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成:2.10评论:小国心态下的货币战争
2.10评论:小国心态下的货币战争昨天，日本央行召开货币政策会议，会后日元的走向耐人寻味。尽管市场早就预计日本央行此次将维持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不变，但仍然期待福井俊彦在讲话中可能暗示日本央行会提出减少向日本金融体系注入资金的时间表，因为，在日元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融资性货币之后，由日元制造的流动性危机正通过完全放开的国际金融市场向全世界蔓延。许多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为自身经济的恢复正在制造全世界的金融风险。但是，日本央行在昨天的会议后没有为市场提供任何可能加息或减少流动性目标的前兆。于是，我们看到，日元在走强了一点点后立刻下跌，特别是在晚间美国债券顺利发行之后。
许多分析师在分析日元的中长期走向时，总是说日本的投资者喜欢追逐利差，尤其是喜欢美国的债券，因此造成日元的疲软。这不能怪普通投资者。谁也不傻，在日本存钱没有利息，存到国外或随便一家外资银行立刻可以有3%以上的利息；更有诱惑的是，如果能在日本银行借款，转手在任何一家外资银行换成美元获其他高息货币拆借出去转手就有4%以上的息差；如果是用保证金操作，收益率简直没法想象。谁能拒绝这样的好事呢？
对日本实行这样莫名其妙的货币政策许多人看不懂，并相信了日本政府的鬼话：我们仍然在与通货紧缩做斗争。我在昨天发表的文章中已经分析，在日本金融市场于世界完全连通的情况下，日本央行发行再多的基础货币，也刺激不了日本的内需。因为这些廉价资金全跑到虚拟金融市场特别是外国的虚拟金融市场上去了。正是由于日本的廉价资金才支撑了美国的双赤字，才搞火了全世界的房地产市场和贵金属市场。也就是说，日本凭借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成功地将自己10年前制造的经济大泡沫成功地转嫁给了全世界，特别是美国。
对此，日本人肯定在泱泱自得，昨天日本央行的暧昧表态充分说明，日本人还准备继续占全世界的便宜。
但是，我必须提醒大家，日本人在战术上的成功是以在战略上的失败为前提的。就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战役指挥基本上无懈可击（必须承认日本在战术设计上很多事是匠心独到的），但它敢动中国又搞美国，甚至占领了东南亚，它过分了，也就输了。我在总结日本二战为什么失败的原因时曾经指出，日本完蛋就完蛋在它的小国心态与大国梦之间的矛盾。本来是小国，却一定要当大国，这种精神固然可敬，但事实是想走这条路必须害人，而且是害大国。不断地挑战大国，大国能饶了它吗？不能，只是大国一般不在小事上纠缠计较而已——这就是大国心态与小国心态的差距。把大国的忍让当做软弱可欺，必然害己。过去日本靠军人未实现的梦想，现在靠货币战争也实现不了。日本和日元仍然要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老路！
当然，任何国家的货币政策都是利己的（许多国家的货币政策制定者也以为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行了。需知，在新经济时代，大国是要对全世界负责的，不负责就不配当大国），日本人的高明之处就是把这一点看的很透，它清楚地知道，当大国都被表面的利益蒙蔽的时候它的投机取巧不会被指责甚至还被欢迎（待续）。比如，美国的货币政策仍然以低通胀为主要目标，美国人还欢迎日本的廉价商品；而且，美国人不怕借钱，日本人又愿意借给美国人钱，这叫一个巴掌拍不响。现在，中国也加入了这个俱乐部，比日本人还便宜，还敢给美国人钱；欧洲人呢？欧洲长期希望摆脱美国人的阴影，希望结束美国人主导世界货币体系的局面，因此，欧洲人不希望欧元太软。这在不经意间成全了日本人的弱势日元政策。
但是，美国国内储蓄不够又在超额消费是不能长久的，在国内经济没有创新成分出现之前，美国的经济实力实际是在削弱。这种不断削弱的趋势不利于它向国际社会大举借贷。现在，美国政府债务已经占到了它整个债务的65％以上，长期债务更达到了美国GDP的60％，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成为悬在全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头上的一把剑。这把剑只是由于美国仍然有提高利率的空间而延缓了掉下来的时间。
谁都清楚，美国的债务不能再扩大了，再扩大就只有赖债一条路可选了。但是，谁也不敢大幅度地撤资，因为在美国没有说赖债之前，债务人如果逼债正好给美国人一个借口。
这就是现在世界金融市场面临的最大难题。
但是，政府不撤资，不等于老百姓不撤资，美国人可以威胁政府，威胁不了老百姓。日本的老百姓何等精明，他们会首先切断与美国的债务链。而当日本的老百姓开始行动的时候，所有的风险和问题就表面化了。
全球的虚拟金融市场将出现一连串的爆跌。我在昨天的文章中曾经指出，格林斯潘的高明之处是会转移风险，会通过制造泡沫的方式抑制经济的泡沫化。但是，当美国和日本在债务问题上掐起来后，世界任何国家的任何货币政策也没有用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泡沫一个个地破裂——楼市、债市、股市、汇市，直到实体经济出现大调整，大损失。而日本政府可能损失的最大，因为它手上的美元最多！
对这个前景，市场看不到，包括格林斯潘这样的人也只是“恐怕”，而没有具体的想法。因为世界没有理论。我为什么研究货币异化和虚拟金融市场理论，就是因为我清楚地看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世界主要国家相继实现金融自由化和货币自由化之后，世界面临着虚拟货币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可怕的局面，我把它称为货币怪物。对这个怪物人们没有认识或不愿意认识，因为没有一次大危机爆发。所谓用传统的理论和观念无法解释的经济现象，是因为人们不愿意正视它，有一种得过且过的心理。而没有这种认识或理论，更没有全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共识与合作，必然成全了小人。所以，世界需要一次危机，只有危机才能唤醒大国，才能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就象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联合国。世界的确需要新的货币理论、新的游戏规则。但一种新的金融理论能被世界认识并成为法则，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可能就是美元的爆跌以及虚拟金融市场泡沫的大破裂。
货币价值与价格之间虽然可以长期背离，但终归要回归。在新经济时代，这个背离的时间可能漫长，但越是漫长，回归时的痛苦越大。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前，世界各国政府、企业、和广大投资人注定将在充满疑惑、矛盾、摩擦甚至碰撞的虚拟金融市场瞎撞，永远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货币会涨，明天那个货币会跌。只有在危机之后，在全世界都知道必须实行相互协调，而不是与邻我壑的货币政策的时候，这个虚拟金融市场才能走向理性。
但愿，经常背信弃义的日本人再次给全世界一个大教训，再次让全世界团结起来！而在世界恢复过来之后大家会明白：日本就是一个二流国家，而世界安宁的前提之一就是必须有一种机制，防止小国人老做大国梦！
何志成:货币异化与虚拟金融
货币异化与虚拟金融货币异化与虚拟金融是孪生姐妹，是新经济时代才出现的重要经济现象。
货币异化与劳动的升华
货币异化可以被概括为本质的异化和作用的异化。
所谓货币在本质上的异化是指：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衡量对象的劳动出现了异化。
由于创新劳动的大量涌现并实现市场交换使以简单劳动创造价值的时代成为过去式，凡是复制过去劳动产品的劳动所创造的劳动价值都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贬值；而复杂劳动由于蕴涵大量的创新成分不仅可以以越来越快的频率创造出超值的劳动价值，并使社会劳动价值标准用（平均）劳动时间来衡量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逐渐失去意义；创新劳动使劳动本身得到升华。劳动不仅日益摆脱“物”的束缚，而且越来越向“原始”形态——直接与自然相结合的状态回归。就象自然的光合作用成就了古代劳动者的思维定式一样，这种创新劳动更贴近自然，更需要象古人一样的思维定式——悟性，所以我称它返璞归真。如果说，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工业经济时代，大机器（生产线）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集合在一起并使大多数劳动必须通过“中介”物（机器或实验室等）才能实现价值创造的话，新经济时代则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现在还是极少数）远离机器和各种物质“中介”，直接与“自然”（市场）结合。一种不用体力，超越（过去）知识，完全独立于物质生产之外并直接与“自然”结合的劳动不仅被承认，而且属于高级劳动形态。这种劳动不一定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同样创造GDP，因为它满足或实现了一种社会需求——使社会转为储备的、“必然”贬值的大量剩余劳动价值能够得到保值增值。
这种劳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看不见的，就象这种劳动本身已经虚拟化并在虚拟领域游弋一样，但它开辟了一个新的产业——第四产业。第四产业也是看不到的，就象用三维空间的视野无法看到多维空间一样。什么是虚拟经济？我们过去曾试图用（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的概念去解释它（一种典型的传统思维方式），结果本末倒置。因为虚拟经济根本不是虚拟资本创造的，而是虚拟劳动创造的。是充满悟性和智慧的劳动去吸引资本，而不是资本为劳动制造机会。这就是我说的：资本劳动化和劳动资本化都不可避免，即劳动在新经济时代升华的含义。
一般等价物的异化
所谓货币在作用上的异化是指：剩余劳动价值的贬值加快使货币的储备功能作用发生异化，货币的一般等价物功能无法实现今天与未来之间的“等价交换“。
为什么在今天的世界“基础货币”越来越多，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实体经济中创造的价值（量）越来越多，这些价值量已经远远超出满足人类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物质需要。由于创新劳动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社会也必须以极大的价值量与它进行现实的交换，所以对“基础货币”投放形成持续且越来越大的压力。
又由于创新劳动在创造超额剩余价值的同时也需要维持创新劳动的扩大再生产（延续自身的创新能力并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劳动者），所以，将相当部分的剩余价值储备起来非常必要。
一方面是“基础货币”的投放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转为储备的剩余价值越来越多，使货币在社会经济循环圈内的流通方式——生产—消费—储备—投资——也出现变异。这个变异主要体现在储备—投资阶段。如果说，在旧经济时代，社会的储备除了一点点养老和防范不测的需要之外，大多数会直接转为投资，形成新的现实生产力的话，而在新经济时代或后工业化时代转为储备的剩余价值则不仅会与现实生产力脱钩，甚至与（向实体经济）投资也脱钩，虽然这是大多数人所看不见的。更为重要的是：用货币计价的剩余劳动价值在转为储备后终究是要变现或实现价值交换的，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如何实现今天（劳动价值）与未来（劳动价值）的交换？显然，由于凡是复制过去劳动产品的劳动所创造的劳动价值都会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贬值，而未来劳动中的创新成分（价值相对含量）又越来越大，因此，今天与未来的劳动者在劳动价值上的直接比较简直不可能。通俗地说就是，被储备起来的劳动价值必然贬值，而且空间巨大。
劳动价值的贬值实际就是货币的贬值，防范货币贬值的办法不是改变货币，而是改变货币的流通方式。
让货币流在虚拟金融中保值增值
虚拟金融是在资本市场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它绝不等同于资本市场。传统资本市场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储蓄向投资转移的需要，将银行业的间接融资变为直接融资，同时起到社会多余资金的蓄水池作用。而虚拟金融的出现是因为货币的异化，有越来越多的货币必须阶段性地退出实体经济。也就是说，有相当部分的货币资本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已经与现实生产力无关或关联性极少了，它们虚拟化了，自然要求流通方式也虚拟化。虚拟金融是应运而生，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不可避免的！
所谓货币流通方式的虚拟化是指传统资本市场的虚拟化和大“爆炸”，不仅出现了一个可以是使越来越多的虚拟资本“安身立命”的大水库——虚拟金融，而且各种衍生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可以放大、缩小、平衡来自四面八方的复杂的货币流）。这个新的资本市场不仅要为现实的生产力服务，更多地要为未来的生产力服务，为今天储备起来的劳动价值能够实现保值增值服务，为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平衡与连接服务。
虚拟金融不仅是传统意义上一个庞大的资金大水库，更重要的是它能使流动在这个蓄水池中的水很少蒸发（通过制造泡沫的方式防止泡沫化）；虚拟金融的存在不只在支持实体经济，它更重要的功能是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储备力量，在未来的创新劳动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开闸放水”，以实现可以“承前启后”（补偿前辈抚养后辈留足储备）的超额剩余价值；虚拟金融不仅有容纳游资的作用，更重要的作用是能平衡游资，使游资在不同的市场和不同的衍生金融产品上游来游去，实现自我（风险）消化；虚拟金融还可以创造GDP，美国华尔街70万人创造的GDP就相当于中国的GDP，当然，这其中大量或绝大部分是虚拟金融创造的；更重要的是，虚拟金融可以为新经济时代创造新经济人才，这种人才是完全凭借大脑实现财富再造的人，他们是市场分析师，是靠悟性与自然结合的人。他们不但用创新劳动捧起了金饭碗，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创造性的劳动为千千万万个劳动者保住了一旦失去劳动能力后仍然盛满黄金的金饭碗；虚拟金融最大的作用在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在新经济时代货币已没有国界之分——除非你的经济是封闭的，而虚拟化的货币冲击力是很大的。虚拟金融既然是水库，当然库存量很关键，只有库存量大，竞争力才大，只有容纳泡沫的能力强才不至于泡沫化。同时，虚拟金融的产品丰富也很关键，虚拟金融市场越发达，虚拟金融产品越丰富，越有利于金融风险的转化和平衡。一旦有了一个发达完善的虚拟金融市场就等于有了一个世界资金争相流入的大水库，有了长期稳定发展自己的大环境。当然，在有了这个水库之后，就一定有了在世界货币体系中领导者的话语权，而这个话语权是当今世界诸强竞争的焦点。当然，虚拟金融是风险很大，驾御极难的。但当我们想到，别的国家的虚拟金融市场所造就的金融大鳄正在觊觎我们，而且我们的虚拟金融才刚刚萌芽。没有虚拟金融，没有可以抗衡的金融大鳄，我们的财富就会像小鱼一样，被别人吃掉。
虚拟金融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一个民族在新经济时代的难得机遇。抓住它，还是放任它，答案不言自明。
何志成:重大战略意图必须对市场保密
重大战略意图必须对市场保密华盛顿邮报前日发表文章，标题是：“看衰美经济 中国外汇转向”。其中明确指出：由于中国对美国经济发展看坏，中国领导人对持有美元的信心逐渐降低，并开始转变以美元为主的货币储备。该文指出，得出上述结论的依据是，最近大量中国高官和权威机构都在向市场发出同样的信号。
我们看到，今年年初，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确在大幅度走低，其中原因虽然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来自于市场对人民币汇改提速和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前景的担心，以及中国众多“消息人士”在莫名其妙地推波助澜。正由于很多中国经济学家都鼓吹中国应该增加黄金和石油储备，使本来已经大幅度下跌的黄金突然又爆涨，原油价格也跟着凑热闹，冲上了64美元。对这一现象，国际市场许多分析师形象地指出：现在是中国缺什么，中国人就喊什么，而中国人喊什么，（国际金融巨鳄们）市场就炒什么。而市场炒做的东西都对中国的长远利益不利，比如现在炒做美元会大跌。
我在去年上半年就曾经指出：人民币正在成为国际外汇市场的“影子货币”，谁的影子？显然是美元。因为人民币虽然从长期看一定要脱离美元体系，但其与美元长期形成的历史渊源已经使这两个货币成为“冤家”（不是冤家不聚头，这是中国一些地区的农村对两口子的呢称），关系相对“固定”，比如，它们在对西方其他货币的价格运行方向上有很强的一致性。其中原因，除了中美两国贸易量巨大以及中国进出口贸易采用的结算货币主要是美元以外，中国外汇储备的70%左右是美元或与美元挂钩的货币是重要原因，这是市场人人皆知的事实。所以，在去年下半年我们看到，人民币兑美元虽然在涨，但美元兑大多数西方货币也在涨，甚至涨的更多。
今年年初，这一现象发生逆转，市场又回到了2004年以前。除了对美元长期走强前景表示深深地担心之外，对人民币在一季度末可能扩大对美元波动幅度以及中国官方外汇储备可能加速多元化进程也表示了极大的担心。与美元大跌相对应的是，黄金和石油又出现爆涨。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不少经济管理部门和经济学家也凑热闹，通过媒体和舆论敦促央行转变外汇储备方向，甚至明确地提出：要增加黄金和石油储备。
