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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明年将迎大考：曲高和寡 手机厂商何去何从？
　　近日，工信部明确了三大电信运营商5G运营频段，广电高层此前也曾透露已取得5G频段运营资质。不出所料，中国5G网络将在年内颁发4张5G牌照。　　
　　理想状况下的5G速度是4G网速的100倍，下行峰值数据速率可达20Gbps，而上行峰值数据速率可能超过10Gbps。然而，“多快好省”从来都是自相矛盾。用户的消费能力、产业链的供应能力，已远远跟不上技术高速前进的步伐。　　
　　按照规划，5G网络在2019年6月试商用。经过6个月测试后，12月面向规模发展，2020年实现规模商用。因此，对于2019年来说，5G网络是令整个产业兴奋和焦虑第一年。　　
　　5G到底需要砸多少钱？　　
　　没有5G网络支撑，谈任何场景都是空中楼阁。那么，获得了5G牌照的三大电信运营商到底在5G方面花费多少钱呢？　　
　　12月1日，全球首个5G网络在韩国商用。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并不落伍。　　
　　在以“5G连接新时代”为主题的演讲中，中移动董事长尚冰在发言中提到，筹备设立首期100亿元规模的5G联创产业基金，通过基金扶植和创新孵化，促进5G产业成熟发展。　　
　　据中国移动技术专家透露，中移动仅面向5G的研发资金就达4G的3至4倍，在中国移动5G论坛上，广东移动副总经理朱汉武表示，在建设广东5G网络方面，他们要投入超过200亿元。尚冰还指出，到2020年商用之后，将会增加5G设备及网络建设资金投放。　　
　　面对5G投入，中国联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晓初比较谨慎。他说，中国联通在5G投资方面具体数字仍较难预测，主要因为5G新技术变化快，而5G频率不同对投资亦有很大影响，所以还需要等待。王晓初强调，若有新投资，有必要在一段时间内付出更多财务成本。　　
　　更为诡异的是，中国电信至今对5G投入尚未公开表态。　　
　　今年4月份，三大运营商正式公布5G网络开始试投放，在全国12个城市开始测试。这12座城市分别为：北京、深圳、青岛、杭州、天津、沈阳、武汉、贵阳、南京、福州、郑州、成都（其余城市正在开发中）。近日，中国移动研究院副院长黄宇红透露，中国移动致力于将MEC预制到5G之中，目前已在10省20余地市开展试点。　　
　　电信运营商针对5G投资的谨慎源于两个：一方面，尽管三大运营商日赚4.5亿，但是净利润在下降；另一方面是，流量资费持续下降，电信运营商似乎遭遇了增量不增收的尴尬。　　
　　面对5G曲高和寡，手机厂商何去何从？　　
　　根据中国移动预判，在2019年5G预商用阶段，测试、预商用5G终端可能在30款以上，其中5G手机价格预计会在8000元以上，数据类终端价格可能在3000元以上。　　
　　中国移动终端公司副总经理汪恒江称，到2020年，5G手机价格将下降到千元档位，数据类终端将下探至500元。达到500元的价格，将会是5G类终端大普及的机会。这种推断有一定道理，因为5G产业链并不成熟，芯片、终端供应链也都不成熟。　　
　　OPPO副总裁沈义人认为，5G手机价格“肯定不会特别便宜”，甚至认为5G手机是一个偏高端定义的产品，因为相关核心元器件打通、调试、研发等成本都很高。　　
　　当年2G手机刚出来卖到3-5万元，3G手机刚上市也有超过万元。和当年3G/4G终端不一样，当时用户急于购买3G、4G手机，是未来更快速享受移动互联网。今天，4G网络基本上满足了社交、游戏、视频等刚需，会急于去尝鲜5G手机吗？　　
　　苹果、华为、三星、VO以及小米等传统手机厂商，如今面对的最大难题是，用多大的力度（研发、推广和渠道）去发展5G手机？　　
　　如果研发投入不足，可能落伍。据外媒报道，苹果手机已确定推迟支持5G网络iPhone发布时间，从原计划2019年变成了2020年。可见，连苹果也力不从心了。　　
　　但是，面对5G孤注一掷，也可能跌入陷阱。　
　　目前，国产手机华为（含荣耀）、OPPO、vivo和小米进入了中移动推出的“5G终端先行者计划”，被视为国产5G手机第一阵营，都有望在2019年上半年推出5G手机。另外，一加、联想、中兴等也宣布5G手机计划，由于出货规模有限，在研发投入方面较为谨慎。　　
　　尚冰却对5G做出了乐观预计，他说，5G时代泛终端也会层出不穷。“2019年的市场空间很广阔，初步估计手机的换机能达到3.5亿部，家庭智能硬件能够超过1亿，行业模组能够超过3亿。　　
　　按照中国终端厂商的速度，到2020年之后，中国5G手机可能超过百款，千元的5G手机可能就会铺满每个专卖店。与此同时，如果有较高的投入，而造成巨大的存货，那这也可能得不偿失。如果在5G时代想依靠手机来复制3G、4G时代的成功，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和3G拼网络、4G拼手机不同，5G网络进入了万物互联，不再是运营商和手机厂商主导的天下，电信运营商早已边缘化，而手机厂商可以说大浪淘沙，能够存活的从数十家减少到3-5家，更多则被淘汰出局。　　
　　德勤数据显示，在2020年到2035年全球5G驱动的产业价值超过12万亿美元，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9%。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5G时代，三大运营商4G网络都不会轻易淘汰，毕竟4G发牌还不到5年时间，运营商在4G建网上投资了数千亿，投资收回之前不会轻易淘汰4G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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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智能手机即将面世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中国移动董事长尚冰7日表示，中国移动将加快5G发展步伐，与产业链合作伙伴共同合作加快推进5G芯片、终端产品的商用和创新，计划于2019年开始5G预商用，并于明年上半年推出5G智能手机和首批中国移动自主品牌5G终端产品。

　　尚冰是在2018年中国移动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做出上述表述的。据尚冰介绍，目前，中国移动已成为全球网络规模最大、用户数量最多、品牌价值和市值位居前列的电信运营企业，全光传输网络达到1483万皮长公里，基站数达到345万个，其中4G基站超过200万个，有线宽带覆盖4.4亿户家庭；移动用户达9.2亿户，有线宽带用户1.5亿户,物联网连接数突破5亿。

　　"我们持续推进网络'提速降费'，取消手机长途、漫游通话费和流量漫游费，3年来，中国移动手机上网流量单价下降了86%，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降低了信息消费门槛。"尚冰说。

　　中国移动副总裁简勤表示，消费升级激发了新动能，中国移动手机流量使用量逐年快速增长，今年中国移动的4G用户月均消耗流量已经超过6G。即将到来的5G新功能强大，智能手机、终端等设备与移动上网体验都将迎来巨大升级。"2019年对于电信运营商来说市场空间是广阔的，我们初步估计国内手机的换机量将达到3.5亿部，家庭智能硬件换机量有望超过1亿台。"简勤说。(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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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向电信运营企业发放5G系统试验频率使用许可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发放了5G系统中低频段试验频率使用许可。其中，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获得3500MHz频段试验频率使用许可，中国移动获得2600MHz和4900MHz频段试验频率使用许可。5G系统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发放，有力地保障了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开展5G系统试验所必须使用的频率资源，向产业界发出了明确信号，将进一步推动我国5G产业链的成熟与发展。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积极指导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做好5G系统试验的基站部署，开展好5G系统基站与同频段、邻频段卫星地球站等其他无线电台站的干扰协调工作，确保各类无线电业务兼容共存，促进我国5G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工信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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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局回应药品集采：
　　对企业“长期是利好”

　　备受市场关注的“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拟中选结果对外公布了。

　　据了解，此次31个试点通用名药品有25个集中采购拟中选，成功率81%。其中：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22个，占88%，原研药3个，占12%，仿制药替代效应显现。与试点城市2017年同种药品最低采购价相比，拟中选价平均降幅52%，最高降幅96%，降价效果明显。原研药吉非替尼片降价76%，福辛普利钠片降价68%，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低25%以上，“专利悬崖”显现。

　　一位参与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的专家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药品招标平均降幅是52%。“根据权威部门的调查资料，在部分仿制药品的销售价格中，真正的生产成本大概只占销售价格的十七、十八分之一。通过集中采购，企业的销售费用、市场推广成本等省去了，因此此次药品集中采购的降幅合乎预期”。一位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此举将企业的制度性成本大大降低，从而让利给老百姓。“虽然企业降价了，但是市场销量和市场份额提升了。当期非利空，长期是利好”。

　　对此，一位中标的企业向记者表示，企业参与此事也是仔细测算过的，肯定有钱赚。

　　在企业看来，如果此次集中采购能够实施，将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此次药品集中采购对企业的业绩影响引起了市场极大的关注。药品价格降幅超出投资者预期导致生物医药行业上市公司股价大幅调整。数据显示，12月7日，A股39家生物医药公司跌幅超5%，华东医药、恩华药业等8家公司股价跌停，京新药业等公司跌幅超8%。港股上市公司中国生物制药再度下跌7.88%，石药集团下跌4.34%。

　　12月8日，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办、联采办负责人对外表示，集中采购本身具有降低采购价格的效应。但中标不影响发展。药价虚高严重是我国医药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这些拟中选药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后，挤掉的主要是销售费用等“水分”，药品生产企业“还是能赚钱的”。拟中选的企业都愿意自主降低价格以价换量。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有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药品集中采购将节约企业四大成本：大大降低药品进入医院的成本；降低了企业占款和融资成本；降低市场推广成本；以市场换价格，通过规模效应降低了药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此外，中标的企业大部分是原料药+制剂一体化的企业，有些企业提前布局，以较低价格采购了大量原料，提前锁住了成本。“这些因素可以对冲药品降价的影响，给中选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上述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推动的带量采购模式，将药品生产企业从‘带金销售’的无序竞争中解放出来，有利于引导其将努力转移到提升药品质量、促进药品研发的正确轨道上来。（.证.券.日.报　.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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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原行助张晓慧回顾货币政策框架的前世今生[color=rgba(0, 0, 0, 0.3)]张晓慧 [url=]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url] [color=rgba(0, 0, 0, 0.3)]3天前

12月7日，人民银行无逆回购操作，这已自今年10月26日以来，央行连续31个交易日不操作。今天，央行开展1000亿元国库定存招投标，中标利率4.05%。此外，12月7日，央行对到期的1875亿中期借贷便利（MLF）进行等额续作，公开市场既无净投放亦无净回笼。
“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较高水平。”央行在多日公告中强调了不进行逆回购操作的理由。市场人士分析，这或许意味着央行思路已经变了，重点在于疏通，让钱从银行体系流向实体经济。
如何更好地理解中国货币政策的演进路径及未来走向？在《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一书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助理张晓慧撰文回顾了货币政策框架的前世今生。
张晓慧文中指出，央行在数量型调控、价格型调控和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的货币政策框架日臻成熟。但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之路上依然任重道远。因此还需要：第一，必须基于中国国情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第二，要主动适应经济规律和市场发展变化，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注重运用更加市场化的间接手段进行调控，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三，增强制定货币政策的前瞻性，提高金融调控的自主性。第四，要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货币政策目标的拓展需要创新相应的工具和手段。第五，始终坚持全球化和动态的视角。
以下是张晓慧《货币政策框架的前世今生》全文。

