23年没有拨款购置新装备，目前可投入作战的只有6000多人，装甲坦克部队缺件少油，还不敌克里米亚地区的民团。据悉，乌克兰驻克里米亚陆海空军所有部队已倒戈，这些部队已效忠地方政府，掉转枪口对准基辅。目前乌克兰军队驻克里米亚部队含三个防空军团，45架各类作战飞机，舰艇辅助船17艘，陆军一千余人，空军两千余人，海军一千余人，边防警卫部队1500余人，紧急情况部队900余人，其余为后勤军校人员，估计总人数为八千余人。 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已经表示，截止3月12日，大约有1200余人武装力量（含特种内卫部队）巳宣誓效忠地方政府，正等候改编。 克里米亚地区准备3月16日全民公决，决定是否并入俄罗斯联邦。据悉，占人口总数85％的俄罗斯民族赞同回归俄罗斯。 目前，克里米亚地区最高议会已同俄议会接触，一旦公决有结果，并获得俄罗斯上下议会表决同意，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以塞瓦斯托布尔市为命名，耍求享受与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直辖市地位，或区分出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地位。 周三，以俄罗斯著名哈雷摩托车队队长、“夜狼”骑手俱乐部老板已经带领人道主义车队进入塞瓦斯托波尔市
曾几何时，苏联解体初期，乌克兰是仅次于美俄的拥有核武器数量第三多的核大国。可当时领导人没有远见和主心骨，经不住美欧俄的诱骗和胁迫，最终弃核，彻底沦落为不入流的国家。这一致命错误注定了乌克兰的彻底衰落，将永世难以翻身！
andar期待周日克里米亚公投！
andar支持克里米亚公投！
克里米亚公投对美欧俄大大不利！
克里米亚公投对中国有利;TOUXIAO
解读中央深改组:绝不会成为下一个发改委
在即将闭幕的今年全国两会上，“改革”成为了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把改革作为今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提出向深化改革要动力，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 引人关注的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作为这一轮改革的领导机构，目前其机构设置和人员构成的轮廓已经日渐清晰。在改革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共识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点在哪里？最大障碍是什么？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在改革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深度观察
深改组办公室为何设在中央政策研究室 在中央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之后，其办事机构如何设置一度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此前，外界曾就此有过多种猜测，例如成立一个新的机构作为中央深改组的办公室，也有人曾提出把中央深改组的办公室设在国家发改委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表示，目前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办公室已经确定设在中央政策研究室。 施芝鸿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概括起来是“5+1+1”。“5”就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五个方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这五个方面的改革，加上党的建设制度方面的改革，再加上军队和国防改革。这次全面深化改革，实际上指的就是上述领域的改革，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内部机构设置，正好和这七大改革领域的全面深化完全对应。 “在这样的机构设置基础上存量优化，即再添加一两个直接服务于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内设机构，就能成为中央深改组一个很得力的办事机构、咨询机构和信息汇总机构，所以中央这次把深改组的办公室放在了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决定是很正确的。”施芝鸿表示，中央政研室长期以来为中央高层的决策提供咨询服务，而且参与中央重要会议和文件的起草，对改革的全局情况非常熟悉。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严格控制机关编制、简政放权方面，在设置改革办公机构的时候也体现出来了。 人员罕见高规格 构成逐渐清晰 根据此前已经公布的信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担任组长，三位副组长分别为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四名正副组长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样的高规格人员配置被认为体现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权威性以及改革的力度。 