我在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旗帜鲜明地指出，现在不能大比例地调整存量外汇储备，更不能在高位购买黄金和原油，如果要调整必须等市场价格回落，并“偷偷摸摸”地调。这个原因很简单，为什么现在国际市场上出现“中国缺什么，市场就炒什么”的现象，就是因为市场对中国缺什么的认识太一致，而这种一致性往往是中国人自己告诉国际金融巨鳄们的。现在我们的舆论都在说，中国的外汇储备太多，而且储备的美元又太多，黄金太少，所以让国际金融巨鳄有持无恐，他们相信，再高的黄金和石油价格中国也会接盘，因为中国缺，缺了就害怕嘛。
的确，按照一般的标准衡量，中国的黄金储备是少了点，原油储备更几乎是零。比如黄金，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截至2005年6月，中国内地有600吨的黄金储备，和外汇储备相比约占1.4%。黄金储备总量占国际总储备的比例远远低于10%的世界平均水平（人家外汇储备的盘子小，黄金的比例相对就高）。这正是国际资本狂赌中国肯定会在高位接（黄金期货）盘的原因。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忘记了统计中国民间的黄金储备，中国民间老百姓的黄金饰品加起来比西方任何国家都多；同样道理，现在大家都说中国的官方外汇储备已经世界第一（在今年初就超过日本），并把它作为炒做对象。但是，谁也没有说，中国民间的外汇储备相比西方国家却是少得可怜，更不说相对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资产风险（暗亏太多）情况，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是太多而是远远不够。
倒退一万步，即使我们确实感到需要分散外汇储备，减少一些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也不能说！更不能现在说！特别是一些话语权较大的官方人士必须谨慎说。这是因为，无论是国际外汇市场还是黄金石油等虚拟金融市场已经成为金融巨鳄们操控的市场，其价格走向与真实价值之间存在极大的泡沫空间，若企图用价值尺度去计量它必然上当。更需要警惕的是，许多国际市场上的金融巨鳄早就瞄准中国——大资金的运做背后有政治考量。
目前，国际市场炒做的题材都与中国隐约相关，比如：国际市场纷纷调低美元未来汇率，表面上看是说，目前美国庞大的财政赤字及连年上升的对外贸易逆差必将成为美元汇率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会导致美元与世界上许多重要国家的货币比价出现持续下跌。而实际暗指，若美元下跌，那些外汇储备中美元比重较大或很大的国家（亚洲及其他新兴国家）必然损失惨重；进一步炒做的题材必然是：要避免美元无序贬值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失只能分散外汇储备，而唯一出路是购买黄金，对中国来说还有石油。
转来转去，矛头指向非常清楚：市场对中国外汇储备结构多元化的猜想太明了，除了黄金就是原油。这实际上是在布局，等着我们中国人去钻套！
在这种时候我们决不能去追风，更不能推波助澜。如果中国现在跟风大量增仓黄金储备（如果中国的黄金储备增加一个百分点，就接近中国一年的黄金总产量，必然导致国际黄金市场疯涨），那些早就布局准备的对冲基金和炒家必然在高位大幅度出货，引发金价大跌——就象年前金价爆跌那样，此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将受重创。更可怕的是，中国在这种时候减仓美元，立即会引起国际上抛售美元的狂风，到时候我们的损失比任何人都大。这就是国际金融巨鳄们的险恶用心和政治考量！所以，任何关于减持美元储备或增加黄金石油等储备的话语都必须十分谨慎，十分保密，不能舆论先行！
当前在舆论导向上应该坚持反向或多元化指向，使国际金融巨鳄们摸不着脉，自乱阵脚。比如，在国际上都说中国外汇储备过多时我们必须强调不多，甚至太少，还有极大的增加空间（确实也是这样），特别是民间外汇储备。并且强调，在黄金价格高于500美元和石油价格高于60美金以上时我们不会增加这些物品的储备，必须多宣传中国这样的大国有持续的增产能力。在理论上我们还要澄清，即使中国在未来增加的外汇储备中可能减持一点美元储备的比重，而可供选择的多元化出路也有很多，不一定只盯住黄金和原油。比如，许多国家的货币都有增值的前景，流动性也很强，都是我们可供选择的对象。这样做不仅是让市场放心，让炒家撤退，更是让市场摸不着头脑。
人民币举足轻重，涉及人民币未来的重大战略意图必须对市场保密；而中国的外汇储备必然调整，但调整的时机和方向必须举重若轻。中国政府想做什么决不能对市场说，这不是对世界不负责任，而是负责任的表现。因为，只有让炒家无法判断，才能使市场失去一致性，只有分散市场的注意力，才能避免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对人民币走向世界的步调来说，只有循序渐进，让市场摸不着头脑，才有利于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的稳定，有利于美元有序地调整。一个稳定的虚拟金融市场不仅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帮助世界虚拟金融市场获得稳定发展，是未来人民币的责任，是世界对中国的期望，也是我们这样的经济大国应该做的事情。
何志成:全球化的虚拟金融市场已使经济数据“失真”
全球化的虚拟金融市场已使经济数据“失真”幽灵，一个叫做“货币”的幽灵，又一次徘徊在全世界的上空
关于人民币问题的争论可能引发世界货币理论的又一次革命！
货币理论和通货膨胀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全世界任何一个货币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任务，就是控制通货膨胀。而在今天的世界，大多数货币政策制定者已经忘记了什么是恶性通货膨胀。在现代经济学家的字典里，通货膨胀变成了一个中性词，1929年经济危机时数万老兵因退伍军人的津贴被高涨的物价所吞没，而愤怒围攻华盛顿的激烈场景更是被从金融教科书中删去。相反的是，通货紧缩才是噩梦！
今天的世界，凡是活着的人已经没有多少还记忆着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了，相反，人们更愿意相信，以美联储为首的货币监管部门对控制或应付危机的能力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不见危机发生使人们不仅忘记了危机，更忘记了问一句：为什么危机必然出现的经济周期理论突然不灵了呢？真的是格林斯潘等金融调控大师太聪明了吗？
其实，在21世纪初的金融界，恐怕没有人比格林斯潘更困惑，这位执掌美联储帅印长达18年的长者，在离开时没有留下任何可以传世的理论或经典，他未必不知“立言”的重要性，是他始终没有琢磨过来：为什么经济周期的达磨克利斯之剑在我任内就一直没有劈下来呢？
格林斯潘确实在纳闷，全世界几乎所有大国的货币政策制定者们都在纳闷，十几年来，他们在传统教科书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所严格禁止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远，货币发行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了，从超过GDP的1%到几百，但是，印钞机即使24小时连轴转，上万亿的增量货币仍然如石沉大海。最典型的是日本，日本的基础货币发行增量已经多年维持在10%以上，而日本仍然在所谓通货紧缩中徘徊，这期间，日本的GDP增量始终没有超过1%，有时甚至是“负增长”；美国的情况更奇怪，它的经常账赤字已经超过一万亿美元，美元不但不贬值，还在2005年升值了17%。
经常进行数据和市场分析的经济学家都在纳闷，这些数据是真的吗？这么多的货币都到那去了？因为不能回答，于是只能按教科书教导的那样——用更积极的货币政策去刺激物价——继续发钱（增加货币发行量）。于是进入：发钱——刺激物价——物价不涨——再增加发钱的恶性循环。
大家明明知道这样发钱不行，又无法解释这种货币现象，于是不得不寻找“歪理”。所谓人民币被低估的问题就这样被抬上了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辩论的中心。
指责人民币被低估靠的是数据和来自传统教科书中的引经据典：中国为什么保持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因为人民币被低估了；因为人民币被低估了，所以中国在向全世界输出通货紧缩——全世界多发的钱都被中国人赚去了，大家看，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了多少？
人民币被低估其实是个伪问题，因为它的前提并不存在：美国和世界发达国家的货币发行量大或流动性充足并不是因为人民币被低估所造成，具体点说，美国的贸易赤字并不是因为中国所造成！
众所周知，中国人用8亿条牛仔裤才换美国的一架飞机，中国人吃亏吃大了，可为了给美国人面子，我们仍然每年买几十架。但就是这样做赔本买卖仍然讨不到美国人的欢心，于是我们也要较真了。
2005年中国与美国表面上有贸易顺差几百亿元，但在扣除了美国在华企业的出口额之后，这个顺差立即减少了40%，再扣除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在中国办企业的出口，中国实际上是贸易逆差国；而美国表面上的贸易逆差有5000——6000亿元，但在计算了海外跨国公司贸易额后，美国却成了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原来，经济的全球化已经使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完全走样！
批驳了歪理，就要找正理
经济全球化不仅加快了企业投资的外移，使许多国家的经济数据失真或失去了原来的分析意义，更重要的变化是货币流远远地超出了国界，不仅是美元、欧元、日元，甚至加元和澳元都在全世界流动，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货币流范围扩大的同时，金融市场也在“翻新”，虚拟金融出现了。
所谓虚拟金融，就是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虚拟金融资产配置市场，它针对的是社会转为“存量”的资产，而不是社会的增量资产。凡是转为存量的社会剩余劳动价值都能够被虚拟金融的资产泡沫所淹没，而且是从一个泡沫转到下一个泡沫，从一个国家转到下一个国家。正因为有虚拟金融这种不断地制造泡沫和转移泡沫的功能，才能使越来越多的虚拟货币安分守己，不至于集中到一个点在一个国家爆发。当然，这种延缓并不是消灭，这个幽灵始终在全世界上空徘徊，而且最终会来一次全球性的总爆发！
我们仍然要举日本的例子。日本是“零增长”吗？从它发布的本土GDP数据中看，似乎是“零增长”。而日本的海外总资产在2005年一举增加了5000亿美元，达到了7.8万亿美元；同时，日本制造业在海外的销售额近几年都在1.5万亿美元以上，2005年达到了1.8万多亿美元。这些数据不是日本的GDP吗？只是没有被完全统计在日本本土的GDP里（比方说，中国的GDP就有不少是日本人创造的）而已。但是，日本人在全世界创造的利润却是汇回家的。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日本人没有钱或不敢花钱吗？据日本总务省的统计，到2005年底，日本国民银行存款总额为10万多亿美元，而且其中不仅不包括股票、保险等其它金融资产，更没有包括日本国民在外国银行的存款。我们已经看到，在日元走软的背景下，大量日本人将日元换成高息货币存到外国银行，日本人的海外流动性金融资产已经是全世界最多的。所以说，日本人是在向全世界转嫁金融风险。毫无疑问，这种推销货币的方法比推销产品更厉害，它不仅改变着财富的生成方式（不是靠制造业去创造，更不是靠消耗自然资源去创造，更多的来自金融创新——靠虚拟金融市场去创造），更在增加发行这种货币的国家在全世界的发言权。试想，当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用这种货币结算或储备这种货币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就自然地变成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它就可以支配通过汇率来增减别国的财富。如果说，美元因为其世界货币地位已经成为世界金融体系是幽灵的话，日元也正在追求成为这样的幽灵！终有一天，世界的许多投资者会因为日元的爆涨爆跌而倾家荡产。
所以我说，要用新理论去解释新现象，用新观念去制定符合世界利益的货币政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世界已经大变样，在世界主要国家相继实现金融自由化之后，世界面临着一个已经变化了的并且还在急速变化的巨大虚拟金融市场。人们用传统的理论和观念无法解释这个市场。所以需要新的理论、新的视角。没有对一种全新的金融法则达成共识，世界各国政府、企业、投资人注定仍将在充满疑惑、矛盾、摩擦甚至碰撞的贸易投资体系中角逐。而这种共识可能因为对人民币问题的争论而越来越清晰。
何志成:流动性过剩与虚拟金融
流动性过剩与虚拟金融全球虚拟金融市场的大幅度震荡
昨天，全球外汇市场突然出现日元的剧烈振荡，而其他虚拟金融商品价格的下跌也让投资者大吃一惊，在毫无基本面因素预示的情况下，黄金当日最多下跌20美元，创12年来最大单日跌幅。
针对虚拟金融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有个简单统计，以外汇市场为例，2005年美元兑欧元上涨达到15%，而对日元上涨达到19%，而日交易量更达到2万亿美金，创造历史记录。更为说明问题的是，美元对非美货币的单日震荡幅度平均在0.8——1.2之间，也就是说，主要汇价之间每天波动100——200点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全球外汇市场不但已经虚拟化，而且成为虚拟货币博弈的主战场。为什么全球虚拟金融市场震荡如此剧烈，根源就是流动性过剩。
什么是流动性过剩？表面上看是基础货币发行过多，而实质是货币政策或我们看货币现象的方法（理论）已经落后于时代。
为什么今天世界各国发行的“基础货币”都越来越多，主要原因是货币发行量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敏感，市场货币量大，未必能够刺激物价。最典型的就是日本。日本与所谓通货紧缩的斗争已经延续了10年，10年来日本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宽松，不但利率趋向于零，而且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借款基本敞开供应，货币政策的刺激能力已丧失殆尽。可是，日本的物价仍然是只降不升。日本人很奇怪，为什么央行政策这样宽松，市场货币流通量这样大，物价指数却一直不向上走呢？
去年以来，日元在外汇市场上的表现，特别是日本人购买黄金的热情给出了答案。原来，超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货币流大部分进入了虚拟金融市场。在经济和金融市场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货币轻易地被大量兑换成外币。而且，日本的货币政策越宽松流向国际市场的日元就越多，以至日元被冠以“融资性”货币的称号，大批境内外机构大举借进日元（利率极低），立刻在货币市场换成高息货币或高息外币流动资产进行套利。而在货币市场价格和资产已经被炒高时，货币流又转向黄金市场，引发黄金价格的爆涨。当然，这些钱是要还的，所以，用这种钱推高的市场价格必然爆跌！
货币政策的另一个误区表现在劳动市场上。按照传统的货币理论，经济发展应该带动就业增加和薪资增长，并刺激通货膨胀。而在过去四、五年中，美国的经济一直以3.5左右的速度增长，失业率却长期保持在4.9%左右，市场上的过剩劳动力有效地遏制了工资的增长，没有对通货膨胀造成显著的压力。
原来，当世界开始进入新经济时代以后，经济的增长，特别是GDP的增长不完全是靠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实现的。由于创新劳动的出现并实现市场交换，在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不断地“剥夺”传统产业的就业机会，而且加速了简单劳动的“贬值”，同时，由于创新劳动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社会必须以极大的价值量与它进行现实的交换，所以对“基础货币”投放形成持续且越来越大的压力。
然而，虽然创新劳动的价值量贡献可能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地多于简单劳动，但以个体衡量，收入与消费却成反比，而且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少部分人的收入增加并不足以刺激消费增长。因为最有消费欲望的最广大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和收入水平没有显著提高。
由于没有通胀压力，没有必要提高利率，于是出现货币流通量越来越大，而利率水平却越来越低的怪现象。由于有越来越多的“过剩”货币进入货币市场，传统的货币市场已经无法消化，于是出现所谓流动性过剩现象。
迎接虚拟金融
其实，所谓流动性过剩完全是假象。当经济发展到新阶段时，市场一定要有创新去适应它。在世界经济进入新经济时代之后出现的最重要经济现象就是由货币异化导致的虚拟金融。即传统资本市场的虚拟化和金融衍生交易市场的多元化趋势及衍生金融产品的大“爆炸”。
在新经济时代，传统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被分裂为两块，即两个（越来越无法清晰划分）水库，其中一个仍然在为传统的实体经济或现实经济服务。另一个则日益虚拟化（脱离实体经济），并向立体化、多元化、全球化发展。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交易网络化电子化以及金融衍生交易工具的大“爆炸”，使这个市场的乘数效应巨大。比如，2005年外汇市场的日交易量就达到2万亿美金，十天就相当于全球贸易年结算量的总额。
虚拟金融最大的贡献是通过不断制造泡沫的形式抑制经济的泡沫化。为什么世界经济近十年来没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很大程度应该归功于虚拟金融市场的不断创新。有人在总结格林斯潘的历史贡献时说：格林斯潘的最大技巧是他明白，市场的泡沫是不可避免的，消除泡沫的最好办法不是人为地清除泡沫，而是在新的市场再制造新的热点、形成新的泡沫，让越来越多的虚拟货币不断地在不同的虚拟金融产品和市场间转移，通过立体化、多元化、全球化的流动来抑制一个国家或一个市场上的流动性过剩；虚拟金融的第二个作用是“试错”。其实，市场泡沫为什么此增彼减，除了市场自然地逐利性之外，很大的原因在于泡沫的自然破裂。虚拟金融市场是风险资金的“集散地”，没有它们的四处“碰壁”，没有虚拟金融市场自然生成的试错机制，这个世界基本上不会出现象样的创新；虚拟金融还可以创造GDP，美国华尔街70万人创造的GDP就相当于中国的GDP，当然，这其中大量或绝大部分是虚拟金融创造的；更重要的是，虚拟金融可以为新经济时代创造新经济人才，这种人才是完全凭借大脑实现财富再造的人，他们是市场分析师，是靠悟性与自然结合的人。他们不但用创新劳动捧起了金饭碗，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创造性的劳动为千千万万个劳动者保住了一旦失去劳动能力后仍然盛满黄金的金饭碗。