货币政策框架的前世今生
撰文 | 张晓慧

从历史演进和全球视野来看，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框架都曾经历一个较为复杂的演变过程。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20 年里，全球货币政策逐渐向单一目标、单一工具的方向发展，通过调控政策利率在中期内将价格（主要是CPI或核心CPI）稳定在目标水平成为诸多中央银行的主流选择。普遍的看法是，这样的调控框架更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透明度、克服动态不一致问题可能带来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一度出现的高增长、低通胀局面（即所谓“大缓和”时代），进一步巩固了上述共识。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尽管与主流货币政策框架相去甚远，尤其是人民银行直到1984年才被正式赋予中央银行的职能，但随着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的变化，同时期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也基本瞄着这个方向在努力。不过，在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金融造成严重冲击之后，关于现有宏观政策尤其是金融管理制度可能存在问题的质疑声一直络绎不绝。这些反思和争论，已然对今天和未来的货币政策调控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同样不可能置身事外。
1
货币政策框架的历史沿革
和中国多目标的货币政策选择
货币政策框架是有关货币政策目标、手段和传导机制的总和，也可以理解为货币当局运用政策工具、借助传导机制以最终实现调控目标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在贵金属货币本位时代，各国缺乏自由运用货币政策来影响和调控经济运行的基础和手段。只有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当局才有可能通过改变货币供给总量的方式来调节经济运行，从而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加快了主要经济体摆脱金本位、通过调控信用货币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步伐，凯恩斯理论的诞生则为货币政策成为主要需求管理工具奠定了理论基础。以此作为起点，世界范围内的货币政策框架大致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货币政策更多被赋予追求多元化目标的职责，相应地也强调运用多元化的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例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就具有广泛的政策目标，包括“抑制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创造有利的条件，保持可持续的高就业、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从1946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也包括低失业率、高增长率、低通货膨胀率和汇率稳定等，要求货币政策实现上述目标或在其中进行权衡取舍；而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讲，货币政策需要兼顾的目标就更多。此外，由于这一时期金融发展程度较低，金融产品相对较少，因此统计货币供应总量的准确性较高，中央银行在运用利率工具实施调控的同时，更加重视货币信贷等数量型指标，注意发挥数量型工具的调控作用。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货币政策逐步向单一目标（CPI稳定）和单一工具（短期利率）的方向发展。这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经济体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滞胀”问题，一方面是持续的高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则是经济的缓慢增长。菲利普斯曲线中经济增长与通胀之间的交替关系不再出现，不少经济体试图长期依赖刺激性货币政策实现高增长的想法也未能实现。这一现象引发了各方面对传统多目标货币政策的反思，一些基本理念也因此转变。首先，货币政策应将稳定物价作为主要目标的理念得到强化。人们开始认识到，只有货币政策专注于单一目标，保持好价格水平的稳定，才能最大限度地为经济平稳持续发展创造适宜的环境，而且多目标政策在实际操作中也确实存在矛盾、难以协调。其次，货币政策的规则性和透明度问题日益受到重视。由于货币对一国经济稳定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相当深远的影响，货币政策一旦失误就可能给国民经济造成很大冲击，因此对货币政策应有必要的约束，不应过多强调相机抉择和灵活变化，而应实行有规则的政策调控，以使经济主体建立起对宏观政策的稳定预期。正是基于上述政策理念和全球高通胀的现实背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开始呼吁并追求低通胀这个单一和明确的目标。被视为一种“有约束的相机抉择”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就此应运而生。1989年，新西兰央行确定了通货膨胀指数及其目标区间，成为第一个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之后，加拿大、英国、瑞典、澳大利亚、挪威、瑞士、以色列、冰岛、韩国、匈牙利、秘鲁、菲律宾、泰国、巴西、墨西哥等国相继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
在几十年的演进过程中，全球货币政策框架的基本趋势是逐步从起初的多目标向维护价格水平稳定的单一目标发展。这种演变背后的理论逻辑在于，在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的情况下，市场力量不可能自动决定最优的货币水平，需要中央银行将货币供给调控在适度的水平上；同样，在市场失灵的现实背景下，也需要货币政策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以保持经济的平稳和可持续发展。只不过迫于政府追求高增长的压力，货币当局往往倾向于实施刺激性的货币政策，从而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和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相形之下，如何避免为弥补市场失灵可能产生的问题而导致更大的福利损失则变得更为关键。鉴于此，人们逐步认识到需要加强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约束，其中较为有效的办法就是政策目标的透明化、单一化和具体化。与单一化目标相一致，货币政策工具也就逐步集中到对政策利率的调控上。
毋庸讳言，由多目标演进到维持价格稳定的单一目标制的确是货币政策框架的一大进步，因其简洁、易沟通、好计量。然而，它与中国的现实状况并不那么匹配。从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中央银行职能起，中国政府赋予中国人民银行的年度目标就是维护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和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而作为转轨经济体共有的早期问题——价格严重僵化，税收体系扭曲，非货币化实物分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银行不是真正的商业银行，缺少银行法、会计准则、审计、贷款分类、财务报告等方面的健全制度——所衍生的损失通常又都集中反映于银行体系，如果不能构建起健康的金融机构体系，不仅金融稳定难以实现，价格稳定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更是无从谈起。因此，转轨经济体的特点决定了人民银行在这一历史阶段还必须承担起推动改革开放和发展金融市场的重任。也就是说，在转轨阶段，对中国央行而言，金融改革和实现金融系统健康化和高稳定的重要性甚至要高于控制通胀等传统货币政策目标。这也是几十年来中国央行为什么未能完全跟随全球货币政策框架的变化趋势却坚持选择多目标货币政策的原因：它与中国仍处于经济转轨中的国情是分不开的。2016年，时任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央银行政策研讨会时，对如何理解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选择，也从转型的中国经济视角做过深入的解读。他认为，对于兼具转轨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征于一身的中国经济，在宏观调控的市场基础尚不存在的初期，尤其是财务缺口大、财政能力又很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央行不去推动金融改革和市场发展，就不会有健康的金融机构和市场机制，也就谈不上货币政策的正常传导。更何况，转轨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一样，都有把“失去的几十年”尽快追回来的强烈愿望，较多关注经济增长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2
2008年金融危机后
对传统货币政策框架的反思
大的历史事件往往是激发人们反思历史、创新思想的契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在采取大力度刺激措施抵御危机冲击的同时，也开始探寻金融危机的生成机理，反思其中的经验教训。虽然在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是否为造成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等问题上还有不少争议，但现有货币政策框架可能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已然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最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金融变化纷繁，但从宏观视角看，有三个重要现象非常值得关注：一是经济全球化发展明显加快；二是金融自由化步伐加快；三是各国中央银行普遍将CPI通胀作为货币政策钉住的主要或唯一目标。这三大因素之间的交互影响、相互作用，导致危机爆发前那些年的全球经济形成了一个重要而有趣的格局：一方面，CPI通胀总体较为稳定，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似乎总伴随着较低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初级产品、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波动则显著加大，系统性风险上升。换言之，经济不稳定的信号最初不是由CPI通胀而是由信贷和资产价格的变化表现出来的。全球CPI的显著上涨直到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才开始浮现，且主要表现为以石油、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带动的结构性通胀，剔除这些因素的核心CPI则始终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之所以在经济增长趋缓的同时初级产品价格却加速上涨，既与次贷危机后全球更为宽松的货币条件密切相关，也与房市股市泡沫破裂后大量资金涌入初级商品市场的金融投机有关。而在观察到CPI加速上涨之后，各经济体普遍采取了加息等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措施，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泡沫破裂。鉴于此，可能形成三点结论：一是“结构性”价格上涨已经并很可能在未来成为通胀的重要表现形式，CPI在衡量整体价格水平上的准确性下降；二是由金融投机引发的初级产品价格暴涨成为导致CPI、PPI（生产价格指数）大涨的重要原因；三是CPI、PPI 明显上涨时，往往已处在经济金融泡沫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变化上，CPI特别是核心CPI已成为相对滞后的指标。
上述分析表明，近些年在以CPI通胀为目标的传统货币政策和以个体机构稳健为核心的微观审慎监管之间出现了管理和防范系统性风险方面的空白，这是导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以CPI 通胀为主要或唯一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虽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规则性和透明度，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动态不一致的问题，但如果CPI 这一指标出现偏差或问题，则有可能造成系统性的潜在风险。这些年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大增强了工业生产和供给能力，抑制了一般性商品价格上涨，同时供给有限的初级产品和资产价格波动明显加大，对金融稳定及经济运行的影响显著增加。但由于相对稳定的CPI甚至核心CPI在国际上长期被视为主要的通胀“锚”，相应的政策选择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全球的资产和金融泡沫，累积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传统金融监管的核心是微观审慎监管，其主要目标是维护微观个体机构的稳健，对微观监管的宏观影响往往有所忽略，这种建立在个体稳健基础上的微观审慎监管体系极有可能强化银行行为的顺周期性，同时也难以有效应对跨机构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很有可能加剧经济波动。
综上可见，在现有货币政策框架和微观审慎监管之间存在一块政策管理上的空白，充斥着可能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各种因素，随着全球金融的加快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快速膨胀，这块空白领域也越来越大，对经济金融稳定的影响也日益扩大，急需通过完善货币政策框架和监管改革来应对这些问题。因此，危机后对中央银行角色和货币政策框架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认识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与完善货币政策框架的关系；二是如何看待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的关系，货币政策是否应对资产价格变化做出反应。显而易见，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及其进展，同样构成了中国央行今天和未来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和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核心内容，对完善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大有裨益。
3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和完善
研究国际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逻辑、反思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旨在对完善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提供借鉴。基于上面的分析，国际货币政策理念的演变或许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在大萧条之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潮是强调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功能，强调通过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来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弥补市场失灵。第二个阶段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反思过度运用货币政策可能严重干扰经济运行、引发持续通胀等不利后果，强调提高货币政策的规则性和透明度，其中最为重要的做法就是明确宣示CPI目标区间，以此约束央行行为、稳定市场预期。第三个阶段则可能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开始，主要表现在各方面开始反思单一目标货币政策框架和微观审慎监管存在的问题，强调货币政策需要更多考虑更长期的金融稳定和宏观总量风险，更多关注诸如资产价格、各类信用扩张等可能显著影响价格和金融体系稳定的变化因素，加强宏观审慎管理，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
货币政策框架演进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人类社会对货币政策调控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难简单地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某一种框架或者理论。更为科学的做法是，努力探寻每一种理论的科学与合理之处，尽可能将其融合在一起，统筹兼顾，扬长避短，以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应有的功能。
回顾30多年来中国货币政策走过的历程，总体看遵循着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大原则，使金融宏观调控在探索和创新中不断得到改进和加强。自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国家即开始运用货币政策调节总量平衡。此后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演变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1984—1997年的信贷规模管理框架，基本特点是主要依靠对信贷及现金规模的直接控制来管理、调节经济运行，防止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这与当时国家作为投资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还处在萌芽状态的市场化程度是相匹配的。当然，随着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的变化，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框架也进行了相应调整。与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相适应，金融机构的信贷管理自主权不断扩大，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与资源配置的机制变化相适应，金融市场稳步发展，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外汇调剂市场、股票市场等逐步建立，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作用日益增强，这为放弃信贷规模管理、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转变奠定了基础。二是1998年取消信贷限额管理后实行间接调控货币信贷总量的框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微观主体地位的逐步增强，货币政策开始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型。在调控方式上，初步形成了以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利率以及再贴现、再贷款等手段构成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这一阶段，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取得突破，金融市场快速发展，以间接手段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得以逐步形成。应当说，上述两个阶段货币政策框架的调整适应了企业自主权不断扩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不断增强的要求。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微观经营机制改革入手的，逐步增强微观主体自主决策和配置资源的能力，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也必然要求宏观政策进行调整。这构成了我国渐进式改革推进的内在基本逻辑，反映在货币政策方面就是对间接调控机制和价格型调控手段运用的逐步加强。
从调控实践看，1984年以来我国共经历了六轮较大的宏观调控，包括四次反通货膨胀（1985年前后、1988—1989年、1993—1995年和 2003—2008年）和两次反通货紧缩（1998—2002年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第一轮宏观调控，由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较大而偏重于以行政的、直接调控的手段为主。第二轮宏观调控时虽然行政手段还比较明显，但经济手段的作用已越来越重要，并注重使用提高存贷款利率等工具对经济进行间接调控。从第三轮宏观调控开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则主要强调运用经济手段，努力在对传统货币工具进行创新性使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货币政策框架。可以说，这段时期也是我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重点阶段。
先看2003—2008年。这一时期中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和挑战，是应对由于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国际产业分工链条重组带来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下的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抑制货币信贷过度膨胀和随之而来的通胀压力。但此前常用的公开市场操作由于受到央行持有债券规模的约束无法很好地应对持续和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局面，因而货币政策操作部门积极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创新，自2003年4月开始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年发行量很快就从当年的7200亿元增长到了2010年的4万亿元左右，其间为了缓解滚动到期的压力，又不断完善央行票据的期限品种和发行方式，在3个月、6个月、1年期三个品种基础上增加了3 年期品种，且在保持市场化发行力度的同时也多次对贷款增长较快、资金相对充裕的商业银行定向发行央票，既有效提高了流动性冻结深度，也对促进信贷合理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2003—2008年，共计发行央票17万亿元，开展正回购操作7.9万亿元，对防止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快增长发挥了关键作用。实践证明，在外汇占款刚性增长的情况下，央行票据这一工具的推出为货币调控赢得了一定的主动权。现在看来，央行票据的发行对促进中国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的发展以及利率市场化改革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央票的无风险、期限短、流动性强等特点，弥补了我国债市短期工具不足的缺陷，为金融机构提供了较好的流动性管理工具和投资、交易工具。更为重要的是，定期发行央行票据有助于形成连续的无风险收益率曲线，不仅为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提供了定价基准，也为央行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创造了条件。
这段时期的另一个货币政策工具创新性使用当属存款准备金。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建立与人民银行承担央行职能在同一时点。建立这一制度的初衷不是为了满足金融机构支付清算的需要，而是为了央行“集中资金、配置资金”，将专业银行缴存的准备金通过再贷款的方式，用来支持农副产品收购和重点产业、重点项目的资金需要。最初人民银行按照存款种类来确定存款准备金率，企业存款为20%，储蓄存款为 40%，农村存款为25%。1985年统一调整为10%，并开始支付利息。经过1987年和1988年两次上调后达到13%。由于存款准备金不能用于支付和清算，金融机构为满足资金营运的需要只能在中央银行再开设一个存款账户即备付金存款账户，专门用于办理资金收付。自此，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就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备付金两部分。1989 年，针对当时国有商业银行备付金率普遍偏低、出现支付困难的现象，央行要求备付金率必须保持在5%~7%，也就是说，当时的存款准备金率实际也达到了20%左右。随着以货币供应量为主要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的逐步形成，央行内部就是否继续保留贷款规模指标举行了一场少有的大辩论，最终决定于1998年取消贷款规模控制。
为更好地发挥准备金制度在货币信贷调控中的作用，1998年3月，央行对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将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备付金两个账户合并为“准备金存款”账户，并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 13%下调至8%，准备金存款账户超额部分及分布由金融机构自定，准备金考核按法人统一开展。这次改革对完善和发展中国金融制度可谓意义重大。第一，账户的合并健全了存款准备金的支付清算功能，有利于发挥准备金工具作为货币政策手段的作用。第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不仅增加了金融机构的可用资金，多余部分尚可归还央行再贷款，有利于厘清央行和商业银行的资金关系。第三，准备金按法人存放和考核，有利于加强金融机构系统内资金调度和管理，促进其按法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和自我发展，加快建立现代金融体系。
1999年，为增加金融机构可用资金，支持实体经济走出通缩阴影，央行又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8%下调至6%。客观地说，如此低的准备金水平为2003年以后，针对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贸易顺差过大、投资增长过快和信贷投放过多问题，特别是央行在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对冲流动性遭遇掣肘时，创造性地开始运用存款准备金工具，来深度冻结银行体系过剩流动性提供了可能。不过实话实说，当时对准备金能否作为一种数量型工具运用于货币政策调控也存在不少争议。
传统货币政策理论认为，存款准备金率是货币政策工具中作用最强、影响范围最广、使用频率相对较低的一剂“猛药”。但实际上这种说法主要是针对流动性偏紧的状态而言。在流动性偏紧的状态下，商业银行的超额备付总是保持在最低水平，一旦提高准备金率，短期内商业银行就只能依靠收缩信贷、债券等资产来满足新的准备金比例要求，结果市场利率显著上升，市场预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正因为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威力如此之大，央行通常不将其作为常规性的货币调控工具。然而2003年之后中国货币政策面临的环境却是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基础货币供应过剩，也就是说银行体系存在不断持续积累的流动性过剩。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把准备金发展成为常规的、与公开市场操作相互搭配的流动性管理工具。央行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缩减银行体系超额存款准备金，锁定部分基础货币并降低货币乘数，影响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供应能力，最终可以实现对货币信贷总量的调控。很显然，鉴于存款准备金工具主动性较强的优势，较之其他工具收缩流动性更为快捷和及时，且能长期、深度冻结流动性，因此更适合应对中长期和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局面。所以，将教科书上称为“猛药”的存款准备金变成对冲流动性和货币信贷调控的常规性手段可谓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调控在21世纪的一大创新。
再来看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情况。在面临危机来势凶猛、冲击强度难以预估的情况下，中国货币当局采用了“贝叶斯决策”的方法（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发言中非常清晰地阐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果断出台力度充分的应对措施，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分供应，促进银行信贷合理平稳增长，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努力把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降到最低。
尤为重要的是，考虑到中国经济易热不易冷的体质特征，宽松货币条件可能产生一定的副作用。政策制定者清醒地意识到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货币政策的取向和力度，也就是说，在看到中国经济逐步企稳、走出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阴影之后，货币当局自2009年中即着手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及时对宽松政策动态微调、逐步退出，着力提升政策的灵活性，努力平衡好速度、结构和物价之间的关系，引导货币信贷回归常态。
2009年的夏天酷暑难耐，周小川自巴塞尔出席国际清算银行会议一回到北京，立即召集会议研究部署如何引导货币条件回归常态。由于当时来自市场的压力很大，而利率、准备金等工具的信号作用又比较强，且价格工具的运用还受到流动性约束和较大幅度调整利率难以被接受、部分市场主体对利率敏感性不够、汇率市场化进程仍需推进等多种因素掣肘。于是我们在总结国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特别是借鉴了时任瑞典央行行长，也是金融稳定论坛主席所提出的央行有必要在执行货币政策时采取宏观审慎管理的视角，立即着手研究构建和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措施，希望通过引导商业银行更稳健经营来抑制其过度扩张。
从本质上说，宏观审慎管理特别是逆周期调控正是宏观调控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形式上宏观审慎管理也会涉及对银行准备、资本等传统意义上微观审慎监管指标的弹性要求，但其关键是能在客观准确判断宏观形势基础上进行适时、灵活的逆风向调控，以抑制信贷等顺周期波动，防范源于总量的系统性风险，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因此，作为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延伸和补充，宏观审慎管理可以发挥利率等总量手段难以起到的作用。换言之，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框架。
但由于某些原因，直到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才得以正式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该机制在2016年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即 MPA），将信贷投放与宏观审慎要求的资本水平相联系，同时考虑各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稳健状况以及经济景气状况。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的核心是金融机构适当的信贷增速取决于自身资本水平以及经济增长的合理需要。央行可以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发展变化，以及金融机构稳健性状况和信贷政策执行情况，适时适度调整该机制的有关政策参数，发挥其逆周期调节和结构引导的作用。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机制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配合下，货币信贷增速才得以逐步由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偏高水平回归常态并保持平稳增长。
今天看来，刺激政策的及时退出对避免经济过热和防止物价过快上涨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对之后中国经济的长期平稳健康发展也至关重要。它充分彰显了货币当局对退出时机的抉择和实施上的智慧和勇气、清醒和定力、担当和责任。
随着中国经济恢复较快增长和通胀压力的上升，自2011年起货币政策取向由“适度宽松”明确调整为“稳健”，到2016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已实施六年。其中2012年，面对欧债危机加剧带来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新一轮动荡，货币当局依靠一系列措施的预调微调有效对冲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的冲击。2013年，受美联储释放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信号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加上财政税收因素、市场传言炒作发酵等时点性、情绪性因素的叠加影响，我国货币市场一度出现了后来被媒体渲染为“钱荒”的短期波动，其实这完全是一次微观主体与宏观调控部门对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的博弈。最终央行通过创新调控方式、保持定力，坚持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有效抑制了金融机构的过度加杠杆和信用扩张，也为抑制全社会债务水平和杠杆率过快上升发挥了积极作用。2014年，在外汇占款渠道投放基础货币出现阶段性放缓的情况下，央行通过丰富和完善工具组合，增强主动提供基础货币的能力，确保了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适度。进入2015 年，经济下行压力一度加大，股市也出现较大波动，货币政策适度加大了逆周期调节的力度，五次普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弥补外汇占款减少等形成的流动性缺口，五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以便充分运用价格杠杆稳定市场预期，引导融资成本下行。总体上说，由于多种原因影响，2012—2016年部分时段的货币政策在实施上是稳健略偏宽松的。考虑到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过度扩张总需求可能会进一步固化结构扭曲和失衡，且开放格局下还面临着汇率的“硬约束”和资产价格的“强对比”，2016年底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深入分析了内外部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果断提出2017年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增加“中性”两个字，强调的是货币政策要向真正的稳健回归，意味着不仅数量上要保持货币信贷增速的稳健，质量上更要着力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以促进经济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鉴于此，2017年，央行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一方面做好货币政策调控，从量价两方面为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另一方面坚定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疏通传导渠道，有效应对来自宏观格局变化和金融创新的挑战，取得了积极成果。
改进金融调控依赖于货币政策框架的发展与完善。30多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金融调控和改革工作的实践表明，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演进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货币政策操作偏重数量型调控模式，但价格工具在金融调控与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是在不断增强的；二是货币政策传导从以计划分配等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调控，逐步向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转变；三是货币政策仍然面临多目标之间有效协调的问题，但价格稳定在金融调控目标体系中的地位愈加突出。这些特点决定了未来我们有必要继续循序渐进地推进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转型。
如前所述，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正处在从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的转变过程中，兼具“量”“价”两方面的特征。由于预算“软约束”等问题的存在，利率传导机制尚未完全理顺，还不能完全放弃数量型调控，数量型工具在货币政策调控中仍发挥着必要的作用。但近年来随着金融创新和市场深化的进一步加快，影响货币总量的因素更加复杂，M2（广义货币）的可测性、可控性以及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开始下降，指标意义开始减弱，随着利率传导机制的不断健全，需要研究逐步淡化货币政策的数量中介目标，更多地关注价格型操作目标。同时，考虑到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金融宏观调控的理论和实践主要集中在对传统“单一目标，单一工具”框架的改进和完善上，因此我们在充分发挥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各自作用的基础上，也要更多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整体价格水平，更好地把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结合起来，并据此完善相应的政策手段和组织架构。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与现有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形成相互补充。
从中国国情看，目前数量型调控、价格型调控以及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的调控模式日臻成熟。党的十九大报告已明确提出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这不仅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也与危机以来国际上对传统政策框架进行反思后的主流共识是完全一致的。从价格型操作目标看，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到货币市场利率乃至债券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已逐步健全的基础上，逐步将公开市场操作目标转变为引导货币市场短期利率为主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下一步可以考虑将公开市场短期回购操作利率作为央行政策利率的组成部分并择机定期对外公布，同时探索选择适当的指标性利率作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目标。建立和完善以SLF（常备供货便利）利率为上限、以超额准备金或其他存款便利类工具利率为下限、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控市场基准利率的“利率走廊”，并在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组合中，更多地注重各项工具的价格维度，进一步理顺央行操作利率向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不断提高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最终实现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变。
尽管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仍然还在路上，不仅过去的一些固有的矛盾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新形势下还面临着许多新挑战、新要求，尤其是当前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势力在欧美多个经济体广泛兴起，贸易摩擦和全球化正处于对抗时期，加上发达经济体已步入货币政策正常化轨道，我国面临着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错综复杂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
从货币政策理论的角度看，至少有以下方面仍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深入思考：一是由于现实经济环境不同于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理想状态，存在价格刚性、外部性甚至非理性的“动物精神”，因此很有必要发挥货币政策的功能来弥补市场失灵，保持经济的平稳和可持续发展；二是货币政策调控的关键在于把握好“度”，既要发挥其功效，又要避免过度使用政策调控工具，对经济造成不必要的扰动，避免为解决一个问题而导致更加严重的新问题；三是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有利于提高政策灵活性，但也有可能加剧货币当局的机会主义行为，并因市场主体的非理性预期而失去政策效果，因此需要增强货币政策的规则性和透明度，特别是要有较为明确的政策目标，以约束和规范中央银行行为，并起到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的作用；四是由于实际经济运行高度复杂多变，货币政策完全钉住任何一个单一指标都可能存在问题，且事实上一旦开始钉住某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本身也就可能异化，进而导致政策的系统性偏差，因此货币政策也需要在提升规则性的同时强调对形势变化的敏感反应，强调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工具体系。
概括起来，一个“好”的货币政策需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形势变化的要求，权衡和把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在各种“两难选择”中寻找最佳的中间状态，争取实现最好的政策效果。如此看来，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之路上依然任重道远。因此还需要：
第一，必须基于中国国情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受经济转型和发展阶段的影响，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有其特殊之处。经济快速转型期中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且不同阶段经济运行的矛盾焦点也不同，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以及金融稳定、金融改革等都可能成为特定时期货币政策的优先考虑。从总体来看，在目前我国国民收入水平较低、尚处于经济起飞和转型阶段的大背景下，货币政策仍需为高质量发展、深水区改革提供配合与支持，统筹协调好物价、国际收支平衡以及就业、增长等目标之间的关系。但与此同时，针对我国经济“新兴加转轨”阶段“易热不易冷”的特征，防通胀仍是中央银行最主要的任务和使命。也就是说，从更长时间维度考虑，我们不仅需要更加突出价格稳定目标，更加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整体价格水平稳定，也要更多考虑更长期的货币、金融稳定和宏观总量风险问题，更多关注诸如资产价格、金融体系各类信用扩张等可能显著影响价格和金融体系稳定的变化因素，不断增强货币政策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
第二，要主动适应经济规律和市场发展变化，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注重运用更加市场化的间接手段进行调控，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反映在金融调控方面就是要进一步加强间接调控机制和价格型调控手段的运用，健全和完善数量型、价格型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并注重与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不断完善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增强金融调控的有效性。
第三，增强制定货币政策的前瞻性，提高金融调控的自主性。货币政策存在时滞，从货币当局采取行动开始到对货币政策目标产生影响需要一个过程。这就要求货币政策必须具有前瞻性，通过有效发出政策导向信号，合理引导预期，影响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当然，实施前瞻性的货币政策操作，也会对央行提出更多挑战，要求央行必须拥有准确把握经济趋势的能力和有效的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开放的发展中大国，也要求央行必须牢牢把握对国内经济的调控能力。而提高金融调控的自主性，首要的就是增强汇率的弹性，只有坚持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持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才能提高调控货币信贷总量以及运用利率调节经济的能力。
第四，要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货币政策目标的拓展需要创新相应的工具和手段。宏观审慎政策本质上采用的是宏观、逆周期、防传染的视角，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主要目标，着力减缓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跨机构、跨市场风险传染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的冲击。比较而言，货币政策主要以物价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而宏观审慎政策则主要以维护金融稳定为目标；货币政策主要用于调节总需求，而宏观审慎政策则更多针对加杠杆行为；货币政策以利率等作为工具，而宏观审慎政策则主要依靠调整资本要求、杠杆水平、首付比等。尽管两大政策各有侧重，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之间有相当紧密的联系，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需要相互融合。也就是说，宏观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决定了必须发挥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作用。
第五，始终坚持全球化和动态的视角。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经济体之间相互影响和溢出效应越来越明显，央行需要从全球视角观察和分析问题，正确把握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运行和货币政策传导规律，据此制定和实施金融调控政策，防范其他国家的宏观政策对我国的负面溢出效应，同时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协调与合作，提升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进一步协调好本外币政策，努力实现保持本国经济平稳发展以及与外部政策之间的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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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去年相比，今年国务院国资委有关领导对于各地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调研，显得更为频繁。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后发现，最近一个月时间，国资委有关领导先后赴江苏、广东、四川、湖南、深圳以及上海等地展开调研。除了提出要加强自主创新、以创新驱动发展外，“积极稳妥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更是成为调研过程中的高频词。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国资委领导对各地有关国企改革方面的密集调研，应该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尽快推动总结前期改革所取得的经验，二是了解部分改革推进进度不如预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而为更好制定明年国企改革计划、确定重点任务做好铺垫。