在此前央视公布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道和电视画面中，除了上述四位正副组长外，参加会议并在里圈就座的官员还包括(注：按央视摄像机拍摄顺序排列)：马凯、刘延东、许其亮、汪洋、赵乐际、杜青林、王晨、周强、张庆黎、王正伟、王沪宁、刘奇葆、李建国、孟建柱、栗战书、赵洪祝、郭声琨、曹建明、周小川等领导同志。 根据报道，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任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两名副主任分别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虹和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潘盛洲。 官方媒体近日发布的消息显示，3月6日下午，陕西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兼省委改革办主任岳亮在北京拜会了中央改革办专职副主任穆虹，这是穆虹首次以中央改革办专职副主任身份在媒体上亮相。资料显示，穆虹长期在国家计委、发改委工作，分管固定资产投资和重大项目稽查。潘盛洲则是农村政策学者出身，主要研究非公经济、新农村建设与农民教育等问题。 此外，深改组成员还包括来自中央直属部门、国务院各部委以及中纪委、最高检、最高法、全国人大及全国政协的领导，分别构成6个专项小组。 除了中央层面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外，全国各省份也已经相继成立深改组，除个别省份外，绝大多数省份已公布了组长、副组长名单，且组长均由各地党委“一把手”担任。此外，证监会、环保部、保监会、国资委、银监会等部委也已成立深改组并公布了领导名单。 336项改革举措已分解到专项小组 在内设机构和人员组成的轮廓已经日渐清晰之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工作事实上也早已经在陆续推进。 根据公开报告梳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分别于1月22日和2月28日开过两次会议。***总书记作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召开了这两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在2月28日下午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强调，全面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还有7年时间，起跑决定后程。2014年工作抓得怎么样，对起好步、开好局意义重大。要把抓落实作为推进改革工作的重点，真抓实干，蹄疾步稳，务求实效。 据施芝鸿介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列出的336项改革举措全部分解到位，明确了各项改革举措的牵头单位、参加单位和成员单位。下一步将在集中各方面智慧的基础上，尽快确定这一轮改革的突破口。 权威声音
全面深化改革很快就要进入“施工期”
施芝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好像指挥三大战役的前敌委员会 北青报：改革领导小组的功能，将来会承担更多类似于智囊机构的功能，还是会有更实际的权力来推进改革？ 施芝鸿：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有四个方面的功能，而不仅仅只是智囊的功能。中央成立深改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总体设计包括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设计，统筹协调就是上述“5+1+1”等各个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要有一个办公室来协调，还有推动和落实的问题。所以它不只是智囊机构。打个比方，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整个改革的前沿指挥部，而设在中央政研室的办公室则好比是前沿指挥部的一个参谋机构，就像毛主席当年指挥打三大战役时的前敌委员会。 这个机构没有自己特殊的部门利益 北青报：有人担心，深改组办公室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发改委？ 施芝鸿：绝对不会，中央的深改组本身是一个超脱于现有的各个部委办和各个地区的机构设置之上的，高层的、权威的改革领导机构，这个机构没有自己特殊的部门利益，也就是没有自己的既得利益，它完全是站在全党、全国、全民族利益的高度，履行上述四个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功能。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办公室所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也是清水衙门中的清水衙门，不批权也不批物，没有权力寻租的空间，没有权钱交易的可能，能够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高度，来协助设计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思路、分层对接思路，并针对改革中出现的倾向性问题，及时向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提出意见和建议，来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打赢这场改革攻坚战。 