虚拟金融最大的作用在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在新经济时代，货币的流通已没有国界之分——除非你的经济是封闭的，而越来越多、“饥饿难熬”的虚拟化货币，冲击力是很大的。虚拟金融既然是水库，当然库存量很关键，只有库存量大，容纳量才大，容纳量是竞争力的基础。因为虚拟金融的关键作用是制造泡沫并平衡泡沫，只有容纳量大的水库才能到处制造泡沫并随时消化，只有平衡消化泡沫的能力强才不至于使经济出现泡沫化。所以，虚拟金融的产品丰富也很关键，虚拟金融市场越发达，虚拟金融产品越丰富，参与者越多，越有利于金融风险的转化和平衡。而一个国家一旦有了一个发达完善的虚拟金融市场就等于有了一个世界资金争相流入的大水库，有了长期稳定发展自己的大环境。当然，在有了这个大水库之后，就一定有了在世界货币体系中领导者的话语权，而这个话语权是当今世界诸强竞争的焦点（可幸的是，它只有雏形，而没有成型，对人民币而言还有一点点机会）。
当然，虚拟金融风险很大，驾御起来是极难的。但当我们想到，别的国家已经相继进入新经济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有了日益完善的虚拟金融市场，而在这个市场中造就的金融大鳄（群）正在觊觎我们，此时，我们的虚拟金融才刚刚萌芽或干脆不知虚拟金融何许物也。风险是不是更大！没有虚拟金融，没有制造出可以抗衡列强的金融大鳄，我们的财富就会像小鱼一样，被别人顷刻间吃掉。
虚拟金融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一个民族在新经济时代的难得机遇。抓住它，还是放任它，答案不言自明。
何志成:橘生淮南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
橘生淮南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 -橘生淮南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用这个比喻可以解释在世界虚拟金融市场如日东升般兴起的衍生金融产品网络交易方式在进入中国后为什么会变“味”。当然，作为专业人士，我有必要将其中隐含的深刻道理向关注这一领域的所有人说明。
首先，我要纠正一下网络炒汇的概念。网络炒汇实际是指专门从事虚盘衍生金融产品跨境网络交易的家庭式平台。从事这种交易的网络平台即可以炒汇，也可以炒期货和股票。网络炒汇的称谓只是因为这种平台的大多数交易与汇市相关，且口语化而已。这种交易方式的特点是无形化、小型化、虚拟化、全球化、人性化，竞争力极强。在最近的几年里，不仅国际汇市被它一点点占领，期货市场已经向网络化投降，甚至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场—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已宣布，将取消席位制，走网络化之路。但是，广义的网络交易与网络炒汇有两个本质区别：一是网络炒汇的网络操作平台必须连接到家庭；二是网络炒汇的“操盘手”可以是投资者自己。这也是网络炒汇或网络炒其他衍生金融产品之所以被国际市场和广大投资者所欢迎的原因。
网络炒汇进入中国的时间大约两年，之所以会暴露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根源不在网络炒汇本身，也不在经营这些网络交易平台的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关键的原因是网络炒汇在中国没有阳光化：没有中国金融资本的介入和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参与者和经营者都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下，一些不良份子看准中国金融高管部门的认知盲点所造成的监管真空，巧妙地利用外资金融机构的“偷渡”心理和中国少数老百姓偏好赌博及梦想一夜暴富的投机性，借经纪人之名行金融掮客之实，为自己赚钱而不择手段。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许多（包括本期登载的事例）案例都是中国人在骗中国人，更准确地说是两头骗。当然，在很多骗局背后，这些外资金融巨鳄和金融小鳄们也是有责任的：急于强占中国市场的贪心使他们良莠不分地招徕所谓掌握金融资源的人充当掮客，通过他们在中国大陆从事“地下活动”，只要能够吸引客户就支付高额佣金（据我们的调查，一个经纪人若能掌握300万资金的客源，一年的佣金收入可达百万，甚至三百万），而不管投资者的死活（和自己在中国市场的前途）。这种短视行为免不了为“滥竽充数”和“招摇撞骗”者提供机会。最近有报道，香港和台湾的经纪人职位突然紧俏，甚至一些有不良记录的经纪人也被网络炒汇网站高薪雇佣。由此证明，一些外资金融机构的确有急功近利的盲动心理。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指出，由于网络炒汇和他们的经营者是急盼发展的，所有网站设计的原则是全球经营，不分国籍也没有国界，参与者来自世界各地，因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非常珍视自己的名誉和自己在投资者甚至政府机构中的形象。因为，哪怕是一个小的侵权或违规行为，如果通过网络传播，也立即会在同行和投资者间引起巨大的负面效应，使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品牌毁于一旦。因此，网络炒汇的经营者比任何人都知道网络的厉害，正所谓，好事难出门，坏事传万里。坑害投资者就是坑害自己。所以，明目张胆的坑蒙拐骗者一般只局限在“金融掮客”，而不是公司行为。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自认为被骗的“投资者”在寻求法律支持时没有胜诉，甚至没有被受理的原因。根据我们的调查，除了利用地下金融管道进出资金之外，大多数网络炒汇平台在中国的经营方式与在世界其他国家的经营方式完全一样，中国的投资者并没有受到歧视和侵害。
在如何看待网络炒汇及寻找解决网络炒汇在中国如何生存和发展的思路时，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全球化、金融交易虚拟化和自由化的国际潮流，了解网络交易的渗透能力和竞争力。从促进中国金融体制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及加快中国现代金融市场建设的大局出发。破除旧观念，展现新思维。
我们知道，网络交易是挡不住的世界潮流。无论是商品还是货币，无论是期货还是现货，无论是实盘的还是虚拟的，网络上什么都可以买卖，而且越买越好。尤其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对外汇的现货买卖，就好象商品买卖一样，什么形式都行。有买的就有卖的，政府很少干预。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外汇交易信息直达每台电脑，操作平台也延伸到家庭，这是过去难以想象的。因此，普通投资者可以借助网络走进国际市场，为市场注入最具生命力的新鲜血液。在对2004年国际外汇市场的交易量统计中我们发现，外汇交易量比前两年有了惊人的增长，每日平均接近2万亿美金，远远超过其他虚拟金融产品的增长。而在全部外汇交易中，即期、远期、互换和场外衍生品交易的市场占比分别为20%、6%、32%和42%。”所谓网络炒汇主要指场外衍生品交易，即虚盘保证金杠杆式交易，其在整个外汇交易中的份额大于40%，且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增长。
为什么网络炒汇发展快？这其中有很重要的技术性原因。我要告诉读者，在通常的外汇交易系统中有三种模型：下单交易、询价交易、直接点击交易；而在市场上的外汇交易一般又存在三种方式：限价交易、限时交易、点差交易。从效率上讲，直接点击交易肯定胜过下单交易和询价交易，而点差交易又比限价交易和限时交易更机动灵活，风险可控性高。在网络炒汇平台出现以前，能够直击操盘的只有银行或坐市商的操盘手，投资者只能采取下单交易或询价交易，这无疑会降低效率并贻误战机。而电子商务的出现，特别是网络交易平台的设计日益成熟之后，专门为投资者设计的网络操作平台可以使投资者本人直接操盘进行点击式交易，而且即可以限价、限时，更可以进行通过银行交易平台难以操作的点差式交易（在波动幅度很小的区间内随时买卖）。所以，它是交易手段的革命。
什么叫点差式交易？据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的监测记录显示：有一个温州客户，资金量只有300多万美元，一天内频繁操作。“去年8月底的一天，从晚上8点到12点，4个小时进出了8次，每次动用30万美元左右，竟然做出了2600多万美元的量。”这个客户之所以能够快进快出，就是因为采用了点差式交易，能够在波动很小的区间内，频繁进出，即做多，也做空。
我有一句戏言：炒股票如同敲三家（类同于争上游），炒外汇好比打桥牌。这就是说，在股票市场上挣钱靠的是运气，在外汇市场上挣钱靠的是分析。相对于其他虚拟衍生金融产品市场而言，汇市算是一个接近于理想状态的市场，尽管不是尽善尽美，但相对来说却是最“干净”的投机市场：投资者不用劳神于每支股票的业绩，不用担心期货多空双方的内幕交易，每日巨额的成交量，使任何机构也没有坐庄的勇气，索罗斯、巴非特所能了解到的信息，普通投资者一样可以了解到，全球的投资者和投机人都在相同的时间看着相同的报价和图形，数十家网络交易平台和几千家坐市商将全球几千万投资者和投机人连接在一起。最重要的是：能否赚钱是自己的本事决定的，特别是对那些网络炒汇者而言。
网络炒汇在中国有极大的市场机会和发展潜力。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经过26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劳动者创造的超额剩余价值必然大量地转移为储备；其次是因为转移为储备的财富很少有可以实现保值增殖的投资机会。过去的很多年大家都经历了：存款缩水，股票跳水，期货血本无归。就是房地产，若作为投资保值工具也是问号，起码房租抵不上按揭贷款利息。对目前国内投资者来讲，汇市是风险小而机会大的投资选择，特别是网络炒汇，相对于实盘风险更小，更适合小资金进出；还有一个关键点，中国的投资者在过去的相当时间内与世界是隔绝的，不仅资金不能自由进出，资讯也见不到。现在，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和进步，资讯无国界，资金难设界，跨境交易不可阻挡。这些因素使网络炒汇会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发展。
当然，我不主张没有心理准备和风险准备的人盲目参与网络炒汇。再干净、再理想的市场，其本质仍然是投机市场，只要是投机市场就会“吃人”。所以，我只讲保值增殖，而不讲赚钱，更不讲赚大钱。因为，贪心有多大，风险就有多大。本期几篇文章分析的案例多数是贪心的结果。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讲，这也是中国的投资者必须交上的学费。
我始终坚持一种观点：对网络炒汇不能堵，只能疏；对进入中国的网络炒汇境外坐市商，不能一律轰出去，而要使他们阳光化。具体的办法就是中资介入，监管介入。可以借鉴香港的办法，大公司，小公司统统可以进来，先交保证金，再定期检查各家公司的经营状况，特别是风险控制程度。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要求所有网络平台都必须有中资介入。这即有利于监管和控制资金外流，又等于为我们免费培训，同时，投资者可能更放心。
外汇监管障碍怎么办？这应该不是难题，因为现在的许多外汇监管措施都会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而逐步解除。而且，在我们的设计中，可以先进行外汇对和境外衍生金融产品的买卖，待人民币的改革推进后，再进行人民币对外币的买卖。我们不能把网络炒汇仅仅视为对外汇监管的挑战，应该更多的把它视为机遇。
最后，我用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加里.贝克尔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一个国家的银行和金融业的发展对于经济自由度越来越重要。中国在自由度方面排名不高，可能是银行和金融业拖了后腿。资金是经济的血脉，这个渠道必须畅通，金融自由了，整个肌体才能感到自由。
在国际市场结出的味美柑橘为什么到中国就一定要变味呢！
何志成:鸡尾酒式储备与实物储备谁更实际
鸡尾酒式储备与实物储备谁更实际（另标题）美元贬值 我国外汇储备的“鸡尾酒”对策
在关于人民币升值利弊的讨论中，我是一直坚持利大于弊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信心开始动摇。
2006年刚刚开始，国际黄金市场开始爆涨，原油价格逼近70美元，而作为虚拟金融市场主体的外汇市场更是在年初就放出美元大跌的信号——美元在几天中下跌几百点。
2006年的国际金融市场注定是动荡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以虚拟金融产品交易为主的虚拟金融市场的波动幅度将空前地加剧。这个原因很简单：世界经济已经进入新经济时代，即以虚拟金融为特征或市场领导者的时代。
一、虚拟金融与“弱势美元”政策
什么是虚拟金融？我在200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有形象的表达。简单地说，就是虚拟金融产品在创造虚拟的GDP，而且，其创造的GDP正在大踏步地超过实体经济所创造的GDP，比如美国目前的GDP中第三产业占比已经远远大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和，而第三产业中的虚拟金融成分又远远地大于传统金融的部分。由于虚拟金融产品所天然带有的泡沫特征，使这种虚拟的GDP极有可能泡沫化。有泡沫存在当然会大起大落，有泡沫化存在当然会爆涨爆跌。我为什么会判断2006年的国际金融市场将加剧动荡，就是因为国际虚拟金融市场在经过几年的泡沫积累后已经泡沫化，特别是美元的泡沫化。美元的大幅度调整可能在2006年重新开始，并可能比2005年前的三年更凶猛。对这一点的担心已经在年初的市场中得到证明，而在比较真实并坚决地维护“强势美元”政策的格林斯潘告别美联储后，美元的跌势极可能加剧。
美国政府会不会实行表面上鼓吹强势美元而实质上容忍弱势美元的货币政策，这是市场上最为担心的事情。2004年——2005年格林斯潘的连续加息使市场暂时忘记了这种可能性，甚至认为美国政府关于强势美元的承诺是真实的。但是，美元资产泡沫化的存在使美元向下的调整不可避免，美元的强势是不可能靠政府表态或扩大利差维持的！我们唯一要思考的是，这个调整是在什么时间和以怎样的剧烈程度展开。
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是：当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不愿意再为美国巨大的经常账赤字埋单后，美元的强势如何维持；当美国的政府债务使得其利息负担远远超过其收益后，美国政府是不是仍然愿意发行高息债券。
我在最近的一系列分析文章中不断地提醒市场：2005年美元表现出的强势一多半的原因是因为人民币的强势，因此这种强势是虚假的。由于人民币实际与美元的捆绑以及人民币拒绝扩大与美元的波动幅度，使美元在2005年下半年的表现已经过度。2006年人民币必将与美元真正脱钩，美国已经发出“不惜美元贬值，也希望人民币自由浮动”的信号（见美国财政部次长亚当斯讲话），而这个信号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企图：美国政府可能通过实质性的弱势美元政策让全世界近四万亿的美元储备大幅度缩水！
二、人民币扩大与美元的波动幅度真成了双刃剑
在关于人民币升值利弊的讨论中，我是一直坚持利大于弊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信心开始动摇，其中一个关键点是对中国日益庞大的美元储备以及中国与美国实际捆绑的经济关系之担心。我在上面已经分析，美元在2005年的强势表现一多半要归功于人民币的异常表现。表面上看，美元是升值幅度最大的货币，而实际上人民币才是2005年世界升值幅度最高的货币。在美元汇率最高时，若人民币果断地扩大对美元的波动幅度，可以抑制美元的升值幅度，或使美元沿着2001——2004年的轨迹有序地调整。但是，人民币没有作出这样的选择或推迟了这样的选择。在这被推迟的一年中，人民币对全世界的货币大多数都升值了，而且升值幅度不小，同时，中国持有的美元储备在这一年中达到新的高峰。
如果美元在2006年突然贬值，如果在美元贬值的趋势中，人民币被迫选择与美元扩大波动幅度（相当于落井下石），国际金融市场将混乱到什么程度？我只能用难以想象来形容。我必须再次强调，世界经济现在已经处在虚拟金融蓬勃发展的新经济时代，特别是美国，而虚拟金融的泡沫化调整我们谁也没有经历过；相比美国，中国仍然在追求实体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由于人民币改革加速和巨大的美元储备问题可能使中国过早地被推进到新经济时代，并被动地卷进世界虚拟金融市场大调整的巨大旋涡中。
当2006年到来的时候，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是：我们已经有了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但我们没有国际外汇市场的话语权，更没有定价权（干预汇价的能力）。我们只能守住人民币价格，却无法看住美元的价格。如果美元兑世界主要货币大幅度贬值，人民币只有跟着贬值，或在被迫兑美元大幅度升值后遭受美元储备大幅度缩水的损失。这是金融安全，更是国家安全！
三、鸡尾酒式储备与实物储备之区别
为了避免美元突然贬值可能带来的我国外汇储备的巨大损失，许多学者都在建言。其中将巨额外汇储备转为实物储备的建议越来越多。我的意见与他们相左，我主张鸡尾酒式的做外汇储备的结构微调。什么是鸡尾酒式的储备，顾名思义，它首先是水，要有充足的流动性，没有流动性谈何盈利性；然后是酒，要保持酒的本质，在保持酒的味道的前提下用其他饮料勾兑。它可以比喻为在保证国家储备为主的前提下适度地在企业和民间分散外汇储备；在保证美元储备为主的前提下，对美元和其他货币的占比做经常性地调整；在保持外汇储备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更多地进行市场化操作。