　　事实上，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作为本轮国企改革重要突破口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据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透露，在第三批共计31家混改试点企业中，发改委已批复8家央企子企业试点方案，各地已批复15家地方国企试点方案，其余试点方案也在抓紧履行批复程序。

　　“总的来看，当前监管层对于混改的推动力度是比较大的。”昨日，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丽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除了发改委积极推动前三批混改企业试点工作外，在国资委推出的国企改革“双百行动”中，混改更是此次综合性改革的重头戏。此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中的二级、三级公司也在进一步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竞争类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也都在结合各自的具体情况，推动内部子企业和所监管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

　　尤为关注的是，《证券日报》记者从一位权威知情人士处了解到，有企业反映，目前已经收到第四批混改试点的推进通知，而前三批混改试点企业已经在做改革绩效评估。

　　对此，周丽莎提醒，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仅要“混”，更重要的是“改”。混改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股权结构、内部治理、激励约束等多方面内容，因此，需要联动推进、同步深化，而不能是为了“混”而“混”。因此，对于混改企业而言，除了要明确目标外，还需明确混改的有利条件、改革方案设计的依据以及主要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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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发布实施了新修订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规则》（以下统称“上市挂牌规则”）。

　　上交所表示，此次修订除了规则体例及结构的调整外，重点对5个方面进行了优化。包括加强一线监管，切实提升监管效能；规范债券预审核规程，强化申报即纳入监管；健全信息披露和存续期管理安排，强化投资者权益保护；规范债券停复牌行为，保障债券市场平稳运行；做好衔接协调，健全交易所债券自律规则体系等。

　　未达条件不采取竞价交易

　　对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上交所通知称，未达条件的公司债上市不采取竞价交易方式。仅采取报价、询价和协议交易方式。

　　要达到的条件包括四个：（一）债券信用评级达到AA级或以上；（二）发行人最近一期末的净资产不低于5亿元人民币，或最近一期末的资产负债率不高于75%；（三）发行人最近3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不少于债券一年利息的1.5倍；（四）上交所规定的其他条件。此外，债券存续期交易方式的动态调整由上交所另行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规则》，是上交所对原《上海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了修订，并将其更名。

　　上交所表示，2015年以来，公司债券市场平稳发展，市场结构不断优化。随着市场规模逐步扩大，进一步夯实基础性制度安排、完善上市挂牌规则的必要性日渐凸显。为此，上交所于去年下半年着手启动上市挂牌规则的修订工作，并于今年5月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此次修订，共收到来自有关单位及投资者的具体反馈意见近50条。上交所对所有反馈意见逐条研究，反复讨论、数易其稿，合理可行的意见均予以吸收采纳。此次修订除了规则体例及结构的调整外，重点对5个方面进行了优化。