短时间内分解336项改革举措 北青报：深改组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具体运作了？ 施芝鸿：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开了两次全体会议，习总书记作为组长，在两次会议上都作了重要讲话。经过这一段时间紧锣密鼓的工作，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六个专门小组，以及设在中央政研室的办公室，已经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列出的336项改革举措全部分解到位，而且梳理后，正在明确每个领域的改革重点，很快就要进入“施工期”。 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办公室的工作是紧张的、高效的、尽职的。在春节期间，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六个专门小组的好多领导和工作人员都没有休息，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分解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列出的336项改革举措的牵头单位、参加单位和成员单位。 深改突破口或在“法治国家建设” 北青报：改革千头万绪，那么深改组推进改革的突破口会在哪里呢？ 施芝鸿：关于这个问题，我举个例子。我们全国政协社科界的刘树成委员是社科院经济所的研究人员，在**同志来听取我们联组讨论的时候有个发言。他在发言中认为，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加强法治国家建设，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法治化，他建议中央把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他讲到这里的时候，**同志插了一句话，“刘委员，你的意思是说把法治建设作为突破口吗？”刘树成委员说“对”，**同志颔首表示肯定。我当时注意到这个细节。 现在究竟怎么来选择改革突破口？我想下一步深改组包括下设的六个专门小组，以及设在中央政研室的办公室，会及时汇总梳理各方面的意见，还有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成立的各地的深改组，他们也会梳理出来意见，最后还会有一个更完整的汇总，最终找出真正的突破口在哪里。我认为，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领域，像当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经济特区，都成为了“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改革举措。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会怎么选择？刘树成委员提出的这个思路不无道理，如果法治是突破口之一，那法治领域更具体的突破口落在哪一个措施上？这还要寻找。 我相信，在集中各方面智慧的基础上，这个突破口会尽快明确的。 要突破思想观念和利益固化藩篱 北青报：这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碍在哪里？ 施芝鸿：障碍有两个，一是思想观念的障碍，一是利益固化的藩篱。小平同志南巡解决的是“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全面深化改革是要解决“怎样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有效率的，也是公平的，既是能够激发活力的，也是能够便于治理的，能够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打破目前市场秩序失序、市场规范失范所导致的种种不公平竞争，以及大家反映强烈的各个方面的利益差距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在这一轮改革中搞好了，我们就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发展，也使我们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现代化。 委员建议 迟福林：地方深改组不能流于形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深化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利益调整，每一项改革背后都是利益关系。建立深改组的最大目的就是在协调利益关系上发挥重大作用。 而对于如何协调，迟福林认为，有些部门的改革方案不能“自己改自己”，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包括部门立法等都需要征得深改小组同意，需要协调和上报；此外，改革有了方案后需要推动，深改小组起到重要作用。 对于各地成立的深改组，迟福林认为不能流于形式，也不能成为一个秘书班子，应该成为强有力的专门的工作协调机构，此外还要和社会各方面结合，吸取多方面意见和建议，才能推动改革。 迟福林强调：“没有强有力推动的改革很难，今天的改革应该靠强有力的推动，但这种强有力的推动不该等同于集权。” 王长江：不能有绕难题走的惯性 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改革路径是先易后难，从最能形成共识的方面渐进改革。但当前已进入全局式改革阶段，不能再有绕着难题走的思维惯性。 王长江认为，深改组将改革权收回中央，是打破现有权力格局，进行重新配置。同时，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将顶层设计与地方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里面既包含权力集中，也包含给地方积极性，意在科学分配权力。 王长江还曾提出建议，顶层设计机构应该由退休老同志、中立的学者智囊和民主党派人士构成，这些人熟悉经济、政治、社会工作，但又不具体执行、没有实权，能够比较超脱独立地进行设计。 本版文/本报记者 孙昌銮