首先，我也希望我们国家多做一些实物或资产储备，特别是在能源和收益较高的资产方面。但是，这种操作目前没有可能性。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目前大都集中在央行，而央行目前唯一可以操作的就是货币之间的兑换，它不是经营储备的机构。要将外汇储备的一部分划出，由专门的机构去经营，只会加剧国际市场的动荡——比如最近黄金市场的爆涨。到时候是得不偿失。至于买资产，更是未来式，在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责任制没有清晰之前，由所谓国有企业代表国家去海外收购所谓的高增殖资产必须谨慎又谨慎，实践已经证明，这些企业大都是盈利归己，损失国家包的。比如去年发生的中航油事件和铜期货事件。
为什么我主张鸡尾酒式的外汇储备，因为这是最现实的选择，也是央行靠调整货币政策就可以奏效的选择。讲鸡尾酒式的外汇储备操作必须强调在虚拟金融环境下的操作，因为虚拟金融市场的产品价格变动与实体经济的价格变动是两回事。比如，我们害怕美元大跌，其实美元大跌并不可怕。因为在虚拟经济条件下，美元的所谓大跌并不等于美国的通货膨胀（严重的通货膨胀几乎不可能），正如美元的大涨并不等于美国商品降价一样。美元下跌只是相对西方其他货币的贬值，而且很大程度是泡沫部分的消化，并不是美元的含金量或对手货币的含金量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
在确知外汇市场波动不会立刻影响我们外汇储备实际购买力的情况下，我们要做的是避免因为我们的失误引起国际外汇市场的巨大波动，具体说就是由于轻易地调整外汇储备造成或刺激美元的崩盘。我们必须对市场说明，通过鸡尾酒式地微幅调整外汇储备并不是害怕美元贬值，而是一种经营外汇储备的新方式，是为了适度地分散风险并增加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在变动和调整中追求较大收益。当然，这种收益只是储备跟储备比，是“傻瓜收益率”（指债券收益率）与组合变动收益率之比。
必须强调，美元目前没有发生崩盘的危险，我们不要杞人忧天。所谓在美元还没有发生大幅度贬值前，尽快把这笔巨大的货币财富转化成实物财富的做法只会制造美元危机，倒霉的是我们自己。
何志成操盘秘诀：保证金交易双帐户操作的开仓与拆仓技巧
何志成操盘秘诀：保证金交易双帐户操作的开仓与拆仓技巧一、双帐户操作的的保证金与开仓量配比
很多人认为保证金交易风险极大，确实赔钱者众多。其实，这是不会使用保证金交易的一种错误。保证金交易的最大好处是对冲，用对冲或双帐户操作防范风险。这种操作盈利未必最大，但可以保证不亏损。必须记住，只有在方向性很明确时才能冒险单边操作，这种行情在一年中没有几次。所以，我在指导朋友操盘时，坚持要求双帐户，按不同风险情况确定不同比例，在同样货币对上同时建仓。这种操盘方式被认为是傻瓜式操作，因为它唯一可以展示经验或水平的地方是怎样选择速度最快、弹性最大的货币对。然而，正因为它傻，所以才不赔。相反，许多聪明人因为选择单边重仓操作，挣钱容易，赔光也快。
在保证金操作中，我们一般选择 200倍的资金杠杆，收益风险比不大不小，由于是双帐户操作，可使开仓数量适当放大，等于增加了资金量——同样的资金量可以获取更大的效益。只要我们的风险控制点恰当——主要表现在何时拆仓（止损），建仓时机和拆仓时机选择准确，这种双帐户操作，风险几乎等于零。
举个例子：当我们同时开两个保证金账户，资金都是1万美金，我们同时在相同的货币对上买涨和买跌，开仓量可放大到20%——比单帐户操作可以高出2倍。这样，汇价无论向什么方向波动，收益与损失都成正比，损失的只是手续费。但是，汇率的波动有快有慢，到重要支撑位必然反弹。我们在重要支撑位卖掉盈利的筹码，待汇价反弹时再将亏损的筹码拆仓，甚至可以持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总体保证金的抵抗风险能力有1500点，可以比单帐户操作争取更大收益。这种操盘方法往往使我们双边获利起码保证每天盈利。
这其中的难点在于：1，必须首先判断什么货币对速度最快——每天不同，然后再判断在这个货币对上开仓点位上下的支撑或阻力强度，以便确认拆仓和止损的点位设置。2，必须判断一天的行情在什么时候走完——开始反方向运动。
二、必须在汇价跌至重要支撑位或可能突破重要阻力位附近时同时建仓
（一）难点：
怎样确定该支撑位或阻力位的强度，如果严格按照到达支撑位或突破阻力位时再买入，容易错失良机，而如果提前买入，往往价格偏高，使得收益风险比失调，止损难设。
（二）应对技巧
所以，首先必须判断该支撑位的强度，如较高，可提前入场，反正我们是双帐户操作，有效突破确认，则将方向买错的一方拆仓——平掉；如该支撑位强度适中，则在震荡区域提前入场，双方向设立严格的止损，或在价格从支撑位附近反弹时拆仓；如支撑位较弱，则用1/2比建仓，既可能性最大的方向与可能性较小的方向按不同比例建仓。
三、价格升破重要阻力位时的建仓技巧；
首先要研究该阻力位的强度和升破的概率；如概率较高，则可考虑提前入场，1/2比例建仓；在汇价上升过程中设止损拆仓，并按照金字塔原则对盈利的仓位按倍数加码。如升破概率较低，可选择双帐户1/1资金同时建仓，等待突破后拆仓，同时不追涨杀跌，盈利仓位见好就收；
四、价格升至重要阻力位时的拆仓技巧
(一)难点
必须确定是大趋势走势还是区间震荡。由于过早平仓会使利润无法最大化，所以还是坚持双帐户操作，贴紧重要阻力位时拆仓或自动止损。
（二）应对技巧
如阻力较弱，突破概率相对较大，且市场处于趋势市场，则在接近阻力位前采取1/2仓位在双帐户建仓，在突破 阻力位时拆仓或设定自动止损。在突破的方向已经盈利的仓位按突破与买入点的倍数平仓——止盈。如阻力位较强，且市场处于区间震荡市场，在接近阻力位时按反方向1/2双帐户建仓，既买跌的方向为2，买涨的方向1，达到阻力位则拆仓——已经盈利。同时，在阻力位下方一定幅度为另一个帐户设立严格的止损，再向相反的方向运行则自动止损。 如价格未达到止损价位，则持仓等待，或在回到买入价位之下时平仓。保住胜利果实。
五、在价格运行至重要时间点时的拆仓技巧
每天建仓和拆仓，坚持空仓睡觉是双帐户操盘的原则，除了在重要支撑位和阻力位建仓和拆仓之外，时间段和时间点也很重要。中国人非常幸运，因为，当我们上班时，日本刚刚开盘，我们可以建仓玩1个小时，而国际市场最火暴的时间段则在欧洲时段和北美时段的上午，我们正好下班在家。由于大行情或回吐段往往发生在北美时段的下午，我们正好在晚上做一个来回。对这个特点，我们必须抓住，由于大行情的主要运行区域在欧洲时段或全球时段，往往一浪接一浪，此时要有耐心，在行情没有走完时不要轻易拆仓——可以离开看电视去。如果我们实在看不清行情的末尾是在那里，必须坚持到半夜1.30分，一般来说，在这个时段多大的行情都会回吐，有20点左右的震荡，是拆仓的最后时机。
六、双帐户的止损设置技巧
还是必须确定市场特征，是属于大趋势运行还是区间震荡，好的止损价格以好的建仓价格为前提。在上升或下跌趋势明显时的操作坚持顺势而为，止损可以适度放宽。比如，对于上升概率比较大的仓位止损幅度可以适当放宽；对明显的区间震荡行情止损幅度也可以放宽；但是，在下跌过程中抢反弹的逆势操作止损幅度不宜过宽。这是原则！
何志成:何氏世界史观
何氏世界史观我们的地球，大约已有50亿岁的年龄。30亿年前开始有生命，1500万年前开始了人类的发展。大约在500万年前，估计就出现了可以直立行走的“猿人”。
人类最初的文明诞生在尼罗河畔——今天的埃及——的苏美尔人中。
苏美尔人繁荣期持续了约1500年。大约公元前2000年，他们的文明扩展到了中东地区的大部分。而以后他们为什么从历史上消失，历史科学还无法给予准确的回答。但他们的创造和他们的文明却延续了下来。
苏美尔人对尼罗河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发现每365天就会出现一次洪水。这就是尼罗河年的长度，他们把这个年分为12个月，每月有30天。而剩余的五天，他们就放在每年之间。也就是说，埃及人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使用了和今天全世界都在使用的几乎同样的历法。
为了管理这个有100万居民的大国，组织好食品和其他物品的生产和分配，埃及的官吏采用了苏美尔人的书写技术，并发展为自己的体系。这种图画和符号的混合体，被后人称为象形文字，（Hieroglyphen）原文的意思是“神圣的符号”。开始时是把文字刻在石头上。后来，埃及人用芦苇类植物的杆制成了纸张的前期形式，并用羽管笔和墨水把要记载的事情写在上面。
苏美尔人和埃及人的文明，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高度文明。埃及文明持续的时间比任何其他的时代都长。一直到约3000年之后，由于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大军于公元前332年对埃及的占领，这个时期才宣告结束。
谁会写字、计算和读书，谁就属于埃及的上层社会。国家各阶层的等级，在总理之下是官吏和祭司。再下一个等级是书记员，他高于商人和手艺人。等级的最下层是占全国人口85%的广大农民和工人。是他们修建了宫殿、庙宇和法老的墓碑。
在尼罗、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的东方，在富饶的河谷地带又先后出现了两个高度发达的亚洲文明古国：公元前2600年在今日的巴基斯坦开始的印度文明，和1000年后在坪恿饔虺鱿值闹谢?拿鳌?/p>
印度文明为什么到了公元前1500年开始没落，现在还无法解释。科学家们估计是生态原因，因为印度文明时期的人们需要很多木材，对森林的极度砍伐，即使在当时也是不无后果的。当时曾出现灾难性的洪灾，把人们从城中驱走。但致命的打击，估计是通过来自亚欧交界地区外敌的入侵。这些所谓的雅利安人，百年来一直南迁，到了公元前1400年到达了印度北部，并征服了当地的土著民族。经过近千年发展形成的一个新的印度文明，其踪迹一直保留到今日。
Demokratie（民主）、Philosophie（哲学）、Gymnasium（中学）、Bibliothek（图书馆）、Theater（剧院）、Musik（音乐）、Architekt（建筑）、Mathematik（数学）、Biologie（生物）、Arzt（医生），等词，都是我们日常所用的词汇，但却很少想过它们的来源。实际上，它们都是来自古希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老的希腊人”都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政治、科学、艺术和文学的基础。
希腊文明之后是罗马文明。罗马的标志是一只母狼，身下有两个男孩在吸吮它的乳汁。
古代文明的高度发展期盼着对人的行为的解释和约束。于是宗教自然产生。“这个时期，一个来自奥古斯都皇帝的训诫，受到了全世界的青睐和重视。”圣诞故事就是从一个孩子在伯利恒的畜圈中诞生开始的——基督在公元零年诞生。
耶稣之后又过了大约570年，在阿拉伯的沙漠居民点麦加，也诞生了一个男孩，名为穆罕默德，他是伊斯兰教的奠基人。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有很多共同点，但也有差别。最重要的差别是，伊斯兰教不仅想作为世俗国家中的一个宗教团体，而且想统治人的思想。古兰经不仅规范宗教生活，而且也规范人的全部生活。宗教和政治，教会和国家，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都无法截然分开。严格遵循这个学说，直至今天还决定着伊斯兰国家的性质。它们可以是宽容的 — 这在历史上常常是这样 — 但也可能是专制和不宽容的——极端的。
欧洲的崛起始于查理大帝，查理大帝领导的欧洲比人类启蒙的文明晚了至少1000年，但后发优势使它有了更快的发展——少走弯路。查理大帝于公元814年在他最喜爱的亚琛的法尔茨去世，他为欧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帝国，完全可以和东罗马以及拜占庭帝国相媲美，不需要惧怕任何其他的强国。查理的儿子虔诚者路德维希，无法和他的父亲的伟大相提并论，也不能控制整个帝国的统一。还在路德维希在位时，他的三个儿子就开始争权夺利。大儿子洛塔尔甚至宣布他的父亲已经退位，由他继承皇位。这当然不符合两个弟弟的愿望，于是联合起来反对哥哥。路德维希死后，每个儿子获得了三分之一国土。开始时三人还维持国家的统一，但实际上，这种分割已经是加洛林王朝没落的开始。洛塔尔家族消亡之后，他那三分之一的土地落入了东西法兰克之手。两个法兰克国的界限，把欧洲核心地带分为两半。当东法兰克部族的贵族们于公元936年选举萨克森人奥托为他们的国王时，德意志的历史翻开了第一页；而西法兰克，后来则成了法兰西。
欧洲是真正实践过封建分封制度的大陆。为了把帝国保全和治理好，皇帝是需要帮助的。他找到一批忠诚的追随者，称他们为“封臣”，并对他们的效忠进行奖励。这种奖励并不是钱财，而是土地及那里生活的农民。但这并不是送给他们的赏赐，而只是借给他们的物品。这样一些土地就叫做“采邑”；封臣就是皇帝的采邑受封人。中世纪早期——距今1500年左右，在人们的观念中，所有的土地均属于皇帝，所以皇帝也可以慷慨地分封采邑。很多采邑地域辽阔，得到这样采邑的封臣又可以把它划成小块，分封给他的所谓二等封臣。而二等封臣也可以继续分封下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逐渐形成了一种采邑制度，它详细规定，谁可以成为谁的封主和封臣，都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双方相互承诺忠诚：“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在你需要时，我愿永远效忠和随时效劳。”
中世纪的欧洲秩序主要建筑在采邑制度之上。由于拉丁文的采邑是“feudum”，因此我们称其为封建制度（德文：Feudalismus；英文：feudalism）。这个制度形如一座金字塔，每一层都有它的等级。最高处就是皇帝。下一层是由皇帝直接分封的世俗和宗教诸侯。他们和贵族、主教和修道院长老，组成第一等级。他们的下面是骑士、官吏、富有的市民和手艺人。处于最下层是所谓的隶属农民。他们被束缚在他们进行耕作的土地上，不许随意离开，但封主也不能把他们赶走或者卖掉，因为这不是他的私有财产。但“农奴”就不同了，他们不被当作人，而是当作物件，所以对待他们就和对待牲口没有什么两样。“农奴和他的耕牛，就是两只野蛮的畜生”，或者“农奴和公牛差不多，只是没有犄角”，上等人就是这样藐视他们的。实际上，所有人都依赖农民的劳动而生存 — 而且大多数都生活得不错。农民必须定期向他们的主人交纳生产出的部分粮食及肉类、奶酪、牛奶、禽蛋和蔬菜。此外，他们还必须服“劳役”，即无偿为主人在草场、田地或森林中劳动。他们必须协助修路、盖城堡和宫殿。农民自己只生活在简陋的房子里或用木头、树枝和土搭成的窝棚中。居室和畜圈虽然分开，但大多是在同一座房子里面。他们的饭食主要是菜汤、稀粥、奶酪和面包。
描述封建农奴的典型心态的文字：我只长了一个人的模样，有一个基督孩子的名字，除此之外，我仅仅是一头畜生。
欧洲的封建制度被文艺复兴所粉碎。我们如果想把人类历史中的伟大人物排列起来，那么任何时代都不会像文艺复兴时代的阵容那样强大。画家和雕塑家米开朗琪罗、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和哲学家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天文学家哥白尼，是他发现了地球也是一个星体和其他星体一样围绕太阳旋转 — 他们都生活在这个时代。他们的新思想和新知识所以能够得到空前的流传，还要感谢文艺复兴时的另一项发明：书籍印刷术。1450年，德国美因兹人约翰·古登堡第一次成功地用金属的活字模印制书籍。这种方法比手写和木版印刷既快捷又便宜。于是，一本书就可以不受数量限制地印刷出来，而且质量全部一样。法国诗人维克多·雨果后来曾把古登堡的发明称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
欧洲之所以急需海上扩张是因为土耳其阻断了他们通过陆上与亚洲交往的道路。哥伦布在寻找印度时意外地发现了南美洲。人们估计，在中南美洲，被发现前大约有居民7500万人，而到了1570年，就只剩下不到1000万人。仅仅这个数字就已经表明，欧洲人在这里都干了些什么。但这还不是一切：由于当地的印第安人很快就不能满足农业和金银矿劳动的需要，欧洲人就到非洲去猎捕黑奴，用船把他们运到美洲，像牲口一样出卖。
十六世纪，当欧洲踏上从黑暗的中世纪走上光明的新时代的旅途时，欧洲的征服者却在南美和非洲写下了世界历史最黑暗的篇章。这两个大陆至今还生活在那一章的阴影之下。
当欧洲开始迅速崛起时，中国的皇帝却在沉睡。典型的是1793年乾隆皇帝致函英国国王的信。信中说：“国王陛下，尔虽远隔重洋，却以谦卑之心，求学我之文明，并遣特使呈上信函，表尔对我天朝有敬仰之意，诚愿得我之文化，然我国之风俗习惯与尔截然不同，难以移植贵国享用，即使贵国特使有能力接触我国文化之毛皮 …… 朕对贵国物品无有需要。我天朝物产充裕，在国土以内并无匮乏之忧。无必要以我之物从蛮荒之国交换贵国物品。然而，天朝生产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如若欧洲各国和尔邦极有需要，则可于广东进行有限交易。”
欧洲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欧洲没有强大的君主专制制度。比如在英国，1215年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君主专制制度。中央集权制与封建制的最大区别是前者保留了平民变成上等人的正当渠道，而后者只能选择造反或革命。
1649年1月31日，查理一世在伦敦王宫前被斩首。这是世界历史上首次出现的臣民起义要了国王性命的先例。
1734年，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在他的《英国书简》中写道：“英国的宪法已经如此的完美，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在几乎所有君主国家被剥夺的自然权利。”
在欧洲成为列强的同时有一个国家不甘落后，它就是俄国。沙皇为什么要建设彼得堡，因为，新的首都圣彼得堡，就是“开向西方的窗口”。据说，他把这座城市称为“我的天堂”。
总的来说，列强虽然在血与火中扩张，但十七世纪末期和十八世纪，应该被称为“理性的时代”。它想说明的是，当时人们的思想越来越从迷信中，也包括盲目的信仰中解放出来。在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时期所开始的事业，以更为显著的形式得以继续。这个时期诞生的理性光芒仍然是今天的人类所奋斗的目标。
日内瓦的让·巴蒂斯特·卢骚在他的《社会协约》一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是在自由中诞生的，但却又到处给他戴上了枷锁。”卢骚、洛克、康德、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其他启蒙运动者要给予粉碎的，恰恰就是这些枷锁。在自由中诞生的人，也应该在自由中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天生权利。他们应该签定协约，平等地确定被统治者和统治者的权利和义务。为了不使任何人在国家中权力过大，权力应该分隔开来：一个立法，一个执行，另一个则应该关注这一切是否在正确运行。
欧洲人所创造的理想在美国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1636年第一座美洲高等学校成立：哈佛大学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这个大学教育了这样一批顺应历史潮流的人，产生了许多照耀以后时代的思想。