　　上交所称，债券上市挂牌规则是上交所债券市场的基本业务规则，此次修订发布将有利于进一步夯实上交所债券市场自律管理规则体系，规范发行人、中介机构等市场参与主体的上市挂牌、信息披露、交易转让及信用风险管理等市场行为，将为建设高质量交易所债券市场奠定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

　　上交所将继续一如既往地扎实开展债券市场自律管理工作，不断提升组织市场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切实维护债券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和保障交易所债券市场平稳有序健康发展。

　　规范债券预审核规程

　　具体而言，5个方面的优化如下：

　　一是加强一线监管，切实提升监管效能。落实《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对交易所履职提出的最新要求，将自律监管对象拓宽至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以及提供有关服务的专业机构及其人员，并增设了现场检查等监管方式及收取惩罚性违约金等措施，促进各市场参与人归位尽责，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

　　二是规范债券预审核规程，强化申报即纳入监管。通过设置专门章节强调了上市预审核、挂牌条件确认环节的监管要求，进一步明确债券预审核的权限、申请文件要求、自律监管权限及期后事项报告等事项，落实“申报即纳入监管”的预审核要求。

　　三是健全信息披露和存续期管理安排，强化投资者权益保护。适应债券信用风险防控的新挑战、新形势，重点完善了存续期制度安排，包括进一步丰富和强化信息披露要求，夯实信息披露义务人责任，明确发行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的资质要求；细化受托管理人的尽职调查、风险管理、补位披露、风险提示等职责，优化持有人会议制度安排，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及持有人权益保护。

　　四是规范债券停复牌行为，保障债券市场平稳运行。近年来，部分债券因异常波动或按规定被实施停牌等，导致流动性丧失等问题，受到市场关注。此次修订进一步完善了债券停复牌的适用情形，确保债券交易的连续性，并细化停牌期间的信息披露、风险排查等要求。

　　五是做好衔接协调，健全交易所债券自律规则体系。吸纳了近年来新发布的相关规则要求，明确可交换债券、可续期债券等特定品种债券的监管规定，进一步完善债券交易转让机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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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早上，安踏体育董事局主席丁世忠以“无比激动”的心情签发了一份文件，这是他“从创业到今天所做的份量最重的一次决定”。

　　这份文件是由安踏体育携手包括腾讯在内的其他投资方组成的财团，正式向芬兰体育用品集团、始祖鸟母公司亚玛芬（Amer Sports）发出的收购要约书。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国内体育用品圈几乎刷屏了该消息。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对于一些普通消费者来说，亚玛芬或许较为陌生，这和一些小众体育运动在过去的普及度和认知度不足有关系。亚玛芬旗下众品牌都是细分领域的领导性品牌，其90%以上的市场份额来自欧美。可以预见的是，一旦并购完成，安踏体育将借助其在中国市场的优势，进一步提升亚玛芬中国市场业绩。但对于安踏体育而言，也需要面临如何在短期内实现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等挑战。

　　四方资本46亿欧元收购

　　12月7日，由安踏体育、方源资本、 Anamered Investments及腾讯组成的投资者财团宣布，通过新成立的Mascot Bidco Oy公司，自愿性建议公开现金要约收购亚玛芬体育公司（以下简称“亚玛芬体育”）所有已发行及发行在外的股份。

　　其中，每股要约价格为现金40欧元，较其三个月不受干扰成交量加权平均交易价格溢价43%。亚玛芬体育全部已发行及发行在外股本的要约收购价值约为46亿欧元。要约定价主要参考亚玛芬体育的市场定位、过往业务和财务表现、其在可见未来的经营前景和财务状况，以及亚玛芬体育现时及历史股价。亚玛芬体育董事会已决定一致建议股东接受要约收购。

　　要约收购文件将于12月20日或之前公布。要约收购的要约期预计将于12月20日前后开始，持续约十周。根据要约收购的条款和条件，Mascot Bidco Oy公司保留不时延长要约期的权利，预计要约收购最迟将于2019年第二季度完成。

　　此次收购计划最早可追溯至，安踏体育在9月12日披露的一则消息。当时市场关注焦点在于安踏体育将如何筹措收购资金，一组可对比的数据显示，此次收购亚玛芬体育拟作价46亿欧元（约合371亿元人民币）；而截至2018年6月30日，安踏体育现金及银行结存为69.32亿元（人民币，下同），约为交易总价的18.68%，公司实现营收105.54亿元，资产总额206.42亿元。

　　而对于腾讯此次为何加入“团购大军”，腾讯总裁兼执行董事刘炽平表示，“亚玛芬体育和安踏体育都是体育用品行业中的佼佼者，拥有出色的产品、知名的品牌以及强劲的零售渠道和运营能力。在腾讯先进技术和庞大社交用户群的有力支撑下，我们期待我们的智慧零售计划能够助力亚玛芬体育和安踏体育提高运营效率，捕捉未来的增长机遇。”

　　“团购”刷新2018年纪录

　　公开信息显示，亚玛芬体育于1950年在芬兰创立，并于1977年在纳斯达克（北欧市场）赫尔辛基证券交易所挂牌。是世界顶级体育器材品牌管理集团公司，亚玛芬旗下拥有多个知名户外奢侈品牌。

　　此次收购被业内人士评价为“中国体育用品行业对外并购的里程碑式的事件”，而收购金额也堪称2018年中资企业海外并购的最大单。

　　事实上，此次收购也引发了体育用品相关行业关注，安踏为何选择在大经济环境的相对低点进行大举并购？

　　对此，丁世忠坦言，“在做出这个决定前，也曾连续几天都彻夜未眠。” 其在内部信中表示：“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对公司意味着什么？最近也有很多人问我，安踏集团现在发展得非常健康，日子可以过得很舒服，为什么还要折腾？” “我一直感恩遇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人生的价值就是不断地超越自我、不断地突破成长的边界，永不止步。”

　　从公司财务数据上看，安踏近几年维持了业绩的持续增长，2018年前三季度，安踏品牌产品零售额同比仍然实现两位数增长。

　　张庆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长远来看，这次并购将会给安踏带来跻升全球三大品牌甚至更远未来的可能，其本人也对丁世忠作为企业掌舵人所作出的选择表示赞赏。但另一方面，从短期看，安踏需要面对的最直接的挑战，即亚玛芬体育占主要收入来源的欧美地区近几年增速不断下滑，一旦并入安踏体育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将给公司业绩带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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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晚间，《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正式下发，理财子公司生来“含着金汤匙”，各种利好释放，包括发行的公募产品允许直接投资股票、不再设理财产品的销售起点、投资者首次购买理财产品不强制在线下网点面签、允许发行分级理财产品等等。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用来形容理财子公司再贴切不过了。根据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商业银行通过子公司展业后，银行自身不再开展理财业务（继续处置存量理财产品除外）。同时，理财子公司应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效防范经营风险向母行传染。

　　划重点，“理财子公司应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理财子公司虽享受着监管层给予的各种利好，但是能否成功开展运营还看自身实力，况且还面临着公募基金、信托等的竞争压力。

　　通过采访多位从业者和业内专家，部分人认为理财子公司和公募基金主要在固定收益投资和货基两个方面展开竞争，不大可能存在合作；部分人认为理财子公司和公募基金可以合作，把蛋糕做大，服务客户。

　　合作

　　农银汇理基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募基金在权益投资方面有更大的经验，在人才的积累和储备上也有相对优势，从长期发展来说，理财子公司与公募基金将是良性合作，优势互补的关系，也将给投资者带来更多选择。未来随着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其刚兑的优势不再。对公募基金来说，竞争更公平，更有利。

　　同时，上述负责人还指出，货币类产品的T+0限制、流动性风险管理方面，公募基金的监管要求要比理财类货币产品严格。短期看理财类货币产品有竞争优势，但可能的潜在风险也会大于公募货币基金。

　　北京某大型银行系公募基金人士向记者表示，对于银行理财子公司，我们整体地态度是比较积极的。短期内不太可能有一个特别大的冲击，因为理财子公司从成立到运作需要一定时间，现有的银行理财也需要适应期。个人感觉，理财子公司的具体打法并不是很明确，要看后续的发展。公募基金发展了20年，具有自身的优势，比如信披的牌照优势、渠道布局、已经积累的长期合作关系以及投研人才，短期内理财子公司不见得立马能够发展到这个程度，从而取代公募基金。公司从上至下的态度是，希望能够和理财子公司形成一个合力，一起去把蛋糕做大，更好的服务客户，毕竟市场上的钱还是很充足的。

　　同时，上述银行系公募基金人士声称，现在整个行业都是货基和固收类占大头，权益类较小。但权益类产品不仅仅是因为理财子公司这件事情才开始发力的，市场和大家的倡导正在促进权益类慢慢做大，但是要说因为理财子公司的刺激一下子规模变大也不是很现实。看今年指数发展挺好的，可以更多关注被动指数类产品，主动权益类慢慢发力。

　　记者向工银瑞信基金发送采访函，对方称不方便作出任何回应。

　　针对理财子公司抢夺固收投资人才的传闻，农银汇理基金、上述银行系公募基金人士、浦银安盛基金均表示，我们现在还是很稳定，没有出现人员流动的情况。

　　猎聘APP上搜索“固收投资”，出现不少招聘信息。某老牌公募基金公司在招固收投资总监，给出的年薪为160-220万元，要求8年以上固收投资经验，5年左右公开历史业绩，且业绩良好。

　　而根据此前曝出的“某排名前十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目前正在筹备资管子公司，管理资产规模达到十万亿以上，招聘岗位为固收投资／量化／衍生品交易投资总监，年薪为150-210万元，并且要求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以此来看，上述某老牌公募基金公司的固收投资总监年薪比银行理财子公司要高，并且对工作年限的要求更加宽松。所以，人才抢夺上，理财子公司的竞争优势并不一定更强。

　　同时，银行理财子公司的固收投资岗位的年薪更加逊色于部分私募基金。猎聘网显示，某知名私募基金需要招聘固收投资总监一岗位，工作经验仅要求5年以上，年薪就高达240-300万元，这个年薪的底线比上述理财子公司的极限还高，差距显而易见。

　　竞争

　　另一方面，理财子公司和公募基金的竞争关系不可忽视。

　　德邦基金FOF业务部总监王群航向记者表示，4月份的资管新规出台之后就要求银保监会、证监会公布相关的实施细则，这对于中国资产管理行业是利好和规范。相关实施细则出台，进一步表明了公募基金在中国资管行业里的标杆地位，尤其是证券公司大集合《指导意见》的第二条，明确要求证券公司应当严格遵守公募基金的法律、行政法规及证监会的规定。以往，中国资管行业各细分领域里的监管是分割的，各有各的游戏规则，并且似乎公募的规则是最为严格的，现在一下子统一了，要按照公募的标准来做，那些其它细分领域的主体便很难继续享有原先的监管红利了，因此，他们未来必然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资管市场都是凭业绩说话的，业绩是最好的品牌。无论什么样的管理人，无论什么样的股东背景，长期以来的市场绩效排名早已表明：业绩与股东的背景及实力没有绝对的关联。银行理财以往的渠道优势是建立在特定产品类型之上的，即刚兑型产品。未来，大家都一样搞净值型产品，客户必须承担风险，所谓的渠道优势不一定会继续，”王群航表示。

　　截止今年9月末，股基和混基总规模为2.36万亿元，而在2007年这个数据为2.97万亿元，这些年公募基金用货基冲规模，靠利差存活。

　　中基协数据显示，截止今年9月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13.36万亿元，较去年底增长1.76万亿元，增量主要来自于货基增长的2.15万亿元，同时，货基为8.26万亿元，占比为61.82%；8月份数据显示，公募基金总规模为14.08万亿元，货基规模为8.95万亿元，占比为63.57%。由此可见，货基占比已出现下滑迹象。

　　天相投资研究中心负责人贾志告诉记者，理财子公司的优势明显，投资范围广，有法人资格、独立运作，应该是最好的选择。独立运作后，可以有制度创新，可以提高效率，可以尝试不同于母行的考核机制，有利于做大做强。目前，公募基金只有投研团队，过往业绩有一定优势。理财子公司和公募基金有合作也有竞争，长期以竞争为主。公募基金未来发展会比较艰难。

　　针对理财子公司是否会把理财的销售门槛降为和其他资管产品同样的起点，从而提升自身竞争力。融360大数据研究院分析师杨慧敏表示，这不见得。理财子公司或会根据不同的产品类型设置不同的销售起点。比如，现金管理类产品将会对标货币基金，销售起点或会从现在的1万元继续降低至1000元。但封闭式净值型产品，销售起点可能不会太低，单位净值的每日变化更要求投资者拥有一定的风险意识，所以不太适合太低的销售门槛。

　　同时，理财子公司的设立势必会影响到委外基金，对债券基金的影响尤其大，此前银行委外推动了公募基金规模激增。数据显示，截止今年10月25日，委外基金的规模为1.85万亿元；据中基协数据显示，截止今年9月底，公募基金总规模为13.36万亿元，委外基金占比为13.85%。

　　同时，理财子公司一旦接入银行理财，规模将可能迅速超过公募基金。公开数据显示，工商银行的非保本理财规模为2.58万亿元；农业银行的非保本理财规模为1.51万亿元；建设银行的非保本理财规模为1.60万亿元；招商银行的非保本理财规模为1.99万亿元。仅这四家银行的非保本理财规模就已接近8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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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收账款不仅是企业下游议价能力的体现，也是收入的先行指标，在次高端白酒市场规模整体增长的大环境下，舍得酒业为何业绩仍在增长，而预收账款的下滑则让人隐忧

　　新年将至，白酒迎来销售旺季，消费升级是白酒市场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次高端白酒将成为消费升级核心价格带的地位更加巩固，市场的容量将持续提升。

　　11月29日晚间，舍得酒业发布公告称，公司拟向421名董事、高管、中层管理人员以及核心人员授予限制性股票。价格为每股10.51元，限售期为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8个月、30个月、42个月、54个月。这是公司拟推上市以来的首次股权激励计划。按照激励总数不超过919.3万股来看，舍得酒业此次股权激励计划账面价值近亿元，可谓是大手笔。