我看难哪;TOUXIAO
下午一点半有重要经济数据公布啊;TOUXIAO
2014年03月13日 07:45 AM沃尔沃与吉利步入合作蜜月期英国《金融时报》 亨利•福伊 伦敦报道
http://i.ftimg.net/picture/2/000042862_piclink.jpg去年11月，沃尔沃(Volvo)董事长李书福在比利时一下飞机，等待他的那辆配备了司机的轿车就让他大吃了一惊。3位知晓事件大概情况的人士告诉英国《金融时报》，尽管别人向李书福保证，这个富裕小国的治安非常好，但他仍然要求下次他来比利时时，有一辆防弹轿车在等待他。文化冲突在跨境商业交易中并不罕见，而合作双方像沃尔沃和吉利(Geely)这样差异巨大的却是寥寥无几。沃尔沃是一家有着87年历史的瑞典汽车制造商，以低调的北欧设计风格和值得信赖的产品质量闻名于世；而沃尔沃的中国东家吉利，旗下旗舰产品的售价仅为1万英镑左右。在被吉利收购之后，沃尔沃头几年经营不太顺利，销量不断下降，瑞典方面高管与中国东家之间也摩擦不断。不过有官员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如今沃尔沃已回到正轨，原因在于哥特堡方面和杭州方面做出了妥协，一份在中国签署的战略协议也得到了瑞典方面的接受。沃尔沃首席执行官霍坎•萨穆埃尔松(Håkan Samuelsson)表示：“在不违反战略协议的前提下，我们有充分自主权。当然，我们在财务和战略方面受到一些限制……我们有必须遵循的明确战略。不过，除此以外，我们在运营层面不会受到任何干涉。”萨穆埃尔松是汽车业的老将，2012年10月，斯特凡•雅各比(Stefan Jacoby)被免职后，他被董事会空降至沃尔沃掌门人的位置。之前雅各比与吉利高层在战略上存在分歧。沃尔沃汽车董事长办公室主任、李书福在瑞典的代言人袁小林表示：“李书福董事长非常明确地表示过，我们的策略是一方面确保在欧美地位稳固的这个传统品牌地位依然不变，同时还要利用在中国等新兴市场的机遇。关于这一战略、以及沃尔沃与吉利的合作方式，我认为没有任何含混之处。我的意思不是说今后在战略和产品方面双方不会继续讨论……而是说在战略方向上绝不存在任何分歧。”对于中国市场，吉利方面的高管想要的是华丽而吸引眼球的车型，而沃尔沃则强调该品牌低调的传统。在萨穆埃尔松上任仅几个月时，双方的紧张气氛就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当时萨穆埃尔松强调沃尔沃保持传统的重要性，而李书福则在几天后反驳说，他觉得该品牌“太过北欧化”。沃尔沃有一项规模为110亿美元、为期五年的投资计划，该计划目前差不多已进行到一半。该公司和吉利集团都希望这项计划能让沃尔沃变得更精干、更全球化，在保持该品牌北欧魅力的同时，能够利用中国的低成本采购和制造技术。萨穆埃尔松表示，由于节省了近2.5亿美元开支，2013年，这家汽车制造商在2012年实现收支平衡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实现了“可观的”营业利润。该公司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公布具体情况。沃尔沃将与吉利共同设计一个新的汽车系列，主要是体积偏小、档次偏低的车型，能够与吉利的高端产品共享零配件和设计，这对沃尔沃的未来将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一新系列也将填补吉利和沃尔沃之间品牌档次差距的鸿沟。萨穆埃尔松表示：“档次被拉低对沃尔沃而言将是致命的。缩小差距主要靠吉利提升品牌档次……吉利有追赶沃尔沃的雄心壮志……（共享产品的）规模将是有限的。”袁小林表示：“我们肯定不会让顾客花沃尔沃的价钱，买来一辆吉利。这样做是非常愚蠢的。”沃尔沃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在中国和美国的经营情况。美国一度是沃尔沃的第一大市场，但由于沃尔沃缺乏适合该国市场的产品，去年美国的地位几乎被中国超过。两位知悉该集团战略的人士表示，在欧美，沃尔沃将主要通过独家设计的产品取得销量增长，而其在华销量的增长则将由沃尔沃和吉利共同生产的产品推动。李书福曾被沃尔沃董事会一名董事誉为“极具企业家精神，愿意承担风险”。2010年他从福特(Ford)手中收购了沃尔沃，这一举动让全世界都知道了吉利。两年后，他又收购了伦敦出租车公司(London Taxi Company)，该公司是伦敦标志性黑色哈克尼(Hackney)出租车的生产商。今年，随着XC90运动型多用途车(SUV)的推出，人们将首次见识李书福对沃尔沃品牌的影响。该款产品是沃尔沃被中国收购后开发的第一款车型。至于沃尔沃与吉利共同开发的车型，大约会在2017年推出。萨穆埃尔松把沃尔沃与吉利之间的这种关系，与大众汽车集团(Volkswagen Group)旗下奥迪(Audi)与斯柯达(Skoda)分享设计的情况相提并论。他说：“如果你在设计成型前很早就开展相关讨论，你就能在关键部件上节省25%到30%的成本。对我们而言，这是设计出一款极具竞争力车型的好办法。”沃尔沃预计，它将在两年内将某些车型的中国零配件使用率提升至75%，并将探索把中国作为东南亚市场生产基地的可能性。译者/何黎
中国经济的唯一的终极意义上的希望在个人与私人企业身上！
国有企业作为历史性的脑残的痕迹，终究是过渡性的。
国有企业终结的越早，中国经济的不经济肿瘤就会越早被切除！
从政府普遍干预经济、政府官员寻租行为普遍和国有企业规模巨大的三个现实角度看，中国经济被抑制的活力及其巨大，简直巨大的足以令中国的敌人胆寒！