“我们认为，下列真理是必然的：人人生而平等；人人具有从他们的缔造者接受的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保障这些权利，应在这些人中建立政府，其合法性应为被统治者认同；一旦一个政府证明有损于这个目的，那么人民就有权改变或撤消它，并任命新的政府，政府必须建筑在这样的原则之上，它的权力必须能够保障人民的安全与幸福。“万能的上帝已经把人的思想创造成自由的，而且把思想造成完全不受约束的东西表明他的最高旨意，即思想必须保持自由。”显然，这是把思想自由看成是天赋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企图以人世间的刑法或压迫，或以行政法规限制来影响思想的作法，其结果只能是造成虚伪和卑鄙的习性”，“ 真理是无所畏惧的，它只怕人类加以干涉，解除其天赋的武器——自由引证和自由辩论。”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摆脱英国的统治。他们同时把自己看成是世界反独裁斗争和民主自由的先锋。“我们为人类的尊严和幸福而战。天意让我们站在这个岗位上，这是美国的荣誉。”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这样写道。这种“使命感”至今在美国人的自我意识和价值观中留下了不灭的印记。
美国在决定建设自己的国家时，大多数人主张联邦制：当时的设想是由单个独立的国家组成松散的联合体。但受人尊敬的乔治·华盛顿却预言说：“如果单个国家不同意给国会以足够的权力监督政府，这就将意味着我们民族的解体。”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建立一个联邦国家，设立一个中央政府和两院议会：由人民选出的众议院和由各州派两名代表参加的参议院。与这种立法的权力机关并存的，是一个独立于议会的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而司法权力，则由最高联邦法院负责，监督宪法和法律的执行。这些“开国元勋”们以这种形式，彻底实现了法国人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的原则。任何人和任何机构，都不能单独做出决策；所有的人都被强制进行合作。美国宪法于1789年生效。200多年来只是增加了“附录”，但其核心部分没有改变，这部宪法至今有效。它在历史上首次建立了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成了很多国家的学习榜样。
“文明创造了它的奇迹，而文明了的人却几乎变成了野兽。”，或文明的奴隶——被金钱和资本奴役——经济学从此诞生。
新经济形式的理论基础，是由苏格兰国民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奠定的。他的主要著作《国富论》，成了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的圣经。斯密认为，劳动力是一个社会经济进步和财富的源泉。为了充分利用它，就有必要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尽可能小的单位，使人都成为专门人才。他说，在市场上，需与求最后决定产品的价格和生产的规模。国家不应干预这个过程，否则它就会破坏“经济力量的自由游戏”。只有当所有的“参与者”可以自由发展，并尽可能多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时，普遍的福祉也就会随之提高。斯密认定个人利益和整体福祉之间的和谐。但社会上的弱者却感觉不到这一点。他的“经济自由化”的理论，更符合工厂主和商人的利益。
[ 本帖最后由 hefeiddd 于 2007-12-4 16:22 编辑 ]
朱伟一文集
律师CEO：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长期以来，美国大公司的CEO大多是MBA出身，但今天也有不少律师抢占了MBA的地盘。华伦公司的CEO是律师出身，AMERICANEXPRESS的CEO是律师出身，花旗集团的CEO也是律师出身。标准普尔股票指数前500家公司中，有54家公司的CEO拥有法律学位。华伦公司CEO帕尔森道出了不少律师的心声：“律师只不过是顾问，但说到底，谁不想掌舵？”
律师出身的人想当CEO主要有两条路。一条是从公司首席法律顾问干起。公司首席法律顾问通常身兼公司副总裁，是CEO的死党，至少是CEO信得过的人。公司首席法律顾问掌握公司核心机密，有助于学习权力斗争的技巧。再有一条路，就是从投资银行干起，从券商内部崛起。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曾经全面主持高盛工作。
中国“同行”也有走这条成长道路的。如从中国大陆出去的竺稼，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毕业，当到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执行官。还有美林集团中国区总裁李晓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殊属不易。
借助钟馗打鬼
律师之所以能在一些美国大公司坐上第一把交椅，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有利用价值，公司的目的是要借助钟馗。
研究表明，2003年美国各交易所退市的公司总数是以往的三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萨班斯法》在作怪。《萨班斯法》应该为律师创造了不少机会———《证券法》的要害是披露，披露就需要做文件，而做文件就少不了律师。当然，做文件的主要是外聘律师，但公司内部也必须有人把关，如果由CEO直接把关，当然再好不过。CEO律师出身还有一个好处，他们对外聘律师可以起到震慑作用，免得他们装神弄鬼———律师有时也喜欢装神弄鬼。
不仅如此，有的时候，律师CEO还直接起到了门神的作用。Marsh&Mclennan是全球最大的保险经纪公司，因为一些违规问题被纽约州检察长斯皮泽盯上了。Marsh&Mclennan就将斯皮泽曾经的上司彻尔卡斯基（MichaelCherkasky）礼请进门，做了第一把手，希望斯皮泽顾念旧情，从轻发落。他们达到了部分目标，虽然斯皮泽还是下手了，Marsh&Mclennan支付3.5亿美元的民事赔偿，但不承认有错，也无需交纳任何罚款。
顶尖高手不多
律师CEO有什么优点呢？至少有一点，他们长于判断，善于自保。这点很重要。美国股灾之后，虽然有一些弄虚作假的公司CEO被打入大牢，但律师大多安然无恙，不管是首席执行官身边的首席律师，还是公司的外聘律师，没有人翻船。可见，律师确实是本领高强。他们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
这是因为，律师出身的人对法律问题比较敏感。克特拉维尔大学公司治理中心主任查尔斯M·艾尔逊说：“律师注重结构，而公司治理讲的就是结构，通过改变公司的结构来改变人的行为。”工商管理硕士的特点是凡事贼胆大，勇往直前义无返顾。搞砸了怎么办？搞砸了就重组，兼并或是被人兼并，实在不行还可以破产。而律师则要审慎得多。并且，律师界做到顶尖高手的人，也是讲政治的，讲大局的。律师还善于表达，不喜欢说写的人，不会去上法学院，所以，律师在人际沟通方面不会太差。
不过律师出身也有缺陷。比如，律师更强调个体作战的能力，很少指挥大兵团作战。按《商业周刊》的介绍，美国诉讼律师和兼并律师中的顶尖高手，也只不过指挥十来个人。
律师成为CEO少有丑闻，不等于没有丑闻。比如，律师出身的普林斯坐了花旗集团第一把交椅，但仍然丑闻不断，而且把脸丢到国外去了。花旗集团接二连三地在日本、意大利、韩国和英国弄出丑闻。美国联邦筹备局已经发话，说是花旗集团搞好整改之前，不要搞什么重大并购业务（花旗集团有不少商业银行业务，所以必须接受美国中央银行、联邦筹备局的规制）。
美国证交会争论新动向
《萨班斯法》生效之后，美国商界怨声载道，说是2004年上市公司用于披露的费用将达55亿美元，预期2005年的费用还要高。公司高管人员虚与委蛇，表面上遵纪守法，制作些披露文件，但思想上并不与证券监管机构保持高度一致，到处散布不满言论，一有机会便跳出来阻挠《萨班斯法》和证交会规则的贯彻执行。即便遭到股市大亨们的反对，证交会仍然在给上市公司和券商制造麻烦，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因为证交会还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
如果在稽查与制定规则之间选择，证交会宁愿选择后者。证交会的官员公开扬言，证交会的工作重点是立规矩，制定全面适用于整个行业的规则，而不是在个案中孤立地搞稽查。既然如此，证交会就必须在制定规则方面有所表现。证交会最近又有新动向，在董事与董事选举方面下手了。
2004年6月23日，证交会主席会议通过决定，要求自2005年年底起，共同基金四分之三的董事必须是独立董事，而且董事会主席必须是独立的。这项要求比纽约股票交易所(下称“纽交所”)的规则还要严。纽交所已经制定了自己的规则，要求纽交所上市公司在2004年10月31日之前声明，其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已占到大多数。目前共同基金中仅有五分之一的董事是独立董事。
且不说独立董事扩编是否管用，独立董事就不好找。如今独立董事干得很辛苦，而且很有可能吃力不讨好，弄得不好就成为投资者索赔的诉讼对象。当然，公司可以为独立董事购买保险。但保险的金额和条件都是有限制的，不可能任何责任都有险可保———否则投保金上市公司也承担不起。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如果是个坏公司或是公司由坏头头所把持，那么独立董事凡是要当个好人的，对此类公司都会敬而远之，岂会自投罗网，引火烧身？
争议最大的是证交会正在酝酿的一条规则，允许对公司管理层不满的股东发难，允许他们自己提名董事候选人。公司高管人员对此十分紧张，他们已结成统一战线，拼命阻挠证交会推出新规则。他们的一个反对理由是，如果股东可以任意提出其董事候选人，劳工以及其他利益集团便会借机兴风作浪，挟持公司为其服务。总之，公司高管人员遵循的逻辑就是，只许他们放火，不许股民点灯。
证交会考虑的规则可能稍稍偏向一点股民，美国的金融寡头和工商巨子们坐不住了。美国政府对工商巨子是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是布什的减税政策；大棒是司法部对股市大盗的起诉以及纽约州检察长对华尔街的不断骚扰。美国的金融寡头和工商巨子们也是双管齐下，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首先是硬的一手。商界圆桌组织表示，誓与证交会周旋到底。商界圆桌组织(Business Round table)是1972年美国商界成立的非政府组织，有独立法人地位，可以到法院起诉，反对政府的政策或法律。商界圆桌会议目前有158家大公司，其中包括福特、惠普和IBM这样实力雄厚的公司。民间组织也可以“动物凶猛”。
除了正面狙击之外，大券商也用糖衣裹着的炮弹向监管人员发起进攻。纽约州检察长在反对大券商的斗争中一路冲锋在前，铁了心要与大券商周旋到底，一时难以收买。那就挖他的墙脚，大券商收编了他的副手。但这并不说明大券商喜欢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恰恰相反，摩根.斯坦利对证券监管机构部门的工作人员一直怀有刻骨仇恨。摩根.斯坦利的首席律师唐纳德.坎姆甫(Donald Kempf)67岁了，快到退休年龄，也是倚老卖老，口出狂言，开会时当众羞辱证交会一位有实职的正局级干部。唐纳德.坎姆甫很恶毒地说，监管机构是“把着方向盘睡着了”。证交会的官员忍无可忍，愤然退场，以示抗议。有的时候摩根.斯坦利就是破口大骂了，把监管人员说成是盖世太保的走卒。有的市场人士还拍手叫好，佩服摩根.斯坦利沉着机警有胆量。有的中国同志也拍手叫好，称赞摩根.斯坦利有击鼓骂曹的胆量。
不过，权贵总是要合流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合流，以什么条件合流。权贵之间也是斗争团结，再斗争，再团结。而一般股民则在权贵自相斗争的时候，获得一些喘息之机。
苦不苦 想想美国会计师
靠证券市场吃饭的中介行当中，律师和会计师算是最引人注目的。律师大多数时候是单兵作战，虽然捕捉猎物(业务)时也会倾巢出动。会计师不同，都是大批出动，声势浩大地进驻拟上市单位。相比较，会计师事务所最辛苦。而各国会计中又以美国会计受到的制约最多。
报警：特殊形式的披露
美国会计很少有特权，顺手牵羊的事一点也不能做。按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下称“证交会”)的规定，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和其成员不得在其所审计的客户或其客户的母公司、子公司或关联公司中直接拥有任何经济利益或间接拥有重大经济利益。
1995年，美国国会推出《个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总的来说，该法有利于会计师，因为它限制了集团诉讼中原告发难的机会。但该法对会计师也是求全责备，尤其是在审计方面非常的苛求。按照该法，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制定一系列程序，借以调查发现重大违法行为，查出重大关联交易并对发行人在下一个财政年度能否保持其持续经营做出判断。
按照美国法律，会计师还有报警的职能。美国会计师像烽火台上守望的士兵，发现情况就必须高举狼烟，传递警报。具体程序如下：
如果会计师了解到公司有违法行为，而这些违法行为对财务报表会有影响，审计的会计师必须立即向发行人的管理层、审计委员会以及董事会通报。接到报告后，管理层、审计委员会以及董事会必须在数日之内予以答复。如果管理层和董事会未能采取措施，会计师必须考虑以下问题：(
1)是否认为发行人的重大违法行为会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或者(2)有理由认为，公司管理层坐视不问，其结果是无法出具标准的审计报告，会计师是否应该辞职。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则会计师必须迅速通报发行人的董事会。发行人的董事会收到通报后如果还是没有答复，受雇审计的会计师应该挂冠而去，并向证交会提出书面报告。监管机构也不会追究其责任。
可以“受蒙蔽无罪”
在美国，如果证券发行中披露有重大遗漏或误导，发行人是“严格责任”(strictliability)，不容狡辩。而中介机构，包括会计师事务所，都可以辩白，声明自己百般努力(行业标准)，但仍然无法避免过错。所以说，“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会计师未必有功，但至少可以是“受蒙蔽无罪”。
说到底，会计师报警的职能也就是告密的职能。这是美国特色，中、美两国的人都比较喜欢告密，美国人尤胜一筹；美国的各方神仙更是把告密责任写进了法律，硬要会计师自己举报，从实招来。这真是让会计师勉为其难了，因为出卖自己的客户总是件比较难受的事。
举报让会计师感到痛心疾首，这不仅是良心上的痛苦(因为出卖了自己的客户)，也是损失收入的痛苦———告密无疑是自断财路，砸掉食盆。
美国何以对会计师如此苛求？或许这是因为专业所决定的。第一，会计师在第一线工作，很像是在取样，这里要是有点问题，就会一错百错。律师主要是根据会计师的取样进行解释，解释就涉及到观点，而观点就无所谓对错。但也不尽然。如上所述，会计师也要决定是否要向董事会、向监管机构反映情况。这也就涉及判断问题。
第二，会计师与律师不同。律师是单兵作战，万事得自己小心，该断则断。而会计师是集体工作，集体领导，很容易当断不断，反受其害。
与律师们一唱一和
证交会对会计师如此苛刻，会计师哪有活路，拿什么赚钱？也不一定。还有律师与之一唱一和。律师必须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首先，律师会在文字上狠下功夫。什么“有理由认为”、什么“诚实信用”啊，还有“勤勉尽职”啊，都是可以大做文章的。
律师还要从大处着眼，大谈宏观背景，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在辛普森案中，本来是讨论辛普森是否杀妻。但辛普森的律师把问题上升到宪法高度，扯远了十万八千里。他们错了吗？没有错。
同样，在证券诉讼中，虽然是谈证券法问题，谈经济上的成本效益问题。但在中国，还要谈我们两千年的封建文明史，谈中国特色，谈其他许许多多的问题。
比如，“凯立公司”案涉及该公司的利润是否虚假，本来是个会计问题。但是等到官司打到北京高级法院，问题就变了，成了法官教育中国证监会。
法官说：中国证监会在履行其法定职责时应当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针对个案作出具体的行政行为，应该做到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依据充分，行政执法程序规范。
待到律师粉墨登场，会计师同志们早已收拾好行装，奔赴新的战场。律师也有苦的时候，做文件就很苦———一盏孤灯到天明。五大会计师所内部就有许多律师，镖师一样看家护院。
朱伟一文集
股市如婚事在美国，拟上市公司也需要披露相关情况，但并不烦琐，只需要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会(下称“证交会”)那里登记备案即可。证交会也不对拟上市公司的情况做实质性审查，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就公司所披露材料的真伪进行审查。什么是真正的备案制？这就是真正的备案制。
公司登记材料有点“口说无凭、立此存照”的意思。证交会口口声声地说要保护投资者权益，为什么不肯从源头抓起？我觉得，证交会没有办法审，其中之奥妙与婚检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我们曾经一度非常重视婚检，结婚登记非有婚检证明不行。但婚检就能查出问题吗？恐怕不能。恋爱谈了那么久，都没有发现对方有暴力倾向，婚检就能发现了吗？很多问题别说是婚检，就连试婚也不可能发现。
我们可以从美学的角度来看结婚登记。
“朦胧暗想如花面”——宋朝词人柳永是采蝶高手，对美人的见地想来是比较权威，美就美在朦胧二字上。是的，星巴克内灯光半明半暗，伊人浓妆艳抹，丹唇黛眉，如何分得清美人真假。遇到花木兰这样的女英雄，就更难办了——“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结婚登记要看的就是双方是否是自愿结婚。
我们也可以从美学的角度来认识证券和证券发行。
股市也一样，要的就是酒心花态。股市中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招股书中明明已经说清了各种风险，但投资者就是不相信。
“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但山盟海誓是靠不住的，多半不是谎言便是昏话。如果一个民族的国民太诚信，股市也不会是风风火火的。