　　值得注意的是，11月30日该股净流入金额1.35亿元，其中，主力净流入1.24亿元，股价报收于22.38元/股，单日涨幅8.96%。12月3日，舍得酒业涨停，报收24.62元，12月5日，舍得酒业高开低走，收盘报25.65元。四个交易日涨幅达14.6%。显示市场对公司前景有所期待。

　　加速高端市场布局

　　从当前次高端白酒竞争格局来看，高占位及强发声是这些品牌在核心受众中产生的传导效果，并完成现阶段用户培育的必修课。

　　2015年11月，天洋集团与射洪县政府签署协议，以38.22亿元的总价收购了沱牌舍得集团70%的股权，从而间接控股了舍得酒业。天洋集团控制下的舍得酒业最大的战略转变即是对营销的重视，新的管理层提出了“颠覆营销”的概念，主要体现为将销售费用的预算从向主流媒体投放广告转为直接投入市场推广、拉动销售。2016年舍得酒业成为四川首家成功改制的上市公司。

　　今年3月底舍得营销公司“挥师北上”，迅速完成整体搬入北京的战略动作，当时便引发了行业广泛关注。随后舍得酒业在品牌端的持续动作，由此带来业绩的提振。

　　11月21日，舍得酒业在其官网又连发27份招标书。据记者统计，舍得酒业自4月2日开始，已经发布了167份招标书，遍布全国150多个省会、地级、县级市场。投放内容包括店招、户外大牌、十字路牌、社区灯箱、公交车车体、广播电台、微信朋友圈等产品广告及企业形象广告，所涉及的产品包括沱小九、沱牌天特优曲、舍得系列、吞之乎等舍得酒业核心产品。

　　在公司品牌曝光度不断得到拉升的情况下，舍得酒业的“蘑菇战术”将会在全国范围内稳步拓宽。

　　当然，随着营销动作不断加大，舍得酒业的销售费用也在上升，截至今年三季度，公司的销售费用为4亿元，远超同期净利润，去年同期为3.93亿元。预计今年销售费用还将有所提升。而这些举措带来的收益提升能否覆盖掉上升的销售费用，市场对此也非常关注。

　　业绩增长但有隐忧

　　10月25日，舍得酒业发布第三季度报告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舍得酒业营收为15.89亿元，同比增长27.82%;净利润为2.73亿元，同比增长186.01%。

　　2018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酒类产品净销售收入13.23亿元，其中舍得酒业10.45亿元，公司毛利率为72.12%，净利率为18.62%。

　　从产品来看，今年前三季度，舍得酒业中高档酒收入12.85亿元，同比增长28.17%。从渠道来看，公司经销营收13.05亿，电商营收0.18亿。从区域来看，公司省内营收3.22亿，省外营收9.83亿。前三季度共有1608家经销商，累计新增344家。

　　值得注意的是，舍得酒业三季度末的预收账款为1.79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0.98亿元。

　　从事多年白酒经销的业内人士王进龙对《投资者报》记者说：“一般到了10月份，就进入传统白酒的销售旺季，节庆增多，经销商也要开始适当囤货。同时，各厂家对经销商的要求也有所增加。比如，向企业打预付款、完成进货目标之类等。”

　　酒类营销专家袁成金则表示，预收账款不仅是企业下游议价能力的体现，也是收入的先行指标，预收账款大幅增加的企业，收入接下来大概率也会增加，反之亦然。

　　次高端产品矩阵成型

　　2018年下半年，随着茅台、五粮液零售价格向1499元、1099元纵深挺进，高端产品对次高端300元~600元价格带封锁已经完全打开，预计留下的巨大发展空间还会持续扩大，这显然对于舍得酒业的销售有一定提振作用。

　　据招商证券称，预计到2020年，次高端市场容量将以年均20%的增速扩张到720亿元，成为增速最快的细分市场。10月下旬，次高端的代表水井坊、汾酒、舍得和酒鬼酒等四家上市酒企陆续亮出前三季度的成绩单，比较来看，无论是营收还是利润几乎都是以超过或接近30%的速度在增长。

　　据相关资料显示，目前舍得酒业产品形成了以次高端“舍得”为核心、以中端“沱牌”为重点，培育超高端“吞之乎”、中高端“陶醉”、小瓶酒“沱小九”的产品矩阵。公司将现有舍得销售团队裂变为市场发展团队(负责消费者培育)及销售发展团队(负责经销商及终端渠道)，分工明确。这些举措的成效，未来也有望体现在公司的销售业绩上。

　　值得一提的是，舍得酒业产品结构进一步提升，聚焦次高端价格带。公司大单品价格坚挺，品味舍得利润较高，新品智慧舍得具备持续增长的空间。预计这两项将保持每年100%~150%以上增长。

　　国金证券投顾黄贵梁表示，近期白酒的恢复发展头部效应明显，2017年之后，逐渐由高端向次高端扩散，行业开始回归至主流价位的成长，趋势明确。未来随着消费升级和行业向名酒集中，一方面，将会继续看到次高端价位的快速扩容，趋势不会改变。另一方面，在挤压式竞争过程当中，唯有品牌力和管理营销能力的龙头公司才能够获得持续增长。

　　成都一位李姓白酒经销商向《投资者报》记者表示，近来舍得酒业在成都次高端市场表现良好，智慧舍得、品味舍得等次高端产品在成都市场增速很快，蚕食了剑南春、郎酒等原有次高端品牌的市场份额。

　　对于舍得酒业未来是否会涨价或调整等相关问题，《投资者报》记者通过舍得酒业公开电话及公开邮箱进行了采访并发去采访函，但截至发稿未获得相关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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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信托传统业务“三驾马车”之一，政信信托今年以来不断经历着信任危机。

　　早在今年年初，云南某城投公司信托贷款未能如期偿还的消息曾令市场震惊。而在2018年即将结束之际，市场上多款政信信托传出延期兑付的消息。基于此，信托公司也迅速展开行动，通过多种手段维护投资者权益。

　　北京某信托公司法务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指出，与“刚性兑付”一样，所谓的“城投刚兑”是非市场性的，也不符合监管精神。对于政信信托而言，投资者应打消对政府信用的过度依赖，从信托项目本身的风险进行考量。

　　韩城项目延期兑付

　　国通信托：已有还款计划

　　日前，国通信托（原方正东亚信托）此前发行的“方正东亚-方兴309号韩城城投集合信托计划”传出延期兑付消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违约再添一例。

　　公开信息显示，该信托计划陆续成立于2017年4月份到7月份，规模为3亿元；融资方为韩城市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韩城城投”），由韩城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信托贷款用于韩城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项目建设。

　　而从融资方来看，韩城城投成立于2005年，注册资本为5.32亿元，由韩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分别持股86.44%、3.56%。2018年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韩城城投营业收入为39.45亿元，同比降低5.85%；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1.62亿元，同比降低31.63%，其原因在于“借款余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长，导致财务费用增长较快”。

　　在鹏元资信出具的2018年上半年跟踪评级报告中指出，韩城城投整体资产流动性较弱，经营活动现金流表现较差，有息债务规模较大且增速较快，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截至2017年年底，韩城城投对外保证担保金额为27.2亿元，占所有者权益的比重为23.19%，面临较大的或有债务风险。

　　国通信托内部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得知融资方无法按期履约后，为保障投资者利益，公司内部紧急召开会议研究布署应对措施，相关负责人密切与融资人和地方部门沟通。国通信托已于前期分别向陕西省以及韩城市各级机构进行紧急沟通和催收，希望通过各方面共同努力推动融资人还款工作。

　　据悉，目前韩城城投已还款3000万元，并出具偿还贷款本息的承诺函，确定初步还款计划。国通信托正与投资人就该承诺函进行意见征求和协商安排，要求融资方进一步提出切实可行、投资人认可的履约方案，促进尽快还款。

　　该内部人士称，虽然韩城城投出具了关于还款计划的承诺书，但并不代表国通信托放弃了贷款合同等交易文件中的任何权利，其将继续根据同融资人、保证人的约定进行后续的债权催收工作，接下来将通过多种手段，进行财产保全，以最大限度和最大努力，全力以赴维护投资者权益。

　　此外，针对投资者质疑该项目的风控管理能力，国通信托表示，公司始终把风险防范置于首位，内控管理和合规经营并称，始终不渝坚守风险防控体系的大门，稳步提升风控的精细化管理水平。韩城项目违约，只是国通信托的孤立项目、孤立事件，不会对国通信托的其他项目造成影响。

　　“城投刚兑”难续

　　政信信托待破局

　　近年来，财政部剑指地方违规举债，表态“打消地方债中央买单和政府兜底幻觉”，地方省级政府亦提出“谁使用、谁偿还”、“绝不为州市县政府债务兜底‘埋单’”。在此背景下，地方融资平台难以“借新还旧”，出现流动性问题的公司并不罕见。

　　今年年初，云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未能如期偿还信托贷款导致项目延期，彼时曾引起市场震动。而在监管部门陆续出台多起政策后，城投公司的融资困难进一步凸显。

　　例如，今年3月底，财政部发布《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8】23号）。要求国有金融企业不得直接或通过地方国有企事业单位等间接渠道为地方政府及其部门提供任何形式的融资，不得违规新增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贷款，不得为地方政府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提供支持。

　　从禁止地方政府为融资平台出具担保函，到直接禁止金融机构参与地方政府违规举债。彼时即有机构人士指出，对于部分地区经济水平发展较差、高度依赖地方财政的平台公司，在严监管之下流动性风险将进一步累积，易产生违约风险。

　　进入四季度以来，除国通信托的“方兴309号”发生违约外，中江信托的“金马430号”信托计划也发生违约，违约理由如出一辙，均是由于融资方流动性紧张所导致。对此，中江信托称，逾期发生后已派人到现场进行催收，积极督促融资人、担保人筹措资金偿付信托贷款本息，将作为受托人及时跟踪融资人、担保人等的情况，继续进行信托债权催收。

　　事实上，由于隐含政府信用在内，政信类信托项目被认为是安全性相对偏高的产品。在2015年-2016年期间，由于市场资金面较为宽松，地方政府融资市场火热，金融机构纷纷寻求业务机会。时过境迁，截至今年二季度末，信政合作项目余额仅为1.13万亿元，占比仅有4.64%。规模占比较2016年以来峰值水平降低了约46.7%。市场上多起违约消息也代表着“城投信仰”的终结。

　　“‘刚性兑付’是早期信托业内的‘潜规则’，也可以说是产品宣传的一种噱头，是非市场性的，也不符合监管精神。”北京某信托公司法务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指出，“资管新规”中规定禁止“刚性兑付”。对于政信信托而言，投资者应打消对政府信用的过度依赖，从信托项目本身的风险进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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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哩哔哩（下称“B站”）作为一家二次元年轻爱好者高度聚集的内容社区，为用户提供PUG视频、动画视频、直播视频以及手机游戏等内容，然而从近期动作来看，B站正从一家视频网站转变为全方位网络娱乐世界。然而，B站业绩上并不好看，扩大的亏损、下滑的游戏业务收入都考验着市场的耐心。B站近期在游戏、动漫、电竞等领域大手笔的投资也让运营成本大幅增加，而市场环境却愈加严峻。

　　针对上述问题，记者向哔哩哔哩发送采访函，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复。

　　亏损扩大

　　11月21日，哔哩哔哩发布截至9月30日的2018财年第三季度财报，实现营收10.79亿元，同比增长48%；总运营支出4.536亿元，同比增长120%；净亏损2.46亿元，比去年同期1460万元同比大幅扩大，净亏损率从同期0.4%提高到19%，在业绩不甚理想的情况下，盘后股价下挫约4%。

　　表面上看，B站是一家视频网站，实际上，它是家“披着视频外衣的游戏公司”。这个特点从财报上可以明显看出：2018第三季度，其游戏收入在有所下降的情况下，依然占总营收的69%，第一季度则占比高达83%。从2016年开始，B站重点发展游戏业务，该收入达到3.42亿元，总营业收入5.23亿元；2017年，B站游戏业务收入20.58亿元，总营业收入24.68亿元。

　　游戏收入主要来自《FGO》和《碧蓝航线》两款游戏，然而手游周期较短，且其中营收贡献主力游戏《FGO》上线600日庆祝活动已举办完毕。对于游戏收入是否能持续支撑哔哩哔哩的业绩，难免有所疑问。而据其财报显示，游戏收入已初现疲态：2018第三季度B站游戏营收7.44亿元，环比下降6%。

　　由此，B站也一度饱受营收结构单一的质疑，而提出去游戏化的B站，实际行动上并没有停下在游戏领域深耕的脚步。

　　9月份，B站在全球最大游戏发行平台steam上注册开发者账号，公布了《音灵》和《漫展模拟器》两款端游；10月份，B站宣布代理国产独立游戏《太吾绘卷》；自去年成立电竞俱乐部，取得英雄联盟联赛永久席位后，不久前B站又花费近2000万美元拿下《守望先锋》联赛OWL1个名额。而且据了解，B站手上还有数个游戏等待上市。

　　暗藏隐忧

　　事实上，进入2018年以来，B站发展道路屡次受挫。1月份，数款违背法规的游戏被点名整改，其中2款属B站旗下，包括游戏业务营收主力《碧蓝航线》； 6月，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约谈多家网站负责人要求其清理平台中的低俗内容，B站也在此列；7月20日，央视新闻点名B站，直斥其动漫内容低俗。B站同日作出回应称，已于第一时间下架了涉嫌含有不良内容的视频并启动自我检查。然而7月26日，在由国家网信办会同其他五部门展开的网络短视频行业集中整治行动中，B站仍被勒令下架整改，B站股价因此大跌8.4%。

　　B站的亏损率扩大，与7月份的下架有紧密关系，更与游戏行业的变化有关。

　　由于监管趋严，游戏行业被普遍认为已进入寒冬，这首先体现在版号上：2018年3月29日，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游戏申报审批重要事项通知》，称由于机构改革，所有游戏版号的发放全面暂停，且并未通知暂停期限。从其官网公布的信息看，自2018年3月以后就再没有新的进口网络游戏获批。据了解，有业内人士表示，今年内版号重启的可能性并不大。8月30日，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的通知。通知表示，国家新闻出版署将实施网络游戏总量调控，控制新增网络游戏上网运营的数量，探索符合国情的适龄提示制度，采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的使用时间。