展望中国未来二十年发展，人口红利消失的同时，尚有放开人口生育对应，也有人口素质红利增加的补偿，更有改革红利的巨大空间！只要政府坚持透明化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导向的改革，中国经济就有希望，有大希望。
未来二十年，在中国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促进公平竞争、激发创新活力的努力依然是一条主线。
于泽远:孟学农变身“孟大炮”
于泽远2014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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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退休的孟学农在今年“两会”上懒得再藏着掖着，说真话，抨击时弊。 （互联网）
中国两会2014中国早点蓟燕春秋当北京市长因沙斯（SARS）辞职，当山西省长因溃坝下台，孟学农被认为是中国运气最差的正部级高官。如今，年届65岁的孟学农索性放下官场的包袱，一吐压抑多年的心里话，痛痛快快地当了一回“大炮”。孟学农现在是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这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后一个官职。2003年初，孟学农攀上仕途的顶峰，当时他以黑马姿态出任北京市长，准备在自己的老上级、新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领导下干出一番事业。不料仅仅三个月后，横空杀出的沙斯让他壮志未酬先辞职。11年后的今天，参加“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年会）的孟学农向凤凰卫视透露，当年辞任北京市长是自己的主动选择：“当时我觉得光把卫生部部长拿下来，不足以引起全国人民的重视，也不容易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而我离开北京市，可以石破天惊，大伙看到一个刚当三个月的北京市长都下来了，就会很重视非典（沙斯）这个问题，最后非典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从某一方面讲，我对人民、对这项工作做出了贡献。中央表扬我，说我为中央担担子。”因辞职受到中央表扬的孟学农2007年又被任命为山西省长。尽管这个职务不如北京市长那么显赫，但毕竟也算实权在握的封疆大吏，干好了一样可以扬名立万。哪知祸不单行，一年后山西突发襄汾溃坝事故，孟学农被迫再度辞职。一名正部级大员两次因意外而辞职，孟学农可谓创下了当代中国官场的一个纪录。此后孟学农担任过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去年3月成为全国政协常委。孟学农显然知道，辞任山西省长意味着自己政治生涯的衰落，打理后来的闲差也让他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写作和身体锻炼。但两次不明不白的辞职毕竟是孟学农心中的痛，曾经的政治抱负也未必就如烟消散。适逢一年一度的“两会”政治盛筵，临近退休的孟学农懒得再藏着掖着，他要说些抨击时弊的真话，履行一个政协委员的职责。孟学农先将炮口对准了自己也是其中一员的官员队伍。他用尖锐言辞反对官员出书，指官员出书描述自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是浪费纸张；他反对给官员大幅涨工资，认为官员工资不能高出社会平均线太多，“如果公务员觉得工资太低，你可以‘下海’（经商）畅游去。”。孟学农还将矛头指向温家宝担任总理的上届政府，批评“政府的主要领导一会儿顾及这种舆论，一会儿又顾及那种舆论，一会儿又顾及金融危机等等”，导致公务员工资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增长。对于那些一抓一大把的“博士”官员，孟学农更是嗤之以鼻。他说：“有些人读什么博士？图虚名，招实祸。真想建议中组部把这些博士招来考一下。好几个贪官都是博士。我抨击不学无术、注水的博士。”孟学农所言不虚。经过前些年的“官员学历大跃进”，中国厅局级以上官员已基本实现了“高学历化”。用句形象的话说，每逢官员开大会，那真是“博士一箩筐，硕士一操场”，场面煞是壮观。据统计，中共十八大以来落马的60名厅局级以上官员中，博士有12名，占五分之一；而落马的20多名副部级以上高官中，博士更高达5名，超过四分之一。不过，这些官员的学历虽高，有没有相应的学术水平就难说了。因为他们的学历大多是“在职获得”，即一边当官，一边拿学历。以上周落马的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为例，这个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毕业的专科生，在担任普洱市市长时，居然获得了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自然地理学的“理学博士”，堪称奇迹。事实上，对于官员和他们“就读”的大学来说，这可是个“双赢”的结果：官员不用怎么读书就拿到学校慷慨颁发的学历，学校则得到官员用权力带来的实惠。《新京报》昨天报道，早在六年前，中国的博士授予数量已经超过美国，攀升至世界第一，但含金量却始终遭质疑。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政府在职公务员，有的身居要职。中组部的一个抽样调查曾显示，九成以上的各级官员参加过各类研究生班等“学位速取”教育培训。
对公众来说，“官员学历大跃进”往往意味着弄虚作假，甚至意味着权学交易的腐败。身在体制内的孟学农敢于炮轰这种腐败，当然会引发舆论共鸣。无论是从提升政协参政议政水平，还是发挥个人政治余热的角度，孟学农变身“孟大炮”都是一件好事。
“孟大炮”加把劲，迫击炮、加农炮速射;TOUX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