苛政猛于虎，证券也猛于虎。如果苛政再加上股票，股市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恐怕就不会有悬念了。
按照法律专家的说法，“严格责任”最初适用于“在人多处爆破”或“饲养猛兽”这样危险性很大的工作中。严格责任指，即便被告没有伤害意图，即便被告没有疏忽过错，只要其行为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害，被告就必须负赔偿责任。
严格责任也适用于股市，发行人也应负严格责任，公司发行证券就是一类。可见发行证券这种致富运动之危险，危险得就像是在城里搞爆破或是在居民区饲养猛兽。
如果券商、律师和会计师没有了操刀的空间，有谁去为上市公司助纣为虐呢？好在法律对券商、律师和会计师网开一面，有疏忽过错标准。
疏忽过错指被告的行为违反法定责任，给原告造成了损害。即便被告的行为没有违反任何法定责任，但如果不符合常理，又给原告造成损害，则也构成侵权行为。
具体到股市诉讼，登记说明有重大误导或遗漏，披露材料中有重大误导或遗漏，而且投资者因此而受到损失，则构成侵权。证券购买者可以成为原告，被告则可以是上市公司、董事、在文件上签字的任何人，承销人或是专家、出售证券者。法律救济包括：赔偿损失、支付律师费、撤消交易或赔偿损失。
严格责任与疏忽过错责任相比，问题的要害在于，只要是严格责任，就不问意图，勤勉尽职。对发行人严厉，也是情理中的事，因为发行人最清楚自己的弊端所在，最清楚自己的问题所在。相反，中介机构是外来人。如果发行人已经做了手脚，即便中介结构有颗红亮的心，也很难洞察问题所在——明察秋毫是恭维皇帝的话。
更何况，中介机构本身也经常是得过且过，并没有非要问题弄的水落石出不可。只要是勤勉责任达到了行业标准，中介机构就没有侵权责任。
妙就妙在这里。
朱伟一文集
收买一个美国法律教授需要多少钱如果望文生义，很容易把法律教授当作大好人。他们不但有学问，而且讲法律，难道不是好人吗？
美国法律教授一心为有产阶级效劳的却大有人在,考费(John Coffee)教授便是一位。考费是美国顶尖级法律教授，长期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他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还被《全美法律杂志》评为美国百强律师之一。安然公司造假败露之后，考费教授猛烈抨击安然的高管，同时也批评安然所聘用的Vinson&Elkins(“V&E”)律师事务所。V&E律师事务所并没有恼羞成怒，也不正面反驳考费教授，反而聘请他为安然一案的专家顾问。考费教授拿了人家的钱，立刻变了腔调，郑重其事地出了一份意见书，明确表示，不应当追究V&E律师事务所的责任。其理由是，“如果只是就客户所披露的材料提供咨询，提出意见或编篡材料，则律师不应该负责任。”
考费教授的做法比较恶心。为V&E律师事务所说话并不丢人，拿钱后为V&E律师事务所说话也不丢人。恶心的是考费教授改口之快，没有任何过渡，完全抹杀了是非对错。但考费教授不这样看，他认为自己仍然在为真理而斗争。考费教授的这种伎俩我们并不陌生，他的做法就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不能算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美国的一些知名教授能说会道，口口声声要保护股民的利益，好像爹亲娘亲不如股民亲。可就是这些教授中的某些人，一事当前，先替自己的利益打算。
人总是要被“收买”
考费教授到底拿了多少钱？他坚不吐实，只说自己从V&E律师事务所拿到的钱仅为其两年收入的1%。什么叫两年的收入？美国政府收税可是一年一收。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费也是一年一收。为什么考费教授要两年一算?他在玩弄律师的诡计了。
人总是要被收买，才能体现劳动价值，妥协是天经地义的。我只关心一个问题，为V&E律师事务所说话，考费教授到底拿了多少钱？换句话说，就是别人出多大价，考费教授才愿意移船就岸。V&E律师事务所出价越高，考费教授就越有骨气———反之亦然。
要想“卖身投靠”，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首先，卖身者是自由人，有人身自由，也有精神自由，至少在卖身投靠之前是这样的。其次，收买者对投靠者的言论还是有所惧怕的。不然，有什么必要招降纳叛呢？比如，V&E律师事务所就比较惧怕考费教授，比较惧怕他的深揭猛批。
卖身投靠的法律教授固然可耻，但恐怕并不是最可悲的，也并不是最可怕的。怕就怕学界与官商已经结为一体，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美国还没有堕落到这种地步，至少现在还没有。考费教授之所以为V&E律师事务所狡辩，就是因为证交会在追究V&E律师事务所的责任。
为了利益走到一起
为了赚钱这个共同目标，券商、公司高管、媒体以及教授学者走到一起来了。
除考费教授之外，其他名校的一些法律教授也是拿人钱财，*。杰佛雷C·海扎尔德(Geof-freyC.Hazard)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是位以法律道德见长的专家。他在收取很高的费用之后，也发表各种奇谈怪论，为股市中有问题的人和公司开脱。海扎尔德教授的收费标准是受聘即收5000美元，然后是每小时700美元，接近或相当于纽约大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的收费水准。康奈尔大学的查尔斯·伍尔佛拉姆(CharlesW.Wolfram)教授是一位法律道德专家，同样在拿钱后为股市的坏人说话。
教授是这样，学生也是这样。美国法学院的学生也迫不及待地等着毕业后赚大钱。而要想赚大钱，就必须为大券商和公司高管卖力。不是同学们没有公益心，不是他们不想急公好义，古道热肠，实在是为生活所迫。以考费教授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为例，2003-2004学年的学费是34907美元，还不算课本费和生活费。法学院收费真可以说是敲骨吸髓。所以，毕业时不少人已经负债累累，必须赶紧挣钱还债。
其实，承认贪婪也是一种真实，也是一种美德，至少有助于促进和谐股市的发展。怕就怕有人渔利股市，为富不仁，却还在那里以最佳诚信人的面貌出现，以专家学者的面貌出现，在那里信誓旦旦地要求别人讲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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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托市的成与败：两次成功 一次惨败救市还是不救市，这是一个问题。安然的第一把手赖伊与布什总统和切尼副总统都有私交。安然事发之前，赖伊曾私下通过个人通道向白宫求救，希望这些朋友伸手拉他一把，但白宫方面未予理睬。安然回天无力，破产倒闭，加剧了已经开始的股灾。
历史上美国有过救市经验：两次成功，一次惨败。1907年和1998年美国券商两次成功托市，挽救了股市也挽救了自己。1929年，美国券商也曾试图力挽狂澜，但终于回天无力。
1907年，美国股灾由信托公司引发，当时没有央行，联邦储备局还未问世，出现挤兑时无人援手。当时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摩根等金融寡头深恶痛绝，对股市也没有好感。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直言，股市就是赌场。华尔街内忧外患，金融寡头只能走自救的道路。好公司救坏公司，没人救的公司自生自灭。金融界的强人摩根联合一批券商拿出25亿美元托市，最后股市转危为安。
1998年的托市来自美联储。对冲基金是美国股市的鲨鱼，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1998年上半年，对冲基金的回报率达到11.7%。当时对冲基金中的大玩主包括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ong-termCapitalManagement，下称LTCM)。1998年秋，LTCM步入险境。LTCM原以为风险股票与低风险股票之间的差价会缩小，加大了豪赌的力度。但事与愿违，受俄国债务危机影响，两者间的差价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加大了。8月，LTCM持有的各类股票价值下跌44%，价值约20亿美元。9月13日，LTCM的股本金43亿美元几乎全部赔光。
券商和银行在LTCM以及类似的对冲基金中有大量的投资。在对冲基金的游戏中，各路券商损失惨重。这时美国金融业已经没有摩根这样的强势角色，只能由美联储的格林斯潘跑到前台协调。格老亲自跑到纽约，召集各大券商的主要领导人连夜开会，在格老的督导之下，华尔街的各路掌门人终于在凌晨三点敲定，为LTCM输血。既然券商表了态，已经打上门来向LTCM讨债的商业银行纷纷退去。不久前还是波涛汹涌，转眼间便风平浪静。到1999年年底，对冲基金又大行其道，拥有的金额高达2900亿美元，较前一年同期只降低了20%。
1929年是救市失败的例子。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市大幅下跌。当天中午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开会后决定，共同拿出2000万美元，有组织地托市。在大券商的干预之下，股市回光返照，开始攀升。可是好景不长，10月29日，股市场再次大幅度下跌。
哈佛大学前经济学教授肯尼斯列出造成股灾的几条原因。第一，由于少数富人掌握了社会的大部分财富，经济投资向富人消费的奢侈品倾斜，而奢侈品生产更容易波动，造成经济危机。
第二，机构投资者尤其是投资信托害人不浅。1929股灾基金主要是两个问题：过度负债和搅乱市场。投资信托大量负债，结果是投资失败也放大了无数倍。基金鼓吹者都说基金会理性投资，长期持有股票，进行战略投资，但美国1929年坐庄的恰恰就是基金。可见，鼓吹基金有利于投资者，有利于稳定市场，并不一定准确。坏账成堆的银行也与机构以及券商勾结在一起，猛烈炒股。1929年的一个惨痛教训就是，不能太指望机构投资者。
究其原因，2000年美国股灾与1929年有相似之处，就是小股民的损失是最大的，而券商的损失却是最小的。1929年大面积股灾之后大多券商都安然无恙。2000年股灾情况亦是如此。
美国券商是21世纪海盗 股灾时抢先在客户前平仓
救市还是不救市？回答取决于是局部危机还是总体危机。用毛主席的话说，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
LTCM只是俄罗斯债务引发的一场小危机，是券商在局部问题上押错了宝，所以积极救市。当时美国所谓的新经济还刚刚起步，网络公司方面的造神运动刚刚开始，不能坏了券商的好事。同样，美国以及少数富国所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金融危机的国家施以援手也是这个道理。他们不愿看到一两个穷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墨西哥金融危机，韩国金融危机，他们都在资金方面给予帮助。
美国股市下跌，英文中有三个名词：correction(矫正)、break(下挫)和crash(暴跌)。矫正(correction)股市个股上扬或下跌市值超过10%，但通常是指股市下跌。下挫(break)是股市场整体下跌，但并没有造成持续股灾。美国历史上有两次黑色星期一，是典型的股市下挫。第一次是1987年10月19日，纽约股票交易所道琼斯指数下跌508个点，当时美国经济存在联邦赤字和贸易赤字，以及外国市场的异动。1997年10月27日的黑色星期一，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引发的，道琼斯指数下跌554点。暴跌(crash)指股市和经济活动急转直下，如1929年美国的股市危机。
如果出现股市矫正，美国股市各方并不采取任何措施，矫正被视为正常的技术调整，自然不必惊慌失措。股价总是波动，上上下下，股评家和证券分析员对此见怪不怪。如果是股市下挫，美国各方的反应也并不剧烈。1987年和1997年两次股市下挫，史称黑色星期一，但政府和券商也都按兵不动，事后也被证明是有惊无险。一般认为程序交易(program trading)是导致黑色星期一的主要原因。随着计算机功能的提高，美国广大券商借重理工科的高手，设计交易程序，严密监测各种股票、期货和期权交易的情况，一旦出现套利的机会，程序便自动买进卖出，导致市场大起大落。
如果是第三种情况，即股市崩盘或是将要出现在崩盘，某些时候，某些人会出面采取某些措施。但到了这种时候，股市问题经常是积重难返，治得了病，治不了命，那也只能是裹足不前，袖手旁观了。1929年就是这样。2000年的股灾危害也很大。2000年3月10日，纳斯达克的指数达到历史最高点，随后开始下跌，牵动美国整个股市下滑。一年之后，纳斯达克指数下跌55%，整个美国股市下跌20%，4兆亿美元蒸发，相当于损失了40%是国民生产总值。
而这次券商根本就没有嚷嚷着要救市场。券商对形势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格老早通过降息人为延长了泡沫持续的时间；而券商明知股市要变，却仍然指使其豢养的分析师为股市造势，为网络公司造势，诱使股民上钩。在分析师的掩护之下，券商成功进行战略转移，养精蓄锐等待下一轮股市高潮的到来，只留下小股民在股市煎熬。
1907年和1998年，券商纠集起来托市，那是因为他们当时还没有成功“乾坤大挪移”。而1929年和2000年的两次股灾不同，股灾之前券商早已吃饱喝足，并做战略转移。2000年股灾券商没有受到重大损失，而1929年大面积股灾之后大券商都安然无恙，没有一家破产的。
有人会奇怪，1929年股灾洪水滔天，券商如何能够躲过这一劫？其实，券商哪有神助，不过靠些鸡鸣狗盗的勾当，抢先在客户之前，给自己平仓，抢在客户之前出手自营的股票(行话是“占先”，英文“front running”)。我们有理由说，券商就是21世纪的海盗，至少美国的券商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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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的正确思想从何来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证券法也一样，证券法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
假如股市监管是一座城池，我们的前门早已壁垒森严，固若金汤。但专家学者们还要在那里添砖加瓦，还要在那里锦上添花。现在“海归”这支生力军又加入了专家的队伍，他们也在大谈美国市场的经验。让人奇怪的是，国内最熟悉股市监管的“海归”们，只字不提，或是很少提到美国法官在证券市场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他们回国后奔赴有审批大权的单位或部门，不愿惠顾那些收拾残局的部门，甚至不愿考虑收拾残局的问题。利之所趋，人人踊跃。
但由此带来后门不牢的长期难题。公司上市登台的前门固若金汤，但后门没有章法，没有公司下场的畅通渠道，我们没有公司破产法，公司不肯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我们也没有办法迫使公司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我们证券实践的一大特点。如果谈证券法而不谈公司破产，与正确思想就可能是南辕北辙。
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问题可以分为三类：自生自灭的问题，这个毋庸烦忧；需要我们加以解决的问题，必须认真对待；无论我们是否正视都不会消失的问题，应该做的是如何尽快找到解决的办法。比如离婚。离婚就是离婚，无论你是否正视这一问题，离婚是个客观存在。装作不存在，或装作一切如意，都没有用，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可以做的，较积极的一种态度是，尽快妥善处理好财产分割问题；如果还有子女，那么，由谁来抚养，也是需要正视的问题。
比较证券法的两种实践———为坚固的前门锦上添花与为虚弱的后门添砖加瓦———就是试图正视那些不会自然消失而我们又可以有所作为的一些问题。
法律条文的字面意思不难理解，至少是中国证券法条文的字面意思不难理解，难的是捕捉和感受条文背后的神韵。
活的灵魂与法律的神韵只能见于法律实践中，这些实践由许多故事构成，中、美两国的证券实践都有许多故事。
法院的判决是很重要的故事，法官的介入是很重要的实践。只有法官积极介入证券市场，才能尽快打扫战场，股市才能重新上演惊心动魄的舞剧。真正关心证券法的人，应该多多重温这些故事，多一些诚实坦荡。
有了积极的态度，有了实践的历练，掌握了法律的神韵，才不会顾前失后。否则，中国的股市依然前门紧闭，后门揖盗，麻烦没完没了。
保护投资者重在法律手段 经济学家未必在讲真话
就现阶段而言，保护投资者并不取决于《证券法》的立法。我国《证券法》由美国的证券法翻版而来，一招一式都很像，保护投资者方面的规定并不逊色。
立法完成之后，保护投资者取决于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的努力，尤其是取决于司法部 门的努力。证券市场的执法部门就是证券监管机构，而司法部门的努力就看法官的努力。可惜得很，我们在两方面都无法乐观。
首先是证券监管部门不能让人信任。全球监管最严格的美国证券监管部门的表现就很不好。安然前董事长和环球通讯前首席执行官是公认的股市大盗，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下称“证交会”)迟迟不肯动手，却抓住马尔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大做文章。斯图尔特涉及内幕
当然，证券监管部门有其苦衷，因为它们缺乏法官的权威和技能，其地位和威望远不及法院，有时难以服众。证券市场的实践是社会全方位的实践，涉及一个国家的许多根本大法和各方的重大利益，经常需要法院出面调和各种矛盾并调整各种关系。
中国股市各方对法院、法官翘首以盼。无奈法院、法官虽然高歌“加强法治”，却对证券诉讼裹足不前。《证券法》第二百零七条明确，“违反该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法院却迟迟不肯受理有关民事诉讼。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终于公布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于同年2月1日生效。
法院终于可以受理有关证券诉讼，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被告已受到行政处罚或是已被刑事定罪。这样一来，投资者便受制于人，其民事诉讼的权利受制于政府部门的决定和行动，投资者保护缺少最关键的部分。