　　目前政策的变化对整个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5日，52家游戏类上市企业中，45家股价下滑，38家跌幅超过20％，正负相抵后，52家企业总市值蒸发超过8566亿元人民币。

　　据了解，B站有数个游戏等待上市，游戏版号的持续关闭，势将影响B站的营收情况。

　　另一方面，B站在漫画领域的进军也前途未卜。11月，B站悄然上线漫画APP，且据媒体报道，B站与网易漫画的交易已进入尾声，进入员工安置阶段，最终结果可能是B站收购网易漫画大部分版权及运营资产，据悉，成交额在亿元左右。

　　然而目前来看，漫画还并不是一个成熟行业。8月2日，文化和旅游部执法检查“哔哩哔哩”“快看漫画”等27家动漫网站，下线涉嫌违规动漫视频977条、漫画167部；10月30日，网传腾讯动漫因内部调整，停止支付作者稿酬，随后腾讯动漫称为谣传。

　　B站的月活跃用户数、付费用户数均有较大增长，但正如哔哩哔哩CFO范昕表示，未来三到五年内，游戏收入仍将占B站50%以上。在游戏收入前景迷茫，电竞投入资金回收周期长、会员付费收入难堪大任现状下，B站能否跳出亏损的泥潭，还需时间观察。（思维财经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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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一个银行董事的职位摆在你面前，需要考试通过才能获得任职资格，你会全力以赴吗？

　　回到现实，就有这么一家银行，因为拟任职的相关人员考试没通过，导致其银行董事任职资格未获核准。这样一件颇显尴尬的事情，就发生在不久前的兰州七里河新华村镇银行。

　　考试未通过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甘肃银保监局筹备组日前发布了《关于不予核准陈清流兰州七里河新华村镇银行董事任职资格的批复》（甘银监复〔2018〕152号），批复内容显示，陈清流同志于2018年11月22日参加了甘肃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职务任职资格考试，成绩不合格，2018年11月29日的补考自愿放弃，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国银保监会令2018年第5号）第九十七条第四款等相关规定，不同意核准其兰州七里河新华村镇银行董事任职资格。

　　记者查询到《中国银保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其中第九十七条规定了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拟任人应符合的基本条件，而第九十七条第四款则规定拟任人应符合“具有担任拟任职务所需的相关知识、经验及能力”的条件。

　　兰州七里河新华村镇银行此次拟任董事陈清流，由于未能通过相关的任职资格考试，而被监管部门视为不符合上述第九十七条第四款等相关规定，从而和此次的银行董事一职失之交臂。

　　然而记者注意到，在不予核准陈清流兰州七里河新华村镇银行董事任职资格一事的几天前，该银行另一位董事的任职资格则获得了监管部门的核准。就在2018年11月28日，甘肃银保监局筹备组批复同意核准杨海娣同志兰州七里河新华村镇银行董事任职资格。

　　当事银行为社区性金融机构

　　2013年10月，兰州七里河新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获得监管部门的开业批复。该银行为股份制的社区性金融机构，实行一级法人、分级经营的管理体制。

　　该银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功汉。同时，监管部门核准了该行李功汉董事长任职资格；核准孙芳该银行监事长任职资格；核准李彬该银行行长任职资格。

　　结合工商资料和该银行官网信息，兰州七里河新华村镇银行是由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作为主发起行并控股的村镇银行，于2013年10月在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等等。

　　记者注意到，工商资料中该银行的主要人员信息一栏，陈清流目前为银行董事。同时，陈清流也是该银行的自然人股东之一。股东及出资信息显示，陈清流在该银行持股600万元，以此计算其持股比例为7.5%，为该行并列第三大股东。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今日致电兰州七里河新华村镇银行，就上述银行董事任职资格未获核准一事等事项进行采访，该行市场部相关人士表示，银行办公室的人员暂时不在，不了解这个情况，随后挂断了电话。

　　基层金融机构专业人才匮乏

　　实际上，记者查询发现，类似的高管任职资格未获批的案例并非唯一。

　　例如，邯郸银监分局在2018年11月作出相关批复，内容显示鲁春刚同志不具有担任拟任职务所需的相关知识，不符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国银保监会令2018年第5号）“第七十九条申请中资商业银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拟任人应当符合以下基本条件：...（四）具有担任拟任职务所需的相关知识、经验和能力...”之规定，不予批准鲁春刚同志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临漳支行行长的任职资格。

　　也有因为申报材料内容不实而未获核准任职资格的情况。2017年10月，当时的中国银监会徐州监管分局审查后认为，江苏丰县民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报送的申报材料内容不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八条规定，经研究，不予核准王山峰任丰县民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副行长的任职资格。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8月份以来，已有30多人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未获监管部门核准。从不予核准的原因来看，在有具体解释的案例中，大多数是因为在知识水平审查环节，拟任职人员未通过任职资格考试或者专业知识测试，其中有多人是任职资格补考也不合格或是弃考。此外，未予核准的原因还包括“不具有担任拟任职务所需的相关知识、经验及能力”、“未能按时参加谈话，导致分局无法对该拟任人履行必要的考察程序”、曾被记过处分一年等等。

　　记者注意到，上述任职资格未获核准的案例中，涉及到的大多数是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等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也有部分是国有大行、股份行在基层县市的分支机构，这也反映出基层区县和农村金融机构专业人才的匮乏，专业知识和能力也亟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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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碧桂园管理层12年后，杨惠妍“毫无意外”的升任集团联席主席。

　　12月7日下午，碧桂园于盘后发布公告称，杨惠妍由公司副主席擢升为联席主席，即日起生效。经调任后，杨惠妍将负责协助董事会主席杨国强处理集团日常工作，并负责集团的战略投资及基于现有业务的新业务探索，例如新零售业务，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同时，她将继续担任该公司的执行董事。

　　同时，公告还指出，集团近年来业务稳健增长，并积极探索农业、机器人等新业务板块，设置联席主席有利于促进董事会的有效运作。

　　对此，业内分析认为，此次人事变动并不代表着 64岁的杨国强会就此退休。今年3月份，有媒体曾向杨国强抛出何时退休的问题，他当时表示自己偶尔也想过，但女儿激励他“你看李嘉诚做了多久才退休？”

　　碧桂园方面也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杨国强将继续担任领导董事会、监督董事会运作的负责人，并履行公司组织章程细则、企业管治守则及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所规定的主席角色。

　　公开资料显示，现年37岁的杨惠妍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获颁市场营销及物流专业学士学位。2005年加入碧桂园集团担任采购部经理，2006年进入董事会获委任为执行董事，2012年3月被委任为集团副主席，主要负责制定集团的发展策略。

　　据悉，杨惠妍绝大多数时候处世为人都相当低调。在此之前多数公众对这位新任联席主席的印象，还停留在拥有巨大财富的层面。2007年碧桂园上市前夕，杨国强曾将当时价值上百亿元的公司股权悉数转让给杨惠妍，由其代表家族持有该等股份。这也让时年25岁的杨惠妍以160亿美元的身价，被福布斯评为2007年中国内地首富。此后10多年里，她亦多次登上各类富豪榜单。

　　一位接近碧桂园的业内人士称，过去十几年，杨国强对杨惠妍着力栽培，很早就让她旁听并参与公司高层会议，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杨惠妍积累了丰富的企业管理和战略决策方面的经验。“杨惠妍在副主席这个职位上历练6年，行事作风稳重、低调、内敛，工作能力已获得碧桂园董事会的高度认可。同时，其成功主导的教育和物业板块的成功上市，也成为她担任副主席以来最大的加分项。”

　　目前，杨惠妍还担任着碧桂园旗下上市公司博实乐教育集团董事及主席。2017年5月份，博实乐教育集团（原碧桂园教育集团）在美国纽交所主板上市，之后迅速开启全球发展战略，市值一度突破百亿元。

　　10个月后，碧桂园又宣布分拆物业板块在香港上市的计划。短短三个月后，碧桂园服务便成功登陆香港资本市场，上市首日市值突破250亿港元，荣登港股物业板块市值的龙头宝座。

　　“物业板块的上市，就是在杨惠妍一人主导下完成的。”碧桂园内部人士曾向《证券日报》记者透露。而在港股走势低迷的背景下，碧桂园服务依然保持稳健而强劲的势头，截至12月7日，碧桂园服务市值已达316.5亿港元。

　　评论人士认为，杨国强对于子女的培养思路和公司高管团队的安排，与李嘉诚的思路十分相似。香江首富李嘉诚于今年3月份正式宣布退休时，已经是90岁高龄。李嘉诚勤勉工作了几十年，被冠以“超人”称号，他悉心栽培的两个儿子也不负众望。通过帮助李嘉诚分担公司事务，李泽钜迅速成长，25岁就成为了长实的执行董事，35岁获任公司副主席及董事总经理。

　　“新职务意味着杨惠妍未来将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工作，全面接手公司将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而在正式接班前，杨国强仍将是这家房企巨头的压舱石。”上述业内人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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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以下简称“互金协会”）于2017年6月份建立了集中式、防篡改的全国互联网金融登记披露服务平台（以下简称“登记披露平台”）。目前，共有119家网贷机构接入登记披露平台，集中开展信息披露。

　　《证券日报》记者获得统计数据显示，共有79家网贷机构按在12月7日前披露了11月份运营信息。按照《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个体》（T/NIFA1—2017）团体标准规定，从业机构应在每月前 5 个工作日内，向公众披露截至于上一月末经信息中介机构撮合交易的信息、也就是说，仅有66.39%的网贷机构按规定时间进行披露。

　　据第一网贷统计，截至11月底，前述79家网贷机构投资人（出借人）共519.32万人，环比降0.71%；借款人1760.74万人，环比降0.5%；借贷余额4729.69亿元，环比下降0.65%；逾期金额70.64亿元，环比增加5.61亿元。

　　深圳市钱诚互联网金融研究院负责人胡尔义对《证券日报》记者指出，“三查”即将完成，网贷备案在即。鉴于中国互金协会协会的行业基础设施和专业优势，以及网贷的特性，建议将网贷平台备案权，交给互金协会。

　　借贷余额4729.69亿元

　　环比下降0.65%

　　《证券日报》记者从第一网贷获得的数据显示，11月底，上述79家机构，累计借贷金额28634.99亿元，环比增加442.73亿元，增幅1.57%；累计借贷笔数17086.54万笔，环比增加255.39万笔，增幅1.52%；累计出借笔数93040.38万笔，环比增加3006.10万笔，增幅3.34%；借贷余额笔数2693.97万笔，环比增加22.98万笔，增幅0.86%；利息余额510.83亿元，环比减少4.55亿元，降幅0.88%；累计出借人数量2829.30 万人，环比增加21.35万人，增幅0.76%；累计借款人数量5577.70万人，环比增加97.46万人，增幅1.78%；当前出借人数量519.32万人，环比减少3.72万人，降幅0.71%；当前借款人数量1760.74万人，环比减少8.82万人，降幅0.5%；逾期金额70.64亿元，环比增加5.61亿元，增幅8.63%；累计代偿金额385.75亿元，环比增加19.49亿元，增幅5.32%；项目逾期率2.07%，环比上升0.16个百分点；金额逾期率1.49%，环比上升0.13个百分点。

　　而在11月份，该79家网贷机构成交额共计442.73亿元，占全国网贷成交额928.05亿元的47.71%。其中，49家机构成交额环比增长，增长额最多的前三家分别是爱钱进、宜人贷和微贷网；26家平台成交额环比减少，占比32.91%，减少额最多的前三家分别是向上金服、陆金服和抱财网。

　　截至2018年11月底，该79家机构借贷余额4729.69亿元，环比下降0.65%。其中48家平台借贷余额增加，占比40.34%，增加额最多的前三家分别是宜人贷、爱钱进和翼龙贷；30家平台借贷余额减少，占比25.21%，减少额最多的前三家分别是懒投资、新新贷和你我贷。

　　机构主动披露信息

　　意愿不断提升

　　随着接入的信息中介机构不断增加，登记披露平台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各家机构主动披露信息的意愿不断提升，披露信息的及时性、完整性、规范性日趋完善。

　　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互金协会还完成了银行资金存管信息、项目信息等披露功能的开发，并做好了对外开通该项功能的准备。

　　有业内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登记披露平台的功能不断完善，披露内容不断丰富，登记披露平台在提高行业透明度、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方面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目前，互金协会不仅逐步建成较为完整的大数据统计体系，同时已逐步形成较为完整的风险监测体系，具备了宏观和微观监测相结合的能力。互金协会综合运用掌握的统计监测、登记披露、信息共享、举报等数据，不断加强网贷机构违法经营活动、个人借贷信用等风险源的监测，及时准确掌握平台底数和风险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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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凯怎么也没有想到，作为一个学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他会在浙江的一个小山村里经营民宿扎下了根。

李凯的民宿在梅源村云和梯田旁，位于浙江丽水市云和县，云和是丽水“九山半水半分田”地质特征明显的九个县之一。

在丽水，“开门见山景溪流，临窗望云卷云舒”的景象可谓处处可见，但在早年间，却因农耕时期的“人地矛盾”突出，越来越多的当地人选择外出求生，让这里成为全国知名的侨乡。



12月初，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通过实地走访丽水的山村田野后发现，如今，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越来越多类似李凯这样的外地年轻人来到丽水，昔日分散而破落的小山村，通过发展民宿产业等新的乡村产业形态，带动当地农民逐渐归巢创业，这一新的乡村发展轨迹，正改变着当地农村的面貌。

实际上，丽水乡村的发展转变背后，除了受益于当地的自然山水风光之外，丽水正在探索推进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改革，是盘活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创新，为社会资本和产业进驻农村打通了制度通道，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核心驱动力。

在此基础上，丽水还将计划“第二轮”改革，通过一系列政策，让“乡愁”效应吸引当地城市人口前往乡村地区创业和短时居住，为更多的城市资本和人口要素重新回归乡村，盘活农村闲置资源提供源源动力。

宅基地使用权可抵押
初见李凯时，他显得心事重重，一连好几天为如何扩大自己创办的民宿品牌增加经营体量而发愁。

“如何筹钱和解决当地农房的租赁问题是关键。”李凯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2015年计划在云和梯田创办精品民宿的时候，遇到的最大困难便是资金问题，为此他不惜转让了在县城的经济型酒店，同时还要为满足银行贷款条件，到处找当地人做担保。

