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尉文渊的“股票大卖场”
方泉
1993年2月24日,沪市以1310点开盘后缓慢下跌,有关三家公司法人股可能上市的传言越来越甚,下午一开盘更是急剧下挫,很快便击穿了1200点。这时尉文渊走进交易大厅,交易员们报以热烈的掌声——两周前沪指冲过1500点时尉文渊不在场交易员们也曾鼓起更加若雷鸣的掌声。有人递上话筒请尉总讲话,尉总说:“出什么问题啦?没什么嘛。”话音刚落,沪指即从1197点反蹿至1230点,十几分钟后又飙升到1320点作为《证券市场周刊》的驻沪记者,我当晚即写下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批评作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的尉文渊不该这样“影响股市行情”。由于与尉总交谊较深,“咱明人不做暗事”——深夜拿着稿子找他理论。
他有保留地接受了我的“批评”,并不干涉我发表文章,以后更加深入的交往证明他并未在意我曾在媒体上“批评”过他。
尉文渊的坦荡从我第一次接触他时便很鲜明。大概是1992年夏天,在他在场的一次上交所周五收市后的新闻通气例会上,轮到我这个小刊的记者提问时我劈头就说:“上海股市是全国的股市,新闻通气会能不能一律以普通话发言,别老说上海的吴侬软语。”尉总立即表态：“以后上交所的公开活动中上海人不许讲上海话。”
无论从性格做派还是行事风格,尉文渊一点也不像我接触过的上海男人,北京话讲他很有“爷们儿气”。由于职位敏感,尉总一般不接受记者的采访,当我五次三番地找他并一再声明“只谈风月不谈风云”后,他终于答应随便聊聊。而我在他办公室坐定也真的是从他办公桌下那只硕大的海龟标本说起,谈他在新疆当骑兵，谈他在普陀区当电影院的引导员,谈他“不懂股票、不懂计算机”却阴错阳差地干起了对股票和计算机专业要求极高的证券交易所一谈竟谈到深夜,谈了4个多小时。他的一句话让我回味良久:“我总感到一股不可抗力。”
臧否尉文渊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乃至中国证券市场的贡献,并不是笔者和笔者的一篇随笔意欲和能够做的。只说他空前绝后地搞过一个存续半年之久的“股票大卖场”,就可窥知尉文渊在参与开创证券市场的独特作用。
1992年5月，上海股市放开了股票的涨跌停板限制,交易量几十倍地放大,而才19家会员、32个营业网点的上海股市根本就满足不了投资者买卖操作的需求。扩会员加营业部的安排又需假以时日。每天尉总下班后总看见邻近交易所的爱建信托的证券营业部门口人头攒动,深夜还有投资者扛着行李在排队。他到投资者中询问，“我至今记着几只手死死攥住我手臂时的疼痛和温热,我无论如何要想办法给他们‘跑道’。”一封股民来信启发他搞一个类似大型集贸市场似的股票大卖场。于是说干就干,只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在上海闹市区的文化广场大礼堂开办了这么个大卖场。为交易安全计,大卖场里只接受卖单,很快上海交易所卖单的三分之一强集中到这里。并且在当年8月上海股市第一次牛熊转换的暴跌中发挥了功用。事后尉文渊还后怕“赶上暴跌，若投资者想抛而抛不出去，可能会出多大的娄子？”
1995年年初，尉文渊为笔者所作《一个记者眼中的上海股市》一书作序。不曾想他的一段坦荡话语真的一语成谶：“作为新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代人，我们所谓‘始作俑者’，注定将伴随着市场从不规范走向规范的阵痛过程也许你会被淘汰，也许你将成为一颗铺路的石子。”两个月后上海股市发生“327国债期货事件”，管金生入狱，证监会人事大调整，尉文渊也于当年8月离职
在听到尉文渊离职的消息时，我在《证券市场周刊》上写了一篇短文，写进了上述尉文渊为笔者作序的话，还写进了接下去的话：“但是，毕竟你和所有参与者一起，用自己的心血建筑了一条新路，一条愈加开阔、愈加坚实、也愈加光明的大路。”
十一年过去了，尉总你还安好吗？ |
|
|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06-10-18 1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