保护投资者首先是保护其权利，而不是保护其利益。证券市场是个你输我赢的地方，曲终人散时，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诉讼目的一是处罚违规者，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平息各种矛盾和争端。不错，有些权利和权益可以合而为一，成为权益。但就投资者而言，维护自己权益首先需要维护权利，甚至首先是维护其诉讼权利。权利得不到保护，自然也就谈不上保护权益。
幸运的是，我们的《证券法》要修改。而主导修改的却是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他们讲Sars、讲腐败，如今讲证券。
看一位经济学家是否真正愿意保护投资者，拿什么去鉴别？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看他是否愿意通过修改证券法来更正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如果经济学家不愿这样改，那这种保护就是假的，甚至是反对保护投资者；如果他们不愿谈这点，却还在那里大谈诚信，那主要是让别人讲诚信,保护投资者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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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诚信不能打迷踪拳治理整顿公司试过许多方法，但屡试不灵，上市公司不讲诚信仍我行我素。怎么办？
虽然诚信是一种理想境界，但我们目前最缺的是促成诚信的手段。也就是说，畅谈诚信理想时，打几路迷踪拳问题不大，但遇到具体问题必须有具体的指导方针。
诚信是一整套法则
诚信是现代汉语中的组词———意思很好。“诚”指真心，不虚伪；“信”是指讲信用、真心、不虚伪，都能在古代典籍中找到出处。
中国文化的特点是飘逸、飘渺———时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我们对诚信问题的态度也是如此，诚信来诚信去，像是迷踪拳、形意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但现代社会的诚信更是一套法则，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你要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他们诚信不诚信？高管人员肯定会说：“我们是为股民服务的，所以不怕股民的批评指正。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股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意见办。”诚信不能只是一种态度或口号，股东对董事要听其言，观其行，股民只有与董事不断地开展斗争，才能迫使董事能够诚信。
同时，我们不能只要求别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而自己却“不得已”地做违心的事，说违心话。诚信不仅是不能说假话，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能只说一部分真话，要说全部真话，至少允许别人说真话。如果不能说全部真话，那还不如不说，沉默也是一种态度，沉默也是一种诚信。古罗马法律中就有：“沉默不同于隐瞒”(aliud est cet celare,aliud tacere)。
虚假的选择权
“诚信，还是不诚信，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被胁迫，无法在诚信或是不诚信之间作出选择，那么，这是一种“虚假选择权”。如果某一城市的建筑大多盖得很丑，但你非要说城市变得非常美丽，而且还要责怪市民笑得太少，这样，诚信从何而来？如果整整一代公司老总，上小学时就不断地说违心的话，今天批判这个，明天批判那个，这些老总会信任别人吗？如果他们不信任别人，他们有什么动机，努力让别人信任自己？一个社会中，如果说假话只是舌头上打一个滚，是自保的必要手段，诚信从何谈起？
诚信并不是先天的个人特性，而是后天经历所决定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中，如果说真话的人或不愿说假话的人经常受到排挤打击，甚至是被视为迂腐或过激，而那些口是心非的人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样一个社会怎么会不缺乏诚信？公司高管人员也不会单独地取信于股民。
在人类社会中，在互动社会中，我们不可能在某些地方要求诚信，在另一些地方又不要求诚信。我们不可能自己不诚信，但却要求别人诚信。并且，证券市场的原动力就是逐利，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证券业人士会特别诚信？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们会比其他人更加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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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良知开始谈起我们还时常将诚信与诚实信用混为一谈。诚实信用是个法律术语，需要在法治的概念中来探讨，远非三言两语能够曲尽其幽。当然，法治的存在也是真心实意地讨论法律问题的前提。
那么，什么是法治呢？对法治的解释不少，有的还很连篇累牍的很深奥。但我以为，法治是一个社会的群体良知。良知不同于诚信，诚信是绝不损人利己，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而良知是不做某些坏事，至少是不做损人不利己的坏事。良知是诚信的基础。
良知这个概念是不是太抽象？不抽象！良知就在我们身边。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你是有车族还是追车族，你在街头徒步行走时，可曾遇到过小车司机礼让行人的？若是五年之内你遇到过五次，那么我们或许可以真心实意地开始探讨法治了。否则的话，我们还是要先谈良知。
做一只有益于人民的海龟
如果开自己的车，大多数人想开一辆原装进口车，至少开它一辆国内组装的"奥迪"或"别克"。记得在美国学法律的时候，如果哪位同胞娶了一位金发碧眼的西洋美人，我们爱国之情顿时高涨，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那些从国外学成归来的"海龟"也是国外产品，有国外的学位，有的还有国外的律师资格之类的"国际产品合格证"。但眼下我们并不看重"海龟"，如果出现了股市不振这些问题，我们还会归罪"海龟"。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海龟并不是真正的西洋产品，成年后赴欧美镀金有可能得到学术真传，但大多缺乏真正的人文精神与市场理念。
"海龟"并非没有优势，他们毕竟在欧洲、美国等经济发达地区呆过，对市场经济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但"海龟"说话比较圆滑，如果美国的法律和实践与我们的情况相左，"海龟"会强调中国特色；如果要为自己的做法寻找理论根据，"海龟"又会一一历数美国的实践作为其理论基础---所以有人批评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
但"海龟"并没有说假话，他们是只说其一，不说其二。比如，"海龟"效仿美国经验，大谈公司治理。这没有错，但不把话说透引起歧义或有意误导，就是大错。从法律上说，公司治理的要害就是侵权法，而侵权法的要害就是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平衡与抗衡。而当事人就此进行斗争，就需要法官居间裁判。如果没有诉讼的最后决断，公司治理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今天这个世界，说假话是误导，只说其一不说其二也是误导，甚至是更严重的误导。如果只谈金融，只谈金融产品，不谈法治，不谈诉讼，那是假"海龟"，至少不是诚实的"海龟"。
美国有一个寓言，说的是古代有一群可爱的老鼠，老鼠的家门南面住了一只老猫，挡住了老鼠的出路。老鼠开会，下决心根治老猫的问题。许多老鼠建议，在猫身上系一只铃铛。这样一来，老鼠听不到铃声，就知道老猫出门云游了，老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出来自由活动。一只叫做智叟的老老鼠听了发笑，说是你们的主意很好，却是没有办法实施。请问诸君，有谁愿意把铃铛挂到老猫的身上？
如果是一只纯粹的"海龟"，就不能做乱出主意的老鼠，也不能做那只以智叟自居的老老鼠，而应该是敢于给猫挂铃铛的老鼠。鲁迅就是一只这样纯粹的海龟，马寅初也是。如果没有勇气做一只纯粹的"海龟"，起码应该做到不要轻言"国际先进经验"，应该老老实实地做群众的尾巴，不要站在群众的前面指手划脚。
有的"海龟"为什么不说真话？因为他们抱着趁机捞一把的态度，"海龟"应该诚实一点，赚钱就是赚钱，不要不好意思。其实大家都要吃饭，也想升官，也想发财，只不过方式不同、程度不同、手段不同而已。但有的"海龟"明明是想赚钱，却非要假撇清，而且还不许别人赚。这就是误导，而且是重大的误导。
比如，就股市而言，产品并不一定是多多益善。因为产品和机构的增加，势必导致交易成本增加，当然指导股市的人可以大赚其钱。许多证券产品并不复杂，我们不需要向美国讨教也能制造出来。再者，美国华尔街借助其资本强势，一再引导需求，也搞高科技之类的"大跃进"，但除电子邮件之外，美国新经济的其他创举均已失败。
那么，"海龟"到底有没有长处？我以为是有的。首先，他们漂流过许多地方，见过许多人，经过许多事，因此倍加热爱祖国。但"海龟"要对祖国有超值回报，就不能只谈"马尾巴的功能"，他们应该告诉我们大家客观事实，如美国的律师教育和律师实践就是现代科举的成功范例，他们可以告诉我们，西方的人文关怀我们也有，就是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就是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西方所说的宽容我们也有，就是先秦诸子百家的兼容并蓄。"海龟"还可以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从根本上说，文明是相通的。
传说中，美国最高法院也有一只驮着石碑的乌龟，暗示正义是缓慢向前的。中国也有句古话，叫"不怕慢，就怕站。"只要路线对了头，我们就可以寸寸着进，洋洋万里。"海龟"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只高尚的"海龟"，一只纯粹的"海龟"，一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海龟"，一只有益于人民的"海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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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法律有助于捐赠在国内当教授不难，但要当出点滋味就必须当博导，当学科带头人。有这两顶桂冠，拿经费比较容易。美国教授也有拉赞助的问题，但方式方法不同。美国法学院的名教授都有把“交椅”(英文名“chair”)，交椅都以人命名，即某某交椅。某某就是大款，捐了几百万美元给法学院，而且捐到了教授的名下，以此款的收入作为教授薪金的一部分。有了钱就可以把名教授养起来，让他们专心治学，而不是到处去拉项目，客串些并非其所长的表演。
那么谁是捐款者呢？或者说，谁是慈善家呢？首先，有些是校友的真心回报，因为学校当初说过：“孩子，这是你的家，红砖绿瓦。”现在哈佛、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等美国名校，每年来中国招几个好学生去他们那里读书。这一方面是要我们的金童玉女去陪公司读书，另一方面也是着眼未来。招10个中国学生，日后只要其中一人得道，他就会给母校捐钱，学校就可以不尽财源滚滚来。当然，这里面有个讲究，就是人们捐钱大多捐给自己上本科的大学。美国人说母校，都指自己上本科的地方。本科生的世界观还没有形成，比较容易产生美好的影响。
但像比尔·盖茨这样的阔佬捐钱，已经远远超出了母校的范围。那么，比尔·盖茨这样的人为什么愿意捐钱呢？有人说美国有税收优惠。也对，也不对。如果真要靠税收调节，直接通过税收把比尔·盖茨的钱征来岂不更好。北欧国家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北欧国家没有巨富。税收方面的优惠可能是个原因，但不太可能是主要原因。即便有税收的优惠，捐款还是要出血。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前老板杰克·威尔彻这样的人，连家里买花的钱都要公司报销，那还不是视钱如命，不会冲着税收优惠去捐款。有人说比尔·盖茨是好同志，捐款一捐就是好几亿。好同志吗？微软裁人的时候，微软搞垄断的时候，比尔·盖茨也是很好财的，与钱说好不分手。
如果有什么法律有助于富人捐款，那应该是保护个人财产的法律。比尔·盖茨认为他发财靠的是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我认为比尔·盖茨聪明不假，但他获得如此巨富，很大程度靠的是赚取美国人民的钱，也赚取全世界爱好计算机的人们的钱。中国有句古话，叫“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发横财不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巴尔扎克也说过：“巨富之后都有罪恶。”美国已故大法官赫尔摩斯说得比较中性，但一语道破天机，“财富是法律的产物。”无论如何，美国法律保护比尔·盖茨的财富，允许他积累财富(包括工人和技术人员血汗钱在内的财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法律，比尔·盖茨才敢于建造他的商业帝国，才会大把大把地捐钱。如果有钱有得鬼鬼祟祟，生怕“革命愤青”来问钱的来路，或许钱真的是来路不明，这样的东家怕是不肯捐钱的。
捐款是美国上流社会的一种标志。这是一种身份，一种地位，捐钱之后就是社会名流。感到一种主宰世界的力量。捐钱后，头上就拥有一道光环，全世界人民都为之喝彩。谁要是给美国法学院捐了钱，不管其性别、肤色、国籍和宗教信仰如何，院长都要紧紧握住他(她)的手不放。
给大学捐款还可以造福于自己的子孙后代。只要你钱出得到位，只要你子孙的智商不低于平均水准，那么哈佛、斯坦福等名校的大门是永远为他们敞开的。富豪为什么少捐小学，多捐大学，道理就在这里。当然，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照顾一个富家子弟，可以成全几个出身贫寒的苦孩子。我们的名校是忙着为开名车的名人发文凭，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暂时还没有顾及到下一代。但是快了，很快就会为下一代捐钱。
在丛林社会中，只要四肢发达，身强体壮，就可以欺男霸女。以后社会发展了，大家都知道要当官，唐诗就有“宁为百夫长，不为一书生。”再后来，钱这个东西比较重要，钱可以换许多东西，捐款就是阔老爷和富太太们表现自己存在的重要方式，捐款后他们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慈善家。但是且慢，如果想上大学的人都可以免费上大学，我们为什么还要慈善家呢？朋友，北欧就是这样。我相信，最终很多地方会向北欧国家看齐，没有那么多的慈善家，因为就没有那么多的富人，大家生活在相对平等的社会里，享受生活，关爱自然，上班以骑自行车为荣，以开小汽车为耻。
漫谈诚信与良知
我们不可能在某些地方要求诚信，在另一些地方又不要求诚信。我们不可能自己不诚信，但却要求别人诚信
上市公司治理试过许多方法，但屡试不灵。所以我们新近又喊出了诚信这个激动人心的口号，铺天盖地谈诚信，一夜之间发现了诚信危机——“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其实，诚信的重要性何人不知？难的是如何使人们之间有诚信。
有时候，我们经常将目标与手段混为一谈，完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诚信是手段还是目的，可以两者都是。诚信可以是我们实现更高理想的手段，但从目前阶段看，诚信在我们这里更是一种理想境界，我们缺的是促成诚信的手段。
畅谈理想的时候打几路迷踪拳问题不大，但遇到具体问题必须要有具体的指导方针。关于诚信，也可以提出许多具体问题，其中包括：
(1)如何才能诚信？(2)我们为什么不诚信？(3)到底是谁不诚信？(4)中国有没有诚信的传统？(5)如果有，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诚信？(6)如果没有，历史上哪些人不诚信？(7)诚信是可以孤立存在于股市之中的吗？(8)在一个不诚信的群体之中，股市可以有单独的诚信吗？(这是换一个方式提第(7)个问题——律师的问法)。
诚信是现代汉语中的组词。“诚”指真心，不虚伪，《礼记·乐记》中有“著诚去伪，礼之经也”。“信”是指讲信用、真心、不虚伪。《语言·子路》中有“言必信，行必果”。《老子》中也有“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时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飘逸、飘渺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我们对诚信问题的态度也是如此，诚信来诚信去，像是迷踪拳、形意拳，造就了一种意会的感觉。诚信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你要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他们诚信不诚信？高管人员肯定会说：“我们是为股民服务的，所以不怕股民的批评指正。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股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意见办。”诚信不能只是一种态度或口号，股东对董事要听其言，观其行。要能够有效地对其进行监督，才能迫使董事能够诚信。
“诚信，还是不诚信，这是一个问题。”这样一问，我们似乎就有了选择，可以选择诚信或是不诚信。但这其实是一种“虚假选择，”因为我们事实上并没有选择。如果一个地区的建筑大多盖得很丑，但你非要说那里变得非常美丽，这样诚信从何而来？如果整整一代公司老总，总是不断地说违心的话，那他又怎能让别人信任自己？一个社会中，如果说假话只是舌头上打一个滚，是自保的必要手段，诚信从何谈起？