李凯担忧的问题，实际也是此前不少来此投资民宿的创业者的关键阻碍。如今在浙江丽水，这些难题都已经有了解决方案。

在采访中，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当前丽水在落实推进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举措中，正探索推动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抵押的相关工作。在保障宅基地和农房的“所有权”和“资格权”基础上，对“使用权”流转进行了试点与创新。

其中，最核心与关键的创新探索在于打通农村宅基地和住宅的确权抵押、银行信贷等过去试点工作中的“症结”之处。

今年5月，丽水市国土资源局正式发布了《丽水市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改革主要内容为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放活用好宅基地及农房使用权，并在丽水的莲都、青田、松阳和遂昌四个县（区）开展首批试点工作。

其中在“放活宅基地使用权”方面，上述文件明确了“允许个人和社会工商资本通过签订宅基地及房屋流转协议，将流转取得的宅基地及房屋使用权用于民宿、农家乐等经营（期限不得超过20年）”主体内容。

浙江省丽水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周乐均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称，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关键，一方面是需要法律的认可，流转使用不超过20年正是基于此；另一方面则必须要和金融系统进行衔接，使得宅基地使用权能够实现抵押。

为此，今年8月28日丽水市国土资源局与丽水市人民银行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抵押融资工作的指导意见》，并统一在松阳、青田、莲都和遂昌四地开展了首批试点。

“丽水为推进使用权流转，先后与当地法院和人民银行进行了沟通，让宅基地使用权明确了合法的流转期限，以及拥有债权抵押的资格。”周乐均告诉记者，市国土资源局为此还首创了《丽水市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使用权流转合同》以及配套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相关不动产权证登记制度。

在具体操作方式上，只要出租的农村闲置农房具有确权后的产权证，房主和租客就可以到当地的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该农房的使用权流转证。在此基础上，租客就能够凭借宅基地使用权证到银行办理融资业务。

“既为农民增加了收入，也为农房的租客提供了资金保障。”周乐均介绍称，宅基地流转的合同期限根据双方需求灵活设置，对于租客来说，有了使用权流转证之后，在经营的过程中也可转让其使用权，同时剩余时限的宅基地使用权还可再进行流转和抵押。

统计资料显示，截至目前，全市已经办理“宅基地及房屋使用权”证书27本，办理抵押登记9宗，贷款金额220万元。

“银行十分看重担保。”李凯告诉记者，2017年决心在云和梯田旁的山脚下租用当地农房再增加一个民宿项目时，尽管当地银行对其一期项目经营的情况已经比较了解，但出于程序要求，还是要求他必须找到梅源村当地人作为贷款担保人才可以放款。

“实际上，作为外地人能够找到一个为你承担风险的当地担保人，并不容易。”李凯感慨道，在新试点的制度下，进驻农村的资本和产业，就有了一定的融资渠道和权益保护基础，为像他这样有意在农村地区将产业做大做强的人，提供了制度保障。

流转对象“扩围”
事实上，丽水探索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政策并非毫无基础，在探索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和房屋抵押贷款方面，皆有相关政策探索的制度先行经验。

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发现，2016年，丽水青田县被列入全国农房抵押贷款试点县，彼时就为农房抵押贷款登记创建了一些试点经验。截至今年8月末，青田县累计发放农房抵押贷款2586笔，贷款总额5.52亿元。

而其中最关键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探索，则早已在云和县有所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不在当前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改革试点的四个县（区）范围内，但丽水云和县早在2013年就被列入国务院首批扶贫改革实验区，已开始探索通过深化异地搬迁安置方式创新、开展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试点，以推进空闲农房“二次创业”的相关探索工作。

只不过，与当前正在推进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举措不同的是，彼时的政策内容对使用权流转圈定了严格的适用范围。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需在符合“一户一宅”等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允许云和县农村村民在县域规划区102平方公里之外向本县农村村民跨社进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目前，云和县已经办理189户村民的宅基地流转，面积19535平方米，其中空闲宅基地36宗，面积3240平方米，流转金额1868万元。

但是，这一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在于无法导入外界资本和管理理念，使得乡村旅游产业在无法提质增效的基础上，还面临着市场炒作且“有些混乱”的尴尬局面。

李凯告诉记者，在云和高端民宿没有出现时，很多农家乐的兴起和低端民宿的兴建，让当地的农宅租金价格上涨很快，一些位置并不好的农宅甚至叫价都达到了5万元每年的租金。

两相比较之下，不难发现，正在丽水其他四地试点推进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无疑将流转的对象进行了“扩围”：从“本县农民村民”及“跨社”推向了全国范围内符合条件的流转对象。

云和县旅游局副局长穆晓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坦言，此前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只是在内部之间流转，无法为乡村产业发展带来有益的资本和经营，长期而言，并不利于乡村产业的发展，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就需要有一定的跨越性。

“需要有行业引领者，这是本地之间流转所面临的关键瓶颈问题。”穆晓通认为，通过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让城市资本进驻乡村的同时，也能够为其带来全新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对引领农村旅游产业发展至关重要。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扩容之后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让不少社会资本开始陆续进入丽水的农村地区，在带动当地农民就业增收的同时，也引导从事乡村旅游产业的当地农民，扭转自身传统的经营理念。

在丽水莲都区利山村，记者采访时看到，于2009年开始动工并经过全面规划翻新改造后的畲族村落，青砖白墙，富有民族特色的房屋建设依次排开，村落四周则被青山围抱，中间近70亩的水田被改造成为荷花景观带，成为当地特色乡村游中的关键元素。

据介绍，2012年建成完工之后，利山村便引进了丽水市年利来农业综合开发公司参与开发，通过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先后将50间农房改造成为标准型的度假客房，并实现统一管护与经营。

在此基础上，通过租用民房和村集体闲置资产、流转土地、带动就业以及销售农产品等方式，每年可为当地村民带来工资收入近70万元，房屋租金收入约20万元，以及土地流转租金收入约15万元。

丽水市国土资源局不动产登记局局长潘孙伟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丽水当前的闲置农房共计约有4.5万亩，违建去除之后，如何将闲置宅基地盘活，仅靠在当地范围内流转显然还不够。由此，在严格保障所有权和资格权不变的基础上，通过将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制度打通，更要为乡村引入外界资本与产业的进驻带来便利的渠道。

让城市人回归田园
基于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制度探索，让与乡村土地有关的产业导入有了更大更多的可能性。

在李凯的扩张计划中，乡村民宿的分布格局也并不局限在云和梯田一个地方，且产业发展与其所依附的乡村资源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现在我的观念发生了转变，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想着买一个农村的宅地更有安全感，反而是觉得在有制度保障的条件下，租15年时间也已经足够，期满之后或者在这期间，我可以通过扩张去更多的地方做大做强。”李凯如是表示。

事实上，李凯所言的在农村购置宅地，并不符合我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城市人进入农村购置宅地”更是被明令禁止的基本法律红线。

正是丽水探索推进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城里人和资本进驻农村成为一种可能。这也正是当前丽水在探索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之后，正在尝试探索推进的“第二轮”相关改革任务。

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当前社会资本和产业进驻乡村绝大多数都是瞄准当地的旅游资源。尤其是民宿产业发展，风景要素十分关键，这对于更广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和产业而言，并不具有很强的复制意义。

由此，酝酿中的丽水宅基地使用权改革“第二轮”举措，正是针对这一现实而言。

在采访中，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当前丽水市正在通过宅基地使用权改革的政策试点，力图推动更多的当地城市人口回归农村创业和短时生活创造条件，通过“乡愁效应”真正为乡村振兴积聚人口和资源等核心要素，带动乡村的发展。

潘孙伟向记者透露称，丽水当前共有闲置宅基地共计约4.5万亩，去除违建之后，如何将这些散落在农村的“沉睡”资源盘活更加重要。一方面要继续引进和推动民宿与农家乐等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乡协、创业回归青年等力量，让更多的主体参与到盘活农村农宅中去。

“通过出台一些规划、布局、重建和可适当移位的归纳政策，让农村的房子能够修缮并真正用起来十分关键。”潘孙伟告诉记者，类似政策的前提条件则必须要以房主的名义，因此也并不涉及其“三权分置”中的所有权和资格权问题。

通过这类举措的出台，发展益处也十分明显。其能够规避乡村旅游重风景要素的弊端，吸引更多的城市和资本力量进入到那些位置、景色资源并不好的农村老宅中，让闲置的资源能够被利用起来。

“类似本地城市人周末能够回到农村租个地方住，顺便种个菜正是我们的发展方向。”周乐均告诉记者，这些设想也仅是未来的工作计划，眼下丽水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改革的关键是要获得上位法的支持。

周乐均表示，丽水在当前的探索过程中，摸索出来的一些改革举措，有些内容还没有相关法律上的规定，特别是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证，更是从所有权的基础上分离出来的一个确权证明，虽然客观存在，但还没有上位法方面的定位与支撑。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丽水在推进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改革的过程中，除了要面对上位法缺失的关键问题之外，农户对使用权的认知普及和农宅产权证的确权登记，都是当前改革推进过程中所需要不断解决的核心问题。

“此外，还需要一定的考核机制，不能仅靠国土一个部门去推动。”周乐均表示，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涉及确权发证、两违处置、修缮审批、规划布局等多个部门和领域，更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如果要推进“第二轮”改革势必需要更多的政府管理主体能够参与其中。（编辑：耿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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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阿里影业（01060.HK）发布公告称，阿里巴巴(NYSE:BABA)将增持阿里影业股权，由49%提升至50.92%。根据协议，阿里影业将以每股1.25港元向阿里巴巴集团发行10亿股新股，通过这次股票发行筹集总额达12.5亿港元。交易完成后，阿里巴巴集团将对阿里影业实现实质控制，并在阿里影业董事会拥有大多数席位。本次交易将在达成惯例成交条件后完成，包括获得阿里影业独立股东以及香港联合交易所的批准。

11月8日，阿里影业发布截至2018年9月30日的半年财务业绩。财报显示，阿里影业营业收入达到15.32亿元人民币，较上一年同期六个月的11.84亿元人民币，增长率达到29.4%；经营净亏损为1.54亿元人民币，较上一年同期的4.31亿元人民币大幅缩窄64.1%。

对于此次增持，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张勇表示，阿里大文娱在执行层面上已取得丰硕成果，期待阿里影业在内容制作和发行渠道方面，与集团相关业务进一步整合和协同。“此次增持更是集团为阿里影业投下的信心一票，我们将继续通过资源投入及生态优势，支持阿里影业把握中国电影业蓬勃发展所带来的机遇。”

阿里影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樊路远认为，作为一家影视互联网公司，阿里影业可以利用阿里在大数据技术及电商方面的优势，加强与优酷、大麦网、阿里文学等大文娱业务的合作。“阿里影业成为阿里巴巴集团的子公司，让我们倍感振奋。”

目前，阿里影业依靠“数据+生态”的力量，着力打造涵盖互联网宣发、衍生品变现、影视金融服务的端对端产业链。公司近日宣布启动“锦橙合制计划”，希望在未来五年内推出20部合制优质电影，旨在赋能行业合作伙伴，创造更多变现机会，满足娱乐业内日益增长的需求。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还注意到，此次增持，于阿里影业更像是一场“历史性回归”。2014年6月25日,文化中国发布公告称，确认阿里对公司新股认购事项已完成。阿里成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该公司股份近60%，文化中国随后更名为阿里影业。这意味着，阿里踏入影视制作领域。

2015年4月8日,娱乐宝和淘宝电影并入阿里影业。其中娱乐宝为“金融”+“娱乐”的创新型产品,用户可以以小额投资于电影、电视剧、综艺等节目的制作,其预期年化收益 7%,并有机会享受剧组探班、明星见面会等娱乐权益;淘宝电影便是著名线上票务平台“淘票票”前身。2015年4月22日,阿里影业再次并购本地影院票务系统服务提供商“粤科软件”,粤科软件的加入,助推了阿里影业互联网宣发业务,再加上阿里影业之前的宣发体系,同效同进,互联网宣发业务在 2015、2016 年成为了阿里影业最赚钱业务。随着阿里影业2014—2017年亏损一直在扩大,阿里巴巴将其从控股转成参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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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距离金立最新召开的供应商债权人会议已经过去9天，但金立还是未给出明确的债务解决方案，它的众多供应商焦虑万分。

“我的人生安排被彻底打破！”近日，金立供应商程芮(化名)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情绪有些失控。

《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发现，由于金立 “出事”，它的供应商们也已成最大输家。

由于董事长涉赌，金力因此深陷债务危机，面临着巨大的经营压力和资金困境，不过，它仍旧不想放弃自救。

然而，对于金力的自救之举，有业内人士认为，金立是中小品牌手机生产商，其生存空间正被不断压缩，想要重整复兴，难度很大，而当前，它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债务问题。

债务从170亿变280亿
11月28日，在金立召开的供应商债权人会议上，金立和大额供应商们基本达成了破产重组的协议，并讨论将以债转股的方式解决目前的债务问题。根据当时的会议讨论结果，具体方案预计一到两周之内出台。然而，直至记者截稿之前，供应商们依旧没有听到更多的相关消息。

“压力真的太大了。”一名金立供应商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如此感叹。

金立董事长刘立荣曾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这样透露，目前金立所欠债务约为170亿元。而据此前其他媒体报道，在11月28日的债权人会议上，金立重组顾问富海银涛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海银涛”)给出的债务数据为281.7亿元，比刘立荣给出的数据高出110多亿元。

针对上述有关问题，《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金立相关负责人，但对方未给予具体答复，仅表示：“重组关键时刻，暂时不回应。”

对金立而言，由董事长涉赌上百亿元而引发的风波还在持续发酵；对供应商而言，他们正焦虑地等待一个结果。

被外界视为“气数已尽”的金立将去向何处？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在金立事件中，很难说有赢家，尤其是产业链上的供应商，中小企业，可能是最大的输家。

中小供应商受累
“我们一直信任金立，但没想到最终会是这样的结果。”程芮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程芮感叹，现在她非常后悔，“做生意就不能讲什么感情”。据其介绍，金立拖欠公司1800多万元，这对原本经营不易的中小企业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据程芮介绍，她的公司专门生产手机配套礼品定制，与金立的合作时间长达八年。回想这八年，程芮本以为双方建立起了足够的信任，但不曾想到公司最终没能逃过一劫。

“2013年到2015年，金立的回款都非常好，虽然也曾出现过拖欠款现象，但一般也就一两个月，并且最终货款都能一次性回来。2016年的时候，金立欠款情况开始变得比较严重，一拖欠就是半年，我本来已经不太愿意再与金立继续合作，可考虑到合作了这么久，念及情谊便继续给他们供货。但是2017年1月之后，金立就再也没有回过款了。”提起这番经历，程芮深感无力，“一旦不回款，公司经营就面临很大的问题。现在，我的人生安排以及对孩子的教育规划全部都被打破了。”

金立供应商李想(化名)对《国际金融报》记者透露，“损失非常惨重，金立欠我们将近4亿元。”他感叹，“中小民营企业不像上市公司，现在我压力太大了。”

在金立陷入债务风波之后，如程芮、李想这样的金立上游供应商纷纷陷入了经营困境。据界面新闻报道，这类大小供应商合计有400多家，合计被欠款约50亿元。

11月28日，金立在其深圳总部召开了一场面向供应商的债权人沟通会议，这是继11月23日，金立召开面向银行金融机构债权人的会议之后，又一次直面债权人的诉求。

据悉，这次会议主要由债务在8000万元以上的大额供应商参加，其中包括深天马A、欣旺达、维科技术以及领益智造的全资子公司东方亮彩等公司。会议主要商讨了金立的债务处理方案和未来出路，目前，部分供应商已同意金立破产重组并讨论将以债转股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但具体的方案尚未成型。据此前媒体报道，也有部分供应商希望金立选择破产清算，以便自己能尽快收回部分欠款。

针对会议协商的有关问题，《国际金融报》记者电话采访上述几家上市公司供应商，但官方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程芮则明确告诉记者，11月28日之后，她收到了金立发送的会议信函，但在她看来，当天的会议对中小债权人来说，并无多大益处。

资不抵债
对于金立所欠债务方面，刘立荣曾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透露，目前金立欠债约为170亿元，其中包括银行债权人债务约100亿元，供应商债务约50亿元，广告供应商债务约20亿元。据《上海证券报》此前报道，一份金立主要资产及抵押情况的图表显示，在2017年12月31日之前，金立的总资产和总负债约为201.2亿元和281.7亿元，彼时的净负债已经高达80.5亿元，该数据与11月28日会议现场富海银涛出示的数据相吻合，但这一数据并未得到金立方面的证实。

有业内人士认为，尽管金立的债务数额到底是多少尚不确定，但金立资不抵债的困境已成明显事实，这也是供应商们担忧的根本来源。

“我们应该通过什么路径把钱要回？”供应商崔毅(化名)对《国际金融报》记者提出这一疑问。

李想则表示，“我同意破产重组，但绝不同意债转股的重组方案。”他认为，金立在之前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尚且无法挣钱，在如今资不抵债的情况下恐怕经营会更加困难，无法保证赚钱，这对将债权转化成股权的供应商来说，显然是极为不利的。

“如破产重组的话，我们现在已很为难，不能接受债转股的方式；而破产清算，对我们也不利。”程芮直言，这是一个两难选择。

重庆圣世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翰笙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常情况下债转股对公司比较有利，所谓债权是指公司欠债，这个终究是要还的；但股权是一种投资权益，如果公司因经营不善导致亏损的话，股权投资人不能要求公司还钱。债转股的方案，实际上是通过消灭债权的方式，把债权人变成股东来共担公司经营的风险。

陈翰笙还认为，相比于破产清算，破产重组对债权人来说更有利，因为破产清算一般是在公司资产资不抵债的情况下进行，普通债权人往往只能受偿一部分。但他指出，选择破产重组必须是基于企业还有引入资方继续经营的价值。

事实上，目前金立依旧拥有一定数量的资产，包括其持有的微众银行3%的股份和南粤银行9.49%的股权，以及金立在深圳的在建写字楼——金立大厦。

按照刘立荣此前对外透露的说法，如果把持有的微众银行股份和金立大厦资产出售，预计可以回笼70亿元资金，南粤银行股权估值也接近20亿元。

上述富海银涛在11月28日召开的会议上，也提到金立拥有总资产201.2亿元。据悉，该公司是金立的重组顾问，在获得大多数供应商的认同之后，将接手推动金立重组。对于重组情况，《国际金融报》记者电话采访富海银涛，对方表示，“不便透露。”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金立大厦资产在欧菲科技、深天马A等申请财产保全后，目前处于冻结状态，南粤银行股权在上海唐神广告公司申请财产保全后也遭到冻结。

继续手机生产？
对于程芮、李想等供应商而言，他们急切等待重组结果，同时盼望着尽快将货款拿回。

而对金立来说，眼下除了需要安抚供应商并解决债务问题，还需要规划下一步走向。据了解，在11月28日的会议上，金立决定重组之后将继续进行手机生产和销售，并进行物业管理。

第一手机界研究院院长孙燕飚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分析，金立作为曾经红极一时的手机品牌，在市场上依然存在一定的影响力。

公开数据显示，巅峰时期，金立手机年销量为3000万部左右，并聘请冯小刚、余文乐等明星代言，同时赞助多个综艺节目。

在供应商的眼里，高光时刻的金立，出手都是大手笔。

“事实上，我们的产品并非手机配件必需品，金立完全可以控制这个费用，但金立在形势变坏之后依旧没有收缩战略，现在把我们给‘坑’进去了。”程芮和《国际金融报》记者谈到这里，情绪显得有些激动。程芮称，金立将其公司产品转卖给经销商并从中获益，然而，他们的应收货款却被金立一直拖欠。

“刘立荣行事风格武断，经常一言堂。”李想在谈及对金立和刘立荣的印象时，这样告诉记者。

他认为，金立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必然的。

针对是否继续生产手机的有关问题，金立方面没有回应。

但综合各方消息来看，主营手机业务的金立很难轻易放弃这一市场。此前，金立方面对外界表示，金立手机目前的渠道依然具有价值，金立可以不生产手机，而直接找其他ODM厂商代工，通过金立的渠道销售，依然卖金立的牌子。这意味着金立很有可能在未来脱离重资产模式，而选择以小团队的方式运营金立的品牌。

孙燕飚认为，金立是一款老牌手机，尽管目前身处漩涡，但仍旧拥有一批忠实用户，品牌价值依然存在。

2018年8月，市场调研机构赛诺公布了2018年上半年国内整体手机的市场销量，金立总销量为377万部。尽管和华为、小米、OPPO，vivo数千万销量不在一个级别，但仍旧挤进了前十，排名第八位。

然而，继续生产手机的计划也引起了部分供应商的质疑，据《中国证券报》报道，一名供应商质问：“一个负债累累又信誉破产的公司，在技术流失、渠道消失、启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如何白手起家？”

这是摆在金立面前的一大难题。

11月30日，《国际金融报》记者实地走访上海数码产品集散地——徐家汇太平洋数码广场，甫一进场就被热情的经销商老板咨询是否要看手机。然而，他们主要宣传和售卖苹果、华为、小米、OPPO、vivo等主流一线产品，整个数码广场也几乎被这几家手机品牌的logo覆盖。

记者向多名经销商老板询问是否卖金立手机，对方纷纷露出诧异的神色，表示，“现在买金立手机的人真少了。”

一名经销商李林(化名)在查询后台数据后对记者表示，“没有金立手机了，前两年还卖这个牌子，现在都没货了。”另一名经销商在听到记者询问金立后，果断表示，“不卖了，这个牌子现在都在申请保护中。”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天目中路新梅大厦九楼的金立手机维修中心。这一维修中心集合了金立、努比亚和一加等品牌，目前正常营业。记者发现，金立的logo挂在一个角落里，柜台前没有工作人员，但整个维修中心有一名员工，沙发上坐着四五名顾客。这名员工对记者表示，“金立手机可以修，这里是市区唯一一家金立维修网点。”

孙燕飚称，金立的走向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答案。“金立目前面临的问题还说不清原由，到底是因为赌博事件还是因为原本就经营不善。但它给人一个启示，就是一家企业无论做得有多成功，每一步决策都不能冒进，没有计划的冒险一定会导致失败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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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今天宣布，福特汽车大中华区市场及销售副总裁、全国销售服务机构总裁李宏鹏因身体及家庭原因提出辞呈并获批，福特汽车中国市场及销售副总裁刘曰海将代理全国销售服务机构总裁一职。

据了解，今年4月25日，李宏鹏辞去奔驰销售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职务，加盟福特，任期至2018年12月31日。7月1日，长安汽车和福特汽车组建了新的全国销售服务机构，取代了原有的长安福特汽车销售公司，并作为独立的业务部门直接向长安福特董事会汇报，李宏鹏担任联合销售机构总裁一职。

在李宏鹏加入福特之前，他曾任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一职。在职期间他带领团队组建了一个高效、盈利能力强的全国经销商网络，实现在华销售连续多年稳定增长，并促使中国成为梅赛德斯-奔驰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

有媒体报道，福特汽车公司集团副总裁、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陈安宁曾对李宏鹏先生进行了多次挽留，并对其最终决定表示遗憾与理解。但业内也有很大的质疑，李宏鹏的离职与不久前陈安宁的加盟有关。

作为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的一部分，李宏鹏负责的全国销售服务机构取代现有的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并作为独立的业务部门直接向长安福特董事会汇报。7月1日起，全国销售服务机构逐步承担起福特品牌在华所有乘用车的市场营销、销售及服务业务职能。

今年福特在中国汽车市场的销量下滑严重。据乘联会提供数据显示，11月长安福特销量较去年同期下跌70%，仅为2.4万辆，前11月长安福特累计销售35.9万辆，同比跌幅达到51%。在美国市场，根据11月份美国汽车销售数据，销量同比下降6.9%至19.6万辆，其中旗下卡车和SUV的销量11月分别下降2.3%和4.9%，乘用车销量则下降了19.5%。

与此同时，上周福特在全球范围将计划裁员2.5万人。据了解，10月福特曾宣布了一项110亿美元的重组计划，现金成本约为70亿美元，但尚未提供任何细节。对此，摩根士丹利分析师称，“根据福特的计划支出，这可能意味着最多关闭20家工厂和裁减5万名员工。我们预计，福特的重组计划将在全球裁员2.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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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受市场热捧的苹果，正在为促进新款手机的销售而努力，不遗余力地推各种促销活动。

继在日本为运营商提供补贴促使运营商以三折销售iPhoneXR之后，近日苹果又在美国官网上推出新的促销优惠活动，用户可以折价换新：用旧iPhone7Plus换购iPhoneXR的方式购买这款新机，价格也会更优惠。

近日，又有业内人士透露，苹果准备启动新生产计划，有计划地减少新iPhone生产线，或重启iPhoneX生产计划。

业内人士认为：“这次苹果采取对iPhoneXR等部分机型进行降价，是由于其前期预期过高，形成了巨大库存，苹果需要通过促销等方式消化库存。”

急需清库存？
曾经，乔布斯在全球掀起了一股“苹果热”，凡是新款iPhone上市，用户就纷纷排队到AppleStore购买，甚至不惜高价从黄牛手中购买。

而如今，为了提高销量，苹果不惜使出多种“促销手段”。据了解，苹果近日向老款iPhone推送信息，对新款iPhone进行宣传，同时，苹果方面宣称用户可以通过旧款iPhone更换iPhoneXR，从而刺激iPhone7以前的老用户换新，苹果这一系列的动作被外界认为是“公司正在进行打折促销，变相降价”。

苹果此次动作是在手机销量出现下滑的背景之下采取的。今年，苹果推出的iPhoneX、iPhoneXS以及iPhoneXR系列手机在市场上反响平平：首卖销量明显不及预期，而第三方平台的首发跌破了官方售价，在市场上的实际销售价格更是一路走低。两款新iPhone上市首周销量就未达到预期，中国的零售商甚至上市两周就降价销售，创下了iPhone上市降价最快纪录。

iPhoneXR上市首周销量较预期低10%，同时业界传出iPhoneXR砍单三分之一的消息，多家苹果供应商表示已接到苹果调整生产计划的通知。

实际上，苹果手机销量上的危机在去年就已显现，其推出的iPhoneX减产，去年全年出货量下滑了0.2%，并早早就进行下架处理。

第一手机界研究院院长孙燕飚表示，苹果此次所采取的促销行为，是在市场激烈竞争的巨大压力下所进行的清理库存的动作。“苹果近年来对手机一路提价，销量却持续下滑，这说明其在策略上已存在问题。这次苹果采取对iPhoneXR等部分机型进行降价，是由于其前期预期过高，形成了巨大库存，苹果需要通过促销等方式消化库存。从长远来看，苹果的其它新款机型可能会跟着降价，这是其面临其它手机厂商严重威胁下的必然结果。”

业内人士认为，面对今年仅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苹果认识到这可能导致今年第四季度的iPhone销量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才不断推出降价优惠举措，这是迫于业绩压力所做出的举动，同时也显示其在定价策略上的失误。

在定价上失策？
在iPhone本就被质疑创新不足，iPhoneXR的用料又被指较为“廉价”的情况下，苹果依然选择高定价的策略，广被业界和市场诟病。

IHS手机市场高级分析师李怀斌表示：“苹果今年新推出的新款手机定价较高，对其整体销量影响较大。从去年的iPhoneX开始，苹果手机的销量就开始下滑。而今年其推出的新款手机也仅是在去年的基础上进行延续，没有太大变化，创新性较弱，但却维持了高定价，这并没有受到市场认可。高价对苹果手机的销量影响很大，此次苹果采取的营销方式实则是变相给新机型降价，这种方式相对于老机型折现的方式操作更灵活。”

目前，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陷入停滞状态，2017年智能手机销量更是出现首次年度下滑。业内人士预计，今年或将延续去年下滑的势头。安卓手机企业为了赢得出货量正不断推出高性价比的产品，苹果却逆流而行，不断提高iPhone的定价，这是其新款手机未获得市场认可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怀斌认为：“苹果此举也是希望通过品牌黏性增加客户量。从苹果近期的一系列动作来看，其在硬件上的优势慢慢被削弱。国产手机成长很快，甚至在部分功能上已超越苹果，售价却低很多，对苹果构成严重威胁。可以看到，苹果持续采取的高价策略有判断失策的一面。”