诚信并不是先天的个人特性，而是后天经历所决定的。在一个地方，如果说真话的人或不愿说假话的人经常受到排挤打击，甚至是被视为迂腐或过激，而那些口是心非的人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样的地方怎么会不缺乏诚信？上市公司高管人员也难以取信于股民。在人类社会中，在互动社会中，我们不可能在某些地方要求诚信，在另一些地方又不要求诚信。我们不可能自己不诚信，但却要求别人诚信。
还有个问题，就是将诚信与诚实信用混为一谈。诚实信用是个法律术语，需要在法治的概念中来探讨，而且远非三言两语能够“曲尽其幽”(多少律师靠这个吃饭)。当然，法治的存在也是真心实意地讨论法律问题的前提。
那么什么又是法治呢？对法治的解释不少，有的还很深奥。但我以为，法治是一个社会的群体良知。
良知这个概念是不是太抽象？不抽象！良知本该就在我们身边。朋友，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你是有车族还是追车族，你在北京街头徒步行走时，可曾遇到过小车司机礼让行人的？若是经常遇到，那么我们或许可以真心实意地开始探讨法治了。否则的话，我们还是要先谈良知。
朱伟一文集
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敌友之辨美国和欧盟接连出手，在纺织品和汇率方面以贸易制裁相威胁。在欧美那里，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的地步，颇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所以，在进出口和人民币汇率方面，我们必须直面一些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反思一些问题。
时至今日，在贸易和汇率问题上，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市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欧盟在此问题上有自身的利益。因此，他们不会挺身而出，充当中国的辩护士，而常常是顾左右而言他。而美国国内各利益集团的态度也各不相同，美国工会和部分制造业工人反对进口中国产品，认为中国工人抢了他们的饭碗，他们是反对中国廉价产品的主要声音。
在贸易和汇率方面，现阶段我们不妨利用对方阵营的一些积极力量，比如说，美国的某些大制造商。因为，他们在中美贸易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有不少美国制造商在中国发财致富，强生、通用电气、通用汽车、福特、微软等许多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都是满载而归。比尔·盖茨这样的大老板每次到中国来，都受到亲切接见和热烈欢迎，他们在中美经贸方面能够也应该发挥积极作用。
但我们要注意区分工业巨子与金融寡头。金融寡头向中国出口了大量服务，赚了中国很多的钱，但他们还嫌不够，还想把水搅浑———浑水才能摸鱼。美国券商倒并不在乎人民币是升还是降，他们要的是人民币自由浮动，这样才好挟雄厚资金杀入，来回扫荡几次，掏去我们积攒下来的几个血汗钱。君不见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什么小龙、小虎，顿成阿猫阿狗。
按照美国国会一些人的逻辑，人民币汇率过低，所以美国向中国出口较难，而中国向美国出口却较为容易。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人民币全面自由兑换或部分自由兑换，才是美国大佬的真实意图所在。人民币升值，不可能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更不可能解决美国制造业的问题。这点连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不得不承认，因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孟加拉或其他任何最便宜的制造商”，会立刻填补中国让出的空档。
货币价值的问题，不仅仅涉及相对其他货币的购买力问题，还涉及到国家的国别风险或银行系统的风险。对待汇率问题，我们既不能放任不管，也不能一味采取行政手段，而要构筑内部防御体系。
事实上，建立能够抵抗风险的健康的银行体制才是汇率制度改革的前提。还是那句话，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我们汇率方面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美国，不是来自美国的大券商，也不是来自欧盟，而是来自我们银行内部制度的不完善。我国银行内监守自盗的事层出不穷，确有不足之处。布什在美元上放水，至多放到美元贬值。但一个孱弱的银行体系会吞食国民的资产。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点，就有了解决汇率问题的大前提，就向解决问题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如果我们自己的银行是廉洁的、高效的、健康的，人民币就能始终屹立不倒。如果我们有健全的法治，如果我们能够时时真心反躬自省，那么，我们才有信心到国际股市和汇市中去搏杀。否则的话，我们永远只能关起门来———远离国际股市，远离国际汇市，远离全球化的风险。
美国为什么总拿人民币汇率说事儿
中美关系方面，美国近来念念不忘的是人民币的汇率问题，美国朝野上下已经到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地步。按美国的说法，人民币汇率问题，首先是一个进出口贸易问题。美国方面一口咬定，去年中美贸易，美国的逆差是1620亿美元。当然，这是美国的算法，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算的。美国许多人还一口咬定，人民币8.28比1美元太低，以至中国对美出口至少压价40%。
进出口贸易是一个幌子，背后还有更阴险的目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中国的外汇储备现在已经达到6000多亿美元，美国已经惦记上中国的这点保命钱了。鼓吹人民币升值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人想通过美元贬值，减少美国的赤字。2004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已达4130亿美元。美元贬值，中国手中的美元自然是掉价，等于给美国人送钱。中国的外汇储备大多是美国政府债券，利息不高，但风险很小。想不到布什会放水，到伊拉克乱打一气，美元花得如流水，美元一跌再跌，中国的外汇储备也跟着缩水。
还有一类人，他们想打开一个缺口，让人民币汇率浮动起来，他们好炒汇，混水摸鱼，中饱私囊。这种人国内外都有。美国券商起劲得很，惟恐天下不乱。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师斯蒂芬-罗奇经常到中国来乱跑，而且还喜欢以智叟自居，在人民币问题上更是以智叟自居。他给中国开的一服药方是，汇率晚放开不如早放开，还建议中国也来炒汇。这个叫斯蒂芬-罗奇的美国人怎么会这么坏呢？他明明知道中国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做这种或那种游戏，而是还没有很好的法治环境。既然如此，斯蒂芬-罗奇们为什么还要到中国来乱说呢？他们就是想乱中取胜。美国券商坏啊！我们明明是小老板，做点制造业，小本经营，小本买卖。但美国券商非说我们是大老板，要我们陪他们一起玩，陪他们豪赌一次。可是看看历史，与美国券商玩对手戏的，谁不是输得很惨？而我们的一些同志与美国券商走得很近，自以为得计，自以为找到全球化时代的白求恩大夫，其实是与蛇蝎为伍。
美国有不少人对中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感情，恨不能为了中国的繁荣昌盛掏心窝子———中美两国人民都比较夸张，动不动就要掏心窝子，不能完全从字面上去理解，尽管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美国记者斯诺对中国人民可以说是掏过心窝子。但要说美国券商会为中国掏心窝子，我是坚决不相信。美国券商不掏别人的心窝子我们就烧高香了。可恰恰是外汇方面，美国券商经常掏别人的心窝子。东南亚金融危机、香港港元攻防战，都是美国券商伙同他们的狐朋狗友一同掏别人的心窝子。连英国表亲的英镑，美国券商也去冲击。
美国券商不仅掏别人的心窝子，而且掏起来屡屡得手。不是他们有绝活，实在是他们钱多，可以调动很多资金，撒豆成兵，点石成金。如前所述，金融游戏玩的就是钱。输两元就追加四元赌资，输四元就追加八元赌资，输八元就追加十六元赌资，如此加码，坚持不懈，从概率上说，总有翻本的机会，并可以压对手出局———对手输了钱就必须走人。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在人民币汇率和美国券商的问题上，大致也是如此。凡是美国券商拥护的，我们即便不是反对，也应当怀疑。我们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人民币怕是不会这么坚挺吧。
朱伟一文集
承诺后不可反悔财产是可以被剥夺的
对价一文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股改中的对价，就是剥夺财产，而剥夺财产大逆不道。作者严正指出：“正如同对生命最大的处罚是死刑一样，对财产的最大处罚就是剥夺，而剥夺财产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财产的法律关系。”但财产是可以被剥夺的，正如同生命是可以被剥夺的一样。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被定有极刑的罪犯，就有可能被处以死刑———也就是被剥夺生命。被剥夺财产的情况就更多了，没收非法所得财产就是一种剥夺。法治国家一般通行的标准是，“非经过正当程序不得剥夺生命、财产和自由。”
既然财产是可以剥夺的，那就要看剥夺是否经过了正当程序。如果是在美国，如此重大的问题，如果双方相持不下，势必要诉讼，而且是层层上诉，一直告到美国最高法院，最后由9位大法官出面摆平。
在我们这里，如果对价真是剥夺大股东的财产，为何很少见到大股东到法院去诉讼？夫妻离婚分财产，兄弟分家摆不平，都要到法院请法官评断，而大股东损失财产居然能够隐忍不发？大股东不到法院诉讼，可能有几种原因。第一，大股东并没有觉得对价剥夺了其财产。第二，大股东觉得自己的财产虽被剥夺，但并无不公之处———或是说剥夺财产经过了正当程序。第三，被剥夺了，也感到不公平，但无可奈何，觉得到法院告也没有用，于事无补，徒乱人意。或许，大股东可以借用非诉讼手段达到目的。如果大股东真以非诉讼的手段将事情摆平，那也是件很可怕的事。非诉讼手段比较隐蔽，公平、公开、公正从何谈起？
承诺后不可反悔
再看对价。对价是美国合同法中的概念，指履行义务是一种通过讨价还价后达成的交换或承诺。对价的要素是双方有讨价还价的过程，而且有交换。中国常用的名词是“等价交换”。与此相关的概念是“承诺后不可反悔”（promissoryestoppel），即如果承诺造成对方的依赖，则对价成立，承诺方不可悔改。美国《第二次法律重述》第90节第（1）款规定，以下情况出现时就存在依赖：
如果承诺人有理由期待承诺会导致受诺人或第三方有某种作为或放弃某种作为，而且确已诱导受诺人或第三方有此类作为或放弃了作为，如果只有履行该承诺才能避免不公平，则此承诺有约束力。如果出现违约，救济可仅限于实现公平的需要。上市公司当初首公开发行股票时，按照有关规定国有股暂不上市。可以说，当时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就是为了减少流通股数量，提高股价，有利于股票的发行。这就是一种诺言，换取更多的投资者购买股票。现在既然非流通股要流通，那就打破了以前的承诺，是一种违约行为，应当有救济。这种救济就是给流通股持有者一些小恩小惠，给他们一些小小的甜头。
不过上述论证也有问题，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规定国有股暂不上市的政府，并不是公司非流通股股东。第二，当初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购买公司股票的投资者中，今天仍然持有这些股票的已经不多，可以说物是人非，并不是承诺的受诺者。
受让人理应继承并享有转让人的权益
但努力一下，这两个问题也能说得通。就第一个问题而言，规定国有股暂不上市的是政府不错，但国有股的持有者是国家，与政府是一家，不存在两家人的问题。因此，关于非流通的承诺方可以与国有股股东之间划等号。至于股票易手，尽管流通股投资者已非原始投资者，但并不影响现有投资者享受原有投资者的权益。这就像债权、产权的转让。除非另有规定，受让人理应继承并享有转让人的权益。
当然，利益的不同也导致了视角的不同。所以程序便突显重要了。主流国家通常是通过立法和司法这两个过程来化解问题。首先，由全国立法机构通过法律，以形成共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统一思想。再以议会为大的国家，不仅行业调整等全国性的大动作需要立法机构放行，有时单个企业的改制，也会惊动全国立法机构。
即便立法以人民的名义通过了全国性法律，仍然会有人跳出来反对和阻挠一项革命行动。如果是在美国，少数人———哪怕是一个人———也可以到法院去诉讼，让全世界都听到他的声音。美国是这样，香港也是这样。例如，领汇案中，一位67岁老太太，就通过诉讼阻止香港政府的资产上市，时间长达18个月之久。
美国股市丰富多彩，有许多让人眼花缭乱的戏法。但这些戏法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与美国的司法和法治有密切关系。比如，美国的券商猖狂无比，但美国股民可以通过诉讼追回损失。美国还有陪审团，陪审团可以裁定被告必须支付高于实际损失数倍的惩罚赔偿。那么比财产法更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以我们目前的状况，是否可以引进美国一样的股市，并推出胜似美国的股市？这是一个更为困难的命题。
陈宏杰：证券理论纵横
永远要当少数派现在股市流行词语：股权分置，以前叫：全流通。这个词语代表的问题虽非中国股市几年来走坏的根源，但对未来的发展有一定影响，所以引来投资人的普遍关注。从自己的利益得失角度提出的所谓解决办法都因为太顾自己不管别人而遭反对派口诛笔伐，一场股权分置的讨论热闹尤胜菜场里摊主与顾客的讨价还价，火气爆的甚至粗口大骂，显尽资本市场的丑陋。其实一个经济体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投入产出比”，只有持续不断地拉高投入产出比才能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和经济真正的繁荣。股权分置的本源是希望通过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将投入产出比率不良的公司淘汰，把资金集中到投入产出比率优异的企业身上。多数好公司的非流通股东即便如“天上掉馅饼”般突然增加了自己的账面数字，也不会大举减少自己的权益，因为持有好股票未来收益将高于现在马上卖出所得的利润。相反烂公司的股东，不管是流通股的还是非流通股的持有人，则采取能抛就抛的策略，实在套牢不想动也只是在等跑路的机会，对该公司毫无留恋。股市里对经济效率的看中是重中之重，是否全数流动、盘子大小、控盘程度高低都是无关紧要的因素，舍本求末是亏损的开始。市场越热衷的越没有价值，投资群里投机思路的整齐划一是大部分人赚不到钱的底因。问十个身边的人，有九个会这样回答：“中国股票没有投资价值”、“我是来炒短线的”、“我喜欢跟庄”……。小生没有资格评判上述观点正确与否，只是想告诉大家，股市里赚钱的永远是少数人，所以大部分人认同的想法通常很难赚到钱，十个有九那么想，说的再有道理也别去相信，摒弃那些流行词语，清理自己的大脑，把视线集中在关键点上，不论市场如何鼓噪，我自闲庭信步。
1940年一位中学辍学的美国拳击手参加了英国皇家空军，役期满后他用服兵役时的积蓄买下一架飞机，专事飞行训练和运输，有位叫Jerry Williams的人经常租用他的飞机前往美国最大的赌城拉斯维加斯试试手气，结果两人变成好友。据Williams回忆，他们有次曾输得只剩下五元，拳击手仍放手下注，最终反败为胜。赌博取乐没使拳击手沉迷下去，1947年他组建“国际航班”，倾囊买下洛杉矶至赌城的航线（事实上是负债，他当时向银行贷款6万，几乎是其自有资金的两倍），1965年IPO成功，1968年他以1亿多的天价将该航运公司转手给泛美航空，一笔赚进0.85亿美金，然后再回购泛美航空的股票，成为泛美最大股东，同时还在赌城搞房地产，大办酒店，由实业家转型为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家。其后，在赌城上演精彩绝伦的米高梅大饭店股权转移战，在数次令人眼花缭乱的转手后，拳击手身价爆涨了15倍以上。后来他又拆资14亿购入美国第三大汽车厂克莱斯勒的股票，唯其重组愿望终未成功，但通过二级市场的操作，获利超过一倍，东边不亮西边亮，再次传为佳话。此人就是美国传奇投资家凯克·柯克瑞恩（Kirk Kerkorian）。本月初他老先生再出重手——8.68亿购买通用汽车，出价31美元/股，而当时市场价格仅为27.77元，且标准普尔评估公司几乎于同时将通用的信用评级连降三级，通用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垃圾股，英国老牌财经杂志《经济学人》更出专文《Two piles of junk?（两堆烂货）》，揶揄通用与福特双双降级，甚至“Bankruptcy no longer seems far-fetched（不久破产亦不牵强）”。老凯气吞万里的手法立时激起千层浪，多家媒体请评论人士评估此事，还有数家大型投资银行不理会标准普尔的结论，毅然提高通用汽车的投资评级，可见凯克在投资人心目中的地位何其崇高。但凯克高调进场的作法与其之前隐晦的风格大相径庭，令人百思不解，到底是老猫烧须，还是老当益壮，只有静观其变。不过，凯克特立独行的投资手段着实让我惊艳了一回。
回看A股的汽车股，在01年前有人认为入关对汽车行业是重大利空，而对纺织板块是利好，所以在当时买入纺织股是上佳选择。两年后纺织股集体趴下，汽车股却创出历史新高，于是舆论转为“消费升级拉动汽车股走牛，纺织是夕阳产业”，谁知人人如此明白事理后，汽车股却大幅回落，将此前恢弘的升幅尽数吞没，市场又一次与投资人开了个苦涩的玩笑。汽车、纺织都是周期性行业，套利的入货点不是等业绩回升后，等它们的市盈率降低时不该买而是卖。看市盈率，不如看它的倒数，比如一个市盈率20倍的股票，倒数是1/20，也就是5%的年收益，可以静态与存款利率比较是否值得买。动态的比较，则可加入彼得·林奇的法则：合理市盈率应低于主营的增长率。含义是，若该公司增长率是25%，则20倍市盈率是偏低的。通用汽车市盈率高得离谱，但凯克却闭眼买下。说市盈率高是以现在价格除以去年的每股收益得出的数据，是在用“后视镜”看。与不少投资人“开车”时只知道盯着“后视镜”不放所不同的是，凯克想来根本没在意“后视镜”，只此一条已超群出众。至于“前视镜”的问题，则见仁见智，凯克这只老麻雀应该是瞥见一些我们尚未注意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